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全传-孙中山全传-8

阻挠孙中山入境的阴谋宣告失败。孙中山依托致公堂，在旧金山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首先建议黄三德改组《大同日报》。该报是洪门致公堂的机关报，原由保皇派分子欧榘甲任总编辑，欧在报上发表攻击孙中山的言论。黄三德听从了孙中山的意见，取消了欧的总编辑资格，请孙中山推荐的革命党人、留日学生刘成禺接任。刘成民主持《大同日报》后，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指导下，使《大同日报》成为旧金山的革命号角。接着，孙中山便与黄三德、伍盘照商量，要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这是当前的首要工作。孙中山说：“可以将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书多印刷一些，向美洲、南洋等地的华侨广为散发。”黄三德积极联系，请《中西日报》社义务印刷，邮费由致公堂捐助。《革命军》一书共印了一万多册，华侨极为欢迎，在此书激发下，革命情绪普遍高涨。在此基础上，孙中山便着手发展兴中会组织，同时在华侨中筹款。他把在檀香山印好的革命军需债券向华侨推销。在兴中会的筹饷大会上，孙中山系统地宣讲了革命救国的道理和主张，号召爱国华侨购买革命军需债券，支援兴中会在国内起义。当场即有人踊跃购买。在孙中山到来之前，旧金山的洪门会员由于受保皇党的迷惑，不少人参加了保皇会，忘记了“反清复明”的宗旨，旧金山致公堂似乎成为单纯的华侨互助团体。由于孙中山加入致公堂，洪门会获得了新的政治生机。为了使这一历史性的反清大团体在当前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作用，孙中山向首领黄三德等人建议，在会员中进行一次总注册，使会员们在明确会义的基础上，重新登记。一方面使它能够正本清源，肃清保皇党的流毒和影响，另一方面借此为致公堂征集基金，同时为准备国内的武装起义筹集军饷。致公堂首领们非常赞同孙中山的主张。黄三德说：“美洲洪门会员约有十五万多人，如能动员起来，不论是人力还是财力，都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孙先生还需费力操持才是。” 孙中山满口答应：“我愿意亲自到美洲的各埠演讲，争取更多的华侨支持革命。” 孙中山着手为洪门会编写了新章程，共分八章六十七条。新章程发挥了“两反一维护”的具有政治意义的革命精神，即反对满清卖国政府，反对保皇党破坏革命，维护国外同胞的生活安全。它一方面保留了一般民间团体的团结互助的会例，一方面注入了革命性的政治内容，甚至把兴中会的纲领引列其中。如第一章第二条规定：“本堂以驱逐异族，光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致公堂这一古老的民间组织，能在自己的章程里写上这样鲜明的政治口号，确实是别开生面。这就把洪门会原先单纯的“反清复明”的封建性的宗旨，上升到民主革命的新高度，使这一组织能在革命战争的风暴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孙中山帮助洪门会改组的过程中，保皇党并没有袖手旁观，他们利用各种手段，造谣诬蔑，血口喷人，攻击孙中山，诽谤革命党，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达到目的。孙中山以中国革命的创始人和领导者的声望，取得了海外广大侨胞的信赖，并一跃而登上了声势浩大的致公堂组织的最高层，从而把他的革命思想、政治纲领透渗到这个组织的指导思想中，这是保皇党所无法企及的。1904 年 5 月，孙中山与致公堂首领黄三德一行从旧金山出发作巡回演讲，途经洛杉矶、华盛顿、费城、芝加哥等几十个城市，最后到达纽约，在美国绕了大半圈。每到一处，黄三德都组织洪门会新会员的入盟仪式，孙中山则发表演说，宣传致公堂反清的宗旨和今后革命救国的政治使命，驳斥保皇谬论。辗转数月，使这些城市中的华侨倾向革命的逐渐增多，政治大宣传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纽约，由黄三德介绍，孙中山结识了美国友人麦克威廉斯。麦克威廉斯建议孙中山写文章，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革命的宗旨。孙中山认为这个建议很有价值。因为中国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夕，革命风潮将以日益增长的威力与速度出现在中国大地，为了防止列强各国的误解与干涉，并希望得到各国道义上、物质上的同情和支持，有必要向欧美国家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不久，他离开纽约到达美国的中部城市圣路易，用英文写成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很诀，美国朋友麦克威廉斯便在纽约出资印成一万多册单行本，书面用汉字自题“革命潮”三字。此书后来由旅日华侨学校的二位教员译成中文，以公民俱乐部名义，印成中英文合刊单行本，分销海外各地，影响很大。孙中山的这篇文章，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政论文献，代表着中国当时的先进政治观点和坚定的革命立场，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人民推翻清王朝的原因和必胜的条件，以及给世界带来的影响。该文一开头就尖锐地指出了“全世界的注意力，现在都集中远东”，“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他说，“纠纷的根源在于满清政府的衰弱与腐败”，而“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孙中山申明，“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决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己”。文章警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殖民政策只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与灾难，支持清政府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孙中山在文章中还把清统治者与中国人民的对立关系从历史和现状上作了说明，指出满清王朝是用残酷屠杀数百万人的血腥手段建立起政权的，而且在满清二百六十年统治之下，中国人民所经受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孙中山以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立场，从阶级实质上总结了清王朝所代表的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统治人民的十一类政治特点，进而指出：当前，全国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中国人民有信心把满清君主政体经过革命改变为中华民国，因为满清政府不仅政治上已经彻底腐朽，而且军事上也不足以与革命派匹敌。因此，满清政府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对于中国革命成功之后的政治前景及其对世界的深远影响，孙中山作了如下的描述：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面，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也可加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尽管孙中山在这篇文章中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比如他非常恳切地希望能得到列强的支持和同情，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孙中山在揭露清王朝所代表的封建制度对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血腥统治，在经济上的残酷压榨，在生存权利上的任意迫害杀戮等罪恶方面，则是全面而深刻的。孙中山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也一定能够推翻和埋葬腐朽的清王朝以及想瓜分中国的外来侵略者。这一点，孙中山代表四万万同胞，喊出了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一定要结束封建制度和殖民统治，创造一个新时代的愤激之声。访第二国际1904 年 12 月 14 日，孙中山离开纽约，前往英国伦敦。在旧金山任《大同日报》主笔的湖北学生刘成禺，写信告诉正在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贺之才等人：“中山先生正在伦敦，你们可与之会晤。”并给他们写了会见孙中山的介绍信。贺之才等人是 1903 年冬季由湖北当局派出留学的。他们倾向革命，热心国事，早就仰慕孙中山，渴望见面求教。到了比利时首都市鲁塞尔后，这几个青年学生读书之余总是经常谈论革命，清使馆发现后曾将他们管禁过几个月时间。现得知孙中山正在伦敦，贺之才就把刘成禺写的介绍信连同约请中山先生赴比利时的邀请函一起寄给了孙中山。隔了一段时间，贺之才收到了孙中山的回信：“因外出作短暂旅行，未能及时答覆，请原谅。承蒙邀请，愿意来比利时一游，见面再叙。”贺之才知道孙中山资金缺乏，就和留法、留德的学生联系，共同筹集了一笔经费寄给孙中山，并约定了来比利时的日期。1905 年 5 月初，中山先生乘船到了比利时的奥斯坦德码头。中山先生身穿皮领大衣，健步下船登岸，贺之才等三人已在码头迎接。中山先生紧紧握住贺之才的手。贺之才介绍旁边一位青年：“这是朱和中，是留德学生，特地从柏林赶来拜见先生。”孙中山忙说：“谢谢，你们辛苦了！”贺之才又指着另一位说：“这位叫李蕃昌，是我的同学。”中山先生点头致意。走出码头，四人先乘马车来到了一个小旅店，稍事休息，又转乘火车到了布鲁塞尔。在车站受到二十多名留学生的列队迎接。孙中山十分高兴，亲热地与他们来到早已由他们安排好的寓所。此后，孙中山与贺之才等人连续畅谈三日三夜。这些意气风发的留学青年，聚集在一起，亲聆革命首领的教诲，个个情绪激昂。第三天晚上，留学生们设宴招待孙中山。几杯香槟酒下肚，大家谈兴正浓。孙中山站了起来，热情洋溢地说道：“革命的方略已定，请各位再发表关于建国的想法。”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孙中山见夜色已深，请大家暂停争论，胸有成竹地说：“已经讨论了三天三夜，今晚应该作一结束。”贺之才问：“先生有何想法吗？” 孙中山笑了笑，望望大家兴奋的脸庞，以征求的口吻说：“我提议组织一个革命团体，名称待定，愿意参加的可宣誓。” 朱和中当即答应：“我辈既然决心革命，什么都可以牺牲，还害怕宣誓吗？” 孙中山高兴地说：“好吧，我做监誓人，就从你开始！”他吩咐贺之才：“拿纸笔来，我先书写誓词。” 孙中山接过纸笔，便一气呵成写出：立誓人×××，当天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宣誓书写好后，朱和中与贺之才相视一笑。孙中山问：“你们笑什么？” 朱和中答道：“康有为、梁启超常说先生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练，可见康、梁是在诬妄先生。” 孙中山慨然一笑：“我也读书破万卷。”于是从朱和中开始，逐一宣誓。此后，又有人陆续前来宣誓，一共有三十余人。誓书交贺之才收存。孙中山还与他们商定了暗语：问：从何处来？答：从南方来。问：到何处去？答：到北方去。问：贵友为谁？答：陆皓东，史坚如。至于秘密手式，则用骈指交勾握手法。在布鲁塞尔，孙中山还有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情，那便是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那是 1905 年 5 月的一天，孙中山西装革履，目光炯炯有神，与中国留学生贺之才一道，来到第二国际书记处。第二国际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在 1889 年创立的，在指导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国际工人运动方面起过重大的作用。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篡夺了领导权，修正主义思潮逐渐泛滥起来。对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他们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在一间光线充足、陈设豪华的会客厅里，第二国际书记处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得和书记胡斯曼会晤了孙中山。在座的除了贺之才之外，还有闻讯赶来的比利时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记者桑德。贺之才介绍说：“这是中国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特来拜会二位书记处领导。”宾主互相寒暄了几句，孙中山便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来布鲁塞尔，是我欧洲之行中的计划之一，主要目的是在中国留学生中加强革命的宣传工作，同时扩大我革命党的影响，今天拜访二位，是为了请求你们接纳我们的党为第二国际成员。”孙中山流利的英语和不凡的气质使王德威尔得、胡斯曼暗暗吃惊。他们二人目光对视了一下，又会意地点点头。继而，胡斯曼有礼貌地微笑着问：“那么，您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我们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无产阶级政党？”孙中山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风趣地说：“此行就是与你们联系，向你们介绍我党的情况嘛，也许是我们党的影响还不大，没能引起第二国际的重视吧。”“孙先生，那就请您先谈一下你们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纲领，好吗？”王德威尔得说。“好的。我们的目标和纲领，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说完，又用英语对这几句话作了通俗的解释：“尊敬的主席和书记同志，我们革命的目标，第一就是驱除帝国主义走狗满族统治者，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第二是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国；第三是核定地价，由国家照价收税，必要时照价收买。”孙中山话未落音，王德威尔得插话说：“亲爱的孙同志，请您再谈谈贵国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和组织形式吧。”显然，他们对孙中山所谈的话题兴趣不大。孙中山略微皱了一下眉头，没有显露出任何不愉快的神色，继续侃侃而谈：“中国工人阶级与欧洲相比，有些不一样。他们虽然目前还没有像欧洲工人那样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可中国工人一点也不笨。他们已经开始组织起来了。不久的将来，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先进的机器来进行生产，但是要避免机器生产的种种弊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记者桑德出于职业的敏感，似乎对孙中山所讲的内容很感兴趣。他迅速地作着记录，抬起头问了一句：“请问孙先生，你对于你的祖国很有信心，是吗？”孙中山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慷慨激昂地说：“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实现社会主义了。那时，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时，我们将已经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 孙中山瞟了第二国际书记处的两位领导人，接着说：“这对你们将同样是有利的，因为除了这种范例所具有的吸引力外，全世界也会相信，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或乌托邦。” 看来，第二国际书记处的这两位领导人，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因此他们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孙中山的演说，而很少插话。胡斯曼只顾低着头在一个精致的大笔记本上写着什么，而王德威尔得可能是由于昨夜没睡好，接连打了好几个呵欠。“亲爱的孙中山同志，关于您要求加入第二国际的问题，我们今天不能给予肯定的答覆，这需要在第二国际和有关会议上慎重地研究。我看以后再说吧。”胡斯曼站了起来，彬彬有礼地伸出手来，同孙中山和贺之才握了握。这等于是下了一个文明形式的逐客令。从第二国际书记处的办公楼里出来贺之才便愤愤地对孙中山说：“这两位老爷，对我们中国的革命事业采取这样冷冰冰的态度，跟他们谈了半天，我看是嘴上抹石灰——白说了。”“既然他们答覆说要慎重研究，那我们只好耐心等待以后再说吧。”孙中山还是不无希望地说。等了一些日子，果然等不到第二国际书记处的答覆，孙中山十分失望。布鲁塞尔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当即报道了孙中山与王德威尔得和胡斯曼的会谈。从而扩大了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在国际上影响。虽然会谈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但孙中山追求真理的精神，对革命党人却有着很重要的启迪作用。它表明了孙中山在主观上很早就认为自己领导的革命运动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失望之余，孙中山又在谋划着下一步的行动。这时，他又收到了宫崎寅藏的来信，知道国内和东京反清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便决定结束这次欧美之行。他先在法国巴黎作了短暂停留，便从马赛港起程，再次返回日本去了。孙黄聚会1905 年 7 月，孙中山乘轮船重返日本。屈指算来，孙中山流亡海外，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这是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啊！他抛妻别子，奋不顾身，远涉重洋，奔走呼号于亚洲、欧洲、美洲各地。虽然腐朽的清王朝已经千疮百孔，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是要彻底推翻它，还须要有雷霆万钧之力才行，少数人的努力显然是无济无事的。在漫长、炎热的印度洋航程中，孙中山经常站在甲板上，极目远眺大海，凝神思索。他回顾了十多年来的革命经历，深深地体会到，要革命必须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没有这一条，一切都成了空话。因此，发现爱国人才，延揽革命志士，组成革命大军，便当然成为这次东返的迫切任务。孙中山这一次重返日本，整个革命形势正发展到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在国内，自清政府 1901 年与八国联军议和签订《辛丑条约》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程度又有所加深，社会经济日益凋敝，清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苟且偷安，成为帝国主义的鹰犬，不但割地赔款，助纣为虐，甚至与帝国主义分子结合在一起，镇压、剥削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生计日益艰难。有志之士中，都萌动着救国的热望，革命风潮此伏彼起。自 1902 年起，各地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如兴义三合会领导的农民起义，李纪堂与原太平天国将领洪全福领导的广州起义，王和顺为首的南宁地区农民起义，陆亚为首的柳州地区农民起义，黄兴和马福益领导的华兴会的长沙起义等等。革命派一方面组织反清武装起义，一方面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革命的报刊书籍遍及国内外。上海、广州、长沙等地以及海外的东京、香港、南洋、美洲，创办了一百多种报刊，有日报，也有期刊，发行最多的达二万多份。通过这些进步报刊和宣传介绍革命的书籍，揭露了清政府对内残酷统治、血腥镇压，对外屈膝求和、出卖国家主权的种种罪行。同时介绍西方民主学说和革命历史，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参加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章士钊编译的《孙逸仙》一书在国内流传时，青年学生和知识阶层争相传阅，孙中山先生的形象以及他为革命事业的奋斗精神在很多人心中扎了根，有的青年人恨不得立即破浪奔走海外，去跟随孙中山。这一时期，革命团体也逐步兴起，在上海有蔡元培、章太炎的“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对俄同志会”，有龚宝铨等人的“光复会”。在长沙，有黄兴、刘揆一的“华兴会”。在武昌，有刘静庵等人的“科学补习所”。在东京，有“共爱会”、“拒俄义勇军”（后改为“军国民教育会” 等）。就在孙中山返回日本的前后，各地起义会党和革命团体的主要成员，有的因起义失败，有的为寻求真理，有的因彷徨观望，都纷纷到了日本。加之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日益增多，日本便成为当时革命力量汇聚的中心。革命形势的迅速进展，广大人民的日益倾向革命以及许多分散的革命小团体的出现，自然提出了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需要把各地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全国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使大家的目标和行动进一步一致起来，将革命运动更有力地推向前进。应该说，这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孙中山最近一直思考的革向行动计划的最终落脚点是完全一致的。留日学生人数的增多，倾向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个人分散的力量握不成拳头，形不成大气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缺乏一个统一的组织。华兴会的黄兴、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等虽然先后到了日本，但华兴会那时还缺乏一个明确而完备的纲领，并且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会员们常以“湖南团体”自称，不能成为团结全部留日学生的核心。因此，许多人已在自发地商议，打算成立一个新的具有广泛凝聚力的革命组织。1904 年底黄兴与湖南、云南、直隶、江苏、河南等地的一百多名留日学生组织了“革命同志会”，想藉此突破地域的限制，实现范围更广阔的革命力量的联合。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则联合一部分各地来的留日学生，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从刊名和成员来看，也在尽力突破地域性团体的狭隘圈子。稍后，黄兴、宋教仁认为革命的同志日渐增多，想成立一个会党作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就找到熟悉留日学生情况的湖北官费生、安徽休宁人程家柽，与他相商此事。程家柽是当时在日本的老资格留学生，从 1899 年入帝国大学农科学习至今。他参加过励志会、青年会，联名发起了拒俄义勇队，又是学生军和军国民教育会本部的主要成员。作为留日学界的著名活动分子，目睹过留学界的分化组合情况，并且他又是留学生中最早拜访孙中山并与孙中山有通信联系的少数人物之一，不仅熟悉孙中山，而且十分钦佩孙中山。他深知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界还难以找出一个能担任领袖的人物，便告诉黄兴、宋教仁：“最近接到孙中山先生从美洲寄来的信，他很快就要到日本来。孙先生为革命奔走多年，在海内外名声大震。我们何不等孙先生来到日本之时，奉孙先生为领袖，率领我们归国起义，以成大事呢？”黄兴、宋教仁感到此话有理，他们也早就渴望见到孙中山，于是便接受程家柽的建议，盼望着孙中山早日到来。1905 年 7 月 19 日，孙中山到了日本横滨，一百多名留学生前来欢迎。几天以后，他又到了东京，首先去新宿访问老朋友宫崎寅藏。一见面，他就惊喜地对宫崎寅藏说：“真没想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增加了这么多人。” 宫崎寅藏一边安排孙中山休息，一边微笑着回答：“是啊，你来的正是时候，他们都眼巴巴地盼着你呢！”“你看这么多留学生中，有没有非同一般的学生？你有没有发现可以共图大事的英才？”孙中山急切地问。“看你性急，贵国人才辈出，风云际会，怎能没有英才？”宫崎寅藏思考了一下说：“目前仅在东京，贵国留学生就有一万五千余人，其中颇有些英雄有为之士。依我所见，那位黄兴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好男儿，将来他可以成为你得力助手。”“黄兴？他是什么样的人？”孙中山急切地问。宫崎藏便向孙中山叙说了黄兴的情况。黄兴字廑午，号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1874 年生，比孙中山小八岁。他的父亲是湘中有名的读书人，很早就死了。黄兴早期受过较长时间的封建教育，十九岁中了秀才。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时，他正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黄兴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汉族传统的民族主义在他思想上有着深刻的影响，看到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他感到极大的愤慨，产生了反满的思想。1902 年，黄兴被清朝政府派到日本经文学院速成师范学习。和许多留学生一样，黄兴只得从事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宣传，对挽救当前的民族危机来说，未免远水救不了近火。他性格比较实在，不多发言，但他把问题看清楚后，意志就异常坚决。1903 年，俄国强占东北三省，黄兴参加了“拒俄义勇军”。回国后，黄兴于 1903 年 11月在长沙与一班志同道台者创立了华兴会并担任会长。他们联合了湖南哥老会头目马福益，计划于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举行起义，后来因为会员暗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遭当局搜捕而失败。以黄兴为首创立的华兴会，是众多会党中成立比较早影响也比较大的一个革命团体。成立时，并没有成文的政治纲领，但他们主张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则与兴中会是一致的。在革命方法上，华兴会一开始就提出进行武装起义，他们主张从条件比较成熟的本省做起，不依赖别人，不消极等待，又尽可能争取和外省取得联系，避免孤军作战。华兴会的成员，大体上都是留日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联络运动的对象，除学界以外，主要是会党和军队。宫崎寅藏对黄兴和华兴会的情况看来知道得比较多，他对孙中山说：“黄兴虽然才三十来岁，可胸怀大志，文武双全，在日本留学生中深罕众望。去年华兴会在长沙密谋起义虽然失败，但仍不气馁。目前，他正在日本进行活动，联络同志，图谋再举。在他周围，还有宋教仁、陈天华等一批青年英才，实属难得。对先生您来说，这不是雪中送炭吗？”“黄先生现住在哪里？宫崎君请快带我前去拜访他！”孙中山急不可耐地站了起来。“连口茶都不喝，就要去，真够性急。按说，你是他的前辈，还是我去将他带来见你好了。你就在这里喝点茶等着吧。”宫崎劝说道。“革命哪能分年龄大小，讲究资格？还是劳驾你赶快带我去见他！”孙中山不以为然，连连催促宫崎动身。“黄兴先生住在神乐坂。”宫崎见孙中山求才若渴，如此性急，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告诉孙中山：“黄先生早就对你十分钦佩，他知道你要来日本，已经来我家打听了几次。今天你们二位风云聚会，真不知他如何高兴啊！” 宫崎说着，便急忙穿好衣服，和孙中山出门去找黄兴。到了神乐坂黄兴住处，宫崎推开门一看，地上一大堆拖鞋，一帮学生围成一圈，正在热烈地谈论着。宫崎见屋里人多，便要孙中山在门外等着。他向屋里喊：“黄先生！黄先生！”黄兴应声跑了出来。宫崎指着孙中山说：“你看谁来了？” 黄兴一眼认出来了，这正是在照片上见过的领导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声名远播的兴中会首领孙中山先生，不禁脱口喊道：“啊，孙先生，你终于到了！”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当天中午，在东京有名的中国菜馆凤乐园搂上一间僻静的雅座，孙中山、宫崎寅藏和黄兴等人一边饮酒，一边畅谈。黄兴身材魁梧，相貌奇伟，留着浓密的短须，显得十分威武豪迈，性格却十分笃厚朴实。虽然与孙中山初次会面，可两人一见如故，越谈越投机。“论今日之形势，我以为当以联络人才，组织统一的革命政党为第一要义。如若各自号召，各自为战，则必然会形成秦末二十余国的互相争斗。如果各国列强乘机干涉，则中国必亡无疑。”孙中山不无忧虑地对黄兴说。黄兴点点头，说：“先生所见极是。” 孙中山继续说下去：“此时若有数十百个有识有胆的俊杰之士出来联络、主张，一切革命前之筹划，革命后之建设，皆有人才分任司理，则革命一旦成功，即可成立文明民主之新政府，天下大事从此定了！”孙中山十分兴奋，推心置腹地谈出自己的见解。黄兴对孙中山的看法深表折服，兴奋地说：“先生所虑，与我如此吻合。现在，东京聚集着全国十多个省的留学生，如能联合起来，何愁清朝不灭、革命不成？”随后，当孙中山提出兴中会、华兴会和其他革命组织要抓紧时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时，黄兴十分赞同。他们商量好了华兴会和兴中会合并的具体方案，共同举杯祝贺这次成功的会晤，才尽欢而散。第二天，孙中山和黄兴来到《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会晤了宋教仁、陈天华等一批青年革命志士。宋、陈二人也都是湖南人。宋教仁年轻英俊，才华横溢，谈吐不凡，在留学生中很有威信。陈天华用通俗文字写的《警世钟》和《猛回头》两本小册子，和邹容写的《革命军》一样，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孙中山和这些年轻人披肝沥胆地交谈着。看着这些中华新秀，孙中山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成立同盟会孙中山与黄兴的会晤，导致并加速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1905 年 7 月 30 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址召开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班的成员。除甘肃省没有留学生外，全国各地十七个省都有入参加。到会的还有热心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等人。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孙中山当场发表了演说，说明了实行革命大联合所必要讨论的问题，如名称、政治纲领等，演说约一个小时，后由黄兴组织与会人员签名，以示正式加入组织。接着讨论组织名称。孙中山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有的主张称“对满同盟会”，有的认为本会属秘密性质，不必明用“革命”二字。孙中山表示“革命的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在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 经过讨论，最后确定为“中国同盟会”。关于组织宗旨，孙中山提出采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当讨论到“平均地权”时，有人提出了疑问。孙中山为此解释了很长时间，获得了通过。在讨论中国同盟会领导人时，黄兴提议椎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总理，可不必经选举手续，大家一致赞成。于是，由总理拟定盟书，经会议公推由黄兴、陈天华两人审定。誓词全文如下：“联盟人某某省某某县人某某，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渝此盟，任众处罚。天运某年某月某日，中国同盟会会员某某。”大家签署盟书，由孙中山领头，各人同举右手向天发誓。在干部未选出之前，各人盟书暂由总理保存，孙中山盟书由黄兴保存。誓毕，孙中山又分别散发会员暗号。孙中山还规定了会员相见的握手方式秘密口语——问：何处人？答：为汉人。问：何物？答：为中国物。问：何事？答：为天下事。孙中山与会员一一行握手礼，并欣然道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会议气氛顿时变得十分热烈。忽然房后传来一声巨响，原来是由于全场人数过多，动作活跃，此房后部木板倒塌。孙中山风趣盎然地笑道：“这真是颠覆满清、革命成功的预兆。”众人鼓掌欢呼。最后，会议推定黄兴、陈天华、马君武、宋教仁、汪兆铭等八人组成会章起草小组，约定在成立大会上提交讨论。预备会议的圆满成功，为中国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孙中山到达日本横滨起，仅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在日志士的联合。这说明经过民主革命思潮的洗礼，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在这一联合过程中，孙中山作为联合动议的首倡者，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受到众人的拥戴和推崇，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民主革命派中的领袖地位。他的名字，从此真正地超越自我、超越狭隘的兴中会小团体而成了中国民主革命派的象征。黄兴在这次会议上已经被公推为仅次于孙中山的第二号人物，而孙中山也把他看作具有号召力的领袖。孙黄并称的时代开始了。8 月 13 日，留日学生在东京曲町区富士见楼正式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这是孙中山到日本后第一次在盛大的留学生集会上公开露面，也是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前夕，由他向广大群众宣布他们政见的重要政治活动。这一天，留日学生蜂拥而至，人数之多，出乎意料。到会的有一千三百多人，室内室外，阶上阶下，到处都挤得水泄不通，还有几百人站在街旁仰望着楼上听孙中山演说，成为东京留学生及华侨空前的盛大集会。在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了富有政治远见和强烈鼓动性的重要演说。一开始他就热情洋溢地对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做了充分的估计。他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虽以鄙人之愚，以其曾从事于民族主义为诸君所欢迎，此诚足为我国贺也。”接着，他就充满民族自豪感地说道：“中国的文明，产生于五千年前，这是西方人所不信的，但后来有很长时间趋于保守，让西方人赶上了。但最近十多年来，思想界变化速度很快。以此速度推断，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在文明上，有的可能达到西方的水平，有的甚至可能超过西方。”孙中山指出了中国迅速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济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济即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藉乎，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所以鄙人无他，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己身之肩上。昔日本维新之初，亦不过数志士为之原动力耳，仅三十余年，而跻于六大强国之一。以吾侪今日为之，独不能事半功倍乎？”孙中山在讲演中，热烈地号召中国人民要齐心协力，不惜一切代价，下定决心，谋求独立而建立共和。孙中山的讲演持续了三四个小时，慷慨淋漓，句句打动人们的心坎，一再激起人们不绝的掌声，连参加大会的满族留学生也感动得热泪盈眶.表示支持革命党的主张。到会的还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留学生，听了演说后，觉得中国的革命定能成功，对于亚洲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也会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经过二十多天的准备，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于 1905 年 8 月 20 日下午 2 点，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一所日本朋友的寓所里正式召开，三百余名会员全部到会。会上，首先由黄兴宣读会章草案，共三十条，经讨论修改后通过，会章以孙中山提出的十六字纲领作为同盟会宗旨。总部设在东京，在国外设分会。最后，由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同盟会机关报，这项建议，获得与会者鼓掌通过。至于具体的改刊办法留待下次讨论。后来，该报被定名为《民报》。会议开到下午 5 点，在全场大呼“万岁”声中宣告结束。大会选出的同盟会东京本部的职工是：总理孙中山执行部：庶务黄兴，后由朱炳麟、张继、孙毓筠、刘揆一相继主持。书记（初定马君武，未就）田桐，后孙中山又增派胡汉民、但焘、李肇甫三人。内务朱炳麟、匡一。外务程家怪、廖仲恺。会计（初定刘维焘、未就）谢延誉，后由何天炯继之。经理谷思慎、程克。评议部：议长汪兆铭议员董修武、熊克武、于德坤、王琦、吴鼎昌、张树柟、冯自由、梁慕光、胡汉民、田桐、吴崑、但懋辛、周来苏、胡瑛、朱大符、范治焕、吴玉章、康宝忠。书记朱大符兼。司法部：总长邓家彦。判事张继、何天瀚。检事宋教仁。同盟会本部的机构，分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实际上，这是按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学说组建本部机构的，任当时，无疑是最为民主的权力制约机制。可以说，同盟会东京本部最初奉行的建构原则及其组织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兴中会存在的类似秘密会党的家长制色彩，改变了以往革命小团体存在的领导机构组织不健全的缺陷。它的产生，标志着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在组织建设方面的一次理性飞跃。遗憾的是，同盟会在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坚持最初的“三权分立”体制，后来司法部被取消，评议部的立法职能被削弱，实际上实行的是“总理负责制”。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态走上了历史舞台。孙中山曾经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回顾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中，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眙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已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以三民主义为旗帜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这十六个字，是兴中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誓词的继续和拓展。初次使用于 1903 年东京青山革命军事学校的入校誓词中，后来一直为孙中山坚持使用于他所创建的革命团体。就此而言，中国同盟会与兴中会，尤其是兴中会后期的组织活动，在思想体系中是一脉相承的。同盟会的宗旨，是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的。1905 年 11 月 29 日由《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而成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日本东京正式发行。孙中山亲自撰写了发刊词。在发刊词中，对他的十六字纲领作了进一步阐述，首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革命口号，鲜明地举起了三民主义的旗帜。之后，孙中山又发表了一些著述，如 1906 年他与黄兴、章炳麟制定的同盟会《革命方略》中的《军政府宣言》——即《同盟会宣言》，同年 12 月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重要演讲等，对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作了阐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虽然还有许多局限性，但在当时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同盟会有了这一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后，大大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前进，促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孙中山在《民报》中说：余惟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甘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怡化焉。在孙中山看来，欧美的民族、民权、民生是历史的三个不同时代形成的。而中国现时则正处于欧美的民生主义时代。他认为，中国需要首先同时解决民族、民权二个时代的任务，紧接着再解决民生主义任务。也就是说，中国需要在二十世纪同时解决民族、民权主义，而后开始实行民生主义，所以这是与西方国家所大不相同的。他说：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邪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去之易近时志士舌焦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姜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闻纵能比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未轨者，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迹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孙中山所说的这段文字，就是指将欧美三个历史时代的任务，在我们中国，于二十世纪一道完成。这就是孙中山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结合他多年对欧美社会的政治研究和社会考察而具体形成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其目标是推翻满族人当权的政府，重建汉族人当权的政府。在十六字纲领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体现这种“民族主义”思想。从孙中山早期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时序来看，民族主义思想萌发最早。孙中山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更不是要尽灭满洲民族。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因此，“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孙中山在阐述“反满”这一战斗口号时，在相当程度上扬弃了不少革命党人所持有的单纯“种族革命”的观点，并把少数掌握政权的满洲统治者与一般满族人民加以区别，指出民族主义不是种族复仇主义，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同时，反对腐朽卖国的清王朝也包含了打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内容。但是，他毕竟还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的主张，因而不能科学地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民族主义的一个根本缺憾。“创立民国”体现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也就是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认为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中国仅有民族革命还不能解决问题，推翻满清王朝的同时，还必须推翻君主专制。他认为君主专制主义是恶劣政治的根本，中国沿袭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社会的国民所能忍受的。他表示，“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是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告诫革命者，不能存有任何一点同情皇帝的思想，把国家当成是私人的财产，彼此相争，弄得国家四分五裂，自亡其国。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具有比较完整的共和国要求，同改良派的君王立宪主张截然对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具有积极的战斗意义。但是，他的矛头指向封建专制政体，而没有进一步提出清除这一政体赖以存在的社会阶级基础，即推翻地主士绅阶级的统治。在提出民族、民权主义的同时，孙中山还提出了“民生主义”。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从关怀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出发，希望避免资本主义贫富不均的祸害，建立普遍幸福的一种主观社会主义，它的具体体现就是“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早期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中超越同时代革命者的最突出最有光彩的部分，也是孙中山作为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对国运民生弹精竭虑之所在。孙中山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则越突出，比如英国：富者极少，贫者极多。这种社会问题，欧美已经积重难返。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时候，要同时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以免后来再来一次社会革命。他认为，欧美之所以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是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针对社会经济发达后地价高涨，地主垄断土地，危害民生的前景，他主张核定地主土地的现有地价，而将此后地价中因经济发展而增值的部分收归国有，这就是“平均地权”，这个办法并不包含梢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孙中山以为实行这个办法就能造成一个“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的社会，这自然只是一种空想。但它在客观上反映了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也反映了孙中山对劳动人民苦难的真挚同情，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符合当时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生活改善的愿望。因此，不但受到资产阶级的拥护，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劳动人民的拥护。在三民主义这面旗帜下，众多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推动了资严阶级反清爱国斗争不断向前发展，为资产阶级民族良主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民报》创刊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广泛宣传，使保皇党人大为惊慌。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工具，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肆意攻击歪曲。于是，孙中山又亲自领导同盟会中的一批有思想、有文采的热血青年，以《民报》为阵地，展开了对保皇党的反击。在这段时间内，《民报》发表了很多战斗力强、有气势、有文采的重要文章。如朱执信的《论满政府欲立宪而不能》、《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心理的国家主义》，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等，堪称是革命的强音。孙中山曾口授汪精卫写成《革命不致招瓜分说》一文，驳斥了保皇党的“革命招致瓜分”的谬论。文章指出：如果不革命，国家越来越弱，反而会引起瓜分。帝国主义来了怎么办？回答是：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干涉之论，吾人闻之而壮气，不因之而丧胆。”真是论理精辟，气势恢宏。在《民报》的影响下，革命思潮席卷全国，革命刊物也瞄准了《民报》所指的方向，“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深入人心。在武装斗争的前线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一面加强宣传发动工作，积极开展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同时还把极大的注意力集中在策划和组织反清的武装起义上。1907 年以前，孙中山以日本为中心，往返于南洋各地，宣传三民主义，发展革命组织，并指导国内的革命运动。清政府对孙中山既恨又怕，他们认为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主要是孙中山所起的作用。要想使革命风潮烟消云散，则必须除掉孙中山这个心腹之患。于是，清廷加紧了对孙中山的迫害。清廷驻日公使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企图使革命派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1907 年 3 月，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到了越南河内。在河内，孙中山计划发动一欠以广东的潮州、广西的钦州、廉州、广东的惠州为一线的规模巨大的武装起义。孙中山原计划在这几个点同时发动，彼此声援，给清政府以重刨。但事态发展并没有按预期计划进行。1907 年 5 月 22 日，潮州黄冈起义首先爆发。起义军在赶制军旗、筹集军械时，有几个当地的乡绅向清政府告密，清军前来剿捕，起义军乘机先发。七百名起义者在晚上趁着月色攻入黄冈县衙，成立了“军政府”，但是，在清朝大队人马的围攻下，起义军只坚持了一周便失败了。6 月初，惠州党人在离城二十里的七女湖揭开战旗。一百多人面对众多的清军，显得势单力薄，终因孤立无援，在苦战了十二天以后，弹尽粮绝，只得将枪械埋于地下，宣布解散。三个月以后，钦州、廉州一带的起义发动起来了。在组织起义的过程中，孙中山没有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动已经拿起武器的农民方面，却把希望寄托在镇压农民暴动的清朝新军的“反正”上。9 月 1 日，几百名起义志士在五光山正式发难，四天以后攻占了廉州的防城。这时，假意许诺反正的新军统领背信弃义，派兵攻打起义军。起义军战斗十分勇敢，终因腹背受敌，寡不敌众，防城起义又告失败，义军退入广西边陲的十万大山。过了三个月，孙中山又在广西边防要隘镇南关（今友谊关）发动了武装起义。如果从兴中会时期的广州起义算起，这已经是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第六次武装起义了。镇南关屹立在崇山峻岭之中，是广西通往越南河内的咽喉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中法战争中，老将冯子材曾在这里重创法国侵略者。战争结束后，清军在这里重建了两层的关楼，还在关隘周围的山峰上，用大石块筑起了坚固的炮台。特别是镇北炮台，地形最为险要，山路陡峭，易守难攻，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孙中山选择在这里起义，主要是考虑到既便于从越南直接接济声援，又可与防城起义失败退入十万大山的队伍汇合。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孙中山亲自在河内设立了起义指挥部，部署这次起义。计划首先占领镇南关要塞，然后攻取南宁、桂林，占领广西，再分道进攻湖南，广东、江西，最后直捣北京，推翻腐朽的清政府。1907 年 12 月 2 日凌晨，孙中山派革命党人黄明堂率领同志八十多人，以绳索吊越断涧危崖，奇袭镇南关。革命军的炮声突然惊破了清军的好梦，等到他们在一片慌乱之中拿起兵器的时候，起义军在炮台哨官、同盟会员李福南的策应之下，很快就占领了镇北、镇中、镇南三个要塞炮台，缴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还有许多弹药。天亮以后，起义军的青天白日旗在炮台上飘扬。士兵们还用旗语互相庆贺胜利。镇南关大营的请军发现炮台让起义军占领了，顿时陷入一片慌乱之中。过了几个时辰，才拼凑起数百人向炮台攻击。打了半天。清军死伤累累，未占到便宜，便急忙调集援军，再图反扑。河内总部于当天上午接电：镇南关已被占领。孙中山大悦，兴奋地对身边的同志说：“快作准备，我将亲赴战场！”第二天，孙中山率领黄兴、胡汉民等同盟会负责人，带着一批同盟会员和日本人池亨吉、法国退职炮兵大尉狄氏等二十余人，从河内乘火车去谅山。车厢里，没有其他乘客。中山先生由于久居河内，出门不多，今日驰聘于原野之中，又值镇南关起义捷报传来，心情舒坦地说：“我只有一个宿愿，就是先攻占中国最南端的镇南关，军队万里，施旗堂堂，然后贯穿中国的腹地，再出中国最北端的山海关。一到山海关，即可把爱新觉罗皇帝送到满洲老家去了。” 中山先生说完，哈哈大笑了一番。池亨吉将中山先生的话译给法国军官狄氏听，狄氏手臂一挥，三呼“快哉”！傍晚时，孙中山一行到达那模村，在农家稍作休息，便请当地老百姓带路，点燃火把登山，至九点时抵右辅山。第二天，当孙中山冒着清军的炮火，来到镇北炮台时，正值起义军与清兵交战。起义军战士顿时士气倍增，越战越勇，很快就打退了清兵的又一次进攻。黄明堂指挥起义军列队奏乐欢迎孙中山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孙中山望着战火硝烟中的起义勇士们，十分高兴地把带来的食品、水果分给大家。与起义军的官兵们一一握手。孙中山高兴地站在一尊德国重炮旁边，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简短演说：“同志们！感谢大家这次奋勇举旗起义！我们要同全国同胞一起，把压在百姓头上的满清皇帝推翻，建立新的富强的共和国！四万万同胞都成为国家主人翁，享受独立自由之幸福。外国人再不敢欺侮我们了，大家都有田地耕种了！同志们！我们就要直向南宁、广州，北去长江，和全国同胞打到北京去！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是最得民心的军队，到处都会有人民来帮助，力量最大！清军必败！革命必胜！兄弟此次入关，就是和大家一起奋斗，使革命事业达到成功！”孙中山说话既坚定有力，态度又和蔼可亲，起义战士听着孙中山的演说，都兴奋地鼓起掌来，气氛非常热烈。随后，孙中山不顾危险，又亲自到镇中、镇南两个炮台视察，慰勉官兵，起义战士士气高涨。当孙中山回到镇北炮台时，清军又开始发炮攻击了。“轰！”一颗炮弹呼啸而来，落在炮台前面不远处爆炸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弹片和被炸弹炸碎的石块、泥土，像一阵旋风似的猛烈泼洒过来。敌人这次由于来了援军，攻势十分猛烈。配合着大炮的密集轰击，一二千敌军黑压压地朝炮台冲来。冲在最前面的，是敌人的竹梯队、药包队和马刀队，嘴里狂喊乱吼着，直往上冲。起义军的大炮和机枪、步枪打响了，敌军中黑烟翻卷，乱成一片，很快躺倒了许多人，没被炸死的敌人刚溃退下去，又被敌军的督战队头目赶着回来，只得硬着头皮朝前进攻。“先生，还是请您到炮台下的石室里去休息一会，这里十分危险！”戴近视眼镜的胡汉民一再劝告孙中山。“我到镇南关，就是为了亲自参加战斗，怎么能从火线上撤下呢？”孙中山拒绝了。他拿起望远镜，命令炮手发炮，炮弹击中镇南关大营，孙中山高兴极了。接着，他又请法国退职军官狄氏指点，亲自燃放大炮。看到炮弹准确地在敌阵中爆炸，他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想起自己这十多年被逐海外的流亡生活，以及为革命劳苦奔波的一幕幕场景，再回头左右环视这战斗的现场，孙中山兴奋感慨地说：“我这是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亲自参加反清战斗啊！自反满清政府二十余年来，今日始得亲手发炮轰击清军！”忽然，清军两发炮弹几乎同时落在炮台边上爆炸了，好几名战士被弹片击中，在孙中山身边倒了下来，有的当时就牺牲了，有的负了重伤。孙中山和黄兴也被巨大的气浪掀翻在地，落了一身碎石。孙中山从地上站起来，发现身旁一名战士右胸中了一颗弹片，鲜血不断地从伤口流出来，已经昏过去了。孙中山连忙把他抱起来，解开衣扣，检查伤口，鲜血沾了一身。他喊胡汉民拿来药箱，亲自为受伤战士仔细包扎。这个伤员从昏迷中醒来，看到孙中山亲自为自己包扎，十分感激，吃力地说道：“孙先生，我快不行了！您不要管我，要注意敌人的炮弹！”“弹片打在右胸，你这伤可以治好，不会死的。我是个外科医生，你放心好了！”孙中山亲热地安慰伤员。包扎好以后，孙中山看到他的伤势很重，便马上命令两个战士把他送到越南境内去及时治疗。孙中山一边为伤员包扎伤口，一边大声激励战士们勇敢战斗。经过一个多时辰的激战，清军在炮台前的山坡上丢下几百具尸体，余下的纷纷退回去了。下午，孙中山和黄兴亲自带领几十名战士夺回了炮台附近的重要据点弄尧村。这是一个地势险要的小山村。村里的几十户人家都是壮族同胞。孙中山带着起义战士在村里挨家挨户地宣传革命。当他看到村民的生活十分贫困时，满怀信心地对他们说：“我们革命党不久一定能够推翻满清王朝，那时大家都可以自由地生活，不受压迫，不受欺负了。”壮族同胞听了孙中山的宣传鼓动，便与起义战士们亲热起来，村里有好几个青年参加了起义军，来炮台参加作战。还有不少农民兄弟主动给起义军送来干粮和水，还有的送甘蔗给战士们解渴。傍晚，又有大批清军增援部队开到，并分兵占领了炮台附近的马骝山、四方岭、凤尾山、尖山等高地，架起大炮对起义军占领的炮台猛烈轰击。经过两三天的激烈战斗，起义军战士已牺牲了十几个人。按照原定计划，起义军在镇南关与防城起义退驻十万大山的部队会合，然后会攻龙州。由于路途较远，十万大山的队伍未能及时赶来。孙中山与黄兴等人检查了一番枪械弹药，发现有些炮已不能使用，战士们的枪支也不多，弹药也越打越少，难以长久坚持。孙中山与黄兴商量，最终决定连夜下山，赶回设在越南的起义总部机关筹办粮饷，运来接济。夜色苍茫，孙中山舍不得离开这战斗的土地。他感慨万千地说：“我十二年未踏上祖国的大地，现在高兴地踏在这个山上，真不愿离开。再说，看到同志们在这里浴血奋战，我怎么能离开他们呢？”几天以后，正当孙中山返回河内，忙于洽谈借款和购置粮饷时，从前线传来消息，起义队伍经过数场血战，寡不敌众，被迫于 12 月 9 日撤离了镇南关，退往越南境内的燕子大山里去了。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毫不气馁，他继续在两广和云南边境燃起起义的烽火。1908 年 3 月发动了钦廉上思起义，1908 年 4 月发动了云南河口起义，1910 年 2 月发动了广州的新军起义。这几次起义虽然集中了不少同盟会的精英，但都以力量悬殊、遭受惨重的损失而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挫折，一次又一次的流血牺牲，使得一些革命者感到灰心丧气了。但孙中山坚信，革命形势正在成熟，只要继续奋斗，定然胜利在望。血溅黄花岗1910 年 2 月的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政治局势发展得很快，国内的各种社会矛盾正在迅速激化，革命时机也正在日趋成熟。但同盟会的部分领导人和一些同盟会员对形势认识不足更由于多次战斗起义均告失败，特别是广州新军起义的失败，使他们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以为推翻清朝的统治，似乎难于成功。有的革命党人悲愤至极，不愿从事艰苦细致的发动群众工作，希望侥幸获胜，纷纷组织暗杀团体，进行个人恐怖活动。但是，孙中山并不泄气，也不灰心，他分析当时的形势说：“成功的时机日益逼近，中国的命运已悬于一线。国内民心已经大变，新军运动已普及于云南、广西、三江、两湖，时机已算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对形势所作的判断，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难能可贵的。孙中山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反复思考，决心在广州进行一次有充分准备的，同时也是破釜沉舟的起义。1910 年 6 月，孙中山到日本横滨，约黄兴谋划此事。轮船刚靠岸，黄兴立即跳上船去，两位革命领袖久别重逢，顾不上寒暄，很快就进入正题，谈起组织起义之事。之后，又秘密地在一个旅馆里对各种重要问题详细交换了意见，并对下一步的行动方计取得了一致看法。黄兴临走时间孙中山：“哦！对了，钱！您有钱吗？” 孙中山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海外为武装起义筹款，便回答：“是的，我有。”说着，把装满钱的皮箱指给黄兴看。黄兴提起皮箱准备告辞，忽然像想起什么事情，又止住了脚步，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