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传-梅兰芳传-10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经人指点，梅兰芳看到了他的本家大哥梅秀冬。梅兰芳快步上前，双手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激动地对他说：“大哥，今天我终于回到家乡来了，我看望您们来了。”梅秀冬望着眼前的梅兰芳，也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此情此景，使前来欢迎的人们无不为之感慨万分。梅兰芳一家被安排在乔园招待所内的一间房子里休息，梅秀冬也陪伴在旁边唠着家常。梅兰芳回忆着祖父梅巧玲离家后祖孙四代的经历和演变，回忆着自己多少年的向往和心愿，不由得对梅秀冬大哥充满了亲情。他对梅秀冬提起了他在南京时接到的那封信：“看到您的来信，才促使我回家乡来了。” 梅秀冬老人的性格似乎有些内向。他话语不多，眉宇间流露出一丝疲倦的神色。梅兰芳觉察到后，连忙对他说：“您先回家休息去吧。明天我们再到府上看望您和大嫂，还有您的全家。” 第二天，精神充沛的梅兰芳携带着夫人和儿子，兴致勃勃地来到了陈家桥的梅宅。进得大门，就看见梅秀冬老人的全家都在等候着他们的到来。在梅秀冬的介绍下，梅兰芳一行向他们一一握手问好。然后，梅秀冬请梅兰芳翻阅了《梅氏家谱》，并点燃了三支香，与梅兰芳一起，向祖先牌位行了祭祖礼。接下来，梅秀冬老人向梅兰芳讲述了他所以写信给他的原因。原来，梅秀冬老人也一直不知道举世闻名的梅兰芳就是自己的本家亲戚。一九五六年初，有一位泰州市文教科的陈科长到家里来，说梅秀冬是本乡人，知道的情况比较多，要他好好回忆一下有关梅兰芳祖上居住在泰州的情况，并先后来家里三次，帮助查找《梅氏家谱》。后来，《梅氏家谱》中一个“梅天才”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位梅天才的职业是佛像木雕手艺人，在他的名字旁边，还写有“喜丁名巧玲”的字样，喜丁指尚未出生的后代。根据这点推断，巧玲正是梅巧玲，而梅天才，也就是梅兰芳的曾祖为了慎重起见，有关人士还组织召开了有关梅氏家族的会议，陈科长和市政协的同志也参加了。在附近一带的鲍家坝、蒋家庄、老龙河、梅花地等郊区的乡亲代表们的讨论、回忆、核实下，最后，终于得出了结论：梅秀冬确是梅兰芳的本家直系亲属，其余的，也都是远房的本家。梅兰芳听到这里，心里真是高兴极了。有证可实，有据可查，这门亲是认定了。梅兰芳感谢泰州人民为他找到了归根之本。接着，梅兰芳在大哥家吃了一顿家常饭。桌面上，摆满了许许多多家乡的新鲜菜肴。全家人济济一堂，围坐在桌边，无拘无束地拉着家常。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溢着亲情的温暖与慰藉当天晚上八点，泰州市各界人士近两千人在人民剧场举行了“欢迎梅兰芳先生返乡访问大会”。会上，市委书记兼政协主席宗宇致欢迎词，梅兰芳致答词。在答词中，他说：“返乡是我多少年来的一个愿望，今天居然达到了我的目的。怎能叫我不高兴呢？在这次回来之前，南京市陈副市长对我说，泰州是老解放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泰州人民进行了英勇艰苦的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听了这些话，感到非常光荣和骄傲，因为我是泰州人。” 听到这里，参加会议的代表们报之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第三天，在梅秀冬大哥的陪同下，梅兰芳携妻带子，来到了鲍家坝梅家的祖坟，敬献了花圈，行祭祖扫墓之礼。然后，他来到鲍家坝农业社，向当地的农民兄弟问好，参观了农田作物，并到他们的家里做客。当天晚上，梅兰芳开始了他在家乡人民剧场的演出。为了报答故乡人民的深情厚意，梅兰芳拿出了自己的梅派名剧《贵妃醉酒》、《奇双会》、《宇宙锋》、《凤还巢》、《霸王别姬》。人民剧场有一千多个座位，场场座无虚席，盛况空前。为时八天的本家认亲、参观访问、祭祖扫墓和演出活动圆满结束了。梅兰芳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梅秀冬大哥，告别了这片祖先们生存过的土地，乘车返京了。以后，梅兰芳多次回忆起在家乡认亲时的种种情景，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孩子们：“初次返乡的时间真是太短了，但总算有一个开端，我以后有时间，还会带着你们第二次、第三次去故乡的。你们也不要忘了老家啊！”两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八月间，梅秀冬老人独自一人从泰州来到北京，找到了护国寺街梅兰芳的家中，梅兰芳一边高兴，一边埋怨他为什么事先不来信说一声，也好派人到车站去迎接他。身体硬朗的梅秀冬笑着说：“不用了，我这不是安全到你家了吗？” 梅兰芳亲自安排他住下，嘱咐服务人员在生活上多加照顾，并派专人陪他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晚上，梅兰芳陪着大哥在北屋客厅里谈天聊家事。聊夭时，梅秀冬向梅兰芳道出了自己此次来北京的心情：“你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家，为我们梅家争光了。这次认亲，有人认为我是高攀了，但我并没有这样想，我为有了你这样一位本家兄弟而觉得光荣。这次贸然而来，是为了看望你和全家，更想与你说说家常。我今年已是七十岁整，以后可能没有机会再来了”看他逐渐难过起来，梅兰芳赶紧打断了他的话：“自家人，快别说那些话了。如果没有您帮助政府了解和介绍情况，直到今天我也不可能找到归根之处的。”转眼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梅秀冬老人想念家人，准备回去了。离京前，梅兰芳与他站在北屋门前合影留念。两位老人都穿着中山装，足登布鞋，精神饱满地并肩站立在一起。照片从照相馆取回后，梅兰芳立即在相片贴纸的两旁手书了几行小字：“秀冬大哥于一九五八年八月来首都，下榻我寓，盘桓月余，共谈家事，至为欣慰，摄影留念。时秀冬大哥整七十，而我则六十三也。梅兰芳记于护国寺街。（印章）”。这张照片，是梅兰芳与家乡大哥的第一次合影，当然，也是最后一次。三赴东瀛（一）这一年，为了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民同日本人民的友好睦邻关系，中国政府决定，派出以梅兰芳为团长，欧阳予倩、马少波、刘佳、孙平化为副团长的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赴日本演出。听到这一消息后，梅兰芳心里不禁打起鼓来。八年抗战期间，日本侵略军的血腥罪行历历在目，而蓄须拒演的隐居生活给自己艺术生命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也尚未忘却梅兰芳在感情上很难接受这一任务，尽管他是那样地信赖自己的政府。仿佛是洞察了梅兰芳的内心世界似的，周恩来总理约梅兰芳前来谈话。一见面，总理便单刀直入地进入了正题：“我看，你心里有疙瘩。当然啦，你是爱国的艺术家，现在到日本演出，送戏上门，可能有点想不通。要知道，当初侵略中国的是一小撮法西斯反动军阀，这些人，大部分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中国访日代表团到日本旅行演出，是唱给日本人民听的，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在战争中的受害者，我们要对他们表示同情，他们一定也欢迎我们。”总理还强调了这次访问的政治意义。他指出，这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艺术交流的重大事件，访日代表团所负的责任是打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大门。文化和经济是两个翅膀。现在文化打先锋开路。这次一定要打胜仗，接着我们的经济团体也将前往。听到这里，梅兰芳才明白，这次访日，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演出，而且肩负着巨大的政治任务。一种被信任的感觉，一种渴望承担重任的愿望，一下涌上了梅兰芳的心头。迎着总理那期待的眼光，梅兰芳回答：“我遵照您的指示去办。”虽然只有一句，然而却斩钉截铁。五月二十六日，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和帮助下，以梅兰芳为团长的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登上飞机，前往日本。临行前，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并重申了这次出访的重要意义。他在长篇讲话中从中、日两国的双边历史谈到长远友好的政治意义，从此行的方针任务谈到具体活动方式和在特殊环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细至仪表、礼节、纪律、安全、与国内保持密切联系等等无不谆谆叮嘱。周总理指出：中国政府同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鼓吹“台湾独立”等等阴谋活动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并阐明为什么要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日本的反动政府加以区别。总理的话振聋发喷，情理交融，全体在座人员无不动容。最后，他激动地说：“你们是文化使节，是友好先锋，你们此行不仅为了我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为了日本人民的最高利益，这就是最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艺术和平事业。日本人民是诅咒战争，盼望和平的，你们此去一定会受到欢迎，你们的演出，一定会取得成功！不过情况是复杂的，任务是艰巨的，相信大家会胜利归来，八十三位安全回国，就是胜利！”全团成员深受鼓舞。下午三点四十五分，飞机在日本东京羽田机场降落。等候在机场欢迎中国代表团的日本朋友和手持五星红旗的侨胞热烈地拥将上来，几百架照相机的镜头集中到了飞机的舷梯上。许多女士、儿童穿着艳丽的衣服，将一束束娇红嫩白的鲜花送到代表团成员们的手中，有几位老朋友雀跃着从人群中伸出头来向梅兰芳招手有关方面在机场举行了欢迎大会。日本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日本前首相片山哲致欢迎词。他十分激动地说：“感谢中国人民向日本人民伸出了友谊的手”。梅兰芳团长在答词中也恳切地说：“中日两国在文化艺术方面，有着密切的悠久的历史关系，我们都希望这种关系能够得到不断的加强。”欢迎词和答谢词都被淹没在热闹喧嚣的人声中。欢迎的人群迎着当空的烈日，兴高采烈地唱着《东方红》和《东京——北京》的歌曲这次访日演出的邀请者——朝日新闻社的负责人远山孝先生陪着梅兰芳来到了下榻的地点：帝都饭店。饭店的对面就是皇宫，宫墙御河就在窗外，一些宫中的景物也隐约可见。梅兰芳刚在房间里坐下，旅馆经理立花盛枝先生就来问候。见面时的第一句话是：“您还记得我吗？”梅兰芳回答：“面善得很。”他说：“当年您到美国去演出的时候坐的是日本邮船秩父丸号，我就在那条船上担任事务长，我在船上还看过您的戏，可是那只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沉掉了。”说着，他从皮包中取出一张照片，指着上面的一只船说：“这就是秩父丸，送给您留为纪念吧！”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先后有几位梅兰芳的老朋友来访。年近八十的山本久三郎是当年帝国剧院的经理，他告诉梅兰芳，帝国剧院已改为电影院，他还提起那年日本大地震后梅兰芳到日本的演出，营业情况较好，对帝国剧场的复兴有些帮助等。波多野乾一先生是老北京，说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在梅兰芳第一、第二次的访日演出中，他都曾帮过忙，现在为《产经新闻》撰写有关中国方面的社论。他与梅兰芳欣然话旧，并说梅兰芳最近新出的《舞台生活四十年》那本书，他已经读过了，还问道：“第三集什么时候可以出版？”最后，他送给梅兰芳一本他的著作《支那剧大观》。梅兰芳先生的老朋友龙居濑三先生的儿子龙居松之助先生来访时，看到梅兰芳带来的册子上粘贴着诸多的信札，其中有他父亲的遗墨，不禁感慨万分：“您真是珍重友谊，三十多年当中经过许多变乱，还保存得如此完好。” 说到这里，他把他的著作《日本之庭园》送给了梅兰芳，并提出了他由衷的希望：“我们的文化交流，应该从戏剧艺术推广到庭园艺术。”下午，梅兰芳应邀到东京明治座看著名歌舞伎演员市川猿之助先生的戏《市町御所》。市川猿之助本名喜熨门政泰，一九一○年继承了第二代猿之助的艺名，以扮演歌舞伎《劝进帐》中的武藏坊弁庆和《倾城返香魂》中的浮世又平等著称。此外，还参加过日本的自由剧场运动。一九三○年参与创办了春秋座剧团。一九五五年十月，曾和松尼国三一道出访北京。演出了《劝进帐》、《倾城返香魂》和《双蝶道成寺》三出代表性的日本古典歌舞。梅兰芳曾前往观看，看后于十月十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观后感《看日本歌舞伎剧团的演出》，并在十月号的《世界知识》上和第十一期的《戏剧报》上分别发表了题为《日本人民珍贵的艺术结晶——歌舞伎》，和《再谈日本歌舞伎》两篇文章。应该说，梅兰芳与市川猿之助也算是老朋友了。这次的演出结束后，梅兰芳向市川猿之助先生献了花，并与他一起照相留念。五月二十九日下午，由日本各界名流组成的欢迎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委员会组织的鸡尾酒会在东京会馆举行。宾主共约五百多人参加了这次盛会，气氛十分热烈。一位日本青年人在酒会上发起了牢骚，他说，“我想不通为什么日中两国在战争结束将近十年之久的现在，还不能恢复邦交？”一位中国演员说：“我们虽然没有复交，但我们两国人民的心却紧紧地连在一起了。”著名演员村田嘉久子找到梅兰芳，谈起当年她同守田勘弥先生到中国去访问演出的情形，念念不忘梅兰芳当时对他们的帮助。大谷竹次郎拉着梅兰芳的手，感慨地说：“战争中，我的损失很大，但梅先生送给我的一张画，却保存得完整无缺。”正在这时，一位老音乐家凑过来插话：“我要向梅兰芳先生道歉，因为当年我没有征得同意，就把《天女散花》的曲调用到我们的《西游记》里去了。而且，以后凡是神话戏中仙女出场，我都使用了这个调子。”老先生幽默的讲述，使大家都笑了起来。五月三十日，京剧代表团在东京歌舞伎座进行首场演出。演员们一个个精神抖擞、衣冠楚楚地来到了歌舞伎座的后台。进门时，本准备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先将鞋脱下来，然而，等在门口的服务员却阻止了演员们的行动。原来，为了欢迎中国京剧代表团的到来，他们已经提前在“榻榻米”上面绷了一层薄薄的地毯。走进化装室，人们发现桌子、椅子都是新的，据说，这些用具都是专为代表团置办起来的。座长市川猿之助的一座大镜台也摆到了特为梅兰芳准备的化装室里，供梅兰芳专用。为了这次的演出，猿之助先生还派了许多得力的舞台工作者夜以继日地帮助代表团装台、安排道具和布置灯光。俳优座的千田是也先生和他夫人岸辉子也派了熟练的舞台工作者来帮忙。前进座的中村翫右卫门先生正在大阪演出，但他让自己的儿子中村梅之助留在东京，随侍在梅兰芳周围。帝都饭店在后台还辟了一间饭厅，包子、饺子、炸酱面川流不息地端进来，以供应演员们的不时之需。大家议论纷纷：“这真比在国内唱戏还要舒服。”演出之前，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开幕式。朝日新闻社的代表白石凡先生致开幕词，欧阳予倩先生也讲了话。开幕式上，上台献花的人们络绎不绝。久保田万太郎、市川猿之助夫妇、白石凡、远山孝、内山完造等日本文艺界知名人士都先后上台，预祝演出成功。演出的节目是四个折子戏：《将相和》、《拾玉镯》、《三岔口》和《贵妃醉酒》。据马少波先生回忆，当时“几天的戏票早已抢购一空，每张票价为一千八百日元，转让的票达一万日元一张，日本国会连日来正在‘开打’，不少议员还忙中偷闲跑来观赏京剧。社会党主席铃木茂三郎看《三岔口》正看得着迷，突然有人告诉他，‘国会来电话说有紧要事请你急速回去！’他起身要走，但是《三岔口》的魅力又使他安静地坐了下来，电话频频促驾，他立而复坐者凡三次，终于坚持着看完了《三岔口》，然后立起身来慨然叹道：‘现在，该我去唱《三岔口》了！’每个节目，观众大声叫好，热烈极了！最妙的是叫得正是地方。梅先生说：‘叫得真内行啊！’”当梅兰芳扮演的杨贵妃登台以后，忽然听见三层楼上有人怪叫了一声，接着撒下来许多传单。传单飘飘荡荡地在剧场内飞扬，有的还落在观众的身上。但观众们却视若无睹，仍旧聚精会神地看戏。梅兰芳更是情绪稳定地继续演出。剧终后，日本各界朋友纷纷上台献花，观众们则有节奏地鼓掌祝贺。梅兰芳微笑着站在那里，体验着舞台上的演员和舞台下的观众打成一片的这种感情上和心灵上的共鸣——这种令一位英国导演羡慕不已的东方式的共鸣。第二天，《读卖新闻》的晚刊上登载了剧场内有人扔传单的消息。代表团的翻泽同志专门将这一段念给梅兰芳听：“有些坏小子向梅兰芳的舞台上扔反共传单，这些混蛋像垃圾一样，在任何角落里总是有一些的。”代表团的一位同志还将捡到的传单拿给梅兰芳看。梅兰芳将它打开来，见上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抗日的梅兰芳先生为何来到日本？”梅兰芳看了，付之一笑，然后把它揉成一团，随手扔到便桶里去了。据马少波先生回忆，其实，早在代表团到达东京的第二天，就收到过一束署名为“无名氏”的奇怪花束和八十六份假《人民日报》。花束里藏着定时炸弹，假《人民日报》则主要是对梅兰芳的策反。面对威胁和利诱，梅兰芳表现了一位正直艺术家的大无畏精神和勇气。第三天，他就在规模巨大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郑重宣布：“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艺术家。除了我的祖国，我哪里也不去！”这句话铿锵作响，铮铮有声，令在座的中外记者们感叹不已。事后，一家日本的华语报纸专门就此事进行了报道，题目是《撼山易，撼梅兰芳难！》六月三日，当代表团在东京的演出告一段落后，应市川猿之助先生的邀请，代表团全体成员到他家里赴晚宴。五点钟左右，梅兰芳一行在一阵密雨中来到了市川猿之助先生的住宅门口，猿之助夫妇以及家人、亲友们都打着雨伞到门口来迎接。代表团成员们依次脱鞋登席，宾主握手寒暄。猿之助先生的家坐落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半山腰上，是纯粹的日本式建筑。室内窗明几净，纤尘不染；淡雅的纱灯与大红的地毯，照着折枝瓶花，掩映生姿。猿之助先生指着庭园里树上挂着的彩色带子说，“树上挂着的彩带，名叫‘七夕带’，日本民间的传说，在松枝和竹子上挂了它，象征着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会面，同时祷告祈福，实现每个人的愿望。”听着猿之助先生颇具深意的介绍，大家都会心地笑了。天色逐渐暗了下来，雨也停了。主人们穿着华贵鲜艳的和服，亲热地把客人让到每一个席位上，宾主交叉着围坐在矮腿圆桌边，开始浅斟低酌起来。主人为客人预备了丰盛的广东菜、鱼翅、鲍鱼、干贝、烤鸭一样样地端了上来，醇厚鲜美，毫不逊色于北京的谭家菜。猿之助夫妇里里外外地张罗着，他的弟弟市川中车、儿子段四郎以及女儿、孙子都一对对地向每一位客人劝酒、献茶。正在酒酣耳热、宾主欢洽的时候，忽然从庭园角落里传来一阵弹拨三弦的叮咚声，鹤贺治鹤大夫一边唱着，一边走了过来。据介绍，他唱的是日本民歌《新内流》，音调苍凉沉郁，令人感动。满座的人都止箸停杯，静静地领略着从歌曲中透露出来的日本古代人民的抑郁不平的心声。猿之助先生兴奋地举起杯来向各位来宾致词：“去年我们在北京分手的时候，就盼望在东京见到你们，这一天居然来到了。今天能够在我家里招待各位，我心里的高兴，简直是无法形容的。我感谢各位给我们全家带来的极大的快乐。我感谢各位把优秀的京剧艺术介绍给日本人民，并祝贺各位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梅兰芳也举起了酒杯，答谢主人的盛情，并祝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如松柏长青。欧阳予倩也激动地说：“今天的聚会是中日两国艺术家和两国人民友谊的集中表现。我想，真挚的感情，不是一道银河可以阻挡得住的。”饭后，中国客人们被主人邀请到一间专门为排戏而设的房间内，猿之助先生首先表演了日本古典舞《浦岛》，其中有许多复杂细腻、功力深厚的钓鱼身段，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使人一下子就联想到了日本古代人民的水上生涯，与我国赣剧老艺人表演的弋阳腔《江边会友》有异曲同工之妙。接着，猿之助先生的儿子市川段四郎和他的孙子市川团子合演了《擒弃庆》。这是《劝进帐》的前一折，表现的内容是义经收弁庆的故事，舞台上全是武打场面，有点类似京剧中《镇潭州》中岳飞收杨再兴的味道。表演看完后，人们又回到刚才吃饭的地方——亭谢式的客厅里。大家坐下喝茶、闲谈。忽然，伴着庭前小儿女的笑语喧声，从花间飞出了许多流萤。猿之助夫人介绍说：“这些流萤生长在长野县，不是它们自己飞来的，是我们特意去收集来做不夜的银花，点缀我们这个嘉会的。”临别之时，主人还为每一位中国客人准备了一份礼物——客厅的长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八十六件和式睡衣，纸包上写着每个客人的名字。猿之助夫人还亲手给女宾们穿上睡衣，教她们穿着的方法六月四日上午，梅兰芳等出席了日本国会举行的招待茶会，众议院副议长彬山元治郎致欢迎词。他十分幽默地说：“日本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待外国的戏剧代表，今天承中国京剧代表团光临，甚感荣幸！东京这些日子天气不好，阴雨，国会在吵架，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晴朗温和的天气。”国会议员穗积七郎最后说：“日中两国今日在文化上握手了，相信不久的将来也能在政治上握手。”午饭后，梅兰芳一行应邀到早稻田大学的演剧博物馆参观。欧阳予倩先生当年在早稻田大学读过书，现在来到母校，感到分外亲切。早稻田的三百多位同学簇拥过来，欢迎他到一个大教室去作有关中国京剧的讲演。他们还特地将名演员中村歌右卫门坐过的手推车推过来，请这位患有关节痛风宿疾的老校友乘坐。梅兰芳等人随着馆长进了各个展室。馆长河竹博士边走边介绍了这个博物馆的历史。他说，“这个博物馆是为了纪念坪内逍遥博士而设的。坪内博士一生致力于戏剧事业，明治、大正、昭和三代所演出的戏剧，几乎每一个都与坪内博士有关系，因此他有‘戏剧之父’的称号。最后，他还完成了翻译莎士比亚剧本的工作”梅兰芳对芝居版画（芝居即戏剧）陈列室里珍藏的版画十分感兴趣。这种版画，画工刻工都有独到之处，充满着东方情调和日本风格。画面上，有日本古代的风土人情以及人民的生活状况，还有类似《劝进帐》、《道成寺》等占典名剧的图片等。版画的种类很多，从较为原始的墨笔画，到现在随处可见的色彩缤纷的“锦绘”，博物馆应有尽有。河竹博士告诉梅兰芳，他们馆内所藏的版画约有五万件，可以轮替更换展览。在一间陈列着许多日本名演员的照片和画像的展室内，梅兰芳流连忘返，久久不肯离去。中村歌右卫门、尾上梅幸、守田勘弥、菊五郎、河合武雄、中村雀右卫门梅兰芳当年两度访日演出时，曾得到这些老朋友的热情帮助。他们中有的对中国艺术做过详尽的介绍，有的与梅兰芳同台演过戏，有的在艺术上曾给予梅兰芳以无私的提示。梅兰芳默默地注视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对这些已逝的灵魂，寄予了深深的哀悼袁世海在一个展室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张他十三岁时的剧照。这张剧照扎靠勾脸，十分英武，但上面只注着“中国京剧的花脸”，而没有其他说明。袁世海站在照片前面，似有千言万语，但只听见他轻声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道：“小孩子扎上靠真是不胜负担。”看得出他对童年在科班学艺的生活，有着深长而痛苦的记忆。当河竹博士知道他没有这张照片时，就答应复制一张送给他。欧阳予倩在青年时代送给帝国剧场经理山本久太郎的便装照片和日本留学期间表演日本戏《奶姐妹》的剧照也被陈列在展览室里。在一架屏风前面，梅兰芳发现了他第一次来东京时画的一幅古松图。河竹博士问他：“你猜猜背面是什么人写的？”梅兰芳转到后面一看，原来是九世市川团十郎先生的中国书法，笔势飞舞，令人佩服。走到另一间展室里，梅兰芳看到了自己前两次到日本演出的资料，还有一部分中国戏的“行头”，其中也有梅兰芳当年相赠的。事隔多年，这些“行头”已经陈旧了。因而临走时，梅兰芳又挑了一部分绣工细致的戏衣、脸谱等，赠送给了演剧博物馆，作为这次中国京剧代表团访问日本的纪念。下午四时以后，代表团成员们出席了朝日新闻社的招待酒会。酒会地点在东京帝国饭店。这个饭店对梅兰芳来说是格外亲切的，因为他第一次、第二次到日本演出，都曾在这里住过。望着这座古香古色的古堡般的建筑，前两次访问日本的情形历历在目，梅兰芳不禁向第一次来这里的人们讲起了这座建筑的特点，以及与这座建筑有关的人——帝国饭店的董事长大仓喜八郎。以前陪梅兰芳来过这里的姜妙香也忙着介绍：“大仓喜八郎就是第一次邀我们到东京来演出的主人，帝国饭店就是他创办的，所以梅先生知道得那么详细。”招待会的气氛十分热烈。到场的来宾，多为社会名流，还有各国使馆的外交人员等。席间，几位梅兰芳的老朋友凑过来聊天。他们问起，像《御碑亭》这个节目，当年是很受欢迎的，演到王言道休妻那一场，观众很受感动。因为像这种家庭妇女被冤屈的故事，在日本社会里是常有的事。前两次演这出戏时，许多妇女观众甚至掉下了同情的眼泪。这次为什么不演这个戏了？是不是剧本内容有问题？梅兰芳笑了：“剧本内容没有问题，解放后我还同谭富英先生演过《御碑亭》。这次挑选的节目，都是我在国内常演的。”一位会讲中国话的外国使馆里的朋友仔细端详着梅兰芳说：“二十年前就看过您的戏，想不到您还是那么年轻，请谈谈您的驻颜术。”梅兰芳意识到，这正是向国际友人宣传我们国家的机会，便高兴地回答：“这几年我们国家比过去强盛，大家生活安定，我心里畅快，所以忘了自己的年岁。我已经六十二岁了，还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我们这次同来的演员，大半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对我来说也有影响的。演员如果离开了舞台，很快就会变样子，颓唐下去。我现在每年在舞台上还保持一百场到一百二十场的演出记录，这也是不见衰老的原因之一吧。”还有几位朋友向梅兰芳谈起了释放战犯的事，并向他表示了对中国政府宽大仁慈之人道主义精神的敬佩。三赴东瀛（二）六月六日晚，中国京剧代表团从东京出发，前往福冈。途中，他们路过了广岛车站。在站台上，一群原子弹受害者冒雨前来欢迎中国京剧代表团。梅兰芳向这些手捧鲜花、拥到身边的残疾人表示了亲切的慰问。他们的脸上、手上大多带着累累的疤痕，有的从甚至五官都被挪动了位置。一位受难者对梅兰芳说：“您看见我们的伤痛，觉得难受，但我们还能出来见人，有些缺腿、断臂、双目失明的只能躺在床上，行动需人照顾，那更惨了！”梅兰芳呆呆地看着他们身上的伤疤，实在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话来安慰他们。临别时，他们送给代表团成员几种刊物。火车开出去好远后，还能听见他们唱的《东京——北京》的歌声。这歌声，打动了每一个人的心弦！回到车厢内，梅兰芳再也睡不着了。他翻阅着刚才受难者送给他们的刊物，只见里面的插图里有一座被炸毁的大楼，但钢筋水泥的架子还矗立着。下面有文字介绍说，这座大楼的的每个窗口都安装了电灯，到晚间把电灯开亮，老远就能看见这座空心的楼房。另外还有许多保存着原样的颓垣断壁，以纪念这次历史性的灾难。望了望围坐在身边的同志们，梅兰芳说：“看了这些原子弹受难者，心里非常难过。有什么方法可以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慰问呢？”欧阳予倩说：“我主张唱义务戏筹款送给他们。如果大家同意，就跟朝日新闻社提出这个方案。”其他几位同志都同意这个意见。他们还补充道：“听说战后有许多无家可归的难童，我们应该一并救济。”当梅兰芳把这一决定告诉日本朋友时，他们非常高兴。最后双方议定：等到全部演出结束之后，在东京义演两场，将募得之款全部赠送给原子弹受难者及战争中的孤儿。到达福冈后，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了各界组成的欢迎委员会的招待酒会。在酒会上，福冈市长小西春雄说：“福冈自古以来就是日中文化交流的大门。唐朝时候，我们日本人络绎不绝地到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去留学，都是从这里出发的。这次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的惠临，是日中两国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崭新的大事。这一点使福冈人感到骄傲。”梅兰芳在答谢词中说：“我们到了这美丽而富有诗意的福冈市，胸襟为之一爽，忘记了旅途的疲劳。我们一定要把主人的深情厚意带回去，传达给中国人民。” 饮酒漫谈时，有几位日本朋友提到，上次郭沫若访日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日友好有两千年历史，遗憾的时间只有几十年。让不愉快的感情烟消云散吧！今后友好两万年！”对于中国人民这种宽厚的胸怀，他们十分感动，也十分欣赏。一位日本朋友还赞不绝口地提到了梅兰芳在抗战期间蓄须辍演的事。离开福冈后，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又赴二日、走八幡、到小仓、游大阪、去奈良、上京都，一路走，一路演，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大阪时，梅兰芳拜访了著名演员中村雀右卫门的遗孀。六月六日下午，梅兰芳在几位朋友的陪同下，来到了一家日本式的建筑前面。老太太正衣冠整齐地站在客室门口等着迎接他们。宾主见面后，老太太首先发话：“去年市川猿之助先生从中国回来告诉我，您常常谈起当年和中村雀右卫门先生在艺术交流上的许多旧事，我很感动。这次听说中国京剧代表团要到大阪来演出，我因为腰腿有病，步履艰难，就和医生商量，早几天先在家里练习走路，准备去拜访您，还打算看您的戏，想不到您倒先来看我。”梅兰芳忙说：“者太太，您太客气了，您这么大年纪，腰腿又不方便，怎么能劳累您，我来是很方便的。”老太太向屋内招了招手，从里面走出来一位中年妇女。老太太说，这是中村雀右卫门的女儿，“昨天是中村雀右卫门先生的忌日，她去上坟祭奠。我嘱咐她向父亲墓前默祷，保佑中国京剧代表团全体平安。”说到这里，老太太的眼圈一红，从怀里掏出了手绢，梅兰芳看了，也不觉一阵心酸。怕她伤感，梅兰芳连忙将话题引开，谈起了当年中村雀右卫门先生对自己艺术上的帮助：“我记得第一次看他的戏在明治座。他演鹭娘，那时我感觉他的扮相很美，同时舞蹈化的身段和深刻的表情都吸引了我。散场后，我到后台去向他道辛苦，看见他的本来面目，两腮瘦削，并不丰满，和化装表演时大不相同。我不禁赞道：‘您的化装真高明。’他笑着对我说：‘因为我的面形有缺点，因此才对化装方面下功夫来钻研。经过多少次的试验，得到了诀窍，能够根据悲剧和喜剧的要求，使面形有所变化。现在我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对你的化装也许有益处。你的面形虽然美，但两腮也是不够丰满，如果用我的秘法，可以弥补你的美中不足。’说到这里，他从化装箱内取出两个棉花团，塞进自己的嘴里，用手指推到两腮帮的部位，果然两腮显得丰满起来。他仔细地告诉我如何使用这个方法，并提醒我：中国戏的特点是载歌载舞，嘴里塞着棉花团，唱起来可能感到不便，这是需要自己下功夫练习的。接着他又谈到画眉毛、画眼窝如何适合面形的窍门。最后把几粒棉花团用纸包好送给我：‘带回去，试试看，我希望你用这个方法，在舞台上出现更美丽而饱满的形象。’这番举措使我深受感动。对一个初交的外国朋友，就把他苦心钻研得到的经验，倾篮倒筐、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像中村雀右卫门先生这样热诚帮助别人，在当年是极其罕见的事情。”老太太接上了梅兰芳的话头：“中村先生在家里，常常谈起梅先生。您记得吗？有一次您到后台，他还替您找拖鞋。”梅兰芳当然记得，那也是在明治座时的事情。当年日本剧院的后台。只预备日本式的拖鞋，必须穿着脚趾分开的布袜才套得进去，因此中村先生特为梅兰芳准备了一双西式拖鞋。正说着，中村先生的女儿捧出来了一个镜框，里面是彩色丝织品做成的中村雀右卫门先生的戏装造像。老太太郑重地说：“这是最近请一位名手制作的，送给梅兰芳先生留为纪念。”梅兰芳也把自己带来的几样中国土产送给了老太太。梅兰芳走到中村先生的神龛前瞻仰了遗容，并向这位日本现代戏剧史上著名的艺术表演大师的遗像行了礼。接着，便在老太太的介绍下，观看了挂满四壁的中村先生的戏装造像。临别时，老太太一直目送着梅兰芳等人逐渐远去。走到巷口时，梅兰芳回过头来，还看见她站在门口向着他们挥手。梅兰芳第二次访日演出时，曾得过一次急性肠胃炎，是京都名医今井泰藏先生挽救了他的生命，并昼夜不离地用心调治了一个多月，才使梅兰芳逐渐复原。临别时，梅兰芳送他医药费，他坚决不收，并说：“医生治病救人，应得酬劳，但友谊比金钱更可贵。”梅兰芳送他礼物，他也坚辞不受。几番推辞之后，他说：“这样吧！我喜欢中国的翡翠，您下次再来时给我带一副翡翠袖扣，作为纪念吧。”三十多年来，沧桑变换，但这件事梅兰芳始终铭记在心。这次来日本之前，梅兰芳早就将准备好的礼物装在箱里，准备送给今井先生，但到了东京以后，却一直打听不到他的下落。代表团到大阪时，一位朝日新闻社的朋友告诉梅兰芳，京都方面传来了消息，他们已经打听到了今井医生的下落，明天游览天龙寺时有可能见到他。梅兰芳听了非常高兴。第二天，当梅兰芳和大家一起走进天龙寺的大书院时，一位穿淡红色衣服的日本妇女从回廊迎了上来。她径直走到梅兰芳面前立定，然后深深地鞠躬，双手递过一张照片说：“梅叔叔，您还记得我吗？我是今井京子。听说您们要来游览天龙寺，我一清早就在这里等候的。”梅兰芳虽然三十多年没有见她，但面部的轮廓，还有一些影子。梅兰芳握住她的手，看着照片说：“这张照片是当年在你们家照的，我一直保存着，这次也带来了，那时候你才六岁。当年我在这里得了急病，幸而你父亲给我尽心医治，救了我的命。现在他”梅兰芳的话还没有说完，京子便开始呜咽起来：“我的父亲已经在十三年前亡故了。”梅兰芳只觉得脑袋轰地一声，怔在了那里。京子含着眼泪继续说：“自从您走后，我的父亲常常想念您。报纸上如果登载着您的消息，他必定仔细地阅读，还讲给我们听。他希望您再到日本来，还能和您见面”听她絮絮地诉说着这些往事，梅兰芳只觉得一阵阵心酸，便向她说道：“当年你父亲谈起他喜欢中国的翡翠袖扣，这次带来了，可是人却见不着了！请你通知今井夫人，过几天我到京都演出的时候，我要到她家里把这副袖扣亲自献到你父亲的灵前，聊表我的心意。”京子向梅兰芳道了谢，鞠躬而退。好久梅兰芳还在伤感，日本朋友被他那种笃念旧交的情意所感动，梅兰芳解释道：“那次我的病象，十分险恶，如果没有今井先生的悉心诊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我们的交情，与一般的病人和医生的关系就大为不同了。”六月二十七日上午，梅兰芳来到了今井夫人的家里。今井夫人和京子小姐都在门口迎接。进门后，今井夫人揭开灵帏，露出了遗像。望着今井医生的遗容，想起从前那段难忘的日子，梅兰芳不觉潸然泪下。他虔敬地向这位曾经挽救他生命的老友灵前献了鲜花，然后双手把一副翡翠袖扣，供在遗像前面。行完追悼礼后，才席地坐了下来。京子小姐向梅兰芳介绍了几位家属，“这是我父亲的弟弟，这是我的姑母。”这位老太太看上去也有六十来岁了，她说当年曾在今井医师家里见过梅兰芳；还有两位是京子的弟弟、妹妹。大家团坐在斗室之中，谈起往事，都不胜感慨梅兰芳随代表团离开京都后，又回到了大阪。七月四日上午八点四十五分，代表团正按原定计划由大阪去箱根时，梅兰芳突然听说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吴普文等五人，因反对特务分子的宣传车对代表团的诅咒，竟被大阪天满警察署非法逮捕的消息，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走了，大阪警察局不把这五个人放出来，我们就不能离开这里。” 梅兰芳立即举办了新闻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严厉谴责了反华分子的这一阴谋，并对警察局提出了抗议。结果日方被迫释放了这五个人。当晚，梅兰芳和欧阳予倩、马少波、孙平化一道，会见了爱国侨胞吴普文等，并向他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和慰问。回到东京以后，梅兰芳的日程表还是排得满满的。与著名戏画家鸟居清言先生谈中国戏剧画师的历史以及中国的戏像；与称霸日本的围棋圣手吴清源先生谈围棋；并按预订计划，与朝日新闻社联合举办了救济日本广岛原子弹受难者及战争中的孤儿的义演七月十六日下午，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在东京帝国饭店举行了隆重的话别酒会。出席酒会的有近千人。下午五点钟左右，客人们陆续莅临，梅兰芳和欧阳予情、马少波、刘佳、孙平化等站在大厅入口处迎候。大厅里回荡着中国京剧在庆贺宴会时常用的曲牌【锦庭乐】、【万年欢】、【柳摇金】的录音磁带。代表团的成员和客人们三三两两地亲切交谈。有的举杯互相问候，有的围坐在小圆桌旁促膝谈心，有的交换着通讯地址，还有的在互换领带以作纪念六点钟的时候，客人到齐了。梅兰芳站到了大厅当中一个圆形的木台上，向来宾们致词：“各位先生，亲爱的朋友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访日京剧代表团承朝日新闻社的邀请来到日本以后，在东京、福冈、八幡、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几个大城市进行了访问演出，现在已经圆满闭幕了。我们来到日本之后，在生活中和演出中受到主人无微不至的招待和大力的帮助，并且受到欢迎委员会诸位先生的热情接待。这次日本文艺界、产业界、新闻界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关怀和鼓舞。请允许我代表全体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受到了日本各界盛情的招待。我们作为一个外国的演出团体，特别受到了日本国会的招待。我们所到的地方，都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这表现的是什么？这就是中国、日本两国人民友谊的具体表现，而且很显然，这种友谊在今天无论从哪方面看，已经有着很大的发展，这种友谊不是泛泛的，而是真诚的，是深厚的，是符合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的。我好几次听见日本朋友说，中日两国人民的心已经在交流，这就是有力的证明。“去年以市川猿之助先生为首的歌舞伎座访问了中国，今年我们又带了中国人民的古典戏剧艺术来到日本。事实证明，这种艺术上的交往，对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今后，这样的交往必定会一天天增多，一天天加强，这需要我们大家来继续努力！“现在我们在贵国的演出已经结束了，就要动身回国去了。今天在这里以无限借别的心情和各位见面。各位对我们的深情厚意，我们是很难用言语来表示感谢的。我们只希望和各位经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们回国以后，一定珍重地把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传达给全中国人民！“最后，祝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合作更加巩固，祝各位先生身体健康！” 梅兰芳的话不时地被一阵阵持续不断的掌声所打断。他刚讲完，日本著名汉学家、与梅兰芳结交三十多年的老朋友盐谷温先生手里拿着一开诗册，站到小台子上来，朗诵他赠给梅兰芳的一首绝句：“舞台生活四十年，大器晚成志愈坚。积善何唯余庆在，师恩友爱又兼全。” 梅兰芳还是第一次看到日本朋友当众朗诵诗。盐谷温老先生不但声调铿锵，韵味绕梁，而且还有功架身段。他的手、眼、身、步、口都准确有力，好像是表演击剑的样子。旁边的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梅兰芳，这是武士道舞剑的姿势，日本学者都讲究这种功夫。这一首诗连唱带做，占去了十几分钟。老先生的腰、腿都非常有劲，有时拉一个架子，可以停留一分钟以上，连中国代表团的武生演员看了，都不住地点头近八点钟时，客人们开始告辞。代表团的全体团员从楼梯一直到门口，站得整整齐齐地送客。梅兰芳和欧阳予倩也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开始和来宾一一握手话别。正在这时，大厅里的电灯突然全部熄灭了，眼前一片漆黑。大家的心情虽然有些紧张，但很快就一起唱起了《东京——北京》和《东方红》的歌曲。在黑暗中，梅兰芳感觉到，有一位高大的汉子走到了他和欧阳予倩的面前，让他们坐下，并对他们说：“梅先生，欧阳先生，你们放心，有我在你们身边，不要紧。”啊！原来是俳优座的千田是也先生在安慰他们。他的夫人岸辉子也站在欧阳予倩的背后，两人一前一后紧紧地保护着他们。逐渐近前的侍者举着的蜡烛光，照亮了千田是也先生那凛然坚毅的神色。梅兰芳见了，眼睛不由地湿润起来七月十七日，梅兰芳圆满地完成了周总理交给他的任务，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们一道，满载着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乘飞机经香港回国。途中，又出了一个小小的插曲。经过台北上空时，飞机照例进行超低空飞行，以便让旅客俯瞰城市风景。当一幢幢高楼大厦以及车水马龙的热闹市容映入梅兰芳眼帘的时候，他突然向坐在身边的马少波问道：“这是什么地方？”为了不引起梅兰芳精神上的紧张情绪，马少波故意含糊其词：“是冲绳吧。”但是梅兰芳一边继续盯着窗外的世界，一边摇着头说：“不像。” 最后，他肯定地说：“是台北！”一会儿，他又转过头去，对坐在后排的姜妙香一字一顿地说：“如果这时他们要迫降的话，那我就准备‘殉’了。” 望着梅兰芳严肃的神情，姜妙香的眼睛不由得湿润起来，向这位自己多年的者搭档喃喃答道：“我也跟着，我也跟着”对艺术的热爱一九五七年的春天，一股“反右派斗争”的飓风骤然而起，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急风暴雨。无论是工厂，机关还是学校，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一批又一批国际知名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在一夜之间被改变了身分，他们被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之后，被押送到农村、山区、边疆等艰苦环境里去进行“劳动改造”。“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使不少因持有不同意见但直率地说了出来的同志和朋友遭受到了“左”的打击和不公正对待而随着以“《武训传》批判”为发端的一系列批判运动的开展，文艺思想也出现了混乱。一种庸俗社会学开始在文艺界流行，从教条出发简单粗暴地裁决艺术作品价值的现象日益突出。一些人不恰当地强调艺术为政治服务，抹煞艺术规律而去追求浅近的宣传效果；一些人用“唯成分论”代替正确的阶级分析，清官戏被一律视为歌颂封建统治阶级，丑角戏被认为是侮辱劳动人民，凡是出现忠孝节义的词句都被认为是宣扬封建道德，凡是出鬼的戏都被认为是宣传封建迷信；一些人还认为，反映帝王将相内部矛盾的剧目没有“人民性”；至于那些娱乐性的剧目，就更在排斥之列了困惑，一种莫名的困惑，数月来一直折磨着梅兰芳那颗诚实而善良的心。尽管他自己没有受到冲击，可是，周围的朋友，一些正直无私的朋友，一些从二十年代起就追求和参加革命的朋友，一些从来就是把心交给党、交给社会主义祖国的朋友，一些和自己一样，几乎在舞台上演了一辈子戏的朋友，却一个个地危在旦夕。怎样才能妥善而又巧妙地保护他们，使他们免于这种不应有的伤害呢？而那些大量的优秀戏曲剧目，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也不能允许这些人如此信口开河地作践！八月二十八日，在比炎热的天气更为炎热的“反右派斗争”的“烈火” 中，梅兰芳在《甘肃日报》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文章《谈谈不演坏戏和反右派斗争问题》。这位从来不喜欢参与政治的艺术家，不得不起来捍卫自己的良知和人格了。在这篇文章中，梅兰芳首先指出，坏戏是不能演的。“人民把今天的演员，称做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头衔是何等光荣，给我们的任务是何等重大，我们在整理传统剧目的时候，怎么能够不加以选择呢？”接着，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昆曲传奇《铁冠图》里有些常演的戏，从剧本上看，有它的写作技巧，表演上也有些独特的艺术技巧。但是，作者的立场，却是反对农民起义，仇视农民革命的。这种立场当然和我们相反。那么，剧本的写作技巧愈好，演员的表演技巧愈好，对观众起的坏作用也就愈大。最近北方昆曲剧院在建院的时候，演过一次《宁武关》，观众看了，就有意见。听说，这里的秦腔名演员刘易平先生也有这出拿手好戏，现在已经自动提出，永远不演《宁武关》了。这是刘易平先生提高政治觉悟的一个很好的表现，值得我们学习。“我也有一出《铁冠图》里的《刺虎》，前辈老艺人传授给我不少精湛的表演，我自己对它也下过很大的功夫来钻研。过去，我演这出戏在国内外都很受欢迎，是我的保留节目之一。但是，解放后由于认识到上面所说的原因，我自动把《刺虎》停演了。”“另外，像《杀子报》、《双钉记》、《马思远》一类的戏，虽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面貌，但是拿到今天的舞台上来，除了给观众带回去的是色情和恐怖的印象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可看呢？《马思远》是于连泉（筱翠花）先生拿手戏之一。他在北京演出了几场，观众的反应也是不好。最近于连泉先生已经写文章表示态度，坚决不再上演这出戏了。他演这出戏有几十年的经验，表演技巧上也有独到之处。今天，人民不喜欢这出戏，他就毅然停演，这也是老艺人勇于改过的表现。”文章写到这里，笔锋一转，将矛头对准了当时盛行于一些领域中的简单化作风。简单化实际上是那些举起帽子往人头上扣，以及抡起棒子打人之流最为普遍的特征，他们的身上都裹着“左”的虎皮，因而梅兰芳这样公开地进行反批评，确实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胆量。然而，他无所畏惧。“上面我所说的不演坏戏，和不适当的清规戒律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还是要反对那些清规戒律的。过去，我们吃了它的亏，特别是使传统节目的上演、整理、改编和挖掘工作，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比如说，衡量剧目，着重分析它的人民性，这是必要的，但是把这一问题简单化了，理解得很狭隘，认为只要是统治阶级，就不会有好人。像这种简单而狭隘的说法，我们把它叫做‘唯成分论’，就不是正确地对待传统剧目的态度。“还有人看到剧本里的两个老婆，就认为违反今天的新婚姻法，不能上演。其实，多妻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的一种客观事实，反映了封建社会制度的一个不合理的现象，因此在舞台上出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今天，我们首先要看舞台上表演的故事、主题是什么？着重宣传守节是不好的，像《三娘教子》的主题是教子，为什么不可以演？美化和鼓吹多妻制当然不好，像《二堂舍子》的主题并不涉及多妻问题，而且还写出了一个善良后母的形象，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仅仅拿‘宣传多妻制’的罪名，否定这些戏，我觉得是不妥当的。”作为一位正直的艺术家，梅兰芳不能对这种简单化的批评方法置若罔闻，也不能对持有这种简单化作风的人们置若罔闻。他不客气地对他们进行了反批评。“前几年，有很多位参加戏曲工作的新文艺工作者，对传统剧目不够了解。常常用框框去套具体的作品，套不上就大杀大砍，不仔细地去分析它的具体内容，这样做，就容易产生有害的清规戒律。“比方有人说：‘凡是有鬼的戏都不好’，又有人说：‘神佛可以登场，鬼魂为何不能出台？’这两种说法，形成对立。其实也要看剧本的具体内容，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戏，在舞台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鬼，就像开了个鬼的展览会，只会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恐怖印象，和剧情并没有多大关系，如《黄氏女游阴》、《唐王游地狱》等戏，就给人有这样的感觉。这种鬼戏，当然我们要坚决反对。可是也有些戏里出现的鬼，含有一种积极意义。像《情探》的敫桂英，《红梅阁》里的李慧娘等等，这都是通过作者的幻想来表达人民斗争的意志，只要去掉恐怖的形象，又有什么不可以演的呢？”接着，他推心置腹地自白道：我们戏曲界，与共产党是一条心的，是不会反党的。他说：“我们多半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社会的痛苦，我们亲眼见过，也亲身经历过，用不着我来细说。自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艺人才得到真正的解放，戏曲艺术才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难道说解放后三百多种戏曲，百花齐放，不是亘古没有的奇迹吗？难道说涌现了二十几万戏曲队伍，人才辈出，不是党领导的效果吗？我们以演员身分，不但走遍全国，而且作为国家的文化使节，出国演出，受到国内外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难道说这不是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得到的成就吗？我今年六十多岁了，现在还能在舞台上愉快地工作着，而且感到更年轻了，这难道不是党的领导所给予的吗？”四个“难道”，铿锵作响，掷地有声，但也透露着他那不为人所理解的委屈感和内心深处的一丝酸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初，梅兰芳向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基层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刊一份自传。一九五八年，除了参加一些必要的政治活动外，梅兰芳以六十五岁的高龄，继续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秘书许姬传常常为他的健康情况担心。早在一九四九年，许姬传就曾写过一篇名为《舞台上的汗》的短文，讲述了梅兰芳那并不很令人乐观的身体状况。他说，第一次由沪北上时，梅兰芳带病表演，身体受亏。所以秋间再次来京时，梅兰芳还没下车就对大家表示：“这次我要格外注意饮食起居，以免再蹈覆辙。”所幸这次北京之行，一直没在身体方面出现什么差错。“长安剧场”的演出也比较顺利。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坐在化装室里看他卸装的许姬传，发现他脱下来的衬衫像刚从水里捞上来的一样，就提醒他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但梅兰芳不以为然。回到旅馆后，梅兰芳把外套脱掉，拿了一杯茶，站在五斗柜旁边，笑着对许姬传说：“今天我的身体觉得轻松了许多。”说完就两手伸平，把手腕往里弯，伸了一个懒腰，说：“这几天没有洗澡，今天想洗一下。”许姬传告诫他：“刚才在戏馆里汗出得太多，当心着凉，究竟是靠近六十岁的人，不能够与年轻人相比”梅兰芳回答：“您的话不错，我来放水试试看，如果不热，就不洗。”说完，就进了澡堂。第二天，梅兰芳刚说一句话，许姬传就发现他感冒了。梅兰芳一下子愣在那里，足足有五分钟没有说话。然后，叹了一口气说：“想不到我的身体已经脆弱到这步田地，还有许多重要的任务，在我肩上，如何是好？”然而，梅兰芳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演出。在演出的空隙间，梅兰芳常向许姬传表白：“我经过八年抗战的磨难，与经济上的压缩，体力是不如从前了。许多老朋友希望我应该及早收篷，从事教育工作，办一个完善的戏剧学校，为下一代艺人服务。我没有照他们的意思做，还经常演出。可是每次演毕，的确感到疲劳，甚至肠胃方面发生严重的病状。我知道外间人对于我有几种揣测，一种是为戏馆老板们包围，迫于情面，不得不敷衍；还有就是照顾同业的生活问题。这都是他们消极的看法。”“解放以后，戏馆里的恶势力逐渐被淘汰，不复存在。至于照顾同业的生计，虽然也有一部分的意义，作用并不太大。我近年来演出的动机，是有着积极性的。第一，当然为我个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我这一辈子除了在舞台上拿我的劳力换取金钱以外，没有用其他方式赚过一分钱（在抗战期间我曾开过一个画展维持生计）。第二，是我有许多学生，许多同业，没有时间能够好好地教育他们，我只得把我生平从前辈们学习得来的艺术，加上我刻苦奋斗的经验创作，通过舞台，使这些后起之秀得到一个观摩的机会。戏班里有一句术语叫‘千学不如一看’，这是一句名言。我知道过去许多成名的艺人，不但苦学，而且勤看。还有一句术语‘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里面指出了本行人看戏的重要性。”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表示：“我不晓得究竟还能演几回，为了以上两种原因，我要振奋精神，奋勇地干下去！”这段谈话中，梅兰芳表露了他对艺术的挚爱和对戏曲事业的极大关心。拍摄《宝镜》和《游园惊梦》一九五八年，在紧张而繁忙的旅行演出工作中，梅兰芳还进行了一个小小的尝试，即拍了一次全景电影。那是酷夏中的几天。梅兰芳刚从太原、石家庄回到北京，正赶上他的老朋友、苏联著名导演柯米萨尔热夫斯基和几位摄影队的同志来访问他。在交谈中，柯米萨尔热夫斯基提到：“最近，我们正在摄制一部彩色全景电影，片名叫《宝镜》，内容是把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劳动创造的许多奇迹，在一面宝镜里反映出来。我们在这里已经拍摄了十三陵水库和正在迅速改变的北京城的新面貌。现在还想请您拍一段戏，以表现中国的一位世界知名的艺术家，度过了五十年的舞台生活，至今还活跃在舞台上，热情地为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人民服务。我国的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同志在《宝镜》里也表演了她的拿手杰作。”说到这里，他从文集包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了梅兰芳：“这是她拍的《天鹅湖》的镜头，我离开莫斯科到北京来时，她特别嘱咐我将这张照片送给您。”对于拍电影，梅兰芳并不陌生。自一九二○年开始，梅兰芳在国内、在日本、在美国、在苏联，进行过多次水银灯下的艰苦劳作。一九五二年春天，文化部决定为梅兰芳拍摄一部大型彩色舞台记录片，把他的舞台形象和表演技巧记录下来，以总结他数十年的表演经验和介绍京剧旦角的表演艺术。一九五三年初，电影局送来了拍摄《梅兰芳舞台艺术》彩色戏曲片的具体方案。接着，又经过了一年多的修改，终于在一九五四年的七月份，定下了具体的拍摄方案。整个影片分为上下两集。上集包括介绍梅兰芳的生平及《抗金兵》、《霸王别姬·巡营》和《宇宙锋》；下集包括《贵妃醉酒》、《洛神》和《断桥》。影片于十月份开机试拍，一九五五年二月正式开拍，历经十个月的密切合作，北京电影制片厂完成了《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彩色戏曲片的拍摄任务。然而，对于全景电影，梅兰芳别说拍摄，甚至连听说过也没有。但他还是积极地应承了下来。第二天，苏联摄影队和北京电影制片厂方面的同志一起来到了梅兰芳的寓所，拍摄梅兰芳的日常生活部分。拍摄内容包括，四合院内外两院的寓所建筑，内院里作为梅兰芳卧室和内客厅的七间北房，东西作为饭厅和家属们卧室的三间厢房，以及三面环绕的走廊。接着，梅兰芳进入了镜头设计：梅兰芳在庭院中间的梨树下，指点他的学生杜近芳和女儿梅葆玥做趟马的身段，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站在旁边，姜妙香、徐兰沅这两位与梅兰芳共事了一生的老朋友，则坐在藤椅上观看着他们练功第三天，拍摄梅兰芳在北房客厅里与亲友们聚谈的镜头。梅兰芳事先约好了李少春、袁世海以及常在一起研究戏曲艺术的几位朋友，还特地把乌兰诺娃送给他的照片挂在阁扇中间的柱子上。拍摄时，几位朋友在客厅内，或坐或立，或在吸烟。梅兰芳从卧室走出来，和大家握手招呼后，就指着柱子上乌兰诺娃的照片，介绍给他们看，大家围过来欣赏照片上的舞姿。接下来，则是他们一段有关拍摄全景电影的对话。第四、第五天，拍摄了《霸王别姬》中的“舞剑”一场戏。开拍后，比较顺利，每个镜头只拍了一次就完成了。一九六○年年初，《宝镜》里有关中国部分的影片被送到了北京。梅兰芳不仅满意地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而且还以内行的眼光，欣赏着影片中那一组组镜头的剪接：开始是我国古代民间传说《愚公移山》的动画，然后就转到了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群众干劲冲天地参加劳动的场面和水库落成后万众欢腾庆祝的实况；接着，表现了我国人民劳动后的休息和文化生活，其中有些镜头，如颐和园内一只小船穿过桥洞；汽车向前门大街疾驶等很有立体感，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令梅兰芳印象最深的是，李少春的一段《闹天宫》武打和群猴腾跃翻跳的场面，十分生动活泼。而梅兰芳自己的生活片段——在客厅里会见挚友的镜头，面貌神情相当清晰，人与建筑的尺寸也与真的相仿。而《霸王别姬》中舞剑的镜头更是色彩鲜明一九五九年的春天，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夏衍向梅兰芳建议说，《游园惊梦》是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牡丹亭》中精彩的折子，如果由俞振飞和梅兰芳合拍一部彩色戏曲片的话，是能够表达作者笔下精心塑造的杜丽娘、柳梦梅这两个人物的。一边说着，夏衍一边还向梅兰芳介绍了近几年来我国在彩色影片摄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步。梅兰芳不禁跃跃欲试。对于能与俞振飞合作拍片，梅兰芳也十分高兴。俞振飞为著名昆曲小生，有“江南俞王”之称。其父俞粟庐，对昆曲有精深的研究，人称“江南曲圣”，有《粟庐曲谱》等著作传世，俞振飞自幼受到乃父熏陶，六岁时即能完整地唱下昆曲曲牌，二十年代初即蜚声沪上，成为昆、乱不挡的难得小生人才。由于他有高度的文化素养，又善于将诗词书画的意趣融化到舞台艺术里去，创造了一系列儒雅秀逸、超群绝俗的艺术形象，独标高格。梅兰芳与俞振飞是老朋友了，早在二十年代初，二人就建立了友谊。一九三三年梅兰芳迁居上海后，慕俞派唱腔之名，曾向俞振飞学习昆曲戏出，俞还曾为之吹笛伴奏，同年二人即同台公演了《游园惊梦》。四十年代以后，二人又曾多次合作。欢度了建国十周年的国庆节日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人和梅兰芳、俞振飞、言慧珠等主要演员坐到了一起，商谈了初步的拍摄计划。梅兰芳提到自己一九五五年曾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彩色戏曲片的事，但担心自己现在的面部化装，在舞台上演戏还不致显出老态，到电影里就恐怕难以藏拙了。北京电影厂厂长汪洋笑了：“我们这几年对拍摄彩色戏曲片的化装及洗印的技术方面大有进步，这次一定能够使你满意。”坐在一旁的青年化装师也笑着表态：“我一定尽力而为。” 十一月十三日下午，梅兰芳等有关演员来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参加《游园惊梦》摄制组的成立会。导演许柯向大家漫谈了电影分镜头剧本的意图。这次，他打算用故事片的手法来拍摄《游园惊梦》，但又尽量保存舞台上的优美表演。化装果然是拍摄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第一次试装时，梅兰芳改变了过去拍电影时由自己化装，电影厂的化装师从旁指点协助的办法，而直接由电影化装师操作。试拍了几个镜头后，坐在一边旁观的人们觉得似乎盾毛画得太细，眉眼之间的红彩也显得轻了些。看样片时，毛病更加显露无遗：脸上的油彩太浅，痣也比较明显。眉毛太细，并有高低不平之感再度试装时，化装方面大有进步了。痣平了，红彩加重后显得厚实了，头面插戴减少后，看上去也比第一次好。素红色的斗篷较为古雅，给人以画中人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