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自传-2

开赴平江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五月初（阴历），全师先后到达平江。师部直属队、一团的一、三营驻县城；二营驻城南四五十里之思村；第二团驻城北五十里至南江桥一线；第三团驻东乡的长寿街、嘉义镇一线；随营学校驻岳州。　　阎仲儒旅驻平江，伙同大量反动民团清乡，虽然经过大半年的残酷镇压、烧杀抢掠，破坏极端严重，但革命群众并没有完全被镇压下去，党的县委还存在，也有少量的农民游击队在继续反抗。　　一团是随师部最后一天到平江的。所有反动组织、县署、民团等，都到城西十里外迎接周磐，捧之为平江七十万民众的“再生父母”。我们到达后，听了李灿、张荣生同志等前站人员的汇报（他们是前数日来了解情况和设营的）。他们说：阎旅和民团、清乡队等，在“清乡”中抢劫烧杀，捉鸡、杀猪、牵牛，拿农民的东西，其行为比土匪还坏。东乡、东南乡和东北乡的房屋已烧近半数。班房里关的人总在千人以上，净是贫苦农民和青年学生。天气炎热，加上饥饿、疾病，每天死亡少则数人，多则十数人。晚间还要杀人，白色恐怖异常严重。　　当晚召开团党委会议，讨论如何制止清乡匪军的烧杀抢掠，如何减轻人民的痛苦，并研究了对策：1．立即分别组织前站人员到各营连，报告当地反动统治的情况；2．在清乡时，必须监督反动民团，不准他们有任何残民行为；3．对本团也要认真进行纪律教育，士兵会员要起积极作用；4．把孙中山扶助农工政策，同士兵会为工农服务联系起来。今天就是如何保护农工的实际利益，反对清乡队捉鸡、杀猪、牵牛、抢掠等土匪行为。要写传单、标语和进行口头宣传。　　第二营到思村驻防后，不搞什么清乡，经过宣传，只有五六天，群众就陆续回家生产。　　第二天，周磐召集团长、营长开会，分配各团营驻地。我先到周处，同周磐谈阎旅和民团纪律很坏，这不是“剿共”，而是军逼民反。周在会上讲了话，表示要严申军纪，不准扰害良民。　　我团第三营驻北门城关内外，城门外有一错树坪，是三营操场，也是县衙门和清乡委员会杀人场所。被害青年英勇倔强，大喊“打倒新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引起士兵同情，仇恨国民党。那些被害的青年男女学生又喊出“革命的兵友们，快救救我们吧！”该营士兵大受感动，几次自动地阻挡杀人，一听说要杀人，即出操占领操场，不许他们杀人。　　阎旅搞了一个彻底“清剿”计划，相当严密（包括五师、阎旅、民团，推周磐为总指挥），准备五月十日以后开始实行，结束后，阎旅即开茶陵。我想如能把“清剿”计划送给县委，对地方党的工作是有帮助的。正在考虑时，有一个名叫毛宗武的忽然来到我处。他曾于民国五年在第二连袁植处当兵，我当时在一连当兵，故相识。他说，这次准备在此多住几天，因乡间共产党闹事。我说，很欢迎！以故友相待，把清乡计划故意压在书下，对毛说：“我今天外出，晚上才回，你就在我房子内玩玩。”我又告诉李光，无事不要多去，让他好抄“清剿”计划。李光说：“知道了。”黄昏回到团部住室，毛就要走，我说：“你把清乡计划抄好了，想送回去是吧！”他开始不承认，我说：“你口袋里是什么？”他十分恐慌。我说：“你既敢来，就不要怕，你知道盗书的故事吗？”他说知道。我说：“我也知道你是侦探。”他说：“在思村第二营，了解那是属于你团的。他们驻防一不清乡，二不扰民，三在演习时，把子弹用纸包好，放在地下。故县委派我来以找老友为名，打听一下究竟。”我问他在县委做什么工作，他说做交通。我说：“你快化装穿军衣回去。”派张荣生送他出城去思村。他说：“明午可到县委。”我说：“过了思村以后，更要小心。”他说：“我不是抄的全文，改写了许多，别人看不懂，即使被捕拷打，我也是不会供出的，你放心。”我说：“黄金洞是三团的合击点，这团最反动。县委须靠近思村二营十五里外，不要太近。营中也是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出去清乡不会超出十里，也不会拿东西捉人。如有游击队，就先走开吧！”　　独立第五师内一些人的政治情况：第三团团长刘济仁最反动。第二团团长张超，是典型的中间派，较开明，常来我处谈些时事，他也懂得最后胜利会属于共产党。马日事变后，革命处于低潮时，他左右两边都不参加，站在旁观地位。我曾把阎旅、民团纪律之坏写信告诉过他。第一团二营营长陈鹏飞，人还比较开明。第三营营长杨超凡反动，与士兵还有联系，因长期肺病不愈被免职，调金团附兼营长。金系保定生，甚反动，但与土兵无联系。九连连长病故，三团三营营长因贪污被撤职，周磐要调黄纯一任九连连长，黄公略任三团三营营长，随校由贺国中（教育长）代理，征询我的意见，我同意。这样，党在三团安下了重要的点。　　驻平江城约半月，周磐宴请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亦到宴。其中有一名胖得像大肥猪，名叫张挺，系清乡委员会主任。此人最反动，在宴会时讲话，对周磐捧得肉麻。他站立起来敬周磐酒时，称周为平江“再生父母”，又暗示周未杀人有错误，要他多杀人。说，走出平江城五里外，随便捉一人杀掉都不会错。我抓住他这话，气愤地说：“照张先生这样说，七十五万人中约七十万可杀，后人将评曰：‘前有张献忠屠川，后有张挺血洗平江’，张挺先生不愧为张献忠的后代。此乃张先生万世罪名，请三思之！据我看，如果平江真有这么多共产党人，与张先生清乡有关。你带的民团清乡队，借清乡之名，到处捉鸡杀猪牵牛，抢掠民物民财，随便捉人杀人，十室十空，比土匪还甚，张先生能辞其责吗？不应杀吗？！”全厅土劣百余人，面如土色，空气为之一变，皆说：“张先生失言！失言！”逼得周磐不得不说：“真正的土豪劣绅要打倒，良民正绅要保护。”宴会不欢而散。　　翌日中午，周磐马弁陈玉成来说，周明天去长沙，请派李灿率第二连护送至金井（平江与长沙之间），第二日即回原驻地。这是周面告的，严守秘密。他从怀中拿出密电码本，说，这是周与李副师长通电密码。我抄了一本送给你保存，如有至关紧要机密事，我就译发两份，一份给李副师长，一份给你，特别机密要事，先给你，后给他。告诉我密码的用法，照他们原本用加减的办法即行。我交给陈十元电费，他只收了五元，军电半价，五元即够。陈是救贫会员，俊秀好学，不多言语，别人称他为玉姑娘，是袁植被杀后，从一连调去的。陈是周磐同乡，周对他很信任。　　七月十八日晨，率传令排长张荣生和传令兵数人，乘马去思村第二营。陈鹏飞营长集合队伍，我讲了话。谈到平江县城反动统治情况，杀害青年学生、工人、农民无数，这些被害者英勇倔强，高呼口号。我还说，此地如有游击队扰乱，不要还枪，叫他们回去，以后我们互不扰乱。他们不是土匪，而是农民自卫队。他们是革命的，我们迟早也要走这条路。讲话时有市民和农民在几百米外听。讲完话后，即到陈鹏飞营部吃午饭。　　恰在这时，他的亲戚从长沙来，说昨天长沙破获共产党，发现有随营学校校长黄公略亲笔写的通行证，是周磐认出笔迹的。我和陈营长听后，无心再吃饭了。他的亲戚在旁屋休息，陈鹏飞很紧张地说：“我们同公略都是讲武堂同学，团长想法救救他。”我说：“你想想看，怎样才能救他呢？”陈说：“你放他逃走，或隐蔽起来。”陈虽同情公略，但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认识，而是出于私人感情。陈和黄公略的私人关系不坏，特别在讲武堂同班这段关系更好。我的救法不敢告诉他，只是说：回到团部了解长沙情况后，再告诉你吧！他送我到镇外，还再三说：“我们同公略同事又同学，团长同他的关系更深，一定要救出他来。”最后，陈深切地叫我：“石穿！只要能救黄公略脱险，一切我都听你的话。”我内心很感激他这句话，亲切地握了他的手。告别时，我说：“我的心情和你一样！”　　此人在十一月上旬湘鄂赣三省白军“会剿”时逃走了，他留下一封信，表示决不反共，实在吃不了这种苦。　　在回城途中，张荣生汇报了二营工作。在三仙湖时的两对象，现在已是正式会员，他们还各吸收了一个。二营野外演习了两次，就在市场二里内，未远出，士兵会员用纸包了两排子弹放在茶树下：老百姓都在家，没有逃跑的。今天讲话对士兵有鼓舞，军官中有怀疑者。　　　　　　　　　　决心起义　　回平江城大概下午四点左右，其热如焚，未回团部，即到电报局。局长接待说：“团长盛暑巡防，为国为民……”我问他：“长沙有电报来吗？”“有密电给你，还有一份是给师部的，正在核对。”我说：“正要去师部，交我带去吧！”他说好。我给了他两份电报的收条，回到团部译出，是陈玉成给我的电：南华安共产党特委已破获，特委负责人在长沙被捕，供出黄是共产党，周认出是公略亲笔写的通行证，要慧根（李副师长号）立即逮捕公略、纯一、国中三人。外无其他。周给李副师长电，大意也如此。我告张荣生立即通知团党委同志，下午七时到县立医院黄纯一病室开会，因纯一肺病复发，都以看病为名。　　一会儿邓萍来告我：“省委特派员滕代远同志来了，他到湘东平江、浏阳巡视地方工作，现安置在李灿处旁边住了。”我高兴地说：“真巧！”我把在陈鹏飞处得到的情况告诉了他们，把陈玉成来的电报给他们看了。张荣生生气地埋怨黄公略说：“在南县时，特委要我搞通行证盖团部关防，我未给，批评了他们。”我说：“埋怨无用，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处理。”邓萍问：“怎么办呢？”我说：“现在只有起义（当时叫暴动），决不能有任何犹豫。”邓、张几乎同声说，好在掌握了情况，否则被一网打尽。　　我来到黄纯一病室时，他们都已到达，邓萍、张荣生、黄纯一、李灿、李力、李光、滕代远，包括我在内共八人。邓萍介绍滕的来历，大家高兴，表示欢迎。我讲了长沙反动政府捉去特委通信员，搜出了公略亲笔通行证的情况，说，今天开团党委紧急会议，请同志们讨论是否起义。李灿说，时机不成熟，仓促了一些，形势对我不大有利，到年底也许要好些。让公略三人逃走，万不得已时，团长也可避开。他对起义似有一点犹豫。我说：“决心起义，一点也不能犹豫！犹豫就会失败。”李灿马上说：“放弃犹豫，赞成马上起义！”张荣生说了一营情况：工作有把握，士兵仇恨反动县政府和清乡委员会。把他们杀害青年学生、农民的情况，在部队中传达后，士兵愤慨异常。李力说：特务连和机关枪连也是如此，只有师特务营一点反应也没有，还是一块铁板。张荣生插话：“主要是没有去做工作。第二营士兵情绪差，也是没有做工作。”黄纯一说：“第三营近月以来，工作有很大发展，士兵愤恨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派，情绪一天天上涨。现在白天县政府和清乡委员会不敢杀人，更不敢在错树坪杀人。夜晚杀人，士兵也自动组织巡逻阻挠他们。大家对团长还有怀疑和埋怨，为什么团长不出来干涉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出来领导一团杀掉这些王八蛋？”我说：“这些只是你九连吗？”他说：“不，十、十一、十二连也不相上下。”他说：“现在准备介绍三个人加入共产党。九连有班长李聚奎。”张荣生说：“错树坪杀害农民及青年学生的惨状，和三营士兵愤慨阻拦杀人的情况，通知了一、二营、特务连、机枪连，就是没有通知师特务营。”我说：“第一营和团直属队的秘密士兵会要主动自下而上的要求恢复士兵会。今晚召集秘密士兵会员，做好准备，说明要闹饷。现在欠饷比南县更久，快五个月未发，从三月起只预支两元。闹饷是发动起义的主要手段，由秘密到公开，争取营、连、排长参加或同情，也可以说团长同意这样干。只有闹饷，才可冲破师特务营（只有二百余人）这个堡垒，团结全团绝大多数人；才能有效地防御二、三两团可能的进攻。”大家听了以闹饷为手段，信心百倍，劲头大增，非常高兴，说有过去闹饷的经验，一定能胜利。几乎同一声音：“决心起义，毫不动摇！”决定七月二十二日（阴历六月六日）下午一点钟乘敌人午睡时起义。　　具体分工：李力同志负责组织机枪、特务两连的力量，派出代表向师特务营串通闹饷；李灿、张荣生两同志负责领导一营并串通二营闹饷，组织士兵委员会，争取营长和连长参加或同情，张荣生同志并组织团本部和二、三两团留守处人员闹饷。李光同志即晚送信嘉义镇三团三营黄公略，嘱咐二十二日下午一时起义，只能略迟，不能提前，以闹饷为手段派席洪全、郭××送信岳州贺国中，告诉上述情况，要他立即将随校开来平江，只说是师部命令，估计十九日晚、至迟二十日午可以送到；省特派员滕代远同志（是平江起义领导者之一）负责政治工作，邓萍同志参加，起草起义的标语、口号、传单、布告等（滕并负责联系地方党及成立政府等事）。我负责消灭反动民团、清乡队、警察、县署，释放犯人，解决师部等各项准备工作。具体由李灿商同雷振辉负责消灭清乡委员会的挨户团；黄纯一同志发动九连（尽可能争取全营参加）解决县警备队、警察，放出监狱犯人，看管师司令部，逮捕反动机关人员；团特务连和机枪连在起义时，监视师特务营。一切准备工作，要求于二十日午前完成，作出的具体计划送我进行必要的调整。二十日午，各项准备工作汇报一次。　　二十日早饭后，以李慧根（副师长）名字发出密电给周磐：“砥公师座，巧电奉悉。三人已遵示逮捕，随校已令开来平江，请勿念。”　　二十日午饭后，团党委召集会议听了汇报。经十九日的紧张工作，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完成。一营和机、特两连士兵会顺利恢复，官兵都很高兴；闹饷已经活动开了；惟二营还没有接到报告，送信给公略的李光还没有回来。会议提出：起义后官兵平等，军官包括团、营、连、排长均由士兵委员会选举。用最彻底的民主方式，打破旧式军队的习惯统治制度，洗刷反动军官，以便改造旧军队。请士兵委员会立即准备军官应选名单和应洗刷的军官名单，拟在二十一日团党委会上讨论通过。　　二十日夜半的紧急情况：第三团团长刘济仁来电话说：黄公略是共产党，二十日黄昏借闹饷为名，杀死他的侄子——十一连连长，在嘉义镇向商会借了三千元，率队伍向南山逃跑了。他威胁说：“石穿！黄石是你推荐的，他叛逃你有责任哪！”我说：“是呀！责任以后再说，现在如何办？闹饷是一个大问题。现在五个多月不发饷，这个问题可能波及全师，那就成了大问题呀！”把他一吓，他那股说话的蛮劲就消失了，马上改口说：“是呀。不好办！”我感到闹饷是打中了他们的要害。过了一会儿，第二团团长张超也来电话说，三团三营营长率部叛变，原因是发动军队闹饷。我说，这个问题真令人不安，现在五个多月不发饷，一团素有闹饷习惯。二团规矩些，比较安心。他说：“这很难讲，谁能安心，担保他们不闹饷，下级军官也难免。”我说：“以后我们多联络吧！”他说好。听他们的口气，我们以闹饷为手段来发动起义，他们是没有勇气来进攻的，我心中松了一口气！　　张荣生来问：“这么晚，为什么还不睡？谁来电话？”我把上述情况告诉了他，要他立即找邓萍来，同时请团党委其他同志来开会。张、邓说：“黄石麻子是怎么搞的呀！”邓说：“怎么办？”我说：“现在埋怨也无用，赶快以士兵会名义，写信给二、三两团各营、连、班长，只说五个月不发饷，还要清乡剿共杀农民；现在一团已经闹起来了，要求发清欠饷，不发饷不下乡，还要一起干共产党。信油印出来，邮寄二、三团和留守处。”让张荣生即派通信班带上工具，到城西五里以外，把通长沙电话线破坏，破坏得越多越好。并写上“共产党万岁”。　　拂晓前，他们回到团部，我在高兴中哼道：“电传天书值千金，这是革命幸福根。度过明天难关日，念二午时红旗新。”邓萍听了不懂其中意思。我从衣袋里拿出周磐给李副师长的电报，邓萍看了问：“这是怎么到你手里的？”我说：“这可不能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这位俊秀好学的青年，这位无名英雄呀！我永远怀念着你！　　天快破晓时，滕代远、李灿、李力、黄纯一等同志到齐了。邓萍告诉大家，黄石已起义，率队伍开进嘉义镇以南大山中去了。大家听了有喜惧两种表情。我把刘济仁和张超两人电话告诉了大家，我说：“听他们口气，对闹饷有恐惧，我们起义时，他们不会来单独进攻。”我又说：“岳州、湘阴没有正规军，只有民团；长沙有七个团，浏阳有张辉瓒旅三个团；阎仲儒旅在醴陵，估计两三天甚至四五天内，不会有大军进攻。为了彻底消灭反动武装，充分准备是必要的。公略搞早了一点，但不要紧，也起了扰乱二、三团的作用。我们还是按原定计划不变，加紧策动二、三两团的闹饷工作，加紧对他们两团在城内留守处的工作，迅速邮寄出闹饷传单。”经过简短的讨论，大家同意按预定计划起义。　　会议还讨论了宣誓的准备、起义后军队的名称番号、干部配备。我提议叫工农革命军，滕提议叫工农红军，大家同意工农红军的名称，番号为红五军（因为井冈山是红四军），原一团所属之一、二、三营扩编为一、四、七团。确定红五军实行党代表制，军官由士兵委员会选举。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起义胜利，每人发十二元慰劳金（分几次发，当时只发了四元）。俘虏遣散费要看现金和人数的具体情况再决定。讨论了由张荣生拿来的明天中午需要扣押的军官名单和代理人员的名单，这些名单均经过营、连士兵会拟就。确定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团长召集军官会议，扣留一批反动军官；十一时半团长到东门外天岳书院第一营大操场讲话，宣布起义。　　大家在十分严肃紧张的气氛中工作，愉快地度过了二十一日。黄昏时，李灿来谈一营起义准备情况，他特别高兴地说：“去年五月‘马日’长沙许克祥团叛变；十四个月后的‘马日’，是一团在平江准备起义，这变化真快呀！”黄纯一、张荣生、李力他们都自动来谈准备工作。李力说：“师特务营闹饷的事已串通了，参加起义没有把握；但不会参加反动方面起阻碍作用，这有把握。”李灿说：“清乡委员会的反动部队，每日十二时半午睡，十四时半起床，这段时间除守卫者外，没有其他人在外面。这是今天亲自侦察的，我们下午一时起义正合适。”黄纯一谈：三营金营长有些不正常，心情有些不安，似有所察觉。各连已推选了闹饷代表，都秘密开了会，情绪很高，自动要求解散清乡委员会、挨户团、警备队、警察者不少。对放出牢里的犯人，是一致的要求。我说：“这就好办了，三营能参加起义，师特务营能中立，那就好了，那就胜利了。”他又说：“大家对金营长恨死了，主张枪毙他的也不少。”我说：“明天（二十二日）十时，团长召集军官会议，扣押金营长，由黄纯一代理营长，能通得过吗？不冒险吗？”大家说：不冒险，保证能通过，三营连、排长都恨金营长；由黄代理营长也能通过。团长如公开宣布金营长财政不公开，勾结反动豪绅，大家都会拥护。黄说：“通过没大问题，但我到九连时间短，不到一月，相互了解不深，即便有些信仰也不巩固。”我说：“不会有太激烈的战斗，信仰暂时不巩固不太要紧，只要三营不抵抗起义就好了。”黄说：“这绝对有保证。”　　我说：“大家来了，我们就开一个团党委会，找邓萍和滕特派员来吧。”滕、邓一会儿也来了。张荣生和李灿都说，一营长雷振辉、一连长李玉华从南县闹饷起，态度很好、很积极，这次恢复士兵会的公开组织，他们特别高兴，雷、李都要求加入共产党。我说：“他们怎样知道一团有共产党的？”李灿说：“雷振辉看到南县闹饷那样有计划、有秩序，就认为决不是士兵自发的，他言外之意是团长在幕后搞的。雷认为师长对彭团长信任。”我说：“雷营长和李玉华同周磐的关系很深，我和周磐一条路走，他们是支持我的；现在我和周磐走两条绝对不同的道路，他们就不一定拥护我了。他们幼小时家都很穷，但都想发财，李更甚。周磐在南县随校开学讲话很‘左’，打倒新军阀和土豪劣绅等，雷、李对周磐的底暂时还未摸着。这次起义，雷、李参加大概不会有大问题。此次士兵会公开后，他们都表示要为工人农民服务。”李灿、张荣生都说参加起义没有问题，如他们反动，在一营也逃不脱。　　决定第二营不参加起义，在起义后调回平江改造，争取陈鹏飞同走一段路。　　　　　　　　　　“我们起义了！”　　二十二日十时，在团部召集营、连、排军官会议，宣布国民党罪恶；实行一九二七年一月士兵委员会章程，实行为工人农民服务，建立工农兵革命政府和工农红军；宣布第三营金营长经济手续不清，财政不公开，勾结平江土豪劣绅，即撤职查办，交特务连看押，任命九连连长黄纯一代理营长职务；其他连、排长十余人，对革命认识模糊，不执行士兵委员会章程，停职考查，暂不回连；他们的职务，由各营、连士兵委员会推选适当人代理，报告营、团部备案。　　十一时半，到达东门外书院第一营操场开誓师大会。全体队列整齐，颈上围着红带，唤着革命口号：“为工人农民服务！”精神振奋，焕然一新。士兵委员会负责人宣布誓师大会开始，请团长讲话，欢呼雷动，盛极一时。我出席讲了话，大意是：宣布国民党反革命罪恶，打倒国民党政府；我们要为工人农民服务，建立工农兵革命政府，建立工农红军；官兵平等，军官由士兵委员会选举；拥护中国共产党；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现在就开始向平江县城进攻，彻底消灭挨户团、警备队；解散一切反革命机关，释放被押人民群众；扣押反革命分子，组织革命法庭，审判治罪。希望你们坚决勇敢完成革命任务！宣读誓词，誓词大意：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给农民；建立工农红军，实行官兵平等，军官由士兵委员会选举，实行财政公开。现在就向平江反动县政府、民团、清乡队、清乡委员会进攻，坚决消灭他们！我们起义了，为工农服务开始了！当时会场的热烈气氛，真是无法形容。　　大家颈上挂着红带子，队伍立时改变了样子，精神抖擞，个个摩拳擦掌，勇气百倍，向城进发。下午一点开始行动，到两点多钟反动武装全部缴械。不到一个半小时，就将全城反动武装肃清，比预计顺利，未打一枪，未死伤一人。我三点多进城，亲眼看到满街红旗飘扬，秩序井然。国民党旗和国旗都不见了，这完全是出于学生和市民的自动。从监狱中放出的革命人民自动在街上宣传，游行示威、喊口号、捉反动派。标语、传单满街都是，真是人人高兴，个个喜气洋洋。人民群众来来往往，喜笑颜开，商店照常营业，没有关门现象。我回到团部门外，一群学生、市民指着呼唤：这是彭团长呢！只有三四个小时，平江就变样了，当时感觉到革命威力真是无穷。邓萍夹着一捆红纸标语走来，他说：“胜利了，比预想顺利。”我说：“有点像革命来潮气象。”他说：“有点像。国民党屠杀人民，人民仇恨国民党。”　　午后四时，第二营从思村开回平江城，给予了热烈的欢迎和慰劳。由出狱学生组织的宣传队，向他们进行宣传。学生们讲得极为生动，对二营的教育很大。他们情绪还好，准备成立士兵委员会，由张荣生负责该营工作。　　当晚九十点钟，又召开了一次团党委会，听了各方面简要汇报：缴获武器弹药数量不少，步枪近千支，子弹约百万发（主要是师部库存）；俘虏民团（挨户团）警察等两千余人；放出监狱人民群众约千余人；反动县长和清乡委员等均已逮捕，约三四百人，惟最反动的清乡委员会主任张挺早就离开平江去长沙了，师部李副师长、杜参谋长亦脱逃，余从县长以下无一漏网；从乡间逃进城的土豪劣绅还未清查，四城已禁止出入，城上已派巡逻，等天明后当地群众进城再来清查。张荣生说：“各方面胜利很大，工作均很好，惟财政收入成绩很小。师部经理处现金很少，仅有支票十余万元，是岳州海关拨款，现在拿不到钱。县税务局、田粮局现金也很少，不到千元。团部军需正随师经理处长到长沙领七八月经费未回，团部存款只有数百元。另有公积金约一万五千元。团长本人从讲武堂毕业回到一连任连长时起，到当营长、团长直至现在为止的薪金，共存有四千二百元。今年正月彭金华（二弟）来南县，说父亲、祖母死后欠了账，还没有房子住，给了他四百元，叫他不要告诉你。以前你说过，办公、杂支、临时费、开拔费、截旷费、特费等一切属公款性质的钱，节余下的均为公积金，不属私款项。你的薪金是私款项，是否还要保存一部分寄回家或自用？”我说：“我们是要打倒土豪劣绅和资本家，我不做这种人，再给你们来打我。通通作为公积金。”这样，连戴吉阶任团长时的公杂费等六千元总计二万七八千元。城内榷运局存官盐约百万斤，公粮和地主存粮约数万担，这两项如廉价出卖可得三四万元。大商店也可以筹一笔款，不过，万元以上的商人不多，有十来家五万元以上的茶商和油商，都是合股的，与张挺合股的三家，有人说张占三分之一，有人说占三分之二。　　讨论结果：谷、盐减价卖一半，留一半最后分给赤贫户；不满一万元的商店不捐，满一万元以上者捐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反动派与一般商人合股经营者，没收反动派部分，按百分之三十交款。当铺如何处理？对当铺宣布没收，凭票无偿发还典当原物。　　张荣生问：我们能在城内工作多久？我说：五天至七天。二、三两团今晚会分向浏阳、岳州方向退走。　　二十三日，由士兵委员会组织宣传队向市区和郊区进行多种方式的宣传。宣传内容：官兵平等，废除肉刑；吃农民的饭，穿工人的衣，吃饭穿衣是工人农民的，我们要为工人农民服务。　　这天，平江县委负责人先后到县城，滕代远同志领导他们进行组织工作，准备二十四日午后开庆祝起义的群众大会，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城内当地群众又搜查出一批反动恶霸地主，成立了临时革命法庭，处决了一批重要的反革命分子。缴获的枪支弹药交平江县委组织群众运往黄金洞山区，成立农民自卫队，食盐亦尽量运往山区。　　当天午后，师随营学校从岳州安全到达平江城，情绪异常高涨，全部要求参加工农红军，我们组织了热烈的欢迎。原来打算对不愿参加红军，而一定要回原部队的，也准备热烈欢送，现在一个也没有。　　黄公略率第三团三营于当日下午四时到达平江城北五里处休息。公略先来到我处，高兴地谈了他们的经过。这时，团党委派去送信的李光急急忙忙跑来说：“队伍跑了，九连长贺仲斌煽动大家说，受了黄石的骗，黄石是共匪如何，如何。他们带着队伍向南跑步走了，我从隐蔽地跑回来的。”黄石气愤地说：“去追，可以喊回来的。”我说：“追不到，也喊不回来。一个人去追，会把你捉去。现已过了一小时，派部队去追，还要一小时才能出发，他们已走了二十里，让什么部队去追呢？”黄说：“驻思村的第二营。”我说：“二营于昨日下午四时已回平江城，事先未敢通知该营，是起义前两小时才用电话告诉的。该营并不十分可靠，现在起义基本上是胜利了，但内部还有叛变的可能。起义前一小时，捉了金营长、连长等共十余人，现正在动员组织各级士兵委员会，明天进行选举。三团三营起义过来，又叛变出去，这个教训对巩固一团有好处，说明对军官要进一步清洗。”贺国中听了起身就走，说：“危险，我们不要大意！”贺走后，我又对公略说：“你去三营还不到一个月，情况不熟，士兵不信任。刘济仁在部队中长期进行反动教育，革命成为不合法，反革命成为公开合法，在这种是非颠倒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异常艰苦的。要改变这种情况决非短期能做到，这不是原谅自己，而是事实。因此，应当全面考虑一下，取得教训；叛变并不特别意外，不要难过。我们没失去什么，反而对巩固一团部队有益处。”　　二十三日黄昏后，大约是八时，团党委开了全体会议，到会人数是最多的一次：滕代远、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张荣生、李灿、李力、李光、邓萍和我共十人。公略把三团三营叛变情形讲了一遍，说是工作没做好。我把对这件事的分析又重复地讲了一下，着重说到发动士兵清洗不可靠的军官。会议讨论，为接受三团三营叛变的教训，须加强士兵委员会的领导，继续发动士兵群众选举军官；士兵自治，官兵平等，待遇一样，实行一九二七年一月士兵委员会章程；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删去章程上减租减息这一句）。我说，向湖南省委建议留滕代远为红五军的党代表，大家都赞成。李灿、李力、张荣生都说：这次起义，一营雷振辉营长、一连李玉华连长、二营陈鹏飞营长，他们三人表现都很好。有的同志说：现在是顺利的时候，不知道将来困难艰苦时怎样。我问：“明天选举，他们通得过吗？”张荣生说：“通得过。”我说：“公略去四团当党代表好吗？”大家同意，我说：“长沙破获特委事，陈鹏飞营长对公略安危很关心，看来此人感情重于政治。”　　二十四日上午士兵委员会在团部开联席会议，我出席讲了话。选出彭德怀为红五军军长兼十三师师长，邓萍为参谋长。成立一、四、七三个团，团长雷振辉、陈鹏飞、黄纯一，贺国中为七团副团长。会议通过团党委改为红五军军委，从军到连实行共产党党代表制，团以上建立政治部，保证革命化。欢迎滕代远为红五军党代表，李灿为一团党代表，黄公略为四团党代表，黄纯一兼七团党代表。红军接受共产党领导，保证永远为工人农民服务。　　团党委改为红五军军委后，以党代表滕代远同志任书记。以党代表为各级党委书记，是当时红五军的制度。　　二十四日下午四时，平江县委召集了群众大会，庆祝起义胜利，宣布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工农红军。红五军全体成员参加。参加大会的人在五万以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真是盛况空前，热烈异常。我和滕代远讲了话。军民热情之高，无法形容，使每个到会人员都得到鼓舞。　　二十四日这天，从长沙得到电报电话的消息：二十五日反动派的军队准备向平江进攻，二十七日至迟二十九日到达平江近郊。我们在城内的工作应当在二十七日全部结束。　　二十五日开了一个军事布置会议。团长、党代表均到会，讨论当时在平江城近郊的军事部署。想在敌人进攻平江城时，利用城周有利地形和熟悉情况，给进攻之敌一个打击，歼灭敌人一两个团，再行撤出平江城。以此来提高红军声威，然后有计划地向江西、鄂南发展。从这样的企图部署战斗：特务连、机枪连在城西做隐蔽的据点工事，引敌向该点进攻，给以杀伤；一团从正面出击，四、七两团南北夹击，消灭敌之一部，把进攻平江的敌军主力吸引到城区来，再行向平江城东乡和江西方面发展。按照这种想法，将一团置于城西机动位置；陈鹏飞、黄公略率四团位于城南三十里处，待敌向西门进攻时，从敌侧后由南向北突击；黄纯一、贺国中率七团位于城北三十里处，敌进攻西门时，由北向南突击。侦察地形，架好电话，选择预定合击点，总之，做好各种战斗准备。大家信心百倍，消灭敌之一部分是有把握的。　　七月二十九日，敌军进攻部署：以三个团指向长寿街（在平江东七十里）堵击我军退路；以五个团分为前后两个梯队，沿长平公路向城西关进攻。其第一梯队两个团，于上午九、十时向西门猛攻我第一团阵地时，遭我隐蔽据点机关枪火力点的猛烈袭击，大概死伤三百人以上。我黄纯一、贺国中率第七团于正午按预定计划，从敌侧后向南突击，将敌部署打乱，敌退至公路南侧。战至下午接近黄昏，敌第二梯队也已靠拢，还不见四团动静，遂打成相持局面。第一、七团和军直属队于黄昏退出战斗，经北乡转至东乡之龙门集结（靠江西之修水）。如果四团按预定计划，配合一、七两团歼灭敌先头梯队一至两个团，在战术上给敌以打击是可能的。第三天夜晚，四团才到龙门归队，始知他们在二十八日下午，即敌人进攻的前一天，离开指定地点自由行动，未经请示，即向浏阳方向单独去进攻第三团，企图喊回叛变了的三团三营。结果，第四团原约七百人损失大半，所剩不到三百人；七团伤亡一百余人，最大的损失是黄纯一同志阵亡；一团和机枪、特务两连共伤亡数十人。　　二十五日军事会议的错误，是没有讨论战略方针，没有认识到革命的长期性。战争的形式应是长期的进攻和反进攻。如有这样的观念，就会在敌进攻平江城以前，早一点主动撤出，让敌扑空，那就可以避免这些损失；就应将部队布置于长寿街和江西省的修水、铜鼓边界，以团为单位分散打土豪、分田地，做好群众工作。这样，才能联系人民群众，才能深入部队的阶级教育，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当时，未尽可能避免无把握的战斗。也没有认识到三大任务的统一性，说明我在当时是有很大的盲目性，缺乏马列主义路线和战略策略的认识。这就是我当红军的第一课，也是我参加红军后第一次所犯的错误。　　　　　　　　　　简短的结语　　平江起义是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当时中国革命正处在艰难的时候；湘鄂赣三省反动军事力量比较强大，而以湖南为最；三省政治局势一般还是平静的，起义本身的准备和条件并不成熟。由于南华安特委被破坏，暴露了军队中党的成员，幸情报准确未遭毒手。如不当机立断，决心起义，这些暴露的同志固不能保存，未暴露的同志，也不易长期隐蔽下去。党在独立第五师一团建立起来的一点薄弱基础——八九个党员，有全部被摧毁的危险。团党委采取坚决态度领导起义，是完全正确的，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也是正确的。起义前，在同一个县境内，在同一个师中，有两个团是反动的，还有近两个地主武装，敌有多我两倍以上的优势力量，我仍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个别同志因急躁提早起义，该局部虽未收到良好效果，但未危害全局。在起义的全局方面，仍能沉着坚持，按照预定计划举行起义，举行誓师大会，宣布政纲。起义时革命的士兵群众组织比较普遍，党的成员只有八九人。起义后即遭到湘鄂赣三省反动军队的“会剿”，经过四十余天的打圈子战，才把敌人的“会剿”粉碎。那时，我们没有根据地，外省籍官兵又没有同当地的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地理人情都不熟，被迫接受紧张、连续的战斗任务。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时刻，发生了一小部分人员动摇逃跑的现象。这种现象一暴露，在创造湘鄂赣边区根据地的会议上，即决定把平江起义部队同地方农民游击队混合编组，使部队得到巩固和迅速发展。　　从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平江起义，至七月二十九日黄昏退出县城，这一段时间做了很重要的工作：用彻底的民主制度，粉碎了旧式的反革命军队制度，建立了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红五军崭新制度——没有这样一支红军的建立，就不可能迅速建立湘鄂赣边区大片苏维埃根据地；彻底粉碎了反革命的县政府、清乡委员会、国民党及其一切反动武装，这就是彻底捣毁了反革命机器；同时，迅速地武装了革命群众，建立了平江县临时苏维埃革命政府，释放了牢狱里的大批革命群众。平江县的反革命分子，杀害革命人民群众是无法数计的。我们成立了临时革命法庭，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替革命群众申了冤、出了气、撑了腰，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这是完全应该的，十分必要的。可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竟有个别人打着批判《怒潮》剧本的旗子，说什么“平江起义彭德怀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这不是侮辱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侮辱平江起义，侮辱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因而也就是侮辱共产党，站在反革命立场，替四十年前的反革命分子翻案。否定一切，否定平江起义，这是不正确的，这是罪恶。有人还说什么在清乡时杀害了农民，历史文件和参加平江起义的现在还活着的人，都可以证明：第一团到平江三十六天（六月十六日到七月二十二日）中，就根本没有清过乡；第一、三营和团直属队驻在平江城，就没有出去过；第二营虽然驻在南乡思村，也只在思村镇外几里以内野外演习过一两次。平江县南区党的地下工作者，早就有文章说明当时驻军的情形，此人还在。参加平江起义者，在人民解放军中，也还有人在。应当调查清楚，决不允许无中生有，别有用心地替反革命分子翻案。即或是站在宗派主义立场上，也应当批判。这种无事实根据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登载，不仅败坏报纸名誉，而且给投机分子、反革命两面派以可乘之机。　　独立第五师一团在平江起义以前，同一切白军一样，是一支反革命军队，是保护地主资产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工具，是镇压工人农民革命的工具，这就是它的根本性质。它的士兵绝大多数是穿着军装的农民，是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民群众。强制他们为剥削者和压迫者服务，这就是白军中的基本矛盾。但它用最严密的组织和绝对服从的纪律约束士兵，不允许士兵有任何自由活动。它对士兵有十大斩罪（如“营私结党者斩”），一切违反剥削压迫者利益的言行，都是不合法的。它有一套用人、行政管理和等级制度，它用各种各样的欺骗（如说“军队是国家的”、“共产主义是不合国情的”等等）和对军官的优厚待遇，来进行管理、教育。要改变这种军队的性质是不容易的。我在这个军队中，利用合法身份进行非法秘密活动近十二年之久，做出来的成绩是很微小的。其经验就是要善于利用各种矛盾，使非法变为合法，如使士兵委员会章程变为随营学校宗旨等。非法（即革命）是目的，合法是手段，不然就成了合法主义，反而成为反动统治者的附庸或帮凶。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矛盾在旧军队中是普遍地存在着，能灵活巧妙运用，就有机可乘；合法和非法斗争密切配合，达到统一行动。抗日战争时期，在伪军、伪组织中利用这种形式，起了一定的作用，保护了人民利益，但未很好地总结经验。　　注　释　　〔38〕一九二八年六月初，控制北京军政府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退居关外，被日军谋杀。张学良继任奉系军阀首领。六月中旬，蒋介石南京政府宣布东北问题将采取“和平解决之方略”。随后，蒋介石、张学良之间，互派代表，多次磋商。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从此将北京军政府的五色旗换成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旗帜。蒋介石南京政府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奉系军阀原有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项制度仍旧保留未变。　　〔39〕一丸二三年四月五日，湖南工团联合会等发起组 织“湖南外交后援会”，展开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六月一日，外交后援会调查员在长沙湘江码头检查日货，遭到日本水兵的殴打，群众激于义愤，聚集码头 达千余人。当时，停泊湘江的日舰派水兵赶来行凶，开枪 打 死 二人，伤数十人，造成“六一惨案”。惨案发生后，长沙市民数万人集会示威，抬尸游行，并罢工罢课表示抗议。六月中旬，群众的抗议行动遭到军阀赵恒惕的镇压。　　〔40）广暴，指一丸二七年十二月，张太雷、叶挺等领导的广州起义。　　　第六章 上井冈山（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　　　　　　　　　　粉碎三省“会剿”建立湘鄂赣边区　　 一、七两团和直属队撤出平江，转移到东乡龙门集 结，沿途农民热烈欢迎和慰劳，喊口号、唱歌不绝。农村 房屋虽然大部被烧毁，但农民还是尽量让出房子，给红军 宿营，不使自己的军队露营淋雨（农民对红军的称呼，我是第一次听到）。在群众热情鼓舞下，军队情绪饱满。　　第四团在浏阳受相当损失后，失去联络，过了两三天，地方党派向导将他们引来归队。　　在龙门休整近十天，做了以下几件工作：　　1．建立政治部工作。党代表滕代远兼主任，张荣生任副主任。政治部对军内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对外打土豪。没收分配要经过政治部批准。出布告、杀人宣布罪状等，由政治机关署名。　　2．继续加强士兵委员会工作，发展党组织（当时军队党还是秘密的）。连上建立党的秘密支部，发展党员的对象，主要是秘密士兵委员会会员。到十月，绝大多数基层单位都有了支部。　　3．从上到下地建立党代表制（委任）。　　4．加强宣传工作。连队、机关都做宣传工作，多数人手里都提着宣传筒。开始用红土，以后用石灰写大字标语，沿途及宿营地都写满了。　　稍事休整，八月中，湖南敌人约十二至十五个团继续向平江、浏阳集结，准备向红军进攻（这时农民叫我军为红军，叫国民党军为白军）。为避免同敌军硬拼，我军适时向江西之修水城进攻，进占渣津、修水约十天，解决了冬服；消灭白军一个营和二三百民团。　　九月初，湘鄂赣三省白军“会剿”开始了。我军退出修水城，占领铜鼓。我们相对分散部队，开始学习做群众工作。江西受盲动主义影响比较少些，群众比较容易发动和组织。不到一个月，修、铜一带群众有了一些组织，特别渣津地区群众已经组织起来。部队学会了打土豪、筹款、挖窖。地主一窖常埋几百、几千元，甚至万元。张荣生带的工作队，在渣津地区捉了一批土豪。江西土豪穿的很坏，我看了觉得实在不像土豪，放了一批，受了他们的批评。张荣生说：这些土豪都是罚款千元以上者。开始我还不太相信，以后看这些地主家属背来一袋一袋的银元缴罚款，我才相信了。　　占领修水的城市政策同平江起义时一样：按资本大小捐款，不满一万元者不捐；一万元以上者捐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反动政治代表和一般商人合伙者，除去反动部分，折价百分之三十缴款。官盐没收发给群众，造成后来没有盐吃，群众有意见。当铺宣布没收，凭票无偿发还原物。没收了两家较大的反动的布店，因军队要做衣服，没有分给群众，以后买不到布时，群众也有意见。在修水县城筹款不到三万元（没收布店除外），而捉土豪挖窖所筹款项比城市多了一半。以后在认识逐渐提高以后，改变了筹款对象。实际上，这是由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两个不同阶段的革命对象没有搞清楚而产生的问题。　　当我军向南进占铜鼓时，沿途群众很热情，商店也没有关门。敌人继续前进，我军向万载大桥转移，背靠浏阳。湖南张辉瓒旅三个团，突然向大桥我军袭击，打破了互不越省界的惯例。我们向平、浏、修、铜四县边界山区转移。江西、湖南两省白军向我夹击，我即向鄂南之通城、通山、九宫山地区转移。湘赣白军赶追，鄂军堵击，我们又从九宫山和修水、武宁间南进，到处消灭民团、警察，捣毁县、区政府，杀反动派，散发财物。消灭白军一个营为目的，尽量避开打硬仗。　　在反对三省“会剿”的战术上，是采取同敌人打圈子、打推磨仗（敌称为盘旋战术）。经常跳在敌军侧后方，使敌摸不着头脑，弄得敌人疲惫不堪。拖到十月中下旬，敌人精疲力竭了，在渣津消灭朱培德部一个整营，敌人停止了“追剿”，我们粉碎了湘鄂赣三省反动当局八月会议的“会剿”计划。三省交界的这个地区，对长沙、武汉、南昌威胁太大，因此引起他们严重恐惧。　　在四十五天的艰苦奋斗中，我方各种减员一千有零。红军缩小了（不到两千人），张荣生、李力两同志在这次三省大会剿中英勇牺牲了。张在临死前说：“共产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他是红五军最早的一个共产党员，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雷振辉（团长）、李玉华（连长）可耻地叛变了。李玉华造谣说“军长被围”，率领第一连伪称“解围”，逃跑投敌。大部分士兵识破其面目，又逃回来了，还有十余人被他骗走。雷振辉当晚未逃脱，翌晨出发时，拿出手枪企图凶杀叛变。被警卫张子久同志发觉，夺了雷的手枪，子弹击在地下。雷力大个高，又把枪夺过去，幸被连长黄云桥同志一枪结束了他的狗命。黄后来当赣南红独立师师长，在反五次“围剿”时牺牲了！　　后来，渣津一带群众因平江游击队狗队长（群众替他取的名字）乱烧乱杀反水了。群众原来对红军很好、很热情，现在对红军扯白旗、打土炮。当时平江党盲动主义也是严重的，我们感觉这个问题不解决，建设根据地、扩大红军、深入土地革命都是废话。　　十月中旬，滕代远同志以湖南省委特派员名义召集了第一次湘鄂赣边区党的代表会议（浏、平、修、铜、万载五县代表及红军代表的联席会议）。当时平江有县委，修水有工作委员会三个同志，万载有工作组数人；通城、通山两县没有取得联系；浏阳东乡有区委组织，浏阳县负责人是王首道，这里乱烧、乱杀脱离群众现象比较少些。决定在平江、铜鼓边界之幽居开会，记得开了三天或四天。这次会议对边区根据地的创造是有意义的，会议的主要内容是：1．建立湘鄂赣三省边界特委和根据地，选举湘鄂赣边区党的特别委员会，以王首道同志为特委书记，滕代远同志为红五军党代表兼军党委书记。2．反对了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思想。3．反对了严重的宗派主义，决定红军和地方游击队混编。在三省严重“会剿”中，重要干部有雷振辉、陈鹏飞、李玉华叛变或逃跑，士兵中也有个别叛变的。混编后部队政治上得到巩固，军民联系要好些。因主力红军是外籍人，人生地不熟，混编后，即变为人熟地也熟了，能提高地方武装的战斗力，又能适应斗争环境，分散与集中运用自如。4．这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对红军的建设是有益的。数量虽有所减少，而政治质量是大大提高了，取得了某些初步经验。体会到：没有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认识一致，是不能团结的。军队内部不能团结，军民也不能团结，没有军内和军民的团结，就不能长期坚持斗争，更谈不上胜利。5．也谈了平江起义的经验：（1）有共产党的领导，（2）有边区群众特别是平浏群众的支援，（3）有井冈山的旗帜和榜样，（4）有北伐时期的影响。这些是起义胜利、粉碎敌军进攻和“会剿”的主要条件。此外，军内士兵会的组织对维系军队良好纪律、巩固部队，都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在党组织力量和政治思想领导如此薄弱的情况下，不要说坚持三个月，就是坚持三个星期也是困难的。起义后我们被迫接受非常不熟悉的事情——主要是没有后方的作战，伤病员安置极端困难，给养靠自筹，医药无来源，这些是我在旧军队根本没有想过的事情。现在也学会打土豪、挖地窖筹款了，做群众工作也在开始学习。一切都是新问题，都要重新学起。　　会议对时局也作了些分析。大意是：1．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时，人民武装斗争是没有经验的。现在井冈山有了一年多的经验，建立了根据地和红军。2．国民党彻底反革命的面目已经完全暴露，北伐战争时期提出的一切政治经济口号，一点也没有兑现，没有解决任何一个小问题。3．人民对国民党的面目有了亲身的体会，对国民党是刮民党，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人民对国民党的清乡政策、屠杀政策表示了愤恨。这次平江起义，人民的态度就是这样明显。　　当时，我个人认识到，为什么要以井冈山为旗帜、为榜样呢？这个旗帜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实际的，不是空洞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失败了，都留存了一小部分力量，在井冈山会合，形成了当时的朱毛红军，成为红军旗帜，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要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在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根据地的问题上，我在一九二七年冬、一九二八年春就注意井冈山。我当时感觉，对天上有飞机，陆上有火车、汽车，水上有兵舰、轮船，且有电讯、电话等现代化交通运输与通讯联络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　　在部队混编后，主力保存十一个大队（连），三个纵队，每大队一百五十至一百八十人。其余编为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根据省委指示，我和滕代远、邓萍、贺国中、李灿、张纯清等同志率五个大队去井冈山与红四军取得联系。实际我自己也想去“取经”，想弄清革命的性质，分田怎样分法等等问题。其余六个大队分散在边区各县，归黄公略同志指挥。　　　　　　　　　　红四、五军第一次在井冈山会合　　在边区特委成立后，十一月间，天气晴和，农民秋收已毕，我和滕代远等同志率领五个大队，准备向井冈山前进之际，根据得到的敌情分析，湘赣两省白军又有向边区“会剿”之势。为了把江西白军部署搞乱，我军袭占了万载城，约占一星期之久，筹款万余元，补充了部队冬服。这时，赣省白军约两三个团，由南昌方向向万载前进，当敌离城半日行程时，我们即经萍乡和宜春之间向井冈山前进。　　在莲花城北约四十里处，红四军前委毛主席派何长工同志率约二三百人，先我到达该地，在道侧两翼大山埋伏。约花了一个多小时，彼此才沟通，他们才知道是红五军派来联络的部队，他们的任务也是要北进同五军取得联络的。莲花城有白军一个团驻守，我们于夜间从莲花县城西绕过，直插砻市（即现在宁冈县城），到达该地是在广暴纪念前几日。先在砻市会见了朱德军长，第二日到茨坪会见了毛党代表。他首先就说：你也走到了我们一条路来了，中国革命条件是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胜利，民主革命也要胜利。我想，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弄清楚，我们五军内有些同志就是把两个革命不加区别地混在一起，把消灭地租剥削和消灭资本剥削当做一回事。我当时在这个问题上虽感觉不妥，但理解不深，所以没有发言权。　　过了几天，四、五两军开联欢会和广暴纪念大会。搭起的台子，搭的不稳固，人一上去讲话时，就垮下来了。有人觉得不吉利，朱德军长讲：“不要紧，垮了台，搭起来再干吧！”又把台搭起来开会。在会上朱军长、毛党代表讲了话，我也讲了话，内容都记不起了。　　又过了两三天，党的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送到了。红四军前委召集了扩大会议，五军军党委常委同志均参加了这次会议。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逐段详细地讨论了这个决议。我对这次会议印象很深，认识了中国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而不是什么不断高涨；对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党的十大纲领〔41〕等有了比较深刻些的认识。前委对反对盲动主义解释得很详细，平江起义后，我对于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很有反感，觉得把房子烧了，人民住到哪里去？红军也没有房子住。反革命是人而不是房子。占领修水时，渣津、马坳一带群众已有初步发动，我军转移后，被平江游击队狗队长（老百姓这样称呼）把那块地方烧光。半个月后红军再去，农民挂白带子，对我们打土炮，封锁消息。当时盲动主义者叫这些群众为反水，对反水群众不是争取而是镇压。完全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把错误当做真理，把执行错误政策的说成是坚决革命，把反对错误政策的同志，说成是对革命不坚决，军阀出身靠不住。“六大”解决了这些问题，是使人高兴的。毛泽东同志在那次会议上，讲了烧房子脱离群众。他讲了在遂川（井冈山南）的故事，说开始农民都围拢来很亲近，当把洋火一拿出来要烧房子时，群众就跑开，站在旁边看了。你再去接近他一点，他又跑远一点。他又讲到红四军对宁冈反水的群众，是采取一系列办法去争取群众回家。我当时听了这些，印象是特别深刻的。这次直接接触了毛泽东同志，使我对他更加敬仰。　　这次会议正是我三十周岁时开的。是我半生受教育最大的一次。　　这次会议有王佐、袁文才两人参加。他们曾是当地两个绿林部队的首领，已加入了共产党。前委照顾他们的政治情况，把“六大”决议上关于争取绿林部队的策略，大意是争取其群众，孤立其头子这一段删去未传达。这件事以后被袁文才发现了，出了乱子。　　在会议期间，湘赣两省反动军队，正在调整部署，准备“围剿”井冈山。当时红四军还是草鞋单衣，冬服未解决，无盐吃，每天三分钱的伙食也难解决，只有离开井冈山到白区打土豪才能解决。可是伤病残人员无法安置，又不可能带走，似此，势必派队留守。当时，四军全部也不过五六千人，如分散，力量会更加单薄。为这些问题，四军前委开会讨论了多次，我也参加了这些会议。最后决定由红五军五个大队约七八百人留守井冈山，并让我任四军副军长，保护井冈山伤病员及一些家属小孩。我知道这是一个严重而又危险的任务。我回去同代远谈了，他当时是五军党委书记，由他召集了五军党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我、邓萍、李灿、贺国中，可能还有李光。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是来取联络的，任务已完成，应立即回湘鄂赣边区，传达“六大”决议。如果我们长期留在井冈山，就会影响湘鄂赣边区的发展。一种意见是接受前委指示，保卫井冈山后方，使红四军主力安全脱离敌军包围，向白区发展。如果红五军不承担这项任务，红四军离开后，湘赣边区政权也可能受到损失，甚至搞垮。故我们应当承担起来。第一种意见是大多数，第二种意见是我和代远。我们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准备牺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发展。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计划转移到敌后，也就是敌之外翼，配合守山部队，寻找战机夹击敌军，以打败敌军的“围剿”。他们从小行洲向遂川及以南前进时，江西敌军之谢文彬旅即尾随红四军之后。如果部署得好，是可能歼灭或击溃该敌的。我四军进至大余、南康，遭受谢文彬旅袭击，经赣南安远、寻邬向闽西南转进了，这就完全脱离了井冈山。坚守井冈山的五军，五个连分守五条路，成为孤军奋战了。　　　　　　　　　　井冈山突围　　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三天，湘赣两省白军约十二至十五个团向井冈山合围攻击。“围剿”井冈山之敌，湘赣两省各为四个旅八个团。进攻时，湘敌只发现七个团；赣敌除谢文彬旅尾随我四军外，还有三个旅六个团，进攻时只发现五个团。似此，进攻井冈山之敌，全部兵力大约是十二至十四个团。每团平均以二千人计，当在二万四千至二万八千人之间。我以七八百人对上述敌军兵力，敌优我劣，是三四十倍之比。重层围攻三昼夜，我黄洋界、八面山、白泥湖三路阵地均被敌突破。我守黄洋界的李灿大队（连），八面山之彭、李大队（连）均被敌隔断。　　我和贺国中在茨坪集合了三个大队、特务排及后方勤杂人员等五百多人，在敌重层包围中突围，如果不突围，当然会全军覆灭。但红军留下的伤病残员、妇女、小孩一千余人，要突出敌军重层包围，则部队要在前面开路，又要在后面掩护，真是不容易。从井冈山主峰腹部的悬崖峭壁处，在猎人和野兽爬行过的小道上，攀行了一天一晚，算是突出了敌军第一层包围。　　时值严寒，天下大雪，高山积雪尺许，我的干粮袋炒米丢失了，我不愿别人知道，两天未吃一粒米，饥饿疲乏，真有寸步难行之势。可是枪声一响，劲又不知从哪儿来的。在烂草田击破敌军阻击小部队，算是突破了第二层包围。　　突围的第三天，刚到大汾，又遭敌军三面伏击，在敌人三面火力交叉射击下，我们有全部被歼危险。只有集中三个大队突击一点。我军奋勇从中突破敌人伏击阵地，继续南进，算是冲出了敌人最后一层包围。可是敌方兵力大，我军人数少，突破口被敌封锁，后面伤病残人员又被包围，伤员亦无法救出。我红军被三四十倍优势之敌重层包围攻击，突围后又遇伏击，这样险恶的战斗环境，除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外，其他任何军队都会被消灭。敌军攻占井冈山后，一时反动气焰嚣张，追击、侧击、堵击、伏击，他们满以为捞到了很多东西，其实什么也没有捞到，被英雄的红军打碎了他们的幻想。　　可是这件事，在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后，我《人民日报》通讯员说成是彭德怀不要根据地，违反毛主席指示。我看这种人对根据地不是完全无知，就是打起伟大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不了解什么叫做根据地，也不了解如何才能创造根据地，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只是一位信口开河的主观主义者，他现在肚子吃得饱饱的，身上穿得暖暖的，也在随声附和地大骂违反毛泽东思想。让他去胡说八道吧，谨慎点吧，防止某天一跤跌倒，跌落自己的牙齿啊！　　从大汾突围出来，这时只有五百余人。越过上犹、崇义大山，从南康上游渡过章水。时值腊月三十日过大年时节，离河岸不到三里即一大村庄，有数百户，大地主家大摆筵席，庆祝年三十晚。红军一到，他们当然跑了。从井冈山突围以来，已有二十日，在敌不断追击、侧击下，饥疲交困已达极点，遇此机会，大家是喜笑颜开，饱食饱饮自不待说。在吃饭时，我说要快走，离开这村五里也好。其他同志都不同意立即走，主张明天拂晓走。我说：“此地离粤赣公路线敌军据点，远者四十里，近者才三十里，渡河地某镇有电话，恐已通知敌军。我军渡河近三小时，敌军可能已经出动，晚上十二点，敌军可能达到此地将我们包围住，明早拂晓攻击。过去敌军不敢轻率，现在是打破井冈山的时候，反动派气焰嚣张，敌军劲头很大。”他们都说，拂晓前出发没有问题。事实是，大家都很疲劳，把紧急情况看成了一般情况。平日滕代远同志对军事行动从不干预，这次他也不同意，把我气得难以形容。　　这天晚上我没有睡，也不能睡，到各连去看，都睡得很死，甚至守卫的也睡着了。我在外面走来走去，大概一点了，爆竹声中飞来子弹声，我即叫号兵吹紧急集合。在村外刚集合，敌军赶到，枪声一响就有些乱，我令向信丰方向前进，贺国中说，你带队走前面，我走最后掩护。走了约十里，贺赶来说，就是不见李光来，他可能带走了一些部队。天亮了，集合队伍检查，仅剩二百八十三人枪。其余半数李光带了不知走向何方。他们说，等一会儿，或者派人去找吧。我说：都不是办法，只有走出危险界。　　走了约十里，有些小部队在前面山上一字排开，望远镜中看到，很不整齐，知是民团，一冲就逃跑了，敌人也疲劳了未追。我们占领了有利阵地，隐蔽休息，赶快煮饭吃。一个半小时出发，走信丰东南之小河镇（信河之渡河点），向东走，经重石镇，向会昌方向走，然后向兴国去找地方党。这是一个大方向，使每个同志都知道。后来知道李光带了与我们相等的人枪，向广东南雄地区去了，群龙无首，不到一个月全部被消灭，李光下落不明。那天如果预先告诉了大方向，可能不致如此，这是领导者不周密所致。　　二月上中旬之间，我们到了鄠都之桥头。该地有党的秘密支部，有小游击队，对周围情况熟悉。他们替我们侦察敌情，准备向导，以便一旦发现敌情，随时可以行动。并替我们收买了近千发子弹。　　休息了两三天，敌人又来了，我们转移到兴国县的莲塘和东山，该地也有地下党支部，并与赣南红二、四团（小部队）取得联系。在白区有无地下党组织显然是不同的。在这里休息了大约五天，白军刘士毅旅来进攻。当地党通知我们，该旅只来五个营，有一个营和民团留守鄠都城。这时我们还保存三百人，二百八十三支步枪。我们决定当即出发，绕过刘旅主力，奔袭鄠都城。十八小时走了一百四十里，夜半到达，出敌不意，突然爬城袭击，立予猛攻，消灭该旅一个营、靖卫团和县警备队全部一共六七百人，缴获三四百支步枪，还缴了两挺轻机枪。县长逃脱。我被敌数旅之众，穷追堵击一个月有余，刚一落下脚来，即进行一百四十余里之奔袭，而且是攻城，这是完全出乎敌意料之外的。可见没有准备的优势并不等于真优势，有准备而加勇敢的军队，可以打败无准备的优势之兵。　　此役之后，鄠都一带群众，对这支红军称为天兵。红军对敌军伤兵，给他们上药，每人还发了两元零用钱。发了传单，向他们作了口头宣传。又将死者收集到一处，等刘士毅旅回城处理。俘虏兵三百余人，看了无不感动，其中半数以上当了红军。　　在井冈山突围以后，连遭败仗，力争打了这样一个胜仗，意义很大；但必须谨慎，不轻敌，才能保住这个胜利。估计敌主力一定回城救援，在下午约三时至五时之间可到鄠都城。我军须在午后三时以前渡过鄠都河，进到小密宿营。这时，已是午后二时余，一切准备就绪，就是找不到党代表滕代远同志。时间紧迫，最后在邮局收发处找到了他——因收集文件报纸时不慎，驳壳枪走火，从胸前洞穿，负重伤，倒在房内。　　我渡最后一船，渡河完毕已近三时。刘旅先头部队四时返城，隔河相望，甚有意思。刘旅只射击，未敢渡河追击。　　我们主力到城南三四十里的小密，已近黄昏，小部留河岸警戒。此地依山傍溪，群众全无惊慌，见到红军不但不跑，反而喜笑颜开。黄昏后，地下党支部书记来接头，他问我们是哪里来的红军，告以实情。他说：“昨晚听到城内枪声激烈，今早城郊有人过往说，昨晚红军打开了城，我不大相信，还以为是白军自己打仗。”我说：“你们能帮忙吗？”他说：“可以。党支部有二十余同志，还有农民会组织。”我说有二十余重伤员，其中有军党代表滕代远。他说：“有办法安置，群众好，我们会用一切办法保证你们的安全，医药也可设法买到。”我说还有余枪，昨晚缴获三四百支枪，破旧的烧毁了，完全好的枪还有百数十支，交你们保存。他说：“我们有党员和可靠群众，每人保存一支。”他又说：“能不能给几支枪，组织秘密游击队？”我说，可以。他说：“离这里四十里，还有地下党区委。”我说：“就是子弹少。”他说：“子弹不给都行，这里有钱，可收买零散子弹。”他问：“烧毁了多少枪？”我说：“在鄠都烧掉了约两百多支，放走了约五百俘虏，如早知道这里有地下党，就不会烧掉了。”他痛惜极了，说：“我们不知道，实在可惜！今早我为什么不派人或自己进城呢！老彭呀！我们老想搞几支枪，总是没办法搞到手，如早搞到几十支枪，这里就成为苏区了。”这时，贺国中进来了，他说，布置了警戒，同俘虏兵讲了话，大概有小半愿当红军。我介绍了上述情况，他高兴地说：“这下好了，我正在想伤员怎么办！”　　代远同志伤重，但无论如何不肯留下，要随队去，他说：“现在负责人仅你和贺国中两个人怎办？”我说：“你的伤太重，在胸部洞穿，还不知伤了肺没有，随军行动好不了，且有危险；伤好后仍回五军，现安心养伤。”算是说服了他。邓萍有小病，见当地有党又有群众，无论如何要求到地方工作，或留地方医治休息一时期。一直劝说到天明，他还是要留下，只好让他留下了。留了近百支枪给地方，以后发展为赣南独立团，成为黄公略第六军之一部。　　从井冈山突围后自己的感受：从井冈山突围到鄠都桥头约三十天，没有根据地的依靠，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使红军作战、行军都遇到很大困难。撤出平江时，第四团失去联络，地方党和群众把他们带来龙门归队；这次李光率领部队失去联络，就没有人去带路把他们找来归队。开始认识到根据地和民众的重要，但在当时还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敌攻占井冈山时，成了反革命高峰；红军奔袭鄠都胜利后，即由防御转为进攻，对根据地的重要性，在认识上又加深了一层。敌军是拜物教者，你不给他打击，他就不承认你的存在；只有他受到打击之后，他才承认你的存在，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　　鄠都城战斗胜利后，为了安全、休整、争取俘虏当红军，决定拂晓后离开小密。小密群众虽然好，又有党的地下支部，就是离鄠都城太近，又是在路口上，故决定移到会昌、信丰、鄠都三县交界之牛山，离小密东南三十里。该地在大山之中，警戒比较容易。同时，离开小密可以转移目标，避免白军来小密一带“清剿”，使隐蔽在该地治疗的伤员也安全些。到牛山时，民众插红旗表示欢迎，称红军为大兄。我们在此一连住了十来日。该地群众生活很苦。牛山普遍有三鼎会门组织，在赣南各县这种封建社团也很普遍。他们说：五百年前都是洪家，以后分为共产党和三鼎会，就是由洪字分开的，因此，三和共是一家。他们对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和反对的，反映了他们内部的阶级矛盾。在牛山的十天左右时间里，做了些宣传工作，贫苦农民参加红军者十余人，俘虏兵当红军者百余人。　　从代远在鄠都收集的报纸、信件中得知，“会剿”井冈山的湘赣白军已回防，湘、桂军阀间，蒋、粤、桂之间都有矛盾，刘士毅旅一个团驻鄠都城，旅部和缺一个营的团回驻赣州城。似此，再没有力量来追击我们了。把报纸上收集的材料综合起来讲了一次。军阀战争在酝酿中，新的形势要到来。这时我们人数虽然很少，倒很团结。讨论了鄠都战斗经验，批评滕代远同志不该一个人去邮局检查，几乎丢了性命。也批评了我，不该首先上城，这是拼命主义。讨论了李光失去联络的原因：当晚是年三十，伸手不见五指，李光那连走在中间，他走在先头，在去广东和信丰路口，他一定往南走了，看不见队伍，他以为自己掉了队，就使劲赶，结果越赶越远了。主要是看不见。以后，这样黑夜行军，每人背上要有一块白布，走先头的部队要带石灰，用石灰把分路口横断，最后的同志带扫帚，把石灰扫了。可见，这时大家还在想李光这个问题。讨论说，时局好坏，每人经常准备两双草鞋，只要不出李光这样的事（不掉队），有草鞋，又有炒米（干粮），什么坏时局也不怕。又说，注意打土豪时替军长搞匹马。我说，明天去袭占安远城，解决夏衣问题，大家就说，准备石灰筒写标语。这些意见都是战士自动提的，这里表现了团结一致，人人对革命负责（那时还没有“干部”的字眼）的精神。　　赣南气候在二月下旬就只着单衣。我军又奔袭了安远县城，消灭靖卫团、警察等反动武装。在这里住了十天左右，放出了在狱犯人，缝制了夏衣。收集各种报纸，分析蒋桂矛盾日益严重，江西省军阀内部亦有矛盾。我们准备打回井冈山去，恢复湘赣边区。某日，在县署反动文件中，发现有红四军在汀州消灭郭凤鸣旅，郭本人被击毙的消息。　　在我军进占安远城后，头两三天并不顺利。反动靖卫团强迫成万农民围着城，日夜打土炮。我们站在城墙上，对他们喊话也是无效。贺国中率领两个大队突出城外，打死反动团队数十人；捉了几百农民进城，给他们宣传解释，将没收反动商店和地主的财物分给他们。这样做了两三次宣传解释之后，围城的人就自动瓦解了。农民很勇敢，也很贫苦，在他们略有觉悟之后，自动来参加红军的有二三百人。安远城和北乡原有少数党的组织被敌破坏，党员被杀害者不少。县委还留有三个同志，逃在南乡、寻邬边界，又发展了十余人。　　在打散反动派围城之后，县委杜同志来城汇报情况，谈到他们县委靠砍柴和烧木炭卖维持生活，很艰苦。我们给了二三十两鸦片烟（从反动县政府没收来的）和二百元作为党开展工作的经费。他退还二百元，只拿去那点鸦片烟。杜同志说：“砍柴烧炭卖，可以勉强维持生活，现洋留着给你们做军费，鸦片烟卖掉之后，买个油印机和救济几个死难同志的家属。”他们的艰苦卓绝，真是令人感动。后来我在湘赣边和湘鄂赣边苏区，介绍过这个县委的艰苦工作的作风。在一九三一年粉碎三次“围剿”后，红三军团又到会昌、安远、寻邬等地开辟新苏区，这位杜同志还在领导安远县的工作，这里很快成了苏区。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他被诬陷为AB团被杀掉。这样惨痛的事，在王明路线时期不知有多少！一九四二年整风市干运动，毛主席的方针是：大部不捉，一个不杀，还向被整错了的同志道歉，使这些被整错的同志甚为感动。两者对比，毛主席的路线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多么伟大。　　　　　　　　　　红四、五军第二次会合于瑞金城　　我们得到红四军的确实情况后，即改变了打回井冈山的原定计划，经会昌进占瑞金县城，与古田、汀州靠近。数日后，红四军从长汀经古田来瑞金第二次会合。此时，红五军由三百人又发展到七八百人。毛泽东同志将中央二月来信给我看，来信对当时时局估计有些过于顾虑，为了减少目标，要朱、毛离开红军，把红军分散在农村。我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大意是时局紧张，主要负责人不能离开部队。有共产党领导，有正确的政策，红军是能坚持的。当年北方有一个白朗〔42〕到处流窜，以他为比说，他尚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坚持？信是由四军前委转来的，原稿留毛主席处。　　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写信给中央，我向四军前委汇报了撤出井冈山的经过。毛党代表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　　在瑞金，我们住了约一星期。四军到后，住了两天即开鄠都。在途中某地，没收钟姓地主谷物分给当地贫民。不知是地主同姓的狗腿子还是受蒙蔽的群众阻拦分谷，在分谷时，就发生了械斗（赣南地主操纵的姓氏斗争很严〔42〕 白 朗（一八七三一一九一四），河南宝丰人，民国初年农民起义军首领。一九一一年十月在宝丰组织农民武装，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一丸一二年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在河南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统治的斗争。一丸一三年底，他领导的起义军转战安徽、湖北、陕西、甘肃，一度称为“公民讨贼军”。一丸一四年夏回师河南，八月在宝丰、临汝间的突围战斗中牺牲。重）。四军司令部一个负责人，未经调查研究，即令将拦阻分谷的人枪毙了两个。红军不在当地停留，只是路过该地，此事很易被反动地主利用，造成械斗，模糊阶级斗争。午饭时，我和朱军长、毛党代表一起吃午饭。那时的午饭，各自用洗脸手巾包一碗饭，到时休息就地吃，也没有什么菜，吃冷饭，喝冷水。在午饭时，毛主席得知此事，当时给乱杀人这件事以严肃的批评，没有任何情面。对人民群众如此认真，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觉得这是一种好作风，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态度。这次是直接给我的第二次印象（在井冈山是第一次）。　　到达鄠都县城附近时，我提出率部打回井冈山去，恢复湘赣边区政权，当即得到红四军前委同意。　　　　　　　　　　回师井冈山 恢复湘赣边区　　从鄠都过河，又经小密，该地群众已经公开组织政权和游击队，群众对红军十分热烈。寄在该地的伤病员也好了，特别是代远同志，笑容满面回到部队。这时部队约近千人，穿着崭新的灰色军服，戴着荷叶帽，有些学生模样，别具丰采。　　我们告别了小密群众，感谢他们对伤病员的照顾。他们也说，红军帮助组织了游击队对付靖卫狗子。现在我们公开了，秋后不再送租了，以后还要分田。军民间谈得热火朝天，恋恋不舍，有些青年送了上十里路，还不愿意回去。这当然是滕代远等同志在医伤期间做了不少工作。在这里看出农民是多么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又多么迫切需要武装。有了这两条，他们由秘密而争取了公开，建立了政权。　　在小密，邓萍同志要求回队，我们开了欢迎会。我讲话，大意是困难到极端的时候，就是转变的开始，只要再坚持一下，就胜利了。井冈山被敌攻破时，是我们极困难的时候，只有三个多月变了。当时我们退却，敌人追击；我们对鄠都城来了一个奔袭，取得了胜利后，敌人即由追击进攻，转变为退却，我们由退却转为进攻。经验教训就是要团结，要坚持，要坚决；不要动摇，不要松懈，不要涣 散。这次绝大多数同志是坚决的，也有个别人不坚决。　　 这次又经过牛山，群众高兴，拉着红军衣服说，你们不要走了。经信丰县城以北，不意遭遇靖卫队三四十人，把他们全部消灭了，净是一些九响枪，交给信丰党了。他们有游击队六七十人，有梭镖和土枪。队长郭一清同志，是信丰的群众领袖，代远同志同县委接头时，决定郭随五军行动一个时期，再回信丰。郭以后在红五军当团政委，第一次占领长沙后，在撤出时阵亡了。甚为痛惜！　　 这次回井冈山和上次退出井冈山的形势完全不同，除在信丰消灭靖卫队数十人外，沿途再未遇见敌军。像屡次行军一样大概未出十日即到达井冈山，在茨坪住了一晚，会见了王佐。他的特务营没有什么损失。井冈山区群众被敌摧残得很厉害，湘赣两省白军在占领时，特别撤退时，进行了彻底破坏，烧光、抢光，屠杀也很惨；疟疾普遍流行，无药医治；无盐、无布等生活必需品。那时的井冈山，人口还不到两千，拨了两千银元救济老百姓。　　翌日到砻市会见边区各方面的一些干部，对情况了解比较全面了一些。永新地方工作是边区比较先进一些的县，还保存一个区比较完好，其他区有的搞垮了，有的转入地下。莲花、宁冈大体都差不多，有坚持零碎公开活动的，也有转入地下活动的。总之，敌人并没有把边区完全打坍。被敌捉去的一些革命群众和基层干部，关在酃县和汝城。县级和区级除少数叛变者外，大多数还保存。最大困难是日用品奇缺，特别缺盐、药、布等，迫切需要解决。　　红五军守黄洋界之二大队李灿、张纯清部还存在，伤亡二十余人，无其他损失。守八面山之彭、李大队在敌攻破八面山时，从险坡绝壁转入敌后，因队长、党代表是祁阳、宝庆一带人，想回本乡去打游击，这是地方观念和对湘赣边继续坚持斗争缺乏信心的表现。他们冒险脱离边区进至衡阳以东（现在的衡东县），被敌包围消灭了！此事，于一九五五年四五月间，我发现守八面山大队的政治委员李克玉，在海军航空兵中工作，这说明：该大队不是全部被消灭而是被打散了，或者大部或一部被打散了。永新、莲花、遂川地方武装各损失一部分，主要部分还保存了。我和滕代远带领突围之三个大队，除李光因失联络，带走一部分受到损失外，其他主要部分不仅保存了，而且扩大了一倍以上。把五军改为四、五两个纵队，贺国中为四纵队长，李灿任五纵队长；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共约一千二三百人。　　当时蒋、桂矛盾尖锐，蒋以鲁涤平率第二军离湘主赣，何键依蒋得主湘。蒋利用何协攻广西，蒋桂矛盾扩大为湘桂矛盾。这无疑对湘赣和湘鄂赣两个苏维埃边区的发展都有利，不应放过机会。湘赣边区当时的具体困难，也只有从发展中才能减少。军队与地方需要开一次联席会议来统一认识和行动。我和滕商得一致，以红五军党代表和军委名义提出开联席会议，讨论如何恢复边区工作。会议决定，五军和王佐特务营（二百余人）共同行动，先攻占酃县、桂东，消灭民团，救出在狱革命群众和干部，筹款和征集必需物资。攻克两城除救出在狱同志外，缴获物资不多。故又决定袭占广东境内之城口。城口是广东省向湘东南出口之小商埠，有三四百户，在城口缴获步枪数十支，子弹三万余发，筹款约三万元。打听到南雄无正规守军，又决定夺取南雄。占领五天。在城口与南雄买了大批药品及盐布，特别是奎宁（治疟疾特效）和阿德林。在南雄筹款及收集物资与城口大致相等，缴获的枪支子弹少于城口。所得的物资枪弹，是五军与王佐两部平均分的。给王佐部以优厚分配，王佐对此很满意。其余按边区统一计划分配的，也是和王佐共同商决的，他也是满意的。这次行动五军对王佐部的政治影响是好的。　　当时恢复边区的工作方针是：向外扩大苏区，从发展中来达到恢复和巩固老区。上述行动花了一个半月时间。　　回到莲花、永新、宁冈三县交界处，时值七月初旬，其热如焚。拟短期休整，编为两个纵队，九个大队。每纵队辖四个大队，纵队长是李灿和贺国中，党代表刘宗义和彭遨；军直辖一特务大队。　　　　　　　　　　攻打安福　　编就几天，特委召集联席会议。此次会议有特委、永新县委和五军军委、我和滕代远参加。特委书记是邓乾元，五军军委是滕代远。邓提出五军应根据向外发展的方针，夺取安福，说该城只有一个营，兵力薄弱。我反对进攻安福，理由是：吉安有敌一个师部和一个旅，永新、莲花县城各一旅两个团；安福城虽小，城墙高且坚固，不易攻克，守兵一个营不一定确实，且有民团，我攻城时，敌必从永新、莲花、吉安三面来援；我力量小，攻城即无力打援，可能陷入被动，对现在有利局势不利。城北侧溪河，水深流急，下雨即不能徒涉，即使攻克了安福城，也不能巩固。他们的理由是，打安福城时，敌必放弃永新、莲花向吉安撤退。我说，敌援安福，三面夹攻我军是肯定的，没有消灭敌人相当的兵力，敌不会放弃莲、永两城。争论的结果，他们是全体，我是完全孤立的一个人，就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决定了一次非常错误的行动，几乎全军覆灭（此事滕代远还在，可以进行调查）。那次行动本来应向遂川、泰和方向发展，或者向酃县、茶陵方面发展，这两方面都没有敌军主力。赣州只有刘士毅旅五个营，另一个营在鄠都被消灭。蒋桂矛盾很大，何键拥蒋牵动了湘军援蒋打桂，而茶陵、酃县固无守军，安仁、攸县、醴陵守敌亦不多。他们硬是不同意向敌薄弱方向发展。　　约在七月中旬进攻安福。敌派一个营离城三十里迎击我军，先我占领了一小高地，一接触即向安福逃窜。我军追至安福城边，发现守城敌军有一个团还多，而且是严阵以待。知中敌阴谋：诱我攻坚，调莲、永敌攻我背。我们当即决定立即撤退，当日黄昏向来路撤退三十里，在严田和安福间，立即造饭。时已夜半，拟拂晓前向来路撤回苏区，避免莲花、永新敌军夹击。拂晓前出发，我随黄云桥大队长走在前面，行不到一里，敌已预先埋伏，枪声一响，永新、莲花、安福三路敌军同时猛烈射击。幸黄云桥率大队异常勇猛，冲入敌阵，我后续部队一齐猛攻，将敌阵打开了一个缺口，杀出一条血路，退回永新根据地，突出了敌三面包围、北面侧溪河涨水不能徒涉的十分危险的境地。　　此役伤亡三百余人，纵队长贺国中阵亡，李灿负伤，参谋长刘之志阵亡。十一个大队长，九个负伤。敌军行动如此迅速，部署如此周密，出人意外，如果不是预先知道我军的行动，是难以设想的，我怀疑是否有内奸。　　打安福后，部队集结永新城西，纪念七月二十二日的平江起义。　　这一年（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中的经验教训是不少的，这一年也是最艰苦的一年。　　注　释　　〔41〕十大纲领，即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十条政纲：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等；七、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十、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第七章 重返湘鄂赣边区（一九二九年八月至一九三0年六月）　　　　　　　　　　回到湘鄂赣边区　　一九二九年秋，从湘赣边区率四、五两纵队回湘鄂赣边区。七月份，四、五两纵队集结永新、宁冈、莲花边界——也就算是苏区中心区，休整了一个月。八月张辉瓒师、谭道源两师共四个旅开始向我军进攻。第一线三个旅齐头并进，一路经永新、一路经莲花，向我休整地夹击；第二线一个旅为策应。我军约一千一百人左右，从敌军间隙中进至潞口砂（莲花县城东约四十里）埋伏，待敌主力进占莲花时，我乘敌之不意，袭击敌之后尾。当晚敌之尾后一个营和辎重进至潞口砂宿营，我已在敌前进路侧预先埋伏，乘敌集合出发时，猛烈射击。该敌大乱，我军猛烈冲杀，半小时全部歼灭该敌。敌全师辎重全被我缴获，可惜当时群众因敌军进攻，上山打埋伏去了，无人搬运，除尽量埋藏外，也顾不了打扫战场。此役是“避强击弱”，又打中了敌军要害——辎重，但如不扩大战果，仍然打退不了敌军的进攻。只有不顾小利，照顾大局，决心“避实击虚”，“攻其不救”，才能调退进攻之敌。遂迅速北进，攻占宜春、分宜，消灭地主武装，后又攻克万载。先威胁樟树，进一步威胁南昌。进攻湘赣边之敌，乘夜退回吉安。这次敌军被迫放弃了永新、莲花两城。此时，湘赣边苏区、并宁冈有三个完整县。　　我们乘胜进到铜鼓地区，回到离开一年多的湘鄂赣边区，时已九月。此时红五军有相当能力消化俘虏兵，故部队易于补充。九月下旬，召开特委和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介绍两个边区及红四军经验，主要是军队做群众工作经验、建设根据地经验（包括筹款）和军队政治工作经验。交换了情报：边区工作有了进步，留在边区的红五军六个大队无增减，地方游击队稍有扩大；盲动主义残余虽未完全肃清，但比一九二八年要少得多了，什么“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什么“烧，烧，烧得×毛×光”，这类极不文雅的盲动主义口号也看不见了。我们分析了形势：蒋桂矛盾已很紧张，蒋介石嫡系钱大钧军集结衡阳，湘军吴尚第八军集结祁阳，蒋桂军阀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江西方面第二军鲁涤平部和滇军朱培德之第三军也有矛盾，客观形势有利于革命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和苏区。　　红五军军委抓住了这一有利形势，认为红五军的主要任务是要把井冈山脉、幕阜山脉、九宫山脉打通，把湘鄂赣边、鄂南区和湘赣区南起井冈山，北抵长江联成一个长块；在此地区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地主武装民团，分配土地，建立党，建立政权，建设比较巩固的根据地，配合红四军前委一年夺取江西的计划。为适应上述情况和任务，把五军编为五个纵队，每纵队辖五个大队；另一特务大队、一于部训练大队，共三千一百人左右。划定各部游击区：第一纵队司令孔荷宠，活动于平江、修水、通城地区；第二纵队司令李实行，活动于浏阳、万载、萍乡地区，原该纵队司令黄公略调任五军副军长；第三纵队司令吴溉之，活动于铜鼓、宜丰地区；第四纵队司令郭炳生，活动于湘赣边苏区；第五纵队司令李灿，活动于鄂东南之阳新、大冶、通山、通城、蒲圻、咸宁和江西之瑞昌、武宁等地区。　　当时全五军三千人，还不及平江起义时多，但经过一年锻炼，素质大为提高。主要是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它所起的作用就大不相同了。以井冈山为旗帜，主要的就是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结合的关键在打土豪分田地，政治上打掉地主阶级的威风，经济上没收其财产分配给农民。湘赣边区实行土地平均分配，就是实行“耕者有其田”。湘赣两省白军“会剿”时，永新有一个区没有被搞垮，主要原因就是实行了这一条。这个方向大家认为是对的，但以它为榜样，具体地向它学习不够，主要表现在没有认真做土地改革工作。　　这次战略部署是正确的。半年之内，扩大了苏区，使三个苏区〔43〕基本上打成了一片；扩大了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也有很快的扩大。当时五军军部位于铜鼓地区为指挥中心，十一月中旬，我将上述部署以及与红四军会合后的经过，写信报告了中央。信是由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王首道同志带交的，信中并说到我入党及平江起义的大概过程。　　五军军部住下不久，十二月中旬，从各方收集的情报，知吉安敌军又在蠢动，准备进攻永新苏区。我和公略、代远、邓萍率吴溉之第三纵队、军特务大队、干部训练大队（培养连排长、政治委员），经株潭、宜丰、莲花城以东之严田，到达永新城以东靠拢四纵队集结，准备配合第四纵队迎击进攻之敌。当时吉安敌军似系谭道源师，他以为红军主力北进了，对湘赣边苏区又轻视起来。该敌刚从吉安城出来十余里，被我四纵队袭击，消灭一个整营，并有小部分缴获。敌即缩回吉安城，没有再出来了，可能是发现我主力集结。我即分途消灭遂川、泰和两县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地方武装在泰和、万安夹赣江有相当大的发展。　　赣南特委和湘赣边特委要求组织第六军，派黄公略任军长，另派一批干部。当时湘赣边特委书记是朱昌偕，王怀、周高潮等为常委。上述要求是他们亲自前来提出的。五军军委满足了他们这个要求，除派黄公略外，还派了一些高级干部如李聚奎、王如痴、陈振亚等，另派干部训练大队全部，人枪各百余（六军后改为三军，归一军团建制）。这大概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上中旬的事。　　我们在天河过的旧历年。　　一九三○年春，我们率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安福边界（离永新县城三四十里），整训休息，做群众工作，准备夺取安福和袁水流域各城。当时，蒋、冯、阎军阀间之矛盾日益明显，江西鲁涤平令靖卫团坚守县城。特委准备召开县以上党的联席会议。约二三月之间，中央巡视员潘心元来到五军军部，住约一星期。我们将黄公略成立第六军的情形告诉了他。潘说，成立后应归五军指挥。我说，主要看情况。六军在赣江以东活动时，归四军前委指挥比较方便；如它到赣江以西行动时，可归五军军委指挥；六军也可以指挥在湘赣边的五军部队。　　　　　　　　　　和中央巡视员潘心元的谈话　　我和潘心元谈过多次，上述只是一次。　　以后，我和潘谈到平江起义后，这一年多来，斗争最艰苦、最激烈，得到的经验教训也不少。主要是武装斗争方面：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没有武装斗争，也建立不起根据地。湘赣边和湘鄂赣边区的建立，就是这一经验的证明。武装斗争要有分工，即要有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没有主力红军打不开局面，粉碎不了白军进攻；没有地方武装，镇压不了反动的靖卫团、挨户团及地主富农的反水，也就保卫不了根据地。现在主力红军同敌军来比是弱小的，要研究如何以弱小的红军战胜强大的白军。我举了奔袭鄠都和去年八月潞口砂的伏击仗，这都是以弱胜强，出敌不意，又是攻敌要害，也就是攻敌必救的痛处，结果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种打法是旧式军队不懂得的。战机是经常有的，即敌军弱点是经常存在的，就是不易发现和不易及时抓住。红四军抓住了歼灭郭凤鸣旅的战机，就开展了创造闽西根据地的局面。我也举了去年六月进攻安福失败的教训，如果那次红五军这一千三四百人的主力被消灭了，对湘赣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就要增加多少困难！今天红军主力作战，务求每战必胜，这当然是难事，但须反对去年进攻安福这样的冒险主义。我们是由旧式的国家反动军队起义来的，一切由有后方供应，变为无后方供应，任何补给全靠自己，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现在我们初步学会了自筹给养，打土豪挖窖；自己扩兵来补充自己，争取俘虏兵当红军。　　我又谈到，在现在的条件下，要建立所谓巩固的后方，敌军打不进来的后方，这是不可能的。守井冈山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像红光医院那样集中地医治伤兵，在现在的环境下，是不适当的；只能依靠群众掩护，分散医治。我举了小密寄伤员的事实，我们党代表负伤后，也是寄在群众家医治好的。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我们准备采用这一经验，再不要起井冈山那样的红光医院了。那样的医院好是好，就是保不了。　　潘说，那又怎样叫做巩固的根据地呢？我说，巩固的后方是指军队有固定的医院、被服厂及一切军用物资储备所。巩固的根据地是指白军打进来，我们又能把它打出去；它又打进来，我又能再把它打出去，如此不断反复，人民群众始终拥护我们：对红军掩护、侦察敌情，对白军袭扰、封锁消息，对当地反革命分子，群众自动看押，甚至镇压，这样的根据地就算是巩固的。如果长期不能打退白军而被它长期占领，那就变成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了。如井冈山那样的，只算军事后方，我们守了三天，被敌打破了，即使三天打不进来，三十天也是会打进来的。　　潘说，守井冈山就是错的啦？我说，守井冈山有正确的，有错误的，然后又是正确的。经过这样的过程：开始以红五军五个大队守井冈山既设阵地，吸引敌人攻坚，疲劳消耗敌人，是为了使我转入外线的红四军能机动打击敌军，配合红五军打退敌人围攻，这是正确的。后因敌情变化，红四军受到谢文彬旅的袭击，他们放弃配合保卫井冈山，经赣南出闽西。他们当时只有这样做才能摆脱困难，保存自己。这时，红五军就成了孤军困守井冈山，敌军优我三四十倍，那它总会把井冈山打下的。在这种情况下，坚守井冈山就成了错误。我们当时不明了红四军的情况，如能及时了解情况，早一两天突出包围，那就要比较安全些。井冈山有五条要路，三条被敌攻破了，五军决定突出重围，保全红军，避免被消灭，然后再图恢复边区和井冈山，这是正确的，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样的事，在当时并不是那样容易决断的，如果预先没有一点准备，就很难设想。　　可是，事过四十年的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后，《人民日报》的通讯员，说这是不要根据地，违反毛主席指示！照他的意思是不要突围，而要同敌人把自己拼光。那才是要根据地，那才是执行毛主席指示？他自己违反毛泽东思想，却自封为毛泽东思想，他是投机分子，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又一次我和潘谈：我们还不大会做群众工作，只是做了一些宣传工作。至于如何在农村中建党、建政、分田，还未入门呢。今年局势要是稍微缓和一点，我们要抓紧学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分田。　　他也谈了一些时局问题：蒋桂战争终究会妥协，蒋冯阎虽有矛盾，不一定会爆发战争。他说要回上海去，其他地方不去了。我问从哪条路走，他说，想回浏阳老家一趟，然后走鄂东南回上海。他没有见过黄公略，那时黄已在赣江以东，万安县境内。　　　　　　　　　　袁文才、王佐事件　　在潘心元走后大约三四天内，一九三○年三月初，我们正将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吉安、安福边境，在进行夺取安福城的攻城练习。某晚深夜，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我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当时公略已去六军，代远、邓萍和我在。他们谈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说袁、王在永新县城县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王佐讲话时，把驳壳枪在桌子上一摆。现在永新城内驻的是袁文才、王佐部队，如不承认这一条件，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我说：“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时，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至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样快呢？”朱昌偕说，这完全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以后挑拨起来的。红四军前委于一九二九年一月讨论“六大”决议时，将其中有关争取土匪群众，孤立其首领一段删去未传达（讨论“六大”决议，袁、王参加了，删去那段是四军前委常委决定的），袁文才在红四军政治部找到原文对出来了。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后，将那段原文念给王佐听（王佐不识字），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信任的。”我说：打南雄回来以后，约半月，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一个人到王佐处，我想把王佐同袁文才的关系搞好一点，王总是撇开此事。黄昏以后，红五军司令部派传令兵来接我回去，王部警戒兵喊口令：“站住！”王佐很紧张，立即把手枪拿出来，左右人员也把枪端起来了。我知道他有怀疑，坐着未动，说：“这里没有敌人嘛！”又问：“传令兵同志，你来干吗？”传令兵回答说：“党代表要我来接你，怕路上有狼呀。”从上面事情来看，王多疑是肯定的。　　事情这样突然，时间这样紧迫，这样的事情，很不好处理。当时，军委开了临时会议，我与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张纯清）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三十里）接近县城，守住浮桥。等天明时再和他们谈判，弄清情况后，再行决定。据说四纵队一部刚到浮桥边，袁、王察觉，即从城内向桥上冲来，一在桥上被击毙，一落水淹死。袁、王部有二十余人系井冈山老土匪，冲出城外逃回井冈山去了。其余部分在城内未动。　　特委向部队说明袁、王“罪恶”后，将其部队改为湘赣边区独立团，受特委直接领导。以前我们没有预闻，以后我们也未干预此事。　　红四军离井冈山前，毛主席向袁文才做了很多工作，才争取了袁随四军出动的。在部队出动前，毛主席同我谈过。毛主席说，袁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四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这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我去送行，在茨坪房子外面荒土上，我们坐在地上谈的。这样做是想争取袁文才进步，使他离开旧基础，改换新环境。　　一九三一年粉碎第一次“围剿”后，项英来到中央苏区，富田事变的领导机关和部队（二十军）撤到河西永新。在讨论如何去争取他们时，我便同毛主席谈了袁文才和王佐这件事。毛主席说，讨论“六大”文件时，不应该要他们参加。在红五军四纵队靠近永新城时，袁、王那样惊慌，是可以怀疑的，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冈山，也是不怀好意的，袁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袁未逃回以前，王佐随五军行动时，还是表现好的，对五军是不怀疑的，那次随五军到南雄，是王自己提出来的，我们未向他建过议，要是王过去有怀疑，他就不会随我们出去。　　在庐山会议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有人说彭德怀为吞并袁、王所部，不惜杀害袁、王。此案必须请求审委弄清楚，我要是从袁、王所部拿回一杆枪，甘愿偿命赔罪。此事还有陈正人活着可查明。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特委同志也有责任，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假设这些合于当时事实，那么就同一九三○年敌人进行第一次“围剿”之紧急关头时，总前委在桥头决定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　　我第一次到井冈山和第二次到井冈山恢复根据地，是完全拥护毛主席对绿林部队耐心改造的政策的。只有用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和具体政策，才能逐渐提高绿林部队的政治觉悟，促其思想进步，才能逐渐分化和改造他们。什么“争取其群众，孤立其领袖”，这只是教条主义的阶级路线，而不是具体的实践的阶级路线。　　　　　　　　　　边区全盛时期与中央四月来信　　在袁、王问题解决后，只过三五天，三月初，我率三、四纵队攻克安福城，消灭守敌一个营和靖卫团共约六七百人。这时湘赣边有六个县城——永新、莲花、宁冈、泰和、遂川、安福，还有茶陵、酃县、万安等各半个县，这是边区全盛时期。　　红军继续攻克新余、分宜，三月攻占宜春，消灭了这些守城的靖卫队和警备队反动武装，在袁州（宜春）休整十天。四月份占领万载、铜鼓。中旬进攻浏阳的东门市、文家市，歼敌二百余。东门市是浏阳东乡民团反动据点。四月二十日前后，一、二、三、四纵队集中平江县东部之长寿街；四月二十五日前后，第五纵队在进攻瑞昌受挫后，亦从瑞昌、阳新边界到达长寿街，五个纵队共约五六千人。　　此时，蒋冯阎军阀大战〔44〕已开始，鲁涤平命令民团集中守县城，这对我消灭地主武装，发动群众，扩大苏区很有利。湘赣边苏区和湘鄂赣边苏区，连成了一片，中间没有白军隔断。打通湘鄂赣和湘赣的任务，在军事上已基本完成。地方工作跟不上来，只做了一些宣传工作。从一九二九年秋末冬初至此时，红军主力扩大一倍还多，士气高涨，是平江起义后之最盛时，地方红军也有些扩大。特别是攻克宜春时，正遇着鲁涤平从湖南招来一批新兵，一千余人，全部参加了红军，补充到三、四纵队，这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这时，湘鄂赣边区特委派去上海开会的代表已回到了边区，带回了一九二九年冬我给中央信后中央给我的回信，我们叫做“四月来信”。其中除称赞外，对建设根据地一项说：建设根据地是对的，但不要像你们所说建设在大山中，而要建设在大城市，像武汉这样的城市。从而五军内部就有了争论，也就是开始有了立三路线的影响，我在那时的认识也是比较模糊的。五军军委内部有个别同志开始反对右倾，对个别同志出身于富农成份加以攻击。我说，我们是有成份论者，但不是唯成份论者。他说，这是保护富农路线。从这次来信可以看出，立三路线不是从六月十一日才有的，而是四月以前就有了。不过这信没提全国革命形势，只提夺取大城市做根据地。可见，只要政治路线有了偏差，就会反映到组织问题上，如唯成份论就来了，而且剑拔弩张，不许别人批驳，随便污蔑别人为右倾。　　　　　　　　　　粉碎罗霖、郭汝栋师的进攻　　一九三○年四月三十日，全军向平江县城前进，决定“五一”节夺取平江城。当时守城者是何键部王东原旅之一个团，从上午八九时战至下午四时，大部被歼灭，少数逃走。这时蒋桂战争虽已结束，但蒋冯阎军阀大战全面展开，客观形势对我是有利的。　　在平江城休息两天，即攻江西之修水、武宁。当时该两城各约一营守军附靖卫团守城。消灭两城之敌后，使湘鄂赣边和鄂东南苏区连成了一片。　　我们全部歼灭修水城之敌后，武宁守敌弃城逃走了。得知罗霖两个旅四个团、川军郭汝栋部五个团，乘我五纵队离开阳新苏区时，进攻鄂东南阳新、大冶苏区。我们即率四个纵队前往粉碎郭、罗两师的进攻，一纵队留平江开展工作。　　红军所过之处，人民群众热烈拥护。浏、平、万、铜、修根据地遭敌严重摧残，多数地区被白军烧得片瓦无存，人民对红军尤爱之如亲人。残存的半升粮米和薯干，自己不吃，留给红军吃。进至阳新县龙燕区，该地群众对红军的热爱，比平江群众有过之而无不及。外地红军到达该区，均不愿离开。群众对伤病人员之照顾，真是无微不至。沿途欢迎红军之口号声、歌声、锣鼓声，响彻云霄。当年天旱，苦久不雨，可是红军路过，茶水满布，宿营用水煮饭，亦不感困难。妇女老小，人手一扇，站立道侧，替红军扇凉。到宿营地时，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开好铺，他们自己露宿，决不让红军露营。在营地终日歌声、口号声不 绝于耳。不间断地宣传鼓动，对敌军一层又一层地警戒， 封锁消息，保护红军。粮食缺乏，农民将自己仅有的一点 粮食、薯丝、玉米、稻米，自动地送到各部门首，倒在桶里 就走了。白军罗霖部闻风龟缩阳新城内，守乌龟壳。　　我们在群众高度热情的鼓舞下，决定进攻阳新城。 突破一道道的副防御，攻击终日未下。群众组织了许多担架队，把伤兵争着抬回自己村里看护医治，无微不至，真是比亲人还亲。郭汝栋从大冶前来增援，我们把进攻 阳新城改为监视佯攻，主力撤围打援，一次、两次命令都撤不下来。士兵说，一定要打下阳新城，打不下阳新城，消灭不了罗霖师，对不起阳新人民。经过反复说服，主力才撤出战斗，转移至大冶、阳新边境，击溃了郭汝栋五个团，消灭敌小半，乘胜占大冶，猛追至鄂城、黄石港，威逼武昌。在英、美、日帝国主义兵舰掩护下，郭之残部得以渡到长江北岸。当时我军无炮，对帝国主义的舰只无可奈何，只好听之。　　在黄石港宣布没收帝国主义的洋行、商店，成千成万农民组织成搬运队。这样大的群众行动，没有破坏纪律政策的行为，这样好的工作真是不容易的。我在这里真正看到了群众的力量。我们占领金牛镇时，没收一家大地主的财物，地方负责人宣布现金归红军做军费。农民挑着铜币、银币，一担一担地送到红军司令部，也没有发现短少。其他财物有计划地分配给了苏区和当地的群众。　　注　释　　〔43〕三个苏区，指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和鄂南苏区。　　〔44〕蒋冯阎大战，指一九三○年爆发泊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联军之间的大规模军阀战争。这次战争从五月正式开始，至十月基本结束，历时半年，主要战区遍及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陇海、津浦、平汉各铁路沿线的广大地区，双方共死伤三十万人以上。第八章 打长沙（一九三0年六月至一九三年九月）　　　　　　　　　　关于打武昌和立三路线问题　　一九三○年六月二十日前后，部队集结大冶、阳新边界之刘仁八和三江口附近，准备休息数日，派往上海出席中央召集的苏区代表会的红军代表回来了。何长工与滕代远先后差一天，都回到了红五军司令部。五军军委召集了扩大会议，滕代远、何长工传达了当时中央会议的精神（立三路线）。总的是中央认为全国革命形势已经到来，要组织全国暴动，自中央到各省、边区等，要组织行动委员会〔45〕。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是，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我们要武装保卫苏联。对国内军阀战争的估计，大意是两败俱伤，自取灭亡。红军的具体任务是：红三军团进攻武昌，配合二、四方面军（注：当时是二军团和红一军。）夺取汉阳、汉口；一军团夺取南昌、九江。三军团由红五军扩编，辖五、八军和十六军，八月一日要扩大到五万人，准备成立第三方面军。对全国各城市的工人和市民工作、北方农村工作、全国兵运工作均没有谈到具体情况。　　八月一日要扩大到五万人的问题，当时红军还不过七千人，如何能完成得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不实际，当时并没有帝国主义去进攻苏联，美国严重的经济危机波及英、法，日本正在图谋吞并东北。国内军阀战争不一定会打到两败俱伤，自取灭亡。也看不出我们党在白军内有多少兵运工作，每次消灭白军，都是红军硬打死拼，没看到军队起义配合。上述一切只是感觉，并不是真正理解。　　进攻武昌，这是具体的切身问题。当时武昌城有白军五个团据守，修了坚固工事，江面上各帝国主义兵舰满布，长江正是涨水期间，南湖水满，沿江只有一条大堤，只沿大堤才能接近城墙。蒋桂战争结束后，钱大钧军十二个团驻岳州休整，罗霖师驻在阳新城。我军进攻武昌，钱、罗两部必尾后攻击。前有坚城，后无退路，侧长江，背南湖，这比一九二九年一月井冈山突围和六月进攻安福还要危险多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扩编为三军团，我开始是不同意的。我说，现在红五军不到八千人，仅三团制的一个师；即使发展到三万人，也只有一个军。到五万人再成立军团也不迟吧，何必虚张声势，搞一些空架子。实际上不能提高战斗力，反而减弱战斗力，浪费干部，干部又缺乏。后来我提出一个妥协方案，要消灭鄂东南六县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红军，占岳州为后方，做打武昌的实际准备。　　遵照中央指示，成立三军团，辖五、八军和十六军。第五纵队扩编为八军，第一纵队扩编为十六军，二、三、四纵队改为五军，由军团司令部兼五军司令部。会议通过了这个妥协方案，成立三军团党的前委，中央指定我为前委书记。我在那时并没有认识立三路线的全部内容，仅仅是从打武昌这个具体行动问题，认为是军事冒险主义。对立三路线只是个别问题上的抵制，对立三路线从政治到军事、经济都是一条完全冒险的错误路线，是没有认识的。现在还想着，党中央路线错误，下级党在开始时不容易了解，因为它不容易了解全盘情况；即使了解了，也只能向中央建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避免严重损失，也只能抵制像打武昌那样的事。如开始就采取对抗，那就会有分裂党的危险。这个问题究竟应采取怎样适当的办法，到现在我还没有肯定明确的观念。　　　　　　　　　　占领岳州　　在刘仁八会议结束后，布置消灭鄂东南六县（鄂城、蒲圻、咸宁、嘉鱼、通城、通山）地主武装，略取岳州为后方。岳州有钱大钧两个大师（十二个团）约四万人，还有王东原旅直属队和一个团。以我们的力量，如何去占领岳州呢？决定红军以一部进占金牛、鄂城，声张要打武昌。蒋军果然受骗，把钱大钧两个师，星夜轮运武汉。岳州空虚，只有王东原旅直和一个团了。约六月底，通山、通城、蒲圻、咸宁等县民团，基本被我肃清。　　六月底或七月初，鄂南饥荒缺粮，五军军部驻在通山县城，开了一次前委会议，讨论打岳州的行动问题。这时钱大钧部已调到武昌，大家同意进攻岳州。在占领了临湘、城陵矶，进攻岳州时，消灭王东原一小部分，其直属队和团主力大部在帝国主义兵舰掩护下，乘船逃往洞庭湖中一角之君山。王旅的另一个团，“五一”节在平江已被消灭了。在岳州缴获了钱大钧部的不少弹药、军用物资和许多粮食，缴获七五野炮四门和山炮几门，红军开始有了炮兵。　　占领岳州后，英、美、日兵舰仍如黄石港一样，很猖獗，对城岸乱轰。我们隐蔽地架好了炮（当时，还只有我自己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待敌舰迫近时，还击了几十炮，大概十发以上打中了兵舰，从此它们不敢抵岸射击了。在黄石港时，我们没有炮还击它。在岳州，红军战士看到我们的炮击中了敌军兵舰，不约而同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第三天，洪湖段德昌处的红军，派两只小鱼筏子来侦察，我们用小船送了一些盐和弹药给洪湖红军。感谢段德昌同志，种了我这一颗不大好的种子。他如今早已到马克思那里去了，我呢，还留在人间。　　占领岳州五日，缴获的野炮带不走，只好炸毁。山炮则运了两门到平江，一直抬到长征时，丢到川贵边习水河去了。　　在通山县城前委会议上，邓乾元对滕代远、袁国平决定没收了一家商店的事，提出尖锐的批评，说这是反对“六大”决议，违反中央路线等一堆帽子。到会者被他闹得莫名其妙。邓是想利用此事把滕代远总政委推倒，他好来代理。因邓曾写过一封信给我，信中要前委书记考虑现在革命性质、打击对象、经济上没收谁。我接到这封信时，感到有些奇怪，民主革命阶段是“六大”决议明确决定的。刘仁八会议刚一结束，邓即找我谈话，他说滕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能当总政委。我说，滕是一个思想品质很好的同志，举了他在鄠都负伤的表现，平日在任何困难时，他都是乐观的，他同基本群众也有一定联系，他的总政治委员不宜调动。我入党不久，又没有学过马列主义，你来当前委书记，我仍管军事问题。他不干。在前委会上，我不能不说出老实话，我说，滕、袁没收一家商店是对的，这是鄂南六县反共总指挥开的，这叫做政治没收，并不妨害民主革命的经济政策。宣布没收后，又是交给通山县苏维埃接管，这个处理也是对的，邓也是懂得的。我把他想当总政委，我不同意，我要他当前委书记，他不干的情况讲了一下。到会者总有半数以上批评了他，他承认了错误，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意识作怪。大家看他作了检讨，也就算了。当时是六月底或七月初。　　　　　　　　　　第一次打长沙　　大约七月十五日回到平江，准备改编、补充、休整短期。八军以五纵队编为两师四个团，军长李灿，政委何长工。李灿伤发，密赴上海医治（通山会议前去的），被敌发现遭杀害。由何代军长，邓乾元任政委。五军也辖两个师四个团，我和代远兼军长和政委。第一纵队扩编为十六军，军长孔××，政委余××（注：当时十六军军长是孔荷宠，政委是于兆龙。）。孔叛变后，徐彦刚为军长，徐阵亡后，肖克继任，王震为政委。准备七月二十二日在平江举行起义两周年纪念。　　这时，湖南头号反革命、杀了几十万革命人民的刽子手何键，派三个旅进攻平江，以刘建绪为指挥。七月二十二日，敌先头梯队进到瓮江镇，离平江城三十里，二梯队进到金井，三梯队进到春华山，各隔三四十里，摆成长蛇阵。我军窥破了敌军进攻部署上的弱点，我主力于二十三日拂晓前，进到离瓮江五里处埋伏（待伏）好，在敌人向平江前进时，两翼奋起夹击，该敌大部被歼，小部逃散。当日即赶到金井，击溃敌之第二梯队，消灭过半。二十四日继续进攻春华山，击溃敌之第三梯队，消灭一部。我跟踪猛追，二十五日强渡●梨河，继续向长沙猛扑，突破一层又一层防御阵地，从午至夜半，最后激战于长沙城东阵地，拂晓前攻破守敌约五个团的阵地，拂晓占领全城。　　何键这只狼狗只身逃于湘江西岸。没有活捉这贼，此恨犹存！　　此役，三天打四仗，行程一百四五十里，经过待伏战、进攻战、阵地攻坚战，我八千人打败三万有余之优势敌军，这在军事史上是不多的。英勇顽强是中国工农红军和以后人民解放军的共同特点。　　占领长沙的第二日晨，由八军留守长沙，军长何长工、政委邓乾元、总政委滕代远、总政主任袁国平均留长。我率五军两个师（我兼军长）向易家湾追击，残敌已退湘江西岸。我在昭山下，找到救难之罗六十老倌。罗年近七十，须发均白。给予土豪财物，他不知我名和姓，我认其为恩人！我当时三十有二岁，前后已隔多年。　　易家湾到长沙四十里，虽有电话线，电话总是不通。第三日他们离开长沙市，到郊外同我通了电话，说反动派到处打枪、放火、割断电话，他们要撤出长沙。我说不行，立即清查户口，捉拿反革命分子。清查出大批何键部的反动军官、特务等。我率第四师立即赶回长沙，警备司令部出布告枪毙反革命。枪毙了不到百人，市镇秩序井然，贫苦人民热烈拥护。这说明，夺取政权没有武装是不行的，对反革命不镇压也是不行的。　　八月六日拂晓退出长沙，实际上占领长沙十一天。十一天中做了大量工作；二十八日正午即开了前委会，决定邓萍为市警备司令，并出了布告；出版了省苏维埃日报；“八一”召开了十多万人的群众大会，成立了省临时苏维埃政府、临时总工会；广泛宣传了“六大”的十大纲领；动员城市贫民和郊区农民及俘虏兵参加红军，扩大红军约七八千人；筹款四十万银洋，解决了红军被服、医药困难；缴获大量枪炮弹药和军用电台，武装了主力和地方红军；没收了帝国主义和地方豪绅财产分发给贫苦人民；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放出几千政治犯。这些胜利在当时是很大的，否认这些胜利是不合事实的。但这些胜利并不能掩盖立三路线的错误，挽救不了立三路线的失败。这一局部的胜利也补偿不了立三路线在全国其他方面的损失，特别是白区地方工作的损失。由于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胜利，对于立三路线，也起了支援作用。　　红军退出长沙的情况：何键集结全部力量十五个团，于八月三日晚，在帝国主义十余艘小型浅水舰掩护下，从长沙市上、下游渡过湘江，南北夹击长沙市。我十六军约二千人，位置于*梨市，维护后路安全（主要是●梨市浮桥）；一个师在长沙市西门沿岸，一个师在北门外，一个师主力在浏阳门外及天星阁附近、小部在城南四五里对猴子石方面警戒。军团总指挥部在浏阳门附近。另一个师在易家湾，对醴陵、湘潭警戒。四日四时，敌军开始攻击，拂晓接近浏阳门（即东门）。直至天已大明，还不见军团总政治部和省行动委员会出城。我率五军一个师三千人为后卫，控制浏阳门外高地。眼见南北对进之敌将要合拢，相距不过五里了，由北南进之一个团，进得比较快。我以两个连阻击由南北进之敌，集中师全力突击由北南进之敌，消灭敌之一个整团，才把总政、行委援救出城。全军安全向浏阳撤退，并掩护边区十数万群众安全撤退。　　　　　　　　　　成立一方面军 第二次打长沙　　约在八月中旬，五、八两军集结长寿街及其附近，准备整训一个星期。刚到两三天，某晚接到万载县委来信说，一军团从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转移到万载县境。我们当即派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前往联络、报告情况和请示。我们接到袁国平带回之指示信，一军团前委要我们向永和市之敌进攻，他们准备向文家市之戴斗垣旅进攻。由长寿街到万载往返需四天，我们得信后立即出动，到达永和市时，敌已先两天退向长沙去了。　　第三天，朱、毛率直属队到达永和市，我们又第三次会合了。当日开了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三军团前委同志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我提议三军团之五、八军编为一方面军建制，便于统一指挥。当时，五军约七八千人，八军约五六千人，军团部直辖特务团、炮兵团、工兵营约三千人，共约一万五六千人。十六军二千人为湘鄂赣边区地方主力军。一军团辖四、三、十二军，人数与三军团大体相等。号称一方面军，实际上不过三万余人，和退守长沙之何键部兵力相等。会议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从此以后，我即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了。　　会议还讨论了进攻长沙的问题，我未发言。从三军团本身来说，迫切需要短期整训。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三○年八月，部队扩大了六倍，从五月开始一直没有得到休整。有些连队不但没有党的支部，连党员也没有，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没有核心乙。这次打长沙和第一次是不同的。那次是迅速各个击破敌军，迅雷不及掩耳地给敌以袭击。这次追击之敌四个旅，一军团在文家市全歼了戴斗垣旅，其他三个旅安全退回长沙，原在长沙还有一个旅未出动。我军迫近长沙时，敌取得五六天时间准备，野战工事做好了，这就使我失去进攻的突然性，变成正规的阵地进攻战。攻城能否速胜，难以肯定。结果，围攻月余未克。　　第二次攻长沙未克，其军事原因是我军宜于运动战、突然袭击，缺乏正规阵地战进攻技术训练；政治原因是蒋冯阎军阀战争已经结束，蒋介石开始调兵向长沙增援，使守敌增加了信心。　　围攻月余未下，总前委决定撤出长沙战斗，转移至江西宜春地区，准备在湘江、赣江两江间机动作战，这是完全正确的。又决定以一军团去取吉安，三军团布置于袁水以北，威胁南昌，阻击援敌，并决定在湘赣边界反复作战歼灭敌军，这是对的。取得吉安，更有利于我在湘赣两江间机动。当时三军团方面有人提出打南昌，也有人反对。反对者的理由是：长沙既未打开，又去打南昌。南昌守敌虽不及长沙之多，但工事不弱；且城周多水池、湖泊，地形不利于进攻，而利于防御；蒋、冯、阎军阀战争已停止，敌军将要向我进攻，我应准备在赣湘两江之间，各个歼灭敌人。至于打南昌或打长沙，那时再看具体情况。另一派说，在湘赣两江之间进行机动作战，是打拳战术，打来打去胡子都白了，还取不到湘赣两省政权。这一派也就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被毛泽东同志说服了。　　注　释　　〔45〕一九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内以李立三为首的“左”倾领导者为推行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在九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 李立 三“左”倾错误以后，行动委员会仍存在了一段时间第九章 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一九三0年九月至一九三三年二月）　　　　　　　　　　三军团东渡赣江　　一九三○年九十月间，蒋、冯、阎军阀战争大体停止，敌军大举进攻，已在开始准备。同时，总前委得到可靠材料，证明立三路线已被揭露。　　在一军团占领吉安后，总前委改变在湘江、赣江之间机动作战的计划，要在赣江以东、大海以西的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谨慎地争取粉碎敌军的第一次“围剿”，准备长期斗争。从战略全局着眼，这一意见比前者更全面、更正确。当时，我对这个方针是完全拥护的，没有什么犹豫。　　一九三○年十二月上旬，敌第一次“围剿”开始，蒋介石命鲁涤平为总司令。红军第三军团从赣江西渡到赣江东。在三军团渡江之前，因三军团之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平江、浏阳人，八军大多数是阳新、大冶人，地方主义者利用这一点来反对过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认为这样既可以集中消灭敌大部队，也可以团为单位分散于湘赣边、湘鄂赣边、鄂东南区进行游击战，对将来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都有利。从坚持长期战争这方面看，这些同志也还是有些理由的，因此它就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但实际上一、三军团在战斗中一次要各消灭敌军一个师（六个团的师）是很勉强的，如果两个军团合起来消灭敌人一个师就比较轻松。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就占优势。我说：一、三军团分开，两军团夹江而阵，这对于目前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不利。不少同志担心三军团过江东以后，湘、赣两江之间谁人坚持，苏区不是白搞了几年！这是三军团带群众性的意见，也是正确地提出问题，必须重视。我说，湘鄂赣边区可扩大十六军；鄂东南已有五个小团，准备成立九军（一九三○年冬成立，约近三千人，一九三一年春，他们过长江以北，编归第四方面军，军长陈祁以下的绝大多数干部，被张国焘当做改组派〔46〕杀了）；湘赣边区已有独立师，可再加扩大。说明这些布置之后，他们的顾虑减少了。要坚持根据地，红军要有地方性，但又要反对地方主义，这是复杂的问题，要有时间逐步去解决。我说，有意见到河东讨论，但不能妨碍行动，更不能说一、三军团分家。这些问题总算是大体得到解决，但在思想上的认识并不深刻。　　这时总前委派周以栗同志以中央代表名义，到三军团传达指示。周到后，我将上述情况告诉了他，大问题是没有了。周问：“其他准备工作呢？”我说：“就是船还没有准备好，我去搞船去。”表示过江的决心。会议从上午开到黄昏，大家都同意了。我带了一个连把船搞好，回军部时还未散会。有几个团级干部，其中记得有杜中美，说：“为什么两个军团不能夹江而阵，一定要两个军团过东岸？我们有意见。”这就是地方主义，还有人支持，它还有一定力量，还要做工作。我说了几句，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我问：“还有意见吗？”他们说：“没有意见了。”我说：“明天拂晓开始渡河，船已准备好了。”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这在当时的政治思想水平，也并不是那样简单。可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及其后在北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说，这是彭德怀的阴谋，反对过赣江，预先布置好的。一个人预先说，不要过河；最后又说，要过河。难道一万几千人的武装部队，净是一些木头，可以随某一个人搬来搬去的吗？能够这样反尔复尔吗？我看是不行的。这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不合情理的、没有根据的推测。真正的教训是当时思想工作没做透。　　　　　　　　　揭露伪造信件粉碎第一次“围剿”　　三军团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之后，根据毛主席提出的粉碎敌军（十万）第一次围攻的军事方针，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把敌人引到苏区根据地内来打。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稳当可靠的战略方针。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以前，第一次对付这样大的敌人的进攻，需要取得作战经验。　　但是，当三军团逐步向永丰以南之黄陂、小布地区收缩时，越转向苏区中心地带，越见不到群众，甚至连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部队普遍怀疑这是什么根据地，还不如白区。原来是江西省总行动委员会（省委）对“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大量消灭敌人”的方针提出异议，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而不是进攻路线。他们的方针是“打到南昌去”，同总前委的决定是针锋相对的。他们始则对红军进行封锁、欺骗，控制群众，不要群众和红军见面；继则散发传单，发表什么告同志书，写出大字标语：“拥护朱彭黄，打倒×××”，这就不简单是党内路线斗争，而是分裂党、分裂红军了；由党内路线斗争，转移为敌我斗争了，这当然会为AB团所利用。大敌当前，如不打破这种危险局面，就不易战胜敌人。这时，三军团驻在东山坝，总前委驻在黄陂，相距六七十里，敌军已分路进入苏区边境，三军团处在一个关键地位。　　正在考虑如何打破这种危险局面，一九三○年十二月中旬×日夜半，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送来毛泽东亲笔写给古柏（毛主席秘书）的一封信（毛字另成体，别人很难学）。信中大意是：要在审讯AB团（反革命组织）中，逼供出彭德怀也是AB团，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另有近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我现在还记得头一句就是：“党内大难到了！！！×××叛变投敌”，一大串所谓罪状，其内容无非是右倾机会主义哪，投降路线哪。我边看边对周高潮说：“送信的人呢？”他说：“在外面。”我说：“是一个什么人哪？”他说：“是一个普通农民青年。”我说：“请他进来。”　　我看了信和传单，还未见周进来。我想这封信送给我，其目的在分裂一、三军团，拉三军团拥护省行动委员会。看样子不只送给我一个人，还可能送给朱德和黄公略等同志。如果真的送给了他们，这是一个最大的阴谋，处理稍一不慎，也可能产生一个最大的不幸！当时在我的脑海中回想着毛泽东同志建设工农革命军、建设井冈山根据地、传达“六大”决议、争取袁、王联盟、严肃批评乱杀两个群众的事；关于当时不应该留五军守井冈山的自我批评；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政治家风度。毛泽东同志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这封信是伪造的，这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　　约过半小时，周才来说：“送信人走了，追也追不到了。”我说：“送信人就走了吗？”他说是的。我想，这样重大事件，不派重要人来进行商谈，而派这样一个普通送信人员，既不要回信，又不要收条，这才怪咧！更证明是阴谋。如果有人把敌人阴谋信以为真，可能造出无可补偿的损失。周在桌上拿起伪造信看着，我问：“你看怎样？”周答：“为什么这样阴险呀！”我说：“明天九点召开紧急前委会议讨论这件事，除前委同志外，团长、政委、主任、参谋长都参加。”周说：“已经两点了，是今天九点吧？”我说：“是今天九点”。立时把滕代远、袁国平、邓萍同志请来，把信给他们看了，说明这信是阴谋，他们一致同意这看法。代远说：“好危险啊！这是一个大阴谋。”我们和总前委相距有六七十里，请示来不及，怕发生意外事变，我当即写了一个不到二百字的简单宣言，大意是：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打倒毛××，拥护朱彭黄，这就是阴谋分裂红军，破坏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一、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代远叫我：吃饭哪！我说：“还有几个字没完。”把宣言给他们看了，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　　一会儿，开会的人到齐了，我把那封伪造信和告党员及民众书，先给到会人看，读给他们听，又把昨晚送信的情况，同滕、袁、邓谈了（当时对周高潮有怀疑。对周进行了分析：周是大约十天前由行动委员会介绍来的，不过不是AB团，是立三路线者），决定把三军团的宣言和那封假信派一个班送到黄陂总前委去。此事交给邓萍办了。我和代远、国平到会场，大家正议论纷纷，有的激动紧张，有的怀疑。一进门，杜中美这个“张飞”说：“好大的阴谋！”我说：“是呀！”周高潮宣布开会，要我先讲。我说：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动，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公开宣传打倒毛××，拥护朱、彭、黄，这不是党内路线争论，而是反革命的行为，是AB团的阴谋毒计。省行委是AB团统治的，其中有立三路线者同它结成同盟。这封假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永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　　我讲这段话时，黄公略同志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我问邓萍同志，公略来干吗？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他就走了。　　我继续说，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长沙撤退后，我赞成在湘赣两江间机动。现在军阀战争停止，蒋介石、鲁涤平以十万大军来进攻，为粉碎它，就必须谨慎而又有把握地打败它。诱敌深入，利用山地，依靠群众，增加自己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拥护这一方针。如果违抗这个方针而又坚持自己的错误方针，总前委即可撤销我的工作，何须用阴谋办法呢？我们对邓乾元也不过是撤销了他的职务吧。我还说了毛泽东同志在传达“六大”决议时的认真态度和由瑞金到鄠都间，对有人错误地杀了两个群众的严肃批评。讲了这些话以后，到会同志的情绪转变过来了，把愤恨转到对富田事变，通过了宣言：反对反革命的富田事变，打倒AB团；拥护总前委，拥护毛政委；一、三军团团结一致粉碎国民党进攻。通过这件事，提高了部队的思想觉悟。　　第二天，我们将三军团开到小布，离黄陂总前委十五里。我亲自去请毛政委来三军团干部会上讲话，使三军团干部第一次看到毛政委。这一切都是为了反对富田事变，巩固总前委的领导。三军团前委宣言发布以后，过了几天，反动的省行动委员会过了赣江，到永新去了。因为这个阴谋挑拨失败了。那次他们也写了同样的假信给朱德同志，他也把假信拿出来了。白军前线指挥张辉瓒发生了错觉，以为红军内部分裂了，迅速进到龙冈，全师被消灭，他本人被俘。“前头捉了张辉瓒”，成了今天豪壮的诗篇。张辉瓒是主力师，他被俘之后，敌全军动摇，给了我顺次各个击破敌人的良好机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了，被欺骗的群众觉悟了，立即回家替红军带路、运伤兵。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胜利了，建立了以后人民群众对红军的信任。　　　　　　　　　　粉碎第二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一月粉碎第一次“围剿”后，蒋介石在三月又开始第二次“围剿”，这次总司令是何应钦，他的战术是“齐头并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使用的 兵力比第一次多一倍，西起赣江，东至福建之建宁，联营 七百里。到四月下旬，敌已逐步推进至富田、广昌、建宁之线。当时兴国还为敌军占据，红军主力一、三军团由龙 冈开至东固，离兴国六十里。有人说，这是钻牛角。毛主席约我到东固（三军团驻地）富田之间山上去看地形，我们饱吃了刺梅，才议这一仗如何打法。在龙冈讨论时，已决定在战役上选定歼灭由富田向东固前进的这路敌军（此敌，系北方队伍，初到南方不习惯，又没有同红军作过战，记不起是上官云相，还是罗霖军（注：当时在富田地区的敌军中的北方队伍是王金钰军。）），但是进到什么地方，才最有利于我军歼击，这个战术问题尚未确定。我们到东固后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几次难于肯定。这次到实地侦察，解决了如何打法的战术问题。决定一军团之三、四两军在离东固约十五里处布置阻击和伏击阵地；三军团绕至敌之右侧背，是一个背水（背赣江）阵。毛主席问，有无危险？我说，无危险，敌人意识不到我军会敢侧敌侧水进攻敌人。　　接触不到两三个小时，敌就被一军团击溃，三军团未赶到预定地点，使敌逃脱了一部分。此役一胜，势如破竹，从西向东逐次击破，最后一役是在建宁歼灭刘和鼎师。十五天横扫七百里，三万五千红军，击破二十万白军，是以弱胜强，各个击破敌人之典范，内线和外线相结合之典范，创造了红军战争之军事辩证法。　　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一些东西：毛主席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此役集中优势兵力，“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他对此运用得最熟练。　　建宁战斗是三军团打的，得城后，决定三军团去进占黎川。　　　　　　　　　　杀了黄梅庄　　一、三军团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进攻。三军团在粉碎第二次“围剿”的最后，在福建建宁消灭刘和鼎师，转移到江西之黎川县做群众工作，筹款，准备粉碎蒋介石的第三次进攻。这时在报纸上看到，蒋介石委任黄公略的堂叔父黄汉湘为宣抚使，进驻南昌。这是“宣抚”谁呢？当然是蒋介石在两次大举进攻失败后，企图以阴谋手段分裂红军，“宣抚”黄公略。　　过了两天，黄梅庄这个大流氓果然来到黎川，还带一青年特务，装扮为学生。进我军防线时，自称是黄公略亲兄，警戒部队把他送到三军团指挥部，我安置了他的住宿，即约滕、袁、邓谈。介绍黄梅庄的情况：黄梅庄系大学生，黄公略的大哥，大老婆生的，比公略大二十余岁，看起来似公略的父亲。他虐待公略，不给公略钱上大学，贱视公略母更甚。蒋委任黄汉湘为宣抚使，幻想勾引黄公略叛变，黄梅庄即为此事来穿线。黄汉湘系政客，黄梅庄为流氓。公略母年已五十，是丫环提为妾的，平江起义后，被黄家逐出家门，她表现很好，对公略无怨言。我说，对黄梅庄不采取欺骗手段，就得不到实证。得证据后将黄梅庄处决，再告公略，断绝蒋介石的幻想。他们同意了。　　过去我与黄见过面，这次我装得分外“亲热”，待以丰盛午餐，且专备“竹叶青”。我敬了他的酒，说：“我喝半盅，你的酒量如海，饮一盅。”他一口即干，我说：“你的酒量大，我不能多饮。”他说：“我喝两盅，你一盅。”想把我弄醉，搞情报。他只知道我不饮酒，不知道我能饮而不饮。我喝了两三盅，还吐了一些，他满满地喝了五六盅，说：“你们连续取得胜利，势力发展得真快！”我说：“不大，公略军才三万人，我也不过五万。”他见我说出兵力，很高兴。说：“再喝一盅。”我喝了半盅，说：“好！汉湘先生高升，公略与我同贺。梅兄冒暑前来，必有贵干，祝你成功。我和公略相知甚深，情同骨肉；患难与共，素称莫逆。如有好处，幸勿瞒我。”他连说：“不敢！不敢！”他酒量虽大，此时亦有半醉。我说：“我们共才几万人，能编个什么呢？”他说：“总司令！总司令！公略去仍当军长。”尽吐实情。我说：“这是你想象的吧，怎么能保证呢？”他说：“不是。委员长（指蒋）、汉湘叔，均有信给公略。”当时，他酒已到八九成，说话颠三倒四，连说：“高兴！高兴！再来一杯。”我说：“勉陪吧！”谈着，他把皮箱底层剖开，从夹层拿出蒋介石、黄汉湘给公略的信。蒋信大意是：校长不才，使你走人歧途等。黄信说：蒋公美德，叔亦愿为你说项等，一套鬼话。看他酒性发作，似难支持，我说：“梅庄先生睡睡吧，我也去睡睡，晚餐时再谈。”　　这时，膝代远、袁国平、邓萍同志还在等我告情况，我即将实情告知。袁说：“将黄梅庄头割下来，包好，用小皮箱封着，叫随梅贼前来的特务，星夜赶送南昌，只说黄梅庄已密去黄公略处，数日后可来此地接他。”此事交政治部保卫部长杜理卿（即许建国）处理的。邓萍以公略名义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蒋贼卖国，屠杀工农，罪当处剐；汉湘附逆，亦将引颈受诛；梅庄甘当走卒，还尔狗头，以儆效尤。将黄头密封，信附其间，交黄梅庄随从速送蒋介石。将黄梅庄罪证和处理经过即告公略同志，他很高兴地回了信，同意我们的处理。　　不久后，蒋介石将宣抚使署名义取消了。从此，对红军不再抱这样的幻想了。　　　　　　　　　　粉碎第三次“围剿”　　在第二次围剿以后，不出两个月，蒋军进行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指挥，兵分几路记不清了，约三十万人，以陈诚、卫立煌、罗卓英、蒋鼎文、赵观涛、熊式辉等为各路总指挥，长驱直入，齐头并进，将我苏区县城尽占。我方面军仅三万二三千人，被迫绕道闽西之将乐、连城到瑞金，经兴国至老营盘，企图从赣江边之富田突破敌之薄弱部分，被敌发觉。我军改从良村突破，进攻黄陂。两役消灭敌三个师，吸引蒋军向黄陂回击，我军从间隙中转回兴国境内。待敌发觉，再向兴国时，我军已取得半月休整。敌军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精疲力竭，减员三分之一，不能不撤退。乘其撤退时，消灭蒋鼎文一个旅，在东固、白水地区消灭某师（似韩德勤师），结束了第三次反“围剿”战。　　这次战役的特点是，充分发挥了毛主席灵活机动之战略战术方针。三个月的艰苦战斗，战胜了十倍之敌。以相对劣势装备和绝对劣势兵力，无后方接济的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创造了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一套崭新的战略战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库中新的发展——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这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常讲的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仍然是指导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武器。　　　　　　　　　　创造新苏区 学会做群众工作　　在粉碎三次“围剿”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下旬，三军团奉总前委指示，分布在会昌、安远、寻邬、信丰及鄠都以南地区，中心是放在会昌、安远。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两个多月的成绩还是不小的：消灭地主武装，肃清民团；做群众工作，分配土地，创造新苏区；成立了一个赣南独立师，一千五六百人，黄云桥为师长。每个新成立团是从三军团中抽一个连为骨干扩大起来的，很快就有了战斗力。这个经验运用到抗日战争中也是好的。三军团本身由一万五六千人东渡，经过三次反“围剿”战役，只剩有一万人左右。现又争取了约四千人补充三军团，建立了安远、会昌、寻邬、信丰四个县的政权，并建立了一些县、区的地方武装，约近半数地区分配了土地。我当了三年多红军，这时才学会分田。对毛主席的三大任务——打仗、做群众工作、筹给养——才体会到：只有做群众工作，从发动群众到建立政权、分配土地，群众才把红军看成是自己的军队；军队中的阶级觉悟就迅速提高，就能自觉遵守群众纪律；筹款、筹给养时也不会把富农当地主打。对红军的三大任务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有了体会。　　　　　　　　　　打赣州　　正在深入展开土地改革斗争时，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接到方面军总司令部命令，三军团停止地方工作，只留少数干部继续坚持，要三军团夺取赣州。我接到这项命令也是乐意执行的。还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中央局某负责同志曾问过我，可不可以打下赣州？我说：赣州守军马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当时我想，赣州城是赣南的商业中心（三四万人口），也是反动中心。打下赣州，对发展和巩固赣南十二县（赣县、南康、大余、上犹、崇义、信丰、龙南、定南、全南、寻邬、安远、会昌）有利；又能使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巩固后方，使中央苏区形势更好，党中央和中央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就比较安全；红军再向北发展，不仅无后顾之忧，而且有了一个新的态势，更有利于机动作战。这样，我们占江西省一大半：即南有中央苏区，西北有湘鄂赣边区，东北有闽浙赣边区，左有湘赣边区做依托。　　赣州城在章、贡两水汇合点，三面环水，只南面是陆地，敌人长期设防有准备。我围攻月余，爆破几次均未成功。　　打赣州有以下错误：　　从政治形势看，当时处在“一二八”事变〔47〕的形势下，应当高举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旗帜，以停止内战，开赴抗日战争前线为号召，改变某些具体政策，适应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当开向闽浙赣边区，以援助上海抗战来组织抗日力量，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一切卖国阴谋。按上述方针，打通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边区的联系，扩大苏区，扩大武装力量，为以后反“围剿”准备条件。打赣州不仅没有利用“一二八”事变，高举抗日旗帜，在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国民党，反而给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找了借口。也没有估计到我军进攻赣州，蒋介石就可能让出大庾钨矿给粤军，作为勾引粤军“围剿”我军之条件，客观上对于蒋粤矛盾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我在当时没有这种认识，执行方面军总司令部打赣州的错误命令时，不仅未加任何抵制，而且是自觉地坚决地执行。只想打开赣州，解放赣南，联系湘赣边区，巩固后方，保证瑞金（中央所在地）安全，然后再行北进。这样片面的想法，显然是脱离了当时客观政治形势的。　　从军事上看，当时罗卓英率两个师从吉安沿赣江西岸南援，广东两个师六个团由南雄沿粤赣公路北援，我应集结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于南康机动位置，另以其他部队围困赣城进行佯攻。那次消灭两路援军的任何一路都是最好的机会，但我未积极建议打援。久攻不克，援军既到，又未迅速撤围，屯兵坚城下，相持日久，兵力疲劳，致遭敌袭。其次敌情不明，对敌兵力估计过低，实际守城敌军比估计大一倍以上。此事，直到一九六五年看到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登载当时守赣州的旅长马昆写的一篇守赣州经过，才知当时马旅是八千人，地方团队经过改编整训一万人，共一万八千人。我三军团兵力才一万四千人。敌以优势兵力，据坚防御，当然不易攻克。如当时守敌只有八千人，我想是打开了。敌情没有确实弄清楚，就贸然攻坚，这也是一次严重的错误。　　　　　　　　　　粉碎第四次“围剿”　　从赣州撤围后，集结江口地区，中央局赶到前方来开会，毛主席也来了。当时，会上有两种意见：中央局主张三军团出赣江以西，占领上犹、崇义，发展苏区，使遂川以及泰和、万安、河西部分地区，和湘赣苏区联成一片；毛主席的意见是，三军团向北发展，占领资溪、光泽、邵武地区，和赣东北打成一片。我没有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而同意了中央局多数人的意见。当时我如支持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局可能会重新考虑。　　当时我为什么同意中央局意见，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见？也还是前面所叙对攻占赣州的想法。除此以外，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四中全会（王明路线）实际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把它称为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化的。至于它同样是反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是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也即是依靠红军打天下的单纯军事路线，我当时完全没有这样去想。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　　江口会议后，三军团进到上犹、崇义、桂东、营前地区。毛主席率一军团占领漳州，后出广东在南雄以东某地和粤军十余团打一个相持战，三军团赶到时，敌我都已退出战斗。像手足一样的两个军团，分开都没有打好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那次战斗也是可以歼灭敌军的。这证明，一、三军团分开作战是不利的。　　三军团到广东南雄地区同一军团会合时，毛主席还在随第一军团指挥。六月中下旬，一、三军团会合后同时北进，三军团经鄠都、兴国向宜黄，又东转广昌向南丰前进。这时，前方总司令部已改组，朱德仍为总司令，周恩来为总政委，刘伯承为总参谋长，毛主席离开了部队。　　一九三二年八月下旬或九月初旬，三军团奉命夺取南丰①。该城是蒋介石预备进攻基地，自二次“围剿”被粉碎以后，就开始设防，有坚固工事。蒋介石把南丰看做江西东面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称战略支撑点，有毛炳文六个团驻守。我强攻两天未克，伤亡约千人，三师师长彭遨阵亡。这时，方面军领导来了，有朱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原任中央局书记，当时似乎不再兼了）、刘伯承总参谋长，惟不见毛主席。我问刘：毛主席未来？刘答：政府事忙。这时，军团内的行政管理、党委领导、政治工作制度等，王明路线还未完全统治得了，大体还是照旧。　　我们继续围攻南丰城，但未猛攻。守敌毛炳文告急，蒋介石调驻吉安两个师，沿永丰、宜黄侧我苏区边缘东进，增援南丰。三军团改强攻为佯攻，和一军团一道转移至宜黄、乐安之线以南，侧击东进之敌，消灭援敌两个师。宜黄敌一个师向南出击，我又歼灭该师，活捉该师师长陈时骥，共歼敌二万八千人。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粉碎了。注：①红军夺取南丰城是在一丸三三年二月。　　注　释　　　　〔46〕改组派，是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初期的国民党派系之一。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汪精卫的国民党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党合流。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改组派”。　　〔47〕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进攻。当时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和上海人民一起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英勇抗战，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这次抗战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出卖而失败。这次事件通称“一·二八”事变。　第十章 在反五次“围剿”前后逐渐认识王明路线（一九三年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四年九月）　　大概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传达了四中全会，说四中全会如何伟大正确，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国际路线；讲到召开四中全会前如何进行党内秘密活动，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同志，如何敏锐地认识三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时的调和主义。使我听了，不是三中全会的中央决定要开四中全会的，而是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在党内进行秘密活动，对三中全会中央突然袭击，迫使中央召开的。这使我对四中全会的合法性有了一些怀疑。在谈到调和主义罪恶如何大时，我当时想：已经撤销了李立三的领导工作，李本人也承认了错误，并去莫斯科学习；三中全会中央又发了补充指示（通知），说明李立三不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而且是路线错误，这个问题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解决了，为什么还要开四中全会呢？我怀疑四中全会有宗派主义倾向。我当时是三军团前委书记，应当认真传达四中全会，联系立三路线进行讨论，我没有传达这次会议，而政治部系统是传达了。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是袁国平，我也没有过问此事。　　当时中央的各项决定，大部分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一些具体问题，我也有过不同的意见。在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撤销一军团政治委员罗荣桓的职务，不久撤销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的职务。我电告博古，现在战争环境，军中高级干部不宜轻易调换，滕同三军团群众有一定联系，请求免调滕代远，博古没有回电，我生闷气，代远当然服从命令走了。军队中取消党委制，实行单一首长制，即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不要老政治委员，而要换新政委。不依靠群众的单纯肃反观点，造成军内人人自危，军队内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特别是原属政治部的锄奸部，改为保卫局，为政治部平列机关，不受政治机关领导，形成特殊化、神秘化，严重地脱离群众，造成互不信任。军队也不做地方群众工作。以上毒流很久才清除。不久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其罪状是罗明在一封信中说，苏维埃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具体政策应有所不同。这完全是对的，这是什么退却逃跑、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呢？　　从粉碎四次“围剿”到五次“围剿”开始，苏区毫无扩大。派去湘鄂赣边区和鄂东南区的钦差大臣，把当地党政军大批领导于部打成改组派，加以杀害，放上他们派出去的钦差大臣，或调换气味相投的一些人。这些事实使我慢慢认识到，四中全会是小资产阶级宗派篡夺了党中央领导权。　　此事到一九四四年一二月间，我到枣园毛主席处说，四中全会是不合法的？毛主席说，四中全会合法还是合法的，因为它得到国际〔48〕的批准。我的怀疑也就消除了。　　　　　　　　　　连城战斗　　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被粉碎，这给了王明路线在军队中贯彻的机会。王明路线大肆宣扬四中全会如何正确，在行动积极化的口号下，红军根本得不到休息、补充、训练。王明路线机械地了解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在战术上也要求以少胜多，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　　一九三三年夏，三军团即转入闽西作战，取得清流、归化、将乐、顺昌四城，相当大片土地。不叫部队做群众工作，让立即去进攻连城，限时限刻到达，并指定攻击点（从北向南攻击）。你要改变他的错误部署，下级改变上级企图，必须完全负责，什么，什么。在这里联合兵团作战和独立兵团作战应加区别：前者应该严格些，后者应给予最大的机动权力，以便于灵活地完成任务。教条主义常不加区别，看成一个公式。　　当时连城有十九路军之区寿年旅三个团，守着强固的野战工事，装备在当时白军中数第一等，有相当战斗力。我由北向南完全处于仰攻，难于接近。五六月（注：公历为七八月。）天气，在闽西其热如焚，带领侦察排侦察了一天，找不到攻击点。按其办法是完不成任务的，要完成任务必须机动，改变原计划。将情况电报司令部，得到批准，改为由南向北攻，这仍然不能完成任务，必须根本改变计划。连城以南三十里之朋口，有区寿年旅之一个团（缺一个营）据守，工事坚固，地势险要，但守军少，采取围攻打援来完成任务吧。激战一天，消灭了一个营，包围着一个团直属队和另一个营，区寿年果然倾城来援。消灭其来援之敌一部，余向连城以东之沙宁方向逃跑了。此役，如一、三军团在一起作战，则区旅是可以全歼的。　　取得连城后，亦不做群众工作，命令三军团立即进攻洋口、延平。消灭了民团、商团。驻该地之十九路军，已乘轮船逃跑了。在闽西占领的地区确实不小，已有八九个县，都是猴子摘包谷，取一个丢一个，一个也没有巩固起来。群众对我们的态度也不热烈，召集群众大会，只有很少的人参加。这使我开始感觉到根据地内的土地政策有问题：地主不分田地，逃到白区流窜；富农分坏田，也有不少外逃；在加紧反对富农的口号下，打击了少数富裕中农，也有外逃者。他们伙同散布各种坏影响，使得边区工作很不好做。赤白对立，经济封锁，越来越严重。把这些看法简单打了电报给博古，没有回信，也没有其他改正的反映，越使我觉得毛主席的土地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与十九路军的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