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作者：陈香梅-12

我多次建议他，民航局该政经分离，让各地区自组航空公司，不要全部由民航局负责，这样不但有竞争性，也可拓展航空企业的发展空间，后来他们接受了。如今中国有中国国际民航公司（总部在北京）、东方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公司（总部在上海）、南方航空公司（总部在广州）、西南航空公司（总部在昆明），厦门航空公司，西安航空公司等等。较大的对外国际机场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主，其他的机场都在改建中。中国很需要一个合乎国际标准的机场，这一点也是民航局和胡逸洲局长努力的方向。　　我和胡逸洲讨论过海峡两岸的通航，他期待两岸直航。　　我认为亚运是个好时机，建议韩国和台北都能正视此事。汉城很精，马上行动，韩国选手从汉城直飞北京。　　开幕典礼时看见大家一起来竞赛总是好事。胡逸洲说：“总有一天，我这个民航局长和那边的民航局长会坐下来谈谈的。”但愿如此。　　　　春秋岁月--我所认识的李可染大师我所认识的李可染大师　　《传记文学》1990年12月号，刘绍棠所编《民国人物小传》中有一篇李可染的传记，根据关国煊和林铭章的稿件，对李可染的一生有很详细的报道，在此我不再赘述。但我在他去世前两年开始与他和他的家人结交，包括他的夫人和儿子李小可及两个在日本读书的孙女（也在习画）。最大的憾事是，我未能完成他到台湾开画展的愿望。他的同行黄君璧老师（本人是君璧老师不成大器的学生）的门人吴休（现为北京艺术学院——又称中国画院的专业画家和教授）和艾轩（名油画家，名诗人艾青之子）都为此事叹息不已。对李可染，我只能说：一万个抱歉，一万个对不起。而台湾的艺术家和鉴赏者，也是眼福错过，无以补偿。　　我是在北京首先看到李可染的画的，后来经朋友引见才见到李可染其人，并且和他一见如故。中国近代书画家中，近年来我特别欣赏李大师的画、启功大师的字，当然，黄永玉也是个天才。他们三个的书画，我从1980年初开始收藏，其余黄君璧早年的工笔花卉，张大千的仕女和他早年的泼墨荷花，溥杰的秀丽书词，我都珍藏着。60年代，为了响应美国国家博物馆（Freer）东方博物馆的捐赠，我送了两张名画给该馆，一张是徐悲鸿30年代画的“八匹马”（长八尺，宽两尺半），另一张是溥心曾所画的工笔仕女图，现在仍由该馆收藏，未曾展出。　　1990年冬节前，在北京和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见面，后来她又到我的住处“钓鱼台”来找我。据她说，徐悲鸿的画作及徐氏的收藏，都已捐给国家，现在由徐悲鸿纪念馆保管，她本人只留得一两张作为纪念。她送了一本徐悲鸿的画册给我。　　李可染不但是一位出众的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位慈祥敦厚的学者，他的夫人更是他的贤内助，李氏虽已去世，在北京我还和李夫人往来。李氏的作品将来就是国宝，不能出国，除非国家特准到国外展览。我有一张何香凝和廖承志母子合作的“岁寒三友”图，是由廖氏生前赠送，特别从北京带回美国来的。　　1989年初，我开始和李氏夫妇商谈把李氏的画作送到台北展览，李氏其时已到过日本开画展。他有一个条件，希望他们夫妇俩能一同到台北，同时希望卖一部分作品做李可染奖学金基金会之用。在台北，我和一些朋友商量，大家都愿意支持，但对李可染夫妇访问台北一事，则无人愿意负责。大陆方面，经多次奔跑之后，李氏和中国文化部有关部门商量，官方同意让他的作品到台北展览，一共50张，图片都交给了我。但台北仍对李氏去台有意见，于是，我建议由他夫人与儿子李小可跟随李氏的作品到台北。这个妥协的办法还在商议中，12月6日我约他在其寓所见面，商谈细节。12月5日中午我到达北京，他却于12月5日ll时左右在寓所去世。缘悭一面，痛哉，伤哉！　　据李夫人后来告诉我，李大师为了作品能到台北展览非常兴奋，同时也一直和各有关方面商淡，做些准备工作。台北方面也有人经过其他管道与李氏联络，但李氏夫妇坚持“只相信陈香梅，假如陈香梅办不成，宁愿不把作品送出去展览”。　　12月6日是我们大家约好的见面日期，12月5日文化部几位负责人先到李氏寓所商谈展览和李氏奖学金事宜。李氏本有心脏病，来客谈话过久，李氏也有些激动，刚好李夫人不在身旁，李大师谈了几句话后，头垂了下来，来客还以为老人倦了，等到见情形不对再去找李夫人，叫救护车来时已经太迟了！未到医院，李大师已呼吸停止与世长辞了！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第二天（12月6日）新华社发表了简短的新闻，报告李可染病逝的消息，在《人民日报》及《北京日报》等登载。他病逝的消息，我是5日下午才知道的，我中午到北京时大家还在抢救中，这些细节都是李夫人亲口告诉我的。　　李氏去世后，香港曾有中国画展，据说有一张李可染的作品高价（100万港市？）卖出。但据李氏母子告诉我，李氏去世后，他的作品全部都由国家登记保藏，想是早年港人或新加坡人买去的作品，据说日本也有一些他的作品，都是他生前的画作，而今他的作品是不许被当成商品般拍卖的，全由李可染纪念馆保藏，我只希望有一天他的画作能在台湾做一次高水准的展览，让大家欣赏这一代艺人的神笔。　　海峡两岸的风风雨雨，大家都想做中介者，我希望有人能为文化交流而努力，不为名、不为利，让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看看我们中国人中有多少国宝了！　　　　春秋岁月--访西安访西安　　1990年5月底，我赴西安访问，这是我多年访华最大的收获，不但看到代表中国文化的古城，也看到不少珍宝。　　西安就是历史上的长安，所谓“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国诗词有关长安的杰作太多了，历代君皇既选择此地做都城，自然吸引了不少骚人墨客竞求进身。西安是陕西中部平原被山带河的要津，地势优越，汉、隋、唐等王朝都以此为首都，有1200年的建都史，不但是“秦中自古帝王州”，也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　　如果西方是“条条大道通罗马”，那么东方可以说是“条条大道通长安”。这个地区除了土壤肥沃，有利于农业发展，交通方面也占了地利，据说长安是和亚洲、欧洲甚至非洲其它城市有商业往来及文化交流的最早的城市，远在2000年前就和外国有了交往，可说是国际交流的开端吧。　　秦代长安还只是一个乡名，直到汉高祖刘邦在位第五年（公元前202年）才采居娄敬和张良的建议，建为首都。　　西汉时期，蚕桑大量生产，丝织的丰美多彩到了一个高峰，西汉皇帝常把丝织品赏赐给各国君长和臣僚。据说在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西汉前期的丝织品，就充分显示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超。　　所谓丝绸之路是由西安北经陕西的分县、长武，进入甘肃的泾川、平凉、过六盘山，又下厉河，再渡黄河，经景泰、大靖、武威，再沿河西走廊西行。另外一路西经镇县，有些不同。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击败匈奴国，唐玄奘赴西域取经。走的都是陇西路线。　　张骞出使西域时，陇西（甘肃边界）常有匈奴出没，张骞带领随从进入甘肃，就被匈奴的骑兵搜捕，押迭到匈奴单于王庭，被囚禁多年后，才逃出匈奴国。翻山越岭，忍冻挨饿地穿过沙漠，前后十有三年才返回长安，去时100多人，回归汉土只剩下张骞和一名随从。　　张骞建了大功，被升为中即将。公元前119年，再度出使西域，这时离开他第一次西征已有18年。这次他带了随员300多人，大批金币、布帛，主要目的在联络邻邦，以断匈奴的左右手，虽然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大功告成，西汉王朝也增加了许多与异族的交往，丝绸之路更是一片繁荣景象。　　但好景不长，北匈奴在边界陈兵数十万，剑拔弩张，使汉朝丝绸之路大受威胁。当时的青年名将霍去病18岁从军，24岁早故，他短暂的一生屡战匈奴，屡败匈奴，使西汉的河西走廊与外界保持交通。　　我到西安时刚好他们在举办“丝绸之路”纪念之旅，西安的历史博物馆展出许多有关丝绸之路的古物、壁画、珠宝、玉石、衣物、用具、仪器、刺绣，以及外国使节贡献的礼品等等，真是洋洋大观。　　在西安时，省府外务主任陈祥林先生要我去看看霍去病的墓陵，因为祁连山的茂陵有16大件石刻都是2000年前的作品。他说，画马的艺术家都会去流连鉴赏一番，因为这些石刻充分表现出战场上游牧民族与马群不可分的结合。　　虽然中国习俗对掘墓有大忌讳，但人口众多，不少墓地都被破土建筑，秦始皇的陵墓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现的。据说，在泥土之下深藏两三千年前的东西，一旦见光可能会受损，因此文化部已决定要等科学再进一步发展，能完璧保全古物之后，再继续出土工作，现在光是秦始皇的陵墓就够专家去做二三十年的研究了。　　不看兵马俑，无从想象古代皇侯的穷奢极侈。那天，我去看兵马俑古迹，感慨与上长城等深。　　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古中国、埃及、印度都有残酷的陪葬之风。古代帝皇死后，宠妃、侍卫和其他生前喜爱的东西都要一同葬入墓穴里。如今中国为俗要烧些金银元宝、车马用具给死者使用，大概是受到这个流传习俗的影响。　　　　春秋岁月--中国人中国人　　已故名报人、艺术鉴赏家魏景豪先生，70年代在电视节目中有一项非常精彩的评论，名为“中国人”；1988牟伦敦电视也做了一项深度不错的中国节目——“龙目”，分别介绍近代中国人的生活，除了衣、食、注行之外，也旁及文化和政治，使外国观众有机会多了解中国人。可惜大陆和台湾两地的电视台都没有播送，但海外的中国人看到了后而且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充分显示外国人对中国很好奇，并不断进行探讨，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过去及未来也不能不加深了解和做些该做的、能做的工作。　　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国人的外来压力是东北事变。1931年我在北京东华门大街的孔德小学读一年级，我们的教师叫李洁吾（已退休，现仍健在，我在北京时曾回母校看望他），他是北大的文科毕业生。虽然我们只是小学一年级，他仍尽量在文学作品中使我们初步接触中国文学的精华。我们都是六七岁的小孩，天真、无知，但常在家里、在校内听成年人议论纷纭，有些同学说家里来了些东三省的亲朋，使我们幼小的心灵无形中蒙上一层阴影，因为大人讲到日本人时都面有忧戚。　　父亲当时在北大任教，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务长，晚间常有客人来访。他们在谈论什么当时我并不清楚，但我和大姐常常偷听，好像来客们总在讲避难的事。我和姐姐不知道为什么要避难，但我们知道这和日本人有关，使我对“日本人”三个字有了恶感，当时心中也有个大问号，我们为什么这么怕日本人？　　母亲带着我们姐妹数人暂时避难天津，因为当时大家都担忧日本军队会入北京。我年事渐长才了解，当时的情势是中日谈判若破裂，日军可能会攻入北京。这就是东北事变，中国东三省被日本人侵占，当年的少帅张学良大概是不到30岁的少年郎吧。第二次大战后，西方史学家对“西安事变”有不少报道，但直到近年来才有较多的中文史料公诸于世，尤其是台湾在党禁、报禁解除后。很可惜老年多病的张学良三缄其口，差堪告慰的是与他相厮守的赵四小姐，终于在他们两人都步入暮年时正式结为连理，并由四川人瑞张群老先生做他们的证婚人，这真是段佳话。　　我在台北住过多年，但从未有机缘见到张少帅。1989年我在北京和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小弟溥杰见面，他们是旗人，而且在东北住过多年，据他说、他和张学良很熟悉，并要我带话问候张帅。我把话传给了张群先生，张群对我笑说：“我们现在成为病友，常在医院见面，真是同病相怜噢。”　　同年我访问北京时，也在一个宴会上见到了中国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他在得奖影片《末代皇帝》中饰演中国战犯的狱长，负责管理溥仪和溥杰兄弟等人，演得有声有色。在北京王府饭店的宴会上他对我说：“我的本业是演员，现在文化部做官，不是我的本行。”但我想，人生本来就是演戏，有些人是好演员，可以假戏真做，或是真戏假做，很使人动容；有些人不会演戏，有时不免吃点亏。英若诚一切都会做得很好。这使我想到不久前才辞职的文化部长王蒙。王蒙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出了很多本书，数年前还到美国访问，他说他最喜欢的美国城市是波士顿。波士顿有浓厚的文化气氛，是历史名城，王蒙是一位较开明、有创意的作家，喜欢波士顿自有道理。他以名作家步入仕途，中国的文化人与作家都对他予以厚望，希望他在位时多关照文化人；而中央政府又希望借重他与文化人的关系做些对文化人的公关工作，这就难了。我读过他的小说，觉得他不可能是一位适于做官的人，果然后来他辞职了，有一阵子还回到他的故乡。前一阵子北京召开人大和政协会议，他才又露面。文化部的人说他现在无官一身轻，可以专心写作了。　　中国的文化部在北京旧城的一座四合院，一切都保持北方旧时风味，我每次到那儿去，常常会回想到儿时的京华。记得初，在香港念书，常常看到张恨水写的长篇小说，其中有一本《京华春梦》，写起北方的人物呼之欲出，这也是中国文化的另一特色。张恨水的小说人物代表中国新旧交替时代的军阀、梨园角色，和潦倒的骚人墨客、烟花柳巷的可怜人。林语堂后来曾用英文写了一本《京华烟云》，林语堂的文笔当然一流，可是他对北京的三教九流人物没有张恨水那么深入体验，因此张恨水的章回小说确有它的代表性。　　话扯得远了，现在回到我们在天津的那一段遭遇。我记得我们是坐火车去天津的，月台上和火车上到处是日本兵，他们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一副目中无人的模样，旅客们对这些日本军人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敬鬼神而远之。我们到天津后住在什么地方已记不清楚，只记得过了不久，局势平静后，我们又回到北京上学了。　　老师在课堂里说，东北已被日本人占领，并为我们讲读名作《最后一课》，使我终身难忘。1937年卢沟桥事变，展开了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那时我已是香港的初中生，每周三有音乐课，一位戴近视眼镜的青年老师把许多抗战歌曲传授给我们，有《长城谣》、《满江红》、《流亡三部曲》和许多慷慨激昂的歌曲。这些歌曲代表了成长在悲愤时代年轻人的心声。这场抗战的洗礼，使那一代的人对国家民族有深刻的热爱，而这种情怀是要真正体验才能获得的。二次大战结束后，亚洲和欧洲都有不少描写欧亚战场的电影，西方编导着重描述德国纳粹党的残酷和犹太人所遭遇的苦难，例如海明威名著改编的电影《战地钟声》和另一部得奖电影《女童日记》，都使人心神震撼。中国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和《桃花江》等也算不错。　　近年来我曾看过一些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编者和导演尝试把抗日时代的真人真事搬到银幕上，但很难抓到当年人种精神。有些富家子弟抗战一开始就被父母送到美国读书，等到他们回国时战争已结束，他们连半点炮火味都没嗅到，回国后因为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于是当上政府官员，这和受过八年抗战苦难的公仆感受自然迥然两样。　　金圆券与美国签证　　我初到美国时常接触土生土长的华裔美人和入了美籍的华人，他们好像生长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不但相处对格格不入，即使在中国人的圈子里还分广东人和外省人，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又有了台湾人。在这些圈子里又可分为两大类：靠左和靠右。靠左的当然是支持大陆共产党，靠右的支持台湾的国民党。尼克松未与大陆接触之前，在美国的中国人多半无须选择，因为反正一般美国人不能到大陆去，也就无所选择。但尼克松访华之后，大家对这个神秘的古国有了更多的探求，尤其是卡特政府正式与中国建交之后，大家都纷纷去大陆旅游、探亲或做文化教育交流，好不热闹。这种情况下，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开始有了争论，有时无形中被迫选择，这也是中国人的无奈与痛苦，这种心情、这个包袱不是国民党或共产党官员所能了解的，也不是一般与政治毫无关联的人所能了解的，中国的政治背景实在太复杂了，有些中国人根本不去想它，免得自寻烦恼。　　中国人的包袱很沉重。我成年后第一次深深对中国人的命运有了哀感是在上海。或许有人会问：难道抗战时期流亡学生没有哀感？可以说没有。因为那时大众一心，共同目的是打败日本人，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非但毫无哀感，而且有一股希望——就是苦尽甘来。抗战胜利后我到上海担任中央通讯社记者，采访接收大员和上海审判战犯的消息，忙昏了头，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事。我第一次深深被悲哀击痛是1948年冬，看见上海老百姓前呼后拥地在银行门口排长龙换金圆券。我当时想，难道我们八年抗战，辛辛苦苦所换来的就是这个悲惨的景象！　　名作家赛珍珠的作品《大地》，描写中国农村的疾苦，尤其是中国妇女的可怜命运，但对读者来说这只是一本小说，或是一部电影，并不如自己亲身感受来得悲切。那年我已结婚，陈纳德将军所办的民航公司就在上海外滩，我自己虽不需要排队去挤换金圆券，但每天上班经过银行门口时，总看见许多老百姓在天未亮即赶来排队。当时假如被查到家中藏有金圆券或金条等物，是可能会被判坐牢或枪毙的。我对枪毙这个字眼非常厌恶，而有些官员似乎很惯用这个字。　　另一使我悲哀的是各地美国使馆前等候签证的中国人，排队的长龙里包括了男女老幼，有些老年人走都走不动了，还让人扶着在排队。这些人，尤其是老年人，他们已走到人生的尽头，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家到异乡漂泊？如今在大陆排队等候签证出国的多半是年轻人和学生，并不是大陆的老年人不想出国，只是经济不许可，也很少有亲人愿意协助，他们只好寄望下一代有更好的机会受教育。　　三四年前，台湾还在争论在位的高级官员不该持有外国护照，也不该有绿卡，后来条例放宽了，因为持有台湾护照旅行签证不太方便，所以台湾政府也就没有太固执。　　台湾的政策承认双重国籍，而大陆的政策不承认双重国籍，但双方都有处理侨胞事务的机构：台湾的侨务委员会、海基会都是极有势力的组织，大陆的侨务办公室，工作也很积极，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我想是与当年孙中山先生推动革命、反清建立民国时，得到海外中国人大力支持有关，假如当年孙中山先生流亡海外没有侨胞襄助，革命可能不会成功，我想侨胞关心国是至今未变。　　一年前，我与朱抚松先生和他的名作家夫人徐钟佩女士谈话，他们表示无意远游，准备在台湾终老，并婉拒了许多欧美友人邀请他们出门做客的计划，这在台湾是很不多见的例子。　　中国的希望在谁身上？这是一个常被提及的问题，我想凡是有中国血统的人都有一点责任吧，当然，我们更寄望于年轻人。但年轻人也需要较年长的人来领路，因此这些领路人的责任很重要，最要紧的是不可把年轻人领入迷途和绝路。在美国的中国知识青年，他们大都是土生土长的华侨，其次就是海峡两岸来的留学生，主要影响这些人的当然是他们的教师。土生土长的华侨99％是纯粹的美国人，除了不是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之外，他们和美国人无大差别，不过因为美国多少年来对种族的歧视与偏见，他们仍不能得到完全的平等待遇，因此这些人之中常过于自卑或自大，这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华侨早年除了做奴工之外，较好的是开洗衣店和餐馆（早期称为杂碎店）。现在洗衣店已式微，但开餐馆的仍为数不少，而且颇有成绩，有些已不在中国城开餐馆，而转移到繁荣的市区。纽约就有好几家中国餐馆开设在繁华的第五大道，这是更上层楼的挑战，他们的子女也都入有名的大学，转行做医生、工程师、科学家和律师。近十年来，来自台湾的学生得天独厚，由于家庭经济好转，很多学生已不需要再到餐馆打工来维持生计了；大陆来的学生则较清苦，但也很能应付环境。大致来说，这一代的中国青年能到美国深造是有福的，不过他们的将来是否回归乡土，这就要看中国准备如何接待这些精英了。　　我来美之后两度被选为共和党族裔党部全国主席。我当选主席后许多亚裔党人加入，因此我很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虽大部分已成为美国公民，但仍有深厚的乡情，而且不断在海外从事争取自由的工作，有时使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不知道该怎样应付。美国倡导人权，但有许多情况又不能不屈服于现实，于是有了多种标准，常常吃力不讨好，两边做人难。　　天子文物展　　中国音乐家许斐平很能代表现代中国人的失落。　　许斐平在大陆已是一位优秀的青年钢琴家，来美国学音乐时更是胸怀大志，在纽约著名的音乐学院进修，教授认为他是20年来朱莉亚学院最有成就的学生。毕业后他准备返回家乡，但六四风波使他有点担忧，他不知道是否能够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教育英才。　　1980年冬，他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的演奏，全场爆满，一连4次“安可”听众仍不肯罢休。散场后我请许斐平夫妇和他的伙伴到我家消夜，他说：“我不甘心在美国教书，这儿的美国孩子不用功，无啥可取，但现时我不能回中国，只好暂时在此栖身。”这话使我感慨不已，中国人为什么都有失落感！　　1986－－1988年间，我们的机构开始筹备两个访问团，一个是美国工商访问团，一个是文化交流访问团。文化交流方面做了一次中国出土文物展览，名为“天子文物展”，本来美方很希望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能将收藏品选择一部分运到美国各大城市来展览，但台湾方面很担心古物运到美国后会有麻烦，又怕到了美国是否能再运回台北。我数次和秦孝仪商量都无结果，只好作罢。　　中美文化交流委员会与中国文物局商议，将出土文物运到美国巡回展览，白宫虽未正面支持，但希望我能做主席，把展览搞得有声有色，台湾方面知道这事后，劝我不要支持这项展览，一时使我左右做人难。为了顾全大局，我退出了，让其他机构去做。这项“天子文物展”，在美国前后共展出一年多，成绩不错，后来物归原主，全部运回中国了。这次展览共200多件文物，包括兵马俑、金缕玉衣以及许多珍贵的出土文物，这些都是近二三十年来在中国发现的古物，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到台湾展览，让台湾同胞们也见识一下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遗迹，也了解一下中国帝王的穷奢极侈。　　共患难不易，共安乐更难　　孙中山先生鼓吹革命、创立民国，是先知先党的豪举，但其中所经历的挫折很值得今日的中国权贵借镜。当年孙中山先生以推翻暴政、建立民主为目的，一定没有料到中国政治的复杂与纷乱。后来果然有袁世凯图谋私利，想做皇帝；之后又是各路军阀割据，中央政令无法下达。而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廖仲恺也于孙氏逝世后在广州被刺，两人均于1925年离开人世。他们无我的精神，很值得今日的中国人省思。　　廖仲恺是我的舅公（外祖父廖凤舒先生之弟），少年时在三藩市读书，深受异族的歧视，后来回国学中文；虽然生在富有的家庭，但对当时贪官污吏的腐败非常气愤与不平，同时也深感传统教育不足以救国，于是又去香港，再习英文。在香港，他又厌恶英国殖民地的习气，于是又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期间不但结识了孙中山先生，也结交了不少革命豪杰，参加同盟会，献身中国的革命运动。　　廖氏一生充满了传奇。他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出身名门，虽在封建时代，但关怀国是不让须眉，她反对妇女缠足，并于婚后与廖氏同去日本求学深造，两人充满了改革中国的理想尤其是对改造社会及革新经济很有一套。他们当年和孙中山先生谈到“平均地权”的理想，可以说是后来台湾所办的“耕者育其田”、“三七五减租”的先声。　　后来我有机会读到廖氏所提出的换契案，并向我的舅父廖承志求证过，知道当年廖氏想先在广东省实施。他要求广东的地主以两个月至四个月为期，把旧的土地印契交与政府，再另发新契，由业主自行呈报地价，政府则按地价抽税2％。　　当时广东省的财政入不敷出．非常困难，但商会领袖和地主势力甚大，不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改革，对廖仲恺的新方案也诸多为难，所以廖仲恺改良地租的计划无法实现。孙氏与廖氏的失望和挫折，不但反映了中国革命的艰苦过程，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复杂性和投机心态，可见共患难不易，共安乐更难。　　1951年，我从香港搬到台北定居，直到1958年离开台北的工作，前后7年。那时离抗战胜利已有6年，国共战争也因蒋介石领着国民党到台湾而告结束，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在北京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欧洲国家由北欧的瑞典、挪威、丹麦相继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断交，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1931年，日本占领东三省，1937年卢沟桥事变，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解放战争，到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中国人前后经历战争近20年。生长在这期间的孩童、流亡学生，如今多垂垂老矣，除了少数在战时还有特权享受的人之外，其他都是半生劳碌，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战火中虚度了。如今繁华的台湾车水马龙夜夜灯红酒绿，不知他们在高楼大厦畅饮之时，对于30多年前的台湾有没有一点印象！　　当年从大陆来台的人多已作古，其余不是定居海外，就是在养病之中；新起的一代有新的政见、新的作风，但饮水思源是中国的美德，我想以这句成语和现代的新贵们共勉。　　台湾经济在继续成长的同时，文化素质是否也应同步成长？书香不能只是文人雅士的赏玩，高官与巨富最好也能多读些圣贤书，多在科技与金融之外研究些学问。岳飞曾概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假如岳飞生于今日，不知他有何感想？　　　　春秋岁月--谈中国人的前途谈中国人的前途　　中国人民或许生于地大物博的中华，有5000年的文化与历史，又受孔孟礼教之熏陶，因此无论从文从武，学剑学书，在野在朝，无时无刻都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超越了党派，超越了地区，甚至超越了时空，使炎黄子孙都有一种为国为党奉献的精神，服从领袖、服从党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自勉，即使领袖不一定绝对无错，即使党不一定有合适的政策。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中国人的使命感比任何民族更深刻、更贯彻。　　中国人在海外有成就的实在不少，尤以在学术与科技方面更有杰出的贡献。但中国人到处受排挤，到处受到有形与无形的歧视。东南亚的难民群中不少是当年在东南亚雄踞一方的豪富，但他们都没有军权，更没有政治力量，无论其成就如何高人一等，到头来还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在美国，中国人已渐渐地提高警觉，开始认识参与政治的重要性。20年来我和少数友人为了这工作曾不断大声疾呼，从不泄气，现在才略有成果。但中国的前途、命运不在美国，不在海外，而该从中国的核心政治做起，我们在海外只能做些打杂零工，中国的领导人该拿出勇气与智慧来。　　美国底特律城的陈果仁被杀事件，就是中国人在海外受气的最明显的例子。白人父子硬生生地把一个无辜的中国人活活打死，法官在人证物证俱全之下只判两个杀人者3000美元罚金，无罪释放；假如被杀的是白人，是黑人，或是犹太人，法官绝对不敢如此荒唐。我为了此事曾亲自见了司法部长史密斯，并请他调查此案，他答应了。虽然也还有不少人游行抗议这种种族歧视，但我可以预期后果，那就是不了了之，其原因是中国人在国外太没力量了。　　更可气的是两个杀人者把中国人误认为日本人，说是因为日本汽车工业侵占了美国汽车工业，使无数汽车工人失业，所以要报仇，我们中国人还替日本人做替死鬼，而日本人也没说半句公道话。虎落平阳，今日中国人所受的冤气比起百年前大概是大巫小巫而已。　　我早年丧母，抗战期间做流亡学生，受尽战火迫害、生离死别之苦。抗战后到上海中央社工作，再与离别多年的外祖父母廖凤舒两老重聚，并承欢膝下，直到3年后我与陈纳德将军结婚才搬出廖家。因此与廖家的渊源极深，外公生前常和我谈到廖家的人与事。他说：“中国政治上的恩恩怨怨总会有一天解决的，作为一个中国人该要有奉献与牺牲的精神，大家才有希望。你还年轻，等你将来有出人头地之日，就会明白我的话。”外公去世已近20年了，现在外舅父廖承志也走了。我回忆在北京重逢时他对我说的话：“我年纪大了，有生之年当尽我一己之力为中国人做些事，以后的责任就要你们晚辈去努力了。”　　举一个例子，香港因为1997年租约期满，人心惶惶。廖公曾多次和我谈到这个问题，他也很想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个棘手的问题解决，很多港人纷纷就这件事去中国请教廖公，他也为此而心劳力瘁。　　中国人的命运是一连串的悲剧，清朝腐败无能，中国领土香港人的彷徨香港有“东方之珠”之称，是到亚洲旅游必经之路，也是西方人最向往、最喜欢的东方城市。凡是从事国际贸易的机构，若要在亚洲设立分公司，香港是第一个被考虑的地点。这个挤得透不过气来的小岛，竟然有600万人口，而且可能还更多，因为有许多无法统计的偷渡客及非法居民。　　从飞机上看香港，除了一衣带水、大船小舟满布港口外，就是那样比鳞次的高楼大厦，这些不断增加的建筑似乎把太阳和海水都掩盖了，人车像蚂蚁在夹缝中冲锋陷阵。　　到香港的游客大部乘坐飞机，因此启德机场的拥挤、繁乱实不亚于东京的羽田机场；飞机起降之频繁，依比例而言可算是世界第一。香港讨论、研究增建第二国际机场的议案是中英双方两年来争议不休的新闻，为了选择新机场的地点而意见不一。现在，机场的地点算是定了下来，第一期扩建工程也已上马，但是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香港人被迫做英国殖地的公民，100多年来在大英帝国的统治下，升英国的国旗、唱“上帝保护帝后”的国歌，英国的港督比任何地区的督办都要风光。我读过一些近年来以香港为背景的英文畅销小说，例如《大班》和《朝代》，虽然内容生动，而且充满了传奇色彩，但我心中却有一股无法平息的愤怒与反感，因为香港的中国人做了这么久的次等公民，有些人居然就因此麻木了。美国人对英国皇族也有点说不出所以然的崇拜，但那是因为美国人的祖先多来自英伦，200多年前还是皇土皇民；但香港人不同，香港人与英国人除了帝臣的关系外，根本就没有血统的渊源，但有些香港人对英国人却那么“臣服”，这一点实在不能不佩服英国人统治殖民地的技巧和经验了。　　我小学和中学大都在香港读书。初到香港时，我并不会说“香港话”，费了一段时间才慢慢地听懂老师的课，还好小孩学方言的能力比成年人强，不多久我就可以说很流利的“香港话”了。我在香港做了七八年的学生，但我并不喜欢香港。珍珠港事变后，逃难到抗战的大后方读书，生活比在香港苦多了，但我们却不以为苦，因为那片土地、那片青天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是我们的中国！早上升国旗、唱国歌、背读总理遗嘱……这一切，使我觉得有一个国家让我爱是一件多么骄傲的事。在香港，我就没有这种归属感。在电影院里，观众都得起立听英国国歌奏毕后才可坐下。我幼小心灵中常有一个问号：英国除了在鸦片战争中掠夺了无数的中国土地和民权之外，替中国人做了什么？　　亚洲的“四小龙”都有人满之患，据说已有许多香港人移民，可是到底走了多少人？或许走了又回来，真的到外地作寓公的并不太多。大家一方面担忧1997年之后香港的前途，一方面又心存观望。中国为了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和香港的关系日渐密切，同时也尽量争取台湾的投资，除了经济特区受到特别照顾之外，现在又设立了免税区，以招撩外国资金并藉此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基础设备。但外国人深怕的是资金投进去后却受到中方的控制，及各级官员的刁难，这些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新问题，将是大陆经济发展的隐忧。1997年之后，中国的角色扮演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应努力于安抚民心以及做好公关，而且要言行一致，否则恐怕很难赢得香港人的信任。倒是香港人现在对所谓的民族与国家已有了更多的体认，也渐渐热衷参与香港的政治与选举，这应是好事一桩。　　香港也是政治流浪汉和革命运动者的避风港，像抗日战争时，就曾使许多地下工作者有了发挥力量的空间。50年代，亲国民党、亲共产党的派系更是在这里各显神通。　　写到此处，让我想到抗战时期做视中国西南的龙云。他是云南省主席，因为一只眼睛看不清楚，大家就喊他独眼龙。　　先夫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后来改为美国十四航空队）即以云南昆明为总部。他和龙云建立了交情，十年如一日。　　英国在全世界的殖民地中，香港算是她首屈一指的金库。其他如印度、马来西亚、南非、缅甸等地都已在第二次大战后纷纷独立。香港地位特殊，在经济与金融的运作中，有人把它比喻为亚洲的瑞士。我想瑞士在欧洲虽然是国际银行的大本营，但其复杂的国际关系，近10年来已有渐走下坡的趋势。　　1949年开始，香港来了不少大陆人，香港人称之为“外江佬”，尤以上海人数目最多。上海人做生意比香港人精明，于是广东帮和上海帮曾经互相拼斗过一阵子，但久而久之，也就和平共存，大家一起做买卖了。大陆出来的人当初都是暂时性的，但香港居大不易，所以有些人又往回跑。　　“移民”是香港人、台湾人最流行的话题，无论在任何场合都谈论。多次在香港友人的晚宴上，大家高谈阔论的无非是，谁已拿到美国绿卡、哪家人已在加拿大买了房子、某某人是空中飞人……有些人还自豪地说在哪儿已存了多少美钞、在哪个城市也投资做生意……以证明自己如何有办法，但他们可曾想到，一旁服务的侍应生他们的心中有何感受？他们到哪儿去？　　中国人务读、多说、多写的时候　　国共分家之后，40年来两岸都出了不少有名英雄，也有更多无名英雄。这些人都为一个目标而奉献、而牺牲小我，可惜中国人没有写自传的习惯，而且也不鼓励当事人去写传记，这是中国近代史的缺憾，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是一大损失。　　他们心目中的依归除了急功近利之外，还有什么灵感？我们没有把前人的功过、奉献以及是是非非坦白地告诉他们，再过些年月，中国近代的史记可能会失传，或是让外国人去写？更可惜的是，近50年来，许多仁人志士确实有可圈可点的伟绩值得作为中国青年的模范。最近我常见年轻人手握一卷孙运智先生的自传，孙先生本来很谦虚，不肯写自己奋斗的70年，但我们说服了他。　　1989年4月7日我结束了在台北一周的访问，公事办完后，准备搭乘当日下午华航班机回美国。但在离台北前我还得去看望一位多年老友，那就是孙运智先生。　　1985年冬天，当孙先生从荣总医院病房搬到外面去继续接受护理时我去看他，当然那时友好只希望他能早日康复，其他事都不多计较。不久他情况好转，但心情很脆弱，也易激动。我建议他利用时间写自传或回忆录。并告诉他随时用录音机录音，想到什么就把所思所忆记录下来，以后可以整理。　　我还对他说每人的心路历程时过境迁很容易遗忘，但慢慢回忆时，许多住事就会不绝如缕地仿如昨民，因此写回忆录并不难，而且他有这么多的亲身经历可以与年轻人分享。　　当时孙夫人俞蕙萱在旁说：“香梅的建议很好，你该做嘛。”　　我又说西方人最爱写回忆录和自传，中国人在这方面很保守，不愿自我宣扬，但我觉得他对中国历史也该负责，不然将来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史该向哪儿找资料？为此孙先生出书可说是一壮拳，而我能在他病中首先向他提出这项要求也引以为荣。近年来凡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书册，多半是“外国专家”的手笔，读来有如隔靴搔痒，是是非非总难免有点不平之鸣——为什么中国人不支持中国历史学者来写中国近代史？　　为什么中国政要在退位后仍然守口如瓶？　　近一世纪来中国人经历了不知多少次大动荡、大浩劫，孙先生是这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诚如殷允巩在他的传记序中所说：“八年抗战的艰辛团结和建设台湾的克难打拼，对年轻人而言，似乎是一片空白。如果能透过对孙运智先生经历的忠实记录，是否会帮助年轻人增加些对大时代的认识了解？　　帮助读者增加些对社会的共识和国家观念？”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同的。　　《天下杂志》驻美特派员扬艾俐女士是本书的作者，她曾亲自来看我，并把孙先生签了名的书送给我，她说这书出版后，大家都一读为快，真有洛阳纸贵的盛况，这真是喜事。　　这本书实在值得一读。我们作为孙先生的朋友，读来更觉亲切，而且有许多大小事情虽然相交多年，若不是读了这本书实无法了解孙先生“数十年来家国”的苦心。　　我相信身为孙家子女也未了然于胸，只有蕙萱夫人心中有数，但她是我所识的贵夫人中最谦和的一位，《孙运智传》问世大家该谢蕙萱夫人，此外就是孙先生的助理严孝京女士。孙先生有如此贤慧的内助，又有如此能干的助理，可说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我们罢卷之余当不要忘记这两位功臣才对。　　中国人！是我们多读、多说、多写的时候了，这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　　103岁的张岳公尝遍了近百年来中国的沧桑，肚子里藏着许多故事，真希望台湾方面替他整理文稿的人早日出版他的手记；又新闻界前辈如马树礼、马星野、魏景蒙诸公更有不少珍贵的典故、嬉笑怒骂的趣事，可惜都没有记下来。最近读报，说马树礼先生在专心写回忆录，可喜可贺。近年来，海峡两岸有些了不起的人物，他们不是总统，也不是元帅，只是公仆，虽然现在多已作古，但他们一生都为他们的信仰，为他们的国家奉献，值得尊敬。　　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他的偶像，当然历史中的伟人不少，但都不够亲切，我对叶公超与廖承志这两位先生的认识较深，而且在他们无奈的晚年和他们常有深谈，亦师亦友。相信百年后历史会对这两位有血有肉的长者有公正而崇高的评价。　　张群先生，大家称他“岳公”，我和他相识近40年，可说是忘年之交。　　1990年11月中旬还到台北他的住宅，特别去看望他，当时他精神还不错，他对我说：“我近来身体特别虚弱，这次恐怕要对你说再见，而且，恐怕你再来时，我不一定能再见到你！”　　我怕他疲倦，因大家已交谈了一个小时。但他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我心中也非常难过，所以又再停留了一小时，从上午10时至近中午才离开。　　我自50年代和他相识后，与他交情特别深切，岳公先生为人风趣，平易近人，七八十岁时还常和他人谈诗词书画及人生哲学。我常劝他写自传，把中国近代史做一个总交代，尤其是他对中日关系的一段历史更值得大家参考。后来在1975年，他的《我和日本六十年》一书出版了，他在书后特别感谢我，我写了《与张岳军先生谈话》一书，也在台北出版了。　　　　春秋岁月--义务奉献义务奉献　　我1949年离开大陆，到1980年再旧地重游，回到我的出生地北京市。30年代，我们生活在北京，对北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小的时候，夏天经常到青岛去避暑，这些几时的回忆，至今仍让我心潮激荡。　　自从1980年回到祖国来以后，我每一年都回来很多次，各方面邀请的也很多。比如说海南岛，我们建议中国政府把海南开发起来，因为我觉得台湾是第一宝岛，海南是第二宝岛。所以我们免费设计了海南岛凤凰机场搞机场不但不会赚钱，还要花很多心力，并且要有专业，我们就找专家进行设计。国家对我们很重视，我们不是来中国赚钱，我们是为祖国做事情的。其他人来做进出口贸易什么的，我们一样也没有做，我们都是义务奉献。　　李鹏先生1984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就三峡工程问题和美国的有关方面签订技术协定，准备中美合作事宜。我们请匡本先生去三峡考察。他写了很长的报告，认为三峡工程在当时的情况下还不能上马，又是移动人口又是经费什么的，问题大多，应该缓一下。中国政府接受了我们的意见，还是缓了一下。后来因为水灾的问题，三峡工程就被提上来了。上海开发、特区建设，以及民航局建设，我们都有很多建议。我们说交通搞不好，四个现代化怎么实现？所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搞好交通运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步。　　我在美国30多年了，各方面的人都很熟。我现在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是能为我的祖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也心甘情愿。尤其是里根时代，凡是中国的事情，他们多半都去问我。我觉得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搞得好，对亚洲、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尽力促进中美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当时，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等领导人访问美国，我都参与的。　　“北京风波”以后，我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带台湾、香港的两个代表团到大陆来进行投资访问，当时台湾方面就有好多人骂我，可是我不反应。好多人就说你为什么不反应啊？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切由时间来验证好了，因为当时尽管有好多人反对我，但也有不少人赞成我，李登辉先生就赞成我，但是他不讲。现在大家都感激我了，可是在当时，有两个人跟我们回去以后就被台湾当局扣留了，台湾当局警告他们一年内不许离开台湾。北京方面对我们的大陆投资访问团很重视，安排我们住钓鱼台18号总统楼。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是我开这个路大家不敢走。所以有时候做事要有点勇气，有了勇气以后呢，还要眼光看得远一点，并且没有私心，正所谓“无欲刚刚”。　　当时的投资访问团副团长朱伯舜先生，后来写了一本书——《与陈香梅两访中国大陆》也成名了。他是上海人，生意做得很好。我这个人比较超然，甘心做一名学者，我如果做生意不晓得能赚多少钱！可在生意场上，我只是给他们介绍一下，让他们去做，穿针引线而已。　　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今年7月份访美，是我安排的，这是“北京风波”事件以后第一个部长级官员到美国去访问，所以现在很多事情我是在暗中帮忙。总之，一个人想要做点好事，老天都会照顾他的。　　12年来，我到大陆来了多少次，已记不清楚了，反正不下几十次了吧，因为我每年都来好几次。就说今年吧，到6月份为止，我已经来了4次，我在大陆交了许多朋友，许多省市请我做他们的顾问，可是，我时间不够用，多半是从北京到上海，办完事就走。我自己觉得，晚年能够回到大陆来，能为祖国做点事情，是我的本份。就中国领导人方面来说，有时候听我讲一讲，我做他们的眼睛，做他们的耳朵，大家关起门来聊一聊，也不无好处。　　　　春秋岁月--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有两句话，我经常跟中国人讲，那就是“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两包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头一句，一个人心里能够容得人，人家来讲是非，你听了能不生气，听了以后还不去计较，这是很困难的。虽然心里讲不要计较不要计较，你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不管做什么事，你真能做到自己没有私心，你就站得稳。　　我在华府30年，风风雨雨经过了许多，虽然，这两句话没有完全做到，可是我觉得最低限度做到了一半，这样才能比较风平浪静，不然的话，一个亚裔女人在美国这么多年，怎么过？美国现在还是有种族歧视，什么对黑人呀，反亚裔啊，搞来搞去。当然这也很难怪人家。比方讲，自种人到我们中国来，我们对他们可能也会有点歧视。　　进入主流以后，我一直都是我做得对的就不怕，就站出来讲，所以大家对我还是比较看得重的。就是说，有理我就气壮！当然，没有理你不能去胡闹。1980年，里根总统派我做代表到北京来，许多人都很妒忌，连基辛格都很妒忌，因为他心里老是想着我像他一样，想名又想利，其实我心里根本没有这些。　　尼克松曾跟基辛格讲：“亚洲的事情你一定会问陈香梅。”因为当时越南的事他都是委托我办的。基辛格认识尼克松的时间没我这么久，他是1968年由副总统安格纽介绍进去的，当时他没有钱也没有名。尼克松给他讲，你要去问这个女人，他心里边讲：“唉，问她？”他当然不高兴，心里一直很低估我。我心里却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后来，基辛格几次到水门去看我，因为尼克松叫他去，他不敢不去，但他心里还是有点渣滓。　　基辛格是犹太人，犹太人在美国的势力很大。他们很团结，控制着报纸、广播、金融、银行等行业，所以我心里想我怎么可以斗得过他呢？那个时候，尼克松让我入阁我都不要，因为我到国务院去一定在他手下干，受不了啊！后来里根上来了，他竞选的时候，我是他竞选核心小组的核心人物。他们里面只有七八个人，我是其中一个，况且只我一个女的，所以里根对我也很重视。他跟我做朋友差不多20几年了，他还没有出山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洛杉矶碰面。后来里根总统请我出来做事，我就接受了，出来做出口委员会的副主席。布什做总统的时候，就请我做白宫学者委员会主席。这些都是有职无薪的工作，我自己还得另外做事情，目的就是不需要被人家管。　　这几十年来，可以说在亚裔里面，有的人做大实业很成功，比如香港的霍英东、李嘉诚、包玉刚等，他们做实业赚钱都很成功，可是能够在政治方面有一个地位的，我想除了新加坡的李光耀，他是自己打天下的，不做第二人想。　　美国也有很多电影界人士，要给我拍电影什么的，我说现在还不到时候。在美国，大家提起我的名字，还是比较尊重的。我已经67岁了，有一点我觉得我这一生人缘很好。也许因为我比较平易近人，新闻界从来不会骂我，我跟他们处得很好。在政治方面呢，我小的事情不去计较，所以也就没事了。　　不然，限他们去争吧，那怎么能争得过人家？现在布什总统又去竞选，这个说代表什么，那个说代表什么，我都不去争，光是亚裔共和党就有几十个，他们就是不能够集中来做事情。不管怎么说吧，“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两句话，不失为做人的一条最基本的准则。　　　　春秋岁月--中国人，日本人……中国人，日本人……　　有一个笑话，说是一个中国人对一个日本人，中国人肯定能赢；两个中国人对两个日本人，打个平手；三个中国人对三个日本人，中国人一定失败。就是说日本人团结，中国人不团结，现在还有这个问题。　　我们的文化有传统的问题，比如说“各人自扫门前雪，甭管他人瓦上霜”，就是告诉你不要管别人的闲事。中国地方很大，看起来像一个欧洲，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以前语言不统一的时候，大家连言语都搞不清楚。你是山东人，我是北京人，他是广州人，地方观念很强。一直到今天，包括进入政治圈子里的人在内，还是有点不团结。比方说我介绍一个人给总统办公用，别的人又吃醋了，唉呀，怎么不介绍我？现在，韩国人、日本人已经进入政治圈子了，民主党里面有许多日本人了，韩国人现在慢慢比中国人还团结，中国人整天要拿个什么名啊利啊的，争来斗去。现在很多华侨回来，名堂一大堆，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日本军国主义把我们中国害得好惨。日本这个民族很有自己的持点，它内部不管怎么争斗，对外却是一致的。日本人接受能力很强，很善于吸收各种外来文化的补养。日本以前也是模仿人家，学习人家，现在它的经济腾飞了，要改写历史，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日本人卖点东西给你或者是贷款给你，可是他技术不转移，他不是什么东西都给你，总是有所保留。　　美国人个性比较开朗一点，他说这个东西转移就转移，不转移就不转移，讲得比较清楚。美国尽管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但也有她好的地方。今天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想到美国去，是因为你只要有能力，肯吃苦，你不会饿死。　　我到以色列去，发现这个犹太人的国家实在了不起。犹太人到底有办法，也真能干，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使一个四面被包围着的国家，由沙漠变成了绿洲。新加坡的李光耀也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使你不能不佩服他。　　　　春秋岁月--勿忽略近代史勿忽略近代史　　1994年5月我应中国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开轩之邀到北京和教委谈中国教育问题。刚好中国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开了一个星期后结束，各省市的教育工作人员都参加了会议，而且有不少建议和提案，这是可喜的现象；因为光是经济提升，教育不能普遍，不能配合起飞的经贸，那么今后中国的前景是相当值得忧虑的。数年来我做了些推动和促进的工作，使我感触最深的印象之一是当代人对于近代历史的肤浅认识，甚至可以说迷糊。推动教育，了解历史真是重要。　　199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50周年，美国在太平洋的珍珠港、关岛等地都会举行纪念典礼，中国大陆和台湾海峡两岸有何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