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传-聂荣臻传-19

射线光谱，使元素周期表比按原子量排列的更加完美，对周期律和光谱分析法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这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呀！”这天晚上，聂荣臻穿着病号服走来走去，对这件事想了很久。第二天，他一早就把秘书找来。秘书来时，聂荣臻还穿着睡衣。他坐在沙发上对秘书说：“昨天我想了好久，你今天先去找爱萍同志，让科委的同志们商量一下，五院、核武器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一定要劳逸结合，要想办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决不能搞坏身体。”秘书走后，聂荣臻仍在想，现在科技人员每天进行这样超长时间的工作，身体的消耗是极大的。只强调休息，一般地讲讲改善生活，还不行，如果没有足够的营养品，身体是要垮的。可现在，正是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都只是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标准。当时，肉、蛋、黄豆一类副食品极为紧张，就是有钱也没地方去买。在这种情况下，拿什么给科技人员呢？最后，他接通了周恩来总理的电话，他对周总理说了导弹研究院、核武器研究所的情况后，请示说：总理，现在我想是不是可以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各大军区、海军募点捐，让他们支援些猪肉、黄豆、鱼、海带之类的东西，多少解决些问题。周总理认为这个办法好，很支持。这样，从聂荣臻办公室打到北京、广州、济南、沈阳军区和海军的电话，都传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正在进行国防尖端项目攻关的科学技术人员生活清苦，任务繁重，需要各大单位援助一些副食品。“募捐”来的东西，比预料的要多得多。海军和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价拨给了国防科研战线一批猪肉、鱼、海带、黄豆、水果等副食品。在当时，这些都是无比珍贵的东西。就在聂荣臻向各单位发出呼吁的不几天，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到协和医院看望聂荣臻。聂荣臻专门对郑维山说了“募捐”的事，他半开玩笑地说：“我知道你们的家底，你们有生产，有东西，你一定要拿出一些来。你可不能小气呀！”郑维山的回答也很干脆，“东西我一定搞一些，还可以打一些黄羊”。“募捐”所以进行得很顺利，这里面至少有两个主要因素起了作用：一是，各大单位对研制国防尖端武器的极大热心；二是，聂荣臻在解放军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正是这两个因素，使得部队拿出他们自己也同样需要的东西时，是那样的慷慨。陈毅元帅也来看望聂荣臻。听说此事，他对聂荣臻说：“我举双手拥护，向各单位‘募捐’，也加上我的名字。”他满腔热忱地对聂荣臻讲：“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硬，也得靠这些人。我们不吃，也要保障他们起码的生活。”“募捐”的东西搞来了，如何分配呢？聂荣臻对科委的领导说：这也是一项有力的政治工作。要把这些东西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全部分配给每个专家和技术人员。他特别说明，行政工作人员一律不分。交待任务时，聂荣臻是极其严肃的。也许他意识到自己过于严厉，又笑了笑，加了一句：“我是要检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耐得清贫的，他们不会有超出一般人生活水平的非份要求，何况国家面临这样困难的时候，连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宣布自己不吃肉，以表示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的决心。毛泽东、刘少奇的孩子，都只吃寄宿学校的普通伙食，回到家里也就是多吃几块红薯或掺了玉米面的馒头。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发下来的副食品，实在使知识分子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在各科研单位，分发这些东西的场面，气氛令人感动，许多人热泪盈眶。五院一个技术人员说：“我们国家这样困难，主席、总理都吃白菜汤，军委太关心我们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很讲报答知遇之恩，所有的人都表示，要为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拼出一腔热血，研制“两弹”的积极性更为高涨。东西分完了，聂荣臻真的检查了。他要安东去五院检查，五院政委刘有光拍着胸脯说：“要是我们分了半两，开除我的党籍！”1961 年 1 月，聂荣臻在听取刘杰（1960 年 9 月，接替宋任穷任二机部部长）汇报时，提出二机部同样要大抓生活，说这是个大问题。他要刘杰告诉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要兰州军区力所能及地调拨一批副食品和粮食支援二机部西北核工业基地人员的生活。正当“两弹”研制克服重重困难，力争加速进程的时候，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战线却出现了“两弹”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之争。其背景是 1961年夏天，中央鉴于“大跃进”等“左”的思潮泛滥，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为此，要各条战线制订出一些条条来，同时酝酿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存些人认为，研制“两弹”困难太大，主张“下马”。聂荣臻是力主继续研制“两弹”的，并且要以“攻关”的精神去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上马，还是下马，当时的争论非常激烈。毛泽东这位从一开始就对原子弹极为热心的人，对这场争论甚为关心。1961 年 7 月，他让秘书从杭州打电话给聂荣臻说：不久前看到了一份材料，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日本现在还没有导弹、原子弹，但对此很重视。内部有争论，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还打招呼说，他要亲自找聂荣臻等人谈一次。当时，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正在北戴河召开，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以及国防工业、国防科研方面的负责人方强、王净、刘秉彦、刘西尧等人都参加了。北戴河清风习习，驱走了暑气，会议却开得很热烈，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争论的温度在不断升高。主张国防尖端武器研制“下马”的人，主要是强调苏联的援助没有了，当前的整个经济形势不好，国防尖端武器研制困难太多太大，我们的工业基础薄弱，原材料无法保证，品种规格不全，新材料研究困难重重，搞“两弹”花钱太多，影响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等等。他们主张只搞常规武器，不搞“两弹”。用他们的话说：“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听到这样的话，不必奇怪。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军队中有的是从冷兵器——大刀、梭镖发展起来的，要所有的人不停留在机枪、大炮阶段，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聂荣臻 7 月 20 日来到北戴河，第二天就听取会议情况的汇报。他越听越感到不安，在困难面前，不少人对研制“两弹”的信心动摇了，问题的严重性显而易见。聂荣臻多次找人座谈，冷静分析情况，得出的结论是：“两弹” 研制都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五院、二机部各拥有大学毕业以上的研究人员数千名和一批先进的研究设备，铀矿资源也能满足需求，特别是有一批世界第一流的研制“两弹”的爱国科学家，这是个决定性因素。“两弹”研制还带动了一系列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于是，他在听汇报时的插话中，在会上的发言中，一再强调“两弹”要继续攻关。尤其是在 8 月 4 日的会议上，他作了比较系统的发言。他恳切地说：国防科研方面，“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去年 2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后来又得到中共中央批准，不能动摇，三五年内要力争突破尖端，现在遇到些困难，但这是历史任务，在困难面前是退还是进？“我的意思还是要进”。与此同时，强调“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并没有排除常规武器的研制，应该两条腿走路。三五年内不管打什么仗，都得靠常规武器，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因此，要特别重视常规武器研制和生产的配套问题。如果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同样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无论是尖端武器，还是常规武器，现在上不去的关键是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是尖端都停下来，常规武器也上不去。解决的办法是要列入国家计划，大家都来攻关，否则，就事倍功半。尖端与常规武器要想上去，另一项措施是都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聂荣臻形象地比喻说：这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谁先准后，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聂荣臻还笑着举了个例子，现在是“虱多不痒”，困难很多，要理一理，具体问题要有人具体抓，否则就像长虱子，长多了，就习以为常，不觉得身上痒了。这一形象比喻，引起了会场上一阵轻松的笑声。聂荣臻接着说，尖端与常规不是谁挤谁，谁怨谁的问题，而是要向中央和军委负责，要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困难是有的，但我们可以上去，不管是尖端武器还是常规武器，都不要退。对聂荣臻的意见，在日后的会议发言中，大多数人表示同意。但他仍不放心，把当时的国防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找来，面授了国防尖端武器研制应该继续攻关的意见，要他整理成文字。8 月 20 日，聂荣臻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全文共 5000多字，详细陈述了“两弹”攻关的条件、困难和拟采取的措施等等。①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后，很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表示同意。由北戴河回来后，聂荣臻派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率领调查组到二机部核工业建设基地和原子弹研究设计的第一线进行考察，看看 8 月 20 日报告中提到的“三个铀的主要矿山将于明后年建成；选矿、冶炼、金属加工和武器装配工厂已有大部分设备，一部分关键设备正在安排试制，争取于 1962 至1964 年先后投入生产。这一套建设项目完成后，即可制造一般的原子弹”，这一段对中央带有保证性的话，究竟能不能落实。11 月 2 日，聂荣臻听取了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的汇报，颇感宽慰。11 月 14 日，张爱萍、刘西尧将他们考察的情况向中央和军委写了报告，认为“经过前一时期的努力，在各有关方面的积极配合下，核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研制工作都有了较大的进展，只要国家进一步加强组织协调，更好地集中全国有关部门的力量进行技术攻关，安排好所需设备、仪器仪表和原材料的研制、生产，1964 年炸响原子弹这一设想是可能实现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同意上述报告提出的意见。②对原子弹攻关，陈毅元帅用风趣的语言表示了鲜明的态度，他说：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原子弹搞上去。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腰杆子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子就硬了。①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第 488 页。② 《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46 页。第六十八章主持“两弹”攻关（二）确定“两弹”攻关了，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聂荣臻想了又想，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提出了以下 7 条。1.各科研部门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他提出：以地地导弹为重点，争取 3 年左右突破中程；5 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原子弹方面争取4 年左右建成第一套核燃料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初级的原子弹；5 年或更长一些时间试制出能用于导弹的小型核弹头。国防科研的其它任务，都要为“两弹”让路。2.要抓紧“开门七件事”，即新型材料、仪器仪表、电子元件、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力争使这七个方面能保证“两弹”攻关进程的需要。3.进一步培养科技干部，一定要把这看作是发展国防科研的战略任务。4.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首先是要落实保证由科学家对技术问题负责的技术指挥线畅通。从上到下，行政领导不要干预科技工作。5. 组织全国大协作，把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高等院校、地方科研机构，组织成五个方面军，协同攻关。6.要攻关，就要从上到下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又要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冷热结合，工作力求踏实。7.科研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所有工作人员，都要真正成为科技人员的“勤务员”和知心朋友，全心全意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服务。这些明确的方针、政策，统一了步伐，促进了“两弹”攻关的顺利进行。缩短战线方面，聂荣臻在坚持“两弹”攻关的报告中说：“前一时期工作中也有些缺点，主要是战线太长，力量分散，不仅不利于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而且使国防尖端和工业基础之间本来就不太适应的情况更加突出起来。”因此，从苏联专家撤走起，他就提出要缩短战线抓重点的要求。聂荣臻多次强调突破地地导弹是项战略任务。1961 年 4 月，他对钱学森等人说：地地导弹系统是个战略问题，先定下来，搞成“三班”去安排科研力量。两个月以后，他对钱学森等解释说，“三班”的含义是，地地导弹在仿制的基础上自行设计近程、中程和远程导弹，这 3 个型号形成系列，集中力量搞，然后有多余的力量再研制地空、空空导弹。近程地地导弹仿制已经过关，正在少量生产，中程地地导弹是正在设计的，远程地地导弹是要探索研究的。导弹攻关，捷报频传。1964 年 9 月，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试射成功，进入批量生产。1965 年他又进一步提出，研制地地导弹首先抓中程的，准备中远程的，探索远程的。这样，聂荣臻在领导导弹、火箭研究人员集中力量攻地地导弹技术关的同时，总结出了符合科学研究工作规律的“科研三步棋”的思想。1966 年 2月，他在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科研与生产不同，“就是在一定的计划时期内，研制工作要同时安排三个层次的型号：正在试验、试制（生产）的型号；正在设计的新型号；需要探索研究的更新的型号。这样安排，可以加强研制工作的计划性和预见性，并使不同层次的型号互相衔接，交替进行；预研工作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落实。对同一型号而言，‘三步棋’是指预研、研制、小批生产三个阶段”。①聂荣臻的这一重要的理性认识，有力地推动了“两弹” 攻关乃至整个国防科技事业的进程。在核武器方面，缩短战线的做法集中到一点，就是保证 1964 年爆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1961 年 9 月以后，聂荣臻多次对二机部的领导说：核武器研究力量要集中，西北核工业基地着重搞基本建设，要确保质量。1962 年 8 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陈毅、聂荣臻在会上见到了二机部部长刘杰。陈毅、聂荣臻关切地向刘杰询问原子弹研制的进展情况。聂荣臻对刘杰说：希望你们早日拿出原子弹，以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我们遵照中央的指示，要求全国科研部门，很好地配合二机部的研制工作，全国要“拧成一股劲，共同完成任务”。陈毅、聂荣臻两位元帅的话，使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所有人员，受到很大鼓舞。刘杰对两位元帅的话想了又想。两位元帅要求早日拿出原子弹，这个“早日”究竟能在什么时间实现呢？回到北京后，刘杰与二机部的几位领导人研究了几天，就当时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试制生产和存在的困难进行了分析。他们作出了每一步都非常扎实的计划，最早在1964 年，最迟在 1965 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最后，写成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作出这个判断要有足够的科学根据，而要把这个判断上报中央，还要有充足的勇气，这等于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二机部的领导人在上报前反复研究，一遍又一遍地论证，于 1962 年 9 月 11 日将报告上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年 10月，聂荣臻在听取二机部领导人汇报时指出：原子弹研制进展较快，今后仍应把好每道关，有专人抓，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 1964 年爆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来安排。聂荣臻根据“科研三步棋”的思想，看到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进展顺利，胜利在望时，他就对二机部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1963 年 9 月 3 日，聂荣臻在听取刘杰、钱三强、朱光亚汇报时指出：中国发展核武器，最后着重是要搞战略导弹用的核弹头。因为中国空军力量薄弱，空投原子弹难起作用。二机部的工作要求是， 1964 年准备好地面核试验； 1965 年准备好空爆核试验； 1966 年准备好核导弹试验；1967 年争取试验氢弹。1964 年 5 月，聂荣臻对五院和二机部提出了研制核导弹的问题。他说：原子弹与导弹的总设计师钱学森和钱三强都要参加，才能搞好。原子弹攻关，在更高的基点上加速进行了。1964 年 10 月，中国终于爆炸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从主管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起，聂荣臻就十分重视贯彻全国一盘棋，进行大协作的方针。进入“两弹”攻关阶段，他深知，必须进一步加强全国大协作的部署，才能打好“两弹”攻关这一仗。聂荣臻指示中国科学院紧密配合“两弹”攻关。此后国防科委与中国科学院商定，组成两个协作组。导弹攻关协作组由钱学森、王诤、张劲夫、裴丽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西尧组成；原子弹攻关协作组由刘杰、钱三强、张劲夫、裴丽生、刘西尧组成。为此，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由谷羽任局长的新技术局，动员 30 多个研究所的大部分科研力量，共承担 300 多个科研项① 《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57 页。目的协作任务，大大加强了“两弹”攻关的力量。在中央批准聂荣臻关于坚持“两弹”攻关的报告以后，其他科研部门、工业部门和高等院校的积极性也很高，纷纷主动要求承担任务。这样，全国逐步形成了“两弹”攻关的大协作网。1962 年 9 月，二机部关于建设原子能工业的报告上送后，10 月，中央攻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二机部的报告。聂荣臻出席了这次会议。刘少奇在会上指示：中央要成立个委员会，加强领导，加强配合，请国防工办提出委员会成员名单报中央批准。据此， 10 月 30 日，罗瑞卿在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中，建议成立中共中央 15 人专门委员会，统一领导原子能工业的建设和核武器的研究试验工作。毛泽东 11 月 3 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2 年 11 月 17 日，在聂荣臻列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宣布，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 15人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由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人组成。它既是一个权力极大的决策机构，又起着各方面的协调作用。 1965 年 3 月，中央决定， 15人专门委员会也管导弹的研究试验工作，调整增加了成员，改称中央专门委员会。在中央专委强有力的领导下，调动全国一切力量，为“两弹”研制开绿灯。聂荣臻对中央专委的成立特别高兴，他认为这是项关键性的措施，对“两弹”攻关的信心就更足了。中央专委总揽全局，将尖端武器研制工作的纷繁头绪化解开，转变为一道道十分明确的任务，安排下去。5 个方面军的协作配合更加紧密了。中国尖端武器研制建设之快，与中央专委极有效率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在聂荣臻确定的 7 条措施中，从技术上说，要数第二条最重要。中国导弹、原子弹的研究工作在加速进行。理论研究上的难题，一个一个地被科学技术人员攻克。但在导弹与核武器的研制正在取得重大突破的前夜，所有的研究课题都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尖端武器的研制需要许多新型原材料，需要高温合金材料、高能燃料、精密合金、半导体材料、稀有金属材料、人工晶体、超纯物质、稀有气体等。在一个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国家里研制尖端武器，它所面临的困难实在是太多了。领导中国原子弹、导弹武器研制的聂荣臻，对这一点感触尤深。在一段时间里，他经常提到的就是这些事情。他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一家人过日子，少不得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叫开门七件事”。而新型材料、电子元件、精密机械、仪表仪器、特殊设备、测试技术和计量基准等七个方面，就是办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好记好懂，成为科研战线家喻户晓的动员令。聂荣臻始终认为，仪器仪表、新型原材料等是中国武器装备科学研究方面，最为薄弱的环节。1960 年 1 月 21 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仪器仪表已成为当前发展国民经济和尖端技术的薄弱环节之一。工业生产中，所需的仪器仪表配套，在数量上只能满足六成至八成。尖端技术所需仪表仪器，则还刚刚开始摸索研究。拿各类仪器仪表的品种来说，和苏联等先进国家比较，一般的品种只生产了两成至三成，特殊、高级的（如核子、电子仪器）则只有一成左右。火箭、原子能反应堆、舰艇、潜艇等所需要的高级仪表，则完全是空白。”聂荣臻在报告中说，已通知计委、经委、建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五院、一机部、二机部等单位负责同志，组成仪器仪表和精密机械的规划小组，全面安排研究，确定试制和生产品种，并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以求切实解决这方面的难题。并在两三年内，争取解决“研究试制需要新仪器，新仪器又需要新材料”的所谓“连环套”问题。由此证明，这样的基础工作，不得不与尖端技术研究同时上马。聂荣臻对此是早就深有体会的。举例说，用于尖端武器的新型材料，至少有 5600 多种，大到导弹尾喷管的耐高温合金，能耐万度高温的导弹石墨尾舵，小到导弹、原子弹上用的特殊用纸，这样多的原材料研制，不可能全部由导弹、原子弹研究机构本身来完成，非动员全国的科技力量不可。由中央专委向各科研单位与工厂分配研究试制任务，各项工作的完成都很顺利。在当时，许多单位都以能接受尖端项目的研究任务为无尚光荣。这种大协作，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高度集中力量的优越性，以及当时中国人民集体主义和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尖端武器所需要的许多材料又都是“特”字号的，如特大、特宽、特薄、特细、超纯等等。而我们的生产设备，难以生产加工这样的材料。聂荣臻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关注这些材料的研究、试制和生产。因为他在这方面的体会太深了，后来甚至提出要成立专门的国防新材料研究院。可惜，这个设想被“文化大革命”冲掉了。“开门七件事”，特种材料向各个方面喊得多了，大家都在关心这件事。一次开会时，刘少奇侧过身来问聂荣臻：“这几个特字，说了多少年了，什么时候能解决呢？”“我们正在认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工作在不断地取得进展。”聂荣臻回答说。在聂荣臻领导下，各有关单位发奋努力，取得了辉煌成就。1965 年，聂荣臻于 4 月到 7 月，分三次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书面报告说：经过 4 年努力，过去许多靠进口的新型金属材料，已经能自己生产，共研制成新型金属材料6800 多个品种。高温合金，可满足制造米格-21 飞机的需要。电子、仪器仪表中的精密合金 70 多个品种中，已有 55种可满足需要。特细、特薄的金属材料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40 多种稀有金属元素，已能生产 18 种。新型化工材料方面，共试制出 3900多个品种。在重水、高能推进剂、特种合成橡胶、塑料、树脂、特种感光材料、稀有气体、超纯物质、超纯试剂等方面，已可满足导弹、原子弹、航空及无线电工业等方面近期发展需要的 90％。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方面，已研制成玻璃钢、玻璃纤维、特种水泥及胶凝材料、人工合成晶体、特种陶瓷、耐高温涂层、石墨、石棉等材料，共 2000 余项。这些材料，具有耐高温，耐腐蚀、耐磨损、耐辐射以及各种优异的光学、电学、磁学性能，初步满足了研制国防尖端技术的需要。聂荣臻在报告中也指出，这 1.2 万多种新材料中，有些性能还不够稳定，有的还不能工业化生产。这些成就是值得自豪的。它不仅保证了“两弹”攻关的需要，而且，使中国军事和民用工业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到国防尖端武器对于中国的迫切需要，所有的研究院、所、工业部门、大专院校，都对国防科研开了绿灯。国务院各大部，都有一名副部长专门对五院和二机部负责，这是周恩来总理安排的。一是为了迅速解决国防科研问题，二是为了保密。国家计委、经委也都有国防科研的计划、经费和物资专管部门。周恩来总理怕这些当家理财的人们手头太紧，一再交待，“两弹”方面要多少钱就给多少。“两弹”攻关经费完全保证使用，聂荣臻却经常提醒大家要节约办一切事情。他深知周恩来总理是很节俭的，操持这样一个大国、穷国，拨出的每一笔经费，都是不容易的。聂荣臻的态度是该花的就花，不该花的，一分钱也不能乱花。20 多年后，有人不时地冒出几句搞“两弹”花了多少多少钱，“两弹是用金子堆出来的”一类的话。原二机部的一位负责人说得好：“说花钱多的人，往往并不知道我们花了多少钱。搞国防尖端研究，我们是很节省的。和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用的经费不知少了多少倍。”为了节约试验费用，聂荣臻一再告诫研制部门，要过细地工作，要消除一切隐患，不能让导弹带着问题上天。“一颗导弹，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这是聂荣臻经常说的。中国的工业落后，管理水平也落后。而国防工业的要求却都是高、精、尖的。为了保证不出问题，各道工序都要反反复复地几次检查。1964 年，一次火箭发动机组装时，一个工人不慎将一个螺丝钉掉到发动机里去了。一分院将情况迅速上报五院。五院请示聂荣臻，聂荣臻当即表示，马上停止装配。他要秘书跟随张爱萍到现场坐镇，一定要找到这个螺丝钉。第二天，张爱萍和聂荣臻的秘书，认认真真地坐在装配车间的椅子上看着。有关的技术人员花了两个多小时，螺丝钉终于被找出来了。“文化大革命”前，有一次，陈云在广州碰到聂荣臻，关切地问：“听有些同志说，我们搞‘两弹’花钱太多，你说究竟花了多少啊？”聂荣臻说了个大概数字。陈云说：“想不到才花了这么些钱，搞‘两弹’是值得的。” 有一段时间，聂荣臻见了科研单位领导人就强调文明生产。他一看见车间里挂着的大字标语，开着音量很足的喇叭就反感。20 年代，聂荣臻在法国的大工厂里做过工，他对西方的工业管理有着实际的了解，知道那些形式上的东西根本于事无补。所以， 1960 年他就给中央写过《关于尖端、精密生产和研究工作中的清洁和秩序问题》①的报告。聂荣臻根本不允许在“两弹”研制中，有脏乱现象存在。由于有着一整套严格科学的科研、生产、试验方面的管理制度，中国尖端武器研究、设计、试制、试验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远远超过世界上几个“核俱乐部”成员。1962 年，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经济正在走出“谷底”。这时，中国的“两弹”攻关正处在关键时刻。1963 年 4 月，在北京召开的军工领导干部会议上，聂荣臻讲话时说：“‘两弹’要尽早地过关。尖端什么时候过关，这不但是个军事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天天在猜我们‘两弹’什么时候出来。他们最害怕中国人民拥有核武器、火箭武器，中国人民有了这些武器，他们向世界人民的讹诈就彻底地全部破产了。去年 8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说：美国在 1945 年第一次使用原子弹， 1949 年苏联作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 1952年英国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到 1960 年法国也爆炸了，这是一个国际的核竞赛。他们最害怕中国拥有原子弹，但又不得不估计，中国是今后头一批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①中国在当时的形势下，没有别的选择，就是要在继世界各主要强国之后，①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第 409 页。①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第 498 页。争取成为拥有战略导弹和核武器的国家。“两弹”攻关的辉煌成就，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许多科技人员和有识之士说：如果不是聂荣臻当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苦口婆心，以后又忘我地致力于“两弹”的攻关事业，那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第六十九章知识分子的知心人60 年代，中国以震惊世界的速度，实现了在原子弹、导弹方面的突破。在其它国防和民用科技领域，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部门几万科技人员和全体工作人员忘我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科学院、有关的高等院校以及各条战线的广大知识分子大力协同，密切配合取得的成果。聂荣臻深知离开这些科学家、专家、工程技术人员，要实现国防现代化只能是空谈。然而，当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思潮不断地冲击着科技战线。聂荣臻对此时有所闻，深为忧虑。为了“两弹”能尽快上天，为了在科学技术上尽快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他决心力求正确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真正做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以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把这看成是当务之急，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这些措施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至今回忆起来，许多人仍乐道不已。在组织国防科研攻关的时候，聂荣臻以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知识分子的一贯思想，来领导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队伍。当时，在国防科技部门工作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有几万人。这些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从国外留学回国的各类专家，其中有许多是满怀爱国激情、排除重重困难、返回祖国的著名科学家；第二部分，主要是解放前从旧中国各类高等学校中毕业的大学生；第三部分，是解放后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和选送到苏联及东欧国家学习回来的大学生、研究生。聂荣臻认为，这几部分人从总体上说，都是爱国的，极其宝贵。到了垂暮之年，聂荣臻回忆这些知识分子时，总是满怀深情地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回到国内，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跑出去的。这就说明，我们的知识分子是真心地热爱祖国的，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努力攻关，中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可能的。但当时在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掌握上却存在着不少问题。曾指挥过几十万大军的聂荣臻，今天作为科技战线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不得不为科学家、专家、技术人员免受当时“左”的错误思潮干扰，而施加自己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是一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毛泽东 1957 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但从 1957 年反“右派”运动以后，在不少单位和部门，由于运动扩大化的错误做法，使知识分子感受到有精神压力。当时提出“又红又专”的口号是对的，但是“红”的标准是什么，“红”与“专”的关系如何，却常常存在着争论。一时间，业务、技术与思想的关系成了纠缠不清的问题。为了使科技工作者有一个正确的立场，保证“红”，就要加强政治学习，这本来没有错。但有不少单位，采取了许多形式主义的措施。譬如有的单位拿出过多的时间学文件、讨论、开会，而且不着边际，不针对知识分子的特点，只是照本宣科。结果，科研时间不能保证，研究任务受到影响。有些知识分子对此提出异议，受到了批评，有的还被戴上反对突出政治的帽子。这个问题在科研单位带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聂荣臻知道后，报经周恩来总理同意， 1960 年 12 月 13日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在科学研究机构中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和保证科学研究时间的通知》。通知规定：必须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六分之五的时间（即每周 40小时）从事专业工作，政治学习和党、团、工会活动每周只能占 8 个小时。他还对二机部的领导人讲，要给科技人员以读业务书籍的时间，改变会议过多的现象；对五院领导说，如果不保证科研时间，导弹搞不出来，将来是要负罪责的。有的专家学者，因为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问题，被认为不能从事机密专业工作。聂荣臻听了汇报，认为这对科研工作尤其是像“两弹”的研制非常不利。他多次对有关领导耐心解释：在旧社会和解放初期，能够大学毕业或出国留学的人，出身成份好的比较少，一般说，大多家庭比较富有，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否则他没有经济条件上大学。所以，我们必须贯彻“重在表现”的政策，不然就等于将能够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才拒之门外，意味着科技工作将无法开展。对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的科学家，我们的同志对他们总是有一道鸿沟，特别是五院。这些人是科学家，有真才实学，既要他们搞研究工作，就应该相信他们。经过聂荣臻的反复说服，终于使科研单位的领导人、人事和保卫部门的干部统一了认识，使大批科学家进入科研部门工作。有一位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保密局少将的高级研究人员，准备调入五院从事研究工作。这件事谁也不敢做主，问题反映到聂荣臻那里。聂荣臻得知这位研究人员在新中国建立后，工作表现一直很好，当即决定将其调入五院，以后还担任了五院某分院的副院长，一直不受干扰地从事科研工作。这怎能不使这位科学家深受感动呢！1960 年底，中央军委决定在军队开展五好战士和四好连队运动。①许多科研部门也跟着做，尤其是在五院。因为这是受国防部直接领导的研究院，各级行政和政工人员大多来自军队，所以推行“四好”、“五好”运动就更积极些。但广大知识分子对此有意见，认为开展这项运动不适合科研单位的特点。在当时极左思潮泛滥下，提出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被看作是反面人物，受到压制和批判。这个情况反映到聂荣臻那里，他把当时的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找来，对梁说：对知识分子的使用要很好地调查研究，现在军队有些单位总是把知识分子按士兵一样看待，像管战士一样去管理知识分子，这是不对的。对知识分子要善于启发他们的积极性、自觉性，不能光靠开会，搞得筋疲力尽，那样积极性是发挥不出来的。科学研究工作的连续性很强，一搞运动就把业务工作停下来，对科研影响很大，这种做法应该研究改进。以后聂荣臻又对五院副院长王秉璋等说：科研部门必须提“以研制工作为中心”，不能照套军队的“四个第一”、“五好运动”、“四好运动”的做法。这方面“左”的错误做法，当时在科研部门特别是国防科研部门得到了合法抵制。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聂荣臻却因此受到了反复的批判。说他“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统帅”，不一而足。但历史证明，聂荣臻是正确的。① 五好战士，是指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四好连队，是指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的连队。1961 年 1 月，聂荣臻听说五院某单位搞“两忆三查”运动①而停止工作，他指示立即制止，并派专人去这个单位检查，得知确实已经按他的指示办了才放心。由于聂荣臻的关心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国防科技战线工作的知识分子，环境要好得多。但受全国大气候的影响，不少单位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1960年 10 月，聂荣臻在三座门宴请五院的部分教授、专家、工程技术人员。他是想和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谈谈心，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想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这天，他穿了一身浅灰色的便装，风纪扣还是一丝不苟地扣着。他找了一些老一点的科学家座谈。聂荣臻和知识分子谈话，一向都是很随便的，大家向他说了许多工作上的问题，很少有人讲到生活。聂荣臻知道大家有顾虑，就勉励说：不要有顾虑嘛，国防部五院就是大家的家，五院的工作就是大家的终身事业。我们希望同志们下决心在这个光荣的岗位上干一辈子，为尖端事业献出自己的一生，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这是万世之荣，大家有多大本事尽管发挥。既要努力学习，又红又专，技术上又要勇于负责，发扬民主，畅所欲言，科学研究不要怕失败，技术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不是政治问题。既要努力工作，又要劳逸结合，尽快拿出自行设计的各型导弹来，这是最大的政治。聂荣臻一席话，说得科学家们心里热乎乎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于是，有些科学家就说，五院把几千名大学生抽出来，长时间参加农业劳动，还抽调几十名科技人员去西藏参加平叛等等。第二天，聂荣臻要安东去向五院党委传达，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要迅速纠正。科技人员的劳动锻炼，要结合本专业，在五院的厂、所实施。没有什么比了解、信任自己更宝贵的了。在国防科技战线工作的知识分子，就享受了这种充分的信任。聂荣臻也因此而与科学家们结下了深厚友谊，广大科技人员从心底里把他看成是知识分子的知心人。聂荣臻非常关心钱学森，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他为钱学森考虑得都很周到。聂荣臻说：钱学森是国家的宝贝。国防科委很多人听到聂荣臻说过这样评价钱学森的话。在工作上，五院领导给钱学森安排了最方便的条件，在安全上也采取了相当严格的措施。聂荣臻规定，没有他本人的批准，钱学森不得乘坐任何类型的飞机。早在 1956 年，筹备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以及后来在航委的共事中，在技术问题上，聂荣臻就像学生对老师那样尊重钱学森，虚心请教。导弹研究院一成立，经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建议，钱学森被任命为这个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在钱学森的主持下，导弹研究院形成了完整的科研体系，确定了基本任务和前景规划。但是作为院长，一些日常的行政业务也占用了他大量的精力。一次，导弹研究院为建托儿所的事，也去向钱学森汇报，连做多少板凳也要他拍板。而有些技术问题，本来应该由钱学森拍板的，而党委却要讨论决定。钱学森常为这样的事苦恼。聂荣臻知道后，就对导弹研究院的领导人说，有些技术工作提交党委讨论，党委就拍板了，这不行。党委只管大政方针政策，不要管技术，技术工作要让钱学森负责。而日常行政事务，他不擅长，就不应该去麻烦他。为此， 1960 年春天，聂荣臻在征得钱学森的同意后，向中央军委报告，建议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导弹研究院院长；钱学森任技术副院长；任命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为副院长，主管行① “两忆三查”，是指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政工作。建议被批准。为了保障钱学森在技术工作上的指挥决策权，导弹研究院又建立了技术指挥线。一批老专家，像任新民、粱守槃、屠守锷、庄逢甘、蔡金涛、吴朔平，不久，也被分别任命为五院第一、二、三分院的技术副院长。聂荣臻一再强调，各级领导一定要保证技术指挥线畅通，不得以任何理由否定科学家在技术问题上的决策权。技术指挥线全部由专家组成，技术问题，由技术指挥线决定，保证了专家们的决策权。尔后，下面的各科研单位也都建立了技术指挥线，科研工作的计划、协调由专家拍板，充分发挥了科学家们的作用。聂荣臻与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在许多极为微妙的地方，深谙知识分子的心理。有一次试验地地导弹，导弹研究院副院长王诤与钱学森都去了试验基地。试验完毕，王诤与钱学森回京向聂荣臻汇报工作。汇报时，王诤先讲开了，把主要情况介绍得很详细，然后，又讲了自己的看法。王诤讲完以后，钱学森也谈了一些具体的意见。汇报完毕，王诤与钱学森向聂荣臻告别。聂荣臻把王诤留下，诚恳地对王诤说：“王诤同志，你是专家，是我们党内的专家，也是党内的老同志，以后汇报工作是不是先让钱学森同志讲，技术方面听听他的意见。不然的话，你先讲了，钱学森同志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也不好讲了。”王诤听后笑了，以后汇报工作，王诤总让钱学森先讲。1960 年，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后，聂荣臻特别指示五院领导人：要充分发挥老专家的作用，型号设计委员会由钱学森负责，党委研究技术问题的大政方针时，请他参加，认真听取和尊重他的意见，使他有职有权。正是由于中共中央、周恩来、聂荣臻等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信任，使钱学森得以在中国航天事业上做出杰出的贡献。钱学森对聂荣臻也充满了崇敬之情。1984 年他回忆说：聂荣臻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时，“统筹兼顾，全面调度，充分发挥了科学技术人员的聪明才干，研制工作取得了迅速的进展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在今天回顾往事，都十分怀念那个时代，称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也十分尊敬和爱戴我们的领导人——聂老总”。①聂荣臻也许比任何人都热切盼望国防尖端技术的每一个突破。每当新的难关被攻克，他向科技工作者们送去的是祝贺。而当有的试验失败了，他送去的是安慰，是鼓励。有时，这比胜利时的祝贺更让科技工作者感动。1962 年，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进行首次飞行试验失败，聂荣臻没让追查责任，而是安慰大家，使参试人员深受感动。聂荣臻是这样地理解他们。任新民，这位从美国归来的导弹总体设计师，经历过无数次导弹发射试验。因为每次发射成功而感受到的喜悦太多，他已经记不清了。他说，每次试验成功，从聂荣臻那里听到的都是鼓励。如果失败了，他从不批评埋怨，而是从另一种角度给予鼓励。国防科委和在聂荣臻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聂荣臻对任新民是极为器重的。中国导弹的起步，首先是从仿制苏联近程地地导弹尔-2 开始的。仿制成功后，工程技术人员对发动机部分作了一些改进，改进工程是任新民主持的。因为，原来尔-2 的发动机就不怎么好，改进后虽有所加强，但一段时间里，老出问题。那个时候，有些人把任何一件事都可以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去① 《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6 年第 1 版，第 130 页。看待。火箭发动机出问题，被人作为政治问题反映上去了。聂荣臻听了这个反映，对五院领导人说：你们建院的时候，任新民、庄逢甘两位科学家在北京开会，听说五院已经成立，他们要求调到五院工作，就没有再回哈尔滨，而是到黄带子坟刚从部队接收过来的房子里，不顾条件简陋，找来两块铺板一搭，就住在那里。我叫安东去动员他们住旅馆。安东回来对我说，任新民、庄逢甘表示，“我们既是调到这里来工作的，怎么能住旅馆？”一再动员也没有去旅馆。这件事我听了极为感动，始终铭记。这么好的科学家如果不信任，还能相信谁呢？请你转告任新民一句话，“凡是最困难的时候，成功也就快了”。不是这句话哲学上的意义，而是感情上的理解，使任新民大为感动。不久，发动机技术问题就一个接一个地解决了。有一次聂荣臻了解到，火箭发动机试车时，任新民冻伤了手，他责问有关的负责人：“为什么不对任新民这样的专家多注意保护！”著名火箭发动机动力学专家、五院三分院副院长梁守槃说：“科技工作者的最大愿望是能够在工作岗位上贡献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为接近和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作出成绩。从旧社会留下来的科技人员，出身和经历不尽相同，但对于外国人欺凌的感受则是一致的。因此，在毛主席庄严地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大家都渴望能为祖国建设效绵薄之力。绝大多数留用的科技人员是爱国的。聂总看到了这一主流，一直对他们采取‘政治上关怀、工作上放手’的方针，没有因为他们出身于其他社会阶层而嫌弃他们，也没有因为他们有缺点而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在会见和交谈中，一直给科技人员以可敬可亲的长者的印象。”①中国原子能事业奠基人之一的钱三强 1984 年回忆说： 1956 年时，“聂总既抓原子能，又抓航天技术，而更多侧重抓航天技术。就这样，我国的原子能和航天技术，刚一起步就有了强有力的领导1960 年，正当工作进入关键时刻，我国遇到了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正在这时，又是聂总鼓舞了大家的信心。记得他不止一次说过：你们只管放手工作，我来做你们的后勤部长。为了保证（原子弹攻关）计划完成，聂总一方面从政治上、思想上关心科技工作者，鼓励大家正视困难，战胜困难；另一方面他亲自想方设法采取一系列措施提供后勤保证使广大科技人员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开展大协作的优越性。因此，尽管当时各方面困难不少，但大家精神振奋，情绪饱满，工作进展顺利。我想这正是当时主持科技工作的聂总重视知识分子，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所起的重要作用”。②① 《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6 年第 1 版，第 138 页。第七十章科学工作十四条的制定和广州会议聂荣臻爱护知识分子、理解知识分子，但是，他的影响所及，毕竟只是少数人。而在全国包括国防科研系统，在一段时间里，“左”的影响还在妨碍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政治冲击业务更是司空见惯。这些情况聂荣臻了解得很清楚，也因此为中国的科技进步而担忧。通过全国性的了解和深入调查，在广泛听取知识分子意见后， 1961 年，聂荣臻向中央正式提出解决科技战线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意见。这就是《科学工作十四条》，当时被邓小平称为“科学工作的宪法”。《科学工作十四条》产生的背景，是 1958 年的“大跃进”和 1959 年的庐山会议后给科技战线造成的困境。“大跃进”所鼓动起来的狂热，在全国出现了浮夸风和瞎指挥风，使科学研究机关也受到了影响。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得不到尊重，许多科学家对此反应强烈。还有一些科技人员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受到这样那样的冲击，也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些都阻碍着科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聂荣臻认为，已经到了系统调整科研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时候了。就在这时， 1961 年初，毛泽东终于从越来越多的情况反映中，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又一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0 年冬天，聂荣臻组织了对科技战线的较大范围的调查研究，调查首先从导弹研究院开始。这里的科技人员，反映了许多在今天看来可笑，而在那个年代确实存在的问题。导弹研究院，就在国宾馆附近。于是，很多的迎宾任务就落到了科学家们的身上。这些从事 20 世纪尖端科学研究的导弹专家们，不得不打着小纸旗，站在北京的街头，去欢迎外宾。在当时，各种运动很多，北京每年要进行机关整顿，一次就要学习几个星期，这已经成为惯例。科技人员用于专业研究工作的时间，还不到二分之一。知识分子对这些很有意见。导弹研究院的调查结束后，聂荣臻又指示在更大的范围了解情况。中国科学院所反映的问题，和导弹研究院基本一样。最突出的是，科研时间不能保证。科学工作者每周 6 个工作日当中，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也大体上只有3 天，有的还不足 3 天。大量的时间，被用来搞政治学习或与科研无关的各种体力劳动。1961 年春天，聂荣臻根据中共中央正在酝酿中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要求各条战线都理出若干政策性条条来的指示，在上海、北京分别组织专家座谈会，就科研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请科学家畅所欲言。座谈会的气氛轻松自然，被誉为“神仙会”，专家们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1961 年 4 月，聂荣臻来到杭州，住在西子湖畔的王庄。这里湖光山色，春意盎然，无论是漫步苏堤、白堤，湖上泛舟，还是花港观鱼，到处可见勃勃生机。他在领略大自然的绮丽风光时，一个强烈的愿望不时在脑海萦回：要给知识分子以“春天”，给科学研究的环境以“春天”，应该把这方面的政策条条尽快理出来。于是，他要秘书通知国家科委韩光、刘西尧，中国科学院张劲夫、杜润生，国防科委安东、路扬，上海市科委刘述周、舒文等人，先后来到杭州，从 4 月 16 日起，一连开了 10 多天的会议，听他们汇报前一阶段关于知识分子政策，和各单位科研政策的执行状况，提出需要改进的意见等等。就在这里，经过反复磋商，聂荣臻主持拟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十四条的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工作十四条》）初稿。《科学工作十四条》的提出，旨在系统地、全面地排除影响科研工作的“左”的做法，这也是聂荣臻对积郁在心中数年的问题，寻求一个总的解决办法。《科学工作十四条》的主要内容是：（一）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二）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这主要是为了改变大跃进以后，在科研工作的任务、方向、人员设备、制度等五个方面面临频繁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三）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主要是强调科研部门必须保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急需的关键性科学技术过关，但又不排斥一些探索性的项目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四）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检查科学工作计划。（五）科技人员要在工作中发扬敢想、敢说、敢干，但又要与严肃性、严格性、严密性结合的“三敢三严”精神。（六）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 5 天时间搞科研工作。（七）采取措施，着重培养青年科技人员，对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和优秀青年科技人员，要重点支持重点培养。（八）科研部门要与生产单位、高等院校加强协作和交流，共同促进科技进步。（九）在人力物力财力使用上，要贯彻“勤俭办科学”的精神。（十）科学工作中提倡自由辩论，不戴帽子，允许保留意见，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科学的方针。（十一）知识分子初步“红”的标准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强调“红”与“专”要统一。（十二）要根据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各级政工和行政干部要特别强调为知识分子服务。（十三）领导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逐步由外行变为内行。（十四）科研单位要在党委领导下，贯彻由科技专家负责的技术责任制，基层党组织只起保证作用。聂荣臻在讨论研究过程中，反复强调：这十四条意见最主要的是，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及红与专的关系；党如何领导科研工作这三条。这是十四条里面的核心问题。大家反复研究后，也都同意聂荣臻的意见。杭州会议结束时，聂荣臻要韩光、张劲夫分别在北京和东北地区召开党员所长会议座谈，同时，用多种方式广泛征求党内外科学家的意见，对科学工作十四条初稿进行讨论，提出修改建议，并在钢铁、地质、农业、医学4 个科学研究院试点，让实践作初步检验。5 月中旬，聂荣臻回到北京，多次找人谈话，了解修改意见和试点情况，大家的反映是好的。科学工作十四条上报中央前，他又请陆定一、郭沫若、张际春、周扬、徐冰、龚子荣等帮助修改。6 月 20 日，聂荣臻认为文件已趋于成熟，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后面附了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中的十四条意见（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