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6

(三)委员会与区委联席会议；一方面报告中央议决案及以后区的工作方针，并讨论议决案，或再由委员会对部委会报告。　　今晚要讨论区对于武汉以后对于全国政策的方针，决定由委员会联名电武汉要他们执行。　　恩来：我们致电武汉应指出两点：　　一、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以致在民众中有不好影响，甚至影响到武汉与国际都趋于和缓。尤其是汪精卫来后，他也受我们影响，态度也就和缓，致使此次大受其亏。国共联合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以上错误，沪区完全承认，并要把此意告诉武汉。　　二、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　　亦农：我们对于中央并不要责难，不是以沪区意见对中央提出。　　上海过去做(犯)了许多错误，而武汉对于上海太不注意，甚至对于上海市政府表示不赞同，我觉武汉方面对于上海的观察不清楚，关系也不见灵密，也许是交通不便所致。　　对于政治军事，昨天区委讨论，对于恩来意见都一致赞同，惟对中央致电固很必要，但只处提出意见态度，而不是提出抗议。　　世炎：致电中央大家意见都已一致。惟我在这几天感觉，目前实为中国整个的革命与党的最严重的时期，如果策略稍有差池，关系非常重大，上海为无产阶级力量表示得最伟大的地方，与全国各处，有不接气的地方，我们党如果没有很坚决的策略，关系今后党的进行实在太大。我意现在如要消灭新军阀与资产阶级，问题并不简单，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很坚决的策略。所以我们此次致电中央，除说明恩来意见外，同时要表示很坚决的态度。我们要看清反动力量非常浩大，敌人进攻，已到万分紧迫的时期，我们在“三月二十日”的右倾错误，已经得到教训，但那还不过是政权党权的争斗。现在的形势，比三月二十日还要重大，我们再不能有第二个右倾的错误，以自陷于危境。以外奉方与老蒋究竟有无发生关系，也值得研究与注意。　　立：武汉对于老蒋之决心打击已为事实，毫无问题，所最困难者为军事问题，所以还在忧移，现在不但是军事上忧移，已发生政治上的忧移，因为奉方进攻甚烈。所以决定如果蒋尚不十分反动，还可姑予敷衍，尤其是接到仲甫等来电表示反对打蒋，大家益发摇动。　　现在武汉既连下不准蒋缴纠察队械、要蒋保护市政府、不准蒋在南京开会三电，可见武汉方面对于政治上的策略已坚决，其所以不即下讨伐令者，纯为军事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电报，要多注意军事分析。　　讨论电报：　　发电名义——个人签字。　　电文内容——(原件缺——编者)　　延年：在政治上，要说明我们应乘资产阶级政权未稳固前打他，才有胜利希望，如再延缓，资产阶级的政权一经稳固，我们就无法可打。在军事上，武汉方面第一、第七军必可开拔南下，他们预备四万支枪到南京。　　世炎：军事上除奉系问题外，还有帝国主义与青红帮的两个问题也关重要。　　立：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政治上的地位，比蒋巩固得多。在军事上，老蒋的巩固进程比我们快得多，如果愈延长，他的力量愈巩固。再加老蒋用反共的宣传，将来很可取得政治上的巩固地位。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赶快打蒋是毫无疑义，且我们目前不打蒋，蒋将来必打武汉，到那时就非常危险。现在武汉所最困难的为经济问题，非打到江浙，在经济上就无办法。　　电文起草——决定恩来担任。　　……　　李立三传达了来上海的任务，讨论了上海的形势，针对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对是“东征讨蒋还是北伐讨奉”举棋不定的情况，决定以与会者名义，向党中央写一个请求东征讨蒋的意见书。这个意见书由周恩来起草，李立三、赵世炎、陈延年、罗亦农、尹宽、周恩来6人签名，用电报将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发给了在武汉的党中央。电报指出：“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斗争，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第二天，上海区委向会议作工作报告，总结了三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　　李立三在18日的特委会议上指出：上海工作已到严重时期。“虽为客观环境造成，但主观也有错误。不但是上海党的错误，而且是整个党的错误。这实是我们党的根本错误。”“上海区不应以此而延缓其工作。这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没有坚决认定无产阶级取领导权与大资产阶级奋斗，没有明确的阶级觉悟与指导。”暴动的结果，“并没有取得一点政治的领导权，市政府根本没有成立。”“今后工作的策略，即为积极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与大资产阶级努力奋斗，扩大无产阶级的领导，影响于小资产阶级，夺取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会议一致决定“四一二”以后，要起来继续斗争，要领导上海工人准备新的起义，迎接东征军，打倒蒋介石。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17)　　五、筹备并参加中共五大　　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特委会后，立即与罗亦农等赶回汉口，又参加了中共五大会议的筹备工作。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之后，紧接着又指使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南京、无锡等地发动了同样的反革命政变。革命前途危在旦夕。为了挽救革命，4月27日上午，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昌都府堤20号武昌第一小学礼堂开幕，共有8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瞿秋白、顾顺章、张金保、张国焘、谭平山当选为主席团的成员，李立三同时是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主持人。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以及英、法、美、苏等国共产党代表、武汉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等来宾。开幕式由陈独秀主持，他首先致开幕词，接着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向大会祝词，随后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各国共产党代表及我国各团体代表向大会致贺词。　　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这次会议是半公开的，会场警卫由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教导营担任，这个营的干部战士大多倾向革命，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当天，营长韩浚率领一百多名战士警惕地守在会场周围，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　　因为当时汉口较武昌更为安全，同时大多数代表居住在汉口，过江开会不太方便。因此28日大会休会一天，迁往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会馆，29日以后的会议均在此进行。　　29日，陈独秀作《政治和组织工作报告》。报告没有回答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代表们感到非常失望。　　4月30日至5月3日在讨论时，20多人先后发言，许多代表提出了意见。李立三多次发言，总结了职工运动的经验，从总体上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也批评了在领导上海起义中的机会主义策略。但是，“因为罗易和鲍罗廷对陈独秀采取了调和主义立场，这一斗争没有很好地进行下去。”　　5月4日至5日，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报告。他先介绍了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后来总结了大会讨论陈独秀报告的情况。　　5月7日至8日，大会讨论了组织、修改党章、农民土地、职工运动等问题。9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决议》等5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选举产生了第五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建立了党中央的监察委员会。历时13天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宣告闭幕。　　在5月9日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时，李立三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他又与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7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3人为常委，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　　这次大会是在中国革命遭受挫折之时召开的。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是这次大会存在着严重错误。它没有提出争夺领导权的任何切合实际情况的措施，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作了错误的分析，对汪精卫充满了幻想。会议没有讨论建立共产党自己直接领导的军队的问题。对于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虽然强调了解决问题的意义，但制定的具体措施都是行不通的。大会继续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使他得以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致革命一步步走向失败。　　六、太平洋劳动会议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　　早在1925年，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代表即准备在欧洲举行太平洋劳动会议，由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和破坏而未能开成。1926年7月。澳洲工人阶级代表提出倡议，并在澳洲召开了筹备会，决定次年在中国广州召开太平洋会议。这是对中国工人阶级、革命工人解放运动的直接支持和鼓舞。1926年9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开会，决定承接这项光荣的任务，并派遣筹备委员，在汉口友益街设立秘书处，秘书长为林育南，负责日常筹备工作。　　然而，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东也发生了“清党”，陷于白色恐怖之中，太平洋劳动会议只好改在武汉召开。　　5月14日，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抵达汉口，当天下午在全国总工会主持召集筹备会议，就太平洋劳动会议的程序等事项作出了相应决议。身为中共中央7名政治局委员之一的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参加了会议的领导工作，并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会议。　　在5月16日举行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会上作出决定，李立三担任组织部长，同时负责在太平洋劳动会议上作《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　　5月17日，汉口各工会代表在血花世界大剧场(今民众乐园)举行欢迎大会，到会1000余人，各国代表团代表24人。李立三、向忠发、刘少奇等出席。午后1时首先由向忠发致欢迎词，欢迎全世界革命领袖齐集武汉，指导和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工人谋求解放。接着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致词，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站在中国劳动工人面前，尽力帮助革命，打倒一切反革命派。英国代表汤姆、日本代表西田义一，爪哇代表赖克门、美国代表白劳德相继致词。　　5月20日12时，太平洋劳动会议在汉口血花世界大舞台正式举行开幕典礼。除中国共产党代表瞿秋白外，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陈公博、彭泽民，国民党省党部代表徐虔知、汉口市党部代表詹大悲等到会。　　大会主席苏兆征宣布开会，致开幕词，报告了太平洋劳动会议筹备经过，阐明了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和任务。　　李立三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强调了中国工人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　　为了宣传教育，扩大影响，李立三邀请各国劳动代表于23日参加了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办的高级劳动学校在前辅德中学举行的开学典礼。　　李立三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期间，特别需要指出的一项是“不等官方许可，可自行实施8小时工作日。”这是李立三当时坚持提出的武汉工人经济要求之一。在1927年4月以前只有个别的工厂企业，如铁路部门得到落实。总工会决定5月份不等官方许可主动实施8小时工作日，由省总工会召开代表会议通过决议：自某某日起，工人拒绝8小时以上的劳动，并为此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到了规定日期，各工厂企业的工人干完8小时的工作后，果然停工回家。这样做法的效果是：提高了工人群众的革命觉悟和工会的威望，同时因工人的业余时间多了，为群众性宣传工作提供了便利。经过斗争，8小时工作制不仅在工厂企业中得到实行，而且在商业经营的店员中也得到实现。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18)　　为取消束缚有色人种劳工之立法起见，为剥夺帝国主义者及中产阶级之武器，使勿降低劳动者之生活程度起见，并为解放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中此种中古时代之奴隶制度起见，在李立三的促使下，太平洋劳动会议议决10条：　　1．采8小时工作制；　　2．每星期内，须使工人有一次连续24小时之休息；　　3．施行工人保险，如疾病、遇险、残废、失业等各项保险，保险之责任，由厂主与政府担负之；　　4．禁止妇女做夜工。产妇须在生产时期之前后各给假8星期，工资照给；　　5．绝对禁止买卖儿童作为掠夺之目标，并禁止雇用14岁以下之童工；　　6．同等之工作予以同等的工资；　　7．集会、结社、出版、罢工之自由权；　　8．设立劳工稽核所，其中职员由各工会中选举之；　　9．取消体刑、罚金、扣资以及工厂之产品充工资等；　　10．组织工团及纠察队，反对法西斯主义及破坏罢工者。　　5月27日太平洋劳动会议结束后，5月30日，中共中央常委会便任命李立三为中央工人部长，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一职，改称为书记，由李立三任书记同时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干事会书记。　　此后不久，便迎来了中华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　　中华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于1927年6月19日至28日在武汉召开。6月18日下午1时在武汉血花世界开预备会，到会代表400多人，还有俄国、爪哇、朝鲜等各国代表数十人。　　预备会通过大会主席团由李立三、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等25人组成；通过组成政治、经济、组织、教育宣传、决议审查5个委员会，李立三为政治委员会主任。　　6月19日下午3时，在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举行开幕典礼，首由李立三致开幕词。　　6月20日，李立三在大会上又作了政治报告。　　6月23日上午，与会代表参加武汉人民举行“6·11”、“6·23”北伐阵亡烈士及各地同胞追悼大会，下午在总理纪念堂继续开会，值日主席为李立三，由刘少奇作会务报告。　　湖北全省总工会、农民协会，23日晚在汉口普海春欢迎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共约五百人。开会前，由李立三、刘少奇、何葆珍、向忠发……俄国代表、及上海、广东、福建、四川、山东各地代表先后唱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及各地含有革命性之歌谣，均足以联络彼此亲情，激发革命情绪，鼓掌之声，响彻云霄。　　6月28日，上午9时，在血花世界举行闭幕会。李立三宣读了“政治报告及各国职工运动与中国工人运动统一决议案”，并相继通过了多个决议案。下午3时，由李立三代表主席团致闭幕词，会议圆满结束。　　……　　就在这两次会议期间，李立三与美国著名进步女作家和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邂逅相逢于武汉。　　美国著名进步女作家和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年11月24日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小镇弗兰德镇。一生与中国紧密相连，先后6次访问中国。　　图31：1963年夏天，李立三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再度相逢在北戴河　　1927年她第二次来中国时，正值蒋介石撕下伪装，挥起屠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她在上海亲眼目睹了中国历史上这血腥的一幕，悲痛不已，十分愤慨，便溯江而上，到武汉访问那里的国民政府。当时，正值中国第四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斯特朗对李立三进行了采访。她把这次在中国的采访连同她1925年第一次来华访问的情况，写成了第一部关于 中国革命的书：《千千万万中国人》，记录了1925年省港大罢工和1927年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实。　　斯特朗在书中写道：工人代表唐树义向她介绍，“到湖南来给我们组织工会的是李立三。他先开办了一所矿工业余学校，这所学校开了一夏天，一些用功的工人学会了识字。李立三将这些人秘密发展成工会组织者。他们将整个矿区分成44个部分，一人负责一部分。这些组织者又另选一些工会活动分子帮忙，一人负责100人。这些人又各选十个帮手，每个帮手负责十个矿工。就这样一万三千名矿工很快就组织起来了。我们不把这个组织称作工会，而叫矿工俱乐部。尽管如此，矿主还是要摧毁我们的组织。”　　斯特朗在书中写道：6月20日上午，李立三的政治报告一结束，她立即找到李立三，要求了解他的身世。李立三愉快地接受了她的采访。“李立三与别人都不同。作为湖南农村一个教书先生的儿子，他读了7年书。大战期间，他到了法国，在铁工厂里做工……李立三关于中国劳工运动的观点，超越了中国的国界。他对我说：‘只有当中国有了强大的工会时，工会才可能在爪哇、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蓬勃发展’。”　　就在这次采访时，李立三还向斯特朗讲述了他于1925年秋天从上海逃到武汉，反动派的刺客暗中保护他的一个生动而可笑的故事。　　斯特朗还生动描述了采访结束时，她打开相机给李立三拍照的详细情景：“他催我离开那个到处是工人卫队和标语布告的大院，带我来到一个业已凋残不堪的中国式小花园。他以树木和一条小溪为背景，摆了个照相的姿势。他想在我的记录中留下一个恬静优美的环境所环绕的形象，而不是置身于胜利喧嚷之中的形象。”　　后来斯特朗跟别人说：“李立三虽然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但他很有知识分子味道。”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1)　　历史证明，李立三不仅是南昌起义的主要倡导者，　　而且还是起义的重要领导人……　　南昌起义后，他两次被党中央派到香港，主持广州　　起义失败后的广东省委工作……　　一、南昌起义中一个真实的李立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光荣起点，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历程的光辉起点！我党、我军历史上这一伟大壮举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一直鲜为人知。长期以来，一些有关现代革命史的书籍、革命史展览中，在介绍南昌起义这段史实时，只有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等，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提到过作为八一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立三的活动。一般党史读物在谈到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时，从不提及李立三。其实，李立三不仅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而且还是这次起义的倡导者。　　之一、起义前的情势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劳动民众迅速觉醒起来努力于自己的组织和斗争。平民的明的暗的仇敌，(中外反动者)也就觉察到自己的危险，寻找种种方式、方法来阻遏革命进展的潮流。”主要表现在：1927年3月24日，英、美、日、法、意5国军舰联合炮轰南京城，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南京惨案”；同月，蒋介石杀害赣州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捣毁安徽省总工会等革命团体；制造重庆“三三一”大惨案；4月12日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之后，蒋介石又指使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南京、无锡等地发动了同样的反革命政变，革命前途危在旦夕。　　在此严重形势面前，中共向何处去，中央的政策是混乱的。这种混乱，首先来自于斯大林当时的政策是错误的、矛盾的，而且由于两名苏联代表对莫斯科的路线作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一是鲍罗廷，他的头衔是苏联驻中国的最高特使，又兼任国民党政府的总顾问。他与陈独秀一起提出了“西北理论”，主张中共支持武汉国民党夺取北京的计划，打开通向冯玉祥在北方势力范围的道路；一是罗易，印度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正式代表，主张回到革命热情高涨的广东去，努力“深化”革命并进行土地革命。　　为了挽救大革命，中共在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尽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由于没有提出夺取领导权的任何切合实际情况的措施，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作了错误的分析，对汪精卫充满了幻想。大会继续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使他得以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此期间，又发生了杨森进攻鄂西，于学忠、张联升等叛变于湖北、西北。　　五大闭幕后，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14 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发出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李立三同蔡和森在政治局会上提出“派叶挺部队及中央军政学校出动，兜剿夏斗寅，占领粤汉路，以湖南为根据地，准备应付武汉反动局面。同时扩大工农纠察队武装，发动群众起来作殊死战”，“以武力对付武力，以暴动对付暴动。”中共中央采纳了他们的提议，调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奋起反击，迅速打败了夏斗寅的叛军。但是，拒绝了他们关于建立湖南根据地的建议，也没有决心“以武力应付武汉反动局面”。当时李立三这一正确主张，没有被中共中央采纳，失去了一次重要的革命时机。罗易与瞿秋白以为，现在的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只有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弄好了，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现在当务之急便是建立此中心。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恶果。　　紧接着5月21日，又发生了“马日事变”，即在蒋介石、 汪精卫唆使下，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而陈独秀不贯彻五大的正确决议，不采纳党内主张像对付夏斗寅那样，以武力解决许克祥部队的正确意见。对来自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攻击，采取了妥协退让的错误办法，致许克祥的反革命气焰更加疯狂，在短短20多天里，就在长沙及附近各县屠杀了一万多人，革命危机日趋严重，一些不坚定分子消极逃散，有的甚至公开叛党。　　随之，冯玉祥也公开反对工农群众及共产党，并下令驱逐俄国顾问鲍罗廷。　　以上这一系列事件的恶果是工农的鲜血流遍大江南北，革命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　　之二、党中央改组　李立三当选临时中央常委　　在中共召开的五大会上，李立三与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等7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人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5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不指名批评了陈独秀，并指示鲍罗廷“动员2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5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这时，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 继蒋介石叛变之后，由动摇走向反动。各种反革命力量结伙向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扑来，党内思想混乱，党的领导“像迷失路途似的”。　　6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开会讨论中国问题，决定罗易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立即派罗明那兹同志去武汉接替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的工作。　　6月底，共产国际来电，批判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中共中央，解除顾问鲍罗廷的职务并调回国。但鲍罗廷扣住了国际的训令，没有及时传达执行。因为他清楚自己和陈独秀的命运的一致性，陈独秀时代的结束就是他鲍罗廷时代的结束。他尽力拖延，希望峰回路转。拖了半个月，不能继续拖了，因国民党已准备公开叛变，汪精卫已通知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　　7月7日(或8日)，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传达了国际的训令。陈独秀一言不发，只点了点头。老鲍很伤感，在中国很多问题上，他与中共这位领导人是一致的。他宣布: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同志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瞿秋白、蔡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指定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政治局职权。　　会后，陈独秀给临时中央写了一封信，称“我实在不能工作”，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之后，收拾了自己的办公室，神情憔悴，似笑非笑地咧了咧嘴，拿着一把大大的芭蕉扇，拖踏着一双黑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　　7月12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立，陈独秀停职，从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随后不久，共产国际来电，调鲍罗廷立即动身回莫斯科。因此，7月14日鲍罗廷在瞿秋白陪同下就上庐山去了。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布“本党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号召“国民党党员群众及一般民众起来，反对背叛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　　7月14日晚，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了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党计划。7月16日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取缔共产党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随之，汪精卫集团就同蒋介石集团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在蒋介石、汪精卫的疯狂屠杀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2)　　之三、 主持第一次九江会议　力主“独立的军事行动”　　在大革命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面对汪精卫正在进行的反革命大屠杀，为了使革命走向复兴并取得胜利，新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一方面部署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和把党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一方面在军事上又决定组织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把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叶挺所在的第11军(叶是11军下属、24师师长)和贺龙的第20军，开回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图再举。为此，党中央特派中央常委李立三与秘书长邓中夏去党的力量较强的第4军、第11军驻地――九江，做部队移师广东的准备工作。　　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问题，李立三在1927年10月写的《“八一” 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文中指出：“我们动身(去九江)时，中央并未给我们准备此项工作任务。”也就是说，在此以前，从来没有提到过要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　　7月19日李立三和邓中夏奉中央命令抵达九江后，谭平山也到了九江。当天晚上，在九江的一幢二层楼房里，在李立三的主持下，召开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会议。　　一向敢于冲锋陷阵的李立三在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时指出：“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 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生智)。张发奎态度虽然仍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精卫)之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们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C.P.(即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C.P.’之表示。”“在军事上，4军、11军已向南昌移动，驻扎于马四岭、涂家埠一带，20军已渐次集中九江。朱培德之3军移驻樟树，9军移驻临川。程潜之6军经江西之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围我军之形势……军事上已到了极严重之时期，而张(发奎)尚徘徊于武汉，则张之不可靠，更可证明。”由于“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3、6、9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　　邓中夏也表示了他的同感：“对，我们党内还有相当的人对张发奎抱有幻想，我认为应该抛弃这种想法。”谭平山当即提出：“现在的部队应集中南昌，在此联合贺龙的20军举行暴动。”三人商议“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20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3、6、9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这样，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建议就在这天晚上确定下来。”“在这次会议中，没有不同意见，遂将这项意见报告中央。”　　此时，前中央常委瞿秋白正在庐山。李立三他们研究以后，3人分工：谭平山留在九江，20日，李立三、邓中夏“即赴庐山和(瞿)秋白商议，秋白亦完全赞同这项意见。”(瞿)秋白听完李立三、邓中夏的分析意见后，情绪激昂地说：“我们早就该这样干了，我们已经压抑得太久了，也许这次暴动会给我们党带来新的希冀。”“当时闻中央有召集紧急会议之讯，(李立三)即请秋白代表在浔(九江)负责同志之意见，并请中央即速可决。”当时，林伯渠的堂叔在庐山英国人开设的饭店——仙岩客寓当大师傅，22日李立三又在他的厨房里召集了一次会议。他们用围裙遮起窗户，点起蜡烛，讨论有关武装起义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林伯渠等10来个人。大家都表示赞同。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对举行南昌起义建议的提出有明确记叙，他写道：　　“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五人常委派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干部前往九江，准备组织党在北伐军中的部分力量，重返广东，继续革命，反对新老军阀。旋因军事形势变化，敌情紧急，李立三同志等一致向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征得当时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同志的同意。政治局常委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并派周恩来同志前往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委员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遂于八月一日胜利地举行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　　之四、第二次九江会议再议决暴动计划　　正当李立三与邓中夏在庐山与瞿秋白商谈时，谭平山在九江得知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黄琪翔等将在庐山开会，要“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的共产党员”。　　7月23日，恽代英、贺龙到达九江，“黄琪翔、 朱培德即邀其赴庐山开会，并百般拉拢。”“同时(谭)平山已将在南昌举行暴动之计划，探贺龙之意见，贺表示甚为热烈。”“又得叶挺出来说硬话，于是贺之主张更为坚决。”由于形势危急，谭平山、恽代英发电报通知仍留在庐山的李立三回到九江开会。　　7月23日晚和24日，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在九江召开第二次会议，具体研究了南昌暴动的计划、政纲、宣言以及组织与宁、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相对抗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问题。决定：叶、 贺“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劳动保护为暴动之目的。在这项纲领之下，发表宣言( 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　　第二次九江会议，“对暴动计划完全一致”。 但在讨论要不要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时，发生了“很大的争论”。“立三、代英主张须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为暴动的目的，因为南昌暴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中夏、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谓恐因此惹起反动势力更加联合的攻击和军队内部分化，争论极烈，当日会议无从决定(两方人数一样)，只决定报告中央征可否?”　　7月22日，鲍罗廷与瞿秋白从庐山秘密赶到武汉。25日临时中央常委开会，鲍罗廷又宣布：瞿秋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秋白把(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决定(建议)由浔带到汉口，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在)南昌(起义)的决定。”会议同意了瞿秋白由九江带回去的提案。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3)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他(周恩来)说，刚才接到李立三等由九江来信，主张在南昌、九江地区发起暴动。周恩来因而赞成在南昌由叶挺部等首先发难，联络湘鄂赣一带工农群众，形成反武汉、反南京的中心。他估计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主张移师广东东江。以广东东江为根据地是周恩来提议中的要点，这一点也是他始终坚持的。他曾在潮汕一带工作过，对那里情况较为熟悉。他认为那里敌军军力较少，海陆丰一带农运又很得力，而且有汕头这个海口，可以与苏俄联络。他要求中央，从速确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别是获致友军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的接济等等。所有这些，似都是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在周恩来看来，尤以莫斯科的接济最为重要。　　时机紧迫，不能多作讨论；我们两人因以中常委名义决定周恩来迅即赶往九江、南昌，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　　鉴于当时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故“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　　之五、第三次九江会议再讨论行动方案　　中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奉命于7月25日到了九江，立即召集在九江的李立三等人开会。会上，周恩来“报告(传达了)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会后，周恩来等“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并由中夏同志将详细计划回汉报告中央。”同时，周恩来还对在九江的同志讨论土地纲领时出现的分歧，传达了“中央的意见”，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把没收大地主之土地列入了政纲，统一了大家的认识。　　会后，周恩来、李立三、刘伯承、彭湃、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等“于7月27日齐赴南昌，(在江西大旅社)正式照中央命令成立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以恩来、立三、代英、彭湃四人组织之。”周恩来任前委书记。后来，张国焘、谭平山也参加了前委会议，但不是前委委员。至此，南昌起义由酝酿、决定转入实施阶段。前委27日同时决定成立武装起义总指挥部，“因军事的准备来不及，遂改定于30日晚举行暴动。”　　28日，周恩来亲往第20军指挥部会见贺龙，就起义问题征求他的意见。贺龙坚决果断地说：“很好！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周恩来当即代表前委任命贺龙为起义军的总指挥。”“担任起义军参谋长的刘伯承，与贺龙一道审慎周详地制定了起义的作战计划。”　　之六、 张国焘受命阻止起义　　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同意在九江的同志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后，按照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意见，报告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很快回电。“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把在(国民革命军)军队中的同志(共产党员)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　　7月26日下午4时，汉口一所住宅里走进来了张国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等中常委和中委，除他们之外，还有罗明那兹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仑及范克，另外还有两名翻译人员若克、家展。这是在罗明那兹的坚持下，中央常委会在此要举行秘密会议。　　瞿秋白首先发言说:“当前有一个紧急的情况，需要我们立即讨论。不久前新的中央作出决定，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目前，暴动正按计划进行准备，我们很需要苏联方面对暴动给予支持。今天在此聚会， 主要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同志以及苏联顾问加仑同志等人的指导下商讨一下目前的形势以及南昌暴动问题。首先我们请加仑同志发言。”　　加仑将军清了清嗓子:　　“我今天上午会见了张发奎将军，与他研讨了军事问题。张氏已同意将他所统率的第4军，第11军和第20军3个军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不再东进，逐渐转移，返回广东。张发奎如果同意回师广东，并不强迫叶挺等退出共产党，因此，我们可以和张发奎一同回师广东。与张一同返广东，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如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5000至8000，在优势敌军阻击之下，恐难到达东江。除非张氏不同意上述条件，那就只有在南昌行动起来。”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接着发了言。　　“我们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已来电令禁止俄顾问们在任何情形之下参加南昌暴动。”　　罗明那兹停了一下，在公文包里取出一张纸说道：“这是共产国际的回电，全文如下:倘若这次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　　念完电文，罗明那兹的眼光朝几位中国同志扫了一下，见大家都默不作声，继续说：“看来这两件事及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当面去通知。张国焘同志，你去如何？”　　罗明那兹说话时态度有些尴尬，因为他也明白表示过支持南昌暴动。　　　　张国焘立即表了态：“既然这任务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议快要举行，我离不开，最好也不要让我舍弃中央工作而去，王一飞同志可以负担这一使命，请他去好了。”　　王一飞当时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故张国焘认为他是最合适人选，可罗明那兹显得有点着急。　　“派去的人今晚就要动身，如何能找到一飞同志？即使找到他，并使他了解使命，立即起程，仓促间是不易做到的。”　　罗明那兹的口气就是要张国焘去，所以瞿秋白和李维汉都劝说道：　　“老张，还是你去好，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　　张国焘此时进退两难，心情异常尴尬。对于他此时的真实想法，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曾有所披露，觉得“当初周恩来等人提出暴动时，我并没有明确反对，现在叫我去劝说周恩来、谭平山他们停止行动，实在是不合适的，再者我实不愿此时离开中央和不能参加中央扩大会议”。同时，张国焘也一直认为“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并为此苦思焦虑，现在共产国际显然欲置身事外，不仅要俄顾问们勿卷入漩涡，而且不肯暗中在经济上有任何支持，这就使南昌暴动陷入绝境”，张国焘权衡再三，认为“加仑将军的提议是行得通的，也只有照加仑的提议做，才能多方面关顾到。老实说如果我辞绝任务，实在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担当该重任。”　　想到这，张国焘顿觉义不容辞。但他又以质问的口吻道:“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对国民党左派还抱有希望，或者幻想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等还能表演出一些新花样。”罗明那兹听了，显得有点丧气，他举着电报说:　　“这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我们如何不能遵行，我个人也认为事出意外，不过即使这个指示错了，我们还是要执行的。”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4)　　罗明那兹话锋一转，板着面孔说：　　“我们在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它所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受失败，我们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过去中共中央的错误，就是对这一点认识不够，今后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中共中央一定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李维汉见罗明那兹很气恼故应答道。　　“不过，加仑将军的提议是可行的，我们应尽量争取其实现。”张太雷发言了。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只有将第4军中的同志们和集聚在南昌、九江一带的同志们分派到农村中和各地方去工作。”瞿秋白补充道。　　罗明那兹对手下这几个中共领袖们的回答感到很得意，故转而作出了最后决定：“那么，现在一切由张国焘同志会同前敌委员会相机处理，处理好后，张国焘仍须尽快赶回中央。”　　“好，我一定完成中央使命，不过我请问，如果万一因时间或其他原因来不及阻止南昌暴动，又应如何？”张国焘问道。　　“这次暴动应坚决阻止，要克服一切困难抑制暴动的发生。”罗明那兹的态度很坚决，但没有直接回答张国焘提出的问题。　　就这样张国焘带着使命，讲明确一点主要是罗明那兹的使命，也带着自己的关切于7月26日晚匆匆搭上了长江轮。　　之七、力辩张国焘并最后确定起义时间　　7月27日晨，张国焘乘坐的江轮到达九江，这时的九江简直就是一个大转运站。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都由武汉来到这里，大部分乘车转赴南昌，也有些正设法潜往长江下游上海等地。同时第4 军也正由武汉经九江转赴南昌。张国焘自早晨一到九江，不顾旅途的疲劳，急忙把前委委员恽代英、团中央委员贺昌、关向应，第4军政治部主任廖干吾，武汉军校政治教官高语罕和夏曦等人召集在一起开会。与会者从神秘的中央特使的脸上已经捕捉到了：“中央肯定又有什么新指示了。”　　张国焘首先发言：“因为情况紧急，不能把所有的前委同志及有关的同志召集拢来，现把26日也就是中常委扩大会议精神传达给大家，望各位遵照执行。有些事情有待于进一步讨论。”参加会议的人聚精会神地听着。　　“共产国际来电不赞成举行南昌起义，而且禁止俄顾问介入这件事，拒绝给起义以军火和经济上的支持。中常委同意共产国际的意见，建议大家重新讨论暴动的可行性，我也是同意重新讨论的……”　　张国焘话还没有说完，恽代英就愤然起来说：“这有什么可讨论的，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　　其他几位同志都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不过恽代英表现得尤为激昂。　　“为了慎重起见，那又为什么不能重新讨论呢？ ”张国焘反问大家。　　　　恽代英愤愤不平道：“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它们的领导完全破产了。现在南昌起义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我不管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只知道按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往前直干。如果有人再动摇军心，我就要打倒他。”　　张国焘一听到“打倒”二字，心中不寒而栗，但他对这个素有“甘地”之称的共产党人深感佩服，自愧没有能够用他的蛮劲去对付罗明那兹。不过，他顿时感到中共中央以及自己的威信已丧失殆尽，故不免难过。　　“既然大家反抗执行中央命令，我在此也无办法，待到南昌后再行讨论决定。”张国焘本想在九江就把中央指示贯彻下去，没想到首先碰了一鼻子灰，但他仍然没有放弃拉拢和依靠张发奎的主张。其实这时，张发奎联汪反共态度已经十分明白。7月29日，汪精卫、孙科、朱培德、张发奎、唐生智等人在庐山召开反共会议，策划: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自南昌撤回九江；在第2方面军 实行“清共”，逮捕第4军政治部主任廖干吾和二方面军秘书长高语罕等4人；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九江街头，白色恐怖笼罩，反动军警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叶剑英预闻此事后，立即派人通知廖干吾转移。可张国焘不顾这一切，于7月29日早晨和中午，连发两封密电给南昌前委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须等他到南昌后再作决定。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同恽代英到达南昌，当即召开前委会，这次张国焘似有扭转乾坤之决心。参会的人有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　　“共产国际电令我们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莫斯科拒绝给予苏俄军事顾问的帮助和经济支持，故暴动成功的条件已经失去，所以中央指示不可举行暴动。我们可以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但是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将军一同回广州的建议是值得我们大家重视的。当然我是奉命来考查这里的实况，并和大家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张国焘刚一说完，李立三就接上话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重新讨论？”　　叶挺倒显得很平静，他说：“将分裂行动推迟一些时间，或许更合适”。　　谭平山见握有兵权的叶挺表了这样的态度，大为焦急，因而他说话带有一种威胁的口吻。“如果我们在军队的同志，此时不能行动起来，那末，以前的所有军事工作都很难认为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　　周恩来目击此种情况，也就急迫地说：“我们最好行动起来。”　　张国焘见大家的意见无法统一，又把26日中常委扩大会议的情况说了一遍。　　周恩来越听越愤怒。“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相吻合，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会议。”　　周恩来愤而辞职的表示，使这个极度紧张的会议达到了沸腾点。与会者除了张国焘和叶挺以外，个个好像骑上了虎背，抱有义无反顾的气概。　　张国焘看到坚决阻止和改变计划是不可能了，但又不想使会议闹到不易收拾的境地，故说道：“恩来同志不应说辞职二字，辞职就是意味着面对困难退却、投降，我的意思是通过重新讨论找到一条更加适合中共发展的道路。”　　“特立(指张国焘)的意思是要我们拉拢张发奎，实际情况是张发奎已受汪精卫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客观上应该是我们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了。”周恩来把张国焘的意思挑明了。　　“好了，现在不争论了，你们尽管多数仍然坚持暴动，但是与中央指示相悖，不能执行，这次会议就到此止步，明天继续讨论。”张宣布解散会议。　　鉴于张国焘对南昌起义的态度，谭平山萌发了一个极端的想法。他私下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如再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　　这位师长很慎重，他前去征求前委书记周恩来的意见。　　“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周恩来立即劝阻。　　张国焘在会上遭到大家的反对，仍不想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我一直认为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故而分别找人单独谈话，进行个别拉拢。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5)　　张国焘首先把目标对准了提出这次起义的发起者、起义态度最坚决的李立三。两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长时间的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