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皇帝4-6

溥仪：我是从顾问那里听到的，顾问告诉我：“板垣威胁我们，如果不听他们的话便有生命危险，东北已完全控制在关东军的手中。”因此我的顾问们劝我答应板垣的请求。季楠：板垣对你的顾问们的态度怎样？溥仪：顾问们告诉我，板垣的态度是非常严厉与强迫的。季楠：你听说主张推出“满洲国”元首的是谁？溥仪：我听说是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季楠：当时你的顾问都有哪些人？溥仪：郑孝胥、万绳栻，罗振玉和郑垂四个人。季楠：这四个人中间有没有在南京国民政府中担任过什么官职？溥仪：没有，他们从没有在南京国民政府中担任过任何职务。季楠：你和顾问们商议，对于板垣的要求到底是拒绝还是答应呢？溥仪：（表情显得十分诧异，双手一摊，随即用手扶了扶他的近视镜，环视了一下高高在上的十一位各国的法官，嘴角露出一点笑意，似乎要嘲笑这些法官们的幼稚）什么？要我拒绝日本人的要求，这可能吗？当时那么多民主国家都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我有什么能力单独抗拒他们？季楠：（用手点了点桌子）请你不要激动，你没有能力抵抗应该是属实的，但关键是你是否有抵抗的意志呢？溥仪：我是真心想拒绝的。然而，一则有板垣用武力威胁，二则有我的顾问们以生命危险为理由劝我答应，三则因为我已处在旅顺也就完全被日本人握在手中了，还有什么可说！一旦拒绝日本人，日本人的作为你们能不知道吗？他们势必杀我灭口，实在因为不得己，我屈服了。季楠：拒绝出任满洲元首便有生命危险，这个话你是直接听到的吗！溥仪：是的！板垣和我的顾问都对我说过，而且我已经感到了身边的危险。季楠：你有执掌庞大国家的政治经验吗？溥仪：没有，我幼时便把政权让出去了，所以毫无政治经验。季楠：根据你所言，你到东北完全是被胁迫的了？溥仪：是的，完全是日本人胁迫的，特别是被板垣征四郎。季楠：板垣征四郎。（他说着用手指了一下被告席）你所说的那个板垣征四郎，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板垣吗？溥仪迅速地瞥了一眼，应声说：“是。”此时此刻的板垣，再也看不到当年跃马横枪、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参谋长的形象了。他坐在被告席上，听到提到自己的名字，立即呈现出惊恐不安的情状，不断用其颤抖之指，触弄他的耳机下面的电线。当溥仪说他运用威胁恫吓手段，逼迫他们到东北做傀儡时，板垣的面部因憎恨惧怕而变得铁青，嘴角向下，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仅用眼角瞟了瞟在场的听众，然后假装未看见，像是若无其事的样子。溥仪第一次出庭作证，虽然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了一定的揭露，但由于他为了摆脱自己，也把一些事实回避了。他没有敢如实地承认他是为了自己当皇帝而到东北来的，日本人正是利用了他的这一点才胁迫他的。溥仪从法庭回到住处后，思前想后，这次出庭有什么教训呢？他总觉得有些问题还没有说透，憋在自己胸中十几年的怨气还没有完全出来，还应该多说，深说。“唉，自己真是大老实了。”他不断用手捶打着自己的脑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溥仪的这次出庭和上次相同的是，无论是贵宾席、记者席还是旁听席，甚至走廊上，整个法庭坐无虚席；和上次不同的是站在证人席上的溥仪神气活现，回答问题伶牙俐齿，口惹悬河，时而蹙紧眉头，时而微动着他的身体，而且有时声调激动，有时挥动手臂，做着手势，有时甚至敲打着证人台，大为法庭观众所注目。3季楠检察长紧接着上次的提问进一步提问。季楠：证人上次反复强调的是你从天津到旅顺是日本人胁迫的，那么你从天津出发去旅顺时，除中国人之外，还有日本人随从吗？溥仪：有，而且不是一批，我从北京上火车时。有一批，大约有五、六人；火车在廊坊稍停时，又有一批，又有七、八个人，且他们都是日本军部派来的人，一色的黑衣打扮，始终堵在我所在车厢的两头，虎视耽耽。季楠：你知道日本军队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种种宣传吗？溥仪：发生九·一八事变，我是后来在报纸上才知道的。日本方面宣传“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说是权益受到侵害，必须加以维护。关于“柳条湖事件”，他们也说是因为中国侵害了日本在“满洲”的铁路权益而发生的，后来日本向华北进攻仍是如此说法。季楠：按照日本的说法，他们是来解放被压迫的“满洲”人民的，这是他们的目的吗？溥仪：这完全是胡扯。他们表里不一。宣传与事实是两样的。正像他们宣传说满洲是独立的国家，而看看它十几年的历史，完全不是那码事。季楠：那你为什么要答应板垣，终于当上“满洲国”的元首呢？溥仪：当时我年岁轻，也没有政治经验，日本方面三番五次的威胁恫吓，郑孝胥等人的劝说，如果拒绝日本人也许要遭到杀害，我有了恐怖心。另方面，我又为满洲的人民着想，在中国军队用武力尚不能抵抗的日军之前，我可以在满洲秘密地训练军队，培养人材，如果得到了机会，就和中国军队互相呼应，收复失地，我就是在这种理想之下跳入虎穴的。看！说的是多么的冠冕堂皇，法庭中有的人甚至当场就发表议论：“这个皇帝真能胡诌。”季楠检察长对此并无兴趣，他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的提问。季楠：你在满洲国有没有负起作为国家元首的实际责任呢？溥仪：没有！一点儿也没有！季楠：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吗？溥仪：（非常气愤地），有，简直可以说是不能枚举，我只列举这几条。第一，我没有一点人事权，无论是我在一九三二年就任满洲国的执政，还是一九三四年就任满洲国的皇帝，各个国务大臣的人选及各部部长的人选，从来都不是我提出，而是由日本人提出，交给国务总理郑孝胥、张景惠，让我来副署。一九三五年，当日本人要抛弃郑孝胥，我打算让藏式毅接替，但日本方面早已物色好了与日本关东军关系极为密切的张景惠，根本不容我置疑。第二，满洲国的政务我从无机会插手，也无权过问。我虽然是被迫就任了满洲国的执政，但我又想既然来到了我们祖先的发祥地，那我就要为东北人民服务，因此我把我的办公楼命名为“勤政楼”，可我“无政可勤”啊。我的办公楼虽然整天也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但他们不是来向我请安的，就是来向我讨赏的，还有不少来向我求字的，我又不是书法家啊！他们根本没有来向我汇报政务的，有时我问到某事办得怎么样了，他们总是回答：次长会议正在研究。后来我干脆就懒得过问了。第三，我个人还毫无人身自由，有一次我在宫中闲得无聊至极，于是带着身边的一些人，未经日本人允许，就到大同公园游玩。日本人发现后，立即全城戒严，日本的宪兵，关东军大批出动，迅即把我从大同公园“请”回；并且以保护我的人身安全为由把我狠狠地数落了一顿。你们看，我这还是一个皇帝吗？连一个普通人也不如呀！作为公诉人的检察长季楠的提问，主要是围绕证人溥仪前往日本是不是被迫，而溥仪的回答则完全证实溥仪之所以到东北，完全是被日本人的胁迫，绝非自愿的行动。他的证言虽然引起了一些当事人的极为不满，但溥仪对自己在法庭中能够如此慷慨陈词，觉得自己像是刚打了一场胜仗似的，吐出了心中的闷气，真感到痛快淋漓。紧接而来的被告律师针对证言对溥仪进行的质问，又使溥仪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被告梅律美治郎的律师布莱尼克少校就曾公开宣称：我们就要证明溥仪到“满洲”当皇帝，并不是被强制的，而是基于他的自由的意志，证明了这一点，就可以推翻溥仪的全部证言，并宣布溥仪是一个说话靠不住的人，从而剥夺他的证人资格。布莱克尼律师带头冲锋陷阵，把溥仪在东京法庭的作证发展成为一场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的唇枪舌战。善于言辞的布莱克及律师三言两语就把问题追到溥仪为了当皇帝，曾派郑孝胥找板垣的事上，几乎把溥仪逼到了绝境。请看他们在法庭上的表演。布莱克尼：在会见板垣之前，为了商量让证人当执政或皇帝，曾派郑孝胥和罗振玉去找板垣吗？傅仪：根本没有这回事！连执政都是最后决定的，更谈不到皇帝的问题。布莱克尼：当时罗振玉是什么身份？溥仪：私人朋友而已，没什么身份。布莱克尼：他作为你的代理人，是否有关于政治和复辟的发言权呢？他的行为应该代表你的意愿吧！溥仪：不，不能！他的个人行为，我不能负责。布莱克尼：板垣有没有和你说过，他是听了罗振玉说你要复辟，才找到你的？溥仪：不记得了。即使是罗振玉说过，他也不能代表我。（此时的溥仪表面上虽看来还是十分平静地回答律师的质问，但溥仪的内心已掀起了波涛。难道是郑孝胥、罗振玉之流，留下的什么文字落到了日本的手里？这些证据又转到了律师的皮包中？当然，溥仪没能预料到的是，比郑孝胥之流的文字对他更为不利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即就是他自己的亲笔信！布莱克尼胸有成竹继续质问。）布莱克尼：证人到底出于什么动机就任“满洲”执政的？溥仪：在接受板垣的要求到了长春以后，我考虑了新的手段。假如表面上不虚与委蛇，对日本人表示好意，便不被日本人信用。不为日本人信用，便不能训练亲兵，培养人材，以备将来收复失地。我是冒险这样干的。计划奏效时，我是爱国者；失败时，我便身败名裂。布莱克尼：哈、哈！证人倒满富有正义感的！证人还记得在长春勤政殿接见英国记者伍德海的谈话吧？证人那时说到就任“满洲”执政的原因时是这样说的：“就个人的理由来讲，我是为了对于民国政府的违约做个亲身的证据而来到满洲，就政治的理由来讲，我是为了改善民国的恶政而来到了满洲。”这是事实吧？（溥仪怎能不记得呢？那时正是溥仪感到自己春风得意的时候，而且伍德海记者还是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亲自介绍与他相识的，溥仪在天津时就多次接见过他。溥仪的这些谈话早已被伍德海写进《在中国的记者生活》一书中，而且伍德海还亲自赠送一本给溥仪。溥仪能够不认帐吗？）溥仪：伍德海的事，我全不记得了。即使说了如你所说的那些话，那也是伪装的。因为我在那样的环境下，如果不装装样子，不对日本人作出种种欺骗，那是什么事也干不了的！布莱克尼：证人还记得在长春与李顿会面时的谈话吗？那时怎么不为“满洲”人民而对李顿讲实话呢？那可是拯救，“满洲”人民的大好时机呀！溥仪：我已忘记我向李顿具体讲了些什么，不过，当时我所讲的全属不确，而且我每次讲话时板垣都在场，“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也在场，那全是他们逼着我那样说的，实在是言不由衷，非常遗憾。如果我说了实话，今天也就不可能来此作证了。律师先生，你是应该知道我们满洲国的第一任国务总理郑孝胥的，他不就是因为向调查团表述了自己的“三共政”，从而引起了日本人的强烈不满，日本人认为这妨碍了他们的独霸东北的目的，不但丢掉了总理职位，不久就和其子郑垂暴死于长春寓所。布莱克尼：那么你是珍惜你的生命而不说话呀？溥仪：天地之性人为贵，谁能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布莱克尼：那证人的这话就与前面所言拯救满洲人民而甘愿冒险不是自相矛盾吗？溥仪：这……（布莱克尼律师步步紧逼的质问，使溥仪几乎失去了招架之功，证人席上的溥仪口嚼指甲，以手抚脸，口中喃喃自语道：“我可能于一九三二年欺骗过李顿调查团。”一会儿，又说：“我没有听清，请律师再重复一遍。”）“我反对，”季楠检察长突然插话。“辩方律师请注意，证人是否英雄，这个问题并不是审理的目的，这个问题应另找机会由其他法庭处理。“反对有效。”首席法官威伯支持了检察长，这下救了溥仪的驾。布莱克尼：法官先生，我请求出示证据以证明证人的证言完全是一片胡言。威伯：请求有效，请辩方律师出示证据。（请求得到批准以后，布莱克尼神情自若，不紧不慢地取出他那十分精致的公文包，然后从中取出两封黄绢信，布莱克尼满以为拿出这铁的物证一定会使溥仪无所抵赖而低头认输了。）溥仪刚见布莱克尼从包中掏出那明黄色的绢，脸上顿时现出惊恐的神色。布莱克尼面带微笑把信交到法官手中，法官又通过值班人员把信交到溥仪手中。溥仪神情极为紧张地阅读着手中的信。第一封信是写给日本陆相南次郎的：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怜之。兹遣皇室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慰视陆军大臣南大将，转达予意。我朝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之汉族，愈趋愈紊，实非我朝之初怀。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国，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决前途之障碍，则隐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辛未九月一日（十月十一日）第二封信是写给日本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的，内容如下：溯自辛亥禅政，瞬已廿载，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必如河奠要东西、拯苏民生？深望阁下加以指导。兹遣家庭教授远山猛雄信见，诸当面祥。此致头山满先生阁下溥仪神情紧张地研究着信件，法庭上的空气也紧张到了极点，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溥仪身上。就在法庭中的空气紧张到要爆炸的时候，溥仪突然像弹簧似的从证人台的椅子上站起来，一下子把黄绢信扔到地上，面向诸位法官声嘶力遏地嚷道：“各位法官，这信是假的，是伪造的！”“假的！”法庭中最不相信的是布莱克尼律师，他睁大了眼睛：“假的！难道信上面的宣统御玺也是假的吗？”“假的，”溥仪回答得斩钉截铁。“那完全是假的。”（布莱克尼本来凭借这黄绢信彻底击败溥仪，哪曾想这信却遭到了溥仪的否定，布莱克尼律师怎能就此甘心败北，继续追问溥仪，企图找到那怕是一丁点儿破绽，以便重整旗鼓，反攻过来。）布莱克尼：请问证人，那信上的笔迹是谁写的？溥仪：不知道！布莱克尼：是不是副署人郑孝胥写的？溥仪：不像。我看就连他的签字也是假的。布莱克尼：证人的印鉴归谁管呢？溥仪：小印鉴在我自己手里。盖在这封黄绢信上面的是大印鉴，我不知道它当时是谁管理的。再说，在天津时期，我是个平民，从来没盖用过皇帝御玺。布莱克尼：你在天津时曾使用过黄绢纸写信吗？溥仪：我一向只用国产的普通信纸。（溥仪步步设防，布莱克尼律师终于无法获得一句他认为完满的答复，局面对溥仪来说，立时从被动转为主动。作为公诉人的检察长季楠显得十分兴奋，立即插话。）季楠：各位法官先生，根据证人的证词，被告律师所提供的证据完全是假造的，这封信不仅不能被当作证人说谎的证据，还应把这封信作为集团阴谋的证据，说明他们胁迫溥仪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应由被告方面负伪造罪责。威伯听了检察长的请求，一字一顿地说道：“检察长的请求有法可依，于现有据，应予支持。”对于这一戏剧性的场景，当时的报纸曾以“律师多事”为正题，“诋毁溥仪文件变成战犯罪证”为副题进行报道，特选取其中一段，以飨读者：今天午后，东京战犯法庭中，又展开最惊人之一幕，盖被告律师所提出之原诋毁溥仪之文件，反变为二十八名战犯之罪证也。被告律师提出一函，并称此函为溥仪所写，内要求日本人协助其恢复皇座……溥仪愤怒填胸高呼“此乃伪造之函件”时，首席检察官季楠即利用此点，要求将此函件作为日本战犯之罪证，二被告律师猛烈反对将被告所提之文件作为检察官之证据，然审判长压制其抗议。布菜克尼律师对于法庭上的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是始料不及的，他气急败坏地向溥仪抛出了他的杀手锏：“证人请注意，一九三一年，中国政府把你当做卖国贼通缉，你知道吗？你想过没有，最终你自己也要以战犯身份受到那个国家的审判！”当然这个问题对溥仪来说，是切中要害，刺疼心窝的问题，是他明明知道而不敢去想的问题，但又是不能不想的问题，所以他到了苏联后，多次给苏联方面写信，要求留居苏联，其目的就是要回避那终将到来的审判。听到布莱克尼提出这个问题，溥仪脸色铁青，浑身颤抖。没待立即找到话回答律师，季楠表示了反对：“关于证人是不是战犯，要不要受到审判，这不在本法庭的受理范围，请被告律师不要节外生枝。”审判长威伯也表示了态度：“这是让证人宣布自己是罪人的问题，请律师撤回！”布莱克尼律师看到了他提出的问题对溥仪心灵所造成的打击，不顾检察长和审判长的反对，变换口气和角度又向溥仪提了出来：“证人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是和日本同谋的，你知道中国也要审判有通敌，利敌行为的人吗？”被告律师的这一系列努力，反击，没有达到取消溥仪证人资格的目的，只是在心理上给予溥仪以沉重打击，当然这也没有使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等人逃避历史的正义的审判、溥仪在几天之后，重新被送回了伯力。东京之行的二十余天，对于溥仪来说，既有打了胜仗之后的快感，也有经历艰难跋涉后的疲劳。而对于在伯力俘虏收容所的溥仪的家族人员来说，则是焦心等待的日子，他们一个个度日如年。九月初的一天，溥仪在收容所所长及其他苏方人员的陪同下，回到了他后来所在的俘虏收容所，还是溥仪的贴身近侍李国雄最先发现溥仪的归来：“皇上回来了，主子回来了！”李国雄的这一声惊呼非同小可，立即引起了整个俘虏收容所的沸腾：“皇上回来了，皇上回来了”的喊声传遍了整个俘虏收容所。“皇上，您可回来了，您可把我们想死了！您再不回来，我们就要发疯了。”“皇上，您怎么能离开我们这些天啊！不是说好的，过几天就回来吗？”“皇上，您这些天生活好吗？您一个人生活习惯吗？”溥仪的弟弟、妹夫、侄子们把溥仪团团围住，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好像是他们的分别有一个世纪似的。溥仪对于又见到他们也感到非常的高兴，来不及一一回答他们的问题，扶扶这个的胳膊，摸摸那个的脸，拍拍那个的肩膀，表现出十二分慈祥的样子。看着溥仪和他的家族人员十分亲热的样子，也有个别的伪满大臣们过来凑凑趣，领头的自然是伪国务总理张景惠。“溥大爷好。”“好。”溥仪有点不冷不热地回答道。“溥爷到东京去的时间不短啊！”张景惠又继续说道。“是不短。”溥仪又是那样不咸不淡地回答着张景惠的问话。“溥大爷这一走，可把大家都想苦了。”张景惠虽感到溥仪答话的冷淡，但也不好立即打住话，又继续问道。“有什么好想的，自己的老婆孩子还想不过来呢！”溥仪口气生硬他说道。“这，这……”昔日以大老粗著称的这位前总理一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其他随张景惠一同前来看望皇上归来的伪满大臣们，看到“总理”张景惠都讨了没趣，他们一个个也都做了缩头乌龟，纷纷不声不响地溜了。溥仪的家族人员们簇拥着溥仪看也不看张景惠一眼向溥仪的住处走着。望着渐渐远去的人们，张景惠对着溥仪恼怒地向地上“呸”了一口，悻悻地走了。溥仪在弟弟、妹夫、随侍，族侄们的簇拥下很快地回到了他在收容所二楼的住处。进得门来，溥仪首先仔仔细细地打量着他的房间。一切都还是原来那样的整齐有序，床上的被子干干净净，叠得方方正正，桌上的佛经一尘不染，仍然放在原来的地方，占卜用的日本钱币也一个个码放的整整齐齐，那本出逃时不慎被染上了红药水的诸葛神课书也还摆放在原来的地方。溥仪望着眼前的一切，感到相当的满意，走到桌前，坐到了椅子上，望着站在面前的这些家族人员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皇上，您怎么去了这么许多的天，不是说好去几天就来的吗？”本来十分愿意扈从溥仪去日本的五妹夫万嘉熙首先问起。“我也没想到要这么些天。我从伯力机场起飞，本来说是直飞海参崴，但由于天气的原因，飞机降落在了离海参崴八十里远的一个机场。然后苏方安排我乘汽车到达海参崴。然而天公不作美，接连几天的时间，海参崴都是雾气檬漾，飞机无法起飞，最终雾过天晴，我才乘飞机到了日本东京，而我到东京总共出庭作证八次，成了整个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时间最长的人，所以才拖了这么长的时间。”“皇上离开的这些日子可真让我们担惊害怕啊！”李国雄说道。“你们害怕，我自己也害怕啊，特别是我从伯力机场起飞后不久，又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让去东京还是到其他什么地方，而我又不懂俄语，机上的苏联人又都讲俄语，那我真是一个会说话的聋子，而我又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到”哈尔滨“三字，那个胆都要吓破了，真想从飞机上跳下去。幸好的是很快就被告知飞机停在了离海参崴八十里的一个机场，我才稳稳安了心。”“皇上，您走后，我们这里关于您的消息可多了。”毓嶦赶忙说道。“都有什么消息？”溥仪问道。“你看。”毓嶦说着，拿出了几张报纸。“那是什么报纸？”溥仪问道。“这是我们这里的日本俘虏自己办的，您看这第一张报纸，是所长捷及索夫亲自拿给我们的，这上面登载着一条特大新闻，标题为‘满洲皇帝赴日本作证’。我们就是通过这张报纸才知道您真的到了东京。以后我就把这些报纸中凡是有关您的消息的都收集了起来。”“那都还有什么消息？”溥仪问道。“这张报道的标题是满洲皇帝机警妙对，证据变罪证？是怎么回事？”毓嶦问道。“那是梅津美治郎的辩护律师布莱克尼，一心想降低我证言的价值，甚至要取消我证人的资格，企图置我于死地，拿出了两封黄绢信，一口咬死说是我写给日本人的，说是我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但被我矢口否定，我说那上面着的是大印鉴，不是我的小印鉴，而且我写信只用普通信纸。因而检察长季楠认定这是日本人集团犯罪的证据，威伯审判长也同意了这种看法。这种所谓”证据“就成了”罪证“。”说完，溥仪不无得意地露出了笑意。“还有呢？”毓嶦看皇上满高兴，又继续说道。“还有，那你念我听听。”溥仪说道。“这语言不太雅，不太好念。”毓嶦显得有点难为情。“没关系，这都是我们自家人，你大胆地念吧。”溥仪格外宽容地开恩道。得到恩准的毓嶦念了起来：“满洲皇帝忘恩负义，辱骂日本天皇祖宗。”“骂，骂轻了。”溥仪愤愤他说，“你们说说看，我强迫他们日本人把我们的祖先当成他们的祖先了吗？他们硬是把那一块破玉、一面玻璃镜子和一把刀那三件破玩艺儿，说不定在我们北京的玻璃厂、垃圾堆里到处都能捡到的东西，非要我们当作祖先供奉，我能不恨吗？我能不骂吗？如果他们真有个什么个祖宗，要让我碰到了，我还想杀了他呢？”“好，好，皇上骂得好！”众人齐声喝采。溥仪在众位家族人员面前的一番慷慨陈词，把在东京没有能够完全出得了的恶气又出了一点，但他的脑海中不时还要回想的是布莱克尼的声音：“最终你也要以战犯身份受到审判！”所以回来后的溥仪思考最多的问题，还是如何摆脱自己，使自己逃避审判，他惟一的途径还是求助于苏联人。机会又一次来临了。溥仪回来后没几天，州内务局长道尔吉赫在捷民索夫所长的陪同下来收容所视察，道尔吉赫局长专门来到了溥仪的住处。“溥仪先生，你好。”进得门来，道尔吉赫局长首先伸出了热情的大手。“你好，你好，欢迎光临，有失远迎，不成敬意。”溥仪很客气地回应着。“溥仪先生太客气了，我们应该对你表示敬意。”道尔吉赫局长说道。“哪里，哪里，局长先生过奖了。我感到很遗撼的是，没能完全完成贵方政府的指示。按照贵方的要求，我是应该在法庭上揭露日本的天皇制度的，但由于那些律师们提问过紧，追问太多，所以只能在其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对日本的天皇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揭露。”溥仪向道尔吉赫局长说明了他自己行为的原委。“就这样也很好，你虽然没能在法庭上对日本的天皇制度进行揭露，影响是小了点。但你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也表明了你方是坚决反对罪恶的法西斯制度的，表明了苏联人民是爱好和平、热爱民主的，你是起了很大作用的。”道尔吉赫局长夸奖道。“局长先生过奖了，我……我上次……”溥仪欲言又止，此时的溥仪听到道尔吉赫局长的夸奖，似乎看到了留居苏联的希望，于是想乘机再次提出要求，但又不敢贸然提出。“局长先生，我上次通过您交给贵方政府的信件，现在有回音了吗？”溥仪鼓足勇气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噢，你上次所交的信件，我很快就转交给了我方的有关方面。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得到回音。但溥仪先生，请你不要灰心，耐心等待，这也是影响很大的事，须慎重研究。如果一旦有了回音，我将马上通知你。在这里我也对你的慷慨解囊，支持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表示诚挚的谢意。”道尔吉赫回答了溥仪的问题。溥仪听了道尔吉赫局长的回答，当然感到很失望，但也不能表现出不满，只得强作笑颜说：“不用谢，那样就太客气了，能够资助贵国人民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为贵方人民恢复家园作一点微薄的贡献，这也是我对贵方人民的一点敬意。”“你太客气了，如果一旦有了回音，我一定及时通知你。”道尔吉赫局长承诺道，其实他自己对于究竟何时能得到回音，也没有一点底细。“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如有需要我的地方，一定不必客气。”溥仪又进一步地表示了诚意。送走了道尔吉赫局长，捷尼索夫所长又重新折回了溥仪的住所。“所长先生，你还有什么要交待的吗？”见到捷尼索夫所长回来，溥仪问道。“没有什么指示，没有什么要交待的，我只是看看。”捷尼索夫所长说。“谢谢所长先生的关照。”溥仪应付道。“溥仪先生生活还习惯吗？”捷尼索夫所长问道。“很好，很好，多谢所长的关照。”溥仪回答道。“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溥仪先生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你捐献的那么多钻石、珍珠、金银首饰等，真让我们大开了眼界。”捷尼素夫所长说道。“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溥仪谦虚道。“还一点小意思，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捎的那些东西可是我们老百姓想也不敢想的东西，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有那其中的一件也就心满意足了。就比如我吧，大小也是个所长，为了国家也曾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但到现在还是个穷光蛋，而我那个爱人偏偏有个愿望，希望我能够给她买一串珍珠项链以表达对她的爱意。不给她买吧，她整天见了我就撅个小嘴，净给你脸色看，她真是不理我啊，我这凭供给制生活的人，哪有闲钱给她买那个呀。唉，真烦死人了。”捷尼索夫盯着溥仪，摇了摇头，重重地叹了口气。听了捷尼索夫所长的这一番话，溥仪的脑子转开了，你这不是财神爷面前苦穷吗？你说这话不就是分明想向我要一件东西吗？看来索贿受贿不光是我们中国人才会干的，这苏联人索起贿也是满直露的。如果不给吧，我今后不还要在他管辖下生活吗，那要是给个小鞋穿，我可就要遭殃了！给，一定要给，但哪有合适的项链呢？对了，上次藏宝时，给毓嶦的不是一挂项链吗？毓嶦，毓嵣，这个可恨的东西，别人都愿意和我一起留居在苏联，就他不愿意，白疼这个东西了！就把他那串项链要过来，送给捷尼索夫所长，既做个顺水人情，也解我一点心头之恨。“毓嵣。”“嗻，皇上有什么吩咐，奴才一定照办。”毓嵣诚惶诚恐，自从上次毓嵣不愿意写留居苏联的申请书，毓嵣也知道他的行为惹恼了皇上，皇上已经忌恨上他了，因此毓嵣在皇上面前表现得十二分的小心。“快把那挂项链拿出来。”溥仪命令道。“什么项链？”毓嵣似乎没有反应过来。“什么项链！就是我上次给你的那挂珍珠项链。记性不咋，忘性倒不差。”溥仪有点生气，十分不满他说。“嗻，奴才该死，奴才一下子没想起来，奴才这就取。”毓嵣小心翼翼他说。说着，毓嵣走向他自己的床头，打开了床头的一只小皮箱，从箱子中取出一块折叠得工工整整的红布，然后，双手递给了溥仪：“给，皇上，这就是您给我的项链。”溥仪一层一层地打开布包，一副精美绝伦的项链呈现在捷尼索夫所长的面前，盯着项链的捷尼索夫所长的眼睛都要直了。溥仪提着手中的项链，一字一顿他说：“这挂珍珠全部都产于我国的南海，都是自然形成的真珠，而不是人工养殖的养珠，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请所长先生笑纳。”“不敢当，不敢当，夺人之爱，岂敢，岂敢。”捷尼索夫所长口中虽然谦让着，他眼睛却死死地盯着项链。“这个，不是送给你的，是送给你爱人的。请所长先生代你爱人收下吧。”溥仪又找了个借口，同时又伸手从怀中掏出了一块怀表：“这个，就留你用吧，上下班也好知道个时间，所长先生就不必推辞了。”自己念了个秧，不仅给爱人要了一件精美的、朝思暮想的项链，他本人还捎带着得到了一块怀表，这可真是意料之外的。他不再谦虚了，双手接过礼物，嘴里说道：“我爱人一定会喜欢的，我爱人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的。”“不用感谢，不用感谢。”溥仪忙不迭他说。“我的爱人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捷尼索夫所长流露出了极端的兴奋，但转而又附在溥仪耳边说了一句：“千万不要告诉我的长官。”“不会的，决不会的。”溥仪保证道。俘虏收容所里的生活依旧是空虚无聊的，如何打发时间是他们颇费脑筋的，饱食终日的伪满大臣、将官们起先是掷骰子、押宝，以苏联人发给的烟卷作赌注。但经历了几次为了几根烟卷而争得面红耳赤的事，他们就开始迷上了打麻将，俘虏收容所里当然没有现成的麻将。这一下子那些舞枪弄棒的将官们可就发挥了他们的长处，于是他们找来苏联人为让他们劳动锻炼而设的锯、斧头等物，然后从劈柴堆里找出质量较好的桦木，精雕细刻，总共刻了十几副，用苏联人发给的羊毡作台布，在上面打起来。从走廊这边到走廊的那边，一列都是牌桌，噼哩叭啦之声不断。一会儿是吃，一会儿又是碰，再不就是自扣，糊了的声音接二连三。如果外边来的人经过这里，还真的会以为这里是一个麻将俱乐部呢！对于俘虏们的这些行为，只要他们没有超出越轨行动，只是作为消遣的行为，苏联方面表现得也是满开通的，不但默许而且还给与种种方便。有的苏联士兵甚至还给这些俘虏们站“小哨”，只要上面不来人，他们这些俘虏们就可以尽情地玩；一旦上面来了人，他们就给这些俘虏们发暗号，他们立即收摊，马上装模作样地等候着上面来人的检查。溥仪平生是最恨赌钱的，而且还要自我保持着“皇帝”的架子，当然是不会同那些伪满大臣，将官们同流合污的。而随同溥仪而来的几名“心腹羽翼”，在这种环境的薰陶下，也逐渐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他的三个侄子——毓嶦、毓嵣、毓嵒和另一个贴身随侍李国雄；另一派是溥杰，万嘉熙，润麒和西医黄子正。另一派他们关起屋门，把过去伪满宫内府的生活继续延长到苏联的伯力市俘虏收容所，每天过着别有天地的生活。不打苍蝇，不杀臭虫，每天念佛，随时摇金钱卦，溥仪有时还对这几个甚本群众发发脾气，甚至“扑作教刑”，重温一下做皇帝的威风，以溥杰等人为一派的则是“脚踏两只船”——既保持着和溥仪的关系，又和这帮伪满大臣厮混在一起，形成了蝙蝠派。这一天的麻将照例又打得热火朝天，一万二条的出牌，三万碰，四条开杠，五万和了的声音不绝于耳，牌场中的人如痴如醉，场外的不少人也看得分外起劲，但也有个别的人对此无甚兴趣，但又无其他事可做，闲极无聊。坐在牌场旁边发呆，这天就有一个叫邢士廉的伪满大臣，此人是伪满时期的外交部长，自认为留过几天学，喝过几瓶洋墨水，从内心里不能认同这帮伪满大臣们打麻将这种带中国特色的娱乐活动，但又不愿孤立于这帮伪满大臣之外，他虽然从不参加打牌，但每当别人支起牌桌后，他总坐在牌桌外帮个人场。他看了两场，显得实在的无聊，就对着溥仪的门发呆，他看着看着，好似突然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但又怎么也解不开这个“谜”，他抓了抓身旁也是个看牌的，颇为神秘他说：“你看！”“什么？”“你仔细看看。”那人看了又看，怎么也看不清，只见皇帝房间的那扇门一会儿开开，露出一只手，随即缩回去，一会儿又开开，露出一只手，随即又缩了回去。这位大臣又招了身边的一位大臣，接着一个又一个大臣被招了过来。不大一会儿，牌局停了下来，整个走廊呈现着死一般的寂静，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地盯着皇帝门前的这一反来复去的动作。“你们猜猜看，皇帝房里的那门一开一关，手一伸一缩是干什么的？”最先发现这一动作的邢士廉问道。没有人回答，整个牌场鸦雀无声。“谁说出来那是干什么的？我请客，正宗的俄式大菜。”邢士廉允诺道。“真的？假的？说话可他妈的算数！”突然一个人沙哑着嗓子问道。众人回头一看，此人原来是伪满劳动部（又称勤务奉公部）大臣于镜涛，满脸络腮胡子，颧骨突出，铜铃般的大眼时时露出惨人的凶光，身穿黑布中式长衫，身材魁梧高大，如果不知此人身份，肯定会给留下一个黑道老大的形象。此人不仅长相凶恶，而且语言也比较粗鲁，平时许多大臣是不和他打交道的，也难得和他说上一句话，他此时的插话引起了众人的诧异。“真的，当然是真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邢士廉保证道。“有谁愿意作证吗？”于镜涛还是不相信，扫视了众人一眼问道。“我来作证。”臧式毅站出来说道。“好，臧老爷子，凭你的威望，我信你。”于镜涛伸出了大手握了握臧式毅的手。“要是平时在皇上面前表忠心，大家恐怕一个比一个来的厉害，竟然连皇上的这一习惯都不了解，真他妈的太可怜了。”于镜涛的嘴角露出讥笑。“你们都该知道皇帝吃斋念佛吧？”“那谁能不知道！”众人有点不屑地回答道。“知道就好。”于镜涛说。“皇帝吃斋念佛可不比一般人，他是铁杆的信佛，佛有五戒：杀、盗、淫、妄、酒。杀为首戒，皇上是力戒杀生的，甚至是苍蝇、蚊子也不准伤害，屋里有苍蝇、蚊子，不能打死，怕犯了杀戒，就让他屋里的人用手抄，抄住了就放到门外去，而皇上平时是不大开那屋里的门的，开门是为了给苍蝇、蚊子放生，放生后，门院即又关上了，而我们这里离皇上房子比较远，看不到苍蝇，就只见门一开手一幌了。请客吧。”“你说的不可信。”邢士廉不愿服输。“怎么的不可信？不要想赖。”于镜涛睁大眼睛问道。“就是不可信！我问你，皇帝不杀生，为什么还吃肉？肉都能吃，连个苍蝇、蚊子都不能打吗？”邢士廉反问道。“这你就少见多怪了，亏你还是个喝过洋墨水的，佛教的杀戒还有个小注：”不为我杀‘，即不是为我吃而宰的，反正我不吃别人也要吃，吃这样的不算破戒。“他们正争得面红耳赤，皇帝房间的门开了，毓嵒走了出来。“毓爷，毓爷，过来，过来。”邢士廉喊道。他想从敏嵒的口中探个究竟，不想轻易在于镜涛面前让输。邢士廉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叙述了一遍，毓嵒的证实果然如于镜涛所言，这令邢士廉大跌眼镜，他不得不赔了一顿俄式大餐，心疼得邢士廉好几天见了人都不理。时光在这帮伪满大臣的空虚无聊中被打发了过去，很快到了一九四八年的十一月底，这时中国形势发生了令这帮伪满大臣们意料不到的变化。东北全境被人民解放军解放，东北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这帮伪满的大臣、将军们一刚到苏联时，凭着他们的经验和嗅觉，认定蒋介石兵精将广，背后又有强大的美国作后援，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不过是一批乌合之众，装备低劣，哪能是蒋介石的对手，必败无疑。他们都想着早晚是要被送交国民党的，所以就一心向着蒋介石，见他们不少人和国民党还都有些关系，亲朋故旧在国民党中能够呼风唤雨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就通过这种或那种关系和国民党套近乎，以求未来的时日能够有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结局。现在的形势变了，这帮善于见风使舵的政客们，又开始动起了脑筋，如果说他们以前和国民党领导是暗渡陈仓，那这次向共产党示好则是明修栈道。他们商量的结果，组织起了一个学习会，名为“马恩列斯学习会”，还郑重其事地报请收容所批准，声势造得轰轰烈烈，形势搞得有模有样，既有讲解员为大家讲，听者还煞有介事地记；既有讨论，还有提问，深受收容所的好评。这下可把溥仪甩在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