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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纳传》作者:儒勒·凡尔纳-4

作者:崔旭 字数:15359 更新:2023-10-11 17:04:50

儒勒·凡尔纳  这位快活的小伙子故意地置身于贫困之中,然而,这些小小的苦难无损他的乐观情绪。况且,他似乎对自己的命运、至少是对当前的命运感到放心。他串连了一批青年文学家、音乐家和画家,诙谐地组织了“11名光棍”的聚餐活动。这11名单身汉并非厌恶女人,4年后,他们便全部成家立业!  完全有必要这样认为,这个快活团体的发起人具有某种忍受独身生活的充分理由;一想到结婚,与卡罗利娜结合这样一种梦境便出现在他的脑际——他仍然为自已被迫放弃这种爱情而感到懊恼。  凡尔纳传--第八章 洛朗斯第八章 洛朗斯  在一次化妆舞会上,儒勒相中了洛朗斯·让玛尔;拒绝继承父业,决心义无反顾地踏上充满艰难险阻的文学道路  要想消除对一位女人的爱恋,听说只有唯一的办法,那就是爱上另一位。  这种念头是他自发产生的,抑或有人向他提示过?不管怎样看来这正是他母亲的意见。她一直想让他成亲。起初,他认为这样一种计划是荒唐的。  亲爱的妈妈,你究竟怎么啦,竟要让我成亲?你大概  狠狠地责怪我,可我却不知道为什么;跟一个克里奥尔姑  娘结婚,这无疑等于将维苏威火山与埃特纳火山连  在一起!谢谢你,这样做,庞贝城和赫库兰尼姆城会把我  们湮没掉的,更不用说15000法郎的定期利息债券;最  后,我还是决定允许这位波劳姑娘向我正式求爱。  自从卡罗利娜的态度使他变得心灰意懒之后,他对女性的三心二意一直存有疑心。为满足女儿的兴致,他父母打算举行一次舞会。在谈到这次舞会的一封挺有意思的信的末尾,他情不自禁地写了几行有点看破红尘味儿的诗句,其中最末两行无疑是对他的不幸遭遇所表露的心声:  在整个舞会中,我想念的只有她。  除我以外其他许多人也是这样!  在以上提到的1853年11月5日的那封信中,我们发现他还在思念卡罗利娜。因此,我们对此决不会产生什么怀疑。  结束了马提尼克岛之行后,他弟弟大概回家过了几天,因此儒勒打算返回南特。为了不致使他的经理感到不快,1853年12月17日,儒勒要求父亲给他发一封急信,要他赶回南特处理急事。1854年2月,这项计划大概实现了。  他出席了让维埃·德·拉·莫特院长举行的化妆舞会。德·拉·菲伊太太终于重新找到“3位跟他同时代的南特老太婆”,他们告诉她说,“穿着已故的阿洛特那套奇特的服装,儒勒·凡尔纳在这次舞会上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在这节叙述中,马塞尔·莫雷发现了儒勒·凡尔纳喜欢用化妆掩饰自己的证据。可是,他又追问说,为什么要打扮成那种古里古怪的样子呢?  化妆出席一个化妆舞会,这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可他却偏偏穿上已故的阿洛特的一件旧衣服!  马塞尔·莫雷把那次舞会的日期确定为1853年的9月份。这似乎不太可能。阿洛特·德·拉·菲伊太太提供了一封“淘气的”信件的正文,这封信转述了一项在他的姑祖母(夏律埃尔的遗漏,出嫁前叫罗萨莉·凡尔纳)和他的姑母(加塞的遗蠕,出嫁前叫安托瓦内特·凡尔纳)之间进行调解的计划。这项计划注明是1853年9月21日在巴黎写的。此外,这封信上还透露说“他花25法郎买了他姑祖母夏津埃尔的一架新式钢琴。这架钢琴跟她一样,不过声调稍为没那么刺耳,他用它来演奏时,也总是老调重弹。”这说明,1853年9月他是在巴黎,而不是在南特。  1853年7月14日,他表示希望该年夏天在南特写完他正在写的作品,这倒是真的;可是在1853年11月5日的信中,他告诉他母亲,他的南特之行将会给他带来极大的乐趣;在这封信中,他打听的是卡罗利娜而不是洛朗丝,这就告诉我们,由后者所引起的那桩舞会事件当时还没有发生:正是为了实现这项旅行计划,他才给父亲写了1853年12月7日的那封信。  只是在1853年12月以后,他才有可能在南特;此外,我们还有一封3月17日的信,弄不清写信的年份是1853年还是1854年。在这封信里,他隐约谈到在南特度过的日子。但我们从他1853年3月4日和14日的信中得知,他当时还在巴黎,那么我们就无需怀疑,上述那封信和舞会的年份是1854年。  下面的事实显得更为重要:为了试一试他母亲提出的治疗方式,在一场华尔兹舞与一场四对舞之间,他曾千方百计地去物色一位他或许会钟爱的姑娘。  洛朗斯·让玛尔打扮成茨冈女郎,在他眼里显得特别优雅。她那双乌黑的非常漂亮的眼睛弥补了她那些心地善良的女友认为有点过分的清秀。他决定向她求爱。遗憾的是,他忘了在他已经习惯了的巴黎的自由与外省某一特定阶层的有点狭窄的见解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当他听见洛朗斯对她的一位女友尼内特·谢吉约姆悄声说,她的紧身胸衣的一条鲸须擦伤她的肋部时,他竟冒冒失失地开了一个玩笑。在巴黎,这种玩笑也许被当作对女人的一种无害的恭维。“哦”!他欠着身子说,“可我却无法在这些海岸捕到鲸鱼!”  当然,洛朗斯听到后随即发出一阵哈哈大笑;但这句话在人群当中传来传去,最后竟传到了让玛尔先生的耳朵里。他对此感到非常气愤。  当皮埃尔·凡尔纳按他儿子的要求去找这位南特的资产者向他女儿求婚时,他遭到了拒绝;这位资产者认为,一个在巴黎歌剧院当书记的求婚者,其地位是不稳固的,况且,一个对他女儿的胸衣出口不逊的爱开玩笑的人,不可能成为合适的女婿。  事实上,浪漫的洛朗斯早已作出了选择;她敢于违背父亲的意愿,在她隐居的那间修道院的小教堂中跟迪韦尔热结了婚。  返回巴黎后,这位巴黎歌剧院的书记心怀恼恨地重新埋头工作。当然,他的这种恼恨不是针对洛朗斯,而是针对顽固地不严肃看待他的这个南特阶层的。  菲伊太太把他对洛朗斯的这种倾心说成是出于理智的爱情;她说得在理,但“爱情”这个词儿未免言过其实,把在一次舞会中交谈的寥寥数语看得太重了。  1854年4月7日,他到了莫尔塔尼。他给他母亲的一封信证实了这一点,但菲伊太太说,他是被一位女领主吸引到那儿去的,这似乎并不可靠。  他顶多是听从了母亲的建议。这次旅行的表面目的是要他恢复一下身体,但他早就猜出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看来,这次旅行没得到索菲所期待的结果;惊人的事并没发生!  在这封信中,他依然以一种满不在乎的语气对待他母亲安排的婚姻计划。  ……我的健康完全恢复了;亲爱的母亲,这是我成亲  的真正时刻;因此,我答应动身作这次旅行;请你准备一  切必要的用品,好把我打扮成一个很有男子气魄的小伙  子,喂得饱饱的,烧得恰到火候;一句话,整置成一件商品  ——正待成亲的儿子——把我交给一位很有教养、非常  富有的姑娘手里。如有这种必要,我将到莫尔塔尼过日  子;对旺代的这座城镇,我平生从未产生过那么多梦想,  我仿佛觉得它充满各种瑰丽的色彩;我望见我的田产在  天底下一望无际地伸展着;我的岳父是个上了年纪的老  人,对世间的事情怀有相当愚蠢的观点;但他毕竟是个正  直人,腹部恰如其分增长了一层厚厚的脂肪,在上面拍打  几下,他是不会有什么感觉的;我的岳母制罐头、烹母鸡。  作果酱,整天忙着一个农村家庭的各种事务,从而使她养  成意识狭窄的性格;至于他们的女儿(我的栖室),她不  好也不坏,不愚蠢也不精明,不逗人喜爱也不讨人厌恶,  她定期地每9个月给我生1个子女。  这难道不就是我未来的前景吗?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幸福确实在于长一颗萎缩的脑袋,在于像一群鸭子那样在一个水塘中生活,那么,我只要获得一个尽可能干净的水塘也就行了。  我希望自己终于过上规规矩矩的日子;别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我喜爱田野,我热爱生活,我疼爱孩子,我想念莫尔塔尼,我忘掉洛朗斯,而且我认为费尔南是个十分多情的男子汉,他演奏出一手很好,嗅!很好很好的音乐!  听说,有一天,费尔南哼着他自编的一段最优美动听的歌剧,这下可把套马吓坏了,它们咬断嚼子,撒腿飞奔,车子翻倒了,他妻子碰伤了鼻梁。大伙是这样对我说的,可我压根儿不相信。  我坚持不相信这种造谣诬蔑,我宁可这样认为,这些  高贵的动物只是因为发现主人在勃朗山峰上旅行才勃然  大怒!  瞧,我是1个多听话的孩子,如果你愿意过问一下,  我向你发誓,l年之后,你一定成为祖母!  关于婚姻问题的这些玩笑,无疑只能引起可怜的索菲大为反感。  返回巴黎后,他担负了巴黎歌剧院的书记职务,后来,由于该股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他想辞掉不干,但塞韦斯特表示反对。一场霍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1854年6月29日,塞韦斯特染病身亡。1854年6月30日,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非常爱他,他对我同样表现出一种深情厚谊。”  接着,他又在信中说:“不过,不幸总是给某件事情带来好处,我因此而得以跟剧院脱离关系。”但他还得等到1855年11月。在这个时期的1封信中,他告诉父亲说:  我天天在等待任命一位新经理。这位新经理必定会  让我自由,同时使我跟佩兰保持良好关系。佩兰极尽  一切努力,想让我接受巴黎歌剧院的领导工作,甚至不掏  钱,并且签订长期合同。我拒绝了。他还要我单独主持  剧院业务,他本人当名义经理,只领取一份利润。我还是  拒绝了。我要自由,要显示我作了些什么。  这位26岁的年轻人多不谨慎!他手头并不宽裕,虽然他“在巴黎歌剧院当书记”,但1855年3月,他还是向父亲借了60法郎;很显然,他是以诗歌的形式提出这项借款要求的!他父亲以同样的形式回答他:  你的诗句充满动人的魅力,  若不是要我付出六十法郎,  无疑会更加可爱、迷魂。  1月17日(未注年份,很可能是1852年)的信表明,他最后拒绝接管他父亲的事务所。  若非处于我这种地位,谁要是不当即接受你的建议,那无疑是个疯子……我曾经多少回听你抱怨过特权的不稳定性;在我们这样一个动荡年代,不是常常令人担心事务所的价值会完全丧失吗?你想想自己的忧虑吧。  这种风险还仅仅是理论上的,他装作认真对待的样子,并说:“你会明白我对这件事所采取的极为犹豫的态度的。”  他觉出了这种论据软弱无力,于是又不得不承认:  从另方面说,我开始很好地认识自己,你极力提醒我  别于那种一时冲动的事情,我迟早是会作出这种事情来  的。我相信这一点;最适合我的职业是我正在从班的职  业……我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明白我将来会变成  什么样的人;我怎能负责一个事务所呢?你把这个事务  所经营得这样出色;到了我的手里,事务所分文也赚不回  来……它只会日渐倾颓。  父亲不得不放弃让长子接持他的希望,1854年4月19日,终于把事务所让出去了;对于他儿子拒绝接受剧院的领导工作,他又有什么想法呢?他现在还只不过是该剧院的书记啊!毫无疑问,他只能指责他缺乏毅力;事实上,这种行为恰好证明他要沿着自己开创的道路走下去的意志;他先是拒绝返回南特,打出了第一记闷根,继而又拒绝接受他父亲的事务所,打出了第二记闷根,如今他拒绝接受巴黎歌剧院的领导工作,又打出了第三记闷棍。怀着“经受考验”的愿望,他义无反顾地踏上充满艰难险阻的文学道路。  凡尔纳传--第九章 初显身手第九章 初显身手  青年时代的作品:《墨西哥海军的首批舰队》(1851)、《乘坐气球旅行》、《马丁啪兹》;戏剧:《佩戴牛至花的伙伴》(1853,喜歌剧,伊尼亚作曲)  非常幸运的是,他的弓上装了两根弦。虽然他在戏剧方面的尝试遭受挫折,但他在另一文学体裁上所作的努力也许更有希望。他还有两根支柱:大仲马和皮特尔·谢瓦利埃。皮特尔·谢瓦利埃主办《家庭博览》杂志,儒勒·凡尔纳很快便争取到了他的友谊。此外,皮特尔·谢瓦利埃在南特还有些亲戚关系,因此对这位年轻人并不陌生。他热情地接收了这位年轻人,认为他可以成为享有一定信誉的这份杂志的有益的撰稿人。  正当《折断的麦秆》所取得的微不足道的成功渐渐淡薄的时候,他一边起草《吉里迪尼与吉迪尼里》和《才脱龙潭又入虎穴》,一边撰写《南美洲之历史研究,墨西哥海军的首批舰队》。1851年,皮特尔·谢瓦利埃把这篇文章发表在他的杂志上。在1851年7月29日的一封信中,作者给父亲指出说:“皮特尔·谢瓦利埃总想给文章添个大标题,这一下反倒弄巧成拙;他在标题上加了‘南美洲’几个字,其实应为‘北美洲’。”  他怎么竟关心起墨西哥来了呢?这个时期,他不是跟雅克·阿拉戈搭上关系吗?阿拉戈是个上了年纪的探险家,他的一个弟弟是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雅克·阿拉戈性情古怪,性格热情,经常摇摇笔杆子,对于一个热情好学的青年实在富于吸引力。  雅克·阿拉戈创办了他的“阿拉戈航海家协会”后不是盲目地或简直狂热地亲自将对他表示信任的一批淘金者带到萨克拉门托的加利福尼亚砂金矿去吗?  1852年,他给谢瓦利埃的信中这样写道,他将利用这个机会,在归来的时候,“从中国北部至南极,航行于太平洋的两端和合恩角!我喜欢每日每时地对大自然的激情所作的这些斗争。”  我们可以肯定,儒勒·凡尔纳争取到了这样一个人的友谊,必然受其深刻影响。他的文章闪发出想象的光芒,而且充满他的记忆忠实地记录下来的各种资料。  他是个经常逛林荫大道的人,现在仍旧如此,但他已被带到离林荫道非常遥远的地方。在跟这位伟大的旅行家的接触中,他重新撩起孩提时代的幻想,而且重新见到了靠泊在费多岛四周的大船。科拉利亚号展开风帆,通过阿拉戈娓娓动听的叙述,把他带向他先前无法去的那些遥远的海岛;阿拉戈,这是一部人格化的冒险史。  此外,阿拉戈还是一位物理学家的哥哥,一提到这个名字,十有八九会使儒勒·凡尔纳想起他的堂兄、数学家亨利·加塞的谈话。在阿拉戈家里,他经常遇到其他一些探险家、地理学家、外国人和科学家。他在这些新发现的源泉中大口大口地喝着,他的好奇心转向了地理学方面,而且渐渐地,这种好奇心益发强烈,从而使他对各门学科都发生了兴趣。他再也无法自制地给自己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并培养了自己对其它更为广泛的问题的想象。他只有22岁,然而,在这个时期,似乎已开始发生基本的转折。这种转折把他引向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从此之后,他被命运打上了印记。  他依然是个剧作者,他认为,文学手法无非是一种安排剧情纽结和展开剧情的手法。他即将本能地把他已经熟悉的戏剧手法转移到这个新的领域中。  如果没觉察出自己的剧作的平庸和小说的优质,那未免过于迂腐。我们从他的信中了解到,他的确“在酝酿别的一些计划”;毫无疑问,他要等作好准备才去实现这些计划;在播种前,他必须将良种贮存一些时日。他需要学习各种知识;他的兴趣毫无止境;当他对中美洲作了第一次尝试之后,他已经看出了今后要走的道路;要描写一个地方,首先必须了解它。阿拉戈的叙述使他对地理发生了兴趣,但作为一个熟悉本国历史的法国人,他对地理的了解确实不多,所有这些遥远的国土只是在他孩童的幻想中出现过。这些幻想如同片片雾怒,在从南特启航开往神秘彼岸的大帆船的船头上盘缠缭绕。他必须掌握资料,他自觉地这样做了。这种自觉性是他耳濡目染父亲的职业习惯而养成的。  中篇小说《墨西哥海军的首批舰队》是一篇名副其实的“试笔之作”。我们从中发现后来体现在这位小说家的作品中的某些特点。中篇小说的范围已经显得太窄,作者在这个范围内似乎感到不大自如。  小说的开头使用了他后来经常使用的方法,一下子便让读者与大海接触:“1825年10月18日,西班牙多层甲板战舰亚洲号和八炮双桅横帆帆船毅力号,在瓜热昂岛释放了其中1位马里安女人……”  我们在《一座漂浮的城市》的开头几行,又遇到了这种回忆大海气氛的方法。“1867年3月18日,我到达利物浦,‘大东方号’正待拔锚启航……。”《一位十五岁的船长》她使用了同样的手法,“1873年2月2日,双桅纵帆帆船旅行者号航行至南纬43°57’……”  《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第一部《英国人在北极》)从第一行起,作者就开门见山地创造了一次神秘的海上冒险的气氛。“明天落潮时分,以K.Z为船长、理查德·尚东为大副的先锋号双桅横帆帆船将从新太子码头启旋,开往一个陌生的地方”。  在阅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们很快便觉得自己置身于受满后侧风航行的毅力号上;关于船上操作的描述以及海员使用的术语,也都十分恰当。  船员突然发起一场暴乱。他们想夺取这艘船卖给墨西哥起义者。大伙都盼望船长安然无恙,哪怕为此而连同全体船员一齐被抛弃在一个海岛上,谁料,反叛的海军上尉割断了下后角索,后桅帆的驶风杆倒了下来,把船长砸昏了。  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大伙一直以为他们忠于船长,表面上却似乎跟反叛者同流合污。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们心地纯洁,我们并不怀疑,这只不过是他们采取的一种计谋。  这场险遇仍在墨西哥的土地上继续下去。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可以不时领略到一些地理、山岳形态、经济和植物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这些常识以一种将能经受考验的手法穿插于叙述和对话之中,使我们如同置身于故事情节所发生的现场。  因仇恨而丧失理智的反叛集团的首领“既迷信、又有罪”,他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深感不安,心中隐隐地产生了内疚。躲过一场雪崩、爬上被波卡特佩尔火山的巨大圆锥形坡背后,他又遇上一场猛烈的暴风雨。这时,他突然产生幻觉,把给他当向导的一个同谋杀死。  他趁着暴风雪逃跑,来到一座用野藤架设的桥上。假装参加反叛集团为他们的船长报仇的那两名忠心耿耿的海员用斧子砍断了桥桩。这位首领从桥上坠落身亡。  给《家庭博览》写的这篇小说,跟给《教育与娱乐杂志》创作的那些作品一样,以对策划阴谋活动的家伙进行惩罚而结束。《教育与娱乐杂志》面向同样的读者,作品必须以这种方式结尾才不至有损其教育之目的。  因此,从这篇“试笔之外”来看,我们便发现一些处于萌芽状态的题材。几年之后,这些题材在《奇异旅行》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这篇作品中,我们已经感觉到作者对资料的重视,对火山现象、暴风雨和暴风雪的描写所具有的魅力,活泼生动的对话、巧妙的布局艺术以及便于直接接触的那种简单明了的风格。然而,只是在过了几年之后,这些素质才得以肯定,并被一位独具慧眼的出版商所觉察。这位出版商本人也是个有才华的作家,他能够发现这些素质。  1个月后,同一份杂志发表了《乘坐气球旅行》。相隔二十年后,继《牛博士》之后,赫泽尔才以《一场空中悲剧》为题出版这篇作品。  埃德加·爱伦·坡死于1849年10月7日。这位天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集成两卷:《怪诞故事集》和《故事集》。第一卷中的一篇故事《汉斯·普法尔不平凡的探险》于1848年后曾由波特莱尔译成法文;在儒勒·凡尔纳的书架上找到的那本是1862年的第四版版本。  但我们可以肯定,儒勒·凡尔纳在1848年后的那几年便已读过爱伦·坡的《怪诞故事集》,尤其是《汉斯·普法尔不平凡的冒险》和《气球上的假新闻》这两篇小说。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他1851年以《乘坐气球旅行》为题发表的那篇小说,是在读了爱伦·坡的这两篇东西之后写成的。  在爱伦·坡的小说中,根本无真实性可言。第二篇小说所描写的探险,只不过是一条“假新闻”。但为了展开放事情节,他常常使用某些参考材料以造成假象;文中提到的是一只“椭圆形”的可控气球,气球上装设了一个螺旋输送器(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认为是螺旋桨的雏形)。这只气球用丝绸作成,上面涂了一层橡胶;里面灌满煤气,其容量为四万立方英尺。气球上的乘客原先是想飞越英吉利海峡的,后因受到强风的吹送,居然成功地飞越了大西洋!  至于汉斯谱法尔,他使用1只用细麻布制作的气球,竟还到达月球上哩!这只气球涂了3层清漆,外面糊了一层报纸,同样灌了1.21万立方米的某种神秘莫测的气体。从所描述的制造方式来看,这种气体很像是氢气,但据说是氮气的一种成分,比氢气要轻37倍。读者无论如何也不会将这个幻想故事当真,连作者本人也满不在乎,压根儿不想把它当成真实。年轻的法国作者对这位美国诗人的古怪情调感触颇深,但他除了产生一种要给一次空中惨遇赋予更扎实的基础这种愿望外,并没从这些故事中汲取任何东西。  爱伦·坡根据几项基本的物理法则,轻而易举他便使他的故事具有真实感。儒勒·凡尔纳从那时候起也应用了这些原则。13年后,他在一篇探讨爱伦·坡作品的论文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些原则。《乘坐气球旅行》发表在《家庭博览》的“家庭科学”栏内,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  1851年使他对戏剧更接近一些。这一年,他担任了巴黎歌剧院的书记职务。这项职务占去的时间比他原来所想像的更多,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还是写出了一部诗体喜剧《才脱龙潭又入虎穴》。虽然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另一部诗体喜剧,但他实在没时间再去搞了。他精疲力竭,常常患病,但他无法抑止要到敦刻尔克去探访他舅舅奥古斯特·阿洛特·德·拉·菲伊的欲望。他花掉了最后1枚5法郎的硬币,但他却得以写道:“我终于见到了北部的大海。”对于这次旅行,他大概永远不会忘怀。  1852年无疑更遂心顺意一些,他跟夏尔·瓦吕特合作编写了《蒙莱里城堡》和《加利福尼亚的城堡或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后一部作品在《家庭博览》上发表了。五幕诗体剧《当今的幸运儿》和歌剧剧本《科兰·马亚尔》占据了他履行剧院书记之职给他留下的几个小时。  但他并没放松他曾经初显身手的这种新体裁。1852年下半年,《家庭博览》发表了《马丁·帕兹》这篇文秩;他对这篇东西相当满意,“一般地说,我感到高兴,而且我觉得故事的结尾挺理想。”  在这部中篇小说中,作者首先设置“布景”:我们是在利马城。然后,这位导演又使我们沉浸在拉普拉扎·马约尔熙熙攘攘的热闹气氛之中。在那里,罩着被风的女人和乘坐敞蓬四轮马车的妖艳贵妇熙攘来往;西班牙人、混血儿和印第安人摩肩接踵,但谁也不理睬谁,因为一道仇恨和鄙视的深沟将各个社会阶层明显分开。  我们的注意力立刻被一位漂亮的女郎萨拉赫吸引住了。她是犹太富翁萨米埃尔的千金。但无论从外表上还是从内心上,她似乎跟她父亲迎然相异。家盈万贯的商人。混血儿安德烈·塞尔塔在包退的条件下向萨米埃尔买了这个姑娘,并即将跟她成亲!孔武有力的印第安人马丁帕兹毫无希望地爱着萨拉赫,因为他的社会地位不允许他娶她为妻。  两位情敌挥刀决斗;塞尔塔受伤,被抬到萨米埃尔家里,而马丁·帕兹却逃跑了;他被围困在一座桥上无法脱身,只好纵身跃入将利马分隔成两部分的波浪滚滚的江中;大伙都以为他死了。萨拉赫极度失望,到圣安娜教堂去作祈祷。  但马丁·帕兹终于游回岸边,并悄悄地溜进1幢豪华的住宅里。住宅的主人堂·韦加尔答应保护他。这位侯爵虽属最高贵族阶层,却不幸在经济上陷入绝境。在一次海难中,他的妻子、女儿已双双殒命,他无以自慰,对即将临头的破产反而毫不惊惧。他对无所作为的西班牙人和自私自利的混血儿感到厌烦,因而将自己的命运与马丁·帕兹和印第安人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印第安人的事业是合法的。  在马丁·帕兹的父亲桑博的号召下,印第安人正在组织一次起义。起初,桑博被指定领导这场运动,但由于马丁·帕兹爱上萨拉赫,桑博受到部属的怀疑。  这位年轻的印第安人偶然听到塞尔塔与萨米埃尔的一次秘密交谈,得知萨米埃尔在一次海上遇难中救了一位爵爷的女儿,后来便将这位少女当成自己的亲生闺女抚养。要是跟她结婚,同时查明她的高贵出身,塞尔塔便可出人利马的上流社会;因此,萨米埃尔要以10万皮阿斯特的高价将萨拉赫卖给他。  正在签订婚约的当儿,萨拉赫逃出家门,找到了马丁·帕兹。马丁·帕兹将她托付给唐·韦加尔后,便去领导这场反叛运动。利马城被起义军占领了,唐·韦加尔被印第安人团团围住,马丁·帕慈飞奔前往救援.不得不将自己置于与他的支持者和他自己的父亲敌对的地位!桑博想出一条主意,要他去跟塞尔塔和他的部队交锋;混血儿阵亡,这位印第安人夺得了他的皮夹子和里面装着的收据,证实萨拉赫就是唐·韦加尔的女儿。其间,桑博俘获萨拉赫,并将她放在一只树皮艇上让她从马德伊拉瀑布冲下来。小艇顺流而下,行将坠入深渊,马丁·帕兹及时抛出“拉索”将容易毁碎的小舟套住,但他却身中一箭。他倒在小船上,与萨拉赫一同被淹没在瀑布的漩涡中;另一支箭射来,正中唐·韦加尔的心窝。  小说的结局显然是人为设置的,但这篇小说毕竟显露出一些很有希望的素质。  曾给相会出版社撰写过好几篇出色序言的夏尔.诺埃尔·马丁认为,《马丁·帕兹》是儒勒·凡尔纳的一个转折点;我个人认为,在他创作《墨西哥海军的首批舰队》的时候,这个转折点已经形成。如果说,这篇小说显露出这位作家的一种突出的才能,这倒是真的。它的产生的确很有意思:作者是根据一位秘鲁画家梅里诺的水彩画集创作出这篇小说来的。梅里诺是阿拉戈的朋友。夏尔—诺埃尔·马丁强调指出:  在写景方面,儒勒·凡尔纳跟雨果一样,是个充满幻  觉的人。他从心底里看到种种场景,然后以令人吃惊的  准确性将这些场景描划出来。这种准确性使人想到画家  的观察本领……儒勒·凡尔纳取得成功的最人秘诀,在于  他善于让千百万读者领略到他自己从内心以见到过的东  西。  这种见解跟我本人尤其在谈到《从地球到月球》和《环游月球》时所提出的见解十分一致,找只能表示完全赞同。这位作家生活在他所描写的环境之中;他被想象带入到这些环境中去,并纵观这些环境的全貌,因此,他使我们产生这种亲临其境的印象,这是他的创作手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如有这种必要,我们还可以从他的大量信件中找到证据。这些信件中,他在谈到正在创作的每一部书稿时常常提到:  我生活在我的圆炮弹中……我到了纬度80°的地区,气温达零下80℃,我一写作便患感冒……我正在作海底旅行……我到了《黑印度》,再没想到别的事情……我到了新西兰……  他自己并没完全发觉自己具有这种珍贵的才能,而是固执地要在编写并无多少光泽的滑稽歌剧或喜剧的剧本中耗费自己的精力,这不是近乎荒谬吗?  看来,他并没充分认识到《马丁·帕兹》的顺利发表给他带来的前景,这从他好像对自己与伊尼亚合作编写第二个歌剧而感到特别高兴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他自己认为,这个剧本必定被第三歌剧院采用;他说,“歌曲和诗歌实在活泼极了。”这个喜剧果真在1853年被采用了,题目叫做《佩戴牛至花的伙伴》”。  皮埃尔·凡尔纳倒是看出了《马丁·帕兹》的成就,故此希望他儿子申请文学院的奖金。这个建议并没使1852年的这位不满现状的青年感到高兴。他相当不客气地顶了回去:  至于文学院奖金,那实在太感谢了;要获得这种奖  金,就得像加入法兰西研究院的荒唐合唱那样施展诡计。  常常会有这种事情,最好的东西并不拿出来;因此,若要  施展诡计,我倒不如作点更为有益的事。  他父亲这位蹩脚诗人在他的恭维中夹杂了某种责备:儒勒干嘛不再写诗了?对此,他回答说:“可我一直在写,而且写了许多。眼下,我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把我的整个儿身心全占据了。”  他最后把题目定为《蒙娜·丽萨》的这个喜剧似乎使他长期放不下来。这个喜剧“质朴而富于艺术性”,“具有缪塞的剧本那样的风格。”可是,虽然该剧不乏勉力,却一直没有发表。我打算在下面谈到这位作者在多大程度上厌恶女人时再对它作些分析。  凡尔纳传--第十章 科学的魅力第十章 科学的魅力  作家的方向明确下来:旅行,研究地理,钻研科学,紧接着是幻想;《扎夏里尤斯师傅》(1854);《在冰川上过冬》(1855);还在醉心戏剧:《当今的幸运儿》(喜剧)  地理学似乎是他开始认真钻研的第一门学科。可是,世间万物总是互相关联的,要接触一门学科,势必触及到另外一门。他的视野必然地渐渐扩大:地理不能忽视地球物理和普通物理,而物理又需要数学。他所置身的环境有利于他对知识的追求;在阿拉戈家里,他接触到受过各种不同训练的人物,有文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也有画家;在塔勒克西家里,以音乐为特征的有才华者亦不乏其人。  联结着他与堂兄加塞的密切关系,使他学到了不少数学知识。亨利·加塞1815年生于普罗万省;他比儒勒·凡尔纳大13岁。他拿着皮埃尔·凡尔纳交给他的一笔款子,按月给这位大学生支付生活费用。他在享利四世中学和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任数学教员。1853年,他发表了《宇宙志教程》;1856年又发表了《力学的基本原理》。我们知道,他的这位年轻堂弟对他的这两部著作挺感兴趣;在他俩的闲谈中,他还可以作些适当的解释。  年轻的儒勒·凡尔纳日复一日、满怀热情地深入钻研地理知识。他记忆力强,在与旅行家、探险家、地理学家的直接接触中又不断受到鼓舞,他自己也成了地理学家。  我们无法过分强调他付出的全部劳动。无论当法学生、剧作者、巴黎歌剧院书记,还是后来当了证券交易所的代理人和作家,他一天也未间断过作出这种艰苦的劳动。他愿意每天付出8小时以履行他的社会职责,但他认为这是白白浪费时间。他的真正工作是每天清晨5点钟起在家里或在国立图书馆里开始的。他经常到国立图书馆去,那里的丰富藏书使他感到振奋。  他的工具慢慢地发生变化。如今,他只需检验一下他是否能有效地使用他的工具。皮特尔·谢瓦利埃赞赏他的学识,他对皮特尔·谢瓦利埃也颇怀好感,因此,他给他写了一篇试笔之作《墨西哥海军的首批舰队》。他勤奋好学而获得的知识活起来了。  假使他接受过某种基础训练,他无疑会深入研究一门专业。既然立志致力于文学,他就不可能在各个根本不同的方向上齐头并进;他学识广博,倘若他找不到一个凝聚点、一个热衷科学事业的新秀的奋斗目标,他兴许会过于分散自己的精力;如果他找不到一种应用的方式,他所积累的卡片——据德·亚米西斯估计,约有两万余张——无疑等于白费。他对科学运动极为赞赏,但这场运动在公众舆论中所引起的兴趣又极为一般,因此,他深深懂得,把注意力吸引到这个知识领域中来的时刻已经到了。这需要全体的合作,才能在纯研究和实践应用的道路上前进得更远,而他所关心的仅仅是实践应用的普及。  这并不是要恢复狄德罗的思想的问题。狄德罗主张通过领导国家的受过教育的先进分子去传播科学思想,在他那个时代是非常突出的。社会气候已经发生变化;传播科学思想的事业变得更加广泛,因而必须依靠更深的底层;况且,在目前来说,由于教育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的数量大为增加,这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他不是希望歌颂19世纪的学者们所作出的这种巨大努力吗?  爱伦·坡独具一格的文风在他身上产生强烈的反响;这种将诗意与推理奇怪地揉合起来的手法使他大为感动,但如果说,这位受人鄙视的美国诗人怀有某些意图的话,那么他倒是完全不同的。科学性在爱伦·坡的作品中仅起第二位作用,只是作为他表达自己的痛苦灵魂的忧伤的一个幌子。他的故事无非是一些梦幻。这些梦幻使他能够表达他作品中的人物心理上的复杂变化和面对极为反常的情势而作出的反应。他培育的是一个怪胎;他所感兴趣的,是在正常秩序中的例外,但他的灵感基础仍然是他对美国社会和进步的傲慢的蔑视。  这种世界观跟儒勒·凡尔纳的世界观是格格不人的。儒勒·凡尔纳希望人类能够发现自己,并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不是通过对实体的崇拜,自强不息地立于一个真实的、难以驾驭的世界之中:必须从现实中提取真理、美好和进步。  虽然他仍十分怀恋戏剧,但他抽出大部分时间去搜集资料。他在给家人写的信件中几乎从不提及此事,仿佛将人们或许会认为毫无用处的这种工作透露出去,乃是一种羞耻。倘若他为《马丁·帕兹》所取得的成功感到高兴的话,那么当他父亲为另一个剧本《当今的幸运儿》向他表示祝贺时,他同样会感到高兴。他自己认为这个剧本是一篇风俗研究,而且,他激烈地为《才脱龙潭又入虎穴》进行辩护,并把这个喜剧当成一篇性格研究。  我们还得感谢皮特尔·谢瓦利埃要求他为《家庭博物馆》撰写文章,并说服他不要放弃能发挥他的才华的这种体裁。1853年,他给父亲写道:  我终于完成了我非常乐于撰写的文章。在这篇文章  中,你一定会多少发现在我的新作中所缺少的那种观察;  必须看到,整篇东西均发端于某种哲学观念,而将这种哲  学观念融合于故事情节的发展和结局中,这是作家的一  种责任。在生活中,没有一种事实、没有一起事件不产生  某种道德见解的,必须注意这一点并将它付诸实践。  1854年,《家庭博览》发表了《扎夏里尤斯师傅或失去灵魂的钟表匠》。这篇小说产生土一只走时不准的手表所引起的事件,而这只手表确实装置了“擒纵机构”!一看标题就会知道,这篇故事写得非常出色,而且像霍夫曼的故事那样具有虚幻色彩。故事通篇交织着正面展开、离奇情节、诗的激情和深刻思考,跟爱伦·坡的创作手法有点相类似。科学题材首次出现,但它主要地是提醒我们切勿因掌握科学而可能产生的傲慢。  凡是读过这篇故事的人都会记得扎夏里尤斯这个人物。他是日内瓦的一个心灵手巧的钟表匠,发明了擒纵机构后,他把灵魂比作发条,把躲体比作调整机构,自以为发现了“灵魂与肉体结合的全部秘密”。上帝创造了永恒;扎夏里尤斯用自己的发明征服了时间,并有规律地安排了错乱的时刻。他不会死亡,因为他调整了时间,时间将跟他一起殁灭:他的生命跟他所有钟表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后来,他的负责调整太阳的同行、外表象钟的一个古怪的侏儒施展法术,使他的钟表一个接一个地损坏了!他的女儿热朗德把他拖去望大弥撒,但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位“傲慢的老头儿不肯向圣体俯首折腰”,而古钟楼的那只钟竟停了指针,连正午也没打响!  只有安德纳特城堡的那只钟没发出任何抱怨。这只钟每个钟点都要显示一条天主教的格言。它的制造者的生命取决于它的运动;因此,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这只钟找回来,防止它停走。  在这座早已倾颓的城堡中,他终于发现了这只钟和它的主人。这位主人不是别人,正是负责调整太阳的那个钟表匠。扎夏里尤斯欣喜若狂,傲气倍增,勿勿忙忙将这只钟拨前了一个世纪!可惜,出现在钟盘上面的再不是虔诚的格言,而是亵渎宗教的箴言。热郎德请来的一位隐修士给这只古钟驱邪,古钟终于显示出最后一条警语:“谁要跟上帝比高低,谁将永世被罚入地狱。”  计量时间的机器随即爆毁;发条在大厅四周蹦蹦跳跳,扎夏里尤斯拼命追赶,徒然地想把它抓住。他连喊几声“我的灵魂,我的灵魂!”随即一命呜呼。  以后,这位作者在颂扬科学的同时,同样不时地插入一些感想或事件,提醒我们谨记人类的能力是有限度的,通过自身的努力,固然可将这些界限扩大一点,但这些界限毕竟还是存在。  必须承认,他在这篇寓言中相当激烈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这种激烈性暴露了他的内心斗争。他对科学进步的赞赏跟他的宗教信念发生了冲突,他把自己如此重视人类的知识视若一种内疚。随着他对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化,这种冲突逐渐模糊了。“科学使世间万物向它靠拢,而无需追溯产生最初原理的无限源泉。”25岁时,他之所以为这种跟对科学的自豪感相拂逆的冲突所困扰,乃是因为他尚未很好地把握住科学研究的意义,以及他处于实证主义与理想主义不能和睦共处这样一个时代。  这个怪异故事是一份起诉状,当然主要地不是针对科学,而是针对科学对某些人可能产生的迷恋。这种人给科学赋予各种狂妄的野心。虽然他新近获得的知识对形而上学产生某种反响,但我们对此不必大惊小怪;科学的遥远目标是给人类对宇宙的斗争和对起始原因的探求带来一点光明;但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只因爬了几级便自炫已到达阶梯的顶部,这无疑不会有什么积极意义。科学乃是一只名副其实的达娜依特的酒桶。上世纪末的科学主义变得渐渐模糊,现代的唯物主义流派本身也比其兄长要谨慎得多。一般说来,各种流派依然存在,但仅代表各种思想倾向而已;人们不再对用权威口吻作出的肯定感到满意。1854年,各学派之争更为尖锐,给扎夏里尤斯提出的要谦虚的教训也许不是无益的。我们这位小说家所走的正是这条路;人类必须主宰压抑着自己的大自然。人类所遭遇的悲剧将成为他的基本主题,他将通过想象出来的例子去阐明这个主题。  巴黎歌剧院的年度停演即将临近,1854年5月31日,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他热切盼望离开使他感到厌烦的这个歌剧院”。  这种语言使人看出,他对戏剧的热情正渐渐减退;事实上,他在信中还说到他“更多地是在学习,而不是在工作”。他第一次暗示为使自己的知识臻于完善而作的努力,而区他还提出了证据,“因为我发现了一些新的体系。”由此可以推算出,他把勒·布拉兹先生向我们谈到的这个新的领域纳入文学的计划是1854年。  他给父亲寄去了一个独幕诗体剧的剧本让他审查,并告诉父亲,在巴黎歌剧院停演期间,他在奥德翁歌剧院和甘纳斯剧院所作的尝试,但他并没忘记“第二篇关于在北极冰川上过冬的文章”即将发表。1851年,而不是如人们普遍所说的1854年,他到敦刻尔克去探望他舅舅奥古斯特·阿洛特·德·拉·菲伊。在注明7月27日的一封信中,他的确把这次旅行告诉过他母亲。这封信曾提到1851发表在《家庭博览》上的两篇文章《墨西哥海军的首批舰队》和《乘坐气球旅行》,因此年份应为1851年,而不是1854年。  敦刻尔克“这个完全属于荷兰的小海港”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但尤其使他难以忘怀的,是北部大海给他产生的印象。  在这个海岸上,夹杂淤泥的浪涛呈铅灰色,因而使旅客大失所望,但这个地区的阴郁气氛和这片大海的严酷景象却为他提供了想象的养分。怀有敌意的大海非但没使他感到扫兴,反而唤起他内心的深沉回响;他的幻想把他带到与北冰洋和神秘的冰川相接的这片蓝色的海洋之外。后来(1875年),他给尤其喜欢地中海沿岸阳光明媚的迷人景致的赫泽尔写信说,他喜欢多雾景色那种染有悲伤色彩的柔和,而且他将阳光视若自己的敌人。  我们不难想象得出,他那时的确为自己与敦刻尔克的性格粗旷的渔民生活在一起而感到满意。  1855年,《家庭博览》发表了《在冰川上过冬》。他给这篇小说加了个副标题《一对敦刻尔克清人的故事》。这篇故事充分反映了他对在敦刻尔克逗留的短暂日子的一如泉涌的记忆,这些记忆掺合了他在观察北部大海时所产生的联想。在这篇作品里,扎夏里尤斯性格温和的女儿热朗德变成了性格同样温和但富有勇气的玛丽。热朗德的宗教的帮助下反对她父亲的妄举,玛丽则为挽救她的未婚夫而顽强斗争。两个女性都温柔而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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