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作者：陈香梅-9

60年代我初到华盛顿时，与其说它是城市，倒不如说像乡下地方。午夜过后，全市寂然无声，一直到现在，华盛顿城内的国家机场夜间10时后，即不许飞机起降。　　那些曾任职政府机构的人，很少迁离华盛顿，即使白宫易主，他们仍然做他们的公务员。每隔4年，我们就会收到许多原在白宫及内阁的朋友和相识的人寄来的通知，说他们现在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公共关系事务所任新职，或是替各种企业作游说工作，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信然，信然。　　对那些才气横溢的青年男女，只要肯苦干，华府有的是绝佳的机会。在这里，人人玩弄政治，追求权力，乐此不疲。　　华盛顿和纽约、芝加哥、旧金山这些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不同，因为大多数的宴会都是在家里、大使馆举行，有时也在政府机构举行，不过，近些年，乔治城区和附近地区已开了许多家相当不错的馆子。白宫对街的Sans Souci餐馆是共和党、民主党权贵之士经常光顾之处，有些人午餐时间在那里长期订有桌子，经理保罗对那些老顾客都直呼其名,一派相熟的样子。但陌生人则无法订到位子，有时要预早两周先订好，不然休想问津。　　华盛顿还有许多私人俱乐部，诸如F街俱乐部、宇宙俱乐部、大学俱乐部、大都会俱乐部、乔治城俱乐部、碧茜俱乐部等。　　我到华盛顿时，卡维特街与康涅狄克大道转角的笑涵旅馆蓝色舞厅还开放，乐团奏出动人的舞曲，绅士淑女翩翩起舞，气氛高雅，指挥鲍伯柯罗斯和谁都熟。夏天，笑涵屋顶花园为我们这些爱跳舞的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去处，但这一切现在都已成为过去。　　十几年前“协和式”飞机已从巴黎与伦敦，飞杜勒斯国际机场，他们也获准在纽约肯尼迪机场降落。　　华盛顿还有其他引人入胜之处，现在游客到华府，航空与太空博物馆也成了必游之地，这是华盛顿最美丽的一幢建筑，里面展示了航空史上最杰出的科技成就，每天排队参观的游客比参观白宫的还多。夏季里海军陆战队大游行是值得一看的节目，当我的朋友华特将军任海军陆战队司令时，我常去捧场，也做过座上客。　　改朝换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肯尼迪之死，他的未亡人对于葬礼的安排有条有理，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元首一律步行到阿灵顿墓地。在那墓地特别装置了永恒不灭的火焰。　　读者们可曾在电视上看到卡特总统上任时，夫妇两人携手同行的那一段，本来总统就任是坐着车子去游街的，安步当车还是创举，这也是迎合大众的心理，所谓民主，这也是一招。　　　　春秋岁月--华府友人华府友人　　对一个年轻的单身妇女，在华府谋生住家，和异性朋友建立友谊并不困难，但是要与同性保持良好关系，则非易事，这或许因为女人天性善妒使然，她们视其他具有吸引力的年轻妇女为劲敌，有时甚至觉得那是对自己的威胁，不过，我却很幸运地在这里赢得许多异性以及同性朋友的友谊。　　我这一生有幸认识两位胡佛，两位都值得敬佩，一是已故美国总统胡佛、一是创办联邦调查局的胡佛，当我初到华盛顿认识他们时，两位都已进入生命的暮年。　　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是外子陈纳德的挚友，他喜欢和我谈亚洲方面的问题，他的秘书海伦·戈蒂追随他逾40年，由她为我们安排见面时间。　　我常到胡佛办公室去看他，和他谈亚洲问题，他好奇心极大，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我知道他晚年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但他自己也知道来日无多，他常把使他烦恼忧心的事情讲给我听。　　当1968年总统大选，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电话遭人窃听时，我跑去见他，当面问是不是真有其事。他好像很苦恼地对我说：“没人窃听你的电话，如果有的话，也不是我下的命令。”这答复分明话中有话，难道他是在暗示命令来自他的上级？他一定知道其中原委，可是不能告诉我，如果他真是不加分辨地听命于上级，窃听我的电话，这无疑是他判断能力上的一个污点，但是我总相信胡佛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尊重我的人格。　　选举结束后，我还是常去看他，可是谁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1976年调查联邦调查局部分活动期间，报上提到此一窃听疑案，说法不一，有的说是约翰逊总统直接下令，有的说是司法部长蓝姆西·克拉克的意思，我也曾想查个水落石出，可是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似乎大家都极力规避这个问题。　　一言以蔽之，他们心中有鬼。　　我再与胡佛见面是1969年。那时大选已经结束，胡佛和尼克松的手下闹得很不愉快，米契尔下面有些人想要请他下台，可是胡佛并不傻，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没有哪个敢碰他。　　1973年，胡佛在家里于睡梦中去世，从那时起，联邦调查局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　　另一位是胡佛总统。　　外子去世不久，我接到胡佛总统自纽约打来的电话，要我去看他，后来我从他朋友口中得知，他因为重听，平常很少打电话给别人。我们约好12月我去看他，一天下午，我从华府飞到纽约，在他华尔道夫大酒店寓所共进下午茶。华尔道夫三十一楼，三十一A号是胡佛总统的办公室兼寓所。　　当我抵达时，首先迎向我的是他的私人秘书米勒小姐，米勒小姐是个很诚恳的人，我们后来成为朋友。在客厅，我见到了胡佛总统，他第一句话就是对外子的去世表示悼念，说陈纳德是他的好朋友，但最令我感动的是他问我过得好不好，需不需要他帮忙，要不要帮我找份工作等等。我听了真有说不出的感激，彼时我虽然已在乔治城有一份工作，他还是说：“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一定要来找我。”　　胡佛总统与中国渊源颇深，早在1899年，他就到中国，以工程师的身份在大陆前后待了3年，他告诉我他亲身经历过义和团运动，他们夫妇在中国这段期间非常愉快，并且爱上著名的青花瓷，日后拥有不少这方面的珍藏。他去世后这份珍宝转赠与加州斯坦福大学。　　那次拜访后，我们时有住返，只要我去纽约，一定去看他，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64年10月20日他逝世为止。　　他的丧礼是在家乡爱荷华州西湾举行，应邀参加的只有至亲好友，他家人知道我们的交情，特电报邀我参加，不数年，当地的胡佛图书馆竣工，我再度应邀参加落成典礼。　　1969年1月20日，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就职，身为就职委员会高级委员之一，我应邀参加在不同的饭店举行的7个盛大庆祝舞会。我的舞伴是威斯康辛州州长华伦·诺尔斯，诺尔斯州长与妻子离异将近一年，我们有时聚一聚，就谣言满天飞，我们只好尽量躲开记者的耳目，但那并非易事。　　七个就职舞会分别在“五月花”、“喜来登公园”、“希尔顿”、“柯克兰艺术馆”、“史密生博物馆”、“史戴特勒酒店”和“美利坚酒店”七处举行。当尼克松总统一家前来向观众致谢时，米契尔和妻子玛莎分任男女主人，就站在舞池中央的台子上。米契尔看见我和诺尔斯州长，招呼我们上台，他对诺尔斯说：“我能否和安娜单独谈一会儿，有点私事。”然后他对我说：“尼克松总统对你非常之感激。”　　就职典礼之后不久，伦敦《泰晤士报》出版了一本关于1968年大选的书，其中有一章描述共和党如何利用陈香梅，影响越南政府迟迟不参加巴黎和谈，因为这个缘故，共和党始克获胜，这不失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事实上，共和党也曾加以否认，可是新闻界始终没有采用共和党的否认声明。　　《芝加哥论坛报》罗伯特·麦考米克的遗孀玛莉莲是我的好朋友。丈夫死后，她移居华盛顿，起初在R街买了幢房子，经常宾客盈门，热闹非常，那是60年代初期。后来她买下麻萨诸塞大道2501号旧日本大使馆，我们相处甚欢，自1960－－1972年她迁回芝加哥这段期间，常有往还。　　玛莉莲很喜欢狗，她有一条名叫“小情人”的拳师狗，还有两三条非常讨人喜欢的北京狗。她女儿有年圣诞节送她一只长尾鹦鹉，她替它取了个“山姆”的名字。司机、厨子、女仆、秘书、狗、鸟，加在一起，玛莉莲家人口还真不少，她为人爽朗大方，很得人缘，参加她宴会的多半是华府权贵之士。　　她心直口快。不论远近，人人都知道她和已故的麦考米克上校——大家都这样称他——是死硬派的共和党员。1952年，麦考米克上校支持塔夫脱竞选总统，因为他觉得艾森豪威尔太过倾向“自由派”。不过，玛莉莲对尼克松始终缺乏好感，1968年，她支持共和党，可是不赞成推选尼克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她常对我说：“你不能信任那家伙！”　　麦考米克太太也是已故华府著名女主人柏儿·梅丝塔的好朋友，我第一次认识梅丝塔，就是在玛莉莲的晚宴上，梅丝塔很想知道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打算在华府做什么。当我告诉她我在乔治城大学工作时，她说：“像你这般年轻貌美，若是有意再婚，就该到别的地方去闯，可是如果你想做点事，应该留下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她的忠告，后来几年，我用同样的活劝告过许多年轻朋友。　　初到华府时，如果没有许多朋友的友谊和支持，我大概不会有今天，特别是空军里的朋友给我的帮助。　　另一对朋友是卡杜里夫妇（Dr.￡Mrs.Majid Khadduri），两人都是见重于士林的中东问题专家，卡杜里太太和我对跳舞有同好，常在一起玩。1973年她不幸去世，死时年纪尚轻，令人惋惜。卡杜里博士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执教，已经出版了20多本关于中东问题的书籍。　　大卫·李后来和楚蒂·鲍尔（Mts.Trudie Ball）合开餐馆，“帝后饭店”（Empress Restaurant ）由是诞生。现在我们有大卫·李的“帝后饭店”，又有楚蒂·鲍尔的“帝后饭店”，两家菜肴不分轩轾。　　杰克和我也拥有“帝后饭店”一小部分股份。　　1963年我开始公开演讲有关亚洲问题，柯斯顿·列是我的经纪人。　　1968、1969年间，美国各大报几乎不约而同地抨击越南问题，指我是越战中的鹰派。安德森在写关于越南的专栏，或涉及有关越南的传言时，偶尔会先来问问我的意见，查证一下，我记得当战俘问题成为大家激烈争辩的问题时，杰克·安德森写了一篇关于战俘家属的专栏，文章刊出之后，本地战俘家属团体的会长噙着泪水来找我，说那篇文章报道不实。我打电话给安德森，告诉他这种情形，他立刻请我陪那位战俘的妻子去他那里，好坐下来，大家谈一谈。几天后，他的另一篇专栏出现在报端，对自己先前的论点做了一番修正，战俘及其家属因此获得一点公正的报道。这件事情显示，在这个民主社会中，我们可有不同意见的权利，可是大家都应该平心静气地有容纳别人意见的雅量。　　另一个对我不错的记者是玛克芯·齐歇尔，她虽然希望采访到我的社交新闻，可是从不和其他记者一样，乱打高空，凭想象力写文章，她能在《华盛顿邮报》有一番作为，我为她高兴。　　当莎莉·奎恩初次为《华盛顿邮报》写文章时，我立刻注意到她在文学方面的天份，她是少数几位我认为具有十足潜力的女记者，她写作的风格能使读者感到趣味盎然，不管你对她的看法是否伺意，总是读得津津有味。莎莉·奎恩决定留在报社，不愿去电视上做个明星，这点我觉得是对的。　　雅曼达·狄克森最初在《华盛顿明星报》开始写专栏时，很吃了一番苦头，她有次对我说，在这个人吃人的世界里，也许她不像其他人那样会张牙舞爪。或许是出于人类的天性，人们似乎能从阅读别人的不幸当中，而获得乐趣。雅曼达·狄克森的丈夫乔治也是一位很有风格的专栏作家，生前有很多朋友。　　我自己喜欢小型聚会，晚宴人数在8～12之间，至多不超过14人，周末看完戏后的宴会多半很有趣。每次参加鸡尾酒会，看来看去也就是那几张熟面孔，大家嘴里动着，可是没有人真正在听别人讲些什么话，实在无聊。然而话又说回来，这也许就是华府生活的一部分。有件事例值得一提，那就是政界人士很少举行宴会，有些人甚至从来没有做过主人，他们只出席别人的宴会，吃别人的，喝别人的，最气人的是，其中一些人还觉得他们来你宴会中露露脸，是给你面子。这些人我少惹，他们是不该被请的。　　多年来，我的宴会一直遵守一个原则，即酒会最久不过一个小时，太迟来的客人也不候。我通常在晚餐后放点音乐，增加气氛，我始终觉得让那些准时到会的客人等上个一二小时，是不公平的、至于有些参众议员为公务耽搁，我通常建议他们的夫人先来，我们先坐下来吃着等，绝不久等。　　晚餐后来点音乐可以便气氛更加轻松，如果客人之中有人想在饭后高歌一曲，或是跳跳舞，尽可以留下来，有事想先走一步，也毫不受拘束。这是一道经验之谈。　　一次一位记者访问我使晚宴成功的秘诀在哪里，我回答：“当女主人和客人玩得一样尽兴，这晚宴就是成功的。”倘若客人谈来谈去，就是风湿、背痛，再不就是儿女问题，那宴会也就该结束了。　　参议员约翰·陶尔夫妇是我在华盛顿的好友。露·陶尔在我办公室工作过一年，约翰是南北战后德克萨斯州选出的第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当他初抵华盛顿时，是属于年轻一代的参议员。陶尔夫妇离异后，约翰再娶康明斯太太，康明斯太太也是我的朋友，是位能力高强的律师。现在政治场中的离合已不足为怪了。　　参议员史卓姆·塞蒙（stronm Thurmond）和他太太南茜也一直与我维持良好的友谊，他们的小女儿茱莉是我的教女。当史卓姆决定让他那秃头上长点头发时，他问我该怎么办，是买顶假发来戴，还是费点功夫植发呢？最后他选择了费事的方法，后来他头上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头发，好不高兴。　　阿拉斯加参议员泰德·史蒂芬斯（Ted Stevens）夫妇是我在华盛顿另一对时常往来的朋友，泰德·史蒂芬斯曾在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下面做过事，当他出来竞选参议员的时候，我远赴阿拉斯加州为他助眩泰德·史蒂芬斯曾学过柔道，段数相当高，走夜路不用害怕。　　我一直很钦佩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高华德，1964年，他的一群朋友聚在我家，拟出竞选总统的战略。我的看法是，像他这样的人永远当不了总统——他太诚实，太率直，而且不愿轻易妥协，我希望他能继续做共和党的发言人，在碰到重大问题时，出来仗义执言。　　我的朋友当中，也有许多民主党人士，如前众院议长卡·艾拔（CarI Albert ），他对我十分友好，每次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他总是邀请我坐在特别席上。　　当然，我也怀念我的朋友曼穗尔，瑞佛斯（MendeIRirers）和他的遗孀派琪。十几年前派琪住在南卡罗莱纳州哥伦布市，我们常有书信住还。当我应邀到哥伦布市主持曼德尔·瑞佛斯公园破土典礼时，派琪在她自己的花园里摘了些花，放在我旅馆房间里，美国南方那种好客的美德，令人温温的，我将长记这份情谊。　　古语说：“大丈夫流血不流泪”。我不是大丈夫，也做不到大丈夫，所以我有时难免流泪，有时不但流泪，甚至会痛哭，不过总是避免公开流泪，或公开地哭，不敢说“珠泪偷弹”，最低限度不愿对人落泪。　　一个人在世上活了几十年假如没有点情感上的波浪，没有爱而被爱，那么不管他封候封官，总是白活了。因为即使享尽了富贵荣华，假使没有人和你分享，那又算什么。中国人说升官受禄，为的是光耀门楣，但当你独处之时，能得几个知心？　　男女之间的情与爱有的可圈可点，有的无一是处，但同性之间的友情则是另一回事，而真挚的友情颇不易得。我30岁以后的岁月大部分在美国，时间流转，我在华盛顿的岁月中，从东方的生活气氛转到西方的生活习惯，这个过程真是一种教育，而在这项教育过程中，我很幸运没有失去我自己固有的东方文化传统，在异邦真是可以立足。　　苦闷的成果是自己算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不须寄人篱下。在交通与航空方面是走出了一条路，但这路还很长很远，一步一步地来吧。　　如今虽然世界不安定，读报纸的人除了关心中美关系，中东又出什么乱子，谁又在竞选，黄金、奖金价格等等之外，最使人感到兴趣的该是有关男女之间的新闻了。比方说十几年前，摩洛哥公主的婚礼这段新闻就连载了好几天，她穿的什么礼服，如何打扮，到哪儿去度蜜月等等都是大家有兴趣的新闻。　　电影明显伊莉莎白·泰勒新婚之后和她的夫婿约翰·华伦到我家作客多次。于是大家问长问短，对于她的一切比对总统的新闻还要关心。英皇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这虽是多年前的事，但至今还使人迫怀不已。　　今日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在近代史的演变中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真有说不尽的感怀。　　　　春秋岁月--华府万花筒华府万花筒　　我在美京华盛顿住了30多年，1992年为止我的半辈子就消磨在华盛顿的万花筒中。　　很多朋友问我：“你住华府多年，华府的特色是什么？”我肯定的回答：“是人。”　　为什么？因为华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半世纪以来，不只是美国的京都，也是国际性的都市。华盛顿的人种类繁多，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比任何国家的首都都复杂，他们所做的事小则是地方消息，大则是世界新闻。瑞典有货真价实的金发女郎，巴黎有特别的时装，好莱坞有伊莉莎白·泰勒，伦敦有披头歌星，雅典有使人玩味的皇旅新闻，东京有女人，印尼有苏卡诺，古巴有不刮胡子的男人，纽约有摩天楼，阿拉伯有油田，香港有水的问题，许多地方有学生游行请愿……以上所述，华盛顿无一不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有时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而已。　　每一年在华府召开的国际会议数不胜数，诸如世银会议、美苏高峰会议、中东会议、泛美会议……不一而足。此外，每年世界许多国家的元首也都要求来华府作客。当然，做总统的客人，一切细节都由白宫的礼宾司配合国务院的札宾司来安排的。但富如美国，用在招待贵宾的预算仍有其限度，白宫如此，国务院和国防部亦复如此，其他如商务部、交通部等，光是靠有限的预算要招待外宾是捉襟见肘的，为此许多宴会就靠一些较有名望而且肯花钱的社会人士出面做东。这个不成文的惯例从罗斯福总统开始，其后有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卡特、里根等都有几位可以随时派上用场的女主人。布什总统上任之后，因为经济不景气，大宴小宴都不如往昔，而新闻媒体对社交新闻亦不多报道，同时社会治安日败，大摆排场可能招惹是非之外，亦不甚安全。于是布什上任后，可说没有正式委任哪一私交做非官方的女主人。两党为了募捐筹款而举行的宴会不在此例，因为政治筹款的宴会外国人是不能参与的，除非做不付款的客人，但这也很不方便，一经对方查询，可能会有麻烦。为此，华府说客虽多，但其效能的运用是非常谨慎的。　　华府每年出版一本“绿皮书”，名曰Green Book，里面除了总统府的重要人物清单，外交使节和参众两院议员的人名地名外，就以英文字母先后顺序把华府有地位有资格的人选入册中。挑选标准相当严格，闹离婚或出了丑闻的一定除名，这和世界名人大辞典不同。册子页数不多，物以稀为贵，因此这本绿皮书是华府社交秘书的圣经，人手一册，很多大宴会、筹款会等都以此为参考书。　　华盛顿到处是单身男女，有人说，华府男人比女人少得多，其实这只是男人编造的鬼话，不过事实上，大多数单身男女到华盛顿来，都是抱着投机心理，或是想追求更好的事业发展机会，其中大多数希望找到一个比自己强的伴侣，提高名望，增加财富。可是有钱有势的人哪里有那许多，于是乎，许多男女的终身大事就这样磋跎下去。以前说两人过活和单身一般者，现在已经不适用了，何况单独奋斗要比两个人互相拖累来得容易呢！想到华府找个权大位高对象的女孩，通常都会失望，因为这样的人多半家有妻室。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人大多生活得不愉快，只好把精力放在事业上，追逐权势，不然就是让酒精来麻痹自己．以酒消愁。　　来到华府的年轻男子耳濡目染，自然不免受到权力的诱惑与影响，结果他们一个个变得野心勃勃。他们想尽办法参加社交宴会，特别是由一些大名鼎鼎的女主人开的宴会，只为了和白宫官员、国会议员、大使、将军摩肩接踵，握个手，打个招呼，想在其中找到进身之阶。　　聪明的女人会选择去爱一个没有太大野心的男人，因为野心家没有时间谈情说爱。　　杜鲁门总统时代，名女人大出风头，尤其是一位叫柏儿·梅丝塔的，她后来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驻卢森堡大使。人人都以参加她家的宴会，为无上光荣。百老汇还以她的生平写了剧本，名曰《称我夫人》（CaII Me Madame）。这位名女人嫁的是俄亥俄州的油田大王，夫婿去世后就到华盛顿定居。　　杜鲁门总统喜欢弹琴，女儿喜欢唱歌（当年名报人杜尔·皮尔逊写了一篇文章说马格利达的歌喉太差，不该公开演唱。杜鲁门为此大为愤怒，指名道姓地在记者会上把皮尔逊臭骂一顿，当时是一条大新闻），杜鲁门偶尔到梅丝塔家作客，这位夫人的身价就此水涨船高，她不但替民主党筹募基金，也常常大宴宾客，她的房子后来卖给美国政府，做为副总统官邸，约翰逊当副总统时住的就是梅丝塔的房子。60年代副总统是没有房子可住的，到了卡特时代才把美国海军总司令住的房子要了过来，改为副总统官郏房子位于麻州大道与英国大使馆隔邻，基地甚广、草木扶疏，确是华府黄金地点，中央政府要取用，海军当局只好退让，这就是现在美国副总统的官邸，布什任副总统时也住在那儿。　　我记得我初次见她，她问：“你的大名是不是登记在绿皮书中？”当时我根本不知绿皮书为何物。自然，1960年，我名不见经传，梅丝塔夫人再问我一遍：“我要打电话给你，你的大名是否收录在绿皮书中？”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如果我告诉她，我连绿皮书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我们的友谊也就到此为止了。于是我说：“我相信你可以找到我的电话号码。”她的确打来了，我不知道是谁推荐我的。两年后，绿皮书上，我算榜上有名了。　　柏儿·梅丝塔是个风云女人，不过比起其他名女人，她还算是温和派。　　华府过去另一位著名的女主人波斯特太太（Mrs.Merriweather Post）,她承继了父亲的财产，华盛顿的房子其气派可与白宫相媲美。丈夫曾出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家中收藏苏联帝俄时代的古董与名画甚多。她前后四度结婚，每年在家中举行的大小宴会无不车水马龙，有时连总统和副总统都大驾光临，当然各首长也恭逢其盛。她有的是钱，而且仪态万千，每一位国务卿和知名人士都稍作拜倒石榴裙下之势。波斯特夫人去世时已年近80，只有一女。她在华府的私宅和在南方的别墅都送给美国政府保管，华府的大宅是博物馆，南方的别墅做开国际会议之用。但听说光是维修费已让政府有点吃不消，将来如何处理是一个谜。　　葛薇·卡弗瑞兹亦为其中之一，她的大夫凯是华府首屈一指的地产商，许多华府的高楼大厦、办公楼寓都是凯家的产业。葛薇喜欢跳舞，她的丈夫就是和她在私寓的舞池上舞兴正浓时，一命呜乎的。　　凯老板去世后，葛薇仍住华府大宅，也照常请客。她梳的是比较旧式的头型，头发向后梳，后面一个大髻。据说她的母亲是匈牙利人，本来凯老板要娶的是葛薇的妈妈，后来移情女儿。葛薇在世时和柏尔·梅丝塔不睦，两人各争雄长而不交谈。当年华府上流社会都能见机行事，凡有宴会总是尽量不让她们有面对面的机会。1969－－1976年间我因替共和党效劳不少，升为“共和党的女主人”，我把这两位结怨20年的仇人请来家里吃晚饭，并请她们两人与我站在一排迎接贵宾，我对她们而人笑说：“我们三人行，没先没后，我还得向你们两位多多学习。”于是这两人化干戈为玉帛，当时华府记者都目瞪口呆，拍案称奇。其实世间事何必太认真，如今这两个人都过世了。葛薇的儿子为争家产已打了3年官司，被控的是前任国务卿罗杰斯的律师事务所，他被委任管理凯氏的遗产。葛薇的3个儿子意见不同，官司可能会拖得很久，这是古今中外常有之事，到后来谁都没好处，最后的赢家还是律师。　　60年代在华府，哪个要人的宴会邀请了你，或哪个要人参加了你的宴会，仿佛是非常重要的事。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真正的要人任何人的宴会他都不必要参加，问题在于华府想要攀龙附凤趋炎附势的人委实不少，这些宴会提供了他们大好机会。　　当时，大使馆的宴会颇爱人欢迎，不少人会打电话到某些使馆，说：“我没有接到请帖，请你再寄一张给我，好吗？”使馆的社交秘书对这些人，必须应付很得体。有个在华府住了很久的老太太，父亲非常有钱，她本人除了嫁给一位外交官外，一无所成。每次大使馆举行酒会，她是不请必到的客人，女主人明知没有请她，但只好假装不知道，为的是可怜她。她来喝杯酒，吃两块三明治而已。此乃华府一景。　　通常，只要你的照片或有关你的报道上了报纸与电视，每个人都成了你的朋友，但是一旦你病了或是声望下跌，人们很快就忘记了你。柏儿·梅丝塔夫人就碰到了这种情形，她一病才发现自己的朋友如此的少。这时有些报纸就说我已取代她之位置，成为华府社交圈最成功的女主人，这自然有点挑拨离间作用，其实我对女主人的头衔无兴趣。梅丝塔夫人在《时代杂志》、《新闻周刊》，甚至《纽约时报》上都看到了这则报道，她打电话给我，她说：“我不喜欢记者们关于我的报道，我要和你谈淡。”我到她家，要她“别为报上的消息烦心，无论共和党或民主党当政，你都是大家公认的华府女主人”。这之后，她对我亲切极了，我发现只要你以诚待人，别人也会以诚待你。　　梅丝塔夫人生病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她，去看她。不过，后来几年，她闭门不见容，并且迁回老家俄克拉荷马，和弟弟相依为命，然后，她寂寂地离开了人世。名与利，所值几何？　　1965年，约翰逊总统在位时，我写了一篇短文，名曰《华府万花筒》，载于1965年7月27日及28日的《新生报》，现在重读，仍有不胜今昔之感。　　在华盛顿这些年，我注意了第一家庭与民众接触的情形，得到一个结论：总统夫妇和各阶层民众保持接触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华盛顿。当然这并不是说第一夫人主要的工作就是交际，今天的第一夫人身负更重要的责任。当年卡特夫人对心理卫生有很大兴趣，我认为这是好现象，她应该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努力。当时我在电视上曾作此表示，同时我还说：“我希望她继续在心理卫生方面有所贡献，把外交事务留给国务院去处理。　　尼克松夫人对志愿工作兴趣颇浓，当然在华盛顿与全美各地，这问题已与往常大不相同。今天，有些人认为志愿工作已经过时了，既然做了事，理所当然应当获取报酬，他们所持的态度是，志愿工作者之所以志愿，是因为缺乏工作能力，当然也并不一定如此。只是我们也要知道，今天，我们负担失业与社会福利经费，为什么对那些真正在工作的人，反而不给予报酬呢？　　我从未见尼克松当众跳过舞，但约翰逊总统，大家都知道，常和美丽的女士翩然起舞，福特总统夫妇更喜欢和他们的宾客共舞。我相信尼克松夫人一定喜欢跳舞，但那些年，为了帮助丈夫一步步爬升，她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喜好，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在多位第一夫人中，我较喜欢平易近人的福特总统的夫人芭蒂，我初认识她时她只是密西根州众议员的夫人。有一次我在家中请客，她问我有什么事可以帮忙，我请她在门口请来客签名，我开玩笑地对她说：“你今天就暂做我的秘书吧。”　　福特做了20多年众议员，芭蒂身兼父职教养4个孩子，真是难为她了。后来她很有勇气地承认自己借酒消愁，上了瘾而不能自拔，退出白宫后在加州得到不少私人和团体的捐助，而成立了“芭蒂治疗所”，专为酒鬼服务，不少名人、艺人、政客和默默无名的人都曾在那儿歇过脚戒了酒，这是芭蒂的社会贡献。约翰逊夫人爱好园艺，她的“绿化美国计划”大受欢迎，如今华府许多地方春花怒放、绿树成荫，实该感谢她的推动。　　布什夫人是个道地的家庭主妇，对儿童教育、国民健康等问题最表关切，也鼓励身旁的人多做点务实有益的事。她和里根夫人不同，南茜想降低全国吸毒人数，名曰SayNo ToDoug（“对毒品说‘不’”），钱花了不少，但毫无成效。布什夫人比较朴素，因此在衣着方面并未被那些时装专家利用来做广告；南茜夫人则爱试新装，许多名贵服装店都以南茜穿着他们的新装为号召，后来因为接受时装专家的衣物赠送，牵涉到税务纠纷，又因为雇用星相家而遭非议。这些事件多少都使里根蒙受阴影，但里根夫妇两人确实是恩爱夫妻。　　南茜的女友多半是来自加州的女明星，没有一个是被华府上波社会认为配做华府女主人的，因此围绕南茜身边的男人与女人除了利用她之外，并没有在华府成气候。加以时代改交，社会需求有别，妇女们要为环保游行、为人权抗议，社交感会朝花夕落，接棒无人，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呢？　　华府地区总共有167个使馆，虽然鸡尾酒会通常是6时半到8时半，或6时开始，8时结束，可是许乡不是挺受欢迎的客人会早到迟退——有的时候比预定时间多一小时。大规模的酒会，通常主人根本没法分辨谁是应邀而来，谁是不速之客。因此，无可避免地、总有一些白吃白喝的人，把烟蒂掉在你的地毯上，碰坏家具，打破杯碟等等。也许因为我受的是东方式的教育，我总觉得在大庭广众间，喝醉酒，露出各种丑态，是最不雅观，也最丢人的。但几乎每次鸡尾酒会，都会发生这种事，有些人酒喝得太多，有些人话讲得太多，有些人两样毛病都犯全了。　　华盛顿的使馆各有千秋，肯尼迪总统时代，法国大使馆经常冠盖云集，是大家喜欢去的社交场所，肯尼迪夫人甚至还有位法国厨子。60年代初期，法国大使是赫伯·阿尔方，阿尔方大使本人似乎谦和有礼，可是他的夫人我实在不敢恭维，十几年前他们就劳燕分飞了。记得我在一个月内三度经人引荐给她，可是到了第三次，她仍然装出似曾相识的样子，因此后来在一次社交场合中，我也还以颜色，视而不见。　　约翰逊入主白宫，西班牙大使馆取代了法国大使馆的地位，西班牙大使瓦勒侯爵（Marquis de Merry des Va1）夫妇在华府人缘甚佳，他们经常将大使馆开放，作慈善用途。后来他们奉调日本，我还在东京碰见他们，那是在他们退休之前。　　尼克松刍选总统，菲律宾浪了一对最迷人的夫妇驻节华府，那就是恩奈斯托·拉达米奥大使夫妇（Ernesto Lag-dameo）。早在他出使华府之前，我们就是朋友，拉达米奥是菲律宾数一数二的商界名人，和马可斯总统私交甚笃。他们一来，风靡了整个华府社交界，也给菲律宾使馆带来新的生命，他们的宴会乐声不断，而且充满趣味。1973年，5年任期届满，他们束装这回马尼拉，给朋友留下无尽的怀念。大概华府每一位大使都会告诉你，他们预算有限，的确，如果自己没有经济来源，在华盛顿当大使是一件苦差事，拉达米奥曾经告诉我，在华府5年，他贴了不少钱，除宴客外，装修大使官邸也用了不少钱。　　华盛顿有好几个上流社会“公用”的人，一个是经常被各使馆雇用的听差，他是个又白又胖的高个子，使馆请客总由他来做“唱名”。他当这份差事已多年，因此对于华府的熟面孔，他都能称名道姓。有时私人举行较大的酒会，他也“出差”。他总是站在客厅的大门口，把客人的姓名弄清楚后，再大声地往里面报告。这对请客的主人的确是很大的帮助；不然的话有时生张熟魏，识与不识，一时见到了人忘记莫名，实在是件非常尴尬的事。因此，这种职业性的“司仪”，在华盛顿是绝不可少的。　　这个胖子“司仪”是个犹太人，还有一个黑人“门侗也是华盛顿的宝贝之一。我想凡是在华盛顿有点声望，或是常常参加盛典的人一定不会不认识亨利。亨利也是上流社会公用的仆人，专管替客人开汽车门，搀扶女客人上下汽车。亨利除了笑脸常开外，还有过人的记忆力，他对人名可说是过目不忘，比许多外交人员还有办法。假如当他为你开汽车后你塞到他手里的小帐是个大花边数目，那他对你的名字更记得清楚。你若要采访新闻，那么亨利的资料一定比任何人都丰富。　　许多要人对于亨利也特别客气，不把他当仆人看待。他为你开汽车门；会说：“某某先生，某某夫人您好！”认识亨利的人当然也回答说：“亨利你好！”　　无论是100或1000人的宴会，只要有了亨利来管制交通，那就万事停妥。亨利连什么人坐什么汽车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在美国，除了特殊阶级的人有司机之外，其余的人大都自己开车，因此替客人停车放汽车，又把交通处理得有条有理不是件易事，由此可见亨利的确是个天才。　　华盛顿共有167个外国使馆，光是每个使馆每年大宴客一次来计算，亨利就够忙的了，何况还有许多私人的宴会也要找他，因此亨利真是能者多劳，席不暇暖。　　说到门房与听差，美人统称之为Footman，我想中文可译为跑腿。华府的大酒店跑腿与纽约的大酒店跑腿两样。纽约太大了，跑腿们是只认衣冠不认人的；在华盛顿的跑腿，有些一做二三十年，不但认人，而且连汽车号码都清清楚楚。　　比方说华府的五月花酒店，有一名跑腿，他做了40年开关汽车的工作，不但见过了数任总统，而且和许多大亨开玩笑，道家常。他每日的收入也颜可观，儿女都进顶好的大学读书，他退休时，许多客人还依依不舍。　　华府最名贵的旅店萨恒（Sharhan Hotel）的两名跑腿，一个是小个子，一个是大个子，他们对于常来的客人都熟记不忘，客人的汽车牌子也了如指掌。萨恒的夜总会“蓝厅”不错，乐队算是华府顶够气派的，我想许多中国朋友们也到那儿去过。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外来的朋友到那儿去，那天我开的不是自己的汽车，刚好又下雨，到了门口，我的朋友先下来，请跑腿代我们把汽车放到停车处（这是跑腿们对特别客人的优待），那个高个子说：“请先生自己停车，我们今天很忙。”　　这时我也下了车，我说：“查利，你今晚怎么不认得我了？　　你是不是只认汽车不认人？”　　查利这时才看到我，他非常难为情地说：“陈纳德夫人，这不是你的汽车嘛，你开的是白色的林肯。对不祝”查利还是替我停了汽车，而他的袋子里也多了几块钱。　　佣人是华府的大问题，不但在小宴会上你可以听到主客之间讨论佣人之难找，有时在办公厅里，男人们也谈到佣人问题。于是老练的公用男女仆人是大家争取的对象，这些人有一个节目表，今天到张家帮忙，明天替李家做菜；凡是要借重他们的人，必须预先和他们约好，不能临时拉去，因为他们差不多天天有事，男的出差一个晚上15至20元，女的也是10元以上。按3个钟头计算，时间多的，再以钟点计算。他们对于哪位部长喝的是白酒或黄酒，哪位将军的威士忌放苏打或是放冰，哪位夫人只喝蕃茄汁等等不用吩咐，都会一一替你安排，实在方便。　　这是冠盖京华中的一个特色：公用的男女佣人，不单知道你喝什么酒，连你哪天生日，交什么女朋友他们都清清楚楚，再加上那多如过江之鲫的所闻记者天天制造新闻，因此想在华盛顿有何秘密是很难的。肯尼迪总统葬礼完结后，肯夫人就搬到纽约去卜居，华盛顿是个是非之地，也是她决意离去的原因之一。纽约也是个大城市，但纽约的社交圈子是多方面的，不如华盛顿那么狭校有人说，华盛顿是许多小乡村组合而成的大城市，这话一点都不错。　　约翰逊总统与肯尼迪的作风完全两样，肯尼迪年轻有为，可惜在位时日太短，未能尽量发挥才华，同时因为他到底比许多议员们年轻，有时他要做的事未必一定行得通，推得动。约翰逊在华盛顿已经有30多年，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　　在华盛顿有一句话：“约翰逊要的，约翰逊就能得到《Jobnsonwants.Johnson gets.）”。　　熟悉约翰逊的人知道，约翰逊要做一个使人佩服的总统，他是一个喜欢受人称赞的人，他要慢慢地把肯尼迪的影子除掉。当肯尼迪死后，约翰逊第一次发表书面文告时曾说，他要继续完成肯尼迪未竟的任务，对于这一点，大家绝无怀疑，但约翰逊不是一个跟在人家后面走路的人。当他竞选获胜，而且以极多票数把他的劲敌高华德击败之后，他要做一个不借重别人的领袖。肯尼迪夫人所做的事，不一定是以帮助她的丈夫为出发点，但约翰逊夫人则不同。约翰逊夫人是一位贤妻良母，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帮忙自己的丈夫成为成功的领袖，同时把白宫由肯尼这时代改为约翰逊的德克萨斯时代。约翰逊夫人很会处世，她把白宫的玫瑰园改为肯尼迪花园，并请肯尼迪夫人来参加命名典礼，但肯尼迪夫人没有到十几年以前，肯尼迪夫人写给为翰逊夫人的一封信，被纽约一家专卖古董及名人事迹的犹太商店公开拍卖，惹起了一场风波。这封信是肯尼迪竞选总统对，他的夫人亲笔写给约翰逊夫人的一封请柬，约输逊夫人当时没有亲自作答，而把那封信交给了一名女秘书。那女秘书于三年过后却想以1500元的代价把那墨宝变卖。报纸传闻后，白宫马上派人去向那商人索回那封信。信几经波折才物归原主，而这在约翰逊夫人与肯尼迪夫人的友谊上不免又加了一些暗影。　　约输逊夫人会说西班牙语，肯尼迪夫人擅长法语；前者喜爱黄色，后者喜爱白色。她们也是女人，他们也和其他女人一样。　　中国人形容官场的老话：“狐假虎威”和“树倒猢狲散”，也能适用于华盛顿。　　这儿举一个例子：约翰逊总统就职，当然来华府参加的贵宾不知凡几。美政府为了处理就职大典各项节目，特别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有一天，一位来自西北部的农人，手中拿着的翰逊总统的亲笔签名信，信上总统答应他假如他当选的话，一定请他来观礼。　　那位农人对招待人员说：“如今约翰逊获选，我也来观礼了。请问票子在哪儿？”　　这一来可把负责人急坏了，不招待他吧，总统信内己答应了他；招待他吧，把他放到哪儿去？而且此例不可开，消息传出去若是总统竞选时写过很多封类似的信，岂不是更了不得？如何去安置那些不速之客？　　在以前，那个巴基斯坦沙漠的驼夫岂不是也来过了！谁叫美国总统如此好客！　　到后来，作好作歹，还是送了一张免费票给那个种田的人。　　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十几年前《新生报》王民社长到华盛顿看我时，曾问起我关于约翰逊总统统职大典时的请帖。因为报纸上曾说，华侨中只有一人收到请帖。这是不正确的。我的女儿坐在特别座位的第四排，而我虽被邀却因伤风没有去参加。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冷，所以索性在家里看电视还看得更清楚些。　　女儿回家后，我曾问她的观感，14岁的女儿说：“妈妈，他们都说话说得太多，连总统在内。”　　今日在华府有些只与约翰逊有一面之缘、或是握过一次手的人都要到处宣传，美国人形容这种人为Name Dropper，最是不受欢迎的人。　　记得十几年前民主党参议员陶德（Dodd）曾来远东及东南亚访问，有一天一位朋友对我说，他很想和陶德谈谈他对越南的观感。我说：“让我约他到家中来吃晚饭，你们也可以谈谈。”　　我的朋友说：“你和陶德原来相熟，为何不告诉我？”　　我说：“你没有问起，我怎么告诉你，我又不是NameDropper。”　　大笑而罢。　　肯尼迪在白宫时，有一位不受欢迎的名女人，白宫宴客从来没有她的份；还有一位不受欢迎的女记者，她是写社交新闻的，不入白宫如何能写头条花边新闻。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两个人后来都非常活跃，而且开口闭口离不了约翰逊总统，离不了白宫，此华府倒胃口事之一也。　　身经两个朝代而地位不但不变，而且更为稳固的当推彭岱（Bundy）二兄弟。大哥二哥分任助理国务卿及总统特别助理。大权在握，却毫无架子，平易近人。他们是跟着肯尼迪入白宫的哈佛学者，但因为有过人的智慧，而且脑筋清楚，对于约翰逊的确帮助不少。　　美国人对于“民主”与“自由”这两个名词非常重视。美国宪法规定战时美国总统是当然的三军统帅。朝鲜战争美国派兵参战，是杜鲁门总统的手谕；后来不准麦帅渡过鸭绿江，并把麦帅撤职，也是杜鲁门的命令。但左右美国元首的各机构力量都很大，总统的各项任命以及提案都得参众两院通过才可执行，所以做总统的人也常常得敷衍两院的中坚分子，使他们和他合作，并支持他的各项提案。　　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国防部长麦纳玛拉、总统特别助理麦克、乔治、彭岱、中央情报局长（最近由雷班继任）是经常在白宫会议的座上客。　　总统的提案有时为了要两院快点通过，或是不受阻挠，就得总统对某一部分议员进行“疏通”。我们用“疏通”两字并非过甚其词，总统喜欢找某些议员单独谈话，希望有对化敌为友。比方说参议员邱池就是一个好例子。这位年轻的议员是个“和平论者”。总统一面加强越南军事，他却天天在后面打退堂鼓，主张美军退出越南，而且不断地公开攻击约翰逊在越南的政策，使约翰逊非常懊恼。据说有一天总统请参议员吃饭，邱池也来了，于是总统问他：“你近来发表很多对越南政策的议论，请问你曾和谁谈过话？”　　邱池说：“我和华德·李普曼（美国有名的专栏作家，但对越南是主和不主战）谈过。”　　约翰逊说：“你们以后造大铁桥也去问李普曼好了。”　　说完之后，不等那参议员回话就走开了，那位邱池先生大窘。　　后来约翰逊去旧金山开会，在联合国20周年纪念大会上演说，也把邱池带了去。那位先生与总统同机一次之后，后来的确比较沉默了。　　记得多米尼加政变后，约翰逊总统晚间召开紧急会议，派海军陆战队去多国。那实是一件大事，当天晚上共和党人正在华府的沙利顿大酒店为参院共和党领袖狄克逊做生日，来宾一千多人，每人捐助美金500元（各日餐券）来参加这盛典。狄克逊刚来不久，白宫就有紧急电话找他，于是我们只好一边吃，一边等他回来，10点钟寿星回来了，同时向在场的共和党员宣布总统的决策。当时他说：“我们虽是反对党，但假如总统的政策是对的，我们愿以反对党的地位支持他。今天晚上，总统作了一项贤明的决断。”　　于是全场一致鼓掌。　　约翰逊时期，华府的人事变动很大。白宫一连串地发表了不少新任命。因为还有不少空缺尚待决定人选，于是想做宫的人大忙特忙，到处找关系，到处拜托，到处找人推荐，看来非常有趣。但约翰逊的抉择有时是非常出人意料之外的。下面是一个例子：前美国的民航局局长何乐彼（Horuby）不但是一位喷射机的驾驶员，而且很有才干与抱负，肯尼迪当了总统后他也走马上任，美国的民航局规模甚大，权力也重，所有民航机构都受它辖管，是份重要差事。局长有专机而且常常自驾专机到各地出巡，约翰逊被选为三十六届总统后，阁员们循例是一致应景儿地向新总统递辞呈，然后再由总统决定留用或另派新人。　　何乐彼递辞呈时不是例行公事，他真的要挂冠不干。可是总统请他暂留，等找到了接任的人再走。这么一等就是半年。有一天何乐彼到南部总统的老家德克萨斯州出巡，忽有长途电话来说总统找他说话。　　“我们花了3个钟头才找到你！”这是总统的第一句话。　　“对不住，总统有何吩咐？”何乐彼只好道歉。　　“我已找到了新的民航局长。你看麦琪（Mc Gee）将军如何？”总统在长途电话中问何乐彼。　　那位请辞的局长说：“总统你是问我对麦琪的意见，还是告诉我你已决定任命麦琪呢？”　　总统说：“三个钟头以前我已决定用麦琪，我现在打电话先通知你，然后再发表。”　　以上的事未有见报，而是当局者的亲身经验，由此可见约翰逊有时在用人时取舍之间是很出人意料之外的。　　我曾坐在何乐彼的专机上和他的部属一同自纽约飞回华盛顿。那天晚上，何乐彼自己驾驶，他说：“我有一天将不做办公室的事，回去驾驶飞机。”　　他如愿以偿了。　　在华盛顿每一个人都是被役于人的，连高高在上的总统在内。　　我卜居华盛顿时，是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时代。共和党被置散在冷藏箱内20多年，于1952年把艾森豪威尔将军捧了出来竞选总统，击败了民主党的史蒂文生而搬入白宫。前前后后在白宫共两任8年。1958年秋我到华盛顿时，共和党的黄金时代已过，大家正忙着准备尼克松的竞眩民主党方面后起之秀是肯尼迪，他那时只不过一届参议员．但少年英俊，口才犀利，而且老父多金，广交游，网罗智囊，有孟尝之风，而太太又年轻漂亮，兄弟姐妹全家总动员，在票数相差不多的竞争下击败了尼克松，于是民主党又再上台。　　肯尼迪就职大典那两天，华盛顿下大雪，可是从世界各地来参加典礼的人，并不因冰雪而不前，整个华盛顿的交通简直成了僵局。就职后当天晚上有一个大舞会，我也被邀参加了。　　与我同坐的一位太太是个百分之百的民主党员，不知怎的，我们谈到以前的总统就职盛典，她问我艾克就职时可曾参加？我告诉她我在外国，没有回去。她说：“参加艾克就职大典的人，他们身上所穿的燕尾服都有一股樟脑味儿。”　　我当时还不大明白她所谓“樟脑味儿”的意思。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她是讥讽共和党人闲散20多年，连穿燕尾服的机会都没有。到了艾克上台，才从箱子里把多年未穿的大礼服拿出来穿用，吐气扬眉一番。　　她那句话来得幽默而又刻薄，对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官场冷暖，实是“一针见血”的描画。　　约翰逊总统登宝座，华府面目又来一次大革新。肯尼迪时代，总统左右，白宫上上下下尽是哈佛口音，说那时是哈佛的天下并不为过；肯尼迪夫人少时在法国读书，精通法语，于是法国大使夫人终日到白宫左右串门子，得意非凡。肯尼迪夫人穿的是法国时装，用的是巴黎香水；肯尼迫夫人成为女性的偶像，后来少女们流行的短短的简单的直发式，就是这位美国第一夫人的理发师为她别出心裁的产品。　　有一阵子，谣传肯尼迪夫人还有意在巴黎另找一名厨师，后来各方有所评议，乃作罢论。　　肯尼迪在美国历史上像是昙花一现。但他为华盛顿带来了蓬勃的朝气，为美国文化开了一条新路。他的是是非非我们且不去评论，但40多岁的美国最年轻的总统，的确为白宫开了新纪元。是他首次大规模地在白宫的玫瑰园招待文化界、艺术界人士，是他提倡政府官员减肥，做远足旅行，是肯尼迪夫人把白宫重新布置，并发起美国历史古物回白宫运动，白宫因此收到许多有历史价值的家具（例如华盛顿的书桌、林肯夫人的椅子等等都有人亲自捐送回来）。这是别开生面的创举，当时有些年纪较大的人，曾批评肯尼迪夫人标新立异，但比起前几任的第一夫人，她的确做了不少事，最低限度，使美国人对于总统的官邸有了新的评价。　　美国总统竞选所花金钱不可数计，而且愈来愈厉害，这对选民真是一项严重的负担。不捐吧，伯那人将来真的做了总统，岂不坐失机会；捐给他吧，他可能把钱用光了，而且失败，一去不回。为了两全之计，美国的大公司多半采取公平对付的方法，即两党来相求都一律应付，那就不怕将来吃亏。这在富有的机构来说不难，但此外还有市长、州长、参众议员的竞选，他们也得请老百姓掏腰包，一个参议员的竞选费三四百万不足为奇，选民们真是叫苦连天。　　在美国，另一个有趣的事情，便是许多美国官员到国外访问，外国人都是多礼的，常常送些礼物给那些大员。我想，很少人知道美国官员是不准接受礼物的，但为了不让主人面子过不去只好勉强收了下来，回到美国，一张清单，全部给政府保存，自己一点也不能保留，连勋章也不例外。许多军人受了外国勋章之后都得交给政府，由政府决定是否可以保留，如今政府的保藏室内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礼物。　　有人主张把这些礼物来个大拍卖，那才有趣呢。　　　　春秋岁月--总统祈祷会总统祈祷会　　1991年1月的最后一天，一年一度的美国总统早餐祈祷会在美京华盛顿举行。参加的人比1990年还多，而且因为中东战局紧张，总统布什又在会场上宣布2月3日（星期天）全国民众为和平祈祷、为出征军人和他们的家眷祈祷。我们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假如战事速战这决，我们的和平愿望早日实现，那我们多多祷告又何妨！只是战争易打，和平难得，这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担忧。问苍天？问鬼神？　　总统祈祷会本来规模不大，虽然早先只是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每周三早上上班前的两个聚会，交换心得互相勉励，读一两段圣经为有困难的同僚祷告，不谈政治，但经常也有政府部长级人物参加，一切保密。后来这种类似的周三祈祷会逐渐发挥影响力，流风所及华府的企业界、妇女团体，各自有不同方式的早祷会、午祷会、晚祷会等，总言之，这都是为祷告而聚，为互相鼓励、安慰而聚。　　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基督教基金会初对规模不大，而且活动范围只在国内，但1970年初国内因为助战与反战声浪高涨，外国权贵访问华府次数增加，许多外国领袖不时也参加了小型的晚祷会。现任国务卿贝克的夫人安妮是一位非常虔诚的教徒，她对组织读经会及祈祷会兴趣浓厚，而且发动力甚大，那时贝克刚加入德州政治阵营，为福特总统竞选连任。贝克和安妮两人都是二度结婚，两人的子女年纪还小，同处在一个屋檐下，当然常使为人父母者困扰，安妮承认，祷告对她心灵的帮助甚大。其后不少名人也当众报告他们借助祷告而获得心灵的寄托。基金会主持人是一位和善的清教徒叫德格斯柯尔，他的儿子因癌症去世，年不满30，儿子去世后德格斯柯尔的精神领悟又更上一层楼。他夫妇两人除了协助国内的祷告者之外，同时展开了一个更大的国际组织，和各国人士结交，为世界和平工作，为人类福祉努力。　　三年前柯尔访东南亚，他告诉我想到缅甸去，我说那儿没有基督徙，他说他要带些圣经去分发。他从缅甸回来之后，我问他：“你分发了多少本圣经？”他回答：“5本，但这总比一本都没发出去好些吧。”这就是他奉献的人生。　　让我们来看看每年参加总统祈祷会的各路人马是何许人也，这真是很有趣的华府政治写照。我协助安排华府的总统祈祷会已多年，可谓看尽人生百态。　　我已说过祈祷会最初是小型的，后来因为总统参加，在朝的文武百官也一律奉陪，参众两院的议员也不甘寂寞，于是雪球愈滚愈大；后来索性把各国使节（大使级）也请来，不管佛教、伊斯兰教，大家一起来和总统祈祷。国会每年选出参众议员代表一人，做为节目主持人，也以这小组的名义分发请柬，请柬只说祈祷会于某年某月某日在华府举行，它并非发自总统府。有些人在报上说是应白宫之邀来华府参加总统祈祷会，这说法显然有误，因为美国总统与副总统每年都参加，也是客人，因此邀请函是由小组经过考虑才发出的。许多人是向大会要求才被邀请的，许多人被邀请是因为在财务上有所奉献，凡此种种，大家心照不宣，勿需多作宣传，未被邀请过的人也不必太在意，三千多人挤在一个大餐厅里，位子排得远的，不要说看不到总统，连想和要员握手的机会都难。但每年都有一两千人不远千里而未，就是要吹一下“我接到白宫的请柬”，假如明年我们宣布总统不准备参加，我相信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就不必再为安排位次而大伤脑筋，而且保管大半参加的人都不会6时起来参加7点半的早餐。　　我是天主教徒，早年住台北时，星期日只到天主堂做弥撒，从来没有参加过蒋介石夫妇在士林的礼拜，但当年有不少朋友虽非教徒却以被邀参加高官的析祷会为荣。宗教该是无我、不沾人间烟火的，如果也染了深浓的政治与金钱色彩是相当可悲的。　　卡特总统和布什总统都有上教堂的习惯，尼克松喜欢邀请葛尔的支持者到白宫参加礼拜，那份请柬是大家争取的。　　里根夫妇在位8年，似乎没有上过教堂。美国最负盛名的布道家比利·葛尔已近80高龄，但他是每一任总统的精神支持者。原为布什总统做礼拜的教堂主持，在中东战争展开后，参加了白宫反战者的游行队伍，布什当然不便请他为参战者做祷告，于是就把比利·葛尔夫妇请到华府来，参加了早餐祈祷会。　　　　春秋岁月--吸毒的华府市长吸毒的华府市长　　和米茨自杀　　1990年春夏之交，华盛顿发生了两条引起全国、甚至全世界注目的地方新闻。　　第一件是华盛顿市长贝利尔因吸毒及说谎而被审判。贝利尔是华盛顿特区第一任民选市长。她的前任也是一位黑人，由政府委任，这位名为华盛顿的市长，奉公守法，与护士出身的太太，同受市民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