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

第一部第一章 正面和侧面(1)十月革命后不久，斯大林那不高的个子已经投下了引人注目的身影。这身影逐渐地生长，３０年代时长得又高又大，到了晚年已成为巨人。１９１７年以前谁能预料到，这位不起眼的地下工作者在１９２２年后会风驰电掣般地登上权力的顶峰？在列宁的战友们排得又紧又密的队伍中，斯大林就像是在拨开众人，很快从后面挤出来，走进了领头一班人的行列，后来又成了这一班人的带头人。人们尤其不可能想到，在列宁去世以后，这一班人，这个由知名的布尔什维克组成的领导核心，会迅速由大化小。斯大林的地位越高，在他旁边，曾经跟列宁一起点燃革命火炬的人，也就剩得越少。在革命以前，警察局的各个分局大概对此人都比较熟悉。宪兵局每次跟朱加施维里打交道，都要认真地给他照正面像和侧面像。例如，巴库省宪兵局的案卷中就有这位孱弱的没有刮脸的年轻人用这两种姿势照的像。而这位年轻人２０年后却成了列宁党的总书记。宪兵队看守犯人的本事不大，但描写“国事犯”的模样却非常在行。一些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作了如下的介绍：朱加施维里“面容清瘦”，头发“又浓又黑”，“没有络腮胡子，有稀疏的小胡子”，“麻脸，有瘢痕”，头形“长圆”，前额“直而狭”，眉呈“弓形”，眼睛“塌陷，褐黄色”，鼻梁“直”，身高“２俄尺４俄寸半”，身材“中等”，下巴“尖形”，说话声音“轻”，“左耳有颗痣”，上肢——“其中之一即左臂干瘦”，左脚“第二和第三趾是连趾”，此外还有一二十种其他的特征。当朱加施维里－斯大林成为一个大人物的时候，他手下那些保卫国家安全的人也不会注意得这样细。须知，在斯大林“时代”，没有哪一个政治犯能像斯大林那样五次逃跑成功。对于后来确定他（斯大林）的那些为数众多、成千上万潜在的敌人的命运来说，“人民公敌”哪只耳朵有痣以及身高几俄尺几俄寸是不会有任何意义的。那时候的标准和比例尺已经不一样了。我想，读者更感兴趣的，还不是未来的“领袖”在身体上和外形上可以从正面和侧面加以审视的特征，而是他到１７岁时就具有的政治上和精神上的气质。我们马上就要谈到，斯大林并不是从小就是“坏蛋”，像现在有些人有时认为的那样。但是应当追述一下他的童年时代，以便更好地了解成熟的斯大林的性格。关于朱加施维里的童年时代，人们知之甚少。斯大林本人不喜欢提到这个时期。他的童年是郁郁寡欢的。叶卡捷琳娜和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是贫苦农民，后来是哥里的平民，生活极其困苦。三个儿子当中，米哈伊尔和格奥尔吉不到一岁就夭折了，只剩下了索索（约瑟夫）。但是他在五岁左右也得了很重的天花，好不容易活了下来，所以宪兵队后来在“特征”一栏里每次都写着：“麻脸，有瘢痕。”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И·伊列马施维里认识朱加施维里一家。据他所写，斯大林的父亲，一个修鞋匠，喝酒喝得很厉害。母亲和索索常遭毒打。喝醉酒的父亲在睡觉之前，对这个显然不喜欢父亲的任性的孩子老想打耳光。还在当时，索索就学会了使用心计，避免跟喝醉酒的父亲照面。平白无故地挨打使孩子变得更倔强了。母亲则把全部心血浇灌在儿子身上。正是由于她的坚持和花了很大力量，才安排儿子上了宗教小学，后来又上了宗教中学。家庭长期不和。很快，母亲就和父亲彻底分手了。父亲迁到梯弗里斯，无声无息地死在一个小客栈里，由公家安葬了。约·朱加施维里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之后，永远离开了故居。据查，从１９０３年起，他一共见过母亲四五次。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芙娜第一次去莫斯科儿子那里正是斯大林当上总书记那一年。斯大林最后一次看见母亲是１９３５年。儿子是否想过，正是这位目不识丁的妇女一心想把他“推”出贫困，才使他有了可以利用的第一次机会呢？斯大林的母亲活到了很高的年龄，这次见面过了两年，直到悲惨的１９３７年的７月，才悄然死去。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同斯大林谈话时问道：“是什么激起了您的反抗行为？也许是您的父母待您不好吧？”“不是的。我的父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是他们待我很不坏。”①我们所知道的约·朱加施维里早年的全部情况使我们有根据推测，“领袖”对德国作家所说的关于父母的那些话只适用于他的母亲。路德维希当初写过墨索里尼、威廉皇帝和马萨里克的传略，他企图借助一小时的谈话深入这位“神秘的苏联独裁者”的内心世界。这一点他未见得能办到。特别是斯大林根本不想多谈自己早年的情况。在透过精神上的“正面和侧面”审视斯大林的时候，不能不指出：在宗教学校学习时，这个孩子表现出天分很高，记忆力非凡。索索掌握经文比别人快。新旧约全书起初曾激起这位宗教中学学生真正的兴趣。他力求领会只有上帝才是无所不爱、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的化身的思想。但是，长时间学习神学这部教条和道德原则的总汇，很快就使朱加施维里厌烦了。当时，在这位天资聪颖的学生的意识中，竟形成了一些对他后来的命运关系重大的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特点，而这是他本人也没有觉察到的（要知道，索索在宗教学校学习总共有１０年出头的时间）。除去１０年宗教学校的生活之外，还应当考虑到柯巴在监狱和流放地也呆了１０年。遭到社会歧视和排斥的处境，强化了年轻的革命者虽不外露但却极为坚定的倔强性格，加剧了他对命运的不满。先被接受后被摒弃的那一套玄妙的宗教原理，社会遗弃者的处境，以及由此产生的渴望“造反”的模糊意向——这一切无疑在青年斯大林的性格上留下了痕迹。在宗教中学的独居小屋和监狱的狭小牢房度过的成长过程中的头１５年，归根到底不能不影响到这位职业革命者的才智、感情和意志。例如，在思维方式上，上述影响在几个特点上都有所表现。特点之一是对任何知识都想加以整理分类，把它们分成许多智力“小格子”，这也正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教义问答的思维方式”的特点。这种思维方式照例给周围的人造成一种印象，觉得这样的人头脑“很有条理”，很有逻辑。斯大林思维方式的另一个特点同不能认真地用批判眼光看待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关。朱加施维里一生都信奉某些原理，起初是基督教原理，后来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凡是自己接受了的概念和公式容纳不了的东西，索索都视为异端邪说，后来又视为机会主义。但是，既然他对自己信奉的理论上的种种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很少提出怀疑，他也就不认为需要批判地对待自己的观点和意愿。要知道，他从来没有背离过（按他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原则。大概他看重的是信仰而不是真理，虽然连他自己恐怕也不承认这一点。如果对理想和有价值的东西抱有信念，那是好事。但是，如果用信念排斥真理，把真理置于次要地位，那还会是好事吗？宗教食粮和社会地位促使朱加施维里养成了一种虽不外露但却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一种夸大自“我”在编织周围世界中的作用的习性。斯大林很早就明白，要生活下去，除了自己，他是没有人可以指靠的。巴库和梯弗里斯的同志们不止一次对柯巴说：“你有坚强的意志。”赞语给了他深刻印象。朱加施维里决定用革命的笔名把自己性格上的这一特点固定下来，于是给自己挑选了“钢铁”那样的姓氏。从１９１２年起，朱加施维里就已经在写文章时署名“斯大林”。不过，不仅是他想用姓氏把自己性格上或思想上的坚定性表示出来。例如，远不具有朱加施维里那样的意志的革命者列·波·罗森费尔德也决定用“加米涅夫”这一笔名来满足自己的愿望。但是后来历史表明，“石头”碰不过“钢铁”。斯大林愿意相信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无懈可击、自己作为地区领袖的地位。坚持信念（信念是教条主义的坚实基础），这在斯大林身上是一贯的。宗教学校的教育促使朱加施维里－斯大林形成了一种经久不变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虽然未来的“领袖”本人也经常批判教条主义，只不过他对教条主义的理解是庸俗的、简单化的。斯大林总是喜欢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原理当作不可改变的金科玉律，并常常作出极其错误的结论。例如，由于把阶级斗争的实质和意义绝对化，他在３０年代得出了一个错误的公式：“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异己思想，对斯大林来说向来就是阶级敌人的同义语。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位昔日的宗教中学学生主要是从社会暴力的角度去看，而无视它的建设原则和诸如此类的内容。斯大林在如何“对待”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缺乏突出地、创造性地运用这些原理的能力。宗教学校的教育（而朱加施维里没有受过别的教育）的影响，我们着重再说一遍，首先不是表现在观点的内容上，而是表现在思维的方法上。斯大林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也没能摆脱教条主义的桎梏——诚然，这种桎梏的束缚并不总是表现得那样明显。斯大林几乎没有亲近的朋友，特别是他一生对之都很亲热的朋友。政治上算计，感情上淡漠，道德上无同情心，这些使他不可能获得朋友和把朋友关系保持下去。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到了晚年，斯大林竟然记起了自己在宗教小学和宗教中学的“同学”。有事实为证。战争期间，有一次斯大林无意中看见他的助手Ａ·Ｈ·波斯克列贝舍夫的保险柜里有好多钱。“这是什么钱？”斯大林不解地问，同时带着怀疑的口气，眼睛不看那一叠叠纸币，而是盯着自己的助手。“这是您当代表的钱，是好多年积攒下来的。只是给您交党费时才用它。”波斯克列贝舍夫回答。斯大林不作声了，但是过了几天，他吩咐给彼得·科帕纳泽、格里戈里·格卢尔吉泽和米哈伊尔·泽拉泽三人寄了很大一笔钱。斯大林在一张纸上亲笔写道：１．给我的朋友彼嘉４００００卢布，２．给格里沙３００００卢布，３．给泽拉泽３００００卢布。索索１９４４年５月９日同一天，斯大林还用格鲁吉亚文匆匆写了一封短信：格里沙：请收下我一点微薄的馈赠。你的索索１９４４年５月９日②在斯大林的私人档案里还保存着一些类似的便函。在６０多岁的时候，当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斯大林出人意外地表现出仁爱的倾向，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记起的都是小时候的朋友，即在宗教小学和宗教中学学习时的朋友。这使人格外奇怪，因为斯大林从来不喜欢对人表示温情、热情和善心。诚然，我知道还有一次，斯大林做了一件善事，那已经是战后了。“领袖”写了一封含有这种内容的信，寄往托木斯克州巴尔比格区普巧尔卡村：Ｂ·Г·索洛敏同志：收到了您在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６日写的、通过齐钦院士送来的信。我还没有忘记您和图鲁汉斯克的朋友们，而且以后肯定也不会忘记的。现从我当代表的薪金中给您寄上６０００卢布。为数不多，但对您总会有用的。祝您身体健康。约·斯大林③第一部第一章 正面和侧面(2)在斯大林最后流放的地方，一位已经到了苏维埃时代还被流放到这个边远地区的老布尔什维克И·Д·彼尔菲尔耶夫告诉我说，斯大林同住在当地的一个女人发生过关系，她生了一个孩子。“领袖”本人无论何时何地当然都不曾提过这件事。我没有查明，斯大林是否关心过这个与他这位被流放的革命者萍水相逢的女人，抑或仅限于表示他“肯定不会忘记”图鲁汉斯克的朋友们。斯大林的冷漠、沉着、工于心计和谨言慎行等特点，可能由于从１９０１至１９１７年一直被迫处于地下状态、经常被抓进监狱和送去流放这种职业革命家的艰苦生活而发展得更厉害了。所有当时了解斯大林的人都曾指出，他有一种罕见的控制自己、保持沉着、镇定的能力。他能在喧闹声中安睡，冷静地听从判决，坚强地忍受羁押站上宪兵队的管束办法。人们看到，他在精神上受到震撼大概只有一次，那就是１９０７年１１月他年轻的妻子患肠伤寒死去的时候。妻子给这位到处漂泊的丈夫留下了两个月的儿子雅可夫。孩子是由一位名叫莫纳塞利泽的富于同情心的妇女抚养大的。打这以后，斯大林变得更冷酷了。斯大林在革命前的最后一次流放开始于１９１４年初，是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其他一些革命者在一起，当时他表现得很孤僻、阴沉。斯维尔德洛夫在从流放地发出的好几封信中都把斯大林称为“日常生活中的大个人主义者”④。到流放地时，斯大林已经是党中央委员，当时那里还有三位中央委员，即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苏·斯·斯潘达良和菲·伊·戈洛晓金。斯大林总是孤独自处，不声不响。他感兴趣的似乎只有打猎和捕鱼，这是他酷爱的两项活动。诚然，有一段时间，他想学习世界语（一位流放者带来了一本教科书），但很快就对它失去了兴趣。他偶尔去看望住在修道院村的苏连·斯潘达良，只是这时才打破自己孤独的生活方式。在流放者举行的会议上，斯大林通常都不发言，只是即兴插上几句敷衍一下。当时给人一种印象，斯大林不过是在期待着什么，或者是被多次逃跑弄疲倦了。无论如何，革命前最后两三年，他在社会活动上的消极态度是令人吃惊的。斯大林在这个流放地呆的时间很长，而且没有担负什么很重的任务，在此之前他曾写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部成功的著作（１９１３年１月完成于维也纳），看起来，受到鼓舞的他该会利用现在的条件来写作了。他想必也知道列宁对他这篇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⑤。但是，这并没有鼓舞斯大林继续深入地研究问题。这几年在创作上和社会活动上都没有取得成就（这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证明这位流放者情绪消沉。四年当中，在有图书馆和大量空闲时间的情况下，斯大林甚至没有试图写点什么有分量的作品。顺便说一句，在此之前，１９０８年和１９１０年，朱加施维里曾先后两次被流放到索利维切戈茨克，他那时的表现也是这样。好像不仅在完全脱离而且在部分脱离革命中心的时候，斯大林（在他不逃跑的情况下）都处于消极等待的状态。不过，当他成为一个大人物的时候，这种等待的本领已经不具有消极性质，而是一种精心策划了。流放的和被捕的革命者，我们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通常都看很多书。监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大学。据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回忆，他关在施吕瑟尔堡要塞的时候，就曾看过亚当·斯密、李嘉图、普列汉诺夫、波格丹诺夫、詹姆斯、泰罗、贝克尔、克柳切夫斯基、科斯托马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布宁等人的作品⑥。斯大林看的书不少，但他总感到奇怪，为什么沙皇制度同自己的“掘墓人”作斗争是那么软弱无力，他们可以不干活，可以想看多少书就看多少书，甚至可以逃跑。只要想跑，基本上都能跑掉。说不定当时他已经得出了后来他曾不止一次宣告过的结论：坚强的政权应当有强大的“惩罚机关”。成为“领袖”并在国内组织了血腥的清洗之后，斯大林同意叶若夫关于修改政治犯关押制度的建议。在１９３７年中央２—３月全会上，正是由于斯大林的坚持，在就叶若夫的报告作出的决议中专门加了一条：“监狱制度要制订得让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等等）忍受不了。它现在与其说像监狱，不如说像强制休养所。可以交往，可以同外界通信，可以收到包裹，如此等等。”⑦“措施”自然是采取了。对那些不幸的人来说，现在根本谈不上什么“大学”了。在斯大林个人专权时期被关进遥远的集中营的人们，为了自己能生存下去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但决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目的。甚至个别的逃跑事件都成了大事，要向斯大林报告。例如１９４８年６月３０日，内务部长向斯大林和贝利亚汇报：苏联内务部报告：今年６月２３日，苏联内务部北方铁路工程局附属鄂毕河劳改营有一批犯人共３３人解除了看守他们的两个士兵的武装，抢了两支冲锋枪和４０发子弹，然后沿鄂毕河左岸朝上游方向逃跑……截至６月２９日，逃犯已有４人被击毙，１２人被抓获，其余的人在追捕中……Ｃ·克鲁格洛夫⑧斯大林命令有关负责人员前往出事地点，设法把其余的逃犯抓回来，要求在“行动”结束后必须向他报告。他的惩罚机关是沙皇宪兵局根本无法比拟的。未来的“领袖”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库列伊卡村看那些到得很晚的报纸时，不能不感到即将发生重大事变。但当世界大厮杀爆发的时候，这位移民流放者参加社会活动的最后一点积极性也没有了。人们不由得想到，斯大林已经不想从流放地逃跑了（虽然起初有过这种打算），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战争期间他在地下状态会遇到许多困难，二是他不愿意在动员期间被征召入伍。实际上，当１９１７年２月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征兵委员会想让他入“伍”的时候，发现他身体有缺陷（一只手臂干瘦，一只脚有缺陷），认为他根本不适于服兵役。这四年流放期间，紧张的阶级关系的暗流在社会的河床里逐渐上涨，人民对帝国主义战争越来越不满，斯大林似乎期待着什么。也许，已经到了这份年纪的他，对自己在２０年的革命生涯中一事无成感到了绝望？或者，斯大林预感到他很快即将进入生活和斗争中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一个阶段？也可能，他有不相信专制制度能够推翻的想法？这些，任何人任何时候也不会知道。关于这一时期的生活，斯大林没有写过只言片语，讲得也很少。斯大林整整四年时间消极无为，实际上没有写任何东西，完全不像一个党中央委员的样子。在流放地，斯潘达良和斯维尔德洛夫成了实际领袖，流放者都集结在他们两人周围。斯大林孤独自处，虽然他并不掩饰自己对斯潘达良抱有一定的好感。性情暴烈的革命者苏连·斯潘达良命运不佳，没能看到革命的火光：１９１６年他在流放地病故了。我想，斯大林在流放地长时间情绪消沉的时期，是他作出个人抉择的时期，是他回首往事、展望未来的时期。他那不知在什么地方的儿子该长高了，而他暂时还没有给过他而且也不可能给他任何东西。母亲的情况也很少知道。他已年近４０，而个人前途还很渺茫。斯大林没有任何专长，他什么也不会干，实际上从来没有干过活。顺便说一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３０年的这个人不曾有过任何职业，如果不算多少懂得一点神甫这种职业的话。如果说，斯克里亚宾（莫洛托夫）毕业于实科中学，大学没有毕业的马林科夫在青年时期是某机构一个勤恳工作的事务秘书，而卡冈诺维奇是一个手艺不坏的鞋匠，那么斯大林连他父亲当的鞋匠也不是。警察当局在调查表中“会不会手艺（职业）”这一栏里给他划上一道杠，要不就填“办事员”。斯大林本人在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会议前夕填表，每次回答职业种类和社会出身的问题都感到为难。例如，在俄共（布）“十一大”代表调查表上（他以拥有发言权的代表资格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对“属于何种社会集团（工人、农民、职员）？”这个问题，斯大林就不敢具体回答，而把这一栏空起来⑨。未来的总书记虽是职业革命者，对工人、农民和职员生活的了解还不如一个流放犯或囚犯。可能，这在当时的活动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是他个人一直也没有改变的一个特点：斯大林对劳动人民的生活似乎了解得很多，但都是……道听途说，很肤浅。诚然，总有一天，他会“无所不知，无所不会”的。图鲁汉斯克时期长时间保持沉默，可能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对他的很长一段生活进行“反思”。一切情况表明，斯大林要脱离革命道路已经晚了。关于彼得格勒反战情绪高涨和革命运动出现新高潮的消息使斯大林逐渐恢复了信心，使这位移民流放者恢复了往日的“战斗”姿态。诚然，关于斯大林这一段经历也有另一种证明材料。例如，老布尔什维克维拉·施韦泽１９３９年写的一本小册子《斯大林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回忆》断言，斯大林从帝国主义战争一开始就表现积极，当时就专门发了一封信谴责“护国主义”。据该书作者说，斯大林很快就采取了国际主义立场。但是这封信不仅没有保存下来，而且在遥远的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受苦受难的人们当中谁都从来没有提到过和听说过。维拉·施韦泽曾如实地描写过流放者的生活，她在进行血腥清洗的高潮时期这样介绍斯大林未必是出于自愿。例如，她写道：“列宁的提纲肯定了他（指斯大林。——本书作者注）关于战争问题的观点”；还在当时，斯大林跟同志们谈话时就曾告诫说加米涅夫不可信赖，说他“会背叛革命”；“斯大林在流放地把罗莎·卢森堡的一部著作译成俄文”；斯大林同志始终在“紧张地工作”，“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心同德”，如此等等⑩。这种证明材料的吹捧性质是一目了然的。但在那个年代根本不可能出现客观介绍斯大林的著述，这是勿庸置疑的。翻阅一下档案材料，分析一下当时呆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的那些人（到了最后，那里能凑“一大帮”，其中有戈洛晓金、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斯潘达良、斯大林、彼得罗夫斯基）的回忆录和证明材料，你就会得出结论：十月革命前夕的四年是斯大林一生中最没有作为的时期。极地的狂风和西伯利亚的严寒，好像把斯大林身上支配社会活动积极性的智力神经冻结在雪原上了。设想一下一个一头乱发、长期睡硬板床、在无休无止的暴风雪发出的怒吼声中想着自己什么事情的人，几年以后竟会领导一个泱泱大国的强大的党，好像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和荒唐的。斯大林期待着，记下一个个重大事件，考虑着自己未来的生活道路。在回忆风云变幻的往事时，谁知道他脑海里会闪过哪些镜头呢：塔墨尔福斯，巴统监狱，沃洛格达，阿利卢耶夫的住宅，抑或是那么多年没有见到的小儿子？一个人的思想如果不转化为行动、行为、建树，就像是不停地变幻的云彩，它的虚无缥缈性是不可捉摸的和无法再现的。这几年里，未来的“领袖”每当把压在身上的狗皮袄使劲裹严准备入睡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呢？在利用今天知道的情况从正面和侧面审视革命前夕的斯大林时，不能不提到未来的总书记长期保持的、经久不衰的所谓“抢劫者”的名声。本世纪初，在工人运动的一些激进派中间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为了革命运动”，抢劫是“可以容许”的。唐恩、马尔托夫、苏瓦林以及斯大林同时代的其他许多人的证明信件都指出，“高加索战斗队员朱加施维里”参加过几次抢劫，如果不是直接参加，那也是组织者之一。例如，马尔托夫就断言，１９０７年在梯弗里斯对护送一车卢布的哥萨克押送队进行的一次袭击，一次以大胆行为而闻名的袭击，“绝不会没有斯大林”。当时“抢劫了”将近３０万卢布。马尔托夫曾就此在他莫斯科那家报纸上写道：“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卷进了各种明目张胆的抢劫性勾当；对于这一点，那位曾因同抢劫有牵连而被开除出党组织的斯大林君也很清楚。”紒紜矠大家知道，斯大林曾坚持要追究马尔托夫的责任，说他进行了污蔑。但是，当他就马尔托夫的声明发表讲话时，却把重点放在他从未被开除出党组织这一点上，而回避他直接参加过抢劫活动的问题。斯大林同艾·路德维希谈话时，也间接证实了他参加过抢劫。艾·路德维希在提问时曾经问他：“在您的生平中有一些所谓‘强盗性的’事迹。您对斯捷潘·拉辛这个人物是否感兴趣？您对他，对这个‘有思想的强盗’抱什么态度？”“我们布尔什维克对鲍洛特尼柯夫、拉辛和普加乔夫以及其他这样的历史人物向来是感兴趣的。”紒紝矠接下去谈论这些农民领袖时，斯大林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的“强盗性”事迹，有意不对这个问题具体作答。参加革命活动多年（虽然只在一个地区），头上还罩着富有浪漫色彩的“抢劫者”的光环，经受过羁押站、监狱和西伯利亚流放的考验，所有这些为斯大林逐渐树立了“战斗队员”、实际工作者、实干家的名声。这样的评价多半更接近实际，但是要考虑到他在最后一次流放期间表现消极。第一部第一章 正面和侧面(3)当然，斯大林能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对他有很大影响。大家都知道列宁在１９０３年１２月写给斯大林的第一封信，这封信是发往伊尔库茨克省新乌达村的，当时斯大林正在那里流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仔细地了解来自民族地区的革命者的情况，他从党报党刊上一些短小通告中和同志们的介绍中注意到了约·朱加施维里。他在自己的信中向朱加施维里说明了党的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斯大林第一次公开提到这封信，是在１９２４年１月底克里姆林宫军校学员举行的一次悼念列宁的晚会上。斯大林用低沉的、毫无表情的声音讲述了自己同列宁的几次会见：“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１９０３年。固然，这次认识并不是亲自会面，而是经过互相通信……列宁的这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它对我们党的实际工作作了大胆无畏的批评，并对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作了非常明确扼要的说明……这封简单而大胆的短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可惜我按过去秘密工作者的习惯，把列宁的这封信同其他许多信一样烧掉了，这是我不能宽恕自己的……”紒紞矠斯大林不能抱怨列宁对他不关心。革命前夕当他在西伯利亚流放的时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曾在列宁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安排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逃跑的问题紒紟矠。在此以前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往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给斯大林寄了１２０法郎紒紡矠。斯大林从流放地寄了一封信，提出可否把那篇论《民族文化自治》的文章和小册子《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合在一起另外出一本文集的问题紒紣矠，列宁对这封信也很重视。１９１７年以前，斯大林同列宁有过几次会见。其中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在克拉科夫。在这以前，斯大林在斯德哥尔摩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和伦敦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同列宁也有过接触。但是，后来斯大林对这几次会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还在１９３１年他就说：“每当我到国外去看他时（１９０６年、１９０７年、１９１２年和１９１３年）……”紒紤矠结果成了斯大林不是去出席代表大会和工作会议，而是“去看列宁”。这种篡改个人经历中重大事实的做法，后来曾为“两个领袖”的观念、为制造斯大林还在革命以前就同列宁有特殊关系的神话“服务”。诚然，斯大林在证明自己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系亲密时，表现了他一贯的谨慎态度。下面是一个例子。战前不久，波斯克列贝舍夫收到一封信，内容如下：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有一个问题请您征得同意，就是能否在报刊上发一个关于“列宁重大纪念日革命陈列馆”的消息。塔斯社主要负责人Я·哈温松１９４０年１月５日随信附有有待“征得同意”的一份文件。致弗·伊·列宁　克鲁普斯卡娅转　发往克拉科夫１９１２年３月７日运到了将近两普特书刊。我们分文没有。请通知有关方面，让他们另外派人，或者寄钱来……致同志的敬礼契日科夫斯大林在文件上批示说：契日科夫的信不是我的信，虽然我曾一度用过契日科夫这个姓。约·斯大林紒紥矠斯大林本来可以补充说：他不仅用过契日科夫这个姓，而且用过伊万诺维奇、乔普尔、吉拉施维里。但是在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初有人让把契日科夫这个姓“给”别的什么人用过，一是斯大林算计了一下，这样的信并不能“抬高”他的身价。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领袖”不愿意回到过去，哪怕是暂时，哪怕是在脑海里，即使问题同列宁有关。从革命前搞地下工作的技巧中，斯大林学到了不少看人说话的本事。他在政治局是一副面孔，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是另一副面孔，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谈话又是一副面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一下子觉察出他的这些变化，但这是客观存在。斯大林在小范围内会比他“当着老百姓的面时”表现得粗鲁。这一点，跟总书记长期共事的人可以作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家都扮演自己的有某种社会身份的角色，不管演得好不好，不管对这一点理解不理解。许多人扮演劳动者、母亲、父亲、教师、儿子、女儿这些角色很自然。感情最真挚的“演员”是孩子。但是，在社会等级上层的那些人当中，许多人扮演的就是自己。他们有时演得虚假，有时演得自然，但……都是在演自己。也许这是因为站得最高的人许多人都看得见，甚至还注意得很细。而一个人能不能支配其他的人，往往不仅取决于能力的大小，而且取决于他给人的印象，他的“外观”，他有没有领导者的魅力。在库列伊卡时，斯大林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是后来才懂得这一切的。何况在革命以前，很少有谁会去仔细端详斯大林。斯大林相貌并不感人，说话声音很低，态度温和，无论是谁也看不出这是未来的独裁者。在巴库、库塔伊西和梯弗里斯的工作表明柯巴的组织能力不错。但是早在当时，一些目光敏锐的地下工作者就已发现，斯大林把党组织看作是实现这些或那些决定的机构和机器。布尔什维克阿·萨·叶努基泽、普·阿·贾帕里泽和斯·格·邵武勉在工人中间都比朱加施维里有名气。朱加施维里在马克思主义修养和地下工作经验方面并不比他们逊色，但在个人声望方面却明显落后于这些公认的外高加索领袖。当时他还没有一个机构（后来才有）坚持不懈地为他树立这种声望。斯大林的流放生活行将结束。罗曼诺夫王朝的末日也将来临。当时只有少数人能够预测到，存在了多少世纪的专制制度大厦过不了一年即将倒塌，它将成为新与旧、革命与保守这两种原则进行激烈斗争的场所。在这场斗争中，有一个人——在俄国，人们对他的正面和侧面暂时还很不熟悉的一个人，也将起到自己的作用。第一部第一章 武装起义(1)列宁到来之后，斯大林的作用开始变得更明确了：他经常执行党的领导委托的各项任务。斯大林在幕后活动，很少在革命群众中露面。对于担任保密问题方面的领导，同各委员会建立联系，处理准备武装起义各阶段的日常事务，他倒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在历史的屏幕上，还看不见他的并不高大的形象。６月３日至２４日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非布尔什维克的机构。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中有孟什维克１２３人（包括１６名候补委员），社会革命党人１１９人（包括１８名候补委员），而布尔什维克仅５７人（包括２２名候补委员）純紥矠。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除了列宁、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波德沃伊斯基、邵武勉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还有斯大林。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的决定都是妥协性的。在７月和平游行示威遭到临时政府镇压之后这一点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情况很清楚，通过和平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行了。后来列宁写道：“我们党履行了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在７月４日那天和义愤填膺的群众走在一起，竭力使他们的运动，使他们的行动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因为在７月４日还有可能使政权和平地转归苏维埃。”純紦矠然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与调动士兵去镇压和平游行示威的临时政府相勾结，他们已经“滚到了可憎的反革命泥潭的深底”。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结束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来到了。斯大林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安排列宁转入地下。有一段时间列宁住在阿利卢耶夫的家里。７月初，在这里举行了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除了列宁、诺根、奥尔忠尼启则、斯塔索娃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斯大林也出席了会议。会上就如何对待当局要求“出庭受审”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大家都知道列宁在这次会议前曾经表示：“一旦政府发布逮捕我的命令而这一命令又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我就到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的逮捕地点去。”紕紛矠对这个问题意见很不一致。起初许多人表示赞成出庭受审，不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要作出明确的保证。但是米·伊·李伯尔和尼·安·阿尼西莫夫（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孟什维克）声称“他们不能作任何保证”。当报刊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进行恶毒攻击时，情况就逐渐明朗了，反动势力正在策划对领袖的迫害。经过长时间地讨论，大家说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拒绝出庭受审并且离开彼得格勒紕紜矠暂时隐藏起来。起初斯大林的立场并不明确，但后来他坚决反对出庭受审。斯大林用他那特有的果断口吻明确地说：“士官生不可能把人押送到监狱。在路上就要打死。必须把列宁同志可靠地掩护起来……”这些话可以找到很多根据。原国家杜马成员Ｂ·Ｈ·波洛夫佐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一个被派去泰里约基逮捕列宁的军官问他：“‘这位先生应该怎么抓，是抓活的还是大卸几块都行？’“我笑着对他说，凡是被缉捕的人总要设法脱逃的……”斯大林负责把列宁护送到安全地点。毫无疑问，这是考虑到斯大林搞地下工作的经验。在几个可靠的人的帮助下周密地考虑和拟定了列宁撤离彼得格勒的计划。在这些局势极其危险、社会关系十分紧张的日子里，在斯大林个人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他认识了阿利卢耶夫的女儿娜捷施达，他未来的第二个妻子。斯大林比娜捷施达大２２岁。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末斯大林来到巴库后就认识了阿利卢耶夫一家。顺便说一下，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自己的回忆录《给友人的２０封信》中说，１９０３年斯大林救了自己未来的妻子，当时才两岁的娜嘉从海边掉下水里，是斯大林把她救起来的。对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来说，这个故事可能有点浪漫情调，还带点神秘色彩。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回到家里，发现屋里有许多陌生人。人们开始仔细地盘问她外面的情况。姑娘激动地讲述着，外面如何传说七月起义的肇事者正是“威廉皇帝的奸细”，他们已经乘潜艇逃往德国，而其中的罪魁祸首就是列宁。当小阿利卢耶娃知道了她讲述的马路新闻的主人公就在他们家里时，感到非常不安……集合在这里的人不再追问满脸通红的姑娘，而开始对讨论的问题进行归纳：奥尔忠尼启则和诺根建议不出庭受审是正确的，因为有人正在策划对列宁的迫害。大家决定，列宁必须化装更衣，先到谢斯特罗列茨克，然后去芬兰。列宁当年隐匿的住宅的主人阿利卢耶夫后来回忆说：“晚上我们大家一道去海滨车站。工人叶梅利亚诺夫走在前面，他是１９０４年的党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季诺维也夫跟在他后面，离得不远，我和斯大林走在最后。火车已经停在那里……三个旅客进了最后一节车厢。我和斯大林等着火车平安开走，才转身回来。”谢尔盖·雅柯夫列维奇·阿利卢耶夫本人的这些回忆有一点写得不够准确。送行的人中没有季诺维也夫，因为当时他自己也处于地下状态。列宁化装后，护送他的除了阿利卢耶夫外，还有一个叫维·伊·佐夫的工人和斯大林。从那以后斯大林就成了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的中间环节之一。认为列宁信赖斯大林，给他作必要的指示，提意见，这是有充分根据的。例如，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斯大林多次见过列宁紕紝矠。当然，关于这些会见没有任何速记记录，然而列宁的思想和意愿在代表大会的所有最重要的文件中是有反映的。列宁感到欣慰的是，出席会议的代表已经代表着将近２４万名党员。党的队伍在四个月内扩大了两倍。革命领袖认为这一事实是对既定方针的正确性的重要证明。列宁的《政治形势》、《论口号》、《答复》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为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奠定了基础。在一项专门的决议中肯定了列宁不出庭受审的决定是正确的。列宁提出的武装起义的路线得到了代表大会的确认。从那时起，尽管斯大林很忙，但他开始经常去阿利卢耶夫家；斯大林虽然冷漠无情，但是对他那纯洁天真几乎还是个孩子的未来的妻子却是一往情深。娜捷施达兴致勃勃地注视着她心目中的“老地下工作者”。在政治舞台上他像过去一样几乎不引起人们注意。当时党一半处于地下状态。按照列宁的指示，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担任必要的工作。斯大林在群众中仍然默默无闻，但是他在中央委员会机关中的作用提高了。与此同时，各种事件犹如秋风刮起的落叶，纷至沓来，把国家推向十月革命的前夜。这些事件，有的滑稽可笑，有的是悲剧性的，有的普通平常，也有的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我对它们不去评说，也不作解释，而是将它们罗列出来，便于读者领略那些日子的政治特色。让我们看一看，关于这一时期彼得格勒各报是怎样报道的，档案中又是怎样记载的。７月２６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１７１人填写了登记表，其中１１０人被监禁累计２４５年，１０人服苦役累计４１年，２４人被强制迁徙累计７３年，５５人被流放累计１２７年。１５０人遭逮捕累计５４９次，２７人侨居国外累计８９年。奥里明斯基受组织局的委托主持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斯维尔德洛夫、奥里明斯基、洛莫夫、尤列涅夫和斯大林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柯伦泰、卢那察尔斯基当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８月８日。基利尔大公在自己住宅的屋顶上插上一面红旗，而当时已经下台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自己的日记中说他已开始读《塔拉斯孔城的达达兰》。８月２４日。克伦斯基拜访前沙皇，让他和他身边的人员做好“撤到安全地方”的准备。尼古拉说：“我不担心。我相信您……”８月２８日。科尔尼洛夫将军发电报给莫斯科军区部队的最高司令官称：“在当前的严峻时刻，为避免发生内战，避免在首都大街上发生流血事件，我命令你们听从我的指挥，今后也要执行我的命令。”最高司令官回答说：“读了您关于不服从合法政府的命令，感到十分惊讶。内战就是您挑起的，我已经对你说过，这将是俄国的毁灭。可以而且必须改变政策，但是不能在战线被突破的时候破坏人民的最后的力量。我不能像换手套一样改变誓言……”９月２０日。《消息报》报道：在芬兰逮捕的维鲁博娃、巴德马耶夫、马纳谢维奇以及其他一些人关押在斯维亚堡要塞。水兵坚决反对释放并决定在政权转交给苏维埃之前把他们关在斯维亚堡要塞。１０月４日。整个厄塞尔岛（在里加湾内）被德国人占领。他们的武装力量正在向蒙岛发起进攻。俄国舰队在同拥有强大优势的德国武装力量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后损失了“光荣”号舰，而转移到蒙海峡。１０月１０日。长时间没有露面的列宁出席了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会议是在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住宅里召开的，他的妻子是布尔什维克。斯维尔德洛夫担任会议主席。列宁指出：“现在，大多数人都拥护我们。权力转移在政治上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应该谈到技术方面的问题。关键就在这里。”紕紞矠第一部第一章 武装起义(2)１０月１４日。《新生活报》报道：彼得格勒每天需要粮食４８０００普特。１０月１１日运到谷物１８０００普特，１２日运到１２０００普特，１３日勉强凑足４０００普特。彼得格勒市杜马委托市长号召市民保持平静。决定召开杜马的专门会议讨论粮食问题。１０月１６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有党的其他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索柯里尼柯夫、洛莫夫。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代表博基报告了各区的准备情况和情绪：“暂时还没有战斗情绪，但是正在进行战斗准备。一旦开始行动，群众是会支持的。”通过了列宁提出的下列决议案：“会议号召一切组织、全体工人和士兵从各方面加紧准备武装起义……”赞成决议的１９票，２票反对。选出了实际组织筹划起义的总部，成员有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１０月２０日。《工人之路报》报道说：“俄国革命淘汰了不少权威人士。革命的威力也表现在它不对‘名人’打躬作揖，而要他们为它服务，如果他们不愿意向它学习，那就会把他们抛到九霄云外。这些后来被革命抛弃的‘名人’整整有一大串：普列汉诺夫、克鲁泡特金、布列什柯夫斯卡娅、查苏利奇以及一切仅仅因为他们‘老’而出名的老革命家。我们担心这些‘泰斗们’的桂冠会使高尔基睡不着觉。我们担心高尔基会被‘死命地’拖到他们那里去，拖到档案库里去。那有什么呢，自由人是可以自由行动的！……革命既不会怜悯也不会安葬那些离开革命的死人……”紕紟矠１０月２４日。晚上列宁从维堡区转移到斯莫尔尼宫，来到军事革命委员会。当天夜里一队士官生赶到芬兰大街６号搜捕《工人之路报》的编辑部成员和列宁，但被赤卫队解除了武装并押送到彼得保罗要塞。就在当天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了以下问题：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关于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全会。加米涅夫提议，非经专门决定，中央委员会成员今天一律不得离开斯莫尔尼宫……托洛茨基认为有必要在彼得保罗要塞建立后备指挥部并派一名中央委员到那里去完成这项任务。加米涅夫提议，一旦斯莫尔尼宫遭到破坏，应该在“阿芙乐尔”号上建立据点。斯大林没有参加会议……紕紡矠２５日凌晨军事革命委员会开始下令攻打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１０月２５日。党的历史大事记是按小时来编写的，按真正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小时……占领尼古拉车站。“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驶近尼古拉耶夫桥。巴甫洛夫团在米利翁街，冬宫附近布置岗哨，盘问所有的人，把被逮捕的人押送到斯莫尔尼学校。国家银行未经战斗被一队水兵占领……彼得格勒的哥萨克部队拒绝支持临时政府。司令部和冬宫的电话被切断……华沙车站被占领。“十字”监狱的政治犯被释放……伊兹迈洛夫团的分队占领玛丽亚宫并要求预备议会的成员打扫房屋。巴甫洛夫团占领涅瓦大街。１４点３５分在托洛茨基的主持下召开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紧急会议。托洛茨基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布临时政府已不再存在，预备议会被解散，被监禁的人已释放，关于旧政权崩溃的无线电报已发到作战部队。冬宫的命运必须在最近几个小时内决定。然后，长时间没有露面的列宁在一片欢呼声中发表讲话……“同志们！布尔什维克始终认为必要的工农革命，已经成功了！”大家知道，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是由几位中央委员组成的军事革命中心（由五人组成，其中包括斯大林）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动员革命力量进行决定性的冲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负责的。１０月２４日列宁在给中央委员的历史性的信件中要求党的领导：“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成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击败他们），如此等等。“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政府摇摇欲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击溃它！“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紕紣矠今天，每一个学生都知道，列宁的号召有着良好的基础。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具有世界意义的首批成果在１０月２５日晚上召开的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巩固。被选入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布尔什维克有：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斯克良斯基、诺根、克雷连柯、柯伦泰、李可夫、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梁赞诺夫、穆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斯图契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卡姆科夫、斯皮里多诺娃、卡霍夫斯卡娅、姆斯季斯拉夫斯基、扎克斯、卡列林、古特曼。在这些日子里发生的各种事件中简直看不见斯大林的踪影。他守着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执行列宁有关日常工作的指示，向各委员会传达指令，参加起草要刊印的材料。我所查阅过的有关这些历史性的日日夜夜的档案资料中，没有一份提到过斯大林的名字。马尔托夫试图在代表大会上提出关于必须和平解决危机的决议案；社会革命党人亨德尔曼代表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坚持要通过一项谴责“夺取政权”的决议案（但是甚至在社会革命党人中赞成这项决议案的也只有６０票，反对的有９３票），崩得像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一样也反对夺取政权。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和“锡安工人”离开了代表大会。其实，夜里两点钟就占领了冬宫。（原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基什金、帕尔钦斯基、鲁滕贝格、别尔纳茨基、韦尔杰列夫斯基、马尼科夫斯基、萨拉兹金、马斯洛夫以及按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命令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特鲁别茨科伊 堡的其他人，对今天的广大读者来说，他们的名字已经陌生了。）而代表大会的工作在继续进行，直到天明……约翰·里德这样描绘了代表大会的气氛：“我们穿过挤在门口的喧哗的人群来到大会议厅。在长凳上、椅子上、过道里、窗台上，甚至在主席团就坐的平台边上都坐满了全体工人和士兵的代表，他们在巨大的白色枝形吊灯的照耀下容光焕发，精神抖擞。人们等待着主席的铃声，时而死一般地肃静，时而喧嚷得震耳欲聋。室内没有暖气，但是由于人体散发出的汗臭味而显得很热。绵绵不断向上升起的闷人的蓝色烟雾在浑浊的空气中缭绕。”紕紤矠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列宁著名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代表大会选出了由１０１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尽管布尔什维克在委员会中已经占了６２个席位，但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中没有取得一致。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诺根和米柳亭认为必须同其他党派分掌政权。妥协派提出的成立社会党人联合政府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要列宁和托洛茨基参加政府。于是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斯塔索娃、托洛茨基、越飞、索柯里尼柯夫、穆拉诺夫都站在列宁一边。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的那些决定性的日子里表现得怎样呢？他起了什么实际作用？尽管他经常加入，几乎总是加入各个不同的领导机构，为什么在革命大事记中极少看到斯大林的名字呢？我们先来看看几个证明材料。请看《斯大林传略》是这样评价斯大林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在这本书中说：“列宁和斯大林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鼓舞者和组织者。斯大林是列宁的最亲密的战友。他直接领导了武装起义的全部准备工作。各地区布尔什维克报纸上都转载过他的指示文章。斯大林常常召见各地区组织的代表，亲自训示指导，并为各地区定出战斗任务。１０月１６日中央委员会选出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起义的党总部……”紕紥矠确实只有这一些。这是明显的有意赞扬：只有列宁和他斯大林。他只是通过“召见”和“下指示”来领导工作，而这却是３０年代才有的做法和说法。传略的作者们很难说出一点具体的东西，因为斯大林在革命高潮的日子里什么也没有“领导过”，什么也没有“指导过”，也没有给谁“下过指示”，而只是执行列宁日常的指示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决定。斯大林继续撰写一些阐述党的决定的文章。１０月２４日，当克伦斯基下令查封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工人之路报》时，斯大林同赤卫队员一道参加了保卫无产阶级报纸的战斗。于是就在当天，１０月２４日的报上刊登了斯大林的题为《我们需要什么？》的文章，在这篇完全与时代精神不符的平淡乏味的文章中他还在谈召开立宪会议的必要性。实际上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１０月１１日发表的《论时局》相呼应的，而这两个惊慌失措的人在这封臭名昭著的信中反对中央委员会关于准备武装起义的决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道，“我们举起手枪对准资产阶级的太阳穴”，并且说资产阶级在这种威胁下就不可能破坏立宪会议。斯大林在起义前夕也认为可以再重新提出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同时，他的确也论证了“必须以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政府来代替基什金—柯诺瓦洛夫政府”紕紦矠。斯大林参加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然而，尽管斯大林进入了决定一切最重大的革命问题的党的领导“层”，但是在１９１７年他并未在任何问题上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也没有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过任何独到的见解。他属于第二或第三领导梯队，因此后来对斯大林在革命中的杰出作用的一切颂扬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作用是杜撰出来的。斯大林尽管进入了几乎所有的革命机构，但是几乎没有负责任何具体的工作，然而他那精细敏锐的目光注意到了许多东西。托洛茨基的干劲、加米涅夫的工作能力、季诺维也夫易冲动的性格都使他惊叹。斯大林曾几次见过普列汉诺夫，并且对他相当尊敬。普列汉诺夫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出烙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这种激烈的语句使斯大林大为震惊。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并没有到此止步。普列汉诺夫称列宁的《四月提纲》为“梦呓”，他谴责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来又谴责了布列斯特和约。普列汉诺夫受到革命洪流的冲击而陷入庸俗改良主义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他对现实感到失望，因为现实不“符合”他的理论，于是他到芬兰去了。他不可能接受十月革命，但是也不想反对它。他的政治原则都是道义上的原则。１９１８年６月４日，在有列宁参加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以及莫斯科工会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联席会议上，为已故的普列汉诺夫默哀１分钟。斯大林感到惊奇。他认为，一个公开表示不赞同他的事业的人就永远变成了敌人。因此，他认为托洛茨基在这个大会上致悼词和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悼念文章都是多此一举。……对斯大林来说，革命只是斗争。非此即彼。不是盟友，就是敌人。如果斯大林还没下决心支持一方面，那么他的非此即彼的逻辑只能使他观望，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斯大林在内心深处把向已故的普列汉诺夫致哀称为与革命者不相容的“自由主义”。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知识分子的老毛病，是“意志不坚定”的表现。党内的同志还会有机会确信这位未来的“领袖”的观点是前后一贯的。十月武装起义过去三年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一批当年参加过十月革命的人一起参加纪念晚会。斯大林也被邀请，但他不愿参加。许多人都来了，有托洛茨基、萨多夫斯基、梅霍诺申、波德沃伊斯基、科兹明等。人们多次回忆起列宁，也谈到托洛茨基，提起过加米涅夫、加里宁、季诺维也夫、诺根、斯维尔德洛夫、洛莫夫、李可夫、邵武勉、马尔金、拉齐米尔、契切林、瓦尔登以及新世界的其他缔造者。速记记录还保存着：人们一次也没有提到过斯大林……无论谈到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活动，还是谈到布尔什维克在士兵和水兵群众中的工作，都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提斯大林的名字，尽管未来的总书记实际上曾在一切高层机构中任职。要知道几乎上面提到的所有人和其他许多人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都奔向“阿芙乐尔”号，都拦截过克伦斯基调来的脚踏车兵大队，组织夺取银行、电报局和车站。对大家来说，斯大林还是一个执行革命机构委托的个别任务的不显眼的配角。他实际上不具备从事创造性革命活动的能力，不能像他的许多同事那样来证明自己。未来的“专制君主”对自己的“不显眼”、作用不大，感到非常苦恼。到了３０年代只有当别人从“两个领袖”创业的角度来谈十月革命时，斯大林才感到心情舒畅。起初，革命的一些真正的英雄“遭到”冷遇、“历史性的清洗”和纠正；后来到了１９３７至１９３９年那个悲惨时期，他们的肉体也被消灭了。到了４０年代，剩下的十月武装起义和积极领导者已屈指可数了。一般来说，只有那些为领袖撰写新的“十月革命传略”的人还活着。对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时期的作用越夸大，革命老战士就越少。第一部第一章 武装起义(3)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９年以后把斯大林当作自己进行别出心裁的批判的基本对象，当然，关于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时期的活动，他写得相当尖刻。托洛茨基在他的《斯大林的伪造学派》一书中说，１９１７年斯大林在各种会议上一贯一言不发。下面摘引的是托洛茨基的一段话：他通常是跟着列宁开辟的正式轨道亦步亦趋。“他没有表现过任何主动精神。他没有提出过任何独立的建议。任何具有新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紖紛矠托洛茨基举了几件事说明斯大林一方面支持列宁，但同时又企图替加米涅夫和他在政治上的曲折路线进行辩护，包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也是这样。有一个时期，在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从图鲁汉斯克流放地回来以后，他们之间也一直保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后来，特别是在３０年代，加米涅夫也好，季诺维也夫也好，在自己绝望时都企图请求斯大林念及旧“情”，但是他们对斯大林太不了解了……１９２４年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发表了回忆已故领袖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引了下面的对话：“１０月２５日后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问我：‘你看，如果咱们俩给打死的话，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能担当得起来吗？’“‘也许不会被打死的。’我笑着回答。“‘鬼知道他们。’列宁一边说，一边自己大笑起来。”后来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回忆说：这篇文章发表后，当时的“三驾马车”成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感到我写的那段话很伤他们，尽管他们没有打算驳斥这段话。事实终归是事实；列宁没有把这三个人列为自己的继承人，而提出的是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其他的人他根本没有考虑过紖紜矠。然而我们知道，托洛茨基有强烈的虚荣心和权力欲，在他的心目中“继承”列宁担任党的领袖非他莫属，因此，他的回忆录未必可以完全相信。根据同样理由可以认为，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４年是企图事后加强自己在夺权斗争中的地位并提高自己的声望。众所周知，斯大林对报刊上披露的任何说明他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不大而夸大托洛茨基的作用的材料，反应都十分过敏。斯大林在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种动机，这篇演说１９２８年才由国家出版社印成单行本。斯大林在自己的讲话中对托洛茨基在十月武装起义中的作用作了这样的分析。斯大林说：“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革命时期确实很会打仗，这的确是事实。但是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同志一个人，甚至像当时同布尔什维克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的人也打得不坏。”斯大林接着说：“那么就要问，为什么列宁在提出选举实际领导起义的总部时，没有推荐托洛茨基，而提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看来，‘鼓舞者’、‘主要人物’、‘起义的惟一领导者’托洛茨基同志没有被选入总部。这同关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说法怎样一致起来呢？”紖紝矠斯大林在这里又进行了歪曲。领导起义进程的是军事革命委员会，而不是实际的总部。我们看到，党的两位著名活动家在革命几年之后都企图一方面强调自己在武装起义中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贬低、缩小自己的政治对手和个人论敌的贡献。尽管在十月革命时期还不可能出现后来称为办公室领导的现象，但是我再重复一遍，斯大林作用也仅仅限于草拟中央指示和指令，向各革命机构传达中央的指示和指令的工作。还没有一份文件能证明斯大林直接参加过战斗行动，组织过武装队伍，深入部队、舰队和工厂去发动群众完成具体的策略任务和作战任务。由于形势需要，斯大林在革命的司令部工作，处于革命的中心舞台。但是……他只充当配角。革命时期非常宝贵的智力素质、精神魅力、鼓舞人心的热情和冲天干劲等等品质斯大林都不具备。处在革命之中、处在革命的震中的从来都是列宁。托洛茨基低多了。再下面才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布哈林……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列宁派的布尔什维克大军。而在这个大军的行列中就有斯大林……在革命中“两个领袖”的情况不曾有过。如果在１９１７年我们对克列斯廷斯基、拉狄克、拉柯夫斯基、李可夫、托姆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以及其他几十个布尔什维克说，１５年之后“官方历史”将记述革命是由两位领袖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他们是无法设想的，甚至认为连开玩笑也不能这么说……然而，十分遗憾，历史，历史的巨流是不可逆转的。向那些早已故去的人提这样的问题只能是想象中的事……斯大林事后成了“英雄”。尽管斯大林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末就是党员，从１９１２年开始任中央委员，这个那个苏维埃、委员会、编辑部的成员，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但是这一切只给他提供了一个官方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官僚的）地位。斯大林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代表会议，这仅仅证明他进入最高层领导集团。这一切又使他有可能去了解、研究范围广泛的人员，更深入地了解机关工作的机制，积累政治经验。而最主要的是取得列宁的好评，即认为他是可靠的政治工作者，不仅像一个普通执行者应当具备的那样，能不打折扣地执行决定和采取行动，而且还善于搞妥协折衷，随机应变，在不断产生的各色各样的问题中抓住主要环节。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时的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是一个善于等待时机和看风使舵的中派分子。第一部第二章 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1)有一个问题没有弄得很清楚：列宁是为哪一次代表大会准备自己的“遗嘱”的？我们记得，“遗嘱”一开始就写道：“我很想建议在这次（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代表大会上……作一系列的变动。”可以认为是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但是信中哪里也没有直接点明。同时，在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在１９２３年４月，列宁的健康状况十分严重，以致他未必能坚持要求把《信》传达给代表。出现了列宁指示中没有预见到的情况。但是，也有证据说明，他嘱咐只有在他逝世以后才拆开信封。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封《信》是写给“十二大”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既然在党的“十二大”上关于总书记的问题没有提出来，在列宁３月发病，从而实际上失去了与人积极交往的可能性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紧迫地提到了中央委员会面前。１９２３年３月以后，斯大林在继续担任总书记职务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巩固自己地位的措施。他的威望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因为他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和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并就两个报告作了总结发言。也许他比所有的人都更受大会代表的注意。斯大林给中央委员会的两个报告加进了不少个人的东西，首先就是很突出的公式化。他总是喜欢把一切都“一格一格地”分开，把思想按一定顺序加以排列。这种做法通常使人印象深刻，就是说，加强了思想的鲜明性、清晰性、明确性。例如，正是由于他，关于“引带”把党同人民联接起来的思想得以流行开来。他把工会称为“第一根即主要的一根引带”，按他的说法，在工会中现在“我们没有强大的敌人”。第二根“引带”是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与农业合作社。但是，斯大林承认，在这里“我们至今还不能使初级合作社摆脱敌视我们的力量的影响”，这种力量是指富农。按照报告人的意见，第三根“引带”是青年团。在这个领域里，敌人的进攻特别顽强。接着，他按龛设神似地列举了其他“引带”——妇女运动、学校、军队、报刊……同时，他还尽力用自己想出来的一些形象说法来形容它们，如说报刊是“党的喉舌”，军队是“工人和农民的集合点”，如此等等紗紜矠。值得注意的是，总书记在他的报告中对这些“引带”的工作内容本身谈得很少，但却大谈特谈有哪些敌对力量“在这里同我们作对”。毫无疑问，阶级斗争还在继续，但是现在更多的已经是采取隐蔽的、不明显的形式，但是斯大林却仍然把全副精力都用在同明显的和想象的敌人斗争、拼搏、对抗上面……还在几年以前，在十月革命中那些暴风雨般的日子里，在国内战争的岁月中，他根本不可能设想，竟然出现使他能真正觊觎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的机会。命运是乖戾的。一个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职业、没有革命家的魅力或者火山喷发般的毅力的人，出乎一切人的预料，竟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塔尖。他的这段经历也向潜在的对手们表明，掌握了机构的妙用，再加倍进行精心策划，就能大有作为。特别是如果积极地“保卫”列宁主义的话。当然，是像斯大林所理解的那样。我们顺便指出，斯大林现在的对手经常攻击他隐瞒实际情况。在２０年代末以前还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列宁的公开性传统并不是一下子消失掉的，只要掌握当年那些人人可以看到的党的文件和报纸，就可以确信这一点。例如，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斯大林痛心地谈到１９２２年的饥荒及其后果，“非常可怕的工业萧条”、工人阶级的涣散和其他一些令人痛心的事情。实事求是。斯大林当时对这一切并不隐瞒。在列宁３月发病以后，斯大林开始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商量的次数越来越少，同布哈林商量更少，而同托洛茨基商量就极少。斯大林的政治威望在党内开始缓慢地但是稳步地提高，这首先表现在总书记在政治局内的影响的加强。他的办法就是逐渐孤立托洛茨基，而这一点，如果没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持，就不可能做到。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阿·巴·巴拉绍夫对我讲：有一次在政治局，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吵。大家都支持季诺维也夫挖苦托洛茨基的话：“难道您没有看出来您掉进了‘铁箍’？您的戏法吃不开，您是少数，是个单数。”托洛茨基火冒三丈，但是布哈林竭力缓和气氛。巴拉绍夫继续说：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在开政治局的会或者别的什么会之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先到斯大林那里碰头，看来是协调他们的立场。于是，我们在秘书处私下里就把在斯大林那里的“三人碰头”会称作“铁箍”。在２０年代，斯大林身边总是有两三个助手。在不同的年代，他们分别是纳扎列江、坎涅尔、德温斯基、梅赫利斯、巴扎诺夫……他们全都知道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完全持否定态度，所以在机关里也按相应的态度行事……斯大林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拉到了自己一边，因为这两人都拼命想向上爬。他们，特别是季诺维也夫，担心的主要是托洛茨基，其次才是斯大林。因此，当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８日托洛茨基致信中央委员们、对党的领导尖锐地提出批评的时候，斯大林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点，何况他反对自己的政敌的无理要求从客观上说基本上是正确的。一批布尔什维克支持托洛茨基，他们签发了所谓的“四十六人声明”。这批人当中甚至有一些党内著名的人物，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柯秀尔、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拉法伊尔等。托洛茨基指责中央的主要论点是：“党没有继续前进的计划。”他重申了他所谓“工业实行硬性集中”（关闭一批大厂）、“收紧对农民的政策”的主张，再次坚持实行“劳动军事化”的政策。这个问题值得详细谈谈。早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在发言时就宣称：“工人群众不能成为到处流浪的俄罗斯部族。他们应该同士兵一样，可以调遣，可以委派，可以指挥。这也就是劳动军事化的原则，没有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认真地谈论在经济遭到破坏和饥荒流行的条件下按新的原则建设任何工业。”紗紝矠过了三年，托洛茨基仍然认为，在工业和农业中采用军事方法的主张基本上没有失去自己的意义。作为“兵营共产主义”的鼓吹者，托洛茨基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喜欢谈论党内缺乏民主，另一方面，他又坚持主张在过渡时期普遍采用军事化的方法。１９２３年秋天托洛茨基在列宁病重的条件下用某种方式挑起的关于经济问题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败坏了中央在经济问题上的政策的声誉，首先是败坏了担任总书记职务的斯大林的声誉。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托洛茨基的威信下降了，而斯大林的声望却提高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体会议谴责了托洛茨基。参加会议的１１４人中只有两个人投票支持托洛茨基。实际上，早在争夺领袖地位的斗争在党内开始以前，托洛茨基就已陷于孤立。托洛茨基的失败是彻底的失败。于是，他企图依靠军队，在那里他还颇有威望。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他以前的拥护者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帮助下，托洛茨基打算利用武装力量来表示不同意中央的路线。但是，除了少数人以外，陆军和海军中的共产党员并不支持托洛茨基。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１９２４年１月）为这次争论作了总结，会议不仅谴责了托洛茨基，而且在经济政策方面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后来，托洛茨基承认，他对中央发起进攻，几次挑起争论，都抱有个人的目的——想当俄共（布）领袖。但是，一眼就可看出，托洛茨基每次都是在对他极端不利的时刻发起争论的，实际上他事先就知道自己必然遭到失败。托洛茨基一方面过高估计了自己在精神上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斯大林的“手法”及其利用一切手段来进行政治斗争的本领显然估计不足。有象征意义的是，正是在托洛茨基１９２３年１０月点燃了党内斗争的内讧之火的时候，列宁最后一次访问了莫斯科。他好像感觉到了，他对党的领导会分裂的担心可能变成现实。他违反医生们的意愿，于１０月１８日乘汽车来到首都。列宁望着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那座建筑物，心里也许在想，托洛茨基的十月发难，就是党内争夺领袖地位这一斗争的新阶段。为什么这些人的个人野心会这样强烈？是什么东西培植了他们的权力欲？难道他们就不明白，只有消除专权的动机，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第二天，列宁以关注的目光从汽车里最后一次环顾了克里姆林宫的广场和大教堂、莫斯科的街道、农业展览馆。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列宁从图书馆挑了一些图书，然后就回哥尔克去了。没有同战友们见面。他对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所作的这次不声不响的、半秘密的访问，仿佛是领袖向首都告别，向把领袖同这个不平静的、纷乱的世界联系起来的一切告别……第一部第二章 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2)人们完全有权利问，托洛茨基这个在列宁逝世之后妄想充当第一把手的人的政治面目是怎么样的呢？大家知道，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起他就归附孟什维克派。１９１７年７月，托洛茨基作为所谓“区联派”（约有４０００人）的成员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被接受加入了党的队伍并立即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十月革命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做了大量工作。斯大林也指出了这一点。他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中强调指出：“我决不否认托洛茨基在起义中所起的明显的重要作用……是的，这是事实，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确实很会打仗。但是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一人……”的确，托洛茨基在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由于具有不同寻常的组织家和演说家的品质、政论家的技巧而迅速获得了很高的名望。大家知道，１９１７年秋天列宁也对托洛茨基作了很高的评价。列宁在谈到推选党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候选人时说：“托洛茨基这样的人当候选人，谁也不会提出异议，因为第一，托洛茨基一回来就采取了国际主义者的立场；第二，他在区联派中为争取合并进行过斗争；第三，在七月事变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能胜任工作，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忠诚拥护者。”紗紞矠如果我们说，在某一个特定阶段——在十月起义前后，在国内战争过程中以及战争刚刚结束以后——托洛茨基在声望上仅次于列宁，看来会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他是十月革命最著名的领袖之一。当时列举人们的姓名没有采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原则，托洛茨基总是（或者说差不多总是）排在列宁之后，居第二位。在１９１８到１９２１年期间历次中央全会的记录中，参加会议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的排列顺序通常是这样的：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鲁祖塔克、托姆斯基、李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布哈林、加里宁、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拉狄克、安德列耶夫……例如，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０至２１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上，中央委员就是这样排列的紗紟矠。但是，托洛茨基的声誉并不表现为他个人有大量的拥护者。结果我们看到一种离奇的情景：斯大林虽然个人名望不高，但是体现了党的“路线”。而显然更有名望的活动家托洛茨基早就带有“派别分子”的烙印，这就不可能使他获得大量的志同道合者。而且，正如杰伊切尔所写的，“托洛茨基过于相信他在党内国内的地位，相信他比对手强，以致很长时间不想卷入争夺继承权的公开斗争”。他坚信，在列宁身后，党一定会选中他。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托洛茨基的著作就可以看出，列宁的许多根本思想他并不是始终都赞成的。例如，在列宁逝世以后爆发的他同斯大林的斗争中，他企图利用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但仍然崇奉独裁方法。人们有一个印象，跟他更合拍的是波拿巴主义、恺撒主义、军人独裁作风，而不是真正民权政治的思想。他和斯大林是同龄人（两人都生于１８７９年，相差一个半月），但是托洛茨基的智力更敏锐、更突出、更丰富。正如了解他的人和许多给他写传的作者所证明的那样，他的特点是思维敏捷，有坚实的欧洲文化素养，精力充沛，学识渊博，有出色的演说家才能。但是，由于过高估计个人的作用，托洛茨基对所有的人（除列宁外）都很傲慢、自负、专横、独断、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因此，人们自然不喜欢他。托洛茨基是一个不合要求的政治家，也远非始终都是一个深刻的理论家。由于没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他成了“昙花一现的英雄”、天真的预言家、未能成功的独裁者。斯大林逐渐摸透了托洛茨基天性中的弱点，并且在同他作斗争的时候彻底地利用了这些弱点。托洛茨基不太考虑对自己的大量言论、意见、主张的“推敲”和斟酌，想得更多的是它们是否像警句，是否违反常理，是否形象。有一次，他在同列宁谈话时脱口说了一句“惯用语”：“布谷鸟不久就将用鸣叫声宣告苏维埃共和国的死亡。”这句话被斯大林知道了。还有一次，在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代表谈话时，他说，如果欧洲或亚洲不爆发革命，“俄国的火炬可能熄灭”。从此以后，斯大林就有了“铁”证，可以谴责托洛茨基缺乏信心和没有骨气了。后来托洛茨基越是辩解，在别人眼里就越黑。还在那时，斯大林已经表现出是一位非常善于适应环境的和十分机灵的斗士，在他面前，政治对手或思想对手要不败下阵来是很不简单的。如果说对托洛茨基在革命年代和国内战争年代的实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应当给予肯定（诚然，要作若干重大的保留）的话，那么在政治方面，这个“杰出的领袖”追求的则只是一己私利和名利地位。他主张在前线采用强硬办法、高压手段和死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这样阐述自己的信条：“不采用高压手段就无法治军。要率领大批的人冒生命危险，指挥武库中就不能没有死刑。必须让士兵们感到，前进可能送命，而后退必死无疑。”紗紡矠列宁同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一样，在指出托洛茨基的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写作才能、极端的虚荣心的同时，认为他在政治上有局限性、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极其重要的思想作左的理解。这一缺点特别强烈地表现在托洛茨基的名著《不断革命》中。高尔基回忆说，他对列宁高度评价托洛茨基的组织才能感到惊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出了我的惊奇补充说：“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同他的关系，多少有一些谣言。但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我也知道。您瞧，他是善于组织军事专家的。”沉默了一下，他怀着不愉快的心情低声补充说：“他追求功名。他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来自拉萨尔。”紗紣矠的确，托洛茨基以罕见的顽强精神贯彻执行了列宁关于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利用旧专家的思想。正是在他的倡议和建议下，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央委员会开会通过了释放所有当作人质加以逮捕的军官的决定。中央的决定指出，他们当中凡是没有发现有参加反革命运动的问题的人，可以被接受参加红军。诚然，这里还附带说明，他们“应该提交自己家属的名单”，并且向他们指出，“如果他们投奔白卫分子，家属将被逮捕”。斯大林记得中央的这次会议。当时大家都支持托洛茨基关于前沙皇军官的建议，而斯大林关于把南方战线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草案遭到否决。斯大林把这两个决定评价为“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特别是在对旧军官的态度上。拉狄克在他的《群像和檄文》第一版中所收的《列夫·托洛茨基》一文中写道，托洛茨基“凭借他的毅力征服了以前的基干军官……他能赢得专家中那些优秀分子的信任并把他们从苏维埃俄国的敌人变成它的坚定的拥护者。我记得有一个夜晚，已故的海军将领、旧军队的重要军官之一不是由于害怕而是凭着良心开始帮助苏维埃俄国的阿尔特法特来到我的房间，径直对我说：‘我过去到这里来是出于被迫。我不相信你们。现在我要帮助你们，要以我从未有过的自觉态度，抱着坚信我在为祖国服务的信念，来尽自己的职责。’”拉狄克写道，托洛茨基是一个毫不手软的人。当红色俄国遇到致命危险时，他会不惜一切经济上、物质上和人力上的牺牲。他在这方面像斯大林。拉狄克回忆道，托洛茨基说过一句非常离奇的话：“为了战胜白匪，我们掠夺了整个俄国。”拉狄克在描写托洛茨基时把他理想化了，把许多并非只属于他一个人的优点都加到他头上了。但是，今天已经清楚了，列宁在看到托洛茨基的才智以及他在组织和宣传方面的杰出才能时，曾在很长时间内企图把他“拨向”需要的方面。也许，如果列宁活得更长些，托洛茨基的命运将是另一个样子。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都同斯大林有分歧，常常还同党有分歧。正如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科恩所写的，托洛茨基“把新经济政策看作布尔什维主义蜕变和俄国革命丧失激进性质的第一个征兆”。他主张实行“工业专政”、扩充“劳动军”、要达到目的就必须“流血和发狂”，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左”，实际上是极其危险的。科恩接着说，托洛茨基“感觉到，当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他的鸿运也就结束了”紗紤矠。事后，已经流亡国外了，托洛茨基却拼命散布一种说法，即列宁曾想吸收他参加反斯大林的“同盟”，同他托洛茨基一起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撤换总书记。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写道：“列宁不断地、顽强地进行着准备，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主义、官官相护、独断专行、恣意妄为和粗暴行为给以最无情的打击。列宁实质上已经向斯大林及其盟友宣战了。而且只有直接的当事人而不是党知道这一点。”紗紥矠为什么托洛茨基要这样颇为真实地坦露心迹呢？首先是为了说明：列宁认为他托洛茨基是自己的继承人。抱着这一目的，他按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并得出结论说：“遗嘱的无可争辩的目的是要使我易于进行领导工作（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列宁当然希望在尽量减少个人摩擦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这两句话已经和盘托出了托洛茨基长期进行斗争的隐秘（真是隐秘的吗？）的意图。他永远也不会甘心忍受个人失败的痛苦。须知他已经把自己看成是首领、独裁者、领袖了。第一部第二章 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3)列宁的信本身就说明，托洛茨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列宁完全没有必要“联合”托洛茨基来撤换斯大林。列宁的权威是无容争议的。至于人们有时由于不同的智力“高度”而不理解他，那是另一回事。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病的时候，有人用领袖生病的后果、交往的困难、脱离实际生活来说明这种不理解。但是，不会有人怀疑：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健在的话，只要他个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更换总书记的建议，并且像往常一样把道理讲透，就能解决问题。列宁认为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职务不合适，但是托洛茨基作为候选人看来同样不合适。两个“杰出的领袖”都不应该登上巨大的俄国舰船的指挥桥楼。在列宁逝世以前，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关系是复杂的。斯大林起初甚至从内心赞赏这位“政论家”，但是后来很快就认识到，托洛茨基的“形式”还不能反映他的领袖至上主义内容的最深处的东西。斯大林可能比别人（当然，不算列宁）更早地感觉到、认识到，托洛茨基居然想当领袖的继承人。斯大林内心对托洛茨基所抱的恶感逐渐增强，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精心掩盖起来的仇恨。私下里，斯大林在思想上把自己的敌人称为“冒险主义者”、“骗子手”——这里他把列宁谈到原来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时所用的“进行诈骗”这个说法变了一下。斯大林的记忆力很强，能把托洛茨基的大量错误、摇摆、跳槽、冒险串起来，成为他后来的论据，供他揭发、批判、谴责……他没有忘记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左的“革命”词句；他记得托洛茨基由于几个军事专家的叛变怎样下令枪毙东方战线的一大批政治工作者（只是由于列宁的干预才防止了这场悲剧）；他记得托洛茨基关于派一个骑兵军到印度去发动革命的荒谬建议；他记得托洛茨基的“布谷鸟”决心用鸣叫声宣告苏维埃政权的覆灭……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坐着专列，由一列或两列装甲火车满载“无产阶级领袖”的信徒——身穿皮衣的年轻人护送，去巡视各条战线，那派头直到现在还使斯大林感到愤慨。总书记，而且不仅是他，还不喜欢托洛茨基在革命以后不久就在身边弄了一大帮助手和秘书。格拉兹缅、布托夫、谢尔穆克斯、波兹南斯基以及其他一些“忠实仆从”帮助托洛茨基管理大量文献资料，处理来往信件，为数不清的文章和讲话准备提纲和材料，还常常给他提供创作动机。在这方面，托洛茨基让我们预先看到了２０世纪末一些政治活动家身边的秀才班子的作用——这些政治活动家如果没有这个班子，常常简直就寸步难行。总书记坚定地认为，在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在转向和平轨道的最初年代，托洛茨基在考虑俄国的许多问题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只想着自己如何向上爬、谋取私利和追逐权势，而不考虑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的全部复杂性。不久，他们的关系就成了一种非常不友好的关系。顺便指出，托洛茨基不仅同斯大林的关系不好。由于他总是让人感到自己比别人“强”，实际上他在领导层就从来没有亲近的拥护者。甚至后来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短暂的联盟也是在毫无原则的反斯大林的基础上“拼凑而成”的。但是应当直率地说，托洛茨基大大低估了斯大林这个“杰出的庸才”——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６年被开除出政治局以后公开地这样说斯大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３月发病以后，斯大林在内心就认为自己完全有义务不容许托洛茨基进入党的领导机关。由于托洛茨基在他的拥护者所挑起的争论中遭到了失败，不管代表大会会就列宁的《信》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托洛茨基成功的希望明显地减少了。斯大林确信，如果托洛茨基掌握了党的领导权，革命成果就会受到致命的威胁，后来他在小范围内不止一次地讲过这一点（也许是为自己辩解）。托洛茨基不仅对斯大林的意志和他机敏的才智估计不足，而且又以自己无休止的攻击、争论、论战文章无意中提高了斯大林的威望，因为斯大林在这种条件下已经成了列宁遗产的捍卫者和党的统一的维护者。托洛茨基越是频繁地“冲撞”斯大林，他的名望就下降得越厉害。这里问题不在斯大林身上，而在于当时形成了一种舆论，认为托洛茨基在攻击党的路线。实质上是托洛茨基自己帮助斯大林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在党员们的心目中，似乎斯大林一次也没有向右或向左“摇摆过”，而是表现了“灵活性”（有时使用了巧妙的计谋），在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依靠了自己后来的对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１９２４年１月对于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体苏维埃人来说，将永远是哀痛之极而令人心碎的月份。１月１９日，加里宁还向政治局报告说，负责治疗和照料列宁健康的医生们表现了一定的乐观情绪，认为列宁有可能逐渐恢复政治活动。他能走动了，能听人念材料了，显露了一线希望……但是，全部希望一下子就破灭了……在一个处于半破坏状态的国家，谁需要一个争论不休的领导呢？１９２４年１月中召开的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提醒大家注意的正是这种离奇事。这次会议讨论了当前的经济政策问题，并对托洛茨基反对派作了政治上的评价。１月１９日和２０日，克鲁普斯卡娅逐渐地、“一点一点地”把党代表会议的材料念给列宁听。后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回忆说，星期六她念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激动起来；她对他说，这些决议是一致通过的。关于反对派问题的讨论进行得很激烈。托洛茨基后来的盟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代表会议上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也许列宁认为，这个事实是分裂的前兆，一个人力量加强的开端。不难想象，列宁在好几个月时间里，虽然神志完全清楚，但却不能积极参与党内事务，他是多么地难过啊！什么都看见了，听到了，理解了，想得也很多，但就是无能为力……强劲的思维能力被无声地禁锢起来……完全可以猜测到这位天才的精神悲剧的深刻性。列宁明白，他的关于党的领导机关中派别斗争可能尖锐化的推测已经成为严酷的现实。２１日白天，列宁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从列宁３月发病之日起就帮助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照料生病的伊里奇的缝纫厂女工叶夫多基娅·斯米尔诺娃回忆道：“早晨，像往常一样，我给他端去咖啡，他亲切地点了点头就从桌旁走过去了，他没有喝的意思，回到他房里躺下了。我守着热咖啡等到４点钟，总是想，他会醒来把咖啡喝掉的。实际上他已经不行了。有人向我要几瓶热咖啡……等把瓶子灌好送去，他已经不需要了……”傍晚，１８点５０分，列宁去世了。病理解剖检查证实了医生们的诊断，即主要是过度的脑力劳动所引起的严重的脑血管硬化。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脑溢血。正在南方的托洛茨基由于某种不明的原因没有来参加葬礼，尽管他有足够的时间。１月２２日他从梯弗里斯火车站通过电报给《真理报》发来了一篇短文，其中说道：伊里奇不在了。党成了孤儿。工人阶级成了孤儿。导师和领袖去世的噩耗首先引起的正是这样的感情。我们如何前进？我们找得到路吗？我们不会迷失方向吗？……我们现在由于无比的悲痛而心碎，因为我们大家由于历史的伟大恩赐生而成为列宁的同时代人，同他在一起工作过，向他学习过……我们如何前进？——手拿列宁主义的信号灯……紗紦矠如果怀疑托洛茨基悼念的真诚，那是有失恭敬。托洛茨基不可能不佩服列宁。２２日夜里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紧急全会，而１月２７日，装有伊里奇遗体的灵柩被安放在红场的陵墓中。１月２６日开幕的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几项永远纪念列宁的重要决定。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追悼会在挂着黑纱的大剧院举行。傍晚６点２０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请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俄共中央委员们在主席团席位上就座。根据我们的出版物不久以前介绍的情况，仿佛在追悼会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发表“誓词”。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首先讲话的是加里宁，接着讲话的是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直接问在场的人：“……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国家进一步引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心目中所想象（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的那个乐土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的力量和集体组织性的力量，哪怕是勉勉强强地完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导我们的一切呢？”讲话的还有布哈林、蔡特金、托姆斯基、沙－阿卜杜拉苏列夫、克拉尤什金、谢尔盖耶夫、纳里曼诺夫、兹韦列娃、加米涅夫。加米涅夫在讲话中谈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他从来不害怕孤立。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几次伟大的转变关头，这位肩负着领导人类大众使命的领袖都是孤身一人，在他周围不仅没有军队，而且没有一批志同道合者……从来没有遗弃过他的惟一东西就是对真正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的信念。”紘紛矠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奥登堡、伏罗希洛夫、斯莫罗金、李可夫。斯大林是第四个讲话，在季诺维也夫之后。斯大林是用一种慷慨激昂的宣誓的方式讲话的（像通常一样，讲稿他自己起草，然后经政治局委员们传阅）。“教义问答式的”思维方式在这里也表现出来了。讲话内容全都“一格一格地”依次分开。他号召“在地上，而不是在天上”建立“劳动王国”。但是，在他的讲话中也有某种直到他斯大林晚年始终都具有的东西：颂扬力量、敢于牺牲——“我们一定不遗余力”，“打退了无数次的攻击”，“我国的力量”，“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我们一定奋不顾身”紘紜矠。斯大林代表党宣誓要维护党员称号和党的统一，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巩固工农联盟，要巩固各兄弟共和国的联盟，要忠实于国际主义。讲话中既没有提到民权制度，没有提到社会主义民主，也没有提到自由。可能它们属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范畴？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只有暴力这一面？！但更可能的是，斯大林根本就不需要注意这些“细节”。历史上新的一章开始了。李可夫接替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则推选加米涅夫担任。斯大林仍然留任总书记，等待党的“十三大”作出决定；根据已经去世的列宁的意愿，“十三大”应该宣读他《给代表大会的信》。但是，那次代表大会是否确实知道这封《信》呢？不同的证明材料有不同的说法。第一部第二章 悲剧由来已久(1)有一些事件到适当的时候仍然不为历史所注意，尽管它们应该受到极大的重视。这尤其关系到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命运。我已经说过，这封信非常可能是写给党的“十二大”代表的，但是由于一系列原因，信并没有向代表们转达。马可·奥勒留写道：“我认为，思想和箭是以不同方式飞行的；思想即使谨慎从事，反复作一些考虑，仍能直接射向目标。”列宁在他的《信》中叙述的思想虽然碰到不少障碍，但仍能“射向自己的目标”。在具体的历史关头，由于存在阻力，这些思想好像未能起到预期的作用，但是对于未来，这些思想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在政治思想史上，它们仍将是有先见之明的警告，并说明：实现最崇高最高尚的目的，需要有道德的纯洁。打印成几份并放在几个信封里的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４至２５日的列宁的信和１９２３年１月４日的补充，克鲁普斯卡娅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于１９２４年５月１８日，即在俄共（布）例行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五天，交给了党中央委员会。在记录了这些无比珍贵的文献移交手续的专门记录中，克鲁普斯卡娅亲手写道：“兹移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患病期间在１２月２３日至１月２３日口授的札记，共１３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札记未计算在内（目前在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处）。“这些札记中有些业已发表（关于工农检查院，评苏汉诺夫）。在未发表的札记中有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４至２５日和１９２３年１月４日的札记，其中有对某些中央委员个人的评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希望在他去世以后把他的这一札记通告给党的应届代表大会。娜·克鲁普斯卡娅。”紘紝矠在代表大会前夕召开的全会听取列宁文件接收委员会的报告后通过以下决定：“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把宣读过的文件交代表大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规定这些文件不得复制，而由伊里奇文件接收委员会委员负责向各代表团宣读。”紘紞矠这是没有列宁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是季诺维也夫作的。他一开始就格外激动，他说：“……在今天的《真理报》上，我们亲爱的工人诗人之一对于党正在召开代表大会的这个时刻的心情作了很好的描绘：　　　　　　 显然，人们心里　　　　　　 非常难过，　　　　　　 眼窝深处　　　　　　 呈现出哀伤。　　　　　　 因为代表中央……　　　　　　 作政治报告的……　　　　　　 不是……不是列宁……“我们现在必须在没有列宁、没有灯塔、没有地球上最天才的头脑的情况下解决关系到我们党的命运的一些极其重大的问题……”紘紟矠季诺维也夫的长篇报告谈了一连串问题：一年的总结，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时间因素，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工作，争论的总结，民族问题、国际形势和俄共（布）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新经济政策的成果，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报告中有一节专门谈到要使俄共（布）“不致成为仅仅是城市的政党”，谈到“文化上的剪刀差”等等。但是，无论季诺维也夫的报告，还是斯大林的组织报告，实际上都没有涉及列宁在他最后一批书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这样做未必是故意的。完全是列宁的战友们的智力水平（虽然这种水平总的说来也是高的），我再说一遍，无法使他们能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样用深远的眼光去看未来。要知道，列宁不是单纯地——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阐述在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方面“建成社会主义的计划”。这里也表现了斯大林思维方式的公式主义，即习惯于把一切都加以分割和加以简化，直到谁都认不出来。列宁的“遗嘱”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构想，其中心是人，还有一些探讨如何保证民权制度、民主和新制度的人道主义的问题。实质上，列宁是在寻找道路：怎样避免工人、劳动者同他们的权力异化？怎样战胜正在产生的官僚制度？怎样使机关成为民主的、灵活的机关，怎样提高社会监督的作用？怎样使一切人都能享受自由的果实？所有这些问题就是列宁的打算——“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变动”的主要之点。非常遗憾，政治局，它的核心——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或者不理解或者是不愿意（也许是）不能够充分理解列宁的天才意图。党的“十三大”审议了日常生活的许多重要问题，解决了今天而不是明天的任务。列宁遗嘱中发展民权制度这个中心思想没有成为代表大会的主要思想。这恐怕就是后来发生各种灾祸的主要根源。扩大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这一面即革新领导机关的问题，广泛吸收群众参加解决国家问题的任务，事实上没有提出来。斯大林只是触及到了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但是我们记得，列宁谈到要依靠工人和农民来扩大中央委员会。而在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是扩大了，尽管入选的是一些可尊敬的人，但绝大多数是职业革命家。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中工人和农民的人数很少，应当承认，这是很不一样的。季诺维也夫的政治报告对列宁异常关心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作了独特的，确切些说，是片面的阐述。报告人引用了一位工厂工程师即一位专家所发表的见解。这位工程师说，仅仅给人们提供生活必需品还不够，必须给人们以“人权”。工程师说：只要我们没有这种权，我们就会处于消极状态。只要不承认“人是国家最高价值”，人们的社会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就提不高。不能不承认，这些见解是有见地的。诚然，除了这些深刻的思想以外，这位专家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意见。季诺维也夫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情绪作了如下的反应：“……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费口舌。非常清楚，他们（指专家们。——本书作者注）在我们共和国看不到这种权利，就像没有镜子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这是无可争辩的。”紘紡矠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有季诺维也夫，而且还有许多中央委员，他们都没有可能理解具有深刻人道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构想。这种构想的中心应该是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问题。这种无知也埋下了后来的不幸的根源。不用说，革命以后才过了六年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根本顶不住国内外敌人的压力，但是忘记列宁那么关心的民主原则、民权制度，或迟或早必然要自食其果。列宁的《信》在代表大会上并未占有它应该占有的地位。各个代表团由专门挑选的人向他们介绍了这封《信》的内容。加米涅夫特别活跃，从这个代表团转到那个代表团。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在“念”完以后，就提出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由列宁文件接收委员会的同志们）的建议：提请斯大林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考虑列宁的批评意见。一切就到此结束。实际上，“由于”采取这种方式传达列宁的《信》，对《信》的意义事实上就估计不足。于是，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就没有成为确立党内生活民主准则的基础，在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中作出组织变动并推选新人担任总书记职务的基础。这里必须考虑到，从写这封《信》的时候起，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年半了。在这段时间里，斯大林领导了同托洛茨基的斗争，后者在列宁逝世前不久就曾对党的方针，对新经济政策进行过疯狂的攻击。斯大林坚决顶住了这些攻击，实际上也保护了他自己。他受到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一切不可能不影响到代表们对斯大林的态度。许多人可能是这样想的：撤掉斯大林就等于承认托洛茨基正确……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搞不清现实政治中错综复杂的情况，常常把形式当作内容。要知道，托洛茨基靠了自己的一些令人难忘的言论长时间享有声望并不是偶然的。在向各个代表团宣读这封《信》时，人们并没有怀疑：为什么这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没有直接拿到代表大会上讨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私下处理的方式？为什么公然不让列宁的建议家喻户晓？这一切不仅是进行了一定的“说服”和压制的结果，而首先是许多代表政治素养不高的结果。后来的不幸的原因之一是不仅大多数居民，而且大多数党员在一定阶段的政治素养不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未必都悟到了，正是现在，他们通过革命抛弃了天上的神灵以后，却采取步骤去创造地上的神灵。他们也不知道，天上的神灵是一个象征，它主要要求象征性的供物。而地上的神灵不会满足于这一点，他要求提供骇人听闻的供物。唉，像列宁这样有先见之明的人太罕见了，在历史上真是太少有了。但是要知道，并不是所有人的政治素养都不高呀！难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捷尔任斯基、加里宁、鲁祖塔克、索柯里尼柯夫、伏龙芝、安德列耶夫和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都不懂得必须极其认真地分析领袖的“遗嘱”？我想他们是懂得的，但是往往形式地加以理解的“统一”口号淹没了理智和良心发出的呼声。甚至可以说，对理智和良心占上风的时机也没有加以利用。这种情况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出现。例如，为了抬高新领袖的地位，不仅一再削减、阉割现实的民主，把党变成权力机器，而且在看到人们要公开地、当众地抗议一个人篡夺权力的时候压制他们当中许多人本着良心发出的呼声。大家都知道，这对于具体的人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是问题在于，要能利用这种良心占上风的时机，就要敢于想问题……不过逆来顺受的心理通常总是更强烈。自由在人们的意识中常常处于像“灰姑娘”那样受歧视的地位。当斯大林知道了列宁那封《信》以后，他曾声明要辞职。如果他的辞职被接受，可能许多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了。这是正确的做法。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处在他的地位上都只应该这样行事。但是，这次辞职并不坚决。顺便指出，在２０年代，斯大林曾经两次声明他要辞职。例如，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他的态度就更加坚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遭到了失败，代表大会作了组织处理。在大会以后的第一次全会上，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请求：“我想，直到最近为止，客观条件使得党必须有我这样一个比较厉害的、对反对派来说是一种尅星的人担任这个职务。现在反对派不仅被粉碎了，而且被开除出党了。同时，我们有列宁的指示，我认为，这个指示必须贯彻执行。因此，我请求全会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同志们，我请你们相信，这样做只会对党有好处。”但是，这个时候斯大林的威望已经提高了，他在党内成了为统一而斗争、毫不妥协地反对各种派别活动分子的人的化身。辞职要求再次被否决。但是，看来斯大林对这一点已经确有把握，要求辞职暗中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第一部第二章 悲剧由来已久(2)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采取了一切措施，使得列宁坚持要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职位的建议没有实现。从他们同列宁关系亲密的角度看，也许这是他们政治生涯中最不体面的一页了。他们说服斯大林收回了自己的口头声明，共同制定了一条方针：建议斯大林考虑到已故领袖的愿望和批评意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亲自在各个大代表团中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宣布不同意列宁的想法。最好让他们知道，他们辩护的人正是自己后来的掘墓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乏才能并对革命运动和党有功，他们在这个阶段认为，主要的事情是不让托洛茨基担任最重要的角色。他们自己也指望担任这种角色。他们首先关心的不是革命的命运、列宁“遗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像世界本身一样古老的绝对命令被提到首要地位：个人利益、个人野心、个人虚荣心。他们两人像托洛茨基一样对斯大林估计不足。例如，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在２０年代初在一个小范围内说过：“斯大林是一个好的执行者，但是始终必须并且可以控制住他。斯大林本人没有这种自我控制的能力。”看来，季诺维也夫，而同他一起的还有加米涅夫，有自己的打算，指望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时将始终只是书记处的领导人，而在政治局拉第一小提琴的将是另一个人——当然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懂得这组“二重唱”的意图，并且到适当时候就装出这种“安排”使他感到满意的样子。要知道，他力争让季诺维也夫在“十三大”就主要问题即政治问题作报告，这不是偶然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担心托洛茨基，而不认为斯大林是危险人物。托洛茨基呢，他在代表大会上表现消极，好像完全是在等着请他出台……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核心的情况就是这样。今天，在过了几十年以后，可以说，阻碍实现列宁指示的主要人物就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然，还有斯大林本人，但是，靠他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正是这两个政治家只顾眼前的个人利益，事实上违背了领袖最后一次表达的意志。他们在１９１７年反对过他，而在他不在的时候也反对他。要知道，季诺维也夫喜欢在公开场合洋洋自得地说，在革命以前整整１０年的时间里（从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７年）他一直是列宁的最亲近的学生！还说什么谁也没有像他季诺维也夫那样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支持过列宁！加米涅夫个人同乌里扬诺夫一家很亲近，他也不隐讳这一点。无论如何，这两个政治上的孪生兄弟确信自己在列宁身后会起特殊的作用。正是他们同斯大林一起作出决定，不把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公开出来。虽然在党的“十五大”（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上这个文件根据奥尔忠尼启则的建议在情况通报上发表了，但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看不到这个文件。在处理这封《信》时表现出来的反民主作风被斯大林学到手了，后来他不止一次利用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课堂上、“班上”教他的东西。他们想把过去的事情留给过去。但这并不是经常都能做到的。过去可能进行报复。这两人自己不知道，他们已经播下了过去同将来的冲突的种子。在流血的收获期到来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连脑袋都丢了……斯大林一旦利用他们制服了托洛茨基，对他们就失去任何兴趣了，而十几年以后，他冷静地批准了把他们处死。不难想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后来有多少次绝望地回想起过去，回想起他们由于轻视列宁的《信》，自己把一个独裁者、后来杀害了他们自己的刽子手推上台。诚然，当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决裂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坚持原则”了。既然事关个人地位，这对政治上的孪生兄弟也就忘记了不久前为斯大林辩护的事，开始出来反对他。如我们所知，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新反对派”的领袖之一向代表们说了一些正确的话，不过为时已晚，他说：“……我确信，斯大林同志起不了把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团结起来的作用……”但是，大会代表们只把这一声明视为派别活动分子的又一次进攻。这两位政治家想要改变以前他们违背列宁的意愿而把斯大林保留在总书记职位上所做的一切，可惜已经办不到了。而且别的人谁也办不到。普卢塔克谈起马其顿王时曾发出感叹：如果我们认为亚历山大获得政权是命运的赐予，那就错了。我们也可以发出同样的感叹。有人帮助斯大林掌握权力。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且违背了列宁的意志。在这种条件下，在过去的争论中遭到了惨败的托洛茨基企图“保住面子”，暂时采取了有弹性的立场。他在“十三大”的发言被季诺维也夫称为“议会式的”发言而不是“代表大会式的”发言。在他看来，托洛茨基不是在对代表而是在对党说话，并且企图“说完全不是他心里想的话”。的确，托洛茨基的发言非同寻常。发言的基本内容是反对党的机关的官僚化。为了能说服人，他援引了列宁、布哈林的话，以一个革新者、一个维护党的革命传统的战士的姿态向中央的领导发起进攻。托洛茨基断言：“群众思考问题比党慢。”为了保持党的“迅速而正确地思考问题”的能力，必须祛除像党的机关的官僚制度这样的小病痛。但是，托洛茨基把矛头对准官僚主义，原来是另有目的：托洛茨基说，正是官僚制度滋生派别活动。可见，官僚制度证明对党的司令部发动思想进攻和政治进攻是对的。换句话说，他强加于党的争论原来是对中央、省委、党的各级梯队中的官僚制度的一种回答。这种见解有一定的合理的内核。但是托洛茨基关心的主要是自己而不是党。托洛茨基依然故我：他需要有民主战士的外衣作为在口头上粉饰自己的手段，以便为他对中央方针的攻击进行辩护。虽然在党内人们没有忘记，正是他曾经是必然产生官僚主义畸形现象的“兵营共产主义”方法的倡导者之一。可以说，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发展列宁的民主化思想的事业中就已经踏步不前了。这就埋下了后来许多悲剧的根源。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没有执行列宁最后一次表达的关于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的意志。中央委员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彻底性，对斯大林的同情者——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让步，使党后来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说句公道话，可能许多中央委员是这样理解的：如果撤换斯大林，无意中会造成印象似乎托洛茨基是正确的。如果托洛茨基不用１０月（１９２３年）挑衅使自己名声扫地的话，说不定他成功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但是，选择托洛茨基不会使列宁的多数战友满意，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斯大林也是靠了托洛茨基的“帮助”才保住了他的总书记的职位。列宁只是奠定了国家和党的建设的民主基础，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加以发展。我们只举民主的一个方面为例：领导工作人员的更替。要知道，如果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职务，但是用党章规定的期限限制他的任期，那么后来那种个人迷信的反常现象还是可以避免的。维多利亚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或者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在位几十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是君主！但是，斯大林担任党和国家的首脑，事实上没受到任何东西和任何人的限制，这就不可能不导致变形。不可能！在列宁向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议《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我们看到了他的一个想法：必须革新党的领导机关，划分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的职能。民主的最初幼芽没有得到照料，逐渐被教条主义、官僚制度、机械的行政管理办法的更加茁壮的嫩芽完全闷死了。后来出现对“伟大领袖”的迷信不是偶然的。最初看不出任何篡夺党的权力的外部征兆。恰好相反。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作斗争时，打出的口号是集体同他那种波拿巴式的作风即独裁作风、同他那种一人独占领袖地位和满足特大野心的奢望进行斗争。托洛茨基继续利用他在国内战争年代捞取的政治资本，而没有觉察到这点“资本”正在急剧减少，斯大林在批评托洛茨基妄想在领导机关中起特殊作用时，正式提出了另外一种更为进步更为民主的选择方案——“集体领导”。诚然，这种领导逐渐朝着有利于总书记本身的方向变化。斯大林已经为自己拟定了逐渐改变党的领导核心的计划。他应该从领导机关中加以清除的第一个人当然是托洛茨基。但是目前重要的是不要加速事变的发展。因此，“十三大”以后，政治局成员事实上没有变化，甚至托洛茨基也保住了他在其中的一个席位。新参加政治局的惟一的一个人就是在党内迅速赢得威望的布哈林。列宁对布哈林的评价——“全党喜欢的人物”，使他很快就被选进了党的最高机关，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有捷尔任斯基、索柯里尼柯夫、伏龙芝。而书记处却以新的面貌出现：总书记是斯大林，第二书记是莫洛托夫，书记是卡冈诺维奇。中央委员会新组成的领导核心使斯大林受到的支持更牢靠了。也许斯大林已经度过了党内升迁的最困难的时刻。他不仅没有像列宁坚决要求的那样被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而且还成功地巩固了自己在党的领导机关中的地位。第一部第二章 悲剧由来已久(3)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整整几十年从党的视野中消失了。它没有在《列宁文集》中发表，虽然斯大林本人答应过要做到这一点。诚然，在２０年代中期，这封《信》由于党内斗争曾几次“露面”。它甚至发表在党的“十五大”的通报第３０号上（印数１万多份），上面注明：“只供联共（布）党员阅读”，发至党的省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共产党党团。信的部分内容曾发表在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２日《真理报》上。因此不能说党完全不知道这个文件。但是，由于没有立即执行列宁的意志，以后要做到这一点就更困难了，这首先是因为最初斯大林还企图改变自己的所作所为，哪怕只是做给别人看。而主要的是在党的心目中他领导了中央的多数去同反对派分子进行斗争。虽然反对派常常只是表现出思想上的分歧、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但是，经过斯大林的努力，“反对派”和“派别”这些词都成了敌对态度的象征。大家知道，党，后来几代共产党员，只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才知道列宁的“遗嘱”。这种“机密”是危险的，它们像锈蚀一样销蚀民主原则，无意间使人误以为真理可以禁锢起来。顺便指出，拉狄克在他那本１９２３年问世的小册子《俄共“十二大”总结》中写道：有些人想靠列宁晚年的信“捞取资本”，说什么“这里有某种机密”，使得人们不能发表紘紣矠。真理越是隐瞒起来，不见光明，如历史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就越有可能被人滥用。归根到底，这种种掩盖真相的做法都是注定要破产的。但是，在弄清真相以前，却会给社会意识、政治素质和精神价值造成巨大的损害。《信》的经历再次提醒人们，谎言向来是人编造出来的，制造出来的，捏造出来的，而真理不必“制造”。它只须发现、找到、阐明、捍卫。具体说来，真理和谎言的对立之一就在于此。真理需要光明，需要许多光明；谎言总是寻找暗处、隐蔽处和“隐密处”。而斯大林酷爱搞“机密”。多不胜数的“机密”类字样很快都上了各种“公文”、公文夹和一般文件。当然，国家机密和党的机密过去一直有，看来将来也会有。但是，把一般来往书信、报告、电报、普通资料变成某种机密，就会造成一种特殊的幕障，为某些人把现实生活掩盖起来。谁也没有仔细想过，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过分保密的做法竟为一些人出卖灵魂提供了土壤。斯大林自己是一切“机密”的中心，他有时间对源源不断的消息作出个人反应。在并非没有托洛茨基参与的情况下，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不止一次地在西方发表。最初在美国，他以前的拥护者马·伊斯门发表了文件的正文，并加上了详细的反苏性质的注释。后来３０年代在法国，俄裔法国公民、《人道报》的撰稿人波·苏瓦林再次发表了这个文件。托洛茨基一直在努力设法引起人们对《信》的注意，他从信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一些片段，把它们弄得面目全非。他在自己的晚年实际上把列宁的这个文件解释成只有一个意思：列宁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并且建议代表们推选他托洛茨基这个最能干、最精明的人当党的领袖。他在自己的著作、文章中如此经常地重复这个论点，好像他自己也相信就是这么回事。“遗嘱”所包含的列宁的思想为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民主措施提供了广阔的余地。当时打算大力吸收新生力量参加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提高工会、苏维埃、群众团体、人民监察机关的作用，实行领导人向劳动人民报告工作的制度，虽然那时还没有具体提出全民投票、公民投票、民意测验、领导人必须报告工作的问题，没有提出党的干部要严格更替以及民主“工艺学”的其他方面等问题。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是，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实质在于民主、人道主义、自由和公正的统一。对列宁主张的实行广泛民主的根本立场的逐渐背离，不可能不在苏维埃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所反映。后来发生的一切变形、个人迷信反常现象和对权力的滥用，其深刻根源正是在这里。但是，十月革命的思想电荷如此不可战胜，以致一切教条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滤波器和绝缘器都不能把它完全消除，完全消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这一点，懂得这一点。这完全不是为了说明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不是永恒的。现在和未来都会逝去。看来只有过去才是永恒的。而过去常常给未来发指示。今天，未来是这样的，一方面，只要我们还没有解决亟需了解以前的情况这个问题，我们就难于实现我们的理想。另一方面，必须看到，过去教导人们要有维护真理的勇气和能力。只要真正凭良心行事，总是会有成功的希望的。必须正确地指出，当时正在建立的社会的政治制度异常重视用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居民和青年一代。树立理想的“新人”形象，模仿未来个性的某种模式，成了一种流行的风尚。早在２０年代，尽管官僚主义倾向已开始加剧，如何从意识形态方面改造社会的问题仍然摆在头等重要的地位。生活方式简朴，在日常生活中要求不高，随时准备响应社会的各种口号，深恶痛绝市侩习气、发财贪欲，跟惟利是图完全异趣的高尚情操——这一切为２０年代、３０年代、４０年代和更晚年代的人所具有的特征证明：官僚主义并没有扼杀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身上的优秀品质。人们有着坚强的信仰。列宁的原则在官僚主义积淀和教条主义框框的压制下并没有完全消失。他的思想，虽然不时遭到阉割，使人不能看见全貌，但是在为选择创造新事物的途径和方法的斗争中仍是主要的武器。尽管这个过程充满了各种矛盾，富有戏剧性，但是国内存在着决心捍卫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最初阶段的战略和策略的力量。黑格尔认为，命运作为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力量主宰着一切。神学家们补充说，这是某种外部的力量，它知道每个人的未来，引导每个人沿着一定的小路走向自己生命的尽头。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没有离开党的指挥桥楼转入某个人民委员部，而是违背他永远也理解不了的黑格尔的思想，把命运掌握到了自己手中。但是，当时谁也不能预测，布尔什维克党第一任总书记斯大林在历史上将起什么样的作用。当时谁能够说，他那不高的个头会给整个伟大事业投入如此可怕和巨大的阴影呢？悲剧的久远的根源，除了我们上面所说的以外，还在于当时正在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制度已经包藏着隐患。那位掌握着无限权力的人物，那位贯彻别人的思想的工作人员，当时已经抱定宗旨要把按一长制原则管理这个制度的权力夺到手，而他面前又没有障碍。列宁的警告未受到重视。“老近卫军”忙于内讧而没有承担起充当集体领袖的历史使命。已经赢得的自由模糊了对未来的认识。正如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在他的哲学自传习作中所说：“俄国革命的经验证实了我很早就有的一个看法，即自由不是民主性的，而是贵族性的。起义群众对自由不感兴趣，他们也不需要自由；他们无法忍受自由的重负。”紘紤矠这一看法虽然值得商榷，但从下一方面来看还是正确的，这就是：无论是“群众”还是“老近卫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会像列宁所教导的那样支配已经争得的自由。未来像往常一样笼罩着一片烟雾……过去那不可逆转的过程和秘密尚且是个谜，而未来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更难意料了。第一部第三章 选择与斗争社会诞生的痛苦过程还在继续。而生活一天天在流逝。许多人的命运和各种情况、冲突交织在一起。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的信心失而复得。在列宁逝世前，他对功名大概没有认真想过，但列宁逝世后……很难有把握地说，他当时就已相信能够实现看来不大可能的希望。人的内心世界在很多时候常常是个谜。１７９３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在行刑前一分钟（也许更少），路易·卡佩特问刽子手：“拉彼鲁兹有消息吗？”（拉彼鲁兹的环球探险队已经四年多杳无音信，后来查明是永远失踪了。）人的内心深处的确神秘莫测：再过一刹那，路易十六就不复存在于人世了，但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命运，却是拉彼鲁兹……谁也没有打算把斯大林推上断头台，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今后的计划。他当时有这些计划吗？斯大林的图书馆是１９２０年起在他克里姆林宫中小小的住宅里慢慢建立起来的，藏书大部分是革命前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卢森堡、列宁、空想社会主义者等的著作集；托尔斯泰、迦尔洵、契诃夫、高尔基、乌斯宾斯基等人的书；还有宾什托克、宗捷尔、霍布森、肯沃尔季、坦希列维奇等人的现在鲜为人知的一些著作。其中的许多书并不只是这个简朴住处的摆设。书里有可能有斯大林用铅笔作的标记和划的着重线。在拿破仑的《我的思想》中，在这位皇帝回首往事的一句话的页边上画着一道粗线：“正是在洛迪城下的晚上，我坚信自己是个非凡的人，我对取得功名、完成我以前只是幻想的伟大事业充满信心。”①斯大林在违背列宁的意志而保住自己的总书记位置时是否感受到了自己的“洛迪”呢？也许，对于斯大林的政治野心来说，这的确是高潮时刻：４５岁的总书记感到，在列宁逝世之后，他绝不比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的同伴们差。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在他偶尔到祖巴洛沃自己的郊外别墅休息时想得愈来愈多了。２０年代初，莫斯科近郊有几百座“失势的人们”抛弃的庄园、住宅、别墅。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逃到了国外；一部分人在血腥的内战中死了；还有一些人，他们的这些“资产阶级奢侈”的标志物干脆被没收了。这些房子中有许多用作了医院、孤儿院、仓库和大量的、日益增多的国家机关的疗养院。离乌索沃车站不远约有几十座别墅。其中一座从前属于石油企业主祖巴洛夫的别墅分给了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沙波什尼科夫、米高扬也住在这里，稍晚一些时候住在这里的还有加马尔尼克以及党、政、军的其他领导人。１９２１年斯大林家里生下了儿子瓦西里，几年之后斯维特兰娜出世。后来，前妻的儿子雅可夫也来这里居住。斯大林的妻子娜捷施达·谢尔盖耶芙娜——据我们所记，她比自己的丈夫年轻２２岁——以年轻主妇的献身精神和热忱操持起简朴的家庭生活。在妻子参加工作（她先是在《革命和文化》杂志编辑部、继而在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后来到工业大学学习）以前，一家人仅靠斯大林的工资，生活过得非常节省。有一次吃饭时斯大林突然对妻子说：“我从来不爱钱，因为通常我总是没有钱。”在翻阅斯大林的档案材料时，曾有趣地读到斯大林给斯塔索娃写的证明他收到党的会计处从他下月“薪金项下”预支２５、６０、７５卢布的收据。这个人曾亲身体验到缺钱的滋味。随后家里渐渐雇用了保姆和管家。当时既没有人数众多的警卫，也没有管理员、通信员以及几十个其他公职人员。这些人员是后来才有的。领袖们自己称他们为“服务员”，以区别于“仆人”这一资产阶级的称呼。在革命后的头几年，斯大林像所有党的领导人一样，根据家庭开支和党内规定，生活过得很简单朴素。早在１９２３年１０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就起草了一份专门文件并分发给各级党的委员会，其中申明了早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１９２０年９月）上就制定了的措施。文件规定，不许动用国家资金改善个人住宅、装修别墅、给负责人员发放奖金和实物。规定要求，要极其严格地监督党员的思想状况，“专家”和负责人员同基本劳动群众的工资差别不能太大。通报说，无视这项条例，“就是破坏民主，就是瓦解党和降低共产党员威信的根源”。文件重申了列宁制定的条例：“党员负责工作人员没有权利领取个人特殊薪金、奖金以及额外的报酬。”②列宁生前甚至有一个不公开的传统：中央委员把自己的稿酬上交党的会计处。那时，党的领导人没有任何贵重物品，甚至谈论这类东西都被看成是粗俗的、小市民的、甚至是反党情调的标志。长期以来，斯大林在外表上一直保持着禁欲主义。在他死后，除几套制服、几双绱底的毡靴和一件打着补丁的农民皮袄外，实际上没有私人物品。他不爱物品，爱权力，只爱权力！有时星期天，如果情况允许，大家就一起聚会，常常是在斯大林家里。到这里来的有布哈林夫妇、奥尔忠尼启则、叶努基泽、米高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他们常常带着妻子和孩子。在布琼尼的手风琴伴奏下，大家唱着俄罗斯民歌和乌克兰民歌，甚至跳舞……但是托洛茨基从来没有来过斯大林的别墅。饭桌上大家长时间谈论着国内形势、党内状况、当前的国内国际事务。常来这里的还有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的岳父阿利卢耶夫。他的女婿十分尊敬他。阿利卢耶夫通常只是插上几句有关“当年”的话（他是建党时期入党的，常以此而自豪）。时常发生一些争论，有时争得很激烈。大家都以“你”相称。斯大林也是平等的一员。没有丝毫下级必须对上级毕恭毕敬的迹象，更没有阿谀奉承的现象。这些相聚的人们，在不到１０年以前还是被社会所遗弃的人，现在却由于历史形势的支配成了一个刚刚医好战争创伤、平息了内乱和暴动的大国的领导人。这里讨论的许多问题，随后常常提交给政治局。例如，有一次吃饭时莫洛托夫引用了一份有趣的材料：俄国有多少粮食用于私人酿酒，国库因此而损失多少钱。几天以后，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７日，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莫洛托夫的报告后作出决定：责成书记处建立一个反对私人酿酒，反对使用可卡因，反对酗酒及赌博（包括罗托）的常设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席——斯米多维奇同志，副主席——什维尔尼克同志，委员——别洛博罗多夫同志、丹尼洛夫同志、多加多夫同志、弗拉基米罗夫同志。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③也是在这种小范围内讨论列宁生病和死亡的原因时，决定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对党的领导人的医疗服务。在１９２４年１月３１日的中央全会上，伏罗希洛夫报告了“关于保护党的领导人的健康”问题。全会经过讨论后作出决定：“请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保护党的领导人的健康的必要措施，并就必须挑选专门同志负责监督党的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和工作条件作出决定。”④我想，如果列宁在世，就会以另一种更广泛的方式，以关心全体人民健康其中包括领导人健康的方式来提出问题。一切都是从这种“小事”开始的。过去信奉平均主义原则的“党的领导人”的这种上流人物的思维方式，导致产生各种特权现象：各种补贴（“红包”）、领导人坐的专列、南方别墅、众多的“服务员”。一切都渐渐开始了……对于如何“实行社会主义”经常进行争论。列宁勾勒的向遥远的未来前进的虚线，好像一条抛射线，消失在某处烟雾中。前进的矢量、方向很清楚。但是怎样走，建设新社会的速度、方法、方式应是什么样，这一切都模糊不清。送走客人后，斯大林在黄昏的暮色中久久地徘徊，思考着明天。在他的脑子里，不仅对未来的责任和担心逐渐成熟，同时虚荣心和功名心也日益加强。也许这个斗争的不确定的时期就是他的“洛迪”？第一部第三章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1)力量和智慧和谐共存，那是很理想的。但是很遗憾，这种现象极少，未来往往属于强者，而不一定属于智者。通常总有一种因素在某段历史道路上占据上风。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现象，它总是与其他现象同时并存。在这种历史的选择关头，智慧和力量的比例往往有各种各样。斯大林不了解也没读过古代思想家们的著作。苏格拉底好像表述过这样一个思想：“哲学家应该成为统治者，统治者应该成为哲学家。”这个思想不仅仅对他那个时代来说是现实的。力量永远需要智慧。斯大林有力量，但没有智慧（虽然我们长期以来把他的计谋、手腕、诡诈误认为是智慧）。这在他选择实现伟大思想的手段和道路时起了悲剧性作用。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群众力量获得了解放。如何引导它去实现目的、理想，达到连列宁都感到很近的顶峰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党的刊物上充满了老的和新的理论家的文章，他们提出各种建议，说明应如何继续前进。当时一切都是新的。常常令人感到：只要有个正确的口号，事业就会前进。我要提一件事：１９２４年底托洛茨基在基斯洛沃茨克写成了那篇《十月的教训》。他在该文中再次企图贬低其他革命领袖的作用，以便“从理论上”论证他追求领袖地位的奢望。正像《布尔什维克》杂志（１９２４年第１４期）上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中从“年鉴编纂者”的立场转到了有偏见的检查官的立场。他证明说，在革命过程中，“中央委员会在它赞同托洛茨基的意见时往往是正确的，而列宁在他不赞同托洛茨基的意见时往往是错误的……”托洛茨基写道，在革命中常常会出现一股“洪流”，如果放走它，那将不会再有洪流或革命。他说，他托洛茨基善于抓住“洪峰”……革命“实现了”，因为不管大部分“老布尔什维克”是否愿意，领导了革命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这就是前孟什维克对历史的解释。托洛茨基再次提出，俄国革命的命运主要取决于“欧洲各国将要如何连续不断地发生革命……”⑤他在自己的《不断革命》一书中说得更肯定：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完成，“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一种暂时状态——尽管像苏联的经验所表明的是一种长时期的暂时状态”。⑥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实质上说，托洛茨基的回答是：“等待世界革命”，推动世界革命。托洛茨基相信，“十月革命”将会接二连三地在世界各国发生，红军应该帮助其他国家完成这一伟大变革。这是明显的“左倾”观点，但是，这当然不是“犯罪”，就像后来所认定的那样。撇开别的不说，托洛茨基富有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斯大林却总是与此格格不入。关于“不断革命”论问题，托洛茨基写道：“不言而喻，俄国不可能单独达到社会主义。但是，它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纪元，会推动欧洲的社会主义发展，并因此借助先进国家的帮助达到社会主义。”这就是托洛茨基１９１７年前的看法。革命后他部分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托洛茨基在想象中同斯大林辩论时，用这样的对话形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斯大林：那么，你否认我们的革命能够导致社会主义？托洛茨基：我仍旧认为，我们的革命如果具有国际性……那就能够而且必定导致社会主义。接着他解释这些理论分歧的原因：“我们理论上的矛盾的秘密在于，您长期落后于历史进程，而现在企图超越它。顺便说一下，这也是您在经济上的错误的秘密。”托洛茨基认为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同“不断革命”论是不相容的。支持托洛茨基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道，只有靠牺牲农民经济成分的超级工业化才能为国家创造工业基础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斯大林对经济学的了解十分肤浅，但是他看到了国家正处于非常艰难的状况。持续了近１０年的党内争论时期不仅是为确定民主社会的水平和性质而斗争、而且是为寻求发展经济的途径而斗争的时期。如果斯大林具有敏锐的经济眼光，他就会从列宁最后几篇文章中看到社会主义概念的轮廓，这就是必须实行国家工业化和自愿合作化，大力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完善社会关系，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中的民主因素。列宁曾预言：新经济政策把许多这样的问题，如城乡结合、经济杠杆的“解放”、自由贸易、生意人素有的进取心等等结合在一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⑦这些话，斯大林从来没有真正弄懂过。最初几年，斯大林对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特卢米林、列昂季耶夫、布鲁德内等人的经济观点很感兴趣，但是他很难领会经济术语、经济规律、经济趋势的错综复杂的实质。这个从未参加过生产、没有闻过春天耕地的气息、连基本的经济政治常识也不具备的人，最后赞同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不足”是不可避免的观点。这种商品不足至今还伴随着我们。诚然，斯大林是想在经济学方面弄懂一点东西的。例如，在他的图书馆里藏有奥·叶尔曼斯基的《科学组织劳动与泰罗制》一书。大家知道，列宁曾称赞作者叙述了“泰罗制，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即叙述了泰罗制的肯定的一面，也叙述了泰罗制的否定的一面……”⑧斯大林也许就是因此而读这本书的吧？然而，根据他的著作、便条、意见，而主要的是根据他的实际行动，可以确信，斯大林的经济信条极为简单：国家应当强大，不，不是一般的强大，而是要非常强大。首先是竭尽一切可能实现工业化。其次是最大限度地使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实现这一切的途径、方法、手段是最广泛地依靠无产阶级专政。而斯大林只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暴力”的一面。有一次他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样一个公式：“我们面临的任务愈重，困难也愈多。”《布尔什维克》杂志（１９２６年第９—１０期）对这一思想的表述是：“我们给自己提出了愈来愈重大的任务，解决这些任务会保证我们愈来愈顺利地走向社会主义，但是，随着任务的扩大，困难也将不断增多。”这一切同后来的“阶级斗争随着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速度的加快而激化”这一预示着不幸和灾难的公式何其相似！２０年代中期，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设想还非常模糊，但是方法他无疑已经有了，这就是暴力、命令、指令、指示。难道这与无产阶级专政相悖吗？斯大林在阅读党的一些著名活动家的大量发言时感到，对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所以有大量看法，不仅是由于其作者的思想立场和理论观点各不相同，而且由于现实情况比布尔什维克原先估计的要复杂得多。布哈林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正确地写道：“……从前我们是这样设想我们的事业的，我们先夺取政权，把一切东西几乎都掌握在我们手中，然后就立即实行计划经济；至于某些小小的障碍，我们惩办一部分，克服一部分，事情也就完了。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事情将远非如此。”⑨的确，事情的发展“远非如此”……斯大林在浏览文章、阅读报告和情况资料时感到，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最危险的是托洛茨基。斯大林甚至一想起这个名字，心里就充满厌恶情绪，这种情绪逐渐变为愤恨。几天前有人告诉斯大林：托洛茨基在对自己的追随者发表讲话时说，“党内某些新的达官显贵”不能原谅他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起的”历史作用。当然，托洛茨基说的“达官显贵”指的就是斯大林。总书记还听到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针对自己的其他一些更令人不快的形容语。虽然斯大林表面上仍然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保持着良好关系，但他感到，他的直爽和逐渐加强的影响不合这两位“二重唱者”的心意。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尤为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斯大林在给县委书记训练班作的报告中批评了加米涅夫关于存在着“党专政”的意见。最后，斯大林在学员们的欢呼声中说，要知道，同志们，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党专政。公正地说：当时连布哈林也赞同“党专政”的思想。他曾在１９２４年中央一月全会上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看到两种危险：第一是来自我们机关的集中制的危险；第二是政治民主化的危险，如果民主走到极端，这种危险就会发生。而反对派只看到一种危险——官僚主义。他们看不到官僚主义危险背后的政治民主化的危险。但这是孟什维主义。要想维持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维持党专政。”拉狄克补充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国家中的专政党。”紒紛矠但是斯大林批评的只是加米涅夫。他完全没有必要去同许多人“作战”。最重要的是一步一步地按顺序进行，即所谓各有其时。当时政治上的两驾马车立即作出了反应。斯大林对加米涅夫的批评，在政治局会议上遭到指责，说他的批评是“非同志式的”，没有准确反映出“被批评者立场的实质”。斯大林立即提出辞职，这是他当上总书记后的第二次但不是最后一次辞职。这次辞职也被劝阻了……是加米涅夫自己在季诺维也夫支持下劝阻的。斯大林从这件事中感到自己的对手已更加没有信心，他们依旧害怕托洛茨基。总书记再次确信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思维“反复无常”。单是季诺维也夫那本《列宁主义》就够说明问题了！事实上，季诺维也夫是再次企图为自己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为自己同列宁的分歧披上伪装和进行辩护。斯大林是不忘旧怨的人，他以后必定会利用这些事实的。后来，当他对托洛茨基实行惊人的打击时，接下去就该轮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了，如果他们不顺从的话。而这些事实应当暂时留着，记录在案，保存起来。下面就是记录在文件中的这些事实：应当保护我们对临时政府和战争的立场，使之“既不受‘革命护国主义’的腐蚀性影响，也不受列宁同志的批评”；“至于列宁同志的总纲，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规定立即将这一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四月）提纲只字未提和平。因为列宁的建议——“向广大群众说明资本同帝国主义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根本没有说明任何问题……紒紜矠第一部第三章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2)斯大林那时就已下定决心：一俟解决了托洛茨基这个潜在的竞争者，就收拾这些“无原则的空谈家”。季诺维也夫的武断有时甚至使斯大林这个把自己的粗暴变为优点的人也感到厌恶。在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４日中央全会的一次晚间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就《争论专页》发言时，对许多中央委员和参加争论的其他布尔什维克作了随意的评价，俨如一个骑兵连长评价自己的部下一样。季诺维也夫自信地说：“皮达可夫是个布尔什维克，但他的布尔什维主义还不成熟。幼稚，不成熟。”就在几小时前，在谈到皮达可夫对经济问题决议提出的修正案时，季诺维也夫还断然声明：“这不是一个修正案，而是一个纲领，它与好纲领的区别就在于，这是一个糟糕的纲领。仅此而已。”谈到萨普龙诺夫，季诺维也夫称他是“富有乡土气的人。他两脚站在地上，什么都可以想，就是不想列宁主义”。奥新斯基则是“与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有更多知识分子倾向的代表”。季诺维也夫甚至也没有忘记踢上托洛茨基一脚（这显然使斯大林高兴，虽然这之间没有什么有形的联系）：“当年，当我们来到哥本哈根参加国际代表大会时，我们得到一份《前进报》，上面载有一篇匿名文章，说列宁及其小组所有成员都是刑事犯、抢劫者。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托洛茨基。”紒紝矠斯大林一边听一边想：他已经把自己看作是“领袖”了。好一个爱出风头的人，饶舌的家伙！当然，斯大林在那次全会上对季诺维也夫的发言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但是两年之后，他在争论中彻底摧毁了季诺维也夫的立场。例如，１９２６年５月斯大林在研究季诺维也夫一个例行声明时，给参加共产国际的联共（布）代表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曼努伊尔斯基、皮亚特尼茨基、洛佐夫斯基、布哈林、罗米那兹和季诺维也夫本人写了一个便条，其中写道，他“无意中发现了季诺维也夫同志整整八条诽谤言论和一个可笑的声明”。对这些诽谤：关于红色工会国际、关于共产国际中的极左倾向等等，总书记逐条作了斩钉截铁的评价，而对季诺维也夫本人，则以下述（致命的）方式作了概括：季诺维也夫同志引证自己１７年的著作家生涯，自吹自擂地声明说，不该是斯大林同志和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教导他必须反对极左倾向。至于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自己是伟大人物，这当然无需证明。但是，如果要求党也认为季诺维也夫同志是伟大人物，那就值得怀疑了。在从１８９８年至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这段时期里，我们这些老地下工作者的工作和行踪遍及俄国各个地区，但是无论是在地下活动中，还是在监狱或流放地，我们都没遇见过季诺维也夫同志……我们老的地下工作者不能不知道，党内有大批比季诺维也夫同志入党早得多、曾为建党默默无闻地工作的老工作人员。同我们老的地下工作者在２０年的地下活动时期付出的劳动相比，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所谓著作家生涯算得了什么呢？紒紞矠２０年代中期，斯大林的主要对手们已经明白，这个“杰出的庸才”是个非凡的政治家：严厉、狡猾、诡诈、坚定。不久，他的所有反对者都将明白这一点，而几年之后，与他共事的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会全都明白。读者可能会得出一种印象，作者对选择过程中的个人斗争描述得太多了。很遗憾，一切本来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会发觉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历史选择的主要问题往往被“领袖们”的野心排挤到次要地位。列宁逝世后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方法问题的斗争，由于个人竞争和争夺领袖地位的斗争而变得非常复杂化。卷入这场斗争的首先是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当然，斗争的背后是一些具体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如对农民的态度、工业化的途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有时候，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分歧是次要的，这些分歧很容易找到“共同点”。但是，一些人特别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个人野心、个人竞争、好斗的不妥协性，使这一斗争带上了悲剧性质。结果，凡是与斯大林的观点不同的思想、观点、立场，都被看作是“敌对阶级的”、“投降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背叛的”等等。斯大林一贯“捍卫”列宁，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一贯正确。那些反对斯大林的反对派也“捍卫”列宁，——全部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列宁的思想、列宁的方针。我国历史学界长期以来盛行一种看法，说斯大林“没有背离”列宁的观点，至少在２０年代没有背离。情况并非如此。仅仅提一下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在新经济政策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问题上的错误方针，在党和国家内推行官僚主义管理作风等等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早在２０年代，斯大林就在许多问题上背离了列宁主义。如果不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就会以为斯大林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情况当然远非如此，而在许多场合绝非如此。如果有人认为只是反对派错了，而党和斯大林始终是对的，我想这也是不正确的。斯大林的许多错误决定，很遗憾，都是以党的文件的形式作出的。如果党真的没有错误并始终作出正确决定，那就不会发生个人迷信、血腥镇压、领导中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就不会出现多年的停滞，今天我们也就不会宣布迫切需要革新：“要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和更充分的民主！”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其决定和实际步骤都不可能一贯绝对正确无误。生活是在矛盾、冲突和克服过程中前进的。现实生活总是要比斯大林十分喜欢的公式丰富多彩。因此，建设新社会的道路和方法的选择，在这条道路上的成就和错误，不能只是和斯大林联在一起。至于斯大林是行政官僚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化身和这种模式的主要捍卫者，那是另一回事。还有一种看法。斯大林不是一下子选定某种确定的建设新社会的概念的。他并不总是明白，或许也不赞同列宁的观点，特别是列宁在他最后几封信和文章中陈述的观点。斯大林常常回想起“战时共产主义”，但他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容忍“新经济政策”，因为他明白，没有紧密的、非偶然性的工农联盟，苏联的许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逐渐滑向恺撒主义和独裁、专制，不让人民管理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的选择的标志。斯大林不是理论家，他的结论多是依靠引证加上意志冲动作出的。从内心说，托洛茨基的“暴力”方法更合斯大林的心意。实质上，他在这方面接近托洛茨基甚于接近其他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袖。而这种带有个人的不可调和色彩的内在相似，使两个极端自负的人不断“疏远”，关系紧张。斯大林逐一回想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杰作，冷笑道：“这两人也配写列宁主义！”他要写文章论述列宁主义，而且要写得使大家都感到，斯大林与其暂时的同路人对列宁主义的理解根本不同。而暂时需要打击托洛茨基。斯大林对他计划于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１９日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作了精心准备。在加米涅夫的报告之后，他作了题为《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总书记的整个演说都是为了无情地批判托洛茨基，的确，顺便保护了（暂时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把这两位活动家的十月事件说成是偶然的：“意见分歧所以只延续了几天，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列宁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他这是昧着良心说的，因为他既不认为他们是列宁主义者，也不认为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只不过他暂时需要他们来对付托洛茨基和巩固自己的地位罢了。斯大林向全体与会者提出一连串问题：托洛茨基为什么要发表那些反党的新著作呢？现在，当党不愿意进行争论的时候，当党正为一大堆紧急任务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当党需要团结一致地进行恢复经济的工作，而不是要对老问题进行新斗争的时候，这些著作的用意、任务和目的何在呢？托洛茨基为什么要把党拉回去进行新的争论呢？斯大林讲完这一大段话后，两眼环视了一下会场，用低沉平稳的声音斩钉截铁地答道：根据一切材料来看，这个“用心”就是：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中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企图，想准备条件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托洛茨基所以“急切”需要破坏党的威信，破坏举行起义的党的干部的威信，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到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紒紟矠这里倒是有几分真理：托洛茨基一方面给列宁和列宁主义冠以许多并不需要的评价很高的形容词，另一方面却一步一步地、反复多次地对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论断提出怀疑。托洛茨基认为，没有其他国家的支持，俄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只能靠牺牲农民的利益；新经济政策是投降的开始；合作社计划为时过早；十月革命不过是二月革命的继续；居民不经过“劳动军”的教育，就不会明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等。鉴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迎合托洛茨基，并组成旨在“包围”斯大林的所谓“新反对派”，斯大林起先反对托洛茨基、后来也反对其“新的”盟友的演说在这段时期可以被认为是“捍卫列宁主义”的。斯大林暂时还是用合法的方法进行斗争的，但他常常是“捍卫”引文，对它们并没有创造性的理解。他的言论中建设性的新东西很少，何况托洛茨基也并非全是错的，特别是在谈起官僚主义危险时。斯大林在这一时期的全部讲话满篇都是引文。斯大林在结束自己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时毫不含糊地说：“有人谈到惩罚反对派和分裂的可能性。同志们，这是胡说。我们党是坚强有力的。它不容许任何分裂。至于惩罚，我是坚决反对的。”紒紡矠第一部第三章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3)斯大林暂时“饶恕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没有批判他们，甚至还保护他们不受托洛茨基的攻击。然而“新反对派”的创始人不接受总书记的橄榄枝。１９２５年初，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加米涅夫在其同伙的支持下声明说，苏联在技术和经济上的落后，加上资本主义的包围，正在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实质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主要问题上已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而在几个月前，他们还因为同一个论点，对托洛茨基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必须对“新反对派”反对俄共（布）的政策的行为给予回击，就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的进一步行动制定出对全党的指示。在这方面，１９２５年４月底举行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占有重要地位。斯大林在会上既没有作报告，也没有在辩论时发言。会议的中心问题有：关于合作社（报告人李可夫）、关于冶金工业（捷尔任斯基）、关于农业税（瞿鲁巴）、关于党的建设（莫洛托夫）、关于革命法制（索尔茨）、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召开而产生的任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按照惯例（或是由于习惯？）主持了会议，就像他通常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政治局会议一样。但这是最后一次。此后他同季诺维也夫再没有担任过这种会议的主席……看来，代表会议决定的主要东西，就是与季诺维也夫的提纲初稿相反，提出了甚至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速度延缓条件下社会主义在苏联也可能取得胜利的论点。然而，代表会议得出结论说，只有具备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国际保障，社会主义才能取得彻底胜利。对革命法制问题的讨论十分重要。报告人是曾经同斯大林一起在图鲁汉斯克流放的索尔茨，他指出，革命胜利之后，我们“迫切感到改善我国经济比建立革命法制更重要”。而现在，索尔茨明确地说：“所有党员、所有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人都应当明白，我们的各种法律也在确立和巩固我们想实现和巩固的建设事业，破坏我们的法律就是破坏这一建设事业。”紒紣矠只是很遗憾，这些写进了代表会议决议的正确思想大约１０年之后将被忘得一干二净。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以后不几天，斯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总书记在他的报告中分出专门一节，题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他再次辛辣地批判了托洛茨基，列举了托洛茨基的许多著作，嘲笑（已是多少次了！）他的“不断革命”论。斯大林慷慨激昂、满怀信心地向党的积极分子们阐明了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完全彻底胜利的实质，但同时已开始出现了强调自己在党内的特殊作用和特殊地位的最初迹象。例如，他不再保持谦虚，认为可以大段地引用自己的话了。斯大林陈述着（暂时地！）基本正确的论点，逐渐使党相信，他具有掌握真理的特殊权利。斯大林不仅在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在报刊上，而且在极其少有的会见工人的场合，都试图验证一下自己对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理解。斯大林的助手托夫斯图哈记下了总书记１９２７年３月１日在斯大林十月铁路修配厂发表的一次讲话。工人们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不大熟悉的人。斯大林扫视了一下几百张脸，合着讲话的节拍挥动着手臂，不慌不忙地说道：我们不靠外来援助，正在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其他国家是如何走过这条道路的呢？英国用了整整２００年靠掠夺殖民地建立了自己的工业。我们根本不可能走这条道路。德国从战败的法国勒索了５０亿法郎。但这种掠夺战败国的道路对我们也不合适。我们的事业是和平政策。还有第三条道路，即俄国沙皇政府所走的道路。这就是举借外债和签订牺牲工人农民利益的奴役性条约的道路。我们不能走这条道路。我们有自己的道路，这就是靠自己积累的道路。这里不能没有错误，我们将会有缺点。但是，我们建设的大厦是如此巨大，以致使这些错误、这些缺点归根结底没有重大意义。紒紤矠第二天，《工人莫斯科报》作了报道：“掌声像炒爆豆一般。一个身穿草绿色军服、手握烟斗、脚穿磨歪了后跟的皮靴的人站到了台前。‘斯大林万岁！联共（布）中央万岁！’人们给斯大林递上一些字条，他不时捻捻黑色的胡须，全神贯注地研究着字条。大厅里静下来了，斯大林，这个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修配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开始了他同工人的谈话……”顺便指出，这是十分罕见的。斯大林更喜欢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在中央全会上演说。后来，他在人民面前“露面”就更少了——神秘莫测的领袖总是引起许多传闻。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在经济和文化建设取得初步成就的条件下进行的。１９２５年农业方面已经达到而且许多指标已超过战前水平。例如，农产品总量超过战前水平的１１２％。这个成就是十分显著的。作为城乡结合的新经济政策开始结果了。曾有五年多完全处于崩溃状态的工业生产，达到战前的３／４。出现了第一批新建筑物，这首先是发电站。而外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曾预言，至少需要１５至２０年才能达到战前水平！扫盲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学校网扩大，特别是在各民族共和国。在建立全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国家文教工作的重要决定。俄罗斯科学院改组为苏联科学院。那时就已经出版了像弗·伊·维尔纳茨基、尼·伊·瓦维洛夫、瓦·罗·威廉斯、尼·德·泽林斯基、伊·米·古布金、米·尼·波克罗夫斯基、阿·费·约费、阿·叶·费斯曼以及其他许多苏联科学先驱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红军顺利地转入和平状态，同时实行军事改革。特别是在１９２５年１月中央全会解除了托洛茨基的陆海军人民委员职务、任命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龙芝为陆海军人民委员之后，这一工作进展尤为迅速。看来，值得提一下这次全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走出了出人意料的一着棋。加米涅夫提议……斯大林接替托洛茨基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对于此举可以有各种看法。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感到斯大林的影响在不可遏制地增长，决定把他推上荣誉的负责位置，以便他们能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重新“提出”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撤下来。也可能，这两驾政治马车想通过这一步骤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彻底排除托洛茨基和打击斯大林。但是可惜，如果说托洛茨基充当了“双雕”之一，那么斯大林是不会同意充当这一角色的。总书记当众流露出对加米涅夫这个建议的惊奇和不满情绪，这一点许多中央委员在会上都觉察出来了。加米涅夫的“倡议”遭到了多数的否决。问题是在托洛茨基缺席的情况下决定的——他称病不参加会议。在斗争的最关键时刻这位政治家走了几着极其失策的棋，从而减轻了斯大林“各个击破敌人”的任务。总的来说，这次全会对斯大林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托洛茨基的地位进一步削弱了。全会实质上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失去了支持。在“玩弄计谋”方面，总书记做到了他的反对者没能做到的事：一箭双雕，不，是削弱了托洛茨基和一对老二重唱者。由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组成的有影响的三驾马车实质上分裂了——总书记用不着它了。全国都在为迎接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作准备，这次大会将成为选择国民经济工业化途径的关键时刻。但到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当代表大会已经举行的时候，还很难相信报上写的东西将会实现。第聂伯河水平静地流着，暂时还没有被大坝截住；在土西铁路延伸的地方，沙暴卷着铺天盖地的黄沙横行肆虐；在未来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厂址上还是一片空地；谁也没想到，经过了一个五年计划，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的高炉就在古老的山脚下拔地而起；谁能想到，火箭的发明者加快了宇宙飞行纪元的来临——３０年代初，苏联的第一枚“ГИРД－Х”号火箭发射成功……的确，形势在逐渐好转。新经济政策给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历史性的成功机会。实质上，这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初级模型，它有助于在新的条件下保持进取的动力。新经济政策使农业产量迅速提高，工业接近战前水平。具有远见的人们把全俄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不单看作是全国电气化的途径，而且看作是把社会主义经济提到新的政治制度高度的方法。但这仅仅是开始，还有很多困难有待克服。工业托拉斯开始按照商业原则经营，自行定价，出现了倾斜。例如，为买一块肥皂、一俄尺印花布、一桶煤油，农民要比１９１３年多卖２—３倍的粮食。不满情绪逐渐增长。这是一个警报信号。发展租让企业的希望落空了：预期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的借款未能得到，而对外贸易额还不及战前水平的一半。向职业介绍所登记的失业者有１５０万。每两个成人中就有一个目不识丁。没有钱买机床和机器。几乎没有新的大型建筑。但是，留心报纸的人们感到：国家正处于巨变前夕。看来，年轻的国家没有别的选择，为了在这个复杂危险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须加快速度。可是如何加速？靠什么加速？第一部第三章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4)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在这次大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斯大林，这首先是因为由总书记作的政治报告在代表们的工作中占了主要地位。代表大会批准了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关于可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决议。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总之，社会主义一定能够在一国取得胜利（这里指的不是最终胜利）。”代表大会宣布向工业化过渡，认为这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任务。代表们意识到，这一方针要求作出特别努力和牺牲。会上提出了速度问题。很多人，其中包括领导人，对这个问题都不十分清楚。除了审议主要的经济性问题外，对“新反对派”的斗争问题也再次成为大会工作的中心。大家知道，反对派的主要力量是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列宁格勒代表团。正是他代表反对派作了副报告。但大会对他的讲话反应冷淡。季诺维也夫及其同伙的论据软弱无力，不能令人信服。但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不无根据地警告党的官僚化危险。他们认为，这种危险已经开始产生。然而，为了给代表们留下应有的印象，他们的发言带有过多的个人特点。正像前面指出的那样，加米涅夫在代表大会上第一次直截了当地说，他“确信斯大林同志不能胜任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统一者的角色”。但是，当加米涅夫说出这句话时，大多数代表开始一字一顿地喊道：“斯大林！斯大林！”实际上形成了对总书记的欢呼。斯大林感到，他不停地重复的“捍卫列宁主义”的路线，得到了全党愈来愈大的支持。总书记赢得声望的“秘密”就在于他拥有“捍卫列宁主义”和解释列宁主义的垄断权，加上许多党员的政治素养不高……斯大林的威信不知不觉地逐渐扩及全党。我想，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还有下述情况：从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一直以“集体领导”的名义行事，为实现群众最易理解的列宁遗嘱而斗争，这就是恢复国家的经济、发展合作社、活跃商业、普及文化。斯大林似乎一次也没有“倒向”某个反对派。所以形成这种印象，是因为斯大林把自己的任何步骤、决定、批评、建议全都冒充为列宁的！尽管对斯大林的实际活动的分析证明，他犯过不少各种各样的错误，经常是一会儿支持这个集团，一会儿支持那个集团，但是他善于比其他人更快地“修正”自己的立场。斯大林最善于在口头上把自己的路线、政策同列宁的等同起来。这也是（再强调一次）斯大林得到全党支持的秘密之一。当然，在许多（但不是全部！）问题上斯大林确实捍卫了列宁的思想，可是愈往后愈明显，他，斯大林，对这些思想的看法愈来愈具有独裁性。许多布尔什维克常常把党的方针、中央的工作同具体的人联系起来。由于在列宁逝世后没有公认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统一者”斯大林就成了取得第一批国民经济成就和实现党的统一以及靠粮食税来实现农业振兴的方针的代表者。大部分代表都清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不引人注意的托洛茨基向中央及其方针全力发动进攻，首先是出于自己争夺领袖地位的野心。但是反对派彻底失败了。党内斗争的下一个阶段表现在组织问题上。联共（布）（党现在开始用这个名称）中央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召回了季诺维也夫，不久，根据苏联代表团的倡议，取消了这个职位。基洛夫成了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加米涅夫被解除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不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委员还保留了一段时间。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第一次进入政治局，这大大加强了斯大林的地位。斯大林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结论中再次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拉舍维奇以及他们的拥护者进行了毁灭性批判。结论着重肯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和加强党的队伍的统一的方针。同时，留心的人也注意到，斯大林经常引用自己的文章、便条、号召，他这样做时丝毫没有一点难为情。具有高度政治修养的人——可惜这样的人当时为数不多——不能不觉察到斯大林在进行批判分析时表现出的毫无礼貌。例如，斯大林以侮辱性的语调评论克鲁普斯卡娅的发言，称她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说法”。而后他再次提到克鲁普斯卡娅，以煽动和侮辱的语调说：“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究竟和其他任何的负责同志有什么区别呢？你们是不是认为个别同志的利益应该放在党的利益之上，应该放在党的统一的利益之上呢？”在我们布尔什维克看来，“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而党的实际利益才是一切”，斯大林在一片掌声中以蛊惑性的口吻结束了他这段长篇大论。他称拉舍维奇是“进行阴谋活动的人”，索柯里尼柯夫喜欢在谈话时没有限度地“瞎扯一通”，加米涅夫“头脑不清”，季诺维也夫“歇斯底里”等等紒紥矠。看来，斯大林那时就已开始滑向这样的立场，非形式上的民主对于他也将是“空洞的”。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的不可饶恕的粗暴态度，不仅仅是在政治上对克鲁普斯卡娅和已故的伊里奇的不尊敬，而且是由于列宁在世时克鲁普斯卡娅与那些难忘的信件、电话、谈话有关而对她的暗中报复。斯大林从来是什么都不饶恕的。看来，斯大林感到他在结论中作的许多评价“过头了”、“过重了”，就耍弄手段，这种方法他后来还用过多次。他在解释自己对季诺维也夫的一篇小文章《时代哲学》的粗暴批评时说，他的粗暴只是对敌对分子和异己分子，而这是由于他的性格直率。总书记逐渐把自己可憎的性格特点变成了全党的美德，几乎成了革命品质。但是很遗憾，这时，在１９２５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除加米涅夫外，竟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大会代表、中央委员能够冷静、正确地评价斯大林的个性和他这种严厉斥责似的批评倾向，而到后来，这种批评将意味着判决。就像江河起源于涓涓细流一样，人的某种思想品质也是从个别行为和周围的人对这种行为的态度开始形成的。斯大林对许多反对派分子进行了彻底批判，当然也没有放过托洛茨基。总书记感到大多数代表的情绪对他有利，就批驳了加米涅夫关于把书记处变为单纯的技术机关的建议，同时指出，他反对把个别领导成员“割除”出中央委员会。他自恃得到大多数代表的支持，认为正是再次提出辞职的时候，说是如果同志们坚持的话，他“情愿让出位置来，决不声张”。斯大林像个老练的政治家一样侃侃而谈，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代表们的支持，使人觉得他没有个人私心，只关心全党的利益。总书记在嘲笑、批判派别分子时，会巧妙地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常在自己的讲话中加上“好吧，让上帝保佑他吧”一类词语。虽然斯大林已经决定，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该一刀两断了”，但他仍然显示自己爱好和平：“我们主张统一，我们反对割除办法。割除政策是同我们不相容的。党要求统一，如果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愿意这样，党就和他们一起去达到这种统一，如果他们不愿意，党没有他们也要达到这种统一。”紒紦矠应当指出，斯大林在结论中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如果这些原则实现的话，就会防止我党历史上出现最困难的时期。斯大林在代表们的掌声和明显的赞同声中说道：“在我们这里全会决定一切，当领袖们开始失常的时候，它就来纠正他们……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想肆意妄为，那人们就会来制止我们，——这是必要的，这是必需的。离开集体来领导党是办不到的。在伊里奇逝世以后，谁要幻想这点，那是愚蠢的，谁要讲到这点，那也是愚蠢的。“集体工作，集体领导，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条件下保持党的统一，保持中央各机关中的统一，——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紓紛矠这些话无疑都是正确的。如果这些关于集体领导的思想配以实际措施和民主准则，就会防止未来滥用权力的现象。但是全部问题在于，正确的论点没有用关于领导轮换制、总书记和党的其他高级领袖的任期、领导人的报告制等等的章程条例固定下来。而列宁关于完善党的机关、巩固党内和社会中的民主因素的思想正是要确立这些原则。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大概是斯大林生前最后一次可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是大会气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后来的代表大会上批评就愈来愈少了。以后，只有斯大林或由他授意才能进行批评。而不能自由表达思想和观点的现象，必然导致停滞、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这次代表大会由于批准了社会主义建设即工业化的方针，它也就成了这条道路上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党内的民主原则没有得到发展。伟大的东西未必料到，随着它的产生，对它的否定也同时产生。也就是在这些原则的斗争中包含着“领袖”的未来的“胜利”和人民的“悲剧”的根源。并非所有的人当时都明白，为了强大，他们不得不付出个人自由的代价。这不是奇谈怪论，而是专权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