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2

第一部第三章 把列宁主义“通俗化”的人(1)在朱加施维里的青年时代，“理论”和“理论家”这两个词就在他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马尔托夫曾经说过：“正确的理论永远是真理的知交。”斯大林是理解这句话的，他开始接近理论，也接近理论家。１９０７年在伦敦兄弟会教堂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仔细端详着与东正教教堂迥异的哥特式教堂的轮廓，一面想起所罗门的一句警语：“仁慈和真理不会置你于不顾；你要把它们挂在你的颈上，你要把它们写进你的心灵的史册。”他在少年时期是宗教学校的一名勤勉的学生，以后漂泊的生涯也没有从他的头脑中驱走圣经中的那些道理。“仁慈”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从来不喜欢温情，至于真理……他觉得，在代表大会上他没有得到太多的真理。花很长时间争论“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阶级团结问题”、“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这在他看来都是抽象的，与俄国的现实没有密切的联系。而这种现实，在代表大会进行过程中曾极其严正地提醒人们对它加以注意：会议主持人中断了会议，突然宣布，党的会计处已经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会议开完，来支付会议场地租金，支付代表们旅店中的费用和返回的路费。当时还宣布，一位自由主义人士同意支付一张３０００英镑的期票，条件是偿还时要付给大笔的利息，如果全体代表在期票上签字……在一阵静寂之后，代表们纷纷大声议论起来，表示同意。这位突然出现的庇护人要等待十多年时间才能收回他的英镑。他是在进行一次冒险，因为历史上远非一切革命都是按照“订单”来完成的。有一天，会议休息时，朱加施维里正巧同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呆在一起，后面三人正在争论“不断革命”的问题。铃声响了，会议要继续进行，列宁开玩笑地结束争论说：“也许罗莎掌握俄罗斯语言比掌握马克思主义语言稍微差一些，因此我们同她有一些分歧……不过这是可以补救的！”朱加施维里当时对“不断革命”实质的理解是模糊的，因此他没有参与那次时间短促的争论。那也是需要真理的。一个革命者需要多少这样的真理啊？大概，现在他特别需要那些真理，虽然他并没有打算把它们写进自己的心灵的史册。在这之前，只拥有发言权的朱加施维里已经写过二三十篇一般的文章和一本他认为是他的理论巨著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从心底为自己这篇著作感到自豪，尽管呆在伦敦的“著作家”中还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篇东西。斯大林当时会不会知道，３０多年后他会被一致选为一个最强大国家的科学院的荣誉院士？他会不会哪怕想一想，这个科学院中的世界科学巨擘们会在他７０寿辰时向他献上一部几乎８００页厚的、充满赞美之词的书籍，就在这本书里，“天才的学者”、“天才的理论家”、“最伟大的思想家”一类的话被无休无止地重复着？！科学院院士马·博·米丁、安·雅·维辛斯基、鲍·德·格列科夫、亚·瓦·托普奇耶夫、阿·费·约费、特·捷·李森科、Ａ·И·奥巴林、弗·阿·奥布鲁切夫、亚·瓦·温特尔，以及其他一些院士，在这本巨著中说，斯大林对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对发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所作的贡献，如同他的思想的方法论的意义对于整个科学界一样，非常巨大。其实，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泰斗”（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２２日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第９号记录上就是这样写的）在那个时候是、而且后来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通俗作者、列宁思想的粗浅的解释者。不过在他成为科学院院士、在通过决议称颂他为“世界科学巨擘”时，并不是理性的愿望在支配着这些受尊敬的人们。总书记戴上了知识的桂冠，这不过是由于神化领袖而产生的一种畸形现象而已。命运真是捉弄人！１９４９年，科学院院士彼·尼·波斯佩洛夫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约·维·斯大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伟大泰斗》，可是没过几年，他又受中央委托起草了一份令人瞠目结舌的揭露性的总结，这个总结成了后来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著名报告的基础……现在我们再回到２０年代……斯大林身为中央核心的领导，很快感觉到，除了他所具有的组织方面的素质以及许多人在机关中都已感觉到的那种“强硬手腕”以外，他还应当以理论家的姿态表现自己。一方面，由于要过渡到为建立一个新社会而进行斗争的新阶段，需要对广泛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一切都是新鲜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轮廓使得有可能看到今天现实地平线以外的发展轨道。但是，列宁的结论却要求把理论具体化地运用到最近将来的实践中去。另一方面，斯大林懂得，一个党的领袖——而他是希望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成为这样的领袖的——应当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稳定的声望。他明白，他平时所写的绝大多数文章，在大众的意识中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些文章许多是为了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事件、某一个时期而写的。在革命大潮中涌现出的各种口号、思想和号召的五彩缤纷的万花筒中，斯大林那些枯燥的文章简直不为人们注意。不错，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开始逐渐在党的领导中确立自己的地位时，他还发表过一些理论性的著作。我已经提到过一篇，即《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的理论和哲学水平到底如何，即使从下面这个片段也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在逐渐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后倒退……那么不管它今天还怎样强，怎样大，归根到底是必遭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为生活中的累赘。由此就产生一个著名的辩证原理：凡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即日益成长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凡是日益腐朽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因而是必遭失败的。”紓紜矠这种推理的令人难受的肤浅和幼稚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没能妨碍米丁院士把这段话称作“对新事物的经典性说明……”他的如下的一些理论著作，像《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１９１３年）、《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１９１８年）、《关于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１９２３年）以及其他著作，也没有引起人们多少注意。斯大林很快感觉到，他根本不可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自己的东西，使其在伟大学说中成为真正的新成就。他越来越相信，列宁的天才已预见到很多东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已把遥远前方的帷幕揭开。斯大林无论在哪方面下多大力气，他都会发现，远在前方已有领袖的踪影。总书记的思想甚至不能接近天才的思想。激烈的内讧不断地摇撼着党，这在客观上要求斯大林最广泛地去宣传列宁的遗著，宣传他的思想和结论。因此他产生一个想法：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进行短期的讲课，题目是《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逝世不久这门课就讲完了。１９２４年４月和５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讲稿。也许就是这篇讲稿使斯大林在某种程度上被公认为“理论家”的。不仅基本群众即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而且工人阶级和党员的文化水平也不高，因此常常出现学习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要求。只有极其通俗、易懂、清楚、简单，才能使他们理解列宁的思想。斯大林对解决这个问题是有所准备的。他那种“教义问答式的”思维方式在这里是再有用不过的了。电文一样简短的句子，没有任何费解的名词。不深奥，但是清楚，非常清楚……讲稿发表以后很受欢迎，被宣传员、鼓动员广泛用来消除人民群众的政治上的无知。后来，《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论列宁主义基础》被奉为经典，被斯大林的热心的宣传员们变成了教条引文集。他的著作简直就像是引文的拼凑，如果从他的集子中去掉引文，有些著作就会只剩下标点符号了。但还是一版接一版地出……在斯大林的这些著作中有不少论点，千百万苏联人的世界观就是在这些论点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总书记在解释列宁的思想时，把其中的许多东西根本改变了。例如，在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时，他实际上把重点只放在强制的一面，而完全“排除了”民主的内容。在今天，当我们读到斯大林的《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一著作而又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时，不能不浑身颤抖。文集在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本接一本地出版。编辑们没有斯大林的许可不敢作丝毫的改动和更正。因此，比如在阅读１９４５年第１１版《列宁主义问题》这本文集时，你会遇到一些使你惊慌失措的地方。斯大林在争辩，在谩骂、批评、污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索凌、斯卢茨基、布哈林、李可夫、拉狄克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就像是这些人还都活着一样，如说“让我们来听听拉狄克说什么”，“托洛茨基已经说了两年”，“加米涅夫所指的是”，“那么季诺维也夫怎么讲的呢？”，“这些事实季诺维也夫是知道的”，“布哈林又在说……”当然，我们知道，斯大林的这些著作是在这些人像千百万其他的人一样还活着的时候写的。但是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斯大林却依然继续同被他下令处死和消灭的论敌争辩。斯大林所提出的论据，现在已是在同亡故者的影子交战，这些论据不单在科学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污辱性。尽管书里面不断用黑体字印出“掌声转为欢呼声”、“掌声雷动”、“全体起立，向亲爱的领袖致敬”、“震耳欲聋的乌拉声！”——这就是有过的事，——现在却让人感觉到这本书本身就是从一场噩梦中来的。把自己的论敌消灭掉并且继续嘲弄死去的人，只有完全违背人类共同的道德准则的人才能干得出来。因此，甚至在斯大林的那些粗浅的通俗读物中见到的正确的论断，也不能不令人觉得是对死者进行的污辱。第一部第三章 把列宁主义“通俗化”的人(2)在斯大林准备用于讲课和以后用于发表的讲稿中，他还没有完全成为思想偏见的俘虏，这种思想偏见是他后来加紧培育起来的。比如说，不可能设想斯大林会在生命的末期写出他在１９２４年所写的论列宁的领导作风那样的东西。在２０年代中期，他能够正确地断言，列宁主义的作风就在于把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他写道：“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不承认有什么阻碍，它以自己的求实的坚忍精神排除所有一切障碍，它一定要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紓紝矠我想，如有谁在较晚一些时期公开说出斯大林如下这样一些话，像“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紓紞矠，那么他就不得不对此痛苦地感到惋惜。在２０年代，斯大林的思想虽然不够奔放和缺少光彩，但总还没有完全被好斗的教条主义紧紧地箍住。在这里，正好可以谈一谈斯大林的知识结构，虽然这个问题我还要回过头来再说。这种结构是在宗教教条的哺育下，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有选择地阅读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著作的影响下形成的。可以断言，特别可以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著名的”第四章断言，斯大林到底也没有弄清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关系、客观和主观的相互联系、社会发展规律的实质。他说，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铁定的必然性所确定了的，这种论断就显然像是宿命论了，如他说：“社会主义制度是紧跟着资本主义制度而来的，就像白天紧跟着黑夜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航船上的罗盘，航船一定会驶到彼岸，但有了罗盘行驶得会更快。斯大林嘲笑那些听从“理性要求”和“公共道德”的人，而歌颂同暴力搅和在一起的庸俗唯物主义。他自然会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紓紟矠他的论据，永远让人听起来要么像是肯定的断言，要么像是判决。《简明教程》中阐述的全部历史，就是一些人一连串的胜利和另一些人一连串的失败，失败者是间谍、两面派、敌人和罪犯。斯大林把一切都放在公式的框框之内：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应当像他所阐发的理论那样。这恰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谈到过的那种情况：这种态度会把思想导至“不符合实际的认识”。幸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命运最终没有被斯大林所支配。按照斯大林的逻辑，一切发生的事都是合理的：各国共产党的成长，这是肯定的；右倾的被粉碎，这是无疑的；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这是自然的，等等。创造性、意志、幻想、思想上的果敢——这些在这一章里是根本没有地盘的。斯大林的才智做了公式的俘虏。请大家自己作出判断：辩证法的３个基本特征，反对派集团发展的４个阶段，唯物主义的３个基本特征，红军的３个特点，机会主义的３个基本来源，等等。不错，为了教学目的这也许是不坏的。然而，对整个理论进行“清点”，然后把它归结为几个特征和特点、几个阶段和时期，这就会使社会科学变得贫乏，使世界观变为教条主义的世界观。从某个时期以来，在斯大林的著作中开始出现宗教仪式的因素。在他的思维中很难看出有什么不同色彩、转变过程、保留条件、新颖的思想和出奇的东西。“领袖”的思想只能有一种解释：凡是出自他笔下的东西，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发展。他的每一句名言都是纲领。凡是不符合他的提法的东西，都是可疑的，甚至是敌对的。庸俗化、简单化、公式化、片面性、武断性，使斯大林的观点带有一种原始的正统的性质。完全有理由断定，斯大林对自己所说的话的“英明性”是没有怀疑过的。得出这种结论的一个证明是，他喜欢引用自己的话。尽管如此，斯大林的才智看来也有一个强有力的特点，那就是务实性。总书记企图把每一个理论原则（常常是极其机械地）同社会实践的具体的要求和需求联系起来。我要立即声明，并不是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所有著作都具有这种具体实践的目的性。但是，我要再次强调，斯大林的这种目的性并不是辩证的。机械论，即行动的机械性，常常有些像宿命论，往往使斯大林的著作带有漫画式的性质。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上说：“同志们，单靠一个自由是很难生活的。（齐声赞同，鼓掌。）为了能生活得好，生活得愉快，除了政治自由的福利以外，还必须要有物质福利。我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仅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了人民物质福利，给了人民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生活得很愉快，而斯达汉诺夫运动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紓紡矠对这种斯达汉诺夫运动产生的根源的“论据”，用不着作什么补充说明。这种庸俗和肤浅的东西长期地向人们的意识中灌输，我们有时还不清楚，这种“搞乱”人们思想的做法究竟带来了多么严重、多么长久的后果。２０年代，在选择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方法时，党的领导者们也在积极开展理论工作。在《真理报》上，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经常刊登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加里宁、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党的其他活动家的文章，他们想观察一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和前景。其中一些人在发表自己的著作方面是颇有成绩的。比如，托洛茨基在革命后的十年当中出版了２１卷书。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４日《真理报》报道，国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开始出版季诺维也夫的２２卷本的文集。文集出版委员会把这部文集评价为一种“工人百科全书”。《真理报》还报道了《十月革命：列宁、布哈林、斯大林文选》一书的出版消息。在这期间，布哈林所写的材料出版得特别多，如《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等文章。斯大林也“不甘落后”。但是，他在２０年代发表的大部分文章，与其说是普及列宁主义，不如说是同各种集团、反对派以及各种派别的领导人进行论战。在这方面斯大林感到自己如鱼得水。看来，由于同反对派进行斗争，由于对自己昨天的同伴进行坚决的厉声的批评，他才成为了一位“理论家”。顺便提一下，托洛茨基在他的《斯大林的伪造学派》一书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书中提到，斯大林是靠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才成为“理论家”的。在论战中，在无数次的搏斗和“揭露”中磨炼了斯大林的思想。他在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发言，都是很强硬的、坚决的，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调和的，虽然斯大林有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也作了一些宽容的“松动”。例如，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１日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缓和党内斗争的措施》的报告。这些“缓和措施”归结为五点最后通牒，反对派的首领如果想留在中央，就必须接受这五点要求。紓紣矠在与思想上的论敌进行论战时，斯大林完全变了样子：他开始善于雄辩，并使用了尖锐的语言，有时还带有个人侮辱的性质。斯大林常常一点也不难为情地说对方是“饶舌者”、“造谣者”、“糊涂虫”、“不学无术”、“夸夸其谈”、“应声虫”。总书记在为党的统一、反对派别活动、争取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进行的斗争中，得到一个粗暴的但不调和的战士的名声，他对此甚至感到自豪。我们记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作总结发言时，斯大林尖锐地批评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仿佛是要把粗暴的权利作为总书记的标志攫为己有，他在代表们一片赞同的笑声中说：“是的，同志们，我是一个直率而粗暴的人，这是事实，我并不否认这一点。”我重复说一遍，这种“直率而粗暴”简直常常带有侮辱人的性质。波克罗夫斯基曾试图弄清斯大林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的立场，总书记在给他的回信中一开头便称这位律师是“自命不凡的无耻之徒”。在回信的末尾也用的是同样的调子，他写道：“你对于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是一窍不通的，简直是一窍不通的，……紓紤矠结论是：需要具备不学无术者的厚颜无耻和鼠目寸光的见风使舵者的自满自足，才能肆无忌惮地把事情搞到头脚颠倒的地步……”斯大林就是用这种方式和语言进行批评的。斯大林在反对论敌时使用的一些严肃的论据，常常要衬托上一些粗鲁的形容语。总书记总是信心十足地断定说：这里是真理，那里是谬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否则就会出现像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所说的那种情况：我们在错误面前关上了大门。真理慌乱不安地说：我将如何进去？第一部第三章 把列宁主义“通俗化”的人(3)随着自己威信的确立和总书记职位的政治重要性的提高，斯大林越来越喜欢使用自己的话作为论据。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论据就成了至高无上的真理。但越到后来斯大林就越是很少察觉到这点。例如，在给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讲课时对列宁主义下了定义之后，斯大林便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一著作中实际上把这一定义吹捧为完美无缺和包罗万象的。接着他又多次大量引用自己的东西，并且总是附加上这样一类的评语：“这都是正确的，因为这完全来源于列宁主义”，等等。有时真是令人震惊，总书记竟然把自己的结论抬得那么高，评价得那么高。后来这竟成了一种惯例：让读者们去参阅他自己的文章和著作。例如，在回答波科耶夫同志《关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时，斯大林不仅闭口不谈这一思想完全属于列宁，而且还硬说正是他斯大林提出了这一思想。总书记没有用什么特别的论据来麻烦自己，他在文章的附言中直截了当地说：“您拿来《布尔什维克》杂志（莫斯科出版的）第３期看看我写的一篇文章。这会便于您的工作的。”至于对波科耶夫的回答本身，除了一些正确的原则之外，斯大林特别强调一个思想：“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结成联盟，就能彻底打败（这里和下面的着重号是我加的。——本书作者注）我国资本家”，“反对派却说，我们不能彻底打败本国资本家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我们不打算彻底打败我国的资本家……我们……夺取政权是多余的”。紓紥矠这里强调的是在１９２６年“彻底击溃”剥削阶级的残余，这是非常明显的。看来在当时这并不是主要的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彻底击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非常错误的论点：越是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尖锐。“打击”和“彻底击溃”很快就成为斯大林几乎最主要的工作了。尽管斯大林理论概括的水平极为平常和一般，他却十分喜欢下定义。可以举出以下一些广为人知的定义：关于列宁主义的实质、关于民族的实质、关于政治上的战略和策略、关于倾向的实质等等定义。这些定义可能在普及列宁主义基础方面起过某种作用。但斯大林是一个极其愿意进行教条式思维的人，他简直把定义奉为了教规，他可以用整篇讲话来证明某个反对派对某个问题的不理解。不过，看来斯大林理论“创作”中最消极的东西要算是他实际上抛弃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逐渐地“论证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牺牲的社会主义”。总书记的这种世界观慢慢地使得他无所顾忌地实行了罕见的大规模的镇压，把暴力手段作为建设新社会的主要社会方法来广泛使用。事实上，把斯大林的理论观点，特别是把这些观点具体化的方法加以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总书记逐渐脱离了列宁主义。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斯大林仍是布尔什维克，但他最终并没有成为列宁主义者！这是党的领导人！在许多种社会主义，如空想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兵营式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当中，斯大林创造了某种自己的东西，即官僚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既包含教条社会主义的特点，也包含兵营式社会主义的特点。总之，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当然，在千百万人建立起来的这一社会主义的活的机体组织中，他不能、不可能也没有来得及使一切变形。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还不能把一个只有高度社会化程度、集体的东西高于个人的东西、一切完全由“上面”来计划的社会称作社会主义社会。列宁所预见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那样一种社会主义，处在它的中心位置的是人。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是民主，是人道主义，是人，是社会公平。这种立场永远也不会与暴力结合在一起，不会与权力脱离人民结合在一起，不会与半神化的领袖结合在一起。这证明，在某个阶段上，斯大林越来越脱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了公平起见，不能不指出，总书记的文章、演说、答辩、回答，一般都是他自己动手准备的。他的助手们以及在各个时期同他一起工作过的、总书记机关中的其他负责人所提供的证明，使人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斯大林负担大量的工作，他还是很注意提高自己的。根据他的专门要求每天给他挑选书刊，送去文章的剪片、地方党刊的综合材料、国外报刊的综述以及最有意思的来信。有一次他长时间地在看一封柏林的来信，回信的地址是：采林多夫，瓦尔特马尔大街，１１号，“维拉·尼娜”，Б·П·克雷莫夫收。这是一封很不寻常的信。写信人是一位“失势者”，作家，１９１７年逃离俄国，但他在留心地、专心致志地注视着新的俄国。斯大林一面读着这封信，一面在上面划线。信中写道：“我现在给您写信，我把您看作现今俄国最大的国务活动家之一。我是个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但我爱俄国毕竟甚于爱任何其他国家。我在这里也许能看到某些您不十分清楚的事，尽管您在国内也很了解情况。”（这里用红铅笔划了两道线。——本书作者注）“……无论如何要把政权掌握在你们这些无产阶级领袖手中，不要顾惜一切。请记住：‘谁不善于逞凶，谁就不能成为国家领导人。’首先要有军队。军队不应当打仗，但它应当存在。大家都应当了解，关于军队的有些说法是言过其实的。各种军事检阅越多越好……要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增加俄国的人口和对他们进行充分的教育。这是对付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可怕的武器。今天已经清楚，现今的俄国可以提供一个新的历史规律：摆针可以不向其他方向摆动，它可以永远停留在左边……不需要谎言，但需要两种真理，暂时避而不谈较大的真理，以使得人们相信较小的真理；一旦需要时，小真理就可以让位于大真理了……不要排挤宗教，那样做倒会使它加强。要吸引私人资本。只要国家政权掌握在你们手中，这就不会有任何危险……要支持现今表现出来的俄国人的创造性，而不要吝惜资金。比如说支持文学或者芭蕾舞。应当投给其余世界一个现代俄国鲜明透亮的结晶体，这有时会比最广泛的宣传更起作用……革命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但是试验的时间拖得太长，需要做出实际的成绩，需要实现使无产阶级过上幸福生活的诺言。可是现在，你们办事拖拉的现象比沙皇制度时还严重。有时拖延一些是有益的，但各方面总是这样就极为有害了。”紓紦矠斯大林长时间地阅读这封信，他不再往上面划线，因为几乎每一行字在他看来都是有道理的，都是经过斟酌、耗费心血写出来的。他又看了一眼那笔触奔放的签字：“弗拉·克雷莫夫，此信请勿发表。”斯大林把信放入一个文件夹，那里专门存放他过后还要再看的文件。在１９２４—１９２８年这段期间，斯大林曾多次把工业学院和共产主义学院的一些教授请来，向他们咨询社会知识方面的问题。他特别感到自己在哲学方面逊色。对历史他显然了解得要好一些，他对加深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同时，他有长期的工作经验，他的职位使他不得不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他养成了敏锐的嗅觉，非常实际的头脑，善于迅速地估计情况并在遇到各种纷繁的问题时辨明方向，而且能抓住其中的主要环节。他具有天赋的观察力，能够很清楚地记住各种人物、姓名和事实，积累了同列宁周围一大批最有教养的人交往的丰富经验，——这一切不能不在斯大林身上养成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比如，他虽然不是理论家，但是在对待理论的实用态度上，在善于使理论最充分地同实际任务“结合”上，他超过了自己的许多伙伴。在列宁逝世几个月之后，许多人就已感觉到斯大林的“强硬手腕”。总书记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饶恕。他一旦提出了目的，提出了任务，有时就会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敏锐和顽强来实现它们。在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文章和小册子中自然也有过某些“转弯”、某些修正，但他基本上是在重复他先前说过的话。这对周围的人产生了影响，并且逐渐不由自主地具有了老生常谈的色彩。比如，有一次他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純紛矠，然后他就把这一定义奉为经典。无疑，在为新制度的生存而进行直接斗争的时期，这个定义起过作用，使得人们更彻底地理解列宁的理想和目标的实质。但是这个公式在斯大林那里却凝固了许多年，虽然很清楚地可以看出这个公式比起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内容来要明显地贫乏。把列宁的思想仅仅归结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以后的实践中产生许多缺点的前提条件。同时，很明显的是，列宁主义是认识世界和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包括哲学、经济和社会政治观点的完整的科学体系。但是，稍稍离开一点斯大林对列宁主义实质的解释，就被看成机会主义的邪说及其带来的一切后果。斯大林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简单化（常常简单化到肤浅的程度）的大师。好像雷马克说过，每个独裁者都是从简单化开始的。我再重复一遍，造成理论和党史公式化的功劳正是属于斯大林。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战略和策略、革命的方法、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做这样简单化的解释，有时甚至肤浅的理解，考虑到劳动人民当时的一般政治文化水平，也许是必要的。但是不久以后，即到２０年代末，一些比较重要和深刻的著作干脆就不能出现了。只能评价、研究、颂扬斯大林的著作。在几十年的时间内，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思维陷入了极度的不景气和停滞状态。把理论上的各种结论硬套在生活现实和社会存在上，正是由斯大林开头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简单的公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标本，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社会思想的发展。在很简单的、往往是错误的论点的基础上，教条主义的观点开始迅速地发展。可以把教条主义比作搁浅的船只。浪涛汹涌前进，而船只却原地不动，不过表面上还保持着动作的假象。斯大林对于思想体系完全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他认为，真正的思想体系，在国内应当像水泥那样发挥作用，而在国外则应当像炸药……他的许多“理论”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巨大社会灾难的根源。有时候我想，一个很有意思的、独出心裁的思想，好像涂上了“颜色”，涂上了橙黄色、紫色、紫红色、翠绿色和蔚蓝色……这就如同光线穿过雾霭、黑暗和黄昏，画出了期望中的真理的轮廓。看来，思想的世界不仅具有多种音弦，而且具有多种色彩，但必须善于发现这些色彩。斯大林的思想是灰色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实践中表现得色调愈加昏暗。请大家自己来判断一下吧。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４日至１５日举行了中央全会，全会研究了一系列问题。季诺维也夫作了国际形势的报告。报告人和其他发言者对在德国遭到的失败进行了批评性的分析；许多人认为，在德国，革命的形势没有被利用。斯大林在发言中谈到当时正在德国的拉狄克在这次事件中的作用问题。他说：“我反对因为拉狄克在德国问题上犯了错误而对他采取惩罚措施。他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我在这里举出其中的七点。”斯大林最喜欢干的就是把别人的错误串成长串。我不打算把这些错误都重述一遍，我只举出被斯大林编了号的（像在清点册里那样）“第四点”。总书记继续说，拉狄克认为，“德国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并认为必须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而我们的结论是：应当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殊死的斗争。”純紜矠这不仅仅是天真的理论分析上的错误。斯大林这种对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评价中的政治上的短见，使共产党人和全体民主力量在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对极尖锐的问题所作的这种“肤浅的”，更确切地说，错误的阐述，说明他明显地不善于分析多方面的联系。或者再举一个例子说明他在理论上的“不明智”。在１９２４年俄共（布）中央１０月全会上，讨论了农村工作问题。报告人是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作了长篇发言，其实，他对农村问题，也像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一样，不很了解情况。不过他也非常正确地估计了总的形势，他说：“我们现在讨论的不仅仅是农村工作问题，而且是整个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也就是说，是更加一般的问题，大概这个问题在一些年内不会从日程中拿掉，因为这个问题完全同当前情况下如何实行专政的问题联在一起。”純紝矠斯大林在自己的发言中试图提出一些政治和理论方面的意见，从这些意见中可以看出，这里已经蕴育着未来所犯的一些巨大错误的萌芽。我们应当做的第一点，是“必须重新争取农民”；第二点是要看到“斗争的场所发生了变化”；第三点是“在农村培养干部”純紞矠。当时是１９２４年，而斯大林的讲话，听起来好像是在１９２９年……在犯严重错误方面，他具有多么令人吃惊的“远见”和一贯性。作为列宁主义“诠释者”的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我还要涉及斯大林以后年代的理论观点。不过现在，为在群众中选择和普及列宁主义思想而斗争的时候，他第一次感觉到，不仅是科学观点，而且文学艺术也具有对人们产生社会影响的力量。第一部第四章 “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1)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和３０年代初对斯大林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粉碎党内“右倾分子”后，仿佛可以过安定的生活了。总书记的威望有了明显的提高。过去的反对派，包括布哈林，想方设法强调自己忠于斯大林，自己是“大梦初醒”，自己“完全赞同党的总路线”。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作了几次尝试想同斯大林恢复过去的“友好”关系，又一次去别墅同他“和解”。许多人把降职当作个人的不幸。这一对“政治孪生兄弟”也不例外。加米涅夫才４０多岁，不知怎么一下子消瘦了，头发也白了，样子像个“年轻的老头儿”。加米涅夫同斯大林交谈的机会不多，每次打电话或是见面，他都要抓住适当的话题小心翼翼地提起他和斯大林在库列伊卡共同消磨的岁月，提起他、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都是列宁的亲密战友，提起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和十三大以后为了让斯大林稳坐总书记的交椅而演出的一幕幕戏剧。季诺维也夫，特别是加米涅夫，一直抱着希望重新担任党内的高层领导职务。斯大林很清楚他们的意思。他表现出宽大的保护人的姿态。有时甚至还让两位被罢黜者感到一线希望。不过他心里明白，这两个人，虽然他之能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他们，但现在不仅对他没有用，而且还可能对他有危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斯大林的底细知道得太多了。而总书记是不喜欢那些对他的情况了解得比官方所宣传的还多的人的。３０年代初斯大林全神贯注地抓农业中的“革命”，突击实现工业化，团结自己的拥护者。工业正在加速发展。强行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尽管后来这变成了国家的一大灾难。党的第十七次例行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临近了。斯大林的宣传机器称１９３４年１—２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因为斯大林本人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说党和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和不一般的”。毫无疑问，到１９３４年时，我们国家在发展中实现了巨大的跃进。当我查看斯大林修改过的报告草稿时，我注意到，总书记仔细修改了报告的每一页、每一段，他竭力突出的首先是成绩。他认为人民作出的重大牺牲应该有结果。报告中整页整页都是斯大林重新抄写的。总书记要让人民和党看到，他的领导是卓有成效的、成功的、所向无敌的。斯大林特别强调，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三年半中，我国工业产品总额增加了一倍。最近几年建立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如机床制造业、汽车工业、拖拉机工业和化学工业；出现了电动机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康拜因制造业；开始生产合成橡胶、氮气、人造纤维等等。总书记自豪地宣布，成千个新的工业企业已经投产，包括下列大型企业：第聂伯水电站、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库兹涅茨克联合企业、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克拉马托尔斯克机器制造厂以及其他许多企业。斯大林报告中的数字、表格、图表之多是前所未见的。他有大量的材料要向代表大会报告。对于３０年代，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仅仅从它很悲惨这个角度去看，然而这些年代还是前所未见的热忱、献身精神和群众性劳动英雄主义发扬光大的时期。现在有时我们都很难设想，数以百万计的人虽然往往只有最起码的维持生计的必需品，却相信他们自己是共产主义未来的真正创造者，相信他人的忘我献身精神不仅对他们的命运，而且对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下面是那几年《真理报》上刊登的几则报道。斯大林看《真理报》，从来不是有选择地看，而是从头到尾地看，并且还要把一些材料用铅笔划上记号。这时他充分感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主人”。“经２万石油职工在４０个群众大会上讨论并根据５３个来自各地的报告和２５４封工人的来信作了补充的巴库石油职工的集体报告。”报告说：“经过工人和专家们的努力，在久经考验的列宁党的领导下，石油部门的五年计划已在两年半内完成。”来自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厂建设局的报道说：“高炉车间的施工区诞生了完全新型的工作队，这就是挖掘机经济核算包产工作队。挖掘机实行经济核算后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实行经济核算的挖掘机创造了机器装载的世界纪录。”来自鞑靼的简讯说：“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粮食的收获和交售工作，我们提出的口号是：筹备召开第二次全鞑靼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和争取派出本地区代表参加前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的代表团。在全苏光荣榜上争第一，是鞑靼集体农庄家喻户晓的口号。”从今天的角度看，可以说千百万为我们创造了我们今天赖以立足的一切的普通人非常天真，心地善良，对斯大林无限信任。但是不能不赞叹人们的奔放热情、他们对所取得的成就的自豪感和掌握着未来的自信心。他们那种能征服一切的忘我献身精神和高度的公民责任感，虽然往往带着个人迷信的色彩，但却正是十月革命和对正义事业和美好未来的信念所培育出来的巨大社会潜力。无论是现在还是下个世纪，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该记住这些被“领袖”通常称为“群众”、有时又称为“螺丝钉”的人，这些创造者和建设者。与此同时，从《真理报》上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报道，这些报道在今天，当我们了解了许多情况之后，不光使我们有所警觉，而且使我们对当时我国的一家主要报纸所报道的一切事件的内幕有了深入的理解。１９３３年７月中旬《真理报》作了如下的报道：“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两同志来到列宁格勒，并在当天同基洛夫同志一起前往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在了解运河工程和水利工程建设情况之后取道白海港口索罗卡前往摩尔曼斯克。”斯大林视察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之后，过了两星期公布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以斯大林同志的名字命名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通航的决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对运河建设中作出优异成绩的人授奖的决定。被授予列宁勋章的有八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雅哥达，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局局长科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劳改营总管理局局长别尔曼，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局局长助理弗连克尔，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局副局长拉波波尔特，白海—波罗的海劳动感化营主任菲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局副总工程师菇克，工程局副总工程师韦尔热比茨基紖紝矠。谢·米·基洛夫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在这样一个地方建成这样一条运河，这确实是一种英雄业绩，因此应该公正地评价我们那些领导这一事业的肃反工作人员，是他们真正创造了奇迹。”紖紞矠确切一些应该说，创造奇迹的是数十万囚犯。这样的囚犯当时有的是。在对１００多万富农和中农农户实行剥夺和对“剥削阶级的残余”进行了残酷斗争之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掌握着不仅仅能够建设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很大一支力量。被授予列宁勋章的那些人的职务，雄辩地说明了斯大林运河是如何开凿的，是谁开凿的。在国民经济中广泛利用囚犯的劳动（在３０年代为他们提供劳动场所也是一大问题）不是什么新思想。这里要提一下，早在２０年代中期，托洛茨基在发挥劳动军事化的思想时就曾提出建议，说“应该把反对国家的敌对分子大批调去参加无产阶级国家各项工程的建设”。我们看到，“杰出领袖”中这一位的意见并没有被另一位所忽视。至于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就，斯大林在报告中讲起来就有些为难了。不错，建立了２０多万个集体农庄和５０００个国营农场。但总书记承认农业这一部门的发展“比工业慢得多”。斯大林也承认，“对农业来说，实质上报告所涉及的时期与其说是迅速高涨和突飞猛进的时期，不如说是为最近将来的迅速高涨和突飞猛进创造前提的时期”。紖紟矠报告人在这里也指出了畜牧业的严重情况。大概从那时起我国畜牧业的情况就没有好转过。在农业方面总的情况也是如此。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的十年过程中粉碎了许许多多的反对派之后，终于无“事”可干了。总书记是这样说的：如果说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还不得不彻底击溃一切集团的信徒，那么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没有人要打击的了”。不过总书记在这里为了使大家千万不要放松警惕，又自相矛盾地说，“他们的思想残余还留在一些党员的头脑中”，因此我们应该随时准备摧毁它们。但是斯大林很少去“打击”这些思想，而更多的是打击有这样思想的人。斯大林说，我国正向着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但他立即又得出结论说，达到无阶级境界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开展阶级斗争”紖紡矠。看来，由于斯大林深信暴力手段的万能作用，深信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是暴力的工具，他也就无心考虑这种看法的极大危害了。在“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上（按照他的说法，当时已经“实际上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残余”），他号召进一步强化强制机制，加强惩罚机关。斯大林之所以不想考虑民主演讲的意义，原因很简单，因为任何加强真正的民权制度的尝试都会相应地削弱他树立领袖绝对权威的可能性。这里还要补充一点，斯大林从特性说，是个专横暴虐的人，使人总感到他身上有一种东方的远古时候的东西……难怪布哈林在１９２８年把斯大林叫作“成吉思汗”。第一部第四章 “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2)斯大林并不是不知道，在代表大会的１２２５名代表中，有不少人当初都曾参加过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反对派”或具有某种倾向。所有这些人早就通过不同的方式悔了过，认了罪，在寻找机会重新得到今天权势极大、威望极高的斯大林的好感。那些“被击败的人”并不全是毫无原则、看风使舵之辈。在这些过去的“反对派”中，有许多人都曾真心表示悔改（往往是对一些鸡毛蒜皮的“罪行”表示悔改），因为他们不甘心当党外人士，他们支持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总书记特别向卡冈诺维奇提出，要首先保证这批为数不少的人的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因为这些人的悔过发言将更加提高“领袖”的威信，虽然今天在权力的顶峰他已经成为惟一者。几十年后再来看这些人的发言，就可以想象出他们怎样强忍屈辱，像神魂颠倒的教徒一样鞭笞自己，以满足（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的情景。这一切许多代表都看在眼里。例如，基洛夫说：现在这些过去的反对派“企图……挤进来共庆胜利，试图踏着同一乐曲的节拍前进，支持我们高涨的热情……就拿布哈林来说吧。我觉得，他好像在照着乐谱唱，可是调门不对。至于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就更不用说了”紖紣矠。那些昨天还是政治局委员、列宁的战友和学生的人，在“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上是怎么说的呢？布哈林，这位过去的“全党喜欢的人物”和党的理论家说：“斯大林出色地运用马克思列宁的（原话如此。——本书作者注）辩证法，彻底批判了首先是我……提出来的右倾思想的一系列理论前提，他做得完全正确。……团结在党的智慧和意志的体现者、党的领导人、党的理论和实践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周围，是每个党员的义务。”紖紤矠很难相信，说这话的会是一个其精神世界有如水晶般纯洁的人……李可夫，这位列宁之后的第一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说：“我要对斯大林同志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世后的最初时期所起的作用加以说明……他一开始就十分突出地表现出他是一位领袖和我们的胜利的组织者。我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斯大林在那一时期一下子就从当时的领导班子中脱颖而出。”说这话的竟是一位以说话直率、刚正不阿、一身正气著称的人……托姆斯基，这位我国工会的领导人是这样说的：“我应该对党说，正因为斯大林是列宁最坚定、最杰出的学生，正因为他的警觉性最高，目光最远大，最坚持不渝地引导党沿着正确的列宁的道路前进，正因为他用自己的沉重有力的手敲打我们，正因为他通过与反对派的斗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千锤百炼，正因为这一切，斯大林受到一些人的攻击。”紖紦矠说这话的竟是一位以党的原则性强和善于坚决捍卫党的原则性而闻名的人……下面我摘引一段被击得头破血流之后又被重新接收为党员的季诺维也夫的讲话，而就是他第一个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个人的名字并列排在一起的。他说：“现在我们大家都了解，斯大林同志领导这场斗争有高度的原则性和很高的理论水平，而丝毫没有夹杂任何个人的因素。”季诺维也夫称斯大林的报告是“一篇杰作”，他长时间地巴结逢迎，说什么“领导班子的辉煌成就即这个领导班子的带头人（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的辉煌成就……”表示悔改的季诺维也夫说：当我重新被接收入党时，斯大林向我提了一条意见：“党认为，过去和现在危害你的与其说是那些原则性的错误，不如说是多年来你养成的对党不襟怀坦白的毛病。”（会场上响起了一片喊声：“对，说得对！”）这位过去觊觎党的领袖地位的人接着说：“我们现在看到，先进集体农庄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如何渴望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渴望见到斯大林同志，亲眼看看他，也许还亲手摸摸他，直接聆听他的指示，然后把这些指示传达给群众。”紗紛矠说这话的是一位与列宁直接交往多年、一直在向列宁学习并以列宁的战友自居的人。一种担心被彻底抛进政治垃圾堆的恐惧心理迫使季诺维也夫说出这一席低三下四的话。加米涅夫、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罗米那兹以及在反对派的斗争中被斯大林击败的其他一些人都是这样，他们丢掉自尊、昧着良心，拼命吹捧“领袖”。斯大林像通常一样坐在第二排，表面上不动声色地望着正在登上讲台的加米涅夫。他回想起以前加米涅夫怎样主持会议，怎样在代表大会、政治局会议或其他会议上不耐烦地插话，竭力把发言人朝需要的方向引导。一次（那时他们的关系已经破裂），斯大林在发言中列举“反对派”的错误，加米涅夫不客气地说了一句：“斯大林同志！您像是在数绵羊，一、二、三……您的论据并不比这些绵羊高明……”“如果把您也算其中的一只……”总书记马上顶回去。加米涅夫现在会说什么呢？加米涅夫低三下四地、强忍屈辱地用哀求的语调认错：“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时代，是一个新时代……正如前一个时代作为列宁时代载入史册一样，这个新时代无疑也将作为斯大林时代载入史册，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我们有责任采取一切措施，全力以赴反对任何动摇这个权威的尝试……我要在这个讲台上说，我认为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３３年同党和党的领导进行斗争的那个加米涅夫是个政治僵尸，我要向前走，不再像《圣经》中说的那样（请原谅）老背着过去那张皮……我们的，我们的领袖和指挥员斯大林同志万岁！”紗紜矠斯大林两眼半睁半闭，听着加米涅夫急匆匆地发言。当时甚至他也不知道，几乎是三年后，他会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以及其他许多人变成肉体僵尸，真的僵尸，而不是“政治僵尸”。然而，斯大林确实知道，这是加米涅夫最后一次在这样的大会上讲话。不能再姑息了！斯大林带着毫不掩饰的浓厚兴趣听着所有这些颂辞，他感到自己胜利了。他可是知道加米涅夫在同托洛茨基谈话时曾称他为“残暴的野蛮人”，而季诺维也夫在自己那个圈子里称他是“血腥的奥塞梯人”；布哈林不止一次地挖苦斯大林不懂外语；拉狄克在《群像和檄文》一书的第一版中对未来的总书记竟然只字不提；而被誉为大理论家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竟在１９２２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总书记“不学无术”……是报复吗？不，这是卑鄙的！——这位胜利者想。要让全党信服，在一切有争论的问题上，在历次辩论中，在一切转折关头，只有他斯大林始终是正确的。而且不是他来说，而是由他们，斯大林过去的论敌去说。要让大家今后都知道，他不仅具备政治魄力和组织才能（这是全党早已公认的），还要让大家知道他非常英明，洞察一切，高瞻远瞩并且大权在握……这次是胜利者们的代表大会吗？恐怕还是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吧？！假如斯大林熟悉俄国史，那他就会记得颇能说明问题的一件事。在击败拿破仑之后，参议院为褒奖亚历山大一世拯救祖国的丰功伟绩，决定加封他“恩德无量”的称号。不过亚历山大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但是，斯大林却一直盼望新的称号、新的比喻和新的赞词。诚然，当时谁都没有想出来“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这样的赞词。人们的想象力毕竟不是始终都那么丰富……但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听到了许多说法。例如赫鲁晓夫和日丹诺夫首先称他斯大林是“天才的领袖”，季诺维也夫把斯大林列为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基洛夫说明总书记是“解放我国和全世界劳动者的最伟大的战略家……”；伏罗希洛夫说：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和朋友”，同时又是列宁的“忠实仆从”。朋友和忠实仆从，——这就有点荒唐了！可能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由人来体现？民主不需要执掌特殊权力的人来体现。至于阶级的专政……这一切都说明斯大林认为拥有无限的权力对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来说是正常现象。可是大家知道，只有独裁者才能拥有无限的权力。斯大林听着代表们的发言，默默地回顾了自己从“抢劫犯”到最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的奇特道路。他一度认为是空想的事现在已经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他曾经认为是可能的事现在看来已经是肯定无疑的了；他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斯大林在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对自己的特殊作用和使命已深信不疑；每次代表大会都给他增添了信心：只有他才能够办到不可能办到的事。他的这种非常不祥的错觉也是许许多多灾难的主观根源之一。斯大林对倾盆大雨似地落在他头上的赞词如“英明的”、“天才的”、“伟大的”、“远见卓识的”、“钢铁般的”等等已经听腻了，现在特别注意听军队代表的发言。在每一位发言者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对他作了无边无际的赞美之后，斯大林由于图哈切夫斯基的发言对他很少恭维而感到吃惊和不快。图哈切夫斯基又把他那一套搬出来：陈述自己提出的关于军队的技术改造的“空洞计划”。已经跟他讲了，幻想的成分太多；就是不听，现在又搬出来了……斯大林想起了３０年代初图哈切夫斯基给他写的一封长信。图哈切夫斯基在这封信中表示不满意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对他提出的关于军队的技术装备现代化的建议所采取的态度。这位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写道：“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宣读了您就我的关于改造工农红军的报告问题所写的一封信。那个附有我给您的报告的工农红军司令部的报告我过去根本没有看到……现在看了上述报告后，我完全理解您对‘我的’打算不切实际感到气愤的心情。但是，我应该说明，工农红军司令部的报告完全与我的报告无关。我的建议不只是被表述得面目全非，而简直成了‘狂人日记’。”紗紝矠斯大林当时看了这封信就已经懂得，与伏罗希洛夫关系紧张的图哈切夫斯基不是在同人民委员辩论，而是在同他，同总书记辩论。这位军事领导人的独立判断能力使他感到吃惊和不快，因为图哈切夫斯基好像比死抱住国内战争经验不放的人民委员看得远得多。到伏罗希洛夫发言时，斯大林知道这位已经成为点缀英雄历史的、传奇式的人物要说些什么，因为人民委员在代表大会前夕曾把自己的发言送给斯大林过目。伏罗希洛夫竟然在自己的发言中想出了一个新的赞词：“钢铁般的斯大林”。当然，伏罗希洛夫也少不了溢美之辞：“有了斯大林同志这样的久经考验的、英明的、最伟大的领袖”，“无论什么猪嘴或者更令人恶心的嘴，无论它伸到哪里”紗紞矠都吓不倒我们。人民委员说粗话使斯大林感到讨厌：一边说“英明的”、“伟大的领袖”，一边又说什么“猪嘴”……斯大林听了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别列夫斯基、库恩·贝拉、威廉·克诺林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领导人的发言，感到很满意，他们说斯大林现在不仅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他沉思起来，忽然想到：如果２０年前他在库列伊卡村暴风雪的呼啸声中梦见这一切的话，他会怎么想呢？准是发疯了吧？“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的命运真难以预料。第一部第四章 “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3)斯大林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忽然感到，在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上，一切都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一切看来都不过是在履行手续：选举中央委员和两个新机构，即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代替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领导机构的人选当然事先都在政治局“交换过意见”，为“领袖”庆功的整个盛典看来正在平静地结束。由代表大会选出的计票委员会的工作已接近尾声。但是突然发生了意外。激动而焦急不安的卡冈诺维奇和计票委员会主席扎东斯基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然而先得谈谈事情的由来。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详细情况，米高扬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作过介绍（米高扬从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６６年一直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历任党的第十次到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他许多人的回忆录也提供过有关这方面的情况。１９６２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指出，“在党内形成的不正常的情况使部分共产党员，尤其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产生了不安。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首先是那些了解列宁遗嘱的同志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调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的时候了。”米高扬证实（米高扬又是听斯涅戈夫、沙图诺夫斯卡娅以及原计票委员会成员安德列阿相等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说的），卡冈诺维奇焦急不安地向斯大林报告了出乎意料的投票结果：在１２２５名代表中，３人投票“反对”基洛夫，近３００人（！）即投票人数的将近１／４投票“反对”斯大林。这简直难以置信！现在谁也不能准确地说，总书记对此作何反应。但据米高扬说，很快作出决定，即留３张“反对”斯大林的票（与“反对”基洛夫的票相等）。其余的票全部销毁。还要说明一点，按惯例在付诸表决的名单中，候选人人数和当选人数是等额的。总的来说，这是没有“选择余地的选举”，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多数。即使那３００张反对票作数，斯大林照样进入中央委员会，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看来都会被选为总书记。宣布投票结果将会引起强烈的政治反应，它带来的一切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大家立即会感到“领袖”的伟大完全是虚幻的。据这些证明材料说，一批老布尔什维克在正式宣布投票结果前已经了解到实情，他们向基洛夫建议，要他同意把他推选为总书记。基洛夫拒绝了，并且似乎把一切都向斯大林讲了。然而，在这个弄不清楚而又极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中，有一些客观情况说明这一事件相当可信。首先，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不少人是过去属于不同名目的“反对派”的和过去曾直接反对过斯大林的。此外，许多出席代表大会的党的工作者已经有可能亲自领教过斯大林的放肆、粗暴和独裁作风。然而，在党内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谁都不可能公开批评斯大林，更不可能建议撤销他的高级职务。虽然可以利用表明良心的时机随时都存在。这些人通过无记名投票来表明自己对斯大林的真实态度，无疑也是可以做到的。如果米高扬根据部分老布尔什维克、包括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计票委员会成员提供的证明所作的情况介绍有一天完全被证实，那么这个介绍同时也就是斯大林犯下的一件最丑恶的反党罪行的记录。我在这里还不谈（这个问题将放在另一章叙述）“胜利者们的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后来的下场多么悲惨，因为在投票表决后斯大林就把他们所有的人都视为潜在的敌人了。这一复杂问题还造成了另一后果：斯大林骤然改变了自己对基洛夫的态度。在斯大林看来，基洛夫现在成了他的现实的劲敌。这样，“胜利者们的代表大会”除反映了国内发生的有利于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变化外，还记录了“领袖”的独裁野心的膨胀过程。无产阶级专政本是夺取政权和建立新社会的工具，却被斯大林当成了随心所欲地行使专政的最重要职能的有利条件。第一部第四章 斯大林和基洛夫(1)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一件事。叶努基泽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中说过这么一段话：“斯大林同志能把我们党内最优秀的人物聚集在他的周围，同他们一起讨论和解决各种问题，从这群人中形成了任何一个革命政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大力量……”不能不说，在那些年里，在斯大林周围一班人中间，确实有过很值得注意的人物，其中就有基洛夫。虽然“周围一班人”这个说法对他未必合适，因为他先是在外高加索工作，后来在列宁格勒工作。但他毕竟同斯大林的关系密切。叶努基泽同样是同总书记私交很好的朋友，他说在斯大林周围总是聚集着“我们党内最优秀的人物”是说过头了。遗憾的是，斯大林身边有各种各样的人。有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纯洁无瑕的战友；有专事揣摩和执行“领袖”的意愿、在任何时候和任何问题上都决不违抗他的旨意的唯唯诺诺之徒。对人民和党来说不幸的是，斯大林身边还有（特别是在３０年代末和４０年代）只能称之为罪犯的人。斯大林不是笨人。他希望自己周围有可靠的、忠心耿耿的朋友、战友，而主要的是有绝对服从命令的执行者，他一张口他们就能明白他的愿望、意图、暗示。虽然总书记对“公众”总是竭力强调指出，建立在对个人的忠实之上的关系是不符合崇高原则的。例如，斯大林在答复党员沙屠诺夫斯基的来信时写道：“你谈到你对我的‘忠实’。也许这是偶然脱口而出的话。也许……但是，如果这不是偶然说出的话，那我要劝你抛弃这种对个人忠实的‘原则’。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作风。要忠实于工人阶级，忠实于它的政党，忠实于它的国家。这是需要的而且是很好的。但是决不要把这种忠实和那种对个人的忠实，和那种无谓的不必要的知识分子的玩意儿混淆起来。”紗紡矠说得很好。可惜言行不一。要知道斯大林是一个大伪君子。他聚集在自己周围的照例都是一些不会给他造成麻烦的人。这首先是指助手。他的助手有：纳扎列江、托夫斯图哈、巴扎诺夫、坎涅尔、马里因、德文斯基、波斯克列贝舍夫。他最喜欢的是两个人：托夫斯图哈和波斯克列贝舍夫。他一张口，托夫斯图哈就知道他的意思。托夫斯图哈是个有相当理论修养的人，他善于表述思想，善于发现文件中的原则性错误。斯大林很看重他工作起来什么都不顾的忘我精神。在斯大林的档案里保存了一张他给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便条，上面写道：“托夫斯图哈不想去休假。案卷中有我关于托夫斯图哈同志立刻休假的建议，但他不让提付表决……”紗紣矠斯大林接着责备他的助手把自己未能休假的事告诉了加米涅夫。伤透了心的托夫斯图哈写了一个正式报告：送斯大林抄送加米涅夫我声明，我从来没有对加米涅夫同志或别的什么人说过：我想去休假，但斯大林同志不放我去。托夫斯图哈加米涅夫在这张谈“具体问题”的小纸片上用铅笔半开玩笑地草草写了几句：我证实，托夫斯图哈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没有以任何方式给我谈过休假的事，只说过他要是早一点能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话，本来可以大大扩大他研究列宁的工作（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我请求不要把托夫斯图哈的死归罪于我。列·加米涅夫紗紤矠看来在斯大林的机构里有时干的不只是正经的“大”事。巴扎诺夫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在斯大林手下干了很短一段时间。总书记很快就对他产生了敬意。不久巴扎诺夫就去给政治局会议作速记记录了。但是这个人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１９２８年他得以逃到波斯，又从那里跑到了英国。几十年来，他起先是靠评述他所了解的事情，后来则靠编造我们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各种情况来挣钱糊口。斯大林在许多年中一直把梅赫利斯放在自己的身边，他一度成了“领袖”的助手。梅赫利斯生于敖德萨，起先是孟什维克，１９１８年入党，在国内战争时期同斯大林相识。梅赫利斯在中央委员会机关、《真理报》担任过一些要职，当过苏联国家监察人民委员、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有些才干，但是他的头脑是赤裸裸的警察头脑，他是经常向斯大林报告有关党的其他领导人的“秘密情报”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不过他并不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一次他请斯大林在送给他的１９２４年刚出版的总书记的《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一书上题词留念。斯大林在扉页上疾书了几个字：送给同我一起工作的年轻朋友　　梅赫利斯同志作者　１９２４年５月２３日最有趣的是，梅赫利斯拿到了亲笔题赠的书之后，从来没有打开看过：现在书页已经全部泛黄发脆，却一直没有裁开！梅赫利斯的影响与其说是由梅赫利斯的职务决定的，不如说是由斯大林本人对他的态度决定的。他经常到斯大林那里去，两个人长时间呆在一起。斯大林向他交办最微妙的任务。我手头有一大卷他从“领袖”派他去的各个地方寄回的亲笔写的告密材料。几百份密码电报、明码电报、书面报告，谈的都是一个问题：“敌人在活动”，“普遍存在麻痹情绪”，“姑息养奸”，“应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斯大林大概最相信梅赫利斯的话。后者善于在人们认为稍有猜疑都是可笑的地方找出“敌人”来……１９３７年７月，红旗歌舞团正在东部演出，斯大林这时收到一份密码电报。我报告：红旗歌舞团情况严重。我的结论是，歌舞团里有一个间谍恐怖分子集团在活动（黑体是作者用的。——本书作者注）。就地开除１９人。我正在进行侦查。该集团中有旧军官、富农子女、反苏分子。我已让特别部主任参与此事。是否让歌舞团下部队？梅赫利斯紗紥矠我认为电报末尾的问题是白提的。半个歌舞团的人都抓了起来，还放谁下部队呢？梅赫利斯就是这样一个在“领袖”庇荫下起着自己特殊的凶险作用的人。他为斯大林的猜疑提供了理想的印证。但是，“领袖”最信任最接近的大概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了。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把他称为斯大林的“忠实的仆从”。这位维亚特卡的鞋匠的儿子曾当过医士，从１９２２年起就在中央委员会工作，１９２８年起当了斯大林的助手、特别任务部的主任。战争期间斯大林让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波斯克列贝舍夫当上了少将。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特点是工作能力极强，很会完成任务。他的长女加丽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叶戈罗娃女士告诉我说，他父亲每天工作至少１６小时。虽然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前不久把波斯克列贝舍夫撵出了克里姆林宫，但后者至死仍然是主子的忠实仆人。顺便提一下，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第一个妻子是托洛茨基的远亲，这一点最终起了悲剧性的作用。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女儿告诉我说，她父亲一直惋惜他没有记日记，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当然，他思索一番后总是得出结论说，要是他真记了日记，那他早就不在人间了。任何情报都要通过波斯克列贝舍夫送给斯大林。他对党内国内各种事情的了解不比斯大林少。这是一个理想的执行者，因为他没有头脑，从不提出异议，任何时候都坚守岗位。但是，由于“领袖”对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特殊好感，后者在权力机关的“走廊”里所起的作用要大大超过他的正式地位。虽然波斯克列贝舍夫天性并不严厉，人们却对他巴结奉承；因为事情办得怎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位第一助手什么时候和用什么方式汇报“文件”的内容，提出建议。曾担任过交通人民委员的科瓦廖夫在整个战争时期有时一天要向斯大林报告军车运行情况三四次，他有一次把波斯克列贝舍夫称作“老黄牛”。“任何时候，只要斯大林不叫他，这位助手的有点秃顶的脑袋总是埋在公文堆里。这个人有着计算机式的记忆力。可以从他那里查到关于任何一个问题的准确资料。”科瓦廖夫概括他对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看法说：“总而言之，他是一部百科全书。”这几个人同斯大林的关系都很密切，他们都属于如斯大林有时所说的“服务人员”。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属于最亲密的战友的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他们的特点首先是绝对同“领袖”保持意见一致。在一切问题上都是如此。我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还要谈到其中的几位。例如，这三位中的一位伏罗希洛夫，在决定任何问题（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时，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支持“领袖”的一切意见。早在１９２３年，总书记和伏罗希洛夫一起在叶先图基疗养院休养，疗养院的一位女工作人员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需要斯大林亲笔写一张奇怪的证明：请苏维埃和党的机关注意：兹证明持件人叶先图基泥浴疗养院职员玛丽亚·格佩洛娃是一位值得完全信任、忠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劳动妇女。约·斯大林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１５日接着下面加了一句：“完全同意。克·伏罗希洛夫。”紗紦矠当著名的军事首长约·埃·亚基尔被捕并被判处枪决时，他给斯大林写信，保证他绝对没有犯过指控他的那些罪行。斯大林的批语很简洁——“卑鄙无耻”，而伏罗希洛夫习惯于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一贯绝对同意一切。他像１９２３年那次一样写道：评语完全准确。克·伏罗希洛夫紘紛矠要知道亚基尔是伏罗希洛夫的部下、苏军的一位天才指挥员，伏罗希洛夫对此是一清二楚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同斯大林的助手们一样，是他最亲近的人，他们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但也有另外一些被认为是斯大林战友的人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名声。其中的一个就是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谢尔盖·米龙诺维奇·基洛夫。他无限忠于事业，为人纯朴，富有同情心。不管他在哪里工作，那里的人们都喜欢这位容易跟人们打成一片、态度谦虚的领导人。当根据列宁的推荐把基洛夫派往阿塞拜疆工作时，他的党内鉴定写道：“各方面都很坚定……工作有干劲……贯彻决定异常坚决。稳健沉着，政治上很能把握分寸……十分出色的撰稿人。第一流的、出色的演说家……”紘紜矠基洛夫在外高加索工作多年，给当地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当“新反对派”企图把列宁格勒党组织变成自己的据点的时候，党中央派基洛夫去列宁格勒，他被选为那里的市委书记和州委书记。研究基洛夫生平的Ю·波姆佩耶夫证明说，当基洛夫到列宁格勒时，他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奥尔忠尼启则给州委写了一封很有意思的信，介绍列宁格勒党组织的这位新的第一书记。“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的捣乱使我们付出很高的代价，你们把我们的基洛夫同志抢走了。这是我们的一大损失，可是你们的力量却大大加强了。我一点不怀疑，你们那里会搞好的，不出两个月一切都会就绪。基洛夫是个好样的，只是除了你们他谁也不认识。相信你们会给予他友好的信任。衷心祝你们圆满成功！”接着谢尔戈又在下面写了一个附言：“小伙子们：请你们把基雷奇的生活安排好，不要让他吃住没有着落。”紘紝矠斯大林早在１９１７年１０月的日子里就认识基洛夫。很难说清楚，为什么天性冷淡、生硬、甚至是冷酷的斯大林会喜欢上这个老是笑嘻嘻的、干劲十足的健壮的人。他们俩不止一次一起休养，两家交情也不坏，虽然双方呆的地方通常相距都很远。在斯大林写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书信中，有一封在索契写的信提到了基洛夫，谈到了他的治疗问题（说来奇怪，斯大林是从来不关心别人的健康的！）：亲爱的谢尔戈：……基洛夫在那边干什么？在用纳尔赞矿泉水治他的胃溃疡吗？要知道这样下去是会把自己整垮的。是哪一个巫医在给他‘治’？……问季娜好！娜佳向你们大家问好！你的斯大林１９２５年６月３０日于索契紘紞矠第一部第四章 斯大林和基洛夫(2)可以说，斯大林从来没有对哪一个党的工作人员表现过这样的关心，甚至是“喜爱”。他喜欢这个开朗、淳朴的人。基洛夫所到之处，人们马上都围聚在他的周围。有过一种现在人们差不多已经忘掉的说法，叫作“群体的灵魂”。基洛夫正是最好意义上的任何一个群体——党员的、工人的、大学生的、红军战士的群体的灵魂。在难以捉摸的莫洛托夫、一脸媚相的卡冈诺维奇和时刻等着执行命令的伏罗希洛夫的陪衬下，基洛夫是真正温暖的人际关系这种永恒的道德价值观的代表。几乎每一个独裁者都有自己的弱点，斯大林的弱点是凭直觉相信很少几个人，其中有：波斯克列贝舍夫、梅赫利斯、莫洛托夫、基洛夫，此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两三个人。这种好感很难解释。往往很难加以分析“论证”，因为这种好感完全是一种心理状态。斯大林喜欢基洛夫的微笑、他的开朗的俄罗斯人的脸膛、他的诚实和全神贯注的工作精神。有一次，当列宁格勒的这位领导人星期天上别墅来，他们一起玩打棒游戏时（斯大林和厨工霍里科夫斯基搭档，而基洛夫和弗拉西克搭档），斯大林问客人说：“谢尔盖，你最爱什么？”基洛夫惊奇地看了一眼斯大林，笑着回答说：“布尔什维克应该爱工作胜过爱妻子！”“那你究竟爱什么？”“大概爱思想……基洛夫一边重新摆放木棒一边回答。斯大林不置可否地挥了挥手，再没有追问下去，虽然他不明白，怎么可以“爱思想”呢？也许，基洛夫在说漂亮话？但是斯大林知道，基洛夫不会说假话。他还知道，基洛夫大概比任何一个人都更能对他发生影响。斯大林记起了留京案件。留京在旧军队中当过准尉，２０年代初斯大林就认识他了。１９１８年他是伊尔库茨克军区部队司令，１９２０年是伊尔库茨克省委书记，在２０年代后五年是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书记、《红星报》编委、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后来留京“胡闹起来了”。有人向斯大林报告说，留京是当时秘密流传的长篇文章《致联共（布）全体党员》的执笔者之一。这封“信”的主要矛头指向他，说他完全是一个手里拿着反列宁主义的“笼嘴”的“独裁者”。斯大林记得，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坚持要求不仅把留京开除出党，而且提议判处他死刑。看来这是斯大林企图在司法审理之前就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第一个实例。政治局委员们默不作声。一方面，从案件来看，留京企图建立“反革命组织”，而另一方面——因此就要判处“死刑？”！“党的上层领导”不知如何是好了。这时基洛夫说话了：“不能这么干。留京不是不可救药的人，他只是误入歧途……参与这封信的人肯定少不了……人们会对我们不理解……”当时斯大林不知为什么很快就同意了他的意见。留京坐了１０年牢，到１９３８年才彻底完了。但是斯大林没有忘记，基洛夫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必要时甚至不考虑他的意见。斯大林只给很少几个人送过自己的书并且题词留念。基洛夫就得到了——题词写得非常亲切，完全不像是领袖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话。在斯大林的《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一书的扉页上，总书记用清晰刚劲的字迹写着：送给我的朋友和亲爱的兄弟谢·米·基洛夫。作者斯大林１９２４年５月２３日当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主持会议的波斯特舍夫在一次例会上宣布“现在请基洛夫同志发言”时，会场上爆发出欢呼声。全体起立。斯大林也站了起来。全体代表向另一个“全党喜爱的人”鼓掌。受到过大会代表这样的欢迎的，大概只有斯大林本人。基洛夫的讲话意思清楚、语言生动、内容丰富。不错，这篇讲话像这次大会上其他代表的几乎所有的讲话（只有很少例外）一样，充斥着对总书记的溢美之辞。基洛夫在这方面可能比其他许多代表“更过头”。对这一点只能表示惋惜，但是应该理解的是，尽管表明良心的时机始终存在，有时（也许往往是）要利用它就只有“越出”通常的行为准则。这就几乎是去建立非同一般的功勋了。不管是基洛夫还是别的什么人，在这次大会上都没有建立那样的功勋，因为在这次大会上，在代表们的眼前，在他们的帮助下，确立起来的是个人迷信。历史是不能添加也不能删减的。否则就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赝品。我们已经知道，这次大会上对党的领导机构的选举构成了（根据今天所能作出的推断）一种独特的、使得斯大林极为吃惊和不快的高潮。他的胜利变得大为逊色了。但是斯大林不露声色。古希腊和古罗马诸神的大理石像的面部表情不可捉摸。他们的表情凝固了千百年。斯大林也善于在最危急的关头保持镇静沉着的伪装。他早就明白，镇静沉着对周围人的影响从来都比手忙脚乱、装腔作势、摆“领导”架子来得大。斯大林在接到了“信号”，知道代表大会上决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他成为独断专行的领袖之后，表面上非常平静。接下来一切完全按计划进行。在代表大会闭幕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基洛夫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联共（布）中央书记，同时他仍担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书记。斯大林本来计划在代表大会之后把基洛夫从列宁格勒调到莫斯科来，但是现在他改变了主意，不这样做了。基洛夫的工作多起来了。基洛夫作为党的书记主管重工业和森林工业。他经常要到莫斯科来。斯大林一如既往，他到莫斯科来时，经常给他打“自动电话”，不止一次地会面，讨论日常事务和急于要办的事。看起来，什么也没有变，基洛夫依然是“朋友和亲爱的兄弟”。诚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和基洛夫的关系变得冷淡了，官腔打得多起来了，列宁格勒的书记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过失甚至挨了“领袖”的训斥。也许是这样。但文献也好，了解当时斯大林和基洛夫的情况的人同我的谈话也好，都没有提供任何类似的材料。而更可能的是，斯大林善于把自己的感情和打算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因此，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被人杀害这个令人震惊和悲痛的消息就更加显得突然：“预审材料确认杀害基洛夫同志的凶手姓尼古拉耶夫（列昂尼德·华西里耶维奇），１９０４年生，前列宁格勒工农检查院职员。侦查正在继续进行。”紘紟矠基洛夫在遇害前两天，同列宁格勒的其他中央委员一起从莫斯科参加中央全会后回来，在这次全会上作出了令人高兴的重要决定：取消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配给制。大家在火车上热烈地讨论这个人们期待已久的措施。工人们和全体人民会多么高兴啊！他们还交换了看过布尔加柯夫的话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以后的意见，谈论了预定在１２月１日召开的列宁格勒党员积极分子会议。总之，基洛夫回来时情绪饱满，准备大干一场。在开积极分子会议那一天，基洛夫起草好报告，于４点半乘车到斯莫尔尼宫。他在走廊里走着，和许多人打招呼，交谈几句工作。他往左一拐，走进一条窄窄的走廊，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迎面朝他走来一个一点也不引人注意的人。在办公室门旁听到了两声枪响。人们跑来时看到基洛夫俯卧在地上，凶手手里握着枪，正在歇斯底里大发作……基洛夫遇害后两个小时，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雅哥达、日丹诺夫、科萨列夫、阿格拉诺夫、扎科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乘专车赴列宁格勒。斯大林在车站上对前来迎接的人破口大骂，还打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局长梅德韦季一个耳光。梅德韦季及其副手扎波罗热茨后来被调到远东工作，而在１９３７年，当恐怖机器开足马力时，两人都被干掉了。一些材料表明，对尼古拉耶夫的第一次审讯是斯大林在一批随他来列宁格勒的人陪同下亲自进行的。从一开始，有关基洛夫遇害的许多情况都带有神秘色彩。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讲了这一点，他说：“必须指出，基洛夫遇害的情节中有许多至今叫人无法理解的神秘的东西，需要非常仔细地加以调查。有理由怀疑，负责保卫基洛夫安全的人中，有人帮助了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在他行刺之前一个半月曾因行迹可疑而被捕，但被释放了，甚至没有搜查过他。另一个情况也异常可疑：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２日，一个担任基洛夫贴身警卫的肃反工作人员在被带去接受审讯的途中因‘车祸’身亡，可是在这次车祸中，车上的其他人个个安然无恙。”赫鲁晓夫接着说：“在基洛夫遇害后，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列宁格勒工作的领导干部判得非常轻，但在１９３７年把他们都枪决了。可以推测，枪毙他们是为了掩盖谋害基洛夫的真正组织者留下的痕迹。”要知道，那个死于车祸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波里索夫是负责基洛夫的警卫工作的，而据一些材料看，他曾警告过基洛夫可能有人行刺。无论如何，这个在基洛夫必经之路上两次截住了带枪的尼古拉耶夫、后来又根据别人的命令释放了他的人，是被人收拾掉了。我能看到的档案中没有关于“基洛夫案件”的更确实的材料。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次谋杀并不像不久后官方所说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下命令干的。今天我们了解了斯大林，了解了他异常残暴、阴险、奸诈，因此完全可以推测这件事是他一手制造的。间接的证明之一是，把两三个“层次”的潜在的证人都消灭了，这完全是斯大林的“手笔”。国外关于这个神秘的案件写了很多书，但是这些书往往带有很大的偏见，通常都以假设和推论为依据。例如，其中就有死于美国的老流亡者波·伊·尼古拉耶夫斯基紘紡矠所作的结论。尼古拉耶夫案件审理得很匆忙。过了２７天公布的起诉书就断言，尼古拉耶夫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地下恐怖组织的活跃分子。在起诉书上签名的有苏联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不久之后的许多悲剧和黑暗的篇章都和他的名字有关）和要案侦查员Д·Р·舍宁。不出预料，此案的所有被告包括尼古拉耶夫在内都被处决了。为什么说是“不出预料”呢？原来在发案的当天，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未经政治局讨论）就通过一项决定，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作了修改。斯大林干得如此匆忙，这个决定甚至“来不及”送给国家元首、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签署。这个践踏法制的文件不得不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签署。决定说：１．侦查部门应从快处理被控策划和执行恐怖行动的案件；２．司法机关不得推迟执行对这类罪行的死刑判决，以研究是否可以给予赦免，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作出这样的赦免是不可容许的；３．一俟对犯有上述罪行的罪犯作出死刑判决，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应立即执行。第一部第四章 斯大林和基洛夫(3)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在颁布这些新指示后，许多“案件”的审理马上加快了。由于基洛夫是在列宁格勒遇害的，侦查工作把这个案件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联系起来，早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一大批“阴谋分子”（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库克林、盖森和其他一些人）就上了被告席。有关他们参与杀害基洛夫的直接罪证、证据一点也没有找到。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虽然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会后他一度重又活跃起来，当时他盘算着，“暴风雨”已经过去，可能还会时来运转。他甚至在代表大会后写了一篇题为《过去十年的国际意义》的文章，把他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这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突然他被捕了。在他从报上看到关于基洛夫遇害的消息和评论，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坏蛋们”同这个案件有牵连之后，他连魂都丢了。他明白他会得到最坏的下场。在侦查部门以及后来检察官的高压下，季诺维也夫不得不“承认”，“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原反党集团可以对已发生的一切承担“政治上的责任”。有这一句话就足够了，“司法”部门不需要任何论据、证据。政治审判案进行了第一次排练。季诺维也夫被判１０年徒刑，加米涅夫被判５年，其他的人也是５年。这可以说是公开把持有与官方观点不同的政治观点跟刑事犯罪等同起来的第一例。列宁的两个过去的战友的悲剧在继续演下去。他们虽然贪图虚荣，立场不坚定，认了错（也许不是出于真心），定不下心，但根本不是罪犯。基洛夫遇害意味着一个人人自危的时期即将来到。人们相信过去的“反对派”在进行恐怖活动、破坏活动。首先，当时社会上显然有一些暗害分子、盗窃分子、怀有阶级仇恨的人。其次，由于缺乏客观的报道和起码的公开性，形成了蒙蔽千百万人思想的理想条件。人们千百次举行群众大会，要求严惩恐怖分子。在３０年代人们都着了魔，一个号召、一句口号就能把他们发动起来，一个虚幻的远景就能燃起他们的热情。但是也可以很容易让他们相信有“敌人”、“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何况他们又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据３０年代受过迫害的Ｂ·奥库洛夫说，当时国内正在制造气氛，“随时都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恐怖行动，而这些行动的主要的牺牲者是无辜的人”。报刊不断加温，不断“揭露”、报道一个又一个的“敌人总部”、“阴谋”、“恐怖小组”。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斯大林喜欢讲的“惩罚机关”一下子“身价”百倍。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数飞速增加。这些“机关”的权力扩大了。它们逐渐和党委平起平坐，后来又超过党委，成了太上皇。报刊上最热门的话题是“必须加强警觉性”。报刊的宣传开始大量散布对每一个人怀疑、不信任的种子。许多领导人都受到监视。我们记得，斯大林十分害怕别人害他，大力加强警卫，把自己在群众中“露面”的次数减少到最低限度。许多普通人都形成了一个概念，似乎生产单位中、集体农场里、大学里有许多暗藏的敌人。每一次挫折、灾难、损坏、事故都和反革命破坏挂起钩来。全国逐渐形成一种氛围，斯大林在进行血腥清洗时已可望得到受蒙蔽的群众的“支持”。还在基洛夫被害之前，根据斯大林本人的决定，那些将在未来无法无天的年月里扮演凶神恶煞的人被提拔到在同党和“人民的公敌”作斗争的机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的岗位上。这些人中首先有担任组织局委员、１９３５年初担任中央书记、清党活动（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组织者之一的叶若夫，过去的孟什维克、先担任苏联副总检察长、后又提任总检察长的维辛斯基。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那些可耻而罪恶的政治审判案都和后面那个人的名字分不开。指令、通令、报刊都直截了当地要求寻找和揭露敌人。人们发现“原来”敌人果真不少。在怀疑、恐惧、不信任氛围的推动下，很快掀起了恐怖浪潮，并在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把它掀到令人可怕的高度。关于被发现和揭露出来的“敌人”的无数报告不断送给中央。下面是苏联最高法院档案馆所保存的几份报告：送联共（布）中央约·维·斯大林同志苏联人民委员会维·米·莫洛托夫同志内务人民委员部北方边疆区国家安全局结束了反革命恐怖集团策划对中央委员、联共（布）北方边疆区委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弗·伊万诺夫同志采取恐怖行动这一案件的侦查。本案被告有七名被追究责任，交付法庭审判，他们是：Н·Г·拉基京、Π·Ｂ·扎奥斯特罗夫斯基、Π·Ｈ·波波夫、Г·И·列维诺夫、Ｈ·И·伊夫列夫、А·В·扎奥斯特罗夫斯基、Ｈ·Ａ·科博索夫。被告中完全认罪的只有Π·Ｈ·波波夫。拉基京等人的案件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城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巡回庭引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法律予以审理。我们认为主要被告拉基京、Π·В·扎奥斯特罗夫斯基、列维诺夫应判处枪决，其余被告应分别判处期限不等的剥夺自由。请予指示。安·维辛斯基，Ｂ·乌尔里希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３日送联共（布）中央书记约·维·斯大林Л·И·别洛济尔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地下反革命恐怖组织的成员，她招募了舍尔比纳和捷列先科参加这一组织，要他们在１９３４年庆祝十月革命时在基辅对波斯特舍夫和巴利茨基两同志采取恐怖行动，经审理此案后决定判处Л·И·别洛济尔枪决。别洛济尔在整个受审期间坚决拒绝招供，声称她不接受赦免。因此，请指示是否可以执行对已定罪的Л·И·别洛济尔的判决。安·亚·维辛斯基同志和Ａ·Ｂ·巴利茨基同志认为可以执行判决。Ｂ·乌尔里希１９３５年２月３日送联共（布）中央书记约·维·斯大林同志今年３月９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巡回庭在我主持下在列宁格勒不公开地审理了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的同伙米利达·德拉乌列、奥丽加·德拉乌列和罗曼·库利涅尔一案。我问米利达·德拉乌列，她想方设法要搞到去年１２月１日的列宁格勒党员积极分子大会（基洛夫要在会上作报告）的入场券，想要干什么。她回答说：“她想帮助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帮他干什么？“到会上根据情况而定。”因此我们断定，被告想帮助尼古拉耶夫搞恐怖行动。三人都被判处极刑——枪决。３月１０日凌晨该项判决已予执行。请指示：是否见报。Ｂ·乌尔里希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１日紘紣矠真是闪电式的审判：９日审判，１０日凌晨枪决，１１日早晨给那位至高无上的祭司报告。即使从乌尔里希报告的片言只语中也可以看出，法庭对案件的审理多么浮皮潦草。不久，特别是两年以后，这已成为一种惯例。我想对最后的这个“案件”再说几句。在这一悲剧发生前的一年多两年不到的时间里，有人不断散播卑鄙的谣言，说尼古拉耶夫的前妻米利达·德拉乌列同基洛夫“关系特殊”。了解基洛夫的人都毫不含糊地否定了这种不正当关系的可能性。谁需要散播这种谣言呢？不能排除有人想挑唆神经衰弱的尼古拉耶夫去谋害基洛夫。当人民委员部干部Я·阿格拉诺夫和Л·舍宁开始侦查时，尼古拉耶夫说他杀害基洛夫是为了报仇。但很快他又“供认”，进行暗杀是根据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地下集团的布置……看来，德拉乌列这个名字被策划罪行的人利用来挑动尼古拉耶夫，使他变得“更加坚决”。但后来，米利达·德拉乌列也好，奥丽加·德拉乌列也好，都有可能坏事，于是决定把她们收拾掉。说干就干……斯大林亲自制造紧张空气。１９３５年中公开发表了一年前他同赫伯特·威尔斯的谈话。这显然不是偶然的行动。斯大林在这次谈话中重新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问题是暴力。威尔斯问：“你们那种宣传是不是陈腐的？因为它宣传暴力行动。”斯大林是这样回答的：“共产党人决不把暴力方法理想化。可是他们，共产党人，不愿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不能期待旧世界会自己离开舞台，他们看到旧制度是在用暴力保卫自己，因此共产党人向工人阶级说，准备以暴力回答暴力……谁需要那种麻痹自己军队的警觉性的统帅，那种不知道敌人决不会投降，不知道应当彻底消灭敌人的统帅呢？”紘紤矠斯大林是多么喜欢“彻底消灭”……这样的字眼啊！他在多次讲话中号召“彻底消灭”反对派、剥削阶级的残余、富农、蜕化变质分子、两面派、间谍、恐怖分子……并且确实在“彻底消灭”他们。看来，他也在“彻底消灭”潜在的对手。当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即各个代表团在知道了列宁的信的内容后所表示的愿望）还在起遏制作用时，当斯大林还清楚记得列宁的警告时，他把反对派还当作思想上的敌人。“投降分子”（悔悟者）通常很快被恢复党籍，被委以重任，还发表他们的文章。例如，１９２８年６月恢复党籍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表示，希望“党还会需要他们的经验”，——很可能就是指他们希望担任领导职务。尽管报刊上不断指责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富农的帮凶”，他们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仍然被选进中央委员会。这种容忍显然不只是值得赞扬的，这是列宁的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观点的体现。斯大林几乎从来不使用“民主”这个字眼（惟一的例外是他关于苏联新宪法的报告），但是某些人的不断“摇摆”叫他十分厌烦。对他来说，专政和民主是不相容的。斯大林不久就认识到，关键在于把社会一直“保持”在“国内战争”状态中。人民一直十分“激动”，他们“警觉地”注视着每一个人，因此很容易被人控制和操纵。这位独裁者在他去世以前依靠他周围一班人采用各种办法使整个社会在阶级关系上即在政治上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甚至斯大林对基洛夫的“喜欢”（事实证明他确实喜欢过他），看来也没有阻止总书记不下手清除这位最受人欢迎的人，他的潜在的对手。当需要在起码的正派作风和“妨碍”他的权力的一切之间作出选择时，猜疑、残酷、权力欲总是在斯大林身上占了上风。基洛夫被害成了在国内采取更加严厉的政治方针的良好借口。他不能忘记，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有１／４的代表投了他的反对票。而这样的人在全国有多少呢？当时还很少有人会料到，在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１２２５名代表中，竟有１１０８人不久就被捕，其中多数人死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室和集中营。在这次大会选出的１３９个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９８人被捕并被处决。而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重建在经济上遭到破坏的国家、实现从木犁走向现代工业国的历史性飞跃的最积极的参加者。这是在有意识地消灭老的“列宁的近卫军”。他们知道的情况太多了。斯大林需要的是不了解他的“早期”活动即他过去的底细的较年轻一代的忘我的执行者、工作者。１９３５年中，斯大林支持取缔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和前政治苦役犯协会的建议，这大概不是偶然的。这两个组织的档案被以叶若夫、什基里亚托夫、马林科夫组成的委员会接收。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在３０年代末那些无法无天的可怕年代被指控远在２５年前犯下的“罪行”……这里是不是利用了被没收的档案呢？第一部第四章 斯大林和基洛夫(4)当时正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贝利亚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步步高升的。１９３５年中，联共（布）中央党的读物出版社出版了贝利亚的“著作”《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这本小书用纸精美，硬封精装（这在当时是十分少见的），书中一半是斯大林的语录和对“领袖”的胡吹乱捧。但我要指出的主要一点是，在贝利亚的“著作”中有对两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叶努基泽和奥拉赫拉什维利的直接的政治告密。尽管前一位是中央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斯大林私交甚笃的老朋友，可是这两个人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斯大林一贯相信告密。对此贝利亚很快就心领神会了。诚然，奥拉赫拉什维利曾试图提出抗议。他给斯大林本人写了一封私人信，并附去了交《真理报》发表的澄清事实的信稿。斯大林的复信实质上否定了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声明。斯大林的信中说：致奥拉赫拉什维利同志来信收到。（１）中央并不想提出（也没有根据提出！）关于您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工作问题。您发了火，看来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没有必要。请留在研究院继续工作。（２）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本来应该发表，但我认为，您的《信》稿写得不好。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去掉《信》中一切“进行论战的色彩”、一切对历史的“纠缠”以及“坚决的抗议”，直来直去地说，错误（有哪些哪些）确实是犯了，但贝利亚同志把错误说得太重，与错误的性质不符。或者说些诸如此类的话。致敬礼！约·斯大林１９３５年８月８日紘紥矠国家和党面临严峻的考验。一个把暴力视为无产阶级专政惟一的、万能的职能的人成了独裁者。尽管人们把他叫作“亲爱的领袖”、“天才的统帅”、“英明的建筑师”，任何东西都掩饰不了这个人内心深处的独裁者实质。但这一点当时人们是不明白的。几十年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眼下，１９３４年是以悲调结束的。“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接着是准备采取恐怖行动的信号。也许，与一切天文日历不一样，１９３７年确实是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开始的？说斯大林鼓励和倡导无法无天，这毫无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本来是大多数人的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却越来越明显地被独裁者的个人专权和官僚的专政所取代。未来的悲剧的种子已经生出了不祥的幼芽。悲惨的未来的列车正在进站。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它没有被拦住。第二部第五章 披着领袖的“外衣”世界文化大师之一普卢塔克在自己的《列传》一书中对罗马国家的奠基人罗慕路斯作了这样的描写：“他希望自己的权力牢固，并且日益骄傲起来，就把人民政体变成了令人痛恨的君主政体，这个政体从建立之时起就单单因皇帝的服装而引起不满。他开始穿红色衬衫和紫红色外衣，而且坐在有靠背的宝座上处理公务。他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年轻人，他们因能够迅速完成下达给他们的指示而被称作赛勒利斯。另一些人走在他的前面，用棍棒驱赶人群。他们束着皮带，以便能够立即捆住要他们抓起来的任何一个人。”①普卢塔克未必知道，他描述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当一个人被客观形势推上权力的顶峰，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力量时，他就把人民变成群氓，自己也变得不再像他自己。历史证明，人在权力的魅力前面是软弱的。除极少数例外，长久地、无限期地穿着“紫红色外衣”这种情况，会使领袖们不仅对人民的态度，而且首先对自己本人的态度发生变化。我没有将普卢塔克的话同斯大林逐字“对照”：他表面上没有改变政权形式，没有穿“红色衬衫”，也没有坐在象征着王位的宝座上，没有，当然没有。但是，到了３０年代中期，他对领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看来，他记得普列汉诺夫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话。当时，斯大林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他将普列汉诺夫作为第五位思想家排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的名字后面。他在普列汉诺夫文集中写满了各种标记。大概，总书记在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去会见红色教授学院哲学和自然科学教研室党支部委员会成员之前又翻阅过普列汉诺夫著作吧？很可能。不过有一点确实是众所周知的，斯大林曾指示“要挖出积藏在哲学界的全部污泥浊水”，他除了其他指示外还指出：“要揭露普列汉诺夫，要揭露他的哲学观点。他一直藐视列宁……”②我想，斯大林是知道普列汉诺夫下面这句话的：“伟大的人物就是创始人，因为他比别人看得远，并且希望比别人强。”现在要“揭露”的这个人所作的这个结论是斯大林所喜欢的。然而，普列汉诺夫接下来说，领袖不可能“阻止或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③，这段话斯大林未必喜欢。因为他现在已经把自己视为在很多方面（如果不是所有方面）都能起作用的全国惟一的领袖。如果在２０年代“领袖”这个词也曾相当广泛地用在其他人身上（如“红军领袖托洛茨基”、“革命领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红色工会领袖托姆斯基”、“国际领袖”、“共产主义青年团领袖”等等），那么，这时就只能用来称呼他斯大林了。我想起，列宁也用过“领袖”这个词，但主要不是表示领导人的个人品质，而是表示政治品质。正如分析列宁著作所证明的那样，对于列宁来说，领袖——首先是阶级、社会集团的先进代表人物。列宁不允许与权力人格化有关的任何崇拜和神话现象存在。早在１９００年写作的《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伟大的思想家就强调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④在此一年前，列宁在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运动时就指出了渴望追求知识和社会主义的“工人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他认为，正是从这个阶层中产生了“工人先进分子”。在列宁看来，领袖是能够忘我地为满足劳动人民利益而斗争的劳动者先进代表。列宁写道：“历次生气勃勃的工人运动中，都产生了像蒲鲁东和瓦扬、魏特林和倍倍尔这样的工人领袖。我们俄国工人运动看来也不会在这方面落后于欧洲。”⑤可见，列宁讲的很多领袖是无产阶级先进领导人的同义词。斯大林及其他周围的人的行为逻辑就是要在党内和国家内建立一种能够确立“统治人物”地位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体系。（“统治人物”这个用语，我是从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对１９世纪法国哲学家伊·泰纳的著作进行批判分析的文章中借用来的。⑥第二部第五章 “统治人物”(1)依我看，普列汉诺夫这个用语恰如其分地说明了３０年代初国内开始形成的局势，即一个人如何上升为至高无上的领袖，如何确立了独裁政治。这种状况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党（不管说出这一点是多么痛苦）允许、赞同了这种当代独裁政治。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增强”党在我们活动的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但是，无论是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还是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那个著名决议中，以及其他正式文件中，都没有讲到党在个人崇拜这种反常现象中有过，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有过错误。但是，在个人崇拜产生的诸多原因中，这是主要原因之一。对自己的领导人的无条件服从、无人监督、职务终身制，造成一种环境，使朱加施维里－斯大林这种具有凶狠、敏锐、狡猾的头脑、不知道妥协的人成了“统治人物”。他可以主宰一切，即主宰社会和经济生活，也主宰人的头脑。党已不可能制定出使党和人民避免独裁的保护措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神圣家族》中有一个深刻的思想：“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⑦斯大林发表过很多意见，正确地解释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没有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了党内集体领导的意义。例如：１９３１年１２月他说：“个人的决定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片面的。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都有发表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也都有发表不正确的意见的人……我们的领导机关，即领导我们所有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大约有７０个委员。在这７０个中央委员中有我们优秀的工业工作者、我们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我们优秀的供应工作者、我们优秀的军人、我们优秀的宣传家、我们优秀的鼓动家、我们优秀的办国营农场的专家、我们优秀的办集体农庄的专家、我们优秀的熟悉个体农民经济的专家、我们优秀的熟悉苏联各民族和民族政策的专家。”斯大林接着说：“在这个最高机构里，集中了我们党的智慧。每个人都有可能提供自己的经验，如果不这样，如果由个人来作决定，那么我们在工作中就会犯极严重的错误。”⑧不论斯大林是否愿意，但是，他最后这句话不自觉地承认了一个思想：在集体化、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在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极严重的错误”中有很多正是由于变为“统治人物”的这个人的个人决定造成的。这首先表现在，逐步取消中央委员会工作中列宁极其重视的集体领导原则。众所周知，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六年中，根据党的准则和政治需要共召开了６次代表大会、５次代表会议和４３次中央全会。在所有这些党的会议上没有权威的压力，共产党员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阐明对某个问题的立场。通常，党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都是集体力量和智慧的成果。在制定决议的过程中注意（或者了解）各种态度和意见。就党内和党外政策的某些关键问题进行的热烈争论、妥协和大量辩论就是证明。而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当开始突出地宣传对这个要人的个人迷信时，“领袖”采取了在制定决议中明显限制集体领导的措施。他已经不需要其他人的意见了。从１９３４年（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到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这一年），在２０年时间里，基本上是在战前，总共只召开了２次党代表大会、１次代表会议、２２次中央全会。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间隔时间长达１３年！有些年——１９４１、１９４２、１９４３、１９４５、１９４６、１９４８、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中央委员会竟没有召开一次会议！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斯大林的决定和行动方针中可以看出，他已经不把中央委员会看成他１９３１年所称呼的“最高智慧机构”，而只是把它当作党的办公厅、一个执行他的决定的方便的常设机构。事实上，党成了一架执行“统治人物”指示的听话的机器。然而，在１９２５年筹备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并审订联共（布）章程草案（修改稿）时，斯大林还强调了下面的话的特殊重要性：“例行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每两个月至少召开一次全会。”当然，生活本身作了修正。发生了一场战争，使国家变成了军营，不允许认真执行既定的准则。是可以这样来解释的，但实际上是没有重视这些准则……列宁早在１９０５年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革命人民力求建立人民的专制制度（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而一切反动分子则捍卫沙皇的专制制度。因此，成功的变革不可能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⑨早在本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很久，列宁就只允许“民主专政”形式的“人民的专制制度”。对斯大林来说，现在所有这些关于民主、人民代表制度、集体智慧的老话仿佛一下子变得不重要了，甚至是太天真了。难道他不代表人民的利益？难道他想为自己个人谋取些什么？难道马克思主义否定领袖的作用？……惟一的领袖把一切都往自己手中抓：思想、政治意志、社会仲裁，这就逐步形成了类似政治专制的体制。斯大林对党的统一的特殊理解加剧了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众所周知，２０年代党在执行自己政策时遇到了某些党员的非常积极的反对。这些人并非始终都是“敌人”。一些与通过的决议不同的特殊观点、立场及“方针”、“行动纲领”常常是由于对形势的别出心裁的评价、对运动前途的与众不同的理解造成的，有时则是由于一些人的性格特点造成的。但是，今天来分析一下“反对派”、“派别集团”斗争的全部特点，你就会更加相信，分歧和激烈争吵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选择具体发展民主的道路、“领袖和政党”的关系、群众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有时似乎被其他动机和词句掩盖起来了。在很多情况下，“反对派分子”只是不赞成专权、不赞成把观点一致作为精神外衣，而斯大林总是力求观点一致。我们辩证论者虽然知道，生活是在矛盾中向前运动的，可还是常常有人把不同意见当成敌对的表现。然而不正是在不同意见中反映出寻找最佳选择的愿望吗？难道盲目的意见一致不会产生教条主义者、无个性的和冷漠的人吗？当然，在那些年中也有不少人有意识地给自己提出一些没有载入党的纲领性方针中的目标，他们信奉的通常是其他理想，在社会问题上另有所钟。在经济破坏、外部帝国主义威胁、各种反对派集团不断强大的情况下，按照列宁的提议，在１９２１年３月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著名决议。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完报告之后，代表大会要求立即解散所有派别组织。决议中明确指出，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相互之间的完全信任，保证在工作中真正齐心协力，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紒紛矠这个方针在党的团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个方针不是反对不同意见和不同意见之间的斗争，而是反对那些其政治纲领同党的纲领和章程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派别组织。斯大林常常利用这个决议来“打击”“反对派”和“不同倾向”。在他的嘴里“反对派”、“反对派分子”这些词逐渐地具有了完全固定的意思，和“敌对分子”、“敌人”这些概念等同了起来。后来，党的某些领导人同党的政策的任何分歧，哪怕是偶然的分歧，更不用说同领袖立场的分歧，都被“领袖”认定是“反党斗争”、“敌对活动”。斯大林主张统一，但不是辩证地而是教条式地去理解统一，他逐步完全取消了不同意见之间的健康斗争，共产党员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不能批评上级党的机关。党内出现了“不动脑筋的一言堂现象”。在为党的“团结一致”而奋斗的旗帜下，斯大林渐渐地、逐步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在党内生活中抛弃了民主原则。斯大林认为，统一就是执行、无条件服从指示、决心拥护上级机关的任何决定，就进一步巩固了党内的教条式思维，根除了群众的主动创造精神。对上边下达的旨意稍有违背，常常不只是遭到谴责。１９３８年马林科夫在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上发言时引用了一个例子：当时卡尔梅金的萨雷钦党组织将共产党员库谢夫开除出党。在政治常识课上给库谢夫提了一个问题：“我们能否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里可以建成，我们也一定能把它建成。”库谢夫回答。“那我们能否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呢？”“我们能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而完全的共产主义呢？”“我们能够建成。”“我们能够建成彻底的共产主义吗？”“彻底的共产主义，”库谢夫思索了一下，“没有世界革命未必能建成。不过，我要看看《列宁主义问题》，看看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是怎么写的。”紒紜矠就这样，由于最后一个回答，由于自己的疑问，库谢夫被开除出党并撤销职务。但是，马林科夫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教条主义的表现，不是要求宗教式的政治观点一致这种个人崇拜现象，而是暗藏在“每个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的“敌人的阴谋诡计”。库谢夫在观点一致中犯了一点“偏离”的错误，而“敌人”立即利用这一点，把他开除出党。这就是马林科夫的逻辑。第二部第五章 “统治人物”(2)这样的解释歪曲了对统一的民主的理解，即在要求统一集体意志的同时也允许自由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关于统一的决议中规定：“党将继续不断地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紒紝矠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如果试图发表新的建议和倡议，或者对党的政策的某些方面提出不同意见，就会遭到侮辱，或者干脆被划入“敌人”之列。对于共产党员，越来越要求他们只是“拥护”和“赞成”，而他们实际参与讨论党和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的机会则越来越少。所有这些不知不觉地使“领袖”更加高高地凌驾于党之上，使他变成了“统治人物”。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工作有监督权的机构。新建的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转变为对党组织执行中央机关的决议的情况、首先是执行“统治人物”指示的情况实行监督。逐渐地，斯大林的决定开始被所有的人当作党的决定加以接受。３０年代中期他的指示就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或通令下达。党的“领袖”的权力实际上已变得毫无限制。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当领导人办公室中实行“昼夜值班”制度时，斯大林经常让政治局一些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孔策沃他的别墅去“吃饭”。最经常到他别墅去的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日丹诺夫。间或也邀请安德列耶夫、加里宁、米高扬、什维尔尼克、沃兹涅先斯基来参加晚宴。在进餐时决定国家、党和军事政策的各种问题。斯大林经常对“谈话”进行总结，而马林科夫，有时是日丹诺夫就把这些“会议”作为政治局会议记录下来。没有出现争论和辩论。斯大林的战友常常竭力去猜测“领袖”的意见或者及时随声附和。同斯大林从来也没有原则性分歧。甚至连“君主”本人有时也对此感到厌烦了。例如，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前夕，有一次吃饭时，话题谈到准备好的斯大林的报告时，所有人一齐对报告大肆颂扬起来。斯大林听着、听着，突然生硬地说道：“我给你们的报告稿是我已经淘汰了的，你们还在唱赞歌……我准备讲的稿子全都改写过了！”所有人都打住话头，难堪地沉默起来。但是贝利亚却很快想出来了摆脱困境的办法：“但是就在这一稿中已经显示了您的手笔。如果您把这一稿再加以改写，可以想象得出，报告将是多么精彩！”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之后选入政治局的有：安德列耶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基洛夫、柯秀尔、古比雪夫、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尚能定期开会，但并不总是全体出席。决定问题常常是在小范围内：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后来还加上日丹诺夫或贝利亚。斯大林在政治局内部逐渐建立了各种委员会，被称作所谓“五人委员会”、“六人委员会”、“七人委员会”、“九人委员会”……正如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像扑克牌中用数字命名的制度是由政治局的专门决议固定下来的。当然，生活是复杂的，问题很多，列宁还在世时，就在中央委员会中经常建立各种委员会。但是，无论委员会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所有原则性决定都应该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通过。如果把党的管理职能归结为“五人委员会”的意见，而且在这个委员会中自然也只是“一种意见”——“统治人物”的意见，那么集体领导制就失去了意义。斯大林喜欢先听战友们的意见，自己最后讲几句，而这最后几句话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决定性的。在审阅的诸多文件上，斯大林一般都指示“同意”、“赞同”、“可以”，有时，他也把一些文件送给自己的战友，征求他们的意见，但是通常别人的意见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斯大林在文件上似乎是在征询意见，他写道：伏罗希洛夫同志。怎么办？约·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答复：斯大林同志。我想，可以批准。克·伏罗希洛夫１９３６年４月７日在下面，还是在这个文件上，接着是一个坚决的批示：我反对。约·斯大林紒紞矠在结论中不提出任何理由就否定他人意见、只是自己说了算数的武断态度逐渐造成了一种局面，使很多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力图首先去猜测斯大林的意见。很多人做得很成功，特别是贝利亚。虽然斯大林继续公开强调中央委员会工作中集体领导的意义，但是在３０年代中期谁也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对“斯大林政策”的正确性有丝毫怀疑。集体领导变成了由集体对“领袖”的决定、结论、方针表示机械的赞同，从而奠定了官僚专制政体的基础。我在了解很多记名调查结果以及对某个问题的缺席表决结果时，从未碰到一例这样的情况，即某人哪怕是间接地对斯大林明显错误的、有时甚至是罪恶的建议提出异议。关于这一点下章中再谈。但是，在这里还想再重复一下前面不止一次谈到的思想：中央委员会领导中谁也不打算对说实话的机会加以利用，哪怕是最后一次机会。谁也不愿意（或不可能）反对斯大林，哪怕是用最温和的形式。很多已经处在生死线上的人也常常顺从地赞同“领袖”的意见，甚至意识到，这样做并不能减轻对他们的判决。要知道，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并不是都是斯大林坚决提拔起来的“应声虫”。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党的文件证明，讨论任何问题都必须根据“领袖”的指示和观点进行。各种会议、全体会议的成员在提出往往是正确的经济、社会、技术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必须用斯大林在不同时期讲过的“思想”、“论点”、“结论”加以论证。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到“领袖”逝世之前，已经没有人能够公开对他提出的论点发表某些“补充”或“充实”的意见了。实际上在党内逐步确立了阐明教义的家长制原则。古代就有人指出，绝对的、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会变成灾难。在古罗马历史学家萨柳斯蒂致恺撒的“信件”中有这样一句格言：“谁也不会自愿把权力让给别人。不论站在势力顶峰的人如何善良和慈悲，他都可能会因滥用自己的权力而引起担忧。”遗憾的是，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段话是有远见的。斯大林认为，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应该在全体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容易接受的群众性出版物中固定下来。这些出版物是１９３８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十年后出版的“领袖”的《传略》。在１９３７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９期上斯大林发表了《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信》。斯大林写道，《党史》要把重点放在党同各种派别和集团、同各种反布尔什维主义倾向进行的斗争上。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样一来，党史的中心必然是斯大林，因为正是他——斯大林“击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他们领导的集团和“倾向”。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即首先通过同“反对派”的斗争来描写党的历史，当然占首要地位的就是斗争的胜利者——斯大林。毫无疑问，当时，确有不少各种派别组织，但多半不是反列宁主义的，而毋宁说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同它们的斗争在党内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党的历史当然不能仅仅归结为、也不应该仅仅归结为这一斗争。斯大林毫不客气地“指示”（我们知道，他早已习惯于这样做）教科书编者们更多地引用他的思想。例如，他建议利用“１８８２年恩格斯给伯恩施坦的那封有名的信和我对这封信的评论。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联共（布）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第一章中，曾经引用了这封信。如果不作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派别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无谓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无谓纠纷和好打架的人”。紒紟矠全体编者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简明教程》的编写工作，这本书长期以来成了亿万苏联人民思想和理论教育的主要的、常常是惟一的教材。在我国发行的总印数近４３００万册的这本书通篇是对斯大林的“天才”、“英明”、“高瞻远瞩”的赞美。在该书第一版中指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及亲自积极参加下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但是，斯大林不满意这一措词。在后来出版的经斯大林亲自审订、补充、修改的斯大林《传略》中，出现了新的提法：“１９３８年由斯大林同志编写并得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赞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出版了。”紒紡矠纵情歌颂他本人的这本书也说成是他写的，对于这种情况，斯大林已不感到难为情。就这样，“领袖”的绝对作用、他对党和国家的监督也有了思想根据。此外，斯大林这时实际上已经除掉了所有著名的列宁的战友，把他们从历史中“抹去”。在《简明教程》中，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事实上没有具体的人——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战士。只有“敌人”。共产党员、大专院校的学生、党的教育和政治教育整个体系必须阅读的这本书反复阐述斯大林的几个“定理”：在革命中只有两个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功绩属于斯大林；列宁逝世后党内过去和现在只有一个领袖——“英明的”、“有远见的”、“勇敢的”、“坚定的”领袖……就这样，斯大林的“领袖就是党”的公式通过这本大量发行的教科书深入到全体人民心中。叙述通俗简单、浅显易懂的公式使《简明教程》一书实际上成为每个人都能读的通俗教材。在３０年代形成的对苏联人民进行教育的整个体系中，这本书占据了中心位置。该书出版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日召开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宣传工作者会议，斯大林在会上作了报告。不妨引证几段他的讲话摘录。第二部第五章 “统治人物”(3)斯大林说，“本书的任务之一就是消除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脱节现象。”接着他又暗示，目前只有一本书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报告人丝毫也不难为情地继续说：“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阐述了列宁给马克思主义加进去的新的和特殊的东西。我不是说，书中对各方面都作了阐述，但斯大林的书把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主要的东西都说到了。”紒紣矠斯大林一点也没有他喜欢讲的谦虚精神，对自己的著作作出了最高的评价。从这时起，他已经深信自己不仅是惟一的英明领袖，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这就是在党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组织中实行专权和一长制后必然造成的结果。盖尤斯·斯维托尼乌斯在描述罗马皇帝提比略生平时要人们相信，独裁者事先知道自己的未来，他“早就预见到前面等待他的是怎样的仇恨和耻辱”。紒紤矠而斯大林却没有想过这些。他的档案——笔记、决议、信件、照片、新闻影片、讲话速记记录都证实，“领袖”相信他自己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中。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直至他逝世时为止，他始终没有提比略那样的远见，一直在巩固自己的“名望”，想使之千秋万代永存。在同党和人民的关系方面，“领袖的专制”地位逐渐在众多的个人崇拜活动和“仪式”中巩固下来。例如，设立了斯大林奖学金、斯大林奖金。（１９２５年８月在斯大林参加下通过的关于设立列宁奖金的政府决议简直被忘却了）由斯大林亲自审订的国歌也反映了他在祖国命运中的作用：斯大林教育我们要忠于人民，鼓舞我们要热爱劳动，建立功勋。谢·米哈尔科夫和格·埃尔-列吉斯坦根据领袖的指示创作了国歌歌词，把它送交斯大林。斯大林认真审阅，作了修改。在斯大林档案中保存着这些“笔迹”。斯大林将“各自由民族的崇高联盟”一句改成“各自由共和国牢不可破的联盟”。第二段四行词作了较多的修改。这段诗最初是这样的：暴雨过后自由的阳光照耀我们，列宁为我们照亮未来的道路，人民的代表斯大林教育我们，鼓舞我们要热爱劳动、建立功勋。经斯大林用铅笔改动后的歌词第二、三行词就变成了：伟大的列宁为我们照亮道路，斯大林教育我们要忠于人民……斯大林有点不喜欢“人民的代表”这句话。虽然，如果想想就知道了，人民确实没有选举过他。他成了广大人民的首领、领袖、独裁者，但却不是人民选举的！不仅米哈尔科夫和埃尔-列吉斯坦立即就同意了斯大林对歌词的这一重大修改，而且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２８日晚上在斯大林住处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谢尔巴科夫也赞成斯大林的修改意见。所以，斯大林不只是“批准”国歌歌词。例如，作者提出的副歌：社会主义国家永远蒸蒸日上，让我们高举世界和平的旗帜，让光荣的祖国日益繁荣昌盛，我们伟大的人民在保护着你——斯大林马上就删去了这一段，甚至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不喜欢。大概，他不满意“世界和平”的提法紒紥矠吧？国歌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党，但是关于领袖的词却是那么必需……在苏联人民心目中逐渐确立了一个思想——斯大林不仅是党的领袖，而且是全体人民的领袖。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赫鲁晓夫就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公开表达了这一思想：“苏联各族人民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朋友、父亲和领袖。”斯大林是各族人民的朋友，他平易近人。　　　　斯大林是各族人民的父亲，他热爱人民。斯大林是各族人民的领袖，他具有领导各族人民进　　　　行斗争的智慧。紒紦矠斯大林主义的御用注释者之一叶·雅罗斯拉夫斯基自己写的《论斯大林同志》一书中有一章叫作《各族人民的领袖》。这一章的主要思想是：“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末起，斯大林同志就同列宁在一起，总是同列宁在一起，总是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从来也没有偏离过这条道路。”紓紛矠不过，在这本唱赞歌的书中，作者大概也不由自主地表达了一些正确的思想。例如，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一些地方强调“斯大林对敌人毫不留情”。完全正确。“领袖”对所有他认为是敌人的人都毫不留情。斯大林读这类“作品”时，愈来愈坚信，他不会很快达到命运的顶峰，“赞美”看来是无止境的。人们还从来没有像赞美他那样赞美过任何一个俄国沙皇！最后他终于相信自己扮演着绝对正确、洞察一切、权力无限的救世主的角色。对“领袖”的胜利吹捧得越厉害，人民悲剧的根子就在社会土壤中扎得越深。在指出所有这些把“领袖”作用绝对化的个人崇拜现象的同时，还应该指出，它们也起了稳定和团结的作用，虽然是在教条主义基础上。今天我们知道，人民的团结及其道德政治上的统一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达到。但是当时，国家在列宁逝世后没有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而是特别注意树立对领袖、对领袖的智慧和绝对正确的信仰，这样做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尽管３０年代末实行了骇人听闻的镇压、国家发展中存在极权主义倾向和“领袖”的独裁作用，但社会及其社会基础还是很牢固的。今天，在斯大林去世几十年后，虽然公布了大量关于他、关于他那个时代、关于他的罪行的材料，还有很多人由于精神方面、社会方面、道德方面的习惯而继续把斯大林当作伟大的缔造者、“铁腕式”的英明领袖。我想，这种怀念的感情长久不衰的“秘密”不仅同时间的、年龄的状况（“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时代、“自己的”偶像）有关，而且首先由于从总书记开始通过宣传、教育、社会生活的整个体系长期以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就是斯大林”这样一种信念。因此，对斯大林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过去那个联系着青春时代的思想的忠诚。过去为这个思想作出了很多的奉献，现在却突然发现，体现社会主义的这个象征原来是假的……然而否定“假造的神”不是简单的事；因为他们毕竟是神……问题不仅仅在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他个人不可能如此改变社会的精神结构和社会结构，即使是借助于自己无限的权力和影响也不可能。社会实践本身，对一个人进行吹捧的战略和策略逐步造成了一定的关系体系。只有在这种体系中、领袖的权威才能在我们称为个人崇拜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只有在这种体系中，一切（或者几乎一切）都为加强领袖的权威“效劳”。当然，特别积极“工作”的是他身边的人。他们是权威必不可少的要素。换句话说，在“领袖和政党”的关系方面出现的偏差不能只归罪于一个人。看来，问题在于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机制，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将党、人民、群众的权威放在首位的民主机制。当然，口头上这样讲了，但是同实际脱节、同社会实践脱节。正因为这样，在领袖和人民权威对比关系中出现了变形，为此人民和党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给个人崇拜的产生、性质下定义时，最常见的一个错误是强调这个人——个人崇拜体现者的主观品质。毫无疑问，主观品质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具体的个人的反面品质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形成的社会关系体系，政权的政治机制。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全部问题只在于个人身上，那么，当这个人离去、逝世后，对这个体系、这个机制就无需作任何改变，因为崇拜现象的体现者已经不在了！然而，问题的实质正在于，整个情况要复杂得多。对“统治人物”崇拜，把领袖权威神化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有产生个人崇拜的社会环境和体制的“乳汁”的滋养。不建立可靠的民主机制、保障和保护措施，个性的变形就可以表现为历史上已发生过的“主观主义”或“唯意志论”，或者表现为导致社会、经济和精神停滞的可笑的自我吹捧和华而不实。由于人们已经过多地（这也是对的！）指出了斯大林个人品质在个人崇拜现象中的重大作用，我现在打算突出描写能够反映他智力特点的一些方面。大概，这是像斯大林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形象中最少研究的一个方面。第二部第五章 斯大林的智力(1)古罗马神话留给我们一个弥涅尔瓦的形象——智慧女神。古人把她描绘成一个从朱庇特脑袋里出来的身着戎装的苗条妇女：头戴盔甲，一手拿梭镖，一手拿盾牌。在女神的脚边立着一只猫头鹰——神鹰，无声的奔放的想象力的化身。按照远古人的迷信说法，想象力总是凌驾于人之上，凌驾于历史之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话——“弥涅尔瓦的猫头鹰只在夜间飞出来”，紓紜矠他把这句话解释成意识必然落后于现实存在。我在试图说明斯大林智力特征之前，先谈谈这个概念的含义。心理学家们常常把智力当作智能；哲学家们则把智力看作思维过程；在各种科学文章中这一术语指的是人的思维能力、智慧、创造因素、认识能力等等。这基本上反映了智力的各个方面。众所周知，人的个人意识是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的：理性（理论）部分和感性（感觉）部分。如果智力概念同个人意识的内容完全吻合，那么个人意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依我看，智力是对人的创造思维活动能力的概括评价。智力不是个人意识中某种特殊的独立成分，而是以能积极合理地反映现实的形式出现的人类心理的整体表现。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属性。马克思写道：如果失去了理智方面，“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紓紝矠看来，可以说，智力无非是表示一个人能够创造性地掌握现实的理性认识水平。“掌握”周围世界是依靠达到理性思维（“健全的理性”）、智慧（最高思维能力）和直观水平的智力来实现的。在基本特征相同的基础上，每个人的智力又是独一无二的、不重复的、有自己特点的。近年来，大概由于对斯大林、对他的生平、活动反面报道越来越多，形成一种印象，好像这个人的智力水平并不比平常人高。有时说的更绝对，认为托洛茨基关于斯大林是“杰出的庸人”这个评价实质上是正确的。未必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出色智慧的人能够从１９１２年起就进入党的领导机构，列宁会称他为“杰出的领袖”之一，能够在２０年代极其错综复杂的政治矛盾和冲突中，在同那些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他的人的残酷斗争中成为胜利者。全部问题在于，当我们评价斯大林个人的时候，常常有意无意地首先（这是很自然的）提出他的犯罪行为、阴谋诡计和对他认为是敌人的人的残酷无情。所有这些都只是间接地反映一个人的智力，而更多的则是反映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从这种意义上说，斯大林超群的智力（我想，他具有这样的智力）似乎带有很多反人道主义的特征。斯大林的智力由于同罪恶表现有着有机联系而在整个人类道德方面失去了价值。如果可以扼要说明斯大林的智力特点，那么，说他具有“超群的罪恶的智慧”，似乎比较符合事实。我认为，道德缺陷本身就是智力不健全。这是智力在道德方面的衰落，也就是说，不见善良之光闪烁。甚至可以说，在人性结构中，道德上的缺陷能够将很高的智力降低到只能发挥计算机即逻辑机械的功能，降低到合理的但却残酷无情的机器的水平。革命前斯大林在同论敌进行斗智的辩论中经常被弄得很难堪，有时甚至受到侮辱，他不甘心在这些辩论中充当不说话的小角色，努力尽可能扩大自己政治理论知识的范围。尽管工作异常繁忙（这的确是真的），斯大林仍然为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作了很大的努力。在斯大林个人档案馆中保存着一份有趣的文件。尽管很长，我还是把它全文引用。１９２５年５月斯大林委托助手托夫斯图哈为他建立一个像样的个人图书馆。托夫斯图哈犹豫了一下，问道：“图书馆中都要哪些书？”斯大林正准备口述，突然又停了，坐到桌旁，当着助手的面，几乎不加思考地用了１０—１５分钟时间，在笔记本的一张纸上用普通铅笔写着：给图书馆馆员的便条。我的建议（和请求）。１．不按作者，而按问题将书分类：（１）哲学；（２）心理学；（３）社会学；（４）政治经济学；（５）金融；（６）工业；（７）农业；（８）合作社；（９）俄国历史；（１０）其他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