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阿基诺传-科·阿基诺传-4

着一辆军用卡车和私人小汽车被暴乱者点火饶着了。这场又被称作“门迪奥拉之战”的冲突，大约在 1 月 30 日午夜才宣布结束。马科斯对此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向全国宣布说，有一个“对政府蓄谋已久的攻击，一次反叛和颠覆行动”的阴谋。他说，试图火饶马拉卡南宫的暴徒，不是学生或纵火犯，而是为一个罪恶目的服务的一帮人，他们的目的是摧毁或接管马拉卡南宫。他说，这项计划是由两个组织预谋的，一个组织受共产党的煽动，另一个与共产党没有关系。这两个组织都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在他宣布事态已经平息后，他指出：“至于如何准备对付任何夺取政权的企图，将采取什么行动则必须仔细研究，小心翼翼，慎重从事，并符合法律，没有任何要剥夺宪法允许的自由的考虑。”他对暴乱分子提出警告，任何用暴力推翻现政府的企图，都将迅速被扑灭。他强调说：“我不会容忍，也不会允许共产主义接管政权。”但是，反对马科斯政府的活动并没有就此结束。面对着即将来到的 1973 年总统选举，各反对组织都在加紧石动，要通过不懈的努力，把马科斯从总统的席位上赶下去。在马尼拉和全国各大城市的建筑物上、围墙上、商店的橱窗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传单，有的还挂有共产党锤子镰刀的标志和有红色大字的横幅。电影院和其他公共场所，常常被炸弹炸得摇摇晃晃。人们的私人财产遭受到巨大损失，还有人丢了性命，不只被炸断了手和腿。此时，政界正为了起草一部新宪法而召开大会，围绕着是禁止还是允许马科斯第三次任菲律宾总统的问题陷入激烈的斗争中。也就是在此刻，马科斯一而再再而三地威胁要运用宪法赋予给总统的紧急权力保护人民和政府，使其免于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1971 年 8 月 21 日晚上，自由党人在米兰广场举行宣布竞选参议员的大会，两颗杀伤力很大的手榴弹被人扔到了主席台上，9 人当场死亡，另有 59人受伤。自由党的领导班子成员虽然没有死亡，但是，其中一人丢去了一只脚，小奥斯梅尼亚和萨隆加受重伤躺在病床上很长时间。接着，马科斯宣布军事管制法。国防部长恩里莱下命令逮捕了尼诺伊等政治家们。菲律宾社会进入了颓废、病态之中。炸弹爆炸事件还是经常不断。工人们成立了纠察队，罢工及其它活动使人们不能正常上班，许多大的商业公司被迫关门，最后，生产部门陷入停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几乎不能执行，司法部门本身由许多腐败分子把持。地方警察和民政当局不能正常管理当地社会，犯罪行为和违法行为如同浪潮般出现。社会寄生着大量的犯罪分子，并得到军阀和腐败的政治家的庇护。绑架、敲诈、武装抢劫、拦路行凶、诈骗、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等罪行泛滥一时。政治制度的腐败和社会充满的各种弊端，使得菲律宾社会迅速滑向无政府、无秩序、无道德价值观的动乱大旋涡之中。新人民军在混乱中再一次获得壮大，社会各反对政府的党派进入地下，进行备种各样的反政府活动。越来越多的人不能容忍马科斯的统治再继续下去了。他们要通过他们的努力把马科斯赶到台下去。任何人都在通过各种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不论他是富有者还是贫穷者，只要他活着，他就有一个目标，他就要为这个目标努力奋斗着！第四章在政坛脱颖而出的科拉松·阿基诺1973 年，马科斯颁发新宪法，把现有制度改为议会政府，抹掉了总统任期的限制。有一条款规定，执政者有 1935 年宪法规定的总统的全部权力，有1973 年文件规定的总理的全部权力和使用政令实施的立法权。其实，马科斯的现政府，只剩下一个议会政府，但它又没有议会。??费迪南德·E·马科斯就这样又连任了菲律宾的总统。菲律宾政界反对马科斯的呼声越来越高。原来这反对的呼声来自四面八方，口号也各种各样。现在，全国只有一个口号，惩罚杀害尼诺伊的凶手，让马科斯滚下总统宝座！毫无疑问，马科斯还想连任菲律宾的总统。他在这个位置上得到的荣誉和利益，让他对总统这个宝座无比眷恋。为了达到连任的目的，他曾经动用了国家武装。现在，如果还用这把“硬刀子”显然是行不通了，于是，他换了一副面孔，顺从民意，成立了一个尼诺伊枪杀案的调查委员会。他想以一个自由、民主的总统形象博得人心，达到他的目的。但是，事情并不像他想像得那样简单??一、有结论无结果的尼诺伊枪杀案马科斯是想通过他指定的人员成立的调查委员会，最后得出枪杀尼诺伊的罪魁祸手是共产党或者其他什么人，但决不是国家机器中的任何人。两个人站出来说明他们目击了开枪杀死尼诺伊的过程。他们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全。当时没有出来作证。其中一位叫蕾韦卡·基哈诺，这位被称为“哭泣的女士”的蕾韦卡后来作证说，她从飞机舷窗看到站在尼诺伊后面的保安人员开枪击中了他的头部。在马科斯导演的审问中，法官们宣布她的证词“令人怀疑”。她的证词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飞机的隔音舱壁使她无法听到枪声，而她那脆弱的精神状态（震惊和恐怖的混合产物）又导致人们对她证人身分表示怀疑。1984 年 1 月，另一个证人挺身而出，他就是机场货物管理人员赫塞巴·塞罗那。当时，他正在驾驶着一辆运货车向飞机开来，他看见有人用手枪击中了尼诺伊的脖梗，他还听到了枪声。以后数月，马科斯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洗涮罪名活动，其中包括一个进展缓慢的调查和一次对贝尔及其他 25 人极为敷衍了事的审问。这些人是马尼拉警备司令部和航空安全司令部的人。与时同时，伊梅尔达让人改建了马尼拉国际机场的 8 号门。这个行动很可能意味着使调查人员无法重新恢复犯罪现场。于是，调查经历了冗长乏味的过程。每天，调查委员会成员在奎松城的社会保安系统大搂的一间大厅里进行工作。这座大楼为了这次调查做了特别的准备。国内和国外的记者跟踪报导每天出现的精彩场面——菲律宾历史上还没有哪一次谋杀案的调查有如此声势和被世人注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委员会主席、委员会成员和专家小组律师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目。阿格拉瓦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始于 1983 年 11 月 3 日，进行差不多一年后，于 1984 年 8 明 20日正式结束。这是一次耗资政府数万比索的彻底而精疲力尽的调查。所调查的这次罪行被称为“菲律宾历史上最丑恶、最知名的案件。” 该案件的调查人员一共检查了1294 份文件，1472 张照片，14 盘录像带，91 份物证。它举行了 125 次公开听证会，到庭证人达到 193 人，记录材料 20377 页。在调查委员会大部分人的报告中，揭露出菲律宾武装部队的些将军、校尉军官和低级军官卷入了杀害尼诺伊的阴谋。这些军官却把谋杀尼诺伊·阿基诺的罪过，强加在罗兰多·加尔曼身上，说他是纽瓦·埃西加雇用的一名枪手。他们把加尔曼当作尼诺伊之死的替罪羊，士兵们把他当场打倒在柏油地上，打得他浑身是窟窿。下面，是尼诺伊·阿基诺案调查报告中的精华部分。在经过 11 个月对物证和证明材料的详细分析后，调查委员会从实质上证实了专家小组的结论，而这结论与公开场合有人所宣称的完全相抵触。结论是：“军事当局事先已经知道尼诺伊 1983 年 8 月 21 日到达马尼拉国际机场的细节，精心制定的表面上看旨在保护尼诺伊生命的保安措施，实质上是为了掩饰杀害尼诺伊生命的罪行。”调查委员会指出存在一个军事当局的阴谋，这并不只是依靠对当时情况的分析，而且还有确凿的证据。调查委员会援引菲律宾刑法条例，在犯罪同谋中，“一个人的行为便是所有同谋者的行为”。行动上实行开枪射击的人，必须同他们的指挥授意者和从精神上予以支持的人一起受到惩罚。接着，调查委员会确认有一伙极有权势的人，上至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贝尔将军，参与了这一阴谋，并对他们提出起诉。报告列举了罗兰多·加尔曼的母亲和其他亲人的证同。他们说，罗兰多·加尔曼既没有杀害尼诺伊的动机，也没有杀害他的手段。罗兰多·加尔曼于 8 月 17日离开了在布拉干省圣米格尔的家，陪他一起出走的是他的朋友阿瑟·库斯托边奥少校和一些像他那样的军人。罗兰多 10 岁的儿子雷纳尔德和他的继女罗贝塔的证言说，那些带走他们父亲的人后来又带走了他们的母亲莉娜。这些证词使得调查委员会明确排除了原来关于暗杀的说法，认定尼诺伊不可能为加尔曼所杀。加尔曼被解剖后，发现他是吃过一顿丰盛的午餐后来到机场的。如果是这样，他就必须在吃完午饭的 1 点零 4 分，也就是在尼诺伊开始从飞机上下来时，准时回到离飞机场不远的柏油路上。此外，对于一个有经验的枪手，他竟没有准备任何逃跑的工具，死后发现他口袋里仅有 2.1 比索，这点钱是不够回到布拉干的圣米格尔的。阿格拉瓦委员会一致认为，尼诺伊案件是“一个巨大的骗局”。他们看到，整个事件有两次玩弄了掩盖手法；一次是事前，另一次是事后。一个委员会成员说，通过运用军事术语和土语，用一个公开的安全计划，掩盖着见不得人的计划。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尼诺伊·阿基诺是在他走下飞机辅助楼梯时被护送者其中之一人开枪打死的，几乎是同时，加尔曼被其他士兵击毙。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出来后，科拉松·阿基诺站出来发表了一份声明。下面，是科拉松·阿基诺声明的节选：任何一个军人，不管他职位有多高，难过暗杀尼诺伊这样一个至为重要的政治决定会是他自己做出的？马科斯先生会用尼诺伊的话来说，“用我的血洗他的手”吗？或者，马科斯先生对在尼诺伊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一无所知吗？阿格瓦拉的报告证实了我们早已经知道的一切，那就是：不是加尔曼，而是一个军事阴谋集团开枪打死了尼诺伊。但是，报告中没有回答自从 1983 年 8 月 21 日以来一直使我困惑不解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军方要暗杀尼诺伊？我找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正好可以回答这一问题：在尼诺伊被监禁时期，我们非常清楚，涉及尼诺伊的一切事情，都必须得到马科斯先生的批准。事实上，当马科斯先生宣布军事管制法时，尼诺伊名列拘禁人员名单之首。记录表明，已定于 1972 年 9 月 23 日早上将尼诺伊第一个抓入克拉梅兵营。尼诺伊在被捕同时，被解除了他作为共和国参议员的职责，这明显是违反宪法的。马科斯先生行使和坚持掌握着涉及尼诺伊的一切问题的全部控制权，没有马科斯的点头，与尼诺伊有关的一切事情都不得进行。让我列举几例，让事实说话。1.军事审判团对尼诺伊的审讯是在马科斯先生的控制下进行的。2.被指控对监禁尼诺伊负责的胡安·庞塞·恩里莱部长和整个军事当局都受马科斯先生的控制。1974 年 8 月 17日，由于我大女儿的生日，胡安·庞塞·恩里莱答应给一张回家的通行证。就在生日当天，通行证突然被取消了。当我向博尼法西奥堡的军官们询问时，我被告之，更高一级人士取消了国防部长的通行证。谁还有可能比国防部长更高呢？3.尼诺伊被释放的条件和获释放的证件，也是掌握在马科斯先生手中。其一，1978 年 6 月 9 日，恩里莱部长等人来到博尼法西奥堡告诉尼诺伊，马科斯先生同意特赦释放他，但是尼诺伊应该离开这个国家，去过一种流亡生活，还要求尼诺伊给马科斯先生写封信，保证他不再进行损害政府形象的活动。我本人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国家，恩里莱部长说：“这个月底以前。”我至今仍记得我们大家是多么兴奋。可我们的兴奋很快就消失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到 6月底而且是很多很多月后，尼诺伊仍旧是一个囚犯。正如你们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到了 1980 年 5 月 8 日，马科斯才最终同意我们离开。其二，在 1982 年 4 月赫拉多尔·罗哈斯去世期间，尼诺伊在纽约市遇到了伊梅尔达，并同她谈了话。尼诺伊要求她帮助他延长他的护照有效期，可是他再也没有看到护照。第二年，1983 年 5 月 21日，尼诺伊又一次看到了伊梅尔达。他把准各回国的计划告诉了她，并又提醒她别忘了他的护照一事。尽管他通过他的律师埃尔尼·马塞达反复向菲律宾驻纽约领事馆要求得到旅行证件，但唯一得到的答复是一份恩里莱部长要求他推辞回国的电报。根据以上这些，难道我们现在还能相信尼诺伊死于在马科斯先生控制下的军方之手，而马科斯先生则清白无罪吗？难道我们还能相信尼诺伊被暗杀是在马科斯先生不知道或者没有表示应允的情况下策划和实行的吗？??科拉松在后来的一些时候说：“说到底，不管我们或迟或早、有没有我所认为的那一个真正主持正义的法庭，它都不会把尼诺伊还给我了。”科拉松认为把时间耽误在与马科斯控制下的法庭争论是非上，还不如为她的尼诺伊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情。但是，她能做些什么呢？二、科拉松：走进政治旋涡科拉松从尼诺伊去世后，就被菲律宾的反对派带出家门，自觉不自觉地走进了政治旋涡。菲律宾的一些史学专家撰书指出，从更大的意义上来看，尼诺伊的遇害或者是被暗杀，标志着菲律宾的一个历史性进步：费迪南德·E·马科斯走进历史，同时，使一个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走到了时代前面——科拉松·阿基诺的崛起，是菲律宾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划时代的标志。就在尼诺伊案件调查委员会全面开展工作后，1984 年的菲律宾国民议会竟选准备工作也全面开展起来。政治上的反对派，包括前参议员劳雷尔的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小阿基利诺·皮门特尔和小何塞·科胡昂科的菲律宾民主党——人民力量党，自由党内势不两立的两派——一派由参议员霍维托·R·萨隆加为首，另一派为首的是前参议员埃娃·埃斯特拉达·卡劳，还有一些独立的地方政党组成的组织和一些见风使舵的政治组织??所有这些组织现在都高举起尼诺伊·阿基诺的大旗，喊出了推翻马科斯统治的口号。但是，这些反对派都有各自不同的反对马科斯和马科斯新社会运动的方式，对国民议会选举问题，也是各抒己见。一些反对派的组织准备抵制而不参加大选。尼诺伊的弟弟阿加皮托·巴茨·阿基诺就反对参加。他是著名的街头竟选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以他为代表的一些反对派人士认为，参加大选将证实马科斯政府的合法化，而他们反对派一直认为它是非法的。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尼诺伊的妻子。由于她在菲律宾当时的影响，她的主张对于反对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科拉松·阿基诺却选择了参加大选，而不是抵制。如果考虑当时主张抵制意见的人的数量和能量，这可真是一个个大胆甚至不怎么受人欢迎的决定。但是，她有自己的一番道理。她说，尽管1978 年的大选是马科斯宣布进行的，但尼诺伊本人仍然参加了那次大选；尼诺伊曾敦促人民运用选举而不是通过抵制来拯救自己。“即使在 1978 年，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公众的支持，尼诺伊还是说要去参加选举。”科拉松这样说：“尼诺伊认为我们要和平地更换政府，只此一个方式可供我们采纳。除非某人从天而降，带来一个更好的方式，否则我们只有照现有方式行事。我的意见是我们应该再努力一次。如果我们努力后毫无进展，我们将从此相信菲律宾人不需要采用这种方式。但我认为应该作最后一次努力。”但是，大部分反对派要求她抵制这次国民议会选举，只有一少部分反对派支持她的主张。要在参加与抵制之间做出选择，这使她左右为难，极度痛苦。她曾希望自己梦见尼诺伊，他在梦中教她怎样做才是对的。她承认，由于争论双方各持一理，均有说服力，有一段时间她甚至也举棋不定，但她感觉到她必须站在同意参加选举的这一边，她相信应该给菲律宾人一个参加的机会。在她的信念中，即使决定参加，那些希望抵制的人仍可按自己的意见行事。科拉松开始对所有人——不管是主张抵制大选伪还是主张参加大选的，做劝说工作，说她希望他们能够再次团结起来。她将这一情况告诉了菲律宾著名作家尼科·华金。她说，他们采取什么策略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在推翻马科斯独裁政权的目标上应该联合起来。他们不应脱离上述目标。一些人不懂，她与小叔子巴茨同属一个家庭，为什么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主张？她回答说：阿基诺家的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头脑，都相信民主制度。接着，科拉松·阿基诺走出去，敦促菲律宾人民参加投票而不是抵制选举——她为反对党候选人竞选，并帮助他们选进国会。毫无疑问，国民议会的选举对科拉松是一个智慧和心理的考验。科拉松·阿基诺首先要站在盛大的群众集会上，克服讲话时的胆怯心理。她还想看一看自己是否就真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女人，是否也能在政治上干出一番事业来？她想要知道自己在群众中的魅力，是否能吸引、迷住甚至感动广大群众，让他们如醉如痴??科拉松跑遍了全国进行竞选，哪儿有反对派候选人，哪儿就有她的身影。她很快便对这段经历心满意足，甚至津津乐道。当她发现自己在这些政治旅行中一直向公众发表演讲时，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她说：“我不知道我干了什么。当尼诺伊作为候选人时，我最多只是去市场和工厂同人握握手，我从来就没有站到台子上演讲过，过去这种事与我毫不相干。”但这次她必须向人民演说，这并不是真正地讨论什么问题，而是谈尼诺伊。她的大部分听众特别是年轻人，不是真正了解尼诺伊的，因此她要向他们讲述尼诺伊在监狱中的故事，讲他们两人昔日的生活，讲尼诺伊为什么要回国。她告诉他们尼诺伊怎样忍受一切痛苦，因为他不愿意向独裁者屈服。然后，她说她希望他们也自愿为自由而斗争。她又补充道：“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我们每个人都应在这个国家重建民主的斗争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她说她以前只是一个在家中照看孩子的妇女，而如今她也在为这一目标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在过去她常常躲在群众大会听众的最后边，听尼诺伊节奏明快、起伏跌宕的讲演。她记得他的讲演总是使听众入迷。那时，她总是尽量避免坐到主席台上，她害怕别人发现她让她去台上讲话。但是，1984 年竞选期间，她甚至甘愿爬到主席台上去，讲上哪怕是几句话。起初，她把自己的讲话时间限定在 5分钟左右，当她意识到这样不能满足那些步行数里特意来看她、听她演讲的人时，她开始越说越多了。后来，人们吃惊地发现她一口气竟然能讲上 30分钟，甚至一个小时，连她的女儿都惊喜地高叫：“妈妈，您真行！您一口气可以讲演 30 分钟了！”同时，这次参加的菲律宾国民议会竞选活动，也给科拉松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往事：那是在三描礼示的一个镇子时，因为下起了毛毛细雨，她准备缩短讲话时间。她对听众说，她不想让他们淋着，他们或许会得病，不能去投票。但是，群众不在乎老天下雨，请求她继续讲下去。后来毛毛细雨变成了倾盆大雨，可听众们仍然没有动。因力绝大多数城市属于执政的新社会运动党（该党属于马科斯领导的政党），不允许科拉松、反对派候选人和反对派领导利用广场，他们不得不常常在野外举行公众集会。他们利用篮球场、稻田和教堂、场院作为会议地址。在三描礼示省的伊巴镇他们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仅有 3 个灯泡来照明，科拉松辨别不清这是什么地方。有人告诉她这是一块稻田。突然下起雨来，她淋湿了，只好同别人一起跑去避雨。糟糕的是这片稻田离公路很远，她彻底地淋透了。来到一个人家，人们首先将她的衣服用电风扇吹干。这是她第一次经历一个政治家必须经历的一课。由于这场瓢泼大雨，她猜想下一个集会的人们肯定已经离去。当她出现在奥隆阿波时，她发现人们正在等待她。在里萨尔省的拉斯皮里亚斯城，会场太泥泞了，她只好坐三轮车到主席台上去，而这辆三轮车还载有一位新社会运动候选人的追随者。会后，科拉松发现那辆三轮车还在等着她，三轮车夫自豪地宣布，他已经把那些新社会运动的追随者赶走了。1984 年的菲律宾国民议会竟选结果，证明了科拉松·阿基诺的主张是正确的。由于一大批反对派与科拉松的共同努力，使反对派有 60 名候选人当选，约占国民议会议员的三分之一。科拉松收到了一些来信，其中有的把她捧到了天上，认为她是菲律宾政界一颗崛起的明星；有的则谴责她，说如果尼诺伊在世，她不会去这样做。对此，科拉松说：“不管怎样，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有人说 1984 年的国民议会竞选，为科拉松·阿基诺两年后另外一次大选做好了准备工作，实际上它是一次彩排，其报酬则正是菲律宾的总统宝座。现在，科拉松·阿基诺又向新的高度迈进：她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马科斯从总统宝座上赶下去！由于尼诺伊的被暗杀，几亿美元由于商人们对未来政局的捉摸不定而通过黑市流出。没有留下多少钱供给工商业流通，许多公司近乎倒闭或破产，无职业者日益增多。银行关闭，比索贬值 38％，物价高涨，满街怨声。经济情况由于这个国家两大出口产品——蔗糖和椰子油世界价格的暴跌而更为恶化，经济增长减少到零，而后还在进一步地下降。全国有 7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化之下。在城市，穷人挤在旧木板、铁皮和硬纸板措成的小屋子里；在乡村，穷人住在以草盖顶的茅屋里。人们缺电、缺水、缺乏卫生条件，他们以捡破烂、捕鱼、挖掘泥土出售给建筑工地为生。他们沿街叫卖，在贫瘠的土地上种出稀少的稻子，在有钱人家或中等阶级的人家当仆人。在马尼拉，有几百户人家住在称为冒烟山的垃圾山脚下（因为从腐烂物中散发出沼气，所以叫冒烟山）。他们每天随着垃圾车到山顶，而后穿过一堆堆恶臭的垃圾寻找塑料、锡罐和瓶子卖几个钱。孩子们和大人在街头一面躲让机动车，一面向轿车、吉普车以及装在吉普车身上的涂得五颜六色的敞篷车里的人们兜售香烟、糖果和报纸。所有马科斯圈子之外的非律宾工商业经理们也深感不安。他们对支付佣金、行贿、垄断企业的勒索不胜厌烦。“没有人能够进口肉类，因为有丹丁·科胡昂科经营的一个集团垄断青。”马卡蒂商人俱乐部主任乔斯·罗梅罗解释说，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包括菲律宾许多重要的商界领袖。“业务都给进口局包下了，官僚结构永远存在”，这种垄断意味着消费者负担更高的物价，“只有恢复了市场制度才是正道”。正因为如此，人民的反抗越来越激烈。尼诺伊葬礼以后有整整一个月，实际每天晚上都有祈祷者聚会。他们抗议暗杀，要求释放政治犯，要求恢复民主。科拉松的家属和朋友们召集了一些集会，其他城市的当地政治领袖们也举行集会。最积极的反对派团体是“行业组织”和新建的“进行抗议”的团体，而不是传统的政界人士。这些社会活动分子和团体包括学生、教师、律师、工人、农民以及贫民，他们动员数千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他们的领导者和反对派政界人士开始在广泛的政治战线中一起工作，在联合战线中并不讨论意识形态。他们都设法保持义愤和反抗的情绪，而政界人士还同时设法在自己社区里提高他们的地位。9 月中旬，一些马卡蒂工商界领袖和律师在证券交易所后边的乌加广场上举行集会，选择这个金融中心开会的目的在于震撼国际社会。马卡蒂是这个城市的商业地段，那里高大而现代化的建筑物同其它部分倒塌的房屋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这个地段还包括富人居住的马尼拉用围墙围住的社区。组织者从其他地方招来 500 人，因为他们担忧他们召集不起足够的商业地区参加者。实际上，他们不用担心，有 10 万人上街并大声喊要马科斯辞职。人们撕碎纸片和电话薄从办公室窗户掷下。马卡蒂的集会每周都在举行。中层阶级的马卡蒂的商人们，甚至传统保守的教士们都第一次卷入了这场风暴。在 11 月 27 日，尼诺伊生日那天，有10 万人在商业区黎刹纪念公园集合。这是一个很大的广场，适合于政治性集会，一般称之为卢内塔。群众来参加弥撒，并要求听马科斯辞职的讲演。许多人穿着黄色的 T 恤衫，围上头带，这些都是运动的象征；黄色的旗帜在他们头上飞飘，黄色的气球在天空浮动。群众喊着尼诺伊的名字，而后祝他生日快乐。有一个露天剧场正在上演剧目，他们把马科斯描绘成像吸血鬼似的“黑暗国王”。菲律宾人民都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科拉松更不能平静。她开始了更加频繁的政治活动。在军事管制实施第 11 周年时，科拉松第一次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她站在新古典希腊式建筑的邮政总局大楼前，向博尼法西奥广场上的几十万群众说，要为自由、主权和民主而奋斗，为实现尼诸伊的理想进行团结的非暴力的斗争。科拉讼也开始和更多的反对派人物接触。他们中间，中产阶级、工商界、温和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目标是摆脱马科斯的统治；工会工人、学生和民族主义分子则认为，美国是控制国家的关键，显然这时的反对派还没有形成一个核心，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都想通过各种努力和各种方式，把马科斯的旧政权推翻。科拉松在试图消除反对派之间的鸿沟。她同友派会晤，并出席他们的一些集会。科拉松也经常出现在“街头国会”中。这是在尼诺伊 51 岁生日那夭形成的一种集会方式。科拉松不是“街头国会议员”中的关键人物，但是许多集会让她发言。在尼诺伊去世之后，科拉松开始熟悉了在公众场合下发表自己的见解的做法。她几百次地接见新闻记者，她向公众表示，除非能激励大家以行动反对独裁者，不然，尼诺伊的死将是没有意义的。她的演说主要是诉说她的苦难和引用尼诺伊过去的谈话。1983 年 8 月 20 日，尼诺伊的塑像竖立在马尼拉国际机场尼诺伊被枪杀的现场和圣多明戈教堂几个地方。红衣主教辛和 200 位牧师及 10位主教为尼诺伊举行弥撒。红衣主教号召反对派和政府之间实行全国性的团结与和解。辛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主教，有一张中国血统有脸。他在 1974 年 46岁时就成了马尼拉的大主教。他主持一个富人和有权者联在一起的保守教会。现在，这个教会逐渐趋向关心穷人和被压迫者。这位红衣大主教完全了解菲律宾当权者和反对派领导人的自我服务手段。他说，“新的政治选择必须引向团结而不是达到个人的野心。”科拉松则向拥挤在教堂里外的 5000 名群众说，“正义的实现已经拖延了一年了，可是这也是表现了菲律宾人民的勇气和富有牺牲精神的一年，也是人民战胜他们自己、战胜他们在统治者面前胆怯、战胜他们在强大力量面前害怕的一年。”在这之后，科拉松率领着人们从教堂走出，有很多群众在街道两旁欢呼着，按汽车喇叭，赞成红衣主教辛和科拉松的主张，更多的人加入游行队伍，最后有近 100万人集合在公园。科拉松在 1984 年尼诺伊的生日时，决定将组织一个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庆祝。她说，“人民经常参加纪念他的逝世和诞生的集会，太劳累了。这次让我们给人民点新东西”，她说她要组织一次歌唱家和音乐家的庆祝会。她曾担心群众大会的参加者不多，而马科斯会对此大作文章。她要求参加集会者带来一些罐头食品和旧衣服送给穷人和政治犯。但人民愿意上街去示威，并且这样做了。7 支队伍从城市周围出发到卢内塔开会，在那里几万人庆祝尼诺伊 52岁生日。庆祝的方式有：做弥撤、欢呼、放爆竹、歌唱以及齐声欢呼??科拉松·阿基诺变了，她真正地成为了一个富有使命感的女人。她仍旧没有野心，她只是想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尼诺伊想于却没能干成的事业完成一部分。她想成为一个关心社会、关心普天下劳苦人民的有用之人。科拉松的长女鲍尔塞试图解释发生在她母亲身上的这些变化，她说：“很多人不理解我母亲和她面对的所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的成长中，她经常在厨房操作。她总是同我们在一起。她伯真正任务是为了孩子。她知道她的位置在哪里。但是父亲死后，一切都变了。”尼诺伊的妹妹也说，“科拉松·阿基诺只有在尼诺伊去世后才变成真正的科拉松·阿基诺。因为尼诺伊去世后，每个人都把注意力转移到她身上。”人，有时候是通过外部原因而发生变化的。三、谁来当菲律宾的下一届总统现在，菲律宾政治人士对总统可能提前进行大选猜测不一。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马科斯因为健康不佳和国际上越来越大的压力，可能会迫使他把预定于 1987 年 6 月的总统选举提前进行。虽然马科斯一再否认，但是整个菲律宾满城风雨。人们确信无误地传说他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他的红斑狼疮更加严重地侵害了肾脏，他越来越少地在公共场合上露面。而马科斯最强大的同盟者——美国白宫的主人也变得焦躁不安起来。他们担心马科斯面临的内外压力使他不能控制共产党的暴动，这将威胁到美国在菲律宾的空海军基地的稳定。白宫方面恳切地希望马科斯能对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进行改革。美国参、众两院的委员会在调查菲律宾使用援助资金的情况，并建议政府削减军事援助。国际货币基金会也明确地指出，如果非律宾不采取行动以促使其经济和政治的稳定，该组织将不提供新的贷款。现在的问题是，谁将是未来的总统？有消息说马科斯的第一设想是在自己百年之后实行集体领导，让邦邦（马科斯的儿子）当指定的继承人，伊梅尔达当摄政者。马科斯想建立一个马科斯王朝，它将在邦邦和伊梅尔达的统治之下，再由贝尔将军领导的军方联合技术专家组成一个支持群体。将来，第二个故事就开始了，伊梅尔达为了她的利益提出“退休”，然后，将政权交给军方接管。在邦邦担任傀儡领袖的情况下，贝尔将会允许“在秩序已恢复的情况下”举行选举。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伊梅尔达。但她一直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反感。在马科斯发迹之时，她是一个广受欢迎的竞选活动分子。军事管制时期，她那令人乍舌的巨大开销、极为奇特的私生活和公开议论使她的声望急剧下降。她被认为是“马拉卡南宫中的女狂人”，虽然她极为关心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1979年马尼拉的《快报》在它星期日出版的杂志《全景》上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内容为谁是这个国家最为敬佩的公民。结果，马拉卡南宫命令停发了这期杂志。虽然马科斯总统名列榜首，但伊梅尔达却排在耶稣基督、尼诺伊·阿基诺和身陷囹圄的菲律宾共产党主席何塞·玛利亚·西森之后。马科斯曾对一位美国电视采访人说，他的妻子不会接他的班，但是，“真正接我班的人需要她的帮助，否则他将无法接班。”自此以后，有关伊梅尔达担任摄政王的说法就多了起来。菲律宾人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邦邦若上台，伊梅尔达则“垂帘听政”。伊梅尔达也说，”如果我说自己不希望（邦邦）有朝一日当总统，那我是伪君子。每一个母亲都有权希望她的孩子前程远大。”她又详细说明道，“我试图使邦邦多和他父亲在一起，并且坐在一台拖拉机上。他跟随他的父亲去麦格赛堡，并且坐在一架直升飞机上。他现在正在学习柔道、游泳和骑术。”在尼诺伊谋杀案进行调查之时，费迪南德·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邦邦）正好 25 岁。所有记录都表明他是一个被溺爱的孩子。他先被送往英国学习，后来又到了美国。一位伊梅尔达的菲籍传记作家写道：“他的每一个念头都得到了满足。尽管有一位严厉又公正的英国校长警告说，如果他永远不知道‘不’这个字的含义，他就不具备做艰苦又严肃的学术工作。”伊梅尔达喜欢拐弯抹角地说邦邦毕业于牛津大学，但实际上他连美国的宾西法尼亚大学都没有读完。他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他喜欢枪支、姑娘以及和贝尔将军的儿子欧文在外面闲逛。欧文是他最好的伙伴、保镖。在一次美国之行中，邦邦因驾车超速在新泽西州被拦住，州警卫队从这位旅行者的座位下面发现一支装有子弹的枪，由于邦邦有外交豁免权，对他的指控才方被撤消。马科斯极力地想让邦邦成为他的继承人，他任命他为菲律宾通讯卫星公司的董事长，而且有权动用钱款。在马科斯政权最后的 3 个月里，他从公司基金中提走了 50 万美元。邦邦作为加冕王子的最荣耀的、最叫以得意的事情，就是尼克松保证他将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菲律宾人。但在菲律宾，盯着总统宝座的并不是马科斯一个家族。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谈到了菲律宾这个将殊的国家的现状，几十个大家族在国际上都有他们的背景，他们都想在竞选中获胜，为家族和个人带来利益利荣誉，问题的关键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力量都无法和马科斯相抵抗。在众多的反对阵营中，觊觎总统宝座的也不是一个人。老资格的政治家多伊·劳雷尔和小阿基利诺·皮门特尔便是这其中最有实力的人物。前者是一些反对党团体的庇护组织——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主席，后者则是合并后的菲律宾民主党——人民力量党全国主席。在 1984 年国民议会选举中，两个反对党都曾为各自的候选人在国民议会中赢得了一些席位。其他有可能被提名为候选人的，一位是前参议员霍维托·R·萨隆加，他在结束流亡美国的生活后已经回到了菲律宾。他是尼诺伊生前最亲密的顾问，尼诺伊关切地称他是“教授”，另一位是前参议员埃娃·埃斯特拉达·卡劳，她在 1984 年曾作为马尼拉市的代表当选，进入参议院。尽管如此，他们都没有最大的把握登上总统宝座。由于尼诺伊·阿基诺现在深孚众望，拥有巨大的吸引力，所以，这些潜在的总统候选人开始努力在公众的心目中造成他们与尼诺伊，阿基诺关系极为亲密的深刻印象。例如，多伊·劳雷尔反复列举他与尼诺伊·阿基诺两人曾经做出相同的牺牲和两人经常就一些重大政治问题进行磋商的事情，刻意突出他曾与这位遇害的参议员过从甚密；皮门特尔则不厌其烦地大谈尼诺伊曾说过他相信皮门特尔将是下一位菲律宾的新总统（在马科斯之后）；萨隆加更是到处宣扬说，恰好在他与危诺伊在参议院共事时，他对尼诺伊这位年轻参议员起到过密友和顾问的作用（一种良师益友的关系）。至于埃娃·卡劳，她所强调的是自己曾作为一名“天才的反对党人士”给尼诺伊以帮助，且与尼诺伊沾亲带故。她声称自己从未与乌科斯及其故府有过任何联系。显而易见，这些反对党的领袖们、有可能成为下一届总统的政治家们、都想借助尼诺伊的名字，来赢得那些尼诺伊的崇拜者、曾从尼诺伊那熟为人知的恢宏气度中受益的政党领导人的支持。这时的科拉松·阿基诺甚至根本就没有被提名作为总统候远人的可能。当时，反对派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各团体之间缺乏团结。整个菲律宾，从南方到北方，小的反对党团多如牛毛，尤其是在米沙鄢群岛和棉兰老岛：情况重为突出。这些小的反对党团体，几乎都分别隶属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和菲律宾民主党——人民力量党，剩下的则拒绝加入这两派而宁愿保持独立。在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和菲律宾民主党——人民力量党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不可调和的巨大分岐：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是一个富有传统的政党，而菲律宾民主党——人民力量党则侧量于奋斗目标和意识形态，加入该组织首先要经过为期两天深入细致的讨论。所以，要想把以邻为壑、互不相让的劳雷尔和皮门特尔撮合到一起，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儿，何况这两人始终都盯着总统的宝座但是他们也都把推翻马科斯的统治当作自己党派的目标都希望结束马科斯从 1965 年首次当选总统以来所建立的政权。他们心里都清楚，除非两派联合，杏则，推翻马科斯依然是一种妄想和虚无飘渺的幻想。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应该有一位在威望和力量上都超越自己的领导人的强有力的人物出现，这样才能懈决反对派之间的矛盾，使反对派团结一心，共同反对马科斯政府。两派领导人打算先组成一个以前最高法院法官、国会议员塞西莉亚·穆尼奥斯·帕尔玛为主席的全国联合委员会，科拉松·阿基诺则是委员会的另一位领导人，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反对派联盟提出的总统候选人多拉选票。从此，科拉松、阿基诺又开始为竟选总统尽心竭力。她虽然不是候选人，但是，她能够参与聚集潜在的候选人商议出一个选择统一候选人的办法的活动。一些人经常来她家开会、商议问题；最初，她总是默默地听着，很少发言，当与会者们出现争吵时，她就站起来说，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团结。有一天，前参议员无党派公民领袖洛伦佐·塔纳达特突然对科拉松说，“为什么我们要通过全部过程呢？为什么你不当候选人呢？” 科拉松急忙站起来反对说：“我认为我不应该是候选人。”她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当候选人？我可以尽我的最大努力促进反对派的团结，我认为这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反对党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的领袖劳雷尔和自由党中保守派领袖尼诺伊的表妹埃娃·埃斯特拉达·卡劳没有表态。多伊·劳雷尔是尼诺伊青少年时期的好朋友，他的父亲乔斯·P·劳雷尔曾在日本统治时期被提名为总统。小劳雷尔多年来一直在拼命努力，梦想有一天能够成为菲律宾总统。尼诺伊被刺之后，他更加努力地活动。他多次到全国各地发表演说，建立竟选的地方机构。他还试图以建立全国统一会议来挑选候选人的办法，为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恢复首创精神。他非常明智不去当这个会议的主席，因为那样会使人产生误解。其实，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走进他的设计中，为他当选总统作一个小小的铺垫。卡劳也是一个“总统狂”，她聪明能干，有丰厚的财富和广泛的交往。但她缺少的是，因为尼诺伊的死而在科拉松身上产生的大众魅力，和劳雷尔那多年参加竞选的经验。那么，反对派们将选出哪一位去代表他们参加竞选呢？四、科丽：如果人民要求你参加竞选现在，众多的反对派领导人等待取代乌科斯的位置。可光有一个全国联合委负会，解决不了反对派众多组织分散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反对派形成不了一个强大而有力的整体，取代马科斯就仍旧是一纸空文。经过数月的非正式商谈后，除去劳雷尔的联合民族主义民组织和皮门特尔的菲律宾民主党——人民力量党外，众多的反对派又成立了一个人民“召集人小组”。小组召集人不是候选人，但是他们能够聚集潜在的候选人商议出选择一个一致的候选人的办法来。它包括工商界人士贾米·古平，翁格平、前参议员无党派公民洛伦佐·塔纳达和科拉松。同年 12 月的一天，科拉松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那是远东大学法学院院长、反对派领袖内普塔利·冈萨雷斯所作。他在文章中建议由科拉松代表反对派参加总统竞选。他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探讨，他认为只有科拉松站起来才能终止反对派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吵。科拉松很不高兴，她去找冈萨雷斯，说：“请停止你这一古怪的念头。” 科拉松的婆婆多纳·奥罗拉问：“现在我们不正在继承尼诺伊的事业，走进政治吗？”” 科拉松说：“不，我知道政治是什么。现在我们可以参加集会，集会后我们可以正常地休息睡觉。如果我是总统，我满脑袋装的都是种种问题，那样，我就没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睡眠，我永远睡不好觉。”科拉松总认为她更合适于做一个幕后人物。她在圣诞节时访问了几个政治犯，这包括一个造反的牧师，一个前政府的高级官员和一个前学院院长。她和他们一起讨论了他们面临的政局。全国统一会议计划在次年 3 月份召开。科拉松被邀请前往参加会议，同时，她也想参加劳雷尔控制并组织的全国统一会议。召集人小组和反对派《团结宣言》的签名者竭力反对她的前往。他们说，在这个会议上，多伊·劳雷尔将宣布他是候选人——这是不言而喻的，劳雷尔成立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并不当这个会议主席的原因，就是要当反对派的总统候选人。自由党右派领袖人乔维托·萨朗加告诉她，“我们只有一只宝石戒指，那就是你。你参加那个会等于把宝石扔掉了。但是，最后的主意还是你自己拿。”科拉松深感不快。她前往开会没有其它的目的，她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找一条团结的出路未。对于人们的反对，她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也就是这个全国统一会议，曾试图制定出席推选候选人全国大会的代表的选择办法。会议之后，国会议员和前最高法院法官、担任全国统一会议主席的塞西利娅·穆尼奥斯·帕尔玛，在一次记者圆桌碰头会议上告诉记者们，“如果说有一个能团结反对派的人，那么这个人就是科拉松。如果她同意竞选总统??”这让劳雷尔和他的支持者们特别不快。科拉松也很恼怒。寸于未能参加这次会议，她感到自己象被人操纵了一样。她不喜欢这样。她总认为人们对待她仍象尼诺伊在世时一样，把她当作是一个只会倒咖啡的女人，即使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她对她的朋友说，她更希望人们把她看作有能力有作为的人，而不仅仅是尼诺伊的遗孀。科拉松再次出现在召集人小组会议上时，她没有讲槁就发表了一个小时的演说。她说，“当我参加本小组时，我想我将是促进统一的人。但现在，我发现我只是一个派系中的一部分。如果情况继续下去，我宁愿退出这个小组，如果你们愿意我留下来，我就要发挥更关键的作用。”她说她总是受人吩咐。当地要想做什么的时候，总有人来钳制她。她说她对此感到特别的难过。“请注意，你们这些人可能都比我出色，你们可能甚至有 95％是对的，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想听一听我那5％的正确建议？我不愿意你们再钳制我去做本应该去做的事情。你们常说，我对你们很重要。事情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我不该去做我想做的一切呢？除非我是独立自主的，否则我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她有些动情地说，“我们看来忘记了马科斯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而我们彼此不是敌人。”科拉松被召集人小组留下来，他们让她去同那个让劳雷尔不快的帕尔玛谈判团结问题，同时拟定出一个挑选候选人的方案。科拉松得到消息，帕尔玛也得到全国统一会议批准同科拉松商谈同一个问题，此时，马科斯再也不在公共场合上露面了。他患有“流感”，而且是“病毒性的”。科拉松和帕尔玛以及所有的反对派们深感时间越来越紧迫了。科拉松和帕尔玛经过一个月的协商、讨论，最后达成协议：由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良由党、菲律宾民主党——人民力量党联合会各选出一名候选人来，然后由上述组织的代表召开会议，推荐出最后人选。科拉松被越来越多的反对党派要求参加竞选。科拉松态度坚定地说，“请你们发发慈悲吧，我该做到的我都已经做到了。如果要评论我是否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我想我做到的比我应做的更多。”召集人会议和全国统一会议开始同意支持单一候选人。劳雷尔请求科拉松接受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科拉松拒绝了。她说这与她努力团结反对派的目的相悖。劳雷尔在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的一次大会上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有很多传统反对派的支持，所以，他作为候选人的目的很快就能达到。现在，其他党派因为内部矛盾重重而未最后选定他们的代表，但他们表示说，一旦选举时间公布，他们将很快决定他们的人选。可问题并不象他们所说的那样。左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分裂变得日益明显。召集大小组决定开会选出一位候选人时，有关各党派却要求扩大选举团体的范围，这包括群众性和部门性的团体。面对这么多的团体，他们又不知道“该向谁去说？”于是，又有一个大组织出现了——全国民主同盟，这其中有尼诺伊·阿基诺家族中的成员。他们集合了许多的团体，他们反对马科斯已有多年，他们掌握进步团体和部门团体的网络系统，而且他们同意反对派中较小的组织分享全国民主同盟的领袖权，左派（也叫国家民主党人或民族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应各占同盟领袖的三分之一的席位。但是，左派又没有坚守着这个信誉，选进领导圈的左派人数超过执行委员会的半数。温和派马上退出了这个全国民主同盟，组织“班迪拉”，这个词在菲律宾语中的意思是”旗帜”。它由已茨·阿基诺领导，这个组织开始赞成科拉松。阿基诺和萨朗加为总统候选人。科拉松的亲朋好友劝寻她不要被左派所利用。她拒绝了左派和民族主义、社会民主党人、自由党人以及民主联盟的邀请在尼诺伊被杀的两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演。她说，她已经同意在另一个大会上——班迪拉集会上讲话。在一年前，这几个组织曾经在一起示威游行，而现在，他们无论如何也走不到一起了——这就是菲律宾这个国家的特色。他们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都有强大的国际背景，都有一大群可爱的拥护者；他们互不相让，互相抵制。这时，如果没有一个公众认可的候选人出现，那么，马科斯王朝将继续下去。科拉松在尼诺伊去世两周年的那天早上，先前往圣多明戈教堂做弥撒，然后就同她的拥护者一起走向马卡蒂公园集会。劳雷尔的讲话一结束，拥护“科丽竟选总统”的旗帜就在马卡蒂集会上空迎风招展。左派的游行队伍穿过城市，参加的人数在 2 万人到 5 万人之间。对此，科拉松并不乐观。她说，“如果温和派不能取胜，我认为很少有希望能和平地移交政权。”科拉松渐渐地成为反对派竞选总统候选人的目标。人们认识到，只有科丽才能激起反对派的公众信心，她能团结反对派。人们开始对劳雷尔疏远。虽然他在尼诺伊流放期间与其关系密切，但他曾在 1978 年选举时参加新社会运动竞选，直到 1982 年才与马科斯断绝来往。他辞去国会议员时说国会没有用，只是一个橡皮图章。人们认为他是一个保守的，传统的政客，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从事政治的人们难道不是个个如此吗？科拉松走进电台告诉听众们，主张她自己参加竞选同她努力于团结反对派的宗旨是相违背的。“最好不要提我的名字。”她说：“组织起来吧，不是为了科丽·阿基诺，而是为了有利于国家。现在，国家的利益就是请马科斯先生下台，他要为我们所有的困难负责。”她私下对朋友说，“我对于总统知道什么？”她确确实实不想去当那个菲律宾的总统。当有人问起她有关经济计划时，她告诉菲律宾工商协会，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并不精通经济学。但是她相信政府对人民应该忠实可靠，要做到收支平衡。一个工商界的朋友告诉她说，“科丽，请勿过低估计自己！”科拉松的亲朋好友们却加快了她的竟选准备。她的兄弟乔斯·佩平·科胡昂科，尼诺伊的弟弟保罗·阿基诺和她的表兄埃米格迪奥·丁·科胡昂科建文起一个组织的核心，科胡昂科说，“没有让她知道”。他们开始同政治上的朋友接触，筛选决定各省协调人名单，编制财务计划，建立基本的情报和安全机制。在这个组织开会时，科拉松有几次走进科胡昂科的办公室，他们想躲开她，但是他们感到她已经知道了什么。又有人向科拉松提出参加竞选总统的事情，在尼诺伊·阿基诺基金会理事会上，报纸发行人乔昆·切诺、罗切斯对她说，“如果你不当候选人，人民若需要你，你就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当候选人。”她开始沉默不语。罗切斯接着问，“假如人民需要你去当候选人，你将怎样回答他们呢？” 科拉松抬起头，问：“我怎么知道人民需要我去参加竞选呢？”非常有意思的是，科拉松说者无心，听者却十分在意。就在谈这件事情不久的一天，有五六个人在马尼拉湾的一个小茶馆里呷咖啡谈论政治。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政治领袖，没有一个是与团体候选人有关的人物。罗切斯曾经同尼诺伊囚禁在一起，他只是报纸的发行人。还有一个前银行行长、一个饭店顾问和一些商人。他们愿意科拉松竟选总统而且想知道全国到底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在一起商议，要发动一次“征集要求科丽·侧基诺竞选总统的签名”的运动。他们要征集 100 万人，以此来说服科拉松参加竞选。“征集要求科丽·阿基诺竞选总统的签名”的运动很快就在菲律宾全国开展起来。倡议者把该运动的总部设在普莱伍德工业大楼（该楼是罗切斯兄弟所有），并派出人员在离开教堂的人群中、在市场的顾客中、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中以及在候车站等车的上下班的职工中征集签名??劳雷尔来找科拉松，问这是怎么一回事？科拉松说，她没有鼓励人们这样去做！当人们问起科拉松，他们应不应该在征集书上签名时，她告诉大家：“我的家族和朋友都没有签名。” 在宣布签名运动一星期后，科拉松在世纪公园希尔顿饭店作了一次讲话。她谈话的内容仍旧是“我作为妻子、母亲和担负双亲责任的任务”。妇女们向她，是否想要竞选总统？她说，她不迫求任何政治职位。她没有说她是不是要去竞选总统，她说这个问题她现在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如果有一个签名运动，你该如何看待？”“科拉松说：“这个国家没有过签名这样的事情，只有台风和狂风。” 她风趣地说，她可能去参加竞选，但事先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马科斯宣布仓促选举，一是签名运动征集了 100 万人同意她为候选人。科拉松一直以为人民害怕签名，而 100 万是难于达到的。很多人不是这样认为。菲律宾民主党——人民斗争和班迪拉都宣布她为他们的提名人选。她感到很不安。走到科胡昂科的办公大楼，她看到她的亲人们组成的半秘密运动小组正在开会，她问，“填报候选人证书时是否把所得税也一起报上？”但科拉松的儿女们不愿意他们的母亲去参加竞选，他们不愿意他们的母亲像父亲一样成为政治的殉难者。科拉松走进了迷茫之中，她不知所措。100 万的签名运动已经结束，比预料中的结果还要好。1984 年的 10 月份，美国参议员保罗·拉克索尔代表里根总统拜访了马科斯，在透露出来的消息中，证明马科斯已经决定提前举行选举，美国人非常赞成他的决定。11 月 2 日晚上，科拉松·阿基诺在看《福尔肯·克雷斯特》和《王朝》的录相带，想让自己轻松一下就睡觉。她服用了一些抗敏药上床躺下。那天夜里她睡得不多。鲍尔塞在午夜一点半钟叫醒她说，有人从旧金山打来电话，马科斯接见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记者并回答了他的采访，他告诉美国观众，他将下令提前举行总统选举。接着，帕尔玛在早上也来电话说，她要召开一个政治领导人的会议。那一天，科拉松记得是“如此混乱，我参加了一个会议，又参加了一个会议。我感到我再也不能够逃避越来越难以逃避的现实。”但是，科拉松还是没有更大的信心去竞选总统。有些人给她看了一个调查的结果，它说明菲律宾现社会中的很多人并不理解正义和自由的概念，他们关心的就是就业、住房和食物。她想，“我的上帝，我们如何帮助我们的人民？”她请求一个牧师答复这个问题。她不知道人民是否理解是马科斯引起了他们的痛苦，而现在反对派可以给他们较好的生活。这位牧师告诉她，有必要把正义和自由之类的概念用具体形象告诉人民，所以候选人必须要有与马科斯完全不同的形象。科拉松同时也意识到：她必须果断地作出选择，马科斯用近 20 年的时间营造的强大权力机构，有很多办法能击败主在为推选候选人而争论不休的各个反对派组织，而现在要想把反对派象预期想象的那样团结在一起的希望相当渺茫。科拉松觉得她应该参加竞选，不然的话，她会谴责自己不去尝试。科拉松静静地在“永远敬慕”女修道院竹石花姐妹会那里。她为马科斯和劳雷尔祈祷，为与暗杀尼诺伊有关的人祈祷。由于作为候选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召集人小组已经停止请她参加会议。此时，他们在反对派经常召集会议的菲律宾俱乐部（这是个反对派的传统中心，曾是 19 世纪改良主义知识分子之家）开会，一致通过科拉松·阿基诺作为反对派召集人小组各党派的候选人。科拉松去见婆婆多纳·奥罗拉，她告诉婆婆说，她决定参加竟选。如果她不接受这场挑战，她将永远不能宽恕自己。“我知道马科斯不会让我们取胜，但我仍然想试一试。这对我来说是一场挑战，现在我觉得不能逃避。” 此时，她觉得轻松至极。她内心清澈，她知道她在参加竞选之前要解决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劳雷尔。五、与多伊·劳雷尔一起宣布参加竟选政治是一个永远也说不清的话题，而参与政治较量的人与人之间，更是互相依存又互相排斥。他们好象都是在为一个目标奋斗，可关键时刻又走得很远。科拉松和劳雷尔现在就是在这样一个尬尴的处境中。不论人们怎样说，劳雷尔都是尼诺伊最好的朋友。他们在一起长大，他们一起竟选总统，尼诺伊在美国期间，人们对劳雷尔有种种议论，但尼诺伊说，我们是在为同一个目标而战斗。如果我能当上总统，那么多伊·劳雷尔就是副总统；如果他能竞选成功当上总统，我愿意作他的副手，帮助他。尼诺伊死后，劳雷尔组织菲律宾人民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悼念活动和反对马科斯专制政府的抗议游行活动。现在，问题出现了，总统的座位只有一个，尼诺伊的妻子和劳雷尔都想得到这个宝座，怎么办？科拉松决定和劳雷尔谈一谈她的设想。劳雷尔去了美国，向华盛顿官员和住在美国的菲律宾人说明选举的事情。11 月 23 日，劳雷尔回国，科拉松和她的婆婆多纳·奥罗拉、尼诺伊的兄弟巴茨等人一起前往机场迎接他。那天夜里，他们在泰晤士街谈了许久。他们讨论非律宾的政治形势和他们今后的工作。他们达成协议，将互相商议他们各自的行动。科拉松告诉劳雷尔，她已经把事情想得很透，候选人既要有道德上的领袖能力，又要清楚地意识到他将是马科斯政权下的又一个牺牲者。然后，她对劳雷尔说：“多伊，我希望我们不要争吵了，因为我们的争吵会使我的婆婆十分不安。她常常提醒我，阿基诺家和劳雷尔一直有长期友好的关系，而且我记得，尼诺伊告诉过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同学和朋友们遗弃你们两人时，你们两人的关系更加友好。”她说，今后几周出现的事情是对他们的友谊和意志的一个考验。“多伊，我真的在宣布参加竞选了！”劳雷尔说，“以前我问过你有没有兴趣竟选，而你说没有。现在，我已经做完了所有的组织工作??”劳雷尔不想再说什么，他觉得说什么都毫无意义了。科拉松还不愿意让劳雷尔作她的竞选伙伴，参加副总统竞选。她认为劳雷尔在道德上不符合进行竟选所必须的标准。但是她的顾问们告诉她，她必须接受劳雷尔，因为他在竞选上有一套组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