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绝代奇才-4

（１１）外交；（１２）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１３）军事；（１４）民族问题；（１５）党的、共产国际的以及其他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及决议）（不要法令和法典）；（１６）工人状况；（１７）农民状况；（１８）共青团（所有关于共青团的单独的出版物）；（１９）其他国家的革命史；（２０）关于１９０５年；（２１）关于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２２）关于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２３）关于列宁和列宁主义；（２４）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历史；（２５）关于俄国共产党内的辩论情况（文章、小册子）；（２６）工会；（２７）小说；（２８）文艺批评；（２９）政治杂志；（３０）自然科学杂志；（３１）各种字典；（３２）回忆录；２．从这些分类中将下列书拿出（单放）：（１）列宁的书（单放）（２）马克思的书（——）（３）恩格斯的书（——）（４）考茨基的书（——）（５）普列汉诺夫的书（——）（６）托洛茨基的书（——）（７）布哈林的书（——）（８）季诺维也夫的书（——）（９）加米涅夫的书（——）（１０）拉法格的书（——）（１１）卢森堡的书（——）（１２）拉狄克的书（——）３．所有其他书均按作者分类（各种教科书、小杂志、反宗教作品等等不用分类放在一边）。约·斯大林１９２５年５月２９日紓紞矠考虑到，这实际上是匆忙写成，而且注意到当时“书的文明”水平，我们不能不承认斯大林观点具有一定的广度。可以看出，斯大林认为最重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历史、首先同政治活动和同反对派斗争有关的某些具体知识领域。人名很少，在名单中除列宁以外，还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以及他与之辩论过和将要与之辩论的人。名单中没有思想巨匠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卢梭、笛卡儿、狄德罗以及很多其他社会主义理论家。我已经讲过，对已经熄灭的理智及其隐私是很难加以推断的。但是，具体表现在行动和行为中的能够判断智力“秘密”和特点的事情和思想保留下来了。在研究斯大林的过程中，他的图书馆、图书馆中斯大林本人的“痕迹”为思考提供了很多素材。在克里姆林宫图书馆、在孔策沃住宅中的很多书的页边上都有着重号、记号、批注。在很多书中都有“约·维·斯大林图书馆第×号”的藏书签。请注意，在第一版《列宁全集》所有卷次的页边上都标满了着重号、钩号和惊叹号。有些文章斯大林大概看了不止一次，因为文章的有些句子他不仅用红笔，而且用蓝笔和普通铅笔多次划过。斯大林最感兴趣的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列宁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在各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在自己的同时代人中，斯大林最经常读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书。例如，１９３２年出版的布哈林的小册子《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全书被“领袖”用红铅笔划满了，特别是布哈林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论点。１９２１年柏林出版的斯摩棱斯基的书《托洛茨基》，上面所有以批评态度评价斯大林不可调和的论敌的地方都划了着重线：“托洛茨基爱挖苦人，不能容忍”，“这是一种好发号施令的性格”，“政治上的贪权者”，“托洛茨基是天才的政治冒险家”等等紓紟矠。斯大林竭力去寻找反对自己对手的论据。看得出，斯大林从１９２０年出版的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恐怖分子和共产主义》中找到了很多同托洛茨基斗争的论据。他还仔细研究了季诺维也夫的《战争和社会主义的危机》一书、加米涅夫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布勃诺夫的《共产党在俄国发展中的关键时刻》一书、纳尔夫斯基的《布尔什维主义同卢森堡主义斗争的历史》一书、扬·斯泰恩的《论资本主义稳定的问题》一书等等。所有涉及“斗争”的书他都很关心。斯大林始终对历史著作、首先是对皇帝传记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兴趣。И·别利亚尔米诺夫的《俄国历史教程》、维珀的《罗马帝国概述》、阿·托尔斯泰的《伊凡雷帝》、《罗曼诺夫王朝》文集等书他都认真研究过。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在他的图书馆中收集有中学和大学的各种历史教科书，并且所有书上都有他的批注紓紡矠。不难看出，斯大林认为用适当方式描述祖国历史也是实行独裁、形成社会意识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助手们从定期刊物上、“厚厚的”杂志中将所有他们认为有趣的资料报告给斯大林。“领袖”在处理公文的间隙，有时抽出３０—４０分钟时间，读读文学新作品，翻阅杂志中的文章。有时读完后按电铃，助手进来，斯大林让他打电话给某个作家、某创作协会领导人转达他的要求和意见。有时他也亲自动笔。他翻阅完考涅楚克的《在乌克兰的草原上》一书，立即写了一封短信：尊敬的亚历山大·叶夫多基莫维奇！我读了您的《在乌克兰的草原上》一书。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是一本艺术上完整的、使人开心的、非常开心的书。我只是担心，这本书太使人开心了；有一种危险：在喜剧中使人过分开心会使读者或观众忽略剧的内容。随告：我在第６８页上加了几句话。这样做是为了更清楚。　　敬礼！约·斯大林第二部第五章 斯大林的智力(2)下面是斯大林增补的几句话：１．“今后将不是根据牲畜的数量、而是根据集体农庄土地公顷数征税……”２．“不论集体农庄牲畜繁殖多少，税额数不变……”紓紣矠斯大林的实用主义头脑在这里也表现出来，他没有放过机会借考涅楚克之口说明中央委员会最近的一个决定，还说，并不全都喜欢……读完埃尔德曼的剧本《自杀》之后，他写信给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尊敬的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我对剧本《自杀》（原文如此。——本书作者注）评价不高。我最亲近的同志们认为，该剧本内容浮浅，甚至有害……我并不排除剧院会达到目的。文化和宣传部（斯捷茨基同志）会帮助你办这件事的。会有一些懂艺术的人。我在这方面只是一知半解。　　敬礼！约·斯大林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９日紓紤矠斯大林努力在创作界扮演“自由主义者”角色，同时故作姿态，说自己只是一知半解。然而我们知道，他不仅对剧本，而且对书、电影、音乐、建筑提出的意见是多么绝对。国家第一号人物的地位使他即使不是知道所有知识，也应该知道很多，这确实使斯大林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一知半解者”。有时他的一知半解是为了证明领袖的“无所不知”。斯大林对国外出版的书籍也很注意。几乎所有托洛茨基写的东西都给他翻译出来（一份）。斯大林也浏览侨民的出版物。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央委员会报刊出版部主任Б·塔尔通知政治局委员：“请告知，在下列１９３６年白俄侨民的出版物中您订阅哪些：１．《最近消息》２．《复兴》杂志３．《社会主义通报》４．《俄罗斯旗帜》５．《普罗柯波维奇经济办公室公报》６．《哈尔滨时报》７．《新俄罗斯言论报》８．《现代纪事》杂志９．《俄罗斯画报》”紓紥矠斯大林看了这个目录后，对助手说：“全部，全部都订！”在斯大林办公室的一个专门橱柜里存放着很多白俄的“反动”书籍。他确实保存了托洛茨基的全部书籍，并在书中夹着大量书签，划了着重号。托洛茨基发表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的答记者问、声明等马上翻译出来并报告给斯大林。需要指出的是，他十分细心地注视着他的敌人在国外写的全部东西。斯大林对反宗教书籍的态度惹人注目，他直言不讳地称其为“废纸”。不管怎么说，宗教教育对他一生都有影响。斯大林的书面和口头发言中经常流露出宗教的成分。让我们回忆一下１９４１年７月３日他在电台发表的动人演说，当时他用“兄弟姐妹们！”这样一句对许多苏联人来说不寻常的词句来称呼人民。１９２９年在庆祝完自己的５０大寿之后，斯大林亲笔给《真理报》写了一个便条，以《圣经》中的口吻对祝贺表示感谢：“我把你们的祝贺和问候看作是对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祝贺和问候，因为是党按照自己的模式（黑体是我加的。——本书作者注）生育和培养了我。”紓紦矠１９４２年８月斯大林和丘吉尔在莫斯科谈论时谈到劳合-乔治——国内战争时期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武装干涉的倡议者之一。斯大林沉思了一下，喘了一口气，好像是在对目前来说已遥远的年代的回忆作总结，他说：“所有这些都已过去，而过去的事是属于上帝的。”純紛矠当然，我并不认为，斯大林的世界观中宗教成分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智力上明显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有其宗教根源，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斯大林是公式和僵化定义的辩护士。他能花费数小时在经典作家那儿寻找需要的词句和说法，以便像他打算的那样，来“不容辩驳地训斥”并战胜自己的论敌。例如，在１９２９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４月全会上，斯大林揭穿布哈林“不了解列宁”。这样做对他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布哈林作为理论家的声望是众所周知的。布哈林在全会之前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合理意见：把资金过多地从农业投向工业，这对农民来说，将是“一项负担不了的贡款”。斯大林马上暗暗记下了关于“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关于“贡款”的话，晚上同托夫斯图哈一起在他的图书馆翻了很长时间列宁著作。翻了一阵，找到了。他马上觉得找到了一些“可以致人于死命”的论据。斯大林在全会上发言时声明：“……布哈林在这里‘大喊大叫’，说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能容忍‘贡款’这个字眼。他对于党中央和一般马克思主义者竟敢使用‘贡款’这个字眼感到气愤和奇怪。但是，”斯大林得意地环顾一下大厅，“既然已经证明这个字眼在列宁同志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早已广泛地使用，那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他沉思了一会儿后，以胜利者的口吻补充道：“或许在布哈林看来，列宁不合乎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吧？”斯大林在这里援引了列宁的著作《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论粮食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其实，列宁完全是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贡款”一词的。当下边有人喊“反正对中农从来没有使用过‘贡款’这个概念”时，斯大林立即进行反驳：“你是不是以为中农比工人阶级更靠近党？你真是一个糟糕的马克思主义者。（全场大笑）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既然对于工人阶级可以说‘贡款’，为什么对于不过是我们的同盟者的中农就不能这样说呢？”純紜矠斯大林并不在意他已经把争论变得无内容了：只争论列宁是否讲过“贡款”一词，至于问题的实质方面，他已经认为是次要的了。斯大林通过参加大量辩论，“磨炼”了自己的论战头脑。是的，他总是采用同一种办法，即总要把对手置于窘境，而他总是把自己“扮演成”列宁的“捍卫者”；他武断地认为，只有他能够正确地、准确地解释列宁的思想。几乎针对对手的任何论据，斯大林都能迅速找到列宁的引文、语录，有时这些话完全是针对别的问题讲的。斯大林早就发现，用列宁引文作的铠甲可以使他实际上无懈可击。季诺维也夫有一次同斯大林讨论共产国际问题（这时他同斯大林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了），在争论中他对斯大林说：“对于您来说，列宁的引文是您绝对正确的护身符。但是应该看到引文的实质！”“难道作社会主义的‘护身符’的想法不好吗？”斯大林立刻应付过去了。斯大林的直率、攻势、好战、粗暴终于帮助他战胜了自己的对手。奇怪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那些往往更有力的、有时甚至精彩的论据得不到听众的支持！而斯大林那些密切与“捍卫列宁”、党的总方针、中央的统一等等相联系的有点粗暴的、浮浅的、常常是非常简单的指责性演说却会迅速被人们理解。他的头脑是实用主义的，他既不像托洛茨基那样关心体裁的“优美”，也不像季诺维也夫那样爱用格言警句；既不像加米涅夫那样善于作知识分子式的推理，也不像布哈林那样注重科学的论据。斯大林在无数次争论和辩论中所以能战胜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想“修正列宁主义”，而他是“捍卫”列宁主义的。这种解释从３０年代初起就成了官方的解释了。斯大林的思维方式是公式化的。他喜欢把一切都摆在一个个小格子里，喜欢“反复咀嚼”，解释得非常通俗。如果论敌以不同的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斯大林会非常严厉地认为这是“非马克思主义态度”、“小资产阶级性的表现”、“无政府主义的烦琐哲学”。他的报告、讲话、决定总是严格限制在列举现象、讲明特点、划定界限、提出要求、指出方向、明确任务的范围。一切都非常简单明了，而这正是斯大林著作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基本的“特点”和“界限”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这种思维方式使斯大林思想很容易得以实现，但却严重束缚了人们的创造积极性。斯大林的这种简单化倾向所造成的后果是不能深入地分析、揭示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存性的。盖尤斯·斯维托尼乌斯在自己写的《十二恺撒传》中指出，虽然尼禄童年时就学过“贵族科学”，但他拒绝掌握哲学，认为“这对未来的统治者来说是一种障碍”。斯大林未必这样想，但他僵化的智力使他无法在哲学方面达到哪怕是相对的深度。斯大林智力中最薄弱的环节是他不能掌握辩证法，“领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想扩大自己哲学方面的知识。根据红色教授学院领导的推荐，斯大林邀请当时著名的苏联哲学家、老布尔什维克扬·斯泰恩来给他讲授“辩证法课”。斯泰恩当时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副院长，后来是中央机关的一位负责干部，多次当选党代表大会代表，是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有独到的见解。斯泰恩成了斯大林的“哲学老师”，制定了专门的学习计划，包括研究德国经典作家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费希特、谢林以及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布拉德莱的著作。斯泰恩每周两次按规定时间到斯大林住处，耐心地给身居高位的学生讲解黑格尔关于实体、异化、存在和思维的同一性——把现实世界理解为观念的表现——等概念。而抽象的概念使斯大林很恼火，但他克制自己，继续听着斯泰恩单调的嗓音，时而用不满的反问打断他：“这对搞阶级斗争有什么用？”“谁在实践中用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斯泰恩提醒，同其他德国思想家一样，黑格尔的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他平静地继续讲道：“黑格尔哲学就其实质来说是‘头脚颠倒了的’唯物主义，因此，有很深的矛盾。哲学家的天才就在于，他把一些唯物主义原理吸收到自己的体系中来。但这实质上从总体来说还是唯心主义的。在他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天才地研究了辩证法。马克思说：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用头着地的，应该让它用脚着地，以便看清它的合理的内核……”斯大林已经开始急躁了，他严厉地问道：“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意义？”第二部第五章 斯大林的智力(3)斯泰恩又继续耐心地加以解释，力图把“领袖”理解不了的哲学的深奥道理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斯大林只能断断续续地听懂一点量变转变为质变的规律，但是没能掌握辩证否定、对立统一的实质。尽管斯泰恩想尽一切办法，斯大林还是不能掌握关于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统一的论点，对斯大林的“哲学著作”进行的分析表明了这一点。也许正因为如此，“学生”对“老师”只有一种恶感。斯泰恩同卡列夫、卢波尔以及许多其他哲学家——德波林的学生们一样，被宣布为理论上是“托洛茨基的走卒”，于１９３７年被捕并死去了。看来，等待着２０年代末同布哈林关系非常密切的德波林的，会是同样的命运。但是，斯大林只是长期让这位大学者戴一顶“好战的唯心主义者——孟什维克”的帽子，不让他从事积极的社会和科研工作。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哲学战线的分歧”问题。会议实质上是批德波林，批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列宁主义阶段的估计不足”。德波林拼命为自己辩护，但是米柳亭、米丁、麦罗诺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出来“揭发”他，同时也“揭发”斯泰恩、卡列夫、卢波尔对唯物主义辩证法“估计不足”。主席团会议结束后，风波并未平息。科学家们不能容忍把警察方式运用到科学中来。看来，哲学是斯大林“科学学”的第一个牺牲品。斯大林明确表示，在社会科学中只能有一个领袖，那就是担任政治领袖的人。同年１２月，总书记作了一个关于“哲学战线”的状况的报告。形式上这是已经提到的在德波林任院长的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斯大林发言是很严厉、很坚决的。这个发言非常雄辩地证明斯大林哲学思维水平、他的智力合理性水平以及起码的分寸：“必须挖出积藏在哲学界的全部污泥浊水。必须摧毁德波林集团所写的全部著作。可以把斯泰恩、卡列夫驱逐出去。斯泰恩神气得很，可他是卡列夫的学生。斯泰恩是一个十足的懒汉。他只会讲话。卡列夫装腔作势，徒有虚名。我认为，德波林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但必须把他留在编辑部（这里说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本书作者注），以便有人供我们攻击。编辑部内部将有两条战线，但我们将是多数……”发言结束后，接二连三地向报告人提出了一些问题：“是否可以把理论界的斗争同政治倾向联系起来？”“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这样。”斯大林教导说。“‘左派’是怎么回事？‘右派’已经谈到了……”“在左倾的掩护下搞形式主义，”总书记评论说，“把自己的材料浇上些左的调味汁。青年人喜欢左倾。而这些先生们都是好厨师。”“学院在哲学方面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哪里？”又一个新问题。“主要问题是打击。四处出击，向没有出击过的地方出击。对德波林分子来说，黑格尔是一尊圣像。应该揭露普列汉诺夫。他一直藐视列宁。恩格斯并非全都正确。他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意见中有一个地方谈到长入社会主义。布哈林就企图利用这一点。如果我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有什么地方触犯了恩格斯，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純紝矠这就是斯大林对哲学家的“教导”，可是他对哲学几乎分辨不清。主要是“打击”……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专门章节中作了阐述。他用简略的、零碎的语句把全部哲学分成几个基本特征，就像士兵排队一样，如此而已！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而斯大林却把它叫作辩证法。如果用来扫盲，在有其他著作的情况下，这个《哲学基础知识课本》还是可以用的。但是最可怕的是，斯大林的著作出版后，谁也不敢写这个题目了。哲学家也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只能进行注释、解释、吹捧……斯大林时代是哲学思想停滞的时代。难道仅仅是哲学吗？斯大林参加“哲学辩论”这一举动是对他智力的合理性程度的写照。众所周知，智力的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能力，特别是积极地、创造性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能力。斯大林的头脑对世界、现实的反映当然不是明净如镜的、直观的反映，而是有目的性的、“有选择的”反映，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斯大林根据政治观点、自己的“指示”和“命令”的阶级性来研究、分析所有社会过程。不过，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他对哲学家们的讲话。斯大林作完报告回答问题时，就已经想好了：必须将自己的指示用特别决议的形式迫使这些哲学家们接受。下一个月，中央果然通过了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专门决议。联合在出版物周围的德波林的拥护者们被说成“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集团”。斯大林的头脑、他的思维可以说逐渐具有一种“命令”性质。他早就懂得这样一个真理：头脑不会因“磨损”而衰老，只会因思想懒惰、不努力工作而“生锈”。这完全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这个人把上帝的理智给予了我们，不是为了让它白白地发霉。А·Π·巴拉绍夫对我讲，斯大林每天要处理大量工作：报告、情报、各种材料、电报、密码电报、信件，几乎在每个文件上都要写下批示和指示，简洁地表达自己对各种问题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往往被看作是最后决定。每天读完厚厚的一叠写给他的信件，匆匆写完言简意赅的批语：“请代为致谢”、“请帮助某人”、“简直是胡说八道”，他经常从信件中拣出一二封信来作详细答复。例如，列宁格勒什内尔的信。老布尔什维克询问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询问政治局里有无各种倾向……斯大林从大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工工整整地写道：什内尔同志！我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右倾过低估计资本主义的力量。“左的”倾向否认在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他们决心以和农民决裂为代价来实行其幻想的工业化计划。政治局内既没有右倾，也没有左倾。致共产主义敬礼约·斯大林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２７日純紞矠又如３０年代的一个文件。在斯达汉诺夫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他和格兰特向政府提出关于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每六天脱产一至二天参加“工程技术人员培训”的问题。许多人支持这项建议，认为这是革命化的新建议。这都在各报上发表了。斯大林审阅了文件，简短地写道：致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此事并不重要。约·斯大林純紟矠在斯大林的智力中，很难看出他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他总是根据现成的公式、教条、公设、固定的概念来做事情。同时，斯大林也能进行直觉思维，当作出一些结论和决定时，他好像是在跨越几个认识阶段、阶梯。在这种情况下，看不出思想的“过程”，只突出地表现了思维的结果、结论、推测、猜疑。在直觉思维过程中，智力似乎越过了逻辑推理，一下子“得出了”结果、概要。当然，毫无根据的猜疑常常是由于意识中缺少某些道德成分所造成的。斯大林正是这样。他能够看着自己任何一个战友说：“你为什么总躲避我的视线？”在这种情况下，过分的多疑主要不是直觉思维的表现，因为斯大林的推测没有现实根据，而是观点有严重缺陷的表现：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潜在的敌人。还应该指出斯大林智力的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其肖像中占据非常突出的位置。我们知道，知识使人成为内行，感情使人高尚。意志则能使信念、智力构思具体体现在行动中。意志就如同大脑的“筋肉”，这是智力的动力。在生活中常见的是，自己软弱就如同别人有力量一样可怕。坚强的意志会使智力变得积极、活跃、有目的性。一般说来，军事长官、统帅都具有这种智力。正是这些人最先指出斯大林具有非凡的智力，这不是偶然的。我将用单独的一章来描写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但现在评价他的智力时，我只是从苏联杰出的统帅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许多战争期间同斯大林共同工作过的人那里引一些证据。朱可夫元帅指出，斯大林具有“明确表达思想的能力、天生的分析头脑、渊博的知识和非凡的记忆力”。接着，这位最著名的苏联统帅写道，斯大林“读了许多书，是一位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他具有非凡的工作能力，善于迅速抓住问题的实质，因此他才能在一天中审阅和掌握那样多的各种材料……这只有非凡的人才能做到……他具有坚强的意志、不外露但爱冲动的性格。在通常情况下他很冷静，通情达理，有时又突然大发雷霆。这时，他往往缺乏客观性，他的眼睛在不停地变化，脸色越来越苍白，目光变得严厉可怕”。純紡矠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谈到斯大林的许多性格特点时，特别强调他有“惊人的记忆力。我没碰到过有谁像他那样记得那么多事情。斯大林不仅知道所有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司令（这就有１００多人），而且还知道一些军、师的指挥员……在整个战争期间，斯大林都能记住战略后备力量的组成，能够随时说出某个编制”。純紣矠再谈一个反映斯大林智力特点的例证，这是丘吉尔提供的。英国首相写道，当我讲完“胜利”计划时，斯大林却立即指出了这一计划的战略长处。“这个很好的声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表明，俄国独裁者迅速彻底地掌握了一个对他来说是新鲜的问题。在生命力很强的人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够在几分钟之内理解我们用几个月时间研讨出来的方案。他闪电般地对一切都作了自己的评价。”純紤矠　　　　我引用了几个在战争期间同斯大林经常接触的人的证明。他们的论断能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这个人的智力特点。很难否定斯大林有很强的“思维能力”、坚定的目的性和坚强的意志。我想，不仅是偶然的机会和各种情况的巧合使他在革命时期和国内战争年代成了列宁的战友。需要强调的是，斯大林一般都能够在特别需要的时候表现出他那些最强的特点——意志和目的性。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这些特点才能在当时被发现；也许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本人才相信自己；也许正因为如此，许多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做的事情，他都做到了。但有一点要补充的是，当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写斯大林时，很多内幕他们还不知道，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很多事当时还不能讲。我还想请大家注意斯大林智力中的另一个特点：他没有掌握作出长期预测的能力。对于尚未认识、尚不了解的东西，他的认识是有限的。这一点党内同志早就觉察到了。２０年代中期，联共（布）图拉州委会书记伊万·卡巴诺夫（后被镇压）有一次说：“斯大林当然是一个伟大的人、非常聪明的人、杰出的组织家，但他的头脑是不擅长分析的，是公式化的。他能够出色地分析过去的问题，因为这对大家都是清楚的。但他却不能对前途作出预测。他还不习惯这样做。”这种观察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正确的。斯大林的智力在很多方面是非凡的，但绝不是“天才的”，甚至也不是“杰出的”，在估计本人的潜力时，他的智力缺少合理的“制动器”。斯大林对几乎所有知识领域都可以武断地进行评价，从政治经济学到语言学，可以教训电影和农业方面的专家，可以在军事和历史学领域作出决定性的结论。这些多方面的议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很浮浅，可是它们立即被那些歌功颂德者吹捧成最重大的发现。举这样一个例子。众所周知，根据一些为追求虚荣不惜破坏古物的建筑学家的建议，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推荐的建造苏维埃宫（根据１９２２年通过的决议）的地点，恰好是著名的大基督教堂所在地。斯大林很快就同意了这个方案。他的智力缺陷在这个事实中表现得最充分：总书记无法估计俄罗斯文化遗址的历史价值。早在向斯大林报告之前，建筑学会就曾在会议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确定了苏维埃宫的建设地点。当时提出三块地方：中国城、猎人市场和矗立着俄罗斯引以为骄傲的宏伟的大基督教堂的地方。参加投票表决的有建设局局长克留柯夫、约凡、克拉辛、拉甫罗夫、波波夫、别谢达、克鲁季科夫、莫尔德维诺夫、奥尔洛夫，以及应邀的舒谢夫、柳德维克、巴尔辛、波扎尔利茨基（文件中没有这些人的全称）。靠人民的捐献建造了这个基督教堂，可是他们谁也没想到问问人民。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５日，这座用将近半个世纪时间建造起来的教堂被毁掉了。当响起爆炸声时，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工作的斯大林颤抖了一下。他不安地问助手：“这是什么声音？哪里在爆炸？”第二部第五章 斯大林的智力(4)波斯克列贝舍夫报告说，根据您批准的关于确定苏维埃宫建设地点的七月决议，现在正在拆除基督教堂。斯大林放心了。在持续一小时的爆破时间里他再也没有理会这件事，又专心地阅读各地送来的关于集体化进程的报告。斯大林未必知道，这个民族圣地是人民用自己的钱建造的。参加教堂内部装修和雕塑的有韦列夏金、马科夫斯基、苏里科夫、普里亚尼什尼科夫、克洛特、拉马扎诺夫以及其他赫赫有名的大师。由于无神论和建筑方面的考虑，这座永久性的教堂被拆除了。记载着教堂被炸的罕见的、绝无仅有的镜头，反映了心灵上的伤痛。看了电影，使我们又想起了１９３１年那个寒冷的１２月。炸掉的不仅是一座教堂，炸掉的是文化，炸掉的是过去。在过去的东西中，斯大林珍惜的只是那些在目前能够肯定他的东西。被批准的大厦建设方案的作者，建筑学院士Б·约凡是这样描述准备拆除的教堂外貌和斯大林的意见的：“１９３１年，基督教堂还矗立在莫斯科河畔一个宽阔的广场中央。它庞大、笨重，镀金的顶部闪烁着光辉，既像圆柱形大甜面包，又像俄罗斯茶炉，那公式化的、冷漠的、死气沉沉的建筑风格压迫着它周围的房屋和人们的意识，代表着俄国无能的专制制度和它的‘上层’建筑师们，是他们建造了这个地主—商人的神庙……无产阶级革命勇敢地向这座象征着旧莫斯科王公贵族势力和情趣的笨拙的建筑物举起了手。”院士还兴致勃勃地描述了斯大林对大厦模型方案提出的“天才意见”。他“大胆”建议大厦高度超过４００米。斯大林建议建筑物顶部的列宁塑像高达１００米。总之，贪大求全始终是总书记的天性：大礼堂——一定要有２１０００个座位。主席团的位置为什么这么低？要知道领袖要坐在那里的！高些，再高些！不要装吊灯：要靠反射光照明。大厦的主要格调应该反映出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誓言的六个部分……斯大林明确示意，这不是普通的苏维埃宫，这是一座使他这个领袖永世流芳的宫殿。这座宏伟的公共建筑要表现出“亿万人民的苏维埃民主制度取得胜利的思想”。純紥矠“民主”，在这种民主下，大厦的轮廓、饰面、灯光、圆柱的高度、雕塑群的内容、镶嵌图案、比例以及其他专业化很强的问题，都要由一个人决定，他认为凭着自己的“天才”，对建筑领域的问题作决定性的结论是正常现象。每当谈到历史、文化、艺术时，政治总是第一位的。由于智力方面严重的实用主义，斯大林不能把具体的历史的和文化的珍品同永恒、时代、时间加以对照。例如，赫鲁晓夫在１９３７年２至３月全会上声明：“我们在改造莫斯科时，不应害怕砍掉树木、拆除教堂或某个寺庙。”純紦矠他的这个声明得到了斯大林的默许。他的智力只能把文化珍品看作某种次要的东西。“领袖”在这方面也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是最高审判员和鉴赏家。作品、创作的命运如何、大师或整个集体的构思是否能够实现，往往取决于斯大林的一句话。斯大林的智力在具体问题上没有“涂上”人道主义、博爱的高尚色彩。而且，他的智力表现得非常不道德。请读者自己评价一下。１９４６年７月贝利亚报告斯大林，战争期间内务部劳改营“积聚”了１０万多名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犯人，他们的生活费用占用了大量物资。内务部建议释放这些无法医治的病人，其中包括精神病人。斯大林补充道：最危险的罪犯——已经判处服苦役的敌人要除外紕紛矠。对“领袖”来说，这些不幸的人如何死去，不是无所谓的。斯大林的智力中不具有求知欲、好奇、怀疑的能力。这些感觉也可以象征性地称作“智力”感觉，它们始终伴随着人的创作思维表现过程。列宁指出，没有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紕紜矠。他所讲的正是感觉的这一方面。斯大林善于“隐藏”直接的感觉。他的智力是冷酷的，常常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而这正是所有那些把“伟大领袖”神化的那些人的悲剧的根源之一。第二部第六章 悲剧的震中 (1)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真理报社论《伟大的舵手指引着我们前进》的结尾是一段娓娓动听的颂词：“苏维埃航船有良好的设备和武装。它不怕狂风巨浪。它沿着自己的航线前进。船体是由天才建筑师建造的，是用来同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敌对自发势力作斗争的。天才的舵手斯大林引导着这艘航船前进。”报头上有领袖的大幅画像，高踞于人的海洋之上……斯大林·第六章５１０　　１７９１年，罗伯斯庇尔成为雅各宾派的领导人物。１７９２年８月起义后，被选入巴黎市政府和国民公会，他坚决主张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和抗击普奥的干涉军，１７９３年５月起义后，他领导雅各宾派政府颁布１７９３年宪法、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平息吉伦特派反革命叛乱，粉碎欧洲各君主国家的干涉，在保卫和推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向前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　　１７９４年７月２７日，发生了反革命“热月政变”，罗伯斯庇尔被逮捕，第二天被送上断头台，死时只有３６岁。１９３７年的莫斯科罗伯斯庇尔（１７５８－１７９４）法国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雅各宾政权的领袖１９２０年加入俄共布；１９３１年起在司法部工作，任俄罗斯联邦检察长和司法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苏联副检察长、检察长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苏联外交部长，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和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等职。１９３９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著述甚多，主要有《刑事诉讼教程》、《苏联法院组织》、《苏维埃法律中的诉讼证据理论》、《国家和法的理论问题》、《国际法和国际政策问题》等。维辛斯基在１９３３至１９３８年间大审判时，曾数次担任国家公诉人。雅哥达，一度是斯大林的心腹而最后成为斯大林审讯中的丑角。雅哥达曾领导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前身）长达１５年。他领导了“大清洗”的前一半。最后被处死，临死前他说了一句话：“看来，上帝毕竟是存在的！”沙巴什，中世纪迷信传说中的巫婆夜间集会。——译者奥尔忠尼启则在联共（布）中央全会召开之前以自杀作为抗议全会要批准把许多生产指挥者送上祭坛的恐怖计划秘密警察首脑叶若夫，作为雅哥达的继任，他领导了“大清洗”的后一半。被杀害的苏联军官达三万五千多名。几乎是苏联军官团总数的一半在“侦讯”过程中“拒不招供”的布哈林２安·维辛斯基（１８８３－１９５４）苏联政治家、外交家、法学家苏联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８年期间，肃反运动达到顶峰。无计其数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被送到强制劳动营集中改造在１９３７年和１９３８年中大约有３５０－４５０万人遭到镇压。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是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左下图为劳改营中的犯人在劳动，右下图为监狱门口劳改营营房李可夫受审按照斯大林的世界观，只要目的伟大，为了实现目的，就可以广泛地使用暴力。下图为古拉格劳改营岗哨１９３８年，“党的宠儿”布哈林受审古代腓尼基人所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作为祭品。——译者３１９３５年２月，斯大林发表讲话被斯大林所器重的卡冈诺维奇。他有三个特点：超人的工作能力；在政治问题上根本没有自己的见解；绝对执行命令（左起）布尔加宁、日丹诺夫、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等在１９３８年一月全会上４库通，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最高领导机构——救国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热月政变被送上断头台。原文如此。此处应是１９３６年。——译者原文如此，此处应是白俄罗斯军区。——译者图哈切夫斯基（１８９３－１９３７）苏联军事家、苏联元帅１９１４年毕业于亚历山大军校，１９１８年参加红军，同年４月加入俄共（布）。国内战争期间表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战后在改革军队体质、改进军队装备、创建军事院校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１９３７年在苏联肃反扩大化期间不幸遇害。５１９３８年斯大林跟他的亲信们在一起身着军服的斯大林斯大林、贝利亚和斯大林的女儿在别墅里拉·帕·贝利亚（１８９９－１９５３）苏联元帅参加过卫国战争，领导研制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在格鲁吉亚以肃反起家，是叶诺夫的接班人，在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５３年主管肃反工作，在斯大林逝世三个月后，由东德镇压反苏运动回国后，被逮捕以叛国罪被枪决。６斯大林要建立一个意识形态极度统一的社会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机构的前身，它的历史可以追溯至１９１７年１２月，当时称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历经一系列改变，从国家政治保安局（格伯乌）、奥格普乌、恩克夫德、恩克格勃、姆格勃，直到１９７８年改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成为苏联制度的标志之一，１９９１年退出历史舞台。１９３８年乌尔里希、雅哥达、叶若夫参加奥格普乌及国家政治安全总部会议图哈切夫斯基在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叶戈罗夫元帅被斯大林清除出中央委员会红星勋章是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１９３０年４月６日命令设立的。授予战时和平时在国防事业中有卓越功勋的苏军官兵、部队、舰队、兵团、劳动者、劳动者集体、机关、企业和社会团体。１９３０年，布留赫尔元帅成为第一名红星勋章获得者梅赫利斯（１８８９－１９５３），在苏联卫国战期间任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上、中图）为服刑的犯人在工作被流放的乌克兰妇女的一年——１９３７年来到了。在莫斯科，在其他城市，在辽阔国土成千上万的村庄，到处是新年节日期间常见的那种忙乱景象：在俱乐部和紧巴巴的住宅里装饰了新年枞树，孩子们贴上自制的花条，业余文娱小组进行最后彩排，当时每个企业、集体农庄和学校都有这种小组。男人们备下一两瓶“莫斯科牌白酒”；在大城市的商店里也可以买到“妇女饮用”的好葡萄酒。近一两年来，商店的货架上和橱窗里出现了比较丰富的食品，这不能不使顾客感到高兴。例如，１９３７年元旦《真理报》登载了一篇短讯《节日采购》，在这篇短讯中报道说：“各种各样的葡萄酒，从苏联香槟酒到麝香葡萄酒，几百种香肠和鱼制品，大蛋糕，甜点心，水果——所有这些都是莫斯科人昨天在商店里大量采购的对象，‘美食家商店’、‘食品杂货店’和其他食品商店的几千名代理人，都忙着把各种食品送到顾客家里，以满足顾客新年盛宴的需要……”各人民委员部、边疆区委员会、州委员会、区委员会，都完成了年终“结账”：需要上报。而要告诉人民的是：在去年，哈尔科夫机床制造厂投入生产，卡马纸浆造纸联合工厂隆重剪彩，索利卡姆斯克制镁厂工程开始动工，亚美尼亚的科纳卡尔水电站开始工业送电，竣工投产的还有摩尔曼斯克渔业联合工厂以及几百个其他的大大小小的生产项目。数量指标（绝非质量指标）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这需要报告斯大林。就连１９３６年刚刚组建的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虽然许多指标没有完成计划，也给“领袖”送去报告：“国防工业将成为国家最好的工业部门。”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米高扬、柳比莫夫的报告使斯大林感到很高兴：不仅铁路运输，而且轻工业、地方工业、商业也终于有了很大的进展。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斯大林说话是算数的。正是遵照他的指示，通过了把１９３６年变为突击年的决定：规定生产资料生产增长２２％，消费品生产增长２３％。遵照他的指示，《真理报》发表了社论《提高人民福利的计划》，社论中指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生活变得更愉快”——“伟大领袖”的话从来是说到做到。①应该让所有的人再一次看到这个口号的正确性！国家的脉搏急促而强劲地跳动着。许多年过去了，可是从十月革命这部发电机中获得动力的革命热情，我再说一次，丝毫未减。日子过得还很穷，穿着简单朴素。“突击”旬一个接一个，生产记录不断被打破，报纸上登满了劳动突击手的名字：阿·斯达汉诺夫、亚·布瑟金、叶·维诺格拉多娃、玛·维诺格拉多娃、Ｍ·杜卡诺夫、彼·克里沃诺斯、马·马宰、Ａ·古尔格尼泽、Ｃ·哈恰特良、Ｏ·霍贾耶夫、尼·斯梅塔宁以及其他许多人。社会主义的生活是清贫的、艰苦的，然而整个国家都专心致志于未来。谈论具体个人的利益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事情——共同事业完全吞没了每一个人。强劲的主旋律不允许理直气壮地提出个人全面和谐的发展问题。列宁认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由于一整套既已形成的关系而被置于绝对依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和理性的境地。一切都必须奉献给“统治人物”的思想祭坛。请看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真理报》社论《伟大的舵手指引着我们前进》。社论的结尾是一段娓娓动听的颂词：“苏维埃航船有良好的设备和武装。它不怕狂风巨浪。它沿着自己的航线前进。船体是由天才建筑师建造的，是用来同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敌对自发势力作斗争的。天才的舵手斯大林引导着这艘航船前进。”报头上有领袖的大幅画像，高踞于人的海洋之上。在这个“海洋”中，也有人举着一个不大的列宁像……１９３７年最初几天的报纸，不仅报道了劳动人民的有时是十分紧张的气息，而且登载了关于来自国境线外的严重威胁的警告。米·科利佐夫发自西班牙的连续报道，法西斯分子击沉苏联“共青团”号轮船的详细经过，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授予工农红军一批指挥官苏联英雄称号以表彰他们“模范地执行政府的极端困难的特殊任务”的决议。谁都知道，这指的是“西班牙的”英雄们。这里还有扬·鲁祖塔克（他后来只活了一年多一点）的警告性的文章：“法西斯分子企图利用自己的代理人——托洛茨基及其匪帮，通过暗害活动搞乱我们的经济，他们想借用这些人的手杀害我们的优秀人物，杀害我国的大脑和心脏——斯大林同志……”②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初，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新宪法。新宪法宣布扩大苏联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和自由，其中包括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人身、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这是斯大林的胜利。在联共（布）中央党出版社于１９３７年出版的《论苏联宪法》一书中有这样的词句：“斯大林同志一走上讲台，全场就长时间热烈欢呼。全场起立。场内到处高喊：‘斯大林同志乌拉！’‘斯大林同志万岁！’‘伟大的斯大林万岁！’‘伟大的天才斯大林同志乌拉！’‘万岁！’‘红色战线！’‘光荣属于斯大林同志！’”③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按照自己的习惯列举了种种“特点”，他把第五个特点叫作“彻底的信守不移的民主主义”。他报告到这个地方，可能想起了就在几个月以前他处决了自己原来的同志和列宁的战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据某些资料证明，在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斯大林依据自己的“民主”原则，曾向这两位原来党的领袖说：“我们的信念不允许使老党员流血，不管认为他们犯了多么严重的罪过。我们党的领导人既不会忘记自己的权利，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义务。在审判中你们应当帮助国家和党，审判所针对的不是你们，而是托洛茨基。这一切都是苏维埃政权的需要……”④斯大林很善于随风转舵。在寂静的办公室里签署逮捕和枪决名单、批准惨无人道的判决方案的是“一个”斯大林，而“另一个”斯大林却站在讲台上，挥动手臂，好像砍人头似的，斩钉截铁地说，新宪法草案“不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把重点放在保障这些权利的问题上……”⑤然而这个人真的是想“保障”这些权利吗？起草宪法的那些人了解这一点吗？而参加宪法起草工作的有阿库洛夫、布勃诺夫、布哈林、加马尔尼克、克雷连科、叶戈罗夫、图哈切夫斯基、埃德曼、乌博列维奇、亚基尔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党的、军事的和社会的活动家。他们在制定那部口头上宣布了社会主义民权制度的国家基本法时还不知道，与宣布的权利和保障相反，他们很快就将被残酷无情地消灭掉。在由“统治人物”个人专权的情况下，任何宪法也保护不了他们。斯大林早已把自己置于任何法律之上，从而践踏了十月革命后出现的、现在受到斯大林的官僚制度压制的那一点点脆弱的民主。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已开始“推敲”为正在准备的“托洛茨基阴谋分子”案第二次公开审判起草的长达数小时的起诉词，也就是他在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８日激昂慷慨地发表的那篇起诉词。千千万万的苏联人都为连续不断地向着国家经济和国防的强盛“持久跃进”而真诚地感到自豪，他们在新年夜晚互相祝福。可是他们想也不会想到，新的一年将是血腥的一年。谁能想到，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２０周年，将成为苏联人民悲剧的震中，将成为社会无耻的顶峰。但是，“领袖”的无法解释的构想，“统治人物”个人专权的可耻的罪恶实质，似乎正是服从于这一点的。第二部第六章 悲剧的震中 (2)不管多么令人难以置信，苏联人几乎过了２０年才了解了这场悲剧，并且远不是完全了解。而现在他们需要做的，是同所有的人一起对“法西斯败类”、“间谍”、“恐怖分子”表示愤怒、痛恨和谴责。就连亚·法捷耶夫、阿·托尔斯泰、波·巴甫连科、尼·吉洪诺夫、布·亚申斯基、列·尼库林这样一些人，也在《间谍和凶手》一文⑥中诅咒那些被迫在无耻和罪恶的演出中扮演角色的人。而这次演出的总导演再一次提醒人民：早在１９３３年１月我就说过，在一定条件下，“过去的反革命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残兵败将、中部和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残兵败将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中的反革命余孽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⑦。请看，他们已经“动起来了”！在取得成就的背景下，个别的事故、火灾和惨祸（确实发生过）当然都像是“暗害活动”。难道他斯大林不是说过，暗藏的原反对派分子、参加过其他政党的人都在伺机而动吗？我们的成就越大，他们的反抗就越强烈……这就是把斗争的弦绷紧到极限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快到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出版了一本题为《斯大林运河》的书。３６名苏联作家在高尔基、阿维尔巴赫和菲林领导下为历史上第一次把“人民公敌”改造成“人民之友”的试验大唱赞歌。他们写道，这是“把无产阶级……苏联公众原来的敌人……大批地变成工人阶级熟练的同事、甚至变成国家必要劳动献身者的一种非常成功的试验”。而且还写了这样的话：“……加工这种原料要比加工木料、石料、金属困难得多。”这本书的“主人公”是那些“变成了”“无产阶级的战友”的“原来的暗害分子”——工程师、教授、教师和几千名其他脑力劳动者（不仅仅是富农、小偷和惯犯）。许多人有罪只是因为他们的想法与斯大林不同，而斯大林，作者们写道，具有“组织得很好的意志，大理论家的洞察力，天才当家人的勇气，真正革命家的直觉，他对人的复杂的品质洞察秋毫，能在培养这些复杂品质中的优良品质的同时无情地反对那些妨碍前者发展到极高度的品质……”⑧但妨碍斯大林的不仅仅是某种品质。而且是人。是许多人。多得可怕。所有这些“余孽”在妨碍他（潜在地）最终扮演成功惟一的、独占的、人人（正是人人）喜爱的领袖的角色。难道他忘记了布哈林、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及其他许多人曾是他的党内同志和战友吗？不，当然没有忘记。但糟糕的是他们也没有忘记。他们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不过，为了“崇高的目的”，现在说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在什么地方读过，似乎是宗教裁判所编年史中美第奇的一句话：“有一条圣训——宽恕我们的敌人。但是，没有任何圣训说要宽恕我们从前的朋友。”斯大林可以笑对这句格言的天真幼稚：他既不宽恕前者，也不宽恕后者。第二部第六章 “人民公敌”(1)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残暴的事情。罗马皇帝、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和阿格丽平娜（小）的儿子尼禄的名字，大概已成了一个普通名词。皇帝以空前未有的残暴著称。甚至塞涅卡这位哲学家和高明的演员亲自教育尼禄，也始终未能使皇帝养成高尚的品德。这位统治者为了实行改革，使国家富强，不惜杀害自己的隔山兄弟和母亲，逼迫塞涅卡自尽。尼禄的统治终于同死刑——残暴的顶点不能分开了。罗马大火招来的是无辜的人们被处决。皇帝揭露了皮宗的阴谋，然后就开始杜撰一个个的假阴谋，以便消灭那些最孚众望的元老和危险的竞争对手。告密受到鼓励……尼禄在喜欢把暴行当作统治手段的同时，也热爱诗歌及其他艺术。不，我不打算做任何直接的历史类比，更不用说不无争议的类比。我只想再一次提醒大家，凡是不受监督的个人专权，都孕育着滥用职权直至制造暴行的危险。在任何时代和历史时期都是这样。这个道理并不仅仅对公元５４—６８年尼禄统治时期才正确。任何正义的目的和意愿，都不能为不道德的手段辩护。这种手段不仅按性质来说是道义上的祸害，而且就后果来说也是一种社会祸害。要知道，“我们的理想，”列宁坚信这一点，“不容许对人施行暴力。”⑨而在令人痛心的、作为悲剧写入我国历史的１９３７年，斯大林正是广泛地诉诸暴力。这是悲剧的震中，这主要还不是由于迫害的面很大（显然，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受害的人更多），而首先是由于政治上的厚颜无耻登峰造极。而伟大的人民又未能及时识破它。是谁使“人民公敌”这个可怕的名词流传开来的？它是怎么来的？当然，问题不在于概念，而在于企图找到斯大林用来广泛采用社会暴力的某种历史的、政治的、逻辑的根据。我已经在本书的开头提到过，斯大林第一次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是在图鲁汉斯克。当时给他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罗伯斯庇尔和库通的坚定性：他们在紧要关头设法通过了简化对“革命敌人”的审判程序法。斯大林很欣赏罗伯斯庇尔的公式：“谁穿着金丝边裤子，谁就是所有长裤汉的敌人。”谁不同革命站在一起，谁就是革命的敌人，斯大林就是这样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阅读罗伯斯庇尔的书的。当时他就注意到罗伯斯庇尔１７９４年６月１０日在国民公会的演说中他认为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每当自由看来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候，祖国的敌人都在制订更加狂妄的阴谋。”斯大林从历史上寻找的不仅是类比，而且是将来为自己辩解的论据。他很喜欢罗伯斯庇尔１７９４年２月５日在国民公会中发表的意见：管理人民的公敌要用恐怖……正是由于罗伯斯庇尔的坚持，作为对杀害马拉、夏利埃、勒佩莱斯蒂埃·德·圣法尔若和其他雅各宾党人的回答，国民公会颁布法令：“恐怖提上日程。”国民公会在热月政变发生一个半月前建立的革命法庭对１５６３人作出判决，其中只有２７８人宣判无罪，其余的全被判处死刑！罗伯斯庇尔甚至把丹东、德莫林、菲利波等等这样的活动家也送上了断头台……但是斯大林不愿意看到，罗伯斯庇尔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也曾珍惜过被他送去处决的人的生命。苏联的独裁者总是对暗杀行为怕得要死。所以许多不幸者的罪名都是臭名昭著的第５８条第８款——“对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进行恐怖活动”。翻阅一下刑事案件的卷宗就会发现（如果相信当时的诉讼程序的话），成千上万的苏联公民仅仅是想过如何除掉“领袖”和他周围所有的人！斯大林不愿重犯法国大革命的错误。他的恐怖将是无情的！虽然“人民公敌”这个名词从前就广为流传，但斯大林在１９３４年之后给它充实了“具体内容”。早在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９日党中央给各共和国和各州党组织的《秘密信》中（斯大林直接“插手”了这封信的起草工作）就已经强调指出，人民公敌通常表现得“温顺而和蔼”，他们千方百计“偷偷爬进社会主义”，这是一些不接受社会主义的人，他们的处境越困难，他们就越将采用极端手段……”紒紛矠１９５１—１９５３年当过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阿·阿·叶皮谢夫向我讲道，贝利亚喜欢在会上强调一种他认为发明权属于斯大林的思想：“人民公敌不仅指进行暗害活动的人，而且指怀疑党的路线正确的人。而这种人在我们中间还很多，我们应当把他们消灭掉……”不愿多谈自己的叶皮谢夫让我分享了他少有的坦露心迹的时光。“我好不容易才脱离了贝利亚的贼窝。我曾多次请求放我回去做党的工作，贝利亚恶狠狠地说：“‘不想同我一起工作吗？那就随你的便吧……’“几天以后，我被派到敖德萨，”对话人继续说，“重新被选为州委第一书记，但不久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务局局长来找我，建议我从明天起留在家里。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随时可能被捕……那些曾在贝利亚身边工作过、对某些事情有过怀疑的人，都被他看作是非同‘一般的’人民公敌。幸运的机会奇迹般地救了我：就在这时贝利亚被捕了……”“人民公敌”是“挑选”不适用于斯大林秩序的人的万能公式……我想，叶皮谢夫的这个典型说法相当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可是，不“适用”于“斯大林秩序”的人很多。大多数人被控告只是由于“不适用”。由此可见，“人民公敌”这个表面上由“领袖”从法国大革命领导人那里借用来的斯大林概念，同那些领导人的理解毫无共同之处。建立了革命民主专政的罗伯斯庇尔把“占有不义之财的人和残暴的贵族”看做敌人。而斯大林，我再强调一次，则把所有那些即使只是潜在地可能不赞同他的观点的人都看作敌人。连不同想法，甚至被怀疑存在不同想法，都被认为是敌对行为。谁也没有站出来反对斯大林个人专权，但是他感觉到，许多人特别是列宁的“老近卫军”中的许多人内心里不赞成他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这就有足够的理由使这位疑心重重而又残酷无情的独裁者逐步酝酿出可怕的决断。斯大林借助于意识形态机构在国内一步一步地煽起怀疑气氛，使人们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血腥清洗。绝大多数苏联人毫无保留地相信，现在是在同那些念念不忘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人进行殊死斗争。早在１９３７年１月，各报就发表了标题五光十色的社论：《间谍和凶手》，《出卖祖国的人》，《托洛茨基分子——暗害分子——反革命破坏分子——间谍》，《恶棍中的大恶棍》，《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托洛茨基匪帮》……对社会意识进行赤裸裸的“按摩”产生了效果：人们了解了那些长期把自己“伪装起来”的人的卑鄙行为，都义愤填膺。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为什么斯大林和他周围一班人能够使党、使人民相信他们生活在敌人中间呢？说间谍和暗害活动猖狂至极的根据是什么呢？对这些问题，党中央１９３７年２至３月全会在很大程度上作出了回答。全会进行了大约两个星期。会上听取了不少报告。首先是中央书记日丹诺夫报告各个党组织对按照新选举制度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准备情况和改造党的政治工作情况。已经开始得到“领袖”特别赏识的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发表了一些似乎正确的意见。例如他强调指出，“新的选举制度标志着苏维埃组织的活动中更广泛得多的公开性”。他完全正确地提出了关于党内民主状况问题里并引用了斯大林的话：虽然“引人注目的是专政的文化工作”，镇压机关在今天也和在内战时期一样需要。我们不能不考虑到，报告人继续说，“当我们的人在打瞌睡和摇摇晃晃的时候，敌人已经行动起来了……”而在党内，用日丹诺夫的话说，情况并不简单。党的队伍松松垮垮；党内有不少敌人。接着他说：“增补委员这一有害的做法扎下了根，而且已经走得很远。增补委员的做法破坏了党员参加选举自己领导机关的合法权利。”然后这位中央书记引用了一些很有趣的材料。一些区委和市委的执行委员会，增补的执委和候补执委达５９％。例如在基辅，日丹诺夫说，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９日市委一下子增补了１４名委员，其中包括原来是人民公敌的阿施拉费扬、杰尼斯、先琴科、托杰尔等等。在哈尔科夫市委，第四次全市党代表会议选出的１５９名委员和３４名候补委员，只剩下了５９人，增补了６１人。而市委执行委员会除了一人以外全都是增补的委员。日丹诺夫说，在哈尔科夫市列宁区，１９３６年４月４日提出了关于“开除一大批人”的问题。还请来了积极分子。为什么呢？因为出席区委全会的是１０人，而要开除的是１２人！“于是１０人吃掉１２人！（全会参加者中间有人发出笑声）”日丹诺夫举了大量这样的例子紒紜矠。这不仅仅是党内反民主倾向的征兆。党内形成了不法行为合法化、允许广泛采用强制办法的气氛。斯大林和他周围一班人已经为从解决问题的行政方法转到对潜在的敌人直接施行暴力的方法准备好精神气候。到全会开幕时，“统治人物”已经进行过“战斗侦察”。我指的是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布尔什维克进行的迫害。当时人民支持他。这些活动家有碍于斯大林，他们虽然已被贬为小职员，但是了解斯大林的很多事情。例如，了解斯大林在自己办公室里举行会议时曾唆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托洛茨基；了解他的许多阴谋，了解他伪造党的旧文件的事（例如，斯大林“组织”弗·索林和叶·斯塔索娃“写信”，提出有必要对１９１８年２月２３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记录进行修改）紒紝矠；了解伏龙芝生病和去世的神秘经过以及“领袖”从不提起的其他一些可疑的往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虽然已经关起来了，但他渴望把他们送上西天。第二部第六章 “人民公敌”(2)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５日，根据斯大林的个人指示又把他们交付法庭。审判还没有开始，起诉书还没有宣读，报纸和广播就已经异口同声地要求：“处死败类”，“对敌人毫不留情”，“把人民公敌扔进历史垃圾堆”。斯大林报复起来是决不妥协的：他从前在政治局的这两位同事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他们最后的哀求——请求斯大林赦免的信——被置之不理。加米涅夫曾经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声称：“我确信，斯大林同志起不了把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团结起来的作用……”“领袖”希望加米涅夫的声明同他本人一起死去。季诺维也夫曾说斯大林“……没有良心的血腥的奥塞梯人……”“领袖”希望季诺维也夫的话同他本人一起去见上帝。历史上有许多秘密。但是连斯大林也不能够、不应当指望秘密永远不被揭露。是的，两人都曾经是“反对派”。两人都曾经为政权、为自己的发展道路观进行过斗争。常常摇摆，不坚定。但从来不是社会主义和人民的敌人。斯大林不喜欢仅仅做到敌人已无能为害这样一个“层次”。因此，随着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成千上万他“拒绝给以信任”的人一起，他们的亲属也被消灭或流放了。例如，继加米涅夫之后死去的有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尚未成年）、一个兄弟和他的妻子……斯大林不仅砍倒了大树，而且也挖掉了周围的灌木丛。在１９３７年，这已经变成了昼夜不停的“人砍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叶若夫在联共（布）中央２至３月全会上的报告实际上只讲了一个问题——“日本—德国—托洛茨基代理人暗害活动、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的教训”。报告没有合情合理地分析情况，把情况真正弄清，原因很简单：讨论的对象本身是幻影，是假象。讲了许多大话和咒语。同时还报告了今天听来简直令人瞠目结舌的初步“结果”。莫洛托夫在报告中首先声明，他是代替奥尔忠尼启则作报告的。２月１８日，在全会开幕前一个星期，奥尔忠尼启则自杀了。政府的公告说，他死于心脏麻痹。据认识奥尔忠尼启则亲属的一些人证明，他对乱抓间谍和乱找敌人的做法极感痛心。他曾就这个问题同斯大林进行过几次长时间的和激烈的谈话。但作为回答，斯大林却把内务人民委员部收到的对奥尔忠尼启则本人的密告送给他，并且明白无误地暗示，“无风不起浪”。奥尔忠尼启则一定很明白，“领袖”要求他完全顺从，否则他就会像别人那样得到悲惨的下场。此外，斯大林还委托奥尔忠尼启则在全会上作《关于重工业中的暗害活动》的报告。奥尔忠尼启则必须亲手把许多生产指挥者送上祭坛，必须直接参与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所不能容忍的恣意妄为。奥尔忠尼启则就以在当时情况下大概是惟一适当的（虽然不是最好的）方法利用了自己在心灵上得到解脱的机会。在作出悲剧性决断的当天，叶若夫手下的人曾把审讯奥尔忠尼启则的兄弟帕普里亚的记录交给奥尔忠尼启则。奥尔忠尼启则的其他几名亲属也被逮捕。可以不折不扣地说，是有人逼他走绝路。而奥尔忠尼启则也就走了绝路。斯大林来到奥尔忠尼启则住所，命令把“根据充分的”自杀说法印出来。据亲属证明，死者曾写过一封信，这封信落到了斯大林手里。看来，信的内容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领袖”整掉了奥尔忠尼启则，就又收拾了一个自己身边不赞成恐怖方针的人。（把人推入死神怀抱，然后抬棺或捧着骨灰盒送葬，致悼词，慰问亲属，这已经成了斯大林常干的事。）由于为人民委员举行葬礼，不得不把全会改期。对斯大林来说，奥尔忠尼启则的死不过是小事一桩：他不喜欢动摇的人。而奥尔忠尼启则在意识到全会要批准整个恐怖计划之后，不但发生了动摇，而且以自杀表示了抗议。其实，在那几年这样做的还有其他许多人——托姆斯基、加马尔尼克、萨比宁、柳布琴科……莫洛托夫的报告满篇都是数字，满篇都是钻入重工业的“人民公敌”的名字：阿里斯托夫、盖杰罗夫、别尔曼、诺尔金、卡尔采夫、阿尔库斯、亚佐夫斯基赫、雅科夫列夫以及其他几十名领导人。用莫洛托夫的话说，领导这整个“恐怖分子和托洛茨基代理人沙巴什”的是皮达可夫。莫洛托夫不仅力求说明国民经济领域中“暗害活动”在增加，而且力求说明在大力同暗害活动进行斗争，他引用了令人不安的统计数字——截至１９３７年３月１日一些人民委员部机关中被判刑的人数：重工业人民委员部——５８５人教育人民委员部——２２８人轻工业人民委员部——１４１人交通人民委员部——１３７人农业人民委员部——１０２人……紒紞矠一共讲了２１个政府部门。莫洛托夫向全会报告时，始终强调所有这些暗害分子都是按照“托洛茨基总部”的指示行动的。这位人民委员会主席说，暗害活动的“战略”就是托洛茨基的口号：“在敏感的地方进行最沉重的打击。”但是，即使可能存在暗害活动的事实，也许真的有过暗害活动的事实，人民委员会主席也应当知道，在大规模设计、建设和投产新工业项目和其他项目的情况下，常常是仓促上阵，采用“骑兵奇袭”的方法。由于技术设备差、生产和工艺文化低、纪律松弛、不懂行，难免发生事故、车祸、火灾和废品。然而这一切全都被宣布为“托洛茨基暗害分子阴谋活动”的结果。卡冈诺维奇的报告也贯串着这种精神，他“阐述”了铁路运输部门暗害活动的教训。这里是另外一套做法：托洛茨基分子阻挠采用“ФД”型机车，不允许“超过定额”（可是只要无视“极限论者”的意见，违反了定额，就发生事故和灾难），对抗斯达汉诺夫运动，破坏运输计划。卡冈诺维奇也开了一个很长的暗害分子—领导人名单：库德列瓦特赫、瓦西里耶夫、布拉亭、奈施塔特、莫尔希欣、贝克尔、克龙茨、布列乌斯、巴尔斯基和其他许多人。为了不落后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也报告说，交通人民委员部“没有闲聊天”，没有浪费时间，已开始“捕捉”敌人。我已经引用过卡冈诺维奇的“统计数字”。不难想象，他们是怎样“揭发”和从运输业中“开除”（卡冈诺维奇的说法）那几千人的。使人惊讶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民公敌”，如原来的宪兵、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白卫军官、破坏分子和间谍，竟不约而同地都集中到铁路上来了！叶若夫通过自己的报告更进一步渲染了似乎“敌人”无所不在的气氛。他的可怕的统计数字（我认为这里没有必要去引用）给人造成一种许多敌对组织在全国各地到处肆虐的阴森可怕的印象。叶若夫，这个精神和肉体的侏儒，在全会开幕前夕获得了国家安全总委员头衔。在他之前从未有人被授过这种头衔。后来只有贝利亚得到过这种头衔。这位斯大林的人民委员的报告中的某些想法，就是公开教唆和鼓励人们开展一个告发“内部敌人”的运动。叶若夫说：“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不记得有哪个人民委员部的经济工作者和领导人主动给我打电话，说：‘叶若夫同志，我对某某人有怀疑，那里情况不妙，请管管这个人吧。’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更多的倒是当提出要逮捕暗害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问题时，一些同志反而企图保护这些人。”紒紟矠在就叶若夫报告通过的专门决定中重新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对敌斗争中至少耽误了四年。按照斯大林的想法，似乎应当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前夕进行血腥的清洗。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揭露和消灭托洛茨基代理人和其他代理人的事业进行到底，以便镇压他们反苏活动的任何表现”紒紡矠。然而这一切只是序曲。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叶若夫那些凭侦探的直观作出的统计，与其说要使思维健全的全会参加者相信到处都存在暗害活动，不如说要使他们感到恐惧。需要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进行论证。前面的报告人描绘了敌人进行活动的“景观”，而他们的实质、“本性”和猖獗的原因并不清楚。现在只能猜测，全会的参加者当时是怎样想的，有什么感受：“胜利者代表大会”之后过了三年，到了苏维埃政权的第二十个年头，几乎是重又遇到了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央委员会“摆脱了”列宁派的布尔什维克的斯大林，又一次（第多少次了！）决定采用非常措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纲领。“领袖”提出了这个纲领。需要从理论上论证对“敌人”采取的恐怖手段。斯大林也完成了这项工作。需要把人们“发动起来”去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和其他两面派”。他也解决了这个任务。斯大林作了报告。根据报告措词的严谨、结构的缜密，根据他的结束语和他亲手起草的决议的内容，可以看出，“领袖”是多么重视即将到来的血腥清洗。但是，甚至连斯大林也未必想到，暴力的惰性是多么巨大，这种对我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悲剧的做法所造成的后果是多么严重。斯大林报告的题目是：《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从斯大林以清晰的笔迹作出的大量着重号、边注和补充可以看出，斯大林是多么精心地准备这篇报告的。他没有“屈尊”去对敌对的工作人员进行细微的“挑拣”，这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热心去干的事情。主要报告人把一切都一项一项分开。斯大林首先说明了“政治上的漠不关心”现象，然后讲到资本主义包围的后果。在这里他正确地指出，来自帝国主义的危险是现实的，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当经常考虑到这一点。但是斯大林把这种危险同“托洛茨基派的危险”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把托洛茨基分子本身说成是“一伙暗害分子、反革命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布置进行活动的”。实际上斯大林把托洛茨基主义宣布为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他十分详细地说明了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之后，得出了影响深远的、令人不安的理论结论：“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大，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使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紒紣矠在２０年代末和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的一些讲话中，斯大林提出了随着社会主义阵地的巩固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化的理论。这个论点听起来是反常的，按内容来说是不科学的。然而斯大林是实用主义者。他需要在理论上“论证”准备中的大清洗过程。除了斯大林，他周围的人谁也不能解决这个任务。他需要这样做。“领袖”早就习惯于用他所有的理论推测来为党的政治方针辩护。一方面，早在１９３４年斯大林就断言，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可是现在，过了三年多，他忽然又来证明斗争在“尖锐化”。斯大林在全会上强调说，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从前的反对派把自己伪装起来，他们进行秘密的破坏活动，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等待时机。斯大林列出了妨碍党最终消灭“托洛茨基匪帮”的整整“六条陈腐的理论”。他说，不能认为超额完成计划就能使暗害分子的活动化为乌有；他说，不能认为斯达汉诺夫运动本身就能消灭暗害分子；他说，一些人认为托洛茨基分子没有培养自己的干部，这些人的观点是错误的，等等。第二部第六章 “人民公敌”(3)如果说前面的报告人和许多发言人是引证暗害活动的具体事实，把注意力集中在具体存在的直观上，那么斯大林则和往常一样把一切都塞进一个硬性的公式中。他在３月５日的结束语中说，“有七个问题全会的参加者没有弄清”。在这些问题中，也有个别的正确的意见（例如，一些从前的托洛茨基分子站到了正确立场上来，“不应当责难他们”），有显然是领袖至上主义的意见（他说，有时需要听听所谓“小人物”的呼声），有“动员性的”意见（“我们将来打击敌人，就像现在和过去打击他们一样”）。斯大林喜欢用简单的警句和人人都明白的比喻。他在全会上说：“要打胜仗，可能需要几个军。但是要破坏这一胜利，只要有几个间谍就够了。要建筑一座大的铁路桥梁，需要几千人。但是要炸毁这座桥梁，只需要几个人就够了。”紒紤矠总之，“领袖”指出了即便是“个别间谍”的特殊危险性，从而鼓励人们更加卖力地揭露他们。就斯大林报告通过的决议包括２７个命令式的论点。他的铅笔字使提纲具有了完整的形式：——谴责忽视宣传战线的实践；——谴责把全会变为炫耀成绩的手段的实践；——谴责增补委员而把选举变成空洞形式的实践；——谴责按劳动组合制分配党的力量的实践；——谴责对党员个人命运漠不关心的实践等等紒紥矠。骤然看来，很难不同意斯大林公设的主要内容，但非常不幸的是，这些宣告实际上没有对“党员个人的命运”发生任何影响，根本防止不了其他一些破坏联共（布）生活民主基础的现象发生。例如，在通过这个要求“谴责漠不关心”的决议之前两天，已经决定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命运，而在一个月之前，已经宣布了对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以及其他“间谍”和“恐怖分子”（实际上是党内同志）的判决。经常言行不一已经成了斯大林的习惯。供大范围“使用”的东西，通常看起来都比较体面、民主、合情合理。用于小范围的东西，则严格保密。双重道德，双重标准，双重态度，在斯大林周围形成的关系体系中已经成了正常现象。这一点，从决定布哈林和李可夫命运的过程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来。在赞同强化反“托洛茨基派间谍和恐怖分子”的斗争方针的１９３７年２至３月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的决议，而布哈林和李可夫到全会开幕的时候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为了起草全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成立了由米高扬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还有安德列耶夫、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叶若夫、施基里亚托夫、克鲁普斯卡娅、柯秀尔、雅罗斯拉夫斯基、日丹诺夫、赫鲁晓夫、亚基尔、贝利亚、埃赫、巴吉罗夫、布琼尼、丘巴尔、科萨列夫、波斯特舍夫、加马尔尼克以及其他一些中央委员（共３６人）紒紦矠。布哈林为这个委员会的会议准备了一封详细的、充满激情的信，他在信中拒绝承认对他的全部控告。这位失宠的理论家还给斯大林写了几封信，企图使“领袖”相信，一批被捕的“人民公敌”提供的有关他本人的“证词”是授意假造的，他同恐怖、间谍及其他类似活动毫不相干。布哈林利用“转盘”（当时他家里还保留着电话机）给斯大林打通了两三次电话。斯大林安慰他说：“尼古拉，不必慌张。我们会弄清的……我们相信你不是敌人。但既然索柯里尼柯夫、阿斯特罗夫、库利科夫和其他承认了暗害活动的两面派‘供出了’你，那就需要心平气和地弄清楚……你放心！”“怎么竟能认为我是‘恐怖集团的帮凶’呢！”布哈林脱口而出。“沉住气，尼古拉，沉住气。我们会弄清的……”斯大林放下了听筒。布哈林和李可夫在委员会上的解释，实际上没有被当成一回事。主要的“论据”仍然是：“托洛茨基平行总部”的参加者一口咬定，说布哈林、李可夫和他们后来的“同案人”知道暗害和恐怖活动，并且帮助了这些活动。布哈林绝望了；李可夫比较冷静，他知道他们肯定会得到不久前被枪决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后来的皮达可夫、穆拉洛夫、德罗布尼斯、舍斯托夫及其他“卑鄙叛徒”那样的下场。只要是政治审判案，这样的帽子就会满天飞。布哈林宣布绝食，以抗议这种荒谬绝伦的控告。２月２６日晚和２月２７日晨，波斯克列贝舍夫给布哈林来电话说，他和李可夫必须参加已经在进行的全会（虽然布哈林和李可夫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已经不是中央的每次会议都请他们参加了）。除了乌博列维奇和阿库洛夫，谁也没有同他们握手。全会设立的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委员会的会议开始了。叶若夫还没有开始报告，斯大林就向大家说：“布哈林宣布绝食了。尼古拉，你向谁发出最后通牒呢？向中央委员会吗？向中央请求原谅吧。”“可是你们要开除我的党籍……”“向中央请求原谅吧。”像过去不止一次出现的情况一样，布哈林没有坚持住。他从斯大林的话中感到还有一线希望。不过他立即明白了，审理他的“案件”的根据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讯材料，而他的解释，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完全被说成是企图“欺骗党”。布哈林和李可夫面对着的这堵墙不单纯是不理解，而且是有预谋的敌意，当时他是什么感受，现在只能猜测。委员会成员手中的材料所依据的是通过不能容许的方法从已经被判刑的人那里取得的“证据”和“供词”。委员会主席米高扬要布哈林坦白承认参加了反国家的活动，布哈林猛然站起来回答说：“我不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不会自我诽谤。”“你们不承认，”莫洛托夫立即恶狠狠地回答他说，“就证明你们是法西斯的走卒，他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写道，我们的审判是挑衅。把你们逮起来，你们就招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有人在借用党的威信恣意妄为。”布哈林继续说。“好吧，我们就把你送到那里去，”斯大林插进来说，“你等着瞧吧……”完全了解伪造罪名的大概只有斯大林、叶若夫及其亲信。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一生大家都很清楚，他们不可能是敌人。斯大林感到看过布哈林书面声明的委员会成员发生了动摇，就急忙拿出事先商量好的决定来结束讨论。叶若夫建议：“把布哈林和李可夫从候补中央委员中和党内开除出去，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处以极刑——枪决。”开始对叶若夫的建议进行记名表决。但是第一个表态的波斯特舍夫说，他“赞成开除和送交法庭审判，但不枪决”。布琼尼、曼努伊尔斯基、什维尔尼克、科萨列夫——“赞成开除、审判和枪决”。安季波夫、赫鲁晓夫、尼古拉也夫、施基里亚托夫——“赞成开除和审判，不枪决”……斯大林看到已经不可能作出一致决定，于是像往常一样，老谋深算，走了一步独出心裁的棋。“我建议，”他说，“开除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党籍，不送交法庭审判，而把这个案件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斯大林知道，这同荒谬绝伦和无法无天的“开除、审判、枪决”毫无二致，但表面上他扮演了调解人甚至是“人道主义者”的角色。在斯大林建议后，布哈林和李可夫心中很可能又萌发了一线微弱的希望。自然，斯大林作了小结以后，大多数委员会成员表态就容易了：“我赞成斯大林同志的建议。”这样说的有克鲁普斯卡娅、瓦雷基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另外一些人（柯秀尔、彼得罗夫斯基、李维诺夫）像波斯特舍夫一样，赞成“审判，不枪决”。但是历史也不会忘记，科萨列夫和亚基尔这两位紧接着就成了不法行为牺牲品的人，在斯大林建议后仍然赞成“开除、审判和枪决”。我们看到，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在审判之前就宣布了判决；其他人讲了不同的意见，这种意见似乎并未预先注定可怕的结局。主持委员会会议的米高扬没有公开表态。经过逐个征求意见，决定再一次进行表决。现在已经是一致同意斯大林的建议：（１）把布哈林和李可夫从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中和联共（布）党内开除出去；不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而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２）委托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叶若夫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根据通过的决定起草一个有论据的决议案。委员会主席阿·米高扬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７日紓紛矠斯大林明白，还需要再准备一次审判案。其结果如何，“领袖”是很清楚的。会议结束后，布哈林和李可夫刚刚走出会议室就被逮捕了。从此开始了长达１３个月的时期，直到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悲剧终场，而同他们一起的还有许许多多可能潜在地反对“领袖”个人专权的人。需要补充的是，就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通过了斯大林亲自作了大量修改和补充的决议。它实际上成了处理类似案件的政治指示和方法指南。全会不单单赞成斯大林关于当前阶段“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观点，而且上了一堂课，告诉人们应当怎样对“敌对”行为作出反应。决议包括三条。其简要内容如下：（１）根据侦讯材料，中央全会认定，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至少了解托洛茨基总部的罪恶的恐怖、间谍和暗害活动，但是他们隐瞒了这一点，从而也助长了这一罪恶活动。（２）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讯材料和对质，中央全会认定，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至少了解他们的学生和拥护者（斯列普科夫、莱伊特林、阿斯特罗夫、马列茨基、涅斯捷罗夫、罗金、库利科夫、科托夫、乌格拉诺夫、扎伊采夫、库兹明、萨波日尼科夫等等）组织罪恶的恐怖集团的情况，他们不但没有进行斗争，反而鼓励他们。（３）联共（布）中央全会认定，布哈林同志给联共（布）中央的信按内容来说是诽谤性的文件，他在信中企图推翻上述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恐怖分子的供词。鉴于上述情况并考虑到列宁在世时布哈林同志就进行过反对党和反对列宁本人的斗争（李可夫也是这样），现在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或意外的，因此（下面是斯大林亲笔写的。——本书作者注）“把布哈林和李可夫从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中和联共（布）党内开除出去。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紓紜矠。第二部第六章 “人民公敌”(4)这里已经不再称每个人为“同志”，也不再称他们为“两同志”。但是斯大林还不能立刻收拾掉布哈林和李可夫。人民和党太了解他们了。需要一次审判案，而要使被告“成熟”到能进行审判，还需要时间。斯大林是非凡的政治导演和剧作家。莎士比亚曾通过哈姆莱特的口说：“存在还是不存在？”而他不一样，在他身上没有两难推理。他的可怕的政治性格的这个特点是需要强调指出的，因为哈姆莱特的两难推理只涉及哈姆莱特。而斯大林是在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因此“领袖”的胜利变成了人民的可怕的悲剧。中央全会的决定变成了强大的推动因素。还在１９３７年３月份，各共和国和各州就举行了党委全体会议。会上不仅传达了“领袖”的指示，而且报告了执行这些指示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下面是日丹诺夫１９３７年３月１５日在列宁格勒作的报告中的几段话：“布哈林和李可夫原来同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毫无区别。这是同一帮强盗。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行为无耻、卑鄙、丑恶得无以复加。我们花了四天时间想从他们口中听到真话。可是他们丝毫不以人的态度对待党，一点这样的迹象也没有。只是一味说我们无权审判他们。”接着日丹诺夫竟然在列宁格勒共产党员面前把布哈林糟蹋得不成样子。他说，布哈林绝食是演戏：“夜里１２点吃得饱饱的，到上午１０点就宣布绝食……”紓紝矠日丹诺夫还必须讲讲在列宁格勒展开的揭露“敌人”的“工作”：“在基洛夫铁路线和十月革命铁路线发现了８个暗害集团；在市内各工厂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彼得格勒军区和党的机关发现了１０个集团……”在很短时间内，在所有的区委都发现了“敌人的巢穴”：维堡区——１３人，瓦西里耶夫岛区——１２人，基洛夫区１２人……共计２２３名党的工作者。“请想一想党的机关是多么不纯！”日丹诺夫继续用激烈的言辞渲染敌人在这个城市——革命摇篮肆虐的情景。“红色教授学院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６年有１８３名毕业生。其中３２人已被逮捕。现在留在列宁格勒的１３０人中，３人被发现是人民公敌”，紓紞矠这位斯大林的恐怖理论家和恐怖实践家在全场一片愤怒声中继续说道。全国各地到处是一片怒吼声。相反，由于恐惧，人们的困惑和痛苦却只能强忍在心，不敢流露出来。从那时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遭受重大不幸的悲痛和苦楚却依然存在。彼尔姆的８０高龄老战士Ｋ·Ａ·库热拉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几乎每天夜里我都梦见自己年轻的时候呆在遥远的科雷马劳改营的情景，而每一次我都被吓醒……”第二部第六章 政治“审判案”闹剧(1)根据马太福音，人人都要受“最后的审判”。艺术家们在圣像画《最后审判》的画面上，描绘了人们为尘世人罪愆而受到的种种惩罚。强盗——上绞架，贪财的人——把滚烫的金水灌进喉咙，放荡的男人和淫荡的女人——下火焰地狱，不关心同类的神甫——直接走向地狱。这些老圣像画匠也描绘了一个张皇失措的人，他张开两臂，不知往哪里走，因为他半生是正直的，而另半生却作孽多端。诽谤者因为恶语伤人吊在绞架上。在这些圣经画上也能看到残忍而又不正直的法官；“不眠的蛆虫”贪婪地咀嚼他们的肉。但是，看了这些老画匠的创作仍然难以理解，这些不正直的法官践踏最神圣的东西——正义时，究竟出于什么动机。对于镇压原来的和潜在的“反对派”的不正直的法官来说，情况却完全不同。政治审判案的总导演知道他想要什么。斯大林痛恨托洛茨基。但绝不拒绝托洛茨基的某些方法，虽然他从来也不承认这一点。请注意，在他的图书馆里实际上有托洛茨基的全部著作。其中的一本——《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他很喜欢。特别是《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节，托洛茨基在这里写道：“革命要求革命的阶级使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需要，就发动武装起义，如果有必要，就使用恐怖手段……当它（革命的阶级。——本书作者注）遇到武装阴谋、暗杀和叛乱时，它就要对敌人进行严厉镇压。镇压的形式或程度问题当然不是‘原则’问题。用恐怖手段对付不愿退出舞台的反动阶级，可能十分有效。恫吓是强大的政治手段……”紓紟矠当然，斯大林进行“大清洗”，很可能是接受了托洛茨基１５年前就已经讲出的思想。他信奉革命和内战时期的这些处方，但把它们用在了按他的话说是“社会主义已经完全胜利”的时期。毫无疑问，斯大林在国内已经不存在剥削阶级的时候也把大规模镇压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合乎情理的方法”。日丹诺夫正是这样解释斯大林在２至３月全会上的报告的主旨的：“镇压有教育作用。”紓紡矠当然，有人会问：“镇压的含义是什么？至于斯大林怎样理解镇压的实质，这未必还有疑问。说到这里，我想离题说上几句。我的著作发表后，我收到了大量来信，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在读者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希望把斯大林的镇压放到“括号外面”。他们同意分析他的所有行动，分析他的“功绩”和“建树”，但是根本就不想提到镇压，即使提到也不过是把责任推到叶若夫和贝利亚等人身上。这就发生了传记中的一种独特的“脱层”现象：只承认这些人相信的事情。当我阅读“由于”斯大林而牺牲、而无辜牺牲的几千人的案卷时，我仿佛听到了他们从早已逝去的过去发出的呼声：永久的困惑、万分的忧郁、绝望和失望。我想，最好让这些企图为暴君辩护的人看看这些案卷。镇压——个人独裁专权的极端表现——是登峰造极的不道德行为。斯大林慢慢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走向全面的恐怖。但是他既恶毒又狡诈，他需要在党、人民和历史面前提出“开脱自己的”论据。他本来没有这种论据。他就伪造、杜撰论据，特别是借助于政治审判案。在幕后导演这些审判案的斯大林，追求着他心中明白的目的。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审判案之后，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３日在莫斯科开始了所谓“１７人”审判案。在这个案件中，除了皮达可夫这个被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称为“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以外，还有１６名被告。审判案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托洛茨基借助于这些人组织了暗害活动，准备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审判案经过了精心的“策划”，以至具有坚强意志的皮达可夫竟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同流亡者在奥斯陆（被告从未到过那里）的会面，说什么托洛茨基在他的“指示中提出了我们可能掌权的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在战争以前掌权的可能性，第二个方案是在战争期间掌权的可能性。托洛茨基设想，据他说，通过恐怖主义的集中打击来实现第一个方案。他指的是同时对联共（布）和苏维埃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当然首先是对斯大林和他最亲密的助手，采取恐怖行动。第二个方案托洛茨基认为可能性最大，这就是军事上的失败……”紓紣矠接下去所讲的全都是这种调子。斯大林制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方法是纠缠和欺骗；制服皮达可夫和他的“同案人”的方法则是刑讯。还有一场演出，即所谓“２１人”审判案，尤其令人痛心。在这个案件中准备镇压的是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罗森霍尔茨和斯大林暴行的其他受难者。斯大林想借助于这些审判案对托洛茨基原来的（主要是原来的）拥护者进行最后的毁灭性打击，他谴责他们是进行“间谍、恐怖、杀人、放火活动”的“一伙暗害分子组成的寡廉鲜耻的匪帮”。托洛茨基是斯大林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主要靶子。同托洛茨基的“决斗”还在继续。决斗不能不分胜负。难怪在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等人案件的起诉书中，几页纸上托洛茨基的名字就出现了５１次！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罗森霍尔茨和他们的难友案件的起诉书也有类似的情况。当审判开始的时候，托洛茨基总是从墨西哥暗示说，是的，“审判的是他的同道者，然而是因思想而审判的”。例如，托洛茨基几乎在他的刊物《反对派公报》的每一期上都一定要登些有关拉柯夫斯基、克列斯廷斯基、罗森霍尔茨的东西，指出他们同斯大林“不能相容”，强调他支持他们。这位流亡者几乎是定期地发表声明，“抗议”迫害自己的“拥护者”。托洛茨基对“人民公敌”进行的所有这些辩护对斯大林来说正中下怀，给他提供了补充的“论据”。斯大林感到战争在临近。他总有一种感觉，他在用托洛茨基的眼光观察外部世界。我再说一遍，连“领袖”自己也害怕承认这一点。他一看托洛茨基写的东西，就感到托洛茨基“说倒霉话”不是无缘无故的。托洛茨基在那篇《被出卖的革命》中写道：“我们能够指望苏联在临近的大战中不遭到失败吗？对公开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要公开地回答说：如果战争仅仅是战争，那么苏联的失败将不可避免。在技术、经济和军事方面，帝国主义要强大得多……”紓紤矠这听起来不仅像是对社会主义的判决，而且也是对他斯大林本人的判决。然而，他不愧为钢铁般的人：不能就这样了事。现在，在战争爆发之前，需要赶快把一切潜在的法西斯帮凶收拾掉！否则希特勒打进来，他会在这里把托洛茨基的同伙扶上台，斯大林这样想。我们将对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现在就把可能出现的“第五纵队”干掉。希特勒和托洛茨基在这里将找不到可依靠的力量……斯大林的思路可能就是这样，而且据Ф·丘耶夫证明，莫洛托夫去世前不久曾经证实，战争前夕斯大林的方针是最大限度地削弱各种可能的吉斯林分子和赖伐尔分子的社会基础。尽管达到了普遍的高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形成了全社会在领袖至上主义基础上的团结，而严重的错误和失败却十分之多。工业中存在许多缺点，农业长期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很慢，这都需要作出解释。对斯大林来说，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把一切都归咎于“暗害和破坏活动”。顺从的执行者们准确地捕捉到“领袖”所指出的阶级敌人的线索，然后在每日的汇报中报告情况。请看摘自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９日汇报中的一小段：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同志人民委员会，莫洛托夫同志中央书记叶若夫同志：在乌拉尔的塔博雷村，五人因破坏集体农庄被判枪决（其中有塔博雷区执委会主席А·Л·莫特列夫、区地政处主席Н·Л·梅沙夫金）。明斯克。五人因故意弄脏面粉被枪决（其中有采办处主任Р·Л·丘德诺夫斯基、粮食采购站主任В·М·列夫琴科、大粮仓经理В·Н·卡普兰斯基）。萨拉托夫。托洛茨基分子－右倾分子集团把大量石油倒进伏尔加河。九人被判处枪决，其中有：石油工业总局萨拉托夫办事处主任М·Н·波拉特金、裂化厂厂长В·Ф·波格丹诺夫、萨拉托夫大学教授Н·А·奥尔洛夫。列宁格勒。在列宁格勒地区动力管理局系统，有人受盖世太保特务指使经常制造使工人致残的破坏事故。十人被判处枪决……紓紥矠类似的事情列了一大串。汇报的末尾，在“В·乌尔里希”的签名前面，有简短的附注：“所有判决均已执行。”在这些骇人听闻的汇报的角上，常常写着字迹潦草的几个字：“已报告斯大林同志。波斯克列贝舍夫。”在１９３７年１月和６月、１９３８年３月举行了轰动一时的政治审判案之后，这种大规模的悲剧在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已经是司空见惯。斯大林相信，现在人人都清楚谁在阻碍更迅速的前进，谁在“出卖”祖国，谁在准备“暗杀斯大林及其周围一班人”，谁在执行托洛茨基的指示。莫斯科的几次政治审判案，成了在全国施行暴力、进行大规模恐怖活动的某种导火线。这种恐怖活动的对象，不仅仅是斯大林的潜在的敌人，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是一些纯属偶然碰上的人，特别是那些发生了火灾、爆炸、倒塌和其他各种事故的企业和机关的领导人。１９３７年末，一些地方的镇压规模看来失去了控制。在许多人民委员部和其他政府机关，告密成了求生存的手段。这一切都是斯大林亲自决定并得到他周围一班人赞同的第一批重大政治审判案所造成的后果。第二部第六章 政治“审判案”闹剧(2)“领袖”在批准杀人的时候总是表现得那样冷若冰霜和残酷无情，简直令人吃惊。给他的报告中所涉及的有时是个别人，有时是一批人，有时是很长的名单。在斯大林的档案中只发现了一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领袖”发了善心的文件。约·维·斯大林同志：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８日被判处剥夺自由十年的Ａ·Ｃ·库克林的妻子向检察长提出请求。库克林现被关在布特尔监狱。经今年１月７日医生确诊，库克林患食道癌。病情严重，无可挽救。请予指示。安·维辛斯基１９３６年３月２２日下面记载了决定：“斯大林同志指示乌尔里希同志提前予以释放。安·维辛斯基”紓紦矠也许１９３６年斯大林还’没有成熟”？我不这样认为——当事情关系到斯大林十分了解的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过手发软，思想发生波动。他亲自批准枪决的有：他从前在民族事务委员部的副手布罗伊多；他原来的助手阿·纳扎列江；列宁原来的秘书尼·哥尔布诺夫；他自己的朋友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原来的秘书阿·叶努基泽；曾被斯大林称为“真正青年领袖”的亚·科萨列夫；他的“哲学老师”扬·斯泰恩；同他一起做过地下工作的亚·索尔茨；“领袖”十分器重的著名侦察员Ｃ·乌里茨基；被他树为标兵的原外交事务副人民委员列·卡拉汉；同他有过友谊关系的肃反工作员雅·阿格拉诺夫；内战时期同他一起执行过列宁委托的安·布勃诺夫；被“领袖”本人称赞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约·瓦雷基斯……斯大林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当他翻阅被判刑或被逮捕的长长的名单时，常常自言自语地说，他本人了解这些人。关于其中每一个人，他都可以说点什么，想起点什么，讲点看法。不止一次到他办公室来过的州委书记有：约·瓦雷基斯、伊·卡巴科夫、彼·斯莫罗金、波·舍博尔达也夫、爱·普拉姆奈克、Я·索伊费尔、拉·卡尔特韦利什维利、别·卡尔梅柯夫、К·哈夫金……不仅他很了解而且各个共和国也了解的党的工作者有：尼·吉卡洛、苏·埃芬季也夫、М·库利也夫、М·纳里马诺夫、Г·苏丹诺夫、М·卡希阿尼、涅·拉科巴、阿·汉姜、С·努尔佩耶索夫、阿·伊克拉莫夫、费·霍贾也夫……一批学者，其中许多人同他还有过个人接触：尤·斯捷克洛夫、В·索林、М·福尔希克、伊·卢波尔、阿·加斯捷夫、尼·瓦维洛夫、格·纳德松、亚·斯韦钦……在作家和其他文化人士名单中也有许多人们熟悉的名字：鲍·皮利尼亚克、布·亚申斯基、奥·曼德尔施塔姆、阿·韦肖雷、尼·克柳耶夫、亚·亚申斯基、叶·恰连茨、Ю·陶宾、吉·塔比泽、萨·谢伊福林……当他看了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名单时，他好像听到了正在举行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厅中的喧哗声，看到了库恩·贝拉、帕·拉品斯基、Ф·塔博尔、阿·瓦尔斯基、Я·安维尔特、扬·伦茨曼尼斯、О·里亚斯塔斯、Ф·博什科维奇、Ф·舒利特克、Р·希塔罗夫等人的面孔。而极长的军人名单——所有这些姓名都是多么熟悉啊！成千上万的姓名……成千上万的生灵，他们都有过自己的遭遇、希望、痛苦和激情。他们都颂扬过他，随时准备执行他的任何决定。其中许多人还来得及给他斯大林写了最后的信，他也看了许多这样的信……但已经不可能有任何改变了。这个具有钢铁姓名的人不懂得什么是怜悯和同情，什么是同志情和荣誉感。他好像把良心也看作“怪物”，至少良心任何时候也不能“妨碍”他。他只要用铅笔在名单的一角写上个把字或者只是向波斯克列贝舍夫随口说一声“同意”，那就全都解决了。就是说，所有这些人都要在今明两天永远消失。此后不久，就由维辛斯基、乌尔里希同叶若夫一起直接操纵惩罚机器，他只需要知道一下可怕的干巴巴的统计数字。不过他从童年起就有一副坚强的神经。有材料说，斯大林曾在审判前夕几次会见维辛斯基和乌尔里希。在斯大林的文件中，没有发现他同这两位“司法祭司”谈话的痕迹，不过可以设想，这种谈话带有下指示的性质。集团军军事法官乌尔里希不知什么地方被斯大林看中了。可能是他讲话简练，他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大量送给斯大斯的关于血腥收获的报告严谨扼要。“领袖”对这些报告的反应如何，现在只能猜测。在一些报告上有“Н．СТ．”的署名，在另一些报告上有波斯克列贝舍夫的花字母。这些人就好像在登记成千上万死亡者和失踪者的名单。但死亡失踪的不是外国侵略者，而是自己的同胞，其中许多人他们是非常熟悉的。这些报告涌来的起初像潮水，后来简直像狂涛巨浪，任何人看了都会神经错乱，彻底垮掉。但是，即使在镇压最猖獗的时候，斯大林也照样去戏院，看夜间电影，接待人民委员，审订决议案和其他文件，举行午夜宴会，口授复信稿，就《真理报》或《布尔什维克》杂志某篇文章发表意见。即使假定斯大林无保留地相信恐怖活动所屠杀的都是真正的“人民公敌”，那也只能使人们对他的绝对的麻木不仁和残酷无情感到万分惊讶。乌尔里希很符合斯大林关于法官的概念：法官是不能多愁善感的。斯大林看到，这位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庭长在签署几十份、几百份死刑判决书时，能够绝对保持沉着和镇静。这是斩首机上的一个活部件。维辛斯基的外貌有所不同，他身材不高，敦实健壮，戴一副眼镜。斯大林很喜欢这位苏联检察长的口才。他的长篇大论的起诉书简直能使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全身瘫痪。其中大多数人在最后发言中只能对维辛斯基表示同意。由于办理布哈林案件卖力，根据斯大林建议，维辛斯基被授予列宁勋章。检察长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１日在布哈林审判案中发表的讲话的结束语，看来给“领袖”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我们全国上下，不分老幼，一致等待和要求的只有一点：把那些将我们祖国出卖给敌人的叛徒和间谍，像对待恶狗一样，执行枪决！我国人民的要求只有一点：处死这些该死的败类！时光将流逝。可恨的叛徒们的坟墓上将长满杂草和野蓬，他们将永远受到诚实的苏联人、全体苏联人民的鄙视。而在我们的头顶上，在我们幸福的国家的上空，我们的太阳将依然明亮而喜悦地闪耀着它那灿烂的光辉。我们，我国人民，将继续在我们亲爱的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领导下，沿着清除了旧时代最后的垃圾和污垢的道路前进……純紛矠“领袖和导师”喜欢忠诚。随后维辛斯基当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后来又当了外交部长，获得了斯大林奖金和斯大林特别重视的其他奖章。１９４９—１９５３年任苏联外交部长的维辛斯基，以其特别冗长的、毫不妥协的演说而载入外交史册。是的，那是“冷战”时期，然而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和安理会的成员知道这位外交家院士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当然，他在这里不能像在政治审判案中那样信口开河，说什么“发臭的尸体”、“卑鄙的蟊贼”、“该死的败类”。但是，人们也都记着他那一大堆外交上的骂人话：“放荡的先生”、“下流的诽谤者”、“疯子”……他和从前一样恬不知耻。他可以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在联合国第四次大会上维辛斯基发言２０次，在第五次大会上发言２６次，在第六次大会上发言２２次。据外国的外交官证明，检察官的能言善辩只是引起听众的“好奇心和极大的反感”。但这一切都是后话……维辛斯基对委托他的演出的政治闹剧的意义，了解得不比审判案总导演差。在１９３８年３月进行的最后一次政治审判中，公开愚弄舆论达到了顶点。罪名还是老一套：执行托洛茨基的指示，搞间谍和破坏活动，准备使苏联在未来战争中失败，肢解国家，图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最高领导人。为了保证政治审判演出成功，进行了长时间的“排练”。例如，布哈林审判案准备了一年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摧毁被告人的意志。侦查员们拥有广泛的暴力手段来逼取必要的口供。但把这样的口供当作主要的罪证是违背基本准则的。一些人坚持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其他人很快就屈服了。然后就进行侮辱性的“排练”。真的是排练！他们逼迫已经屈服的人背诵所需要的台词，发表所提示的声明，“揭发”所指定的人。这种可耻的排演反复进行多次之后，就告知“导演们”哪些“演员”可以进行“首演”。是的，有时也出现暂时的“故障”。例如，１９３８年３月２日法庭书记宣读了起诉书，起诉书中说，被告克列斯廷斯基“于１９２１年同德国情报机关建立了背叛性联系”，同塞克特将军和哈克将军约定同德国国防军进行合作，德方每年为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提供２５万马克。当法庭庭长询问被告是否承认自己有罪时，克列斯廷斯基不顾原来的供词开始全部加以否认。审判厅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慌乱。宣布暂时休庭。把情况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对这个坏蛋收拾得不够。”并且暗示：他今后不愿再听到类似情况。采取了“措施”。到第二天晚上克列斯廷斯基就已经“正常”了。克列斯廷斯基：我完全承认我在预审中的供词。维辛斯基：那你昨天的声明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声明只能被看作是托洛茨基分子在审判中的挑衅。克列斯廷斯基：昨天，被告席的气氛和从宣读起诉书中产生的、由于我的病态心理而加深的沉重印象，引起了一时的强烈的虚幻羞愧感，在这种情况影响下我不能讲真话，不能说我有罪。维辛斯基：是无意识的吗？克列斯廷斯基：我请求法庭记下我的声明，对于向我本人提出的所有最严重的控诉，我完全承认自己有罪，并承认自己对我所干的背叛和变节行为完全负责……純紜矠除了几次类似的小“故障”以外，这次审判进行得很顺利。所有的被告都同意公诉人的起诉，一致承认骇人听闻的指控，并且心甘情愿地补充说明自己“罪行”的任何细节：法庭和被告表现了罕见的合作精神！没有任何人进行任何反驳……全都是自己控诉自己！不过，并不是每次如此，也不是人人如此。例如，布哈林虽然明白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但有时通过直接的或隐喻的形式，有时也通过悲剧式的讽刺形式，试图使人们对于指控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也许，布哈林在告别人世的时候放眼于未来，想到了将来，想到了我们今天。这里只引用布哈林的几句话，这几句话证明他在最悲惨的时刻仍然保持着自制的能力和高度的理智。布哈林在最后发言中说道：“我认为自己……既在政治上也在法律上应对暗害活动负责，虽然我个人并不记得我曾发过进行暗害活动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