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学昆仑：陈寅恪传 作者：刘斌 编 第一章 迷人的家族往事 一、源远流长的义宁陈氏(1) 如果说，自从陈寅恪教授下世的1969年开始，近四十年来人们对他的考释与衡估不外内部求索和外部鉴察两大进路的话，那么家族往事的观察对于陈寅恪的研究来说，无疑同时呈现出内向与外趋的两种色度。往里说也好，向外看也罢，这样的努力都不会让人感到一丝的多余。 据谱牒资料记载来看，陈氏始祖胡公满为有虞氏三十三世孙，武王克商以后，以元女太姬配之，封诸陈，后代子孙遂以封地为姓。成王九年，满卒，谥胡公，胡公满就是陈姓的受姓大始祖。 至于汉代，满公四十二世孙陈仲弓实，曾为汉太邱长，封颖川郡。当汉之世，陈实一门颇有贤名。据信，对“以节义风四方”的陈实，民间流传着“宁为刑法所加，不为陈君所短”的赞辞。和陈实一样，他的子辈们也都以贤德称于乡里，对最有代表性的元方和季方二人，史有“难兄难弟”之称。仁谨的家风换来了颖川陈氏在姓族中的声望日著，所谓“由是以颖川为族望”就是说的这个情况。 再后来，又经过三十二世的承传，至于迁居江州义门的旺公一代，已经是李唐朝事了。玄宗开元十九年（731），福州刺史陈檀之子旺自江西庐山再迁至时江州浔阳县太平乡永清村常乐里艾草坪（今江西省德安县车桥镇义门村）。陈氏的真正兴旺，正是在这里。据信旺公迁居是得了高人的指点。传说，八岁的他有一次随祖父伯宣至庐山打猎的时候，曾遇一鹤发童颜的长者，伯宣给告知不宜久居庐山地，应该往迁相隔不远的“常乐里”，会当长发其祥。当家后的旺公曾专门驱马往“常乐里”探视，认为山悠水静的那里确实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于是当机立断，全家迁居来此，从此开始了义门陈氏艰苦创业与兴旺发达的崭新历史。这就是后世盛称的“义门陈”。 先来看看义门陈氏的辉煌往事吧。 据统计，截至咸平四年（1001），陈氏一门科举及第在朝为官者竟达到了430人之众。仅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义门陈”就有403人应举，其中在朝廷担任要职的有18人，另至各地担任刺史、司马、参军、县令者29人。如此情势，堪称壮观！这是功名。 再来看恩遇。不算免征徭役、钦贷米谷之类，仅是天子礼遇就有：唐昭宗大顺元年（890）赐立“义门”；南唐升元元年（937）年重敕“义门”；宋太宗淳化三年（992），旌赐“忠者世家”；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御书“真良家”；咸平三年（1000），宋真宗亲为“义门陈”题诗，曰：“水阁山斋架碧虚，亭亭华表耀门闾。颍州郡派传千古，芳振江州绍有虞”；宋仁宗天圣四年赐御雀等等。仁宗宣时主家政者陈竞入朝，赐御雀一只，陈竞提归后，和醍酒一壶碎之，合门3000余口共尝其味。使者复奏曰：“陈氏一门咸知天恩加厚矣！”仁宗赏之曰：“诚哉，义门也。”又敕义门，追封“义门陈”始祖陈旺为晋国公。作为一个地方家族，能够连续几朝获誉天子，受到最高层的格外关注，应该讲，这在封建社会，除了曲阜孔氏及其他如孟颜曾诸姓外，实在是非常罕见。 当然，“义门陈”能收获这么多的荣耀绝不是毫无来由地凭空掉美事。通达严实、导人上进的家法以及与此相因应的严密的内部管理制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义门陈”有33条严格的族规，被族人们代代相传、奉若神明，以此为基础，整个家族的管理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从而保证了家风族风的世世相袭，保证了“义门陈氏”绵绵十余世、230年的繁衍生息。时至今日，我们重读这些文字，仍能隐约感受到，当年“义门陈”的先辈们对后世子孙能够团结和睦、读书进取的焦灼良愿和殷切期望。所谓“立主事以专家政，库司以掌家财，庄长以督赋租，勘司以习男女，学院以教童稚，道院以业焚修，巫法以备祈祷，医师以供药石，东佳书院以供学者，酒酱盐米之储，巾履笄箱之用，三时饮食之节，四序宴会之期，长幼出入之仪，晨昏定省之礼，婚吉吊丧，送往迎来，赏以劝能，罚以惩恶，凡诸纤悉，莫不周详”云云，殷殷祈愿，昭然可辨。 从一些具体的规定中，我们可以对这个大家族管理的严格与运行之有序了解得更清晰一些。家族内实行维持最低消费的供给制度，经济均等，财富共有；规定只能一夫一妻；“不得置畜仆隶”；严禁财产私有，就连新媳妇回娘家的礼物也由家族统一配发；小孩生下满月后，交家族抚养，父母每七天才能领回一晚，之后，包括教读婚配等也一律由家族统一安排。当然，这样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家族内就阳光丽日，晴空万里了，我想，这些规定所以被严格地执行，大约恰恰正是因为它们在处理包括种种矛盾在内的家族事务上有着非比寻常的效力。不过，上面的那些宗教性的规定还是让后来的我们惊叹不已。 题外话，不宜多叙。还是来看“义门陈”的传奇。 据信，“义门陈”在各种家族职位选举上颇有些任人唯贤的民主气息，他们有一次选了位精明能干的耄耋老妇作主事，就是很好的例子。说是曾经有一回，百年一遇的大旱把正抽穗扬花半浆的禾苗统统都旱死在了田里。祖传的规矩是要放一把火烧掉，免得污秽了田地。可主事的老妇偏偏不按规矩办事，反而要族人们收割禾苗堆好保存起来。主事就是主事，族人们当然只能依言行事，尽管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没啥意思。可世界就是这样，不光西方的上帝，东土的老天爷也常常能从恶事中结出善果子。没想到的是，第二年北方发马瘟，抽穗扬花的半浆干稻草竟成了治马瘟的唯一药物，“义门陈”就这样因祸得福，不大不小的赚了一笔；灾年的心痛斗转为丰年的快意，“义门陈”的家族史随之也又多了一个小小的传奇。 上面讲谷物，再说说畜力。这是一个关于狗的故事。 应该是族里彬彬有礼的谦让家风影响到了人们对狗的饲养和管理，当然也不排除狗通人性，无形熏染的可能，据说，“义门陈”养的很多条家犬，进食的时候都在一个大槽内，而且非到都来齐了不“开饭”，先到的一般不会抢先吃食。传说，有一次到了进食的时候，可一条又瘸又瞎的老狗总不来，狗儿们就找到了老狗的住处，却发现老狗已经死了，它们谁也没有去槽边吃东西，而是围着老狗不断哀嚎，大有族亲离世的凄楚与悲痛。 当然，故事只能姑妄听之，但是内中却清楚透射了“义门陈氏”族内的亲善团结与和睦相处。 就这样，这个历唐宋两代的大家族，聚族三千九百余口，十九世 同居，历世二百余年不曾稍有分异。在中国的家族文化史上，毋庸置疑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世上没有永不凋谢的花朵。嘉祐七年（1062），在文彦博、包拯、范师道、吕海的建议下，宋仁宗出于抑制“义门陈”和教化天下的双重考虑，下旨让“义门陈”分庄天下。同年七月初三，在时江南西路转运使谢景初等人的监护和督促下，前后经半年多时间，庞大义门陈氏的十二行派拆解为291个小庄，而后挨派抓阄分迁各地。就这样，曾经名震天下的义门陈氏被拆分到了全国各地，其中以江西为最多，有28个县市，湖南次之，有23个县市。宋仁宗赋《敕赐义门分庄诗》一首，曰： 江州久著义门庄，庄上分庄岁月长。 蒂固根深谁与并，珠辉玉朗孰同行？ 谩夸诗礼追邹鲁，须信簪缨赛谢王。 子姓各知遵义范，永于舜后有重光。 从此“义门陈”成了历史名词，分归各地的“义门陈”的子孙们开始用新的奋斗讲述他们新的故事。这其中，迁闽始祖魁公一支便是陈寅恪家族的由出宗系。 确切地说，竹塅陈氏出魁公五子陈峰一支。陈峰传十二世有子陈中兴，中兴十八子，复分家各地，其中十一郎由 福建宁化迁广东潮州，后又迁福建上杭，历十六代有子文光，文光三子，公远、腾远、芳远，腾远即竹塅陈氏初祖。 腾远父文光是一介书生，在家办塾馆，小日子虽谈不上富足，维持温饱倒也不是什么问题。腾远从小随父读书，由于天资聪颖，进步很快。随着年龄的增长，腾远的梦想变得渐渐清晰：中举中进士，重振家风。义门陈氏的家训总还或多或少的潜伏在他后世子孙的血液中。不错，即便是封建社会里大家都在渴望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仕进梦想，考虑到义门陈氏曾有的科举辉煌，我们还是必须强调，读书仕进在陈家有着久远的传统，这对腾远来说，只是一个久违的期望。历史地来看，科场获胜、加官进爵，在他们大约还算不上海市蜃楼的狂想。 然而，对于年轻的腾远来说，科举仕进的期望终究成了梦想。 文光很突然地辞世而去。生计成了最大的问题。 生齿日繁、土地有限的缘故，上杭老家那儿几年来越生越穷，生活日渐困难。 当时，江西义宁州的知州正为了连年匪患造成的人口稀少田园荒芜到处贴告示招人去当地定居种地。陆陆续续，上杭有不少人都去了那里，而且回老家探亲时好像还都混得可以，腾远也就动了心。稍作准备以后，他把家里的破屋和瘦地交待给哥哥和弟弟，带着母亲踏上了播迁他乡的长途。时年20岁。虽然在古代，20已经到了成人的岁数，可想想毕竟还是个毛头小伙子。 同行的还有两个老乡，一个姓何，一个姓邱。一路上，他们相互照顾、相互鼓励，不久便到了吴城。素有“江西四大名镇”之誉的吴城是个繁华富庶的去处，所谓“装不完的吴城，卸不完的汉口”绝不是小孩编出的故事。可腾远一行显然对吴城的熙攘不感兴趣，毕竟这不是旅行，义宁才是他们期待着的陌生热土。从吴城坐船沿七百里修河逆流而上，没多久，他们就进入了幕阜山的深处。 当时的义宁州，辖下共8个乡，73都85图。初到义宁的腾远他们落脚在安乡十三都护仙源。就是在这里，陈腾远和同来的两位老乡开始了艰难的拓荒创业。 了无依靠，白手起家，要在一个新天地里打拼出立足之地谈何容易。过去的友谊和严峻的现实，让他们深深懂得大家应该情同手足、团结互助，把力气都往一处使，这样才能够立足，才能从几粒漂泊的种子成长为当地的竹子。于是，三人结拜为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亲密无间，提携互助，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结棚晒身，种蓝为业”，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过起了日子。直到30多年后，三兄弟才像普通人家一样分成数户居住。分家时还立有“分关”，就是分家的契约，据说，直到解放前，一户何姓人家还保存有他们家族的那份“分关”。 尽管为了开发义宁，主政的知府在招募客家人前来时，宣扬他所辖下的那方天地什么山清水秀，地广人稀，土地肥沃适于耕种，而且租税很低，同时还垫给耕牛和种子，可生活不光是种地，当远道而来的客家人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逐步解决温饱问题，准备让自己的生活更惬意更充实一些的时候，人们终于发现，要想真地在他乡立足，特别是群体性地立住，绝对不那么容易。从户籍问题到科考的权利，乃至是嫁娶的问题，都成了他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先说婚俗。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清水秀的义宁虽然有些地广人稀，但它并不是毫无人气，当地还有不少的土著，其中的女子一般都很漂亮，就像陕西流传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在江西流传着“景德镇的陶瓷修水的姑娘”之类的评价性言辞。安定下来以后，陈腾远一度就曾想过要讨房当地的姑娘当媳妇，平心而论，对于已经在当地安家了的他来说，这再正常不过了，整日在地里辛苦的青年们没有几个不渴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可就在腾远害羞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一位先来的上杭老乡的时候，他的希望也就在同一时刻破灭了。有着多年当地生活经历的老乡大概很严厉地批评了腾远这个并不过头但却不切实际的“狂”想。实际情况是，由于语言不通，土著人听不懂客家话，因而交流困难，谁想将来生活在一块还得天天支棱着耳朵搞破译啊；风俗不同，土著女子缠金莲而客家女子放大脚，所以保守的土著们根本也不想娶客家的女娃作媳妇；以及宗族势力强调门当户对等等，所以，土客民之间根本就不通婚，客家人想娶当地女子确实有什么东西吃什么肉的嫌疑。后来，希望破灭的陈腾远就娶了由上杭迁来的一何家女子为妻。 再说户籍。娶妻生子本来是件大好事，可对义宁的客家人来说，这就又出现了一个不得不解决的户籍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早就在困扰着从外地迁居来义宁的人们。刚到的时候，陈腾远他们就到处打听着“入籍”，然而，打听来的结果却非常地让人憋气。规定是须得有田产、坟墓、房屋、纳税完粮，还得造丁粮图册，按册清查，而后还要检验买卖契约，进行田粮过户登记，写下保结，最后到州府备案，而后造册呈报省府批准。一句话，麻烦的很。虽然，入籍的条件有些苛刻，但客家人心里也清楚，不入籍，子女们就不能参加科举，不参加科举，那后世子孙就很难有出头之日。于是客家人在奋力垦荒、建设家园的同时，开始集体性地为入籍问题进行种种的斗争和努力。本来按照清朝的规定，在一个地方居住20年以上，有了产业，有了坟茔，有了亲戚的外来人口就可以申请加入当地户籍，可到康熙末年陆续迁来义宁的客家人都快住了40年了，因为当地人的阻挠，他们的入籍问题还没有解决。 雍正元年（1723），当地黄、刘、谢、张、余等五姓客家住户代表联名具文要求入籍。等待几十年的客家人，这一年终于等到了一位好知州刘世豪。按照规定，刘一面要求客家人准备好应该具呈和备检的东西，一面向上一级的南昌府汇报，准备设“广福乡”安插客户，计划得很好。但变化来得更快，本地乡绅、生童的反对不说，还发生了叛乱，实在是乱上加乱。就这样，原先的规划无可奈何地暂时搁置了起来。让客家人欣喜的好日子又一次蜕变成苦苦的等待。唯一幸运的就是，到最后，好日子终究还是来了，主政第二年的雍正皇帝亲自过问了客家人的事，还亲自批准要求火速办理。就这样刘世豪顶住当地土著围攻州衙又破坏州考的种种劣行，给客家人造册入籍上报朝廷。经上面核准，刘世豪为客家人另立了“怀远都”。在义宁辛勤劳作几十年以后，背井离乡的客家人，终于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新“故地”。后来，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的科考试卷上填写的就是“怀远都人”。 同户籍问题相关甚密，也是客家人最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科举。前几年有人论证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强调科举制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可以说，这基本上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创见。科举制，在一个比较公平的机制下，为皇帝治下的各色人等提供了一个跻身统治阶层的捷径，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并非仅只是虚无缥缈的传言，相当程度上，这句话非常恰当而深刻地表现了科举制度所以吸引士人，所以能够帮助封建社会长期衍存的真实缘由。客家人要求入籍，要求享有平等的科举考试的权利，其实也是出自同样的原因。然而，由于当时科举实行配额的方法，上面没有因客家人的入籍而增加相应的名额，而一旦客家人加入考试队伍又势必减少当代土著考取的机率，于是原住户就想法设法地阻止客家人参加考试。客家人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为了得到相应的科考机会，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常常结队到府、司、院告状。有一残本的义宁客家的《谭姓宗谱》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非常感人，同时也非常真切地再现了当年客家人为了让子孙们得到平等的科考机会所进行的执著斗争和努力。 说是，当时有一条义宁州通往南昌和京城的必经之路，在地处县境东南的茅竹山。当地土著怕客家人去告状就在茅竹山的险要处设下了关卡，许多上告的客家人都给挡了回来。在许多客家考生又一次商量对策的时候，大家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一位叫谭承绪的考生把身上涂满猪血躺进棺材装死，而后大家伙披麻带孝地扮成出殡的队伍，边放鞭炮，边撒纸钱，边哭哭啼啼的往前赶。就这样，他们骗过关卡，而后脱掉丧服直奔京城，设法入金銮殿告状。当皇帝出于试探真假的目的要求穿上烧红的铁靴子说话的时候，谭承绪毫不犹豫地上前就穿，客家人积蓄多年的委屈在那一刻化作了钢铁一般的意志。而这样的义无反顾也让皇帝知道了科考不公在义宁的实有其事，于是当即传旨：“对怀远人一视同仁，准予考试，另行追加录取名额。” 故事的真实与否可能还有待推敲，但其中涵蕴的实质内容却毫无问题，那就是，义宁客家人为了争取考试的机会和权利经过了长期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对于后世子孙的仕进而言，这绝对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欢天喜地的客家人为终于赢得了平等的科举权利而兴奋不已，进而积极采取措施鼓励子弟发奋读书求取功名。据有关记载：义宁州的客家人取得科举考试的资格后，都慷慨解囊，捐献巨资在州城创办了梯云书院，专供“怀远都”子弟入学。另外拨专款设立对读书子弟的奖励，凡“怀远都”子弟中秀才者赏钱1吊，中文举给4吊，武举2吊，文进士10吊，武进士5吊。再有上进者临时酌议。文武举赴京会试，每人给盘缠2吊。 显然，侨居他地的怀远都人对子孙后代能积极上进光宗耀祖充满了期待和企盼。 事实证明，客家人的子孙们没有辜负先人的付出。相关资料显示，在同期人口只有全县7％的情况下，自 雍正三年（1725）到光绪末，怀远人有8人中进士，占全县17名总数的47％；举人（多是武举）75名，占同期202名举人的37.12%。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辉煌的数字！怀远子弟的聪颖好学、积极上进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陈腾远本人，就是这方面极好的一个表率。史料显示，这位早年读书时满怀大志又无可奈何地被迫放弃举业远迁他乡的“义门陈”的后代，实际上，内心深处一直还潜藏着走科甲正途的人生理想，所以，当年播迁义宁的时候，他把父亲文光留下的书籍悉数收拾进行囊。大约早年的读书经历，已经让他清楚地认定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蕴涵的种种深意。《义门陈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对这段让人难忘的耕读生涯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它告诉人们，异地创业的陈腾远，白天为生计辛苦劳作，晚上入夜，房内家人入梦，窗外虫声唧唧的时候，他常常会轻轻地打开书卷，端坐桌前，孤灯为伴，参读黄卷。这种耕读生活一直持续到了腾远生命的晚年。《宗谱》载称：“陈腾远年七十始循例入太学，以继先世科甲家声。”伟哉！善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少从腾远父文光以来，陈寅恪家族就埋藏着一个久远的读书梦。 陈腾远以后，子克绳、孙伟琳，虽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毫无疑问地都代代承继了这个高贵的读书梦。 克绳是陈腾远的长子，属老来得子；克绳下面还有克调、克藻、克修三兄弟。克绳自幼聪颖，而且忠诚老实、为人厚道，读书方面也很有天分，惟运命不济屡试不中。再后来，随着腾远日渐年迈，克绳无奈，又不得不跟当年的父亲一样将对举业的执著转为家业操持的思索。治家方面，克绳一样显示了过人的才华。从内来说，“凤竹堂”的修建是个典型表现；由外来看，这主要体现在陈克绳热心公益、树立家声上。 据《宗谱》：“鲲池（陈腾远）公壮岁迁宁，始择居于护仙源，虽川源秀丽，系在崇山峻岭之间，且基址狭隘，其屋仅堪容膝。时公年已八十有三，尝语诸子曰：吾少壮来宁，历数十年之辛勤，虽精神不衰，今苍然为八十余之老翁矣，惜未建一堂屋，上以妥先灵，下以聚儿孙，尔曹识之”。暮年的陈腾远向儿子们诉说自己未酬的壮志，没有别的，那就是希望儿辈们能替他完成这个念想已久的心愿。中国人心里都清楚，这种话一多半都是说给老大听的，何况他们兄弟四人中，克绳确实也是顶梁。老父的话深印在了克绳心底。 当年冬天，克绳就备好了工料，而且花大价钱八抬大轿请来远近闻名的几位风水先生帮着确定房址。几经周转，翻山越岭、左寻右觅，终于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地埝儿，一个让几位先生都赞叹不已的宝地，这就是竹塅。竹塅那地，山环水抱，灵气缭绕，四方分布的几条山系，拱拥环抱出一片形似躺椅的祥瑞之地。先生们一致认为如此好地，定会让陈氏后裔长发其祥。而后他们又插草为标，钉下了新屋基址的第一根标桩。地方选定以后，当年九月，陈家就开始大张旗鼓的干了起来。大约到了第二年的五月，新家终于落成了。时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这就是我们今天仍能看到的、保存完好的陈寅恪故居，竹塅陈家大屋，屈指算来已有二百一十余年的历史。大屋的建成让鲲池公陈腾远深感欣慰，名之曰“凤竹堂”，年逾八旬的他感叹道：“古人云安居乐业，今日我家堂屋落成，祖宗得有凭依矣！儿孙得有栖息矣！吾亦得以优游杖履矣！虽少壮勤劳，暮年创此一屋，愿亦慰矣！”认为“凤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凤有仁德之征，竹有君子之节。我家子孙必仰凤凰之高风，慕劲竹之亮节，将我家祖上的美德发扬光大！” 如果说风水先生所言不差，竹塅大屋为陈家子嗣的后世发达预埋了福祉的话，那么克绳热心公益的行止则为陈家一门赢得了当世声名。《宗谱》中关于克绳有“治理家政肃内严外，合义门之规”，“建仙源书屋，拨田租为膏火”，“倡修祠宇，修考棚，立义渡，起浮桥，辟桐树岭路，主修陈氏谱牒”等文字，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克绳对公益事业的热心倡导和积极投入。从至今可见的竹塅三合河路边的一组碑文中，可以看出，直到晚年克绳对公益之事的投入仍是那样义无反顾。碑文清楚记载着八旬老人陈克绳“带头捐资修三峡河路”、“禁无赖僧道借称盖庵塑佛扛神抬轿挨户强行化缘”、“戒民从善勿沾游荡赌博偷窃恶习”等等善行义举。 克绳在82岁上与世长辞。临终时，特别嘱咐家人要将他的坟墓埋葬在陈家大屋背后山脊上的古木丛中，说是死后也要看着他子孙走向显达，中举、中进士，在他亲手建成的陈家大屋地场上竖起中举中进士的旗石！否则死也不会瞑目。而今的人们在参观陈寅恪旧居时可以看到，在陈家门前两侧的地场上确实竖起了中举中进士的旗石，这是陈寅恪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分别在中举、中进士以后竖的，陈家子孙们并没有让先人的遗愿变成海市蜃楼的玄谈。这是后话。 和腾远一样，克绳育有四子，规镜、规鋐、规钫、规鎬，分别为元配谢氏和副室何氏所出。不幸的是唯规鋐福厚，其余三子不幸早殁。 规鋐，名伟琳，字琢如，号子润，是陈寅恪家族晚清崛起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与自己的父辈及祖父辈不同，伟琳从小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虽无意出仕，但天资颖悟、禀赋卓异的他在学问素养上显然要较先辈好出许多，兼之推重阳明，有心经世，游山玩水不忘“考览山川，核其户口，扼塞险易，以推知古今因革之宜，与其战守得失之数”，这一切都为这个家族丽日中天的陈宝箴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家庭环境的熏陶和支撑。 人们应该注意到，当陈克绳奋力建成“凤竹堂”的1793年，承平日久的有清一代事实上已经走到了乾隆朝的晚期，曾经兴旺的家国已经是渐显疲态。二十年以后，1813年9月15日，天理教领袖林清在入教太监的带领下，率人进入清宫，杀进了皇帝家里。尽管起义很快就失败了，但却以“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的惊天壮举，宣告了其对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欢歌过后悲忧起的“革命性”预言。一句话，盛世已去，历史的镜头不可避免的要从文弱书生的肩头滑落；乱世将起，人们期待着安邦治国、能文善武的枭雄登场。 几番晃动以后，素色的镜头重新稳住，开始有人不声不响地悄然登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历史的嬗变推动了他们的出场，而后他们将以自己的方式试着去将历史改变。 必须指出，出场的人物里，也包括陈寅恪的祖父—— 二、一代英豪陈宝箴(1) 人们对陈宝箴的怀念是伴随着陈寅恪热的上演而出现的。 有的学者认为：戊戌时期的中国社会，到处一片变革之风。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不变革，中国便没有出路。就中尤以义宁陈氏最能身体力行。但义宁父子是稳健的改革者，主张渐变，反对过激行动，尤其不喜欢好出风头的康有为，而希望稳健多识的张之洞出面主持全面的改革。所以然者，是由于明了能够把改革推向全国，关键在握有实权的西太后的态度，没有慈禧的首肯，什么改革也办不成。应该说，这是义宁父子的深识。如果当时的改革能够按照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主张，缓进渐变，不发生康有为等人的过激行动，清季的历史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可是历史没有按照他们的预设发展，相反，走了一条从激进到激进的路，致使百年中国，内忧外患，变乱无穷。戊戌以后，近代中国的历史虽然没有按散原预想的路线走，却一再证明他的渐变主张不失为保存国脉的至理名言。① 姑且不论这种历史的断定是否部分地是对陈寅恪文化成就之相关背景的捎带肯定，我们认为，它至少部分地道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晚清之世的陈宝箴是一位洞达世事又明辨事理的有为之士。 我们还是从陈家自身的历史来展开叙述。 当地人传说，陈宝箴降生的道光十一年（1831）农历正月十八那天晚上，下竹塅人见到上竹塅陈家大屋上空红彤彤一片，还以为是失火了就都赶去救火，到陈家以后发现原来根本就没有失火。可巧人们赶上了陈宝箴的降世，说是在其呱呱坠地大声啼哭的那一刻，那片红色也就消隐不见了。传说的可信与否已经无从考证，我们姑且置之不论，权以阙疑。 不过有一点相当明确，就是陈宝箴的出生宣告了竹塅陈氏家族黄金岁月的即将到来。伟琳对聪明过人又大胆勇武的小陈宝箴喜爱有加，严格督导，无限期待着父亲的遗愿可以借陈宝箴的天资得以实现。毕竟父亲的坟头就在屋后的山坡上，这叫为人子的伟琳时刻都不敢稍忘。 时光荏苒，春华秋实里二十载匆匆而过，陈宝箴长成就读州学的青衿士子。 这一年，也就是咸丰元年（1851），八月，打扮一新的陈宝箴去参加南昌乡试。临行问新婚的娇妻黄氏说自己像不像个举人，黄夫人开完笑说是像个鬼。陈宝箴闻言甚喜，说是“鬼”就是“举”。之后不久，陈宝箴果然金榜题名中了举人，部分地实现了祖父的遗愿。无须推证，弱冠中举的陈宝箴给三世祈盼（从文光到腾远到克绳）的陈家带来了久违的惊喜，这一年的陈家理所当然地会因此而在家族史上刻下芬芳馥郁的欢快气息。虽然，当此之时，存在了两百年的满清帝国的有些地区已少能平静从容地去倾听渔歌唱晚的安祥、去感受晨钟暮鼓的和气了。 中国，中央王国的大清朝明显地今非昔比了。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1792年，也就是克绳盖成陈家大屋的头一年，乾隆皇帝因为马戛尔尼不肯以藩国之姿恭顺地向他行跪拜礼而断然拒绝了英王提出的所有通使通商协定，当时的中国虽然已多少有些暮气，但就像那位英雄神武的皇帝一样，仍然有着不凡的气宇和轩昂的体魄。然而，整整五十年以后，昔日的天朝上国在几经抵抗以后终于败在坚船利炮的神威之下，在工业革命支撑着的英国军队就要攻打南京的时候，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英帝国的要求，签订了《南京条约》。自此而后西方列强踵足而至，外患频仍的清王朝在主权沦丧的道路上一步深陷了下去。华夏衰而“蛮夷”盛，中华帝国的外部再也不见了宗藩体制贡贡赏赏的安祥。 令人痛心的一点在于，事实上，这远非悲剧的全部。同时不再的，还有内部的和气。 就在陈宝箴中举前半年多，大他十八岁的落地秀才洪秀全起兵金田，掀开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大幕。九月，他们占了蒙山县（旧名永安），定国号为太平天国，洪秀全自称天王，要取爱新觉罗氏的皇位自代之。一场比“林清”起义严重得多的“上帝教”梦魇迅速在大清朝廷的上上下下弥漫开来。 对近世中国历史有切身实感的蒋廷黻在自己的名著《中国近代史》中这样写到：“那时的官兵不但不能打仗，连乡下的土匪都不能对付，所以人民为自卫计，都办团练。这种团练就是民间的武力，是务正业的农民藉以抵抗不务正业的游民土匪。这种武力，因为没有官场化，又因为与农民有切身利害关系，保存了我国乡民固有的勇敢和诚实。曾国藩的事业就是利用这种乡勇，而加以组织训练，使他成为一个军队。” 大约与曾国藩办团练相前后，陈伟琳也创办了义宁州团练；陈宝箴随同帮办。正如举身军事成就了垂名青史的曾湘乡一样，协办团练把年轻的举子带上了一条壮丽的事功行途。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陈宝箴的仕途生涯，始于军旅，而他初涉军旅，是从办团练开始的。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他英勇善战，屡建奇功；而且多谋善断，深得父亲的赞赏和喜爱。在此期间，陈宝箴在父亲的指导下，熟读诸家兵书，精研攻守战术，积累了不少沙场征战的经验。”① 历史地来看，陈宝箴的军旅行途基本上同太平天国相终始，期间有三件事情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挡住石达开的进攻，协助收复义宁城。1855年，伟琳去世的第二年5月，石达开率数万大军从湖北进攻义宁州，激战20余日后，势单力薄的义宁州城最终被攻破，州牧叶济英殉职，义宁团练也损失严重。但陈宝箴不管条件何其艰苦，依旧率团练坚持战斗，终于协助湖南湘乡罗忠节部官军收复了州城。以此，义宁团练得以迅速扬名，陈宝箴也因此受到了朝廷的嘉奖，咸丰谕令他以知县候补，尽先选用。 二是在两湖交界地岩塘，助力好友的果健营再拒石达开的进攻。当时湖南巡抚骆秉章调任四川总督，陈宝箴的好友易佩绅、罗享奎奉命去湖南招募乡勇组建果健营。陈宝箴被邀一同前去。在两湖交界地的岩塘，果健营碰上了太平军的进攻，带头的不是别人，正是陈宝箴的战场旧友石达开。当时果健营虽然凭着险要地势以及陈宝箴对石达开战术与为人方面的熟悉得以力抗强敌，但时值冬天，粮饷与冬衣匮乏的问题石头一样压在将士们心头，情况异常紧急。没有起码的后勤保障，很难说果健营还会继续坚持下去。为此陈宝箴只身赴湖南永顺求助。当衣着单薄的他见到永顺县令并痛陈了前线将士的艰苦以后，被深深感动的后者很快备出了部队所需物资，后勤堪忧饥寒交迫的果健营赖以维系战斗力的基本生存资源终于有了着落。由此，果健营士气更加高涨，石达开久攻不下只得怏怏而退。 三是在席保田帐下献计擒住太平军幼王。自从在京城亲眼目睹了 圆明园被焚一事后，陈宝箴就决意不再迷恋科场前途，而要积极投身于军事领域，切切实实地作一些利国利民的事举。果健营事后，陈宝箴由郭嵩焘举荐往见长自己二十岁的曾国藩，入湘乡之幕，被曾氏礼为上宾、目以奇士。期间曾设计化解曾国藩同沈葆桢之间的矛盾。后来因为席保田力邀，兼之陈宝箴欲多涉实务，遂往居席氏帐下。同治三年（1864），太平军首府天京被湘军攻克，太平军幼王及洪仁玕等出逃江西。这时陈宝箴凭借自己的学识见识分析认为其一定会逃亡 福建，因建议席保田派兵到广昌、石城间的杨家牌设伏。依计行事的席保田部果然顺利俘获了洪仁玕、黄文英等等不少太平军将领。陈宝箴又建议追击洪福王真，后同样奏凯。 事后，席保田曾竭力想奏保陈宝箴出仕，为后者婉拒，但患难与共的人生经历无形中让两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后陈宝箴的长女嫁入席家为妇，二人结成了儿女亲家。 陈宝箴在席军一年后，逢曾国藩在江宁大开幕府，乃复投曾氏门下。 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升任直隶总督。在曾氏的保荐下陈宝箴入京面圣，被授以知府发湖南候补。嗣后，出入军旅十余载的陈宝箴踏上了真正的仕途之旅。 迁居义宁的陈寅恪家族正式走上了显达的路途。 有意思的一点是，在施展为政的才华以前，历史似乎有意要让陈宝箴再最后展示一下他的军事才能好为稍后的政治生涯多积攒一点履历上的资本。初到湖南时，正巧赶上苗乱严重，而席保田又因病离职导致湖南没有可堪重任的将才好用，陈宝箴的到来如雪中送炭一般照亮了巡抚刘琨的双眼：雄才大略的陈宝箴“理所当然”地被派去贵州平定苗乱。应该承认，过去十多年出战入乱时的精彩表现，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陈宝箴，面对苗乱，他应该会有同样精彩的表演。 现实的回答是响亮而干脆的：一年以后，立了军令状的陈宝箴干净利索地平定了苗乱。其后，陈宝箴还参与了善后事情的处理。 太平军、捻军，而后又苗乱，毫无疑问，天朝上国的大清朝在内忧外患中，应变显得越来越乏力，确如有的海外中国学者所看到的，从某种层面来讲，此时的清朝已经是一个僵滞朽腐的老大帝国。然而，历史从来都不会是一种单色。不可避免地衰落和沉沦的同时，晚清中国也开始呈现出缕缕炫目的彩色，新鲜的生命在悄悄萌动。 1874年，年仅4岁的醇亲王之子爱新觉罗?载湉继无嗣皇帝同治之位做皇帝，是即德宗，清代历史上倒数第二位帝王。第二年改元光绪，大清王朝开始在沉沦与上升的交织互动中上演它最后的清唱。同一年，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辰沅永靖道官职。 主政永清期间，陈宝箴扎扎实实地为当地老百姓作了几件事情，扫除恶霸、疏通河渠、引种蕃薯，大大改善了当地治安环境、生存环境和百姓的生计状况，引来好评一片。郭嵩焘在《送陈右铭赴河北道序》一文中说：“君之去远矣，则宜湖南之人流连咏慕，彷徨太息于君之行也！”虽属友朋饯行，但从中我们还是隐约可以了解当年陈宝箴主政的誉声和成效。 光绪六年（1880），陈宝箴授河北道。由于政绩卓著，两年后被擢升为浙江按察使。光绪十五年（1890）由于王文韶的举荐，陈宝箴授湖北按察使，旬改布政使，三年后，再任湖北按察使，又授直隶布政使。1894年，光绪委陈宝箴以东征湘军转运粮台职，第二年升湖南巡抚。从光绪元年的1875到升任巡抚的1895年，整整二十年的宦海沉浮，凭借着出色的军事政治才能，陈宝箴逐步成长为国所倚重的封疆大吏。 无庸讳言，擢升巡抚在陈宝箴和他的家人乃至族人看来当然是件好事。作为传主的祖父，行文至此，笔者都不禁有一丝丝的喜悦和快意，二十年风风雨雨，总算迎来了月明花开的好日子，经年磨练的陈宝箴终于可以尽情地在自己管事的一方足够扑腾的天地里励精图治、一展雄才了。然而，我们终究不能了无牵挂地尽情欢喜。可悲的一点在于，陈宝箴的宦途绝非世界的全部，陈宝箴生活的世界里还有更多更为重要的事情，不由得我们不去注意。 不需说，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以至于人们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恰适的词语对它进行准确地表达和界定。学者何晓明在《中华文化史》一书中曾就此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惨痛结局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关条约》的屈辱签订，使中国在半殖民地道路上更快、更深地沦陷。中华民族面临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亡国灭种的阴影，沉重地压在每个清醒的中国人心头。”历史的来看，这样的论说大体不差。 新任巡抚陈宝箴便是在如此的历史情势下走马上任的。 上任之始，正巧赶上湖南大旱，田园荒芜，灾民众多：赈灾安民成了摆在新巡抚面前的当务之急。陈宝箴一面奏请开办湖南赈捐，同时截留漕折银，一面呈请光绪免去觐见直接赴任。鉴于灾情紧急，两个请求都被恩准。就这样，陈宝箴一边向各省驰电求援，一边火速由天津经海道赶赴长沙。大约十几天以后，陈宝箴就筹得了捐款五六十万，依各种情况分发各地，以此，灾情获得有效的控制，潜在的灾民流离的淆乱局面消弥隐去。之后，通过鼓励垦荒、调整种植结构，湖南全境的经济状况更得到了不小的改善和提高，灾年之后百姓的生计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当然，对于“湖南巡抚陈宝箴”来说，任职期间，最引人瞩目，也最令人惋惜的还得算轰轰烈烈的湖南新政。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一场肤浅的、短命的政治变革”①，那么地方层面的湖南新政，一如刘梦溪先生的分析，无疑是扎实而又深刻的。 陈宝箴着力推进的湖南新政涉及经济、制度、思想等多个方面，虽称不上有理论、有系统，但确是一场扎扎实实的全面的社会变革。客家人敢闯肯干的特点在湖南这片颇为广阔的地方舞台上被陈宝箴演绎成了革故国旧气、维一方之新的宏伟蓝图。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新政措施，成效明显，洵勘瞩目。 先从矿业开发说起。湖南重要矿产的发现与开采，起源甚早，但由于近代地方官多实行封禁政策，各矿的开采时兴时辍，至陈宝箴抚湘前，较少有计划、有规模之开采。1895年10月，陈宝箴下车伊始，即就三湘富强之道问计于湘中名绅邹代钧，后者强调“湖南得公大可为，所患者贫瘠耳，然贫于人而不贫于地，五金百宝所在有之，欲求富强，非开矿不可”。陈宝箴依言决定优先发展矿业。同年底，他上奏朝廷请设局试行开采矿产，“冀苏民困而浚利源”。朝廷旋即准奏。第二年2月，就在长沙成立矿务总局。在陈宝箴多方筹措支持下，矿局得到了相当数量的周转资金，湖南矿务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不少相当有势力的官私矿产。1896年设立的中路久通公司资本额已达20.3万元，1897年设立的锡矿山锑矿资本额达6.9万，民间如湘裕公司有4.2万，大成公司有7万，均具相当规模。尤其是陈宝箴着力支持的黄金洞金矿，资本额更是多达41.9万。其实较诸资本额的雄厚更具价值的，我们说，还应该是开采技术的革新。以机器代替人工，以原动力代替人力，是近代工业的主要特征。陈宝箴力倡以西法开矿，在他的过问下，一些矿企相继使用西法采矿。举例来看，1897年陈宝箴聘用粤东技师温秉仁，购置美国汽油 发动机、采矿机及法国舂砂机开采黄金洞金矿。这之外，陈宝箴主持或支持采用西方近代开采技术的还有宁乡煤矿、水口铅锡矿、板溪锑矿等。总之，在他的推动下，可以说，湖南的矿业实现了由传统矿井向近代矿山的转变。谭嗣同曾以“矿务之说，自我公始发其端”称说陈宝箴，即此来看，良有以也。 其次是设立近代工厂。甲午战前，湖南没有一家近代工厂，陈宝箴到任后，积极推动，不断与诸绅商议，官绅的共同努力终于换来了湖南工业化的艰难起步，和丰火柴公司、宝善成机器公司、化学制造公司等是这方面的典型。 在长沙近代工业中，火柴工业起步较早。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长沙地区遭受严重旱灾，陈宝箴拨工赈银1万两，委长沙士绅张祖同（字雨珊，长沙人，同治壬戌举人，有《湘雨楼诗钞》）为总办，刘国泰、杨巩为帮办，筹办火柴厂，实行以工代赈。次年，三位士绅又筹集资金12 000两，另招商股8 000两成立了“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厂址设长沙北门外开福寺和迎恩寺之间，所在地的街道，居民名之“洋火局”。火柴旧时称“洋火”，久而久之，这里便以“洋火局”为地名。就是今天的工农街32号。公司有工人1 000余人，年产火柴1万箱左右，每箱售价银12两8钱，除销本省外，还销滇、黔诸省。产品分红头火柴和黑头火柴。火柴盒发包给厂外附近的人制作。火柴梗，盒片或从外购，或自行设厂制造，分别在安化、益阳、桂阳等地设分厂，采购制作木料，公司附近贫民赖此为生者达数千人。（1906年长沙发大水灾、公司被水淹没，损失惨重，扩股复业，浙商应募入股，占总股本的50%，至此成为湘浙两省商人合办企业。1914年停业。1922年恢复生产。1929年因股东发生纠纷，宣布倒闭。） 1896年，陈宝箴与长沙、善化诸绅商议设机器制造公司，他“面属先谦等出而任事，复使熊希龄要约，期以必成”。后来就成立了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该公司从上海购置机器，招聘技工，主要制造制辫机，还拟生产电气灯、东洋车、银元、纺织、榨油等等，公司生产的制辫机较旧式工具效率提高了十几倍。 值得一书的是该公司创立发电厂之事。1897年，宝善成从上海买了一套发电设备，而后在长沙巡抚衙门附近开设了一个小规模电厂，装机以后试行发电，还为附近的学堂、报馆和沿街商店架设了电线。尽管由于迷信特别是曾发生过一次漏电失火，起初人们从心理上不是很乐意接受，但中世纪的蒙昧心态终究抵不住先进工业文明的强大效能和舒适方便的诱惑，兼之陈宝箴、谭嗣同等湘乡达者的积极提倡，人们的顾虑不久即如冰释，电灯用户迅速增加至400盏。后来，公司又增开了一个发电厂，与前者一块总共供应开灯800盏。事实上，当时挂号定灯的用户不下于2 000盏，可见这一革新成就还是有部分百姓买账的。毫无疑问，虽然由于条件限制，陈宝箴的新政仅仅是让湘乡大地依然故我的万点“烛”光中分离化转出了千家“灯”火，但它丝毫无损于这一举动及相关行径在湖南历史上的革命性意义。湖南有电了，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工矿企业以外，发展电讯、改进交通是陈宝箴新政的又一大宗。这主要包括三件事情。 架设湘省电线。湘省酝酿架设电线，始于1890年，张之洞饬令在湘省树杆架线，但由于湖南绅民的群起反对，工程不得不暂缓下来。陈宝箴主湘后，尽力开通湖南风气，慢慢地“湘省绅民咸知电线之便”，这样电线安设才又被提上日程，前已部分述及，不过涉及的是照明问题。这里牵涉到的是电讯事业。1896年张之洞与陈宝箴商议，架设湘鄂两省间电线。1897年5月，湘电完工，湖南电报局开始正式发报，便利了百姓生活，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包括商务事宜在内的湖南经济的发展。 创办小轮公司。新式航运是近代物质文明的重要标志，轮船业的兴起，是时代发展的需要。1895年冬，王先谦等筹议设立轮船公司，不久即向陈宝箴递呈请开办内河小轮船禀稿。陈宝箴很快批准其立案，后来张之洞也批准湘省行轮。1897年7月，“鄂湘善后轮船局”成立，这标志着湘省航运业向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倡议粤汉铁路道经湖南。修筑铁路在陈宝箴抚湘以前的晚清社会已经倒腾了几十年的历史，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迷信思想作祟，真正像样的铁路迟迟未见动工。后来，张之洞力奏请修，清政府终于同意开工修筑北起京郊芦沟桥南至湖北汉口的芦汉铁路。陈宝箴很早就对修建铁路的重要性有其认识，所以面对芦汉铁路的修筑，他敏锐地觉察到了其对于一省发展的重大意义，因派熊希龄与张之洞以及主持修建铁路的盛宣怀交涉，要求铁路“折而入湘”。令人欣慰的是，能言善辩的熊希龄还真的说服了张盛二人。1898年初，清廷终于批准铁路取道湘乡。 如上以外，陈宝箴的新政措施还包括设立水利公司，推行新法养蚕，设立机器制茶公司等等。 就陈寅恪家族的发展史来说，陈宝箴抚湘的此一时期可以说是一个辉煌的顶点，虽无开疆拓土的丰功，却有指点江山革故鼎新的伟绩。前此平实素雅的湘乡风光，开始被雄才大略的陈宝箴，抹抹点点地弄出许多新鲜的美丽颜色。那段岁月是瑰丽而又美好的，显而易见，陈宝箴的心里藏了一个美丽的梦，他渴望着在华夏故国的水乡江南开垦出一个近世文明的庄园。 愿望自然是好的，可要在宗法体制自然经济的中国成功建构一省范围的近世文明，做起来又是谈何容易。即便，在人们的眼前似乎已经有迷人的花儿出现。 历史又一次无情地证明：很多时候，很多的美好的事物可能到头来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而且或者就包括“当下”进行得红红火火的陈宝箴新政。 后来的我们已经知道，这绝不是信口瞎猜和危言耸听。尽管，罪责不在湖南，并不是因为当地的新政有什么不可饶恕的出格举动。如果可以畅所欲言，我们倒要说是康有为鼓捣的变法维新浇灭了湖南省正在起劲燃烧着的新政灶膛。 从戊戌（1898）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康有为辅助光绪进行了百日的维新。然而如雨下发的诏书，除了已有基础的湖南外，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涟漪，更令人痛心的是变法很快便因为帝后党争而归于失败。史家说得明白：康有为既然抓住皇帝来行新政，反对新政的人就包围西太后，求“西太后保全，收回成命”。这时光绪虽作皇帝，实权仍在西太后手里。他们两人之间久不和睦。西太后此时想索性废光绪皇帝。新派的人于是求在天津练兵的袁世凯给他们武力的援助。袁世凯嫌他们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泄漏他们的机密。西太后先发制人，把光绪囚禁起来，说皇帝有病，不能理事，复由太后临朝训政。康有为逃了，别人也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后处死的。他们的新政完全打消了。① 新政完全打消了，自然也逃不了湖南，这还不打紧；参与变法新政的人也有被西太后处死的，而这里面就包括陈宝箴，这才是最要命的。近世中国思想文化史学者刘梦溪对陈宝箴的死有专门考证。② 事情发生的顺序是这样的：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年八月初六)慈禧发动政变，幽禁光绪，通缉康梁，杀“六君子”于京城菜市口。10月6日(农历八月二十一)，惩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上谕发出： 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 刘氏分析，戊戌披难的“六君子”中，刘光第、杨锐都是陈宝箴所保荐，谭嗣同是倡导湖南新政的先进，而梁启超则是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与陈氏父子的关系不比寻常。“滥保匪人”、“招引奸邪”云云，征实有据，确非虚言。同时革职的有义宁之湘政同事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罪名是“庇护奸党，暗通消息”；还有原湖南按察使、新擢三品卿黄遵宪。对湖南新政的改革设施也毫不容情，责令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会中所有学约、界说、札记、答差别等书，一律销毁，以绝根株。着张之洞迅即遵照办理。”闻名中外的湖南新政，就这样悲惨地被停止、被裁处、被毁坏了。 陈三立极为沉痛，隔年叙及此事，还有不能己于言者： 二十四年八月，康梁难作，皇太后训政，弹章遂蜂起。会朝廷所诛四章京，而府君所荐杨锐、刘光弟在其列。招坐府君滥保匪人，遂斥废。既去官，言者中伤周内犹不绝。于是府君所立法，次第寝罢。凡累年所腐心焦思废眠忘餐艰苦曲折经营缔造者，荡然俱尽。独矿物已取优利，得不废。保卫局仅立数月，有奇效，市巷尚私延其法，编丁役自卫，然非其初矣。 义宁父子所痛心者，并不是己身的去职丢官，主要是自己改革图强、“营—隅为天下昌”的愿望化为了泡影。 但这个家族更重的悲剧还在后面。 1898年冬天，被罢免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携家眷，离开湖南巡抚任所，迁往江西老家。一年前逝世的陈宝箴的夫人的灵柩，也一同迁回，全家老幼扶柩而行。不是回江西的修水县竹乡，而是在南昌磨子巷赁屋暂居。第二年筑庐南昌的西山(今新建县境内)，陈宝箴即住西山之岘庐，陈三立陪侍左右，眷属仍住南昌市里。经济状态极端拮据，罢职后以及从湖南返回江西的途中，陈三立大病，第二年又病，险些病死。年底，陈宝箴胞弟之女德龄几乎是反常地痛哭而死。未几，陈宝箴长孙陈师曾之妻范孝嫦亦逝。 戊戌政变对陈氏一家的打击是沉重的。 然而尤其让人不敢置信的是，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在南昌西山只住了一年多时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之间，陈宝箴便突然逝世了。陈三立的记载是：“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 据考证，真实的情况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二十六日，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岘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陈宝箴北面匍匐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 从刘氏的爬梳来看：1900年2月，下令铲平康有为、梁启超在广东本籍的祖墓；同月，悬赏十万两，缉拿康梁；呈验尸身，也一体给赏；愿得官阶者，予破格之赏；同月，编修陈鼎因所注《校邠庐抗议》“多主逆说”，命严拿监禁；同月，以“沈鹏丧心病狂，自甘悖谬”罪，严拿监禁。7月，慈禧下令，将已遣戍新疆的张荫桓就地正法；同月，杀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同月，处死率自立军起义的唐才常；8月，杀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同月，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抢掠烧杀，两宫出奔；同月，杀珍妃，推入井中。 显然，那是一个经过激烈的政权争夺后获胜方尽情享受胜利果实的肃杀岁月。 陈宝箴之后，陈家再也没有涉足过宦海和官场。临死之时，心寒如冰的他曾留下这样的遗嘱：“陈氏后代当做到六字：‘不治产，不问政。’”这让我们想起戎马半生的曾国藩对子辈的劝诫：“尔等长大以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①客观来说，早年入幕曾府的陈宝箴与这位长自己二十岁的晚清重臣确有些相似，比如曾国藩强调立志和有恒，认为“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②，“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③；陈宝箴同样看中立志，曾在南学会开学典礼上作《论为学必先立志》的演说，为寅恪兄隆恪书扇示训，亦言“读书当先正志；志在学为圣贤，则凡所读之书，圣贤言语便当奉为师法，立心行事具要依他做法，务求言行无愧为圣贤之徒”④云云。 然而陈宝箴是不幸的，即使后来人，包括我们，到今天还在对其一手缔造的湖南新政津津乐道。 陈宝箴死了，陈寅恪家族事功上的辉煌年代就这么结束了。 这一年，陈寅恪十一岁。依一般的逻辑，近两年来家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会不在他小小的心灵里留下些微的印记。 三、诗人陈散原与陈寅恪的童年(1) 自然，对此感受最深的应该是陈寅恪之父，陈宝箴的长子陈三立。 陈三立字伯严，一字敬原。他年少博学，才识通敏，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光绪八年（1882），也就是其父升任浙江按察使的同一年，与年轻时的父亲一样，陈三立参加了乡试。答卷时，因为深恶“八股文”，所以不羁的他根本就没按规定来，而是用上了自己平素擅长的古散文体。理所当然地一个后果就是考官阅卷时压根就没理他答的内容，考卷被摈弃了。不过，命运对陈三立还是相当地眷顾。当时任主考官的陈宝琛翻检落第考生的答卷时，碰巧看到了陈三立才华横溢的卷子，对之大加赞赏。就这样,本来没希望的陈三立摇身也变成了举子。光绪十二年（1886）陈三立赴京会试考中，不过因为书法不合规矩，所谓“楷法不中律，格于廷试”，于是不得不“退而习书”，三年以后的1889年再补殿而成进士。虽然略有波澜，但不管怎么说，中进士还是实现了陈家先祖的一个夙愿。陈家终于出进士了！这一年陈三立三十六岁，授吏部主事考功司行走。 就在陈三立中进士的第二年，陈宝箴因为王文韶的保荐入湖北为官，仕途生涯开始风帆高悬凯歌猛进。时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正着力推进洋务实业，陈宝箴自然是戮力其中。陈三立为此所吸引，于是离京南下襄助乃父功业。尤其是在陈宝箴抚湘期间，陈三立对湖南新政的帮助尤大。梁启超曾赞曰：“陈伯严史部，义宁抚军之公子也，与谭浏阳齐名，有两公子之目。义宁湘中治迹，多其所赞画。” 比如时务学堂，当时陈宝箴本拟请康有为任中文总教习，但陈三立认为梁启超的思想早已超过乃师，认为请师莫如邀徒，陈宝箴遂放弃了原先计划，改聘后者。之外，陈三立还举荐罗致了谭嗣同、唐才常等俊杰之士为陈宝箴的湖南新政献智献力，为轰轰烈烈的湘乡自强运动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因为才学能力突出，兼之为官宦子弟，陈三立很快引起了上下层人士的广泛注意，时人有“清末四公子”和“维新四公子”之称，陈三立均在其列。前者，指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湖北巡抚之子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后者，指陈三立、谭嗣同、户部侍郎徐致靖的儿子徐仁寿、世家子弟陶菊存。 同陈宝箴一样，对陈三立来说，政变以前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湖南新政带给他的是澎湃的激情和美好的向往，希望“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之根基”。可在激烈变动的年代里，社会总是布满着陷阱。戊戌政变飓风一样拔地而起，陈三立被加上“招引奸邪”的罪名，与父亲一起被革职。光绪二十六年（1900），陈三立移居南京。未几，陈宝箴被赐死。 以陈宝箴的离世为界，陈三立的人生明显地分为两段，前一时期的陈三立，生活中阳光充溢，怀有为国开辟新天地的雄心和抱负，积极进取，锐意开拓；进入20世纪的陈三立，则因为官场的冷酷、残忍乃至无耻，而心灰意懒，无意仕进，因于金陵青溪桥畔构屋十楹，号“散原精舍”，与友人以诗文相遣，游时度日，自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 值得注意的是，陈三立定居金陵后，虽不过问政治，但对兴办社会事业，仍极热枕。光绪二十九年，他办家学一所，又赞助柳诒征创办思益小学，让出住宅作课堂，延聘外国教师，开设英语及数、理、化等新兴课目。注重全面发展，禁止死背课文及体罚学生，创新式学校之先例。光绪三十一年初，与罢职官僚李有分等人共同创办铁路公司，筹建江西第一条铁路（南浔线），先后任协理、总理、名誉总理等职。光绪三十四年，又与汤寿潜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商办铁路公司。由于人事关系的阻碍等原因，都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 再就是，陈三立一方面反对新生的革命势力在故国主政，比如当国民革命军在江浙的联军攻南京时，他挈家迁沪，并诬武昌起义为“作乱”，骂民军为“乱军”。从1911年至于1915年夏，在寓居上海期间，他还曾列名孔教会和张謇发起中华民国联合会，又和沈曾植、梁鼎、朱祖谋等组织“超社”，“逸社”，通过诗作，或攻击革命，或倾吐对清王朝留恋之情。另一方面，与遗老文人诗文相会的他，又拒不参加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对民国初年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窃踞政权的投机政客，以及后来混战不休的各派军阀，均极为不满，拒不参加当时政界的任何活动。 事实上，写诗唱和在此时的陈三立，因为没有了政务遮蔽的原故，已经突显为生命的代表性节律。此时的陈三立首先应该被视为诗人。史实也确是如此。1923年至1925年，陈三立住在杭州。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欢迎，接着来到风光旖旎的杭州，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泰戈尔特地拜晤了陈三立。两位不同国籍的老诗人，通过徐志摩的翻译，各道仰慕之情，互赠诗作。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分，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的身分，回赠他一部诗集。陈三立接受书赠后，表示谢意，谦逊地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家诗坛。而我呢，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后两人比肩合影，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1926年底，陈三立由杭州到上海寄寓三载。晚年的他，怀乡心切，对庐山尤为萦念。1929年11月，由次子陈隆恪夫妇陪同，乘轮溯江而上，终于登上庐山，卜居于牯岭新宅“松门（一说松林） 别墅”，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他赋诗倾诉：“乡梦醒鸣鞭，始觉身如鸟”，打算“息影松林径，洗梦涧瀑流”。年近八十的他，遍览山南山北的风景名胜，写下了许多寄情咏物的诗篇，名为《匡庐山居诗》，石印成册，以赠亲友。山居期间，蒋介石曾到牯岭避暑，很想见见他，特派专人登门联系。他不愿与当政者交往，对来人说：“我已经是一个不闻世事的世外之人，即使我们会晤了，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我看还是不必来见吧。”因此，蒋介石也就不便“勉强求见了”。不过问政的心虽枯，学问的心仍绿，1930年，陈三立倡议重修《庐山志》，委托吴宗慈专主其事。为了使志书更为完善一些，他还特别约请了著名学者李四光、胡先引等撰写有关条目。另外，在具体的编修过程中，陈三立特别强调了修撰体例的问题，强调志例应尊重科学，志文因时代不同，允许文体有别，做到“旧从其旧，新从其新”。 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尽管丧父以后的陈三立再也懒得涉身政事，但对家国命运他仍是非常地挂心和关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军侵占上海闸北，陈三立居牯岭，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阅读。据说，当时的他曾于一晚做梦时喊出“杀日本人”之类的话语。忧国之心可见一斑（当年，国民党政府邀他参加“国难会议”，陈三立未去）。1933年，曾经的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1934年，陈三立离开庐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处遭八国联军破坏，连叹“国耻”！1937年，芦沟桥事变，他表示：“我决不逃难！”当年，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招致陈三立，百般游说，皆不应许。侦探日伺其门，陈三立怒，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享年85岁。为纪念陈三立，1945年江西省政府1713次省务会议决定：将设在修水境内的赣西北临时中学改为省立散原中学。1948年迁葬杭州牌坊山。 陈三立是晚清同光体赣派的代表。为诗初学韩愈，后师山谷，好用僻字拗句，流于艰涩，自成“生涩奥衍”一派。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评曰：“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醇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比”。陈三立的著作，生前曾刊行《散原精舍诗》及其《续集》、《别集》，死后有《散原精舍文集》17卷出版。 陈寅恪是散原老人的三公子，生于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七日（1890年7月3日）。 当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正为官湖北，取得进士功名不久后即南来随父的陈三立赁居在长沙城里唐 散文家刘蜕的故宅。从前面的文字我们知道，此时的陈宝箴宦途显达，事业蒸蒸日上，可以说春风得意，陈家正处在迁居义宁以来家族史上最可宝贵的黄金时期。虽然，再有几年，一场惨烈的海战将历史性的宣布洋务官僚经营数年的自强运动的失败，到时那些期望通过技术层面的革新推进大清帝国走向强盛的人们的心灵世界里，将不得不被历史的无奈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然而，当下，至少陈寅恪诞生的当下，一切都还比较美好。 尽管我们并非刻意要为陈寅恪的到来渲染一种厚重或者说烫手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但在落笔写作他的出生的那一刻，笔者还是不自觉的联想到了如下史实： 在同一年诞生的还有奥地利作家弗兰茨?韦费尔、德国表现派诗人卡西米尔?埃德施米德、德国诗人弗兰克?蒂斯。19年以后，陈寅恪将踏上后两者所在的国度，在著名的柏林大学修习语言文学。在中国大地上，一年以后胡适之出生，三年以后顾颉刚出世，对现代中国学术史稍微熟悉一些的人们应该清楚，这两个人的努力让传统中国学术最基础和根本的经子文史之学大踏步地走向了现代学术的路途。和顾颉刚同年来到这个世界并且在以后的岁月中有着重大影响的人还有梁漱溟、宋庆龄和毛泽东，前者系统的东西哲学与文化比较，让人们在比较中深刻认识了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问题，与此同时也为儒学的时代更生指出了切实的方向，其由此成为了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后两者人们更是熟悉，两人在近世中国自新和独立的历史征程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成绩。 可以说，19世纪90年代的初期几年，当洋务运动微笑着走向覆灭、兴盛中滋长着危机的时候，新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更大的希望正在悄悄孕育。 信不信都好，不可否认的是，那确是一个比较特殊和重要的年代。我们说，同许多后来卓有成就的人物一样，陈寅恪的降生也是那个时代所以特殊的一个不容忽略的因子。 后来的陈寅恪在多年游学海外而后应约回国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以后，迅速成长为民国学术界的超一流学者。当然这是后话。我们还是先从陈寅恪幼年的启蒙岁月慢慢讲起。 如前有言，义宁陈氏素重子弟教育，至于陈宝箴和陈三立，例同如是，对后代的教育都非常地上心。前面提到的陈宝箴给陈寅恪二兄陈隆恪写的扇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全文如下： 读书当先正志；志在学为圣贤，则凡所读之书，圣贤言语便当奉为师法，立心行事具要依他做法，务求言行无愧为圣贤之徒。经史中所载古人事迹，善者可以为法，恶者可以为戒，勿徒口头读过。如此立志，久暂不移，胸中便有一定趋向，如行路者之有指南针，不至误入旁径，虽未遽是圣贤，亦不失为坦荡之君子矣。君子之心公，由亲亲而仁民，而爱物，皆吾学中所应有之事。故隐居求志则积德累行，行义达道则致君泽民，志定则然也。小人之心私，自私自利，虽父母兄弟有不顾，况民、物乎？此则宜痛戒也。 四觉老人书示隆恪 儒家文化首先是一种处事哲学，古代中国，包括当下，凡对儒家文化浸润较深的人，必对立身行事、待人接物等等有一套自己体味出的儒家式约准和规范，历代流传及今的刘清之《戒子通录》、袁采《袁氏世范》、姚舜牧《药言》、张英《聪训斋语》、郑燮《郑氏家训》以及《曾文正公家训》、《左文襄公家训》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当然，更多、更平常的还要算那些在古代人民的普通生活，诸如家庭伦乐、师友论学等等之中散落的只言片语、零金碎玉，一部《论语》便大体如此，陈宝箴写的扇面也不出这个行列。 都是科举出身的陈宝箴父子，在国学方面有着扎实过硬的修为，此不待言。生在进士之家的陈寅恪及他的兄弟们，显然要受到此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影响。比如陈寅恪早年即养成的吟诗唱和的习惯，再比如他坚厚的经史学功底等等都是表现。童年时期陈寅恪就极喜欢读书，后来他患眼疾住院，曾同后学王钟翰谈及：“我之目疾非药石所可医治者矣！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小油灯，藏之于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以清季多光纸石印缩印本之书，字即细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久而久之，形成了高度近视，视网膜剥离，成为不可幸免之事了！”据后来他的妹夫也是表弟的俞大维回忆：“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三礼、三传、诗、书、论、孟、孝经、尔雅——编者注）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三通（《通志》、《通典》、《文献通考》——编者注）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看得很多。”① 这样的功夫一方面自然离不开陈寅恪本人的卓异天资，但毫无疑问，同陈宝箴、陈三立的家教也有其紧密联系。1895年陈宝箴开始抚湘，就在这年，六岁的陈寅恪入私塾随湘潭宿儒周大烈读书。庚子年陈宝箴不幸之后的第二年，陈三立全家定居南京。紧接着他便办起了家塾，先后聘请了王伯沆、柳翼谋、萧厔泉等任教席，教授国学基本典籍以及数学、外文、音乐、绘画等，其中四书五经的讲授占有颇重的地位。就这样，聪慧过人的陈寅恪打下了厚实的国学基础，同时也学习了一些包括外文在内的新知识，为后来留洋海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帮助。 当然，除了明确的从师受学以外，家庭生活中的文化环境对陈寅恪也有着重要甚或是重大的影响。比如陈寅恪后来自谓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在我们看来这一方面固然和此二人自身的思想学术以及在晚清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大约同陈宝箴先在曾府后友南皮从而形成与二者有类的思想观念不无关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陈宝箴与曾氏思想趋近的例子，后来陈宝箴抚湘又在张之洞辖下，与他一起大力推动洋务事业，其思想必然地会受到的后者的感染和影响。尽管我们未经详细严明地考证，但陈宝箴思想兼受曾张影响、议论与两者有类,也是明显的事实，再考虑到陈寅恪本人和陈宝箴的亲密关系，我们推测，大约其所谓议论近乎曾张的演说，其实不过是受其祖父影响的变向宣解。此其一。其二是，陈寅恪的诗作习惯似乎很受陈三立的影响。尽人皆知，陈三立是同光体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所在的“同光体”一派，诗宗“三元”，即学开元时的杜甫，元和时的韩愈，元祐时的黄庭坚和苏轼；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陈寅恪最喜尚的也是苏东坡和黄庭坚的作品，为诗喜用东坡韵：显然，这似乎不是一般的巧合，而是陈三立的诗风影响了陈寅恪的习尚。说到陈三立，我们有必要捎带着说上一句，就是陈寅恪的母亲也有着不错的国学素养。资料显示，后来，近于耳顺之年的陈寅恪，曾在1947年深情地回忆起自己11岁时母亲教读诗句的情景。 便是在这样一个优越的家庭环境中，少年陈寅恪小苗一样不断地吸收着种种营养，不断茁壮成长。 历史将向我们证明，这位义宁陈氏的佳公子将接乘着祖父和父亲先举人后进士的脚步继续前进，执著的求知精神和天才的学习能力最终让他在群星云集的民国文化天河中脱颖而出，在诸多大师巨子的映照下从容不迫地摘检下了学术“状元”的王冠。 小陈寅恪一飞冲天的辉煌正随着他扎扎实实的求知过程一步一步朝我们走来。 第二章 海外留学 一、求学东瀛(1) 1902年春，13岁的陈寅恪随长兄陈师曾（陈衡恪）从上海吴淞口出发，踏上了赴日的航程。初出国门的陈寅恪眼望一望无际的大海，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想起离开南京家塾到上海后，与其兄衡恪谒见上海同文书会总干事、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的情景。李提摩太出身于英国南威尔士的一个农民家庭，先后就学于斯旺西师范学校和哈佛福韦斯特学院，1870年2月12日受英国浸礼会派遣来到中国，长期在山东烟台、青州等地传教。他精通汉语，研读四书，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情风俗。1876到1879年华北大旱，他从事赈灾活动，在山西发放赈款，结交了清政府的一批高级官员。李氏与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洋务派和维新派人物都有过接触，还曾在1898年上书光绪帝力主变法维新，并于戊戌变法失败后帮助康有为出逃日本。李提摩太看不惯纨绔子弟终日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颓废生活，对陈氏兄弟远渡重洋的求学之举给予很高的评价，亲切地勉励他们说：“你们世家子弟能去日本读书，真是很难得很可贵啊!” 此外，陈寅恪更不禁想起了去年全家迁居南京，在头条巷家塾读书的情景，想起了在家塾学习四书五经、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课程的情景，想起了与茅以升、茅以南兄弟课间嬉戏的情景（学堂除了方便自己家中的子弟之外，亲戚朋友家的子弟也可附学）。 故土难离，总使人割舍不下，即便，此刻漂流在大海上的只是一名少年国士的单纯心灵。然而，故国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前文的叙述告诉我们，七年前的黄海，一度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耻辱地败在了日本帝国海军的速度与火力之下。那是一场彻底改变远东国际格局的海战，明治以后的日本用战争的方式宣告了作为近代国家的日本在亚洲取得了老大的地位。一个崛起的岛国自信地挤入了瓜分中国的强盗行列。 陈氏兄弟到达日本时，留日的中国学生已达七八千人。鲁迅也在这一年3月24日以矿路学堂毕业生的身份在江南陆师学堂总办（即今之校长）俞明震（陈寅恪的舅父）的带领下，同22名陆师学堂毕业生和其他6名矿路学堂毕业生一同来到日本留学。鲁迅和陈氏兄弟同时进入了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弘文学院是日本政府为教授中国留学生日语而开办的一所补习学校。鲁迅在这里学习了两年时间，取得了毕业文凭，并于1904年9月8日开始了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学习。同年夏天，陈寅恪趁暑假返回南京。回国后，与五兄隆恪一同考取了官费留日。这年冬初，散原老人亲自送两个儿子到吴淞口登船。并作诗云：“游队分明离两儿，扶桑初日照临之。送行余亦自厓返，海水浇胸吐与谁。”表达了父亲与两个儿子依依惜别的难舍之情。抵日后，隆恪初入庆应大学，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财商系。而陈寅恪仍在弘文学院学习。 在弘文学院，陈氏兄弟与鲁迅关系十分密切。鲁迅与陈衡恪同住一舍，朝夕相处。1904年8月鲁迅还与陈衡恪等6人联名给已回国的弘文学院同学沈瓞民写信，介绍弘文学院及同学们的近况。据沈瓞民回忆：“求学时代的鲁迅，已认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国主义，都是侵略中国的敌人，当时具有这样的意见，是令人敬佩的。陈师曾受到鲁迅的鼓励，也写了6封信，其中一封是给其父散原老人的，主要指出日本包藏祸心等语。” 后来在1915年春，陈寅恪曾出任新成立的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那时鲁迅和陈衡恪都在教育部任职。鲁迅在该年4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二集，《炭画》各一册。”以后，鲁迅成为文学大师，陈寅恪却缄口不向人们谈及他们之间的友谊，所以人们对他们之间的交往了解甚少。 陈寅恪留学日本期间，主要把精力放在学习日文上。同时他还留心观察和体验日本的生活习俗，阅读日文学术著作，研究日本历史、文化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这为他日后援引日文资料，进行隋唐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他在探讨隋唐时代的府兵制时就注意到，隋以前的资料比较少，不容易弄清楚，而当时日本的很多制度模仿唐制，其《养老令》之宫卫军防诸令条内容详细，两者相互参照，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憾。他还注意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冈崎文夫教授关于唐代府兵制、均田制和租庸调法的研究成果，认为“不失为学人审慎之态度”。又如他后来在考释白居易《长恨歌》“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句中“温泉”之由来时，旁征博引，以说明温泉疗疾风气流传之广，称：“又今之日本所谓风吕者，原由中国古代输入，或与今欧洲所谓土耳其浴者，同为中亚故俗之遗。”这里的“风吕”便是日本人所说的沐浴，可见他对日本生活观察之细，体验之深。再如，陈寅恪在批阅《旧唐书》太宗纪下贞观十七年秋七月庚辰条“京城讹言云，上遣枨枨取人心肝，以祠天狗”时，不禁想起在日本见过的那种红面孔、高鼻梁，具有灵性和神通的怪物，于是写下这样的按语：“天狗，日本所传，当由唐代转入。”对于“风吕”和“天狗”一词的解释，可见他对日本文化的熟悉程度。① 1905年冬，陈寅恪因患脚气，不得不离开日本，回国疗养。 二、辗转欧洲(1) 陈寅恪回国后，在家调养了一年多，于1907年插班考入上海复旦公学，系高中文化程度，同班同学中有后来著名的气象科学家竺可桢和留学德国获海德堡大学史学博士的徐子明。徐氏是江苏宜兴人，戊戌变法时期赞助维新的徐致靖、徐仁铸父子，就是宜兴徐氏家族的人。徐仁铸曾在陈宝箴为巡抚时，任湖南学政，参预新政。创立于1905年的复旦公学，是清末公立新式学堂中颇具现代性的一所学校，该校招收国学功底较深的学生，用英文教授高等普通科学，以使其能直入欧洲专门大学作为办学宗旨。除了英文，该校还规定学生应兼习德文或法文两种外语中的任何一种。而校内所开设课程，除国文、史地等常规课程外，还包括了像拉丁文那样一般新式学堂并不教的西方古典语言课。陈寅恪在上海复旦公学孜孜不倦地学习着英、法、德等国语言，为他后来留学欧美各国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1909年陈寅恪从 复旦公学毕业，在亲友的资助下，赴德国留学，于1910年考入了柏林大学学习语言文学。虽然远离故土，但陈寅恪的心中却时时牵挂着祖国的安危。1910年日本强行合并朝鲜，激起了他极大的义愤，挥笔写下“惊闻千载箕子地，十年两度遭屠剖。……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的诗句，表达了对朝鲜人民遭受奴役命运的愤慨和对祖国命运的担忧。 1911年春，陈寅恪因脚气病复发，需要易地疗养，于是在挪威旅游了二十多天。泛舟北海，挪威旖旎的风光收于眼底，迷人的景色令陈寅恪心旷神怡，但想起在故乡乘黄篾舫遨游的种种乐趣，淡淡的思乡之情又不禁涌上心头。 这年秋天，他又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瑞士的冬景格外美丽，陈寅恪曾作《大雪后乘火车登瑞士恩加丁山顶》诗一首： 造物作画真奇恢，下笔不假丹与煤。 粉白一色具深意，似为俗眼揩尘埃。 车行蜿蜒上绝壁，苍龙翘首登银台。 杉松夹道戴冰雪，风过撞击鸣琼瑰。 碧泉喷沫流涧底，恍若新泻葡萄醅。 直须酌取供渴饮，惜我未办玻璃杯。 我生东南山水窟，亦涉弱水游蓬莱。 每逢雪景辄探赏，何曾见此千玉堆。 车窗凝望惊叹久，乡愁万里飞空来。 诗中描写了山顶雪景之美，同时抒发了他对祖国的深深眷念。 在苏黎世大学期间，陈寅恪认真钻研了德文原版《资本论》，可算得上中国人中阅读德文原版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第一人。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家从南京逃难到上海，陈寅恪一方面挂念着家人，另一方面由于留学的经费不足，不得不于1912年春天从瑞士返抵上海。回国后的陈寅恪切实感受到了国内政局的巨大变化。辛亥革命迫使宣统皇帝在1912年2月12日颁布了退位诏书，从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陈寅恪亲眼看到了清王朝被推翻后的社会变革，而深为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他，加上家庭与清王朝的关系，其心情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他在一首答北京友人的诗中发问：“优游京洛为何世，转徙江湖接胜流。”接着又抒发出“西山亦有兴亡恨，写入新篇更见投”的世道沧桑的感慨和悲凉幽忧之情怀。 不久，陈寅恪筹足了学费、生活费、路费等各种留学的费用，再度前往欧洲，于1913年春考入了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初步形成了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分析社会现象的思维方式，这为他后来在隋唐史的研究中取得超越前人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基础。例如他研究佛教就很注意其与隋唐政治的密切关系。在1935年撰写的《武曌与佛教》一文中，陈寅恪指出了隋文帝、隋炀帝与佛教的深厚关系，以及僧徒藉武曌恢复自李唐开国后所丧失的权势，而武曌则转借佛教教义巩固其政治地位的史实，从而得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的结论。又如，陈寅恪对于李唐王朝衰亡的原因也从政治、经济、阶级关系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首先，他认为关中本位政策被破坏后，唐代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明显变化，以科举入仕的寒门庶族和以武力起家的边疆藩镇逐渐控制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利，形成两种对立的离心力。其次，安史之乱后，李唐王朝的经济依赖东南八道财税的供给，黄巢起义将东南区域的经济几乎全部破坏，又断绝了汴路、运河的交通，李唐政权遂土崩瓦解。① 陈寅恪在巴黎学习期间的另一收获则是通过王国维先生结识了20世纪欧洲著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和（Pelliot）。1909年伯希和为一睹敦煌文书真迹来到中国，得以在北京与王国维相识，王国维对伯希和的学术赞不绝口，两人遂得相互论学往来。伯希和早年毕业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校，是著名汉学家沙畹的高足。沙畹，即Chavannes，是学术界公认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国学大师，被誉为国际汉学巨擘。他毕业于法国高等师范学院，1893年任法兰西学院教授，1904年任法国学士院会员，欧洲权威东方学刊物《通报》主编之一。精研中国历史，译注了大量中国史籍，如《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西突厥史料》及《补编》、《后汉书?西域传》等。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成果有《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等。其佛学造诣颇深，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法译》、与莱维合译《悟空入竺记》、《比尔英译宋云使西域记之法译》、《法译五百譬喻选集之法译》、与莱维合编《护法十六罗汉》等。1917年曾到中国调查雕刻碑铭，著有《北中国访古志》、《泰山志》。在《北中国访古志》第二部佛像雕刻篇中，收录了云冈、龙门、巩县石窟的图版解说。伯氏精通汉、藏、蒙、突厥等14种语言，主攻方向是中亚研究，在其所写的汉学论文中有一半是关于西北史地的。他对于中亚地区的各种古代语文也有较深的研究，并借助这些语言工具，研究所见到的各种东方典籍和文物，在当时的东方学界有很高的声誉，并被“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1908年2月，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千佛洞里取走了六千余卷极其珍贵的五至十一世纪的手抄卷子，以此为基础在法兰西学院获得了一个以讲授敦煌文献为主要内容的教授席位。陈寅恪少时即受家庭影响，对以沈增植为代表的晚清经世致用派十分推崇。沈氏痛感边疆领土主权遭受列强威胁，便注重探究边疆史地，以开发边地，巩固国防。这种风气对陈寅恪也有所感染。但国人研究西北史地，由于欠缺必要的语言知识，对汉文文献以外的丰富材料一直不能很好地利用，从而极大地限制了这门学问的进一步发展。而西方学者的东方学研究正好可以在这方面弥补国内西北史地之学的缺失。与伯希和结识以后，陈寅恪第一次有机会大量接触到以敦煌文献为主的各种新发现的材料，学术眼界大为拓宽，而伯希和利用其广博语言知识处理各种新材料的本领，更是给陈寅恪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引发了他探索西北史地之学的欲望。 作为一个掠夺者，伯希和的强盗行径无疑是卑劣可耻的。但作为一个研究东方文化的专家，伯希和的治学方法和研究兴趣对陈寅恪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陈寅恪在学成回国后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近十年间，其治学路数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伯氏。具体来说： 第一，在敦煌学研究方面，伯希和著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等篇，因此有“中国摩尼教研究的先驱”之称。而陈寅恪有感于当时中国敦煌研究的落后，叹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来唤醒和激发国人自强不息，“勉作敦煌学之预流”，“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为祖国争得荣誉。他不仅首创“敦煌学”一词，而且指明了包括摩尼教在内的研究方向，并预言敦煌学将成为世界显学。敦煌遗书中份量最多的是佛经卷子，并有部分讲唱佛经和佛经故事的变文。陈寅恪不仅发现了宋明小说、宝卷弹词等文学与佛教经典之间的源流，还具体研究了佛经故事在传布过程中的变化形态，他指出，寺院讲经多引故事，而故事一经演讲，便会随其说者听者本身之程度及环境而生变易。他曾以《西游记》为例，对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的原型进行了考证。 此外，陈寅恪还常以敦煌经卷证史，用敦煌资料释诗。他曾利用写经题记年代最多的隋朝和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来求证史书，结果发现与史籍关于当时佛教盛行、佛经广为流传的记载是完全相符的，这就为史书记载的可信程度提供了依据。陈寅恪还运用《敦煌本心王投陀经及法句经跋》解释了白居易的“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陀经”和“法句与心王，期君日三复”等诗句。 另外，他还注意运用史书记载来解决敦煌资料中提出的问题，以史解经、以史考诗，以及将佛经典籍与变文故事、民俗小说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以考察中国文学的源流变化，这些治学的方法都为后来的敦煌学研究树立了榜样。 第二，在藏学研究方面，伯希和著有考证汉文吐蕃名称由来等藏学名篇，而陈寅恪回国后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就是藏学论文，考证出此文的译者为吐蕃僧人法成。1930年，陈寅恪发表了《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一文，考证出吐蕃彝泰赞普的名号与年代，是其当时的得意之作。陈寅恪对于伯希和曾用功的唐蕃会盟碑研究亦作了译释，推动了藏学研究的深化，所以有“唐德宗与吐蕃之唐蕃会盟碑，许多学者，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无法解决，陈先生之翻译也使国际学者满意”之说。 第三，在蒙元史和中亚史研究方面，伯希和研究蒙元史及中亚史的论著宏富，如《蒙古与教廷》、评注俄国学者巴尔托德《蒙古侵略时代之土耳其斯坦》、评注英人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而成的《卡尔梅克史评传》等，可见伯希和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是广泛深入的。此外，伯希和对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也颇有研究，而此书是陈寅恪用功颇深的蒙古史书。他不仅从《大藏经》中检出元朝国师八思巴为真奎太子所造的《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之间的渊源关系，而且校勘、考订该书的东方诸文种译本，“对此后的蒙古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陈寅恪依据对汉、藏、蒙文献的比较研究，第一次指出，《蒙古源流》的基本观念和编撰体裁，都是取之于元代吐蕃喇嘛八思巴所著的《彰所知论》，是蒙古史料的另一系统。他勘对东西方多种文献，把文献记载中关于蒙古族起源之观念分为四类。更考订本书的汉文译本，得出是乾隆时据满文本译出的结论。 第四，在突厥学研究方面，伯希和撰写了《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突厥语与蒙古语中的驿站》等论文，对突厥学研究亦有促进作用；陈寅恪早年读书笔记中，仅学习突厥文的就有9册，治学根底扎实。归国执教之初，陈寅恪的指导范围有“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如研究唐蕃会盟碑之藏文、阙特勤碑之突厥文部分，与中文比较之类）”，但陈寅恪对中国突厥学的直接贡献，不是译释突厥碑，而是研究突厥史，尤其是唐与突厥的政治关系史。陈寅恪摒弃了那种把突厥史作为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充分认识到了突厥汗国的历史地位。其一，他在《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中，作出“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的结论。唐高祖向突厥称臣，是唐室讳莫如深的“国耻”，但从隋末争雄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看，又是势在必行的权宜性“国策”。其二，在唐帝国的政治生活中，突厥籍和突厥化的藩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论唐代之藩将与府兵》一文中，揭示了唐代藩将社会基础的演变，论证了藩将所特有的使用价值。① 陈寅恪敬重伯希和的学识，留心伯希和的研究成果，而且在自己的论著中时常加以引用，其学术见解明显受到了伯希和的影响。伯希和与陈寅恪的这段交往也被中外学界传为美谈。 陈寅恪在巴黎大学就读期间，偶然看到国内报纸，有人提议袁世凯为终身总统，当时巴黎正在举办选花魁之会，陈寅恪作诗讽喻：“岁岁名都韵事同，又惊啼鳺唤东风。花王那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亦自雄。”1913年冬天，陈寅恪曾到伦敦一游，参观绘画展览，作《癸丑冬，伦敦绘画展览会中偶见我国新嫁娘凤冠感赋》诗一首。 1914年秋天，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欧洲一片混乱，陈寅恪不得不匆匆回国。1915年春，陈寅恪到北京担任新成立的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主要工作是翻译有关东西方图书资料，探究中国经界的源流。蔡锷，湖南人，早年受陈三立赏识，破格进入湖南时务学堂学习。辛亥革命后，曾任云南省都督，1913年底到北京中央政府任职。蔡锷反对袁世凯称帝，于1915年11月从北京秘密回到云南，领导了护国运动。袁世凯在国内一片强烈的反对声中一命呜呼。继任总统黎元洪任命陈三立旧友谭延闿为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谭延闿则请陈寅恪到省长公署任交涉科长。由于陈寅恪看不惯官场的尔虞我诈、阿谀奉承，很快就离开了，此后再也没有涉足官场和参加政治活动。 从1915年秋天开始，陈寅恪应江西省教育司（相当于后来的教育厅）副司长符九铭的邀请为江西省连阅留德学生试卷三年，并申请了江西省官费留学的名额，期间还在家中侍奉父母和博览经史著作。陈衡恪之子陈封怀回忆这段时间陈寅恪在家中的生活时说：“他送了我一册原文本的《莎士比亚集》，据说是他以前在英国读过的。里面每个剧本后面都写有他的评语（是用文言文写的），在那时，我们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各国的历史和文学。他在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有深入的理解。”这一年，父亲散原老人六十五岁，常常率儿孙游览南京的名胜古迹。例如1917年8月的日记中写道：“二十一日携儿子陈寅恪、登恪、孙封怀，买舟游燕子矶，遂寻十二洞，历其半，至三台洞而还。”还有诗云： 闭置不乐摩华颠，杂影江浒晴呼船。 从游年少蹲篷底，贪看拍岸惊涛旋。 千峰散翠日气午，鼓角十里高风传。 迎人伏燕势欲起，走循爪距登其巅。 覆碑一亭卧兵子，荒荒草木山依然。 往岁支筇伴国老，霜髯领客疑飞仙。 当时京师 图书馆曾拟聘陈寅恪为主任，但因其即将出国而作罢。 三、赴美学习(1) 在国内工作和学习了近三年后，陈寅恪于1918年冬再度出国。原打算再到柏林大学深造，但是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于是11月底的时候，他登上了从上海开往美国的轮船。 陈寅恪几次出国留学，都是20世纪初在中国所出现的第一次留学热潮期间。鉴于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现实，留学生们大多选择医学、物理、化学、农学等理工科专业，或是法律、教育、经济、政治等热门的文科专业，以便学成后报效祖国或者从事一个体面的职业谋生。而像陈寅恪这样选择冷门专业的学生，在当时很罕见。他之所以执著地学习史学、佛学和语言学，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陈寅恪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受中国 传统文化思想濡染，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博览群书，对经史子集均有涉猎，传统的十三经更是熟读成诵，但是他的抱负不在通经，而在研究历史。他认为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鉴往知来，也只有不断地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对历史遗产进行承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能不断进步。中国古代汉唐时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了，然而这并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终结，未来的中国还将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而在陈寅恪看来，历史的概念更加广阔，经、史、子、集之外，包括集部的流派，诸如小说、弹词之类都可以作为历史资料包括在大历史概念之中。陈寅恪把王国维看作是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化之人”，被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其实这也正是他自己的写照。陈寅恪成长在中西文化相互冲突和相互交融的时代，他要承传中国文化，必然在众多的学科中选择史学来实现人生价值。 第二，源于他赤诚的爱国之情。晚清以降，国力日衰，列强觊觎中国领土，沙俄、英国、日本等国不断地在中国东北、西北、西南、外蒙等边地制造事端，挑起冲突。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公然向清政府提出领土要求。中国西北边疆分裂性的叛乱频频发生。一批倡导和认同经世致用的文人学者心怀天下，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去研究边疆的地理历史，期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陈三立的老友“同光体之魁杰”沈曾植痛感边疆领土主权受到外国列强的威胁，注重探究边疆史地，以开发边地和巩固边防，著有《蒙古源流笺证》、《元秘史笺注》、《黑鞑事略》、《蛮书》等。陈寅恪十分敬重这位父执。他选定西域民族史、元蒙史作为研究方向，显然一方面是出于对祖国边地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受晚清经世致用学者尤其是沈氏的影响。 第三，中国本土文化中没有佛教，汉魏以来，佛教东传，“当时中国文化学术积累，至少已达一千年以上。”陈寅恪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纲领为观照，对中国本土文化如何吸收、同化外来文化，外来文化又怎样影响和改造本土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因此，他下功夫研究外来文化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佛教文化。但是他并不信奉佛教教义，“他的兴趣是研究佛教对我国一般社会的影响。至于印度的因明学和辩证学，他的兴趣就比较淡薄了”。可见，陈寅恪研究佛教文化，是为了从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探讨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途径和规律。 众所周知，佛教经文多用梵文或者巴利文写成。从1世纪开始，佛经主要经过丝绸之路和西藏、云南等陆续传入中国，并翻译成用汉文书写的汉化佛教三藏经典，和用藏文书写的藏传佛教经典。由于梵文、巴利文的语法结构特殊，所以汉文佛经中望文生义和错漏之处较多。而且佛教东传所途经的新疆、青海、西藏、甘肃、蒙古等地区，多民族杂居。每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每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又各有特点。如藏文虽与汉文属同一语系，但“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西域民族语言文字，又多受中亚语言文字影响。有的民族语言文字，如西夏文、突厥文等随着民族内部生活的变化和岁月的流逝而逐渐失去生命力。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思想、交流感情的工具；文字则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西域各民族都用本民族的文字，记录本民族的生活。陈寅恪从小就深受乾嘉学派的影响，对语言文字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俞大维忆及陈寅恪时说：“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他自己也认为，“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意识到要研究佛教和西域边地民族史，就需要通晓佛教经典和西域边地民族的族源、变迁、文化与生活风俗等情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学习、掌握梵文以及佛教、西域各民族历史有关的语言文字。只有融合中西语言知识，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其成就才会卓然超越前辈学者。因此，他这次出国 留学的主攻专业仍然选定历史和语言文字，重点在梵文。 1919年初，陈寅恪抵达美国，翌年年初进入哈佛大学，师从兰曼（Lanman）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兰曼教授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梵学博士，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德国接受过东方古文字学的进一步训练。其梵文和巴利文水平之高，在哈佛大学首屈一指。他对于印度哲学和佛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并有《印度泛神教之开端》等著作传世。当时跟随兰曼教授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还有俞大维、汤用彤等人。陈寅恪的母亲俞明诗是俞大维唯一嫡亲的姑母，其胞妹陈新午则是俞大维的夫人，而俞大维的母亲是曾文正公（曾国藩）的孙女，其伯父俞明震、舅父曾广钧与陈氏父子祖孙皆是好友。俞大维与陈寅恪可谓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俞大维当时是自费留学生，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因成绩优秀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被送往德国留学进修，学成归国后走上了从政道路，先后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兵工署长、交通部长等。汤用彤学成归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又被中央研究院选为院士、评议员。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直到1964年逝世。汤用彤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古代哲学史的研究，其成果蜚声学术界，主要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论稿》、《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讲义》、《〈高僧传〉校点》、《汉文印度哲学史资料汇编》等。 陈寅恪在哈佛除了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外，还研习中古文学和佛学，对中国的儒学、佛学以及《红楼梦》、《牡丹亭》等古代文学作品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还同著名的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白璧德教授探讨过佛理。白璧德教授对陈寅恪也很重视，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陈寅恪到美国不久，经俞大维介绍，与同在哈佛大学文学院学习的师从白璧德教授的留学生吴宓相识。吴宓在自编诗集所附的《空轩诗话》中回忆了他当时的激动和敬佩的心情：“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于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不能悉记。”① 1919年3月2日，吴宓应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之邀作了题为《〈红楼梦〉新谈》的演讲，陈寅恪听过演讲后于3月26日作《〈红楼梦新谈〉题词》一诗赠吴宓：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吴宓看到这首诗很高兴，为能认识这样一位学识渊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庆幸。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陈寅恪也把吴宓视为知音，他知道吴宓有过目成诵的本领和很高的文学鉴赏力，每有新作几乎都要拿给吴宓品味。而吴宓又特别喜爱陈寅恪的诗作，读后都要抄录下来再细细欣赏。陈寅恪去世后，后人在编辑《陈寅恪诗集》时，不少佚诗如《春日独游玉泉山静明园》、《寄傅斯年》、《吴氏园海棠二首》、《篮霞》、《南湖即景》、《七月七日蒙自作》、《夏日听读报》等均录自吴宓抄本。有的诗，如《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玄菟》等，正是由于吴宓在诗末加了附注，才为准确理解这些诗作的意蕴和陈寅恪当时真实的思想感情，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后面的故事中对吴宓的这一“爱好”，我们还会有细节性的交待。 陈寅恪与吴宓订交后，交往日多，友谊渐厚，直至暮年，彼此间的深厚情谊有增无减。这些我们将在后面的行文中慢慢地予以展现。 陈寅恪爱书成癖，常常紧缩开支，省下钱来买书。他时常光顾波士顿城区的旧书店，去的次数多了自然对旧书交易的行情有所了解，再加上他的学问扎实，往往花不多的钱就能买到有价值的好书。所以他每次逛旧书店总是满载而归。在美国不到半年，他的藏书已够可观。吴宓在1919年8月18日的日记中说：“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寅恪还劝告吴宓，回国之后不容易买到西文书籍，若不趁现在零星购置，恐怕以后很难再有这种机会。于是，吴宓在陈寅恪的影响下，也开始从每月的生活费中省下些钱来买书。当时在美国约有两千多中国留学生，在哈佛学习的有近六十人，很多人留学的目的无非是混张文凭，以便回国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而像陈寅恪、吴宓这样省钱买书、刻苦学习的学生则如凤毛麟角，所以陈寅恪与吴宓、汤用彤被称为“哈佛三杰”。 当时的留美学生，非常关心20世纪中国文化的出路和建设问题，由于各自的见解不同，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以胡适为代表，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主张输入西方学理，再造中华文化。胡适以杜威的实验主义为参照，从改革中国文学的语言文字入手，在国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运动，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把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另一派则以陈寅恪和白璧德的弟子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主张保存人性的优点和文明的精华，高度评价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体——儒家学说，认为儒家文化思想是对抗现代资本主义物化与非理性化风气的重要武器。他们认同白璧德的学说，对胡适、陈独秀等所采取的抨击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法，持反对态度。吴宓、梅光迪回国后创办《学衡》杂志，批评文学革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陈寅恪虽然没有参与《学衡》派的活动，但在哈佛与吴宓等人多次讨论，阐明了自己的文化观。吴宓在1919年8月31日、9月8日、12月14日等几天的日记中，记下他们讨论的要点。和胡适等人不同，陈寅恪不但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而且也看到它们的相似性，更努力寻找中西文化相交融的契合点。他说：“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当时国内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正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猛烈地向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家族制度和传统伦理道德开火，而陈寅恪却认为：“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并且注意到“西洋最与吾国相类似者，当首推古罗马。其家族尤同”。可见他并不赞成一笔抹煞中国源远流长的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对于中国古代哲学，陈寅恪的评价则不高，“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那么，怎样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短处和弱点呢？陈寅恪认为，需要引进外来文化，取长补短，而从印度输入佛教则尤为重要，“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他的识见确实比当时一般学人深邃、高明，他发现古今中外“盖天理（Spiritual Law）人情（Human Law）有一无二，有同无异。……吾国旧说与西儒之说，亦处处吻合而不相抵触”。在他看来，天理与人情便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契合点，于是否定“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亥，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 陈寅恪的真知灼见对吴宓启发很大。他不但完全赞成陈寅恪的观点，而且回国之后还在他主编的《学衡》杂志上，撰文具体阐述如何建设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主张。吴宓说：“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变，东西皆同。”他把新文化的概念，界定为“似西洋之文化之别名”。在这个前提下，他指出“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他坚决主张把“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的孔孟人本主义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下的哲学融会贯通，撷精取粹，以使“国粹不失，欧化亦成”。公证地说，胡适、陈独秀等人倡导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新时代，功德无量，但他们的主张并非没有偏颇之处。陈寅恪与吴宓等人的看法，也不是全无道理。虽然他们的观点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他们从不同的方位、在不同的西方文化思想的指导下，通过不同的途径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和建设的问题，这种精神是应当肯定的。 四、居德苦读(1) 在哈佛攻读三年后，陈寅恪离美赴德，到柏林大学继续攻读梵文和多种东方文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虽然是战败国，但是柏林大学却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吸引着世界各国的留学生。特别是它的东方语言文字学研究处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1921年9月，陈寅恪进入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受业于路德施（Lueders）教授。路德施教授是著名的印度学家，毕业于哥廷根大学。其师基尔霍恩以研究梵文语法和碑铭著称。路德施1903年起就职于罗斯托克大学，1908年转赴基尔大学任教，1909年后则到柏林大学任印度学教授，同时自1920年起还担任了普鲁士科学研究院的常务主任。其主攻方向为巴利文和梵文佛教文献，尤其致力于吐鲁番佛教义书的考释与整理，成果颇受国际东方学界的重视。后来季羡林先生1935年到德国留学，其指导教授瓦尔德施米特（Waldschmidt）就是路德施教授的高徒。在柏林，陈寅恪还时常听柏林民俗博物馆馆长缪勒（Mueller）讲授佛经文献阅读课程。缪勒与著名的中亚考古学家勒柯克齐名，是德国第一流的东方学家。他不仅精通多种东方古文字，而且是一位造诣精深的佛学专家。本世纪初，德国探险队在我国新疆的吐鲁番及库车地区调查发掘，获得古文书文物甚多。缪勒和路德施一样，是最早对这批材料进行研究的学者。在研究所，陈寅恪还听过海尼斯（Haenisch）、佛兰科（Franke）两位所长的课。这两位教授都是梵文和比较语言学的大师，海尼斯对蒙古史、元史的研究，佛兰科对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几位教授身上所体现出的德国学术特有的理性思维习惯及其解决问题的方式对陈寅恪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后来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我们仍然可以窥见德国学者的影子。 其一，德国学者特有的对“精确性”的追求，在陈寅恪后期的教学科研生涯中有充分的展现。1936年2月在“魏晋南北朝史”课上，他回答学生有关李商隐诗写作时期考证诸问题时，曾自述所用的考证方法是：先确定“时”与“地”，然后核以人事。合则是，否则非。“时”与“地”之交叉点，犹如解析几何中的坐标。后来他晚年在广州对助手黄萱说，人家研究理科的，是分秒不差；而他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也就是说，他写的某人某事，在历史上是发生在何处、何年、何日，是不会相去太远的。这些话都可以说是他在学术上追求“精确性”的自白。而这种对“精确性”数十年不懈的追求，自然很容易使人想起陈寅恪的留德背景，以及这种背景与德国学术“精确性”之间的某种关联。 其二，德国学者固有的对“彻底性”的偏爱，在陈寅恪后期的论著中也时时有所显露。以他对唐代诗人元稹的《连昌宫词》考证为例，从1933年发表《读连昌宫词质疑》到五六十年代数次修订《元白诗笺证稿》中的有关章节，方法未改，结论未变，而论据则不断增加，论证过程也更为细密；甚至为了进一步确证该诗非元稹亲赴连昌宫写实之作，而徵引了植物学与气象学的论据。诗文考证亦采用如此穷极底里的方式，这在近现代的中国古典文学考据论著中是颇为少见的。而追根寻源，似仍不能不联想及德国学术方法中“彻底性”一面的影响。 当时德国的历史语文考证学派和史学界的主流学派——兰克学派，对陈寅恪的影响也很深。众所周知，西方近代史学几乎无不受德国的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的影响，这一学派对于语文水平有极高的要求，维也纳大学史学研究法教授鲍瓦（W.Bauer）在二十年代于《历史研究入门》一书曾对此下了两个标准：“第一，最上乘，应当多识外国文，……除古代语言（拉丁文、希腊文）外，学历史的人，至少能随时互译现代几种通行世界的语言（如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和用这些语言写成的历史著作。第二，其次须通达研究范围内有关系的各种语言，能运用这些语言作史料研究的补助，以便解决与自己研究有关的问题。”倪不尔（Niebuhr）和洪保得（Humbodlt）是德国历史语文考证学派的两位大师级人物。倪不尔的贡献，主要在于推进信史的建立。他主张把神话和不实的记载，排除于史著之外，使隐晦的真相重新建立起来。倪氏能使用二十几种语言，所撰《罗马史》等著作，颇具考证批评的风格。洪保得对于德国历史语文考证学派基础的奠定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提出了史学致知的两大步骤：首先，确定历史事实，发现事实之因果关系，且将这一关系从整个历史背景中去了解，然后进而追求史实背后的思想和意义。继洪保得和倪不尔之后的兰克则是这一学派的集大成者。兰克（Ranke）早年从事语言研究，后来志趣转向史学，创立了兰克学派，成为西欧“科学的史学”的开拓者。兰克标榜客观主义，竭力主张写历史要客观公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力求不夹带个人任何政治偏见和宗教偏见。兰克治史，极重视史料。在兰克史学的治史方法中，寻求史料与考订史料是其全部史学的基石。在这位19世纪德国史学巨匠看来，撰史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写出可信的历史。因而，他笃信原始史料，主张用档案文献（主要是官方的档案文献）、活动者的记录、来往信件等来编写历史，尤其重视目击者的记录，并视这是“最高见证”。他不仅崇尚史料，而且十分强调对它们进行考证与辨析，并确立了“内部考证”与“外部考证”相结合的方法。而兰克学派方法论的核心在于通过个体直觉地理解整体精神，以揭示历史的本质，这也是兰克历史主义方法的重要特征。陈寅恪受兰克影响，十分重视史料，重视考证、纠谬、校勘、补遗、互证，而且一丝不苟。正如杨步伟、赵元任先生所回忆的那样：“寅恪总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而“在史中求史识，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也正是陈寅恪治史的目的，以通识的眼光洞见过去，把对历史真相的认识提高到理性的阶段，使陈寅恪的国史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① 此次在德留学，本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费资助，但因国内时局动荡，官费常常停寄。再加上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自1919年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后，也到法国巴黎留学，家中无力在经济上支持他们。所以陈寅恪在德国的留学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陈寅恪的幼女陈美延曾追记道：“父亲在德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由于德国人不喜欢食猪内脏，所以猪内脏特别便宜。据杨步伟、赵元任回忆，陈寅恪是苦学生，上饭馆吃饭，为了省钱，每次总是要最便宜的炒腰花。还有一次，他和俞大维请赵元任夫妇看歌剧，把他们夫妇两人送到剧院门口就要走，陈寅恪解释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要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 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陈寅恪也丝毫没有改变爱书藏书的性格。1923年初，他从一家中国报纸上读到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的消息，马上给国内的妹妹写信，在信中道出了购书的良苦用心和久在国外不归的原因。信中说：“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卷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经（——原文无‘经’字）》，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若得不之，则不能求学。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我现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西藏文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书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甚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旧藏文既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①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陈寅恪买书完全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他要以中外各种文字为工具，来研究历史。 据赵元任夫妇回忆，当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得不得了，只有孟真（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陈寅恪在国外留学多年，始终踏踏实实研究学问，志在求得真才实学，不要任何学位，因而受到留学生们的敬重。1923年2月毛子水到柏林，傅斯年就告诉他：“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毛子水同陈寅恪相识后，有一次去陈寅恪的住处，看见他正伏案读卡鲁扎（Kaluza）的古英语文法。当时德国已有较好的书，而他却还费工夫读这样一部老书，这令毛子水十分不解。陈寅恪却半开玩笑地解释说：“正因为它老的缘故，所以才读它。”事后，毛子水体会到这并不是一句戏言，“无论哪一种学问，都有几部好的老书。在许多地方后来的人自然有说得更好的，但有许多地方，老书因为出自大家手笔，虽然过了好多年，想法和说法，都有可以发人深思处”。陈寅恪读书不走捷径，甘坐冷板凳，广泛阅览世人少读和不读之书，从中发现其价值，可见陈寅恪的扎实学风。 陈寅恪被誉为中国“最有希望得读书种子”，此话绝非虚言，其用功之勤，学问之深，单从他在这一时期所作的读书笔记就可略见一斑。笔记共达64本之多，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藏文十三本，有他抄录的藏文佛典、碑文以及藏文字母、单字、语法等。如《阿弥陀经》、《妙法莲花经》、《长庆唐藩会盟碑文》、《御制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文》、《吐米三十颂要义略述》等。 蒙文六本，其中有蒙文字母表、元音表、复合元音表、辅音、数词、名词的格、前置词、副词前置词、蒙德词汇以及语法、词典、文选、文学等书目。 突厥、回鹘文十四本，其中有两种文字的字母、词汇、语法、碑文、文章，以及听路德施教授讲课的课程表等。 吐火罗文一本，抄有摩尼教79种书目、五种造纸历史书目，《弥勒会见记》以及内容涉及古代天文、亚述天文表、丝绸之路的书目多种。 西夏文两本，题名西夏《法华》，抄有西夏文四字句等。 满文一本，抄有满文和一些书目。 朝鲜文一本，抄有当时的同学、后来的朝鲜著名语言学家、社会活动家李克鲁在柏林的地址；朝鲜文语法名词、语法分析表和会话等。 中亚、新疆二本，一本封面用德文题“吐鲁番出土文物”，抄有《优婆离经》，东方摩揭陀语、医药、占星学、语法等书目多种，中亚书目170种，西藏书目200多种。 佉卢文两本，抄有佉卢文和婆罗谜文分布情况，音变规律、和阗佉卢文断简等。 梵文、巴利文、耆那教十本，其中抄有梵文拉丁字母转写的《一切有部律》经文、巴利文词汇、耆那碑文等。 摩尼教一本，抄有摩尼教经文词汇等。 印地文两本。内容为书目、印地文词汇和语法。 俄文、伊朗文一本，抄有古代波斯文、中世纪波斯文、巴利维文和俄文字母、单词、语法等。 希伯来文一本，抄有希伯来字母和词汇，有德文注解。 东土耳其文一本。 《法华经》、《天台梵本》各一本，各抄有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妙法莲花经》第一卷，用拉丁文抄录的《天台梵本》，以及藏文字母和西夏文词汇。 《金瓶梅》摘要一本，抄有西门庆与应伯爵对话，以及两人在玉皇庙结拜等内容。 季羡林教授断言：“这些笔记本，虽然看起来数目已经很多了，但肯定还不是全部，一定还佚失了一些。”不过就从陈寅恪先生所保留下来的这部分笔记本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治学范围之广、治学功夫之深。与他同在德国 留学的罗家伦说：“他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个人。”谓其师“博学多能，泛滥无涯”，确实无愧于“读书种子”这一称号。 陈寅恪在欧美留学多年，未曾猎取任何学位，完全是为了获得真知而读书。正如萧公权所说：“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陈寅恪先生就是其中最特出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务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 这种取巧和混迹的留学生颇多，陈寅恪也曾私下向吴宓说过：“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更不幸的是，许多留学生回国之后，贩卖一知半解的学问，以打倒中国 传统文化而自高，这些全盘西化的新文化论者，并非真正的学问家。 陈寅恪为学之勤，学识之富，在留德学生中屈指可数，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对家国旧事和当今情势等陈寅恪都很在意，也很乐于同人讨论。早在哈佛时，他就参加过“以促进国家自卫力之发展为宗旨”的中国国防会的活动。中国国防会是1915年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痛愤袁世凯卖国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苛款而成立的爱国组织，以唤醒同胞、团结国人、共御外辱、救国图存为奋斗目标。1919年6月16日，国防会会员在康桥聚会时，向来省吃俭用的陈寅恪和吴宓一道，慷慨宴请到会的诸位朋友。陈寅恪到柏林后，也时常同一些留学生聚会。这种聚会，除切磋学问外，陈寅恪还高谈国家大事。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对是非善恶的明辨，令当时一同留学的朋友记忆犹新。据李璜回忆，他留学德国时，常与陈寅恪、陈登恪兄弟在康德大道街头的咖啡馆中把酒清谈，陈寅恪常赞誉清末名臣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学术和政绩，对于袁世凯媚外篡国的卑劣行径则深恶痛绝。还常常与大家探讨中国将来的政治、教育、民生等问题，如民主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大众，民生应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这些言论和见解，表达了他的是非善恶观念，浸透了他深沉的爱国之情和为国家寻求富强之路的探索精神。 1925年，一个对于陈寅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年份，祖国母亲向海外的游子敞开了怀抱，负笈求学二十余载的陈寅恪，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第三章 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 一、国学研究院始末(1) 惊鸿一现 在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史上，有一道风景让人流连忘返——那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它培养了一代薪火承传的通才硕儒。在陈寅恪的生命中，清华国学研究院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里一代大师绽放着他独特的学术魅力，开始了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路程。 清华国学研究院，又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是清华大学为大学毕业和有国学根柢者专设的学术研究机构，它的设立有当时复杂的学术和时代背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都被两种矛盾所困扰着。一方面，学人面对近代社会的屈辱和落后，对自身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否定，发出了鲁迅“狂人”的语言和行动，往往表现为声势浩大的对传统的颠覆和全盘否定。此为“疑古”。另一方面，当西方文化以无可阻挡之势冲击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时，那种强烈的失去精神家园无所归依的恐惧感，又使他们做千年回望，表现为强烈的“复古”、“信古”。在这两种矛盾的思索下，富有卓见的学人在寻找着一种更好的平衡方法。五四运动后，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呼声甚是响亮。它与传统的古学派有着本质的区别，不是把东西方文化完全的对立。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胡适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古代的东西”。他们用近现代的科学思想、观点和方法，重新解释传统文本，省察历史，以回应当世。于是清华国学院应景而生，并身体力行，开始了创世纪的实践。清华大学的前身，是20世纪初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因校址是在大清皇帝行园之一的清华园，初建时称清华国立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清华学校。这样的历史背景，使清华建校时便烙上了殖民文化的印痕。从初创直至20年代中期，清华的校务从教育方针到教师延聘，从规章制度到校园风物，从语言文字到生活方式，一如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来清华参观后所说：“其恰似一个从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尤其国学一门，其教师皆为前清进士举人，思想迂腐，教学内容陈旧，长期处于落后沉闷状态，充满晚清遗老遗少没落的霉味，在外界一直给人以零星、浅陋、不通国文的公共形象。与此不同的是，邻校北京大学在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主持下，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方针治校，于1922年1月，成立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延揽了一大批名教授、名学者，学校的学术水平、学生质量蒸蒸日上，虎虎有生气，使有优裕物质基础支撑的清华相形见绌。随着大批清华留学生的学成归来返校任教和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教育的长足发展，至1925年，全国大学增至47所，在校生达2万余人，争取教育自主和学术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与之相呼应的，教育界出现了“改大”潮。 清华“改大”，先后经历三任校长。1918年2月，张煜完全接管清华不久，就筹办大学一事，在全体中西教职员会议上通过设立“大学筹备委员会”议案。并于1920年1月将筹委会工作计划呈交外交部，决定逐年停办中等科，集中财力办大学部。这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1921年金邦正任校长时，开始将高等科四年级改为大学一年级，为“改大”做基础性的准备。1922年4月，曹云祥校长到任，旋即筹划“改大”的一切措施和步骤，决定自1924年为大学筹备期。1924年2月，清华聘请范源濂、胡适、张伯苓、张福运、丁文江等5人为大学筹备顾问，清华“大学储备委员会”宣告成立。1925年4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了大学筹备委员会提交的纲领草案，随即成立了由曹云祥、张彭春、梅贻琦等10人为委员的“临时校务委员会”，负责将清华学校改组为新制大学部、旧制留美预备部和国学研究部三制并存的过渡形式的教学机构。1925年2月，清华研究院筹备委员会成立，制定了相关章程，决定先开国学一科。1925年5月,改制后的清华招收了第一批本科生，他们后来被称为清华大学第一级学生。清华大学开始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逐步向完善的综合型大学过渡。1925年9月1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1925年9月14日正式开学，同时创办《国学论丛》季刊，以供学界师生切磋交流。其成立的过程，与北大国学门相比多了几分曲折与复杂。 关于创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义旨、方针，时任研究院办公厅主任的吴宓在开学报告中有所阐述，这在《清华大学校史稿》中记录得较为详备：“（一）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之方法，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学、哲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之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即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盖以中国经籍自汉迄今，注释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备与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于后人之补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为夥颐，亦尚待会通细密之研究。其他人事方面，如历代生活之情状，言语之变迁，风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学艺之盛衰；自然方面，如川河之迁徙，动植物名实之繁殖，前人虽有记录，无不需专门之研究。而此种事业，终非个人及寻常学校之力所能成就。故今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此言阐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办，是希望通过这一学术机构，培养造就一代国学门的通才硕儒，精研深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中西文化在交流、沟通的基础上，达到融通与创新。清华《研究院章程》中也阐明此一义旨：“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就科目而言，“先开国学一科，其内容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其目的专在造就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研究院的教学采取导师制，“学生研究之方法，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注重个人自修，教师专任指导，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据当时研究院的学生蓝文徵回忆：“自十五年秋，陈寅恪先生到院，导师已增至四位，秋季开学，新同学及留院继续研究的同学，共有五十余人，院中充满了蓬勃气象。”“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古之“从师受业，谓之从游”，此“游于圣人之门”式的师生之谊，同乐之境，让后辈学子顿生无限倾慕之情。可惜此情此景已成遥远的绝响。①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组织也很别致，是一所独立的研究机构，与大学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其教学目的是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专才，学科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音乐以及东方语言。其课程的设置也别具特色，分“讲演”和“专题研究”二种。“讲演”为研究院学生所必修，每人至少须选定四种，由教授拟定题目，规定时间，每星期演讲一至两次。“专题研究”则是在各教授所指定的学科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兴趣、志向、学力为本年内的研究课题，所设的学科达到23类。招生对象不限于大学毕业生，凡有经、史、小学根底者都可应考。但这些繁多且深入的学科，使得报名的学生中大多是已有专著的较为成熟的青年学者。尽管如此，研究院的入学考试还是相当难的，共分为普通国学、作文和正式选考的六门课，内容非常复杂。 虽然是振兴国学，但研究院的风格则兼取中西之长，全院的中枢是导师，这显然仿效牛津和剑桥的成规。但开课时校长介绍导师，学生必须行拜师礼，又似古时书院的遗风。导师指导学生读书，写论文。学生选定某一位导师后，即以“专业请业”，但也可以请多位导师同时指导。论文完成后，导师核定，一年就可毕业，但也可能延长到二年至三年，甚至四年。毕业证书由清华校长及全体导师签名盖章，这是民国教育史上的创举。 在二三十年代的清华教师职称中，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导师。它的含义大概有下列几条：第一，他们的职责主要不是“教”，而是“导”；第二，他们的对象主要是学生（包括研究生），但不限于学生，助教、教员、专任讲师以至教授，都可以从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中获得教益（如朱自清、吴宓就经常去听陈寅恪的课）；第三，他们的物质待遇一般都高于一般教授，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如陈寅恪工薪最高时达大洋五百元，王国维、赵元任可得两套教授住宅，等等。开创了清华的黄金时代的清华掌门人梅贻琦先生就职演说中有这样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拥有一批高质、稳定的一流教师队伍，是一所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清华国学研究院自筹建之日起，便委托有关人士自国内外网罗寻求国学界德高望重的泰山北斗来研究院担任教职，专门聘为导师。 由于清华校方的开明、诚恳、远见卓识及对知识、学人的尊重和学者们之间的共同追求与彼此理解、合作，同时依靠其丰厚的物质基础，在短时间内众望所归的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四大导师（后黄节、傅增湘、溥桐及外籍音乐教师古普克也曾称导师），专任教师考古学家李济（后增加林宰平、马衡）及助教赵万里、浦江清（后又增加了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余永梁）等一时之选的众多才俊齐聚美仑美奂的水木清华，形成声名远播、蔚为壮观之景，昭示着清华前所未有的学术收获季节的来临，为其今后的发展，为造就一代薪火相传的硕学通儒奠定了基础。聘请四大导师来清华任教，其间发生的诸多颇可玩味深吟的掌故、趣闻，思来仍令今辈学人唏嘘慨叹。 第一位到校的导师是王国维（1877-1927）。王国维应聘前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上已有突出成绩。1923年后，转治西北地理和蒙古史，也颇受好评。胡适曾奔走推荐王国维任导师，起初王国维并不愿意就任。后胡适又多次往来京津相劝，并请得清废帝溥仪的“圣旨”，王国维才同意去职就聘。当时国学院学生蓝文徵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中曾这样记述了邀请王国维为导师及研究院初创时的情景：民国十四年国学院成立时，校长为曹云祥，曹是外交官，不懂办学校。他请胡适之订研究制度，胡适之以中国旧式书院及英国学院制，裁长补短而成清华研究院，其主旨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旧学问，专任先生称导师，年青些则称讲师，无教授，亦无校长，只在办公室设主任一人，管理杂事。制度订妥，曹请胡适之主持，胡说不够资格。胡推荐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和章太炎。于是曹亲自拿聘书请王静安先生，王先生不答应，曹回来找胡，胡说有办法。原来当时王先生在清宫教溥仪，所谓‘南书房行走’。溥仪劝他，王先生仍然不愿去，因为清华为洋学堂，溥仪没法，只得下一道‘圣旨’——这‘圣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红字。王先生没法，只得去了。此外,《吴宓自编年谱》中，还有一段足可显露当时学人风采和国学大师性格的记载，1925年2月23日,“宓持清华曹云祥和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后又谒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极乐意前来。”看来如不是胡、曹二人至诚厚意，吴宓执以中国传统学人之礼，于王府堂前行三鞠大躬，王很可能如拒绝北京大学的迎聘那样，能否“乃决就聘”，尚未可知。王国维担任课程的范围，包括“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仪礼”。指导研究生的范围则包括上古史和经学等。 第二位到校的导师是梁启超（1873-1929）。礼聘梁启超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较为顺利。梁启超在应研究院之聘前，与清华关系已久。1914年冬，刚刚建校3年的清华，便邀请当时社会声望如日中天、任司法部长的梁启超到校演讲。梁以《君子》为题，引用《易经》“乾坤”二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少年学子们树立“完整人格”，这对清华的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被立为清华校训。同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启超已于11月30日来清华，“假馆著书”约10个月，取名所居的西工字厅为“还读轩”。自1920年12月2日始，梁开始在清华以《国学小史》为总题系统讲学，并于1922年2月正式就聘为清华学校的讲师。所以当1925年2月22日吴宓持聘书往天津梁启超的寓所请为国学院导师时，梁启超欣然就聘。其讲授和指导的课程有“中华文化史”、“儒学哲学”、“历史研究法”等。 第三位到校的导师是赵元任（1892-1982）。赵元任于1910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名列第二。在美国留学期间，先后毕业于康奈尔和哈佛大学，主修数理和音乐，得哈佛物理博士（1918）。两年后回国，最初在清华教数学。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赵元任担任翻译。他常将罗素的讲稿译成不同的方言，正确而流利，因而引发他对语言学的兴趣，从此致力于此。1921年秋赴美，到哈佛大学教中国语文，同时研究音韵和乐理。1924年离开哈佛到欧洲旅行研究，在瑞典时与汉学家高本汉论学，并商谈翻译高氏名著——《中国语音学研究》。1925年回清华任教，接受研究院应聘，主要讲授“语音学”、“苏州方言调查”等。 最后到校的导师便是陈寅恪，也是最费周折的。国学研究院开办时，陈寅恪尚以翩翩36岁佳公子独身之躯在德国 留学。虽然陈寅恪长期游学欧美，学问博大精深，在国内却是无名望、无著作、无学位的“三无”学人。其与声名卓著的王静安、梁任公、赵元任同聘国学院四大导师，除学养深厚使然外，关键在于有力人物的推荐。向曹云祥校长推荐陈寅恪的是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吴宓。如前已言，他们二人在哈佛相识，吴宓对其一见倾心，推崇备至，此时清华组建国学研究院，他自然忘不了“全中国最博学”的陈寅恪了。 当然，聘请陈寅恪也一定得到了王国维和梁启超的赞同。王国维曾向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推荐陈寅恪，梁启超则是陈家的旧识，素知陈寅恪的家学渊源。陈哲三在《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中这样记述：“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于是，陈寅恪于1925年回国应聘，但是因为散原老人有病，请假一年，到杭州侍疾，1926年7月7日抵京，至8月25日开学前才到达清华园，时年37岁。 是时研究院共有导师4人，讲师1人，助教3人，导师和讲师可以招生，导师、讲师所担任的指导科目也据各人专长分任，研究院逐渐步入昌隆之运。后来李济之先生在《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中追忆说： 民国十四年，为清华学堂开办国学研究院的第一年，这在中国教育界，可以说是一件创举。国学研究院的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清华为研究院所请的第一批教授（实称导师），有王国维、梁启超及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我是受聘去作讲师的一人。那时华北的学术界的确是很活跃的，不但是纯粹的近代科学，如生物学、地质学、医学等均有积极的研究工作表现，受人重视，就是以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为号召，也得到社会上热烈地支持。 当时华北学术界非常活跃，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风气大开，国学研究院的实现，可以说是应运而生，自然受各方面的重视。加上四大导师先后到位，极盛一时，真可谓“清华学院多英杰”。 研究院先后共招收了四届学生，总计70余人。1925、1926年各录取学生30余人，合计61人（含备取6人），1926年毕业29人，其中15人申请留校研究一年（实际有7人注册）；1927年8月录取新生11人，加上1925、1926年录取而未入学的学生，以及留校生，共有学生24人；1928年又招新生3人，同时在本年度毕业的22名学生中，有10人留校续读。这些成为“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的清华国学院学生均为天资聪颖、慧心纨质的当世俊彦，成材率极高。“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从学生名册中可看到这些名字：刘盼遂、吴其昌、王庸、周传儒、高亨、徐中舒、杜钢百、姚名达、王力、姜亮夫、陆侃如、戴家祥、卫聚贤、杨鸿烈、陈守时、刘节、蒋天枢、谢国桢等。他们后来大都成为国学某一门如语言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哲学、文学、佛学等方面的一流学者，使研究院的风范传统和学术薪火得以绵延承传，继之而起的清华文学院将此发扬光大，融铸而成经典的“清华学风”、“清华学派”。 徜徉其间陈寅恪初到清华，因为尚未成婚，和吴宓一起住在了清华园工字厅的西客厅，二人握手言欢，吴宓赋赠陈寅恪一诗：经年瀛海盼音尘，握手犹思异国春。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 冲天逸鹤依云表，堕溷残英怨水滨。灿灿池荷开正好，名园合与寄吟身。①这首诗不仅是吴宓对陈寅恪的仰慕之情，更道出了陈寅恪在清华学术事业的开端，前程似锦。 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环境是非常令陈寅恪满意的。王国维住西院，梁启超住北院，赵元任住南院，陈寅恪先后住过西院36号、南院2号，以及新林院（俗称新南院）53号，都是常川住校的名师，而学生也都是一时之选，真可谓英才齐集。同时，国学研究院也有独立的购书经费，并且十分充裕。不到两年，已经购置了许多满、蒙、藏文书；中文经典古籍，包括明刊和近刊的善本丛书；欧、美、日本书刊和杂志，以及《大藏经》等七八百部。这些书对陈寅恪研究工作极有用处。 “盖世奇才”、“教授之教授”、“太老师”，这是国内外学术界及清华国学院学生对一代学术大师陈寅恪的尊誉。陈寅恪系世家子弟，祖父陈宝箴，父陈三立，兄陈衡恪，皆为当世名士。自1902年春随兄师曾东渡日本求学，到1926年归国就聘清华国学院导师，陈寅恪已断续在欧美游学近20年，此所以他能以“三无”之身与当代王、梁二位大师及哈佛博士赵元任共席的原因所在。虽稍有周折，但最终能够聘得陈寅恪为学院导师，确是清华之幸。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有一场“土产学者”和“出洋学者”之争。前者讽刺后者不解中国传统，其学问主张为隔靴搔痒，胶柱鼓瑟；后者则批评前者方法陈旧，工具不够，考训充满迂腐之气。陈的到来，得到了新旧两派学人的首肯和推崇。陈寅恪家学渊源，旧学根底深厚，诸多古章典籍如十三经等均能流利背出，而后又游学欧美多年，对西洋新观点科学方法及工具亦有很深的造诣。单就语言为例，陈寅恪通晓的有二三十种之多，举凡英、法、德、日、俄乃至印度梵文、蒙、满、阿拉伯、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西夏文以及诸多中亚西亚现存或已亡的文字甚至匈牙利和马札尔文，他都目到意通，手到擒来。他在研究院授课课程为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等。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据他在1923年与妹书中所言：“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其一生研究的重心是国史，对于史籍无所不读，他特别注重史实，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目的是在历史中吸取历史的教训，举凡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一般经济变动的因果，以及中国文化独立于世界之林长久连续存在的原因等都在他的目下，并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在史学领域中，他又将重点研究范围倾注在中国中古史，主要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尤推崇宋史。他在20年代所授课程有佛经文学、禅宗文学、世说新语研究、欧阳修研究、元白刘氏研究等。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由于其所授皆为前人所未逮，服膺其倾世之才，陈寅恪授课时出现了不仅学生云集而且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来听课的情景。 陈寅恪学贯中西，治学严谨、缜密、公正、勤奋。据1947年3月3日《燕京新闻》这样评价：“陈先生是一个勤奋的垦荒者，他不多说话，尤其不唱高调，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解决历史上的疑案。用很简练的笔法写出来，却是一篇一篇的短论文，登在学术水准很高的杂志上。”他虽身体羸弱，在教授学生方面极严格，风雨无阻，绝少辍讲。他享有“字字精金美玉”之称。据牟润孙回忆：“陈在清华大学讲书……专讲个人研究心得，繁复的考据，细密的分析”。姜亮夫先生也曾这样回忆：“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他的最大特点：每一种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导。听他的课，要结合若干篇文章后才悟到他对这一类问题的思想，……听寅恪先生讲课，我不由自愧外国文学得太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许许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他讲授和指导的科目均为地道的欧洲汉学，由于他中西共通的教育背景，其教授一在让学生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基，更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从其学的学子终生受益者甚多。 陈寅恪的特别不仅表现在他学识上，他的形象在清华园中也是一道特别的风景。在1934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教师印象记》中对陈寅恪先生的形象有这样的一段描写：“清华园内有趣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有《唐诗校释》或《佛经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前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带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原文如此）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 从中可以看出陈寅恪的身体是比较弱的，学校特别敬重他，他的课永远排在上午二、三两节（九时到十一时），只有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有资格去选修。因为一、二年级的必修课多且所排的时间不是第一、二节，就是三、四节，他们根本无法选陈寅恪的课。陈寅恪讲课的教室都在三院一间小教室，除了清华的同学外，北大的学生也从城里坐四五十分钟的汽车赶来清华园听课。因为陈寅恪不肯接受北大的礼聘去兼教几个钟头，北大的学生不愿失去名师的教诲，只有不惮跋涉的辛劳来学了。陈寅恪学问渊博而精湛，有许多的教授都来旁听，因此在20年代的清华园，有着“教授中的教授”之称。例如，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的学问可谓不小了，从1928年入校起，当过秘书长、文学院长，以至数度代理校务，在清华可称为上乘人物了。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会看见冯先生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陈先生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深鞠一躬，然后分开。这个现象固然使人感到冯先生的谦虚有礼，但同时也能感到陈寅恪的实在伟大。 陈寅恪虽然孱弱，但并不会常闹病，极少请假。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地把那些书抱进教室，决不假手助手替他抱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学生们都为他担忧，怕粉笔灰吸进肺里去太多，有碍健康，所以常常看到他快写满一黑板，就自动上前为他擦拭黑板。陈寅恪讲课都是讲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功课可以听上好几次，因为内容并不全同。他最令学生们敬佩的，就是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资料，讲出新奇而不怪异的见解。学生们在听完以后都会有“我们怎么竟想不出”的感觉。陈寅恪讲课喜欢平铺直叙，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到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从无倦容。虽然平淡，但听者并不会感到枯燥，既没有窃窃私语，也没有人传纸条。每当下课铃响大家都有依依不舍，时光流逝太快之感。 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学生们每次都要求他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最好各同学于听讲及研究后，细细地想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每位提出一、二问题；自然，教师也不能包懂的，但对学生能否提出适当的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工夫，可以略约分别成绩。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此时，他的考证主义倾向已经越来越明显，在一篇文章中，他的学生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对陈寅恪的中肯评价，季羡林先生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陈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从季先生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陈寅恪的独特学术魅力，无怪乎清华许多教授都去旁听他的课，“教授中的教授”这个称呼就当之无愧，十分贴切了。 陈寅恪深受后人追忆，不仅表现在迄今学人都难以超越的学术成就上，他在研学执教同时给予后辈学子的真情关怀，更体现了其高尚的人格，为后人所推崇。 1928年，陈寅恪给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写信，其文道：“顷有两事奉告：一、前清华研究院出身之戴君家祥，於古文字学确有心得，因渠本孙仲容先生之姻家子，后从王观堂先生游，故有殷周字例之作，现虽未完成，而其他种解释龟甲文、金文之著作，亦散见於清华国学论丛。现在上海无所事事，欲求介绍於广州中山大学朱骝仙、刘奇峰两公，而弟素未通问，不便作书，即请兄代为推荐，必能胜任，不致贻荐者之羞。且弟与戴君甚熟，若其不得事，必来北平，又无以对付之，敢请拨冗作一书致朱、刘两公为感,为感！二、浦君江清至今尚未得清华聘书，弟已催志希，亦尚（未）得其复音，如清华不再聘浦君，则须改中央研究院，此节乞兄预为之地，因八月浦君若不接清华聘书，则中央研究院似宜由八月起即致浦君一聘函。此事虽未能确定，然总希望志希能继续浦君聘书，免历史语言所多出一分薪水，或再少待，然不能不预备耳。”而后来戴家祥和浦江清得以分别进入广州中山大学与清华任教，不能不说与陈寅恪先生大力推荐有一定关系。 从此信中，我们可以获知陈寅恪荐人并不是毫无原则，以亲疏熟陌为标尺，而总要以被荐人有某种特长或专业为推荐之基础。如对戴家祥的从学经历与学术成果的介绍等即是。否则，难免获贻。这亦可从1929年陈寅恪写给时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另一信件中得到证明。陈寅恪曾说：“吴君其昌清华研究院高才生，毕业后任 南开大学教员，近为美国斯丹福大学经济学会搜集 中国经济史材料。吴君高才博学，寅恪最所钦佩，而近状甚窘，欲教课以资补救。师范大学史学系，辅仁大学国文系、史学系如有机缘，尚求代为留意。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专此奉陈，并希转商半农先生为荷。”这说明如果没有对于吴其昌的学识有十分清晰的了解，陈寅恪也不会用自己高尚的人格作担保。 在近代中国，受经济不发达和人事体制不健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没有拥有权力资源和话语权力的普通民众来说，要想找到一份如意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事。近代学人处境虽艰，但陈寅恪仍不放弃对后进的真切关怀。这正如尽管在“若其不得事，必来北平，又无以对付之”而己尚难的情况下,对傅斯年如能致书朱、刘二人接连表示“为感,为感！”此种胸怀是如此的高尚！我想这恐怕也就是大师道德文章永被后世所仰慕的原因吧！实际上，为能帮助戴家祥寻得差事，陈寅恪先生不仅要傅斯年帮忙，而且，在致容庚的信中也已经提及：“兹有戴君家祥及颜君虚心皆前年清华研究院学生，戴君则公所知，而颜君则贵同乡也。弟欲代介绍於学校授国学课，不知有机缘否？顾颉刚先生如已北来(如已北来,即乞示知)，拟托其转荐於广州中山大学。若燕京或其他学校，不论职务如何，务求公一言以增两君之身价(以公为文字学专家故也)，不胜感激之至。”如此多方出击，为青年学辈致书，亦可见陈寅恪的古道热肠。即使在戴家祥觅得广州中山大学的教职(1929年9月)以后，1933年，陈寅恪致傅斯年的信中还在为其推荐，信中说：“又前数年清华研究院王静公之弟子戴君家祥者，本孙仲容先生姻家子。自幼即传渠文字学研究之习，后又从王公游，所得益深。大约担任文字音韵古代史之类功课，必能胜任愉快。闻其流转失所，颇为惋惜。其人年甚少而志颇高，文采不艳发，而朴学有根底，因此弟欲请兄酌量情形，转荐适宜之大学或专门学校担任数点钟功课。如中央大学有机会，则弟当致一保任负责之荐书与志希兄及汪君旭初(如其尚为中大国文系主任)；若他处有机会，亦无不可。希转托志希兄或其他友人，至感！至感！。”此时距离戴家祥任教中山大学已是四年左右，陈寅恪虽不知，但仍为其觅事，其执着可见一斑。其实,对推荐后辈和人材的不遗余力，不是那时某些个人所独具的行为，而是陈寅恪、蔡元培等上辈先生们所共有的优秀品质之一。 1931年，陈寅恪先生在致胡适的信中，对已是清华教师的浦江清也作过赞赏并评之译书。说道：“浦君本专学西洋文学，又治元曲，於中西文学极有修养，白话文亦流利，如不译此书，改译他书，当同一能胜任愉快也。又清华研究院历史生朱君延丰(去年曾为历史系助教，前年大学部毕业生)欲译西洋历史著作，不知尊意以为如何？是否须先缴呈试译样本，以凭选择？大约此二君中，浦君翻译正确流畅，必无问题，因弟与之共事四五年之久，故知之深。”由此观之，陈寅恪对后辈的关心并不是一时之举，而是长期不懈、一如既往的。以上仅是陈寅恪爱护后进的几例而已，尚有许多未曾列出，如陈寅恪为张荫麟、谢国桢等人荐事，以及为姜亮夫、吴芳圃等人荐文于《燕京学报》等事，还可见到很多。实际上，学人之间的相互关怀，无论是前辈对于后学的提携，还是同辈、同行之间的互为欣赏，是与陈寅恪先生同辈或者其年龄前后相去不远的诸多学者们之所以享誉海内外的潜在因素之一。 因此，广而论之，陈寅恪先生不吝笔墨亲为学生作荐书，一方面体现着延绵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古来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却更深刻地展现了那一代学者长辈对于后进学子无限的人文关怀。逝者其人虽成绝响，但身前其事，如余音袅袅，绕耳不去，如今看来，仍让人感怀追慕不已！ 独当一面 看似宁静的清华园并没能成为一个世外桃源，暗藏的波涛汹涌打碎了它表面的平静。陈寅恪在清华园度过最平静的两年，但最终没能逃过外面的风起云涌。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排名在第一的当属王国维。王国维是当时公认的学术大师，像梁启超、陈寅恪这样的具有国际声望的学界巨擘对王国维也由衷敬佩。他七岁读私塾，十六岁入州学，读前四史，兼骈、散文，始知有新学，于是弃科举而神往数理之学，二十一岁入《时务报》，二十二岁到上海学习日、英、德等文，醉心于康德、叔本华、尼采之说，后留学日本，二十八岁《静庵文集》问世，三十岁后研究文学，于诗词、戏曲小说用功尤勤，三十一岁经典的学术奇葩《人间词话》脱稿，三十五岁推出《宋元戏曲考》。中年以后又治中国古代史，在甲骨、钟鼎方面成就卓著，奠定国学大师之位。梁启超曾语学生曰：“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为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我于学问未尝不可有一精深之研究……王先生则不然。先生方面亦不少，但时间则较我为多，加以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一方面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深以得先生共处为幸,尤以诸君向学亲师，勿失此机会也。”陈寅恪屈居末席，是由于他的辈份较低，对梁启超以“世丈”相称。与王国维为学术同道，精神契友，年龄相差13岁，当为“平生风谊友兼师”。而赵元任在哈佛的资历较陈寅恪早，当他接聘清华国学院导师一职时，尚任教哈佛，哈佛亦有让陈寅恪接任赵职之请，所以虽年小三岁，排名亦在陈寅恪之上。 王国维是最早就聘清华国学院导师一职的，作为入值“南书房行走”的帝师，其学涯如海、浩瀚精湛、声望甚隆。原拟请他来清华研究院任院长一职，但其以“院长须总理院大小事宜”，怕影响他的学术研究而坚辞不就。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期间，担任经学、小学、上古史、金石学、中国文学等学科的指导，精力旺盛，学业成熟，著作彪炳。他的学术研究由《耶律文正年谱》转入《西北地理》和《蒙古史》，致力于四裔金石文献的考证；先后完成《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宋代之金石学》、《鞑靼考》等近四十篇著述。王国维通晓西方哲学理论，受过严格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训练，翻译过形式逻辑的书籍，从而能突破旧有史学方法，提出新的“二重证据法”和“阙疑法”为主要特点的新史学方法——所有的历史文本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它必须接受来自“地下新材料”的挑战，“以实证史”而又“以史证实”，开以科学方法研究史学之新河。他在其《古史新证》中这样解释：“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苟考之史实与制度文物，以知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由此而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近之矣。”陈寅恪在论及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时写道：“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是时中国正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北伐军的隆隆炮声已隐约可闻，刀光剑影已逼近京师。“感于事变”的帝师王国维先生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1927年6月2日夜草拟遗书怀之，“是夜熟睡如常，翌晨盥洗饮食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币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他在遗书上说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一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文化神州丧一身”，“海内同声哭郑君”。如果说王之华诞预示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光辉序幕，那么王之自沉则成为盘桓在中国学术史上一阕永恒的悲歌，至今仍为学界所聚讼不已。 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举身赴清池的诀绝身影震惊海内外。社会上众说纷纭，察察为揣，纷纷撰文释其原因。唯独最知静安心境的陈寅恪从文化兴衰和一代学者的命运角度对其死因拨冗驱雾，给以正解，廓清那些“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在清华国学院师生向大师遗体告别之际，陈寅恪出人意外地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以一诗一词寄托哀思。在挽词中陈寅恪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1934年，陈寅恪又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言：“自昔大师巨子，其关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对王国维的死因升华至“承续先哲将坠之业”、“文化托命”、“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的深度。 1929年夏，清华国学院师生在王国维辞世二周年之际，募款为他修立了纪念碑。陈寅恪又撰写了碑文；建筑大师梁思成勘定碑址，并亲绘彩色大样；书法家林志钧特为书丹；“北大三马”之一的马衡亲为篆额；名刻家李桂藻敬工刻字。纪念碑于1929年7月15日落典。据载：“此碑位于科学馆南土山东麓两槐树之间，碑之本身，约高七尺，挺立于四尺许高之碑基上，色呈淡黑，颇足表出哀思之意。”碑之正面，大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上刻着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碑文。 从此，陈寅恪从“静安自沉”事件中提炼结晶放大出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成为学人精神和魂魄的八字真言。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排名第二的就是梁启超。梁启超在任国学院导师前，已经有了很大的社会名望，且与清华有着很深的渊源，因此，他对清华的发展，影响可谓广博。举凡董事会的组成、校长的人选、校训的制定、科目的安排乃至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及发展方向，都渗透着任公的拳拳之心。1929年9月梁启超在《清华周刊》发表《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着重地谈了清华设立大学部及国学研究院与中国学术独立的关系，提出“一国之学问独立，须全国各部分人共同努力，并不希望清华以独占。但为时势便利计，吾希望清华最少以下列三种学问之独立自任。1．自然科学——尤注重者生物学与矿物学；2．工学；3．史学与考古学。”1925年9月23日，在清华国学院首届学生开学前夕，他与研究院学生就“人才的培养与养成问题”以及研究院的培养目标等问题深入交谈。他负责的课程达11门之多，包括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通史等。梁启超学识广博、学养深厚，且又是天生的演说家，能言善辩，口才极佳，绕梁三日，独具魅力。他经常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顾右盼，光芒四射，其课程最受学生的欢迎，一时“学子景从，风气大开”，在清华园留下了众多的传奇与掌故。他授课之余，勤于著述，昼夜不辍，以至积劳成疾，体质弗抗。其许多著述都是抱病完成，许多著述由其口述弟子，笔记成篇。早在1925年，因患便血病不得不入协和医院割去一内肾。但割肾后，便血仍时发。在略为好转时，仍然教课。1926年，以久病之躯完成《中国文化史》，此书分三部29篇，上自叙述历史之朝代篇，下至研究图书之载籍篇，凡中国文化之一切关涉，几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极类似一部文化百科全书。1927年5月，梁病加剧，无法持笔撰稿，仍口述弟子周传儒、姚名达、吴其昌速记成篇，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后陆续完成《合传及其作法》、《年谱及其作法》、《专传的作法》、《孔子传的作法》，至秋后“体不能支而止”。1928年梁启超肾病加剧，再入协和医院检查身体。遂于5月末“收同学论文评阅竣事，即辞回天津养病。”9月中旬，病发作，乃入协和医院就医，仍撰读如初，病未愈而归天津，“执笔侧身卧，仍扶病继草此稿”。终因病入膏肓，一病不起。与南海学堂、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亡命东瀛、护国之役等大气磅礴、风云跌宕的历史事件融为一体的一代天骄梁任公，遂于1929年1月19日谢世，年仅56岁。 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梁任公其业绩实不止湟湟七百万言的《饮冰室合集》所能涵盖。作为代表其成就的《饮冰室合集》分文集、专著两部分，包括论文七百余篇，诗话一种，诗词三百余首，书一百零四种，大都有其独得和创见，如此深学独造兼及文史哲诸方面皆广博精深的大家硕儒古往今来实是罕见。授人一物，不如授人一技；授人一技，不如授人一法。作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清华国院导师，他认为做学问须具备“明敏、密察、别裁、通方”的能力和“忠实、深切、敬慎、不倦”的习惯及治史的科学方法，认为有价值的学问的标志是发明新原则，应用已发明之新原则研究前人未曾研究过的现象，从而为新史学确立了全面和系统的学术规范。他认为为人师者的首要责任为培养学生的独立钻研能力，“做学问之要点，吾以为以开发本能为不二法门。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苏格拉底亦云：‘余非以学教人，乃教人为学。’……是以教授之法，系教师引导学生做学问，教师给学生学问之责任也。……学而能触类旁通，开发真本能，以致用，而为已也”。其弟子周传儒曾这样忆及先师：“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经师”，“讲整理国故，而不讲训诂、考据、名物。他是一个史学家，特别是学术文化史专家”，“他既富有渊博的学识，又富有综合之才能，扼要钩玄，深入浅出……同时代的人如胡适、梁漱溟、陈垣、丁文江，皆视新会如宾如师。又如蒋百里和徐志摩，则持束修贽见跪拜称弟子。一般均认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独为神州惜大儒”，“千古文章未尽才”。斯人其逝，国宝云亡，山河同悲。任公之殇，于中国学术、于八方学子之损失不可量也，这一点我们在今天仍能感觉得到。 这期间，陈寅恪在上海省亲，并于1928年7月17日与唐筼女士在上海结婚。唐筼字晓莹，广西灌阳人，祖父是前清台湾巡抚唐景崧。父亲早故，依母居天津，曾就读天津女子师范；毕业后留校任附设小学教员。后由女师报送上海体专就读，卒业后回女师体育系任教，与母同住。后又移居上海任教，母死后与陈寅恪结婚。婚后先后生女三人，分别为长女流求、次女小彭、三女美延。 陈寅恪在上海婚后不到一个月，因开学在即，先行回京。当时新婚不久，而政局变易，再加上王国维的逝世，使其不免有家国之思： 天风吹月到孤舟，哀乐无端托此游。 影底河山频换世，愁中节物易惊秋。 初升紫塞云将合，照澈沧海波不惊。 解识阴晴圆缺意，有人雾鬓独登楼。① 陈寅恪回到清华后，王国维和梁启超都已经先后入葬了。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虽到校最晚，且排名屈居末席，但他实为国学院之魂，特别是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1927年春节刚过，研究院师生平静的学术生活就被北伐军北上的隆隆炮声打断，已无法潜心向学于美仑美奂的清华园。6月2日又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自沉事件。6月7日，梁任公又因肾病加剧，不得不归天津长期静养，基本无暇顾及院内事宜，不久就辞去清华一切职务。而另一位导师赵元任担任功课极少（新旧制均无课，仅每周研究院演讲吴语一小时），且自1927年10月起长期来往于江浙、江西、湖北、广东等地考察方言；讲师李济的田野考古工作，也不能在校内进行，只有陈寅恪常年住校，因此，清华国学研究院实际上只有陈寅恪一人大厦独擎，勉力支撑。这段期间，研究院中所有指导研究生，指挥助教办事，联系离校同学或者函复请教的各种问题，事无巨细，都由陈寅恪处理。陈寅恪原拟定增聘章炳麟、罗振玉和陈垣为导师，马衡为讲师。学校虽然一一致聘，但章炳麟不屑继王国维、梁启超之后，罗振玉也不愿就，而陈垣则自谦不足以继王、梁二师，只有马衡应聘。因为后继无人，学生人数也骤然减少，1927年、1928年录取的新生才二、三人。1928年6月北伐军攻占北京后，研究院由外交部划归教育部。1929年1月19日随着梁启超的溘然逝去，四大导师风流云散，名藻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已举步维艰、形同虚设了，陈寅恪以一己弱躯勉力维持承当，虽殚精竭虑，但已回天无力，呈星散飘零状。终于，在1929年11月奏响广陵散曲，结束了一个极有风格而有希望的国学人才培养所。这是国家的损失，也是王国维和梁启超盛年早逝的不幸结果。一如前文已经引及的，时隔四十年后当时的一位研究生对此仍无限怀念： 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节，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 1981年已臻九旬之寿的前清华国学院导师赵元任来清华寻旧，徘徊于其故居照澜院（旧南院），百感交集，久久不忍离去。物是人非，恍如隔世，老人用那特殊的浙江常州吴语声调长吟一阕老歌，系六十年前由赵元任先生亲自谱曲，老友著名诗人刘半农填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一吐几十载思念之情。从去国四十多载的前清华国学院导师之口缓缓吐出的话语，柔肠寸断、力透千钧，令人不胜沉迷、低回。 流芳百世 虽然清华国学研究院只存在了四年，却绽放了无比耀眼的光芒。在这四年中，它培养了70多位学有专长的国学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古文字学、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和考古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如王力、陈侃如、刘盼遂、徐中舒、刘节、高亨、谢国桢、吴其昌、姚名达、朱芬圃、姜亮夫、蒋天枢等，为国学的继承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面对如此辉煌的成就，使人不得不思考其何以人才辈出？ 首先，清华国学院的办学宗旨决定了其特别之处。“国学”一词，原本是对“西学”而言，是对“西学”的抗争和对“中学”的显耀，而这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已超出原意。前面已谈到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是面对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和中西文化的碰撞，为适应全国上下的文化热，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想通过这一学术机构来培养“国学”人才，通过对“中国固有文化”的精深研究，来继承、发展、弘扬我国 传统文化。在他们看来，越是在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越不能丢弃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国学应在国内，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通过中西兼容，精深研究，使之在交流融合中创造出中华新文化。 在关于“西学”与“中学”的讨论中，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吴宓都是“中国文化本位论”者。陈寅恪在20世纪30年代曾自我剖析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即是说近乎曾国藩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他也作过如下阐述：“窃疑中国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我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绝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之所昭示者也。”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针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即提出过“学无中西”，他说：“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①纵观所述，可见他们的主张，是与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的初衷一致的，是积极进取的，而不是泥古守旧，是朝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后来逐渐形成的“清华学派”，即萌发于此。 其次，清华国学研究院，坚持学术与政治相分离，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充分发挥各位教师的特长和主动精神。《研究院章程》明文规定：“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方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就是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吸收了中西古今教育上的好办法，使之融为一体。根据《章程》的规定，其教学方法分为“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所谓普通演讲即课堂讲授，由各教授就自己的专长和治学心得开课，供诸生必修或选修；如同一课几位教授都有精深研究，可同开此课各讲各自的心得见解，任学生自由选一位教授从业。所谓专题研究就是由教授个别指导，学生进行的课题研究，有点近似今天的学位论文；各教授就自己的专长提出指导范围，然后让各学生根据自己的志向、兴趣和学力之所近，从想要从业教授的指导范围内自由选定自己的研究题目，选定后不得中途变更。学生选定研究题目后，可随便向导师请业问难。《章程》规定“教授于专从本人请业之学员，应订定时间，常与接谈，考询成绩，指示方法及应读书籍。各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严格按照《章程》执教。” 王国维开的普通演讲有：《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仪礼》和《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经学》(包括书、礼、诗)，《小学》(包括训话、古文字、古韵)，《上古史》、《金石学》和《中国文学》。 梁启超开的普通演讲有：《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和东西交通史。 陈寅恪开的普通演讲有：《西人之东方学》、《目录学》和《梵文—金刚经》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绝文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比利文、藏文、回绝文及中亚诸文字译本与汉文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赵元任开的普通演讲有：《方言学》、《普通语言学》和《音韵学》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中国音乐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 李济开的普通演讲有:《人文学》、《人体测验》和《考古学》；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是中国人种考。 梁启超多次指出：“研究院的形式，很有点道尔顿制的教育，各人自己研究各人的嗜好，而请教授指导指导。”所说的“道尔顿制”，是美国柏克赫斯特于1920年创行的一种自由教育制度，其特点是:改教室为各科作业室，按学科性质陈列参考用书和实验仪器，供学生学习用；废除课堂讲授，把各科学习内容制成分月的教学大纲，规定每月应完成的各项作业，由学生自行学习。学生与教师订立学习公约后，即按自己的兴趣，自由支配时间，在作业室自学。各作业室配有本科教师一人，负责指导学生。学生学习进度快的，可以提前更换新学科，也可缩短学习年限。其优点是可以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缺点是易于放任自流。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其创行五年，便把它学了过来，可见对学习西方先进教育制度的重视。且根据清华的具体情况，学其长，避其短，“废除课堂讲授”便没有学，而坚持设普通演讲，并规定每生一年内最少要修读四门课。 梁启超又说:“我们觉得校中呆板的教育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想参照原来书院的办法——高一点说，参照从前大师讲学的办法——更加以新的教育精神。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务，实因感觉从前的办法有输入教育界的必要。”他们在吸收西方教育先进教学方式、教学方法的同时，还继承采用了旧书院大师讲学的好办法，如课堂讲授与个别指导结合、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根据学生每人的具体情况施教等。 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了便于教授指导学生的学习研究，设立了5个研究室，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各负责一室。他们根据学生的“志向、兴趣，及学力之所近”因才施教，对学生的质疑问难极为重视，填密解答和指导，启发学生去博览多思。王国维一向认为:“考释古文字以阀疑为第一要诀”，“阙疑为进步的第一关键”。徐中舒在《追忆王静安先生》一文中说:“研究院于公共课之外，每位教授各设一研究室，凡各教授所指导范围以内之重要书籍皆置其中，俘同辈得随时入室参考，且可随时与教授接谈问难。先生研究室中所置皆经学、小学及考古学书籍。此类书籍，其值甚昂，多余在沪时所不能见者。余以研究考古故，与先生接谈问难之时尤多，先生谈话雅尚质朴、毫无华饰。非有所问，不轻发言；有时或至默坐相对，然卷烟以自遣，片刻可尽数支；有时或欲有所发挥，亦仅略举大意，数言而止；遇有疑难问题不能解者，先生即称不知，故先生谈话，除与学术有关者外，可记者绝少也。” 其三，研究院各导师的研究方法也为学生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开创了新史之风。吴宓在开学典礼上强调指出：本院“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研究国学者。”他们在教学上，重视给学生以治学方法的指导，多次申明:“研究院的目的，是在养成大学者，但是大学者不是很快很短的时间所能养成的。”“大学者，不单靠天才，还要靠修养。如果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并且要得精深结论，必须有相当的时间，并受种种磨练，使其治学方法与治学兴趣都经过种种的训练陶冶，才可以使学问有所成就。”“在研究院必须做到的有两件事：一、养成做学问的能力，二、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设研究院之本意，非欲诸君在此一年中即研究出莫大之成果也；目的乃专欲诸君在此得若干治学方法耳！”可见他们对“治学方法”的重视。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本国固有文化”，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他们成果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们的“科学方法”，一是详尽占有史料，并鉴别其真伪，坚信“无史料即无史学”；一是由乾嘉考据法，融入西方的综合分析法实证论，“以事实决事实”。他们强调“从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所撰历史著作都贯穿着“通古今之变”的精神。到三十年代，哲学系教授张申府对“科学方法”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所谓科学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就事论事。换言之，也就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更简单地说，便是‘切实’二字。稍详细点说，对于一切都要看证据。证据强点，便信得强点；证据弱点，便信得弱点。不拘对于什么，没有证据，绝不算数;有证据而不精凿，也定不满足。”这些在《清华周刊》中都有详细的记载。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一课，便是以他以往研究成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商制度》等为基础，讲述时注入他的古史“二重证据法”。他在《古史新证?总论》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这一由王国维首创的以实(即地下出土文物)证史(即书中所载)，又以史证实研究古史的“二重证据法”，结束了以往研究古史从文献到文献，在版本和神话中兜圈子、翻跟头的历史，为古史研究开辟了新航道。不仅使其受业弟子深得教益，培育了一批史学大家，且在史学界广为采用，一时间成果斐然，极大地推动了史学研究工作。 郭沫若在《革命春秋》中谈到他研究甲骨文字的经过时说:“在当初，我第一次接触甲骨文字，那一样一片墨黑的东西，但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的工夫，便完全解决了它的秘密。这倒也并不是我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而我是应该向一位替我们把门径开辟出来的大师，表示虔诚的谢意的。这位大师是谁呢?就是1927年当北伐军进展到河南的时候，在北平跳水死了的那位王国维了。”他所说的“门径”，便是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传授的古史“二重证据法”，其影响之深大由此可见。 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为新史学树一坚实基石。他在《总论》中说:“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有目的。什么是历史学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事实，与以新意，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又:“吾人作新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作。历史要去研究，而且要常常研究，就是不断地与以新意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历史所以要常常研究为此，历史所以值得研究亦为此。”“历史家的责任，贵在把种种事实，摆出来，从新估定一番。”“以史鉴今”、“以史育人”，是他重视历史、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也是他谆谆告诫弟子的珍言。他大力提倡“学以致用”，不同意“为学问而学问”。他说:“现在人很喜欢唱‘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四字，也不能看轻。为什么要看历史？希望自己，得点东西；为什么作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学问是拿来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己。”“研究历史，也同看电影一样，吾人将许多死的事实，组织好，与以意义及价值，使之活动，活动的结果，就是现代人的应用。”梁启超的这些见解和话语，当年培育了一代学人，今天仍然闪跃着“至理名言”的光芒，值得后人铭记。 梁启超的学生周传儒在谈到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时说他“学识渊博，会通古今，贯串百家，既汪洋者若千顷之波，莫测涯涘，又扼要勾玄，深入浅出，使人人可游溯，处下可有得”。谓其“融会汉学家治经、治小学与欧洲治社会学、治历史学之方法，严正精审，密不透风。”“总论中泛论史料之搜集、审定、编比、考订。分论则注重如何写作，始足称核古证今继往开来之信史漱书。”①如实而公正地评述了梁启超最后几年的教学。 王国维、梁启超相继辞世后，陈寅格为史学界泰斗。他们都是新史学的奠基人。 其四，各教授的人格魅力感染着每个学子之心。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各位导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既向学生传授知识，又教学生如何做人，“治学和做人并重”。 梁启超劝导学生说:诸位“既到这里，当立志很高，要做现代有价值的人”，“孟子说‘士何事？曰尚志。’孔子说‘吾十五而志于学’。立志高的人犹恐未必成功，何况立志不高的人？诸同学既在这全国最高学府内修业，必当发愤做一个伟大的人”。做人要有自己的理念，自己的人格，不能随波逐流。“不要学一般的时髦人，必要自己有所成就，做人必须做一个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人，著书必须著一部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书”。他们经常劝学生立大志，奋发图强，积极进取，将来造福于人群。他们心目中的好学生，是品学兼优，既有学识，又有高尚品德。从教育的角度看，一个学校有什么样的学风，对学生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梁启超鼓励学生努力“创造一个新学风”。他希望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新学风呢？他说:“孔子说过，‘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他号召学生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好学”、“力行”、“知耻”三者并行的新学风。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是根据梁启超的一次讲演拟定的。他在那次讲演中，以《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学生。他所倡导的“好学”“力行”“知耻”新学风，就是为改变中华落后状况，为雪外强侵辱之耻，勤奋学习，自强不息的学风。古人云:“有言无行，君子耻之”。国学研究院的师生卑视只说不练、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短短四年里，“好学、力行、知耻”的学风已见形成。 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向学生进行“治学和做人”的言传身教。每到暑假，各位导师多约其弟子同游北海、万寿山等处。届时，师生亲密无间，畅所欲言。有时邀请名人同游并作学术讲演，有时由导师自己讲演其新近的研究心得或对学生的殷望。1927年6月，梁启超率其弟子作北海之游，发表了勉励诸生在学业和道德修养上力争上游的讲演。他最后说:“归纳起来，以上所讲的有二点: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我希望在坐的同学们，能完全明了了解这二点——做人，做学问而努力向前干去呀!”所谓“不逐时流的新人”，就是具有主见，善于独立思考，表里一致，不随波逐流、见风驶舵的人。在那“紧跟”的年代，公开声明反对“批孔”，而遭到残酷迫害的三位学者吴宓、梁漱溟、容庚，前两位都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这种气质，正是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倡导的，今天仍亟待重建。 学生尊敬导师，虚心接受导师的教海，但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却知无不言地进行讨论。“独立自由之意志”，是他们共同的理念。这也正是他们之间和谐关系所由生，以及在学业上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内在原因。 清华国学研究院，避开当时盲目学习西方的狂热，积极延聘国学名师，坚持学术与政治分离，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充分发挥各位导师的专长和主动精神。在教学上，采用中西古今教育上的好办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课堂讲授与个别指导相结合；教师根据学生的“志向、兴趣，及学力所近”因材施教，重视治学方法和研究方向的指导。他们的教学实践，20年代在我国教育界大放异彩，培育了一批富有开创精神的国学人才，为继承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在今天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关于教导学生立大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创造“好学、力行、知耻”新学风的教学做法和指导方向，在今天仍不失为一种良举和卓识。 二、风义生平师友间(1) “风义生平师友间”，这是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的一句。在现代中国学界，王国维与陈寅恪是两位著名的史学家、考证学家。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都为中国的学术事业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因而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尽管他们两人共事的时间并不长，政治思想也不完全一致，但是，由于学术渊源以及治学方法比较接近，彼此情趣也颇相投，因而结成了“风义生平师友间”的忘年之交，成为学术心境最为相知的挚友。 陈寅恪与王国维都深受清代乾嘉学风的影响，特别受晚清学者沈曾植（子培）的影响更大。沈子培专精音韵训诂，又深通梵文，精研我国西北史地与元蒙史，平生著述不下几十种。1915年王国维经过罗振玉介绍与沈曾植相识，从此他们过从甚密，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一书，直接受沈氏的启迪而作。王国维晚年从事元蒙史、西北史地、边疆之学的研究，都直接受沈氏的影响。王国维对沈曾植非常敬仰。1922年沈氏病逝时，王国维写的挽联中称沈是“大诗人”、“大学人”、“大哲人”、“世界先觉”，并悲痛陈辞：“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散原老人）与沈曾植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沈曾植自退官后，避地海滨，时与散原老人相唱酬。陈寅恪是晚辈，对沈曾植产生仰慕是很自然的。后来陈寅恪从事梵文、西北史地、元蒙史的研究，与沈曾植的影响，不无关系。这在前面已有过交待。 此外，王国维与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沙畹等都有密切关系。陈寅恪在巴黎时结识伯希和，是由于王国维写信介绍推荐的。当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虽然没有见过陈寅恪，但称陈寅恪是“最伟大的中国学者”。戴氏在悼念陈寅恪的文章中说，陈寅恪在巴黎时很可能听说过伯希和的各门课程。与陈寅恪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的俞大维也说，陈寅恪受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德国缪勒的影响很深。可见，陈寅恪的学术深受西方汉学的影响（其后来学术与伯氏的关系前文已有专门分析），这固然与他青年时代游学日本欧美十几年有关，但也包含有王国维推介、介绍和影响的因素。 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导师。陈寅恪因为侍父疾请假一年，于1926年秋才到清华园任教。从此与王国维共事于清华国学院。到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陈、王两人共事不到一年，但由于学识、思想感情及治学态度的契合，使得他们成了真正“相知”的朋友。一方面，他们经常往来，探讨学问，聊说掌故，另一方面，他们在工作中又密切配合。就是这段短暂的时间，是他们的友谊凝聚、升华极为重要的时期。所以在王国维遗体入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生只是行三鞠躬礼，惟有陈寅恪跪在地上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一些学生见此情景也跟着行跪拜礼。 陈寅恪住在清华园的工字厅，王国维住在清华园西院，由于学识、志趣十分契合，王国维常常来工字厅与陈寅恪叙谈旧事。陈寅恪讲授“佛经翻译文学”时，王国维讲授“古史新证”、《尚书》、《仪礼》、《说文》等课程。在工作方面，研究院购买外文书籍及佛道典籍，由陈寅恪审定；采购中文书籍，由王国维审定。工作之余，他们更是经常互相往还，在他们的书斋、客厅，或者于晨风熹微之际，或者在荷塘月色之中，商量教学规划，探讨学问人生。他们之间的友谊和感情，像流水竹云一样自然、融洽。后来陈寅恪在《王观堂挽词》中说“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指的就是这段友谊。 陈寅恪对王国维是十分敬仰的，在《王观堂挽词》中说：“鲁连黄鹤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这里说的是1925年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时，胡适（安徽绩溪人）推荐王国维主持其事。陈寅恪称王国维为“神州大儒”，称他的学问为“绝业”。胡适推荐王国维，自然使清华研究院的“绝业”得以继承和发扬。王国维逝世后，其学生赵万里辑录他的著作，编成《王静安先生遗书》，由陈寅恪作序，序文中说：“寅恪虽不足以知先生之学，亦尝读先生之书”，其学问“能开拓学术之区宇”，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其学问博大精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际之可寻”。对王国维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有一次，陈寅恪对研究院同学说，我送给你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因为导师中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而王国维是宣统帝的师傅。结果引得哄堂大笑。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思想最了解。因而，他们是相互信任的。王国维主张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认为“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他希望学术研究应脱离政治而独立发展。陈寅恪十分赞同这种主张。1929年研究院同学为王国维建立纪念碑，陈寅恪撰写了著名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① 在碑文中，陈寅恪三次提到学者对独立自由思想精神之追求，这已经不仅是在悼念王国维先生一人一身，而是抽象出近代学者的一种新的人格理想，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也恰是陈寅恪先生自己对学术界影响最为深刻的一种精神力量。 对于王国维在学术领域的开创性和划时代贡献，陈寅恪在1934年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的评价可谓慧眼独具：“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尽管王国维学术思想如此渊深，但是对其学术内容和方法，陈寅恪还是概括出三条：一是用地下新发现的文物材料与纸上流传后世的文字材料相互比较，互为释证；二是用少数民族的遗留材料与汉族史籍相互补正；三是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典籍。陈寅恪当时断言中国将来的文史研究尽管会在范围和方法上有所发展，但是大体格局不远出王国维的开创。从这七十年的学术史看，陈寅恪此语绝非虚美之词。 对于王国维投湖自尽的原因，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陈寅恪力纠众说，以王国维为一文化精神凝聚之人求其解。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其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殆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也。”由此可见，所谓“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实际是系文化、人格、国家民族于一身，生死与共。王国维所处的时代，封建文化正值衰落之际，王国维被封建文化所化很深，因而十分的苦痛，“此观堂先生不得不死”。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碑铭中，特别表彰他学术上独立自由的精神。他所谓独立自由，就是不受世俗所困，坚持学术己见，着意于创新，王国维是为其理想文化而献身的人。如果没有对王国维思想的深刻了解，不可能做出这种中肯的评价。于此可见，他们是真正的“相知”，可见他们之间“风义平生”的情感。 王国维深知陈寅恪最了解自己，因而在遗书中，把后事嘱托给他，说“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陈寅恪亦不负王国维所托，在王国维死后，他写了挽联、挽词、挽诗、碑铭、书序等诗文，充分叙述了王国维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及其治学方法，并使其发扬光大。 罗振玉在看到陈寅恪写的《挽词》之后评价说，“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并说；“静安（王国维）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指陈寅恪）矣”。罗振玉把王国维死后中国学术的希望寄托在陈寅恪身上，这不是有意恭维陈寅恪，而是由于他对陈寅恪、王国维的学术及友谊深刻了解的缘故。 中国人友朋相交的最高境界就是战国时管鲍相知的故事，这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和激赏，但在历史上，真正能做到这个境界的并不很多。不过陈寅恪与王国维这两位我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巨子，他们的友谊确当之无愧。 另外，陈寅恪与吴宓的友谊，也是可以比之管鲍而不愧的，可以说，与陈寅恪结交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感情最深的朋友就是吴宓了。陈寅恪比吴宓大四岁，前文讲到两人相识是1919年初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经由陈寅恪的表弟俞大维的介绍，开始订交。 陈寅恪与吴宓订交后，两人在美国期间经常来往，或相约参观，或外出散步，或一起吃饭，或同伴购书，但更多的是在一起谈论学问。他们在一起谈学问的内容非常广泛，既有中西文学，又有中外历史，也有中外文化，还有中西哲学及伦理道德，甚至还谈到中西婚姻及爱情观。 1921年7月，吴宓从美国回国，到南京大学任教；同年7月，陈寅恪自美国到了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吴宓回国后先后到上海，拜谒了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向他汇报了陈寅恪在美国的情况。陈寅恪在德国期间，一直与吴宓保持通信联系，吴宓还按期把他编辑的《学衡》杂志寄给陈寅恪指教。 1925年，吴宓负责筹建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即向清华大学曹云祥校长推荐陈寅恪担任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开始陈寅恪有过迟疑，吴宓便不时给他去信，介绍有关情况。陈寅恪答应就聘后，吴宓便为他的住房、预支薪金等事忙碌。次年7月，陈寅恪到清华报道后，吴宓除陪他参观图书馆、拜会学术界的新老朋友外，主要是与陈寅恪相互到对方住处访谈，如1927年5月19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陈寅恪日夕常来谈。”所谈内容多位学术问题及课程安排，当然有时也谈论政治问题，如1927年4月30日的《雨僧日记》记载：“陈寅恪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有感于李大钊等之绞死也。” 在清华期间，陈寅恪对吴宓也非常关心，曾到吴宓家中力劝他“隐居读书，以作文售稿自活，肆力于学，谢绝人事，专心致志若干年。不以应酬及杂务扰其心，乱其思，费其时，则进益必多而功效殊大云。”劝说吴宓“屏弃杂务，专心读书著作，生活种种，均不足计也。”两人共事于一处，相互扶持，不论是顺利也好，挫折也好，他们总是真诚不欺，相濡以沫。直到晚年，在恶劣的国内政治环境下，仍然互相通信，吴宓在生命的最后，还在大声朗诵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涕泪横流，久之乃舒”。把他与陈寅恪先生的友谊升华到醇美的诗的境界，管鲍地下有知，也要自叹弗如了吧！ 此外，陈寅恪与陈垣都是史学界的大家，素有南北二陈之说，他们的友谊主要体现在学术上。陈寅恪到清华报到还不到一周，就由吴宓介绍与陈垣见面，谈其所学，从晚七时一直谈到十时。此后直到七·七事变，二陈交往比较密切，两人在学术上互相推重，互相帮助。陈垣的《敦煌劫余录》、《元西域人华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等重要著作，均由陈寅恪作序。陈寅恪对陈垣的著作也极其敬佩，给陈垣的信中常有“快聆教论，欣慰钦佩之至”,“顷读大作讫，佩服之至”，拜诵之后，心悦诚服，谨上数行，以致钦仰之意等语。陈垣佩服西洋汉学家伯希和的学问，陈寅恪即介绍陈垣与伯希和通信联系；陈寅恪想查阅有关资料线索，即向陈垣借书，陈垣都能满足他的要求。1952年初，全国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等领域掀起了规模较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不久，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在《大公报》发表了《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光明日报》很快转载了此文。向来推重陈垣学问的陈寅恪,对此颇有看法。刘梦溪先生认为,“寅恪先生作于一九五二年的《男旦》诗：‘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极可能是为此而发。而同年所作的《偶观十三妹新剧戏作》：‘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恐怕或者说至少也都与此类事件有关。”尽管如此，1954年当国务院派人到广州迎接陈寅恪赴京出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时，陈寅恪“谢不就，荐陈垣代己”。由此可见陈寅恪对陈垣学问的推重程度及两人的学术友谊之深。 傅斯年是陈寅恪交情最深、相交时间最长的友人之一。陈、傅都曾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学术问题，陈对傅比较推重。1927年，陈寅恪曾作《寄傅斯年》一诗,诗云：“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1928年，傅斯年等人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陈寅恪任历史组组长，但只挂名不管事，傅斯年对他的意见几乎是言听计从。1950年，傅斯年死后，陈寅恪曾为他写过挽诗，在诗中将傅斯年比作郑成功。据邓广铭先生回忆，此诗即陈寅恪在1950年所作的《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诗云：“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爽红一枕已沧桑。”①从陈寅恪的交友经历及心路历程可以看出，他的朋友大都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大都有到国外留学研究的经历。如吴宓、胡适、赵元任、陈垣、梁启超、傅斯年等人都曾到国外留学或作研究。 其二，大都钟情于学术文化事业且有较高的学识。如王国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证学家，陈寅恪称其为“神州大儒”，称其学问“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际之可寻”。陈垣也是一位史学大师，在学术界素有南北二陈之说，其史学著作体大思精，陈寅恪称其“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傅斯年虽亦官亦学，一生行藏更偏重于为官，但他对明史及我国东北地区的历史有相当的研究，他的博学与学术文化思想颇为学界所推重。其他如吴宓、赵元任、许地山等人都是有名的学者。 陈寅恪一生虽从未说过自己的交友原则，但从他的交友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交友是有一定之规的，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点：第一，学术上的相互推重和相互得到教益。陈寅恪本人是学界公认的大师，而他所交往的如王国维、吴宓、陈垣、许地山、赵元任、胡适、梁启超、傅斯年等人虽经历不同，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学术界的名家。因此，他们不仅在学术上相互推重，而且也都希望从对方获得教益。如吴宓一结识陈寅恪就“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对其学问钦佩至极，称“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并虚心向其学习作诗作学问之道，陈寅恪给学生上课时，吴宓常去听课，因此陈寅恪得到了“教授的教授”之称号。再如王国维是著名学者，陈寅恪对他十分推重，在为《王静安先生遗书》所作序文中说：“寅恪虽不足以知先生之学，亦尝读先生之书”，其学问“能开拓学术之区宇”，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王国维也十分推重陈寅恪，因此在遗嘱中把自己的书籍委托给陈寅恪和吴宓去处理。又如陈垣对陈寅恪十分敬重，所以常就自己的论著向陈寅恪请教并请他作序；而陈寅恪也非常推重陈垣的学问，对他的论著给予很高的评价，对他的见解“欣慰之至”、“心悦诚服”。从陈寅恪为陈垣所著《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序言中，可以看出二陈在学术上相互推重和相互得到教益的实况。序云：“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陈寅恪与傅斯年也是相互推重的。傅斯年曾对毛子水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陈寅恪是毛子水“生平在学问上最心服的朋友”之一，在柏林与陈寅恪相处受益不少，如“许多关于西方语言的见解，则有从寅恪得来的。” 第二，学术上的平等地位，可以争论。陈寅恪对学术问题，对学术争论向来持宽容的态度，主张人们在学术上地位平等，可以互相争论。1950年以后岑仲勉和陈寅恪在中大同事，两人对隋唐史都有着精深的研究，但许多观点不尽相同。岑仲勉在课堂上给学生传授治学之道时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进行讨论和商榷也得找名家，这样才有影响。”陈寅恪的许多观点都经常成为他在课堂上批判的对象。他这样在课堂上揪住陈寅恪不放，后者当然会知道，但他从未予以反驳，不以此为芥蒂，见到岑仲勉时，还表现得很是亲切。 第三，思想感情、学术境界的大致相同。王国维与陈寅恪是思想感情、学术境界最为相近的挚友。王国维主张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认为“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主张学术研究应脱离政治而独立发展。陈寅恪的思想及主张与王国维完全相同，他在王国维死后作的纪念碑铭，以及后来1953年口授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所申发的说到底就是这样一种观点：学术应该独立，学人应该有专心研究不被政治所干涉的自由。事实上，吴宓也有与之相同的思想主张，而且曾与陈寅恪共同探讨过这一问题，据1927年6月29日《雨僧日记》记载：“又与寅恪相约不入(国民)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固穷，安之而已。” 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 清华大学王观堂纪念碑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 幽静的清华园，矗立着王国维的纪念碑，学子们每经此地总会怀着对一代国学大师的崇敬与惋惜的心情，而又总会为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陈寅恪所写的碑铭所感动与激励。碑铭中称赞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一次以凝练的语言总结表达了近世启蒙思想运动以来中国学者要求学术独立与自由的理想，成为正直学者的追求与人格的象征。早在1905年，王国维即论述了学术独立的意义，他说：“夫哲学家与美术家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因而追求真理是学者的天职，他希望“今后之哲学、美术家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则幸矣”。他评论学术界时，主张将学术研究视为目的，而非国家、民族和宗教的手段；这样学术才能独立，而“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在陈寅恪看来，王国维的自杀方式表现的独立与自由是伟大而永恒的。 作为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一生通晓蒙、藏、满、日、梵、巴利、波斯、西夏、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文字，尤精于梵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他先后从事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典籍的研究，著述精湛，在学术史上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将传统的治学格局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开拓出了崭新的学术路径，这其中陈寅恪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代表人物。 陈寅恪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他之于我们民族和当代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其自由无羁的思想和独立不倚的人格。陈寅恪先生的思想是独特的、自由的；其人格是伟大的、极富个性的，他对中国历史所进行的整体性思考，他对中国学术所进行的深刻探究，他对中国文化的与众不同的审视，都是高标独立、卓尔不群的。他的博大深邃的学术研究，他的特立独行的学术精神，都是当前的中国学术界所缺乏因之也是所特需的。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而悠久的民族，她在创造几千年 传统文化的同时，亦积淀了过于厚重的历史文化沉疴，而专制思想便是其最为显著的表征。封建社会的专制政体及其文化传统留给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是扼杀人的个性思想和独立不羁的人格，通过政治强权和道德教化培养人的奴性意识，使人丧失自我。而人一旦丧失自我，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剩下的就只有奴性意识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封建专制体制最终在历史的渐变与演化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伦理规范、思想体系和文化特征，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里，便成为规范和制约社会及个体思想与行为的准则，进而深刻而久远地吞噬着国人的灵魂，使国民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识。对于此，陈寅恪有着最为清醒、最为彻底、最为深刻的认识。此时，在王国维的纪念碑铭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览无余。 可以说，陈寅恪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数不清的风浪，但他从不为形势所左右，始终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五四”以后，“全盘西化”论独尊一时，而他却以自己的勇气坚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面对喧嚣一时的政治思潮，陈寅恪做到不卑不亢，我行我素。虽然他有时迫于时势，噤不得发，但却无所畏惧，依然“论学论治，迥异时流”。并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加坚定了自己逆流而动的信念，所以在暮年的时候，他能欣慰地对世人宣称：“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① 在刘桂生、张步洲编的《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一书的封底上写着：“在20世纪的学术追问中，学者们以其超迈的胸襟围这个骚动的世界留下了一座座学术思想的纪念碑，它赫然镌刻着：重建文化，再铸国魂。”陈寅恪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到底与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实际是一致的。关于文化精神，1927年，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提到：“劫尽变穷，则在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陈寅恪认为，王国维就是一个为中华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 那么，这种文化精神的内容到底是指什么呢？其实在上文的纪念碑铭中，陈寅恪已经明白地说了出来：“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把“碑铭”和“挽联序”联系起来理解，可以看出，陈寅恪认为：王国维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他看来是一种中华文化的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而且十分之伟大，它可以历经千年万载，与天地同久，与日月星争辉。 1913年，陈寅恪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把独立精神与民族精神联系起来。陈寅恪在此文中写道，求中国学术之独立“实吾民族生死一大事”。针对当时学术不能独立的现状，陈寅恪认为“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对于学术不能独立的状况，陈寅恪十分悲愤。1929年，他在北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写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这同时说明陈寅恪在教育学生时，十分重视培育他们的民族精神。1938年3月13日，他在和同学谈话时强调，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陈寅恪游学各国，广泛接触西方文化。但在中西关系上，他坚持“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932年，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写道：“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仍然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他郑重指出，吸收外来文化，“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收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他这种维护民族文化地位的态度，同样反映出所坚持的民族独立精神。在其后的《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的这种思想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也体现在优秀的中华儿女身上。陈寅恪大力倡扬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既努力维护民族独立自由，自己也坚持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表现出高尚的品格风骨。这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一个民族如果只是强调民族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忽视甚至抹杀民族成员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民族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也是不能支持久远的。大搞人身依附关系，扼杀思想自由于民族百弊而无一利。一旦有了独立自由的环境，陈寅恪就异常欣喜，他曾用这样一句诗表达了对这种环境欣喜之情：“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 陈寅恪对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真情，是和他的家庭分不开的。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立三在戊戌变法时，在湖南实行新政，对教育、文化、经济等发面进行改革，卓有成效。1937年7月，日本侵华君进占北平，陈立三忧愤至极，绝食而亡。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目睹父祖的行为，加之平时所受熏陶，自然培育了他高尚的情操和独立的人格。陈寅恪自1929年为王国维撰写碑文，到1964年完成《柳如是别传》，一生尊崇道义和气节，并以自己的残病之身，教书育人，笔耕不辍，都是在爱国、爱中华民族、爱学术文化的思想情感支配下完成的。为此，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献身学术，寻找重建学术文化的途径，才是他所能选择的正确的人生道路，也是唯一的选择。 作为独具人格魅力的现代知识分子，陈寅恪还有着强烈的使命意识。1927年，王国维的逝世给陈寅恪以巨大的震动，而他在遗书中的“文化托命”，对陈寅恪的影响之大更是一直贯穿其终生。陈寅恪在王国维的挽联中也写道：“十七年家国久销魂，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伤身。”正是王国维临终时的“文化托命”和挽联中的“谬承遗命”使陈寅恪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所在，那就是如何以自己的科研成果，如何以自己的学术研究，重新唤起国人对学术文化的信心，从而振奋民族精神，拯救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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