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陈云诞辰100周年：红色掌柜陈云 作者：熊亮华 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 ——毛泽东 这是一部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组研究人员撰写的关于中共重要领导人陈云财经生涯的通俗性史传作品。陈云同志曾经说：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黄土高原上的 “红色掌柜” 写在前面的话 “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一张陈云打算盘的照片题写的诗。这首诗，是陈云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筹谋擘划的形象写照。 陈云1905年6月13日出生在江苏青浦县（现为上海青浦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4年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开始，他的革命生涯就与财经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上任伊始，就给自己，也给所有财经干部立下了规矩：“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 当然，陈云的“掌柜”态度，不是要像生意人那样为个人利益斤斤计较，而是为国计民生精打细算。 在陕甘宁边区战时财政的条件下，陈云就要求财经干部对自己人也要“仔细打打算盘”、“先小人后君子”，“在同志面前点钱不是丢脸的事情”。 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以后，陈云更是殚精竭虑、锱铢必较，甚至一度主张财政部门要像铁公鸡“一毛不拨”。他告诫财经干部：“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 陈云所设想的，就是要把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成为“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他说，花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而这位一辈子为国计民生筹谋、掌管着动辄数以亿计资金出入的当家人，自己的生活却是简朴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清贫的。五六十年代，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位家庭比较困难是有名的，即刘少奇、朱德、陈云，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1995年4月陈云去世以后，身边工作人员计算了他留下的财产，只有不到2万元的稿费，和去世后可领到13360元的抚恤金。 陈云，这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积余，而把有形的、无形的巨大财富，留在了中华大地上，留在人们心中。 初显锋芒 陈云的财经生涯，是从黄土高原上的陕甘宁边区起步的。他自己曾不无诙谐地把这一段的财经工作，说成是搞“小摊摊”。 生产发展了，财政金融却乱象频生，党内外意见纷纷。 毛泽东请陈云出马执掌财经大权，破解难题 1944年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陈云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其所任组织部长一职由彭真代理。西北财经办事处是1942年6月成立的，隶属于中共中央西北局，统管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财经工作，主任是贺龙。 此前，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43年3月起因病休养，为时近1年。为照顾他养病，毛泽东让他从杨家岭迁到自己的住地枣园居住。 陈云此际走上财经工作领导岗位，有当时特殊的情况。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地瘠民贫，缺乏近代工业，经济十分落后。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这里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大批党政军人口集中在这里，财政供应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极大的负担。1940年3月，蒋介石下达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命令，在边区周边构建5道包围封锁线，对边区贸易实行统制，并禁止边区所需的棉花、布匹等输入边区。从8月开始，国民党先是拖欠八路军经费。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国民党不但完全停发八路军经费，还禁止外界捐款汇往边区，完全断绝边区一切外援。1940年到1942年，边区连年遭水、旱、风、雹灾害侵袭，损失惨重。外援断绝，灾荒频仍，边区收入大减。而境外遭灾害和战祸的难民又大量拥入，为保卫边区还从前线调回了一批部队，支出猛增。这样一来，边区财政经济空前困难。 为减轻群众负担，边区在实行精兵简政的同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种粮种菜，纺纱纺线，乃至经商办实业，实现了大部自给，渡过了难关。 渡过了最困难的两年后，1943年，边区工农业生产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农业增产细粮16万石，超过计划一倍，不但自给，而且可余粮22万石。棉花产量可满足边区需要量的一半。原来靠输入的皮毛、铁、纸、煤油、燃料、火柴、肥皂等生活必需工业品，能够大部自给或者自给有余。边区经济正逐渐脱离对外依赖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 但是，与边区生产兴旺这种景象极不协调的，是财政金融的混乱。1943年1年就出现了好几次大的金融物价波动。1943年5月15日，西北财经办事处决定边区银行由边区财政厅管理，边区银行所属各县办事处撤销，具有商业性质的光华商店交由物资局领导。这一决定，使边区金融、贸易在领导体制上全部隶属于财政，为金融物价大波动埋下了隐患。由于错误地确定边区银行是财政的出纳，片面强调金融支持财政预算，结果财政发行失控。物资局成了供给部，各机关单位，特别是大单位，需要什么东西，就直接找领导批示，东西拿走不给钱，只记笔帐；企业管理松懈了，经营出现亏损。 1943年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准备“闪击”延安。为了应付战争，军事费用开支剧增；为了保证冬衣原料供给，又必须及时收购棉花；而财政方面由于边区对外贸易中断，盐及各项土产均不能出境销售，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来源断绝，财政收入减少。 上半年，边区流通货币——边币发行了23137万元，边区金融物价已经开始波动。财政部门掌握了金融、贸易大权后，不是从边区经济全局出发，仅仅为应对一时的困难和危局，下半年边币竟然发行了143663万元，是上半年的7倍还多。边币发行的过快增长，刺激金融物价剧烈波动。通货膨胀，抢购风潮顿起，物价暴涨。 党内外对这种状况颇有意见。毛泽东除提议任弼时组织朱德、林伯渠、高岗、贺龙、李富春等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和西北财经办事处的负责人共同研究财政金融问题外，待陈云身体稍有恢复，就请他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出面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 陈云过去并没有搞过财经工作，但他有唯实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为基础，并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在养病期间，他仔细研究了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电，认为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怎样弄清实事，做到实事求是，他概括了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并以此为终身的准则。 唯实和学习，就是陈云进入新的工作领域的随身法宝。确定他抓财经工作后，他并没有急于发号施令，而是调查研究熟悉情况。1943年12月9日，陈云同毛泽东、林伯渠一起参观了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随后，就开始接连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陕甘宁晋缓联防军司令部后勤供给座谈会、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级干部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专注地了解边区财经工作的情况。他还搞到了两本中国经济年鉴，抓紧时间学习财经知识。 1944年3月10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发出陈云任职的通知，陈云走马上任了。 缕清法币边币关系(1) 不让财政随便从银行掏钱，缕清法币边币关系，边币“偷梁换柱” 一锤定音。新当家人一出手，就展示了过人的果敢与精明 财政金融出了问题，财经部门自然少不了挨批评，受抱怨，有点抬不起头来。但是，陈云理解他们，依靠他们。3月20日，刚刚上任的陈云，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上为财经办事处的干部说话：当家人要准备受气，但不能因此而改变方针。财经办事处成立后做了很多工作，干部有了很大进步。错误也是有的，因为我们建设国家还没有经验。 陈云的话，表示了自己要大刀阔斧改变财经局面的决心，也无疑为处于窘境中的财经干部撑了腰。毕竟，陕甘宁边区这个家，太不好当了。 当时，金融物价形势还是很不稳定。为制止通货膨胀、物价暴涨，1944年1月6日，边区银行不得不弃守牌价，让边币随黑市价波动。同时，停止边币发行，推销土产，停发各单位经费3个月，以收缩边币。到3月上旬，边币和法币兑出兑入趋于平衡，银行掌握了足够法币，取得了货币斗争的主动权，开始限制边币兑出，使法币价大幅下跌，最后稳定在9元，物价随之逐步下跌。采取这样强制的行政措施，虽然一时扭转了金融物价形势，但边区经济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有些地方市场上法币代替了边币，市场萧条，生产大受影响。其情形，很有些类似于今天人们所称的经济“休克”，经济形势仍然极不乐观。 显然，问题的焦点集中在边币币值的稳定上。边币稳定了，重新占领流通市场，市场才能稳定，边区生产、流通和群众生活、党政军供给才能得到保障。陈云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摸清了情况，立即下决心整顿金融，重建边币信用。 陈云首先确立银行企业性质，使其摆脱财政出纳的地位，以利控制财政发行。 1944年三四月间召开的第二次西北局高干会议认为，财政依赖发行边币支持，把银行变成财政的发行机关，不但丧失银行经营业务的独立性，而且也是造成金融物价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决定将边区银行确定为企业性质，并从组织上加强边区银行本身的领导力量。 5月14日，陈云同贺龙致信黄亚光、贾拓夫，通知他们：（一）向银行内库借用边币一万万五千元，用以借给物资局缴财政厅一万万元，付军委后勤部五千万元。（二）以上借款均由物资局负责用边币归还，限定六月十日还一万万元，六月底还五千万元。银行须按期负责收回，收回后仍入内库封存。（三）今后银行增加发行必须经过财经办事处书面批示。 这一下，不但是财政部门和军队后勤部门带头有借有还，还把货币发行大权收到财经办事处，加强了货币发行的控制。 当时边区银行放款分一般放款与特别放款。一般放款，指银行的固定资金内的放款，主要用于农业和工商业贷款；特别放款指经西北财办批准，由银行发行、库内支付的长期或短期的经济建设或财政性周转，收回时如数归入发行库，其放款和收回，实际是边币的发行和回笼。边币发行的混乱，主要就在于特别放款失控。 为了切实控制边币发行，陈云再立规矩。6月9日，陈云同贺龙颁发西北财经办事处《关于陕甘宁边区银行特别放款办法的决定》，规定：特别放款须由借款机关出具正式借据，说明金额、用途、归还日期、利率及付息办法，借款机关不得将借得之款移作别用。特别放款所需资金来源为发行边币，由银行向发行库支款。银行收回放款后须如数归入发行库，并报财经办事处备案。在此过程中，边区银行不得将此款移做别用。 财政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对银行予取予求；即使从银行借款，到期也必须还。这就彻底根治了财政发行无度的弊端，使财经办事处能够根据市场需要控制边币发行量，稳定边币币值。 在确立边区银行相对于财政的独立性的同时，陈云还正确处理边币与法币关系，整理边币，使其重占流通市场。 虽然边区政府早在1941年就明令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但法币实际上并没有退出边区，反而一直在同边币争夺边区流通市场。 由于边币一度发行过快过猛，信用受到严重损害，银行当时已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紧缩边币。这样虽然有利于控制物价，但事实上等于拱手将市场让给了法币，以短期利益牺牲了长远利益和财经大局。陈云很快意识到这一点。5月4日，陈云同朱德、贾拓夫、黄亚光等人谈稳定金融问题，指出：目前既不提高边币牌价又不发行边币是不行的，这样下去边币流通量会一天天缩小。 但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边币与法币的关系。由于没有弄清边币与法币的关系，边区财经部门在工作中吃了很多苦头。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还批评了“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的现象。 陈云认真总结了几年来金融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经过深入思考和分析，缕清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找到了解开边币死结的金钥匙。 5月10日，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他说是“偷梁换柱”的解决办法。 陈云考虑到，既要使边币与法币的比价达到一比一，又要使市面金融不停顿。但由于通货膨胀，边币的信用受损，如果发行新票子，政治上会有不良影响。公开允许边币和法币同时流通，由于法币腿长，还会继续出现法币挤压边币的现象。因此他建议：可以考虑由盐业公司发一种流通券，其定价与法币一比一，而与边币一比九，使之在边区内流通，逐渐收回边币，达到预想程度时，再以边币收回盐业流通券。这样既可使边币与法币比价提高到一比一，驱逐法币，又不至于扰乱市面金融。 缕清法币边币关系(2) 陈云的建议被接受了。5月23日，陈云出席西北财经办事处第五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发行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 实践证明了陈云的认识是正确的。由于有足够的法币准备金，并辅以相当数量的重要物资，商业流通券发行后稳定了金融。 反封锁 是没有硝烟的战争。陈云足智多谋，连封锁 边区的国民党官兵也成了边区的运输队 虽然边区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但边区经济规模很小，单凭边区经济自身的力量并不能完全做到自给自足。许多重要物资，还是要依赖从国民党统治区的进口。边区的土特产品，也需要到国统区去找市场。因此，稳定边区金融物价的斗争，除了正确处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外，另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开展贸易斗争，打破封锁。 由于边区经济规模与国统区相比处于弱势，要在经济斗争中取得主动权，就对财经部门的领导艺术提出了很高要求。但以往边区对区外贸易管理上掌握得不是太好，吃亏上当的事不少，连年入超，工作显得很被动。 陈云上任后，大大加强了边区对区外贸易的管理，积极扩大外贸范围，主动展开贸易斗争。边区不仅与出入口商人、脚夫建立经济统一战线，还利用国民党内部各种矛盾，进行公开的、秘密的、上层的、下层的多种形式的斗争，建立广泛的经济统一战线，积极主动地向边区周围发展贸易关系，扩大贸易范围，突破封锁。同时，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经济情况，研究各种经济斗争规律，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机动灵活、针锋相对的贸易斗争，很快结束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取得了贸易斗争的主动权。 当时，盐是边区出口的最大宗物资，1944年仅此一项占出口额37.16%；棉花是边区进口的最大宗的物资，1944年棉及棉织品占进口额68.58%。两者对边区物价影响极大。国民党封锁，紧紧抓住这两项物资，对边区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边区运盐多的季节，国民党顽固派利用把持市场的优势，动不动提高盐税、压低盐价、统制运输，限制甚至禁止国统区的盐商到边区贩运食盐，企图压垮边区盐业运销。食盐是边区财经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大部分食盐都要外销到西安等国民党统治地区去。压价太低，对边区经济影响很大。 陈云主张要争取主动。这年春天开始，国统区受战事影响，海盐来路受阻。陈云指示边区盐业部门，要趁着国统区缺盐的时候提高盐价。6月24日，他在西北局常委会上说，盐的销售关键在于对国民党区域出口时能否提高盐价，要进行囤盐提价斗争。现在每斤盐卖一万三千元只是保本，将来要提高到一万四千元至一万六千元。 国民党顽固派不说自己封锁对边区造成的损害，却立即大肆诬蔑边区政府的食盐涨价行为。为抵制边区盐价上涨，故意不到边区来买盐，而利用手头的存盐供应市场。 陈云下令边区盐业公司把盐价提高20%。要囤盐就得有资金，又不能增发太多货币，陈云决定把贸易公司贩卖土产收得，用于囤盐。 消息传出去，没几天就有盐商找上门来，要求按原价买边区的盐。但边区盐业部门态度很坚决，怎么说也不同意。盐商们一看没有办法，心里头一核计，即使边区食盐涨了价，贩运出去也比到青海贩盐合算，还是趁早买，省得盐价再涨。 不出两个月，盐商们蜂拥而至。边区食盐在提价中实现持续旺销，完全掌握了市场主动权。国民党顽固派在食盐对抗中占不了上风，只得依从边区的食盐价格，这以后对食盐的封锁也不得不放松，一些口岸出现明封锁暗不封锁的局面。 10月13日，陈云高兴地向西北局常委会报告了斗争情况，说5个月里共提了9次盐价，在出口上实现了等价交换。以后在盐销政策上，将以国计民生第一，不吃亏第二，不少赚第三。 12月3日，陈云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作财经问题报告时，又专门就食盐运销斗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边区经济的阴谋，回击他们的诬蔑。 在食盐反封锁斗争取得胜利之际，棉花收购季节来临了。1944年九十月间，关中新花上市。国民党一面向棉农催收贷款，一面压低价格强迫征购。 边区要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棉花封锁，必须想办法争取棉农、棉商。为此，陈云领导财经部门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高价招远客。 那时，国民党区域棉花征购价仅每斤1100元。边区以2800元收买，差价高达1700元。棉农和棉商一看边区棉花收购价这么高，想方设法突破封锁，向边区贩运棉花。 在边区棉花收购价格高企的吸引下，国统区棉花源源不断流向边区。封锁线上的国民党军，连排长们带着整连整排的士兵去背花，有的一夜就跑3趟。仅两个月时间，边区就争取进口棉花百余万斤，成功地打破了封锁。 等国民党顽固派醒过味来，已经迟了，不久后国民党统治区花价上涨4倍多，强迫收购60万担棉花的计划破产了。这样，边区一开始的高价收棉不仅没有吃亏，最后还占了大便宜。由于收到了足够的棉花，当年边区不但能保证自用，还有余力支援其他根据地。第二年抗战胜利后，大批干部由延安出发上前线时，都发了里外全新的棉衣。 要当掌柜，不要当出纳 总结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陈云告诫大家：要当掌柜， 不要当出纳。出色的财经才干，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 由于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的成效，由于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的增加，加上贸易、金融管理的改善，经过一年的努力，边区金融和物价基本稳定。在这种好转的形势面前，一些干部难免产生松懈。各单位都伸手向边区政府要物资，而且拿得多，拿得快。 陈云十分警惕。1944年11月25日，陈云在西北局座谈会上说：要避免在明年一二月份发生金融波动。在大公与小公的关系问题上，要坚持小公绝对服从大公的原则。财经办事处要有不做“好人”做“恶人”的精神，就是不能让大家随便拿。 这年10月和11月间，由于边区一些机关、部队“小公”的生产经营，使边区财政垫支法币4万万元，折合边币34万万元。陈云马上指示，停发他们的经费，并指示盐业公司停止屯盐，借以收缩边币，稳定金融。停发经费就得准备挨骂，陈云说：这不要怕。天下大乱，不如天下小乱，这样金融才得以稳定。 财经工作是一种事务性非常强的工作，陈云并没有沉缅于事务中。他是一个注重从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的人。为了进一步做好财经工作，陈云认真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经验。1945年2月1日，他就此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上作了报告。 陈云首先实事求是地指出，“财政厅及各局的同志是努力的，工作是做得好的。”但另一方面，他指出，财政工作还有问题，就是工作比较被动。这有三个原因：一是有盲目性；二是存在实际困难；三是主动性不够。第一条是主要的。 陈云认为，要真正克服工作中这些缺点，摆脱被动状态，就有一个对待工作的态度问题、责任心问题。他说： “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主动或被动的问题。” 由于正确安排了边区的财政、金融、贸易，边区金融物价继续保持了稳定，生产继续保持大发展势头，积累起了相当雄厚的家底。这种情形，与前几年边区金融物价不断波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更与国统区物价飞涨、经济萧条形成了鲜明对比。陈云的财经才能，得到了广泛的好评。 194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中国革命走的是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到中共七大，中央已经考虑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那里有成百万的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万的人口，保定、天津、石家庄的人口也很多。把重心转到城市去，必须要做很好的准备。” 5月9日，陈云在中共七大作大会发言，提出一个建议：现在我们快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了。陕甘宁边区有的部队出发时，把一些东西糟蹋了，浪费了。这些东西是我们劳动创造的。将来进城时，要把农村家务保持好，还要保存好城市机器。那时的城市是经过八年抗战、经过大反攻、破坏相当严重的城市。同志们到了城里，千万别把机器搞坏了，没有机器，恢复经济会很困难。 陈云的意见，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陈云懂经济。5月24日，他向大会报告七大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时说，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个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比如现在经济建设才开始，将来还要搞大工业，陈云同志讲不要打烂机器，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为什么这次大会提出不要打烂机器这样一条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知识，从前因为没有知识就打烂过，我们进过城，把玻璃打烂了，把机器也打烂了，因此才提出不要打烂机器的问题。”5月31日，他作七大结论报告时，又再次讲到：“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抓到机器，抓到工业以后怎么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从毛泽东一年多前派做组织工作的陈云，转而从事经济工作的事实来看，毛泽东对陈云懂经济的看法，不仅仅是对他这一预见性建议的赞赏，更是对陈云一年多来成功领导边区财经工作的肯定。 第二章 浴火重生的黑土地 平抑物价(1) 1948年5月3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并由陈云负责财经委工作。7月17日，陈云又担任了东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这是陈云继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后，第二次主持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工作。 1946年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经中央同意，曾经决定陈云分管财政经济和后勤工作。但那时是战争环境下的动荡时期，财经工作主要是解决部队后勤供应问题，还谈不上全局性的经济工作。东北局把清理没收敌伪资财，作为解决财政经济困难的主要途径。这些物资数量相当可观，在初入东北、立足未稳的时候，解决了燃眉之急。也管过财经工作的李富春，后来风趣地把这段时期的财经工作比作“拣洋落”。 这次主持东北财经全局工作，性质就不一样了。1948年6月7日，陈云在东北局常委会上表示：目前东北根据地已连成大片，具有了相当规模，而且还在向前发展。因此，东北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组织好财政经济工作，以适应全国战争的需要。过去在财经工作中的一些带军事性质的东西已经过时，与现在的形势很不相称。现在，公粮、税收、林业、铁路运输等，都与农民、市民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稍微动一动，就会触及人民的利益。 与西北的“小摊摊”相比，这次陈云财经活动的舞台有极大的区别。东北本是富庶之地。谚云“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这块黑土地沃野千里，是出了名的“粮仓”，重要的产粮区，有所谓“呼海巴拜，绥化在外”（指黑龙江的呼兰、海伦、巴彦、拜泉和绥化），“金复海盖，辽阳在外”（指辽宁的金县、复县、海城、盖县和辽阳）之说。而且各种资源特别是森林资源、煤炭资源极为丰富，铁路四通八达，有旧中国最发达的重工业体系。而且东北人口众多，周边又与友好的苏联、朝鲜、蒙古接壤，城乡交流和内外交流通畅，是真正现代意义的国民经济。东北经济搞得好，将为解放战争提供空前强大的经济支撑。 身处陕北黄土高原的毛泽东，早就将巨人般的战略眼光投向东北这块黑土地，对东北强大的经济实力寄予厚望。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会议结论时，以非凡的预见，专门讲到东北。他说：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现在有没有基础呢？有基础，但是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 然而，实现毛泽东的殷切期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和连绵的战火使东北经济遭受极大的破坏。陈云和其他党的财经干部都没有管理现代工业交通的经验。能否让东北工业基地浴火重生，为战争胜利提供强大经济支持，是一场严重考验。 票子发得多粮食收得少，粮价领头物价暴涨， 大家惟恐管不住粮食。陈云却下令 开放粮食自由流通，让物价平涨而非暴涨 6月10日，陈云在东北经济一片混乱之中，正式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 东北虽然是产粮区，但战争的重负还是对东北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压力。1948年3月，东北解放区物价开始暴涨，4月、5月、6月，涨势一浪高过一浪。领头上涨的是粮食。 东北盛产粮食，那怎么还紧张呢？陈云了解到，1948年度共收公粮134万吨，贸易局购入粮40万吨，除供给必需外，再无调剂市场余力。而东北解放区八九百万城市人口所需的250万吨食粮及粉糕用粮，除哈尔滨外其他地区都完全依赖于2000多万农民在市场出售的粮食。城市人口众多，公家又无力调剂，就使供求关系失衡，稍微有点失调，粮价就会暴涨。另外，上一年南满和北满农业全都歉收，南满历来缺粮，北满的粮食又没有办法大量南运，粮食南贵北贱，最高时相差7倍，影响北满粮价。 但是陈云也了解到，东北人平均拥有粮食达600小米斤，远高过关内各解放区400小米斤的平均数。在粮食上打主意，还是有可能的。但主意怎么打，陈云有自己的考虑。 当时有人主张减少出口，陈云没有同意。6月11日，陈云在东北局常委会上指出：我们目前能出口的基本上是粮食，不仅要出口余粮，而且要勒紧肚子，尽可能多出一些。要用粮食换军需、民用和工业用物资，其中军需占大头。要批判片面的群众观点，如果不多出口粮食，反而会从群众中取得更多。价格，从小处看，我们吃亏；从整体看，我们赚大钱，因为这是大买卖。有的同志只看到局部，认为不合算，结果丢了大头。这种同志只能当总务处长，管不了国计民生。显然，陈云是从保证军需和发展生产的大局来看待粮食出口。 平抑物价(2) 不能打出口的主意，那就用行政手段把粮食管制起来。从一般情况下，什么东西缺，公家当然就应该管制什么。这正是东北财经部门前一段的做法，为了保证公家购粮，限制商贩携带50斤以上的粮食。 但结果显然是失败的。陈云分析后发现，正是这种做法，缩小了社会的调剂力量，更刺激粮价上涨，农民惜售。想买到粮食，结果是更买不到粮食。在东北当时的情况下，管制造成的有价无市，对经济的危害远甚于粮价上涨。 为了度过灾区的粮荒季节，鼓励农民出卖粮食，以有限物资稳定市场，陈云经过认真分析和慎重权衡后，决定立即改变管制粮食经营和抛售物资办法，不再硬性阻击物价上涨，而是把目标定为允许物价合理平涨、防止暴涨上，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公营经济稳定市场的力量，切实掌握粮食，使东北经济顺利闯过难关。 根据陈云的意见，7月10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东财]第13号令，主要内容是，在解放区境内，一切粮食，不分品种与数量，加工未加工，不分省县区村，皆得自由流通。任何机关、部队、团体或个人，不得加以封锁或干涉。在铁路运输上，取消运输证制度。如有故意封锁或干涉，当事人可以向各级政府控告，各级政府即依侵犯人民财产论处。 陈云打破常规，从实际出发，在禁止私商囤积的同时，允许粮食自由流通，收效显著。市面上粮食重新流通起来，缺粮区粮价下跌或趋向平稳，余粮区上涨，全东北形成适当的市场价格，在粮食青黄不接的最紧要关头，粮价1个月只涨了百分之四五十，反而比四五两月粮价更为平稳。 财经工作仅次于军事(1) 从乡村走进城市，企业里的复杂门道让人犯难， 陈云说是还没有学会做“老板”，主张把财经工作 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 稳定物价为经济恢复创造了条件。但现代工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工业生产能否早日恢复正常生产，不光要看机器，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要看经营者的管理和生产者的劳动技能和工作态度。 陈云觉得这个问题不乐观。7月5日，陈云在东北局常委会议讨论企业组织与工人运动方针问题时，针对这些企业经营管理的乱象提出：对旧的生产制度应当批判地接受。对于工厂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寻找原材料的来路与产成品的销路。现在，我们还没有学会做“老板” 怎么样做好现代工业的“老板”？陈云上任后，着手解决最急迫的三大难题：一是工人工资太低，生产情绪不安；二是工人与职员的矛盾，职员受压制甚至打击，影响到必要的生产管理制度的确立；三是经济没有全局计划，盲目生产造成损失。 首先急需解决的，是工人工资问题。这个问题，在粮价暴涨的情况下显得极为突出。粮价涨了，等于拿货币工资的工人减薪，影响他们养家糊口。结果有的工人辞职干起了小贩，技术工人从公营企业向私营企业流失。 陈云深知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主张解决工人待遇过低问题，并立即着手调整。6月16日，陈云在东北局例会上提出：现在铁路和工厂的工人工资太低，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还不如农村中的雇农。照目前办法长期搞下去是不行的，剥削了工人，有利于消费者，结果是工业的总崩溃。搞经济总要合乎经济原则，用强迫的办法既违反经济原则，又违反政治原则。 根据陈云的意见，东北财经部门以实物为计量单位，重新制订新的工资标准。新的工薪标准，工人最高工资以实物计提高到375斤粮，整整提高了100斤粮，这样虽说比旧民国和伪满时期还低一些，但最高工薪的工人凭工资可以养活连本人在内的四口半成人，中等工薪的也可养活三口半成人。 新的工薪标准中，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工资比工人工资要高得多，普通职员收入也和工人持平。这样做，从政治上说，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这就不能不谈到企业中工人与职员矛盾。 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接收和很多规模很大、技术先进的企业，如铁路、矿山、发电站、邮电、轻重工业工厂、市政企业。这些企业里，既有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人，也有很多脑力劳动的职员。 本来，工人和职员同是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雇佣劳动者。但工人和各级职员，在企业内的地位和社会上的地位是不同的。工人在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内劳动条件最苦，待遇最低。下级职员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情况接近于工人，但他们之中，许多人带有旧知识分子轻视工人的意识。中、高级职员是企业的生产及业务管理人，对工人及下级职员都居于管理者的地位。有一部分管理人员，在日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指挥和压迫制度下，习惯于用官僚主义的方法去管理工人。 在旧的生产秩序下，工人与职员长期积累起很深的矛盾。日本投降以前，东北企业内的全部高级职员和一部中级职员，都是日本人。抗战胜利后，中国职员代替了日本人。工人对于一般管理人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对于少数为非作恶分子，则是痛恨的。要翻了身的工人，与职员团结起来搞好生产，这个问题政治上的敏感性，是任何人不能不考虑的，工作难度并不比提高工人待遇为小。 1948年初，鹤岗煤矿在发动工人中，产生了不适当的打击职员的“左”的错误，影响很大。鹤岗发生的事并非个别现象，鸡西和西安煤矿以及铁路的个别区段也发生过。由于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干部中对工人阶级观点和群众路线存在误解，普遍存在的轻视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倾向。 现代企业的运转，并不像一些干部想像的那样，有人把机器开动起来就行了。它需要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其他职员，与工人有机组织起来，相互协同，才能顺利生产。把职员当作斗争对象，必然会破坏正常的生产组织和必要的生产秩序，影响生产。 陈云主持财经工作后，以鹤岗煤矿这一错误为契机，着手检查了正确对待职员的工作。 通过检查分析，陈云认为，对待职员问题上，右的错误和“左”的错误都有。右的错误表现在过分信赖旧职员，而重视工人不够。因此，既不能启发工人的积极性，也难教育改造旧职员，使生产力的提高和企业的改造受到了阻碍。“左”的错误表现在只重视工人，轻视职员，对职员缺乏分析，不加区别地乱打击，形成工人与职员对立，这样就破坏了员工团结，其最后结果也必然是妨碍生产，危害企业。但他更清醒地认识到：“在对职员政策上的右或“左”的错误，其中尤以“左”的错误为重。主要原因是对职员特别是对行政管理人员的作用估计不足。这是一切新接收企业中带普遍性的问题。” 为从政策上解决好职员问题，陈云为东北局起草了决定。7月9日东北局将决定草案发往中央，中央第二天就复电东北局，称“此决定甚好”。8月1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 财经工作仅次于军事(2) 显然，陈云致力于解决工薪标准、处理工人与职员的矛盾，最终都落实到立足于生产，建立起正常的企业管理和经营秩序上来。 8月3日和4日，陈云在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上作《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的报告，提出：要改善国营、公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工作，主要是贯彻企业化原则和实行管理民主化。只有切实改善经营和管理工作，才能达到原料足、成本低、质量好、产量多、销路广的目的。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陈云提出，管理工厂，经营工厂，第一要企业化。工厂不是机关，也不是部队，开工厂就要像开工厂的样子，一定要有经济核算，考核成本，计算原料和机器消耗。成本需要多少？原料需要多少？机器消耗需要多少？卖什么价钱？要会算帐。用人也要有制度，按能力按技术，按称职不称职，既要精干，又要合理。为了把工厂办好，需要大家按章程办事，工厂中要有厂规，要有各种个人负责制度。还要有检查，成品好坏，做工好坏，管理好坏，都要有检查，该赏就赏，该罚就罚。不这样，就是鼓励坏作风，纵容落后，对于我们的事业是不利的。 陈云提醒大家，我们解放区的同志只会当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我们干革命是内行，但办工厂是外行，这就需要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 过去关内的各个根据地都处于落后乡村，财经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东北现代工业经济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为了东北经济的早日恢复，争取企业正常运转固然重要，但宏观管理上的计划性更为重要。 随着东北工业恢复的范围日益扩大，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又因为各个国营企业（这里是指解放区省以上政府经营的企业）之间，国营与各省、市、县公营企业之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虽有各厂的生产计划及部分的加工和订货关系，但就全体说来，在工业中还缺乏计划性，这就使原料、机器、人员、产销等等，缺乏调剂和衔接，产生浪费和损失。 陈云在从微观上考虑恢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同时，也在积极考虑宏观上加强计划性的问题。 8月，陈云向中共中央书面报告：东北局决定，今年必须制订1949年工业生产计划，如果可能则进一步拟定1949年及1950年两年的生产计划，以便我们学习并走向计划生产。为此，首先必须规定国营企业的生产计划，其次必须规定各省、市、县公营企业的生产方向和计划。在这些国营、公营企业之外，又必须调查合营和私营工厂的情况，以便给以生产方向上的指导，在可能的条件下实行订货加工。 在报告中，陈云还向中央表示，东北财经工作到今天仍存在浓厚的盲目状态。其原因，一是财经工作的范围日益扩大，而且复杂，我们无经验；二是两年来我们集中力量于战争和土改，未深摸细摸财经问题。我们已觉悟到，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 解放战争中接收沈阳的成功经验 战场硝烟未散，陈云率领的接收人员已突入沈阳市内。 中共中央把接收大工业城市沈阳的成功经验转发各地 就在陈云紧张筹划东北经济蓝图的的时候，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只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歼灭了几十万敌军。 解放军进展神速，胜利来得那么快，也冒出来一大难题：怎么样才能妥善接收新解放的大工商业城市？ 这时候，陈云交出了一份很好的答案。 10月15日锦州解放后，中央就指示东北局作好接管沈阳的准备。10月28日，东北敌军主力10万人在辽西被歼灭，沈阳敌军乱作一团，毫无斗志，东北全境解放指日可待。 10月2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以陈云为主任，抽调新老干部4000人，组织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沈阳。 时间太紧迫了！28日，在接管工作动员会上，陈云只用半个小时，就把接管沈阳的方针、任务、方式、方法、应注意事项，讲得一清二楚。第二天，接收人员乘火车从哈尔滨出发，昼夜兼程赶往沈阳。在列车上，陈云还抓紧时间开了3次会，紧张地讨论接管工作。 11月2日下午3点，沈阳解放。就在这天黄昏时分，军管会主要人员分乘17辆大小汽车，开入刚刚解放的沈阳城内。夜色朦胧中，市内大街上没有灯光，很是寂静，敌军散兵还在三五成群地游荡着。 第二天，陈云在沈阳大和旅馆主持召开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大会，动员大家一定要接管好，不能将我们打下来的城市变成死城市。从现在起，沈阳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城市了，一定要比国民党管理得好！ 由于准备工作做得细、做得及时，接管工作非常顺利，两天时间里，各系统都接上了头。工厂、学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房屋、设备器材、仓库物资一般没有遭到破坏。 到11月6日，各系统接收工作已经完成，沈阳开始呈现出新的面貌。大街上，成批的青年高歌行进，墙上的红绿标语与街道上的白雪相映成趣（沈阳5日下了入冬第一场雪）。电车在城市里穿行，新华广播电台发送的电波在城市的空中飘荡，市场重新开始营业，工厂纷纷重新开工，人们又开始上班、购物，报贩又开始在街上叫卖报纸。沈阳与外地的铁路交通也开通了。到12月25日，每天有96列客货车进出沈阳，绝大部分工厂已经恢复生产。 接收工作基本完成后，陈云于11月28日写出《关于接管沈阳经验简报》，电告东北局并转报中央。沈阳的经验，解决了接管大城市工作中的两大难点，即怎样做到接收完整和怎样迅速恢复秩序。简报总结了5条具体经验：(1)入城后首先要恢复电力生产与供应。(2)要迅速解决市场及金融物价问题。(3)对警察必须收缴枪支，让其徒手服务。(4)迅速出版报纸，稳定人心，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5)工资问题需要妥善解决。他还根据沈阳经验，在简报中建议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准备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移交给市委、市政府等机关。这样，接收班子可积累经验，其中骨干可转成专职，接收各大城市。 由于解放战争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取得胜利，华北、华东捷报频传，做好接管城市工作急需经验。陈云的报告来得特别及时。12月15日，中央复电陈云并告东北局，说接管沈阳的经验简报甚好，已转发各中央局、各前委阅读；简报关于各战略区还要准备专门班子办理接收大城市工作的提议甚对，已告各区；东北局要将接收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南下接管大城市之用，并从沈阳接管人员中抽出二三十个得力骨干调给任天津军管会主任的黄克诚，前往天津参加接管工作。又是“甚好”，又是“甚对”，可见中央对沈阳经验的特别欣赏与重视。 第三章 财经战线的“淮海战役” 临危受命 1949年2月9日，陈云同罗荣桓等顶风冒雪，从北平坐吉普车来到中共中央驻地——河北平山西柏坡，再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战友。 当时，三大战役已结束，基本消灭了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被分割的各大解放区联成一片，中国革命胜利在望。毛泽东等已经在筹划成立新中国的人民政权。而革命战争中各解放区财经分散管理的状况，显然与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为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拟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个机构的首长，实际上是新中国财经统帅，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由陈云担任，得到毛泽东首肯。陈云在中共七大提出不要打烂旧机器，使毛泽东顿生党内需要财经专家的感慨，对陈云留下了深刻印象。 毛泽东还亲自找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谈话，让他兼任中财委副主任，当陈云的助手。 2月1日，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二天，陈云从沈阳赶赴北平，与身处前线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方面领导人商议后勤供应等问题。2月6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要他们告诉陈云，“请陈偕罗同来一叙”。 到西柏坡后，陈云立即向毛泽东等汇报了东北的情况和东北局的工作，并同他们彻夜长谈。周恩来通知陈云，中央决定由他挂帅领导全国财经工作，要他回东北后，把工作交接一下，尽快来中央。 这并不是一副轻松的担子，财经战线上的挑战，其艰险程度并不亚于战场上的枪林弹雨。陈云首先迎来的，就是后来被称作建国初财经工作“三大战役”之一的严重斗争：稳定物价。 物价猛涨，人心惶惶。陈云临阵受命：安下地盘试一试 国民党留给新中国的，名副其实是一付经济“烂摊子”。 从1937年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通货发行量增长了1400多亿倍，同期物价上涨85000多亿倍，给全国人民造成约150亿银元的损失。 恶性通货膨胀使纸币信用完全破产，老百姓担心货币贬值，抢购商品，或纷纷将手头纸币换成金银、美钞。农村里则干脆回到最原始的物物交换。 市场动荡使正当经营的民族工商业深受其害，人民群众苦不堪言。经济上的崩溃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 投机资本却得到了畸形的发展。当时的说法是，“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严重恶化了正常的工商业经营环境，却培养了一支实力雄厚的投机大军，官僚资本倚仗特权投机渔利，社会闲散资金进行投机追逐暴利，就是少数仍在勉力从事工商业经营的民族资本，为了减少通货膨胀的损失，也不得不卷入投机。投机加剧了市场动荡。 投机资本就如同吸食腐尸的乌鸦，在这种极端混乱的财政经济中迅速壮大，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形成极大的威胁。周恩来曾说：“中国人民所接收的城市，由于多年不断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差不多变成了投机商人的大赌场。”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扭转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统治所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的极端混乱危险的状况。 但是，从投机资本争夺市场控制权，稳定物价，又谈何容易！ 1949年全年支出军政费用、救灾费用及抢修铁路等经费，共达567亿斤小米，而当年财政收入仅303亿斤小米，收支相抵，财政赤字达264亿斤小米，关内地区的财政赤字，占到了全部支出的65.9％。 这就意味着，一半以上的中央财政支出靠发票子。 这样一来，投机资本就有了可趁之机，在1949年4月、7月、10月和1950年2月掀起4次物价风波，促使物价在很短时期内暴涨，使群众产生极其严重的恐慌心理，从而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严重影响到前线供应、人民群众的生活及正当工商业经营活动。 在财政收支暂时还不能平衡，生产尚未恢复的情况下，能不能战胜投机资本的破坏，使物价根据通货增加情况逐渐上涨而不是猛涨，这是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及其财经领导人的严重考验。共产党能对付得了投机资本吗？很多人都表示怀疑。有的甚至说：“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０分。” 陈云受命后，迅即返回东北，安排有关工作。考虑到去中央后难再回来，他还抓紧时间到东北各厂矿视察，希望尽可能多地掌握东北经济情况。这一忙，时间又过去了3个月，连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他也无暇参加。 在这期间，市场持续波动引起群众恐慌、工商业叫苦，军队后勤保障又是千头万绪、急如星火，各地都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多次致电陈云，催他速来。 中央已在七届二中全会后，于3月25日进驻北平。5月9日，陈云急赴北平。陈云受命入关的时候，有人问他进关后准备怎么办，他平静地说：“安下地盘试一试。” 内外交困，处变不惊(1) 外有敌人的封锁轰炸，内有投机资本的猖狂挑战。 陈云处变不惊，有条不紊地筹建财经统帅部，谋划迎战部署 陈云是在投机资本掀起的物价风波中走马上任的。1949年4月，一场大范围的物价波动席卷华北、西北，波及山东、苏北等地，平津震动。天津综合物价指数，5月中旬比3月份上涨1.2倍。这是投机资本掀起的第一次物价风波。 陈云5月10日赶到北京，11日就参加中央军委在香山召开的财经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以及天津、唐山和不久后解放的上海等地的生产、金融、税收和对外贸易等问题。 当时一个最有利的条件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广大的农村，也就掌握了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生产物资。而通过接收官僚资本，国营经济又掌握了干预市场的必要物资力量。人民政权疏通粮食运输，在国营贸易公司之下分别建立粮食、花纱布、百货、山货等专业公司，并在平津建立40个粮食、纱布营业处和零售店，直接供货，平抑物价。此外，还设法吸引游资，开办“折实储蓄”，吸收存款。到5月中旬才使物价涨风平息下来。 “安下地盘”的工作，陈云很快就干出了眉目。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7月12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会议，由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的中财委正式成立。14日，在中财委第一次全体干部会议上，他诙谐地表示：我在陕甘宁边区搞过“小摊摊”，现在是搞全国的“大买卖”。 市场形势瞬息万变，不可能给陈云留下太多时间来从容部署。陈云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知道，物价必须稳定，并且要及早稳定。物价早稳定一天，全国人民就少受一天痛苦。物价上涨、币值下跌，吃亏最大的是城市里靠薪资为生的工人及军政人员。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拥护的，对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是赞成的。但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共产党，他们还透过经济看，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 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陈云一边“安地盘”，一边率领这个财经司令部，与投机资本为争夺市场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5月27日，上海解放。江浙地区势力强大的投机资本立刻向人民政权展开了挑战。 照一般常规来说，大型工商业城市一旦解放，应该能比农村和中小城市容纳更多的人民币，物价应该更容易稳定。但在上海偏偏就遇上怪事，人民解放军进占上海后，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早上发出去的人民币，晚上又差不多全回到了人民银行。 经过调查和分析，人民币被顶在上海大门外的原因就是投机势力作祟。过去通货膨胀厉害的时候，人们都抢购黄金、白银和美元等外币（即所谓“黄白绿”）以保值。现在人民币大量进入市场，投机分子利用人们对长期通货膨胀的恐惧心理，哄抬金银、外币的价格，阻挠人民币占领市场，拉动物价上扬。 在对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之后，6月8日，陈云签发中财委复华东财委电，决定禁止金银外币自由流通，同意用强硬手段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 投机资本的大本营被抄，元气大伤。 为了从根本上稳定人民币的地位，中财委6月8日致华东财委的电报中，在命令采取强硬手段，查封证券大楼，严惩银元贩子的同时，也准备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包括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券；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券；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验资，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检验资金；开放各解放区间的汇兑，以老区比较坚强之货币阵地，支持南方新占领的货币阵地。 这样，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双管齐下，不出1个月，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在与投机资本这一回合的较量中，借助政治和军事的手段，人民政权取得了胜利。这场战斗，人们称之为“银元之战”。 但投机资本势力强大，这次并没有伤其根本，他们很快将投机活动从金融领域转向商品流通领域，掀起了新一轮物价猛涨浪潮。 物价风潮引起市场急剧动荡，人心惶惶不安，也严重影响到军事行动。正在紧张筹备向大西南进军的邓小平，不得不亲赴北平，向中央求援。他报告说：上海煤粮两荒，情况严重，因学校多，又接收旧人员15万，开支甚大，工厂缺乏，运输费昂贵，开工困难。请求将上海厂校和人员向外地疏散，并请各解放区支援粮食等物资。 7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在上海召开各区金融贸易会议的通知，决定8月初，由陈云在上海主持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研究秋征、税收及财政开支等问题，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克服上海、武汉等大城市财经困难问题。 处在物价风潮中心的华东局，在给中财委的电报中，还急不可耐地请陈云提前到上海筹备和主持会议。鉴于上海形势紧张，7月12日，陈云主持了中财委成立会议，19日就离开北京，前往上海。 到上海后，陈云不顾一路风尘，抓紧时间对上海的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坐镇上海，现场指挥对投机资本的斗争。 内外交困，处变不惊(2) 经过多方设法，到8月初，全国物价才逐渐稳定下来。综合物价上升幅度，天津为2倍，上海为1.5倍，基本反映了通货膨胀的实际水平。 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又称上海财经会议），商讨解决上海和全国面临的经济严峻形势和对策。 会议开始后，陈云以他一贯的民主作风，先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紧张思考着解决问题的对策。8月8日，他在会上讲话，阐述了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办法。 8月15日，陈云就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作了总结。面对财经工作的艰苦斗争和全国即将解放的新形势，陈云特意对各地财委与财经工作者的两点要求： 一是要求大家“眼光要放在发展经济上”。陈云提出，要注意节省开支，但更要注意增加收入。节流很重要，开源更重要。所谓开源，就是发展经济。陈云还要大家注意灵活运用物资。他说，过去，大多数干部是物资拿到手就不愿抛，这是历年物价不稳所造成的。现在要注意，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抛有利。如果该抛的不抛，物价涨了，又要多发票子，从局部看可能有利，但对全局不利。要准备从稳定物价这个全局出发而抛售。 二是要求“各大区财委机关要组织成为一个司令部”。陈云说，现在各地区财委只有几个人，这样不行。财委要设置专管各方面工作的组织，如金融、财贸等处。有些可以设秘书或委员，如工业秘书、计划委员等，负责看有关材料，动脑筋，考虑问题。这光靠下面的业务部门不行。现在工作范围很广，任务很重，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应付不了。人员从哪里来？由上面派不可能，要从业务机关抽。抽二三等的不行，要抽一等的。以前的机构，已完全不适应今天的需要，过去的那一套经验也应付不了现在的局面。现在我们不但要应付国内，还要在国际经济中周旋。这样，就需要党内外人士团结起来，根据地的、做地下工作的，外来的、本地的，没有哪一方面的也不行。总之，我们今天面临的是管理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的局面，必须吸收党内外各方面有知识的人来共同工作。 物价风潮下的策略 开国刚半月就迎来最猛烈的物价风潮，陈云下令： 这次要给投机资本一个教训！ 陈云预期中的物价风潮，终于来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隆重举行。陈云担任了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然而，仅仅过了半个月，开国大典的礼炮余音犹在人们的耳畔回响，一场巨大的经济风暴就向年轻的共和国猛烈袭来！ 年轻的共和国能不能顶住这次风暴的冲击？人们的目光投向了北京，投向了新中国财经工作最高负责人──陈云。 11月初，陈云对物价形势进行了认真的研判。他从实际出发制定现实的目标，即在财政收支暂时还不能平衡，生产尚未恢复的情况下，把稳定物价的目标定为使物价根据通货增加情况稳步适度上涨，防止猛涨。对于增发通货引起物价上涨，陈云一直是头脑清醒的，增发多少通货，物价会有多大幅度的上涨，他都预先考虑得很清楚。而物价波动虽然是投机资本扰乱市场引发的，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通货膨胀。从现实情况看，通货膨胀一时难以根治，在这种情况下稳定物价，如果不充分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片面强调物价稳定，用行政手段和市场调控手段“冻结物价”，则不但达不到目的，相反会因政府调控能力受损而造成物价失控。 11月13日，中财委致电各地，分析形势，布置战略。电报分析了这次物价猛涨的原因，指出根本原因是纸币发行量大增，国家没有回笼或抵消巨大数量货币的物资，造成通货膨胀。在物价涨了两倍的情况下，货币发行量与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已能适应，物价有了稳住的可能，各地均应以全力稳住。为了稳住物价，电报中发出12道指示，对贸易、财税、金融部门进行全面动员，集中力量同时出击：……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甲）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11月25日，根据中财委命令，全国采取统一步骤，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纱布。一场征讨投机资本的战斗开始了！ 陈云指挥的这场战斗，干净、利索，使投机资本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上海的投机势力损失最为惨重，有些资本家卷入投机过深，这时候血本无归，应付不了日拆，跳楼自杀，有的卷起铺盖逃往香港。参与投机的私营钱庄很多也因大批贷款收不回来而亏损以至破产。在上海，光是私营的粮食批发商就倒闭了几十家。京津地区参与投机的资本家，很早就受到政府大规模调运的压力，加上过去吃过亏，收敛得快，这时候就庆幸自己躲过了灭顶之灾。 这场战斗，人们称为“米棉之战”。投机资本遭到痛击，上海和全国的物价则迅速稳定下来。 米棉之战，投机资本吃了大亏。但凭着10余年的积累，他们的残余势力仍然还有力量进攻。最主要的，通货膨胀仍然没有解决，物价上涨势所必然，这就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一点，陈云注意到了，十分警惕。 投机资本家始终看准粮食是新政权的薄弱环节。进入1950年，上海投机资本开始暴炒粮食，而国营贸易部门存粮太少，不敢接战，粮价半个多月涨了80%。2月6日，上海遭国民党飞机轰炸，损失惨重，市场动荡加剧。国民党兴高采烈，叫喊“如长期轰炸，可以动摇中共的统治”。由于电厂遭袭，影响了工厂生产，投机资本又开始暴炒纱布。而且上海市场历来有春节“红盘看涨”的老“规律”，投机资本家预料1950年春节上海市场物价一定要大涨，事先就调集资金，抢购和囤积物资，准备在春节后开市时大赚一把。这是投机资本掀起的第4次物价风波。 对物价波动，陈云已经预为之计。 经过紧张的调运，国营贸易部门有了稳住阵脚的实力。春节后开市第一天国营公司挂出牌价和春节前一样，而且粮食、纱布、食油等主要商品一律敞开供应。 这时投机资本家妄图背水一战，到处借钱，接连3天抢购粮食、纱布，拼命哄抬物价。但国营部门却仍在源源不断地抛出物资。到到第4天投机资本已经力不从心，资金用光了，想组织退却，把抢购的东西吐出去，却苦于没有买主，血本无归。 到3月份，全国物价涨风停止，上海、天津等6大城市物价3月份比2月份下降15%，投机资本受到毁灭性打击。陈云指挥中财委，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干净利索地解决了这次涨价。这次斗争，也被称作“红盘之战”。 经过物价四波四稳的较量，人民政权终于击退了投机资本的挑战，在财经没有完全统一、财政收支还有较大赤字的情况下，打退了投机资本的进攻，掌握了市场主导权，遏制了物价猛涨势头，为恢复经济及最终消除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 财经分散，收支脱节 ，财政概算有被冲破的危险。 陈云疾呼：防止物价大波动关键在统一财经、整顿收支 对投机资本的战斗取得决定性胜利，使得全局性的物价暴涨危险性大大降低。同时，除西藏外，中国大陆全部解放，军事费用这项最大、最难以控制的财政负担得到极大缓解。这样，彻底消除通货膨胀、稳定物价的最大障碍，就是财经分散、收支脱节。这一状况使得中央财政收入无法切实掌握，支出无法切实控制，财政收支不平衡，为弥补赤字不得不搞财政发行，导致物价继续上涨，甚至有剧烈波动的危险。 陈云认为，这个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但是，多年来习惯于各搞一摊的地方财经干部，对统一财经想不通。一说要统一，就强调一大堆的困难。什么不能及时保证下级的开支啦，影响下级干部积极性啦，等等。陈云感到，必须引导大家从大局来看问题，充分认识统一财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解决大家心中的疑惑。 1950年2月13日至25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在北京召开。13日，陈云在会议上讲话，提出要统一财经。 陈云说，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收支机关脱节，收入主要在省县两级，中央收不到东西，支出主要靠发行货币，继续下去将天下大乱！ 会议期间，陈云还分别找各大区财委领导谈话，做工作。他首先找的是华东财委的干部，直截了当地问他们，统一是先统富的还是先统穷的？华东是全国比较富裕的地区，但解放初期在稳定物价的斗争中，他们接受全国的支援也最多，对财经统一的重要性有很深的感受。陈云此前也做过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表示：当然是先统富的。 富的地区首先赞成统一，穷的地区就更好做工作了。因此，会议在统一全国财经工作方面顺利地统一了认识。会议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 会后，陈云为政务院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3月3日，政务院第22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 《决定》最主要的措施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重点在于统一财政收入，即国家的主要收入，如公粮、税收及仓库物资的全部，公营企业的利润和折旧金的一部分，统归国库，以保证国家收入的统一使用。 财经体制这样巨大的变动，必然引起各级财经干部的思想震动和疑虑。为此，陈云于3月1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社论，答复人们心中的疑问。 陈云断定，只要严格实行统一财经的决定，熬过几个月的困难，财政情况就能逐渐好转。而实际上，财经情况好转的速度，大大超乎陈云的预料。在财经统一管理的基础上，财经部门整理收支，缩小赤字。国家财政收入急剧增加（全年收入比原概算增加31.7%），支出相对减少，1950年4月就出现了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的新局面。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支持下，经过财经部门的艰苦努力，全国财经形势出现重大转折。１９５０年６月６日，毛泽东宣布，“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 毛泽东对这场战役和战役领导人陈云给予了很高评价。薄一波回忆说：“到1950年4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出现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向稳定的可喜现象。记得有一次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毛主席听后说，哦，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我又重复讲了一遍。毛主席听了，没有说话，他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块纸上写了一个‘能’字。我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主席点了点头。后来，毛主席还说过，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第四章 排除万难恢复经济 有条不紊 有些干部想乘打垮投机资本的胜利之势一举消灭私人资本， 陈云告诫：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何必那么急急忙忙 在物价斗争中打退投机资本的四次进攻、统一财经后，出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局面：1950年3月，全国各地物价开始下降，市场普遍出现粮食、纱布等重要消费品滞销现象，造成工厂纷纷倒闭，商店歇业，大批工人失业。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不仅发生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而且遍及许多中小城市。 私营工商业陷入困境，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严重关注。毛泽东提出要调整工商业。1950年三四月份，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的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工商业，原则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做好调整工商业工作，必须纠正党内初露端阋的“左”倾思想。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及时发现了一些财经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情绪，对种倾向进行了批评、纠正。 建国初期，为了稳定经济，人民政府对投机资本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财经部门有的干部指导思想上有些急进，存在着想挤垮私营工商业的不正确思想和做法，希望借打垮投机的胜利之势，一举搞掉私人资本，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在处理公私关系上，要求过严过紧。 陈云当时对私营企业局局长薛暮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时间长着呢，何必急急忙忙限制他们？”“要让私营工商业发展，发展起来以后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跑不到外国去。” １９５０年５月８日至２５日，中财委召开了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陈云在会上做了调整工商业的专题发言，提出了解决工商业困难的几条办法： （一）重点维持生产。对华东纺织业准备采取国家拨给原料、私营工厂加工方式；部分工业如机器制造、橡胶、造纸等采取国家对私营工厂订货办法。 （二）开导工业品销路。一是收购农产品来增加农民购买力，二是政府给予优惠条件，组织目前暂时难以出口的工业品出口。 （三）联合公私力量，组织资金周转。 （四）帮助私营工厂改善经营管理。 （五）重点举办失业救济。 调整工作到１９５０年９月基本完成。经过调整，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对此，陈云高兴地说：“3月物价稳定，5月中旬全国各地工商业者都叫喊货卖不出去。于是我们发了两路‘救兵’，一为加工订货，一为收购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收购土产，因为收购土产，就发出了钞票，农村有了钱就可以买东西。到9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霓虹灯都亮了。” 调整工商业的各措施收效以后，全国经济开始步入正轨。后来，陈云对这一段的工作曾作过一段精彩的概括，他说：当时我们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一统一调，“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抗美援朝 战争创伤未愈战火又烧到家门口，以积贫积弱的国力，既要支撑 与最强大帝国主义的战争又要稳定市场，为应对艰巨的挑战 陈云昼夜操劳，常常紧张得睡不好觉。 就在中国人民一心一意努力恢复战争创伤，重建家园的时候，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了。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８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军朝鲜。 一边是经济实力雄厚、军事力量强大的美国，一边是历经连年战争后百废待兴、军事装备极其落后的中国。两国发生直接碰撞，中国只有动员一切力量，上下一心，才能争取胜利。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５日到２７日举行的第二次会国财政会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抗美援朝开始后的财经方针。用陈云的话来说，这个问题的性质，是属于财经工作中的政治，需要首先弄清楚。 决定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作为中财委主任领导着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最直接地面对这一问题。他对此作了极其周密细致的考虑。在这个会上，陈云提出了自己的局势发展的判断和对财经方针的决策。 陈云主张，要在准确判断形势的基础上，集中力量，把财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决主要问题。财政上的各项支出，必须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面面俱到，反而会一事无成。 他当时分析，时局的发展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一国卷入战争。 显然，如果估计为第三种，那就是一种全面战争状态。财经工作必须转入战时经济体制，集中全部力量支持战争，一切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都谈不上。如果估计为第一种或第二种，战争将局限于朝鲜境内，国内可能遭到敌人轰炸，但不会受到直接的攻击。虽然炸有先后，有大小，其基本情况是一样的。这样，财经工作就可以考虑国内经济恢复与建设。 陈云提出：国家财经工作的对策，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就是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与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表现在财政上就是要增加军费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各种收入也必然要减少。这就是应付第二种局势对策的主要点。 他说：如果时局只变到第一种情况，则我可应付裕如；如果时局变到第三种情况，则财经对策需要另行讨论。但目前先把基点放在第二种局势上，对将来另制第三种局势的对策，也不矛盾。 基于这样一种估计，陈云提出，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应当是：战争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 经过讨论，会议接受陈云的意见，确定了１９５１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实行战争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这个意见上报中共中央后，中央基本上同意。 经过这样周密地考虑以后，陈云提出了“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针，并为这一方针的实现作出了明确部署。但执行中的困难程度丝毫不亚于判断形势、确定方针。 在应付战争情况下保持市场稳定，包括陈云在内的财经工作部门干部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安不下心来。陈云曾说：“当时很紧张，前面要抗美援朝，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 浩大的财政开支，怎么样尽可能省下来一些。为了保证支出，怎么样能够多收上来一些税。陈云全神贯注地关注着前方的战事和国内市场的动向，日夜操持着经济工作，以至于常常紧张得睡不着觉。 志愿军入朝后，经过五次战役，到１９５１年形势开始明朗化，达到了陈云当初设想的最好的情况：邻境战争，国内平安。这样，财经工作方针运用起来有了比设想中的国内被炸情况现宽松的环境。 毛泽东在“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针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给财经部门提出了建设的任务。这就是被称作“三边”的财经方针，根据这一方针，除了应付战争，稳定市场，国内要准备并开始经济建设工作，哪一头都要捡起来，“鱼与熊掌得兼”。 由于一开始就正确估计到这场战争是一场在邻境进行的局部战争，制定了“战争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方针，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及时调整，财经工作创造了战争条件下保持市场稳定的奇迹。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财政支出了数额巨大的战争经费，1951年达52.6亿元，比1950年猛增24.6亿元。3年中，国家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支出共达62亿元，几乎相当于1950年国家财政的总收入（68亿元）。中国政府还以贷款或订货方式向苏联等国订购了一批武器装备，共开支31亿元，这些也主要用于朝鲜战场。战争中中国共消耗各种战争物资560万吨，其中从国内前运的物资即达万种计260多万吨。而国内市场却在战争条件下保持了稳定。物价指数以1950年3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同年12月下降为85.4，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财经工作在支持了战争的同时，稳定了国内市场，又没有因此而中断经济恢复过程，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经济建设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并作好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准备。 自愿当铁公鸡 反对在经济恢复过程中百废俱兴。支持财政当铁公鸡难免得罪 各路诸侯，陈云自有说法：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 由于战争并不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进程未被中断。陈云领导财经部门在应付战争和稳定市场之余，也进行了一些急需又有可能的重点建设，而且这一部分在朝鲜战局稳定后，比重逐渐增加。 为了保证建设有重点地进行，陈云领导中财委进行了投资管理体制建设。1950年12月1日，政务院第61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决算制度、预算审核、投资的施工计划和货币管理的决定》。重点建设，在当时主要是把有限的资金集中在水利、交通和纺织这几个主要部门，首先是铁路交通。作这样的选择当然首先是从经济恢复的现实需要出发，同时又兼顾了国家“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规划。陈云指出，“要实现全国规模的恢复与发展中国工业，首先要创造一些基本条件。第一是恢复交通，尤其是铁路交通。这一方面是革命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沟通全国城市与农村的需要，阻塞的交通，将永远使全国城乡经济处于瘫痪的局面，根本不可能进行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强调经济核算，严控财政开支，地方上当然会有一些不理解甚至批评，陈云就处在这种矛盾的风口浪尖上。 陈云在第一线，矛盾更是集中在他身上。他深知财政部门要把住支出的口子是很困难的，来自方面的压力很大，因此他更加理解和支持属下的干部。他自己在处理问题时从不随意开财政的口子，遇事总是先同财政部门商量，要财政部门先提出意见。他曾诙谐地对人说：要钱不要找我，去找戎子和老板。财政部门遭到围攻，感到压力太多时，他都站出来支持说，财政工作就是要严格执行预算，控制支出，不该花的钱就是要“一毛不拨”。有陈云在后面支持，财政部门执行起政策来感到腰杆硬多了，但财政部门“一毛不拨”的说法也在各部门和地方传开了。 管住人家用钱，首先得管住自己用钱，说话腰杆才硬。财经部门管钱管物，这对财经干部也是一个考验。陈云对财经干部的廉洁非常注意。他指出，过去市场出问题，“是官商勾结，狼狈为奸，坏事正是出在政府手里”。“过去的‘公仆’不做好事，欺压人民，拿高薪而且贪污。现在人民政府为解决老百姓的困难而努力，这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陈云以身作则。他执掌全国财经大权，丝毫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从东北入关时他穿一件多年的旧大衣，中财委办公厅提出给他换件新的，以便会见外宾时用，他坚决不同意。中财委暖气烧得不好，冬天办公室很冷，行政部门看他经常感冒，给他配了电炉子，但他为节约用电，很少用，只在苏联顾问来办公室谈话时为他们开过几次。陈云夫人于若木在中财委研究室工作，总是骑车上下班，从不搭陈云的专车。那时候，中财委上下形成了很好的风气。 新中国成立后，仅仅用了3年时间，到1952年底，就胜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任务，全国工农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作为财经工作最高领导人，陈云功不可没。 第五章 主持一五计划的制订实施 一五计划(1) 1840年，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一代代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开矿山、办工厂，做着实业救国、富国强民的梦想。然而，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摧残挤压之下，中国的民族工业始终难有大的作为。 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工业化梦想有了实现的希望。随着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作为新中国财经工作的领导人，陈云满怀信心地投入了这一伟大事业之中。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五计划一边编制一边实施。 陈云呕心沥血，逐项落实项目 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必须编制切实可行的计划。陈云当时是中财委的主任，负责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因此，编制经济发展计划的任务也历史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１９５１年１月２８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即再用22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等6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在陈云的组织领导下，中财委１９５１年试编了一个五年计划的粗略的纲要。这也就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首次编制。由于当时资料不全，战争还在进行，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也还未定下来，特别是还未能争取到苏联的全面援助，因此，这个计划纲要只能是一个试验，不可能作为正式的计划。 进入１９５２年，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即将完成。党中央决定加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并决定，计划编制好后，８月份拿到苏联，征求老大哥的意见，争取他们的帮助。5月21日至6月5日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再次进行了酝酿和讨论。 在陈云领导下，中财委开始第二次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７月，五年计划的第二次编制完成。尽管时间仓猝，经验和数据不足，这个计划还是包括了大量的内容。计划印出来以后，共有二十五本小册子，主要包括《关于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以及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筑材料、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交通、邮电等发展计划。5年基本建设计划投资505亿元，拟请苏联援助我国工业建设项目91个。 ８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代表团，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带领３０多名专家访问苏联。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苏联同意帮助我们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争取到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是这次访问的最大成果。一个工业化的大国，全力帮助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现工业化，这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间国际主义的无私体现，为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 回国后，１９５２年底、１９５３年初，陈云根据苏方的建议，组织中财委，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三次编制。这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成立，中央决定由高岗任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因此，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本应顺理成章的由高岗主持，但高岗对经济工作根本是个外行，由他来主持编制“一五”计划是不可能的，高岗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因此，高岗上书毛泽东，请求在计委成立后，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仍由陈云主持。这样，编制“一五”计划的重担仍旧没有从陈云肩上缺下来。 不久，由于长期夜以继日的工作，积劳成疾，陈云病倒了，并不得不从１９５３年３月起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到外地休养。这样，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也暂停了下来。五年计划未定，计划的第一年只能通过年度计划来体现。1952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确定制定五年计划的一些重大问题。 １９５３年，中国按预定时间表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边实施边编制的状况，这也是当时缺乏资料、缺乏经验和缺乏人才的特殊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后来把这种具有浓厚的探索色彩的编制过程，形象地称为“五年计划，计划五年”。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但苏联对援助中国一五计划的态度仍然十分积极。4月，苏联政府经过研究，就中国“一五”计划的问题提出了正式的答复意见。 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这些意见，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四次编制。这一次，陈云因病在外地休养，未能参加。 但是，第四次编制的“一五”计划仍不能令人满意。而这时，按照预定的时间，“一五”计划已进入实施阶段了。特别是1953年7月朝鲜战争双方实现停战，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外在威胁宣告解除，全力加快国民经济建设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五年计划编制工作的滞后成为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重大制约因素。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都非常着急。 １９５４年初，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由陈云、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组成编制五年计划纲要八人工作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加快“一五”计划的编制。4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决定，规定工作小组的任务是进一步研究一五计划纲要的工业发展速度，苏联援助的141个建设项目，投资比例，农副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度及稳定市场等问题。于是，陈云又投入了第五次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 一五计划(2) 计划初稿出来以后，１９５４年６月３０日，陈云就“一五”计划的有关问题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这样，历时近四年，五易其稿，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算有了一个可以拿出来的初稿。 １９５５年３月３１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陈云主持起草的“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决定原则通过这一草案。６月，中央委员会根据全国党代会议提出的意见，对草案再次进行了修改。７月３０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 对于一五建设各项目的实施，陈云极其重视。1952年初，一些项目开始设计的时候，陈云就主持中财委党组会议进行了讨论。鉴于建设新型工厂还没有经验，而过去的基本建设中已有很大浪费，中财委提出：对于每个工厂的建设计划及初步设计，应该认真地慎重地研究审核，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学习。今后，各级工业交通等部门凡是建设新厂，都必须切实审查设计，决不可草率从事。这次会议决定：全国各地凡属举办价值50亿元（旧币）人民币以上的新工厂，均须呈报党中央。一切较大和大型工厂的初步设计议定书，均须经过中财委党组审核，分别呈请政务院党组和党中央核准。各有关部门对于设计和审核工作应该力避拖延，又必须切实认真。陈云还亲自为中财委党组起草了几份关于审查工厂初步设计议定书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156项工业建设项目，不少是由陈云亲自召集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干部认真审查后才决定具体方案的。 统购统销政策(1) 落后的农业不堪工业化之重，粮食恐慌有蔓延之势。 陈云甘冒政治风险，选择最激烈的统购统销政策。 吃饭问题是中国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解放前饥荒不断，人民的死活没人管。建国后农业有所发展，但远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落后状态，粮食增产幅度远远赶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导致供需失衡，市场仍然紧张。 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这一年就增加了600多万城镇人口，都要靠国家供应粮食。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了，不但挤占了一部分粮食种植面积，还使吃商品粮的农民增加到1亿。为了搞建设，国家还需要出口一些粮食换机器、换外汇。农民过够了“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土改后生活好了，自己也要多吃些粮食。这一来，粮食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从1952年下半年起，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的现象，到1953年上半年粮食紧张局势愈演愈烈，抢购风迅速由局部向全国各地蔓延。河南省南阳市各供应点经常聚集上千人排队争购，江苏省如东县的白蒲镇万人请愿，要求卖掉棉花、生猪而购买粮食。粮食牌价与市价脱节，这年春天，在产粮大省江苏，杂粮市价高于牌价15％，有的地区高出30％。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抢购囤积，一些农民也惜售待沽。 经济刚刚恢复，大规模建设又紧锣密鼓，国家财力捉襟见肘，既无力与投机商高价竞购粮食，也难以给城镇居民提供补贴。这样一来，即使在产粮区国家也收购不上粮食。粮食部门购少销多，逆差急剧扩大。一些城市的粮食已开始严重不足，如北京、天津的面粉就到了不得不配售的地步。在受灾地区、小城镇已发生混乱现象。 1953年9月，陈云连续十几天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陈云过去所提的征购办法，也被提出来讨论。大家原来考虑到这个方案的强制性，可能会超出农村干部以及农民的接受程度，所以粮食部原先提交给中央和财经会议讨论的方案中，都没有提到征购。 经过讨论，大家议出了八种方案：第一，只配不征。就是只在城市配售，农村不征购。第二，只征不配。就是只在农村里征购，在城市里不配给。第三，原封不动。就是继续采取自由买卖的办法。第四，“临渴掘井”。就是先自由购买，到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来搞征购。第五，动员认购。就是层层下达控制数字，然后由村支部动员农民认购，达不到控制数字不散会。第六，合同预购。就是每年在春耕前由国家同农民签订预购合同，秋收时按合同交售。 第七，各行其是。就是不搞统一的办法，由各地根据情况制定办法。第八，又征又配。就是在农村里实行征购，在城市里实行配给。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反复权衡，陈云认为，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 1953年10月1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陈云将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办法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作了汇报。 对于这个办法，陈云也不是没有顾虑的。这年夏季的财经会议上，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刚刚因为新税制问题挨了批，但那只涉及国家与大批发商的关系，影响有限。粮食问题可是跟谁都有关系，万一出漏子，那后果不知比新税制要严重多少。陈云后来说：“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家伙。我这个人胆子小，有一点怕。我跟毛主席讲，我怕开除党籍，二十几年了，搞不好就搞翻了。” 但是，舍此以外，别无他法。粮食不统购统销，国家工业化的大局就没法保证。陈云抛弃了个人利害得失的顾虑，毅然挑起了统购统销这付危险的担子。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意陈云的意见。毛泽东让陈云负责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决议。 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觉得，征购和配售的名称不好听，希望改一个名称，当时的粮食部长章乃器想了一个名称，把在农村实行征购叫“计划收购”，大家觉得这个名称比较好，于是征购被定名为“计划收购”，配售也相应地被称为“计划供应”。两者简称“统购统销”。 会后，中共中央于10月16日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也于11月23日发布了相关命令。 粮食统购统销，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由于陈云充分考虑了粮食统购统销需要调节的几方面关系，它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并没有造成过大的影响和冲击。 然而，作为特殊时期实行的一项特殊政策，粮食统购统销后来持续之长，范围之广、措施之严格、对生产和人民生活影响之巨、时间之长，远远超乎陈云的意料之外。其原因，主要是长期“左”的经济政策，不从保证有吃有穿的基础出发，急躁冒进。粮食供求矛盾一直得不到缓解，统购统销政策长期未能调整，反而日益强化。这样虽然基本保证了国家的需要，但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这是违背陈云设计这一政策的初衷的。另一方面，这一政策实行32年之久，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保障了城镇居民供给、维护了经济和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突破，每年还有大量粮食进口，粮食统购才逐步为粮棉合同定购制所代替，粮食统销制度也逐渐废止，但粮食生产和经营至今仍然是国家宏观调控最重要的商品，并在继续探索有效生产经营方法。 统购统销政策(2) 粮食统购统销与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三大改造一起，被称为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大战役”。这一重大决策的制定，充分体现了陈云所倡导的“交换、比较、反复”的决策思想。 建国初期的经济体制探索(1) 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社会主义体制中可以发挥市场作用。 陈云在实践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自己的道路。 经过几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国共产党初步积累了经济工作的经验，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共和国的建设道路。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基本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经济成分，经过改造后只剩下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对国营企业的直接计划、对合作社和私营企业的间接计划和对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的市场调节过渡到对社会生产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管理；国家市场和自由市场并存过渡到了对工农业产品流通实行国家垄断。 这种经济体制就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它适应建国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的需要。要在不长的时间内，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的中国搞工业化，必须将有限的资源用于主要方面，只有实行高度集中才能做到。 但是，这个体制也暴露出很大的弊端，主要是管得过多、过死，地方和企业缺乏自主性，导致不少商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经营不灵活。 作为财经工作主要领导人，陈云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注意力更多放在经济方面。八大前后，他针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暴露出弊端，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深行了的探索。 1956年9月20日，陈云在中共八大上发言，根据自己一段时间来对经济体制的思考，结合当时中央其他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在这方面的探索，向大会提出了比较完整、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总体构想。这个构想在当时是富有创见性的，也是十分尖锐的。 在9月20日的发言中，陈云指出了经济体制中的弊端，提出要进行改革。改革原则，是从实际出发，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满足人民需要，而不是从教条出发，照搬外国模式。陈云指出：“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方针指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就是说，我们必须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业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而决不是相反……要把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改造成为这样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 在此基础上，陈云提出改革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总体构想： “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当时经济工作中首要的任务是实现工业化。在生产力水平低、底子薄的情况下必须集中财力物力，这种情况使市场作用扩大受到很大限制。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党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错误，陈云这些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不相符的设想实际上已不可能付诸实施。 在陈云的探索中，最紧迫而又最艰难的，是关于经济运行的方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苏联的经验都表明，国民经济按比例平衡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当然，有计划按比例平衡发展作为原则，在指导实践时，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贯彻，而不能教条地机械地搬用现成的结论。这个原则在中国运用时，也要考虑中国的特殊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考虑中国跨越式发展的需要，探索中国经济中一些突出的比例关系及其具体比例，确定适当的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 争取尽可能快地发展国民经济，改变长期贫穷落后的面貌，改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但是，主观的愿望必须与客观条件相适应。当时国民经济的基础非常薄弱，特别是现代工业少得可怜。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主义阵营各国愿意、而且确实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无私援助，但因这些国家自身在战争中受创甚巨，因此这种援助虽然重要，但也是有限的；另一方面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可以争取外援，但不能依赖外援，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尽可能依靠自力更生。如何处理好快速发展国民经济的愿望与新中国自身资金、技术、物质基础等资源局限不足的矛盾，制定合适的发展速度，是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 1954年6月30日，陈云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中说：“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 建国初期的经济体制探索(2) 同时，在陈云看来，这种平衡不是消极的平衡，而是积极的平衡，是紧平衡。他说：“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目前我们的计划是紧张的，但可以过得去，不至于破裂。” 总的说来，这种平衡是紧张的，是积极的，但是总要有个限制，那就是保持平衡，不能使平衡破裂。因而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是紧平衡下的最大可能的规模和最快发展速度。 但对这样一种确定发展速度的方法，大家在探索中认识上并不一致。１９５５年７月，毛泽东感到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太慢，因此，指责某些干部象“小脚女人”。 随即，他把对农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扩大到了经济建设领域。他主张不要按常规走路，“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当前的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 由于从指导思想上抛弃平衡观点，就使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思想在党内迅速膨胀起来。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各生产部门纷纷开始修改自己原定的生产计划。１９５６年初，各部专业会议，大都要求把１５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十七条》中规定１２年或８年的任务，提前在５年甚至３年内完成。当时的形势正如周恩来所说：“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 面对这股建设高潮，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以及主管经济工作的几位副总理，虽然也为这种积极性所鼓舞。但由于他们职责所在，经过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分析后，头脑最先冷静下来，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要防止和反对盲目冒进的问题。于是，1956年，在组织当年的生产建设中，在编制1957年的计划和“二五”计划草案中，进行了反冒进的努力。 后来，陈云总结这一时期的教训时说：我当时的办法就是“砍”，“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所能承担的程度才定下来。 在具体工作中削减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压缩过大的建设规模后，陈云并没有就此满足。他通过总结了一五期间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这一阶段反冒进的思考，系统地提出了以“国力论”防止冒进的理论。 1957年1月18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陈云将这一时期的思考作了系统整理和完善，在会上作了题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这篇讲话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总结了“一五”建设特别是1956年经济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通过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应来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观点。 他在会议发言中指出，1956年经济建设成绩是主要的，但财政和信贷方面多支出了近30亿元，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都紧张。因此，要找到制约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办法。 他说：“建设规模大小必须和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和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 讲话中提出了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一些制约方法，主要是：（1）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必须平衡，而且略有节余；（2）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在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须的生产部门最低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 ，剩余部分用于基本建设；（3）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4）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还必须瞻前顾后；（5）要注意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 由于反了冒进，1957年的综合平衡工作做得比较好，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二五”计划也制定得比较合乎实际。如果照这样的势头继续前进，中国的经济建设极有可能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质量、高速度的发展时期。 第六章 忍辱负重谋大局 毛泽东的批评(1) 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宣布成立陈云任组长，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为组员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在成功地制订和组织实施一五计划后，陈云把目光投向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 陈云考虑，一五计划投资的重点是工业和交通，这是迅速实现工业化所必需的。但实施中也可以看出，农业搞不好，就一定会扯前进的后腿。二五计划时国家建设投资还是要增加，人民购买力也会相应增加，但粮食和布匹等消费品的供应量增加的速度慢，每人平均供应量就难于增加，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农业已经成为建设中的弱点。 因此，陈云设想，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要从有吃有穿出发，特别是要注意农业的发展，解决好人民的吃穿问题。他认为，一五期间农业投资和事业费84亿元并不算多，发展农业主要放在了合作化上面，从财力物力上看也只能这样。但合作化只是给发展农业创造了条件，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业增产的许多措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见效，大体上要七八年到十年。如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注意农业的发展，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再来注意，那就晚了，今后十五年内就会处于紧张的状态。换句话说，如果现在不注意，错过了五年，就要耽误十五年。如果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必然还要回头补课。 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出乎他的意料。1957年下半年，陈云正在总结一五计划经验教训，紧张思考国民经济二五建设计划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向他袭来，使他遭遇到财经生涯中一段极为困难的时期。 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人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并直言 批评主要是针对陈云。陈云不得不一再检讨 1957年10月12日至19日，8天之内，陈云连续视察东北的大连、吉林、长春、齐齐哈尔、抚顺等城市近20家厂矿和电站、港口，了解国家工业化建设的进展和新增实力，以便从实际出发，把握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制订二五计划。紧张的行程，使陈云回京后就累得病倒了。11月10日，他就不得不接受医生建议，致信周恩来向中央请假，去华东休养一个时期。 在休养期间，他不安地注意到，一股批评1956年反冒进、反对所谓右倾保守的风刮得越来越厉害，批评的矛头开始指向反冒进运动的领导人。 1958年1月11日到22日毛泽东在南宁召开会议，参加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9省2市的党委书记。1月11日晚，毛泽东发言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个东西。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问题。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积极反对“右倾保守”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十分欣赏。1月15日，毛泽东夸奖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16日他又在大会上拿出柯文当众问周总理：“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总理答：“我写不出来。”毛泽东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刘少奇解释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当时负责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是由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组成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其中黄克诚是军队的。1月17日晚上，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亲自揭开了这个谜底，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的。 19日晚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作了检讨，说反冒进是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右倾保守主义的思想，是与主席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对此负主要责任。 极力主张冒进的人受到表扬，主张反冒进的人受到严厉批评。一时党内“左”的急躁冒进思想迅速泛滥。在这种党内舆论之下，甚至有一位工业部门的领导同志公开声言：反冒进的保守主义思想代表就是陈云。 南宁会议以后，毛泽东亲自执掌了经济工作大权。 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陈云因正在养病，都没有参加。他按原定计划，赴大西南的成都、重庆，边休养边视察工厂。南宁会议后，他才听到会议情况的传达。2月上旬，他虽然尚未完全康复，还是决定结束休养，逐步恢复工作。 2月13日至23日，陈云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还是批反冒进。 毛泽东在会上说，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人跟右派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 毛泽东的批评(2)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出席。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明了他发动对反冒进的批评的目的。３月９日，他发言说，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官气、暮气、骄气，一些人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3月25日又说，关于反冒进，我看以后不需要谈了。如果从经验上、方法上把它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责任问题，重点是要用唯物论、辩证法来深入分析反冒进问题。反冒进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冒进则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要和反冒进对起来，反对慢的路线。 显然，批评反冒进，就是要统一思想，实行冒进。 陈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又检讨了反冒进的“错误”。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再次猛烈地批判了反冒进。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 会上，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那种开展过火党内斗争的气氛很浓，有不少人在发言中猛烈批评反冒进，觉得这个结论对反冒进的批评还不够，语气轻了，对立面讲得不够，应彻底清算反冒进的“错误”。各地方代表也在会上报告了同地方“右派集团”“右倾集团”“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经过。 在这种气氛下，陈云和周恩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都在会上再一次就反冒进“错误”，违心地作了自我批评。 应该说，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就反冒进问题作检讨，心态是很复杂的。反冒进是在当时经济形势下必须采取的措施，实际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左”急躁冒进思想逐渐在党内上升，使他们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很高，而且从维护毛泽东的威信、维护党内团结的良好愿望出发，他们不能对毛泽东反冒进一事表示异议。 在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甚至委婉地提出自己不适合再当总理。虽然会议挽留了他，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压力之大。 陈云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令素来沉着的周恩来，有次开完会回到家里都为他感到愤愤不平，对邓颖超说：有人说陈云同志是老右倾，是资产阶级商人，连他的长像也受到指责，这样对待陈云同志是错误的！身边工作人员注意到，周恩来后头几个字，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出来的。 素性平和的陈云，也不能不对这种状况感慨良多。1980年起草历史决议的时候，陈云事隔多年，还提到这件事，认为当时民主集中制已经受到破坏，党内生活不正常。他对胡乔木表示，五十年代这次“反冒进”，中央领导全都参加了，毛来了一个反“反冒进”，结果搞得鸦雀无声了。 批评了反冒进，“统一”了全党思想，会议正式通过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建设的高指标。 至此，批评反冒进的问题，才告一段落。 全国各地的“放卫星”风气 各地各部门争先恐后地在各项计划指标上 “放卫星”， 陈云心怀疑虑，尽可能委婉地纠正“大跃进”运动中违反科学的做法 批评反冒进，为冒进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经济上的冒进急速升温，建设规模急剧膨胀，形成“大跃进”的狂潮，使陈云关于二五计划要着重解决人民吃穿问题的设想落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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