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最后23个春秋-3

“您是说写作成功应该感谢寂寞的生活？”贝热龙和法国同行都对老人的感叹颇有同感。因为他那富有哲理性的语言，全是发自巴金多年的思考与总结。　　“是啊，寂寞可以产生智慧。”巴金凝视着沙沙细雨中的暗灰色楼房，心里在捕捉着从前的痕迹，他说：“那时候，晚上11点钟过后我就回到五楼房间里，点燃了煤气炉，煮茶来喝。这时圣母院的钟声就响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容易产生形象思维，痛苦又继续来折磨我了。心里就像被刀割着一样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燃烧起来了。为了安慰我这寂寞的心，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晚上一面听圣母院的钟声，一面在练习簿上写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就写成了《灭亡》的前四章。”　　细雨越下越大了。　　小街上坎坷破败的青石街面积起了一洼洼雨水。所有陪同巴金来朗维尔街上寻找旧踪的法国友人，都凑近了白发老人，大家又一次被巴金的话打动了。他们都感到巴金虽是一位话语不多的人，可他旧地重游时，心灵封闭的门竟然悄悄地开启了。　　“《灭亡》就是在这条街上诞生的吗？”法国友人都感到惊讶。他们谁也无法把面前这破旧的小巷与这位享誉国际的中国作家处女作联系在一起。　　“不不，那是我第一次写小说，在这里也是写写停停。”巴金说：“后来因为出了点意外，我就把没写完的小说搁起来。直到8月巴黎各报上发表了消息，知道我敬爱的那个鱼贩子，也就是《灭亡》序里说的那个“先生”，他和同伴都被烧死在波士顿查尔斯顿监狱里，我才又从破书堆里翻出了那个练习簿，继续去写《灭亡》的十七，十八两章，以后又连续写了第五，第六，第十，十一，十二共五章。可是，小说还是没有写完。不久，我就被一些经济学占去了时间，我要用全副精神去读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尤其是《伦理学的起源及发展》，我开始翻译它，为了翻译我又不得不读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诸人的著作。我甚至读熟了《圣经》。这时候，我已经不去注意那部没写完的小说了。……”　　布朗维尔——记忆中的街道(4)　　雨中的小街静极了，巴金发现在如麻的雨幕中，间或有几个行人经过。他好象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好在后来随行的法国友人，仍然在到处寻找巴金说的旅馆。尽管巴金几次主张回去，可是法国友人却一定要让巴金满意为止。最后，天色暗了下来，终于在法中友协工作人员雷诺的指引下，找到了当地的老住户，才找到了巴金从前住过的旅馆旧址。原来，当年巴金下榻的旅馆，就在布朗维尔街的另一端。巴金在众人簇拥下来那早已改建的旧楼前面，他总算看到了那幢灰褐色的小楼。巴金爬上木楼梯，他发现当年住的房间还在，小窗也仍然洞开着，只是房间里再也找不到他从前写作时的温馨与寂静了。　　“时光过得真快啊！”细雨沙沙，小街岑寂。巴金伫立在布朗维尔大街上，望着那有几分陌生的楼宇，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感叹。他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的52年春秋，就与面前这条古老破旧的小街一样，都在悄悄地发生着意想不到的变化。　　“处女作”诞生地(1)　　巴黎之夜。　　美丽的塞纳河水在入夜后发出哗啦啦的轻响。巴金住在宾馆里无法安眠，这次前来法国访问，巴金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在短短十几天的访问中，他参加了巴黎第三、第七和第八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座谈会。让老人感动的是，那些外国留学生不仅对他的《家》和《寒夜》十分稔熟，而且还读过他解放后在中国写的数百篇文章，特别对他当年在朝鲜战场写的小说和散文，以及“文革“后他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的随笔，也大都耳熟能详。为了更多地接触法国读者，巴金和他的代表团还来到了蒙马特尔附近的皇后街，这里有一家名叫弗纳克的中国书店，他在这里第一次和法国读者们面对面地对话。让巴金心里高兴的是，当法国读者向他询问最满意的一篇小说是什么时，老人竟然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最喜欢的小说是《杨林同志》！”顿时，法国学生们都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谁也没有想到以一部《家》名噪海外的巴金，居然会把一篇在外国人眼中十分普通的短篇小说，当成了自己的荣耀。巴金自己心里清楚，他确实非常喜欢《杨林同志》。这是因为当他想起这篇字数不多、但却凝聚许多心血的小说，与那些牺牲在朝鲜战场的无名英雄紧密连系在一起的时候，他和心就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夜深了，巴金忽然翻开随身带到巴黎的一本《巴金自传》。他从书中发现了《谈《新生》及其它》一章，这让他想起下午去过的那条小街。他决定在法国寻找自己写作的起点，布朗维尔街只是起点，他还要继续寻找下去，只有重温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才会更激发老人的写作热情。巴金戴上了眼镜，书中的句子便清晰地出现在眼前：　　“一九二八年八月初我在法国沙多-吉里城邮局寄出《灭亡》的原稿以后，有一个短时期我完全忘记了写小说的事情。当时我和两个中国朋友在本地中学里过暑假。我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年了。那个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比我来得早。另一个朋友是山西人，以前在这个学校里念过法文，后来在巴黎一家玻璃灯罩工厂作绘图的工作，因为神经衰弱，到这里来休养几个星期。整个学校冷清清的，人都走了，只剩下看门人和他的妻子。老夫妇早已过了六十，可是身体健康。假期中守门人的妻子还为我们准备每日的三餐。我们在传达室里吃得愉快。那对整天劳动的夫妇是非常和善的人，他们待我们十分亲切，就像待亲人一样。从巴黎来的山西朋友不曾见到我的小说。学哲学的朋友却是《灭亡》的第一个读者。我最初在故事里用了一个不适当的字眼‘幽会’，还是接受了安徽朋友的意见才改成‘约会’的。一年来他一直在我隔壁的房间里朗读中国古诗，陆游的《剑南诗稿》经常在他的手边。　　我和他都住在大饭厅的楼上，我住的是一个较大的房间。山西朋友则住在学监宿舍旁边的阁楼上。学校前面有一个大院子。后面也有一大块空地，种了不少的苦栗树，篱笆外面有一条小路通到河边。整个学校里大概只有我们五个人。校长全家到别处去了。总学监住在这个小城里，每隔七八天到学校里来看看。我们对他没有好感。他就是我的短篇小说《狮子》里的总学监。那个中学便是我住了一年的沙城中学。我初期的好几个短篇像《洛贝尔先生》等等都是以这个可爱的又安静又朴素的法国小城作背景。这里的人和这里的生活，我返国后多年回想起来，还有如在眼前的感觉。……"　　巴金读到这里，暗淡的眼睛忽然又亮了。他知道自己来法国寻找旧踪的夙愿也许会实现了。因为他从这个纪录着当年留法经历的《自传》中，又看到了那个美丽的小城沙多·吉里。那里距巴黎很近很近，当年他离开巴黎以后，就在那里落脚。没有写完的小说也是在那里的一所中学里继续完成的。　　次日清晨，依然春雨如注。　　在巴黎通往郊区的高速公路上，驶来长长一列由小轿车组成的车队。巴金就坐在中间一辆车里。此行也是事前的固有安排，他要前往距巴黎五十多里的吉里市，继续寻找他在法国生活过的地方。　　望着车外那在细雨下泛起层层涟漪的小河。巴金的思绪仍然脑际驰骋。　　“巴金先生，您当年来法国是为求学的，可是为什么忽然想起写小说呢？”贝热龙和随行的法国作家，仍然希望更深层次地了解巴金。他们感到巴金本人就好象一本厚厚的书，如果想真正读懂这位来自东方古国的作家仍然需要时间。从这一角度来看，仅仅读过巴金几部著作还是远远不够的。　　巴金也希望把从前的往事都告诉给法国同行：“那时我来法国，当然想在课堂和书本上学到一些东西，结果让我大失所望。欧洲并不是天堂啊！夜里，没有朋友来的时候，寂寞难以忍受，我像盲人一样地在街上彷徨。我的孤寂一夜一夜增加，而且我的心也痛得更厉害了。我眼里只看见被工作摧残了的忧愁面貌，我耳里只能听见一片悲哀的哭声，总之，我眼前的黑暗一天一天地增加了。从报上我知道某一处有许多人在为饥饿而哭，某一处又有许多人像猪羊一样被人屠杀，甚至最僻远的地方也送来了悲惨的消息。这是大批的人造灾祸。此外还有个人的不幸、谋杀、纠纷、诉讼、失业……差不多每条新闻都在诉说悲惨的故事。报上似乎发出了血的气味。眼泪、呻吟、哭泣，简直没有终结。好像整个西方世界都沉落在黑暗的苦海里了，无论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一线的光明。正因为如此，我的生活完全失去了目标。我每夜都站在卢梭像前，对那个巨人诉说我的绝望，可是他永远不能给我一个回答。这就是我当时的处境和心态……”　　“处女作”诞生地(2)　　巴金的话给在雨中飞驰的小汽车里平添几分神秘。此前包括贝热龙在内所有法国作家，都只是从书本上了解巴金，而今他们才真正洞悉了老人的心灵世界。　　小轿车仍在雨中驰骋，巴金说：“后来我不常到大学里去了，图书馆里也没有了我的脚迹。我只是到处彷徨，准备踏进那个不可挽救的深渊里去。我看着就要灭亡了，忽然有一天，在一个书铺里见到一个意大利鱼贩子写的英文小说，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看了这句话，我好像大雨过后的天空那样，心豁然开朗了。我把这本小书买了回去，我读完意大利鱼贩子的自传《一个无产阶级生活的故事》。这时，在我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他开始向我叙述他的故事。于是我就决定写小说《灭亡》！……”　　中午时分，雨霁天晴。　　出现在巴金面前的吉里市绿树葱茏。早有人在那幢灰色的大楼前等候他们了，巴金知道这就是他当年从巴黎出来后、第二个求学的学校。拉·封登学校位于碧绿的马伦河边，校园里绿荫如盖，青堂瓦舍。女校长和许多学生都迎候在通往大礼教的青砖甬路上。巴金老人和那些比年轻的校友们亲昵地握着手，他没有外国大作家的架子，脸上永远是和悦的笑容。女校长和法国校友们团团簇拥这位穿着黑色西装，白发若雪的中国作家，人们把巴金引进校园深处。　　“一九二八年夏天，我就是在这里度过的。那时我在拉·封登学校过着比较安舒的生活。这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中国青年。每天早晨和午餐后我一个人要过一道小桥，到拉马河边的小树林里散步，傍晚我们三个聚在一起沿着树林走到更远一点，大家畅谈着各自的理想，因为在那里谈话是很自由的。”巴金在大家陪同下，来到恬静的校舍里，他望着校舍后面的蓊郁树林，心中百感交集。他对那些早已长成参天大树的林木产生了无限感慨。他和大家走进过去住过的校舍，指着窗外对女校长说：“那时候，窗外好象有一颗苦练树啊！如今为什么不见了？……”　　女校长和年轻校友们都面面相觑，因为她们也是后来者。当然不知道50多年前这校舍窗下竟会有一棵今天仍让中国作家巴金念念不忘的苦练树。　　“巴金先生到吉里以后，又继续在写您的处女作《灭亡》吗？”巴金走进他当年的宿舍，发现房间已经很破旧了，墙壁上贴着新的壁报，这是巴金感到新奇的。贝热龙主席仍然希望巴金把记忆中的故事娓娓道来，以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一位外国著名作家与这所普通中学的历史渊源。　　巴金在这间略显狭小的宿舍空间里，似在寻找他当年伏案写作的小桌。他对法国友人说：“一个晴明的上午我从树林中散步归来，忽然接到一封经西伯利亚转来的信，这是我大哥从成都寄的。信里充满感伤的话，我把信读了，不觉回想从前和他在一起的时光。我痛苦地思索了许久，终于下了决心。我从箱子里翻出那部未完的小说稿，一口气写了第七，第九和十三章。因为那时我已译完了《伦理学》上卷，送走了那些古希腊的哲人和罗马的圣徒。我又有时间来写小说了。当然，写作有时是因为感情的冲动才会产生文字的。”　　贝热龙说：“如此说来，巴金先生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把您的处女作最后写成了？”　　“是的。”巴金想起五十多年前的事，心中就忍不住激动。他告诉贝热龙和法国友人说：“后来根据一个住在南方朋友的来信，我又写了《灭亡》的第八章《一段爱情的故事》。这朋友是我敬爱的，他的爱情悲欢也曾引起过我的共鸣。我抱歉把他的美丽故事送给了像《灭亡》中袁润身那样的人。所以回国以后我又把那故事改写成一篇，新作，叫作《初恋》的短篇小说献给了他。”　　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倾听着，巴金在他住过的小屋里徘徊许久，忽然又走了出来。他感到幽静的校园在春天的午后十分诱人，巴黎距此不远，法国留学的经历就像一个甜美的梦，现在他终于旧地重游，得到一次重温旧梦的机会。　　“巴金先生，《灭亡》中许多生活鲜活的场景，莫非都与您现在看到的校园有关吗？”一些随行记者也赶来向他发问。　　巴金默然，他好象又回到从前。半晌他点了点头：“以后这小说写作就没有间断过。每天早晨我在前面树林里散步，就开始构思情节。傍晚在和朋友散步和谈话，我又常常修正这些情节。夜深人静了，我才回房里一口气把它们写了下来。不到半个月的工夫，我就写完了《灭亡》的十九，二十，十五，十四和二十一这五章。这样我的小说就差不多完成了。在整理抄写的时候，又加进了第十六章，最后添了个结尾。我用五大本硬纸面练习簿把它们容纳了。我的两个朋友中那个研究哲学的，很高兴做了我第一个读者。他给我一些鼓励，但我还没有勇气把这小说寄给国内出版。我只想自己筹点钱把它们印出来，给我两个哥哥翻阅，还送给一些朋友。这时国内朋友来信说愿意替我办这件事，我便在稿本前面添上一篇序，慎重地把它们封好寄给朋友。第二年我回了上海，才见到《小说月报》上面的预告，知道我的第一篇小说被采用了。……”　　“处女作”诞生地(3)　　巴金在这所学校里，居然找到他当年在这里读书时留在学校登记簿上的签名。当然，更让他振奋的是，这里还有他从前夜间习练法文时的中国学生图书馆。看到这些五十年前的旧址遗物，巴金感到不虚此行。　　让巴金意外的是，法国多家媒体采访并报导了他来到法国访问的新闻。远在美国的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和她的丈夫、著名诗人安格尔也专程飞到了巴黎。她们在不久前曾经在上海拜访过巴金。现在巴金没有想到竟然和聂华苓伉俪又一次在法国见了面。聂华苓感到巴金似乎比他们前一次见到的老人，变得更加矍铄，更加年轻了。　　著名华裔女作家韩抒音也闻讯赶来了。在巴金身边簇拥着这么多在国际上负有盛名的文坛骁将，是巴金和随行人员们来前没有想到的。聂华苓和韩杼音都把巴金的到来当成国际文坛上的一次盛事。她们和巴金谈得着法国的今天和文坛上的趣事。出席各种名目繁多的宴会，一夜之间巴金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代。他感到巴黎比从前还要美丽，塞纳河水在春天翻滚着雪白的浪花，一泄千里地流向远方。圣母院方向传来的悠扬钟声，有时会把巴金从甜美的梦境中唤醒。　　第七章 抚桑也有难忘的梦　　抚桑也有难忘的梦　　作为一个文学家，有如此雄心，不禁让我肃然起敬。　　——井上靖：《致巴金先生》　　A， 巴金在日本讲演时说：“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　　B， 往事对于年迈的巴金来说，已是难得的财富。不管从前的记忆有多少让他伤感的地方，老人都不会谢绝日本青年对自己的关心，他眼前好象又出现了东京中华青年会的宿舍。　　C， 当巴金看到那些举着横幅的青年正对着他乘坐的车厢郑重施鞠躬礼的时候，老人的眼泪也情不自禁地流淌下来。巴金急忙从座位上站起来，他冲着那些在站台上向他鞠躬的日本读者，同样郑重而严肃深深鞠一躬！　　D， 第二次他再去东京，在参加第45届世界笔会期间，巴金由于身体的原因，并没有像前一次那样到处走一走。毕竟是老了，特别是1982年冬天的跌伤，让巴金老人左腿忽然感到短了一截。老人再不能象从前那样健步如飞地行走了。他即便不坐轮椅，也一定要以手杖来保持自己身子的平衡。　　东京往事与《神·鬼·人》(1)　　作为现代东京标志的330米最高建筑——东京塔，隐没在早春的晨雾中。　　已经76岁的作家巴金站在他下榻的旅馆楼阳台上，俯瞰这座亚洲最高的电视塔，心里充满了激动。如今是1980年4月，早春的东京和上海大不相同。天气似乎要比上海冷一点，不过他发现远方隐藏在市郊的层层樱花林，已经吐出了淡淡绿意。樱花也即将开放了，他和他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就是选在这春色渐浓的时节，来到了这让他青年时期就如痴如醉的国家访问。　　在过去的一年里巴金的译作《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出版了。10月里他再次从黄浦江畔飞到北京，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老人的威望正在悄悄提高，巴金同时被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第一副主席。也是在这次大会的闭幕会上。他听到周扬在报告中竟然说了这样的话：“巴金是现代文学史上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巨匠之一。……”对于这样的评价，巴金心里有点吃惊，虽然他知道周扬的讲话并非代表个人，而是代表组织，然而老人仍然对于“巨匠”的称谓感到有些不敢承受。可是，这样的评价毕竟是现实，一个任何人都悄得不承认和接受的现实。　　真是喜事接连而至，巴金返回上海后，发现在二楼书房的书桌上放着一捆刚刚从香港寄来的新书。老人急忙打开一看，竟然是他《随想录》的第一本集子，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了。在巴金看来这本集子要比一千个称号都重要。因为这才是他晚年心仪的工程之一。在年末岁尾，巴金的《爝火集》也出版了。有那么多新书放在他的书房里，给这本来排满书刊的二楼上，平添了一股淡淡的喜气。　　1980年春节过后，巴金就出访日本。　　日本留给巴金心中留下的当然不都是好印象。战前他是从书刊和自己长辈口中，了解这一衣带水的邻国。后来风华正茂的巴金终于来到了日本，那时他为什么要一个人只身离开战时的上海，出现在这陌生的日本呢？　　巴金是这样回顾往事的：“我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到横滨的。我怎样到日本去，在最近修改过的《关于〈长生塔〉》这篇文章里已经讲过了。至于为什么要去日本？唯一的理由是学习日文。我十六、七岁时，就在成都学过日文。我两个叔父在光绪时期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常常谈起那边的生活。我们对一些新奇事物也颇感兴趣。后来我读到鲁迅、夏丐尊他们翻译的日本小说，对日本文学发生爱好，又开始自学日文，或者请懂日语的朋友教我认一些单字，学几句普通的对话，时学时辍，连入门也谈不上。……”　　横滨，是巴金第一次来日本首先接触的城市。他在事隔40多年后，仍在脑际中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横滨很像中国北方的海港。战乱中的横滨一派混乱，冬天的海边没有任何景致，海水混浊而昏黄。大批日本兵正在那里等待渡海。巴金做梦也没有想到小时候幻想的日本竟然是眼前这种模样。那时他真想马上回到上海去，可是当他想起此行是为着一种理想和追求而来，巴金就毅然地咬紧了牙关，在这里坚持下去了。　　“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寻找出路，我写作就是为着和敌人战斗！”这是十年浩劫后巴金第二次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他如今确实已经从阴影中走出来了，此行与其说是一种中日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不如说是巴金晚年的一次精神寄托。他知道自己在日本同样拥有许多读者，这些人尽管是通过日文译本在了解他的作品，可是，巴金知道文学是没有国界的。40年前他刚来到日本的时候，他的长篇小说《家》，还没有流传到这扶桑之国。而今这里的老年和青年读者们早已了解中国的巴金，他在早春4月来到东京，刚从羽田机场出来就受到了日本青年的欢迎。那么多陌生的笑脸，那么多艳丽的鲜花，让巴金忽然发现他是落在了一片友谊的海洋中。　　在经历非人折磨的昨天之后，如今的巴金忽然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经历一个新的转折。他不明白人的命运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波折。他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戏剧性的转折，然而他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人间戏剧的主角。日本人对于来自上海的巴金竟会表现出那么大的热情，而且他看出日本读者对自己的感情并不是故意装出来的。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无法制止我的激动，我欠了你们一笔友谊的债。我不会忘记‘四人帮’对我横加迫害、要使我‘自行消亡’的时候，日本朋友经常询问我的情况，关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与世隔绝的十年中也常常想起同你们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日子，从这些回忆中得到安慰。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欢聚了，我的兴奋和欢欣你们是想得到的。"巴金走上了讲坛。他以这种特殊的直率发表了开场白。大厅里所有日本读者都洗耳恭听，他们以为大作家巴金定会故弄玄虚地发表一篇宏谈大论，却没想他的讲话如此简单明了，又是那么谦虚平和。也许正因为巴金的诚实，大厅里忽然爆发出一阵掌声。　　东京往事与《神·鬼·人》(2)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在我即将出版的《选集》中，第一卷中选了我在日本写的短篇小说《鬼》，它使我回忆起一些事情，我找出我的短篇集《神·鬼·人》，把另外的两篇也读了。这三个短篇都是当年我在日本写成的。前两篇写于横滨，后一篇是我迁到东京以后四月上旬某一天的亲身经历。”巴金到达东京以后，曾出席过无数次欢迎活动和读者座谈会。特别让他兴奋和难忘的是，出席东京朝日讲堂的讲演时，他首次当着日本读者发表的《文学生活五十年》。巴金是以真诚与坦率的性格向日本读者畅谈他已经走过的漫长文学之路。他面对黑压压听众说道：“来日本前我在北平住了好几个月，先在沈从文家里作客，后来章靳以租了房子办《文学季刊》，邀我同住，我就搬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去了。我认识曹禺，就是靳以介绍的。曹禺在清华大学作研究生，春假期间他和同学们到日本旅行。他回来在三座门大街谈起日本的一些情况，引起我到日本看看的兴趣。这年七月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同吴朗西、伍禅他们谈起，他们主张我住在日本朋友家里，认为这样学习日文比较方便。正好他们过去在东京念书时有一个熟人姓武田，这时在横滨高等商业学校教中国语，他可能有条件接待我。吴朗西便写了一封信给武田，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一个叫黎德瑞的中国人，还说黎是书店职员，想到日本学习日文，不久回信来了，他欢迎我到他们家作客。于是我十一月到了横滨。”　　如烟往事早已在巴金的心海中沉淀。他似乎在极力从记忆深井里搜寻日本横滨的点点滴滴。他记得当年是以黎德瑞的化名踏上这片陌生土地的，那位经吴朗西引荐的日本人武田，亲自把他从横滨港接到自己家里。武田一家人的音容笑貌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巴金的头脑中不仅有笑脸，也有挥之不去的阴暗，日本警察对他的到来始终虎视眈眈，有时在大清早闯进武田家里审查和盘问他。日本警察那可怖的眼睛在巴金心里打下了烙印，他常常把横滨的警察与正在中国东北横行的关东军联系在一起。也许正由于这两个印象在巴金心里起了作用，所以才促使这位想学日语的中国作家在横滨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神》里，再现了可恶的日本败类影子。当然，巴金写作并不完全为揭露人间阴暗面，他所有作品都是为着展示人类的光明。所以他也描写了武田家生活和他那修建在横滨本牧町山上的“精致小木屋”。　　“大家也许都知道，我的小说《神》中的长谷川君，就是生活里的武田君。我把长谷川写成‘一个公司职员，办的是笔墨上的事’，唯一的原因是：万一武田君看到我的小说，他也不会相信长谷川就是他自己。这说明武田君是个十分老实的人。我的朋友认识武田的时候，他还不是信佛念经的人。这样的发现对我是一个意外。”在另一次读者座谈会上，巴金回忆了他当年在日本的写作情况：“我对他那种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为小说的题材，我一面写一面观察。我住在他家里观察他、描写他，困难不大。只是我得留心不让他知道我是作家，不能露出破绽，否则会引起麻烦。他不在家时，我可以放心地写，不过也不能让小孩觉察出来。因此我坐在写字桌前，手边总是放一本书，要是有人推门进屋，我马上用书盖在稿纸上面。但到了夜间他不休止地念经的时候，我就不怕有人进来打扰了。”　　日本读者的掌声几次打断了巴金的讲演。老人发现日本读者不论男女老少，都对他的讲演报以真诚的赞许，也许这与他在日本的经历不无关系。巴金与其说是在演讲，不如说是和读者以谈家常的方式交流体会。他讲着在日本的短暂时光，说起写《神·鬼·人》的时候，巴金就好象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他说：“那个时候我写得很快，像《神》这样的短篇在几天里便写好了。我自己就在生活中，小说中的环境就在我的四周，我只是照我的见闻和这一段经历如实写下去。我住在武田君的书房里，书房的陈设正如我在小说描写的那样，玻璃书橱里的书全是武田的藏书，他允许我随意翻看，我的确也翻看了一下。这些书可以说明一件事实：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至于他信奉的‘日莲宗’，念的‘法华经’，我一点也不懂，我写的全是他自己讲出来的。对我来说，这一点就够用了。我写的是从我眼中看出来的那个人，同时也用了他自己讲的话作为补充。我不需要写他的内心活动，生活细节倒并不缺乏，我同他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饭，他有客人来，我也不用避开。我还和他们一家同到附近朋友家作客。对于像他那样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我多少了解一点，在小说里可能我对他的分析有错误，但我用不着编造什么。我短时期的见闻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在小说里说：‘在一个多星期里看透了一个人一生的悲剧。’这是真话。在生活里常有这样的事，有时只需要一天、半天的见闻，就可以写成一个故事，只要说得清楚，不违反真实，怎样写都反正是创作，不一定走别人的老路，不一定要什么权威来批准。……”　　东京往事与《神·鬼·人》(3)　　座谈会上气氛热烈，日本读者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多是对写作上的难题，巴金都耐心作了回答。他最后说：“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掌声再度如海潮般响起，大厅里的读者都被巴金精采的讲演打动了。　　巴金的演讲结束了，可是那些入迷的日本读者却蜂拥而上地把老人团团围住。他们希望和巴金继续交流下去，渴望得到巴金的一张名片或他在自己小本上的签名。在巴金眼里这才是人间最真实的画面，这些慕名而来的读者，并不是受某官方的唆使来完成倾听任务的，他们都是巴金小说《家》和《随想录》的崇拜者和知音。在那些热情的知音者中间，不仅有普通日本平民，学生和小职员，甚至还有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例如多次到中国访问的大平正芳首相，就是喜欢巴金作品的一员。他在紧张的国务活动中，仍然拨冗和巴金坐下来交流中国文学。而且让巴金惊异的是，他的小说《家》也曾是这位日本国务活动家青年时代喜欢的外国文学作品。难怪大平正芳对巴金说：“先生的作品曾经感化过日本的一代人！”　　向雨中日本青年深鞠一躬(1)　　高速列车在日本春天的田野上飞驰。　　巴金坐在疾驶的列车窗口，浏览着那既熟悉又陌生的异国风光。在东京参加一系列读者交流活动之后，巴金和作家代表团的成员们，乘坐高速列车对日本进行了一次从南到北，从东至西的长途旅行。广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象征，当年美国投下原子弹留下的战争创伤，时至今天仍然让巴金感到记忆犹新。而京都和奈良，都给巴金以新的感悟，他发现这里的人们对中国文学同样不陌生。　　在广岛访问时，巴金在一位日本文学家的书房里，见到这日本人用中文书写的鲁迅诗词，那是鲁迅1931年写给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的弟媳松藻片山的五律诗，巴金的心情当然万分激动。他没想在广岛居然会有人把鲁迅的诗，当成他治学的宗旨与写作的楷模。这日本人抄录的鲁迅诗是：　　大野多钩棘，　　长天列战云。　　几家春袅袅，　　万籁静喑喑。　　下土惟秦醉，　　中流辍越吟。　　风波一浩荡，　　花树已萧森。　　尽管语言不通，可是巴金仍然发现在日本各地，汉字仍然不时可以跳入他的眼帘。这是他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见到的现象。巴金发现日本人如此喜欢他的作品，显然与街上那到处可见的汉字不无关系。中国文字让他感到亲切，而反战与和平始终是中日两国人民心灵交流的基点。在京都巴金又进行一次《我和文学》的演讲。他坦诚地对日本读者表示：“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　　在奈良巴金又谈起他当年从横滨到东京的经过。几位日本青年捧着巴金的《自述》，请求签名。大家对巴金早年在日本的活动都感到惊奇和钦佩，巴金在《自述》中说：“当初在横滨写《鬼》的时候，我就下决心离开武田家搬到东京去。我托一个在早稻田大学念书的广东朋友，在东京中华青年会楼上给我预订了房间。我本来应当在武田君家里住上一年半载，可我受不了他念经的声音，可以说是神和鬼团结起来把我从他家赶了出去的。我原先学习日文的计划，也给神和鬼团结的力量打破了。我向主人说明我要搬去东京的时候，武田曾经恳切地表示挽留。然而想到在这里同神、鬼和平共处，我实在不甘心。即使有人告诉我，迁到东京，不出两个月我就会给‘捉将官里去’，我也不改变主张。”巴金对那位喜欢他《自述》的日本青年说：“我当时刚过三十，血气旺盛，毫无顾虑，不怕鬼神，这种精神状态是后来的我所没有的。我今天还怀念那些逝去的日子，我在小说《鬼》里找到了四十五年前自己的影子。我现在的确衰老了。……”　　古老的奈良很象巴金曾经去过的中国绍兴。只是奈良没有河水与纵横交错的小石桥。巴金喜欢这里的古老庙宇，他从幢幢香火繁盛的寺院，可以联想到自己的祖国。会想起当年飘洋过海的鉴真和尚。往事对于年迈的巴金来说，已是难得的财富。不管从前的记忆有多少让他伤感的地方，老人都不会谢绝日本青年对自己的关心，他眼前好象又出现了东京中华青年会的宿舍。他在和日本青年谈往事的时候，说：“我当年到了在东京，住在中华青年会的宿舍，楼上房间不多，另一面还有间课堂，白天有位教员讲授日语，晚上偶尔有人借地方开会。楼下有一间大礼堂，每个月总要在这里举行两次演讲会。我初来的时候，有人正在大礼堂内排曹禺的《雷雨》，他们通常在晚上排练，我在房里听得见响动。当听到有人把曹禺的剧本变成日语时，我为曹禺感到高兴。因为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　　奈良的日本青年都被巴金的到来振奋着。他们奔走相告，那么多人希望见到巴金，并渴望听这位中国大作家谈他早年在日本的经历。巴金也希望回顾往事，他对大家说：“我记得中华青年会在东京的神田区，附近有很多西文旧书店，我每天要去三次，哪家店有什么书，我都记熟了。而且我也买了不少旧书，全放在两层的大壁橱里面。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在这里我接触到的日本人，就只有一个会说几句中国话。我向别人打听他们是什么人，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刑事’，就是便衣侦探和特务警察。我一方面避开他们，另一方面暗中观察他们。我的观察还没有取得一点结果，我就让这些刑事抓到警察署拘留所去了。”　　日本青年都被巴金在东京被逮的经历感到惊讶。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询问，巴金却不想多谈了。因为他不希望给日本青年的心里蒙上阴影。夜里，当代表团成员都进入了梦乡，巴金仍在灯下翻阅他的《自述》。他看到了这样的记载：“在警察署里开始了审讯，审讯倒也简单，在我的答话里抓不到辫子，不久就结束了审讯，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在他们那里睡一晚，就把我带到下面拘留所去。从凌晨两点到下午四点，整整关了十四个小时。从我半夜里睁开眼睛看见他们推门进来，到我昂头走出神田区警察署，看见落日的余光，这其间的经过情形，我详细地写在短篇《人》里面了，没有必要在这里重述。不过我应当提说一下，这不是我初来东京时计划写的那个短篇。……它是作为一篇散文或者回忆写成的，最初的题目是《东京狱中一日记》，打算发表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的《文学》特大号上。把回忆作为小说，编在《神·鬼·人》集子里面了。文章就这样给保全下来，一直到今天。但是，当时那些用武力、用暴力、用权力阻止它发表的人连骨灰也找不到了。……”　　向雨中日本青年深鞠一躬(2)　　车窗外是一幅绚丽的春景。　　巴金脑际浮现出的，是他在日本各地和日本读者见面的画面，宛若一个个令人振奋的电影镜头在眼前闪动。他记得那是个下着牛毛细雨的初春早晨，在中国作家代表团乘坐的列车从东京驶往京都的半路上，巴金心里就在想着一位日本女子，她叫鸟田恭子。好象是在两年前的秋天，一封从日本京都寄出的信被邮递员送进了武康路13号的院子里。巴金展读一看，上面竟是一行行娟秀的中国文字：　　敬爱的巴金先生：　　您好，我是您的日本读者，名叫岛田恭子。我是大阪外国语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多年来就喜欢中国文学作品，特别喜欢先生的早期小说，如《家》、《春》、《秋》等等。第一次接触您的作品是1977年，那时我丈夫从东京给我买回一本先生著的《寒夜》。这一年我刚好29岁，已是一个家庭里的少妇。我22岁结婚，家里有丈夫、婆婆和四个女儿。我丈夫是再婚，所以结婚时已经有了两个女儿，我们后来又有了两个女儿，我一直没有工作，在家里做家务。　　我感到一个大学生做家务很失望，可是，当我看到先生写的《寒夜》以后，我忽然感到自己的想法是幼稚的。从先生的小说里，我看到的就是社会的变化，不管生活中有多少困难，社会毕竟还是从旧到新，从固陋到进步在继续前进。也就是说，您是怀着社会一定向进步光明前进的坚强信仰写这篇小说的，所以《寒夜》给我带来比温暖更积极的东西，就是希望和勇气。……　　巴金读到这里，才感到对方原来是一位读了《寒夜》受到感染的日本女子。他理解鸟田恭子的心情，知道她定是从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中，发现了她自己的影子。巴金从她的信中得到这样的印象，岛田恭子的心情很苦闷，特别是她结婚以后的生活，更让她心情压仰。丈夫和前妻生下两个女儿，再加上她和他的女儿，就是个多口之家，特别是一个没有工作的日本女人，又不甘心在家务中永远默默无闻，所以对《寒夜》产生这样的感情是不足为怪的。他看到鸟田恭子的信写得自然流畅，就象在和自己的长辈谈心一样，这位日本女人说：“原先我对他们的生活不太习惯，心里也有难过的事。我以为如果我自己能成为心胸大而好心肠的人，那有多么好，所以我要努力成为那样的人。孩子们都温和可爱，对我很好。母亲很壮键，常常帮忙做家务。我爱人仍然有点任性，可是我爱他。我过得很幸福，我冷静地想一下，要是我没有对他的爱，那么一天也不能快活地生活吧。我的这么小小的经验，同《寒夜》那残酷不幸时代中的主人公当然不能比。越看我心里越闷，不过对于母亲、宣和妻子，我都能同情并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心情。《寒夜》成了我最喜欢的书之一。……"　　巴金尽管每天很忙，可他还是认真地把一个陌生日本女子寄来的信反复读完。他没想到一个远在京都郊区的日本妇女，居然从自己早期著作《寒夜》中找到了共鸣。在中国这部书已经多年没人读了，“四人帮”粉碎以后才再次出版。然而远在扶桑竟然有人在他受到“专政”的时候，还会读他的《寒夜》，这让巴金大为感动。　　巴金决定拨冗给鸟田恭子写封回信。这些年来他对读者的来信，很难逐封一一作复，因为随着环境的改变，读者来信也越来越多了，加之他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弱，有时一天伏案只能写下几百字，由于生病，巴金写的字越来越小了。然而，巴金仍给素不相识的岛田恭子写一封短函，他深为感动的是，鸟田恭子是在他正受非人待遇的“文革”时期还在日本读他从前的旧作、一部正在中国受到批判的小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感情。在巴金看来没有什么比这样的读者更可贵的了。老人写道：　　在我遭受“四人帮”迫害的时候，你还买我的书读，你对我的信任和了解，我非常感谢。我还要写下去，写到八十岁，九十岁！……　　就是从那次通信以后，鸟田恭子不时给巴金写信，巴金也尽量做到每信必复。不管他写作任务多么重，社会活动多么频繁，巴金从来不愿意冷落自己的读者。特别象鸟田恭子这样远在京都的外国读者。他和这位看了《寒夜》以后，改变了对人生消极态度的日本女子，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系。　　就在这次巴金决定前往京都的时候，他没有想火车刚刚抵达京都车站，就在月台上那乱纷纷的欢迎人群中，发现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她手里举着一块巨大的红布横幅，由写“欢迎中国作家巴金！”。她就是多年在书信中交谈的鸟田恭子。如今，她终于见到了远从上海来的《寒夜》作者巴金。　　“先生，巴金先生！”巴金看到了鸟田恭子和她的那位当记者的夫君，带着她们的四个孩子迎迓上来。就像欢迎她们自己的亲人一样。　　巴金看到月台上簇簇涌动的鲜花，脸笑。他没有想到日本读者竟会给予自己这么热切的欢迎。巴金在日本活动的十几天里，已经深切感到像鸟田恭子这样的读者何止千万。他记不得是在哪一段路程中，当他们乘坐的火车经过一个不知名的小车站时，忽然，车上所有的人都被站台上一条红色的横幅吸引了。上面用中文和日文写着：“中国作家巴金先生，我们欢迎您！”当时外面正下着霏霏春雨，巴金在火车上看到，手举那条鲜红横幅的几个男女青年身上，早已被细雨淋湿了。巴金很过意不去，他多么想亲自下车，对那些冒雨专候自己列车的日本青年们表示一点谢意，然而这趟火车在这无名小站上竟然不停。当巴金看到那些手举横幅的青年们正对着自己乘坐的车厢郑重施鞠躬礼的时候，老人的眼泪也情不自禁地流淌下来。巴金急忙从座位上站起来，冲着那些守在月台上的日本读者，同样郑重而严肃深鞠了一躬！　　向雨中日本青年深鞠一躬(3)　　细雨纷飞中，车站上的日本青年仍然在向着驶去的列车高呼着巴金的名字！　　这次，巴金在京都逗留的两天中，鸟田夫妇陪着巴金游览了清水寺和二条城。当然，鸟田伉俪也与巴金等人一瞻了旧皇宫的风采。鸟田早就在考虑一个大胆的写作计划，她通过读巴金的著作，渐渐找到一个家庭妇女走向社会的捷径。毕竟是大阪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她决心要把巴金曲折又辉煌的从文经历，写成一部供日本读者借鉴的专著。并且决定着手写一本《巴金写作经历》的书。巴金同意为她提供相关的资料。　　巴金抵达长崎的消息在日本几家媒体上公布以后，海港城市长崎就像过节一样热闹。　　早在50多年前，巴金第一次来日本的时候，他就希冀有一天能到长崎一游。然而那时是战争时期，他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就愤然地离开了日本。就是从那时起，巴金心里始终想着长崎。他记得那时自己给国内发信的时候，信封上署的地址都是长崎。这是因为巴金年轻时就喜欢这座海港城市。如今当巴金已经76岁的时候，才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这里。　　在长崎，巴金意外发现了两本保存在县立图书馆中的两部中文藏书。那是日本作家们在四十年代翻译的巴金早期小说。一本是《寒夜》，一部是《憩园》。由于年深日久，巴金发现那两部经过多人翻阅的小说，书页早已发脆变黄了。岁月的磨励尽管把两部书变旧变脆，然而巴金心里仍然感动不已。此前他虽然在上海听说过日本翻译家译过他的作品，但是巴金始终没能亲眼所见。如今他手捧这两本经历战争和历史烟云的旧书，热血在胸中奔涌。他不知在那长达八年的罪恶战争中，日本居然有人会拿起正义之笔。把这些象征着人间温情的著作从一海相隔的中国介绍到日本本土来。而且巴金还能从那汗迹斑斑的书页上，看到必定是经过无数喜欢它的读者翻阅。看着看着，老人的眼睛湿润了。　　巴金在日文版的两部旧书扉页上，郑重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从此，这两部有原作者签名的小说，就变成了长崎县立图书馆中具有收藏价值的馆藏珍品！当巴金把两部书页残缺的书捧送到馆长手里的时候，肃穆大厅里顿时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巴金先生，我们有一个郑重的请求，不知先生能不能见怪？”负责接待巴金一行的，是日本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委员会事务局的清水正夫，他早从巴金率领的代表团飞抵羽田机场时起，就陪同在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作家身边。清水正夫对巴金充满着敬畏，因为他在十几天的活动中亲眼看到巴金在日本无以伦比的崇高威望。现在他知道巴金和中国作家代表团即将从长崎起飞，马上就要返回自己的祖国了。就在巴金即将辞别日本的时候，清水正夫不能不把积郁在内心多日的希望吐出来。　　巴金对这位日本接待官员投去了信任的目光。　　清水正夫通过译员对巴金表示：早在巴金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为朝日讲堂发表演讲作准备的时候，他就对巴金的演讲稿《文学生活五十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当巴金在京都又发表题为《我和文学》的时候，清水正夫同样对巴金坦率与真诚的演讲深感振奋。所以，当他知道巴金马上要离开日本的时候，渴望能把巴金在东京和京都两次演讲的原稿，留给他们。当然，清水正夫明确地表示，他希望留下巴金的两篇手稿，并不是自己有意收藏，他是希望把这两篇讲演稿当作日本最珍贵的文学史料，收藏在日本文化博物馆里，作为永久的收藏品。　　巴金迟疑着，沉吟着。他在玩味着清水的要求，一时不知该作何答复。　　清水正夫担心巴金拒绝他们的请求，索性把自己的急迫心情倾吐出来。他说：“巴金先生的作品深受日本人民喜爱，如果把巴金的手稿陈列在日本文化博物馆里，显然对中日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将告诉日本的下一代，伟大的中国作家巴金先生，曾经在他七十六岁的时候，带着他对日本人民的深厚情谊来到过日本， 并且在东京和京都发表过演讲，这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　　巴金点头赞许，并且很快就吩咐秘书把两份由他亲笔写成并多次修改的手稿，慨然送给了清水正夫。巴金说：“我的手稿算不了什么，可以送给你们作纪念。但是最好不要送到博物馆里去。如果它能唤起人民美好的记忆，使我们共同珍视友谊，发展友谊，我就感到高兴了！”　　“谢谢，谢谢巴金先生！”清水正夫感动得连连鞠躬。　　巴金又动情地叮嘱：“十年浩劫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要是它不在中国发生，以后也会在别的国家发生。我们遭到了不幸，可是别的国家的朋友免掉了灾难，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引为自慰。”　　巴金就这样告别了美丽的海港城市长崎。　　当他临行前夕，又一次来到位于市中心的“原子弹纪念馆”前时，巴金平静地凝视着那幢巨大的纪念馆，不禁心潮激动。他看见馆前是一片偌大的碧绿草坪，在如茵的绿草上有一座高大的铜像，那是一位人类持久和平的使者。他高大而伟岸，这铜铸巨像的一只手正高高地举向碧蓝的苍穹，另一只手则平端在他的胸前，似乎在抚摸着他那跳动的心脏。巨像那双流露出善良无私目光的眼睛，此时似乎在平视着他面前的一切。特别是绿地上那些翩翩飞舞的白色鸽子。　　向雨中日本青年深鞠一躬(4)　　巴金对这尊象征人类和平的铜像投以同情的目光，他知道当年就在这和平使者巨像矗立的地方，曾经发生过惨绝人寰的灾难。而今那一只只雪白的鸽子，竟然在巨像脚下无忧无虑地飞舞觅食。巴金暗暗地说道：“如果和平鸽永在，悲剧就再也不会重演了！……”　　东瀛，我又来了！(1)　　“我四个月不曾执笔。在医院里一共写了十六、七篇文章。最后一篇就是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我们为什么写作？》。写完发言稿不久我便离开医院。这次回家不是病已经完全治好，只是出去作参加东京大会的准备。医生同意我出国，这说明我的病已经给药物控制住了，健康逐渐在恢复。只要按时服药，不让自己疲劳，我看短短两个星期的出国访问是可以应付过去的。　　“我的确很乐观。朋友中多数不赞成我出国开会，他们害怕我的身体吃不消。我病了两年多，两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时间，接触新鲜空气的机会很少，自我感觉就是一个病人。探望的亲友们一来，问的、谈的也总是关于病的事，谈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又了解我的一些病情，亲友们当然会为我的健康担心。其实连我自己也有过灰心的时候。跟疾病作斗争，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少不了医生的支持。医生的同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1984年6月，巴金在第二次访问日本归来以后，执笔写下了上面的文字。这是巴金继1979年4月第一次去日本之后的第二次赴日。　　前一次访问日本，巴金是和谢冰心等中国作家一起去的。那时他的身体没有任何疾病，尽管经过十年浩劫的折腾，巴金的身心也难免疲惫，然而那时的巴金毕竟有种从阴影里挣扎出来的振奋感和喜悦感。前一次日本之行，前后花去了十几天时间，对日本进行的访问也是从南到北，从东至西的。而巴金第二次再去东京，是为了参加第45届世界笔会。在此期间，巴金由于身体的原因，并没有像前一次那样在日本各地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巴金毕竟是老了，又患上了帕金森氏综合症，所以身体始终很弱。他即便不坐轮椅，也一定要以手杖来保持身体的平衡。　　巴金又一次拿起笔来，写他那尚未峻工的文字工程《随想录》。这是在他从东京回上海的一个月之后。当初巴金所以在医院同意前往日本参加这次笔会，除了他本人身负的代表团长职务之外，还有另一层原因，就是巴金多年和日本文学界的朋友们，他们也始终在盛情欢迎巴金前往东京赴会。　　当巴金还躺在华东医院病榻上治疗疾病的时候，他的日本老朋友井上靖就已经先后三次来华东医院看望巴金了。不久，另一位与巴金有几十年友情的友人水上勉也走进了巴金的病室。他们的到来当然不仅为着邀请巴金去日本参加笔会，更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着许多日本作家朋友在关心着巴金的身体。巴金面对这些日本友人的热情，已经暗暗下决心要再一次飞往日本。因为在他的心里绝不让欢迎他的日本朋友们失望。然而那时候巴金正为帕金森氏综合症所困扰，他究竟能不能顺利地走出国门，再一次飞往扶桑与日本朋友相聚，连巴金自己也没有把握。好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当浓浓春意终于来到黄浦江畔的时候，巴金的身体开始好转。负责他腿伤与帕金森氏症的医生，经过多次检查，最后都表示同意巴金出国。就这样，老人又一次来到了日本，不过他不再像前次那样可以手拄藤杖健步如飞，如今巴金再来日本只能以轮椅代步了。　　巴金在下榻的东京京王广场饭店里，依然宾客如云，几乎每天都有日本友人前来探望。身边人都关心巴金的身体，可是巴金始终坚持一定要会见来访的客人，他对身边人说：“我既然来了，就要尽可能多的见些老朋友，不要拒绝任何人的来访，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友情让生病的巴金变得年轻。他不顾年高体迈亲自剪往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走访，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举行的招待会上，巴金又一次感受到友谊的力量。在国际笔会47届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德高望重的中国作家巴金顿时成了各国作家注目的焦点。他在大会上的讲话再一次引起了喝彩和掌声……两个星期就这样令人依恋地从巴金身边过去了。在成田机场上，坐在轮椅上的巴金回首着熟悉又陌生的东京心情激动。这里曾是他三次来过的地方，战争年代第一次来这里的巴金，还是个没有成名的青年作家。第二次来日本的巴金，已经是一位中国文坛上的泰斗，并且他走出了“四人帮”极左思潮的阴影，正在涣发青春，准备以最大热情重新投入写作的时候；第三次他又一次来到日本，巴金是刚刚医治好跌伤的左腿，他并没有像行前亲友和医生们所担心的那样，会病倒在东京。现在，巴金依然精神矍铄地踏上了飞机。当他站在机舱门前向那些守候在停机坪上的送行人员高高挥起手臂的时候，巴金感到自己正在走进一个全新的历史里程！　　上海武康路13号仍然静悄悄。巴金自从腿伤以后，已经许久没有回这个家了。他一直住在华东医院的病室里，现在当他再次回到那幽静小楼上来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五斗橱上的骨灰盒。那是久违了的萧珊。如今她依然在小楼上，就象那山花烂漫之时在丛中微笑的梅花一样，正悄悄地笑望着巴金的今天。想到亡妻，巴金心头又难免泛起几分感伤。他由萧珊会想到日本友人中岛健藏的坟墓。这次巴金到东京的另一个夙愿也实现了，那就是前去中岛先生的墓前献花。　　“我到了东京，晚上商谈日程时，只向主人提一个要求：去中岛健藏先生墓前献花。第二天上午车子把我送到了豪德寺。中岛京子夫人早已在门口等候，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先生也来了，他们给我带路，女儿小林或者担任译员的小陈搀扶我。多少年我没有这种‘清晨入古寺’的感觉了。但是我怎么能相信我是去扫墓呢？这位分别七年的老友，他的笑声还在我的耳边。我多么想看见他，我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呀，可惜的是，我为我的移动艰难的左腿感到苦恼。……”　　第八章 质本洁来还洁去　　质本洁来还洁去　　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间，我要写，我绝不会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巴金：《随想录》　　A， 巴金脸上的笑容倏然不见了。他对吴克刚见面就谈此事不感兴趣，因为早在一年前他就已经从北京一位友人的来信中，得知了吴克刚为他如何获取诺贝尔文学奖正在努力促成的经过了。　　B， 他唇边又出现了那种浅浅的笑意。那是一种看惯世间冷暖荣辱，对任何事情都会泰然处之的哲人之笑。对于吴克刚和马小弥的善意，老人思考多时，最后还是谢绝了。　　C， 自从去年冬天以来，巴金久病缠身，体质下降，到现在他几乎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了。每一次出现病情的反复，老人都与医生和护士紧密配合，共渡难关。医院抽调医术最好的医护力量为巴金进行抢救与医治。本来，入秋以后巴金的病情始终处于稳定的状态，没有想到进入严冬，特别是春节将至的时候，巴金竟出现了高烧不褪的症状。　　D， 她们早在11月初，就开始在为老人的祝寿作准备了。特别是女护士们，她们都好象在为自己的老人准备寿庆。大家主动掏出钱来，上街买来五彩缤纷的彩纸，大家利用工作之余，在精心地折叠着彩色的纸鹤。在她们看来，这形态各异的千纸鹤，就是吉祥鸟儿的象征。护士们的心愿都凝结在那五颜六色的纸鹤上！　　把最后一部书也捐出去　　当1999年冬天的彤云弥漫在黄浦江上空的时候，住在华东医院特护病室中的巴金忽然出现了高烧。　　老人的病情忽然转重了，究竟是严冬的气候所致，还是因巴金年高体弱和抵抗力下降带来的肺部感染？医院上上下下都为刚度96岁华诞的巴金病情在深深地担忧。自从去年冬天以来，巴金久病缠身，到现在他几乎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了。每一次出现病情的反复，老人都和医生和护士紧密配合，共渡难关。医院抽调医术最好的医护力量来为巴金进行抢救与医治。本来，入秋后巴金的病情始终处于稳定的状态，没有想到进入严冬，特别是春节将至的时候，巴金竟然出现了持续不退的高烧。　　医院马上把巴金从普通病房转移到重症监护病室。在这里医院不仅重新配备了医生和护士，同时也增加了新的医疗设施。但是，老人因高烧引起的肺部感染却始终不见转轻。在这种情况下，华东医院只好把有关巴金的病情报告，逐层上报给北京全国政协和中国作协、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一级的保健主管部门。这样，巴金病情忽然发生的转危，很快就引起了从上海到北京许多中央领导的重视。　　春节期间，正在贵州视察工作的一位中共负责同志，闻讯火速从贵阳转路来到上海，亲自到华东医院重症病房探望了巴金。这时的巴金已经从多日的昏迷中清醒过来了。那位中央领导紧紧握住老人的手，鼓励他继续与顽固的疾病作坚韧的斗争。巴金终于从重病中顽强地挺了过来。老人的脸上又现出了欣慰的微笑。　　巴金在清醒的时候，思绪还会回到他深情依依的杭州。　　那里有让他留恋的西子湖。三潭印月。平湖秋月。还有每年秋风飒飒之时从南高峰上飘来的阵阵桂花香味。一年前，巴金最后一次到过杭州，他下榻在湖光山色中的西子宾馆里。这里是他暮年时期的又一下榻之处，在即将告别杭州的时候，巴金品尝了他喜欢的叫化鸡和红烧狮子头。　　在最后那次晚宴开始前，工作人员早将饭菜端上来了，可是，巴金望着那些色香味俱佳的晚餐却迟迟不肯动筷。身边的工作人员一时猜测不透老人的心思，后来才知道，巴金是希望见一见多日来为他烧菜的厨师。那位厨师果然被叫到巴金面前，他有些紧张，误以为自己在什么地方出现了疏忽，或者他烹饪的技艺不能让老人如意，所以有些诚惶诚恐。可是，这位年轻的厨师决不会想到，巴金却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动情地说道：“谢谢你呀，师傅！”　　巴金还记得他准备离开宾馆之前，有位崇敬巴金的青年姑娘，特意从书店买来一册巴金的小说《家》。她希望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最好能留下巴金亲笔题写的一句话，作为她一生中最珍贵的纪念。和她有同样心情的工作人员们都纷纷效仿，最后，大家都准备好了书和笔，希望巴金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巴老，我们请您为这几本书签名留念，好吗？”当大家把一本本巴金著作摆放在老人面前的时候，大家才愕然地发现，巴金竟然怔怔地坐在轮椅上，面对大家摆好的著作迟疑着不肯签名。　　姑娘们都怔住了。她们无法理解巴金此时的心情，大家误以为巴金谢绝签名。能里知道巴金另有想法，他说：“签名的书应该由我来买才对，怎么能让你们掏钱呢？”所有工作人员都感到意外。嗣后，巴金回到上海，他忙从刚寄来的一批新书选出了７本，然后老人亲笔题写上大家的名字，再委托人捎到了杭州。　　严寒终于过去了。医院窗外再次露出了绽露笑脸的花蕾，巴金透过窗口望着在春风中吐出淡淡绿意的经冬古树，他心海中再一次泛起了感激的波澜。每次从重病中苏醒，老人都会感谢为他生命积极抢救的医护人员，同时，老人从心底激发出来的热诚，就会变成回报社会的实际行动。巴金的行动就只有捐献他的书刊，那是老人最后的财产了。这一次，巴金决定再向甘肃省高台县一座新落成的图书馆捐赠自己仅有的几本书籍。他是病愈后从电视新闻上得知，落后的高台又建成了一座图书馆的消息。老人特别叮嘱女儿，一定要把他的新书加盖上自己的名章寄给高台县图书馆。因为这时候的巴金，手已经哆嗦得无力签上他的名字了！　　也是在这次重病以后，巴金还决定把他始终爱不释手的《托尔斯泰全集》捐赠给上海市图书馆。这部书巴金在晚年一直在看在读，这不仅因为此书在中国只有一部半原版孤本，重要的是巴金喜欢读外文的原版。而今老人再也不需要了，他就决定把家中惟一的一部书也捐献出去，让图书馆收藏，同时也希望更多像他一样喜欢托尔斯泰的读者们，都能读到这部十分珍贵的原版。　　“对诺贝尔文学奖我不感兴趣！”(1)　　2001年的冬天到了。　　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房大楼里，仍然保持着它那惯有的宁静。这里是巴金晚年生病住院的地方，老人静静躺卧在床榻上，他四周是一片柔和的雪白。白的四壁，白的吊灯，白的卧具和雪白的窗帘。巴金再不能象几年前那样，可以手柱藤杖在病房外走廊里散步了，记得他刚住进这这所医院的时候，还仅仅是帕金森氏综合症的初期，老人那时完全能够自由的活动，有时他还可以在病室外的廊道里练习行走。他的散步活动，大多是在清晨和傍晚。　　巴金这样做的原因是为活动肢体，增加必要的活动量。有时他一个人在病室里，还会写些篇幅不长的文章。即便1986年他用整整八年时间写完了《随想录》以后，巴金虽已宣称他从此不再写作，然而他只要还有一点气力，总是要写东西的。因为在巴金看来，没什么比以笔向读者倾吐心中所想更重要的了。　　进入人生的迟暮，巴金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孱弱。　　特别是这一年冬季，巴金的体质更差了。但他只要有精神，还希望读报纸上的消息，后来他本人不能读报了，就由身边的人代读。总之，巴金头脑中的思维始终很活跃。　　11月17日，一张《北京青年报》摆在巴金的病榻前。上面刊载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巴金婉拒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文称：　　“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中国文学界、也是中国文人心中一个难以释怀的结。不久前李敖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被炒作得沸沸扬扬之后，近日又传出巴金先生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记者半信半疑四处证实之后，也听到各界不一的种种反映，'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值得中国文人奉若神明'，'中国文人是否一定要踏上诺贝尔之路'，'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离得奖到底有多远'，不管承认与否，诺贝尔奖在中国文人甚至中国人心里都已经留有挥之不去的遗憾与期盼。　　'渴望诺贝尔奖实际就是渴望认可'　　记者第一个前往求证的地方，是中国社科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接受采访的陆某某研究员闻知此事后反应平平：'这件事一点也不稀奇，提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陆某某告诉记者，研究所每年都能收到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寄来的选单，上面印有委员会主任的签名，请大家推荐人选，推荐人的身份不限，陆某某进而解释，这种提名和奥斯卡提名不同，被提名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经过重重筛选入围参加最后角逐，可一旦入围人选便不再公开。陆某某告诉记者，研究所里的选单很少会被寄回，大家对此兴趣不大。而他也是不填写选单的诸多研究员之一。'文学奖和其它理科奖项有所不同，它没有量化的标准，更多的是个人的喜恶、政治因素的影响，当然也会适度考虑内容，正面积极、理想主义的风格似乎更能赢得评委的欢心。'　　而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本身，陆某某的理解相对于群情激昂的诺贝尔情结更为冷静与淡然。'在国外并不是所有的作家对诺贝尔文学奖都奉若神明，这个奖项似乎对书商和出版商更为重要。另外诺奖的高额奖项对拿稿酬的作家而言，也有不小的诱惑力。可是回顾诺贝尔奖的历史，许多应该获奖的人没有得到，这就足以说明诺奖并不是权威标准。’陆某某谈锋甚健时常常会插问：'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而一旦继续下一个话题，陆某某又恢复急促而略带激动的语速：'中国人对于诺贝尔奖的渴望，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自卑，他们需要得到别人认可，其实中国人没有必要显得过于激动，这样有失风度，应该荣辱不惊。''而且，诺贝尔奖在评选时带有强烈的地域性和偏向性，其中有翻译的障碍但也不乏政治取向的偏颇。'　　在谈到此次巴金被提名一事时，陆某某认为：在我看来，这种提名更多的是对九十岁高龄的巴金先生的一种敬意。至于能否获奖，陆某某认为：每个作品具有相当高的不可比性，这种评比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获奖也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其实中国的优秀作家辈出，有实力获奖的作家不止一个。　　这是美国华裔文人的善意之举　　有消息传出，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某某是国内得知此事的第一人。记者几经周折后采访到某某，尽管略为勉强，但某某的回答还是给记者一个明确的答案。　　4月24日，某某收到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主席王海龙来信，信中称巴老是'当代中国最为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享誉世界的崇高声望和国际文化界尊崇的优异基础'，'您对人性和人类尊严的执著探讨和神圣理解已经载入了当代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史册'。　　尽管某某对此也感到意外，但还是按照信上委托向新闻界以及巴金先生转告了信中的邀请。某某告诉记者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设立于约纽，于今年1月成立，已与瑞典皇家学院取得联系，并得回执，巴金是该委员会提名的第一。某某告诉记者委员会主席之一的王海龙，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师，与其已有多年的书信往来。　　某某谈及此事时略显勉强但仍算善谈：'这次提名应该是美国华裔文人的一种善意的举动，在国内可能大家不愿自己提出来，而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现当代有不少杰出作家，值得提名，如果没有是一种遗憾。'　　“对诺贝尔文学奖我不感兴趣！”(2)　　但某某同样认为：'中国作家不可能为获奖而写作，是否获奖不必太在意，中国作家不必把一个奖项看得过于重要。'他同时也说：'如果能得奖，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对中国而言，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名单中没有中国人是不正常的。我们对国外文学作家的了解非常透彻，但国外对中国的文学和作家却非常不了解甚至可以说是愚昧。'　　对于双方理解上的悬殊，某某认为原因很复杂，其中最主要的是西方的偏见和翻译上的障碍，西方对中国还是抱着原来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而中国的好作品又不能非常辞达意切的准确翻译过去，某某甚至认为中国文学是难以翻译的，象形字的魅力就在于其本身。而关于提名巴金，某某认为凭借巴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贡献应该可以得到这样的荣誉，但至于能不能获奖，他认为这在于巴老自己是否愿意以及评委的意见。　　在采访中，某某不断强调自己只是传达了一个信息，并不愿过多的进行评论，并且已把此事告知中国作协，用他的话说：'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据他介绍，王海龙已经在美国得知此事，已被公开并对其反响表示满意，但是，就在巴金被提名的消息传出几天后，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断然表示，即使巴金获得提名，也绝不会参加，李小林指出：巴老早就说过，他是为中国人写作，对获什么奖一直都不感兴趣。……”　　巴金静悄悄地睡稳了。　　他似乎对这些来自异国的兴奋信息，一点兴趣也没有。这不仅因为老人这时正在患病，没有精力去思考那些在别人看来可以为自己带来终身益处的荣耀。而是巴金实在太淡泊名利了。在他看来，无论诺贝尔文学奖有多少国家的作家在翘首以待，那些足以让一个人享受一辈子的丰厚金钱，都不会对他笔下的作品作出公正的定评。在巴金的潜意识中，他所有的作品，惟一的希望就是中国读者能读懂它们。如果他用母语写成的小说或《随想录》，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几个喜欢它的读者，那么，就是获得再重要的奖励都是无益的。　　“李先生，既然我们在美国的朋友们，都准备为您作一点好事，可您为什么始终持这种漠然的态度呢？”巴金清楚地记得，大约是前一年的秋天，也是在华东医院的病室里，有一位风尘仆仆的远方客人走进了他的病床边。他和他紧紧地握着手，彼此端祥着对方那早已苍老的面庞。他们这才惊愕地发现，当年一起从祖国前往法国留学时的英俊潇洒容颜，早已经随着岁月的风尘消逝贻尽了。这位来自美国的客人，名叫吴克刚。20 年代巴金前往法国巴黎的时候，就与面前这位同样也是银发飘逸的老人同行。数十年后，他们这对留学时的好友，终于分手了，而今吴克刚竟鬼使神差地走进华东医院的病室，巴金决不会想到，两人久别重逢时开始的话题，竟然就是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　　巴金脸上的笑容倏然不见了。他对吴克刚见面就谈此事不感兴趣，因为早在一年前，他就已经从北京一位友人的来信中，就得知吴克刚正在海外为巴金如何获取诺贝尔文学奖努力的经过。　　“不，我们最好不谈这个。”巴金发现吴克刚确是出于一种真诚之心，在关心他写作生涯最后是否能得到世界性的承认与肯定。一年前，当巴金在上海接到旧友后人马小弥写来的信上，已经对吴克刚的好心有了个基本的了解。原来，多年前生活在台湾，担任过台湾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的吴克刚，近几年又辞去了台湾的所有职务，前往美国纽约定居。在那里吴无时不在关心巴金在国内的状况，特别是对他的文学成就，更是老同学须臾不能忽视的事情。也许正出于老学友对巴金多年艺术成就的期望，他十分希望巴金在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上一举夺冠。因为吴克刚发现在美国有许多华裔人士，都为像巴金这样著作等身的中国作家，始终被拒绝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奖范畴之外而深感不平。　　正是出于上述心态，吴克刚等人在美国主张聘请一些学者，设法把巴金的《选集》或者近年在国内出版的《全集》，设法译成英文。吴克刚等人都非常清楚，凡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入围的作品，无论哪个国家的作家，首先他的作品必须要有英文译本。否则东方文学作品连诺贝尔文学奖的门槛也休想进去。　　吴克刚那时还不能亲自到上海来和巴金当面谈这个问题，所以就在北京通过老同学的后人马小弥给巴金间接传递信息。吴克刚的用意是他们这些远在美国的友人们的好意，至少要得到巴金的首恳和支持才行。否则他们即便能把巴金的著作译成外国文字，也是与事无补的。　　巴金把马小弥这封信反复看了又看。最后老人漠然地摇了摇头，他唇边又出现了那种浅浅的笑意。这是一种看惯世间冷暖荣辱，对任何事情都泰然处之的哲人之笑。对于吴克刚和马小弥的善意，老人思考了多时，最后还是谢绝了。他在给马小弥的复信中这样说道：“我不赞成什么奖金。因为，一，办不到，没有这样方便的奖金；二，我的小说是写给中国人看的，从来不想骗外国人的钱；三，我的作品译成外文出版的也已不少。……”其实，巴金在写给马小弥的信中，已经对吴克刚的好意给予了全面谢绝。可是没想到，吴克刚来上海探望生病的巴金时，竟然又旧话重提，当然巴金会感到几分不解。他说：“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我连一点兴趣也没有，还是不要再操这个心了！……”　　“对诺贝尔文学奖我不感兴趣！”(3)　　巴金之所以这样评价诺贝尔文学奖，原因在于这个奖项多年来始终疏远于最早产生古代文明的中华泱泱大国，甚至有人在敌视中国的文学。又要把它们每年的文学奖毫无道理地投给那些与世界多数读者毫不相关的作者与作品。因此，巴金和吴克刚的谈话，很快就转向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上去。　　巴金特别欣赏吴克刚给他带到病室里的两本书。一本是法文版的赫尔岑所著的《往事与随想》，另一本则是专门研究如何医治“帕金森氏症”的医疗读本。当然这本书也是英文资料。巴金对吴克刚在阔别多年以后，给他送来这样的礼物感到振奋和欣慰，却再也不想多谈在老人眼里毫无意义的奖项。　　诺贝尔文学奖莫非当真要光顾中国文坛上的宿将巴金吗？对此，巴金最终是以沉默作出了有力的回答：我不需要！　　98只千纸鹤与最后的弥留(1)　　又一个难忘的冬天来到了。　　华东医院的病室静悄悄。今年是巴金的98岁寿辰！　　老人仍然住在医院里，1998年巴金最后一次从杭州回来，从此老人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他的体质明显变得孱弱起来，这次他回到医院，身体越加瘦弱，在治病期间还不时发生病危。每一次病危都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而脱险。进入这一年的冬天以后，巴金甚至连起床的气力也没有了。他有时说话也很勉强，现在当巴金生日到来的时候，他所在的病区医生和护士们，都开始了紧张的忙碌。　　大家早在11月初，就开始在为老人的祝寿作准备了。特别是女护士们，她们都好象在为自己的老人准备寿庆。大家主动掏出钱来，上街买来五彩缤纷的彩纸，然后利用工作之余，在精心地折叠着彩色的纸鹤。在姑娘们看来，这一只只由医生和护士们精心折成的纸鹤，是她们对病人好转的寄托，也是对巴金的祝福。因为在大家眼里，这些形态各异的千纸鹤，就是吉祥鸟儿的象征。女护士们的心愿都凝结在那些五颜六色的纸鹤上！　　巴金虽然已在这家医院病房住了几年时间，可是，所有为巴金治过病的医生和参加护理的护士，都为自己能够担任巴金的护理工作而感到荣幸。姑娘们早晨上班后就会抽出时间来折纸鹤，午间休息时也不停的折，值夜班的护士在深夜本该休息，可是她们都自发地去争取多折叠一些这样寄托感情与祝福的纸鹤。在11月25日那天献到巴金的床前去。　　护士们这样爱戴一位患者，确实是绝无仅有的。她们这发自内心的行动，当然来自对巴金人格魅力的感染。几个寒暑过去了，她们亲眼看见巴金这位文学泰斗在治病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毅力与对护士们的尊重。她们发现巴金是大家护理过的最好的病人，他从不以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威望来表现自己。在这间普通病室里，巴金永远是一个最听话的患者，特别是护士们最有体会，每次护士为巴金打吊针，由于他的血管干瘪，都要在老人那枯瘦的手上接连扎过几次才行，有时就连身边的护士也不忍了。可是巴金却连眉毛也不蹙一蹙。他左手扎不进，就主动换了右手，从没有任何埋怨，甚至在最痛苦的时候也不肯哼一声。　　由于帕金森氏症的折磨，巴金老人在发病的时候，就会把他不断哆嗦的手紧紧攥在一起。每当护士们发现巴金被病痛折磨到无法忍受的时候，大家都主动用白纱布缝制许多小白球，关切地放在老人的手心里。让他紧紧的攥住，借此缓解痛苦和锻炼肌肉的张力。医护小组人员换过了几批，可是所有医护人员谁都没有把这份工作当任务来做，而是当成了一种荣誉，大家都希望用神圣的挚爱去温暖巴金和回报巴金！　　巴金的神志依然清醒。　　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常常让生病的老人心里产生种种难过的情绪。当他发现那么多医生和护士在日夜为自己的疾病奔忙的时候，巴金就忍不住地暗自感叹：“如果一个人不能很好工作，那么继续维系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有时他甚至还会产生这种让局外人无法理解的念头：“长寿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然而对于我来说，却认为长寿就是一种惩罚！”　　巴金的痛苦当然是普通人无法理解的。他在进入九十高龄以后，随着身体的逐渐衰弱，巴金已在为自己不能继续像从前那样勤奋写作而产生悲哀。后来，他就把捐款建设现代文学馆当作他人生最后的寄托与追求；当这一愿望实现以后，巴金又开始把捐赠多年的藏书作为对读者和社会的回报。而今天他认为自己这样长久静卧在床上是一种时间的浪费，因此有时老人甚至要求医生护士们不再继续为他施治与投药。　　窗外的景物老人已经疏远了。他只能仰面透过窗口翘望那悠悠而来，又悠悠而去的朵朵白云。他床榻边上放着老人晚年的力作——五卷厚厚的《随想录》，这无疑是一个文学家最后的人生自白。他在这些《随想录》中，重温了许多逝去的往事，也与那些逝去的故人对话与交谈。而今世事沧桑，皆如过眼云烟一般地在老人身边缓缓流淌过去，消逝在遥远的天际了。让巴金心里万分悲楚的是，几年前还与他朝夕相处的友人，如今也一个个从人间长逝而去，看来这正应了那句“转眼就是百年”的古语！“文革”以后最先离开他的是叶圣陶老人，接下来，仅仅几年的光阴，丁玲去了，冰心去了，夏衍和曹禺也去了！巴金做梦也没有想，他竟然如此长寿。　　老人在病床上神游。他在下午淡淡的冬日映射下微微闭上了眼睛，巴金好象又回到武康路13号那个熟悉的院落里。他一眼就看到了那仍然在冬天寒风中傲然挺立的两棵玉兰树。那是解放初期他和萧珊共同栽下的，而今五十多个春秋倏忽而去，玉兰树非但没有凋谢枯萎，反而叶繁叶茂，景色依然。那幢再熟悉不过的英式三层小楼又出现在巴金的眼前，他已经离开这里三年时间了。然而巴金只要一闭上双眼，脑际里就会浮现出小楼内外的一切。特别是楼下那间宽敞的客厅和与客厅相衔的走廊，那是巴金1982年左腿发生骨折以后，经常休息和工作的地方。　　他记得自从骨折出院回家后，亲人们就劝他不要继续住在楼上了。因为大家都担心老人万一在上楼或者下楼的时候，一时不慎，踩脱失脚，会不会还要再发生其它意外。这样便着手改修了楼下那条走廊。走廊封闭以后，老人就可以在那条宽大的廊道一隅写作，同时，在他劳累的时候也可以坐在那张藤椅上面对窗外投映进来的阳光。　　98只千纸鹤与最后的弥留(2)　　巴金的颊边不知什么时候悄悄滴落了一滴清泪。那是他在思念亲人的时候不经意间才会发生的感情外溢。萧珊的骨灰如今仍然还陈放在二楼那个五斗橱上？想起她巴金心里就会酸楚无言。也许不久他也会与她同样走进冥冥世界，在那里他与她相遇会问候什么呢？相敬如宾几十年的夫妻，彼此想交流的东西毕竟太多了！犹让巴金感到心里痛苦的是，就在这最近几年，在他家里竟然又接连有两个亲人故去了，一位是巴金的十二妹李瑞珏，她本是1916年生人，比自己年轻了十几岁，可是，妹妹竟然先他而殁了。尤让巴金不可思议的是，自己喜欢的女婿，竟然也英年早逝了。想起这些不幸老人的心里能不沉痛吗？还有巴金根本就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这次住进华东医院以后，那位多年与他们相依为命的九妹李琼如，也因病悄然而逝了。只是家人始终不敢把这一噩耗报告给住院治疗的巴金，否则老人还会平添一种心底的哀痛！……　　“巴老！巴金老人，我们大家给您祝寿来了！”就在这一年的岁末，当巴金的98岁生日到来那天，医院病房里的所有医生和护士，都早早就来到了巴金的病室。大家把几天来精心折叠成的千纸鹤，都用红色的丝线一层层的穿了起来，然后在巴金病床上的雪白墙壁上组成了一个偌大的国文“寿”字，四周则用英文字母环绕成了“祝您生日愉快！”一行大字。　　巴金从梦境中清醒了。老人的精神在这天上午现出了矍铄的神采。他有些激动地嚅动着嘴，看样子是想对医生护士们此举表示感谢，然而老人并没有像从前那样说出来，只是把一只手举了举。巴金环顾病室内外，几乎到处都排满了五彩缤纷的花篮。那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派人专程从北京送来的，还有一些则是上海读者连夜为他赶制的礼物，其中有一条中国文学馆从北京送来的水晶玻璃龙，它在那云雾里飞腾，那是新一年到来的象征！巴金望着病室内外的鲜花、花篮、千纸鹤和贺卡贺信，眼睛又有些湿润了。　　又是一年瑞雪飞。　　2002年11月25日，上海《文学报》在巴金99岁华诞这一天，发表一篇题为《祝福巴金--巴金喜度99华诞纪实》的文章，该文写道：“尽管没有言语，尽管无法表达，但是巴金心里清楚，今天是他的生日。整个一天，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多睡，常常转动双眼，东看看西瞅瞅。身边的医护人员高兴地说：'巴老今天精神比往日哪天都要好。'　　今天是巴金99岁生日，来自全国各地的祝福达到了高潮。记者身监其境，在感受中再次品味了一位文坛伟人的贡献和影响，一位德高望重老人的心境和情操。连日阴雨的上海今天云收雨散，金色的阳光温暖着巴金的病房，老人安详地躺在床上。阳台上，一只小蜜蜂在中国作协为巴金贺寿的99朵玫瑰花篮前盘旋飞舞。阳台外是一片芳草地，苍劲的雪松，青翠的冬青，绿意盎然。　　几天前，巴金身边的医护人员就忙了起来。这个剪裁，那个折叠；这个绘制，那个张贴，倏忽间，彩带高悬，采球灵动，一派喜气。巴金床头，闪动着99颗纸折的启明星，两边垂着的是线编的长生果，一个大红的'寿'字顶在头上。门楣、窗灵、桌上、衣帽架，凡是能够悬挂和摆放的地方，都是喜庆的灯笼和彩纸。　　胡锦涛、江泽民、贾庆林、曾庆红、王兆国、陈良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花篮，早在昨天就送到了巴金病房。今天上午，陆续送来的领导人和文坛名家的花篮，将病房、阳台、过道，摆得满满的。　　11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市长陈良宇来到巴金先生的卧榻前，祝贺巴老99岁华诞。陈良宇俯身对巴老说：'在您99华诞来临之际，受中共中央和胡锦涛、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委托，我们专程前来为您贺寿，衷心祝您生日快乐，健康长寿！您是中国文坛的泰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挚友。您一生追求真理，坚持正义，崇尚科学，热爱人民，您的光辉作品和高尚品格影响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和广大读者，为中国和世界的文学事业、为人类和平和发展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巴老高兴地微微点头，表示感谢。　　四川省委一行人也早早来到病房，他们捎来了亿万四川老乡的深情厚谊。一片香山红叶、一张发黄照片、一封短笺贺卡……从全国各地、国内国外源源不断飞来的祝福，浸满人们对这位文坛伟人的敬意。在巴金病房北墙上挂着一面竹编，是4位成都老人骑了六千里路，前些天专程为巴金送来的。竹编上是用红黄两色竹篾织成的一个字形饱满，颜色鲜红的行书'寿'字，上端是一行充满亲情的篆体小字：老乡巴金99华诞，落款是：2500名成都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骑游俱乐部成员。　　在堆积如山的贺电中，有一封信字迹显得格外稚嫩，它是来自上海市一师附小五年级六班全体少先队员的祝福：'在五年级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您写的文章，题目是《繁星》。这篇文章写得多么优美，感情多么真挚啊！我们同学都非常喜欢，不但背诵了课文，还选配了音乐加以朗读。我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城市的高楼大厦和夜晚的灯光把星星都给遮住了，看不到密麻麻的繁星。但是，读着《繁星》，我们好像身临其境，仿佛看见繁星围着我们飞舞，它们好像要邀请我们去星空做客。'99'是一个吉利的数字，我们全体同学希望在您宝贵的生命里出现奇迹，战胜病魔，恢复健康，并衷心祝愿您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98只千纸鹤与最后的弥留(3)　　巴金今天的精神气色比前一年寿庆时还要健旺。　　当冬天的朝阳透过落地窗投进病室里的时候，99岁的巴金在沉睡中醒来了。在病榻上被疾病困扰了多年的他，今天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精神。医生早早就来到病房为巴金作了体检，发现老人的病情大有好转。自从当年夏天以来，巴金的病况始终处于稳定状态。没有发生新的反复与病危，鉴于病情的稳定，已经基本上暂停了抗菌素。根据这种情况。医生吩咐撤除了巴金床前的呼吸器和心脏监护器。　　 巴金仍然不能说话，可是他心里是非常明白的。老人自１９９９年春在华东医院治疗时做过气管切开手術以后，他就再也很少会见客人了。即便有客人探视，巴金也不能说话。进入2000年以来，巴金的病情出现了相对的稳定。医院每班都配备4位护士，昼夜护理着老人。每天护士们都会给他输以流食，在清晨护士们会为他洗澡和擦身，然后，读当天的报纸或放VCD给巴金听。他的思维仍然敏锐，听到他所喜欢的京剧录音时，老人的脸上会浮现出淡淡的微笑。那是一种大家都熟悉的神情。　　巴金每天要进行五次流食，让他身边护士感到不安的，是巴金那每两个月必须更换一次的食管。那条长长的食管，必须从鼻孔一直插进他的胃囊里，在每次更换的时候，巴金的脸上就会现出异常痛苦的表情。可是老人仍然咬牙坚持着。即便在他病情转重的时候，巴金也愿意让护士把他的床微微摇高起来，看当天晚上的电视新闻和倾听京剧录音。在京剧优美的旋律和护士们轻轻的读报声中，巴金就会渐渐进入梦乡。　　在梦境里巴金仿佛走进一个神奇的世界。他好象走进了从没有去过的地方，一所充满孩子们欢笑声的大学校。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见了巴金，忽然蜂拥而至，眨眼之际就把他团团围在中央了。从小就喜欢和孩子们接触的巴金，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似乎听孩子们在七嘴八舌地向他询问什么。老人悄悄把耳朵贴近孩子，有人对他说：“巴金爷爷，为了金钱而工作，为了金钱而学习，这难道就是我们这一代青少年的最大追求吗？”“爷爷，您说，我们现在这样刻苦的学习，将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在一片响亮的童声中，巴金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他忽然变得格外严峻，这是因为孩子们向他提出的问题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他不能不郑重面对了，巴金想了许久才对孩子们说：“小朋友们，不瞒你们说，面对眼前五光十色的景象，就连我有时也感到迷惑不解了。不过，大家千万不要丧失学习的信心，我想，不管拜金主义的洪流怎样泛滥，如何冲击，始终毁灭不了我们的理想。问题在于大家一定要顶住。大家一定要为自己的理想献身。……"　　孩子们困惑的询问声忽然变成了热烈的掌声。看得出巴金的话很快在孩子们心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巴金紧紧抓住孩子们的手，真诚地对大家说："千万要珍惜你们宝贵的时间，只要你们把个人的命运和集体的命运连在一起，把人民和国家的位置放在个人之上，你们就永远不会迷途。要知道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止地追求，你们就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我相信，大家的前途是光明的！……”　　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不过。出现在巴金面前的也不再是学校的孩子们，而是一座无虚席的大剧院。那里好象正在上演一出精彩的话剧。巴金看见舞台上的男男女女，各种角色原来都是他笔下曾经出现过的人物：觉慧、觉新、觉民、瑞珏、梅表姐、鸣凤和令人讨厌的高老太爷。……忽然，巴金眼睛一亮，发现这些扮演者原来都是自己熟悉的演员，孙道临，对对，他肯定是孙道临，不过他不再是电影《家》中扮演的觉新了，现在他忽然变成了老气横秋的高老太爷。鸣凤和觉慧也都更换了新脸孔，王詩槐、許还山、奚美娟、凱丽、程前等多位演員，都一古恼出现在巴金的面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在巴金陷入深深困惑的时候，他看见舞台上又出现了一扇黑漆大门。那是巴金再熟悉不过的成都正通顺街上那个幽静大院的院门。只是演员们都变成了新面孔，他们不再以抑扬顿挫的对话来展开剧情，而是以优美的唱腔来铨译巴金那部几可传世的《家》！对对，舞台上演出的《激流之家》，竟然就是巴金从小就喜欢的川剧！这曲调和念白让睡在病床上的老人听了，如饮甘露，如喝山泉。他全然陶醉在剧情中了。他已经被自己笔下曾经出现过的人物和他们各自的命运深深吸引了。　　巴金在睡梦中欣慰地笑了。原来，这如泣如訴的川剧唱腔就出现在上海逸夫大舞台上。川剧《激流之家》和话剧《家》的隆重上演，已经拉开了第五屆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巴金文学周"的序幕。接下来，一幕又一幕振奋人心的话剧和曲剧也随之在人间大舞台上隆重上演了……　　巴金在梦中展颜微笑了。　　老人笑得是那么灿烂，那么开心，那么心情舒畅。这是因为一个不希望自己活得太久的人，居然活到了百岁；一位一生谦和无私的作家，在他陷入沉沉梦乡不能醒来的时候，人间仍在不停歇地上演着以他早年著名改编的话剧、戏曲和电影。一位作家能有这样隆重的结局，莫非还不值得老人含笑九泉吗？……本书来自www.abada.cn免费txt小说下载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