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怎么够你开销？现在物价又天天上涨。如果加上《言林》的编辑费，你又住在香港，那里物价便宜，你就可以安心搞创作。” 一番话使茅盾动了心。经过与妻子商量，他接受了萨空了的建议，举家迁居香港。把家安顿下来后，就埋头阅读、编辑源源而来的稿件。 3月20日，他把《文艺阵地》创刊号的最后一批稿子发往广州，但是他听说广州的印刷条件很差，简直不能跟上海相比，实在放心不下，决定亲自去看一看排印情况。 这天，生活书店广州分店的经营陪着茅盾走进印刷厂。校样拿来了，他发现几乎满篇错字。看看排字工人，技术差，手脚慢；字体不全，许多字要靠手工刻，字行间不用铅条而是用竹条，排出来的版面很难看。心想，果然耳闻不如目见，广州的印刷条件竟如此之糟！茅盾本来打算在广州在两三天，结果却呆了一个星期，天天在印刷厂里校错字。 巴金到旅馆来看茅盾，见到他伏案校对的情景，很感动。后来他说：“我才发现他看过、采用的每篇稿件，都用红笔批改得很清清楚楚，而且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他做任何工作都是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文艺阵地》创刊号在4月1日出版后，各界反映强烈。尤其是张天翼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反响更加强烈。在这篇近五千字的小说里，张天翼以幽默的笔调塑造了一个想包办救亡运动的国民党的抗日官。抗日的青年和进步的文艺工作者读了纷纷拍手称快。 国民党当局却大肆咆哮，说这篇小说是讽刺政府，破坏抗战。也有一些人忧心冲冲，害怕这篇小说产生的影响不利于抗日救亡。 面对这种不同的反映，茅盾作为《文艺阵地》的主编挺身而出，先后撰写了《论加强批评工作》和《八月的感想》，高度赞扬和评价《华威先生》。他写道：“《华威先生》那样典型的出现，而且引起了普遍的注意（我这里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都是对于《华威先生》感得很大‘兴味’的），而且更引起了青年作家对于隐伏在光明中的丑恶的研究和搜索，……这也是近半年来文坛的新趋向。这决不是不好的倾向（有人以为这是作家的悲观主义的流露，我则不以为然）。这正表示了作家对于现实能够更深入去观察。…… 诚然，《华威先生》尚多可议之处，这个典型还应去发展，但是以此而作为反对丑恶描写的借口，那就是‘倒掉盆里的污水边盆里的孩子也一齐倒掉了’的笑话。” 那些天，他一边忙着编辑刊物，一边为《立报》的《言林》创作边载长篇小说《你往哪里跑》，同时还不断写作评论，热情鼓励支持第一批抗战文艺作品。 《文艺阵地》创刊号出版后，茅盾的编辑工作一帆风顺，然而刊物的排印工作却困难重重。茅盾于是和生活书店商量，是否移到香港出版。 生活书店同意了，却又遇到了麻烦：香港政府怕得罪日本人，规定刊物上不准用“敌”字，连“彼此敌对”、“同仇敌忾”也不准使用，“敌”一律用“×”代替。还有“奸淫掳掠”等二十多个词句也禁止使用。这样一来，刊物上满页××，那怎么行！ 茅盾找到新知识的爱国教育家吴涵真，对他说：“吴老先生，我想，《文艺阵地》虽在香港排印，名义上却仍在广州出版。香港政府是否可通融一下，免去例行的审查？”吴答应去找港府有关方面说说，再给回音。过了两天，吴涵真来说，香港政府里的华人官员倒愿意帮忙，但英国官员一口拒绝，他们还是怕得罪日本人。 “一本鼓吹抗战的文艺刊物，却把所有抗敌的字眼换成‘××’，在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文艺阵地》是面向全国的大型刊物，它不能受制于香港这个弹丸小岛！茅盾因为气愤，有点口吃地回答。 于是他把目光转向“孤岛”上海。经过与生活书店广州、香港、上海三个分店的磋商，他们决定把《文艺阵地》移到上海秘密排印，然后再把印好的刊物运到香港，转发内地和南洋。由于茅盾不能亲自去上海发稿和看校样，他就写信给留在“孤岛”的妻弟孔另境，请他帮助编排。 孔另境曾协助他编选《中国的一日》，是可以信任的。从第四期起，茅盾先是组稿、选稿、编稿、编好后由生活书店托人带往上海，然后写信“指挥”孔另境编排。孔另境是个青年作家，他在协助茅盾编排中，常常自作主张。有一次把《旅途中》一篇小说题目下的“笔记”二字改成了“手记”，等到茅盾发现，杂志已经印出。他只好写信告诉孔另德：“‘笔记’二字仅稍牵强而已，‘手记’则不通矣！以后遇有此等情形你还是不要改动。”在另一封信里，他又写道：“大凡我手写手订之件，都看了两遍的，。不会有错误及遗漏，——你所不解或认为不妥者，我都自有其用意也。”他对孔另德就是如此“遥控指挥”。 那时，有几个青年评论作者常常给他主编的《文艺阵地》投稿。其中一个是李南桌，湖南人，长沙遭到敌机大轰炸后和妻子来到香港，在一家中学教书。 这年元月，茅盾路长沙，应邀在“银宫”讲演。李南桌听后到茅盾的住址，曾前去访问。 茅盾当时以为他是想请教写作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请求批改习作。出乎茅盾意料的是，他却谈起了文艺方面的许多问题，从外国的到中国的，从古典的谈到现代的，而且很有见地，对于战时文艺也发表了精辟的意见。看到这个青年思路敏捷，很有才气，许多观点与自己一致，茅盾感到惊讶，心中顿生喜爱之情。便对他说，自己要办一个刊物，如果办成了，希望他能支持。后来李南桌接连给《文艺阵地》寄来了几篇文章，茅盾是多么喜悦呵！他把这些文章一一发表在《文艺阵地》上。在《文艺阵地》创刊号至第十三期的二十篇文艺论文中，李南桌的就有八篇。 从此，茅盾和李南桌的交往密切起来。每当李南桌来访，茅盾总让妻子给这位青年朋友沏茶、拿水果、递点心，和他促膝交谈文艺问题。面对这年仅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人，听着他侃侃而谈，茅盾为他知识的渊博感到惊讶，对于他善于把所学的原理溶为自己的思想观点，又用来衡量现实，剖析现实中的矛盾，提出新颖独到的见解，深为佩服。 一些知名的作家、理论家读了《文艺阵地》上李南桌的评论，也给茅盾来信称赞，有的还以为那样老练的文笔一定是某位大作家的化名之作。茅盾复信告诉他们：李南桌是个刚出茅庐的青年，但他是一个读书多而善消化的人，他谦逊，好学，深思，明辨，在他这样的年龄实在难得。 有一天，茅盾听说他打算系统地写几篇莎士比亚和歌德研究的论文，还有一个构思了很久的长篇小说也打算写，便热情鼓励他一篇一篇地写出来。 “沈先生，我们有了个孩子以后，我是又要教书，又要当保姆，实在很少有时间来写作，我的论文都是在深夜灯下赶出来的。”李南桌说。 “我不教书，不当保姆，可我也常常写到深更半夜呀！”茅盾说着呵呵地笑起来。 “你们一老一小，都是夜猫子。”进来给客人茶杯续水的茅盾夫人插了一句。 那天晚上，他们谈到了半夜。 然而，万万没想到，李南桌因急性阑尾炎未能及时治疗而死了。茅盾听到噩耗，顿时惊呆了，跌坐在椅子上了，久久说不出话，泪水潸潸而下。李南桌是他发现的第一个卓越的青年评论家呵！ 茅盾和夫人去向李南桌的妻子表示哀悼和慰问。她含泪告诉茅盾，李南桌在弥留之际神智清醒，念念不忘他的治学写作计划。呼喊：“我要活，要活，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茅盾回到家里，怀着沉痛的心情，在灯下写了《悼李南桌──一个坚实的文艺工作者》，发表在《立报》的《言林》上。为了纪念李南桌，茅盾还把他的论文汇集起来，帮助李南桌的妻子编成一本《李南桌文艺评论集》，并由他推荐给香港生活书店出版。 茅盾在《文艺阵地》上的战斗，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的关心和指导。廖承志派从事文化联络的杜埃去拜访茅盾，把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送给茅盾，并告诉他，以后各期都定期转给他。茅盾如获至宝，拜着《新华日报》说：“有了它，我就有了指路明灯。” 茅盾以他超凡的组织才能和号召力，组织了当时最广大的作家队伍，象陆定一、地圣陶、萧红、老舍、郑振铎、许广平、丰子恺、刘白羽、周而复、骆宾基、臧克家、田间、陈白尘……等等作家的作品，都从抗日前线、敌后根据地、延安解放区，和大后方寄到茅盾手中，又经茅盾之手刊于《文艺阵地》，为抗日战争呐喊、冲锋。三四、赴新疆途中 抗战开始后，新疆督办盛世才以进步姿态出现，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中国共产党也与他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先后派遣了毛泽东、陈潭秋、孟一鸣、林基路、邓发等前去工作。新疆一时间出现了一种新局面，引起国内外人士的注目和进步文化人的向往。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到迪化（现为乌鲁木齐）后，担任了新疆督办公署和省政府高级顾问兼新疆学院院长。 杜重远向盛世才推荐了茅盾，并代表盛世才邀请茅盾到新疆学院任教。 1938年12月中旬，茅盾将《文艺阵地》委托给予楼适夷编辑。同月20日，他偕夫人也德止及女儿沈霞（亚男）、儿子沈霜（阿桑），离开香港，前往新疆，想到那一片正在欣欣向荣的天地里干一番事业。 他们先是乘法车轮船“小广东”号抵越南海防，再坐火车经河内到昆明，1月4日早晨7时，登上欧亚航空公司直飞兰州的班机。同行的还有萨空了的夫人金秉英、她的女儿苦茶和苦荼。 “沈先生、沈太太，跟你们作伴去新疆，我们母女三个可有照应了。我先谢谢二位！…… 萨空了哪知道我们留在香港的苦楚呵！”金秉英见人自来熟，热情地对茅盾夫妇说。 “我跟萨空了是老朋友，你别客气，一同入疆，理应互相照顾。”茅盾介绍妻子和金秉英认识，又招呼女儿、儿子和她的两个女儿坐在一起。 飞机在成才停留半小时上下客。张仲实来了，他对茅盾说：“上星期，杜重远给我来了电报，让我赶到成才搭你们这班飞机。” “欢迎！欢迎！”茅盾和他多年不见，紧握着张仲实的手说。 “张先生，你还认识我吗？” “哦，萨太太，怎么能不认识呢！” 他们跟别人换了座位，坐在一起热烈地聊着彼此这些年的情况。 经过九个小时的飞机，飞机在兰州机场着陆。他们一下飞机，凛冽的西北风迎面扑来。 在昆明，茅盾只在西装里加一件薄毛背心，上飞机前，他穿上了毛衣毛裤，琏上了呢大衣。但是一下飞机，他就感到自己的装备太差了，西北风轻易地穿透厚呢大衣，直浸骨髓。他回头看了看张仲实，这位旅伴只穿了一身西装，连大衣也没有，站在这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这时，航空公司送旅客进城的大轿车开来了。茅盾、张仲实、金秉英等人连忙钻进汽车。 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卷进车厢的黄色尘埃使他们一个个成了土人。 他们走进中国旅行社兰州招待所。这家旅馆是兰州最高级的，却简陋得可怜，楼上楼下各有五间客房。 就在茅盾与经理寒喧的时候，金秉英快步奔上楼，占据了中间最敞亮的一大间，又主动替张仲实占了隔壁的一间。“张先生，你东西放在这间好了！”她对正在上楼的张仲实喊道。 张仲实看见金秉英替他占的那间房约有二十平方米，而留给茅盾一家的紧挨楼梯口那间只有十一二平方米，于是让茅盾一家住了大间，自己搬进了小间。金秉英看了，气得鼓着腮帮直吹冷气。 茅盾看到妻子在忙着开箱子，就问：“德止，你急着找什么？”“找你的丝棉袍、丝棉裤呀！” 茅盾心想，这些东西在香港根本用不着，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准备下的。 这时服务员给他们送来了清净的洗脸水和浑黄的饮用水。茅盾一家感到奇怪。后来才知道，清的是井水，但是苦水，别说喝，就是洗脸也使人皮肤涩得难受。浑的是河水，却是甜水，是五角钱一担雇人从黄河里挑来的。 从兰州去新疆，没有定期的航班，只能等苏联的便机。但是苏联的飞机有时三五天一架，有时一个多月也不飞一趟。茅盾和张仲实原来估计最多一个星期他们就能成行。谁知在兰州等了四十多天。 第二天上午，茅盾看到在金秉英右边房间里有两位二十几岁的女房客。其中剪短发的一个像学生，另一个高挑身材，梳两根长辫子，总是一身男子打扮──黑皮夹克、马裤、长统皮靴，经常外出，显得有点神秘。他虽有一双善于观察人物的眼睛，却也一时看不出这一对女郎的身份。向金秉英打听，她说：“她们也是去新疆的。可她们去那里能做什么？沈先生，我猜那个高个子的是军统女特务。”“哦──，会是吗？”“怎么不会？ 弄不好是重庆方面派来盯我们梢的！” “啊──”茅盾没有料到这一层。心想，看不出这位旅伴会有如此的头脑，真是人不可貌相呀！而那一对女郎要是也与自己同行，又不知道会成为怎样的旅伴呢。 有一天，孔德止和金秉英为争根晒衣裳的绳子吵了起来。茅盾正巧去逛书店回来，急忙上前劝解。 “沈先生，你夫人真是太不讲理了，呜──呜──”金秉英拉长哭腔诉说。 “你才不讲理！我拉的绳子，你为啥不说一声就霸占了去？啊？你说！”孔德止伸手指着金秉英，毫不示弱地说。 茅盾一边向金秉英道歉，一边劝说：“为了一根绳子，何必争吵呢？萨太太，你就在这儿晾衣裳，我们再拉一根。德止，走吧！”“我不走！我拉的绳子为啥让给她？”“德止，看在我的面上，你让让她吧。”茅盾背转身悄声对妻子说，“外人见了多不好看！” 他把妻子劝回房间，叫女儿亚田再找个地方拉上绳子，把衣裳晾上。又倒一杯热茶，对坐在床沿的妻子说：“她带着两个孩子去新疆，也真不容易，萨先生不在一起，我们要多照顾她。”“谁不照顾她了？一路上她处处抢先住好的，用好的，难道我们活该吃亏受欺侮？”妻子余怒未息地说。“萨空了跟我们是老朋友了，他的太太和两个女儿同我们一起入疆，我们把方便让给他们，也理所应当。”经过茅盾一番好言劝说、安慰，孔德止的怒气才渐渐消去。 在招待住久了，茅盾和那两位女郎天天见面，也慢慢熟了起来。旧历除夕，招待所免费请全体旅客吃年夜饭，他们在一个桌上，还互相碰杯共祝新愉快。剪短发学生相的那个，很少出门，天天看小说，见人显得腼腆，不多说话。另一个被金秉英猜为军统女特务的，善交际，茅盾等人提防她三分，轻易不同她答话。有一天，孔德止外出买日用品，茅盾正在为兰州出版的《现代评论》写一篇《抗战与文艺》，那位神秘女郎却叩门而入，主动和他交谈起来：“沈先生，我知道您是大作家茅盾，能和您谈谈吗？”“可以，可以。” 茅盾感兴趣地说。 她告诉茅盾，她早就是茅盾的崇拜者，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爱读他的小说，喜欢《蚀》、《虹》里的慧、章秋柳、梅女士。“其实，我不过是爱好文学，我的女伴小林简直是着了迷。沈先生，您能不能对小林作些指导？她很胆小，怕见您这位大作家。” 他见这位女郎侃侃而谈，的确不像个学生，就问她们从哪里来，到兰州有什么事。她说她们从重庆来，想去新疆。他问：“你们是学生吗？”“原来是的，现在都不是了。我大学没有读完，为了生活，考进重庆的一个机关当了小职员；小林是学医的，半年前失了学。”那你们去新疆做什么呢？”“听说新疆不错，我们想去碰碰运气。沈先生，你们准备怎样进新疆呢？”“我们是应聘去迪化教书的，进新疆要得到新疆当局的同意，自己想去恐怕容易。我劝你们对入疆的事，要三思而后行……” 她听了茅盾的话，笑而不答。当茅盾问她在兰州有什么社会关系时，她又回避了茅盾的问话。 晚饭后，茅盾到金秉英房里，询问苦茶、苦荼两姐妹是否过得惯。金秉英悄悄告诉他，神秘女郎在甘肃省政府和省党部都有熟人，她们打算通过这些关系到新疆去。她说： “沈先生，这个女人是个危险人物，她到新疆去是负有任务的。她的同伴看样子并不知情，是被她利用了。我们应该通知新疆当局不让她们去你说呢？”茅盾听了未置可否，金秉英就说她要拍电报告诉萨空了，让萨空了报告新疆督办公署。 那女郎后来又再次找茅盾，希望他能介绍她们去新疆。茅盾婉言推辞，并且劝她们不要去那里碰运气。孔德止听说这个神秘女郎几次找茅盾谈话，紧张得很。她告诫丈夫： “德鸿，你可别大意，也许她真像金秉英说的，是个军统特务呢。”他安慰妻子说： “她即使是蛇蝎，我也不怕。我倒以为这个女郎很值得观察了解，她跟你、金秉英都不同，是当代新女性中一个新的类型。”“我不管她是新类型、老类型，你自己可要留心，别上当！”“三姑有旨，德鸿遵命就是。” 听到这句茅盾平时少有的风趣答话，孔德止严肃的脸上绽出了笑容。 在茅盾一和将要动身之前，那个神秘女郎又来找茅盾，说她们决定不去新疆了，明天就离开此地。 茅盾心想，她们终于未能去新疆，也许是金秉英造的舆论使新疆当局不发通行证。或是她们听了我的劝告改变了语音。还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就不必管它了。如果这两位女郎成为自己入疆的旅们，不知又会要引出多少麻烦？ 2月20日，茅盾一行八人搭飞机来到哈密。因为孔德止患肺炎，在哈密滞留了半个月。3月6日，迪化（现为乌鲁木齐）的新疆督办政府派一位副官和一辆小轿车、一辆八个座位的旅行车到哈密接茅盾、张仲实等人。那位副官对茅盾和张仲实说：“迪化小汽车很少，这次只来了一辆卧车，我想请沈先生、张先生、还有刚病好的沈夫人坐小卧车；萨太太一家、沈先生的小姐、公子和我本人坐旅行车。”茅盾、张仲实同意他的安排。 8月早饭后，茅盾和张仲实向送行的哈密区行政长刘西屏等人告别，走出招待所大门，却见迪化来的那位副官一脸尴尬地指着小卧车说：“沈先生，你看……” 原来金秉英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坐在小卧车里了。她看见茅盾、张仲实走去，就大声招呼张仲实：“张先生！张先生！我这里给你留着个座位！”张仲实进退两难。茅盾连忙说： “仲实，你去罢，我们一家坐旅行车。” 张仲实见周围已站满了送行了哈密官员，只好上了小卧车。茅盾招呼副官进了旅行车，对他说：“这样不是很好吗？” 离开哈密，按副官的规定，旅行车在前，小卧车在后，相距五十米，在戈壁滩上行驶起来，他们预定在天山脚下的七角井过夜。 午饭后再次上路，小卧车抄到旅行车前疾驶而去。副官神色紧张地吩咐司机追上去。可是看不见小卧车了。夜幕降临了，旅行车打开前灯，在荒漠中开足马力，顶着狂风奔驰着。两个多钟点以后，前面灯光闪烁，副官指着灯光说：“好了，总算到了！前面就是七角井。沈先生，你不知道，这辆车太旧了，在迪化刚刚大修过，我真担心它在半路上抛锚呵！” 四时半，车子才在招待所门前停下。张仲实已经等得很焦急。他说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多小时，晚饭也已吃过，萨太太和孩子们都已睡了。 第二天、他们一早出发，一路上两辆车严格按照旅行车在前小卧车在后的顺序，结伴行驶。晚上安抵鄯善县招待所过夜。茅盾听妻子说，昨晚副官狠狠地训斥了小卧车司机，不许他擅自开车先行。在戈壁滩上行车，必须结伴一起走，互相照应，这是一条纪律，否则单车出了故障，陷在沙漠里很危险。小卧车司机辩解说，这是车上那位太太一再要他超车快开的。副官警告他今天不能再犯，不然到了迪化要叫他吃官司。 第三天，副官已经成了他们熟悉的新旅伴，一路上向茅盾夫妇和孩子介绍新疆的风土人情。下午三点多，他们在汽车里远远望见一座火红色的山脉，副官说：“沈先生，传说这就是《西游记》中的火焰山，吐鲁蕃就快到了。” 茅盾知道吐鲁蕃是全国闻名的“火炉”。当汽车驶进吐鲁蕃狭窄的街道时，副官指着跨街搭的棚子介绍说：“这棚子是专用来遮太阳的。其实，到了夏天，这样的荫棚也不起作用。正午，居民都躲进地窖，仅清晨和黄昏时才有集市。在最热的七八月里，墙壁上可以烙饼。” “叔叔，那种饼子好吃吗？”茅盾的儿子阿桑好奇地问。“好吃，有一股太阳香味呢。 那些天，鸡蛋放在太阳下，也能晒熟。去年，我到吐鲁蕃来，看见公安局长热得蹲在大水缸中办公哩！” 茅盾想了解新疆督办盛世才的情况，可是副官缄口不谈。 1939年3月11日是茅盾赴疆之行的最后一天。汽车翻越了天山，经过了达坂城，下午四时到达迪化郊外二十公里的地方。突然，前方尘烟飞扬，钻出一前一后两辆卡车，保护着中间的两辆小卧车，迎面驶来。这时，副官对茅盾说：“督办来迎接了，我们下车吧！” 茅盾、张仲实等人走下汽车，伫立等候。转瞬间，两辆卡车驶了过来，上面整齐地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在驾驶室上面各架着一挺机枪，枪口瞄准前方。茅盾暗算？正想着，前后两辆卡车突然一辆驶向公路右侧，一辆驶向公路左侧，形成两翼，那两辆小卧车在中间驶到他们面前。“看来情况不太妙！”茅盾不禁悄悄地站在身边的张仲实说。他想，不要双脚才踏上迪化的地面，就被绑架。 这时，从前面的小卧车里钻出一个军人，身披黑斗逢，内穿将校呢的军装，中等身材，浓眉、方脸，留着口髭。杜重远身穿西装、大衣，从后面的小卧车里走出，赶上前向茅盾、张仲实介绍：“这位就是盛督办！” 盛世才露出满嘴黄牙，大声嚷道：“沈先生！张先生！你们一路辛苦了！兄弟欢迎来迟，请二位多多包涵！” 茅盾一行随着盛世才的轿车驶进了迪化。三五、身陷虎口 茅盾原来是想来新疆作一番事业的。但是不久他就发现，盛世才在新疆实行的是特务统治，所谓“六大政府”──“反帝、亲苏、和平、清廉、建设、民平（民族平等）”，只不过是他标榜自己进步的外衣。 杜重远请茅盾担任了新疆学院的教育系主任。茅盾心想：这一来，我将不得不改行做我并不熟悉的工作，而我的七行──文学工作将成为副业了。 有一天，毛泽民来访问茅盾。两人畅叙了阔别十年来的人事变迁。毛泽民告诉了他许多新疆的情况，并对他说：“……盛世才这个人很难捉摸，他多疑，忌贤，有边疆‘土皇帝’的特性。他对我们延安来的人很客气，奉为上宾，但从不交心。他周围有一伙亲信，是他的耳目，你今后与这些人打交道，要小心。” 茅盾点了点头，表示知道。毛泽民又说：“我们在这里，与苏联领事馆很少往来，今后你我之间往来也不会多。因为我这个财政厅长与你没有什么工作上的联系，而盛世才他们又不知道我和你是老朋友。这些都是为了避嫌。不过孟一鸣今后可以与你和仲实联系，他是教育厅长，算是你们的顶头上司。” 孟一鸣，原名徐梦秋，是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在莫斯科时的同学，也是从延安派来的共产党员。茅盾想起那天盛世才在宴会上对他说：“这次请你和张先生到新疆来，除了教书，还有更重要事情需要你们帮助。……这件事等以后再给你们说。”于是在见孟一鸣时就问：“一鸣，你知不知道盛世才有什么打算？” “他这人在人事任免问题上向来独断专行，不征求我们意见。” 一星期后，盛世才找茅盾和张仲实谈话，才揭开了“谜”底。原来他是让茅盾担任新疆文化协会会委员长，张仲实担任副委员长。他说：“我这个新疆呀，十四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文化促进会，这些会是由教育厅兼管的，但又管不过来。我早就想成立一个全新疆的文化协会来统管这些促进会，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现在你们二位莅临新疆，又是全国文化界的权威，正是领导全疆文化建设最理想的人选。” 茅盾和张仲实都说他过誉了。盛世才却说：“你们不必推辞！你们初来，情况不熟悉，这不要紧，我已经为你们物色了一个助手，就是汉族文化促进会的李佩珂，他人头熟，过去与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的联系就是由他负责的。我打算让他挂个副委员长的名，兼任秘书长。” 茅盾心想既然来了新疆，就应该为新疆的文化发展多做点事，不仅仅在新疆学院教几十个学生。然而，当他问盛世才对文化协会的工作有什么指示时，盛世才却说：“你们先立个章程，订个一年计划，我想最好能尽快编出一套小学教科书来，当然要符合六大政府啦！”茅盾不禁在心里叫起苦来，但他揣摸不透盛世才为何“杀鸡用牛刀”。他只好耐着性子，一边当教师，一边做小编辑。从此，在学院里，他是“沈系主任”，在官场上，则是“沈委员长”。三六、逃出魔爪 从6月份起制造“患病”舆论以来，茅盾时时刻刻在寻找逃出新疆的机会。但他知道凡事“欲速则不达”，因此在外间丝毫不露声色，继续“生病”。 1940年春节后的一天，屋外下着大雪，茅盾和女儿沈霞在屋内谈诗说文。他问女儿：“用什么比喻下雪最好？”亚男随口吟出：“未若柳絮因风起。”茅盾说：“你这是拾人牙慧。 你看那窗外的大雪，哪里像柳絮呢？”亚男往窗外看了片刻说：“是不像。”茅盾又问女儿：“《世说新语》中那一则《言语》，你还能背得出吗？” 女儿摇摇头。他便背诵起来：“谢太傅雪日内集儿女讲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 “爸爸，你记性真好！”女儿赞叹道。坐在一旁补衣服的母亲说：“你爸连《红楼梦》都背得下来呢！”女儿问爸爸是背给谁听的。茅盾不肯回答。女儿便缠住母亲问。孔德沚只好停下针线，对女儿说：“那是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你爸爸有事去开明书店。章锡琛、郑振铎还有几个老朋友聚在一起谈话。章锡琛说你爸爸能背出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来，振铎不相信，说灵不灵当场试验。你爸爸推脱不掉，只好请他们指定一回，滔滔不绝地背了出来。 朋友们才服了。德鸿，我没有给你夸大吧？” 茅盾说：“是这么回事。”接着又和女儿议论下雪：“从古以来的人，和你一样，都以谢道韫的比喻为佳胜。自然，柳絮因风起，多么清灵俊逸；但这是江南的雪景呵！如果说北方，我看她哥哥谢胡用‘撒盐’来比拟，实在也没有错。当然北方也有下大朵雪花的时候，那也是‘柳絮’了，不过，总是‘撒盐’时居多。你说，是不是这样？” 亚男再次望了望窗外“撒盐”似的大雪，问：“爸爸，如果要你写这大雪，您也把它比喻成‘撒盐’吗？” “那怎么行呢！写作要有自己的发现、创造才行。”茅盾说着，走到书桌前，捡出一张笺纸递给女儿：“这是爸爸写的一首绝句，你看好不好？”亚男接过来，念道：“纷飞玉屑到帘栊，大地银铺一望中，初试爬梨呼女伴：阿爹新买玉花骢。” 这时，忽然张仲实来了。他说：“雁冰兄，情况越来越不妙了。我昨天去拜访了孟一鸣。 他说盛世才已在怀疑我了。” “有根据吗？”茅盾问。 “他说盛世才多次问起我，问我回国多久了，是不是共产党员。仓只好回答不清楚。我想去找盛世才当面说说清楚，老孟不赞成，他说盛世才既然已经怀疑，我去解释也没有用，相反只能增加他的怀疑。”茅盾认为孟一鸣说得有道理，又问他：“老孟说到盛世才怀疑我了吗？”张仲实说：“孟一鸣认为盛世才对你似乎还没有怀疑，你的历史盛世才好像知道得很清楚。不过，是不是也有人在盛世才耳边说你什么，他还不清楚。据他估计，大概短期内还不会对我们采取行动。” 茅盾劝他不必过于紧张，然而他也感到，长此下去危险会一日甚于一日，必须设法早日离开新疆。 两人还谈到，杜重远最近再次要求回内地治病，又遭到盛世才借口没有交通工具而拒绝。 他们都为这个老朋友岌岌可危的处境担忧。午饭过后，他们两人正在聊天，突然督办公署来人通知张仲实，说盛督办叫他立即前去公署。张仲实敏感地低声对茅盾说：“恐怕要出事了！” 茅盾的妻子急得要哭了：“这下怎么办呀？张先生──”事到如此，他们有什么办法可想呢？茅盾握着张仲实的手说：“多多保重！”张仲实穿上皮大衣，戴上帽子，迎着“撒盐”似的大雪向盛世才的督办公署去了。 茅盾夫妇像热锅上的蚂蚁，不时看看电话，希望张仲实来个电话报平安；但又怕电话骤然响起传来凶信。到晚上七点钟，孔德沚才摆晚饭。他们刚拿起筷子，张仲实竟来了。 茅盾夫妇喜出望外，忙问究竟。 张仲实余悸未消地说：“唉呀呀，我这几个钟头就像是闯过了鬼门关。”茅盾妻子特地为他开了一瓶名酒，斟上一杯说：“张先生，你先压压惊。”张仲实告诉他们：“我到了督办公署，并未见到盛世才，也未被引到他通常会见我们的西客厅，却被盛的副官带到了一间厢房，说督办请我等一等。谁知我这一等就等了两个多小时！你们可以想见，这两个多小时我是怎么熬过来的。盛世才终于来了，手中拿着一份材料，说要我修改一下，并对我久等表示歉意。 说完他就走了。那是一份极普通的材料，我用十几分钟就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请副官翔实我盛世才。一会儿副官回来对我说，请张先生回去罢。你们看，就是这么一回事。” 茅盾说：“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吧？” 张仲实分析说：“盛世才要我修改材料，完全是借口，因为没有必要为这样一份材料让我等两个小时，他可以派人把材料送到我家。猜想起来，他本来想把我抓起来，所以把我带到了厢房。后来又犹豫了，反复权衡了两个小时，才借口让我修改材料，把我放了。雁冰，你说是不是这样？” 茅盾点头说：“你这分析合乎情理，但是盛世才为会么要抓你呢？倒使人难以捉摸。” 张仲实说：“我早年在苏联留学，参加了共产党，回国后因故脱党，这些不能成为抓我的理由，除非因为我与杜重远的关系比较密切。” 茅盾想到他去年新疆，是杜重远建议盛世才发出邀请的，自己与杜重远的关系同样密切。 不知那一天盛世才心血来潮也把我“请”了去，那就不知道能不能像张仲实这次平安脱险了。 第二天、两人按昨晚的约定，一起去找孟一鸣，茅盾问孟一鸣：“党组织有什么办法能帮助我们脱离险境吗？”孟一鸣说，他与陈潭秋、毛泽东两同志商量过，都认为当前是张仲实面临着危险。 “那我怎么办？”张仲实着急地问，孟一鸣为张仲实出主意：“万一盛世才下一次真的把你抓起来了，你就说你是共产党员。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出面向盛世才证明你的确是共产党员，只不过是经过延安派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你要出来，送到延安去。”“好的，就这样！”张仲实胆子壮了许多。 “我呢？”茅盾忙问。孟一鸣分析说：“估计盛世才顾虑到你在国内外的影响，还不会对你下手。万一发生了什么，我们再另想办法。当然，你也要时刻警惕。” 2月底，萨空了来向茅盾辞行，说是要送妻子去重庆动手术，并说：“盛世才告诉我，如果国民大会召开，就让我作为新疆代表。还说，另外两位代表是你和张仲实。”茅盾和张仲实分析，盛世才的这个姿态对他们也许是个好兆头。 几天以后，张仲实收到他的伯母去世的电报。经过与孟一鸣商量，他给盛世才写一封辞意恳切的信，说他从小由伯母抚养长大，现在伯母去世，想请假回去安葬。信送出去之后，他们估计盛世才不大会同意。然而，他居然准了假，并说一有便机即可以走。张仲实是多么高兴呵！他天天等飞机。虽然经常见到飞机从空中飞过，但督办公署经常给他的答复总是“没有飞机”。一个多月过去了，他也没有走成。 “四·一二”新疆革命七周年活动那天，茅盾又被请去骑马阅兵。这回他已能自己坐在马上，不要人牵着走了。然而，他却无心观赏阅兵的场面。他眼望着盛世才，心里想的是，何时才能摆脱这个“土皇帝”的魔爪呢？4月20日上午，茅盾突然收到他二叔发自上海的一封加急电报：“大嫂已于十七日在乌镇病故，丧事已毕。” 茅盾心痛如绞，孔德沚捧着电报放声痛哭。她想起婆婆把她当亲生女儿一般疼爱，哭着责怪丈夫不该到这能进不能出的地方来，弄得无法回去去奔丧。茅盾的眼泪也潸潸而下。 他想到父亲去世后的三十年来，母亲几乎一直过着孤单的生活，她以最深沉的爱培育两个儿子成长，又支持他们远走高飞，投身革命，却从不企求补偿。她劳碌一生，而在弥留之际却见不到一个亲人。忽然，他心中一亮：“我何不学张仲实的办法，也来个请假奔丧？盛世才一向以孝道教人，既然允许仲实奔丧，大概也不会拒绝我吧。不管盛世才是真心还需要假意，无论如何这是我请假回内地的一个理由，一个机会，一个借口，值得一试。” 挂通了电话，茅盾说他接到上海电报，母亲病故，虽说丧事已毕，但还有些后事需要请假回去料理。盛世才沉默片刻，就同意了。茅盾接着说：“督办，我母亲的丧事已办完，但我还想在这里开丧遥祭一下。您看是否可以？” 盛世才大声说：“沈先生孝心可嘉，完全应该，应该。”“那么回头我拟个讣文，请督办过目，如果可以的话，请交《新疆日报》刊登。”“好的。”茅盾当即拟写了一个讣告，内称： “母亲病故，经请示盛督办，将于4月*日在本市开丧遥祭，并已获准请假回乡料理后事。” 22日一早，茅盾一家穿了素白的孝服，来到设在汉族文化促进总会的灵堂内，伫立在茅盾母亲陈爱珠遗像的一侧。盛世才的代表卢毓麟第一个来祭奠，依次吊唁的是各厅厅长和各机关首长。下午，茅盾前往督办公署向盛世才谢孝，又去向各厅长谢孝。 张仲实来看望茅盾，说盛世才已答应他和茅盾一道回内地。 24日，茅盾和张仲实来到督办公署，参加盛世才为他们举办的饯行宴会。在宴会上，盛世才冠冕堂皇地说：“沈先生、张先生为慈母、伯母奔丧，请假回内地，你们孝道可嘉，我盛某岂有不准假之理？我衷心感谢你们一年来在新疆帮忙作了许多工作，希望沈、张二位先生在事后再来新疆。” 茅盾和张仲实也相继讲话，表示感谢盛世才的款待，并说：“办完事一定再回来。” 过了两天，茅盾借着向盛世才请示如何交代文化协会工作的机会，顺便问他哪一天能走。 盛世才却回答：“现在没有飞机，什么时候有，我会通知你们的。”张仲实听了茅盾转述的这番话，着急地说：“糟了！当初他也是这样答复我的。他可以借口没有飞机，一直拖延下去。”“那不行。我们必须趁热打铁，不能让他拖。”茅盾果敢地说。 两人又去找孟一鸣求援。孟一鸣说：“盛世才对我说过，你们这一走是不会回来了。不过，你们这次声势造得不错，这是有利条件。如果你们提出乘汽车，盛世才是无法拒绝的。只是路上很不安全，万一有人扮成土匪半路上截去，就毫无办法。至于坐飞机，你们不妨私下找苏联总领事，也许他有办法。”“我们私下找总领事，会不会引起盛世才的怀疑？”张仲实有点担心。 茅盾说：“不会的。我们是中苏文化协会正副会长，现在要回内地，完全有理由去拜会总领事。” 在苏联领事馆，总领事告诉他们，这几天正好有一架交通飞机要从莫斯科来迪化，过了“五一”节就飞往重庆。盛世才驻重庆的代表张元夫就是搭这架飞机回重庆。茅盾心想，盛世才对他俩保密，看来还是不想让他们走。于是他请苏联总领事想办法让他们搭这架飞机走。 “我当然愿意帮忙，不过总要得到盛督办的同意才行。”总领事说完，想了一会儿，就如此这般说了一个办法。 “五一”节，盛世才宴请苏联总领事，请茅盾和张仲实也赴宴。在宴会上，他们瞅准盛世才正与苏联总领事交谈，便走过去敬酒，趁机问道：“督办，听说有一架飞重庆的苏联飞机，不知我们能不能搭这架飞机走？”“哦，哦，只是这架飞机是苏联的，请你们问问总领事。” 茅盾立即问苏联总领事：“总领事，盛督办已经同意我们回内地，我们可以搭贵国的飞机走吗？” 总领事爽快地答道：“盛督办同意了，当然可以，可以。”盛世才不好再阻拦，举杯对茅盾、张仲实说：“我祝你们二位一路平安！” 事后他俩见到苏联总领事，三人哈哈大笑，原来这是总领事出的妙计，他们如法炮制，果然成功。 5月4日晚上，茅盾和妻子送走了最后几个前来送行的朋友，准备早点休息。因明天上午就要乘飞机离开新疆。突然，电话铃急骤地响起，一听，是盛世才打来的，不禁一惊： 难道又要出事？盛世才寒暄了几句，忽然问：“你的儿子不是在新疆学院读书吗？他是不是去内地呀？”茅盾心想，莫非他要拿我儿子作人质？顿时紧张得额头渗出冷汗，镇静了一下马上回答：“督办弄错了，我的儿子去年十二月就退学了，他有病，支持不了紧张的学习，我正打算这次把他带到内地去好好治一治病哩。”盛世才沉默了片刻，终于说：“那就去治病罢，明天我为你们送行。” 第二天，盛世才在架着机关枪的两卡车警卫护卫下，来到了迪化机场。 茅盾面带笑容与这位新疆土皇帝交谈着，心却忐忑不安，怦怦跳动。只要飞机未起飞，盛世才一声令下，他们一家和张仲实便会立刻成为阶下囚。 9时，飞机轰鸣着离开跑道，昂首冲向蓝天。茅盾眺望着舷窗外起伏的天山山峦，全身顿时漾溢阗一种难以言说的轻松感：啊，我们总算逃出了迪化！逃出了牢笼！ 12时，飞机在哈密降落。张元夫对茅盾说，要在哈密过夜。哈密行政长刘西屏在外宾待所设宴欢迎茅盾一行。由于他们在迪化已从孟一鸣处获知刘西屏是从延安来的共产党员，因此这次的宴会气氛比一年前更融洽，茅盾也破例喝了几杯香槟酒。然而这一夜，茅盾夫妇却久久不能入睡。他对妻子说：“我总觉得飞机在哈密停留有点蹊跷，不是说好飞机从迪化直飞兰州的吗？”“是呀，这事真奇怪……”妻子说。“我真担心，怕再出事。盛世才这人是什么手段都会使出来的！” 果然如此。午夜12点，盛世才给刘西屏打来电话，命令他把茅盾和张仲实扣留起来。 过了半小时，盛世才又电令刘西屏先不要行动，他要再考虑考虑。深夜三点，盛世才第三次打电话给刘西屏：“算了，让他们走吧！” 刘西屏怕盛世才反悔，天蒙蒙亮就去催促茅盾等人赶快起程。他想，在飞机当着苏联人的面，盛世才就不便再扣留他们。驱车来到机场，他们又等了一个多小时，刘西屏耐心地陪伴着，直到茅盾、张仲实再次登上飞机，双方挥手告别。 飞机载着茅盾一家和张仲实向东方飞去。当玫瑰色的朝霞染红了天际，茅盾鸟瞰大地，飞机正飞越猩猩峡。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脸上现出了疲倦而胜利的微笑，缍终于逃出魔爪了！三七、到延安去 苏联的那架交通飞机降落在兰州机场。茅盾等人仍住进兰州招待所，准备第二天清晨继续乘飞机飞往重庆。他已给重庆的友人拍了几封电报。 晚饭后，茅盾和张仲实正想早点休息，张元夫忽然来通知他们：因为傅作义将军有急事要搭飞机，请他们迟走几天，搭下一班飞机去重庆。 茅盾问张元夫：“傅将军怎么会知道我们这架飞机去重庆？” 张元夫吞吞吐吐地说：“这个，这个，他们自然消息灵通。” 听到这位盛世才的代表如此说，茅盾心中冷笑道：哼，才飞出新疆，我们的“身价”在你的眼里就变了。于是说：“张仲实先生是单身一人，飞机上不会只缺他一个位子，我们一家可以留下。” “不，不，我还是和沈先生一起行动。”张仲实连忙推让。 看到张元夫还想噜苏什么，茅盾冷冷地说：“张先生不必解释了，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又无公干在身，早走迟走无所谓。只是要麻烦你派人把飞机上我们的东西送到这里来。” “好，好，这事我来办，您放心！”张元夫一迭声地说着走了。 茅盾的妻子嗔怪张仲实不该谦让：“张先生太老实了，你这一让让掉了一张飞机票，要飞重庆，只好自己掏腰包了。” 张仲实却坦然地说：“我原来就不想去重庆，现在你们都留在兰州，我一个人更不想去了。” “您想去延安？”茅盾问。 “对，延安。在迪化我问过孟一鸣，他说到了西安找八路军办事处就行。”张仲实又劝他俩，“你们也去延安看看吧！” 夜晚，茅盾和妻子商量此事，他说：“如果交通方便，我们就和仲实同去延安，两个孩子可以进延安的抗日大学、陕北公学学习。” “也好。听说闻天、琴秋都在那边，我真想见见他们！”妻子说。 由于买不到飞机票，茅盾去找西北公路局的沈局长帮忙。过了一天，沈局长告诉茅盾，正好青海有一位活佛要去重庆，也因为买不到飞机票，甘肃省政府指令西北公路局为他开一辆专车，经西安去重庆。他已跟那位活佛说好，让他们搭他的专车去西安。 1940年5月14日，茅盾一家和张仲实登上了开往西安的专车。那位活佛是喜饶嘉错，他带着一个秘书、两个随从，坐在车前面，茅盾等五人坐在中间。 因为风雪，他们在华家岭滞留了三天。第四天翻越了六盘山，汽车在无边无际的黄土高原上奔驰。 专车的司机对茅盾说，塬上水贵如油，除了天上落下来的，就得从百丈深的井里打上来，人们难得洗上一次脸。停车休息时，茅盾和张仲实走进白杨树下的几户人家参加。 眼前的情景使他想起曾经听到的传说：西北有些地方大姑娘穷得没有裤子穿。刹时他感慨万分： 这黄土高原是肥沃的，然而在它上面生息的人民却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 5月19日下午，他们经咸阳抵古城西安。由于敌机炸坏了发电厂，没有电灯，照明的只是蜡烛。 当晚7点，又一次响起敌机空袭的警报。茅盾夫妇和两个孩子在乘车到郊外躲警报时失散了。孔德沚急得哭了。茅盾安慰妻子：“你别急，我想，不会出事的吧。”来到郊外，在一块麦地里，他们砰碰巧见到亚男、阿桑坐在那里，心上的大石头才落下地。 第二天下午，茅盾和张仲实找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两人走进客厅，意外地见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 茅盾是第一次见到久闻大名的朱德总司令，感到他是一位话语不多的敦厚长者。周恩来详细询问了他们离开新疆的经过，并问他们今后有何打算。 茅盾和张仲实都说想去延安。 “好啊，”周恩来说，“你们无论是去参观还是去工作，我们都欢迎。正巧总司令过几天要回延安，你们可以同他一道走，这样路上的安全了有了保证。噢，你们也许还不知道，近年来，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去延安的沿途设下重重关卡，随便抓人。我们对于自愿去延安的青年，采取集中后分批护送的办法。去的青年都换上军装，充作八路军的人员。但即使这样，仍发生过多起国民党特务机关截留卡车的事件。不过，你们这次搭总司令的车队去延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是不敢留难的。” 茅盾请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给他们简略地讲了抗战的形势。从中了解到一年来敌我形势的变化，敌军的进攻和“扫荡”，根据地的扩大和胜利，以及国民党愈演愈烈的反共内战政策。朱德还告诉他们：前不久军队在山西大举进犯我八路军，被我军一举歼灭了朱怀冰的三个师。 “总司令原来要去重庆就是为了这件事。现在总司令不去了，我代他去重庆，跟国民党谈判。”周恩来说，“至于你们去延安的准备工作，请我们办事处的主任跟你们谈吧。” 办事处主任告诉他们，总司令是24日走，他们得在22日下午雇几辆人力车，直接拉到大门口，他派人在门口接。 5月24日出发前，茅盾的女儿、儿子换上了军装，并且各起了一个假名。他和妻子仍旧穿便服，因为他们是知名人士、可以冠冕堂皇地前去延安参观，如果也换穿军装，冒充朱司令的随从，也不像。 临上车时，负责照顾茅盾几人的陈绪宗对他们说，到延安要走三天，第一天在国民党统治区过夜，那里布满了国民党特务，行动稍一不慎，就有被绑架的危险。他特别警告阿桑：“路上休息，你下车后不要乱走，不要看热闹。年前有个延安的青年，走到街上，一个国民党特务故意撞他一下，反而诬告他打人，就被预先等在旁边的宪兵抓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交涉抗议都没有用，而汽车又不能因他一人滞留下来。” 这天傍晚，车抵铜川。朱总司令下榻在一家旅馆，他们在另一家旅店住宿。子夜时分，突然响起一阵嘈杂的人声。茅盾连忙起身。陈绪宗不让他出去，自己走到门外。一会儿，响起陈绪宗和那些人的大声争吵声。原来他们国民党的宪兵，声称奉命搜查一名可疑分子。 陈绪宗不准他们进屋，把他们拦在门外。负责护送车队的副官闻讯赶来，他亮出朱总司令的通行征，坚决拒绝宪兵的无理要求。在双方各不相让之际，来了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对副官说误会了，请副官到他们的司令部去谈谈。那群宪兵就尾随着溜走了。 翌日一早，车队又上路了。下午1时，来到桥山脚下。山坡上一片苍翠蓊郁的古柏，簇拥着“轩辕黄帝陵”。车队停下来，茅盾一家、张仲实等人在朱总司令率领下拾级而上，登山拜谒帝陵。黄帝陵管理处的负责人前来担任向导。 茅盾看到陵墓古朴雄伟而又带点清凉，迎面是一个巨大的土冢，冢前有一座汉武帝时建筑的祈仙台，台前立一块大石碑，陵墓两旁的许多石碑上刻着祭文。 他们在陵前留影时后，朱总司令要茅盾给大家讲讲黄帝的故事。他推辞不掉，就只好提高声音简略地讲了讲：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姓姬，号轩辕氏，相传是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用现代的话说，大概是中国氏族社会最早的各族落公认的首领。黄帝既有武功又擅文治，他先打败了炎帝，后又击杀蚩尤于涿鹿之野。在他统治下有许多发明创造：他手下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他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和缧丝。他又与一个叫歧伯的医生编了中国第一部医书《内经》……。当然，这些都传说，或者是神话但这些神话传说在人们口头传颂了五千多年，正证明了黄帝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他代表了我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茅盾讲完后，朱总司令带头鼓掌，幽默地说：“刚才沈先生讲了历史上的黄帝，现在我再讲一讲当代的黄帝──我们这些黄帝的裔胄。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光辉的历史，然而近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却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百般欺凌，被称作‘东亚病夫’。现在，这个古老的民族觉醒了！我们这些黄帝的子孙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烽火，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着神圣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战争。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也一定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现在有人想阻挠抗日战争的胜利，想妥协投降，这种人是黄帝的不肖子孙！……” 听着朱总司令的即兴演说，茅盾不住地点头。昨天晚饭后，朱总司令特地来看望他们。在闲谈中，他发现这位名震中外的将军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和他们谈的话题是杜甫、白居易。临分别时还提议明天经过黄帝陵时要上去拜谒一番。现在他又发现，朱总司令还有很好的演说才能，他的话虽不多，却极富煽动力，让听的人头脑清醒，热血沸腾。 下午4时许，三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经过最后一道国民党军队的关卡，进入了陕甘宁边区。汽车停下来让人们稍事休息。 沈霞、沈霜和其他青年都跳下车去，兴奋地跳着、笑着、唱着，尽情地倾泄第一次踏自由土地的欢乐感情。 茅盾看着欢呼跳跃的一双儿女和青年们，他也感到浑身轻松、愉快。 1940年5月26日下午2时，茅盾乘坐的汽车到达延安南郊七里铺。由于他们比朱总司令的汽车迟到了二十分钟，朱总司令和到七里铺欢迎的人群已经进城去了。公路旁还停着两辆小娇车，站着五六个迎候他们的人。 坐在驾驶室里的茅盾妻子先下了车，忙着向一个穿灰军装、戴眼镜的高个子奔去，一面兴奋地喊着：“闻天！闻天！” 茅盾正从卡车后面爬下来，听到妻子的喊声，也急忙向张闻天走去。 张闻天热情地向他们伸过双手，笑着说：“一路辛苦了，欢迎！欢迎！” “七八年不见了，你还是老样子。”茅盾说。 早在建党初期，茅盾和张闻天就因工作关系而认识了。茅盾的弟弟沈泽民与张闻天是同学、好友，曾一起赴日本留学。后来加入了共产党，投身革命。 这时，一位身材瘦小的同志走过来，用上海口音问茅盾：“沈先生，侬还认得我？” 茅盾仔细端详那人，觉得很面熟，却一时记不起名字，便说：“好像见过面。” 那人哈哈大笑道：“我就是虹口分店的廖陈云。” “哦，陈云！老朋友，老朋友。那年我们一起发动商务印书馆大罢工，你多年青年呀！” “沈先生那年不也一样是个小伙子吗！”陈云说，“后来我被党派往苏联学习，我们就再未见过面。” “对，对！算起来有十四年了。日子过得真快，你看，我都成了小老头了。”茅盾感慨地说。 张闻天、陈云请茅盾、张仲实和茅盾的妻子、儿女换乘小卧车进城。在南门外，他们受到不少机关、学校代表的欢迎。茅盾的弟媳妇张琴秋也来了。 茅盾他们在亲人和同志们的簇拥下向延安城里走去。这位一向以冷静稳健著称的作家，此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了。三八、清凉山下路 初夏的陕北高原，红杜鹃、山丹丹开得格外红艳，信天游有民歌更加嘹亮、悦耳。 茅盾住进延安南门外中共中央交际处的窑洞里，第二天早餐是小米粥，又糯又香。 他看到儿子不喜欢吃，就对两个孩子说：“这在上海是难得吃到的。你们不但要习惯于喝小米粥，还要习惯于吃小米饭，因为我们要在延安长住下去，你们将进抗大或其它学校学习。” 正说时，张琴秋来看望他们了。她是延安女子大学教育长，建议茅盾让女儿沈霞进“女大”。听说“女大”是新创办的学校，专门培养女青年，茅盾觉得这对女儿很合适，而沈霞也愿意进“女大”。张琴秋又建议沈霜进“毛泽东青干校”，但是沈霜连声说：“不去，不去！ 什么‘青干校’，《西行漫记》上有个‘陕北公学’，我要进‘陕公’！“茅盾见儿子执意进”陕公，就同意子。 张琴秋才离开，张闻天走进了窑洞。他问：“住窑洞，你们是第一次吧？” “嗯，平生第一次。真正是别有风味！”茅盾脸上现出舒心的笑容。 他们促膝叙旧，长谈八九年来上海文艺界的情形。张闻天问茅盾今后有什么打算？ “我准备在延安住下去，有机会想到前方看看。”茅盾答。 张闻天表示欢迎。然后，他陪同茅盾去拜望了毛泽东。茅盾回来后对妻子说：“润芝还是那样，谈笑风生，跟十多年前没有两样。” 6月初的一天，茅盾正在家里阅读吴玉章主编的《中国文化》，门外忽然响起一个人的湖南口音：“雁冰在家吗？” 茅盾就声把毛泽东迎进窑洞。 毛泽东对他说，直到今天才来问候他和夫人、孩子，实在是太忙，请他们原谅，并拿出一本《新民主主义论》送给茅盾：“刚刚出版。您上大作家、评论家，请您看后多多批评呵！” 两个老朋友无拘无束地从上海、延安的文艺活动，谈到中国的古典文学，还交谈了对《红楼梦》的评价。 中午，茅盾留毛泽东吃便饭。在饭桌上，毛泽东问到他今后的创作活动。他说：“在新疆呆了一年，使我深感大大落后于沸腾的生活，非常需要补课。我想多读点东西，再到前线、后方走走，体验体验生活。我今后仍想搞我的创作。” 毛泽东听了频频点头，说：“价钱这个想法，很好！我建议你搬到鲁艺去住。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罢。” 在这之前，曾有人劝茅盾搬到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去住，并说丁玲等作家都住在那里。现在听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搬到鲁艺，他对毛泽东说：“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 茅盾的妻子看到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甚至在饭桌上也不停，而饭却吃得很少，便劝他戒烟。 毛泽东摇了摇头，幽默地说：“戒不了罗！前几年医生命令我戒烟，我服从了，可是后来又抽上了。扑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顽固分子。” 送走了毛泽东，茅盾就翻开《新民主主义论》贪婪地看起来，不时用红笔划出重要的句子，并读出声来。 和毛泽东谈话后的第二天，茅盾就把家搬到了桥儿沟的鲁迅艺术学院。主持鲁艺的周扬领他走进特地为他们准备的两孔窑洞，并对他说：“这里一排排的窑洞，都是鲁艺的学员们挖的。” “哦，这两孔窑洞还是套间呢！”茅盾的妻子惊喜地喊。 茅盾也看到两孔窑洞一孔有门，另一孔只有窗户，两孔间有一通道。洞壁刷了白灰，洞口向阳，窗格上虽糊的是白纸，光线却很充足。茅盾夫妇商量，里面一孔作卧室和书房，外面一孔作客厅兼饭厅。 窑洞前是一块小平台。周扬说：“您写作乏累了，可以在这里散步；天热了，这里可以纳凉。” “晾衣裳、晒被子，也是个好地方。”茅盾妻子插话说。 平台下面是翠绿的菜地，有许多正在泛红的蕃茄。不远处传来潺潺的溪水声。窑洞离地面仅两米，十几步台阶，进出方便。茅盾对这个住处很满意。 周扬指着附近几孔窑洞说：“那里是伙房。我给你们派一个警卫员，叫任先智，帮你们打水、打饭，明天来报到，你们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就是。” 小警卫员准时来报到了。 “这是我爱人，”茅盾指着妻子说，“以后你就叫她德止吧。” 茅盾妻子笑着说：“往后就多麻烦你了，你有什么事要我们帮助的，只管说，别客气。从新疆出来时，走的太急，好多东西都没有带来，看你鞋子破得不像样了，我还带了一块布，就给你做两面三两双鞋子穿吧。” 小警卫员推辞说不要。茅盾叫他不用客气，等妻子做好了就交给他。说完叫来女儿、儿子，介绍说：“这是我的两个孩子，女儿叫沈霞，儿子叫沈霜。”孔德沚补充说：“你就叫她亚男，叫他阿桑吧！我们都是这样叫。” 从此，这个小任每天负责茅盾的警卫，给茅盾拿公文包，送信件，牵马匹，打饭，打水和采购东西。 搬到鲁艺以后，茅盾应邀去给鲁艺文学系的学员讲中国市民文学发展史。从新疆出一时，他什么书都没有带。此时要讲课，总不能只凭记忆吧？他便去找周扬。周扬给他拿来了一本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这是一本材料十分丰富的著作。茅盾如获至宝，参考这本书又凭他的博闻强记，他边写边讲《中国市民文学概论》。 盘腿坐在篮球场上的鲁艺学员，神情专注地听茅盾分析市民文学的三部代表作《水浒》、《西游记》和《红楼梦》。 在教学之余，茅盾还到学员住的窑洞串门。他谦逊亲切的态度使学员们无拘无束地提出许多问题。他对学员们谈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也讲荷马史诗，赞美《伊里亚特》、《奥德赛》中形象的准确性、独创性。他说：“譬如，荷马的作品描写战士们打仗的勇敢，说是像苍蝇一样的勇敢。以苍蝇的勇敢形容战士们的前仆后继，而不是像老虎一样勇敢，细研究起来是很对的。苍蝇这东西，你把它赶走了，它又回来，百折不回，这不是勇敢吗？老虎狮子虽猛，但人们很少看见，苍蝇的勇敢是一般人天天都看得到的，但一般人却想不到用苍蝇来形容勇士的再接再厉。你们读荷马的史诗，就会知道他是多么善于观察生活，创造出含义深刻而又新颖的字句啊！……” 有时，他走出自家的窑洞，绕过另一个山头，到鲁艺教员居住的东山住宅区去和新老朋友谈心，观察人，体验生活。这里是文艺家之家，茅盾发现每一个窑洞的布置装饰各各不同，反映出主人的独特的个性来。艺术家们凭最简陋的物质条件将他们的住所（窑洞） 布置得或清雅，或明艳，或雄壮，或奇特。每当夕阳在山，红霞照眼，这遥遥相对的东西两山（教员住宅区与美术工场区），便有一簇一簇的人儿，在他们门前的广场上逍遥散步，谈天游戏。艺术家的夫人们，用她们自制的小坐车推着孩子们慢慢地走，或是抱着挽着孩子聚在一堆谈天。她们也是一律的灰布制服，但是她们的“小天使们”却一个个打扮得新奇艳丽。 给他留下鲜明而深刻印象的，是夏季晚上的鲁艺。后来他追记道：“……月圆之夜，天空无半点云彩，仰视长空，万里深蓝，明星点点。这时候，‘鲁艺’大礼堂后边第一个院子里，正展开一幅诗意的画面，两列峨特式的石头建筑，巍然隔院对峙，这是学生的宿舍。…… 月明之下，树影婆娑，三人五人一小堆的青年，席地而坐，有靠着一株树的，也有在游廊的石级上的，有人在低语谈心，有人在月光下看书。但也有人琮琮地弹着曼陀琳，有人在低声的和唱，如微风穿幽篁，悠然而又洒然，但渐渐和唱者多了，从宿舍里也传出了歌曲的旋律。 于是，突然男是音、女高音一齐迸发，曼陀琳以外又加进了小提琴和箫管，错落回旋，而终于大家不谋而合地唱起‘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来。……这些穿灰制服吃小米饭的青年男女，就是这样的感情淋漓，大气磅礴的！”（《记“鲁迅艺术文学院”》） 在这段时间里，茅盾自己也穿着一身八路军的灰布制服，天天吃的小米饭或南瓜汤，只是由于他患眼病而常戴一副墨镜，与别人稍有不同。 除了在鲁艺讲课，茅盾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从事写作、参加文艺活动或开会。他每周至少从桥儿沟骑马进城两三次，去参加各种活动。开头由警卫员小任牵着马，后来他就独自进城了。在经过延河滩上的飞机场时，还能策马小跑几步。有时路过王家坪前的桃园，他会跳下马来桃树绿荫下的石凳上休息片刻，喝上一杯洌茶，买一棒红枣品尝，或者和在那里游憩的青年们交谈。 9月下旬一天，张闻天来到桥儿沟茅盾住的窑洞，递给他一封周恩来从重庆打来的电报。电报的大意是：郭沫若等人已退出第三厅，政治部另外组织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仍由郭沫若主持。为民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希望茅盾能来重庆工作，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张闻天向他介绍了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经过后说：“文化工作委员会虽说是研究机构，但我们只要有这块合法的招牌，仍然可以做许多工作。恩来想请你去重庆，就是考虑到你在国内外的名声，在那种环境里活动比较方便，国民党对你也奈何不得。不过，这只是我们的建议，我们知道你全家都来延安了，你原来不打算再出去的，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也不必勉强。” 这件事太突然了。茅盾心想去重庆工作，并无困难；两个孩子，当然留在延安；德止，愿意守着孩子还是跟着我，由她自己决定。只有一件事弄得很局促…… 所谓“一件事”，是前几天，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里工作的张仲实兴冲冲地跑来告诉茅盾，他的党籍问题已经解决了，劝茅盾也在延安解决这个问题。茅盾与妻子商量后，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向党提出。但现在突然要他去重庆工作，这事怎么办呢？ 张闻天见他沉默不语，就对他说：“你和德止姐商量商量，我过两天再来听你的回音。” 茅盾立刻说：“不必商量了，既然那边工作需要，我听从分配。两个孩子就留在这里。” 张闻天又说：“德止姐如果放心不下孩子，也可以留下。” “不，我同雁冰一起行动，孩子已经大了，托琴秋照顾就行了。”茅盾妻子急忙说。 “那样也好，两个人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孩子留在延安，请你们放心，我们都会照顾的。”张闻天又说，“董必武同志下个月要去重庆，你们可以和他同行，这样路上比较安全。 现在行期尚未定，你们可以先搬到交际处去，在那里还要作些准备工作。” 茅盾送张闻天走出窑洞，向沟底慢慢走去的时候，说：“有一件事原来想找个机会正式向你提出的，现在来不及了，只好简单地讲一讲。” 张闻天停下了脚步。 茅盾郑重地说：“我请求党中央研究一下我的党籍问题，如能恢复党籍，一则了却我十年来的心愿，二则到了重庆也能在党的直接指挥下进行工作。” “你这个愿望很好，等我回去提交书记处研究后再答复你。”张闻天握着他的手说。 回到窑洞，警卫员小任迎上来：“首长，你是要到重庆去吗？” 茅盾看着这个跟了自己四个月的小同志说：“是的。小任，我想叫你同我一道去重庆，到那里我可以继续教你学文化。” 小任高兴地回答：“我也想去，等我请示一下警了团的首长。”结果警卫团的领导没有同意小任的要求，他只好两眼含着泪花跟茅盾夫妇告别。 孔德沚拿出刚缝制好的两双蓝色花格布凉鞋，递到他手里：“做的不好，你拿去穿吧。” 过了几天，茅盾辞别了周扬和鲁艺的一些朋友，搬到南门外交际处去了。他托张琴秋和张仲实照顾两个孩子，又再三叮嘱沈霞、沈霜应注意的事情。沈霞、沈霜在四个月里已过惯了集体生活，对即将离去的父母并不怎么留恋。茅盾的妻子却一手拉着女儿，一手抱着儿子啜泣起来。 张闻天来到交际处，告诉茅盾：“中央书记处认真研究了你的要求，认为你目前留在党外，对今后的工作，对人民的事业，更为有利，希望你能理解。” 对于党中央作出的决定，茅盾当然是理解的。 临行前，他和妻子到杨家岭向毛泽东辞行。茅盾说：“我把两个孩子交给了党，请党来教育他们吧。” “这很好嘛。你现在把两个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 10月10日，茅盾和夫人由周扬等人陪同，从交际处步行出来，身后是一头毛驴，驮着他们简单的行李：一口书箱，一卷铺盖。他们缓步来到列对欢送的鲁艺学员们前面。热烈的口号响起来了：“欢迎茅盾同志再来鲁艺！” “欢迎茅盾同志再来延安！” 茅盾和妻子没有演讲，没有说话，只是一边挥手，一边擦泪，频频点头告别，向前走去，踏上了新的征程。 两年后，茅盾在一首诗中写道： 鱼龙曼衍夸韬略， 吞火跳丸寿总戎。 却忆清凉山下路， 千红万紫斗春风。三九、雾都来去 茅盾夫妇于1940年11月下旬来到山城重庆。这时，雾季已经来临，到处是湿漉漉的，许多天见不到一线阳光。 日本飞机大轰炸后留下的一个个炸弹坑，成了一汪汪的水潭。雾蒙蒙中的一处处房屋，大都被弹片震得斑斑驳驳。然而这个战时陪都，比茅盾预料的更活跃，也更乌烟瘴气。 他们先是住在郊外红岩山上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两天后搬到城内枣子岚垭良庄，与沈钧儒、王炳南两空合住一幢小楼。他们夫妇住的是三楼。 在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里，周恩来对茅盾说：“请你来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是给你穿上一件‘官方’的外衣，委员会的实际工作自有别人在做，不会麻烦你的。你还是发挥作家的作用，用笔来战斗。听说生活书店打算把《文艺阵地》迁到重庆出版，想请你继续担任主编，你可以考虑，大概徐伯昕会找你谈的。编刊物，扩大进步文艺的影响，团结和教育群众，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压迫愈严重，我们愈加要针锋相对他斗争，同时也愈加要讲究斗争艺术。有一些情况，徐冰同志会向你介绍的。” 徐冰是中共南方局文化工作组组长。他向茅盾详细介绍了重庆和整个大后方文化界斗争的情况，并给了茅盾一些《新华日报》及其他材料。 郭沫若、田汉、邹韬奋、徐伯昕、老舍、沙汀、叶以群等朋友先后爬上小阁楼，看望了他们夫妇。 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将军派人约茅盾见面。张治中是他这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的顶头上司，因此他想，约见无非是官样文章，但又不能不去应酬一下。茅盾来到张治中官邸，张治中却和他拉家常。最使他料想不到的是张治中居然谈起了茅盾的母亲，说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也是中国的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并对她的去世表示哀悼，表示敬佩。茅盾心想，不知他怎么会了解我母亲的？后来，他才弄清是张治中读了孔另境六月份在报上发表的《一位作家的母亲──记沈老太太》。茅盾对张治中的看法改变了：如此看来，这位国民党大员不是庸碌之辈，而是个有头脑有识见的人。 几天后，从新疆传来盛世才诬陷杜重远“与逆精卫勾通”的消息。茅盾不胜惊异，他立即找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商量营救杜重远的办法。在向周恩来征询了意见后，茅盾起草了由他和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等七人署名的一份千字电报，向盛世才婉转而又严正地申辩杜重远绝对不可能“通汪精卫”，他列举了杜重远抗日爱国的言行以及为人耿直磊落等事实，同时电文又给盛世才留下退路，说新疆地处边陲，许多证人证据不易查找核实，难免发生错误判断，希望能将杜案移来重庆复审，他们愿为杜重远作保。一个星期后，盛世才给他们一个一句话的复电：“在新疆六大政策下没有冤狱。”茅盾拿着电报，气得两手打颤，满脸青紫，愤怒地吐出了两个字：“魔鬼！” 他常去参加全国文协组织的创作座谈会、讨论会，在会上发言。会后回到家里，他就坐在靠椅上闭目默想自己在会上的讲话，对演说稿、讲话提纲细细推敲、修改，然后伏案写成文章。长期以来他已养成了习惯，每一篇稿子都是自己抄写，凡在两页以上的，他都亲手用白线订起，以免遗失。 一天，徐伯昕通过各种办法，弄来了《文艺阵地》在重庆出版的“审查证”。他交给茅盾说：“现在就看你这个主编的了！”在茅盾提议下，组成了《文艺阵地》的七人编委会。 叶以群是实际负责人，茅盾是他的“后台”。这样，叶以群就成了茅盾家的常客。时间一长，茅盾发现叶以群还是周恩来派来的联络员，专门照顾他这个“党外人士”的。凡是共产党内有什么重要活动或会议，需要茅盾参加的，常由他来通知。而党内的文件、指示和周恩来的讲话，也由他向茅盾传达。 二天，茅盾和叶以群商量复刊后的《文艺阵地》怎样“创新”。他提出，《文艺阵地》一定要发扬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应该重视杂文这把锐利的匕首，使它发挥突击队的作用。叶以群完全赞同他这个主张。两个商量后决定向编委会提出，刊物增加“杂感”一栏，专登杂文。 1月17日晚饭后，沈钧儒从二楼走上三楼，神色紧张地告诉茅盾：“刚刚得到的消息，国共两党在皖南地区发生了冲突，顾祝同的七万军队把新四军一万多人包围并消灭了。 听说新四军军长叶挺受伤被捕。今天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判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叶挺交军法审判。唉，扑克来这次共产党吃了大亏。”茅盾惊愕得半张着口，一时说不出话来。 待定了定神，他才说：“老蒋这种做法是不打算抗日了，他连一点退路也不给自己留下。 “是呀，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内战的局面，共产党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就看他们怎么对付了。” 第二天，茅盾读到《新华日报》上周恩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悼词：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两天后，徐冰告诉他：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已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茅盾心想：他们下令解散，我们又下令任命，真是针锋相对的斗争呵！ 1月20日上午，他应约匆匆乘车来到沙坪具，然后步行到红岩，攀上八十八级石梯，经过黄桷树，沿右侧小路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一楼的会议室里，周恩来向与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介绍了这次事变的前因后果，以及中共中央的严正立场。茅盾和大家的心里更亮了。 那天晚上，徐冰又来到茅盾的家里，对他说：“蒋介石发动的这次反共高潮，有两种前途，一是内战，一是我们打退了反共高潮，继续维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局面。我们力争第二种前途……，不过，恩来同志认为，即使争取到第二种前途，今后重庆的环境也会更加险恶，斗争将会更复杂。” “那我们就要更加警惕地从事斗争了。”茅盾说。 徐冰点了点头，继续说：“恩来同志指示，目前重庆的进步文化人士太集中，为防意外的变故，需要作适当的疏散，一部分留下坚持工作，一部分去延安，一部分去香港。我们初步研究。郭先生留下，您刚从延安来，目标太大，想让您暂时躲避一下。什么时候走，去什么地方，还没有定，我来是想听听您的意见的。” 茅盾立即表示：“我服从工作的需要。儿女都留在延安了，现在只我和老伴两人，行动方便，去那里都一样，请你们决定罢。” 2月下旬的一天，徐冰约茅盾去见周恩来副主席。他们驱车来到曾家岩50号。周恩来请他们在小客厅坐下，然后对茅盾说：“雁冰，我把你从延安请到重庆，没想到政局发生这样大的变化，现在又要请你离开重庆了。这次我们建议你到香港去。三八年你在香港编过《文艺阵地》，对那里比较熟悉。现在香港有很大变化，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海外华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爱国侨胞支持的窗口，又是内地与上海孤岛联系的桥梁。万一国内政局发生剧变，香港将成为我们重要的战斗堡垒。 因此，我们要加强香港的力量，在那里开辟一个新阵线。” 茅盾神情专注地听着，默默记在心中。周恩来又说：“已经从重庆和桂林等地抽调一些人去了，其中有夏衍和范长江，韬奋先生也要去，他地这里不安全。也打算让叶以群去，所以《文艺阵地》恐怕办不下去了。孔大姐是不是去延安？这样可以同两个孩子在一起，也免得惦记。不久我们有一些人要撤回延安，还组织车队，安全是有保证的，孔大姐可以和他们一起走。” 茅盾说：“对于我的安排，我没有意见。德止的事，等我回去问问她，让她自己拿主意。” 徐冰对茅盾说：“你恐怕几天之内就要离开家，先搬到郊区一个地方去。戴笠手下的人对你的行踪很注意，为防你突然‘自行失踪’，我们还是早点行动。你在郊区隐藏一段时间，再离开重庆。这段时间内，沈太太仍旧住在枣子岚垭，照常活动，以迷惑特务们。的有这一切，都由我们来安排，这两次你就在家中等通知罢。” 茅盾回到家里，妻子不安地问：“恩来找你有什么事？” “他建议我们去香港。他让我问你，是去延安还是去香港？” “我不去延安，我跟你去香港。亚男、阿桑在延安很安全，又有琴秋、仲实照顾，我去了反而没有事情可做。你在香港单身一人，生活上没有人料理，我怎么能放心？再说，如果我要守着两个孩子，去年就不到重庆来了。” 徐冰赞同他们夫妇都去香港。但是提出两人不能一道走，要茅盾先走，到了香港以后，他妻子再走。 随后，茅盾隐居到重庆郊外二十公里处的南温泉，住在黄炎培办的职业教育社房子里。 这里山青水秀，环境幽静。他想到二十天后才能走，如今无事可做，就又拿起笔来，一口气写出六篇“见闻录”：《兰州杂碎》、《风雪华家岭》、《白杨礼赞》、《西京插曲》、《市场》和《“重庆雾”拾零》。 3月中旬以后，茅盾接到动身的通知：坐长途汽车赴桂林，再转乘飞机去香港。经过一个星期的昼行夜宿，在生活书店和新知书店的两个职员的护送下抵达桂林。 在旅馆中，茅盾眺望城市明亮的灯火，诗绪萦绕胸怀，写成一首七绝： 存亡关头逆流多， 森严文网欲如何？ 驱车我走天南道， 万里江山一放歌。四十、《腐蚀》轰动香港 初到香港，茅盾一时找不到住房，暂住在一家旅馆里。两星期后，孔德沚也来了，看见丈夫还住在旅馆里，便抱怨说：“靠你这点稿费，没有资格长期住旅馆！”茅盾说，来到香港后天天忙得不可开交，要给范长江、夏衍办的《华商报》写文章，要接待朋友的来访，要准备筹办一文艺刊物……没有时间去找房子。 孔德沚能体谅丈夫的难处，第二天就到处奔波，傍晚时终于在坚尼地道找到一处房子。那是一幢两层的花园洋房。已有两家房客，一家是沈兹九和她的女儿，住在厢房； 另一家是《世界知识》的编辑张铁生，住在正房里。他们租住的是“骑楼”──装上玻璃窗的阳台。 茅盾看到房间很小，只能放一床一桌，又要经过张铁生的房间，觉得很不方便。但是他听沈兹九说，她不久即去新加坡，厢房可以给他们住，而且这里环境幽静，也有利于写作，就同意搬来这里。 5月初，邹韬奋来请茅盾为即将复刊的《大众生活》写连载小说：“雁冰，你是编委，你的名气大，下笔又快，承担这个任务是不成问题的。请你作为紧急任务写一部吧。” “长篇小说哪里能说写就写得出来的。”茅盾感到为难。 “这也是万不得已，你就把平时积累的素材拿出来编个故事吧。你可以一边写一边登，大约每星期只占四个页码，八千字左右。三千前你在《立报》的《言林》上，不就边写边登过一连载小说吗？” “你是说《你往哪里跑》呀，正因为边写边登，所以小说写失败了。” “我不这样认为，那是第一部写抗战的长篇小说，在帮助当时的青年认清抗战的持久性，是起了很好作用的。” 茅盾沉吟片刻，咬了咬牙说：“好罢，我来写！你什么时候要第一批稿？”邹韬奋扳了扳手指，答道：“给你一个星期，十三号交稿。我给你留四个页码，你给我四天的印刷时间。” 送走了客人，茅盾就坐在书桌前考虑起来：写什么好呢？香港以及南洋一带的读者喜欢看武侠、惊险小说，可是我不会写这种小说。不过国民党特务抓人杀人的故事，特务机关的内幕，倒也有一种神秘的色彩。抗战初期有不少热血青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用战地服务团等假招牌招募了去，加以训练后强迫他们当特务，如果不干，就被投入监狱甚至杀害。 特别是一些爱国少女，落进特务组织后，先被特务强奸，然后再叫她们以进步的面貌出现，去稿“美人计”。她们是不允许结婚的；特务头子甚至无耻地告诉她们：“你们的战线就在床上。” 这些少女的良心还没有泯灭，她们不愿做特务，但又摆脱不了特务组织，内心受着痛苦的熬煎。有一少女曾找到重庆《新华日报》，诉说她经历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希望共产党向她伸出援助的手，把她从苦海中救出来。也有一些陷进去的青年偷偷与进步人士联系，希望得到帮助，使他们跳出火坑。韬奋就接待过这样的青年。 茅盾决定写这个题材。但他感到时间太紧迫了。要写长篇，须得事前做好准备，编写情节提要，列出人物表……，这样，一周时间无论如何是不够的。于是他“决定采用日记体，因为日记体不需要严谨的结构，容易应付写边发表的要求。”虽然他过去从未写过日记，而且如他所说，“我一向不喜欢用第一人称的写法，这时也不得不采用了。小说主人公即日记的主人，决定选一女性，因为女子的感情一般较男子丰富，便于在日记中作细腻的心理描写。我给这部小说取名《腐蚀》，以概括日记人的遭遇。” 为了吸引读者，他在书前加了一段小序，说这本日记”发现于陪都某公共防空洞； 日记的主人公不知为谁氏，存亡亦未卜。该防空洞最深处岩壁上，有一纵深尺许的小洞，日记即藏在这里。” 日记的女主人赵惠明原是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的女儿，在学校学习时，她曾追求光明和正义，参加过爱国学生活动，后来还曾奔赴抗日前线服务过。但后来由于受了国民党的诱骗，刚二十四的她，就陷入了一个特务组织，心灵受到腐蚀，过着罪恶的生活。但她的灵魂还没有完全腐烂，她痛苦，好挣扎，渴望做一个好人，跳出人间地狱。虽然她的出发点是个人主义的，没有一个明确的思想基础。但是，残酷无情的现实教育了她，促使她悔改，寻找出路。 5月17日《大众生活》第一期出版了。茅盾的《腐蚀》立即吸引了香港成千上万的读者，都纷纷致函《大众生活》社，询问：《腐蚀》的作者怎样得到这一本日记？赵惠明现在地哪里？她做什么职业？…… 收到邹韬奋转来的许多读者来信，茅盾很愉快。也增添了他写下去的信心。差不多每天一吃好晚饭，他就动手，一直写到夜深。白天有暇，也抓紧写几页。 这部以一个被腐蚀的女性──赵惠明日记形式写成的小说，虽然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却吸引了香港、南洋一带众多喜爱惊险、武打小说的读者，这是茅盾始料未及的。 《腐蚀》原来计划写到女主人公的爱人小昭牺牲就结束全书。可是，当小说连载到第十四期，即将结束时，邹韬奋来找茅盾，说他已看完结尾。他请茅盾考虑，能否再续写几节，给主人公一个光明前途？又说，《大众生活》每十期成一合订本，连载小说起讫最好能与合订本一致，免得给购买合订本的读者带来不便，希望《腐蚀》连载到第二十期。 茅盾对邹韬奋说：“我已在筹备文艺期刊《笔谈》的出版，原想结束《腐蚀》后将大部精力投入《笔谈》的创刊，被你一番游说，我只得续写下去啦。” 于是，茅盾在原来的结尾后面，续写了女主人公被派到某大学区的邮局里当邮检员的故事。在那里，她结识了一个刚刚陷进特务罗网的女学生N，并且帮助她从火坑里逃了出去。赵惠明自己呢？茅盾在书中写了革命者对她期望：“生活不像我们意想的那样好，也不那么坏。只是自己去创造环境。……她一定能够创新的生活。有无数友谊的手向她指引。……” 茅盾塑造的这个赵惠明，是一个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的典型形象。《腐蚀》这部革命现实主义杰作，使茅盾赢得了新的声誉。四一、战时“大家庭” 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本飞机轰炸香港启德机场，日军沿广九铁路进攻九龙新界，激烈的炸弹和枪炮声震颤着香港、九龙居民的心：战争爆发了，今后的生活怎么办？ 三天前，茅盾出席了中共香港负责人廖承志召集的时局座谈会。他刚回到家，叶以群便跟踵来到。他对茅盾说：“廖承志认为一旦战争爆发，香港守不长，我们必须作撤离香港的准备，第一步先要隐藏起来，躲开敌人的耳目。你们现在的住所，敌人的情报机关恐怕早已知道，战争一起就不能再住。我已为你们准备了一个临时避难的地方，到时候万一我们失去联系，你们就搬到那里去。”茅盾问在什么地方。叶以群说：“在山下轩尼诗道，那儿原来是一所舞蹈学校，在三层楼上。你现在如果有空，我领你去看看。”两人来到轩尼诗道，叶尼群找到一位姓应的舞校老师，为二人作了介绍。 日机开始轰炸香港后，茅盾和妻子作了分工，他去找朋友联络和打听消息；妻子去银行取钱，采购生活用品。傍晚，两人拖着乏累的身子回到家里。他看到妻子已采购了足够两个月吃、用的物品，便把他听到的消息告诉妻子：日本海空军袭击了珍珠港，美英已向日本宣战；香港与九龙之间的交通实行了严格控制，不让九龙的难民涌入香港。他见到的朋友都在整理行装，劝他们也早点转移。妻子问他见到叶以群没有。“没有找到。他住在九龙，恐怕被困在那里了。”茅盾回答。 清晨，茅盾又被日机的轰炸声惊醒了。他想起存放在地下室里的那两藤篮书籍、信件和手稿。谁知到那里一看，竟不翼而飞。哪儿去了呢？他去问房东。房东二太太的侄女操着上海口音说：“你那藤篮里全是抗日的东西，日本人看见会连累别人的，我们把它烧掉了！” 茅盾想，这虽然可惜，但眼前这个打扮时髦的女郎，不知是什么声份，跟她多说，徒费口舌。 正欲上楼，忽听这个女郎说：“你用的是假名！”茅盾想，她怎么知道我租房用的是假名？ 立即怒声反问：“那么，你大概知道我的真名了？” “你是郁达夫！”她得意洋洋地说。 “哈哈哈……”茅盾忍不往大笑。 “日本兵已经到了弥敦道，马上就会过海来，这边马上要扯白旗了。九龙方向杀了许多抗日分子呢。我看你们还是早点搬走。”房东二太太大概听了她侄女的警告，知道茅盾是抗日分子，害怕得很，急得催促他搬家，免得自己受牵累。茅盾解释说等一个朋友来了就搬走。 中午，他们夫妇刚收拾了饭碗，邹韬奋就来了。听说他还没有吃中饭，孔德沚连忙为他拿鸡蛋炒饭。邹韬奋边吃边告诉茅盾，他全家刚从九龙逃到香港，朋友们已为他找到两间空荡荡的大屋子，作为临时避难所。谈起这次突然发生的战争，他对茅盾说：“这样的事，我还是头一遭，一点经验也没有，现在全听别人的安排。”茅盾知道，这“别人”是指香港的中共组织。于是安慰老朋友说：“你就相信他们的安排吧，我也是听从他们的安排。” 邹韬奋走了以后，房东二太太来到了茅盾的房间，指着张铁生的房间问：“张先生到哪里去了？他房中那两架子的书怎么办？”茅盾告诉她，张铁生到九龙去看病了，那些书他自己会来处理的。房东却逼着他们立即搬走张铁生的书，声称如不搬走，就不让他们离开。 茅盾夫妇费了许多口舌，二太太才同意他去把张铁生找回来。夫妇俩当即提上一只装有细软和替换衣服的小皮箱，在暮色苍茫中离开家。茅盾对妻子说：“能找到张铁生，就一起回来搬东西，万一找不到，我们就不回去了。”他们来到轩尼诗道那所歇业的舞蹈学校，应老师指着茅盾给女房东介绍：“我这位朋友是九龙裕大纸张文具店的老板，他们刚从九龙逃难到这里。”由应老师作保，他们向女房东租下当作客房的舞厅。于是，这座四壁漆得花花绿绿、悬挂着不少纸做的葡萄枝藤的舞厅，就暂时成了他们的避难所。 晚上九点多，叶以群和戈宝权找来了。第二天，宋之的夫妇和他们的小女儿，还有文艺通讯社的高汾也住了进来。八个人临时组成了一个“家”。他们把“骑楼（阳台）作厨房，茅盾的妻子自告奋勇担任厨师。但是，这八个人全是空着手跑到这里来的，什么吃的都没有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怎么办呢？孔德沚决定回坚尼地道家里去拿。 看到妻子如此勇毅，茅盾很感动。在妻子走后不久，他担心二太太和那时时髦女郎会刁难她，就请叶以群前去接应。 中午了，两人还没有回来，茅盾的心提到了半空中，会不会出什么事？炮声时响时停，也使用权他替两人捏着一把汗。傍晚，他妻子安全回来了。几个人连忙围上去，帮她搬拿来的米、炭和罐头等东西。孔德沚对丈夫说：“德鸿，亏得你叫以群来，要不我就回不来了。” 原来她到了坚尼地道，二太太一见就吵着要她先搬走张铁生的两书架书籍，可是她跟本不知道这些书应该搬到哪里去，当然不能答应。她一再解释，二太太却不听，叫仆人锁上铁栅大门，派人守着，防备茅盾妻子溜走。恰在这时，叶以群赶到了。二人分工，由他去找挑夫来搬书，孔德沚去取米、炭等物品。叶以群雇来了三个挑夫，搬走了张铁生的书籍。 茅盾的妻子也理好了应取的东西，跟自己的女仆算清了工钱，又将一些不带走的东西都给了她。正要去雇挑夫，二太太已叫来了两个挑夫。她的侄女用上海话要孔德沚留下地址，说是日本人来查问，她们好回话。孔德沚想了一下说一个地址。二太太和侄女还把挑夫拉到一旁叽咕了好一阵。孔德沚看在眼里，不动声色，心中却想好了对策。她带领挑夫下了山，直奔已经搬走的金仲华家。那是一所大夏，他们爬上四楼，见金仲华家的大门敞开着，门内人声嘈杂，她也不管，叫挑夫把东西挑进大门放下，立即付了工钱。两人挑夫满意而去。这时有人走来问她是住哪一间房的。她故作惊讶地说是找错了门牌，并且请那人代为照看一下东西，转身下楼另找了挑夫，就这样平安地取回了东西。 大家都称赞她随机应变，真有本领。茅盾也笑着对妻子说：“你把‘二太太’的妙计全给破坏了！哈哈哈，有趣！妙极！” 孔德沚这次“冒险”的收获很大，她不仅“抢救”出了丈夫和她的衣物，取来了她早些天采购的大米和食品，还给茅盾拿来了一本《元曲选》。她给大家安排了每天的食谱： 早点，茶牛奶、饼干砚、面包；午饭、晚饭，大米饭、香肠、咸鱼、罐头牛肉。茅盾满意地说： “真不错！只是少了新鲜蔬菜。”“你这个敌人炮火下的难了，别不知足啦！”妻子用嘲讽的口吻说。 从这以后，他们就吃、睡在这座舞厅光滑的地板上，茅盾一边读《元曲选》，一边提防着日本兵的炮弹。 12月24日下午3时，一颗炮弹在相隔他们住处不远的“广生行”爆炸，燃起了大火。 茅盾为了弄清情况，不怕炮声隆隆作响，不顾妻子的阻拦，大胆地跑上屋顶的平台。他终于看清了“广生行”和他们住的大厦中间隔着一小块空地，大火不会延烧过来。还发现日炮兵的目标不是这一条街，而是山腰的“高等华人”住宅区，就是他们原来住的那一带。击中“广生行”的炮弹可能是流弹。他把观察到的情况告诉了妻子，安慰她不必害怕。接着把箱子搬到妻子的头前，靠着她躺下，轻声说：“要是有一个炮弹穿窗进来，那就无话可说，但这种‘头奖’到底是可有而不一定有的。要预防的还是弹片，我们这只箱子挡挡弹片是不成问题的。” 一天茅盾正说话，忽然眼前一亮，顾时满屋红光。他本能地跳了起来，一声“糟糕”还没喊出口，响起轰然的爆炸声。他拉着妻子跳出门外，下意识地挤进楼梯上的人堆里。 第二天一早，他和叶以群一起爬上屋顶平台，看到昨晚那颗炮弹落在屋顶，把三四寸厚的钢筋水泥屋顶炸开了个小天窗。他们和大家商量决定：立即离开这里，搬到市中心的中环去。四二、与日兵周旋 在高粉的同事阿陈和小林的帮助下，茅盾一行八人离开了舞校，将他们的战时“大家庭”搬进香港中环德辅道的大中华旅社。旅馆里的房客很少，显得空洞洞的。他们都挑选了二楼的房间，认为上面还有四层钢筋水泥的楼板，而且背向九龙，不必害怕日本军的炸弹和炮弹。 “亏得昨晚上有那个小炮弹掉在屋顶上，倒把我们轰到这好地方来了。”茅盾幽默地说。戈宝权则担忧地问：“可这以后的日子怎么消遣呵？”茅盾惋惜地说：“我把那本《元曲选》丢在跳舞学校了，要不然还好解释闷。” 叶以群建议小高去租一副麻将牍牌给大家玩玩。 这一晚，茅盾他们在席思上睡了个好觉。清晨醒来，四周异常寂静。一会儿，从街上传来清脆的木屐声。接着又听到几声吆喝声。 叶以群扣着衣扣走到茅盾身边，轻专声说：“刚才在马路上吆喝人的，好像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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