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传-聂荣臻传-20

案）》。聂荣臻在《报告》中提出，据各地的典型调查，当前科研机构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有：1.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进步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工作政策不够全面，有些政策界线划得不够清楚，影响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2.不少研究工作中有浮夸风，工作做得不够严格，不够踏实，加上研究时间没有得到切实保证，研究任务变动过多，真正拿到手的重要成果还不多，科技干部的成长也受到一定影响。3.有些研究机构中的党组织，对行政工作和业务工作包得太多，发扬民主不够，有些工作没有适应科学研究的特点来进行，有瞎指挥的现象。此外，在 7 个重要问题上，许多人有糊涂认识，应该予以澄清和作出必要的政策规定：（一）关于红与专的问题。一开始他就提出：“我们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又红又专，就必须要求他们自觉地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要求他们拿出科研成果来，正如要求农民生产出粮食，工人生产出工业品来一样。”接着，他就这个问题作了六点说明：1.红的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做到这两条，就应该认为已经达到了红的初步要求。不要用党员的标准或政治活动家的标准来衡量自然科学工作者。2.从旧社会来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有些人要达到前面所说的两条政治要求，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些人，只要一有爱国心，二愿意同我们合作，从事科学工作，就应当很好地团结和使用他们，耐心帮助和教育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3.红与专应当是统一的。只红不专，便是空头政治家，只专不红，就会迷失政治方向。某些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不久的人，有钻研科学的积极性，不可挫伤他们的积极性。我们今天专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专得不是太深，而是太浅。4.不应当轻易说谁是“自专”。“白专”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解，好像只要专，就容易变白；非红专，就是“白专”。建议以后不要把“白专作为批判用语”。5.今后在各研究机构中，不要在全体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排队。必须判断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时，应当根据他几年来的变化和今天的实际表现，作具体的分析后下结论。6. 对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青年一代，必须要求严格一些，使他们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科学的方针问题。他在报告中，对这一方针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了六点说明：1.学术问题上，要鼓励不同学派、不同见解、对工作的不同主张，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学术问题的讨论，要不戴帽子，不拿棍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允许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让科学实践和时间的考验，来逐步辨明是非。2.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不要随便当作思想问题来批判，更不要把思想问题引申为政治问题来斗争。3.不要给不同学派和不同主张，贴上“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之类的阶级标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成果，我们都必须掌握过来，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4.学术上的争论，不要轻易下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结论。即使属于这方面的问题，也要通过具体分析，自由讨论的办法来解决。5.在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计划指标、研究方法、成果鉴定和评价等问题上，经常会有不同的争论，有些是反映了某些科学工作者的思想问题，更多是属于工作做法和学术见解问题，应该采取自由讨论的办法来解决。6.有些学术问题的争论，涉及各部门、各地方制订的某些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科学工作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不但应当允许，而且应当鼓励。（三）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他作了五点说明：1.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需要的研究工作，是急需的和大量的，在国家的科学计划中，应该占首要地位，强调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得出结果。2.理论联系实际的途径十分宽广，在这方面要有全面、长远的观点。“没有理论研究，不把理论研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就不能保证自力更生地实现中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3.“以任务带学科”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一种好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有些研究工作也应该从学科出发提出任务。4.中国科学院主要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和解决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中关键性、综合性的科学技术问题。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主要是解决本部门生产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以及必要的理论研究工作。5.少数科学工作者的专长、兴趣、学术见解、研究课题与国家计划结合不上时，“在大计划之下可以有小自由”。（四）培养使用科学人才中克服平均主义的问题。他提出：不能“把个人钻研，承认个人作用、个人创造，同个人主义混淆起来”。“对于那些有特殊才能的、特别努力钻研的、有较大成就的人，采取重点培养、重点支持的办法和实行晋级、奖励制度。”1. 对全国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开出名单尽可能为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做出成绩，发挥专长，不要随便改行。2.对优秀的青年和中年科学工作者，开出名单，实行重点培养。3.各研究单位有一批已有相当水平的党员科学工作者，要下决心减免他们的行政兼职，安下心来搞科研。4.认真选拔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充实研究机构。5.承认并尊重个人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劳动成果。6.科学工作者的级别提升，“应该主要看他们的业务水平和研究工作表现。对其中优秀的应当不受资历、学历、年龄的限制”。（五）科学工作的保密问题。他提出：科技机密，必须确保。但近期“保密项目越来越多，用人圈子越来越小”。“不少重大课题只能由一两个水平较低的青年人去攻夫，很久都过不了关。另外，本来可以协作交流的事情也不能协作交流，形成相互封锁、耳目闭塞的现象。”为此，1.要根据不同情况规定密级。2，正确地进行人员的政治审查。3.妥善解决科技资料和经验的交流问题。（六）保证科研时间的问题。他主要提出：1.六分之五的研究工作时间必须确保，不得占作他用。2.研究人员结合专业实习进行劳动锻炼，不另外安排下放劳动。3.群众性的欢迎外宾的活动，不得占用研究人员的工作时间。4.研究人员的业余时间，应当由他们自由支配。（七）研究机构内党的领导方法问题。他在报告中提出，研究机构内的党组织，在领导工作中盲目性还不少，今后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深入到业务工作中去，向专家学习成为领导科学工作的内行，而不要安于外行”。为此要做到：1.研究所一级的党组织在所内起核心领导作用，“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研究和决定所内各方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包括业务中的重大问题”。2.研究所内各个研究室、课题组一级的党组织，其性质一般类似机关支部。“任务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党组织的堡垒作用，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3.党员个人不许超越职权，随便在工作上发号施令，“在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当中，党员个人的见解，并不代表党，党组织也不要求党员一定要拥护或反对某一种学术见解”。4.研究机构内，应当充分发挥各级行政业务组织和领导人的作用。5.研究工作问题的处理，要贯彻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原则。“目前必须在群众民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领导人和专家在处理研究业务问题上的责任制度，明确职责权限。”6.研究机构内的行政工作干部，必须树立为科研工作、为科学工作者服务的观点，努力改进和做好服务工作。7.为了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党组织必须讲究工作方法，适应工作对象的特点。“要学会更多地运用‘神仙会’ 等和风细雨的方法，运用正面教育、自我教育的方法。”“要以亲切诚恳的态度，同知识分子交朋友、谈心、自由交换意见，关怀他们、帮助他们进步，建立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合作共事关系。”请示报告说：鉴于以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认识上的种种误差，所以，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定了科学工作十四条，请中央审批。1961 年 7 月 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聂荣臻的报告。这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等政治局的大部分成员都到了。聂荣臻在会上作汇报，陈述了制定这个文件的过程和理由，举了大量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例子，说明制定《科学工作十四条》的必要性。他的结束语是：有了《科学工作十四条》，就能“正确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双百’方针，调动广大的年老、年轻，党内、党外的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张劲夫作了补充说明。到会的领导人都认为这是个好文件，得到会议批准，后来又送经毛泽东批准。7 月 19 日，中央将《关于自然科学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以中发（61）505 号文件正式下发。在这个文件上中央作了批示：认为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政策规定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同时，这个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也都是适用的。《请示报告》和《科学工作十四条》下发以后，聂荣臻想，虽然事前广泛听取了一些部门、科研单位的科技工作者和领导干部的意见，但这样一个涉及诸多的问题，影响广泛的文件，能真正让所有的有关人员接受，是不容易的。他让国防科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再次广泛征求党内外科学家的意见，展开调查试点工作。了解到的情况，使聂荣臻感到欣慰。文件下发后，在自然科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科学工作者无论党内、党外，青年、老年都表示热烈欢迎，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见。人们普遍认为，文件是解放以后党领导科技工作的全面总结，是调动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做贡献、多出人才的正确政策。在国家科委的组织下，各部门、各单位、各地方、各研究单位认真组织落实《科学工作十四条》。各研究机构都开了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对研究人员最关心，要求最迫切的问题，尽可能予以解决。如对 1957 年以后，在运动中被批判或斗争错了的人，分别甄别平反，解除思想疙瘩。开展学术民主，广开言路，切实保证每周有 5 天的科研时间，精简会议，减少科学家、专家的行政事务等等，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广大科研人员对贯彻科学工作十四条后的形势，普遍感到满意。人们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研究人员绝大多数在不同程度上，更加靠近党了。这些，都有力地配合了“两弹”攻关任务的完成。《科学工作十四条》的作用是明显的，但它又有局限性。比如，没有在根本上给知识分子确定阶级属性。时仅半年之后，关于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问题就又一次摆在人们的面前。这就成为 1962 年初春广州会议的主要议题。广州是座景色宜人的城市，珠江从城中无声地流过。2 月，北国还没有告别银色的世界，这南国之城却已充满春意了。1962 年 2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由聂荣臻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起初是想借《科学工作十四条》贯彻后的东风，搞出一个新的科学规划来。2 月 16 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对这个会议，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极为支持。那时，全国经济状况还比较紧张。广东虽说好些，但物资也不富余。不过陶铸还是组织了大批的罐头食品、水果、猪肉等，供会议使用。到会的有全国各专业、各学科的代表 310 人。科学家们来到广州后，聂荣臻先找了几位科学家谈心，发现这几位科学家分别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情绪。有人提出“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有人反映：“一提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总使我们感到低人一头，连子女也因此受歧视，从没有听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情绪集中地表现在这个问题上。聂荣臻觉得这个问题很大，关系到几百万知识分子。他想起一次在国务院会议上的争论。那次会上，讨论到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问题时，有人提出，是不是还笼统地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聂荣臻在会上发言说：“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 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同意聂荣臻的意见。她说起话来很激动：“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逻辑的。” 听了这些反映，聂荣臻想，既然知识分子如此关心他们的阶级属性问题，而且，看来还有许多心里话要说。他找韩光、范长江、张劲夫等商量，把会期适当延长一些，除了讨论新的科学规划以外，索性多听听科学家们的意见，进一步做好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大家都同意聂荣臻的意见。所以，广州会议的会期比原计划延长了 10 多天，一共开了 25 天。2 月下旬，正好周恩来、陈毅也在广州。聂荣臻请他们到会讲话。他在电话里对周恩来说：这几天会议中，科学家们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水利、教学改革、科学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等提了许多疑问。尤其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说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见很大，怎么回答好？是否请你到会讲讲。周恩来在电话中说：“就叫人民的知识分子，具体怎么讲，我到会上再说。正好戏剧创作等几个会议也在这里开，与会的都是知识分子，也要我讲话，到时候我集中讲讲知识分子问题吧。”3 月 2 日，周恩来到会讲话。会议是在市政府礼堂举行的，几百名知识分子欢聚一堂。聂荣臻在主席台上看到，周恩来拿了一张从日历上撕下的小纸片，可能就是那天他们通电话时记的几句话，一讲就是近两个小时。讲话记录稍加整理，就成为政策性、逻辑性很强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好文章。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现在不能笼统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旧社会过来的和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构成了社会主义的知识界。“12 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他又引用刘少奇的话说：“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①周恩来接着鼓励大家，要努力学习政治，不断自我改造，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对周恩来的报告，会场上响起了持续数分钟的热烈掌声。3 月 5 日，陈毅到会与专家们见面。陈毅的讲话，历来是诚恳坦率和充满感染力的。他说：建国以来，我们已经有了一支爱党爱国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科技队伍。你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不能说大家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应该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陈毅的声音高，嗓门大，言辞自有一股豪气。坐在旁边的聂荣臻看看台下，群情激昂，掌声四起，又看看陈毅，知道他今天激动了。陈毅接着说：今天，要给你们“脱帽加冕”，就是给你们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12 年的改造、12 年的考验，大家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10 年、8 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10年、8 年、 12 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陈毅又说：共产党不尊重文化，共产党不尊重知识，共产党不尊重科学这类话，不晓得是马克思讲过？是恩格斯讲过？还是列宁讲过？毛主席讲过？谁也没有讲过这个话。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陈毅的讲话，像是刮起一股热风，会场的热度已经不能再高了。聂荣臻本来今天是请陈毅主要讲讲国际形势，没想到他快人快语，把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讲了个透。广州会议后，科学工作者的热情空前高涨。虽然，当时生活还很困难，但大家的干劲却不可遏制。中国科学院、国防部五院、二机部九院等许多研究单位，晚上灯火通明，图书馆通宵开放，知识分子真是要拼了。这种令人激昂的情景， 20 多年之后，许多人还是难以忘怀。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61 页。第七十一章丰收的喜悦人们在辛勤耕耘之后，都盼望着丰收，一旦亲手去摘取丰收的果实，就会充满欣慰和喜悦。聂荣臻在耕耘“两弹”的领域里，也一次次地感受到了这种喜悦之情。1960 年，中国用国产原材料成功地仿制了苏联尔-2 地地导弹，这是一种液体发动机导弹，射程约 590 公里。1960 年 10 月下旬，聂荣臻乘坐火车，经包头、银川、兰州、清水等地，风尘仆仆，于 11 月 4日，到达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他是专程赶来指挥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试验的。这个导弹发射试验场他第一次来，可对这里的地形他是很熟悉的。因为，导弹试验场的场址，就是他在地图上最后选定的。11 月 5 日，太阳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射出了微曦，预定的发射时间就要到了。聂荣臻在张爱萍、赵尔陆、方强、钱学森、安东等人陪同下，步履坚定地走进了由几间活动房子组成的指挥所，在中间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这里离发射阵地只有 5 公里。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就要发射了。虽说导弹是完全按照苏制尔-2 仿制的，在原理上是苏联的一套，可导弹材料全是中国自己生产制造的。这次发射，对装配工艺、制造水平是一个考验。5 日清晨，仿制的尔-2 导弹高高地耸立在稳固的发射架上，阳光为它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指挥室内的对讲机不断传来各项工作准备就绪的报告。最后，一切都准确无误了。上午 8 时，基地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当年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的营长向聂荣臻报告：一切准备就绪。接着，副司令员李福泽说：“报告元帅，尔-2 地地导弹发射试验一切准备完毕，可否进入一小时准备？”聂荣臻用四川口音坚定地说：“同意。”指挥所里一片寂静代替了刚才的嘈杂声。9 时整，李福泽开始倒数计时：“5、4、3、2、1，点火！”9 时 2 分 28 秒，一声巨响，大地颤抖起来，人人脚下都感到了它的震动。烈火喷发，浓烟滚滚，导弹直指蓝天，势不可挡。聂荣臻在指挥所里看到那枚导弹尾部喷着火焰，先是缓慢上升，然后越来越快地变成一个亮点，消失在视野之外。天际留下了一根白色的飘带，那是火箭飞驰时留下的烟云，也逐渐消散。时间不长，9 时 10 分 5 秒便传来消息，导弹飞行正常，命中 550 公里以外的预定目标区。在场的人都激动着，掌声与欢呼声响成一片。聂荣臻也非常激动，他企待的正是这种结果，立即与在场的科学家、指挥员们热烈握手，表示祝贺。然后，走出指挥所，向仍在激动中的人们频频招手致意。试验结果证明：我们仿制的导弹发动机性能良好，各种控制仪器运转正常，导弹用的国产液体燃料符合要求。这使聂荣臻感到欣慰。像孩子学步一样，第一步没有摔倒，这就给了人们以信心。晚上，在庆祝宴会上，聂荣臻高举斟满紫红色葡萄酒的酒杯，向试验基地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全体干部战士祝酒。他说：“这次试验情况，我已经打电话报告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听了都很高兴，要我代表他们向全体参试人员表示祝贺和谢意。同时，要求大家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他接着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年 12 月，又试射了两枚仿制的尔-2 导弹，都获得成功。①国产尔-2 近程导弹接连发射成功，确实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不但意味着中国拥有近程导弹这样的武器装备，还意味着中国已经初步掌握了导弹制造技术。同时，还标志着中国的导弹研究即将由仿制转变到自行研制的轨道上来了。自行设计地地导弹的第一步怎么走？在导弹研究院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跨一大步，直接搞中程、中远程型号的；另一种意见，主张步子迈得小一点，先搞个中近程的。同时，作好新型号的预研工作。聂荣臻这天在中南海开了一天会，回到家中吃完晚饭，秘书来汇报导弹研究院讨论导弹自行设计的方案。聂荣臻听完秘书汇报后说：“开始时，仿制尔-2我就说仿制是练兵，现在，我们要充分利用仿制的技术成果。导弹技术是世界上的尖端，我们的队伍还年轻，没有多少摔打，步子太大了，欲速则不达。明天，我要找爱萍同志谈，自行设计，我们一定要从中近程入手。” 中国在第一枚仿制的近程导弹发射成功后仅 1 年零 4 个月，1962 年 3 月21 日，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进行了首次飞行试验。这次试验聂荣臻没去现场，他在北京等候消息。参加试验的人们谁也没有想到，导弹点火以后，刚刚起飞，就坠毁在发射台附近。这个意外的事故使人们大惊失色。后来查明了原因，一是总体方案设计不周，导弹的弹体细长，飞行中发生了很大的弹性振动，使控制系统失稳；二是发动机和弹体结构薄弱。中近程导弹首次试验失败，可谓是一剂醒脑的良药，使那些原以为可以舍去中间步骤，一跃而去研制中程、中远程导弹的人们，头脑清醒了许多。但试验的失败，又是很令人痛惜的。消息传到聂荣臻这里，他知道这种时候气可鼓，不可泄，没有显出失望的样子。虽然，他是十分希望试验成功的。聂荣臻让秘书要通了张爱萍的电话，对他说：“我们既然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性，不能都是一次成功。这次失败了，下次有可能成功，多总结总结经验。爱萍呀，告诉下面，一定不要追查责任。”10 天以后，也就是 1962 年 3 月 31 日，聂荣臻在听取钱学森等汇报这次试验失败的过程时，他看出钱学森心情沉重，安慰他说：“这是很重要的一课，试验本身就包含着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钱学森说：“我是技术总负责人，要负责任。” 聂荣臻说：“不能这么说，这与贯彻技术责任制不是一回事。”4 月 9 日，聂荣臻又在国防科委研究精简机构等问题的会议上指出：前不久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试验失败，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我们在仿制型号上下的功夫还不够，“三字经”不念是不行的。钱学森和导弹研究院的科技工作者听到聂荣臻的这些话，许多人的懊丧心情被征服困难的坚强决心所代替，他们急切地要打一场硬仗，展开了更加扎实的研制工作。1964 年 6 月，终于使这种导弹上了天。与导弹研制同时进行的是原子弹的试验研究。1964 年 4 月 11 日，周恩来召开了第八次中央专委会议，决定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采用塔爆方式。要求在 9 月 10 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中央专委提出的口号是“保响、保测（测到各项试验数据）、保安全，一次成功！”同年 6 月，原子弹理论① 《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09 页。研究已攻克了所有难题。而且，还成功地进行了一次 1 比 2 核装置的爆炸试验和一次全尺寸的模型爆炸试验。这样，在中国核武器研制时间表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被安排在 1964 年 10 月。张爱萍、刘西尧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于 6 月进入核试验场。8 月中旬，中央专委决定，成立了以张爱萍为主任、刘西尧为副主任，由有关各方专家和领导干部68 人参加的首次核试验委员会。著名核科学家朱光亚、程开甲是委员会成员之一。9 月，张爱萍、刘西尧回京向周恩来等汇报首次核试验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9 月 19 日、25 日，张爱萍、刘西尧两次来向聂荣臻汇报。前方对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胜利在望，聂荣臻极为欣慰。10 月 8 日，王涂昌、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等核科学家来到核试验基地，按试验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在技术工作上进行了最后一次总检查。1964 年 10 月 14 日 19 时 20 分，原子弹安全吊上矗立在罗布泊附近的铁塔上。这座塔高 102米，顶端有一个纯金属的小屋。中国原子弹的第一个婴儿就安放在里面。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这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西华厅的办公室里，指挥核试验。聂荣臻则在办公室里，聚精会神地紧盯着专线电话。张爱萍通过二机部办公楼刘杰部长的办公室，与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保持联系。当电话里传来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时，聂荣臻高兴极了，立即要通了周总理的电话。两人在电话上互相表示热烈的祝贺。打完电话，他随即要秘书起草贺电：爱萍、西尧同志：消息传来，甚为兴奋，特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体参加这一试验工作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聂荣臻 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 30 分核爆炸试验成功后，知情人都在兴奋之余，表示焦急。这么天大的喜讯，为什么不早点公布，让全国人民也分享这胜利的喜悦？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解地问。聂荣臻说：“刚才与总理通了电话，总理说，毛主席指示，我们先不忙公布，要等外电报道证实以后再公布。”{ewc MVIMAGE,MVIMAGE,!12300580_0634_1.bmp}由于中国一开始就提出了原子弹试验的高标准要求，所以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结果，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指挥部根据各种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是，这颗原子弹的爆炸威力达到了 2.2 万吨 TNT 当量。不多久，西方各大通讯社对此纷纷作了报道。美国也侦察到，中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万吨级原子弹。深夜 23 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才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散发了套红大字的号外。第二天一早，当工作人员把《号外》送到聂荣臻手里的时候，他边看边高兴地说：“这张《号外》留下，留下，留作纪念！”成功地实现了首次核爆炸，下一步就是把能用于飞机投掷的原子弹研制出来。这项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只用了 7 个月就完成了。 1965 年 5 月 14日，核航弹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从此，中国有了可供实战用的原子弹。导弹，是核弹头最有利的运载工具。装有核弹头的导弹核武器，成为现代战争中最强有力的威慑性武器。很明显，中国也要拥有这种威力强大的武器，才能有效地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核讹诈。所以，当中国的中近程地地导弹、原子弹的研制都在顺利进展的时候， 1963 年 7 月，聂荣臻在听取张爱萍等汇报时指出：中国的原子弹没有搞仿制，完全是自己搞的，这是个好处，下一步要研制与导弹配套的核弹头。7 月，他又对五院领导人说：中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和中程地地导弹，生产数量上要与二机部的核弹头配套。这些都说明，在研究和制造尖端武器方面，聂荣臻坚定地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起点要高”的指示。导弹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在体积和重量上都要大大缩小，在所经受的环境条件上，要求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起来难度很大。广大核科研人员排除“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干扰，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到 1966 年 9 月，中国终于有了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核导弹是研制出来了，但要作为一种武器，还必须经过实践检验才行，也就是要进行“两弹”结合的实弹试验。尽管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多次成功地进行过模拟核弹头的导弹飞行试验，但要在自己的国土上，真刀真枪地试验导弹核武器，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下的。1966 年 9 月 5 日，聂荣臻召集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了“两弹”结合试验的准备工作情况汇报。聂荣臻说：“这个试验一定要搞下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下来，要防止有些人思想不集中，而影响产品质量，导致试验失败。”1966 年 10 月 20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这次试验要冒极大的风险，万一核弹头在发射场爆炸，或发射后中途掉下来，或偏离弹着区，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试验只许成功，不能失败，而且只能进行一次。任务是艰巨的，执行任务时的危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周恩来叫大家提出困难和可能发生的问题，他都一一做了细致周到的安排。然后，语重心长地说：要百分之百地保证，百分之百是指一切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了。二机部、七机部（即原五院）、国防科委，从今天起一心一意抓好这件事，在 10 天或更多的时间内，要做到“一心无他”。说到这里，周恩来停顿了一下，环顾四周，好像在问，谁去主持这次要求万无一失的试验呢？聂荣臻当即说：“我深信我们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基地的工作同志，都具有高度的负责精神。听了各方面的汇报，我认为，我们的设计工作做得是扎实的。我们自己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已经多次试射，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发射成功率是经得起考验的。再说，为了使我们国家的导弹能够真正成为具有强大作战威力的武器，也必须进行实弹结合试验。为了使同志们增强信心和使各项工作力争做到万无一失，我决心到现场去主持这次试验。”然后，他以恳切的目光紧盯着周恩来。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因为，他对这位共事 40 多年的战友和部下太熟悉了，确实是位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微笑着说：聂总如身体好，到现场去也好，亲临现场，鼓励士气。临了，周恩来讲了一句极富哲理的话：精神的原子弹转化为物质的原子弹，物质的原子弹证明精神原子弹的威力。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637_1.bmp}4 天以后，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就这次重要的试验，驱车来到钓鱼台宾馆，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批准了这次试验。任务就这样定下来了。10 月25 日上午 9 时 30 分，聂荣臻从西郊机场登上军用专机，经过 3 个多小时飞行，到达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的飞机场。下午，又乘专用火车到达基地办公区。稍事休息，即召集钱学森、二机部副部长李觉、国防科委副主任唐延杰、张震寰、基地代司令员李福泽等汇报准备工作情况。他着重询问了核导弹飞行中发生意外时安全自毁系统的情况如何？回答是：这一系统已经模拟试验过多次，均获得成功；现用的这套装置，经全面测试，各项参数全部合格。他又仔细询问了核导弹飞行经过地区居民的安全情况，得知居民已进行了必要的疏散。有关单位还就近准备了许多汽车和救护分队，万一发生意外，可以紧急将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进行救护。核武器试验基地，就这次核导弹弹着区的安全防护问题，也已经拟定了各种有效的预案。得到了这些满意的回答，聂荣臻这才宣布结束汇报。第二天上午，聂荣臻先到地地导弹准备阵地，了解导弹准备状况。后来，又到现场了解核弹头的准备状况。在向专家们仔细询问后，确信准备工作是令人满意的。于是，他下令将地地导弹和核弹头转运至发射阵地。下午，他又赶到发射阵地，鼓励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两弹”对接和通电试验。这是项最危险的工作，人们劝聂荣臻离开。他干脆拿把椅子坐下，并说“你们什么时候对接通电完，我就什么时候离开”。聂荣臻的言行，令在场的人深为感动，也极大地鼓舞了现场操作的科技人员。对接通电完，应大家的要求，聂荣臻高兴地与在场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领导干部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在中国第一枚核导弹前合影留念，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638_1.bmp}再过 10 几个小时，也就是 27 日上午，核导弹就要发射了，大家的心情激动而又紧张。晚饭前后，聂荣臻注意到了周围的人员，话很少，表情严肃。于是，他有意在这天晚上把主要专家、工程技术人员、领导干部请到一起，看电影《奠边府战役》。临散场，还嘱咐大家松弛松弛，睡好觉，养精蓄锐，好迎接明天的战斗。发射时间预定在 27 日上午 9 时。聂荣臻 8 时整就赶到指挥所指挥发射。正当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之际，临发射前 15 分钟，突然传来电讯，核导弹预定弹着区高空出现了一股预报之外的强风。怎么办？聂荣臻想到了“要百分之百保证”7 个字，立即拿起电话，请示周恩来。周恩来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一切由你在现场决定。” 聂荣臻沉思了一会儿，离预定的发射时间还剩 10 来分钟，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指挥中心的大厅内静得出奇，没有一点响声，一切似乎已经凝固，只有倒时计数的闪光亮点，在仪器上不停地跳动，催促着聂荣臻早下决心。聂荣臻是最讲科学的，他与在场的专家紧急磋商了一下。几分钟以后，聂荣臻重又要通了周恩来的电话，陈述了按原计划发射的理由：这股意外的高空风约 6级左右，风向西南，而且比核弹头预定爆炸点要高得多。弹着点可能有些偏移，但不会超出允许的公算偏差之外。核爆炸的烟尘，不会影响到核试验基地工作和生活区的安全。周恩来表示同意。准备发射的指令，从指挥中心传向四面八方。9 时许，核导弹喷射出的橙黄色的火焰，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飞离发射架，直指苍穹，渐渐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只有雷达的电波仍在严密地监视跟踪着它。时间一秒一分，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显得那样漫长。导弹发射现场所有的人，都在紧张地企待着。终于，若干分钟以后，从弹着区传来了核导弹于9 时 9 分 14 秒精确命中目标区，在预定高度实现核爆炸的消息。聂荣臻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摘下墨镜，眼神和脸上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因为他清楚，这一胜利，在中国国防科研和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指挥大厅的人们纷纷走来，他微笑着与大家握手，然后脱下防护服，走出指挥大厅，向欢呼雀跃的人群挥手致意，共庆胜利。晚上，在基地庆祝大会上，聂荣臻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毛泽东、周恩来，向全体参试人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的祝贺。他强调指出：“这次试验，是在过去导弹和核弹头分别试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综合性的更高级的试验，是检验战斗实用性质的试验。试验结果，证明我们的设计是成功的，水平是不低的，质量也很好还初步摸索了这种战略性武器的综合使用性能，对今后部队的装备、训练、战斗使用，基地建设，都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10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号外以套红大字标题，发表了中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消息。消息指出，中国在本国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消息传出，举国上下，无不受到巨大的鼓舞。 {ewc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640_1.bmp}10 月 31 日，为检查这次导弹核武器试验的效应情况，聂荣臻第一次来到西北核试验基地。他让飞机先到弹着区上空转了一圈。从机上往下看，由于这次核试验是在高空爆炸的，地面弹着区的巨大白十字标记仍非常清晰，布置的效应物受破坏的状况，也大致依稀可辨。聂荣臻感到自豪，让随行人员也注意观看。11 月 3 日，他又从核试验基地乘飞机赶到弹着区，检查了这次试验的效应详情，向在这里以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冒着巨大风险参加试验工作的英雄们，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和敬意。在这里，聂荣臻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借用周恩来的话说：我们爆炸的是物质的原子弹，但它产生的巨大威力，却来自不知要大多少倍的精神原子弹。他又说：这次试验，响在罗布泊场区，但却打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心上。这几天，西方通讯社报道说，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是世界“特等重大事件”，“好像亚洲上空的一声巨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已经在世界核技术竞赛中，超过了英国、法国，成为世界第三个原子超级大国”，“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地不可思议”。聂荣臻接着激动地说：“我们已经做出了我们前人所不敢想象的伟大事业，我们一定要做出更加伟大壮丽的事业！”在研制导弹核武器的同时，氢弹的研制工作也在夜以继日地进行。氢弹的研制，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复杂得多。实现聚变爆炸，需要 1000万度的高温。迄今为止，除了原子弹爆炸，人们还无法获得如此高的能量。中国科学家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除了理论原理以外，没有任何实际资料可以借鉴。经过摸索，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设计原理。1966 年 12 月 11 日，在聂荣臻参加的中央专委会上，批准了新原理方案。他再次要求到现场主持试验。在去核试验基地的途中，他于 12 月 26 日，到达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主持了中程地地导弹首次发射试验，获得成功。第二天，聂荣臻马不停蹄，乘飞机直抵西北核试验基地，于 28 日主持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他在试验结束后说：“这次试验是成功的。试验结果表明，新的原理方案切实可行，而且非常简便。”于是，他向中央专委建议，集中力量按新原理方案进行设计，争取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试验。中央专委批准了这个建议。后来，在专家座谈会上，聂荣臻亲自部署了氢弹试验任务，研制工作随即全面展开。1967 年 5 月，第一颗氢弹的加工装配，以及试验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5 月 9 日，聂荣臻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议，讨论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会议认为，中国第一次全当量的氢弹试验，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在军事上，它将使中国的核武器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会议要求 6 月 20 日以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6 月 12 日，聂荣臻出席中央专委会议。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再次要聂荣臻去核试验基地主持这次氢弹试验。两天以后，聂荣臻乘飞机又一次抵达核试验基地。这次他还发着烧，是抱病来执行任务的。15 日和 16 日两天，他全神贯注地听取了试验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汇报中，有两个技术上的问题存有疑点。他一再询问检查，直到确信已排除为止。然后，又看了氢弹实物。登上空投飞机检查时，他紧握着机组人员的手说：“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炸弹，一定按操作规程执行好任务，但也不要紧张。”飞行员说：“请元帅放心，我们保证胜利完成任务。” 聂荣臻使劲地握着飞行员的手：“好，好，我相信你们。”6 月 16 日傍晚，聂荣臻坐汽车来到核试验场区。看到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立即与北京的周恩来、叶剑英通了电话，报告氢弹试验可随时进行。周恩来的答复仍然是“一切由你在现场决定”。于是，聂荣臻与张蕴钰、张震寰等商定，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的零时定为 17 日上午 8 时。17 日清晨，聂荣臻来到现场指挥部，下达了试验的命令。8 时前，飞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人们都翘首以待。8 时整，飞机到了预定空域，没有投弹，拐了个弯飞走了。“怎么回事？”聂荣臻问。空军地面指挥员报告说：“飞行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聂荣臻是严格要求按科学规则办事的人，觉得飞行员的请求是认真、科学的表现，当即答复：“可以！”于是， 20 分钟以后，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氢弹。飞行员报告，飞机脱离危险区。{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643_1.bmp}氢弹在预定高度爆炸。这时，天空出现了一个自然太阳，一个人造太阳，两个太阳同时高挂的壮观场面。然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氢弹爆炸成功了！人们从指挥部掩蔽壕里跳出来欢呼。一阵强风带着热浪迎面扑来，有的人几乎被吹倒，指挥部有的帐篷被吹倒了，这是氢弹光辐射和冲击波的威力！聂荣臻因为上了年岁，无法像年轻人那样跃出掩蔽壕。但他手握电话，激动地凝视着天空那个人造太阳渐渐演变成的蘑菇云。摄影家孟昭瑞，拍下了聂荣臻的这个历史性镜头。①人们面对着这朵比原子弹的蘑菇云要壮观美丽得多的伞状烟云，慢慢上升、扩大，逐渐由红色变成了白色时，欢呼声仍经久不息。聂荣臻却在焦急地等待着，要秘书催问有关方面，尽快汇集各种数据，计算出这次核爆炸的当量，够不够得上是氢弹级的？科学家紧张地计算着，不久报告说，氢弹爆炸威力初步计算在 300 万吨 TNT 当量以上！① 《聂荣臻画册》，长城出版社 198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22 页。聂荣臻立即要通北京的电话，先后向周恩来、叶剑英报告了科学家的计算结果。周恩来在电话里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所有参试人员，表示祝贺和慰问！”叶剑英则代表中央军委，向参试的指战员们表示祝贺！聂荣臻走出临时架设的指挥部帐篷，向守候在外面对他热烈鼓掌的人群挥手致意，并大声转达了周恩来、叶剑英的话。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 7 年零 4 个月；苏联用了 4 年；英国用了 4 年零 7 个月；法国用了 8 年零 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 年零 8 个月，并且赶在了法国之前试验氢弹。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反响，公认中国已进入世界核技术先进国家的行列。如果从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算起，那时间就更短。回到基地本部，有人向他汇报了上述时间表。聂荣臻不无自豪地说：“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我们的科学家该有多好啊！”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愈演愈烈，从此，聂荣臻再也没有到过他如此热爱的导弹和核武器试验基地。但他从没有忘记每次到基地所经历的丰收的喜悦，直到 25年后逝世为止，经常缅怀着基地的工作人员和基地的事业，谈论起这些往事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逝世以后，根据本人的遗愿和家属的意见，聂荣臻的部分骨灰，安放在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的烈士陵园中。他要长眠在这里，陪伴着在祖国大西北艰苦创业的科技人员和指战员们，以勉励他们继续为“两弹”事业奋斗！第七十二章保护知识分子，坚持科学事业1966 年 5 月 10 日至 26 日，聂荣臻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从此，“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拉开了帷幕。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聂荣臻在会上对“文化大革命”是拥护的。但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文化界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情，对科技界来说，主要是加强政治学习，进一步改造世界观的问题。①这显然离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相距甚远。当时，聂荣臻担任着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兼党组书记、国防科委主任兼党委书记等职务。自从 1956 年主动请缨，率领知识分子攀登科技领域里的“珠穆朗玛峰”以来，他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科学技术工作上。到 1966 年的夏天，已经整整 10 年了。10 年来，科技战线捷报频传。许多事实已充分证明，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美好愿望已不再是遥远的神话。几天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势头，预示着一场政治风暴的来临。聂荣臻考虑到，知识分子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应当尽力保护他们。1966 年 6 月 22 日，聂荣臻与有关方面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的初稿。初稿中指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左派、中派，应予团结保护。对科研机构的要害部门要严加保卫，如有人抢档案、武器、爆炸物、毒品或泄露国家机密、破坏仪器设备等，一律以反革命论处。这个文件遭到了“中央文革” 的强烈反对，勉强在少数科研部门试行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夭折了。6 月 23 日，聂荣臻与李富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时，又重申了保护知识分于、保护科研设备的观点。当时，尽管聂荣臻的处境很困难，造反派把大字报贴到了家门口，但他一直惦念和关心着许多科学家的工作和安全。一有机会，就向中央建议，要保护像钱学森、华罗庚等这样的著名科学家。听说哪位科学家处境不好时，就赶快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尽量设法加以保护。“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批斗所谓“牛鬼蛇神”的阶段时，周建人①给聂荣臻来信说：浙江大学的著名教授陈建功正在遭受批斗，罪名是莫须有的，请聂帅关心一下，帮助陈教授摆脱厄运。看过信，聂荣臻立即将信批给了当时兼任华东地区负责人的张春桥，要张出面保护。然而得到的答复是：这类事，只有群众才能决定，张某人管不了。于是，聂荣臻又写信给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可他哪里知道，此时此刻，江华也是困难重重，自身难保。这样，关于陈教授的命运也就不得而知了。不久，山东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又来信，说他们的校长成仿吾是牛鬼蛇神，要求打倒，请聂荣臻支持。聂荣臻见信后很生气，立即回信说：成仿吾参加过长征，在晋察冀边区敌后艰苦的条件下创办大学，很有成绩，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存在反党问题。就这样，把造反派的无理要求顶了回去，保护了成仿吾。不过，“文化大革命”的势头极其迅猛，从抄家、揪斗“牛鬼蛇神”、造“资产阶级反动① 1969 年 4 月 8 日，聂荣臻在中共“九大”小组会上的检讨发言。① 周建人（1888—1984）曾任浙江省副省长，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线”的反，到组织红卫兵、大串联、批斗老干部、冲击国家机关、冲击军事单位、发生大规模武斗等，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大多遭受冲击。聂荣臻个人的抗争当然无济于事。后来，连他自己也成了被冲击的对象。“八·一”建军节前两天，“中央文革”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科学口万人大会。当天下午 3 时，戚本禹在电话中对聂办秘书说：“今天晚上 8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口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你们要立即组织落实参加会议的人员以及与开会有关的事项。”当秘书问：“此事是报告聂帅征求意见，还是已经决定了？”戚本禹说：“已经报告江青、陈伯达同意，不管聂老总同不同意，会议都得开，你们通知聂老总一下，请他到会就行了。”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主持，一直开到午夜两点结束。会上公开点了一些领导干部和科学家的名。造反派按照江青、陈怕达的旨意，在会上叫喊科学口运动很不得力，要加温。对此，聂荣臻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当会议主持人要他讲话时，他一言不发。8 月 1 日至 12 日，聂荣臻出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在这次会议上，经聂荣臻的努力，把保护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这一意见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这个文件第十二条中明确规定：“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同时，聂荣臻还找当时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请陶铸一定设法保护科技事业，保护好知识分子。陶铸深深理解聂荣臻的心情。但是这时大字报已铺天盖地，批斗会已风靡全国。中国科学院也贴出大字报，说“中国科学院是黑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是黑线”。聂荣臻气愤地说：“我看中国科学院是红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是红线，怎么能说是黑线呢？！”“要批就来批我好了。”此后，他把科学院批《科学工作十四条》的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听了也很生气，通过他在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正式宣布，“科学工作十四条是红线”，这才把问题平息了下去。一天，云南落雪山宇宙观察站一位科学家打电话向国防科委告急，电话中说：“由于两派武斗，观察站已经开了枪，现在有人正在烧房子，如果局势发展下去，观察站可就要被毁了。”接电话的人问：“那里不是有‘支左’ 的部队吗？”打电话的科学家焦急地说，“‘支左’部队既不准动手，又不准动枪，阻止不住啊！”情况十分危急，国防科委立即向聂荣臻请示。聂荣臻感到事不宜迟，很快要通了云南省军区领导人的电话，明确指示：“不是‘支左’，而是一定要保护。”由于聂荣臻当机立断，这个观察站被保住了，有关的科学家和国防科研项目也被保住了。在那些动乱的日子里，聂荣臻为保护知识分子渡过难关，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8 月 23 日，在第五十五次中央军委常委会上，聂荣臻提出，导弹和原子弹试验基地的任务很重，有些科研单位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推迟，建议与师以下部队一样，只进行正面教育。聂荣臻的建议被会议接受，中央军委专门发出指示，由国防科委具体贯彻执行。不久，聂荣臻在听取国防科委的负责人汇报运动情况时指示：科研业务工作不能停下来，科研部门领导要抓业务。今年试验任务重，有些问题还没有底，要认真清理项目，疏通渠道。他反复要求科研人员，工作中一定不能出事故。江青一伙不断插手科研部门，聂荣臻多次表示了他对试验任务的担心，一再强调科研机关不能搞夺权。9 月 24 日，聂荣臻在国防科委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谈了三点基本意见：科委所属几所院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要多做团结工作；周总理指示，国家机关的运动将告一段落，以后转向组织革命化，改革机关体制，对此，国防科委要做好准备，要抓革命，促生产，业务工作不能放松；导弹工业部很多工作停下来了，科委要去抓，保证“两弹”结合试验顺利进行。10 月下旬，聂荣臻为了主持首次核导弹试验，再次来到导弹试验基地。下飞机后的所见所闻，令他欣慰。6 年前的 11 月，他来基地主持中国第一枚地地导弹试验时，只能乘火车到清水，再换乘基地自备的火车进入场区。沿途几乎看不到树，草也是稀稀疏疏的，漫天的黄沙使人难以睁开双眼。在风沙中，许多战士随时清理着被流沙掩埋了的铁轨。如今，飞机直飞基地，虽然还需要乘坐一段火车，但比起过去要方便多了。放眼四周，在茫茫沙海里出现了片片绿洲。挺拔的白杨树，一丛丛的沙打旺，一畦畦的菜地，显出勃勃生机。越接近基地生活区，绿洲的面积也越大。这是广大指战员响应聂荣臻当年植树造林的号召，经过几年努力奋斗的结果。进入场区腹地，令人肃然起敬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导弹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指战员在这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用他们的青春和热血，建造起的一座现代化的科学试验城。无论是基地的各种设施，还是试验设备，都比 6 年前强多了。更令聂荣臻感到满意的是，关于基地只进行正面教育的指示，大体上是落实的。处在第一线的科技人员大多来自北京，此时此刻他们根本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与得失。再看看基地工作人员，从司令员到士兵，其中包括一大批在基地长期工作的知识分子，精神状态也都很好。工作井然有序，钉是钉，铆是铆，看不到北京街头发生的那种混乱现象。“这是一支多么好的科学技术队伍啊！” 聂荣臻感慨而又激动地说。尽管如此，他每到一处还是反复强调，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影响工作，即便是正面教育，也是如此。大家要团结一心，照章办事，尤其是试验中的检验制度，无论如何不能放松，这是过硬的东西。这些，也是基地试验任务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人们对聂荣臻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ewc MVIMAGE,MVIMAGE,!12300580_0651_1.bmp}核导弹试验成功后，聂荣臻来到核试验基地，情况也是令人满意的。到处是一片宁静。几个月来，一直被混乱所困扰的聂荣臻，情不自禁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在中国，现在恐怕再也找不到哪一个地方比这里更安静的了。他兴奋地对基地领导说：你们艰苦创业，精神可嘉。今后，要有安家思想，争取逐步做到3 年后人均有两亩耕地两亩林，这样才能在戈壁滩上扎下根。过去，聂荣臻没有到过新疆，他便借此机会来到新疆各地参观视察。这里与处于创业阶段的基地场区不同，金秋的新疆，到处瓜果飘香，各族人民富有诗情画意的民风习俗和热情奔放的舞蹈歌唱，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每到一地，从各级领导人的汇报中，从群众困惑的眼神中，从街上到处可见的大字报和各种政治标语中，他知道“文化大革命”之风已经吹到了地处边陲的新疆自治区。特别是在听了关于新疆建设兵团两派组织闹得不可开交的情况汇报后，预感到这股风暴迟早也会吹到两个试验基地。聂荣臻怀着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