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3

“子夜”是最黑暗的时刻，也是黎明到来的先兆，“这是从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而言。”　　从《夕阳》到《子夜》，这书名的更易，正反映着茅盾的思想在创作中不断深化。　　《子夜》在1933年2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了。茅盾从开明书店拿到了几本样书后，想到鲁迅多次问过写作《子夜》的进展情况。现在《子夜》终于出版了，应该尽早给他送上一册。　　第二天2月4日，茅盾拿了《子夜》，和孔德止一起，带了儿子，去北四川路底的鲁迅家中拜访。　　鲁迅接过茅盾的新作，翻开扉页一看，是空白的，就向茅盾郑重提出：“雁冰，你怎么不签上大名呢？来来，这书你得签名，好让我留念。”他把茅盾拉到书桌旁，打开砚台，递上毛笔。　　“这一本是给你随便翻翻的，请提意见。”茅盾说。　　“不，这一本我是要保存起来的，不看的；我要看，另外再去买一本。”鲁迅仍坚持让他签名。　　于是，茅盾在《子夜》的扉页上端正地写上：“鲁迅先生指正”，又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鲁迅日记》对这件事的记载是：“茅盾及其夫人携孩子来，并见赠《子夜》一本，橙子一筐，报以积木一盒，儿童绘本二本，饼及糖各一包。”　　过了几天，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写道：“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变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变颇有新作出现；茅盾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当寄上），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　　《子夜》出版后，引起了各界读者的注意。“左联”内的党组织对《子夜》进行了讨论，瞿秋白、朱明、朱自清、吴组缃、赵家璧、侍桁等都写了评论。连曾是学衡的吴宓也撰文说他“最激赏此书”，认为《子夜》“表现时代动摇之力，尤为深刻”，小说的技巧“可云妙绝”。　　从2月至4日的三个月内，《子夜》重版了四次；初版印数为三千本，每次重印各为五千本，均销售一空。陈望道对茅盾说：“你这本《子夜》的发卖真是空前啊！连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的资本家少奶奶、大小姐，现在都争着看《子夜》，因为你在这本书里描写到了她们。”　　茅盾的表妹（即卢鉴泉的女儿）宝小姐也破例读了《子夜》。有一天，她竟问茅盾：　　“表哥，你写的吴少奶奶，是拿我做模特儿吗？”　　对于她的误会，茅盾只好笑而不答。二五、痛失诤友秋白　　茅盾用了三个月时间，完成了《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编选工作。他把自己撰写的《导言》和原稿交给赵家璧时，已是1935年3月上旬。　　在搬往极司非尔路信义村1弄4号的前一天，茅盾去向鲁迅告别。　　“哦，你们明天就搬走吗？”鲁迅问。　　“是的，家里的东西都整理好了。”茅盾答。　　“这样，我们商量事情就不方便了。”　　“因为住得远了，往后不是紧要的事情，只能靠书信来传递了。”　　茅盾告诉鲁迅，他到大陆新村已有两年，知道他住址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而且自从国民党当局实行图书杂志审查后，他卖文的收入减少许多，加上乌镇老家的房屋要翻修，每月六十元的房租就成了一项沉重的负担。妻子为这件事唠叨过多次，要换个房租便宜的地方。信义村的房子是二楼二底，每月房租四十元。那里既有租界的安全，又有租界所没有的隐蔽和宁静。　　从谈话中茅盾发觉鲁迅心情不好，于是起身告辞。鲁迅却拉住他，压低了声音说道：　　“秋白被捕了。”　　“啊，怎么会呢？”茅盾听了大吃一惊，急忙问：“这消息可靠吗？”　　鲁迅拿出一封信，说：“这是他化名给我寄来的信，你看。”　　茅盾接过信，凑近灯光，看到瞿秋白给鲁迅写道：“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子几年。没有上学。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我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　　鲁迅说：“看来是在混乱中被捕的，身份尚未暴露。”　　“之华知道了吗？”茅盾又问。　　“告诉她了，她是干着急。你也知道，这一次中共组织被破坏得厉害，所有关系都断了，所以之华也没有办法，不然找一个殷实铺保还是容易的。现在要找这样一爿店，又能照我们编的一套话去保释，恐怕难。我想来想去只有自己开它个铺子。”　　“就怕远水救不了近渴。还是要靠党的方面来想办法。”　　茅盾和鲁迅两人木然对坐，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从鲁迅家里出来，茅盾匆忙回到家中，关严房门，把瞿秋白被铺的消息告诉了孔德止。　　她一听就哭了起来。茅盾说：“你别哭，让人听见了不好。我们要尽力协助鲁迅、协助党营救秋白！”　　那还是1921年瞿秋白在苏联旅行期间，把他所写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部书稿寄回国内，由他的好友郑振铎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茅盾看到了两部原稿，觉得他的文章极风趣，善于描写，这两部书的书名是一幅对联，可以想见作者的风流潇洒，是一个博学、思路敏锐、健谈、有幽默感的白面书生。　　当时知识界的许多人以为十月革命一成功，苏联马上就变成了人间乐园。而一旦发现事实与他们的想象不相符合，就一下子，上狂热变成冰冷。对于这样的人，茅盾以为《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可以医治他们的病。　　大约1923年春天，在上海大学的一次教务会议上，茅盾第一次遇见瞿秋白。秋白是教务长，兼社会系主任；茅盾教小说研究，也讲希腊神话。瞿秋白真是人如其文，幽默得很！　　茅盾记得郑振铎和高君箴举行结婚仪式的前一天，郑振铎发现他母亲没有图章，不能在结婚证书上盖章。就写信请瞿秋白代刻一个。谁知派去送信的人带回的信笺上写的却是“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急需，限日限件，润格加倍；　　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银章另议。　　郑振铎以为秋白事忙，不能刻，就转求于茅盾。第二天上午，茅盾把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那里。忽然瞿秋白派人送来一封红纸包，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看了说：　　“何必送这样重的礼！”茅盾把红纸包打开一看，却是三个图章，一个是郑母的，另两个是新郎郑振铎和新娘高君箴的。新郎新娘两章合成一对，刻边款“长乐”二字，既表示祝福，又寓郑、高二元，恰好是五十元。忙对郑振铎说：“秋白开这个玩笑，真出人意外，妙，妙！”两个人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茅盾感到瞿秋白的篆刻比自己高明得多，就把自己刻的图章收了起来。　　早在1927年春，在武汉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的茅盾，常去向瞿秋白请示工作。　　此时，他耳边又响起瞿秋白的声音：“民国日报过去办得不错，旗帜鲜明，就照这样继续办下去。当时，报纸要着重在这样三个方面……”秋白是多么好的上级和同志！　　在文学事业上，秋白则是茅盾的一位诤友和知音。1932年5月，光华局出版了茅盾的中篇小说《路》。他的《后记》中说：“因为《教育杂志》的主持人希望小说的内容和教育有点关系，所以我就写了学生生活。本来写的还是中学生，后来有位朋友以为应当是大学生，我尊重他的意见，就略加改动，使由‘中’而‘大’。”这里说的“有位朋友”就是瞿秋白。《路》出版后，瞿秋白看了全书，又提出书中有些恋爱的描写可以删去。　　后来此书再版时，茅盾就删去了三四页。　　在茅盾的《三人行》发表以后，瞿秋白写了《谈谈〈三人行〉》一文。他肯定茅盾写这个中篇小说的立场和创作意图，但又指出：“仅仅有革命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看这种立场在艺术上的表现是怎样？”“《三人行》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作者脱离了现实生活，是断断续续的凑合起来的。”他还当面向茅盾指出：“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而你这《三人行》是无我师焉。”瞿秋白这一批评，言词尖锐，茅盾却由衷地接受了，他说：“徒有革命的立场而缺乏斗争的生活，不能有成功的作品：这一个道理，在《三人行》的失败的教训中，我算是初步的体会到了。”　　更使茅盾难忘的是在他写作《子夜》时，瞿秋白对他提出了一条又一条宝贵的意见。他曾带了《子夜》前四章的原稿和各章的大纲，和妻子一起来到瞿秋白家。从下午一时到六时，瞿秋白边看茅盾的原稿，边谈他对这几章及整个大纲的意见。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写农民暴动的那一章。瞿秋白说：“雁冰，你写农民暴动，怎么没有提土地革命呢？写工人运动，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也不合理，这样写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　　茅盾很感兴趣地听他介绍红军和各个苏区的发展形势，党的各项政策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当听到瞿秋白建议他以此为根据来修改农民暴动的一章，写成后面的有关农民及工人罢工的章节时，他频频点头。　　天黑了，两人还在交谈着。这时，王一知来访，杨之华请大家一起吃晚饭。秋白对茅盾说：“吃达晚饭，我们再谈吧。”　　不料刚放下筷子，秋白就接到通知：“娘家有事，速去。”这是党的机关被破坏，瞿秋白夫妇必须立即转移的暗语。可是匆促间转移到何处呢？　　“你们暂时搬到欠家去住几天瑞说。”茅盾向瞿秋白提议。　　“那要给你们添麻烦了。”瞿秋白说。　　“都是自己人，快走吧。”孔德止说。　　瞿秋白夫妇在茅盾家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和茅盾天天谈《子夜》。　　“雁冰，你写吴荪甫坐‘福特’，这是普通轿车，象他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何不让他坐‘雪铁龙’呢？”秋白说。　　“哦，好的，改为‘雪铁龙’好。”秋白看稿子如此细心，茅盾真想不到。　　瞿秋白还建议茅盾把吴荪甫、赵伯韬两在集团最后握手言欢的结尾，改写成一败一胜。　　这样更难反映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他又说，大资本家愤怒到绝望的时候，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　　茅盾觉得这些建议都很重要，就照着作了修改。只是关于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他没有按照瞿秋白的意见继续写下去，因为他觉得，仅仅有这方面的一些耳食来的材料，没办法写好，与其写成概念化的东西，还不如不写。　　《子夜》一出版，瞿秋白就用“乐雯”的笔名，在1933年3月12日《申报》的《自由谈》上发表《子夜与国货年》一文，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这在《子夜》不能够说是很大的成绩。“他又在《读子夜》中写道：“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是第一部；……”　　茅盾和瞿秋白也有过争论。在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瞿秋白化名宋阳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大众文艺的问题》，茅盾在《文学月报》的约请下，用“止敬”的笔名写了与瞿秋白探讨的《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不久，瞿秋白又写了答辩文众文艺，首先要解决语言问题。而茅盾认为“不能使大众感动的就不是大众文艺”，大众文艺应以“技术为主，作为表现的媒介文字本身是末。”瞿秋白认为旧小说的白话是“死的语言”，而“五四”以来的白话就根本没有活过，一种新的普通话正在产生，要在文艺大众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去完成。茅盾则尖锐地批评他贬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白话。彼此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但学术问题上的分歧，并不影响他们在政治上患难与共，并肩战斗。　　有一天，茅盾收到瞿秋白的一封信，署名是“犬耕”，不解其意，就问瞿秋白。瞿秋白说：自己搞政治，就好比使犬耕田，力不胜任。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不能做共产党员，他仍是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他又说，他做个中央委员，也还可以，但要他担任党的总书记领导全党，那就是使犬耕田了。听了他这一番话，茅盾对瞿秋白肃然起敬。　　1933年末，茅盾接待了即将前往中央苏区工作的瞿秋白。那一晚，两人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谈了很久。　　秋白走后，茅盾和妻子常常念叨他，总以为他是随着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西进了。哪里想到他会被捕呢！　　夜深了，躺在床上的茅盾还辗转反侧，难以安睡。他对孔德止说：“明天，我再去和鲁迅先生谈谈，一定要设法营救瞿秋白！”　　这以后的几天，茅盾经常去见鲁迅，也去慰问了杨之华。他知道党组织和鲁迅都在千方百计想办法。可是在鲁迅打算筹资开的铺子尚无头绪时，国民党《中央日报》就登出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他被叛徒出卖了。在6月20日前后，传来了瞿秋白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的噩耗，茅盾和孔德止都哭了。　　瞿秋白牺牲后，茅盾去找杨之华、鲁迅；商谈出版瞿秋白遗作的事情。鲁迅说：“人已经不在了，但他的著作、他的思想要传下去，不能泯灭了。这也是我们活着的人对他的最好纪念。不过瞿秋白的遗作究竟怎样编印，我还要再想一想，大概只有我们自己来印。”　　茅盾赞同鲁迅的意见。又过了几天，他和鲁迅、郑振铎又详细商量了筹款印刷秋白遗作的各项问题。他捐款一百元。经历了许多困难之后，印刷精美的瞿秋白遗作《海上述林》，终于在1936年10月初出版了。出版单位署名为“诸夏怀霜社”，寓有纪念瞿秋白的意思。　　在晚年，茅盾回忆起这件事时写道：“最初议定编印秋白的《海上述林》的三个人，我仅仅是个‘促进派’，振铎由于《译文》停刊事引起了鲁迅的误会而主动避开了，只有鲁迅为了编印亡友的这两卷遗作，耗费了大量的心血，而这一年正是他沉疴不起的一年！”二六、和史沫特莱的友谊　　茅盾用“方保宗”的化名，在静安寺东面一条街道里租到了一幢房子。　　新搬家后的一天上午，他正准备拿出纸、笔写作，忽听有人叩门。原来是徐志摩，他从开明书店打听到茅盾的新居，就带了一个外国女记者来看他。　　“这位女士是A·史沫特莱，”徐志摩向茅盾介绍说，“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驻北平记者。她要我介绍认识你，并且希望你送给她一本你的大作《蚀》。”　　“茅盾先生，认识你我很荣幸。”史沫特莱说，“我久仰你的大名了。”　　“认识你我也很高兴。”茅盾热情地说，转身去取出一本《蚀》，在扉页上签上名字，赠给史沫特莱，“请你指教。”　　史沫特莱翻开《蚀》，瞧着扉页上茅盾的照片，笑着说：“Like a young lady（象一个年青的小姐）。”　　这是茅盾和史沫特莱第一次见面，时间为1930年夏季。在这之后，他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友谊也愈益深厚。茅盾还了解到，史沫特莱名义上是《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实际上在为共产国际工作。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中国论坛》和《中国呼声》，也是这位女士创办的。史沫特莱女士认识了茅盾和鲁迅以后，就介绍他们给这两家刊物写稿。　　史沫特莱只会讲一些简单的汉语，但是精通英语和德语，而茅盾和鲁迅，正好一个懂英语，一个懂德语。不过鲁迅的德文程度只能阅读，不能交谈。茅盾的英语则说得流利。　　这样，当史沫特莱有事需要和他们两个商量的时候，往往是三人聚合地一起，由茅盾充作翻译。　　起先，他们三人合作编印了一册德国民间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以后就经常合作，为西欧、美国的一些杂志写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压迫和摧残。史沫特莱后来写道：“茅盾和我常常在某个角落会晤，然后，仔细的巡视了一番鲁迅所住的那条街道后，进入他的住屋，和他共同消磨一个晚上。我们从附近的菜馆中点菜来一同进餐，一谈便是好几个钟头。我们三人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可是我们都认为：能把帮助并且支持给与那些为穷人的解放而斗争和牺牲的人，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1935年12月的一天，茅盾看到夫人起早买回一大篮子鸡、鱼、肉、蛋和蔬菜，就对她说：　　“今天史沫特莱要来，又要你忙了。”　　“忙倒没啥，只有你的洋朋友不再说你瘦多了，也高兴吃，我就开心了。”妻子说着走进了厨房。　　这使茅盾想起今年初夏，史沫特莱拜访他时两人交谈时的情景：　　“啊，茅先生，你比过去要瘦，这不好。我看你的营养不良，要注意增加营养呵！”　　“瘦一点没关系，我的身体还是很好的。只是眼睛近视，没有办法复原。”　　“你平时锻炼身体吗？”　　“没有时间呀。再说，我也不能太公开露面，要引起麻烦的。”　　“对，对。不过，我看你们中国的革命作家，普遍的营养不良和缺乏身体锻炼，你说是不是？”　　“是这样。你的见解很对。可是……”　　“哦，我知道，”她打断茅盾的话，“在你们现在这样的社会里，要改变革命作家的生活状况，还不具备条件。”　　接着，她又一次问茅盾：“茅，你的《蚀》和《子夜》是很好的作品，是否已经有人把它们翻译成英文？”　　“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我没法告诉你。”茅盾说：“我想，目前是不会有人翻译它们的。因为，翻译长篇小说，要作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资’，在我们国内，敢于涉足的人是极少的；在国外，翻译家又对小说中描写的中国现状十分隔膜。”　　“不，你的小说应该介绍欧洲、美国、德国还有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我来找人把你的《子夜》译成英文！”史沫特莱热情地说。　　“这是一件很艰巨的事情。”茅盾说。　　“你放心，我一定要去做的。”她很坚决地表示。　　这天当史沫特莱一走进茅盾的家，就笑着告诉他：“哈罗，茅，已经有人把《子夜》译成英文了！”　　“真的？那太好了。”茅盾喜悦地说。　　“我已经读过了译文。现在，我要请你为这个英译本写一篇自传，并且作一篇自序。”　　她坐下后向茅盾提出。　　茅盾想了想，答道：“小传我可以写一篇，并且打算用第三者的口气写。因为，外国的读者更欣赏客观的介绍，而不喜欢作者自己去说三道四。”　　“噢，是这样，是这样。”史沫特莱听了连连点头。　　“根据同样的理由，我建议序由你来写。”　　“我可以写序，”她接受了茅盾的建议，又说，“不过，我需要一些材料──一份中国读者对作者评价的综合材料，你能不能提供？”　　茅盾为难地摊开了双手，说：　　“这个我也不好办，对我的评论有各式各样，即使是战友，对我尚且褒贬不一，由我来归纳这些意见就太难了。”　　史沫特莱从椅中站起身，在室内慢慢走了一圈，突然站住，转过身来对茅盾说：　　“有了，我请鲁迅先生写！”　　茅盾听了一愣，想了一想说：“这当然好，史是大先生从来不写这类文章，恐怕有点勉为其难了。除非你亲自向他提出来。”　　“当然，我要亲自向他请求，我这就来写一封信，请你交给他。”史沫特莱爽快地说。　　茅盾心想，料不到她会这么直爽，怎么办呢？现在我又不便再推托，毕竟她是为了给《子夜》的英译本写序呀。　　史沫特莱摊开信纸就给鲁迅写信，她说明了原委，希望鲁迅能帮助她提供三方面的材料：　　一，作者的地位；二，作者的作风和形式；三，影响──对于青年作家的影响，布尔乔亚作家对于作者的态度。　　吃饭时间到了。看到茅盾夫人摆到桌上的丰盛菜肴，史沫特莱高兴地拍着手说道：　　“太美了！这么多菜，你夫人待你真好！”　　“史沫特莱，我夫人是专门做来招待你的。请你多吃一些！”茅盾笑着邀她加入席。　　过了两天，茅盾把史沫特莱的信面交鲁迅，并向鲁迅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鲁迅让茅盾把信翻译给他听，一面在纸上记下了史沫特莱的要求。然后用手轻轻地拍了拍史沫特莱的信，微笑着说：“让我来考虑考虑。你也知道，我平时是不注意这方面材料的。”　　茅盾回家之后，就动手写自传。原稿纸上现出了一行行清秀的字迹：　　“茅盾是笔名。他的真姓名是沈（姓）雁冰（名）。他是1896年7月生的。浙江人。他的祖先，本为农民；太平开国起义的时候，始在乡镇上为小商人；‘太平天国’的战争蔓延到江、浙的时候。他的曾祖父带着家小避难到了上海，不久又到了汉口，就在汉口经商。后来又捐了官，到广东、广西去做了几年官，从此就变做半官半商的家庭。从他的祖父以来，就是‘读书人’了。……”　　在《自传》写了一半的时候，鲁迅来信告诉他，史沫特莱要的材料，他已托胡风代笔了。　　于是茅盾继续埋头写《自传》。对《蚀》的创作是这样写的：“……从‘三部曲’看来，那时茅盾对于当前的革命形势显然失去了正确的理解；他感到悲观，他消极了。同时他的病也一天一天重起来，他常常连连几夜不能睡眠……“对于《子夜》，他写道：“《子夜》是茅盾所写的最长的作品，也是最近的作品。……他起意要写这部小说还在1930年他刚从日本回到上海来以后。1934年2月，南京政府查禁了二百多种左倾书籍，这《子夜》也在内。但后来因为各书店的抗议，南京政府重行‘审查’，命令书店将《子夜》的第四章和第十五章全行删去，始准继续发售。所以在中国的《子夜》是不全本。”　　这里说的“《子夜》是不全本”，是指被国民党命令删去第四、第十五章后的开明版《子夜》。然而在1934年下半年，茅盾却收到了一套分为上下册、用道林纸精印的全本《子夜》。送这本书的那人告诉茅盾，出版这个全本《子夜》的救国出版社，是巴黎的一批进步华侨办的，他们还出版了一种《救国时报》的报纸，也是宣传革命的。这使茅盾深为感动，他写道：“想来是为了反衬国民党反动派禁书之义而出此。由此也可证明，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反动派对左翼文艺的大举‘围剿’，其结果与他们的愿望正相反，革命文艺更加深入人心了！”　　在国内，直到解放后，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全书的《子夜》。　　《自传》刚完稿，鲁迅也把“材料”寄来了。茅盾展读鲁迅的信：　　明甫先生：　　找人抢替的材料，已经取得，今寄上；但给S女士时，似应声明一下：这并不是我写的。　　专此布达，并颂　　　　春禧　　　　　　　　　　　　　　　　树　顿首二月二夜　　于是他把鲁迅寄来的“材料”连同他写的《自传》，用挂号信寄给了史沫特莱。　　旧历年来到了，大红的春联和喜庆的爆竹使人们的心头舒畅了一些。茅盾照例到一些老朋友家去拜年。他到鲁迅家中拜过年之后，鲁迅送他下楼。走到楼梯中间，鲁迅忽然停下脚步，对他说：“明甫，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了。”　　“哦，这可是个大喜讯！”茅盾兴奋地应道。　　“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鲁迅接着说。　　“好呀！我赞成。”　　两人继续往楼下走。鲁迅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了。”　　茅盾点头赞同，又问道：“可是电报怎么发出去呢？”　　“交给史沫特莱，她总有办法发出去的。”　　这时他俩已走到楼下，看见厨房里有人，就没有继续谈下去。　　后来，茅盾因为忙其他的事，见到鲁迅也没有再问这件事。　　在茅盾与鲁迅的单独接触中，他感到鲁迅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怀有崇敬的感情。只不过这些话鲁迅只在极小的范围内讲，在通信和日记中，他是不谈或故意不记的。　　史沫特莱和鲁迅、茅盾心有灵犀一点通，她的建议得到了两人的赞同，鲁迅以他和茅盾的名义拟了电报，交给了她。她把电报寄往巴黎，再转寄莫斯科，又由莫斯科发到陕北，几乎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四月底，冯雪峰从陕北来到上海，告诉茅盾：“你们那份电报，党中央已经收到了，是在我离开延安前几天才收到的。”　　直到后来，茅盾才看到这份由史沫特莱建议并代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文：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二十五年后，史沫特莱为美国反动统治者所迫害，病逝于伦敦的医院里。茅盾听到噩耗，茫然若失。1950年5月14日，他撰写的《悼念A·史沫特莱女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文中，他满怀深情地抒写道：　　“……一个人或者一个朋友的死，或使人悲痛，或使人愤慨，或使人惋惜，或使人惘惘然若将无以解除积年之负疚，……　　“在中国革命斗争最艰苦的年代，A·史沫特莱是在中国，而且是和我们在一起的；在全世界还被反动派的谎言所迷蒙的时候，她是把‘红色中国’的真相第一次告诉了世界人民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作家不会忘记这样的一位朋友。……　　“我们悲痛，愤慨，哀悼我们失去了一位热情的朋友，民主的战士和进步的作家。愿您灵魂永远安息，A·史沫特莱！”二七、儿子去游行　　茅盾把家搬到信义村不久，就送女儿沈霞和儿子沈霜进了曹家渡的时代小学。女儿入该校附设的初中班，儿子读小学六年级。　　这所学校里的学生多半是工人子弟，他们入学都比较晚年岁也比沈霞和沈霜大一些。这些工人子弟读完小学就不再升学，因为已经到了可以当学徒的岁数，而且想升中学也由于学费太贵，读不起而作罢。　　时代小学的校长脑筋一动，想出了附设初中班的办法，收取学费从低，这既满足了一些工人子弟升学的渴望，他又多了一笔收入。　　初中班的学生不多，只有十几个。班主任是刘老师，他因兼教六年级的国文，沈霜也就成了他的一个学生。　　天，沈霜放晚回到家里，忐忑不安地说：“爸，今天刘老师把我找去，问我《子夜》是不是你写的？”　　孔德止在一旁听到，不待茅盾回答，忙问：“什么？刘老师哪会晓得的？”　　茅盾让儿子放下书包，坐在凳子上慢慢地说。　　原来事情是这样引起的：沈霜平时喜欢看小说，他去年已读过《七侠五义》，这几个月里又读了巴金的《雾》、《雨》、《电》。一天，初中班的一个学生发现他正在看小说，两人就交谈起来。后来，他看见那个中学生正在看《子夜》，于是用带点骄傲的口吻说：　　“这本书是我爸爸写的！”那个中学生吃惊地望着他，不相信地说：“你别瞎说，这小说是茅盾写的，你知道茅盾是谁？”“茅盾就是我爸爸。”沈霜答道。“哦，是你爸爸！　　那他真了不起！刘老师经常夸他的书写得好哩！”“真的？”“我骗你干什么！你不信，我和你去见刘先生。”　　在刘老师的单人宿舍里，刘老师指着《子夜》问他：“这本书是你父亲写的吗？”沈霜点了点头。“你父亲不是教书的吗？”刘老师想起学生登记册上，他父亲的职业一项填的是“教员”，便又问他。沈霜并不知道他父亲隐姓埋名和所填职业的情况，他有点慌了，但仍坚持说：“我爸爸是写字的。”……　　孔德止听儿子这么说，着急得很：“哎呀，小祖宗，这下可坏事了！谁叫人乱说一通的？　　德鸿，快给他换学校吧！”　　茅盾并不紧张，沉着地说：“不至于那么严重吧？既然刘老师自己和他和学生在读《子夜》，可见都是正派人。”　　“照你这么说，不是没事情啦？”妻子说。　　“不是，”茅盾叮嘱儿子：“你明天早上到学校去找刘先生，就说是弄错了，是自己瞎说的。”　　“这……这我怎么说……”　　看到儿子面有难色，茅盾坚持道：“就照我讲的说，自己弄错、瞎说的。”　　第天、沈霜拉了那位大同学去“更正”。刘老师一听就听出他是在说谎，但并没有追问下去，反而对他说：“沈霜，你爱看小说，我这里有，你空时可来取去看。”　　后来，茅盾了解到刘老师思想倾向进步，引导中学生读的书籍有不少是左翼作家的作品。　　然而他还是警告孩子们在学校里说话要小心。　　1936年的“五卅”纪念日来到了。上午11点，茅盾还在伏案写作。忽然房门开了，儿子走进来对他说：“爸，下午我要到市商会去。”　　“噢，到市商会去──”他猛然记起妻子昨天说，儿子近来常常和同学们出去，有时走到文庙公园，来回足有二十里路，他年纪这么小，要走伤身体的。于是转身问儿子，“到市商会去干什么？”　　“开会。”儿子回答，脸上浮出按捺不住的笑影。　　茅盾盯着儿子的脸想，今天是5月30日，难道儿子也要去参加“运动”？　　“三个人同去，都是同班的。”儿子猜想父亲有不让他去的意思，又加了一句。　　茅盾了解儿子，平时关于他自己的事，是不肯对父母多说的。他也不主张对儿子的事多加干涉。这时只是问：“认识路么？”　　“认识。同去的人认识。”　　茅盾关照儿子来去路上都坐“巴士”。他取了两张角票，下楼去给儿子。妻子正在烫衣服，看到他来了，就说：“阿桑要到市商会去参加群众大会。你已经允许他了么？他先同你说，他知道你不会拦阻他。我想不让他去，有危险，可是他说爸爸已经答应了。”　　茅盾说：“大概没有危险。”　　“倘使被捕了，你怎么说？”妈妈问儿子。　　“我说，轧闹猛的。”　　“嗳嗨，你看，”她对茅盾说，“他们连‘口供’都对过了。有组织的，他们准备有冲突呢。”　　“是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怎么知道今天在市商会开大会？”茅盾问儿子。　　妻子代儿子说明，学校里并没有正式叫他们去，可是鼓励他们去。谁要是去了，不算缺课。教员也有去的。她对丈夫说：“依我看，还是不要让阿桑去的好；他太小了。”　　“妈，你别噜苏了，快点给我炒蛋炒饭罢。12点我要和他们会齐的。”儿子催促她。　　茅盾和妻子坐在旁边看儿子吃蛋炒饭。妻子叮嘱儿子：“开过会倘使去游行，阿桑，你还是不要去罢。”茅盾也说：“游行可以不去。你的肺病刚好，多走要伤身体的。况且，要是半路里被冲散了呢？你又不认识路，怎么回来呢？”　　儿子大声说道：“不怕，不怕！不认识路，我会问，会叫车子！车钱呢？”　　茅盾把两张角票放在儿子手里，送他走出门外。他妻子一直站在门口看着儿子走出弄堂口。　　回到客堂里，妻子抱怨茅盾不该先允许儿子去开会。她说：“我原先打算和他同去，倘使要游行了，就带他回来；可是后来一想，我去不免会碰到许多认识的人，再说阿桑也不肯跟我回来的。”　　“自然，”茅盾笑着说，“他要跟群众走，怎么肯跟你母亲呢！”　　“他是什么也不懂的，就凭一股血气，胆又大，──你应该教教他。”　　“怎么教？教什么呢？难道对他说，要避免无谓的牺牲么？他太小了，不能理解的。”　　下午6点钟，阿桑没有回来。8点钟，阿桑还是没有回来。于是茅盾和妻子都着急起来了。　　这时一个朋友来看他们，带来参加当天集会得到的一些传单。两人听说下午没有出事情，才把心头的石头放下。但是妈妈担心儿子迷了路，三番五次地走到弄堂口去张望。　　直到夜晚9点15分，阿桑才跑跳着奔进家门。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大把红红绿绿的传单，象是捧着宝贝似的交给父母亲。　　茅盾和妻子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游行的？快讲给妈妈听听。”母亲拉着儿子的手问道。　　“我们到了五卅公墓，后来到北火车站，有兵拦住不让过去，队伍就散了。”　　“脚走痛了吧？”　　“一点也不痛。”阿桑说着又摸出一张印着红色的小纸说：“这是口号，喊得真高兴呀！”　　茅盾想，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些年来，虽然自己和妻子不当着孩子的面谈论政治问题，可是孩子们不但知道共产党好，蒋介石政府坏，而且还会唱《国际歌》，家庭环境对他们还是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儿子今天去参加了第一次群众大会和游行，他还会参加第二次、第三次的。我们老一代曾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冲向街头了！好啊！　　这就是中国革命的接力赛。靠着这种接力赛，中国革命总有成功的一天！二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天气是越来越冷了。再过二十多天，就是进入1934年。　　这天下午，茅盾坐在写字台前，花了一个多小时，写出一篇散文：《冬天》。他搁下笔，目光从第一行依依看下去，到了结尾，他轻轻地读出了声：“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愿多穿点衣服，并且把窗门关紧。不过我也理智地较为认识了‘冬’。　　我知道‘冬’毕竟是‘冬’，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的统治这大地。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命运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春’要来的时候，一定先有‘冬’。　　冷罢，更加冷罢，你这吓人的冬！”　　忽然，背后传来了脚步声。他转过身，看见妻子陪着傅东华来了。傅东华对他说，根据可靠消息，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周刊和《文学》月刊，都在被禁之列，国民党的禁令就要下来了。又说，听那透露消息的人的口气，《生活》肯定要禁了，《文学》似乎还有圆转的余地。茅盾提议他去摸清国民党市党部的真实意图，然后再采取对策。　　过了两天，傅东华又来了。他对茅盾说，国民党市党部提出三条继续出版《文学》的条件，一是不采用左翼作品，二是为民族文艺努力，三是稿件送给他们审查。他向对方表示：对于寄到编辑部来的稿件，都是根据文章的质量决定取舍的，标准就是《文学》发刊词上说的，“只要诚实由衷的发抒，只要是生活实感的记录，而又是憧憬着一个光明之路的作品，我们就欢迎。”现在市党部提出一、二这两条，倒使我们难办了，这里没有个标准可以掌握。至于第三条则是政府下令规定的事。他们要他回来考虑考虑。　　“第一第二两条都是空话，他们也知道我们是不会办的，关键是第三条。”茅盾笑了笑说。他认为国民党要对杂志下手，这是预料中的事，从《申报》的《自由谈》半年来对付国民党检查的经验来看，要瞒过那些低难的审查老爷的眼睛，还是有办法的。于是又对傅东华说：“看他们最后怎样决定吧。反正有一点要对他们说清楚：《文学》是个纯文艺刊物，既无政治背景，也不涉及政治。”　　“好的，我就这样对他们说。我们跟他们来个‘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傅东华说着也笑了。　　不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通知傅东华：《文学》从第二卷起，每期稿子要经过他们特派的审查员的检查通过后才能排印；版权页上编辑者不能署“文学社”，要署上主编人姓名。　　怎么办？《文学》编委会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版权页上改署傅东华、郑振铎的名字，从第二卷起，主编就由傅东华实际负责，茅盾退入幕后，暂不露面。　　《文学》第二卷第一期的新年号稿子送到了印刷厂，坐在那里的国民党市党部的检查官，利用审查办法滥施威风。他见到巴金的长篇小说《雪》，抽了下来；欧阳山的《要我们歇歇也好》、夏征农的《恐慌》，也抽了下来。巴金为新年试笔一栏写了一篇短文，检查官下令：“巴金”不行，改成“比金”！他又指着《文坛何处去》这个特辑中的文章说：“张天翼、郑伯奇的这八篇文章，都是与政府唱对台戏的，统统不能要！”　　老舍的《铁牛和病鸭》、洪深的电影剧本《劫后桃花》、谢冰心为新年试笔栏写的文章，还有茅盾用“惕若”和“蒲牢”两个笔名写的两篇文章，却逃过了检查官的板斧。　　当博东华把被检查的结果告诉茅盾之后，茅盾思考了一会儿说：“我写的《清华周刊的文学创作专号》这篇评论，居然蒙过了检查官的眼睛，大概是因为：一，他一时还不知道‘惕若’是谁；二，他大概以为书报评述而况又是贵族式的清华园出刊的周刊，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读也没读一启蒙就轻轻放过去了。检查官老爷的本领主要是辨认作者的姓名，凡犯忌的名字，不管文章内容如何，一律抽去。他哪里会知道‘蒲牢’是鄙人呢？其实，这位检查官老爷对文学是一窍不通的。你看──”。茅盾让命脉东华看冰心的文稿。　　我愿有十万斛的泉水、湖水、海水、清凉的、碧绿的、蔚蓝的，迎面洒来、泼来、冲来，洗出一个新鲜活泼的我。这十斛的水，不但洗净了我，也洗净了宇宙中的山川人物。　　命脉东华看后问茅看：“你是说这文章的寓意──”“对！”茅盾接口说，“检查官看不起懂其中的象征意义。”　　“冰心就这样过关了。”傅东华做了个手势说。　　“这叫做过关手术。他们不是骂左翼文学是‘妖魔’吗？我们就来它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茅盾说，眼镜片后闪着铰黠的光。　　“说得好！‘吃一堑长一智’。你这个‘过关术’，我看也要传给其他的朋友。”傅东华兴奋地说。　　但是，国民党检查官的大抽大砍，毕竟打乱了他们原来的工作步骤。在过去，他们编的《文学》从不脱期，而这次的二卷一期却脱期半个多月。茅盾和傅东华两人实在不甘心，就拟了一则启事，在这一期上刊出：　　本刊自去年七月创刊以来，每月一日发行，从未脱期，内容纯属文艺，绝无政治背景，极受读者界欢迎，销行至为畅广。近以特种原因，致出版延期，重劳读者垂询，至深歉憾！事非得已，尚祈曲谅是幸！　　茅盾对傅东华说：“明眼人一看我们这则启事，也就明白个中原因了。”　　1月22日，郑振铎从北平来到上海。他听茅盾说，国民党的检查老爷，目前施展的是程咬金的三斧头，徒显其不学无术和色厉内荏。茅盾又分析道，“不过，他们这样乱抽乱砍，也使我们忙于应付，而多数作者是等着稿酬买米下锅的，这样下去将马上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是得想一个万全之策，避开这个爷头，化被动为主动。”郑振铎说完思忖起来。　　他们研究的结果，决定从第三期起连出四期专号：“翻译”、“创作”、“弱小民族文学”和“中国文学研究”。　　茅盾估计，这四期专号中，有三期是国民党检查官捞不到什么油水的；至于创作专号，可以在选稿时预先避开有明显“违碍”内容的作品。　　三人作了分工，由于郑振铎远在北平，联系不方便，把“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交给他负责编，由他在北平组稿；其它三期专号仍由茅、傅共同负责。　　过了一天，茅盾和郑振铎一同去拜访鲁迅。他们向鲁迅谈了《文学》打算连出四期专号的想法，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也认为，这是目前应付敌人压迫的可行办法，表示赞成。　　但是他说：“《文学》能继续出下去吗？我有点怀疑。国民党的压迫只会愈来愈烈，出版刊物，写文章也只会愈来愈困难。他们是存心要扼杀我们的！”　　果然如鲁迅所料，《文学》第二期送审的稿子，又被检查官抽掉一半。他们只好从存稿中再挑一些丝豪无“违碍”字句的去顶替，或者换上新的笔名。茅盾的短篇小说《赛会》，用了“吉卜西”的笔名，而得到通过。　　上海的一张国民党御用小报在“文坛消息”中造谣说：《文学》内容与前完全不同，出二期翻译专号，一期中国文学专号之后，即行停刊。　　茅盾立即起草并在《文学》上刊登辟谣启事，声明“文坛消息”“全与事实不符”，“至谓本刊专号出齐即行停刊，由更属捕风捉影之谈。本刊自始即以促进文学建设为职志，尚为环境所许，俾本刊得效绵薄于万一，本刊自当不辞艰险，奋斗图存，非至万不得已时决不停刊。”　　为了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茅盾夜夜挥豪写作书评或翻译。在《文学》的“翻译专号”上，他以“芬君”的笔名译了荷兰提巴喀的小说《改变》，在“创刊专号”上发表了评论《喜讯》（彭家煌作）、《战烟》（黎锦明作）、《战线》（黑炎作）、《怀乡集》（杜衡作），他还写了论文《英文的弱小民族文学史之类》（署名冯夷），又翻译了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土耳其、秘鲁等国作家的六篇作品，在《文学》的“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上刊出。他写一篇换一个笔名，迷惑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官。　　由于茅盾和郑振铎、傅东华、巴金等人的巧妙斗争，《文学》的四期专号“挡住了检查老爷的乱抽乱砍，为《文学》的继续前进闯开了路，也给国民党反动小报造的各种谣言，什么《文学》要转向，《文学》要停刊等等，以迎头痛击。”茅盾又写道，“到了七月份出版《文学》第三卷时，我们已经基本上摸清了敌人的底细，扎稳了阵脚。我们知道文章应该怎样写，杂志应该怎样编，就能瞒过检查员的眼睛，达到预期的目的。从第三卷开始，虽然每期还有被抽被删的文章，但已难不倒我们了，《文学》又开始进击。”二九、劝说鲁迅出国治病　　清早起身后，茅盾匆匆吃完妻子为他准备的油条、泡饭，就出门向鲁迅家里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心里在思忖：怎么劝说大先生呢？　　昨天，史沫特莱开车接他去外白渡桥旁的苏联总领事馆，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十八周年的一个小型鸡尾酒会。他看到了宋庆龄、何香凝、鲁迅、许广平、郑振铎……等熟悉的朋友。　　在酒会快结束时，史沫特莱把茅盾拉到一边，悄悄对他说：“我们大家都觉得鲁迅有病，你看他脸上缺乏血色，很不好看。孙夫人也有这个感觉。我还听说他常有低烧，容易疲劳。朋友们都希望鲁迅能够离开上海到外地去疗养一下。苏联同志表示，如果他愿意到苏联去休养，他们可以安排好一切，而且可以请他全家都去。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　　她停顿了一下，象是征询茅盾的看法，见到茅盾未说话，又接着说：“转地疗养的事，我也和他说过，但他不愿意，希望你再同他谈谈，劝一劝他，好不好？”茅盾表示愿意尽力。　　来到鲁迅家，他才把话说了一半，鲁迅就笑道：“我料到史沫特莱一定要拉你帮助她做说客的。但是，我考虑的结果，仍下不了决心。”“为什么呢？”茅盾问。“一旦到了苏联，就与国内隔绝了。我又不懂俄文，真要变成聋子和瞎子了。”鲁迅点着一支香烟，慢慢地说。“苏联会配备一个翻译专门招呼你的。”茅盾说。“我所谓聋子瞎子还不是指生活方面，是指我对于国内的事情会不很了解了，国内的报纸要好几个星期才能见到。”　　鲁迅说出了他的顾虑。　　“这有办法。我们可以把国内的书刊逐日汇交给苏联方面，请他们想法用最快的速度寄给你。你仍然可以写文章寄回来在国内发表。”茅盾进一步劝说，让鲁迅放心。　　鲁迅听他这样说，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摇着头说：“凡事想象是容易，做起来不会有那么顺利。我猜想，即使很快，书刊在路上也总要一两个礼拜。我写了文章寄回来，又要一两个礼拜。杂感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匕首一击，如若事隔一人多月，岂不成了明日黄花了吗？”茅盾说：“不会成为明日黄花的。你的文章击中敌人要害，尽管迟一点，还是能振奋人心，虎虎有生气的。”　　鲁迅听他这样说，只是微笑着摇头。　　茅盾灵机一动，换个话题，对他说：“你不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打算把《汉文学史》写完吗？到了苏联，这件事情倒有时间办了。”　　这话似乎有点打动了鲁迅，他又接着说：“你到了苏联，就有机会碰到许多国际上著名的革命家和文化界进步人士，那时你把我们中国的情况对他们说一说，而且，世界各地的有影响的报纸和杂志，也一定要派人向你采访，请你写文章。这样，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会是大得无可比拟的。”　　“哦，──”鲁迅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让我再考虑考虑，反正要走也不是一两个星期之后就走和成的。”　　茅盾回到家，立即给史沫特莱写了封短信，告诉她：大先生的心思有点松动了，过几天我再去试试。　　隔了六、七天，他又到鲁迅家去。不等他开口，鲁迅就说：“我再三考虑，还是不去。　　过去敌人造谣说我拿苏联的卢布，前些时候，又说我因为左翼文坛内部纠纷感到为难，躲到青岛去了一个多月。现在如果到苏联去，那么敌人岂不更要大肆造谣了吗？可能还会说我是临阵开小差哩！我是偏偏不让他们这们说的，我要继续住在上海，在中国战斗下去！”鲁迅望着茅盾，眼光沉着而坚定。　　茅盾心想，他大概是下了最后的决心。不过还是向他说道：“可是你的健康状况，大家都很关心呵！”　　鲁迅回答道：“朋友们的好意，我明白。我自己，疲劳总不免有的，但还不至于象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　　茅盾觉得他已无能为力，不好再多嘴了。第二天，他写信给史沫特莱：“大先生说‘轻伤不下火线’，十分坚决，看来转地疗养之事只好过些时候再说了。”三十、维护文艺界的团结　　自从上海地下党组织在1935年春上遭到严重破坏之后，茅盾与周扬、夏衍等人的联系也失去了。他搬到了信义村，知道他新住址的只有鲁迅、郑振铎等几个人。　　1936年元月初的一天，郑振铎来找茅盾，说夏衍托他转告，有要事须面谈，请茅盾约定一个时间和地点。　　“夏衍找我有什么事？”他问。　　“大概是关于‘左联’的事吧。”郑振铎说。　　茅盾就让他约定夏衍第二天上午在郑振铎家里见面，因为郑振铎是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住址是公开的，在他家会面不会引起国民党密探的注意。　　第天，他们如约会晤，郑振铎也在场。夏衍告诉他：“自从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左联’工作陷于瘫痪，人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活动。现在党中央号召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界已经组织起来，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文艺界也准备建立一个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这个新组织的宗旨是，不管他文艺观点如何，只要主张抗日救国，都可以加入。我们已经与好多方面联系过了，其中也包括原来的‘礼拜六派’的人物。　　不过，这件事要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　　“哦，请你继续谈下去。”茅盾说。　　“另一件事，既然要成立文艺家的新组织，‘左联’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解散了。不解散，人家以为新组织就是变相的‘左联’，有些人就害怕，不敢来参加，那么统一战线的范围就小了。我们准备在报上登一个启事，宣布‘左联’解散。这件事也要征得鲁迅先生的同意。但是，鲁迅先生不肯见我们，所以只好请你把这意思转告鲁迅先生。”夏衍问鲁迅：“你对这些变动有什么意见？”　　在这以前，茅盾已在鲁迅家中看到萧三从莫斯科寄来的信，知道萧三建议“取消‘左联’，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从萧三写信的口气，茅盾感到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他个人作不了这个主，而是传达了党方面的指示，或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还听史沫特莱说起，共产国际在战略上有了重大变化，号召各国共产党在本国团结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因此，他对萧三信上的建议持赞成态度。这时，他对夏衍说：“我从萧三的信上已经知道了，最近也风闻有些活动。我对于党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是赞成的，‘左联’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也的确一直妨碍着工作的开展，不过究竟怎么办，我还要考虑考虑，等我同鲁迅先生谈了再说吧。”　　“我们希望鲁迅先生能发起和领导这个新组织。”夏衍又说。　　“我可以把你们的意见转告鲁迅先生。”茅盾说。　　他们约定三天以后再会面。　　翌日上午，茅盾去看鲁迅。他预料这次谈话不会顺利，因为他知道鲁迅对萧三的信采取看一看的态度。鲁迅对于把原来的敌人拉来做朋友表示怀疑，对于解散“左联”也不表示赞同。他认为“左联”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是严重的，曾对茅盾说，“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又说：“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是有人在那里做，不会因为取消了‘左联’，他们就不做了。”此时，鲁迅铿锵的话语似又在他耳边响起：“‘左联’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旗一倒，不是等于向敌人宣布我们失败了吗？”　　这次见到鲁迅之后，他转达了夏衍的意见。　　鲁迅给茅盾点上一支烟，自己也燃着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说：“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参加进来也不妨，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如果他们进来以后又反对抗日了，可以把他们再开除出去。至于解放‘左联’，我看没有必要。文艺家的统一战线组织要有人领导，领导这个组织的当然是我们，是‘左联’。解散了‘左联’，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虽然说我们把人家统过来，结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统了去。”　　茅盾听到鲁迅的回答如此简明，心想，看来他已考虑成熟，不必多说了。第三天，他来到郑振铎家中，把鲁迅的意见告诉了夏衍。　　“不会没有核心的，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面，这就是核心。”夏衍解释。　　“鲁迅先生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不过，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再转告他，我只做个传话人。”　　于是茅盾第二次去见鲁迅，把夏衍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鲁迅。当鲁迅听到“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就是核心”这句话时，笑了笑说：“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　　茅盾敏感地觉得，这话的意思是：有周扬他们在里面做核心，这个新组织是搞不好的。　　既然鲁迅这么说，我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本来是个传话人，弄不好还会被鲁迅怀疑是替周扬他们做说客，这样的教训我已尝过几次了，可不能重蹈覆辙。再说，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在他们中间传话。他辞别鲁迅，就托郑振铎把鲁迅坚持不解散“左联”的意见转告夏衍，没再与夏衍见面。　　后来，鲁迅因周扬等人背着他解散“左联”，大为愤怒。　　茅盾在二月间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谈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的形势，说道：“看来春天真的要来了！”想不到鲁迅在回信中表示不同意：“现在就觉得‘春天来了’，未免太早一点──虽然日子也确已长起来。恐怕还是疲劳的缘故罢。从此以后，是排日造反了。我看作家协会一定小产，不会象‘左联’，虽镇压，却还有些人剩在地底下的。惟不知想由此走到地面上，而且入于交际社会的作家，如何办法耳。”　　面对鲁迅的这封信，茅盾摇了摇头，心里说：想不到他对新组织会是这样的反感啊！　　茅盾与鲁迅不同，他答应周扬参加并作为这个新组织的发起人之一，而且担任起草并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上签了名。他还接受冯雪峰的建议，在“吕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也签了名。　　事后的一天，茅盾从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骂他是“脚踏两头船”，不禁愤怒地自语起来：“骂吧，让你们骂吧，我不怕！”　　“雁冰，怎么了？谁骂你了？”他妻子孔德止闻声不安地问。　　“雪峰对我说，大先生不愿意加入文艺家协会，也不必再勉强；他们要另外组织文学团体，也就让他们组织罢。他要我两边都签名，两边都加入，免得人家看来完全是两个对立的组织。我想他这话不错，双方对立，有什么好处？就照他的建设做了。想不到一些朋友不理解我，如今居然形之于笔墨，对我进行攻击了！你说气人不气人？”茅盾激忿地说。　　“只要做得对，怕什么人家说三道四！你尽管去做，总有一天大家会理解你的。”妻子安慰他说。　　过了一会，他的心情平静下来，随手翻开了六卷三号的《文学》，读起自己写的那篇《作家们联合起来》：“在这个苦难的时代，在这个存亡危急的关头，还有什么不可解释的怨恨能把我们的前进作家们彼此分化，甚至成为敌体，互相仇视呢？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大家联合起来，一同走向前去罢！在这个苦难的时代，在这个存亡危急的关头，有什么个人的嫌隙芥蒂可容存在呢？放大了眼光，敞开了胸怀，坚定了意志，手牵着手，一齐向前走罢！”　　他想，目前“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争论激烈，双方互不相让，显然难以调和，但是我和鲁迅、周扬两方面关系都比较好，我要珍视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尽力调节双方的关系。唉，说客道做，作家难做，然而不正是因为难做，才需要我去做什么？自然，我不能做折中的调和主义者，我还要继续写文章，阐明我对“两个口号”的观点和态度！　　夜深了，窗帷半掩，人声静寂，茅盾又坐到映出绿光的灯罩下，挥笔写作起来……三一、月曜会　　鲁迅逝世已近一个月了，茅盾却觉得恍如眼前，心头的郁闷依然无法排遣。　　连日来，他为《文学》写了悼念的文章《写于悲痛中》，为《中流》写了篇《学习鲁迅先生》，给英文的《中国呼声》送去了《“一口咬住……”》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了要学习鲁迅的伟大斗争精神，嫉恶如仇。“不顾健康地努力工作，忘掉了自己地为民族、为被压者求解放；学习鲁迅，这是我们青年一代的一项重要的革命任务……”他感到还有许多话要倾吐，还有满怀的感情要抒发，为了不断地宣传鲁迅，召唤青年朋友研究鲁迅，学习鲁迅，自己应该写的文章是很多很多的。　　使他郁闷不舒的，还有笼罩上海文坛的沉闷气氛。这种沉闷是怎么造成的呢？他分析：　　“主帅不在了，大家好似‘群龙无首’；左联解散后虽成立了文学家协会，但实际上未做工作，因而作家的活动没有了组织；文坛内部的矛盾、分歧和宗派情绪，使人焦虑，也使人灰心。”可是，能否做一些事情使大家组织起来呢？他想起开明书店通知他：他著的《创作的准备》已经出版，请他便时去取样书。于是，他换上件米色西装，将皮鞋擦了擦，对妻子说了一声，向门外走去。　　还是在八月底，茅盾刚编完报告文学征文集《中国的一日》，生活书店的经理徐伯昕就找上门来，要他为《青年自学丛书》写一本谈小说创作的书。茅盾说：“什么《创作法程》、《小说作法》之类骗人的书，那一家小书铺里都有现成的，我最反对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书了，你们为什么也要出这种出呢？”　　徐伯昕笑着说：“你误会了，那种东西我们是反对的，但是这一类书却有市场，有读者，一些年青的初学写作者，常常饥不择食买这种书来看，结果上当不说，还被引上歧途。　　世界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都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外国研究和介绍这些经验的书就不少，只是中国还没有……”　　“所以你就要我来写这样一本书，可是这是理论家的工作，他们可以把自己研究的成果用浅显的文笔写出来，以适合初学写作者的水平，而我是写小说的……”茅盾打断了他的话。　　“不对，你过去就写过一本《小说研究ABC》，是不是？可见你是能写的。”　　“哈哈！那本书是抄来的，是为了换稿费，当时我还没有写小说哩！”　　“你现在有了亲身体会，所以你来写不是更合适了吗？再说……”　　“写小说的人很多，你们何不去请别人？”　　“我和韬奋商量过，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你平时写小说又写评论；当然，鲁迅也是合适的，但他在病中，是决不会写的。”徐伯昕见他还有点犹豫，又说，“你和鲁迅是好朋友，你有责任把你们的经验传授给青年啊！只要你把这些经验写下来，读者就会欢迎。”　　茅盾见推诿不掉，只好答应。他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原理，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验，把创作技巧用通俗的文笔介绍给初学写作者。只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一气呵成了。　　当他取了书回家，妻子告诉他，冯雪峰等他多时了。他急忙抱着书上楼，热情地说：　　“唉呀，雪峰，让你久等了。”　　“不，不。我正在读你写的《研究和学习鲁迅》呢。”冯雪峰站起身说，“你说鲁迅先生好象盘旋于高空的老鹰，他看明了旧社会的弱点就奋力搏击，二次，三次，无数次，非到这弱点完全暴露，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他不罢休。写得好！你关于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战斗技术的论述，也很精辟。你准备给那家报刊发表？”　　“这是为《文学》七卷六号写的，王统照等着发排呢。”茅盾答，又从那包书中取出一本，签上名说，“《创作的准备》出来了，请你批评。”　　“这种介绍创作经验的小册子青年人很需要。你这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冯雪峰看了一遍书的目录后说。　　“雪峰，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吧？”茅盾将一杯热茶递给客人。　　“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嘛。”冯雪峰笑笑说，“鲁迅先生去世后，上海的文坛较前冷落了。我见到一些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他们谈起话来都不大有劲，心情沮丧，这与当前全民族抗日情绪普遍高涨的形势很不适应。我们要设法把作家们团结起来，使他们抖擞精神，投入新的斗争！”　　“你说得对。是应该为青年作家们组织一些活动，使他们加强联系，交流感情，激励斗志。”茅盾表示赞同。　　冯雪峰征询他采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茅盾想起前几年出版界的一些老朋友曾举行星期聚餐会，十一二个人，每周聚餐一次，轮流做东，每人每次出一元钱，做东的出两元钱。在餐桌上，互相交换上海政治界、文艺界的信息，也解决一些编辑、出版上的事务。于是他向冯雪峰提出：可以仿照星期聚餐会的方式，把大家邀集到一起交流思想、感情。这种方式比较自由，大家可以随便交谈，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　　“这是一个好主意！雁冰，我的事情多，也不大好公开出面，这事就委托你了。你可以再找几个同志商量商量。”　　冯雪峰起身告辞，在门口他紧握着茅盾的双手，眼里流露出充分信任的神色。茅盾也点了点头，说道：“放心。你自己多保重！”　　晚上，艾芜和申报《自由谈》的编辑吴景崧来拜访他。茅盾向他们谈了想搞个青年作家聚餐会的想法。他说：“虽然我已经是四十出头的人，可我觉得自己跟青年人一样，爱和青年朋友谈天，青年朋友思维敏锐，见解新颖。如果大家能一星期或两星期聚餐一次，谈谈文艺思潮和新发表作品，该有多好？”　　艾芜、吴景崧齐声称好。第二天，他又找了沙汀、张天翼征求意见，他俩也满口赞成。　　这件事就定了下来。　　茅盾向冯雪峰谈了举行聚餐会的准备情况。冯雪峰提出一个问题请茅盾考虑：青年作家和“星期聚餐会”的参加者不同，参加“星期聚餐会”的郑振铎、傅东华、叶圣陶、胡愈之、陈望道、徐调孚……这些人是名作家、老编辑、经济都比较宽裕、每星期拿出一元钱来聚餐是小意思，而预定要参加聚餐会的青年作家，要他们每周掏出一元钱，都会感到吃不消，一元钱意味着三四天的饭钱呢。　　经冯雪峰一提，茅盾想了个退一步的办法：不固定每星期一次，也可以两星期一次。不轮流做东，就由他固定做东家。凑钱采用“撇兰”的办法，每一“兰”一般是四角、五角、六角，负担不大，也活泼。饭馆是中小餐馆。　　冯雪峰表示赞同。　　茅盾提议这种聚餐叫“月曜会”。　　冯雪峰觉得“月曜会”这个名字既新鲜，又好记。他对茅盾说：“你想邀请谁参加，就邀请谁。”　　第一次“月曜会”聚餐在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举行了。茅盾和王统照早早地来到预定的菜馆。他们选了一间屋子一桌雅座。不大一会儿，张天翼、沙汀、艾芜、朱凡、王任叔、蒋牧良、端木蕻良…….陆续来到了。茅盾拿出一张纸，用笔在上面画了一丛兰草，在兰草的根部注明钱数。于是撇兰开始了。茅盾说：“我是东家，我先来圈。”　　大家一一圈完了兰叶，打开一看，茅盾圈的是一元二角，他马上把钱掏了出来放在桌上。　　别人哪会知道，他是有意圈画这最多的一份。　　点的一道道菜肴送上来了，一个个话匣子也哗哗地打开了。茅盾指着王统照向大家说：　　“在座的大多是青年作家，老王当然不算青年作家了。我拉他参加，一则是因为他是《文学》的主编大人，能对青年朋友来稿中存在的毛病提出一些意见，二则他与你们熟悉起来，也为《文学》的稿源开辟一个基地。”　　“对，对！我是来交朋友的。雁冰拉我来吃菜，我来向大家拉稿。今后，请大家给我们《文学》多多支持啊！”王统照说。　　有人关心地问茅盾，他是不是常失眠？茅盾说，他有了治失眠的“单方”，不大失眠了。　　大家纷纷向他请教“单方”是什么。他说，这个“单方”就是地临睡之前读几页有趣而轻松的书。他举例：“譬如，昨晚我睡不着，就打开灯，读勃兰兑斯写的《安徒生论》。　　我觉得勃兰兑斯的评论文章也和安徒生的童话一样轻松而有趣。他说，写童话不要用曲折的叙述，什么都得从嘴巴里新新鲜鲜当场出彩──哦，说是‘讲出来’还嫌不够，应当是咪咪吗吗、帝帝打打，或者是呜嘟嘟象号筒。他举例说，安徒生常常是这们开头的：　　‘三个小兵在大路上开正步走……一　　二！一、二！’或者‘那么……张开嘴巴的喇叭在吹，大底达大打！有一个小孩在里头！’……我读者读着，就在安徒生的鼓声中进入了梦乡，呼……呼……”　　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在“月曜会”上，茅盾讲的并不多，总中听别人讲话。每当人们议论到文坛现象和文艺思潮时，他总是注意倾听。他听到一些青年作家反映，他们写出了作品苦于无处发表。　　就想出了出“丛刊”的主意向冯雪峰建议，创办了《工作与学习丛刊》。出了四辑：　　《二三事》、《原野》、《收获》和《黎明》。茅盾在上面发表了评论青年作家艾芜、周文、葛琴等人作品的书评，以及其它评论文章。陈白尘后来写道：“1937年春，张天翼同志通知我去参加由茅盾同志主持的‘月曜会’的聚餐，这更使我兴奋不已了。此前虽然见过几次茅公，都是在公共场合，未能亲聆教诲。‘月曜会’……连茅公不过十来人。……那天，他身御浅灰长衫，足登便鞋，周身上下朴素整洁，在这十里洋场上，却似一尘不染，温文儒雅，飘然而至，真是文如其人！　　“没有任何形式，谁也无拘无束，我们都围他而坐，随便倾谈。忽而国内国际形势，忽而抗日统一战线前途，忽而文坛掌故和新收获，忽而又落到创作问题上。茅公有问必答，自然地形成了中心。他那较重的浙江桐乡和轻微的口气，并不妨碍他谈笑风生，娓娓动听。我们这一群，当年的青年，真是如坐春风啊！……　　“这个‘月曜会’，在茅公一生事业中，只不过是小小的一朵浪花而已。他自己都可能忘记了。但正是这类一朵朵浪花聚集起来，便可以看出，在整个三十年代里，他为中国文坛培育了一代新人！说他是三十年代作家们的导师，想不过分吧？”三二、炮火的洗礼　　1937年8月13日清晨，茅盾打形式收音机，播音员正在报告：因为战事，“银行停业两天”。　　接着又说：“国民政府已于昨日封锁长江和南黄浦……”　　近半个月来，他已在手记上写下了这样一些战况：　　7月30日，北平、天津沦陷。　　8月7日，日本大使川越抵上海；自长江止游撤下之日本海军军舰与陆战队亦已集中沪上。　　8月10日，日本一面施放外交途径解决的烟幕，一面急遽向上海增兵，吴淞口外敌舰相望。　　8月11日，京沪、沪杭两线我大军向上海推进。　　8月12日，我大军继续沿京沪、沪杭两线推进，两线仅各开客车一班。　　昨天，茅盾去和冯雪峰、邹韬奋、胡愈之等人商量战争发生后办杂志的事情。他妻子去设法搬运寄放在开明书店总厂的两千本书籍。待他傍晚回到家里，却不见书籍搬来。　　妻子说，好不容易才叫到一辆黄包车，家里的细软更要紧，就把两皮箱细软运到了租界的二叔家里。在睡梦中，茅盾还跟妻子争吵，说要把那两千本中西书籍搬运出来。今天，他要亲自去试一试，看能不能运出那些书，哪怕运出一部分也好。　　当他换上衣服要出门的时候，收音机里传出了闸北已经开火的消息。他心急如焚地跑上街头，穿过已垒起沙包、有卫兵守卫的苏州河桥，向开明书店总厂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许多工厂在用卡车搬运货物和原材料。　　海宁路上，挤满了人。茅盾一打听，原来是前面禁止行人通行，只允许持有特别通行证的汽车过去。　　蓦然，几架涂着太阳旗标志的日本飞机嗡嗡地从人们头上掠过。不一会儿，远处轰轰轰地响起爆炸声，几股浓烟翻滚着冲上天空。人们议论着什么工厂、哪家栈房着了火。　　紧接着，响起高射机关枪的哒哒声音，中国军队向日本飞机还击了。人群欢呼，鼓掌。　　茅盾顿时觉得热血沸腾，激动不已。　　晚饭后，茅盾正在收听新闻广播，郑振铎叩门进来，兴冲冲地告诉他：从上海市政府得来的可靠消息，政府决定开放民间的抗日救亡活动，各科救亡团体只要向政府登记，就可以化开活动。他还问茅盾是否马上搬家。　　茅盾对他说：“暂时还不搬。老母早在内地老家，自己只有四个人，孩子大了，到紧急时刻拔脚便可以走。我大部分的书已经在火线内了，身边的一小部分随它去吧。”　　这一夜，茅盾又失眠了，服了安眠药片，才勉强睡了三四个小时。醒来时，窗玻璃已映出朦胧的玉色晨曦。忽然弄堂里传来：“小白菜、韭菜要？菠菜、雪里蕻……”　　怎么，还有农民出来卖菜？他感到诧异。妻子说要去买点青菜，茅盾就跟她下了楼。　　妻子一问，小白菜的价钱竟然和原来一样！他感动了，心想：清晨冒着被敌人飞机轰炸扫射的危险，挑来这样新鲜的青菜，就是加价一倍，也不算多，而这农民倒并不肯抬价。问那农民：“日本飞机要来轰炸，不怕么？”　　农民笑了笑答道：“要怕的话，就不能做乡下人了！”　　茅盾的脑子里忽然闪现出一句古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天中午，茅盾去参加例行的月曜聚餐会。到了菜馆，他看到人数大大超出了预计的，心想：也许大家预感到这将是象征和平时期的最后一次聚餐，所以都赶来了。于是，临时又增加了一桌。　　在餐桌上，人们的谈话集中到今后作家艺术家的任务以及如何开展活动等问题上。许多人的眼光向着茅盾，听他发表意见：“……在抗日战争中，文艺战线也是一条重要的战线。我们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我们要用它来描绘抗日战士的英姿，用它来喊出四万万同胞保卫国土的决心，也用它来揭露汉奸、亲日派的丑恶嘴脸。但我们的工作岗位将不再在亭子间，而是前线、慰劳队、流动剧团、工厂……。总之，我们要趁这大时代的洪流，把文艺工作深入到大众中去，提高大众的抗日觉悟，开拓出一个抗战文艺的新局面来！”　　在会上，多数人主张要赶快创办一个适应战时需要、能够迅速反映出作家们救亡呼声的小型刊物，而且提出要茅盾出任这个刊物的主编。这种信任和期待，使他感到义不容辞，立即向大家表示：下午就去找人商量，着手筹办，早日出版。　　聚餐会将散席的时候，电台播出中国空军出动轰炸了日本海军“出云舰”的消息；大家还听到远处传来的一阵阵高射炮的声音。忽然，轰轰的飞机声在屋顶响过，茅盾和朋友们拥到凉台上，只见三架一队的飞机朝东北方向飞去，有人大声说：“好啊！这是我们的空军！”　　下午，茅盾找到了冯雪峰、巴金，晚上又找了黎烈文，第二天一早找了王统照。他们都赞成由《文学》、《中流》、《文丛》、《译文》四个刊物同人集资出版一份文艺周刊的计划。巴金来电话说：“勒以、黄源都赞成我们的方案。我建议明天开一次同人会。”　　茅盾当即表示同意。次日，他和巴金约了四家刊物的主编开会，讨论了编辑方针、纸张和印刷问题。他们一致决定用《呐喊》作为刊名。他对巴金说：“我看，创刊号的文章就由我们这些人包了。稿件最迟十九号交来，文章不要长，一千字以内。”巴金表示同意，并说他还约了胡风、萧乾写文章，言明是没有稿费的。　　晚上，隆隆的炮声似沉雷轰鸣。茅盾耳听炮声，手挥毛笔，撰写《呐喊》的创刊献词……《站在各自的岗位》。　　第一期《呐喊》出版了。邹韬奋主编的《救亡日报》也出版了。上海的公众纷纷争购。　　《呐喊》从第三期起改名《烽火》，在第一期《烽火》的封面上，加印了以下的文字：　　编辑人茅盾，发行人巴金。　　那些天，茅盾日夜为《呐喊》（《烽火》）、《救亡日报》、《抗战》、《少年先锋》等抗日救亡报刊写搞，眼睛熬出了一根根殷红的血丝，失眠症越来越严重，胃病也常发作.他妻子心疼得很，提醒他要注意身体.他说：“你放心，我不会累垮的。如果我不写文章，那才会闷死的！”他从桌子上捡起《救亡日报》第一号，对妻子朗读他写的《炮火的洗礼》：“在炮火的洗礼中，中国民族就更生了！让不断的炮火洗净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专制政治下所造成了缺点，也让不断的炮火洗净了我们民族百年来所受帝国主义的侮辱。　　古老的伟大的中华民族，需要在炮火里洗一个澡！……”读罢，对妻子说：“德止，我们原来就是战士，一直以来就是战士，今天我们是经受着炮火洗礼的战士，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去同民族的敌人战斗啊！”说着走到妻子的身边，把《救亡日报》放在妻子的手中，眼眶里闪着激动的泪花，关注地望着她。　　妻子的眼眶里也有泪珠在滚动，她深情地说：“你的心，我懂！”三三、在《文艺阵地》上　　战火向上海整个市区蔓延。　　1937年10月5日，茅盾带着女儿、儿子离开上海。他们先坐火车到镇江，再乘轮船到汉口，又搭火车抵长沙。在陈达人和黄子通帮助下，他让沈霞考入周南女中，又送沈霜插进岳云中学。安排好两个孩子之后，他即乘火车到汉口，想搭轮船回上海。谁知战事发展很快，轮船只通到南京。孔德止来电报，让他走浙赣和沪杭铁路。然而一路上火车时开时停，11月5日才到杭州。使他吃惊的是：这天凌晨，敌军在金山卫登陆，从中午起火车已不通上海。　　归路断了，如何是好？他去找生活书店杭州分店想办法。一个老店员建议他到绍兴，再乘船返上海。　　11月12日晚上，茅盾终于回到信义村家中。妻子在替他炒蛋饭时告诉他：“刚刚广播，我军已撤出上海了。”　　茅盾想，从现在起，租界已成为“孤岛”，看来得想法离开上海了。　　这年除夕，他和妻子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站在船舷旁，他眺望夜色中的上海，感到恋恋不舍。在这里，他曾经生活、工作和战斗了二十年，如今在战火的逼迫下，终于要离去了！他后来怀着深情写道：“上海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这里我开始了对人生真谛的探索，也是在这里我选择了庄严的工作。现在我要离去了，为了祖国神圣的事业。但是我还要回来的，一定会回来！”　　年初，沈雁冰和妻子抵广州，再转车到长沙，和两个孩子会合。然后他只身到武汉。　　这时，生活书店已从上海迁到这里。他去生活书店，见到了徐伯昕和邹韬奋。三人商量后，决定编一本综合性文艺刊物，取名《文艺阵地》，半月出一期。考虑到武汉不可能长期坚守，他们决定刊物在广州编辑、出版。　　一天，茅盾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拜访董必武。董必武希望他留在武汉，参加正在筹备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他认为自己还是去编杂志和创作小说更合适。董必武听了，表示尊重他的选择，并介绍吴奚如帮助他组织稿件。　　沈雁冰听说楼适夷在《新华日报》社工作，就找到了他，对他说：“你跟各方面的联系比较多，请你为《文艺阵地》多组织一些稿件吧。”楼适夷应允了下来。他又向老舍、叶以群、冯乃超、洪深、孔罗荪、宋云彬等人约了稿。然后才回到长沙。2月21日，茅盾携家登上了南下的火车。临行前，张天翼赶到车站送行，并且交给予他一篇为《文艺阵地》写的小说：《华威先生》。　　2月下旬，茅盾一家抵达广州，住在爱群大酒店。他着手编辑《文艺阵地》的稿子。　　有一天晚上，《立报》总经理萨空了来访，对茅盾说：“我准备把停刊的《立报》。　　迁到香港出版，特此来请你去编副刊《言林》。”茅盾一听连忙摆手说：“不行，不行！　　我要在这里编《文艺阵地》。”萨空了说：“这并不矛盾，你可以同时编两种嘛。《文艺阵地》是半月刊，字数又不多，占不了你多少时间，而《言林》每期只要二千五百字，你顺手就编了。你可以到香港安家，那边居住条件、写作环境都比广州好，安静，免得天天躲警报。”　　“唉，我最烦躲警报了。可是……”　　“你可以在香港把《文艺阵地》编好，寄到广州来排印，反正你只好负责编辑，印刷发行都由生活书店负责，如果有事情要来广州，坐火车两个多小时也就到了。他们生活书店给你多少编辑费？”　　茅盾对他说了一个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