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传-聂荣臻传-18

日晚上，他又在张劲夫、钱学森和上海市科委主任刘述周陪同下，视察 T-7 型气象火箭地面系留热试车，获得成功。聂荣臻鼓励在场的科技人员继续努力，为火箭事业做出新的贡献。5 个月以后，首枚 T-7 型火箭在安徽省某山区发射成功。1963 年，聂荣臻指示将上海机电设计院划归五院。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为开展卫星预研工作，成立了星际航行委员会。1964 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与上海机电设计院合作，成功发射了高度达 70 公里的第一枚生物探空火箭。1965 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导弹、火箭技术不断取得突破，赵九章、钱学森等又先后提出研制人造卫星的建议。聂荣臻对他们的建议作了批示：请张爱萍、张劲夫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只要力量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以后国防科委按聂荣臻的意图，提出了 1970 或 1971 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想，获得中央专委批准。1966 年 1 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卫星设计院，开始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论证设计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减少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损失，聂荣臻于 1967 年提议，在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的基础上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获得中共中央批准。 1968 年 2月，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并列入军队编制，从而保证了卫星研制工作能基本正常进行。1970 年 4 月 24 日，重量达 173 公斤的“东方红一号”卫星首发成功。通过这颗卫星，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乐曲响彻了中国大地，也传向了世界的四面八方。1959 年 12 月 30 日，中央军委第 9 次常委会议讨论了国防科委关于组建无线电电子研究院、航空研究院和舰船研究院的建议。聂荣臻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原则同意组建这 3 个研究院。当时聂荣臻向国防科委领导人提出，空军飞机、海军舰艇的研制，任务很重，工作极为复杂，也需要集中力量才行。军事装备方面，几乎都离不开电子设备，这从导弹研究工作中看得很清楚。因此，在中国经济和科技力量都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根据五院建设的经验，应该把各有关工业部和军队的科技力量适当集中起来，形成拳头，才能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充分发挥作用。根据聂荣臻的意图，经过近一年的酝酿， 1960 年 10 月，张爱萍奉命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了组建 3 个研究院的方案。同年 12 月20 日，中央正式批准军委关于建立航空、舰船、无线电电子研究院的报告，由唐延杰、刘华清、孙俊人分别担任 3 个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建制属国防部，业务由国防科委领导。至此，军事系统科研方面组建机构、组织队伍的主要构架已大体完成，使“两弹一星”的研究和空军、海军、无线电技术方面主要武器装备的研究，在 60年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第六十四章为科学研究事业奠基（二）聂荣臻负责领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以后，深感近代科学技术的极端复杂性，无论军队还是地方，都必须把全国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贯彻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精神，才能取得积极成果。这同战争年代组织大兵团作战，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是一个道理。因此，他除了军事系统而外，也十分重视地方科技方面组建机构、组织队伍的工作。1956 年在制定 12 年科学规划的过程中，对科研领导机构的设置问题，科学家们就曾经展开过争论。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在同年 10 月 29 日的报告中说：“关于高级协调机构问题，争论最大。在 8 月份的讨论中，少数同志曾有不同意见，但出席会议的中国科学家（包括郭沫若院长）和大多数有关单位负责干部，一致主张建立一个常设的高级协调机构。因为科学规划是全国规模的，而执行时必须分为三个系统，即（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产业部门，另外还有原子能委员会和航空工业委员会。对这几个系统实施科学规划的情况，应该有一个机构经常加以监督。同时怎样使这几个系统明确分工，密切合作，协调地执行规划，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各方面不协调，会产生有些任务落空，有些任务重复等现象，妨碍科学的发展。”因此，聂荣臻等在报告中提出：“把科学规划委员会保留下来，并设一个精干办公机构担负上述任务，是一个比较妥当的办法。”11 月份，周恩来、邓小平等批准了陈、李、聂的报告。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保留下来了，由聂荣臻任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的成员有：宋任穷、黄敬、赵尔陆、刘杰、张劲夫、范长江、张玺、黄松龄、于光远、谷牧。秘书长范长江、副秘书长武衡。当时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委员大多是科学家，没有专职办事机构。聂荣臻认为，这种状况难以开展工作。于是，他与张劲夫商量，调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武衡到科学规划委员会从事专职工作。武衡调来后，经过半年多的筹建，设立了一个 20 多人的专职办事机构。1957 年 5 月 12 日，国务院批准科学规划委员会由聂荣臻兼任主任，郭沫若、林枫、李四光、黄敬、杨秀峰为副主任。委员 106 人，大部分仍是科学家。秘书长范长江，副秘书长武衡、李强、安东、姜君辰。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对科学事业进行规划计划、组织协调、科技干部的培养分配、安排解决科学工作的保障条件和开展国际合作等。聂荣臻主管科学规划委员会以后，不久就遇到了所谓“二黄一张”之争。1956 年 1 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①这使科学家们很受鼓舞。一时，工业部门和高等院校的专家、教授们纷纷要求调中国科学院工作。这引起了代表工业部门的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代表高等院校的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与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劲夫的争论。黄敬要求中国科学院将有关工农业生产的研究人员和机构划归产业部门。黄松龄则主张科学院将有关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员和机构划归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是根据苏联的经验逐步建设加强的。当时苏联科学技术的发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85 页。展与资本主义国家比，速度要快得多，其基本原因就是集中了众多的优秀科学家，集智攻关。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皇家学会”、“国家科学院”等组织，只是少数知名科学家的荣誉组织，除了有时开开会，出版些刊物，授予荣誉称号等活动外，对科学研究不起直接的组织领导作用。有鉴于此，张劲夫当然要据理力争。三方矛盾难以解决。聂荣臻要武衡了解情况，居间调停，但收效甚微。三方争论愈演愈烈，一直闹到毛泽东那里。有一次，毛泽东在见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时说：你们两个有意见，不要吵了，划个“三八线”嘛！聂荣臻听说后感到问题严重，报告了周恩来，建议开会讨论解决。1957 年 6 月，周恩来召集聂荣臻、黄敬、张劲夫、黄松龄、范长江、武衡等人开会。开始时会场沉默，谁也不讲话。周恩来要聂荣臻先讲讲。聂荣臻在讲话中说，中国科学院这个“火车头”不能削弱，应该加强，我认为苏联组织科学院的经验是可取的，但要再调很多科学家进来，现在看不大可能，只能逐步加强。工业部门和教育部门也不应该挖科学院的墙脚。大家都不要有本位主义，现在总的说是人才太少，国防科研方面也碰到了人才奇缺的困难，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们还是应该强调互相协作，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好。聂荣臻讲完后，周恩来要大家发表意见。张劲夫、黄敬、黄松龄发言都表示拥护聂荣臻的意见。周恩来最后讲话说，他也同意聂荣臻的意见，大家都要克服本位主义，顾全大局，以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二黄一张” 之争，至此方告结束。几天以后，聂荣臻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讲话，进一步强调了中国在科研工作中各方面大协作的重要性。他说：“我国统一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是由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的中心，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包括厂矿实验室）和地方所属的研究机构，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广阔的基地。”“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有适当分工，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强调协作。”对聂荣臻的这次讲话，新华社在 1957 年 6 月 13 日的电讯中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在会上讲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科学界反映出来的许多重大问题已经或正在逐步解决。关于曾经在科学界引起争论的科学体制问题，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以后，大体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新华社通讯接着用引号引用了聂荣臻前述讲话中关于中国科研工作系统是由“四个方面组成的”那段话。经过近两年的实践，聂荣臻深感全国科学技术工作的高度复杂性，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构。1958 年 10 月，他向中央建议，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与技术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11 月，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国家科委由聂荣臻兼主任；副主任为韩光、刘西尧、张有萱、范长江、武衡，不久又增加了张劲夫（仍兼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国家科委机关工作人员共 200 多人，设16 个厅、局。聂荣臻在与各位副主任和有关负责人研究后，确定国家科委的基本任务是：1.深入研究科学技术方面的方针、政策，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2.制定和检查科学技术工作的规划、计划；3.组织各有关单位对重大科技项目和科研任务的合作协调，鉴定和推广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和科研成果；4.加强对全国科技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工作；5.科技方面的计量、标准化工作的统一管理，6.提供情报资料、化学试剂、仪器仪表等科研保障条件；7.开展与外国的科技合作和交流活动。至此，聂荣臻一人身兼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他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对全国科技事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制。实践证明，这对全国科技工作，从规划、计划的制定、报批、检查，到科研任务的确定，科研人员、物资、经费的管理分配，组织全国大协作等等，决心下得快，步调一致，较大地提高了领导机关的工作效率，促进了全国科技事业的发展。1958 年 9 月，报经中央批准后，聂荣臻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协会、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宣布：为了更有利于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决定将上述两个组织相合并，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科协”），统一管理全国的科学技术普及宣传工作。“科协”的成立，是加强中国科学事业统一领导的又一项重要措施。从“二黄一张”的争论中，聂荣臻深感人才不足是阻碍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主要原因。解决的办法，除了加速培养人才而外，就是组织全国大协作。也就是加强国防科研系统、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中央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地方研究机构的建设与相互协作。1957、 1958 年，聂荣臻经常提到中国科学院的“火车头”作用问题。1957 年 2 月，他在与范长江、李强、王顺桐、蒋南翔等人谈话时说：中国科学院不能什么都搞，要有重点，要像火车头拉车厢那样带动科学事业的发展。4 个月以后，他又对科学家们说：“我国有一个拥有必要的科学研究机构的国家科学院是完全正确的，是合乎世界科学发展总的趋势的。中国科学院不仅是科学家的荣誉组织和全国学术领导的中心，而且是实际从事重点科学研究工作的地方国家必须在中国科学院所担负的重点任务上，积极予以支持。使中国科学院逐步形成一支坚强的科学队伍，使它在科学的若干主要的部门内，真正担当起突破阵地，开拓新的科学领域的任务。”在聂荣臻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与研究工作，都较快地逐步得到发展。到1962 年，科学院的研究所由 40 几个增加到 100 多个，成为中国科技事业攻关的最重要的方面军之一。对于高等院校，聂荣臻认为它不仅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而且也是重要的科研基地。1957 年 6 月，他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必须积极提倡，大力加强。教学和科学研究同样是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两者不可偏废。这不仅是科学研究工作本身的需要，而且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方法。”从 50 年代起，大批有条件的高等院校都积极承担科研任务。聂荣臻的讲话传达后，更进一步调动了高等院校参与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等高等院校不仅设立了核物理、放射化学、数学力学、电子技术、光学、精密仪器等新技术专业，为科研事业培养急需的人才，还承担了大量民用、军用的高精尖专业方面的研究课题，取得大批成果。1958 年 5 月 9 日，鉴于培养科技干部的迫切需要，中国科学院向聂荣臻建议创办中国科技大学，以解决国内各大学一时还难以培养的尖端性学科的科研人员，如核子物理、超音速空气动力学、超高频技术、地球化学、高空大气物理、射线生物学、半导体技术等专业的人才。5 月 21 日，聂荣臻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说：“中国科学院拟办一大学，我认为是可行的。昨与恩来同志面谈时，他也很赞成请中央同意批准，以便立即筹备暑假招生。”6 月 2日邓小平批示：“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个大学，校舍另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核阅后，退荣臻办。” 上述领导都圈阅同意。聂荣臻接到批示后，要张劲夫“即办”。在聂荣臻的支持下，学校教室、实验室、运动场、宿舍等问题一一迎刃而解。当年 9 月，中国科技大学正式开学。这是何等高的速度！中国人民大办科学的心情是何等的急迫！为加速培养国防科研所需的人才， 1961 年 1 月以后，中央和军委先后批准将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太原机械学院、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南京炮兵工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划归国防科委领导。1961 年 1 月 11 日，聂荣臻在国防高等院校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能不能培养出大量的又红又专的优秀科学技术干部。是我国发展国防工业和国防科学技术的一个根本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80_0564_1.bmp}军队和地方的大批高等院校，积极为科技事业培养人才，参与许多科研项目的协作攻关，成为科技战线上又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从 50 年代中期起，在全国全党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的气氛鼓舞下，国务院各产业部门纷纷积极地组建科学研究机构。到 1962 年，仅北京地区，直属国务院各部委局的重点科研单位就有：钢铁、有色金属、矿山、有色冶金设计、电器、机械、农业机械化、水利水电、煤炭、石油、化学工业、建筑、建筑材料、地质、纺织、农业、林业、铁道、交通、邮电、医学等 20 多个研究院。聂荣臻十分重视各产业部门的科研力量，把它看成是组织科技战线大协作的重要方面军之一。他要求各有关单位大力支持各产业部门科学研究机构的建设，使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尽快应用到生产中去。他要求各产业部门的科研机构，要善于总结，把生产中的经验提高到科学理论的高度，使自己成为本专业领域内全国科研的中心；并力所能及地参加全国重点科研任务的协作攻关活动，在作出贡献的同时，达到提高自己的目的。对地方科研机构的作用， 1957 年 6 月，聂荣臻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各省、市、自治区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在全国科学事业中，地方应密切结合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开展研究工作，以充分发挥本地区科学家的作用。”1958 年 12 月，聂荣臻赶到上海，出席全国第一次地方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他在会上的讲话中，在与科学家和科研部门领导的谈话中，反复强调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强调地方科研力量在完成本地区本部门的科研任务以后，要积极参加全国重大科研项目的协作攻关。例如喷气技术、空气动力学、高温合金、电子技术、高能燃料、人造卫星、若干重要的基础理论，以及在像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黄河中上游地区水土保持等重大项目的科学研究方面，地方科研力量根据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力所能及地积极参与，但不要自己单独搞。因为这些项目不仅需要动员各门学科的力量，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而且就其性质来说，不需要也不可能各地单独搞，应该全面协作才能取得成果。从这次会议以后，进一步调动了各地方的科研力量参与全国科技事业大协作的积极性。在中国发展科学技术进程中，地方科研部门这支重要的方面军，同样也发挥了重大作用。经过复杂艰苦而又持久的努力，从 50 年代中期起，中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进展。在组建机构、组织队伍方面，到 1962 年，科研单位已由 1956年时的 381 个发展到 1296 个；科研人员由 9000 多人发展到 9.4 万多人。以上还不包括国防系统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这些，都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六十五章贯彻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聂荣臻常说：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办什么事情都应该以自力更生为主，尤其是在尖端科学技术和军队的先进武器装备方面，更应该强调自力更生。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交给中国。这方面即使用很多的钱也是买不到的，何况我们还没有这么多钱。他还说：我们不能自甘落后，中国历史上产生过许多大科学家，只是近百年来才落后了。因此，不能迷信外国，依赖外国，“以洋为贵”，应该自力更生，勇于探索。但他又认为，到了 20世纪 50 年代，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上都在迅猛发展，中国搞闭关自守，既不应该也是行不通的。因此，他认为，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前提下，要努力争取外国援助和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以促进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聂荣臻在担任航委主任以后，认为确定航委的工作方针也是首要任务之一。所以在1956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航委第一次会议上，他在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中国发展航空和火箭武器的决定以后说：现在中央和军委的决心有了，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方针来实现中央的决心，希望大家发表意见。因为航委的任务很明确，是领导发展航空和火箭武器的，所以大家的发言，首先集中在是先研制飞机还是先研制导弹上。与会者有些人认为，中国工业和科学技术基础薄弱，航空工业方面已经开始仿制工作，有了点头绪，而且从世界各国的技术发展史看，大多是在航空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火箭事业的，所以应该先研制技术上比较容易的飞机，这样做比较稳妥。也有些人认为，应该先发展导弹，这可以体现“迎头赶上”的精神。聂荣臻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提出：根据中央的方针，中国应该先集中力量研制导弹，导弹与飞机协调发展。在人力、物力、财力的分配上，先导弹，后飞机。各技术先进的国家都已经有了各种导弹，我们要“迎头赶上”，也得研制导弹。研制导弹和飞机，对中国来说都是困难的，先集中力量研制技术上更为复杂的导弹，其成果会对研制先进性能的飞机有好处，否则，只能研制性能比较落后的飞机。钱学森等一批著名导弹专家信心十足，在争取得到苏联援助后，研制出导弹是完全可能的。在聂荣臻发言后，会上的意见统一起来了。但“飞机乎？导弹乎？”的争论，在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系统一直进行了三四年。聂荣臻力排众议，坚持先研制导弹，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两弹（导弹、原子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争论才告一段落。在会议发言中，大家又比较多地把发展导弹事业的希望，寄托在提请苏联帮助方面。聂荣臻则说：虽然中国的技术力量和工业基础薄弱，困难很大，但从方针上说，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提请苏联帮助，还应该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既自力更生，又力争外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符合辩证法的思想。1956 年 1 月 20 日，彭德怀在第 57 次军委会议上说：中国要发展导弹事业，“目前即使苏联不帮助，我们也要自己研究，苏联帮助我们，就去学习”。聂荣臻说：这是非常正确的态度。这样，会上对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也就肯定下来了。这次会议以后，聂荣臻在积极组建机构组织队伍的同时，着手努力争取苏联的援助。6 月，他提请国务院将一部分留苏学生转学导弹和电子专业，另外争取再派400 名学生去苏联学习以上专业。8 月，聂荣臻对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说：“你看是不是可以向苏联政府提出导弹方面的技术援助问题，还可以提议我们派代表团去和他们谈判，你先以适当方式摸摸底吧。”李富春立即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提议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9 月，苏联方面答复说，对中国的援助只能限于培养干部，可以提供两枚供教学用的导弹模型，派 5 名教授来中国讲学。再就是，可以接受 50 名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理由是，搞这个必须从培养干部开始。聂荣臻看出，关于导弹技术，苏联政府是不想大力支持中国的。但答应培养干部总还是好的一步，应该积极安排。于是，告诉有关方面，努力做好留学生的选拔工作，“为了争取时间，应选拔具有一定科技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作为研究生派出”。接受导弹模型的准备工作，也要做好。还要安排好来华苏联教授的生活和工作。聂荣臻很快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钱学森。钱学森估计了一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至少要七八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在中国初步完成导弹的研究工作。这样一来，将大大推迟中国掌握导弹武器的时间。他也同意聂荣臻的意见，援助有限，仍应积极利用和争取。10 月初的一天，晚饭后，天色还亮。聂荣臻像平时一样，仍旧到北海公园散步。夕阳映照在水面上的光斑，不停地跳跃着。聂荣臻背着手，在岸边寂静的小路上散步。秘书在旁边陪着他，不时看看他紧闭的嘴。平时，一边散步，秘书一边和他聊天或谈些工作上的问题。今天和平时显然不同，气氛沉闷。过了老半天，秘书听到聂荣臻自言自语地说：形势很明显，资本主义国家封锁我们，苏联不愿意全心全意支援我们，我们只有主要靠自己干，才是最根本的出路。天渐渐黑了，聂荣臻还在散步。他每天都要走上个把小时，这是他最喜爱的运动。在过连接五龙亭的弯弯曲曲小桥的时候，他的思路基本清晰了。形势有些像他经历过的一次战斗，那是中央红军俄界会议后的第一仗，攻打天险腊子口。这一关是非过不可的。第二天，聂荣臻召集航委的委员和导弹研究方面的专家，共同商议中国导弹武器发展中的困难和解决的办法。最后，进一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管苏联愿不愿意帮助，帮助有多大，中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国防尖端事业。虽然，中国科学技术与工业水平很落后，但分散在全国各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当时在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争取回国的留学生、科技人员，还有相当的数量，有的曾在外国参加过火箭方面的设计工作。只要确定了正确的方针，并采取积极措施，即使没有外援，也可以独立进行研究，无非时间长一些。科学家习惯于用精密思维分析事物，钱学森推断：中国当时在空气动力学、推进机、弹体方面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设计像美国“诚实约翰” 一类的火箭是没有问题的。“诚实约翰”，是美国 50 年代初研制出来的近程地对地战术导弹，没有制导系统，最大射程为 37 公里。钱学森认为，中国一开始研制这类火箭，就可以把射程提高到 200 公里左右。①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与发达国家比很落后，但只要认真抓，是能有所作为的。科学家们的判断，给聂荣臻增加了很大的信心。1956 年 10 月 8 日，对中国导弹、火箭事业来说，是个不寻常的日子。①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第 395 页。这一天，聂荣臻来到北京西郊原解放军第四六六医院的小礼堂，当时已经有200 多人在那里就座等他。他们中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钱学森、李强、安东、钟夫翔等。台下坐着的是几十名与火箭技术有关的专家和当年暑期被分配到五院的100 多名大学毕业生，还有少量的行政工作人员。聂荣臻首先宣布：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任院长，领导大家从事火箭、导弹的研究工作；在座的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聂荣臻接着说，经航委研究，五院的建院方针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他解释了这个方针的含义，给了与会者以深刻的印象。接着，李强、钱学森也先后讲了话。这次会议以后，中国在导弹、火箭的研制方面，开始了艰难而又扎实的步伐。五院的创业者们，不畏艰苦，不辞辛劳，奋发图强，勇于开拓，使各项研究工作得以迅速发展。聂荣臻要秘书将他在五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整理成文字。10 月 12 日，他召开航委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加强我国导弹研制工作的报告》①，于10 月 15 日上报给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在这份报告中说：“我们对导弹的研究制造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报告说：钱学森认为，中国在导弹研究方面，较困难的是在自动控制的设计方面，但从国内可以找到科技人员先行研究，还可以自制一套控制设备，利用旧飞机进行试验。报告又说：以往的经验证明，只有自己积极动手，才能取得经验和成效，也只有自己先搞起来，才有可能获得国外的支援。“因此，建议请批准上述方针，一方面争取与苏联谈判，同时积极筹建此项工作（即抽调一定数量的科学技术人员，组建研究机构，进行基本建设，购置急需的仪器、设备和实物样品等。已组织专门小组进行具体规划）不宜再迟。”报告还提出了争取苏联帮助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科学成果的具体措施。周恩来在接到聂荣臻报告的当天，立即批示：即送主席、刘、朱、陈、邓、德怀核阅。拟予原则同意。具体措施责成国务院办，复苏共中央信，请主席批发。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都圈阅同意。毛泽东 10 月 17 日批示：照办。一项发展中国导弹事业乃至整个科技事业的历史性方针，被确定了下来。11 月上旬，聂荣臻接连 4 次召开会议，研究贯彻自力更生为主方针的具体措施。在电子学方面，他提出为适应尖端技术发展的需要，要从教育、科研入手，在基础研究、元件、器件的研制上急起直追。五院要加快建设，机构设置应该集中，注意搞好内部与内部、内部与外部的协作，机构不要重复；调集技术骨干与大学生，要注意专业配套；加紧对国内外有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研究。购买能够买到的仪器、设备、专利或样品。1957 年 10 月，中苏两国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以后，在苏联专家来华，中国从苏联获得了一批技术资料、实物样品等的新情况下，有些人自力①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第 395 页。更生的观念有所淡忘。聂荣臻不断听到反映：我们有苏联援助了，听苏联专家的，照着苏联提供的路子干就是了，主张工业设备可以整套进口，科研设备也可以整套进口，何必自己再费那么大的劲去搞什么自力更生。他认为这是一种错误倾向，必须予以纠正。《国防新技术协定》签定不到两个月，聂荣臻就对五院和国防工业部的领导人说：导弹和飞机工厂的建设，规模不宜过大。因为苏联援助的都是些较老的产品，这方面更新换代的周期很短，船大了不容易掉头。五院要集中力量消化研究已经到手的样品、资料，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仿制，并且着手自己设计新型号导弹。同时，研究探索固体燃料导弹和冲压式发动机。我们的技术人员应该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目的是为着培养锻炼自己的技术队伍，积累自力更生的能力。针对有些人的依赖思想，聂荣臻在 1958 年 5 月召开的第七次航委会议上说：“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中央批准的，即使有苏联的帮助也不能改变，这是永久性方针。”像风洞建设，不要等靠苏联，先自己着手干。8 月，在他签发的《关于 12 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把“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苏联的援助，并注意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作为5 条基本经验中的第一条经验。认为这两年的实践证明，这项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促进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聂荣臻坚决贯彻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后来在苏联突然中断援助时，使中国得以从容处置，没有陷入完全失措的境地。第六十六章签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1956 年 10 月以后，国际形势有了变化，苏联明显地对中国热情起来。聂荣臻感到，这是争取苏联援助的好时机。1957 年新年伊始，苏联方面同意从留苏的理工科高年级学生中，抽出 70 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于是，聂荣臻与宋任穷（主管发展核工业的三机部部长， 1958 年后改称二机部）联名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发电报，建议他向苏方提出在原子能研究方面援助中国的问题。以后，苏联在新技术援助方面，对中国的态度日益松动。看到苏联对中国的友好态度，1957 年夏初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刚从机场回来，聂荣臻就给他打电话。聂荣臻在电话中说：苏联现在对我们表示友好，我们是不是再提一下国防新技术援助的事？周恩来表示同意。他对聂荣臻说：“你可以先找阿尔希波夫谈一谈，我们再作下一步打算。”1957 年 6 月 18 日傍晚，一阵小雨刚刚洒过，路面湿漉漉的，聂荣臻和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一起，乘坐黑色吉斯型轿车，驶入东交民巷的一个院子里。住在这里的客人，是苏联驻中国经济技术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他对中国是友好的。略事寒暄，聂荣臻就向阿尔希波夫试探性地提出了在国防新技术方面请求苏联援助的意思。聂荣臻的拜访，事先并没有说明来意。但阿尔希波夫估计，一定会有什么事情，所以他保持着外交官特有的敏感，在专心地倾听着那些礼节性言辞后面的意思。阿尔希波夫目不转睛地看着聂荣臻，他听得很认真。聂荣臻说完，阿尔希波夫显得很热心，对聂荣臻说：“您提出的问题我本人同意，待请示我国政府以后再予答复。”7 月 20 日，阿尔希波夫就国防新技术援助事宜，答复了聂荣臻，说是要约定时间面谈。聂荣臻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得到了回音。按约定时间，聂荣臻又一次来到阿尔希波夫的寓所。在客厅里，两个人都显得很高兴。阿尔希波夫对聂荣臻说，“元帅阁下，您上次提出的国防新技术援助的问题，我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要求表示支持。我受权宣布：苏联政府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总顾问的外交辞令一板一眼，在聂荣臻平静的笑容下面，是由衷的喜悦。回到家中，聂荣臻立刻接通了周总理的电话。聂荣臻在电话中说：“今天，阿尔希波夫约见了我，苏联方面答复，同意我们的要求，要我们派一个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周恩来听了也挺高兴：“这次还不错，我马上报告主席，你就着手考虑组织代表团吧！”经过 1 个多月准备，去苏联谈判的各项事宜已经商定。9 月 3 日，赴苏联谈判代表团召开全体会议。聂荣臻在会上宣布：经毛泽东、周恩来等批准，代表团名称为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由他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成员有钱学森、李强、刘杰、万毅、通信兵部主任王诤，二机部副部长张连奎、刘寅。此外还聘请了 21 名火箭、原子能、飞机、电子等方面的专家、教授当顾问（加上工作人员共 40 多人）。希望大家要遵守外事纪律和注意事项，力争谈判能取得圆满成功。1957 年 9 月 7 日，一架苏制伊尔-18 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了。在机上，聂荣臻与钱学森议论起苏联的尔-2导弹。钱学森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 V-2 火箭演化而来的。聂荣臻问：“造它，你有把握吗？”钱学森说：“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聂荣臻沉思了一下，又问：“你觉得还有什么困难吗？” 钱学森说了句轻松的比喻：“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 聂荣臻大笑起来，然后说：“去年10 月开会的时候，你说过，如果没有外援，依靠我国现有的技术力量，可以在 7 至 8 年内，研制出像美国‘诚实约翰’一类无控制火箭。我把你的意见报告给总理。后来中央叫我们 7 年内搞出自己的导弹。我比较乐观，大概只用 5 年，最多 7 年就行。这次能争取到苏联的帮助，就可以提前制造出比‘诚实约翰’性能更先进的火箭武器来。”钱学森说：“也许不用 5 年，在元帅领导下，大家干劲足得很哟。”聂荣臻说：“如果这样，那就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了。” 钱学森停顿了一下，说：“我有个预感，因为，我们的制度能使科研力量高度集中，意志高度统一，这比自由化的美国更适合搞火箭工程。” 聂荣臻非常赞成这句话。他的目光落在了钱学森宽阔的前额上，想起了周恩来在钱学森归国不久的嘱咐：“要好好待他，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当天下午，莫斯科时间 6 点钟，专机对准了莫斯科努契科伏国际机场的跑道，迅速降落下来，缓缓地在停机坪停下。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别尔乌辛与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在离飞机不远的地方，等待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到来。机舱门打开了，聂荣臻站在舷梯上挥了挥手，就疾步走下舷梯。别尔乌辛及众人走上前去，与聂荣臻握手拥抱。聂荣臻在与别尔乌辛握手时，感到了一种俄罗斯式的热烈。这似乎是此行的一个好兆头。在莫斯科，聂荣臻下榻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大街一座别墅式的小楼里。第二天，他起得很早。北京和莫斯科有 6 个小时的时差，聂荣臻平时极有规律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他在院子里散步，李强也出来活动。李强对莫斯科非常熟悉。抗战爆发前，他在这里住了 6 年半。他对聂荣臻说：“聂老总啊， 1925年你从苏联回国，在莫斯科待了多少时间呀？”“我那时归国心切，在莫斯科待了 10 个来月。昨天坐车，我看这里变化挺大。”聂荣臻又问李强：“钱学森同志他们住的苏维埃旅馆，离这里有多远？”“苏维埃旅馆离这里还挺远的，他们那里是莫斯科市中心的正北，我们这里是西南。富春同志来谈 156个项目时就住在那里，它的对面是个跑马场。”李强是外贸部副部长，俄文很好，又懂电子、机械，建国后中国对苏联的经济、贸易、科技方面的重要谈判，差不多他都参加了。这次，他又来参加国防新技术谈判，聂荣臻很高兴。谈判从 9 月 9 日开始， 10 月 15 日签协定，共进行了 35 天。在这段时间里，中苏两国代表团人员进行了内容广泛的谈判。谈判的进展较为曲折，不过，这也正如估计的那样，苏联方面不会无保留地把一切新技术都交给中国，聂荣臻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整个国防新技术谈判，分为若干部分：导弹、原子能、飞机及其基地建设等方面各自分头进行。每个方面，可以说是一点一点地取得进展。所幸的是，代表团各个方面的准备都比较充分，有的要求非常具体。在谈判桌上，苏联人总的来说是友好的，别尔乌辛甚至对聂荣臻说，有些项目你们提出的型号性能已经落后了，可以提出更新一些的型号。但有的技术项目也有保留，不是只给资料，就是只给样品。经过 20 多天的谈判，9 月底，双方终于达成了协定草案。聂荣臻看了草拟的协定，心里轻松了许多。如果苏联政府能够认真地执行协定，中国在突破导弹、原子弹、现代作战飞机等尖端技术方面，就有把握得多了。聂荣臻派人立即把草案送回北京，交周恩来总理，等待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审批。紧张的谈判暂时休止，大家终于可以休息几天了。苏联政府安排中国代表团沿着伏尔加河游览参观。正值 10 月，这是领略俄罗斯迷人秋色的最好时节。聂荣臻被安排到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医院里检查身体。这个医院在一片森林中，专门接待来自其他国家兄弟党的领导人，到此休养和检查身体。这个地方，空气中浸润着青草的气息，白桦林密密匝匝，树叶被秋风梳理得哗哗响，太阳散发出温和的光，真是个好去处。聂荣臻很欣赏这个地方，他在这里住了 10天。聂荣臻在拜会优罗希洛夫、别尔乌辛等苏联朋友时，分别赠送了一些中国的工艺品。苏联朋友对中国的工艺品赞不绝口。毛泽东、周恩来对这个草案表示满意。很快，回国的人把草案和修改意见带回了莫斯科。苏联方面上送的草案也得到批准。这样， 1957 年 10 月15 日，聂荣臻代表中国政府，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别尔乌辛代表苏联政府，分别在协定上签了字。①签字仪式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俄罗斯式的高大建筑富丽堂皇，大厅天花板垂下的许多巨形吊灯，齐放光明。出席签字仪式的中苏两国代表，都很轻松，彼此微笑，热烈握手祝贺。在签上“聂荣臻”3 个字的协定中，苏联答应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武器、航空新技术以及导弹和核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协定的全称是《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代表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6 日启程回国。协定是写在纸上的，要使协定真正落实，还得作出更多的努力。在后来的几年里，抓紧做好接受技术援助的准备工作，催促苏联政府履行协定，成了聂荣臻的一项重要工作。总的来说， 1957、 1958 两年，协定执行得比较顺利。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相应的技术资料，派了有关的技术专家来华。这些专家大多态度比较友好。这对中国熟悉情况、掌握技术，是有帮助的。苏联的帮助，对中国尖端武器研制的起步工作，是有较大作用的。在导弹、火箭和作战飞机、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使中国的研制步伐得以加快。但聂荣臻心里非常清楚，从根本上说，不能指望苏联把最先进的东西给中国。若认为苏联会对中国无保留地支持，那是太天真了。在国防新技术产品上，聂荣臻感到，苏联总是要让中国落后它一代，甚至是两三代。这个意图，他看得十分清楚。对苏联援助的样品，聂荣臻提醒接收部门注意，是新的还是旧的。因为，他有过这方面的教训。抗美援朝时，苏联卖给中国的装备里就有不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旧步枪、旧机枪、旧坦克。他们把旧坦克刷上漆，当新的运到中国。一次，聂荣臻到丰台车站接收苏联按订货合同运来的坦克，他上去一摸，发现新刷的油漆还没有干透。他对同去的苏联顾问开了个玩笑，“你这个坦克立过多少次战功呀？”弄得苏联顾问很不好意思。在执行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过程中，苏方的一些做法很使中方疑惑不解。一次，苏方通知，一种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已运到了绥芬河，要中方去接收。当中方做好全部准备并按时赶到预定地点时，苏方又通知说“样品还没有到”。如是者三，不免使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心生疑窦。类似的情况都汇报给了聂荣臻。聂荣臻反复思考着这些问题，不禁回想起往事。1945 年，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后，日军在蒙古储存的大批武器弹药，以及驻蒙日军被解除的武器装备都存在蒙古，装满了许多仓库。这批武器对华北解放军来说，是可以使部队装备获得不小改观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乔巴山到了张北，有帮助我们的意思。乔巴山要见聂荣臻，主动约了两次，聂荣臻才由张家口到了张北。可到了那里，乔巴山又不见，等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聂荣臻就走了。他很清楚，乔巴山是在等苏联方面的指示，苏方不点头，乔巴山是不敢做主的。这些装备，后来被蒙方付之一炬，中国一颗子弹也没要到。当时这样做，苏联是做给蒋介石看的。在接受苏联援助的过程中，这些往事不断出现在聂荣臻的头脑中，和眼前发生的事形成某种联系。1958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3 日，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访问期间，要中方回答不久前苏方提出的关于中苏建立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的建议。这项建议，有损中国主权，理所当然地被中国严正拒绝。建立联合舰队，实际上就是允许苏联军舰不经过交涉就能使用中国的港口。苏联领导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那种悻悻不快的心情，使中苏两国间的关系很快出现了变化。首先表现出来的是，苏联对待中印边界纠纷的立场。1959 年 3 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尔后，中印关系紧张起来。苏联领导集团不顾中国提供的事实和提出的劝告，授权塔斯社，于 9 月 9 日公开发表关于中印边界事件的声明，有意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诸于世。1959 年 6 月 20 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怕西方国家获悉他们正在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因此，信中提出，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其中特别提到不再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从这时起，对部分项目苏联单方面终止执行国防新技术协定。1959 年 9、 10 月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参加中国国庆招待会时，都影射攻击中国是所谓“好斗的公鸡”。这些都表明，苏联有意使两国两党之间的争论公开化。这种情况愈发展，聂荣臻就对苏联能否执行国防新技术协定愈担心。一些报告已经很明显地表明了苏联在国防尖端技术上，对中国的限制更多了，许多答应给的技术资料和样品都拖延不给。一些专家顾问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采取措施，对中国技术人员接触苏联技术资料严加限制，给中方科技人员的研究工作带来极大不便。与此同时，另一个重大变化是：苏联向中国要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过去，苏方索要的多是些中医、中药、种籽及农业、手工业等传统技术和资料。但从 1959年开始，苏联大量索要工业新技术、尖端技术和中国重要资源、重大工程项目的资料。这些情况汇集到聂荣臻这里，在他心里打上了一个很大的问号。聂荣臻认为，应该严密注意苏联方面的这种动向，他指示秘书把各个方面的情况搜集一下。很快，工业、科研、国防等有苏联援助项目的单位，都把情况报了上来。这样从全局看，形势更为明显了。聂荣臻由此已经判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撕毁所有协定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他认为事关重大，必须尽早报告中央，以便采取相应措施。在历史重大转折的前夜，能够预见并指出这种转折变化的来临，不但需要深刻的洞察力，而且还需要丰富的经验和缜密的思维。如何做好准备，妥善处理这种转折带来的困难局面，则需要战略家的胆识和勇气。1960 年 1 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聂荣臻将中苏经济援助与科学技术协作方面的变化和趋势，先报告了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以后又在会上就此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提出，苏联很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终止与中国的协议。他说：米格-21 飞机和导弹的技术资料，苏联都卡住不给了。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苏联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加上对中国不放心，所以在国防新技术方面加紧限制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我们已经摸清了他们的基本意图，就是在尖端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上，使中国与它保持相当的距离，只同意我们仿制苏联即将停产甚至已经停产了的装备。总之，他们是想长期使中国停留在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周恩来对聂荣臻的报告，仔细看了几遍。然后，他又在这份报告上，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批语，把报告转给外交部，以引起外交部的警觉。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 1960 年 7 月 3 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份报告，提出了三点建议：1.苏联在重要的关键技术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事情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中国国防科学技术的动力，更加坚决地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2.今后科技往来应采取新的做法。协议上有的仍然要，不给就挂笔帐，协议以外的新要求就不提了。3.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意味着自己封锁自己。毛泽东、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所以，应该说，中国对于苏联全面终止国防新技术的援助，是有准备的。1960 年 7 月，事实完全证明了聂荣臻的预见。苏联全面撕毁了同中国的协议，从 7 月 28 日到 8月下旬，撤走了他们尖端技术领域里在华的全部技术专家。苏联这一背信弃义的行动，发生在中国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主要由于政策上的失误，加上自然灾害，危及到中国每个人的生活。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的国防科技究竟怎样才能发展？它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些问题萦绕在聂荣臻的脑海里，使他在夜色中漫步北海公园的时间格外长了。当苏联撤走全部技术专家的消息传到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时，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气魄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①聂荣臻深刻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更加致力于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事业。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行为，促成了中国自行研制“两弹”的历史性转折。① 《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45 页。第六十七章主持“两弹”攻关（一）尽管苏联领导集团的决定是这样的不讲信义、不留余地，中国政府还是从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出发，对苏联的做法采取了克制态度。在苏联撤走专家前，聂荣臻指示各有关单位，抓紧一切机会，虚心请教，尽可能向态度友好的苏联专家多学点东西；专家撤走时要以礼相待。据此，各单位对即将归国的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家属子女，普遍举行了欢送会，并对他们的帮助表示了感谢。苏联专家临走时，大多数表现了依依不舍的留恋之情。苏联专家撤走时，还按上级指示，带走了全部技术资料。中国派往苏联留学的大学生、研究生的学习，也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尤其是学习导弹、原子、航空、电子等专业的学生，处境更为困难。在苏联专家全部撤走的困难关头，五院领导人专程赶到北戴河向聂荣臻汇报。他们表示：苏联专家在的时候，也从不帮助我们搞研究设计，由于有自力更生的方针，研究设计工作都是五院科研人员自己进行的。现在他们撤走，对我们影响并不大。设备资料方面的某些困难，根据五院已有的基础，经过努力，也是可以克服的。现在最困难的是原材料问题。话是这么说，但还是掩饰不住他们焦急的心情。聂荣臻对他们说：大家不要着急，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是暂时的。希望五院坚决贯彻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下决心依靠自己的专家，把导弹和试验设备研制出来。原材料方面，也是如此。完成了近程地地导弹的仿制以后，要集中力量迅速研制自己的中近程、中远程导弹，为国家民族争气。3 天后，聂荣臻又把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找来，对他说：“国防科研要缩短战线抓重点。地地导弹是战略任务，人力、财力、物力，要确保首先用于五院。其它的国防科研项目也要排排队。”聂荣臻把军事上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重要思想，运用到了“两弹”研制方面。以后，钱学森对这种领导方法，多次予以肯定和推崇。在核武器方面，自 1959 年 6 月苏联拒绝提供援助以后，7 月，周恩来向宋任穷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 8 年时间搞出原子弹。”①12 月，二机部制定了核武器研制规划。12 月 17 日，聂荣臻与陈毅、罗瑞卿等一起，听取了宋任穷、刘杰关于规划情况的汇报。聂荣臻在会上表示，完全同意二机部关于力争“3 年突破，5 年掌握，8 年有所储备” 的规划设想。会后，聂荣臻要国防科委提出加强核武器研究机构建设的意见。12 月 30 日，在贺龙、聂荣臻等人参加的军委第 9 次常委会上，经讨论，批准了国防科委的建议。1960 年 2 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中国再次派宋任穷去苏联谈判，希望苏方能履行国防新技术协定。但苏方仍然坚决拒绝中国的要求。4 月 5 日，聂荣臻与军委其他领导人一起，听取了宋任穷赴苏联谈判情况的汇报。聂荣臻在会上表示：完全同意中央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的方针，鉴于苏方拒不执行“国防新技术协定”，坚决不给原子弹教学模型、资料、关键原材料和设备，决心自己干，这样时间可能长些，但总是可以干得出来的。1960 年 7 月 6 日至 8 月 23 日，苏联撤走了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全部 233 名专家。①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 4 月第 1 版，第 565 页。从 1959 年起，为贯彻中央和军委关于自力更生进行原子弹攻关的方针，二机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调集人力物力，加速西北核工业基地的建设，同时缩短战线，力求尽快建成铀 235 生产线获得合格的产品。调集科技力量，加强北京核武器研究所的建设，积极探索原子弹的设计、引爆和爆轰试验等的研究设计工作。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步伐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加快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这个经中央批准的发展尖端武器的方针，聂荣臻时刻铭记在心。现在外援没有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这一条，他要各有关单位作出更大的努力，争取获得更多的成效。聂荣臻指出：应该广泛收集外国各种书报杂志等资料，参观各种技术展览，购买技术专利和各种先进设备。另一方面，对此同样也是不依赖、不幻想。从总体上说，在苏联卡我们，帝国主义国家封锁我们的条件下，聂荣臻提出必须进一步强调自力更生，把突破“两弹”的希望主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与苏联撤走专家的同时，“两弹”研制又出现了另一个重大困难。60 年代初，由于粮食不足，竟迫使正在导弹基地、核试验基地施工的工程兵、铁道兵部队疏散或撤走了，甚至许多科技人员也被疏散了。聂荣臻忧心忡忡。他报告周恩来后，周恩来亲自到军委会议上部署军队各大单位筹措粮食，紧急运往西北大漠深处的基地，这才解了燃眉之急。聂荣臻有一次对导弹试验基地的副司令员李福泽说：你们把工兵团、汽车团、警卫团的大部分人员疏散了，这我没意见，机关也可以只留少数人，技术人员疏散到别地的工厂保留，这也可以。但听说，有的单位把直接从事火箭技术方面工作的知识分子也打发走了，有这样的事吗？李福泽低下头轻声回答：“有。”聂荣臻说：“你知道莫塞莱①这个名字吗？”然后叹息地说：“他是位年仅 28 岁的大科学家，在原子物理学上有重大发现。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强征入伍，死在了战场上。不仅英国的科学界，而且世界的科学界都对这颗科学巨星的过早陨落，深感惋惜和悲痛。此后，英国政府规定，不准征召科学家到第一线作战部队服役。而今，难道我们还不如当时的英国政府吗？这样下去，我们的导弹何时才能上天！”聂荣臻如此关怀知识分子，李福泽深受感动。他回到基地，把已经疏散走了的知识分子请了回来。苏联人撤走了，这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所以，中国国防尖端项目坚持进行下去的方针一经确定，导弹研究院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从上到下都进入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工作状态。在北京郊区导弹研究院和北京核武器研究所的办公楼、图书馆、资料室里，灯光通宵达旦地亮着。科技人员在这里翻阅资料，讨论方案，苦心研究，精心设计。被激励起来的工作热情极为高涨，这是民族的热血在涌动。可他们，是在副食品严重缺乏的忍饥挨饿情况下工作的。国防科委的干部，把这些事情告诉了正在协和医院住院的聂荣臻。他因为工作过度劳累，住院已经快一个星期了。听到这个消息后，他深深地感叹：① 莫塞莱（1887—1915），英国物理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1913 年，他用不同材料制成的 X 射线管，测得一系列的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