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3

着急的是廖翠凤。自从她嫁了这个丈夫，从来就没有安心过。林语堂满身是血地回来，她又是心疼，又是气愤，大骂：“你还要不要命了？”她警告林语堂，以后不准再上街。可她刚怀上了第二胎，行动不便，一不留神，林语堂又偷偷摸摸地带了一袋子石头出门了。　　以后，只要一提起“用旗竿和砖石与警察相斗”的经历，林语堂就会眉飞色舞地讲起当年他如何地用掷垒球的技术大显身手，言词之间，满是骄傲和自豪。　　因为“首都革命”来势汹汹，身居要职的官僚政客们吓破了胆，逃去了天津租界。女师大的学生也乘着这股大流，胜利返回了校园。　　女师大风潮以学生的全面胜利落下了帷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次是语丝内部的意见分歧。　　杨荫榆、章士钊等人落荒而逃后，林语堂以为彻底的胜利了，他同意了周作人的意见，主张对“落水狗”实行“费厄泼赖”精神。　　鲁迅是从革命斗争中走过来的，比林语堂有着更清醒的头脑，他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点名批评了林语堂，说“落水狗”也还是会咬人的，要痛打“落水狗”。　　鲁迅和周作人失和已经两年有余，兄弟俩闹到了连话都不讲的地步。他不好再点周作人的名，只好借林语堂的名，在语丝内部作思想上的提醒。这次争论不过朋友间的思想讨论，后人定义为论敌之间的分歧，实在是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就在鲁迅点林语堂名的同时，他还主动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向林语堂约稿。林语堂接到“精神导师”的信，惊喜交加，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交了稿。可以说，这个时期，是林语堂和鲁迅“相得”的开始。　　鲁迅的估计没有错。　　1926年元旦刚过，陈源就公开声明，从今年起，“永远不管人家的闲事”了。然而，闲话家是闲不住的，陈源一面宣布撤退，一面又摆出要算总账的架势，主要矛头仍然指向鲁迅、周作人和林语堂。　　“落水狗”们非但不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起来，本想“费厄泼赖”的林语堂被这些“闲话”气得胸口发闷。在鲁迅、周作人相继反击之后，1月23日，林语堂在《京报副刊》上登出自己绘制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漫画上的鲁迅，长袍八字胡，手持竹竿，猛击落水狗的头，那狗狼狈地在水中挣扎。　　此画一出，语丝众人莫不拍手叫绝。　　陈源最难受。女师大风潮以来，现代评论派也算是全军出动，可闹得最凶的就是陈源。枪打出头鸟，打狗图虽然没有明说打的是谁，但人人都看得出来，那狗和陈源还颇有几分神似。　　陈源当时正在追求女作家凌叔华。凌叔华出自书香世家，父亲凌福彭是与齐白石齐名的著名书画家。女婿还没进门，却早晚被骂成叭儿狗，凌福彭觉得老脸挂不住，怪起女儿来。凌叔华侍父至孝，便把气撒在了陈源身上。　　大好的姻缘出现危机，陈源乱了阵脚，忙托人作和事佬，想和语丝停战。　　可这位绅士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咽不下这口气，没几天，又故态重萌，“闲话”连篇。　　一出手，就是重型炮弹。陈源把写给徐志摩的几千字长信公开发表，火力瞄准了语丝的急先锋，也就是林语堂。看来，他对那幅打狗图耿耿于怀。他说：　　说起画像，忽然想起本月二十三日《京报副刊》里林语堂先生画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要是你没有看见过鲁迅先生，我劝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不过林先生的打叭儿狗的想象好像差一点。我以为最好的想象是鲁迅先生张着嘴立在泥潭中，后面立着一群悻悻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不是俗语吗？可是千万不可忘了那叭儿狗，因为叭儿狗能今天跟了黑狗这样叫，明天跟了白狗这样叫，黑夜的时候还能在暗中猛不防的咬人家一口。　　林语堂起先赞同周作人的“不打落水狗”，后来跟随鲁迅“痛打落水狗”，本是很简单的思想转变而已，没想到成了陈源诟病的理由。　　林语堂在《语丝》短短三年，经过风，历过雨，他学会了骂人，也经得起人骂。他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鲁迅的“打狗”运动。　　1926年3月10日，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林语堂撰写了《泛论赤化与丧家的狗》，与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精神上一脉相通。　　落水狗及其他(4)　　一个星期后，一桩更令人发指的惨案发生了。　　3月12日，4艘日本军舰无故侵入大沽口，被国民军击退。4天后，日本联合英、美、法等共8国，借口国民军违反《辛丑条约》，蛮横地提出：撤除国民军在天津、大沽的防务，并且对日本赔款，段祺瑞政府必须在48小时内做出回复。　　这种赤裸裸的强盗行径激起了国民的无比愤怒，北京群众商定18日上午集体到天安门广场请愿，要求拒绝最后通牒。　　女师大在爱国运动中向来是身先士卒，这种国家兴亡的关键时刻，自然少不了她们的影子。刘和珍代表全校学生向林语堂请假——学潮胜利后，林语堂在众人的推举下，出任了女师大的教务长。　　林语堂爽快地准了学生们的假，他还温和地建议刘和珍：“以后凡有请假停课事件，请从早接洽，方便校方及时通知教员。”　　刘和珍热情大方，工作认真刻苦，是林语堂“最熟识而最佩服嘉许的学生之一”。他认为，女师大学潮能胜利，就是因为女师大有很多像刘和珍这样信念坚定的女性。　　林语堂万万没想到，这次电话，竟然是他最后一次听见刘和珍的声音。　　3月18日，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请愿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齐后，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门前。等待他们的是全副装备的军警。段祺瑞为了向帝国主义示好，居然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　　这绝对是一场有预谋的屠杀！　　请愿者还来不及递交请愿书，警笛就响了，数十枝枪一齐开火。血肉之躯怎敌钢铁炮弹，铁狮子胡同霎时间变成了人间地狱。不断有人倒下，人们在呼喊，在痛哭，军警的枪声却越来越密集。　　刘和珍站在女师大队伍的最前面，沉着冷静地指挥女生们撤往安全地带，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一颗流弹飞过来，她飞身扑倒旁边的女生。子弹斜传肩膀，她正想往外爬行，一士兵又凶残地举起大棒向她后脑猛击几下，刘和珍当场气绝。　　“刘和珍中枪了！”女师大的队伍乱了，有几个女生被挤到危险处。杨德群冲出来把她们往外推。“啪！”鲜血四溅，“沉着而友爱”的杨德群也倒下了。　　林语堂作为校方代表前来认领尸体。他先是看见刘和珍倒在血泊中，眼睛睁得圆圆的，仿佛还看得见怒火在燃烧。接着，他又看见杨德群伏在桌子上，因为桌子太短，下半身就悬空着……林语堂实在看不下去了，昨天还活蹦乱跳的孩子们，今天就惨死在自己同胞的枪口之下。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林语堂此时的愤慨，是怎样冷酷无情的暴徒，才能下得了这样的狠手！　　整整两天，林语堂都昏头昏脑的，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发生了。第三天，他按捺住内心的激荡，一字一泪地写下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　　刘、杨二女士之死，同她们一生一样，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所以她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　　这篇文章被排在了《语丝》第72期的卷首。　　语丝人的悲痛未了，不知死活的陈源又出来说“闲话”了。　　他先是轻描淡写地批评了一通杀人凶手的暴行，接着笔锋一转，追究起死者的责任来。按他说法，谁也没有强迫死者去参加集会，是死者自己去的，死者的兄弟师长更有责任，没有好好地阻挠。更过分的是，他居然造谣说，杨德群是被女师大校方骗去的，结果横遭惨死。他还记得“打狗图”的仇呢！　　陈源自以为是“各打五十大板”，是公正了，公平了，可这“公正”、“公平”在鲜血染过的北京是那么的刺耳和不协调。　　杨德群的生前好友站出来戳穿了陈源的谣言，她们大骂：“这种畜生的畜生，生殖在人类里面，早就可怕，而且早就可杀了。”　　学生的血，让林语堂痛心了；闲话家的谣言更让他怒不可遏。他彻底清醒了：中国是没有“费厄泼赖”可言的！他要任意而“骂”了。　　3月30日，他作了《闲话与谣言》，大骂特骂：　　“畜生”生在人类里面，本来已经够奇了，但是畜生而发见于今日的大学教授中，这真使我料想不到。我要畅快的声明，这并非指猪、狗、猫、鼠，乃指大学教授中“亲亲热热口口声声提到孤桐先生的一位”，亦即“白话老虎报社三大笑柄”之一。　　接着，他把笔锋对准了“文妖”，对准了那些没有骨气、没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以《打狗檄文》公开号召：　　我们打狗运动应自今日起，使北京的叭儿狗，老黄狗，螺蛳狗，笨狗，及一切的狗，及一切大人物所豢养的家禽家畜都能全数歼灭。此后再来讲打倒军阀。　　林语堂靠着一股怒气，以笔为匕首，一把把地投向了无胆匪类。他的一系列“打狗”文章笔锋犀利，无所畏惧，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现代评论派被骂得闻“狗”色变，林语堂则被赞誉为“打狗运动的急先锋”。　　1926年4月，段祺瑞政府被国民军驱逐。可赶走了狼，又进来了虎，狗肉将军张宗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耀武扬威地开进了北京城。　　落水狗及其他(5)　　“山雨欲来风满楼”，北京的白色恐怖一日甚过一日。两个说话大胆的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未经审问就直接被杀害了，林语堂也上了军方的黑名单。　　廖翠凤生完二女儿回来，居然发现她不怕死的丈夫还在案桌上写要命的文章。“这下子好了！”翠凤叫道。　　接着，她又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自制的绳梯。语堂还在奋笔疾书，头都没抬地说，那是必要时用来跳墙逃走的。翠凤急了：“要走大家走！我一手抱一个，一手拖一个，怎么跳墙！”　　北京实在呆不下去了，文化界开始了一场从北到南的大迁徙。北大的教授们大多逃到了上海。　　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书，他要打道回府，在出生的地方干一番事业了！　　决不做政治家(1)　　厦门大学创办于1921年，是南洋商人陈嘉庚独资兴办的。经过十来年的苦心经营，厦大理科已经初具规模，在国内略有名气。林文庆接手以后，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的第一把火就是兴办国学院，打响文科的名头。　　按照国外的办学经验，请知名教授，发挥名人效应，是一本万利的发展模式。林文庆把国内的学者仔细考量一遍后，林语堂进入了他的视线。林语堂是福建人，有文名，和文化界的人关系也好，厦大有了这颗大树，还愁没有地方可乘凉？他派自己的儿子林可胜做说客，游说林语堂来厦大做文科主任。　　廖翠凤第一个赞成。她一直提心吊胆，每晚做噩梦，就怕语堂哪天出去了就回不来。现在有了去厦大的机会，正好可以避避风头。她对语堂说：“你就是不考虑自己，也得想想刚出生的女儿！”　　林语堂也觉得是时候离开了。北京的形势太坏，他写的文章也没有报纸敢发，军人打扮的人还时不时地在家门口溜达一圈，说是保护，其实就是监视。　　语堂的二哥玉霖在厦大做教员，兄弟俩好多年没见了。玉霖一连发了好几封电报，催弟弟南下。　　基于这许多层面的考虑，林语堂欣然接受了林文庆的邀请。　　林文庆求贤若渴，他把权力下放，让林语堂多引进知名教授，薪资可以开到400银元一月，而且决不拖欠。　　在北京，教授们的工资经常被政府扣作他用，几个月不发是常有的事。教授们要养家糊口，只能辛苦地爬格子。林语堂也深受其苦。　　有了这把“尚方宝剑”，林语堂刚刚走马上任，就大规模地招兵买马了。　　鲁迅是林语堂第一个接洽的。鲁迅原本打算去广州，他的爱人许广平已经先出发了。在轰轰烈烈的打狗运动中，鲁迅和这位笔尖锐利的急先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林语堂又几次上门，诚恳地极力相邀，鲁迅终于松口说愿意去厦大看看。　　《语丝》的领头羊答应了，孙伏园、沈兼士等语丝精英也相继来到了厦大。　　在其位，谋其政。林语堂放开了怀抱，只要是有利于厦大文科发展的，他都网罗进来。现代评论派的顾颉刚和鲁迅有过龌龊，可他是中国古史权威，林语堂也毫不犹豫地引进。此风一开，现代评论派也陆续到来。　　厦门大学成了第二个北大。　　林语堂同时引进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原是为了兼听则明，学习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没想到却埋下了祸根。　　一下子来了众多文化界的名人，远离文化中心的厦门大学热闹起来。　　学生们奔走相告，“林语堂任文科主任了！”“鲁迅要来了！”校园里拉满了横幅，各色的彩旗迎风飘扬，大字报贴满了每个墙面，像过节一样。　　国学院第一次师生见面会安排在厦大新修的大礼堂里。林语堂事先就考虑到，可能有外系的学生参与，就让校务多摆了十几个凳子。没想到离开会还有一个小时，会场里就坐满了人。还有源源不断的学生往里涌，过道里，门外，全站满了人。　　整个厦大都出动了。　　作为文科主任，林语堂先做了个简短的发言。“同学们……”刚起个话头，下面就响起一片热情洋溢的掌声。接着，他每说一句话，学生们就鼓一次掌。短短十几句话，竟然用了半个小时。语堂既自豪又无奈，可学生的热情还真有点令他吃不消。　　他灵机一动，把难题抛给了鲁迅。“厦门大学很重视文科的发展，我们重金礼聘了几位知名教授。第一位，就是大家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有请他发言！”　　鲁迅站起来，欠身半鞠躬。　　掌声持久而热烈地响起，礼堂的吊顶似乎都快被震翻了。很多同学拿出准备好的条幅，“鲁迅，厦大欢迎你”的字样到处都是。不知道是谁先发起，学生们开始有节奏感地喊起“鲁迅！鲁迅！”来。　　语堂回家后，对翠凤讲起见面会的趣事，翠凤啧啧称奇。大女儿凤如（林如斯）已经睡了，二女儿玉如（林太乙）却颇有乃父之风，夜深了，兀自声音洪亮地大哭不止。语堂抱着她，推开窗，欣赏厦大的夜景。南普陀寺隐在黑幕里，轮廓隐约可见。深蓝色的海此时变成了暗褐色，海浪拍打着海岸，百折不挠。咸湿的海风吹过来，林语堂像吃了人参果般心旷神怡。这里有他的家，有坂仔的气息，他要为父老乡亲们好好干点事！　　在林语堂的带领下，国学院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国学研究部就提出了十本颇具分量的著作计划。林文庆很高兴，大笔一挥，批下了巨额的研究经费。　　有厦大的学生这样回忆当时的林语堂：“当时林先生只有三十上下。经常穿长袍黑马褂，梳得亮亮的头发，俊秀英惠之态，不仅光彩照人，而且慧气逼人。我当时是18岁的一年级学生，看见院长，头都不敢抬，心中暗暗赞美和羡慕。”　　文人从政，本多是一时义气，遇着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多大的学问也得败下阵来。　　就在林语堂热火朝天，一门心思为兴办国学院忙碌的时候，有人眼红了。　　文理相轻，在每所大学都是。厦大靠理科起家，经费、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国学院兴起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一山难容二虎，理科部主任刘树杞兴风作浪起来。　　决不做政治家(2)　　他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几次逼鲁迅搬家。最后一次，居然让鲁迅搬到了厦大的地下室。更过分的是，鲁迅的屋子里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得让人摘下一个。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子都翘起来了。　　林语堂心思单纯，还真以为是因为学校宿舍紧张所致。他好几次找刘树杞理论，要求解决鲁迅的住宿问题，刘树杞表面上一口答应，可背地里却我行我素。　　鲁迅正在写《小说旧闻钞》，烟抽得很厉害。许广平又不在身边，他的三餐都成了问题。有时候，只是吃白水煮火腿，就当作一顿了；要不，就买点面包和牛肉充饥。实在太苦闷，他就找来孙伏园，就着花生米，喝点绍兴黄酒。　　林语堂看在眼里，万分的难过。鲁迅是自己硬拉来厦大的，却过得这么凄惨，他感到失了地主之谊。语堂交代翠凤，以后做了好菜，就叫鲁迅过来吃。他还经常陪着鲁迅坐汽船到集美学校演讲。　　因为上任不久，语堂不想与人结怨。再者，他生性乐观，待人办事总往光明的一面想。刘树杞却以为人善好欺，越发过分了。　　国学院的大楼还在修建，所以暂时借用生物系的三楼办公，文科的一举一动就落入了刘树杞的监视之内。有一次，一个教员因为不舒服，迟到了几分钟，刘树杞借题发挥，向林文庆密告，说林语堂枉顾纪律，狠狠地参了他一本。　　刘树杞气势嚣张，底下的人也不把文科的教授放在眼里。国学院的考古学会购置了北邙明器，理科的人竟然当面说：“这也配算作国学！”考古学会一干人等气得七窍生烟。　　到后来，刘树杞干脆以国学院领导自居，越俎代庖拆阅了所有国学院的研究文件。林语堂上传下达的言路完全被切断，文科主任成了个空架子，除了日常事务，其余事情，一概不得过问。林语堂这才意识到刘树杞的居心叵测，他气愤地质问刘树杞，刘树杞起初还冠冕堂皇地应酬几句，后来连应酬都省了。　　林语堂只得向林文庆求救。　　没想到，林文庆的态度也转了180度的弯。林语堂刚来之际，林文庆是有求必应，对国学院的教授照料有加，可现在林语堂还没开口说话，林文庆就推说不舒服，下了逐客令。　　林语堂一连吃了几次闭门羹，怎么也想不明白，还是执着地往校长办公室跑。有个教员看不过眼，拉林语堂到一旁，说：“校长的心思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他是忌妒国学院太红火，抢了他的风头！”　　林语堂苦笑着长叹了一口气，他想起鲁迅说过：“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果然是至理名言。　　“最坏的恶意”又一次发生了。开学不到两个月，林文庆突然下通知说要取消国学院的研究经费。　　文科教授们受到理科排挤，早就不满，只是碍着林语堂的面子，没有声张。通知一出，林语堂就收到了好几封辞职信，其中一封就是鲁迅的。　　林语堂气得七窍生烟，他闯进了校长室，直呼林文庆的名讳，要求一个合理的解释。林文庆似乎早有准备，说校主陈嘉庚的生意出现问题，缩减了对厦大的支援经费，他还假惺惺地说：“语堂，你也要体谅我的难处，你去跟教授们说说，要出的著作先停下来，等经费充足了再出也不迟啊！”　　林语堂学精明了。他知道林文庆是不会说真话的，他到财务室仔仔细细地查了收据，赫然发现，林文庆依旧每个月向陈嘉庚公司领国学院经费5000元，只是挪作他用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林语堂递交了辞职信，以示抗议。但他只是辞去了国学院秘书，保留了文科主任之职，他对厦大恋恋不舍，对这位同乡校长也还抱有希望。　　林文庆见事情闹大了，赶紧召集文科教员开会。他惺惺作态地演起了苦肉计，哀叹学校经费之不足，当校长之艰难。鲁迅不吃这一套，态度强硬，直接站起来说，要是学校不恢复文科经费，他立刻南下，还拿出了广州大学的来信。早前，沈兼士因为厦门“交通之不便，生活之无聊”离开了，孙伏园也走了，厦大就剩下鲁迅在撑门面，要是鲁迅也走了，刚刚兴建的国学院就等于是空中楼阁。林文庆扛不起这么大的罪过，权衡再三，只得妥协了。　　鲁迅肯留下来，是为了林语堂。他说：“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　　人事的倾轧，语堂还可以勉强应付，可是国学院的窝里斗，太让人心寒。文科教授们十之八九都是林语堂推荐过来的，旁人看来还以为国学院众志成城，林文庆对此也颇为忌惮。可实际上，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脚跟都还没站稳，就酝酿起北京的对峙习气，密谋赶走鲁迅和林语堂。林语堂因为佩服胡适，所以对胡适的朋友不偏不倚，结果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洞悉人情的鲁迅看得很透彻，多次劝语堂去广州。林语堂凭着一股子热情，想为家乡做点事，不愿意无功而返。反过来，语堂还劝鲁迅留下，为改善目前的局面做点努力。　　国学院的内部斗争越演越烈，刘树杞又处处刁难，鲁迅呆不下去了，决定去广州大学。　　知道鲁迅要走的那个晚上，林语堂吸了一夜的烟。他没有心思欣赏海景，只看到了厦大周围的一大片坟茔。他不相信世界上有鬼，可这两年来，他见到了太多活着的恶鬼。杀死刘和珍、杨德群的刽子手，那些文妖们，还有军阀，厦大争权夺利的小人，哪一个不比鬼更可怕？北京、厦门，哪里又没有鬼的世界？他想哭，可这个心地纯洁的山乡孩子已经哭不出来。林语堂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冢国絮语解题》，把黑暗社会比作“冢国”、“鬼蜮国”，“喜欢瞌睡的人尽管瞌睡下去；不喜欢瞌睡而愿意多延长一点半生不死的苦痛的人，也就在冢国里谈谈笑笑。”　　决不做政治家(3)　　厦大的学生听说鲁迅要走，揭竿而起，发动了学潮。昏昏欲睡的厦大发出了醒来后的第一声吼，学生们振臂高呼，要求驱逐刘树杞，“重建新厦大。”　　刘树杞机关算尽，总算赶走了鲁迅。可高兴了没几天，自己也被赶走了。　　林文庆逃去了南洋，请陈嘉庚出来主持大局。他诬赖说，是因为文理科的相互倾轧导致了这次学潮。　　林语堂心中十分明了，刘树杞逃走了，自己作为文科主任，是惟一的替罪羊，林文庆是不会放过他的。而国学院内部，性急的人甚至已经拟好了林语堂走后的新班子。　　这还真是一个鬼冢的世界！　　林语堂怀着满腔服务乡梓的热情而来，却落败而去。　　然而，他还是停不下来，下一战，是革命的武汉。　　1927年3月，林语堂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地位仅次于部长陈友仁。　　当时，国民革命正值高涨之际，北伐军势如破竹，一路凯歌，打得北方军阀屁滚尿流。普通民众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其中，大家都勒紧了裤带，省下口粮，誓将军阀走狗一网打尽。　　在北京，军阀的荒淫无耻，林语堂见得多了，北伐军的胜利，他“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经曙现”。他为革命的热情振奋不已，在厦大冷却的热血又一次沸腾了！　　在陈友仁的邀请下，林语堂毫不犹豫地来到了武汉。　　来武汉之前，蔡元培劝他：“宁汉对立的局面已经相当明朗，玉堂，你就不要去趟这滩浑水！”　　蔡元培是林语堂最敬重的前辈之一，可林语堂犯起倔来，十头骡子都拉不回来。他看到的只有国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爱国热诚，对隐藏的暗流涌动毫不觉察。林语堂一厢情愿地以为国民革命将会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他要参与其中，让这股历史的洪流洗涤一切的丑恶。　　顾不上旅途劳累，语堂一下船，就加入了陈友仁争取租界的斗争。　　经过几个月的斡旋，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真是大快人心！武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庆难得的胜利。　　林语堂却高兴不起来。几个月的“衙门”工作，他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投机分子。前一刻称兄道弟，后一刻大棒相加，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向政敌摇尾乞怜，可以出卖盟友、亲人。比起这个浑浊的泥潭，他欲逃之而后快的厦大实在是太干净了！　　而他信任的国民政府干起大屠杀来，比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分共”、“清党”一声令下，成千上万战斗在第一线的工农群众就成了刀下冤魂，杀红了眼的军人连手无寸铁的妇孺都不放过。　　平时满口高调、大义凛然的革命家们却不知道哪里去了，只有宋庆龄一介女流之辈，大无畏地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反对宁汉合流。　　林语堂把她当成了李香君，终生敬仰这位伟大的女性。他说：“她（宋庆龄）是我所奉为中国女界第一人。”　　9月，林语堂离开了武汉。距他到任，刚好6个月。　　这6个月，是林语堂一生中惟一的官场生涯。他说：　　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　　林语堂自认为是“吃植物的”，“决不做政治家”成了他终身的宗旨。　　北京是回不去了，厦大也回不去了，前进的路已断，后退的路也没有了。但是，天地之大，终归有容身之所，就这样，林语堂来到了上海。　　提倡幽默(1)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大避难所。受军阀威胁的文人教授，被南京政府通缉的左倾作家，包括一些后来成为新中国开国元勋的革命小将，都逃到了上海。这些人都靠笔杆子吃饭，上海的文坛显得异常的热闹和活跃。　　略作安顿后，林语堂就兴冲冲地来到爱多亚路的共和旅馆里。他急忙推开房门，在里面等待已久的鲁迅迅速地站起来，两位“语丝”战友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自厦门一别，两人已经9个月没有见面了。　　孙伏园兄弟也来了。　　当晚，几人畅谈到深夜。　　林语堂讲起在武汉官场的所见所闻，苦笑着说，足以写一本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　　大家还谈起了今后的打算。林语堂早就谋划过了，他说：“现在形势太差，做什么都不长久，我就写点稿子，当个所谓的作家吧！”鲁迅很赞同，他也打算贩文为生。　　虽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然而林语堂的文名毕竟不如鲁迅，在名流云集的上海，他的稿子并不那么受追捧。稿费不足，林语堂的生计成了问题。　　蔡元培真是古道热肠，又出手帮忙了。他当时是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听说语堂有困难，就聘请林语堂做研究院的英文编辑。这是个闲职，没有具体的工作，俸禄却每月有300个光洋。　　有了这笔人情月俸，林语堂把翠凤和女儿们接了过来，真正在上海安家了。　　他住在愚园路，和蔡元培家很近，每天两人乘一辆小汽车上班。语堂敬佩蔡元培，有什么就说什么，蔡元培总是颔首笑道：“嗯，你说得不错。”他慨叹道：“果然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辈，说话总是低微的声音，待人总是谦和温恭，但是同时使你觉得他有临大节凛然不可犯之处。”　　1928年6月，鲁迅和郁达夫合办了《奔流》月刊。语堂在上面发表了生平惟一的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这个剧本讲的是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孔子的故事。语堂从自己的理解出发，把孔子写成了一个乐天派的幽默家，有很多趣事，常和学生开玩笑。　　结尾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孔丘：我不知道，我还得想一想……（沉思着）……如果我听了南子的话，受南子的感化，她的礼，她的乐……男女无别，一切解放自然……（瞬间现狂喜之色）……啊！不，（面色黯淡而庄严）不！我走了！　　子路：哪里去？　　孔丘：不知道。离开卫，非离开不可！　　子路：夫子不行道救天下百姓了吗？　　孔丘：我不知道。我先要救我自己。　　一本正经、无欲无求的圣人在纵情和守礼中进行激烈的思想挣扎，这一幕笑煞了读者。　　剧本一出，各地的剧团、学校争相排演。　　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也排演了这幕剧。《子见南子》已在上海公演过，虽然复古派骂声一片，但也没有出大乱子。可第二师范的校址在孔子的老家曲阜。校长宋还吾受业于北大，积极反对旧文化，常发动学生在孔庙墙上贴大字报，“打倒孔家店”、“打倒旧道德”等，和孔子的后代族人关系闹得很僵。　　《子见南子》上演后，孔姓六十户族人大怒，联名上告宋还吾。他们直接呈文蒋介石，要政府还孔姓一个公道。孔姓人不乏文章出众之辈，呈文写得声泪俱下：　　学生扮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员装作南子，冶艳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绿林气概。而南子所唱歌词，则诗经风桑中篇也，丑态百出，亵渎备至，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凡有血气，孰无祖宗？敝族南北宗六十户，居曲阜者人尚繁伙，目见耳闻，难再忍受。……似此荒谬绝伦，任意漫骂，士可杀不可辱，孔子在今日，应如何处治？　　这件事轰动了朝野内外。很多南京政府的要人都参与进来，办不办宋还吾成了争论的焦点。教育部长蒋梦麟认为孔氏族人是借题发挥，但是工商部长孔祥熙力主严办。宋还吾准备了长篇的自辩状，据理力争，结果还是砸了饭碗。　　在新文化运动10年后，《子见南子》事件居然还以“宗姓大胜”而告终，林语堂实觉荒谬，他说：　　这出戏剧，居然能在曲阜扮演，扮演孔二者又是他老先生的圣裔。这种时势，似乎可给两年前在对洋大人声明，孔教不合于今日，惟有耶教最“亨”，而今年却在大声疾呼提倡礼教的贵人，及一班扶翼世教之徒，一个深思猛省的机会吧！　　福祸相依。　　《子见南子》输了，林语堂却赢了。他的名字一下子红遍了十里洋场，声名大振。《中国评论周报》英文版请他做专栏作家，专写一些评论短文。林语堂的小品文取材包罗万象，写得妙趣横生，茶余饭后读来，满口余香。这些文章又掀起了一个小小的林语堂热，人们都想先睹为快。　　一年半后，语堂成了《中国评论周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上百篇“小评论”。这段写作经历，直接催生了一个横跨东西半球的幽默大师。　　1932年的盛夏，同往常一样，在时代书店老板劭洵美的客厅里，一群标榜不左不右的自由主义文人凑在一起，闲聊解闷。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次聚会。参加的人也都是常来的那几位，如章克标、林徽音、李青崖等。抽着烟斗，发言最多的那个就是林语堂。　　提倡幽默(2)　　大伙儿扯着那说不完的话题，从国家谈到民族，从天气谈到吃饭。要是有人偶出妙语，大伙就鼓掌叫好。　　忽然有人提出：“咱们反正这么闲，不如出本刊物，发发牢骚，解解闷气。”　　在座的人一听，都热情地赞同。劭洵美说：“发行、推销都是现成的，就由时代书局来办。”　　章克标是时代书局的总经理，凭着多年的从商经验，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个不错的点子，很有做头。他简单地分析了一下时下的流行刊物，然后说：“我们的刊物要一炮打响，出奇制胜，一定要有一个好名字！”　　说起来很容易，可定起名字来，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问题的关键出在林语堂身上。他说，既然是咱们自己人办的杂志，这个名字一定要雅俗共赏，有吸引力、号召力，要喊得响、站得起，而且惊人又迷人，又是大家熟悉的。　　不管什么名字，语堂总觉得差点什么，一口反对。他自己提的名字，又不能让大家都满意。　　到最后，刊物的其他程序都定好了，就是刊名，大家还是争来争去。劭洵美又请来潘光旦、叶超公等十来人，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咱们这么多臭皮匠，就不信想不出个好名字来！”　　林语堂还是左挑右拣。　　章克标急了，名字定不下来，这刊物也迟迟出不了，拖一天，就赔进一天的成本啊。他说：“玉堂，你也太猖狂了，别人的名字你不满意，你又提不出好刊名，我看，干脆叫《林语堂》，你才满意吧！”　　林语堂敲着烟斗，正想辩解。章克标突然一拍脑袋，“慢着，‘林语’，‘林语’——论语，对，就叫《论语》，怎么样？”　　“好名字！”林语堂激动地站了起来。　　章克标的建议博得了满堂彩，久不能定的刊名终于定下来了。　　在众人的推荐下，林语堂担任了《论语》的主编。他制订了《论语社同人戒条》：　　一、不反革命。　　二、不评论我们看不起的人……但我们所爱护的，要尽量批评（如我们的祖国，现代武人，有希望的作家，及非绝对无望的革命家）。　　三、不破口大骂（要谑而不虐，尊国贼为父固不可，名之为王八蛋也不必）。　　四、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不为任何方作有津贴的宣传，但可做义务的宣传，甚至反宣传）。　　五、不附庸风雅，更不附庸权贵（决不捧旧戏明星，电影明星，交际明星，文艺明星，政治明星，及其他任何明星）。　　六、不互相标榜，反对肉麻主义（避免一切如“学者”、“诗人”、“我的朋友胡适之”等口调）。　　七、不做痰迷调；不登香艳词。　　八、不主张公道，只谈老实的私见。　　九、不戒癖好（如吸烟、啜茗、赏梅、读书等），并不劝人戒烟。　　十、不说自己的文章不好。　　9月16号，《论语》创刊号即将付梓，忙得焦头烂额的林语堂才突然发现忘了请人题刊头。　　对一本杂志而言，刊头是门面，是第一眼印象，万万马虎不得。上海略有影响力的杂志都是备重金，请有名的书画家题字，以便扩大影响力。　　章克标急得团团转，就要拿去工厂印刷了，一时半会找谁来题字？　　“要不，暂时用老宋体充充数？”章克标说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林语堂吸了一口烟，“不行！”这本杂志他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决不能临门一脚踢叉了。　　他拿出宣纸，闭眼凝神一刻，提笔写了“论语”二字。　　“郑孝胥的字？”章克标又惊又喜，“玉堂，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　　原来，林语堂平时好练毛笔，常在家里模仿名满上海的郑体字，已经有七八分神似，现在是好刀用在了刃上，解了燃眉之急。　　《论语》刊行后，还真有不少人张冠李戴，以为《论语》刊头是郑孝胥的题字。《论语》内部人也来打听，问语堂是怎么请动郑孝胥的。林语堂摆摆手，笑而不答，一袭长衫绝尘而去。　　《论语》一经发行，立刻畅销，卖到了三四万份。上海自开埠以来，还没有哪本杂志取得过这样的成绩。在大学生中尤为流行，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对语堂说：“我要是有事在公告栏内公告，只需要登在你的《论语》上就可以了。”　　林语堂成天笑呵呵的，翠凤担心他招人忌，每每提醒他别太得意。　　《论语》卖得好，全是沾了“幽默”的光。　　早在《语丝》时期，林语堂就将Humor翻译为“幽默”，也写了几篇坐而论道的幽默论，但是反响不大。事隔几年，语堂将旧瓶装上新酒，却香飘四溢，博得了“幽默大师”的名号。他的幽默小品极尽戏谑之能事，插科打诨，却格调非凡，针砭时弊而不流于贫嘴，讥讽权贵而不失于刻薄，“笑中有泪，泪中有笑”。读者们乍一看，无甚有趣，可一回想，妙趣横生。在黑白难辨的动荡生活中，就是需要这样的文章让人解气，或破涕为笑。　　有不少文章现在读起来，仍颇有意思。　　中国究有臭虫否？　　作为一个君子，对于这一类的题目我是不发表意见的。可是对于种种不同的——从辜鸿铭、胡适、张宗昌以至白莲教徒、佛道教徒、死硬派和党部，关于这问题所代表的意见态度，我却是熟悉的。他们的不同意见是非常有趣而值得研究，培根有一次曾写了关于“部落偶像”、“洞穴”、“市场”和“戏剧”等的文章，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些人类心理的偶像在这恼人的题目上的不同意见，却有着更新奇、更丰富的说明。　　提倡幽默(3)　　我们且把事情弄得简单一些，试想如果在一个中国女主人家里所举行的著名中外人士之集会中，有一只臭虫在洁白的沙发套上缓慢而明显地爬出来见客。这事情可能在任何家庭中发生，不论是英、法、俄或者中国，这里且假定是中国。如果有一个英语说得很好的爱国高等华人首先发现了这个，于是他的爱国心驱使他走过去，坐在那臭虫上，不论以自己的体重压死了它也好，或者为了国家荣誉而让它秘密地咬几口也好。然而另一个又出现了，接着又有第三、第四个出现了，这却是使大家惊愕而主人窘极的，结果是大家承认在中国的某些城市的家庭中是有臭虫的。于是我便会听到关于臭虫的讨论，现在且摘录如下：　　第一种态度：“中国是有臭虫的，不错；而这便是我们的精神的最好证明。只有精神的人民才能忘却他们的物质环境！”这位厚颜的吹牛者便是辜鸿铭。我们只能斥责他是在厚颜的吹牛皮（虽然是很体面的），因为由于思想的牵涉，一个人也会跟辜鸿铭一样，认为一个应用卫生设备的新时代的人，是不及一个用茅厕的人来得近于“精神”。　　第二种态度：“中国是有臭虫的，不错；但这又有什么呢？维也纳、布拉格、纽约、伦敦，都有臭虫。事实上，有些城市便因此而闻名了。这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可耻的。”这是中国的“爱国者”、“东方人”、“泛亚洲主义者”和那些要替我们保存“国粹”的人们的态度。有一次张宗昌将军在日本温泉发现了一个臭虫，快乐得连连向人们称道中国文化的优越。　　第三种态度：“哥伦比亚大学里也有臭虫的。所以中国人的床上如果没有臭虫，那就太不文明了。而且美国臭虫要比中国臭虫要好看得多。所以让我们捉一只，特别是加利福尼亚种的，把它输入中国放在中国人床上去。”这是不能说半句中国话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的态度。　　第四种态度：“什么？中国有臭虫吗？可是英国是没有臭虫的。所以我要求治外法权。”这代表死硬派。他的第一句话是对的，第二句却是谎话，第三句却是英国日报主笔的聪明评论，他总会获得上海居民的喝采的。如果一个在中国牢狱中的西犯在收还治外法权以后详述他在中国牢狱中的经历和这里面有臭虫的惊人发现，英国日报会登载这样的报导：“为臭虫所苦，在华西犯生活困难。”是毫不足为奇的。　　第五种态度：“什么？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中国是从没有过臭虫的。那只是你的幻想、错觉，我告诉你，中国是没有臭虫的。”这是民族宣传家和中国外交家的态度。有些中国伟人在国联负责陈述在一九二○年中国已停止种植鸦片。他只是为了执行他的职业，大家不能责他不是，那么英法代表在国联又做些什么呢。　　第六种态度：“我们不要谈这问题吧。让我们来把那些胆敢谈论这问题的痛责一顿吧，他是不爱国的，”党部这样说。“给他一个警告，”另一个同僚这么说。　　第七种态度：“不要扰乱我的清思吧。只要我在被臭虫咬时保持快乐就是了。这又有何伤害呢？”这是中国佛道教徒所说的话。这罗素也会首肯的。前清最伟大的文学家郑板桥不就是吟咏过蚊子和臭虫吗？　　第八种态度：“让我们来捉住它们，捉得一个不剩时再说，”胡适博士说。对于这个，一切外国的自由的，无国家偏见的人都会同声附和到：“是的，让我们捉住它们，不管它们在什么地方或是什么国属。”　　最后，第九种态度，是本小评论家的态度。看到一个臭虫在著名的集会里走出来见客时，他的习性会叫他喊出：“看啊，这里有一个大臭虫！多大，多美又多肥，它在这时机跑了出来，在我们乏味的谈话中供给一些谈论的题材，它是多么巧妙又多么聪明啊！我亲爱的美丽的女主人啊！不就是它昨晚吸去你的血吗？捉住它吧。捉住了一只大臭虫把它捏死该是多么有趣的事啊！”　　对于这些话，我那美丽女主人也定会回答说：“亲爱的林博士，你对你自己应引以为耻！”　　林语堂还是那副见了英国王太子都不屑一顾的山地孩子样，他的幽默之刺从不看对象，只管刺出去。有一次一位政府要员向他打招呼，他居然当面说：“你虽是官，但还像个人。”　　《论语》奉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稿件不分派别，不分政治倾向，只要言之有趣，都可以用。而幽默成了一时的潮流，所有的报刊杂志争相效仿，似乎“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甚至，1933年，被称为“幽默年”。　　冰心、郁达夫、刘半农、苏青等都是《论语》的常客。鲁迅虽然颇有微辞，但也写过几回，其一便是有名的《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孔夫子有胃病》。　　初入文坛的老舍也是《论语》的信徒。　　他给林语堂写了一封信。　　编辑先生：小的胆大包天，要在圣人门前卖几句《三字经》，作了篇《祭子路之岳母文》。如认为不合尊刊性质，祈将原稿退回，奉上邮票五分，专作此用。如蒙抬爱，刊登出来，亦祈将五分邮票不折不扣寄回，以免到法厅起诉。敬祝　　论祺　　小的老舍敬启。　　这封信正中林语堂的下怀，他回了信，又幽上一默。　　提倡幽默(4)　　老舍先生：尊函及稿一并刊登，业已嘱发行部依卖一送一办法寄呈二份。除尊名来款项下五分以外，尚不敷五分。请即寄下，以免追究，毋谓言之不预也。(或就近交韩复渠捐义勇军，转账亦可)——记者廖翠凤万万没有想到，林语堂的“邋遢讲”竟然可以赚钱。她嫁到林家已经10年了，过得都是紧巴巴的日子，现在他们居然可以搬到法租界的花园洋房里，还请得起佣人。　　不过，她的丈夫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语堂名声日隆，社交圈子也大起来，常常有人请吃饭。语堂凡事不深究，吃完了，道两声“谢谢”就走人。翠凤就得跟在后面收拾烂摊子：哪些需要回请？在家里请，还是上馆子？翠凤本来就喜欢热闹，大宴宾客一点都不觉得厌烦。据大女儿林如斯回忆：“客人一到我们家，母亲总要看着他们吃饭，母亲常预备着精美的菜肴，有时候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得空空如也；但她一点儿也不吝啬，她的脸上流露着诚恳的笑容。”　　看“萧”旋风　　爱尔兰文豪萧伯纳的到来更催化了林语堂倡导的幽默热。　　萧伯纳被称为“西洋唐伯虎”，是著名的幽默大师。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拒绝接受钞票，说：“诺贝尔奖金是扔给游泳者的一个救生圈，不过是在他已经泅上岸以后！”他还有一句政治名言：“一个抢了张三去给李四的政府，笃定可以指望李四的支持”。　　10年前，爱因斯坦曾来过上海，但是由中国犹太人一手包办，上海人的热情无处可泄。这次萧伯纳到来，整个上海像发了疯一样，卷起一股看“萧”旋风。这位一米八，有些佝偻的文豪的照片和逸事占满了大到政治性报纸，小到明星八卦报的所有版面。　　因为是私人出访，英租界就不愿意用官方名义招待。中国笔会求之不得，推出德高望重的宋庆龄和蔡元培接待。　　似乎预感到上海的热浪滚滚，萧翁一再要求行程保密，所以知道萧伯纳确切来访日期的人不多，林语堂就是其中一个。　　1933年3月17号，林语堂天没亮就起来了。他本打算穿上新做的长衫，可转念一想，礼仪为重，又换上笔挺的西装。赶到新关码头后，宋庆龄已经在那儿等了。她依旧寻常打扮，穿着朴素端庄的旗袍，发髻一丝不苟，头微微地偏，嘴角扬起不易觉察的笑。　　新闻界真是神通广大，宋庆龄以为消息密不透风，谁知一下子来了几百个记者，把个小小的码头围得水泄不通。大学生剧社援助义勇军游艺大会代表团，崇拜萧伯纳的青年男女等也收到风，陆续地赶来，新关码头挤得连落脚的地都没有。　　宋庆龄是处理惯大场面的，当机立断，“语堂，你们留下来引开记者，我通知轮船停其他港口。”　　语堂会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翘首以盼，有时还拿出怀表，看上几眼，着急地来回走几步。记者们不疑有它，都滞留在新关码头。此时，宋庆龄已经成功地接到萧伯纳，安置在自己的府邸。　　接到电话后，语堂拔腿直奔孙宅。　　语堂自己也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提起幽默大师无人不识。可当他见到世界级的大师萧伯纳，居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就像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见到文学巨匠一般。　　萧翁吃素，宋庆龄就备了一席功德林的斋菜款待远道而来的贵客。　　席上，萧翁一面像天真的童子学习用筷子，一面随意地闲扯，诙谐百出，语堂听得如痴如醉，他想：“大师就是大师，稀松平常之事，一经他的口，有意思得很。”　　据宋庆龄回忆，宴会时，原来是安排鲁迅和萧伯纳对话，可是林语堂英文对话能力强，又肯向萧翁讨教，所以反倒是林语堂和萧伯纳说得多。　　餐后，一行人陪着萧伯纳到院子里散步。　　那几天，连日阴霾，昏沉沉的，可萧伯纳一来，似乎老天也给面子，现出太阳来。清淡的阳光射在大师花白的虬须上，碧绿的眼睛满是笑意。　　“萧先生真是好福气，”有人说，“在多云喜雨的上海见到了太阳！”　　“不，”萧伯纳机智地反驳，“应该说这是太阳福气好，能够在上海见到萧伯纳！”　　语堂立刻联想到了穆罕默德的名言：“穆罕默德不去就山，让山来就穆罕默德。”　　萧伯纳在上海仅仅呆了一天，可“幽默”却在黄浦江畔热热烈烈地燃烧起来，真正是“天下无不幽默”了。　　开风气之先的《论语》赚得钵满盆满，林语堂成了上海文坛的金字招牌，颇有“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气派。　　林鲁之争(1)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就在《论语》大获成功的同时，林语堂和鲁迅近十年的革命友谊却出现了裂缝。　　《语丝》时期，一场浩浩荡荡的打狗运动把愣小子林语堂推到了文坛盟主鲁迅的麾下。两人驰骋笔端，打得古都京城的叭儿狗们满地找牙。然后是远走厦门的相互扶持。林语堂和鲁迅在以笔战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然而，武汉的6个月彻底摧毁了林语堂的思路。　　官场如战场。他不愿意再相信任何的政治和谎言，“对革命感到厌倦”，这些都是吃人的司芬克斯，会吞下一切鲜活的生命。　　他只想做个好人，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他说：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大概因为思想日益激烈，生活日益稳健，总鼓不起勇气，热心教育，热心党国。不知是教育党国等事不叫人热心，还是我自己不是，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从前，的确也曾投身武汉国民政府，也曾亲眼看见一个不贪污，不爱钱，不骗人，不说空话的政府，登时，即刻，几乎就要实现。到如今，南柯一梦，仍是南柯一梦。其后，人家又一次革命，我又一次热心，又在做梦，不过此时的梦，大概做得不很长，正在酣蜜之时，自会清醒过来。到了革命成功，连梦遂也不敢做了，此时我已梦影烟消，消镜对月，每夜总是睡得一寐到天亮。这大概是因为自己年纪的缘故，人越老，梦越少。人生总是由理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之路。语云，婆儿爱钞，姐儿爱俏，爱钞就是写实主义，爱俏就是理想主义。这都是因为婆儿姐儿老少不同的关系。　　来上海后，林语堂高谈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鲁迅也是失意而来，却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　　林语堂和鲁迅各有一枝笔，走向却不同了。　　分化从一件小事开始。　　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调解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吃饭，为了活跃气氛，除了当事人之外，林语堂夫妇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请之列。　　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应这种饭局是吃力不讨好，翠凤反复提醒：“堂，待会少开口。”林语堂不理解，觉得大家都知根知底，犯不上小心翼翼的，再说了，既然坐下来吃饭，就算有干戈，也化成玉帛了。他吃得坦然。　　李小峰挺有手腕，几句玩笑话下来，众人就放开了怀抱，话题也越扯越远。突然有人提起了张友松的名字，语堂也没细想前情因果，连连点头附和。　　这下子撞在了枪口上。　　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以李小峰为诫，决不拖作者的工资。鲁迅担心顺得哥情失嫂意，没有答应。但这话传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后来，鲁迅要和他对驳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那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　　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赶紧离开。　　筵席不欢而散。　　这本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照郁达夫的说法，是“因误解而起的正面冲突”，可却是一个警示，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不久，林语堂办起《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更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虽然思想上出现分歧，但在私下的场合，两人还是有经常碰面的机会。　　有一次《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送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杭州的“风雨茅庐”。郁达夫是个风流倜傥的人物，和号称江南第一美人的王映霞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这次迁往杭州，郁达夫自述说是为了躲避他人对王映霞的追求。无奈“风雨茅庐”不遮风雨，两人轰轰烈烈地恋爱，又轰轰烈烈地分手了。　　林语堂和廖翠凤来得最晚。一落座，语堂就笑着问鲁迅：“周先生又用别的笔名了吧？”　　鲁迅的文章常被新闻检查处枪毙，为了省下不必要的麻烦，只能不停地换笔名。他先后共用过150个左右的笔名，署名鲁迅的文章反倒不常见了。林语堂等人都知道这一点，常以猜鲁迅近来又有什么新的化名为乐。　　“何以见得？”鲁迅反问。　　“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语堂自信满满地说。　　鲁迅哈哈大笑，他指着一个20出头的青年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看，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徐懋庸当时正青春年少，来上海不久，文风辛辣老练，与鲁迅有几分相似。　　那青年不好意思地起身，向语堂打了个招呼。　　林鲁之争(2)　　众人见幽默大师当场被拆了西洋镜，哄堂大笑。语堂则点燃烟斗，也咪咪地笑了起来。　　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一时间，烟雾缭绕。　　语堂也好两口烟，翠凤逼着他戒，可他戒了几回都不成功，就放任自流了。看着众人吞云吐雾的样子，语堂脑中光亮一闪，有了！　　“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只烟？”他兴致勃勃地问鲁迅。　　“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　　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　　“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鲁迅公开批评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　　《论语》就像是语堂的孩子，他颇以此为荣，这么一大盆冷水猛地泼下来，他气得发昏，连辩解都忘了。　　旁人都停止了说话。闹哄哄的屋子里一下子静悄悄的，气氛紧张得可怕。　　黎烈文看到这光景，赶紧打岔，“达夫，此次你去杭州，不知何时才回来？来，敬你一杯！”　　众人连忙举起杯子，争相敬郁达夫酒。郁达夫也有意缓和气氛，一口一杯，喝得畅快。王映霞看不过眼，发话了，“达夫近来身体不好，遵从医生嘱咐，不能喝酒！”　　有人打趣道：“这禁酒令到底是太太的命令，还是医生的命令呢？”　　这句玩笑话来得正是时候，大家哈哈大笑，一触即发的紧张氛围被酒精一搅和，总算是平复下来了。　　在座的两位女士，林夫人和郁夫人不失时机地交流起管理家政的经验，氛围越发地轻松起来。　　林语堂恢复了常态，海阔天空地瞎扯起来。他谈起欧洲中世纪时，贵族和骑士在出征前用铁制的“贞操带”锁住女子下部的奇闻轶事，他还谈起雍正皇帝，满族的婚礼，妙语连珠，如天女散花，众人应接不暇。　　临别前，黎烈文说出了请客的真正目的，就是请诸位文坛健将来年多多为《自由谈》写稿。向来严肃的鲁迅开起了玩笑：“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骂谁呢？”　　“该骂的多着呢！”　　“怎么骂？”　　“骂法也多着。”　　“鲁迅骂的，终不坏。”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王映霞也来凑热闹，“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　　周海婴当时还不满5岁。　　林语堂早忘了先前的尴尬，接过话头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因为是谈孩子，鲁迅听了也不生气，笑着说：“是的，我的孩子也骂我。有一次，他严厉的责问道：‘爸爸！你为什么晚上不睡，白天困觉！’又有一次，他跑来问我；‘爸爸，你几时死？’意思是我死了之后，所有的书都可以归他；到了最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批评我：‘这种爸爸，什么爸爸！’我倒真没有办法对付他。”　　又是一次误会。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　　林语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又是他敬佩之人，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宣传主任，是仅次于蔡、宋和杨杏佛的第四号人物。林语堂曾说过“决不做政治家”，但是民盟只是民间组织，干的又是营救生命之事，与他的宗旨不冲突，他的土匪心又复活了，干劲十足地投入了民盟的日常工作。他拿起笔来，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连希特勒也不例外。　　胡适是民盟北平分会的会长，发文反对“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林语堂认为他违背了民盟的章程，不顾与胡适的私人交情，坚决赞成把他开除会籍。　　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语丝战友又并肩站在了一起，为人道公义而奔走。　　由于蔡元培和宋庆龄的国际影响力，民盟的工作备受世界瞩目。每次开会，都有外国记者在场，林语堂说英文，鲁迅说德语，是民盟通向世界的耳朵和眼睛。　　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加大了对文化领域的控制。民盟的活动，让南京当局很恼火，想暗地里除之而后快。蔡元培和宋庆龄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名望，杀掉他们，波动太大，他们选择了向杨杏佛下狠手，杀鸡给猴看。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就响起几声沉闷的枪声。杨杏佛即刻伏住身边的少年，背部中了好几枪，当场死亡。研究院隶属的法租界明令不准许有政治暗杀的行为，南京政府居然胆敢在这里下手，足见他们镇压民盟决心之大。　　惨案一出，世界震惊，所有的舆论都倾向于同盟一边。可杀人的政府是不会管这些的，特务机关“蓝衣社”放话出来，说他们有一张五六十人的暗杀名单，民盟主要领导人都榜上有名。　　林鲁之争(3)　　上海的空气霎时间紧张起来，人人自危，就怕和民盟扯上关系。　　宋庆龄向记者指出，杨杏佛被暗杀是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他的死不会影响民盟的发展。但实际上，民盟被迫停止了所有活动。　　林语堂作为民盟的宣传主任，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荷枪的便衣每天在林家门口晃来晃去，他只要迈出大门一步，就会有人前来闹事。廖翠凤时时刻刻坐立不安，非得林语堂进了家门才会松一口气。这种情况足足持续了两个星期。　　门禁解除后，语堂还得接着到中央研究院上班。可他心里实在堵得慌，每次路过杨杏佛罹难的地方，总不忍走过。林语堂和杨杏佛都是中央研究院的英文编辑，语堂贪闲，总是把具体的要务推给杨杏佛做。杨也是好本事，一目十行，常常一边和语堂闲聊，一边不停地写信，居然还能出不少佳作。每次想到这些，林语堂只能用力地拍拍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个月后，林语堂写了篇《谈女人》，声称“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他妈瓦上霜，”“我们要谈女人了！”　　这当然只是一时气话。他把心里的闷气憋了几个月，最终还是忍不住，奔泻而出，这就是著名的《论政治病》，他字字讥讽地写到：　　做了官就不吃早饭，却有两顿中饭，及三四顿夜饭的饭局。平均起来，大约每星期有十四顿中饭，及廿四顿夜饭的酒席。知道此，就明白官场中肝病胃病肾病何以会这样风行一时。所以，政客食量减少消化欠佳绝不稀奇。我相信凡官僚都贪食无厌；他们应该用来处理国事的精血，都挪起消化燕窝鱼翅肥鸭焖鸡了。据我看，除非有人肯步黄伯樵、冯玉祥的后尘，减少碗菜，中国政客永不会有精神对付国事的。我总不相信，一位饮食积滞消化欠良的官僚会怎样热心办公救国救民的。他们过那种生活，肝胃若不起了变化，不是奇事。我意思不过劝劝他们懂一点卫生常识，并提醒他们，肾部操劳过甚，是不利于清爽的头脑的。　　这篇文章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杨杏佛，可读者看到南京政府的荒淫无耻和丑恶嘴脸，谁不会哀叹杨之死何其无辜？这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写给杨杏佛的祭文。　　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痛欲绝，更让人难过的是，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　　6月20日，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鲁迅去后没有见到语堂，很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那一次，鲁迅没有去。　　林语堂没有向鲁迅解释。他觉得清者自清，没有必要自我辩护。　　然而，鲁迅对林语堂的印象就此大打折扣，两人的裂缝朝着不可避免的方向越拉越大。　　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　　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林语堂和鲁迅友情的终点。　　在《人间世》之前，语堂和鲁迅闹过误会也好，分歧也罢，但始终还是朋友。　　据当时另一知名文人陶亢德回忆，《人间世》创刊前，语堂请文坛好友来家里吃饭。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大家都知道语堂和鲁迅最近闹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语堂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话音刚落，鲁迅就拖着胶皮鞋，嘀嘀嗒嗒地走进来了。　　《人间世》走的是《论语》谈幽默的老路子，只不过取法晚明的公安派，更强调“闲适”和“独抒性灵”，林语堂在发刊词上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为人间世。”　　照理说，借着《论语》的大热，又是幽默大师亲自操刀，《人间世》一炮而红是可以想象的。但林语堂1933年的鸿运似乎走到了尽头，《人间世》从创刊之日起，就在各路人马的夹攻中摇摇欲坠。　　首先引起轩然大波的便是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　　为了给《人间世》造声势，林语堂把周作人的自寿诗抄给相熟的文化名流，再索取和诗，同时刊发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并佐以周作人的巨帧照片。这一番精心渲染，周作人的诗作和《人间世》果然轰动一时，满城传诵。　　一些小报也来凑热闹，争相转载，唱和者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周作人的诗作隐晦曲折，表现的是自由主义的两难心境。他们抛弃了“主义”的信仰和追求后，却不能忘怀现实的残酷，所以，闲适中满是说不尽的苦味。但唱和者多是文才平庸之辈，哪里读得懂背后的真意，一桩文坛雅事竟慢慢变成了肉麻的互相吹捧。　　左盟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自寿诗事件又确实有使文艺界庸俗化之嫌，一些血气方刚的革命小将带头造反了。野容（廖沫沙）写了《人间何世》，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自此，左翼联盟系统地开骂了。盟主鲁迅骂得最凶，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说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　　先前，《论语》的幽默杂文开罪了不少右派作家，右翼分子也一哄而上，恶言恶语地声讨起来了。　　林鲁之争(4)　　林语堂前半生骂人骂得多，这么被骂还是头一次。可他就是叛逆心理，别人越骂得凶，他越要坚持，号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其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　　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想插嘴都插不上。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没料到鲁迅厉声到：“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以前据理力争，因为争得起。现在的景况，是没有必要了。有人说，他是怕了鲁迅；也有人说林语堂聪明，明知争不过，不如装“气量、风度”，输也光彩。　　鲁迅曾写信劝告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　　徐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而他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　　辜鸿铭先生赞小脚；　　郑孝胥先生讲王道；　　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鲁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旅行家》　　赛珍珠抛来橄榄枝(1)　　1934年，对林语堂而言，不是值得怀念的年份。头一年响彻黄浦江畔的幽默大师翻过来，居然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左联办了个刊物叫《太白》，专门批判林语堂的闲适小品。　　捧红踩白，乃是人之常情。林语堂现在是箭靶子，高唱幽默之风的大众媒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弦更张，登起骂林的文章来，一个比一个叫嚣得厉害。　　林语堂心里不好受。《人间世》卖得不理想，经济的压力是头一桩；和鲁迅绝交了，是第二桩；早晚被骂，是第三桩……　　他从山中来，宽容坦然地面对风风雨雨，然而从高处猛然跌入谷底，人非圣贤，谁能等闲视之？　　弱者等待时机，强者创造时机。　　在上帝关了门之后，林语堂找到了一扇打开的窗子。　　那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　　赛珍珠尚在襁褓之中时，就被传教士父母带来中国。她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私塾式教育，听的是奶妈讲的中国民间传说和“水浒”、“三国”等。她说：“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　　在美国，有不少所谓的“中国通”，但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以揭露中国的丑陋习俗为主要卖点。中国人几乎成了懒惰、愚蠢、长辫子、畸形的代名词。这些作家根本不懂中国的文化，有人翻译《水浒》，竟然把武松打虎时称老虎为“大虫”硬生生地翻译成“Great Worm”（大的虫子），李逵口中的“鸟官”译成了“Bird Officer”（鸟的长官）。　　赛珍珠很痛心恶意丑化中国人的行为，立志要写出不同形象的中国人。她以中国农村为题材，创作了《大地》、《儿子们》和《分家》三部曲。《大地》一经出版，立即风靡美国，还被译成多国文字，成了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通行范本。她花5年的时间，精心翻译了《水浒》，书名译为《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　　林语堂对这本洋《水浒》是赞不绝口，说她翻出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精髓。　　刚巧，赛珍珠来了上海。有位作家请吃饭，林语堂听说赛珍珠也在被请之列，主动要求主人把席次排在赛珍珠的旁边。　　林语堂没有面子意识，更何况是向名作家请教。席上他畅谈中西文化之对比，赛珍珠不时点头称是。临别前，赛珍珠说：“各位如果有新作，我可以作介绍人，在美国刊行。”在座诸人都以为是普通的客气话，没放在心上。林语堂一条筋，听话不转弯，回家就把在《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表的几百篇“小评论”厚厚实实地包起来，送到了赛珍珠下榻的饭店。　　过几天，赛珍珠给林语堂挂电话，要求见面详谈。林语堂于是邀请这位美国知名女作家来家里吃顿便饭。　　赛珍珠很重视这次会谈，化了个淡妆，头发像中国旧式妇女一样，挽在脖子后面。她已经结了婚，丈夫是普通的传教士，夫妻感情不太和睦。美国庄台出版公司的老板华尔希对她很着迷，追到中国来了。　　她很有礼貌地问语堂，华尔希已经看过那些文稿，觉得新鲜敏锐，想在旗下所属的《亚细亚》月刊上发表，林先生意下如何？　　林语堂连声答应。　　谈完了正事，两人闲扯开去。他们都出生在传教士家庭，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聊得很投机。　　赛珍珠说：“有些美国人，在中国住了几年，就以‘中国通’自居，写的文章不堪入目，全是小脚和辫子之类。中国有值得骄傲的文化，为什么没有人来介绍呢？”　　林语堂想了想，出其不意地说：“我倒是很想写一本，说一说我对中国的实感。”　　“那你为什么不写写看！你可以写好的。”赛珍珠来了兴趣，十分热忱地说，“我盼望已久，希望有个中国人写关于一本中国的书。”　　赛珍珠当即打电话给华尔希，询问他的意见。华尔希也表现出难以想象的热情，极力要求林语堂马上动笔。　　无心插柳柳成荫，林语堂成了赛珍珠的特约撰稿人。　　有了赛珍珠的一力承担，林语堂半点都不敢怠慢，立刻投入工作。　　《吾国与吾民》是一本介绍中国文化的通俗读本，预设有十章，分别讲中国人的德性、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艺术等，任务量很大。林语堂每天在床上边吸烟，边构思，腹稿打得差不多了，就立即起来记下来。他常常半夜突然想到什么，一骨碌地爬起来，拿起笔，刷刷地写个不停。　　与此同时，林语堂还要维持《人间世》的日常工作。良友书店是大股东，已经投了大笔资金，销量虽然不太理想，但是就此罢手，亏得更多。而《论语》的专栏也不能不管，林语堂只能忙里偷闲，每天写一段，就像皮匠订鞋子一样，一针一针，是“青山白云芒鞋竹杖影中写出来的，也是心手俱闲时一段一段一章一章写出来的。”　　林家进入备战状态。林语堂以前忙完工作，就和翠凤拉拉家常，逗逗孩子，现在一回家，就扑进书房有不为斋。廖翠凤绝少进书房，实在有事要和语堂商量，就轻轻地进来，出门又轻轻地合上。她叮嘱孩子，爸爸在办大事，谁也不准烦爸爸。活泼好动的二女儿玉如探头探脑地徘徊在书房门口，想从锁孔里偷偷看，看看怪里怪气的父亲到底在搞什么鬼。　　赛珍珠抛来橄榄枝(2)　　高朋满座的林家变得门可罗雀，小孩子咯咯地大笑时也捂住嘴，走路蹑手蹑脚的，翠凤把忆盘路的林家寓所打造成孤立的小岛，她要给丈夫一个安静的写作空间。　　林语堂把《吾国与吾民》的大纲抄在纸上，撕成一条一条，贴在书桌上，每天对着进度表，一丝不苟地完成。有时候写不出来，他就把灯灭了，点燃烟，深深吸一口，再用力地吐出来。烟火在黑暗中时暗时亮，林语堂全身放松，闭上眼睛，两脚抬在桌子上，脑海中一片空灵。屋外万籁寂静，只有邻居家的狗偶尔狂吠几声。这样子休息半刻钟，他抖擞精神，拉开灯，文思如泉涌，写下得意的一段。　　到了7月中旬，天气热，各种工作又烦闷，林语堂和各方面商量后，决定和家里人去庐山度假，专心一意地写稿子。　　庐山牯岭是著名的避暑胜地，气候清凉，盛夏时节还得穿夹袄。风景很美，峰峦葱茏，溪流潺潺，青松、丹枫遮天蔽日，时不时微风吹过，松涛就像温柔的海浪声，让人沉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