斯大林-5

他走到桌边，环顾了所有在场的人，又坚决而且似乎是用威胁的口吻说：“立即出发。”大家都赞同地点点头。斯大林觉得，必须由中央不断发出强大的推动力来激发各司令部和部队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按照他的倡议和要求，瓦图京到黄昏时拟好了总军事委员会的又一份命令（由苏联元帅铁木辛哥任主席的大本营是第二天才成立的）。这份命令的草稿经过斯大林仔细修改。被称为第３号命令的这份文件相当长，因此我只引其中的几段：西北方面军、西方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及南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１．敌人由苏瓦乌基突出部对奥利塔，由扎莫希奇地区对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拉杰霍夫实施主要打击，在蒂尔西特、希奥利艾、谢德尔采、沃尔科维斯克方向实施辅助打击，在６月２２日一天中蒙受重大损失，在上述各个方向取得不大的成功。在与德国接壤的国境线其他地段上以及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国境全线上，敌人的进攻均被击退，并遭受重大损失。２．现提出６月２３至２４日各部队的最近期任务如下：（１）西北方面军及西方方面军应采用集中（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突击的办法包围并歼灭敌方苏瓦乌基集团，至２４日黄昏时占领苏瓦乌基地区；（２）西南方面军应以若干机械化军和全部空军，以及第５、第６集团军其他部队的集中而强大的突击包围并歼灭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及布罗德方向上进攻的敌军集团。到６月２４日黄昏时占领卢布林地区……接着命令具体规定了根本不实际的进攻任务。斯大林亲自口授的第４点说：在从波罗的海直至与匈牙利接壤的国境线上，我允许越过国境线以及不受国境线限制的行动。⑩三次使用“国境线”一词的句子结构本身表明，斯大林是“神不守舍”。这个命令由铁木辛哥、马林科夫和朱可夫签署。尽管朱可夫已经飞往基辅，斯大林仍旧命令署上他的名字。战争的第一个昼夜快结束了。斯大林还希望从纵深开进的兵团会阻止，然后粉碎入侵的德国部队。而且到晚上１０点钟时，瓦图京带来了总参谋部的战报，其中让人放心地归纳说：“红军野战部队的先头部队到达后，德军在国境线大部分地段的进攻已被击退，并蒙受损失。”紒紜矠大家有点活跃起来了，甚至是喜气洋洋。斯大林和他办公室里所有的人还不知道，德军在许多地方一昼夜间突入苏联领土达数十公里。从２３日早晨起，斯大林还抱有的幻想开始迅速烟消云散。他两次试图和巴甫洛夫本人取得联系。但两次西方方面军司令部都简单地回答说：“司令员下部队了。”从方面军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少将处也得不到一点确切的消息。于是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猜测：司令部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而且控制不了事态的悲剧性发展。而西方方面军司令部的确在一昼夜之后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我在这里引用两份巴甫洛夫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拟就并签发的文件（我保留了他的风格和书写法）：第５３５２号密码电报６月２３日２０点０５分第１０集团军司令员：机械化军为何不进攻？谁的过错。立即行动起来，不要惊慌失措，而要指挥。应当有组织地打击敌人，而不是无指挥地乱跑。您应当知道每个师的位置，何时采取何种行动及其结果……巴甫洛夫，福米内赫紒紝矠这位还能任职仅仅一周的方面军司令员从司令部所获得的零星消息中，在战争爆发后的第４天才明白了：敌军的快速集团两三天后就能从西北和西南方向逼近明斯克。在比亚韦斯托克突出部作战的方面军所属第３和第１０集团军各部队处境艰难。它们受到两翼迂回，一部分甚至被敌军绕到了后方。在这种情况下，巴甫洛夫决定退却看来是正确的，因为他看到在明斯克方向还留有一条５０至６０公里宽的走廊。但要实现这个决定却极其困难。这个命令是巴甫洛夫大将在这场战争中签署的为数不多的命令之一。这场战争对他来说只持续了一周多一点时间，而且他的生命也只剩下不足一个月的期限了。下面就是这个命令：第１３、第１０、第３及第４集团军司令员：今天，即６月２５至２６日夜间，不晚于２１点开始退却，各部应做好准备。以坦克为前卫，骑兵及强大的反坦克防御部队为后卫。这次行军应在强有力的后卫掩护下，昼夜兼程疾进。在辽阔的战线上甩掉敌人……应在一昼夜间一举跃出６０公里以上……允许各部队充分征用当地工具并征集任何数量的马拉大车……　　　　　　　　 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巴甫洛夫大将　　　　　　　　 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　波诺马连科　　　　　　　　 西方方面军参谋长　克利莫夫斯基赫紒紞矠巴甫洛夫在指示退却的最后路线时，并不知道部队已经没有燃料和运输工具了，它们在战斗的最初几天里被敌人夺走或是被摧毁了。各兵团零乱的退却是在德军空军握有制空权、敌军的快速集团迅速迂回运动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斯大林指望得到令人宽心的消息是没有根据的。事态的悲剧性发展日益加剧。此后几天内，特别是到月底时，斯大林终于意识到了致命威胁的规模，他在一段时间里简直丧失了自制力，处于精神极其压抑的状态。文件和当时见过“领袖”的人的证词表明，６月２８至３０日，斯大林极为沮丧和震惊，以致不能表现出自己是一个认真的领导者。他的精神危机是深刻的，虽然为时不算太久。而在这次危机到来之前，他曾试图采取一些措施，发布某些命令，尝试过给最高指挥机构打气。在２３日早晨讨论成立武装力量统帅部大本营时，他出乎大家意料，打断了讨论，建议在大本营下设立常任顾问室。马林科夫和铁木辛哥正在起草文件，他们交换了一个眼色，可是并没有表示异议。斯大林迅速地口述了常任顾问的名单。我在这里准确地引用这份名单，而且是按斯大林建议的原本。在大本营下设立大本营常任顾问室，成员有库利克元帅、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梅列茨科夫、空军司令日加廖夫、瓦图京、防空司令沃罗诺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日丹诺夫、马林科夫、梅赫利斯等同志紒紟矠。第二部第八章 丧魂失魄(4)作为政府决议发出的这份决定由波斯克列贝舍夫签署后，用电报发给各军区和方面军。是的，该室只存在了两星期，就悄悄地“寿终正寝”了，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我想，应当算作斯大林和总参谋部战前失误的还有事先不曾仔细地研究成立战时领导国家的特别机构——国防委员会，以及武装力量的最高战略领导机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问题。这两个机构是在战争已经开始之后才成立的。此外，总参谋部也被削弱了，我想提醒一句，总参谋长就接连换了三个。这些失误，还有其他的许多疏漏立刻就尖锐地显示出来了。从各方面军司令部来的零星消息、航空侦察所得资料和大本营全权代表的报告使斯大林陷入极端的惘然若失的状态。在听取瓦图京的例行报告时，他本人感受到几乎是令人麻木的惊慌不安。瓦图京字斟句酌，低声报告西方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试图进行反击，但空中掩护薄弱，行动不协调，炮火保障很差，因此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部队受到了巨大损失，继续退却。而且往往是凌乱的后撤。瓦图京补充说，处境特别艰难的是第３和第１０集团军各部。它们实际上已经被包围。德军的坦克纵队已逼近明斯克。“您说什么？逼近明斯克？！您怕是搞错了吧？！您这是从哪儿来的消息？”“不是，我没有搞错，斯大林同志，”瓦图京仍旧声音不高，用歉意的口吻回答说。“总参谋部派到部队去的代表的报告和航空侦察的材料是一致的。今天可以说，一线部队没能在国境线上阻住敌人并保证后续部队的展开。西方方面军的战线实际上已经被突破了……”６月２３日、２４日、２５日，更不消说２６日，斯大林已经料到边境上的战斗失败了，可是五六天里怎么会让德军深入苏联国土１５０至２００公里？！这简直不可理解！巴甫洛夫、库利克、沙波什尼科夫是干什么的？总参谋部为什么不去指挥部队？难道真是大祸临头了吗？军人们一声不响，听着斯大林恶狠狠的、令人难堪的唠叨，等到终于得到准许时，赶紧返回自己的总参谋部去了。斯大林并不知道，战争的最初几天里，各条战线都是乱糟糟的，有时简直是一片混乱。司令部不断发出新的命令和指示，而这些命令和指示又都落后于急速变化的形势。不仅处境危殆的西方方面军是这样，而且其他各方面军的情况也是这样。第８机械化军军长里亚贝舍夫后来回忆战争的最初几天时（在专送总参谋部的报告里）说：“直到２２日１０时，我才接到２６集团军司令员的命令，让我军在桑博尔市以西集结……我们行军８０公里后，在２３时到达指定的集结地区，而在２２时３０分又接到新的命令：２３日１２时前，我军应开到利沃夫以东２５公里处。这天下午，已划归第６集团军的我军又奉命开到亚沃罗夫地区……我们赶到了。２３时，西南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又给我们提出了新任务：开进到布罗德地区，２６日早晨在别列斯捷奇科方向对敌人实施突击。而在此以前，我军一昼夜半中行军３００公里……６月２５日，第８机械化军在布罗德地区集结。早晨转入进攻，获得局部胜利，但整个说来没有完成任务。燃料耗尽了。空中只有德军飞机。２７日４时，我们接到新的命令：全军后撤，作为方面军的预备队。我们开始后撤。６时４０分来了新命令：向布罗德—杜布诺方向对敌人实施突击。但部队已经开始后撤。１０时，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军级政委Ｈ·Ｈ·瓦舒金来到军指挥所。他以枪决相威胁，要求我执行命令。但部队已被包围。后来查明，方面军司令部原定的进攻已经取消了……直到７月２日，我们以两个师的兵力据守时，才得知进攻的命令早已取消了……我们各部队分别突围出来。按照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撤退到普罗斯库罗夫地区。我们向日托米尔的方面军司令部送去报告，但该市已被敌军占领……”据里亚贝舍夫证实，由于战斗和不停的调动，“撤到第聂伯河左岸的只有不超过１０％的坦克和２１％的装甲车辆。后来该军即被解散……”。紒紡矠我简短地复述了不为不英勇的里亚贝舍夫将军伤心的故事。但在战争的最初几天和几个星期中，最高领导和方面军领导被出乎意料的事态发展吓呆了，以自己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举动增添了混乱。没完没了的调动、缺乏灵活的协同动作、失去对各兵团的指挥能力以及不了解真实情况，只能加剧部队原来已经十分危急的处境。战前的年代里军队失去了首脑，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仅仅有苏联士兵的自我牺牲、坚毅不屈、为被敌人占去的土地甘洒热血的精神是不够的。战前的失算、指导能力不强、害怕挑衅、许多新提拔的指挥员和司令员训练不够，使得军队和防务都很虚弱，难以驾驭，以致很快就丧失了自信心。报纸介绍了边防军人的英勇气概、航空兵和坦克兵的功绩，报道了全国奋起抗击敌人的情景……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在前线——这是不能对人民隐瞒的——惨剧日益逼近。斯大林感到全国都在看着他这位“领袖”，他和伏罗希洛夫一起曾经一再向苏联人民保证红军有能力粉碎任何敌人。在这些日子里，他的“钢铁”意志剧烈地变形了，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振作起来。有时他似乎觉得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当瓦图京在例行报告中，在地图上指出第８和第１１集团军沿着不同的方向撤退时，斯大林清楚地看到西方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之间的一个１３０公里宽的大缺口！西方方面军的主力不是被包围，就是被击溃了。而西南方面军眼下还能屹立不动。他斯大林怎么会不听专家的意见，批驳了最可能的主要打击方向就是西方方面军的看法呢？他怎么会一时糊涂了呢？为什么人们没有说服他呢？希特勒在欧洲的所有战争中都是直扑首都，以便尽快迫使对手投降。为什么军人们没有让他注意德国人战略的这个特点呢？现在只好对部队做大规模的调整。然而时间紧迫！斯大林烦躁不安，对人严厉，不时召见一些人，有时则独自呆在别墅或办公室里，一连几个小时不见动静。铁木辛哥人民委员同时被任命为大本营首脑，他感到这个职务十分尴尬。周围的人们也明白，实际的领导作用和全部权力反正是掌握在斯大林手中的。而他的举止却火气大得有些反常；大家都看出了他的压抑和极端忧郁。斯大林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传染了总参谋部的领导。结果在最初的三四天里没有如实地权衡正在形成的局面（直到６月２５至２６日才一本正经地谈到防御，谈到修筑防御地区，动用预备队。大本营给部队发出的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只能被认为是在绝望和不了解情况下作出的姿态，是一种不择手段、不计场合而只求取得些许成功的意愿。我在这里引用大本营的几份文件，它们表明大本营干预的是战术问题，而不是战略问题。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同志：拉库夫地区敌军坦克已无油料。大本营曾命令立即对敌坦克加以包围并歼灭之。为此动用第２１步兵军及第２、第４４步兵军之一部。应立即抓住敌人并击破之。为空中进行打击做好准备。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８日紒紣矠为了解决战术任务而建议动用三个步兵军的兵力？！如果考虑到这些日子里方面军的处境，那就不难看出，这份命令也同其他许多类似的命令一样，是无法执行的。再看大本营的另一份文件。西北方面军司令员：人民委员曾命令由您负责不迟于今天傍晚将敌人逐出德文斯克，毁掉桥梁并牢固地占领防御阵地，不让敌军在德文斯克地区渡到西德维纳河北岸。为加强进攻部队，可使用由１１２步兵师调来的加强步兵团。如果ＫＢ式坦克已经到达，则至少使用一个排以加强攻击力量并扫射敌军火力点。６月２８日２１时报告执行情况。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８日紒紤矠我们看到，大本营连使用一个坦克排的兵力都做了规定……斯大林夜间回到近郊的别墅后，就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和衣躺在长沙发上。可是他不能入睡。他起身走过客厅、饭厅。在列宁像的上方依旧亮着一盏电灯。漆成仿橡树的深色墙壁恰好映衬着斯大林阴沉的情绪。他漫无目的地在几个房间里走了走，瞟着电话机（别墅里有三架克里姆林宫的“自动电话”，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似乎是在等待着，同时又害怕听到可怕的新消息。他打开值班助理的房门：里面坐着的是鲁缅采夫少将。他急忙站起身来，探询地看着斯大林。别墅主人用茫然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将军的身影，轻轻地关上门，又走回自己房里去了。斯大林在挂着窗帘的窗缝边站了一会儿，注视着夜间花园的轮廓。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图哈切夫斯基很久以前写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未来的战争将是发动机的战争。装甲坦克部队的集中可以形成强大的突击拳头，要抗御它们是很不容易的。”这个人很聪明，然而他想搞宫廷政变……如果让图哈切夫斯基处在巴甫洛夫的位置，也许很多事情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可是现在想这个有什么用？斯大林驱开了往昔的阴影，希望一觉解千愁，但是“睡梦”难成：现实太令人胆战心惊了。斯大林仍旧不能平静下来。米高扬关于１９４１年６月最后几天里斯大林举止的叙述在我看来是很有意思的。他在回忆录里说，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沃兹涅先斯基，还有他——米高扬，决定向斯大林建议成立国防委员会，把国家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在它手里。国防委员会应当由斯大林来领导。第二部第八章 丧魂失魄(5)大家决定上他那儿去。他当时在近郊的别野里。这时，莫洛托夫说，斯大林这样垂头丧气，他对一切都没有兴趣，丧失了主动精神，心情很坏。沃兹涅先斯基听了这些话非常生气，他说：“维亚切斯拉夫，你来领头，我们跟着你。”他的意思是如果斯大林仍旧这样一蹶不振的话，那就由莫洛托夫来领导我们，我们就跟他走。我们相信我们能组织好防御，能够真正地大战一场。我们并没有什么消沉情绪。我们来到斯大林的别墅。他正在小饭厅里，坐在圈椅上。他看着我们，问道：“你们来干什么？”他的神色有点奇怪，他提的这个问题也有点奇怪。要知道本来应当是他来召集我们的。莫洛托夫代表大家说，应该集中权力，以便迅速地解决各种问题，尽快把全国都动员起来。这样一个机构应当由斯大林来领导。斯大林惊异地看了大家一眼，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好吧，”他说道紒紥矠。我们每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仿佛是生活在两个世界——外部世界和封闭的、往往是神秘莫测的内心世界——之中。外部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而认识内心世界则要困难一些。如果能够认识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某些东西，那么对他的整个为人也就更加了解了。对斯大林来说，正在逼近的这场灾难不仅是对我国每个公民能够造成的那种危害，还是斯大林以之自许的人间上帝的毁灭。“领袖”正在从比其他人更大的高度上跌落下来。对于一个相信自己是出类拔萃、有洞察力、负有特殊使命的人来说，脚下出现的裂隙确实是一个无底深渊。斯大林处于深刻的精神震荡之中，几乎到了麻木的地步，这样过了几天，他才开始清醒过来。斯大林可能认为，几乎全体政治局委员到他这儿来是否打算撤销他的全部职务？甚至是想逮捕他？因为最方便的就是把一切过失都“推卸给”一个人。他斯大林早就相信，任何失误和失败都应当有一头“替罪羊”。应当让人们出出气，把有过失的人痛骂一顿。但斯大林在他的战友们心中的威望太高了，以致他们好像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想法。斯大林甚至在“垂头丧气”（按莫洛托夫的说法）的时候，在他们眼里也是伟大的。如果他们读过别尔嘉耶夫的书，他们就会想起他的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只能从高处跌落，所以一个人的跌落本身就表明他的伟大。”紒紦矠这种伟大是他们自己为“领袖”塑造的，而现在则希望他仍旧留在原来的高处并领导他们。大本营和总参谋部试图在击溃西方方面军的德军进攻的道路上投入第１３、１９、２０、２１和２２集团军，加上突围出来的残部，建立一道新防线。一度丧失了自制力的斯大林忽然由冷漠消沉一变而为精神亢奋，６月２９日他两次突然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部。他恶言恶语地把一切都归咎于各个军事领导人。斯大林面容消瘦、苍白，下眼泡发肿，眼睛由于不眠而布满血丝……他终于意识到了悬在全国、以及作为“领袖”的他本人头上的巨大危险的分量。如果不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不动员一切力量，德国人几个星期之后就可能打到莫斯科。可以证明斯大林试图振作起来、控制局势的最初几个步骤对他来说也许是很普通的：他着手撤换军事首长。６月３０日，联共（布）中共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由斯大林领导。国防委员会主席握有无限的权力。祖国面临的致命危险要求集中每一个人的努力。他就任新职后第一步就是撤掉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大将的职务，并任命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来接替他。同一天，西北方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上将下令各部队从西德维纳河一线后撤并占据奥斯特罗夫、普斯科夫和谢别日筑垒地带。斯大林一接到方面军司令员这项命令的报告，立即将这位上将撤职。新任方面军司令员索边尼科夫少将接到斯大林的命令：“恢复原先的态势；回到西德维纳河一线去。”凌乱后撤的部队接到新命令后，既无法进攻，又无法防御。敌人察觉了这种混乱，对第８和第２７集团军的接合部实行突击并突破了防线……这些消息并不能增强国防委员会主席的信心，他既不能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又找不到一条正确的行动路线，以便赋予各战略指挥机构在那些悲剧性的日子里迫切需要的信心，使它们能够坚定不移和深思熟虑。克劳塞维茨关于危险和统帅心理表现的相互关系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这位德国思想家在《战争论》中说：将领的智慧在危险中才显露出来。“直接感觉到自己及其他人所面临的巨大危险会干扰清醒的理智——这是人之常情”。但克劳塞维茨立即补充说，伟大的统帅则相反，危险反倒会使他的智慧和意志更敏锐地表现出来。“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危险和责任感不会增加他精神的自由和积极性，相反，会使他感到沮丧，因此，如果这种感受使得判断力更加活跃，更加敏锐，那么我们看到的无疑是一个气魄宏伟的人”。紓紛矠今天可以这样说：在战争初期，斯大林没有表现出这种“宏伟气魄”，而这种气魄在当时是非常需要的。许许多多注明日期为６月底的大本营文件，并没有为历史记录下斯大林为坚决掌握局势而采取的某些强有力的措施、步骤和行动。他陷入了一个接一个的十分不利的事件之中。他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被这股急流卷裹着，身不由己。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支撑点，以便站立起来，振作起来……战前他是个毫无过失的人间上帝，如今却是在仅仅一周之内就看到自己所有的计划、构想、战略估计统统垮台了的、不知所措的“领袖”，两者之间真有霄壤之别……这是连斯大林这样有坚强意志力的人也承受不了的。他大约是在等待他的亲信、军事领导和人民把种种不满向他发泄，因为他是各种失误、输掉同希特勒的这场“赌博”以及用恐怖手段使军队干部遭到空前削弱的罪魁祸首……但是苏联人民在致命的危险时刻站得很高，他们并不要同自己的领袖算账。苏联人民的“宏伟气魄”是如此崇高，在这悲惨的时刻，他们并没有着眼于找出造成这种局面的罪人。人民经验的智慧要求把这件事交给历史去做。著名的俄罗斯哲学家尼·奥·洛斯基写道：“俄国人民的善良，在他的各个阶层中，顺便说说，都表现为不记仇。”紓紜矠斯大林心理上震惊的顶点是他对明斯克陷落消息的反应。斯大林看完总参谋部早间战报就到自己别墅去了，他几乎一整天都没有到克里姆林宫来。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去找他。没有资料说明这“神圣的”三位一体谈了些什么。但斯大林很难接受战争开始才一星期白俄罗斯首都就沦入敌人铁蹄之下的想法。在这里我想向读者介绍一件事，对这件事的可靠程度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十分的把握，但它存在的可能性是不能否认的。７０年代后期，大约在１９７６年或是１９７７年，我参加了以苏联元帅基·谢·莫斯卡连科为首的视察组。我们在高尔基市住了几天。每天晚上我都向元帅汇报对我们所视察的部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检查情况。汇报之后，我们有几次谈起莫斯卡连科的回忆录和他对我国历史的某些问题的看法。有一次在谈话中我向元帅提出了一个长期折磨我的问题：“基里尔·谢苗诺维奇，为什么您在书里没有提到您大约２０年前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过的那件事？您自己是否相信这是事实？”“什么事？您指的是什么？”元帅疑惑而又警惕地看了我一眼。“１９４１年７月，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会见保加利亚大使伊万·斯塔缅诺夫的事。”莫斯卡连科看着窗外沉默了许久，后来他说：“现在还不是谈这些事的时候。而且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够加以检验的……”“可是您认为贝利亚的话是可信的吗？”“他关于这件事所说的一切未必能替他自己开脱……而且处在他当时的地位，也未必肯捏造出对罪犯没有什么好处的事情来……”为了让读者明白这里谈的事情，我引用一份文件的片段。１９５７年７月２日，苏联国防部开过一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反党集团”的信件。朱可夫做了报告。发言的有高级将领科涅夫、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涅杰林、巴格拉米扬、韦尔希宁、戈利科夫、梅列茨科夫、热尔托夫等人。莫斯卡连科发言时曾说：在审理贝利亚案件时，我和总检察长鲁坚科同志一起听到了贝利亚的供词，据他供称……早在１９４１年，斯大林、贝利亚和莫洛托夫曾经在办公室里讨论过苏联向法西斯德国投降的问题——他们商量把苏联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摩尔达维亚和其他共和国的部分领土送给希特勒。而且他们试图通过保加利亚大使和希特勒接触。这可是任何一个俄国沙皇都没有干过的事情。有意思的是保加利亚大使站得比这些领导人要高些，他对他们说，希特勒永远不能战胜俄国人，让斯大林不要为此担心紓紝矠。第二部第八章 丧魂失魄(6)莫斯卡连科终于慢慢地谈起来了……元帅回想着贝利亚的供词说，在这次同保加利亚大使见面时，斯大林一直沉默不语。谈话的始终是莫洛托夫。他请大使同柏林联系一下。据贝利亚说，莫洛托夫把自己关于停止战争行动和割让大片领土（波罗的海沿岸、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很大一部分）的建议称为“可能缔结的第二个布列斯特条约”。既然列宁当年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我们今天也打算这样做。大使拒绝为这件可疑的事情充当中间人，他说：“哪怕你们退到乌拉尔，你们反正也会取胜。”莫斯卡连科若有所思地说，“很难绝对肯定事情确是如此。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斯大林在６月底至７月初的那些日子里处于绝望状态，他坐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对贝利亚来说，捏造这一切未必有什么好处，再说，前保加利亚大使在和我们谈话时也肯定了这个事实……”有的是机密，也有的是捏造。我援引了口头的和保存在档案中的书面证词。这是历史上的机密还是捏造——对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不过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斯大林被令人恐惧的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在战争的最初两周内显然没有表现出我国的历史学家和作家在战争胜利以后长期而又不厌其烦地宣扬的那种“宏伟气魄”。真正的领袖、统帅，一般说来都正是在极其危险的时刻，在极端异常的环境中，在历史的危急关头表现出“宏伟气魄”的。在普通条件下当一个英雄、天才、偶像要简单得多。正如塔尔列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不过问题正在于库图佐夫在非同寻常的情况下总是在自己的岗位上。苏沃洛夫在攻占伊兹梅尔的那个夜间看到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俄罗斯人民在１８１２年非同寻常的事件来临时，看到他在自己的岗位上。”紓紞矠人民在期待斯大林讲话。大家一如既往地信任他，把希望和他联系在一起。很可能正是这一点帮助斯大林摆脱了心理上的震荡。直到７月３日，国防委员会主席才决定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要顺便指出一点：正是在这一天晚上，德国将军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说，我们已经在１４天内打赢了对俄国的战争，这并不是夸大其词。”这个德国人显然过于匆忙了：战争才刚刚开始。许多人已经明白，战争将是十分艰难而长期的。斯大林一再修改了自己的讲稿。对他来说，最大的困难是要找到一些词句和论据来向人民解释已经发生的种种事情：失败、入侵、苏德条约的破产。在讲稿的页边空白处有斯大林用铅笔写的标注：“为什么？”、“敌人必将被粉碎”、“应该做些什么？”。这看起来像是国家的头号人物发表纲领性演说的提纲。斯大林在讲话中陈述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６月２９日决议的基本观点。斯大林在讲话中用了许多时间来解释，实际上是替自己辩解，为什么德军能够侵占立陶宛、拉脱维亚，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的部分领土。最后这一切都归结为一句话：“问题在于德国是发动战争的国家，它的军队已经全面动员，德国用来对付苏联的１７０个师已经开进到苏联的边界上，而且处于充分准备的状态，只是在等待出动的信号，而苏联军队则需要动员和向国境线开进。”斯大林说的敌人的精锐师团已被击溃是明显的谎话，他还谎称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德国的突然进攻……斯大林在谈到苏德条约时，只字不提丢人的“友好和边界”条约，以及首先是他本人所犯的许许多多致命的失误——这都是很自然的。当斯大林说到应当“按战时轨道来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时，他的口气已经坚定多了。他首次把这场战争称为“卫国战争”，号召“建立游击队”，“对一切扰乱后方分子、逃兵、惊惶失措分子和造谣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第一次公开表示希望在反对希特勒的法西斯军队的斗争中，把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的努力联合起来。国防委员会主席在结束讲话时，宣布“国防委员会已经开始自己的工作，它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在列宁和斯大林党的周围……”紓紟矠。斯大林已经习惯于由他自己来说“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了，而人民对此也习以为常了。由于人民对斯大林的巨大信任，他的讲话起了重要的动员作用，仿佛是简单明了地回答了人民为之苦恼的各种问题。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当时能看得比较深刻，而且看出战争初期的悲剧是斯大林专权的结果。不计其数的牺牲是“一贯正确的人”一再失误的结果。最大的怪事就是：斯大林犯了许多错误和严重的罪行，但是由于他所创立的体制，这些错误和罪行在人们的观念中却离奇地变成了救世主的丰功伟绩。战争初期的悲剧的主要罪犯之一，准确地说，罪魁祸首，却居然继续体现着人民的希望。是信仰“在起作用”。后代人只会感到惊奇，苏联人民的气魄是如此宏大，居然在经历了战争最初几周的惨剧之后还能挺得住，而且取得了胜利。然而是用几百万人的生命做代价的。斯大林的“伟大”向来是以受害者为基础的，是以许许多多的受害者为基础的，以数不尽的受害者为基础的。第二部第八章 残酷的岁月(1)７至８月间，斯大林把政权、党权和军权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７月１０日统帅部大本营改组为总统帅部大本营，８月８日又改组为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从这一天起直到战争结束，斯大林都是最高统帅。从６月３０日起，他领导国防委员会，而从７月１９日起又兼任国防人民委员。７月初，斯大林丧魂失魄的状态开始减退，虽然在这以前，他保持着表面的镇定，因此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觉察到他的惊慌失措和压抑消沉。他的意志力的振作开始表现为积极干预正在进行殊死战争的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往后，在刻画斯大林的肖像，其中包括他作为“统帅”的性格特征时，我将经常分析或者只是提起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某些事件。我只想提醒读者，我并没有给自己提出叙述整个战争、所有战役和战斗的任务。在许多地方我甚至不严格地遵循时间上的顺序，因为我的主要目的是突出地描绘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战争初期，斯大林每天工作１６至１８小时，他消瘦了，变得更加生硬、偏执，甚至往往很凶狠。每天都有几十份军事的、政治的、思想的和经济的文件要向他报告，这些文件经他签署之后，就成了命令、指示、决定和决议。应当说，把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和军权全部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是有利也有弊的。从一方面说，在非常情况下，权力集中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力量来解决主要任务。从另一方面说，绝对的大权独揽就极大地削弱了各级领导人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头号人物的批准，要采取任何重大的决策、行动和步骤都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大本营里直接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只不过是两三个人。但是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完成最高统帅的委托。在战争时期，政治局委员中起过显著作用的，除斯大林外，也许只有沃兹涅先斯基、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沃兹涅先斯基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还没有受到如实的评价，他积极地处理了我国的经济问题。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担任过不同方向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他们是斯大林意志的积极贯彻者。至于伏罗希洛夫，他在几次失败的防御战之后，失掉了斯大林对他在“作战方面的”信任。加里宁用相应的命令使“领袖”的决策合法化，同时参加了宣传工作。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花了许多时间处理运输—经济事务和粮食问题，他们两人作为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实际上没有参与什么活动，如果不算卡冈诺维奇在前线南部地段的短暂停留的话。马林科夫实际上是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内执行斯大林委托的任务的人。他曾经几度到前线去，包括到斯大林格勒去，完成最高统帅交办的任务，但由于他完全不熟悉军事，因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莫洛托夫从１９４１年６月３０日起直到战争结束都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主要负责国际问题。贝利亚分管的是“清洗”我国的后方、德军战俘营、被俘过或被包围过的苏联军人集中营，以及为战争服务的“监狱”工业。他奉斯大林派遣，曾经两度来到北高加索方面军。安德列耶夫负责农业和前线供应。由于绝对的大权独揽，斯大林在战争年代仿佛是从党的生活中排除了中央委员会，但在前线和后方，基层党组织却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由它的机关来体现。在战争期间几乎没有召开过中央全会。虽然１９４１年１０月，中央委员曾经被召到莫斯科，为召开中央全会等了两天，可是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腾不出时间来。全会没有开成。只是在１９４４年１月开过一次全会。斯大林并不看重分清党、国家和军队最高机构的职责。而且这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反正领导所有这些机构的都是他一个人——中央委员会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主席、大本营主席、国防人民委员。他签署文件也用不同的名义：中央委员会、大本营、国防委员会或国防人民委员部。战争时期必须把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和军权集中起来，这一点未必可以怀疑。但是，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种权力的集中应当首先在党的生活中有一定界限，而不能使周围的人都成了跑龙套的角色和惟命是从的人。斯大林把一切都“包揽”在自己身上。所以无论我们今天对斯大林持何种态度，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他肩负的工作就规模和责任而言都超出了一个人的承受能力。如果说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局委员们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们来承担的话，那么军事问题和军事—政治问题基本上是由他这位最高统帅来解决的，这就造成了许多失误。幸好在总参谋部和最高军事领导成员中很快就有一大批表现不凡的、杰出的军事首长脱颖而出。但是不能不再说一遍，军队干部中由于斯大林的过错而在战争前夜形成的巨大空隙，在很长时期内都能让人感觉出来，特别是在方面军、集团军、军和师这些环节上。１９４１年的夏季是特别残酷的时刻。长期以来，我们的书籍和教材讲到这段时期时，都只说是“德寇闪电战的失败”、“希特勒计划的破产”、“有计划的退却”、“我军暂时失利”等等。但是没有必要把历史描绘得光辉灿烂。历史有一个很可能是根本的特点：它只承认真相，真相迟早会在历史上占据自己的位置。真相往往在历史中显得多余。在许多专著和多卷本历史著作中长期以来见不到“失败”、“惨祸”、“被包围”、“惊慌失措”等涉及我军行动的字样。可是这些事情都发生过。甚至是整个方面军的大败、惨败。在历尽艰辛的、如此渴望的、付出大量鲜血才获得的胜利到来之前，这些都发生过。斯大林成了武装力量的统帅之后，竭尽心力，试图搞清楚：前线情况究竟如何？目前的战线在哪里？明天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究竟在什么地方才能挡住德国军队？怎样才能尽快补足人员和装备的巨大损失？斯大林长久地听取朱可夫、瓦图京、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其他人的陈述，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看着铺在他那张大桌子上的地图。他纯粹是一个办公室里的领导人，他看着地图、读着报告的时候，很难抓住、听到、感觉到浴血奋战的军队急剧跳动的脉搏、战场上的大炮轰鸣、德军坦克履带的轧轧声、城市大火的噼啪声、垂死战士的呼哧声……“马刀式的”内战的影子不知怎么一下子就被推到遥远的昔日去了。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场战争。到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前，斯大林的许多决定都是在一时冲动下作出的、肤浅的、自相矛盾的、外行的。不过即使在这以后，他也常常给身边的人和各个司令部提供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这里有一份１９４２年斯大林亲自写下的文件。这份文件没有名称，大概也没有意义。看来斯大林一面发出指示，一面在思考问题，匆匆草就了这份文件，连接受文件的人也很难读懂它：１）第４０集团军——７步兵师＋２坦克旅。２）卡图科夫——去第４８集团军背后。３）米舒林留在原地。４）莫斯托文科去第６１集团军地区。５）利久科夫在叶列茨以西地区。６）主要任务在北方。７）第４０集团军也进攻。文件是斯大林同志亲自写的。什捷缅科少将紓紡矠在听取了部队又遭到失败或者后撤的报告之后，斯大林有时口授的不是作战命令，而是“惩罚的”命令。即使这些命令是由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沙波什尼科夫、瓦图京签署的，也可以准确无误地认出这些命令出自谁的手笔。例如，７月１０日，当已经得知西北方面军的部队又没能在有利的防线上站住脚，而方面军司令部的报告却借口说后方有破坏小组活动时，斯大林立即作出这样的反应：总统帅部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对西北方面军指挥部和司令部的工作表示绝对的不满。首先是至今尚未惩罚不执行你们的命令、像叛徒一样放弃阵地和没有得到命令就撤出防御地区的指挥员。对胆小鬼采取这样的自由主义态度，你们的防务将不会收到效果。你们的歼击支队至今不见活动，它们工作的成果也看不到，由于师、军、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指挥员无所作为，西北方面军各部队始终在后撤。现在应当停止这种可耻的做法了……司令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检察官和第三处处长应立即去前线部队并就地处置胆小鬼和叛徒……紓紣矠战前并没有为指挥部队的最高战略机构——大本营准备有专门设备的工作地点。无论在克里姆林宫还是在斯大林的别墅里，都没有可以抵御敌军空袭的指挥所，虽然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当初都坚持要求修建这样的指挥所。因此，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斯大林常常到基洛夫街的别墅去，和这座别墅毗邻的一幢楼里有总参谋部的好几个局。地下铁道的“基洛夫”站被从运输网中分割出来，成了一个很好的防空洞。那里也和克里姆林宫中斯大林的办公室一样，总是在桌上铺着作战地图，上面标明各条战线的情况。后来，１９４１年冬天在近郊的别墅修建了一个不大的防空洞，同时还为他装备了一个通讯站，斯大林可以通过它和各个方面军通话。第二部第八章 残酷的岁月(2)斯大林注视着总参谋部准备的作战地图，他清晰地看到敌人迅猛地展开攻势的三个主要方向：西北部向列宁格勒方向、西部向莫斯科方向和西南部向基辅方向。斯大林很可能是在这时作出了这次战争中的第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建议在上述三个方向上分别成立指挥部。总参谋部自然支持他的建议。７月１０日，大本营作出决定，成立以伏罗希洛夫为司令员、以日丹诺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西北方向指挥部，以铁木辛哥为司令员、以布尔加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西方方向指挥部和以布琼尼为司令员、以赫鲁晓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西南方向指挥部。看来，这个决定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各个指挥部却未能认真起作用。主要原因又在于斯大林：最高统帅建立了这些战略指挥机构，却没有赋予它们应有的权力。命令都越过它们直接下达到部队，也不重视各指挥部、参谋部的活动。而且，建立这些指挥机构事先并无计划，因此既缺乏相应的干部，又没有最起码的设备保障。各指挥部不久就成了斯大林责怪的对象，说它们“消极而优柔寡断”。从今天的高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造成重大失败、惨重挫折的原因，除了我在上一章中提到的之外，还有一个就是部队当时的战略部署。我们知道，第一战略梯队主要是由进攻集团组成的，而它们却不得不立即进行防御。事实上只是在６月２７至３０日，才给各方面军提出了转入战略防御的任务。由于在战争爆发的前夜，对德国武装部队的主要突击方向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因此战争一开始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调整。战争初期，首先是由于斯大林的过失，我军的许多部队不是在作战，而是在调动，这就使敌军有机会将我军一个个兵团各个击破。斯大林迫不得已，几乎将所有的预备队都调往西方方向。战前犯下的战略性错误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深夜３点左右，斯大林在等着总参谋部来报告过去一天中各条战线上的局势，他在摊开着作战地图的长桌边慢慢地来回踱着。他并不为北部战线担心，那里只是在６月底才开始有激烈的战斗行动。西北战线的情况要糟糕得多：两个多星期里，部队后退了将近４５０公里，放弃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也没有利用涅曼河和西德维纳河上易于防御的地区。斯大林想，新任司令员索边尼科夫辜负了他的希望。在被任命一个半月后，他就被斯大林撤职了。特别令他不安的是西部战线的局势。斯大林全神贯注地看着战线的奇怪形状，这条战线到７月１０日已经从国境线后退了（想想都叫人害怕！）４５０至５００公里……屈辱的悲伤和无可奈何的气愤涌到了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喉头：一个拥有４４个师的方面军居然不能制止敌人的进攻！他实在太过分地信任巴甫洛夫了！巴甫洛夫把他骗得好苦啊！应当今天就吩咐加紧对西方方面军指挥人员的调查和审讯。斯大林在对着地图沉思的时候，未必知道战争爆发时西方方面军所属各师中有将近一半并未达到战备状态：其中有１２个师只是刚刚着手动员，而正在组建的两个军根本没有坦克。战争前夕，在分析力量对比时，斯大林非常喜欢计算师以及其他战争力量和手段的数量。但却忽略了质量方面：各部队作战装备的完备程度、部队的团结和人员的训练程度。战前斯大林一直在要求组建新的兵团，尽管当时的兵团数已经超过２００个。战争爆发时苏军的质量明显低于德国武装部队。第一天战斗结束时，西方方面军的指挥系统就全面瘫痪了。地图上两个粗大的蓝色箭头６月２９日在明斯克以东的地方会合了，这就是说，西方方面军的主力被包围了。今天斯大林得到报告，主力部队仍在组成集团或是单独突围……可是方面军所属的第３、第４和第１０集团军一直被认为是战斗力特别强的部队。想到这里，斯大林暗自决定，应当签署贝利亚今天送来的那份文件，文件规定设立１５个新的特别集中营，用于审查突围人员……斯大林敏锐的记忆力记下了７月初的一天早间战报的数字：西方方面军的４４个师中有２４个被彻底击溃，其余２０个师损失了３０％—９０％的人员和装备紓紤矠。无需多说，这个主要方面军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它也就预先决定了其他各方面军的失利。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的意见是对的——斯大林思忖着——他们建议用西方方面军所辖的第１３、第１９、第２０、第２１和第２２集团军沿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建立一道新防线。在战争岁月悲剧性的发展演变中，斯大林（这一点是不应当否认的）逐渐懂得了战略学的基础知识。他将来永远也不会对任何人说，是朱可夫、沙波什尼科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瓦图京及其他杰出的军事首长帮助他弄懂了战略学的奥秘、形成某些战役的决策和意图的辩证法。不过有朝一日，人们会把一些虚假的说法当成不言而喻的道理接受下来，说正是他斯大林给军事科学注入了崭新的观点。例如，炮兵进攻的思想、包围敌人的新方法、夺取制空权的途径、建立多梯次的灵活防御等等。连他本人也会相信自己具有军事天才。用不了多少时间，他也会忘记自己的失败，一个政治战略家和军事战略家在战争最初几周中的失败。而眼前还是战争的残酷岁月，一切都岌岌可危。德国人占领明斯克之后，下一步的目标显然是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斯大林继续查看着作战地图，一面痛心地再一次想到，德国人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在西南方向进行主要的打击。而他却在那边配置了５８个师，其中有１６个坦克师和８个摩托化师！而且该方面军的主力也仿佛被置于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之外，因而不能击退敌人的进攻，而这本来是可以做到的。在西南方向上部队的部署不当使德国人的坦克拳头得以直捣卢茨克和杜布诺之间防御薄弱的接合部。斯大林记得，早在６月３０日大本营就批准将该方面军的部队后撤至旧国境线的筑垒地区，这就意味着后撤３００至３５０公里。斯大林认为，总的说来，该方面军稍稍遏制了敌军的攻势，但未能加以阻止。南部战线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损失是巨大的：将近３０个师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约有７０个师损失了５０％以上的人员，大约３５０德国人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小。由于苏军战士、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的英勇顽强，三周内在苏德战场上德军损失了约１５万官兵、９５０多架飞机和几百辆坦克。但是正如很久以后才查明的那样，中央当时得到的关于我方损失的数字是压低了的，而敌方损失数字是被大大夸张了的。下面是作战两周后向斯大林报告的数字（我保留了资料原来的写法）：损失飞机：敌方　　至少１６６４架我方 ８８９架　　坦克：敌方 ２６２５辆我方 ９０１辆敌军损失兵力：击毙１３１．２万人。此外，在各地区的激战中，敌人蒙受重大损失，而我军由于后撤，损失无法统计。许多空投破坏分子已被歼灭，但未列入统计。俘虏３０００４人，此外，俘获许多空降兵，但未列入统计。至６月２９日止，我军失踪及被俘约１５０００人。在波罗的海击沉５艘潜艇，在黑海击沉１艘。击沉２艘浅水重炮舰……紓紥矠报告是极其紊乱而又失真的。根据这些报告很难对各条战线的局势、力量对比、飞机和坦克的准确数量有一个真实的认识。然而这样的统计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这一切是大权独揽的产物，因为当时并非任何真相都是需要的。各方面军和集团军指挥的垮台，几十个兵团陷入包围——与此同时却写出和实际情况完全相左的战报。可是斯大林却是根据这些战报行事的！他连想也不曾想到他会被人欺骗。因此大本营在这段时间里作出的决定往往是根据愿望、设想、可能，而不是严格根据实际情况。不过无论怎么说，法西斯打击的最初的威力总是明显地被削弱了。而主要的是德军统帅部没有达到希特勒提出的目标——消灭红军主力。红军在继续战斗。它在退却，可是仍旧在战斗。斯大林审视着地图上激烈战斗的情景，逐渐得出结论：战争将是长期的。如果我们能在最近时期内坚持住，那么胜利之风就会鼓起我们的船帆。我想先提醒读者一句：在取得最初的几次重大胜利（眼下距此还很遥远）之后，斯大林身上将出现过高估计我方力量的征状，结果导致１９４２年不能原谅的重大错误。……斯大林一声不响地听完朱可夫关于各条战线上形势的例行报告后，问道：“您再说一遍，西方方面军各部队人员和装备的足额程度有多大？”“平均是１０％—３０％。只有个别部队的人员、火炮和坦克达到或超过５０％。是个别部队。”朱可夫又重复了一遍，“实际上西北方面军的情况也同样严重。西南方面军的局面稍好一些。特别困难的是损失了大部分反坦克炮。为了加强反坦克能力，必须采取某些措施。”讨论完加速生产反坦克炮所必须的措施，而且和沃兹涅先斯基通过电话之后，斯大林盯着朱可夫，问道：“为了加强我们的反坦克能力，现在，今天立即可以做的有哪些事呢？难道除了反坦克炮之外，军人们不认为有其他的反坦克手段吗？”“那怎么会呢，斯大林同志。空军也大有用武之地。”朱可夫解释了空军反坦克的技术能力和作战能力。斯大林一下子变得活跃了，他命令立即起草一份大本营的指示。朱可夫走了出去，半小时后他就把文件带来了：北方方面军、西北方面军、西方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及南方方面军司令员，红军空军司令员：战争开始以来的２０天里，我空军主要是对德军机械化部队及坦克部队作战。参加对坦克作战的飞机有几百架，但未取得应有的效果，因为空军对坦克的战斗组织得很差。如果组织好空军对坦克的打击，则坦克部队不仅能被阻止，而且能被击破。１．对坦克部队（纵队）的攻击应以配有机关炮的歼击机及强击机率领，同时投掷燃烧弹。攻击时应展开队形，以垂直于坦克纵队的方向多次反复攻击。２．在配有机关炮的歼击机和强击机之后，由各式轰炸机进行攻击，投掷爆破弹及燃烧弹。攻击时以９架为一梯队，个别瞄准……紓紦矠为了扭转事态悲剧性的发展，还能够做些什么呢？斯大林绞尽脑汁，从而逐步摆脱了在此以前他从未体验过的震惊。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早在１９４１年７月５日他吩咐给各部队发的一份电报：各方面军司令员（除外高加索方面军及远东方面军外）：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抗击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战斗中，许多高级、中级、低级指挥员和士兵——坦克兵、炮兵、飞行员等表现了罕见的英勇。抓紧向统帅大本营呈报功绩卓著人员名单，以便授予政府奖励純紛矠。第二部第八章 残酷的岁月(3)当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茹科夫、兹多罗夫采夫、哈里东诺夫苏联英雄称号（卫国战争中的第一次），以表彰他们在空中撞击德国轰炸机的英勇行为的命令在报上发表后，斯大林给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打电话说：“要更广泛地宣传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应当记住列宁的呼吁书：‘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要使人民相信，法西斯恶棍是可以击败，也应当击败的！”他不等回答就挂了电话。是的，应当从精神上激励人们。报告和报刊每天都介绍千千万万的士兵、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不惜牺牲、为每一道防线而战斗的事迹……除了纯粹的军事工作之外，斯大林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来处理经济问题和组织问题。最近几天，他同马林科夫和朱可夫一起研究了列宁格勒党组织提出的关于建立民兵师的问题。斯大林当时还不曾料到，这项倡议会变成一股强有力的潮流，到年底时竟然能组成将近６０个民兵师、２００个独立团，它们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会起很大的作用。７月４日，沃兹涅先斯基和米高扬呈报了国防委员会“关于制定保证国防需要的军事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斯大林几乎看也不看就签了字，因为接待室里挤满了等候接见的军人。而他只能指望从各条战线传来越来越坏的消息。沃兹涅先斯基匆匆忙忙地报告说，６月３０日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了总动员国民经济计划，规定在最短期限内将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在沃兹涅先斯基之前，撤退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晋见过斯大林，报告了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关于人员和贵重物资的撤运和安置顺序”决议的执行情况。按照计划，首先撤往东部的只是邻近国境线的企业。但是仅仅过了几天，军事上的失利就迫使我们彻底重新安排。当时谁也不曾想到，在极短的时间内（到１９４２年１月）能运走而且很快投产１５２３个工业企业，其中包括１３６０个国防工厂。对这个事实无论作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分。只是由于苏联人民发扬难以置信的、近似奇迹的自我牺牲精神，全力以赴，整个庞大的工业才得以向东迁移了几千公里，而且很快就开始恢复蒙受了损失的军用武器库。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尽管进行了大迁移，而且常常遭到轰炸，国防工业在１９４１年仍然生产了１２０００架作战飞机、６５００辆坦克、近１６０００门大炮和迫击炮。……用一个半小时接见军人之后，斯大林又回过头来处理党和国家的事情，他签署了马林科夫提出的由中央任命的１１７０家重工业军用大厂的党委书记的名单。斯大林给马林科夫写了一张便笺：我建议考虑一下在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政治部中也建立这种制度。今天我们知道，１９４１年１１月通过了在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建立几千个政治部的决定。由于大片国土沦陷及劳动力上前线，农业担负了保证军队和全国粮食供应的艰巨任务……把所有能够设想的最高职务集于一身的人几乎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战争进一步确立了他绝对独裁者的地位。前铁道人民委员伊·弗·科瓦廖夫对我这样说过：“我记得，有一次让我去克里姆林宫开会，当时我是军运局长。我一看，来的人有铁路干部、军人，还有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加会的还有卡冈诺维奇和贝利亚，贝利亚有一段时期负责运输工作。斯大林进来了。大家都站起身来。他开门见山地说：国防委员会决定成立运输委员会。我建议选举斯大林同志担任委员会主席……他自己是这么说的。这次会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可是我记住了这次会上的一句话：‘运输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前方的事情掌握在运输手里。请大家记住：不执行国防委员会的指令就送交军事法庭。’他的嗓门不高，说话有口音，可是我背上直发麻……”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接着说：“战争期间，我有几十次、甚至是几百次向最高统帅报告向前线的某个地区发送了多少列车。关于个别列车（装运特别重要的物资）的情况，我有时按斯大林的指示，每两小时向他报告一次。有一次，我‘丢失’了一趟列车。我说，列车在某个站上……可是站上没有这趟列车……斯大林大发雷霆：‘将军，你要是找不到这趟列车，就降为列兵，派你上前线……’（顺便插一句，这个威胁不是说说而已。我在档案馆工作时，有一次看到一份材料，是莫斯克温少将被斯大林下令革职，降为列兵而且被派往前线純紜矠。不过这是题外话了。）“而波斯克列贝舍夫见我面色煞白，又补充了一句：‘小心点，别自讨苦吃。主人正在火气头上……’”科瓦廖夫继续回忆说：“我去向斯大林汇报的时候，在他那里的通常是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我当时暗自思量，这些人只能碍事。他们从来也不提什么问题。只是坐着听我报告，不时记下点东西。斯大林却一直不停，吩咐事情，打电话，签署文件，把波斯克列贝舍夫叫来，让他去做什么事情……而他们却一直坐着。一会儿看看斯大林，一会儿看看进来的人……我见到这种情景总有几十次……看来斯大林需要有人在场。也许是为了执行可能交办的任务。也许是为了有个历史的见证人……卡冈诺维奇通常是不在场的：他一天要工作１８个小时。又是骂人，又是高声吼叫，又是威胁。卡冈诺维奇既不怜惜自己，也不怜惜别人。不过，我没有见过他像其余三个人那样，在斯大林那儿坐着。斯大林打电话的时候，我发现他常常是三言两语就挂上电话。他自己说话很简练，要求报告人也简短明了。向他汇报要确凿，不能只说个大概齐；他会马上阴郁地压低了声音说：‘你不知道吧？那你是干什么的？’”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最后说：“我到斯大林那儿去过许多许多次，每次去都提心吊胆。总是碰上不知该怎样回答的问题。他老是干巴巴的，让人望而生畏。他从来不说‘您好’，只是轻轻地点点头。汇报完了，没有问题就赶快走，这才松了一口气。越快走越好！波斯克列贝舍夫也老是这样嘱咐我。我发现，斯大林以他的权力、记忆力和智慧仿佛使每个人都感到压抑、诚惶诚恐……到他那儿去的人感到自己比本人的实际价值更渺小……”我想，科瓦廖夫的观察是很有意思的，它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斯大林的智力、感情和意志。对各种文件以及在斯大林那儿举行的各种会议的分析表明，就是在战争时期也只有为数极少的人胆敢同他争论，维护自己的观点。他确实用自己的权力压制了所有的人。我再说一遍，幸好战争时期在斯大林身边有一些杰出的将领，他们有能力提出、而且是巧妙地提出往往为斯大林所采纳并得到他赞许的种种建议。如果拿出战争爆发后的头半年中的任何一天来看一下最高统帅的工作时间，那么他在办公室里、在办公桌旁一天要度过，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１６至１８小时。不过，说句公道话，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干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军事问题。而波斯克列贝舍夫居然还能找到“空档”，使斯大林不仅接见了负责国家事务的具体部门的各个政治局委员，而且接见了人民委员、设计师，甚至是大工厂的厂长。斯大林并不是很快就适应了最高统帅的角色的。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常常纠缠在一些名符其实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上：他插手地雷和步枪的分配问题，就派遣平民去挖反坦克壕沟发出指示，审查新闻局的消息稿。例如，大本营发给空军的一份文件送到译电科，在那里被搁置了８小时１５分钟。斯大林得知后，下令立即草拟一份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宣布对伊万诺夫上校和克拉斯诺夫上尉加以惩处，他们俩被开除出总参谋部。斯大林在签署这份命令时，还写了一个批示：华西列夫斯基及日加列夫两同志：请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及空军司令员——各自就自己所属——整顿一下译电工作。约·斯大林１９４１年８月２５日純紝矠这件事发生在可怕而炎热的８月份，而当时各个战场上正在决定不知多么重要的问题！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在支配着斯大林：一切问题都要亲自抓、亲自解决。一个人代替大家来做决定。战场上的现实本身很快就会校正最高统帅的工作程序、风格和方法。第二部第八章 残酷的岁月(4)斯大林逐渐卷进了战争的残酷节奏，不过暂时多半还只是作为批准或否决总参谋部建议的人。他始终试图找到能够影响局势的某些新杠杆。所以他签署了关于加强空军反坦克作战的指示。在听取了关于新兵得不到武器的报告之后，斯大林坚持由大本营就这个问题给各部队发出一份专门指示：应向现役部队全体指挥员、政工人员及士兵讲清楚，在战场上丢失武器是最严重的违背军人誓词，犯这类过失的人应受战时法律惩处。应增加编制内的武器收集队的人数，并责成其负责收集战场上遗留的所有武器……純紞矠还应当指出，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内，斯大林的许多建议都带有国内战争时期的味道。例如，１９４１年９月，在同布琼尼用“博多机”谈过话之后，斯大林突然对骑兵表现出特殊的兴趣。这时总参谋部正在起草大本营关于战争头两个月的教训的文件，这份文件预定发给各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文件几乎已经准备好了。斯大林读过之后，基本上同意，但命令再加一段：第４，我军对骑兵的作用估计尚嫌不足。按各战场目前形势，敌军后方延伸数百公里，而且穿过森林地带，根本不能保证不受到我方的大规模破坏，红军骑兵对敌军绵延的后方实施奇袭对瓦解德军的指挥和供应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将现今在前线及火线前方游荡的我骑兵部队投入敌人后方，敌人就会陷于困境，而我军受到的压力就会大为减轻。大本营认为，为对敌军后方进行奇袭，只需几十个歼击型的轻骑兵师，每师３０００人，携带少量辎重而无需庞大的后勤工作……純紟矠这个想法似乎不无道理，然而这实际上是试图回到国内战争的经验，甚至是回到遥远的１８１２年卫国战争的经验上去。斯大林对军事科学的了解只有普通认识、单纯健全思维的水平，却想为我国由于他的失误和希特勒的奸诈而陷入的险境寻找出路。在古典式摔跤里，类似的险境是指一个运动员使对手处于“搭桥”的姿势，而力图把他的双肩压到地毯上。如果做到了，就算获胜。１９４１年的６月、７月、８月、９月、１０月、１１月，斯大林都在“搭桥”。当然不是他本人，而是我们的国家、人民和军队。不过由于他习惯于代表他们，所以也可以说是他被希特勒置于这种对他来说极不习惯的状态。国家的命运千钧一发，处境岌岌可危，因此斯大林把任何一种可能的手段都看成是万应灵丹，要求草拟形形色色的指示，类似上述关于组建和使用轻骑兵师的指示。斯大林又想起了巴甫洛夫，不禁心头火起：一个方面军司令员怎么可能在一星期之内把什么都丢得干干净净？当初在任命巴甫洛夫为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之前，他在这里，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他时，巴甫洛夫给他的印象是很不错的。报告条理清楚，议论老成持重，有信心……是的，他经验不足：西班牙战争之后一步登天……他怎么会让指挥部队的杠杆脱了手？他的司令部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没有保证部队的战备状态？斯大林已经不愿意回想，６月中旬，他和铁木辛哥收到过巴甫洛夫的两三封密码电报，恳请让军区部队进入野战阵地。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请求批准局部动员，说明必须以无线电通讯手段和新式坦克加强军区部队……然而斯大林的思想却一再回到同一个问题上来：巴甫洛夫怎么能这样马马虎虎地把什么都丢光了？一想到这里，斯大林就感到五内俱焚。他走到桌边，按了一下召人的按钮。波斯克列贝舍夫立刻悄悄地进来了，手里拿着记事本。“除了巴甫洛夫之外，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还有谁？什么时候开庭？判决书草案在哪里？”他不等回话，又补充说：“把乌尔里希叫来。”波斯克列贝舍夫依旧悄悄地走出了“主人”的办公室。斯大林继续在长桌边踱来踱去。他在转身时，扫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画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马克思的著作他读得很少；《资本论》从来没有读完过，不过有一些著作他是读过的。在他看来，马克思最有价值的一本书是《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在这本书里首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按斯大林的想法，这是关于社会的学说中的主要环节。他对恩格斯的评价并不太高。１９３０年他去共产主义科学院的时候，甚至号召过批判马克思的这位伟大战友的“错误”论点。对了，按斯大林的想法，恩格斯关于俄国的战争历史写得还是不错的，对苏沃洛夫的统帅天才评价很高，把库图佐夫看得低了一些，指出了俄国军队为解放被拿破仑奴役的欧洲而作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中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们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不过这只是些零星的章节，而且其中也有不少错误。还有列宁……当斯大林拿起他的著作时，总感到自己平凡，甚至庸碌。“捍卫”列宁使他得以成为独揽大权的领袖。被他消灭了的所有那些低能儿始终弄不明白，他的主要力量究竟在哪里：就在于解释列宁思想的垄断权。但是列宁也有些东西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斯大林把这些东西称为自由主义……他想起一件事，不禁暗暗责怪自己一时的软弱：６月２９日，他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贝利亚一道从国防人民委员部大楼里走出来，他当时意志消沉到了极点，火气头上大声甩出一句：“列宁缔造了我们的国家，而我们大家却把它误了！”莫洛托夫诧异地看了斯大林一眼，但什么话也没有说。其他人也都不做声。他本来不应当说这种话：别人可能会记下来，而且把它看成是惊慌失措……要知道，大人物随便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不会被遗忘。特别是他们的软弱。斯大林对遥远的和并不遥远的往昔的追忆被波斯克列贝舍夫打断了。他轻手轻脚地走到桌边，把一个薄薄的卷宗放在桌上。最高统帅飞快地把送来的文件看了一遍。最上面放的是：判决书（草案）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名义由集团军级军法官乌尔里希（主席）、师级军法官奥尔洛夫和坎德宾（委员）组成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在书记员、军法官马祖尔参与下于１９４１年７月×日在莫斯科市秘密审理了下列被告的案件：１．巴甫洛夫，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１８９７年生，原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大将；２．克利莫夫斯基赫，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１８９５年生，原任西方方面军参谋长，少将；，上述两人被控犯有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６３—２条及第７６条规定的罪行；３．格里戈里耶夫，安德列·捷连季耶维奇，１８８９年生，原任西方方面军通讯主任，少将；４．科罗布科夫，亚历山大·安德列耶维奇，１８９７年生，原任第４集团军司令员，少将，上述两人被控犯有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１８０条第２款规定的罪行……草案接着声称，预审查明：被告巴甫洛夫和克利莫夫斯基赫是反苏军事阴谋的参加者，前者利用自己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的职位，后者利用该方面军参谋长的职位，为敌人进行工作。他们出于阴谋的目的，不使所属指挥人员准备迎接战争，削弱了军区部队的战备动员，破坏了对部队的指挥，不战而向敌人投降，从而使工农红军的战斗力受到重大损失……接下去全是这个调子；斯大林跳过了这些页码，只是读了最后一页：因此确认巴甫洛夫和克利莫夫斯基赫犯有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６３—２条及第７６条所规定的罪行；格里戈里耶夫和科罗布科夫犯有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１８０条第２款所规定的罪行。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根据上述事实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３１９条及第３２０条，判决如下：１．巴甫洛夫，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２．克利莫夫斯基赫，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３．格里戈里耶夫，安德列·捷连季耶维奇４．科罗布科夫，亚历山大·安德列耶维奇——剥夺巴甫洛夫的大将军衔，剥夺其余三人的少将军衔，判处全体四人极刑——枪决，没收全部个人财产……本判决系终审判决，不准上诉純紡矠。斯大林看完判决书草案后，对站在写字台边上的波斯克列贝舍夫说：“我批准这个判决，不过，让乌尔里希把诸如‘阴谋活动’之类的废话删掉……让他们不要拖延。不准上诉。然后用命令通知各方面军，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惩处打败仗的人是手下无情的……”一切都已经决定了。在开庭之前就决定了。到７月２２日“开庭”时，只需走走过场就行了。被告请求把他们以任何身份派往前线：他们将用自己的鲜血来证明自己对祖国和军人义务的忠诚。他们请求法庭相信：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是由于极端不利的处境。他们并不否认自己的罪责。他们会在战斗中赎罪……乌尔里希一面打哈欠，一面催促着：“简短一点……”当天晚上，他们就被处决了。斯大林再也没有关心过这些人。可是他不曾想到，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５日，总参谋部在仔细调查了对巴甫洛夫、克利莫夫斯基赫、格里戈里耶夫和科罗布科夫的指控根据之后，会作出一个权威性的结论：涉及西部特别军区几名将军的现有文件和报告并不否认他们在动员军区备战方面的许多重大失误，但推翻了指控巴甫洛夫、克利莫夫斯基赫、格里戈里耶夫、科罗布科夫及克雷奇五位将军犯有贪生怕死、无所作为、缺乏指挥能力、有意破坏对部队的指挥及不战而向敌人投降的罪行純紣矠。第二部第八章 残酷的岁月(5)残酷的岁月，残酷的人们……斯大林很了解巴甫洛夫，在任命时也同克利莫夫斯基赫将军及科罗布科夫将军谈过话。他们两人也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许，他们在战前和战争初期有不少失误，但是这些人忠于祖国，是真正的爱国者。由于干部紧缺，他们被任命时越过了许多中间环节，直接担任高级职务，他们所受的培训不够，未能在决定性的时刻正确地组织抗击优势敌人的军事行动。但是，像这样的人难道还少吗？方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巴甫洛夫、基尔波诺斯都是１９３７年以后急速提拔上来的。他们有爱国精神、大胆、英勇，但是还缺乏经验和统帅的智慧。这只能靠日积月累。然而斯大林消灭了好几个层次的指挥人员，从而把提拔起来担任他们的职务的那些人也置于分外复杂的境地。斯大林是首先应该对战争初期的悲剧负责的人，而他却对受他的失误之害的那些人表现了罕见的残酷。他们固然也都犯有过失，谁也不打算为他们开脱。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客观形势、仓促的提拔以及作为它的后果的不够懂行而造成的过失。别尔嘉耶夫在《俄国的命运》一书中写道：“战争的残酷、我们时代的残酷不单单是人们、个别人物的残酷、狠毒和铁石心肠，虽然这一切都可能是伴随而生的现象。这是历史命运的残酷，是历史运动、历史考验的残酷。人的残酷是令人憎恶的。”純紤矠战争本身是残酷的。然而斯大林往往使战争变得更加残酷。而这确实是令人憎恶的。你们不妨自己来判断一下吧。日丹诺夫和朱可夫从列宁格勒报告形势时，援引了一些事实，说明德军在进攻我方阵地时，把妇女、孩子、老人赶在前面，从而使防守部队极其为难。孩子和妇女喊着：“别开枪！”，“我们是自己人！”，“我们是自己人！”。苏军官兵茫然不知所措：怎么办呢？也不难想象那些不幸的人们的感受：他们的背后是德军冲锋枪的枪口，而前面等待他们的也是死亡。斯大林迅速作出了反应。他的反应符合他的本性——极度的残酷：听说德国鬼子在进攻列宁格勒时，把老头儿、老太婆、妇女、儿童驱赶在部队的前面……听说在列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中有人认为，对待这样的代表是不能使用武器的。我认为，如果布尔什维克中间真有这样的人，那就应当首先消灭他们，因为他们比德国法西斯还要危险。我建议：不要心慈手软，而要狠狠地打击敌人及其帮凶，无论是自愿的帮凶还是被迫的帮凶……照着德国人及其代表们，不论他们是什么人，使劲打吧，扫射敌人，不管是自愿的敌人还是被迫的敌人都一样……斯大林同志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１日４时口授。沙波什尼科夫純紥矠战争就实质而言是残酷的，但这里却是另一种残酷：不仅是对敌人的残酷（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对自己同胞的残酷。“扫射敌人，不管是自愿的敌人还是被迫的敌人都一样……”朱可夫和日丹诺夫告诉他说，这是些妇女、老人、孩子，可是他却说：“不要心慈手软，而要狠狠地打击敌人及其帮凶……”对孩子、自己的孩子，也要用冲锋枪“狠狠地打”吗？！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无法解释、更无法为之开脱的……的确，“人的残酷是令人憎恶的！”。对自己的同胞残酷、对那些被道德上的混帐东西驱赶着走在自己前面的人们残酷，正如对那些被他自己委以重任的人残酷一样，实际上是承认自己有罪。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对自己残酷无情。而这是斯大林做不到的。我想举出两个例子，它们会更使人感到，在噩梦一般的日子里斯大林对这些将军的惩治并不是单纯的感情冲动，而是３０年代末他的专横的继续。在这两个例子中，被处决的将军们完全是另一副模样。战后，曾在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工作过的福明少将写道：巴甫洛夫从１９４０年８月起，举行过５次集团军级的野战演习、１次集团军级的指挥员和司令部就地作战演习、５次军级的作战演习、１次方面军级的作战演习、１次有两个坦克军参加的无线电演习、２次师级和１次军级操练。巴甫洛夫仔细地注视着敌军的部署情况，一再向国防人民委员提出将军区部队由纵深调至边境地区。战争爆发时，军区部队正在整编。正在组建５个坦克军、１个空降军、３个反坦克旅等等。上述各部队都还没有组建完毕，物资装备也不齐。巴甫洛夫知道德国人准备发动突然袭击，所以请求允许进驻国境沿线的野战工事。６月２０日，由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华西列夫斯基签名的密码电报通知巴甫洛夫说，他的请求已报告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不允许进驻野战工事，因为这可能招致德国人寻衅。无论是战前还是在艰难的防御作战期间，我个人都不认为巴甫洛夫的行动中有任何破坏行为或是叛卖行为。方面军遭到失败并不是因为巴甫洛夫没有能力，而是由于一系列原因，其中主要的是：敌人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敌人进攻的突然性、我军占据筑垒地域太晚、库利克不懂行的干预……純紦矠下面是桑达洛夫上将给库拉索夫大将的报告。至于第４集团军司令科罗布科夫将军，应当说，对这位在芬兰战争中曾经率领自己的一师人英勇作战的、有才能的指挥员的不公正是骇人听闻的。芬兰战争结束后，科罗布科夫将军被任命为军长，后来，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接手指挥第４集团军，他是一位勇敢而积极的集团军司令。他的不足之处是他力求无条件地执行军区司令部的任何命令，其中包括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为什么被逮捕并交付法庭审判的恰恰是虽然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却继续存在，而且同方面军司令部保持着联系的第４集团军的司令员？１９４１年６月底，按照摊派（请注意，是“按照摊派”。——本书作者注），西方方面军应当有一名集团军司令员交付审判，而当时在场的只有一个第４集团军司令员。第３集团军司令员和第１０集团军司令员当时不知道在哪里，同他们失去了联系。这就决定了科罗布科夫的命运。科罗布科夫将军受惩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集团军司令员。我认为，他日后本来是可以跻身于红军最优秀的指挥员之列的……紕紛矠有许许多多原本可以成长、但却未能成长起来的人。很多人在战场上牺牲了。也有不少将军在竭尽一切可能进行战斗之后，不愿沦为俘虏或是斯大林的惩治而自杀身亡。档案馆中有许多报告谈到这种情况。第１７摩托机械化军军长彼得罗夫少将向铁木辛哥元帅报告说，６月２３日，他的副军长科若欣自戕身亡……西部特别军区空军司令科佩茨自杀……西部特别军区政治宣传部部长列斯捷夫在报告中把自杀解释为“由于空军的部分失利和较大的损失而引起的胆怯心理……”紕紜矠。当时说的（也许只是害怕被人指责为惊慌失措分子吧？），失利是“部分的”，而损失只是“较大的”……被卷进悲剧性事件漩涡的某些将军，其命运比自杀还要悲惨。１９４１年８月，国家安全机关向斯大林报告说，有两名将军自愿投降了德国人，而且为德国人效力。一个是原第２８集团军司令员卡恰洛夫中将，另一个是原第１２集团军司令员波涅杰林少将。斯大林批示：“审判。”不是所有的命令，远不是所有涉及前线事务的命令，尤其是在战争初期，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如果都执行了的话，那么德国人秋天就不会打到莫斯科城下了。可是像“审判”这样的命令却是肯定执行的。１９４１年１０月，这两名将军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２６５条，被缺席判处枪决，“并没收个人财产，要求剥夺所受奖励——苏联勋章”紕紝矠。那些愚蠢而又厚颜无耻的告密者想不到，卡恰洛夫已于１９４１年８月４日被敌方炮弹直接命中而牺牲。然而直到１９５６年以前，他还活着的家属却一直背着“叛徒”亲属的黑锅。波涅杰林的命运更为悲惨。１９４１年８月，他在被包围中身负重伤，失去知觉而被俘。希特勒集中营里四年悠长的岁月并没有摧毁将军的意志，他昂然经受了苦难。他使意志颓丧的人振作起来，他坚决拒绝和德国法西斯合作。１９４５年获得解放并遣返后，波涅杰林被逮捕了并在苏联的集中营里关押了五年，虽然他早在１９４１年就已经被缺席判处死刑了。由于波涅杰林直接向斯大林提出申诉，他于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５再度受审，而且再次被判处枪决。波涅杰林少将两度被判死刑，在希特勒的集中营和斯大林的集中营中历尽苦难，最后被判决，仅仅因为他不幸在失去知觉时被俘虏了……第二部第八章 残酷的岁月(6)残酷的岁月，残酷的人们……斯大林从战争一开始，自己刚从丧魂失魄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为了挽回局面就采用了自己屡试不爽的手段：镇压和加剧恐怖感。成千上万的人在前线牺牲了，更多的人沦为俘虏。突围出来的人和从俘虏营中逃出来的人都要被关进“接受审查的特别集中营”。贝利亚有许多报告是谈这些“特别集中营”的职能的。经过审查之后，一部分军人被派往正在组建的新部队中去，另一些人被就地处决，或是被发送到集中营去长期监禁紕紞矠。他们的命运分外悲惨：屈辱、丧失了名誉，不仅是他们自己，而且连累了家属。自然，这些人中间也有自觉地背叛了祖国的人，或者是由于胆怯而没有履行自己的军人义务的人。我们在这里不是指他们。斯大林在战争初期对苏联人表现出来的残酷，我们通常以为仅仅限于巴甫洛夫及其司令部的将军们。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斯大林就在这期间批准逮捕了一大批指挥员。其中有：阿列克谢耶夫少将，第６步兵军军长；阿鲁沙尼扬少将，第５６集团军参谋长；戈皮奇少将，工农红军通讯部部长；戈鲁什克维奇少将，西方方面军副参谋长；伊万诺夫中将，国防人民委员部总干部部预备役；库兹明少将，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教研室主任；列昂诺维奇少将，第１８集团军参谋长；梅利科夫少将，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系主任；波塔图尔切夫少将，第４坦克师师长；罗曼诺夫少将，第２７集团军参谋长；谢利瓦诺夫中将，第３０步兵军军长；谢马什科少将，列宁格勒方面军副参谋长；特鲁别茨科伊中将，红军军事交通局局长；齐鲁利尼科夫少将，第１５步兵师师长紕紟矠。这份名单并未包括全部被捕者。这些人的命运也各不相同。有些人得以重返前线，有些人长期被关在集中营，有些人则罹难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斯大林只是批准逮捕，不过有时他也亲自下达某些指示。例如，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５日５点１５分斯大林曾口授一份电文，发往斯大林格勒，电文内容如下：华西列夫斯基、马林科夫亲收在斯大林格勒前线敌人突破防线深入我军后方的情况，同他们去年在布良斯克战线突破我军防线冲向奥廖尔的情况如出一辙，这使我感到吃惊。应该指出，当时布良斯克方面军参谋长也是扎哈罗夫，叶廖缅科同志的代理人也是鲁赫列。值得深思。要么是叶廖缅科不懂得凡是缺乏战斗经验的师团处于第一线的地方必须建立第二梯队这个道理，要么是那里有坏人向德国人提供了我军防线薄弱地段的准确情报……。紕紡矠斯大林不便直接怀疑扎哈罗夫和叶廖缅科，然而最高统帅显然对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鲁赫列少将产生了怀疑。他不懂得德军指挥官寻找我方最薄弱地段并正是在这些地段实施打击这一规律，却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有坏人向德国人提供准确情报……”对于特科工作人员来说，收到这样的电报以后就不再需要任何根据了，因为有最高统帅本人的指示。鲁赫列少将立即被捕，不过他的运气还不坏，总算活了下来。斯大林从未完全放弃残忍的“游戏”。不过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严酷的年代可以为“领袖”的残忍措施辩解。第三部第九章 最高统帅一切问题只有时间能够回答。就在几年以前，我们对斯大林知道得还很少。他像一座阳光照耀下的大理石雕像，阳光照射的一面被当作了现象的本质。而处在阴暗的一面就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但是今天，我们越是打开新的历史篇章，我们就越是相信，“向阳的一面”只是一种假象。真正的斯大林，却始终藏在让人民瞻仰的雕像的后面。我知道，这种说法会使一些人感到不满甚至愤怒。３０年前，它大概也会在我身上产生同样的反应。可是在我阅读了大量文件原件、材料以及见证人的证明材料之后，我越来越相信，甚至在直到最后还保留着“领袖”伟大这种幻觉的领域，也毫无天才可言。人们马上可以引证权威们的话，引证我们非常尊敬的一些军事首长的话来反驳我，因为他们都写了关于战争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总的说来，对斯大林都作了正面的描写，尽管细心的读者在这里也能找到不少谨慎的保留、暗示、间接的证明，说明最高统帅并不英明。所有这些问题，我下面还要谈，现在只谈两点意见。战争回忆录的作者们，他们虽然在前线度过了漫长的战争的１４１８个日日夜夜，但是对斯大林的许多事情，他们当时根本不可能知道。在斯大林时期存在的以及６０年代末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恢复起来的那一套关系体制中，真相始终是华而不实的东西，它们都经过重新调配、裁剪，发生了变形。但是，最主要的是，斯大林的继承人，甚至那些并不认为自己是他的继承人的人，也都是按照斯大林的方式思考和行动的。他们对回忆录进行审查。许多东西根本不能写。任何一本书都要经过认真的检查；不能写１９３７至１９３９年的镇压，不能对斯大林的“统帅天才”表示怀疑，不能不提先是赫鲁晓夫后是勃列日涅夫以及往往还有他们的战友对胜利的“特殊贡献”。任何真相，如果不符合确定的模式的框框，就都要加以裁剪和改变，以至弄得面目全非。根据掌握的证据，甚至朱可夫也不得不按照上面所作的删节来压缩自己的一部分手稿。据空军主帅诺维科夫的遗孀说，朱可夫死前不久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疗养时曾对她谈到他为这件事感到非常痛心。非常可惜的是，甚至不幸的是，许多著名的老战士，他们虽然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回忆录，但他们有时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却不得不对有些事情吞吞吐吐或保持沉默。那时能讲真相的时代还未到来。斯大林并非“英明的统帅”，并非像成百部巨著、影片、长诗、研究报告、声明向世界宣告的那样。我完全不是想说他是平庸之辈。我要根据文件和证据竭力证明，这是一个拥有实际才能和坚强意志、不乏坏点子、不惜通过血腥试验的代价来掌握战争艺术奥秘的书斋型统帅。我们在评价斯大林时，常常把“胜利的代价”这样一个衡量他的“统帅才能”的极重要的标准置于“镜头”之外。今天对我来说已经非常清楚，而且我也想在书中指明，国家和军队在１９４１年６月的处境，完全是那个后来成为最高统帅的人的失算、自信、缺乏远见、实行血腥恐怖政策的结果。通常人们会立即反驳：“你为什么要诿过于一个人，要知道当时有党，有党中央，有政治局，还有他周围的一班人。”对，有。但是在独裁统治下，在实行恺撒主义的条件下，所有国家的和社会的机构实际上都失去了自己的作用。独裁者凭自己的意志决定一切。在回顾过去时这一点决不能忘记。只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能够在遭到极大的牺牲时没有丧失进行斗争和争取胜利的意志。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在战争初期西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遭到的毁灭性的失败，在哈尔科夫和克里木遭到的惨败以及这场战争中其他痛苦的篇章。由于遭到毁灭性的灾难，我们常常习惯于用下面一类的话来说明一切，例如：“由于苏军行动失利，他们不得不放弃基辅。”不能永远隐瞒真相，祖国的几十万儿女首先是由于军事政治领导人的失误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为了讨好一个人而给抹杀了。是的，真相常常是令人痛苦的。但是，既然我国人民能在既有“伟大领袖”也有希特勒所造成的极其复杂的条件下支持住并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为什么还要害怕真相呢？在这一章中我谈谈斯大林的统帅才能。在给这个战争时期占据着国家一切最高职位的人画像的时候，如果不想回答下面的问题，是会画得不完全的。这些问题是：未来的大元帅是否有统帅才能？斯大林在战争的各个时期是否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统帅？斯大林周围的军事将领在他的统帅活动中起的作用如何？为什么在最高统帅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的损失比敌人大１～２倍？拿破仑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天才，他曾经指出，统帅“应当具有同样多的性格和智慧”。但他同时又指出，一个统帅不单是需要有这些素质，还应当使这些素质保持必要的“平衡”。他的议论很有趣：他把统帅的才能比作一个正方形，底部是意志，顶部是智慧。拿破仑说，真正的统帅，是意志不亚于智慧的人。如果意志胜过智慧，统帅会行动坚决，勇敢，但不总是明智；相反，如果智慧胜过意志，可以有好的计划和意图，但是由于缺乏勇气，这些好的计划和意图将难以实现。但是，如果没有智慧和意志的理想结合，什么更重要呢？什么样的统帅更强一些呢？“是智慧高的还是意志强的？”当然，我理解，拿破仑的这些看来原则上是正确的议论，并没有包罗一个统帅所必需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品质。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品质是智慧和意志，则是毫无疑问的。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要有随机应变的、敏锐的、广阔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斯大林并不缺乏意志。斯大林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尽管，正像读者已经有可能相信的那样，战争爆发后的头两个星期里他的意志也发生过动摇，因为一个人的沮丧、震荡、心理上的危机常常是同意志的变形（即使是暂时的变形）联在一起的。至于说到智慧，他也是很强的，不过他的智慧是教条式的，好像是“单维的”，总是对指示、命令、指令的作用估计过高。斯大林从来没有卓越的预测能力。而在智慧的教条主义气质下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最主要的是，斯大林在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不大机敏的智慧的情况下，不能依赖职业的军事知识。他不懂军事科学，不懂军事学术理论。他是在以鲜血获取经验、进行多次试验和犯许多错误的过程中来掌握战略学和战役学的各种深奥道理的。他在内战时期作为几条战线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全权代表所取得的经验，对于占据最高统帅职位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斯大林能保持统帅的名声，是靠了（尽管这一点很少有人谈起）总参谋部的集体智慧，靠了一些在战时同他一起工作的具有非凡才能的高级军事将领。其中首先是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斯大林实际上从来没有在部队、司令部、野战指挥所里呆过，对军事体系的作用机制没有真正的了解，常常缺乏（特别是在战争开始后的一年半内）对作战时间、对战场的实际空间坐标、对部队的潜力的感性认识。所以他的一些指示预先就注定无法执行，或者是没有考虑好就匆忙采取行动。下面举几个例子。１９４１年８月６日，斯大林签署了给预备队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关于在叶利尼亚附近准备和进行战斗的电报。电报是夜里签署的，但电报中却提出了于当天即６日重新部署军队、把一些部队调进新的阵地的要求。电报结尾有这样的话：“请证实电报已收到，并立即提出在叶利尼亚附近进行作战的计划……”①这里显然缺乏对实际情况的感性认识。或者再举一例。１９４１年８月２８日，斯大林签署了一项命令（不知为什么这一次不是以最高统帅的名义，而是以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名义），要求两个方面军的空军摧毁敌人的坦克集群。斯大林要求出动不少于４５０架飞机。这一战斗应当从次日黎明时分开始……②可是进行侦察、给具体的部队即兵团规定任务，执行任务的次序等等怎样安排呢？而最高统帅这样的指示却有很多。好像，斯大林认为，只要他一签署指示、命令，就立即“开动了”整个体系，而不了解要使有关单位接到指示（要经过若干层次），为了下达初步的安排，提出任务，组织协同动作，从技术上对行动加以保证等等，都需要时间。斯大林根本不了解这一过程的全部复杂性。斯大林对军事一知半解，所以他不断进行学习，在斯大林格勒战斗中，正像朱可夫写的那样，斯大林已能“对一些大的战略问题很好地进行分析”③。能够进行分析，也就是说，能够理解，有感性认识，能够作出估计，但还不是说，他已经成为一个战略家。集体的战略家是总参谋部。对他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沙波什尼科夫写道：“战争的真正性质使它（总参谋部。——本书作者注）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在世界大战爆发前，我们已经在考虑一个事实，即‘军队的大脑’已经表示出愿望，要从军队的脑颅中爬出来，进入整个国家机构的头脑之中。”④对于国家机构，我不想加以评论，但是对于以斯大林为首的大本营来说，这一真理是无可争辩的。大本营能够依靠“军队的大脑”——总参谋部的紧张工作发挥作用。第三部第九章 斯大林和大本营(1)内战时期，有一次斯大林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当时托洛茨基担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的这个职位的副手斯克良斯基把列姆克写的一本小书《在沙皇大本营的２５０日（１９１５年９月２５日——１９１６年７月２日）》送给了未来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在返回南方战线的列车上漫不经心地翻阅了这本书。在这本揭露性的小书中，讲述了肩佩白色穗带的军事“官僚们”躲在阴暗角落里拟定平庸的作战计划的情况。因此，当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３日晨铁木辛哥和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报告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建立武装部队最高军事管理机关的决定草案时，他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早已忘记的列姆克的那本小书就曾描写过旧俄国的最高统帅大本营，这个大本营最初设在巴拉诺维奇，后来设在莫吉廖夫。所有领导过大本营的人（克伦斯基除外）这时都已故去。他们是：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皇帝尼古拉二世和将军们——阿列克谢耶夫、布鲁西洛夫、科尔尼洛夫、杜鹤宁……斯大林想起这个反革命巢穴是如何按照列宁的命令由克雷连柯率领的一支革命队伍占领的，想起这个克雷连柯还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统帅。是的，原来在苏维埃时期已经有过一个大本营的首脑……而现在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却在自己的草案中建议他担任大本营的首脑。不，让铁木辛哥干吧……我们知道，起初，大本营由铁木辛哥主持，但从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０日起，大本营由斯大林领导，而从８月８日起，他就成了最高统帅。巴拉诺维奇和莫吉廖夫早已被德国人占领，因此斯大林可能有一个非常幽默的想法，就是大本营甚至最好不要设在莫斯科近郊。战争前夕，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曾经向斯大林提出关于建立一两个拥有专门装备的指挥全国武装力量的据点的问题，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斯大林采纳。１９４１年５月又向（不知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斯大林提出了组建统帅部大本营的方案。方案中建议在大本营领导下进行专门训练，把国家转入军事状态。斯大林原则上同意在战争发生时需要有这样一个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但是当时没有作出具体的决定。谁也没有敢于再向斯大林提出这类建议。尤其是大家知道，他只在两个地方居住：在克里姆林宫和近郊别墅。远处的别墅，谢苗诺夫宫，在战前他几乎没有去过，而１９４１年９月，他已下令将谢苗诺夫宫改作安置伤兵的医院。因此，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总是设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斯大林办公室、他的近郊别墅、基洛夫大街的大厦或者总参谋部的办公楼里。斯大林就是从这些地方指挥战争的。关于大本营的工作，我认为，朱可夫在他的《回忆与思考》中比谁写得都好。在华西列夫斯基的《我一生的事业》这本书中也有不少有趣的东西。什捷缅科回忆录中的一些叙述也值得注意。我不打算描写大本营的工作，我只想涉及能够说明最高统帅作为大本营主席活动的某些方面。斯大林领导着国防委员会、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须知，他还是党中央的最有权力的书记、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国防人民委员……党和国家的一切想象得到的最高职位都由一个人占据着。我已经说过，在那个严峻的时期，这种权力集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在客观上是必要的。但是渐渐地，这种权力的史无前例的集中的消极方面也愈来愈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党中央、人民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任何一项决定，没有斯大林本人的同意就难以通过。我不认为，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会妨碍解决总的任务。恰恰相反，如果回想一下内战时期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工作经验，我们就会看到，它并没有代替党和国家的机关，而是在依靠它们进行工作。再说一遍：斯大林在不同时期每天召集会议，有时每昼夜要召集好几次会议，并不是会议的每个参加者都能明确断定是哪个机关在开会。这可能是有军人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也可能不只是国防委员参加的国防委员会的会议，还可能是有某些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大本营的会议。有时斯大林自己在讨论过程中才加以明确化：“作为国防委员会的决定签发。”“起草一份大本营的指示。”有时马林科夫还把讨论的总结作为政治局的决定记录在案。实际上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是最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决定，而不管会议的决定是怎样写的。似乎斯大林对某个人形式上属某个领导机关并不大重视。对他来说，这并没有原则意义。但是这给执行者却造成了困难，他们必须“匆忙”判定，这是最高统帅的指示，还是国防委员会主席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党中央书记的、国防人民委员的……指示，以便把相应的指示交给相应的部门办理。通常不作任何记录或速记记录。例如，大本营的档案库里有成千上万份各种文件——报告、证件、指示、命令、指令，但是证明大本营讨论了某些战略问题的材料实际上却没有。斯大林，特别是当他从战争头几个月受到的震动中觉醒过来并振作起来之后，常常邀请大本营的两三个委员同他一起决定作战问题。从一开始，总参谋部这个大本营的主要工作机关的领导人就养成一种习惯，他们到斯大林那里必须带上准备好的建议、结论、评价。这有助于最高统帅扮演最高仲裁者、公断人、决策者的角色。大本营的成员们知道，在国防委员会中每一个人都负责一定的部门如弹药、粮食、飞机、运输、外事等等。大本营没有这种分工。它在总参谋部、海军总司令部、国防人民委员部所属的管理机构的协助下对各条战线实行日常的领导。大本营在各部队的代表机构，开始“随意地”代替大本营的参事起作用。应该说，斯大林几乎不把大本营的代表留在莫斯科。由于他自己不爱到外地去（除了战前到南方休息），所以他不能容忍大本营的代表留在莫斯科。因此，朱可夫、铁木辛哥、伏罗希洛夫、华西列夫斯基、沃罗诺夫，最初还有梅赫利斯，虽然他们每人都担负有某种主要职务，还是经常要到部队去。最高统帅要求他们每天向他作书面报告或打电话作口头报告。如果大本营代表的报告由于某种原因被耽搁或让人转交，就可能受到“申斥”。而斯大林在这样做时又非常粗暴，不能掌握分寸。例如，马林科夫被派到斯大林格勒前线，由于报告作得不经常，有一次就遭到了斯大林的申斥。还有一次斯大林对华西列夫斯基也作出了这样的反应。斯大林对华西列夫斯基态度一般很好，如果说斯大林也有“态度好”的时候的话。华西列夫斯基在自己的书中引用了这封电报，不过它被大大简化了。我现在从大本营的档案库中把这封电报全文引出来：送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现在已经是８月１７日３时３０分，而您还没有把８月１６日的作战总结和您对于形势的估计报送大本营。我早就要求您，作为大本营的全权代表，必须在每一天的作战结束时给大本营送来专门的报告。您几乎每一次都忘记了自己的这一职责，没有给大本营送报告来。８月１６日是西南方面军重要战斗的第一天，而您是大本营派往那里的全权代表。而您竟然又忘记了您对大本营的责任，没有给大本营送报告来。您不能借口说时间不够，因为朱可夫元帅在前线的工作不比您少，可他还是每天都给大本营送报告来。您和朱可夫的差别在于，他有纪律，没有失去对大本营的责任感。而您缺乏纪律性，常常忘记自己对大本营的责任。我最后一次警告您，如果您再有哪怕一次忘记您对大本营的责任，您将被撤销总参谋长的职务并从前线召回。约·斯大林１９４３年８月１７日３时３０分⑤这是最高统帅通常的作风。凡是在总参谋部工作过的、作为大本营的代表被派往部队或担任方面军司令员的元帅、高级军事首长，举不出哪一个没有经历过遭到斯大林申斥的痛苦时刻，而这种申斥往往是不该遭受的。这一次就是华西列夫斯基送了例行的报告，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交到斯大林手里。接着就迅速作出了反应。第三部第九章 斯大林和大本营(2)如果大本营的代表被派到战线某一地段后，那里的局势没有好转，就会马上作出“结论”。例如，１９４２年２月，斯大林派伏罗希洛夫到沃尔霍夫战线。这位元帅，“领袖”的这位昔日的亲信，在此之前已经牢牢树立了平庸统帅的名声。伏罗希洛夫这一次也没能作出什么重大贡献，当斯大林通过直通电话建议他担任方面军司令员时，他不知所措，便拒绝了。这使最高统帅简直无法容忍。一个多月以后，伏罗希洛夫从前线回来，斯大林口授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后来被正式作为政治局的决定。现在把这个文件引来，虽然稍有删节，也是颇有兴味的。送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现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１９４２年４月１日通过的关于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工作的决定通知如下：第一，１９３９至１９４０年同芬兰的战争，暴露出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工作中存在着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落后状态。红军中缺乏迫击炮和机关炮，对飞机和坦克缺乏精确的统计，军队缺乏必要的冬装，军队没有压缩食品。在国防人民委员部的炮兵管理总局、战斗训练管理局、空军管理局这样一些重要部门中，工作杂乱无章，军事院校办得很差……所有这些都拖延了战争，导致了不必要的牺牲。伏罗希洛夫同志作为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不得不在１９４０年３月底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承认暴露出来的问题——自己对国防人民委员部领导不力……联共（布）中央认为，必须解除伏罗希洛夫同志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第二，在对德战争初期，伏罗希洛夫同志被任命为西北方向总司令，主要任务是保卫列宁格勒。后来事实表明，伏罗希洛夫同志对被委托的工作不能胜任，不善于组织列宁格勒的防卫。伏罗希洛夫在列宁格勒的工作中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下令在民兵部队中选拔营级指挥官——这道命令已经根据大本营的指示被认为是一道会瓦解和削弱红军纪律的命令加以废除；组织列宁格勒的军事防御委员会，而他自己却不参加这个委员会——这道命令也被大本营作为不正确的有害的命令加以废除，因为列宁格勒的工人可以把伏罗希洛夫同志不加入防御委员会理解为他不相信列宁格勒的防御；醉心于建立装备很差（手枪、长矛、匕首等等）的工人大队，却忽略于组织列宁格勒的炮兵防御……由于以上原因，国防委员会不得不把伏罗希洛夫同志从列宁格勒召回……第三，根据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请求，他在２月作为大本营的代表被派往沃尔霍夫战线帮助战线指挥部工作并在那里呆了将近一个月。但是，伏罗希洛夫同志在沃尔霍夫战线的工作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联共（布）中央希望再给伏罗希洛夫同志一次利用自己在前线的工作经验的机会，建议伏罗希洛夫同志直接负责指挥沃尔霍夫战线。但是伏罗希洛夫对这个建议持否定态度，不愿意对沃尔霍夫战线承担责任，尽管这条战线现在对保卫列宁格勒有决定意义；他的借口是，沃尔霍夫战线是一条困难的战线，他不想在这件工作中弄得身败名裂。根据上述情况，联共（布）中央决定：第一，认为伏罗希洛夫同志未能完成委托他在前线担负的工作。第二，派伏罗希洛夫同志去后方从事军事工作。联共（布）中央书记约·斯大林⑥这个决定显然是斯大林的创作，因为它冷嘲热讽，尖酸刻薄。最高统帅没完没了地重复“伏罗希洛夫同志”，实际上是要说明过去的“第一元帅”毫不中用。但是伏罗希洛夫同志很幸运，他没有像库利克元帅那样被革职。伏罗希洛夫还在斯大林死后重新露面，并且在１９５３年当上了苏联的国家元首……一般说来，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具有非常明显的强制、惩罚、严厉的工作作风。不过，对于伏罗希洛夫来说，这个决定看来还是公正的。要是别人，那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在前线失利，报告作得不好，不仅会立即被撤职，而且会遭到逮捕以及最悲惨的后果。这里举两三个例子。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２日，按照大本营的命令，西方方面军的第１６集团军开始进攻：从苏希尼奇西南地区自北向布良斯克发动突击。但是敌人的防御很坚固，进攻受挫。在接到总参谋部２月２７日的例行报告后，斯大林确信，该集团军实际上在原地踏步不动。斯大林未与任何人商量，也未进一步查明，便口授了大本营的第００４５号命令，命令中说：解除科涅夫上将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因其未能完成领导方面军的任务，调其到大本营来分配工作……⑦有时情况比这还要糟。我们知道，科涅夫后来还有从最好的方面来表现自己的机会。许多人却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送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科兹洛夫同志……立即逮捕执行第４４集团军司令员职务的达希乔夫少将并将其押送莫斯科。马上采取措施，对第４４集团军的部队立即进行整顿，阻止敌人的继续进攻，保住费奥多西亚市……⑧在干部问题上斯大林从不动摇。我已经指出，他的作风是不断调换司令员，对于这种调换，周围的人常常不大理解。他不知为什么认为，这种“王车易位”能够加强对军队的领导。对斯大林，自然，谁也不敢顶嘴。同一个科涅夫不久以前被撤职后又重新得到任命，可是又不知为了什么惹得最高统帅不愉快：由于另有任用，解除科涅夫上将西北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约·斯大林１９４３年６月２３日⑨科涅夫在战争中总共连续指挥过六个方面军……有时给人一种印象，对斯大林来说，战场好像棋盘，他喜欢经常挪动棋子。例如，叶廖缅科，斯大林有一个时期对他非常赏识，尽管常常骂他；他在战时指挥过西方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一新编方面军）、东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二新编方面军）、南方方面军（第二新编方面军）……；这位后来的元帅换过１０个方面军，每个地方呆的时间都不长。但是斯大林喜欢叶廖缅科有信心。最高统帅记得，在１９４１年８月那些最困难的日子里他通过“博多机”召见他的情况。斯大林：斯大林在电报机旁。您好！是否应该解散中部方面军，把第３集团军同第２１集团军合并在一起，合并后的第２１集团军归您指挥？我所以征求您的意见，是因为叶弗列莫夫的工作不能使莫斯科满意……如果您能保证打垮古德里安这个坏蛋，那么我们可以再给您派几个空军团队和几个火箭弹连队。请您回答。叶廖缅科：您好！我回答。关于解散中部方面军，我的意见是：由于我想打垮并且一定要打垮古德里安，需要牢固地保证南线……因此我请求把同第３集团军合并后的第２１集团军交我指挥……至于古德里安这个坏蛋，我绝对保证努力把他打垮……紒紛矠虽然叶廖缅科“绝对”没有打垮古德里安，但是这位军事首长的信心却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大林习惯于夜间工作，大本营里的工作秩序也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安排的。他开始工作不早于午间１２时。但是研究问题几乎要到次日早晨４、５点（中间有休息——斯大林通常在白天稍睡一会儿）。总参谋部、人民委员会、党中央、所有其他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都不得不去适应最高统帅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什么特殊事情，一昼夜要向最高统帅报告两次各条战线的情况。总参谋长或他的一个副手，站在铺在桌子上的标有日内战况及其动向的地图旁边（有人曾建议把地图挂在墙上，斯大林不知为什么不喜欢）报告各条战线的情况。报告一般很简短。这时斯大林不慌不忙地在室内踱步，有时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总参谋部在何处发现新的德国师团？”“是否按照我上次的指示给霍津另外提供了‘道格拉斯’飞机以便运粮？”“我曾指示，用炮火摧毁渡桥地区的扎维多沃河上的冰块。检查过没有？”“还在昨天我就命令科涅夫在自己的战线上发动突击（当时科涅夫在指挥加里宁方面军。——本书作者注），以便吸引住战线其他地段的敌军。执行情况如何？您知道不知道？”报告人处于难堪的境地。他的任务本来是报告各条战线的战役战略情况。幸好，他知道何处发现了新的德国兵团，知道暂时只能抽调１８架“道格拉斯”飞机；关于扎维多沃河上的情况，这是个琐碎的具体问题，他一点也没有听说过。至于给科涅夫的命令，是的，这是斯大林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７日在罗加乔沃陷落后亲自给科涅夫下令要他对德军发动突击的。但是下令后只有几个小时，在实际上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能够执行命令吗？！报告人知道，突击还没有发动，正在准备，他只好说：“请允许我弄清楚好吗？斯大林同志？”“不知道，那……您知道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眼色迅速发生变化，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正像朱可夫回忆的那样，这时“眼神变得严厉、阴沉。我知道，只有很少胆大的人能够经受住斯大林的愤怒并挡回这种打击”紒紜矠。他的眼珠开始发黄，谁也不知道，报告该如何结束。斯大林认为，向他作报告的人应当准备好回答任何问题。对他自己，他认为某些问题不知道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不允许他的下属这样无知。第三部第九章 斯大林和大本营(3)斯大林缺乏军事知识，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很快就感觉到了，他们曾企图用自己的知识来“修补”最高统帅的许多半通不通的指示。他周围的军事首长认为政治家在军事上不内行是正常现象，但是由于我上面说过的原因，他们都不能直说。然而，同朱可夫多次见过面的苏联军事史学家巴甫连科证实，著名的元帅在他离开工作岗位后，曾说斯大林“过去是，至今仍然是一个文职人员”。斯大林同意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提出的制定战略性战役计划的方法。起初他只是审查总参谋部的建议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后来根据沙波什尼科夫的建议（这时沙波什尼科夫已经离开总参谋部，当了伏罗希洛夫最高军事学院的院长，但他常被邀请到斯大林这里来参加会议），在总参谋部提出关于某一战役的意图的报告之后，对于总参谋部的这些建议，都同后方主管首长、各兵种司令员、国防人民委员部各总部部长、红军和海军的总政治部一起进行全面的研究。在收到所有关于保证一次战役的考虑、设想之后，沙波什尼科夫建议听一听参加战斗的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口头或书面，视情况而定），只有在这之后，才能最后定下方案，决定实现它的方法。最高统帅起初对于是否必须做这样庞大而繁重的工作感到没有把握，他说这是“费时而陈旧的工作方法”。沙波什尼科夫（他所起的作为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和斯大林本人的导师的作用，在我看来，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耐心地解释说，这是绝对必须做的工作。当然，他补充说，一些战役可能需要准备几天，而另一些需要准备几个月。斯大林凭着他天生的实际的智慧懂得，沙波什尼科夫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也看到了自己如果说不是束手无策，也是完全缺乏准备。但是斯大林很快制定了适合于自己的拟定战役计划的行动方针，这个方针既能保持主帅的崇高声望，又能在实际上不冒丧失自己威信的风险。对大本营档案材料进行的仔细分析证明，斯大林通常从两个角度来说明自己的主张。一是最一般的表态，例如像他在１９４２年１月大本营会议上做的那样：“必须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并把敌人赶回西方……”这个主张是人们的共同愿望，它反映了苏联广大群众的情绪，但不包含具体的战略意图。它没有考虑我们“毫不喘息地追赶”敌人的可能性、敌人抵抗这种意图的能力，没有提出实现这一主张的方式和方法。这是一个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意图，但不是一个统帅的意图。另一个角度同校正、弄准确具体计划、意图和期限有关。但是，由于斯大林的这些意见带有归纳、概括、总结的性质，所以能够产生特别的印象。虽然整个计划——计划的内容、实现的序列、协同动作问题、物质技术保障问题、任务的深度——都经过总参谋部的全面加工，但是画面的最后“润色”则属于斯大林，这样他就往往被认为是整个计划的设计人。至于１９４２年１月斯大林在大本营会议上所作的“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并把敌人赶回西方”这一具体指示，它的产物就是“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指示信”。这个文件既未从军事方面、也未从经济方面和技术方面进行应有的研究。其中只谈了一些关于必须使用突击群作战（德国人在战争初期就用过这种方法）和关于实施炮兵进攻的想法。向军事顾问所作的说明是，必须从“所谓的炮火准备”的实践转入炮兵进攻的实践。我在这里先说明一下，关于“炮兵进攻”的指示引起了不同的解释并在军队中造成了混乱。某些指挥员对“所谓的炮火准备”的说法迷惑不解。难道它被根本取消了吗？但是没有准备怎样能够进攻？什么是“炮兵进攻”？从各个战线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是谁也不敢向斯大林报告，只是通过正常的工作方式作了一些解释，这些解释反映在１９４２年底制定的新的步兵战斗条令中（步兵战斗条令第４２条）：炮火准备仍然需要，冲击的炮火支援仍然需要，正像用炮火保障步兵和坦克在纵深的战斗一样。换句话说，还在战前就已经为大家熟习的炮兵作战的三个阶段仍然需要。但斯大林只是在１９４２年初才“领会了”这一点，并把它在炮兵进攻的思想中表达出来。当这封“指示信”润色完毕在华西列夫斯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以及其他几个人参加下进行讨论时，斯大林把文件拿在手里突然说：“可是信中还缺乏主要的东西……”大家悄悄地、有点莫明其妙地互相看了一眼，等待明示。得到的新的指示是：“我建议在信中再反映一个大概是最主要的思想。”大家都准备好作记录。斯大林沉默良久，聚精会神，对自己的指示斟酌再三，在室内走了几趟，最后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原封不动地加进了“指示信”中：我们的任务在于，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一鼓作气地把敌人赶回西方，迫使他们在春天到来之前就把自己的后备力量消耗殆尽，那时我们将投入新的巨大后备力量，德国人再没有更多的后备力量进行增援，这样就能保证在１９４２年彻底击溃希特勒军队紒紝矠。当然，斯大林的补充对所有出席的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国防委员会和大本营的成员好像感觉到，斯大林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他对形势的预见能力高于其他的常人……大家一致赞同这一思想，衷心同意它的精神，毫不考虑这一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但是斯大林这一次，也和在此以前和以后的许多次一样，表现了很差的预见能力。斯大林的预测和提出的任务完全是不现实的。这一点很快就清楚了。１９４２年４月我们的冬季进攻结束，德军在夏季攻势中进军到伏尔加河，这就表明上述预测是错误的，它不过是空想而已。但是后来谁也没有提起过最高统帅的失误。这是战前就已经形成的做法：同斯大林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只有成功、成绩。挫折、失败、失误则是没有执行“领袖”意志的结果，就是说，没有执行他的意志。这一套思维模式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斯大林对大本营的计划所作的某些校正、修改常常不起决定作用，但是有时却对战役进程产生了可悲的影响。特别是斯大林喜欢改变日期，一定要缩短作战准备、军队的机动和集中的时间。有时哪怕是一天，也要把作战开始的时间提前。１９４１年９月４日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按照他的指示，他将在９月８日发动突击以支援叶廖缅科。但是斯大林一定要按自己的意见办：“７日比８日更好……就这样。”紒紞矠他非常固执，已到了顽固的程度，通常谁也不敢反驳他。人们怕他。甚至善于维护自己观点的朱可夫，虽然未必赞同斯大林的想法，但也不得不表示同意。在９月４日斯大林同朱可夫进行的那次谈话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斯大林：我想，你打算在斯摩棱斯克地区进行的战役，应当只是在消灭罗斯拉夫尔的敌人之后进行。如果对斯摩棱斯克暂缓采取行动，先同叶廖缅科一起消灭罗斯拉夫尔的敌人，然后抓住古德里安不放，那就更好……主要是打垮古德里安，斯摩棱斯克是跑不掉的。就这样。朱可夫：……如果您下令在罗斯拉夫尔方向作战，那么这件事我可以办。但是如果我先夺取叶利尼亚，那会更有利一些……紒紟矠按照斯大林的命令，大本营不仅同每个方面军，而且同每个集团军进行直接联系。最高统帅有时还通过直通电话或电报同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司令员进行谈话。很难抓住他要同谁进行谈话的规律。但毕竟可以发现，最经常的是斯大林要求同方面军司令员或集团军司令员进行谈话。每当他发现大本营的指示没有得到执行或者感觉到他的谈话对人们“能起鼓舞作用”的时候，他就要进行这种谈话；他是要向司令员们暗示，最高统帅在注视他们，在担心他们，在要求他们……斯大林的指示在作战方面所起的作用有时是很可疑的。也许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或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斯大林已能够提出作战性质的重要意见和建议。大概，他感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弱点，所以他同前线指挥人员进行谈话时常常带着参谋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通常委托他们进行作战方面的谈话，他自己只作“一般性的指示”，提出批评意见或进行申斥，有时给予精神上的支持。同时最高统帅也喜欢“显示”自己对形势了如指掌，有时独自提出一些作战方面的指示，然后再用一些专门的指示加以充实，尽管十分明显的是，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的建议、指示无疑更加具有专业水平和更加有益。例如，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３日，铁木辛哥向斯大林报告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情况时指出，由于缺乏白天作战的轰炸机，不能有效地破坏敌人的渡河设施。斯大林根据大本营掌握的材料是了解那里的形势的，可是他却反驳说：“我们的‘伊尔－２’型强击机被认为是白天作战用的最好的轰炸机，它们比‘容克’飞机性能好，更适于轰炸敌人的坦克、有生力量，当然也更适于轰炸敌人的渡河设施。我们的强击机能带４００公斤炸弹。根据我掌握的材料，你们那里有强击机，也许，你们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既然斯大林对他们那里有无白天作战用的轰炸机知道得更清楚，铁木辛哥也就不再反驳了。问题在于，斯大林到电话室来时已经查阅了关于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的兵力的材料，不过他没有注意到材料中的数字是６月１日的，而两周来的战斗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铁木辛哥，我再说一遍，没有进行反驳，只是报告说：“完全明白了，我们将根据您的指示加以研究并作出决定，然后再向您报告。”铁木辛哥未必敢和斯大林顶嘴；他没有忘记另一位元帅库利克的命运，这位元帅企图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斯大林的指示而被迅速降为少将，失去了苏联英雄的称号……在战争时期大本营向各部队发出了数千件指令、命令、指示。当然，斯大林不可能对所有这些指示性文件进行仔细研究，但最重要的文件他都审查过，校改过，有时还退回去加工，亲笔补写一些句子或段落。有时斯大林以最高统帅部的名义亲自向各司令员和司令部口授电报。其中往往是好为人师的和教训性的内容居多（有时还带有威胁），具有作战价值的具体指示则比较少。例如，１９４２年５月底，斯大林被铁木辛哥关于加强他那个方面军的请求所激怒，便口授了如下一封电报：送铁木辛哥、赫鲁晓夫、巴格拉米扬最近四天来，大本营接连收到你们关于加强装备、从大本营的预备队中抽调新的师团和坦克兵增援你们的请求。第三部第九章 斯大林和大本营(4)你们应该考虑到，大本营没有可以立即投入战斗的新的师团，这些师团都是新组建的，还没有经过训练，现在把它们调上前线，意味着让敌人轻易取得胜利。你们应该考虑到，我们的装备资源是有限的，要知道，除了你们方面军，我们还有其他方面军。难道现在不是你们学会像德国人那样以少量的血的代价进行战斗的时候吗？作战应该不是依靠数量，而是依靠本领……如果你们想学会战胜敌人，而不是让敌人轻易取得胜利，那就要考虑所有这些。否则，你们从最高统帅部得到的装备也会转入敌人手中，像现在正在发生的那样。斯大林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２１时５０分紒紡矠“你们应该考虑到”——这是喜欢教训所有人的斯大林的口头禅。而“学会以少量的血的代价进行战斗”的论断，在他嘴里简直像是侮辱人。在斯大林的电报中还常常使用另一种很动听的说法——“不惜牺牲”。为了使读者能够感受到大本营操心的都是哪些方面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以及最高统帅的工作范围，我现在只是列举一些１９４２年的指示，按它们在档案文件中的叫法介绍如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３月８日关于任命弗拉索夫中将为沃尔霍夫方面军副司令员、任命沃罗比约夫少将为第５２集团军副司令员的第１７０１３６号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