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卢作孚》作者：胡凤亭-12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卢作孚像当年大撤退一样，又开始组织大输送。在民生公司的办公室里，卢作孚通宵达旦地做着一个又一个计划，指挥着一批又一批的轮船向长江下游扬帆远航。　　为迅速恢复民生公司的航运，卢作孚随复员大军派出一批民生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去建立和恢复创伤累累的原公司各港口和分支机构。　　12月1日，国民政府为统筹复员运输工作，成立了一个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卢作孚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负责重庆的船舶运输工作。　　这时，国民政府接收厂一大批日伪船只，美国“善后救济总署”又拨给一大批美军剩余军舰。但所有这些船只，没有交一只给民生公司，却全都交给了招商局。一夜之间，招商局便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公司，拥有30余万吨。　　宋子文的心腹徐学禹被任命为招商局总经理。　　为挤垮民生公司，招商局公开扬言：民生公司不得插足海洋，只许参加长江航运。　　还有更为恶毒的一招：招商局干起了挖墙脚的勾当，凡是民生公司愿意加入招商局的船员，统统都要！　　此时，物价暴涨，客票上涨了268倍，货运价上涨了123倍。　　这是1946年的一个阴暗日子。民生公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江航线两天大罢工。　　曾被称为“劳资合作楷模”的民生公司被历史不轻不重地抽了一耳光。　　卢作孚真是有口难言。　　据战时重庆《新华日报》报道，由于民生公司在抗战运输中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民生公司及其所属部分轮船，曾先后得到军事委员会的传令嘉奖。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对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授予一枚胜利勋章（一等一级勋章），副总经理童少生一等三级勋章！　　历史是公正的。　　　　蒋介石糊里糊涂地请了一桌宴席，卢作孚在加拿大打了一场没赢没输　　的官司　　一辆黑色轿车风驰电掣地驶向江南造船厂，停在码头上。卢作孚从轿车里钻了出来。今天他的精神特别好。　　这是1946年8月的一天早晨，民生公司的“民众号”轮船已从船台上滑到港口里，一切均已就绪，只欠东风。　　民生公司将掀开新的一页，卢作孚就要实现他梦寐以求的驶向大海的梦想。　　乳黄色的民众轮静静地卧在江水里。民生公司的旗帜和各色外国旗帜在风中抖动，五彩缤纷的纸带挂满了这艘3000吨级的轮船。　　卢作孚双眼有些潮湿，为了这一刻，他奋斗了整整20年！　　民众轮缓缓地驶向远方，驶向大海。这是民生公司的轮船第一次驶向海洋。在500海里之外的台北港，正张开巨臂等待着民众轮的到来，它将卸下卢作孚20年的希望，20年的理想，20年的心血和汗水。　　卢作孚发自心底地笑着。　　卢作孚没想到另一则喜讯接踵而来：加拿大借款造船的事情有眉目了。　　他感到有些突然。随着战后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原拟在加拿大借的1500万加元，在上涨的物价进攻下不断贬值。1945年初可在加拿大造12艘，一年半后，只能造9艘船了，白白损失3条船，约300万美元。卢作孚恼怒之极，旧病复发，数次去医院治疗。一时，社会上许多正直的人纷纷鸣不平：“宋子文气死了范旭东，气病了卢作孚。”　　范旭东和卢作孚同机赴美参加国际通商会议，会后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谈妥借款1600万美元，美方同样需要中国政府的担保。宋子文同样采取了拖和推的办法，就是不予担保。范旭东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走了，自己的事业无从发展，忧愤夹击，卧床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卢作孚同张群、张公权谈起这件事时，满眼泪花：“我想不通，宋院长何苦这样挟难我？在加拿大谈得好好的事情，弄成现在这个模样。他一句话，一下子白白送给外国人3条大轮船，再拖下去，还得吃更大的亏。中国人整中国人，下狠心整！……”　　张群、张公权很是同情，表示愿意帮卢作孚一把。　　时机很快就来了。张群接替了宋子文的行政院长一职。紧接着，张群、张公权跑到蒋介石面前告了一状，说“宋子文气死了范旭东，气病了卢作孚，卢作孚也快要死了，如果不及时处理好的话，恐怕舆论对政府不利。”这最后一句话，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蒋介石准备打内战，撕毁“双十协定”，他需要一些有影响的人的支持，对这样大的事情当然也有所顾虑，便答应由政府担保，民生公司具文呈送行政院。　　次日，民生公司立即呈文送往行政院，只提出两点要求：　　一、政府准予担保向加拿大借款1275万加元；　　二、拨给官价外汇225万加元。　　不久，卢作孚接到邀请，“最高当局”请他吃饭。　　这一消息令卢作孚吃惊不已，所谓的“最高当局”无疑是说蒋介石要请他赴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卢作孚度过了整整一个白天。傍晚时分，他按时赴约。　　蒋介石穿着一身藏青布长衫，也许是心情还好，满脸微笑也很随和，请卢作孚入席。陪同的人有张群、张公权、吴鼎昌，这些人卢作孚都比较熟悉，他悬着的一颗心这才放了下来。　　蒋介石面带微笑，和颜悦色地说：“关于民生公司借款的事，”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嗯，最近行政院院务会议上已经研究同意了。”　　卢作孚很高兴，点点头道：“谢谢，感谢委员长亲自过问这件事情。”　　蒋介石依然面带微笑地说：“至于申请225万元的巨额外汇，目前尚有困难，可否由政府向民生公司投资法币16亿至17亿元？嗯……”　　卢作孚一听，心里一惊，不知如何回答为好，只好低下头，苦苦思索。　　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心里直嘀咕，心想：你不懂经济乱表态，惹出麻烦还不是我们的事。便硬着头皮向蒋介石解释道：“民生公司呈文说的是两件事情，一是担保借款，二是申请官价外汇。委座刚才同意的是担保借款。如果照官价拨给民生公司225万加元，政府将损失法币差价约17亿元。其它公司如授以为例，将增加政府不少困难。”　　蒋介石这下听明白了，知道自己搞错了，糊里糊涂地应了一句：“哦，哦……那就只办担保借款部分。”　　卢作孚心里清楚，如果自己答应政府向民生公司投资，势必大权旁落，更主要的是将会改变民生公司的性质。于是，他斟词酌句地说道：　　“政府投资16亿至17亿，民生公司当然表示感激和欢迎。只是我想，这可能对加拿大借款有影响。因为我们在加拿大接洽借款的时候，曾经申明无官股，现在突然有了官股，而且比重很大，势必引起他们的怀疑，反而对借款不利……”　　张群明白卢作孚的用意，忙插话：“政府对民生公司这样关心，的确难得，刚才卢总经理说的也有道理，是情理中的事。200余万加元的外汇，我看，还是由民生公司自己设法好了。”　　“好，好……”蒋介石皮笑肉不笑地道：“政府投资就不必了。”他指着桌上的菜，“吃菜，吃菜。”　　蒋介石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请卢作孚吃了一餐饭。　　官价外汇没有指望了，就从市场上高价购进。　　很快，外汇凑齐了。　　1946年9月，卢作孚带着童少生、张义治、李允成、张树霖匆匆飞往加拿大，去同加拿大的帝国银行、多伦多银行等洽商正式签订借款协议。1946年10月30日，正式协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签订。国民政府驻加拿大大使刘师舜替民生公司作了担保。11月12日加拿大政府也向这三家银行作了担保。至此，全部借款手续即告完成。　　根据协议规定，船必须在加拿大制造。卢作孚在加拿大魁伯克建了一个办事处，开始与加拿大的两家造船厂——圣劳伦斯公司和台维斯公司开始洽谈。　　商场如同战场。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最后决定建造270英尺长、5000匹马力的大型客轮3只。这3只客轮分别命名为：虎门、玉门、雁门。　　建造160英尺长、2400匹马力的中型客轮6只。这6只客轮分别命名为：荆门、夔门、石门、剑门、龙门、祈门。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门”字号轮船。　　按合同规定，6只中型客轮于1947年夏、秋两季完工交付使用；3只大型客轮于1948年夏季竣工交付使用。　　这批船设计很新颖，吃水线以上的船体结构和船上的设备、用具都是采用轻金属制造。　　卢作孚仔细审查设计图纸，各种相应的设备设施都令人满意，但他发现此种轮船如在长江上游的急流中全速航行，船头有可能下倾，影响航速，可能有沉没的危险。　　承担设计的是美国纽约罗德斯公司，他们决定进行模拟试验。试验结果证明了卢作孚的意见是正确的，便立即对设计做了重大修改。　　卢作孚发现美国制造的柴油机比加拿大制造的优良，而且价格低、重量轻、零配件市场上随处可见，价格也合理，而加拿大的零配件在市场上却极难买到。于是，他又提出购买美国柴油机。两家造船公司极力反对，但卢作孚据理力争，最后，向家造船公司妥协了。　　加拿大造船开始后，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技术人员往返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为民生公司发展海洋运输的海轮进行考察。　　据童少生、王世均及卢作孚之子卢国纪先生回忆：　　“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美国在战时使用的一大批军用剩余物资急待处理，其中包括一些军用船舶，价格相当便宜，是国内无法买到的。　　“民生公司仅花了两三百万美元，即购买了巨型坦克登陆艇5只、大型油轮1只、中型登陆艇4只，以及尚未建造完成的驳船10只；以后又在加拿大购买了3只扫雷艇。这些船只后来在加拿大经过改造以后，陆续驶回国内。其中5只巨型登陆艇改建成为3000吨级的‘远’字号货轮，即怀远、宁远、定远等，行驶沿海；1只大型运油船改建为‘太湖’号海轮，行驶海上；3只扫雷艇改为‘生’字号拖轮，即生哲、生辉等，行驶长江。以后民生公司又与金城银行合作，组成了一个‘太平洋轮船公司’，在美国购买了‘黄海’、‘东海’、‘南海’3只海轮，航行东南亚各国和日本。”　　正当卢作孚为航运事业而呕心沥血，四处奔波的时候，国内的形势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卢作孚拖着病体回到祖国，看到了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内战爆发了。　　蒋介石出于反共需要，卖身投靠美国，于1946年11月，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全境居住、旅行、经商、开办工厂、开发矿产资源、拥有土地和从事各种职业；美国的商品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输入中国，并且享有与中国商品同等的待遇；美国的船舶，包括军舰，可以进入中国任何口岸或领水，自田航行和停留……　　又一个出卖主权的卖国条约！　　卢作孚在加拿大得知这一消息，悲愤难当，当即挥毫撰文予以痛斥。　　1947年春末的时候，卢作孚风尘仆仆地回国，前往南京。　　卢作孚的身体已越来越坏，他没顾得上休息，立即为解决民生公司的经济危机而奔波。此时的民生公司正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内战爆发，许多轮船被政府强迫打兵差，而物价飞涨。少得可怜的差费又不及时支付，等到支付时，不知跌了多少倍。　　加拿大制造的轮船即将交付，卢作孚顾不得脉搏间歇症时断时续的复发，来不及治疗，就带着妻子、秘书周仁贵和服务员林文裕奔赴上海。　　民众轮首航成功后，民生公司继于10月又辟上海至天津线。以后，航线陆续伸展到海防及曼谷、菲律宾、日本、新加坡等地，并在天津、青岛、台湾、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分支机构。民生公司投入海运航线的轮船共13艘，计39258.19吨。1948年后，海轮虽在船数上仅占91艘的14.2％，但吨位却占总吨位58214吨的67.4％。实际上，民生公司已把经营重点由川江逐渐发展到海洋。海运给民生公司带来巨大的收益，尽管在长江航线背负着沉重的公差负担，又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民生公司仍略有盈余。　　卢作孚到上海，许多朋友告诉他：民生公司的发展，引起四大家族的嫉恨，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四处扬言要“吃”掉他。　　卢作孚冷笑一声，找到交通部航政司司长李博候，扔给他一份资料，那是民生公司为抗战作出的牺牲的统计表：　　李博候不禁默念道——　　　　民生公司抗战期间船舶损失概况：　　　　政府征用阻塞水道5艘，计2028吨；　　　　自行凿沉拆毁避免资敌（被敌机炸沉触雷沉毁）16艘，计11460吨；　　　　军公运输遭受损失7艘，计4188吨；　　　　被敌劫持掳去5艘，计2662吨；　　　　以上统计不含夏、驳船，累计20338吨。　　李博候不解其意，问道：“作孚，你让我看这个干什么？”　　卢作孚气愤地道：“民生公司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牺牲还少吗？为什么要苦苦相逼？”他话题一转，“徐学禹说要‘吃’我，你听到没有？他为什么要‘吃’我？民生公司在抗战中，对国家贡献那样大，招商局的贡献在哪里？我倒要看他对我怎样吃法。非要他讲清楚不可！”　　卢作孚说到做到。他特地在上海环龙路金城银行招待所请客。宴席的名义是欢迎李博候，为李司长接风洗尘。　　来的都是与航业有关的人：李博候、徐学禹、钱新之、杜月笙等。　　上了一道菜后，卢作孚激动地站了起来，说道：　　“今天承蒙诸位光临，非常感谢！这里，我要请问一下徐总经理，听说你要吃我？为什么要吃我，你必须跟我……”　　钱新之一看气氛不对，赶紧站起来打圆场。　　“唉！作孚！作孚！有话慢慢说，有话慢慢说……”　　别的人也一齐劝道：　　“可能是误会，可能是误会。现在不要讲，饭后慢慢讲。”　　徐学禹坐在那里，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结果，这次宴会不欢而散。　　与四大家族的斗争已经公开化了。散会后，卢作孚将公文包往桌上一扔，让秘书周仁贵准备纸笔，口授了一个报告。　　这份呈给国民政府的报告中，卢作孚“要求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从美军手中接收的舰艇中，交给民生公司试航川江的几只小型登陆艇的所有权，无偿交给民生公司，以弥补在公司在战时遭受的损失”。　　国民政府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只得同意卢作孚的要求。于是，这几只登陆艇——沅江、赣江、湘江、沱江、岷江等，正式交给了民生公司。　　民生公司的航运重点开始了迁移；从重庆到上海。　　卢作孚在海洋运输的初步胜利后，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他在公司负责人会议上说：　　“大家都知道，内陆的重要城市大都在江河旁，江河给他们提供了舟楫之利。同样，世界上的名都，滨于海洋的约有四分之三，如伦敦、纽约、马赛、横滨、孟买、汉堡等。海洋为它们提供了发达的交通，使它们既是名都，又是良港。无论中国人，或是外国人的祖先，早就对神秘的海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中国的郑和不谈，就说意大利的哥伦布吧。他相信地球是圆的，既能由东方，也能由酉方经海洋走到印度，于是驾着帆船，备尝艰辛，两个月后到达南美洲东部，发现了新大陆，这就是现在所说的西印度群岛。1519年，西班牙人麦哲伦步哥氏的路线，绕南美洲南端远航太平洋，无意中发现了菲律宾群岛，再向西航，到了印度，次后绕好望角回国。他们以血汗和智慧，证明地球是圆的，更证明了占地球表面十分之七的无边海洋，是人类用武之地！　　人类逐渐认识了海洋，就想征服海洋，便利交通。现在，巨型的轮船已经造出来了，有的载重达10万吨以上。诸君不要认为我们现在手头有几只船，就了不得，说来，我们所有船的总吨位，还不及一艘这样的巨轮的一半！人们造出了航速快、吨位大的海轮，还要改造海洋，在近代交通史上最为出色的，要算人工开凿的苏伊士运河了。苏伊士运河不仅沟通了红海与地中海，而且缩短了从欧洲到亚洲的航程，从伦敦到孟买以前是12500英里，现在一下缩短了5500英里，而且巴拿马运河的成功，便把纽约到旧金山的航程缩短了80英里，上海去纽约，则缩短了3500英里以上。这是多么4了不起的成就！这些催人自省的成就，会使我们看到大至我们国家，小至我们公司在世界海洋航业中所占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今日，我们公司全体同仁奋斗20余年，终于向海洋迈出了小小的一步，亦是值得自豪的一步。”　　卢作孚强调说：“我们的事业一直处于艰难困苦之中，要求大家仍旧遵循民国23年2月9日签署的通函，即：一、不宣传个人，不宣传事业；二、不介绍事业的成绩，只介绍事业的艰难困苦。”　　这就是卢作孚的思想风格。　　卢作孚的话不幸言中，加拿大又传来坏消息，请他立即飞赴加拿大。　　卢作孚心急如火地赶到加拿大。属下的人员向他汇报：造船所需的大部分设备和配件都是从美国购入的。由于加方对价格变化估计错误，未及时购进器材，加上物价暴涨，原计划造船资金不足，厂方不愿做赔本买卖，轮船不能按期交货……厂家的老板找到魁伯克办事处，要求加价，不加价，他们就破产了。　　“要加多少？”卢作孚迫不及待地问道。　　“30％！”　　“340多万加元？这个数目太大了。”　　卢作孚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先礼后兵。　　卢作孚开始与两个生产厂家进行洽谈。卢作孚经过论证，认为加价约28万加元。　　加拿大两个厂家不同意，坚持从总造价的30％降到25％加价。　　相差10倍！双方争执不下。　　加拿大老板下了最后通牒：“如贵公司不满足这个条件，我们就濒临破产，只好停工了。”　　卢作孚感到这是在仗势欺人。他决定与加拿大两家公司打官司！他请来了非万金请不动的著名律师伊尔斯莱，这位原任加拿大政府的财政部长，在拿到10000多加元后，微笑着开始了工作。　　两家造船公司的老板也不甘示弱，不惜重金，请时任加拿大总理圣劳伦的儿子为律师出马。　　据双方律师的意见，这场官司最好是私了。双方私下谈判，加拿大政府派出观察员。　　但谁也不能说服谁！　　谈判破裂。　　卢作孚决定亲自一试。他同童少生、皮尔士等人最后去找了一次加拿大商务部长。　　“部长先生，贵国造船公司口口声声说困难重重，濒临破产，那么，今天贵国造船公司的情况，就是明天民生公司的处境！”　　卢作孚的意思很明白，如果逼我们民生公司走投无路时，你们1000多万加元就算扔到太平洋去了！　　商务部长很清楚这句话的分量。　　于是，加拿大政府只好直接出面干涉。　　1947年8月20日，一个为各方所接受的妥协方案产生了。　　民生公司、造船厂、加拿大政府三方各负担加价总额的三分之一，约计80多万加元。　　民生公司被迫拿出80多万加元，尽管比原先的三四百万元少得多，但卢作孚是感到自己在这场角斗中成了大输家。客观地说，这场官司双方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输，谁也没赢。　　　　　　纵横海洋功成名就，风云再起，汽笛一声千滴泪……　　1948年，是民生公司发展的顶峰：拥有江海轮117艘，驳船31艘，总吨位达51682吨，长江沿岸设立了20多个办事处，人员多达8000余人。此外，民生公司在其它行业里还有大量的投资或独资企业，成为中国最大的一家民营轮船公司！　　民生公司庞大的机构令人惊叹。总公司下设4室3处23课。总公司以下，又有若干层次的机构，如上海区公司辖船务部、业务部、供应部、财务部，部下设课，而设了分公司的就有万县、宜昌、汉口、青岛、天津、基隆、广州等地。　　民生公司的这些机构，从总的来看，设置还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在其位，不谋其政；人浮于事，人牵制事，官多于兵的现象已表露无遗。　　整个民生公司患了一种企业的中年病。有人撰文评论道：　　“公司内部派系林立，互相牵制。按地域分，卢作孚出生在合川，创业初期多是合川人，自然与不自然合川人占优势，被人称为合川帮；稽核长是长寿人，手下人马非长寿不用，又有长寿帮之称；其它还有某氏祠堂、某县同乡会之类的叫法。按年龄和在公司的资历分，有以郑东琴、郑壁成为代表的元老派；以童少生、杨成质为代表的少壮派。按经营范围分，有以主要力量经营长江航业的总公司，被人称作渝帮；有着眼于沿海航业的上海区公司，被人称作沪帮；甚至还有从政府部门转到民生公司，专司与政府打交道的张梁任、李永懋等人，被称作官僚派。各种派别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内耗的精力有时超过对外的精力。逍遥派坐收渔翁之利，乐得在缝隙中逍遥度日。卢作孚不属于哪一帮，哪一派，但问题在于他统辖的是这样一支队伍，齐心协力干事已成当年陈迹。　　“一些人完全丢掉了民生精神，利用职权和手中的交通工具的便利条件，贪污腐化，走私贩运，或者遁入空门，不理世事。主任秘书郑壁成与卢作孚一起创业，干劲、文章、才能都被卢作孚看重，这时已摇身一变成了重庆一个呼风唤雨的地皮大王，他的办公室成了交易所。财务经理彭瑞成利用货轮贩运生铁，结果露了马脚，职工大哗，一时风雨满城。带黄鱼，贩盐运米的事在一些船上屡禁不绝。一度代理过总经理之职的宋师度，颇能洁身自好，只是走入了另一条路。他深信因果报应，轮回再生之说，甚至在公司里参禅打坐，敬神念经。公司一些人也尾随其后。有的人则上班包妓女，吃花酒。　　“民生公司业务从江河扩展到海洋，从国内涉足国外，船队在变大，人员在增多，航线在延伸。然而，收入却一落千丈，如果不是沿海航线以丰补欠，长江航线则从1946年到1949年连年亏损，当然，这中间很大一部分是被迫打差搞军运造成的亏损。1947年11月起，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强迫民生公司转运各种军需物资达30000余吨，人员近20000人。打差运费低，加之时常拖欠付款，物价一日数变，常常一趟差打下来，到手的钱如同废纸。社会在剧烈地变革动荡，旧的在土崩瓦解，新的尚未建立，这个腐败的社会已将它所有的暗疮和病毒暴露出来……民生公司也不能幸免。民生精神的丧失，既是民生公司的悲剧，又是社会的悲剧。”　　卢作孚从加拿大打完官司回来后，立即卷入了这种包围之中。　　此时，内战升级，三大战役即将拉开序幕。国民党南京政府已是奄奄一息了。　　一天下午，卢作孚突然回到家中。一进门，他就大声地对女儿卢国懿喊道：　　“赶快打开收音机，听共产党广播。”　　卢作孚聚精会神地听着听着，脸上出现了惊喜的神情。　　这年冬天，卢作孚在香港与党组织负责人许涤新和张铁生见了面。据一份史料记载，卢作孚的秘书肖林是地下共产党员。　　卢作孚与共产党的接触，早点可追溯到恽代英、肖楚女；稍晚些时是郭沫若。1938年在武汉时，卢作孚即通过郭沫若与党组织有了联系。　　卢子英经常领着郭沫若到红岩村卢作孚家。郭沫若去苏联参加一个会议，还是卢作孚和卢子英秘密地赠送的差旅费。　　卢作孚在1938年时认识了周恩来，从此与周恩来保持着联系。在重庆时，卢作孚经常去曾家岩50号——周恩来办公的地方，聆听周恩来的教诲，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1946年夏末的一天，周恩来还亲自去上海民生公司招待所看望过卢作孚。由于卢作孚后来将大部精力集中在借款造船一事上，很久没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了。　　1949年春天转眼就来了，时局的急剧变化已越来越明朗。　　卢作孚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区公司主要负责人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只有七八个人，他们是：副总经理兼上海区公司经理童少生，副经理宗之塘、杨成质，总公司人事室主任何酒仁……　　大家神情严肃，沉默无语。卢作孚刚刚收到一封电报，一艘油艇在镇江附近的江面上被国民党军队强行截留。　　1949年初，长江口被国民党海军牢牢地封锁着；接着，国民党的舰艇又截断了通往华北东北的北部沿海航线。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将撤退，将退往台湾。　　大家心里清楚，民生公司的轮船将会被掠往台湾。　　如何保住公司的船只？卢作孚的额头拧成一个“川”字。　　这次会议后，根据卢作孚的命令，正在太平洋上行驶的加拿大造“门”字号新轮，掉转船头，驶往香港；长江中下游轮船，除少数必需者外，一律驶往重庆、宜昌等上游地段；正在修理的轮船拆掉主要部件……　　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江防线全线崩溃……　　国民党军队为逃命，抢去了民生公司7只轮船。这批船有5只被抢到了定海。定海离上海吴淞口200余公里。　　5月19日，王化行搭承招商局的江宁轮赶到定海，准备要回被强行截留的轮船。他在定海江面找到了被封锁在江面上的民本、民俗、渠江、怒江、龙江5只轮船。　　王化行通过电讯，把情况向卢作孚作了汇报，然后根据卢作孚的指示，配合“民本”轮船长何志全和“民俗”轮船长海礼士，一起商量如何解决几百名船员的生活问题。当时的定海，人多如蚁，物价惊人。根据卢作孚电示，由王化行出面，以卢作孚之名义，去找国民党后勤总部的高级顾问陈地球。经反复交涉，5只轮船上全部船员的生活问题才得到解决。　　卢作孚得知船员生活问题解决后，才放下心来制定5只轮船脱险计划。他拟了一份电报给浙江省主席，称“民本”和““民俗”两轮是行驶长江的客轮，只能走内河，不能出海，希望予以放行。　　经王化行四处奔走，历时一个半月，方得到答复：同意“民生”、“民俗”离开定海，但只准直开台湾，下准开往其他任何口岸！　　卢作孚收到电讯后，心想这样也好，暂时离开国民党军队的控制，到台湾后再另图他策。　　数日后，民本、民俗两轮穿越了惊涛骇浪，抵达福州，进而驶抵基隆港。此时，国民党封锁了整个台湾海峡，没有签证，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台湾。卢作孚电示王化行，以江轮为由，向当局交涉。王化行不负期望，在陈地球的帮助下，驶离台湾，平安抵达香港。　　两轮安全脱险，另有3艘扣在定海。卢作孚再次电示王化行赶赴定海，设法将另3艘船救出。　　定海的国民党军事当局认为“渠江”、怒江”、“龙江”三轮乃是登陆艇，可充作军用，坚持不予放行，还扬言要扣留王化行。卢作孚得知后，电呈陈地球和国民党联勤总部副总司令何世谊，声称这3只船太小，不适宜航海之用，请他们放行。最后在陈地球的帮助下，由联勤总部派去一艘大型登陆艇去定海，这才将民生公司的三轮放了回来。不幸的是，渠江、怒江、龙江在途中遇上了飓风，龙江轮被抛上了大树岛，只得弃船救人。这只船后来被国民党军队炮火击毁。　　至此，陷在定海的5只轮船，除龙江轮损失外，全部脱险。　　此时，民生公司还有一只重要轮船陷在台湾，就是行驶上海至台北的“民众”轮。这条船当时正在台湾修理。为营救它，卢作孚密电基隆分公司，要他们以开辟台湾到香港的客货运航线为理由，将“民众”轮驶离台湾。　　基隆分公司根据卢作孚这一密示，很快就把事情办成了。　　民生公司被国民党派往黄海和东海打差的“太湖”、“宁远”、“定远”等轮船，也先后设法脱离了控制，平安抵达香港。至此，全部营救轮船的工作告一段落。这次长达9个月的营救行动，在港集中了19艘轮船。直到1949年7月，卢作孚才由香港回到重庆。　　1949年9月2日，祸从天降，一把大火从重庆朝天门冲天而起。霎时又刮起了大风，只一个时辰，熊熊大火掠过朝天门，路经信义街，横扫字水街、大河顺城街，逼向小什字。　　浓烟滚滚，遮天蔽日。　　大火所经之地，瞬间化作一片废墟。这次特大火灾，造成了37条街道成了断墙残壁，市民死伤无计，灾民多达4万余人。　　民生公司办事处、物产部以及轮船和港口设施都在这里——200万银元的资产付之一炬。　　45名职工殉难！　　55名家属身亡！　　这场奇怪的大火燃起时，水厂突然停水，消防队迟迟不肯露面。国民党出动的陆、空部队官员，却被警备司令挡驾了！　　没人知道卢作孚是怀着何种悲痛的心情回到重庆的。　　在善后会上，卢作孚双手支撑着头，闭着眼睛，静静地听取汇报。　　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卢作孚赶忙拿起报纸，挡住脸。　　模糊的视线依然能看清报上的黑体字。这是昨天的报纸——《民生公司薛萨生襄理因抢运炸弹竟以身殉职》。报载：　　“民生公司襄理薛萨生，他也是这次大火惨死的一个。然而他一人的死却救活了数万人的生命。据该公司随他一道而幸免逃出的工友述说：薛襄理本是可以不死的，他在甲级囤船上指挥着抢运物资与人。在朝天门泊着两条船，是装小型炸弹的，薛襄理便用拖轮把两个装炸弹的船拖到南岸去，所以当拖轮第三次回到码头时，甲级囤船已经着火。薛襄理就在这时下水被淹死。他虽然死了，但他却救活了数万人。如果两船炸弹不拖走，燃烧爆炸，当时挤在朝天门的几万人都要全部炸死。”　　在这场大火面前，民生公司其他遇难的职工，没有一人在危险面前逃避。他们在个人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时，为公司财产、为民众的安全而挺身赴难！　　会上，卢作孚决心举行公祭。时间定于9月21日，在罗汉寺举行“民生公司为重庆市‘九二’火灾罹难员工及员工眷属追悼会”。他哽咽道：“不有公祭，何慰幽灵？不表哀情，何送忠魂！……”　　民生公司制定了4条善后处理措施：　　一、逃出的职工，每人借支薪水半月；　　二、受伤者之医药费用由公司全部支付；　　三、遭焚死淹死者，由公司找寻打捞并埋葬，家属给以抚恤；　　四、凡房舍财产受灾的员工家属，由公司供给伙食3日，有愿回老家者，由公司派船送回。　　善后处理用去2万多个大洋，火灾损失200万大洋，这对于负债累累的民生公司来说，作出那些决定该是多么不易！　　此外，国内银行该还本付息了；国外银行还债期限迫近……卢作孚心力交瘁。　　“九二”火灾提醒了卢作孚，必须尽快疏散上百只轮船。在公司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卢作孚决定：为防止国民党军队破坏轮船、囤船，快速将船疏散到沿江不通邮路的地方。　　11月15日，贵阳解放，重庆指日可下，国民党军队在重庆开始大肆撤退，他们一边撤退，一边进行毁灭性的破坏。幸亏卢作孚及时将船疏散出去，否则，洗劫在所难免。　　卢作孚是11月初离开重庆来到香港的。与往常一样，他仍住在新宁招待所，这是中国旅行社经营的一个旅馆，客房虽然简朴，但环境清幽。　　最初，卢作孚并没打算离开重庆，但架不住亲朋好友的劝阻。由于国统区一直受着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还并不全面地真正了解。许许多多的爱国知名人士纷纷离开重庆，前往香港。在10月底的时候，卢作孚就已接到国民政府的通知：要他立即准备去台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暂避香港。更何况香港还有十几艘轮船泊在港湾，那些都是民生公司的主力船。　　卢作孚把家眷一一作了安排：妻子和两个孙儿送到北碚，由卢子英照顾；长子卢国纪回天府煤矿工作；次子卢国维继续留在重庆上学；自己带着小女儿国仪飞到香港。　　民生公司的19艘轮船泊在基湾和荔枝角等港口。如何保证这些船只的安全和1000多名船员吃饭的问题？卢作孚苦苦寻思。　　毫无疑问，国民党的旧旗帜必须换掉。那么，在香港这个英属殖民地悬挂新中国的旗帜是否合适？经反复考虑，卢作孚决定暂时改挂第三国旗。他电令位蒙特利尔的王世均与加拿大政府协商：在加拿大新造的“门”字号轮船改挂加拿大国旗，其它轮船按海洋大国惯例改挂巴拿马旗，在巴拿马注册。　　根据加拿大航业法规，挂加拿大旗的轮船，高级船员必须聘用加拿大人或英国人。　　民生公司自己船员的生计都成问题，哪里拿得出那么多外汇来支付外国高级船员的高薪！卢作孚一口拒绝。　　加拿大政府让步了，内阁会议决定，同意民生公司在港轮船易帜。加拿大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孟西斯在报告这一决定后，感慨地说：“加拿大依照这样的条件准许外国商船改挂加旗，确属有史以来第一次。”　　接着，卢作孚又采取开源节流等各种措施，解决了香港船员的生活问题。　　稍晚些时候，卢作孚迎来了老朋友张群。张群劝他去台湾看看，被卢作孚婉言拒绝了。　　谁知张群前脚刚走，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来了，还有上海市市长俞鸿钧、财政厅长任显群、刘湘、刘航琛等。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卢作孚去台湾，因为国民政府还在为加拿大借款担保！其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现在没功夫谈这些，等等再说。”卢作孚一一拒绝了。　　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人就是胡子昂。每次他们都在轮船上谈很长时间。这件事情只有林文裕等少数几个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