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都相互比着，争后恐后地往上涨，就这样层层加码，一个高指标没过几天就不灵了。 在这种节节拔高生产指标的过程中，陈云的处境很困难。陈云主张制定计划要搞综合平衡，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从建国以来他就领导经济工作，这两年又亲自到各地看了看新建厂矿。国家有多大家底，他心里已经有了一本帐。 在这种全国性的狂热中，陈云是较早清醒的一个。他迅即针对发现的问题，采取尽可能委婉的方式，在自己负责的基建工作，组织纠正。 北戴河会议后，9月19日，中央成立基本建设委员会，接收计委原有关基建的工作，由陈云负责。10月12日，陈云担任了国务院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全国的基本建设工作。他一上任，就组织召开了几大协作区的基本建设工作会议。 当时基建战线热度也很高，计划1959年一年的基建投资就有500多亿元，而“一五”时期整个投资规模才400多亿元。基建投资规模陡然加大，必然会造成物资全面紧张。基建战线盲干浮夸风也开始漫延。陈云多年搞经济工作，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迫于“大跃进”环境，又不便明言，只能委婉地告诫大家注意配套，注意质量。 基本建设工程质量问题也十分严重。为了图快图省，有的工厂建设连地基也没有打好；有的地方在年产5万吨的炼钢车间也用砖木结构，在水利大坝上用土水泥、用不合格的钢材；还有些工程，土法施工，居然连勘察设计的基本程序都不顾了，画张草图就敢上马，工人不经培训，一窝蜂上岗。 这样做的后果是付出生命的代价，还留下了无数的隐患工程，不知道哪天就要死人。据统计，1958年，由于强调快速施工，随意修改设计和建筑结构，随意使用代用材料，随意破除规章制度，发生了许多严重的质量事故，倒塌了不少新建的厂房，死亡人数直线上升。仅建筑工程部系统就死亡435人，而上年是135人，死亡人数增加2.2倍。在这些死亡的人员中，由于工程结构倒坍而死亡的有117人，而上一年只死亡3人；高空作业跌落而死亡的有70人，而上一年只有38人。在因结构倒坍而死亡的人员中，属于钢筋混凝土结构倒坍的46人，木结构倒坍的50人，砖结构倒坍的21人。这些问题，大多数发生在10月以后。 面对这些严重问题，陈云十分痛心。他于1958年底在杭州专门召开全国工程质量问题的现场会议，采取补救措施。 陈云召集杭州现场会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全国、全党对工程质量急剧下降的注意，采取措施补救和改变这方面的严重问题。所以，12月27日至31日，陈云又在上海，出席了工程质量补救办法的现场会。 12月31日，陈云回到北京后致信邓小平，送上杭州现场会的材料，并指出：目前在基本建设中，总的趋向是不适当地片面强调节约，只图数量，不顾质量。 由于及时发现了基建工作中的问题，各地按照中央的布置采取了有力措施，使“大跃进”造成的损失有所控制。 真理有时候掌握在一个人手里(1) 开始纠“左”，陈云对高指标的怀疑被一些人当作“右倾保守主义”， 毛泽东却夸奖陈云“真理有时候掌握在一个人手里”。 陈云勇于负责，抱病研究落实钢铁指标 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气氛很浓，毛泽东很高兴。但是不久后，各地情况反映到他那里，他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一些极端的作法，毛泽东非常反感。以钢为纲造成国民经济全面紧张，各种矛盾也日益暴露。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自己也开始考虑要压缩空气。他到各地视察，频繁地与有关部门和领导谈话，陈云也多次参加，并抓住机会就高指标等问题向毛泽东进言。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几次研讨会，对1959年计划主要指标进行了调整，钢产量由2700至3000万吨降为1800至2000万吨，原煤由 3.7亿吨提高到 3.8亿吨，粮食和棉花产量指标却定为10500亿斤和1亿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500亿元降为360亿元。 “大跃进”提出“以钢为纲”，赶超英国，是以钢的指标为标志的。钢的指标虽然降下来了，陈云觉得还是难于完成，另外的三大指标仍然很高。 为慎重起见，陈云建议四大指标以不公布为好，并把这个意见向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说了，但胡乔木并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毛泽东。 据胡乔木后来在庐山会议期间私下对人说，他这是保护陈云，否则到上海会议时，陈云也不能恢复名誉。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向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公社决定，王不敢去向主席汇报，刘少奇转告毛泽东，结果毛大发脾气。 1959年1月18日，新年刚过，毛泽东请陈云和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几位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吃饭，彭德怀出席作陪。 席间自然要谈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陈云表示武昌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煤粮棉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并提出：1959年钢指标问题，我倾向降到1600万吨。 毛泽东听后，停顿了一下，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我随时准备修改总路线。 一句话雷霆万钧。把计划指标的问题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紧紧联系到一起，具体的经济指标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形势变得严峻起来。陈云立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为了讨论经济工作、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开始考虑降低钢铁指标和把计划定到可靠基础上的问题。 上海会议之初，胡乔木向毛泽东谈了陈云在武昌会议期间不赞成公布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事。4月2日，毛泽东在会上鼓励大家学海瑞，勇于直抒已见，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场打死，但还是有臣下敢进言。”无非五怕：怕撤职、怕开除、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他表扬陈云说：我在1月份找了中央几位同志谈经济和工业问题，其中有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陈云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他讲武昌会议定的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在武昌，对是否发表1959年粮、棉、煤、钢指标问题，正确的就是他一个人。今年1月，也是他正确。他的话很有一些同志抵触，我就赏识。我看他这个同志还是经验比较多一点。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毛泽东还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 上海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对“大跃进”的高指标要降温的要求，鼓励提出不同意见，使“大跃进”以来居高不下的狂热有了转机。 1959年4月，陈云特地给中央财经小组各成员写了一封信，针对“大跃进”以来的财经工作出现的问题，专门谈市场问题和计划方法。 陈云的这封信，是对“大跃进”中一系列错误提出的有效纠正办法，其出发点就是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可惜，在“大跃进”的热昏中，这些金玉良言都没有能够起到应有作用，还有人坚决反对。 1959年4月29日和30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开会讨论经济形势特别是钢铁指标问题。会议决定，责成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研究三个问题： 第一，1959年钢铁指标分成两个，一个是可靠指标，另一个是争取指标； 第二，1959年钢材的分配，要按照本年度确实能够生产的可靠数字来进行； 第三，如果钢材分配的数目减少了，势必要减少一些建设项目，原则上确定，削减基本建设，保证生产的需要，保证市场和维修的需要；在基本建设中，保证石油、化工等部门必不可少的建设项目。 总的精神是稳定阵地再前进。 当时的问题，实质上是钢铁等生产指标过高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的，要扭转被动，不能不触及钢铁的高指标问题。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因为钢铁生产在那时已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落实指标尽管是中央提出的任务，但在计划指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要实事求是地较大幅度地压下来，不是没有风险的。搞不好，就有沦为“促退派”、“秋后算帐派”的危险。 陈云接受任务后，丝毫也没有因此而退缩。从5月3日到9日，他连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听取冶金部的汇报，研究钢铁指标问题，其中1次是汇报钢铁方面总的情况，另外5次是分别按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材品种5个专题的汇报，然后集中讨论了1次。 真理有时候掌握在一个人手里(2) 1959年5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云关于落实钢铁指标的意见，讨论国家计委的报告。 陈云主张钢材定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定为1300万吨。即使如此，他还是有保留的。他说，这次对钢铁指标的研究，只限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还没有对钢铁工业和其他工业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更没有对整个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的关系进行全面研究。仅仅就钢铁论钢铁，来规定钢和钢材的生产指标，还不可能完全妥当。因为钢铁只是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环节，钢铁指标定得是否确当，经过综合研究以后才会看得更清楚。提出1300万吨这个数字，只是初步的，只是提供政治局进行考虑，还不希望做出最后决定。 1959年5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通过落实的钢铁指标以后，陈云专门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实事求是地把财经小组落实钢铁指标的考虑和分歧作了汇报。 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确定1959年钢指标降到1300万吨。毛泽东还用略带自我批评和总结教训的口气，对陈云表示了赞赏。他说：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比如，去年12月武昌会议定的2000万吨钢，到了今年1月份，有些同志，以陈云为代表，提出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以改变，人们还想大干一番，要转为上海会议提出的1600万吨好钢的指标不可能，转为现在定的1300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上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搞一个马鞍形嘛。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至于1957年降低指标，完全正确。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今后7个月，主要是搞好综合平衡。 紧张的工作，使陈云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钢铁指标调整以后，就出去休息了，一直到1961年。 实际结果表明，1300万吨钢并不是一个保守的目标，经过全民动员式的共同奋斗，连一些老百姓家里的铁锅都弄去回了炉，一些小学生也动员起来到处找废铁，而且还是在庐山会议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的政治形势下，拚设备、拚劳力，到年终只是勉强完成了1387万吨钢、897万吨钢材。当时为了保钢铁，花了很大代价，挤了其他部门，造成了比例失调。假如不是按照陈云的意见降到1300万吨，还搞1650万吨甚至更多，势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当然，这一时期的纠“左”，实际上只是在具体工作上的修修补补，始终未能涉及最根本的指导方针的问题。因此，纠“左”也是很不彻底的，效果有限。令人痛惜的是，这样一股纠“左”的势头，没有能够顺势发展。7月，庐山会议把公开对“大跃进”方针持不同意见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并在随后的大规模党内斗争中，又从上到下揪出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批在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不同意乃至抵制“左”的错误的干部群众惨遭错误的批判和打击，加剧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况，压制了党内不同意见。“大跃进”的错误进一步发展，最后导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性大饥荒的发生。 第七章 为挽救经济危局百计营谋 抱病工作 从1957年底大病了一场以后，陈云的身体状况一直很糟。1959年主持调整钢铁指标后，云实际上处于休养状态。经过近1年半的休养，到1960年底1961年初，身体稍有好转，他就重新投入工作中。 陈云是在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恢复工作的。“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描述了共和国历史上悲惨的一幕。沉重，但不讳过。对于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们，那是怎样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陈云即使在休养中，也一直在各地考察调研，了解真实情况。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他感觉到有些人讲话不痛不痒，怕犯错误，陈云对此不以为然。陈云自己曾经因为反冒进等问题遭到严厉批评，甚至被一些人当成党内“右倾”路线的代表。1959年庐山会议重提反对右倾的危险，党内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陈云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但是，面对人民的苦难和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陈云将个人荣辱利害置诸身后，直面严酷的现实，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一道，为挽救危局呕心沥血，想尽了千方面计。 抱病到各地调查实际情况，灾难的严重程度使陈云寝食难安。 得知粮食实际状况比预想的稍好，陈云兴奋得喝了一杯葡萄酒 “大跃进”和“反右倾”引发的灾难，很快就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降临到亿万中国人民的身上。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业，首先出了大问题。 这场大灾难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和1961年发展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1960年5月，粮食问题开始尖锐化，交通沿线的国家粮食库存越挖越空，已经调度不灵。到6月上旬，北京市库存只够7天的销量，天津市库存只够10天的销量，上海市粮食部门已经没有大米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过日子，工业基地辽宁有10个城市库存粮食只够销八九天。粮食调出大省江西，省内南昌、景德镇、赣州、九江四个主要城市也处于随调随销的危险境地。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拥有大片肥沃黑土地的东北三省，都纷纷向中央告急：请给我们粮食！ 收获季节的到来，并没有使粮食部门得到多少安慰，反而更增添了紧张气氛。1960年7月1日到8月25日，征购粮入库只有13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了51亿斤，销售量却高达152亿斤，比上年同期增加13亿斤，再加上6月底以前库存剧减，这个时期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0亿斤，到11月底又进一步减少了300亿斤！ 粮食调无可调，缺粮情况更加严重。华中重镇武汉缺粮，最紧张时候，粮食只够销3天。武汉钢铁厂在饥饿的阴影下，大厂小厂折腾“超声波”蒸食物，连蒸几次使体积胀大哄肠胃。就这样，粮食供应也不能保障了。省长张体学以省委的名义给李先念挂电话，铁骨铮铮的汉子，此时也禁不住泪流满面：“请尽快拨一些粮食给我们。天灾人祸，人民在挨饿呀！我没做好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没意见，只请求中央支持我们粮食！” 陈云历来重视粮食，他把粮食问题当作重要的政治问题看待。粮食告急，他坐不住了，撑着病弱的身子，到各地调查。1960年10月，陈云到黄淮海地区调查农业和水利、化肥生产状况，亲自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 全局性的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陈云实在担心。如果不能准确估计，就会对真实情况产生错觉，影响决策的准确性。但那几年粮食“卫星”乱放，高估产，高征购，使经济统计数字如雾里看花，没个准头。 陈云想尽办法，要挤干数字中的水分。1958年粮食产量公布的是7500亿斤，后改为5000亿斤，陈云经过计算和分析，认为大约只有4200亿斤，即使再多一点也有限。当然，陈云知道，到底多少，也没有人敢讲，怕被说成怀疑“大跃进”。但1960年的产量，不能虚估，必须估实，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依据。有人估计3700亿斤，陈云根本就不信。他算了算，估计顶多3100亿斤。600亿斤的差距，这可非同小可。陈云认为，要缓和粮食紧张的局面，1961年至少要比上年多收上四五百亿斤粮食才行。如果上年估为3700亿斤，新一年粮食产量就得4100亿斤，从农业受损程度来看，根本就没有可能。如果只有3100亿斤，增到3500亿斤还是大有希望的。 经过核实，有关部门报告陈云，实际产量确实只有3100斤。如果确实产量这样少，粮食困难程度的表现，以及大挖库存，就都说得过去。新一年只要有适当增产，就能够缓解形势，搞到粮食，事情大有可为。陈云得知消息的当天，极为兴奋，破例喝了一杯葡萄酒。 建言进口粮食(1) 打破粮食“卫星”的虚幻光环，陈云建言进口粮食。 粮食状况核实以后，陈云看到了希望。但眼下的难关怎样渡过？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各地的告急书如雪片般地向中南海飞来，共和国的领袖们寝不安枕，食不甘味。现实是残酷的，从粮食似乎多得没法处理的梦幻天堂，掉到处处饥荒的人间地狱，他们没有多少思想准备。 为了平衡地区间粮食余缺，保证城乡粮食供应，加强粮食统一调度至关重要。在此期间，粮食调运任务十分繁重，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粮油棉调运指挥部，由李先念挂帅。由于粮食奇缺，甚至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一地区粮食脱销了，向中央告急，中央把原来确定发给另一地区的一列车粮食转向，紧急调给脱销地区。当时还搞了“以早济晚”和“以晚济早”的季节性调剂，即每年夏秋季节，先把南方收获较早的小麦、大麦、早稻等调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然后，又在冬春季节里，将东北晚熟粮食返调给关内缺粮地区度过春荒。这种挖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对保证军需民食起过积极作用。 粮食越来越少，调剂来调剂去，连原来的粮食主产区也开始告急了。中央到处想办法寻找粮食，主意甚至打到了边远地区粒粒可数的所谓“死角粮”。到处都缺粮，调剂余缺的路走不下去了。危机逼使中央把主意打到粮食以外的地方。196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搞“低标准，瓜菜代”，降低口粮标准，大搞瓜菜，大搞代用食品。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建议，由中央推荐的代食品有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为了做好这件事，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并要求各地区也要成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负责对这一运动的具体指导。 光靠这些，老百姓怎么活得下去呢？到1960年底，粮食紧张情况加剧，浮肿病大范围地出现，并迅速蔓延。估计到下一年春青黄不接时，粮食情况将更加严重。周恩来、陈云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曾反复研究解决办法。 显然，国内的粮食潜力已经挖到了尽头，没有多少文章可做了。眼看着人民陷于这样悲惨的境地，陈云心里异常难过。1960年12月上旬，陈云根据在各地的考察了解的实际情况，约粮食部部长陈国栋谈话，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以缓解粮食供应紧张状况！ 确定进口粮食后，陈云同周恩来一道，与粮食、外贸等部门负责人一起，多次商量进口粮食数量。在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人亲自领导下，还不到两个月，1961年2月，外贸部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陈云对进口粮食接运工作非常关注。2月7日至11日，陈云到天津，专门到塘沽港口，现场调查进口粮食卸船和接运情况。 虽然进口了大量粮食，但粮食不足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陈云还在想其他救急办法。 1962年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提出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他算了一笔帐：1亿城市人口，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30亿斤大豆，我国每年大豆的产量，在1958年以前是190亿斤左右，这两年是120亿斤，拿出30亿斤来供应城市，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力求在两年内逐步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可以先在大中城市的6000万人口中实行。这个办法，不仅可以保证城市人民的健康，而且可以提高一点职工的实际工资。有了豆子吃，或者换豆腐吃，就可以不买或少买自由市场上的高价副食品。据计算，每人每天最低需要70克的蛋白质，1斤粮食含蛋白质45克左右，1斤蔬菜含5克，而1两大豆就含20克。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 1962年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出，给水产部门增加一些捕渔船和捕鱼网具，以增加捕鱼量，给群众增加动物蛋白。他说：现在城市的主、副食品供应都不足，人民的体质下降。可不可以拨一点钢材，制造一些机帆船，增添一些捕鱼网具，让水产部门出海多捕一些鱼？如果一年增产15万吨鱼，就可以使大中城市的6000多万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每人半斤鱼，再搞点高级馆子，有钱可以去吃。……增产鱼的指标和措施，必须从今年开始列入年度计划。这个问题，只要切实安排，是可以解决的。 周恩来对这个主意当即表示赞成。他插话说：陈云同志以前提出的每人每天供应1两豆子的办法很好。但人的营养光有植物蛋白不行，还要有动物蛋白。和尚尼姑，每天打坐，有植物蛋白也许就行了。我们这些人不行，劳动量比我们大的人更不行，有了植物蛋白，还需要有点动物蛋白。 陈云还提出，除了每人半斤鱼，到下一年年底，大中城市的6000多万人，每人每月应想办法增加供应半斤肉。这个办法，他也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想出来的。他曾听姚依林讲，1962年商业部门计划收购1200万头猪，每头按60斤净肉计算，共有7亿多斤。除开出口和其他必保的用途以外，平均每人每年可以有6斤。猪要保证收购到，收购到以后，还要合理分配，如压缩一部分出口。 陈云计算过，通过这些办法，鱼、肉两项，5口之家1个月就有5斤，对改善营养能起到很大作用。陈云对此看得很重。他告诫大家：目前，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如果6000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建言进口粮食(2) 陈云想出的这些应急办法，保证了群众生活的基本营养需要，从死亡线上挽救了大量的生命。 动员两千万城市人口下乡 农业支撑不了过大规模的建设。陈云力主 要渡过难关，光在粮食来源上打主意是不够的，还必须想办法把粮食销量减下去，减轻国家粮食供应的压力。陈云当时计算，进口粮食超过100亿斤有困难，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外汇，也没有那么大的运输力量。 农业欠收引起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城市人口增长过快更加剧了这一危机。“大跃进”以来，建设规模迅速膨胀，几年间增加了2000万职工。这么多的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一方面削弱了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增加了国家的粮食负担。为此，陈云力主动员大批城市人口下乡。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农村工作、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工作问题。在会上，陈云就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下乡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陈云提出，面前摆着两条路：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 陈云不主张再挖农民的口粮了。当时农民口粮已经挖得很苦，再挖下去，农业就没法恢复。 挤农民口粮的一条路走不通，那就只有下决心动员城镇人口下乡。但是，这个决心实在是很难下的。 陈云的这一主张，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不谋而合。中央迅速采纳了这一主张。6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并于18日发出由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9条办法》，提出在1960年底的基础上，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同日，中央还发出《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为此，中央成立了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小组，由安子文任组长。当年，就有1000万城镇职工告别城市，回到乡村。 陈云一直在呼吁抓紧这项工作不放松。他的一再呼吁与督促下，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 中央作出精减城镇人口的决定以后，各地迅速行动起来。2000多万城镇人民，体谅国家困难，响应党的号召，打点起行李，扶老携幼，回到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土地上，重新拿起了锄头镰刀。他们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宣布减少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上述报告指出：“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济调整要“伤筋动骨”(1) 一曲“隆中对”，赢得满堂彩。陈云说，经济调整要“伤筋动骨”。 除了寻找各种应急的办法外，陈云还在思考着落实调整方针、让国民经济走出困境的各种办法。 当时，“大跃进”难以为继，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面对经济工作面临的困难局面，财经部门虽然有最直接的感受，但囿于对经济建设方针认识上的局限，不能跳出“跃进”的框子，因此也就不能正确分析形势，只知道形势很困难，心里着急，又找不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调整方针落实不下去，工作十分被动，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批评。 陈云也出了很多主意，如卖高价糖果、点心、炒肉片，搞出口基地保证出口争取外汇，等等，虽然在改善市场供应、回笼货币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要解决全局性的问题，仅有这些措施是不够的。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认识上前进了一步，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调整。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发扬民主集中制，对前几年的工作失误承担了责任，使党内政治生活面貌有了改观，初步使大家解放了思想，敢于直言。为调整方针的落实贯彻，为国民经济走出严重困境打下了思想基础。 陈云对此评价很高。2月8日，陈云在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发言说，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七千人大会以后，财政部门向中央反映，当年财政有二三十亿元的赤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刘少奇决定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这个会是在中南海西楼开的，由刘少奇主持。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猛烈攻击的西楼会议。在这次会上，陈云把自己一段时间来对于形势的观察和如何走出困境的思考，作了详细的阐述。 对形势的估计上，陈云认为，困难还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困难是农业减产，粮食不够吃。 第二个大困难是，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 第三个严重困难是，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提法是非常尖锐的，也是非常刺耳的。但陈云从实际出发，认为事实就是这样。他说，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第四个困难是，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 第五个困难是，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 看清了困难形势，有利于对症下药，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陈云提出，要把10年规划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 恢复阶段的时间，陈云考虑，从1960年算起，大体上要5年。 陈云提出把10年规划分两个阶段的说法，虽然没有人提出异议，但他提出恢复需要5年时间的意见，有人认为太悲观了，后来又被说成是“右倾保守”，泄了气，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最后实际却表明，陈云的估计惊人地准确。 在这个讲话中，陈云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如：继续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在保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的基础上，采取卖高价点心、糖果等措施，回笼货币，制止通货膨胀，打击投机；增供大豆、多造海船增加水产供应等，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用增加对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的口粮供应、增加化肥和农机具等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供应等办法，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 针对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陈云要求计划机关把主要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陈云说，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年产750万吨钢，2.5亿吨煤，也是重要的，但这是第二位的问题。在不妨碍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能搞到这么多钢和煤，当然很好；如果有所妨碍，搞不到这么多也可以。 要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只靠国务院的农林办公室和财贸办公室是不行的，主要要靠计委、经委等综合机关，在国家计划中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陈云说，毛主席早就提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现在，必须研究我们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工作，怎样才能切实地体现这个精神。 经济调整要“伤筋动骨”(2) 陈云的这个讲话，把当时面临的主要困难、克服困难的条件和办法作了透彻的阐述，使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表示完全赞成。刘少奇并请陈云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方针政策。 1962年2月26日，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在北京召开。陈云将在西楼会议关于经济形势和对策的讲话内容，展开作了进一步阐发。他的讲话不断被全场的热烈掌声打断。陈云越讲越起劲，身上出汗了，就自己脱去上身的毛衣继续讲。 陈云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办法，既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空洞承诺，而是条条实在，着着可靠，既行得通，又便于具体操作。到会的部长、主任等各部门的负责人听了，都抑止不住高兴的心情，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致认为，困难可以克服，希望就在眼前，所以完全自发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热烈鼓掌。 西楼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负责人全体会议后，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4月19日，中央作出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全国财经工作。 1962年3月7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陈云在会上讲话，对他在西楼会议上提出的办法，进一步具体化，并有所发展。 陈云此时身体十分虚弱，医生要他长期修养。陈云赴华东休息后，领导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的主要责任，就落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的身上。陈云也尽力做一些工作。 中央财经小组根据陈云意见起草《关于调整1962年计划的报告》，建议对耗煤过多的小企业（主要是10万个小高炉）和大部分没有前途的地方建设项目实行“关、停、并、转”，并对关停的企业和建设项目要“拆架子、收摊子”，以便在1961年已经精减1000万城市职工的基础上，1962年再减少1000万，回到农村加强农业生产战线，使大减产的农业有力量支持已精减的城市职工生活。 报告起草完毕并经周恩来审查修改后，周恩来叫薛暮桥把草案带到杭州去征求陈云的意见。这时陈云的身体仍很虚弱，每天只能谈2个小时，分3天报告完毕，他完全同意草案所提出的意见，要薛暮桥把他的意见转告总理。 根据陈云的意见进行部署后，经济调整工作很快就有了成果。1962年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比上年降低16.6%，产铁量比上年减少476万吨，钢产量减少200多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减少56亿元。陈云建议出售高价糖果、点心，开高价饭馆，后来又出售部分高档的高价商品作为补充，并借此回笼货币，稳定物价。此后三四年间靠出售高价商品共计多回笼货币50亿元，相当于1961年货币发行总额125亿元的40%，为物价稳定创造了条件。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经济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1964年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分田到户”受到批评和冷遇(1) 看准了的事，不避风险也要说。陈云提出为渡过困难 需要“分田到户”，却受到了严厉批评和冷遇 工业调整有办法了，农业调整也需要想办法。农业生产受“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是最大的，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陈云给予农业问题以极大关注。粮食危机的救急办法只可应付一时，要走出困境，还是要想办法增加粮食产量。 前几年粮食减产，到底是什么原因？谁都不敢找“大跃进”的问题，就归因于自然灾害。陈云不同意这种说法。1961年刚重新工作，他就旗帜鲜明地表示：有人说去年因灾减产1200亿斤，我不信。李先念说是500亿斤，我计算顶多360亿斤。我跑了几个省，印象是北方几个省主要是因灾减产，而浙江、江苏、广东则不是，浙江农民就不承认有灾。搞平均主义，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积极性。 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看法肯定会有人抵制。因此，陈云最初考虑较多的，是如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问题。他认为，发展化工和水利事业，可以对农业增产起很大作用，其中发展化肥是农业增产最快、最重要的一条。年产100万吨化肥，只要10亿元投资，可增产粮食300万吨即60亿斤。同样增产这么多粮食，用开荒的办法，需要投资15亿元开3000万亩土地。 农业生产遭破坏，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公社化”运动严重脱离农业生产力实际，在生产关系上冒进，瞎指挥、浮夸风、一平二调、平均主义、高指标高征购、搞公共食堂等等胡作非为的错误，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不能不赶快解决。陈云一直认为，搞好粮食生产，首要的是解决政策问题。1961年5月，陈云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中央。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 为了掌握来自农村的第一手的材料，陈云带着一个调查组，在6月下旬到7月上旬，回到故乡上海青浦县，在小蒸公社住了15天，进行农村调查，亲眼看到了农村的情况，亲耳听到了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呼声。那时候基层为了应付上级，领导来了，就搞些布置，掩过饰非，只让领导看好的一面，隐瞒真实情况。陈云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曾经在这里搞过农民运动，工作组中有两个成员也参加那时的工作，农民知道他们，敢于讲话，使他们了解到了农村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 在这里，陈云听了公社党委两次汇报，召开了十次专题座谈会，这些座谈会，有几次主要是向农民做调查，有几次是和公社党委交换意见。他自己还去农民家中跑了若干次，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 最后，陈云把这次调查发现的问题和几点建议整理出来，专门给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陈云在信中把这次了解到群众的几点意见概括为4点，一是粮食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地、副业生产积极性高。随信附了这次青浦农村调查的3个专题调查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总结几年困难局势的时候，提出不能到处照搬缺点错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公式，有人说一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陈云这次调查中了解到的问题，也突出反映出农业集体经营中出现的一些不适应（如干部特殊化、作物安排、生产组织），以及农民个体经营方面的一些优势（如养猪、自留地）。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陈云更进一步的思考：在这样困难的时期，能否想办法尽可能发挥一下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以发展生产、解决粮食问题呢？ 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以后，陈云提出全党都要研究农业问题，他首先就带头研究思考这个问题。他到杭州、上海休养，还在经常考虑如何解救缺粮的农民，如何加快恢复粮食生产。他对当时安徽等一些地方的包产到户做法非常感兴趣。 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在上海、杭州休养，又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非常重视，认为与他在农村所见、所设想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是一个路子。他指出，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 这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又送来他在湖南搞调查的报告，那里农民对这个办法也有强烈愿望，他们得出类似结论。陈云称赞这个报告“观点鲜明”。但毛泽东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汇报后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毛泽东对此持否定态度，陈云打算就此问题向他直接陈述。他把这个打算给一些领导干部讲了，他们劝他再慎重考虑，不必急于提出。显然，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思想和一套政策，虽然同意调整，进行局部改变，但并未放弃，如提出“包产到户”等方案，预料他是难以接受的。 但陈云看准了的事情，态度也是非常坚决的。他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 “分田到户”受到批评和冷遇(2) 6月24日，陈云从上海回到北京，立即与中央常委同志交换意见，看法基本一致。7月6日，陈云给当天早晨才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写信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下午4点，毛泽东约陈云去谈了1个多小时，陈云主要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要并存的。建议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当时，毛泽东未表示意见。 几天后，毛泽东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说，他很不同意陈云的意见。但陈云是中央常委，向党的主席讲意见，组织上没有错。他还严厉地批评了邓子恢和田家英，说他们主张“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问题提得如此之高，闻者十分震惊。陈云听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他只向身边工作人员表示，这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说是“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 8月上旬，北戴河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讲话，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在半个月的会议中，集中批评了“反对人民公社”，搞“包产到户”和“单干”的思想，并批评了所谓“翻案风”、“黑暗风”等。 这次会上虽然没有点名批评陈云，但了解情况的都清楚，陈云是批评的对象之一。此后，随着国内政治气氛日益严峻，陈云的处境更加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际上等于“靠边站”了。 第八章 打破极左框框 放眼世界(1)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和许多老干部一样，受到冲击，只保留了中央委员职务。1969年10月被“下放”去江西的工厂“蹲点”。1972年4月，林彪折戟沉沙蒙古温都尔汗半年多以后，陈云才从得以回到北京。7月21日，他致信毛泽东，请求中央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次日即批示同意。不久，陈云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总理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 “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工作造成极大破坏。虽然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尽力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了纠“左”的努力，但极左路线对经济工作束缚和干扰仍然十分严重。虽然自五十年代末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在政治上屡遭打击，但他并不将个人沉浮荣辱放在心上，而是百倍珍惜重新工作的机会，以对党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抵制“左”倾错误、打开对外经贸新局面的工作中。 陈云放眼世界，直言和资本主义打交道 大势已定，做工作不要被老框框束缚住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交恶，占中国外贸75%以上的对苏东贸易受到极大影响。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不仅胜利渡过了三年困难，更咬紧牙关提前还清了欠苏联的债务，做到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文化大革命”一来，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上纲上线到政治路线的高度，与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对立起来，把建国以来的对外经济交流工作贬得一无是处，实际上搞闭关锁国。 进入70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1971年中国重访联合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中国外交逐渐走出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极端孤立的局面，获得了走向世界的极好机遇。外交关系的突破带来了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新契机。而且西方发达国家当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的矛盾逼着他们的资本、产品、设备、技术都急于寻找出路，中国潜在的庞大市场需求令他们心动不已，也为中国扩大对外交流提供十分有利的条件。 但是，对外经贸工作仍受到极左错误政治路线的严重束缚，对与资本主义各国开展经济交流更是顾虑重重，深怕越雷池一步。这样，虽然也认识到这样的机遇，想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但在实际工作中却举步维艰，十分被动。 从路线方针上纠正极左错误，在当时还没有可能。陈云以他一贯的沉着冷静和实干精神，从调查研究入手，指导外贸等部门的干部解除思想认识上的束缚，在工作中寻找打开局面的方法。 陈云认真研读了大量的资料。由于对苏东贸易的急剧萎缩和对西方各国贸易的开展，中国对资本主义市场出口占到75%，取代了对苏东贸易的主要地位。陈云敏锐地注意到外贸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及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不但自己研究国际经济问题，也督促有关部门抓紧研究。 为了解情况，1973年五六月份，陈云连续听取了有关部门的一系列汇报。5月5日，他听取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关于外贸计划和价格问题的汇报时，就要求外贸部门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问题。 6月7日，陈云又听取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汇报。一开场，陈云拿自己身体不好开起了玩笑，幽默地说：“我是一天打鱼一天晒网。今天是晒网时间，只谈半小时好不好？” 他开门见山地表示，自己想了解一下国际金融和货币问题，请银行用一个星期到10天的时间，帮他收集10个方面的材料供研究时参考。 陈云建议银行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当银行方面表示准备恢复金融研究所时，陈云表示赞成。说：列宁讲，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但是，研究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在极左时代总是让人心惊胆颤。陈云给大家鼓劲。他得知延安时代与自己在西北财经办事处一起搞过财经工作的乔培新也已61岁时，顺题发挥说：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也算老年了！你还可以活20年，我不行了，不过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 银行汇报说，他们可以搞到10亿多美元甚至更多一些包汇资金，但是在国内碰到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这样做符合不符合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方针和党的路线，符合不符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二是方法问题，要把国内的规矩变动一下。这些问题不解决就行不通。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像这样的好事会被这样的问题难住。可在“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可是悠关政治方向的大问题。 陈云巧妙地回避了这样的陷阱，没有纠缠在政治是非上的争论上，而是引导大家全神贯注于实践。他说： “你说的，一个是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一个是规章制度问题。我看，首先要弄清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 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立一个新的办法，要把一些界线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有条有理，不会和国内冲突的。总之、只要承认是好事，就可以找出理由来。要把大道理讲清楚。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至于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 放眼世界(2) 陈云还提醒大家注意实际情况的变化：“过去没有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有些同志没有看到，所以要向他们解释这些……总之好事就是不好做。规章制度要变动一下。道理就是外贸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了。” 陈云关于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指示、要求和身体力行的表现，对冲破当时外贸领域里“左”的思想的束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解除了一些同志的顾虑，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外贸领域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对外开放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1974年7月，陈云还把近1年时间对资本主义经济深入系统研究的心得，写成了《目前经济危机与一九二九年危机的比较》、《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等笔记。 陈云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很快给国家创造了极大的现实利益。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钩，把通货膨胀的风险转嫁给世界各国，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避汇率风险，使手中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是每个国家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虽然美元与黄金脱钩了，但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功能并未丧失，陈云非常看好黄金的升值潜力。这年5月，陈云经过分析后判断：现在世界黄金产量每年平均2200万两，价值35亿美元。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1%算，就是300亿美元。当然，货币还有周转次数。但根据我们货币发行与商品流通1比8的比例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跟不上商品增长的，何况黄金还有它的工业用途。 当时中国手头有一批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陈云认为应该拿出来买黄金保值。这年7月他在听香港五丰行汇报时说明了自己的判断：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请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贸部一起开会研究，算算在国外存外汇有多少利息，存黄金要付出多少储存费，看合不合算。美元虽软，但在较长时期内仍会是国际主要货币，没有别的货币能代替它，原因是美国生产力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大的。 金价上涨中买黄金，确实存在风险。当黄金价格升至每盎司80美元时，陈云明确建议银行用外汇买进黄金保值。但银行认为利息损失大，不合算。 陈云以丰富的经验和老到的算计，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他对李先念建议说，与其把外汇存在银行里天天贬值，不如拿来买一批黄金保值增值。针对买卖黄金可能有投机之嫌的疑虑，陈云辩解说：将来如果需要付款，再卖出黄金换回外汇。这样以实际支付为目的买卖黄金，并不算是倒卖。李先念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次买入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不但在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靠的支持。 赚了钱还受责难的年代(1) 通过交易所做期货不但完成了采购任务，还大赚了一笔，五丰行的干部 却像犯了错误一样心神难安。面对责难，陈云想了一年， 理直气壮：利用交易所并没有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尽管陈云一再表示希望外贸部门能打破框框。但这样做的巨大政治风险，仍让大家难以然而，极左思潮的阴影，随时像高悬于头上的利剑，让具体工作的干部放不开手脚。为此，陈云不但鼓励外贸部门要研究资本主义，打破旧框框束缚，还在实际上支持他们的工作。 1973年4月，外贸部领导的香港华润公司管理、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在香港的派出机构五丰行，接到在年内购买到货原糖47万吨的任务。当时国际市场砂糖求过于供，货源紧张，价格趋涨。如果五丰行直接出面到国际市场大量采购原糖，必定刺激国际市场原粮价格上涨，可能出了高价不一定能按时买到现货。五丰行为了完成购糖任务，五丰行采取委托香港商人出面，先在伦敦和纽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就是预定将来某个时间买卖某种商品）26万吨，平均价格每吨82英镑左右。然后立即向巴西、澳洲、伦敦、泰国、多米尼加、阿根廷购买现货（当时成交买卖的商品）41万多吨，平均价格每吨89英镑左右。 果然，市场一看中国购入大量砂糖，立即作出强烈反应。从5月20日开始国际市场开始传出中国大采购消息，纽约、伦敦砂糖市场现贷、期货立即应声大幅度涨价。然后，澳洲、巴西先后证实中国向他们购糖消息，原糖市价又进一步上涨。到5月22日涨至每吨105英镑。五丰行因为购买砂糖现货任务已完成，从5月22日起至6月5日将期货售出。除中间商应得费用和利润60万英镑外，五丰行还赚240万英镑。 又完成了采购任务，又赚了大钱，这样的事情办得再漂亮不过了。但五丰行的干部却轻松不起来，甚至像犯了错误一样忐忑不安。只因为这件事有三个环节，在那时看了有问题：一是交易所，那可是老祖宗讲过的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就像我们今天讲到赌场一样声名狼藉；二是期货，买空卖空，低价买高价卖，那不就是搞投机嘛；三是通过中间商，找资本主义商人来为社会主义企业投机赚钱，这更会让一些政治敏感的人觉得一点“社会主义”的味也没有。 闯过可能被视为资本主义投机方式的禁区之后，7月14日，五丰行总经理惴惴不安地向陈云汇报了通过私商在交易所利用期货购买部分原糖的情况。陈云听后不但没有责备，反而大加赞赏，说：过去有时只顾完成任务，价格越涨越买，吃了亏还不知道，这是不行的。我们既要完成任务，又要争取有利价格，使自己少吃亏或不吃亏。 那对交易所、期货、利用中间商的问题，有人责问起来怎么办呢？陈云给他们吃了定心丸。 关于利用交易所。陈云说：利用资本主义交易所是一个政策性的大问题。交易所有两重性，一是投机性，二是大宗交易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投机性的一面，忽视它是大宗交易场所的一面，有片面性。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 至于利用交易所做期货，陈云认为，这仅是保护性的措施，以免受损失。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绝不做投机倒把买卖。利用交易所要十分谨慎，可能有得有失，但必须得多失少。我们赚取外汇的主要来源，还是靠发展生产，扩大出口货源，提高产品品质，必进包装装潢，多搞高档货。 通过中间商来搞期货，陈云认为更没有问题。他说，目前，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大多是通过中间商进行的，我们离不开中间商。不管采取哪种中间商形式，进出口价格有许多也是要参照交易所的价格来确定的。 为了给五丰行撑腰，打开利用交易所的大门，陈云表示：对这个问题，外贸部核心小组要开会讨论，我也来参加，然后向中央写出报告。 外部部核心小组讨论后，10月10日，陈云代外贸部起草了《关于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问题的请示报告》，报送国务院。 在这份报告中，陈云简要报告了五丰行经中间商在交易所利用期货购买原糖的情况。随后建议：利用交易所做买卖。有一定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试做。 在陈云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外贸工作中的期货开展起来了。陈云格外重视，外贸部开始做期货和进行出口商品价格调整时，每周开会，陈云每次都到会，和大家认真讨论研究方案。作为国务院领导人，经常深入基层参加部门业务会议，在一线进行指导，这是非常难得的。 这件事，成为外经贸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启发大家解放思想，推动外贸方式及体制改革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虽然期货交易开展起来了，但是关于这件事政治上是否正确的疑虑仍然没有消除。交易所是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那现在利用境外交易所买糖，是不是也参与了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呢？就这个问题，陈云整整想了一年。直到1974年7月4日，他同外贸部负责人谈话时，还提起这件事，认为这样做政治上并没有什么不妥。我们利用交易所，只是不让资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额利润，并没有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在当时“四人帮”已经挑起“蜗牛事件”并开始制造“风庆轮事件”，攻击引进设备和外贸工作违反自力更生精神、“崇洋媚外”的时候，陈云的表态，无疑对外贸部的工作是有利的支持。 赚了钱还受责难的年代(2) 在陈云协助和指导和新任外贸部长李强领导下，外贸工作在1973年取得了巨大进展。通过黄金卖卖和开展期货交易，外贸部门很快就赚回了30亿美元，比上一年出口总额26.4亿美元还多近4亿美元。即按1973年外贸进出口总额80亿美元的预计，这笔钱都远远超过了1/3，在当时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做一次“洋奴” 继一五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工业成套设备引进工作，受到极左势力百般阻挠。 陈云不惧非难：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在引进国外大型设备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大动作。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正式提出“四三方案”，建议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市场、找资金出路的有利时机，在三五年内集中引进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初步提出引进43亿美元的方案，争取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充分发挥作用。这些引进项目，包括13套大化肥设备、4套大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工厂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斯贝发动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等。这些项目连同后来追加的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51.8亿美元。我国利用这些设备，并通过自力更生的生产以及技术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项目，总投资额200多亿元。1979年合同履行完毕，花了39.6亿美元，到1982年这些项目全部投产。 这样的引进规模是十分大胆的。确定这个方案之前的1972年，全国进出口总额才区区48.4亿美元，其中进口才22亿美元。而这个方案初步定的进口规模就是前一年进口额的两倍！“四三方案”是在纠正“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过程中，我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我国经济部门试图打开封闭的国门，走向世界的一个大胆尝试，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这项引进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政治干扰下，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遭遇重重阻力和非难。“违反自力更生方针”、“进口风”、“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各种帽子时不时从一些阴暗角落里飞来。 1973年10月3日，陈云经请示周恩来后，离京赴广州，视察当年的秋季广交会。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的出口商品交易会，一直是遭受外国封锁的新中国外贸出口的重要窗口，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闭关锁国的时期更是如此。 但广交会也难逃极左思潮的冲击。1972年秋季交易会和1973年的春季交易会，在资本主义市场商品价格上涨的大背景下，发生外商抢货现象，广交会商品也水涨船高。秋交会是不是还能这样？有些人从主观出发，想定高价，甚至说提价是马克思主义，降价是修正主义。 陈云是不同意这种从“政治”出发定价的方法的。他早就要求外贸部门从实际出发注意研究价格问题。七八月间，他又先后三次同外贸部负责人及部价格小组成员座谈，要求外贸部管好商品价格波动，当好国家对外贸易的经理。商品价格要适应国际行市，高了应该退下来，低了也可以提上去。 10月7日陈云一到广州，立即听取外贸部负责人汇报。当谈到商品定价偏高会影响成交时，他说：商品定价不能凭主观愿望，而要根据市场行情。价定低了，我们吃亏；定高了，外商不买，东西压在那里，而且失去了国外的市场，我们也吃亏。 10月12日和16日，陈云听取外贸部负责人关于广交会情况汇报后，陈云指出，批判稳价思想，不等于提价就是马克思主义。稳价多销不对，但高价高到卖不出去也不对。 还有人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陈云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是要坚持自力更生的。但是，现在国内棉花不够，要做到自给有余，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能要用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要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 他心里仍然记挂着一米七轧机进口问题，说：“正在订货的那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两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11月30日，陈云致信周恩来，表示：我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工作全无知识，或者知之甚少，准备学几年，总能学到一点。 但是，“四人帮”为了抢班夺权，已经按捺不住了。1974年初，他们操控“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和重新工作不久的老干部，使各条战线陷入新的动乱，使刚刚好转的局势重新恶化。 1974年2月10日，江青跑到四机部讲话，楞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中国彩色显像管设备引进考察团礼品——玻壳蜗牛，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1974年10月又挑起“风庆轮事件”，使引进设备和外贸工作受到强烈冲击，陷于停顿。 但陈云的调查研究和思索并没有停顿。他的眼光已经放得很远、放得很长了。这一时期指导外贸工作获得的宝贵经验，将要在即将来临的更大规模的对外开放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第九章 再展雄风 三中全会前风雨(1) “洋跃进”蕴藏着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现实危险。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讲经济问题先讲怎么弄清“实事” 1976年10月，以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为标志，中国人终于从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恶梦中醒来。长期“左”的错误，给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混乱和损失，问题成堆。 在经济工作上，由于没有及时总结纠正“左”倾错误，继续冒进方针，不顾国情国力，强行要求“大干快上”、“革命加拼命”，结果又出现了“洋跃进”。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宣布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本来，当时经济规模已经很庞大，全国在建项目65000个，其中大中型项目1700多个，要把这些项目搞完还要投资1650多亿元，要干3年多时间，但1978年2月26日到3月5日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十年规划纲要》又提出，从1978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项目，其中有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点港口，全国基建投资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这次“跃进”，除了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在建设上求洋，企图从国际市场上买进一个现代化。1978年同外国签订了22个大的引进项目，金额高达78亿美元，这还只是一部分，全部签完还需要50亿美元。其结果，遭受“文革”动乱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经济战线全面告急，危机四伏。 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是继续搞“两个凡是”；还是恢复真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墨守陈规、徘徊前进还是加紧拨乱反正、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这样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了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面。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陈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时，华国锋宣布的议题是，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从下一年起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再讨论三个问题：（一）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两个文件：一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一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二）商定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议题都局限于经济领域，核心是讨论如何采取一些措施实现“大干快上”。 从这些议题看，当时华国锋考虑的，是把这次会议开成一次单纯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会议原定只开半个月。应该说，这些问题也是需要讨论的。但是，重大政治问题不解决，就难以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经济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解决定安团结问题，就不可能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不能有效地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全心全意投身“四化”建设的热情。因此，有些老干部提出要讨论历史上一些大是大非问题。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11月12日，会上出现了出乎很多人意外的情况。这天，在会议东北组的讨论中，在党内有崇高声望的陈云，作了一个似乎有些“离题”的发言。 陈云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 接着，陈云话锋一转，提出了会议原定议题之外的一件重大事情。他说：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本来宣布的议题是讨论经济问题，陈云却谈到政治上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安定团结的问题，要求中央解决为薄一波、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等干部以及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与会议主持者的意愿相比较，陈云的发言确乎是“离题”了。这样的“离题”当然是经过他认真的考虑的，是从党的事业的大局出发，是反映广大干部群众的意愿的。 陈云的发言，实际上是涉及“文化大革命”及在此之前的“左”的错误的重大问题。如果这一系列影响大、涉及面广的政治问题能够解决，将使拨乱反正工作大大推进一步，并为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打下基础，因而理所当然地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和响应。因此，虽然华国锋在11月13日在全体会议上要求大家从当天起转入对农业问题的讨论，并由纪登奎对两个农业文件作了说明，但大家的发言都纷纷冲破华国锋规定的框框，在畅所欲言的气氛下活跃起来。 从这些发言的热烈程度可以看出，陈云的发言不光是推动了冤假错案的平反，更重要的是唤起了一种在中央会议上很长时间没有出现的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的精神。经过陈云及一批老干部的带动，这种精神很快就在会议中形成了一种越来越浓厚的气氛。这种气氛不仅感染了每一个与会者，而且还推动中央领导核心采取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 三中全会前风雨(2) 会议出现的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的民主气氛，得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肯定和支持。与会者大受鼓舞了，气氛更加热烈。虽然华国锋仍要求大家从26日起转入经济工作的讨论，但是，会议进程已经脱离了他的主观愿望，转入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 恢复实事求是路线等更彻底的拨乱反正问题上了。 如果说讨论政治路线问题是偏离了会议预定的方向，那么还可以说，会议关于经济工作的讨论也与预定的调子差之千里，特别是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和1979年、1980年计划的安排，受到了很多尖锐的批评。 搞经济工作，陈云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态度是大家非常注意的。而陈云也一直关注着经济问题的讨论，并进行了慎重而周密的思考。 12月10日，陈云在东北组会议上再次发言，这次谈的是经济问题。 虽然要谈的是经济问题，但陈云发言首先指出了一个原则，那就是怎样做到实事求是。他说：“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 陈云谈这个问题，是针对经济工作方面“左”的错误。虽然会议原定议题没有涉及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问题，但不及时总结纠正“左”的错误，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经济工作指导方针，经济工作走不出徘徊，还可能重蹈过去一再折腾的覆辙。 陈云将搞清“实事”称为“关键”问题，是有深刻含义的。表面上，没有人不同意“实事求是”，但实际工作中却并非如此。“左”的影响根深蒂固，还在桎锢着很多人的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仍然坚持“左”的错误思想，从教条和主观愿望出发，只看到有利条件，对国情国力的一些问题视而不见，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当时也有不同意见，但受到压制。1977年，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张劲夫反映党组讨论意见，认为财政困难不小，主张对“四人帮”破坏带来的困难要充分认识够，需要进行调整，却受到批评。1978年是拉长基建战线的一年，当年追加投资100亿元，其中第四季度追加 48亿元，财政部说明中央财政要出赤字，战线拉得太长，不宜再追加了，领导上不同意。1978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问题，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但因有的干部很不好说话，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这样一来，实事求是只停留在表面上、口号上。因此，陈云强调搞清“实事”是关键，就是要求在实践中真正贯彻这项原则。 50年代陈云就曾说过：“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但是，此后的经济工作却一再无视“实事”而一味“大干快上”、“积极平衡”。“大跃进”盲目冒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误认为粮食不但过了关，而且多到不得了。1962年反“黑暗风”，也是因为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存在严重分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原因之一，也是出于对形势完全作了错误的估计，并将这种错误估计贯穿于政治、经济工作的全局。 而“文化大革命”后搞“洋跃进”，同样没有将“实事”搞清楚。 弄清事实的方法是什么？陈云在发言中指出，要“交换、比较。反复”。“所谓交换，就是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二是前后的比较……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 这么多年过去，陈云再次提出弄清“实事”是实事求是关键，方法是“交换、比较、反复”的观点，当然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对过去经验教训在实践基础上的总结和升华。在经历了“左”的错误几十年的干扰后，广大干部群众对“左”的错误有了切肤之痛，而经济工作又面临开创新的局面的紧要关头，陈云再次强调这一原则和方法，对总结和纠正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有着重大的意义。 陈云如此强调的“实事”，当时究竟是个什么状况呢？陈云在发言中谈到了过去一直讳莫如深的经济工作的一些矛盾，如：粮食问题上对农村压力太大，农民喘不过气来，建国快30年了，还有讨饭的，其他经济作物生产也紧张；工业引进项目没有循序渐进，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各省市机动财力不足；生产和基本建设安排规模过大，造成材料供应紧张，等等。 既然陈云指出的矛盾是符合实际的，根据这些情况，当时“新的跃进”的条件并不存在，最紧迫任务的任务应该是调整。 陈云在发言中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为此，陈云提出经济工作的五点意见： 第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2000万吨粮食，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还可能长些，数量则可能少些。 第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 第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 三中全会前风雨(3) 第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缺口。 第五，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 陈云过去因为实事求是估计形势、追求可靠发展速度一再受到批评，被看作“右倾保守”。但是他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没有轻易给当时的经济工作戴帽子，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问题，提出了实实在在的方针和具体政策上的意见。他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而当时的“洋跃进”显然是只求积极不管“稳妥”。 虽然陈云发言中谈到了当时财政体制准备进行的改革，谈到了旅游部门加快发展的计划。但总的来看，他强调的重点，是针对经济工作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进行纠正。陈云提出的实事求是、弄清“实事”等意见，使一些领导干部从过热的气氛中开始清醒过来，认识到经济工作冒进的问题。这些意见，与其他老干部反对经济工作“左”倾冒进的意见一道，汇成了总结纠正经济工作“左”倾错误的先声。 12月18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幕。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并且对于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些思想，是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的开端。会议为天安门事件、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案件平反，确定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至1975年一定5年的基础上不变，绝对不允许购过头粮。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律委员会第一书记，重新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核心。 重新主持财经工作(1) 重新主持财经工作就提出要调整，抓住宝钢上下马的难题 深入调查“解剖麻雀”，遏制冒进势头 三中全会后，国务院讨论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时，感到问题很多，难以确定下来。邓小平同当时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财经委员会，请陈云出来当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 李先念从50年代以来一直在财经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他对陈云是很佩服的。常常对人说：“我一生有两个教师，一个是徐帅，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教会我管经济。”他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并且主动说，他给陈云当助手，任副主任。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提议。 3月13日，陈云同李先念商讨后，第二天，陈云起草了两人联名给中共中央的信，提出了对财经工作的几点意见： 第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第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速度。 第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第四，要有两三年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第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的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5至7年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2000年的计划。 第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这封信根据按比例发展经济的要求，指出了当时经济形势不稳的根源在于比例失调，提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进行经济调整。这样，实际上是提出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施政方针。 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陈云在会议上，根据他和李先念商定的几点意见，更具体地提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最好3年，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陈云讲话后，邓小平发言，表示完全支持陈云有关经济工作的意见，说，中心的任务是3年调整。这是一个大方针、大政策。这次调整，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很大的决心是搞不成的。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能够干成。这次提三年调整非常好。邓小平还说，陈云提出2000年搞8000万吨钢有道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了该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了。钢多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精密的东西多，用的材料就少。钢铁工业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把钢的指标压下来，把包袱卸下来，就可以有力量去搞别的东西了。钢铁要抓质量，抓尖端的，搞得好，8000万吨钢，并不一定比2亿吨质量差，品种、规格少的钢的作用小。 1979年3月25日，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陈云走马上任，主持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的第一次会议。 经过一段时间紧罗密鼓的筹划、组织，明确了方针，组建了机构，陈云又一次领导了大规模的卓有成效的经济调整。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要集中三几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进一步为加快实现现代化奠定更稳固的基础。 受中央委托，陈云亲自抓了宝钢问题。 宝钢投资规模巨大，对国民经济全局影响甚巨。而且，很多当初没有全面考虑的问题，开工后都暴露出来。公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建钢铁厂需要新建配套；华东电力、用水本来就紧张，再加上一个宝钢就更困难；上海地质条件也是个问题，光打地基就要花不少钱，有人形容是用钞票一寸一寸垒起来的，等等。人们议论纷纷。 显然，宝钢问题，是关系调整能否真正落实的关键。陈云决心亲自处理这个问题，反映了他对此的重视。 陈云从1979年4月底5月初开始着手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那时，宝钢建设已经上马，而国内又议论纷纷，处于“骑虎难下”状况。 宝钢建设，已经同外商订了合同，日本方面行动很迅速，按照协定准备了材料，组织生产，大批引进设备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由于风闻中国即将全面开始经济调整，外国厂商担心影响自己的利益，更是加速向中国抢远设备，货物已按协议交付，中国方面就不好说不收、不建了。已经定了合同，如果不履约，外商是要索赔的。那样的损失相当大，也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际声望和信誉，对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十分不利。 在国内，宝钢从1978年破土动工以来，建设工程已全面展开，高炉、焦炉、转炉和电站等主体工程基础桩都已打完，现场施工队伍已经集结了四五万人。一下子也难以停顿下来。 但是，如果宝钢照原计划建设，调整方针就会落空，进口设备要占用大量外汇，还需要有相应的国内配套设备和材料、资金，大体上是一美元需要一元人民币的物资和资金来配套，根据当时的财力物力，无论如何是配不起的。 重新主持财经工作(2) 当时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说要全部下马，有的说可以部分下马，还有说下马损失太多受不了。有的说已经进口的设备先放起来，形势好转了再说；有的却说与其保存在仓库里，倒不如把它安装起来，哪怕不能开工也行。众说纷纭，谁都占理。这个决心不好下。 陈云看了宝钢上马的一些材料，又把宝钢建设规划与鞍山钢铁公司的情况对了一些对比，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宝钢工程的一、二期建设，可以适当拉开间距。 陈云认为，鞍钢1901年开始建设，日本人搞了40多年，建国后搞了30多年，前后70年，才搞到600万吨；宝钢规模相当，用7年时间建成，虽说有几十年建设经验，毕竟有些工作还有困难，这是大事，不能含糊。 他还担心，匆匆忙忙搞突击，一些问题来不及处理，积累下来，等完工了，出不来钢铁，那就不好办。对外国设备，陈云并不迷信，他认为，外国设备也是有问题的，要注意。 在一段时间里，建设周期问题是陈云考虑的主要问题。 5月9日，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冶金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宝钢建设问题向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和国务院提交报告，主张：主体设备引进，当然也买技术和专利，但为了增加国内自制设备的能力，将3套轧机改为同外商合作制造。二高炉及三、四号焦炉等大大增加国内分交的比重。把原计划1981年底建成一高炉系统、1983年底全部建成的进度，予以调整、推迟，不要操之过急。 5月31日，陈云为了取得第一手的资料，亲自赴上海，进行调查研究。 6月6日，陈云结束在上海的调查，回到北京。从全盘考虑，他最终考虑还是按有关部门的意见，设备要进口，也要有一部分在国内分交。技术资料要全部买下来。 1个半月之内，陈云集中考虑宝钢建设方针，三度反复，才最终拍板定案。 6月16日，陈云在中南海主持召开财经委员会会议，讨论宝钢问题。在会上，他根据一段时间来的调查研究和反复思考的结果，提出了8点意见： 根据陈云的意见，宝钢一期工程继续干下去，二期工程延期，二期对外已签的合同按合同进行赔偿，已进口的设备得到妥善保管。 得知宝钢调整后，作为积极推动中日合作建设宝钢的日本方面负责人，稻山嘉宽对中方的行动表示了理解。他认为：“有人抱怨中国的政策就象秋天的气候那样变幻无穷。不过，不会进行调整的国家是不行的，因为中国有以邓小平为首的优秀的领导人，才能进行调整。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身负高额累积债务时，又能获取外汇，原因就是他们进行了调整。” 虽然宝钢建设后来还经历了一些波折，但由于动手早、基础好，最后一一化解了困难和干扰。宝钢一期工程于1985年9月建成投产，一年后各项指标就达到和超过了设计水平。工程质量全优，获国家金牌。一期工程建成后产生巨大效益，为二期工程提供了资金。整个宝钢的工程技术达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二期工程的连铸、热轧、冻轧系统主体设备技术已达到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宝钢的一些关键性技术经济指标如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能耗、环保等等，在国内都居于前列，在世界上也是比较先进的水平。另外，宝钢引进的技术、现代化管理方法，经消化、创新，已在全国冶金系统逐步推广。另外，宝钢建设对机电、交通、煤炭等行业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实践证明，建设宝钢的决策是正确的，党中央、国务院对宝钢建设的领导是强有力的。 1986年5月18日，陈云以八旬高龄亲自视察了宝钢，除听取宝钢负责人的汇报外，还视察了炼钢厂、原料码头、焦化厂、炼铁厂和初轧厂，亲自看了出焦和出钢。他对我国以较快速度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大型钢铁企业，由衷地表示高兴，特为题词：“埋头实干，从严要求，精益求精，不断创新。” 宝钢问题定案以后，对1978年确定的120项大工程，也就有了调整的具体蓝图，克服了一段时间头绪众多、无处下手的毛病，为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这次调整“如果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改掉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的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毛病，那就是下决心去掉不切实际的设想，去掉主观主义的高指标，而这正是三中全会的路线要求我们必须做到的。”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托就调 整问题作的讲话指出：这次调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并宣布了调整比例关系的十二条原则和措施，其中包括：近几年多进口一些粮食，以利农民休 养生息，调动农民积极性，调整工农业比例关系，安排好城乡人民的生活；将原定1985年钢产量6000万吨指标降为4000万吨，钢铁生产不但不能挤轻工业，还要为轻工业让点路、服点务，同时加快能源。原材料建设；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能源、原材料供应的可能，坚决地、有秩序地关停并转一批企业；坚决缩短基建战线，将全国在建的1700多个大中型项目削减到 1000个以下；各项计划要互相衔接，不留缺口，严格控制引进规模，引进要循序前进，前后衔接，比较大的引进项目要组织各有关部门会审，二亿美元以上的重大引进项目，要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批。从中可以看出，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意见在这些调整措施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重新主持财经工作(3) 这些措施在贯彻实施后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79年，国家多进口了几百万吨粮食，从而得以降低全国的粮食征购基数，并减免了部分农业税，这些措施与农业政策落实、农业投资增长等一系措施配套，使农业生产出现多年来没有过的好情况，1979年农业增产200多亿斤，国家库存有所增加，其他农副产品也出现了喜人的增长势头，棉花增产100多万担，油料增长1500多万担，增幅达15％，全国绝大多数城市猪肉敞开供应。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方面也迈开了重要的一步，停建、缓建了348个大中型项目，开始遏制长期存在的基建规模过快膨胀的势头。以宝山钢铁公司建设计划调整为代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引进工作进行了重新部署，有的项目延长建设期限，有的推迟上马，引进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调整工作胜利完成，为促进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 为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陈云赞同搞活经济、发挥市场调节 作用，并把搞活经济和坚持计划指导比喻为“鸟和笼子”的关系。 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陈云在领导经济调整的同时，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健康发展，也予以了极大关注。 三中全会后，陈云担任了中纪委书记，但他仍然一直在思考，如何系统地从体制上和指导思想上，改变过去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陈云是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也是党内较早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作用的领导人之一。 1956年9月20日，陈云在中共八大会议发言，谈了在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迅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存在着若干不可忽视的弊端，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既坚持计划经济，又把经济搞活。 陈云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著名设想。 陈云的这个设想，是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突破苏联模式的一种新的构想，可惜，“左”的指导思想使这个正确构想在后来的实践过程中被打断了。 多年来，经济工作中一再出现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而且为害时间长、破坏性极大。这和我们的指导思想上和体制上的失误和弊端是分不开的。陈云总结和建国以来工作的经验教训，结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这些思考，集中反映在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进一步认识上。1979年2月22日下午，李先念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关于全国分行长会议情况的汇报时说：我同陈云同志谈，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国内要竞争一下，不管东西好坏，都由商业部门收购不行。允许工厂自销，也可代销。实在不象话的要关一批。 1979年3月8日，陈云把自己思考的一些结论写成了提纲。这份提纲即是收入《陈云文选》的《计划与市场问题》。 这份提纲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后提出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60年来，苏联和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都是按马克思这个理论来办事的。 陈云指出，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由于没有根据已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的原理加以发展，导致了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计划还常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计划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日用品十分单调。 这个缺点，后来被概括为“统得过多、过死。”为克服这方面的缺点，陈云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即有计划按比例部分；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又掌握了国民经济的计划经济部分，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调节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补充，当然必须基本上是无害的。 陈云预计，在今后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中，实际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重要地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陈云的这个预计是很准确的。改革中，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探索，占了很重要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市场作用一步步扩大，国民经济焕发了新的活力。陈云对这种进展十分高兴。他进一步把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想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979年3月，担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以后，陈云这一思想也进一步落到了实处。他提出，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现在要进行研究，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怎么改。 另一方面，在搞活经济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摆脱国家宏观管理的趋向。这种趋向，并不完全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主要是国家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管理权限上的矛盾。放权过多，在刚刚引入市场作用、实行计划经济转型以搞活经济的时候，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是十分危险的。 为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稳定、健康地进行，陈云提醒大家注意这种危险。 1980年12月1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 1982年12月2日，陈云同出席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谈话时，把计划和市场关系又比喻为鸟和笼子的关系。 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2) 陈云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工作中扩大市场作用，尊重价值规律而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现在百货商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卖方市场”正在变成“买方市场”，群众把票子拿在手里，好的就买，不好的就不买，这么好的形势，很久以来没有见过。今后还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经济工作中，要有时间观念，要有利润观念。否则，就是大少爷办企业，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他也提醒说，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象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的修改。但无论如何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 1985年9月，陈云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发言说，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 陈云的这些观点，对在当时条件下解放思想，改革经济体制，重视市场调节，以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起了积极作用。 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陈云在多次主持财经工作时，态度始终是非常积极的。1979年3月21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对外资、外国技术，“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 但是，当时的问题是有些干部过分热心，头脑已经很不清醒了。外债能借多少是多少，经济特区一下子就要遍地开花。陈云以自己的丰富阅历和高度的责任心，提醒大家要头脑清醒，要认真分析，不断总结经验。 1979年9月28日，他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的汇报会上，明确提出：“现在谁也不反对借外债，但对所借外债要加以分别。”“不要用自由外汇兑换成为人民币来弥补基建投资的赤字。” “设备贷款，我们每年能够使用多少，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我们使用它时，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 他告诫大家：“利用外资来进行建设，我们的经验还很少，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这样的冷静，在对外开放之初的狂热中，是极其宝贵的。如果不是这样，拉丁美洲国家因不计后果盲目引进外资，导致经济不堪重负，长期为外债打工的悲剧，就难保不在中国上演。 1980年12月1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自己这样考虑的原因。他说：“我所以一再说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这中要警惕，这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对这件事还很天真。我之所以要提这样的总是，丝毫没有不要利用外资的意思，只是敲敲警钟。再重复一遍，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 陈云在就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时已经表示过，自己身体不行，难以承担全盘领导经济工作的重任。大量繁重的工作，严重损害了陈云本来就虚弱的身体，宝钢调查后不久，他就大病了一场。虽然大家都希望他全面主持经济工作，但他从大局出发，主张让更年轻的人上来。 1979年10月，陈云在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讲话，主动提出，为了党的利益，建议中央调比较接触实际、比较年青一些的干部，到中央来搞财经工作，这是国家的大计。如果不采取这样的组织措施，自己身体不行，工作搞不动。中央认真考虑了陈云的意见。 1980年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继续贯彻经济调整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 陈云虽然不再直接主持经济工作了。但他积极支持和配合新的财经领导机构工作，并为调整和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1981年，陈云热情地赞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以来农业和工商业及财政计划等方面的改革，是要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其意义不下于50年代消灭剥削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陈云为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二大确定2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同时确定在步骤上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这是陈云极力推动和支持的。1982年12月2日，陈云同出席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座谈时指出：“如果急于求成，把本来应该放在后十年办的事也勉强拿到前十年来办，在‘六五’和‘七五’期间乱上基本建设项目，那末，经济又可能出现混乱，翻两番的任务反而有可能完不成。”由于采取了稳妥的步骤，新时期以来国民经济既实现了高速增长，又避免了急于求成的大折腾。 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3) 改革开放是一项全新的实践，需要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有时难免遇到困难，陈云总是给予帮助、鼓励。1988年10月8日，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总是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1992年7月21日，他在悼念老战友李先念的文章中，又鼓励大家说：“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闯过了一道道难关、险阻，创造了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陈云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为人民利益终身奋斗的丰功伟绩，他的思想和品德，将永远是后人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1956年9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评价陈云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从我们对陈云一心为人民谋利益的“红色掌柜”生涯中，从他屡创新局面的实践中，我们可以了解，这是对陈云最中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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