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第七十三、七十五师的兵力（七十八师由韩先楚率领在北部单独行动），杀进寨子，杀他个片瓦不留！” “攻进去，抓住神父，点他的天灯，为烈士祭奠亡灵！” …… 屋里空气顿时紧张，个个义愤填膺、磨拳擦掌。 “住嘴！”徐海东断喝一声，“我不想为他们报仇吗？他们都是我的好战友、亲兄弟！” 他们知道徐海东的脾气，谁也不说话了。 徐海东沉痛地说：“我们西征，除了扩大红军和根据地，还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争取尽可能多的抗日力量，有拥护红军、也不抗日的，只要保持中立，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外国教学在这里，其政治影响，不是死几个人能挽救回来的。况且，要想强攻，伤亡还会很大！” 他顿了顿，最后坚定地说：“只许智取，不准强攻！” 接着，徐海东把军团政治部的唐天际、刘华清找来了，交待了一番，让他俩作为使者，进寨谈判。 唐天际、刘华清冒着生命危险迈进了龙潭虎穴——小桥畔寨。唐、刘二人不辱使命，唐天际和刘华清以红军的正气、大度和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赢得了谈判的胜利，凯旋而归。 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通过围寨时，神父领民团还送来些大米和布匹。这一行动受到了彭德怀司令员的嘉奖。 6月9日。豫旺东滩。 豫旺是位于宁夏东南部的一个古老回民县城，是宁（夏）西（安）公路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城内有马鸿逵部一个骑兵营和一个壮丁总队防守，共六百余人。城内用水全靠北关的泉水。 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从宁条梁向西长驱直下，6月9日，到达豫旺北五公里之红城水及以东五公里之东滩。 军团指挥部正在开会。 “北关泉水源头，有敌人一个排把守；豫旺县城城墙高八米，宽两米；城内有六百守敌！”侦察连长向徐海东汇报着，“居民的绝大部分是回民。城外还有二十一座碉堡，两道防线！” 大家议论纷纷。坐在墙角的徐海东站起来说：“这个县城必须拿下来！断水源、困孤城！大家看怎么样？” 大家茅塞顿开。会场又热烈起来，经过反复讨论，一个“断水源，困孤城”的详细作战方案拿出来了：第七十五师担任围困豫旺县城的任务，先肃清外围碉堡和两道防线，进行坑道作业，步步进逼城池；第七十三师沿公路向北寻查、军团骑兵团沿公路向南寻查，担任打援的任务，并伺机扩大根据地；警卫营解决北关水源，并保证对城内断水。 同时，军团政治部发动政治攻势。每天有小宣传员对敌喊话，或化装进城张贴、散发油印的传单，以瓦解敌人。这些口号有：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马鸿逵是回民的败类，是回民的敌人！” “红军是农民的军队！” “红军宽待俘虏，发路费回家！” …… 徐海东拉开了打持久战的架势。此时的徐海东与以前大不一样了。他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的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明显提高。打仗时，更重视政治攻势的威力；更重视正确政策的效果；更体会到，一个高级指挥员，最主要的是每一个战斗或战役的正确战术、方针和部署，而不是一味地带兵去拼杀。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保护自己、消灭敌人。 计划在顺利实施着。城内无水，守敌惶恐不安，纷纷出城投降。27日，第七十五师攻入城内，歼守敌一部，俘三百余人，缴获战马一百五十余匹。 宁夏城。马鸿逵寝室。 秘密客厅装饰得比大客厅要古朴典雅得多，象牙、玉雕、宝石、古画，应有尽有。 马鸿逵把白帽放在衣架上，对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还有那个日本军事代表说：“各位请坐！”他指着紫擅木制成的法式沙发。 “徐海东这批‘孩子军’还真够厉害，不到两个月使我损失了两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消灭共军。”马鸿宾气愤地说。 “我如集大家来，就是商议我们的合作问题和作战原则”。马鸿逵坐在太师椅上，呷了口茶说，“我要徐海东有来无回！为他举行‘天葬’！” 马步芳、马步青虽没有受到徐海东红十五军团的打击，但中央红军和现在继续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给予他们以沉重打击，所以，他们两个对今天的秘密聚会也是很积极。 “我们的优势是骑兵多，机动作战能力强，”马步芳吸着鸦片烟说，“可是现在，这些骑兵都分工用在各个围子寨子和县城中，很容易被共军各个击破，近半年来的损失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必须把他们集中起来。对付善于游击战的共军！” “好！”坐在末端的日本军事代表，身穿和服，留有一缕日本胡，鼓掌说，“马主任高见，各县城寨子由民团担任守备，步兵和骑兵集中，担任出击、救援之任务！”他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马鸿逵那双深陷且冒着凶光的眼睛不停地眨巴着，他在想怎么借这个机会再敲“老头子”（蒋介石）的竹杠。他狡黠地说：“还可以向南京要钱嘛！” 此时，马步青、马鸿宾已经哈欠连天，浑身无力，眼泪直流，是来大烟瘾了。 “装四锅上等好烟，再把娇娣、彩花、媚姐、秀梅叫来！”马鸿逵对秘书吩咐道，“叫厨房准备一桌丰盛酒宴，我要磊宴宾客！” 日本军事代表用眼角瞥了一眼这四位“病夫”，暗想：像这样怎么能成大器呢？！失望地回去了。 马氏集团的作战方针形成了：各县寨由民团担任守务，所属部队接建制集中，担负出击、救援任务。 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三个多月的西征作战，给“蒋介石的走狗”——马鸿逵、马鸿宾等部以沉重打击，在盐池、预旺、同心、海原开辟了纵横数百里的新根据地，扩大了部队，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资财。同时，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豫旺县城南预旺堡。西方野战军司令部。 豫旺堡和豫旺县城一样，也是个回民城池，同处在宁西公路上，不过一个在山北，是个山城；一个在山南，是个盆地小堡。据说，豫旺堡比豫旺的历史还悠久，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堡有三座阿拉伯式穆斯林清真寺，圆圆的拱门，可走过马车；高高的塔楼，直插云霄。头戴白帽或头裹白巾的伊斯兰教信徒熙熙攘攘地走在大街上。 西方野战军司令部，好响亮的名字，其实，不过就是一间简单的屋子。一条板凳摆在唯一的桌子孙旁，桌面右侧有台野战电话，左边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自绘地图铺在桌面中央。土墙上唯一的装饰品就是搭在木钉上的一条毛巾，地上唯一的家俱是一个磕没漆边的脸盆。 彭德怀穿着他那件感到很得意的衣服——长征途中击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正在招待徐海东和程子华吃饭。因为红一军团就驻扎在周围，首长们开完会，就回去了。彭德怀把红十五军团的领导留下，说要给他俩改善伙食。虽然只有两道菜——炒白菜和水煮毛豆，每人一碗面条，但气氛很活跃、融洽。 谈话中听彭德怀说他的表坏了，徐海东便从军衣兜里摸出一块怀表，给彭德怀说；“你先用着吧！” 彭德怀瞅瞅徐海东，又看看那块表说：“你怎么办？” 徐海东一捋袖口露出手表，说：“看！我还有呢！” “你真是财神爷呀！上次没有你那‘雪中送炭’的五千元，我们恐怕早冻城冰块啦！好吧！就算我借你的！”彭德怀说着接过怀表，放到耳边听了听，怕是这位徐老虎开他的玩笑。顿时，他那古铜色的脸上闪出了笑意。 “当然是暂借给你的喽！”徐海东认真地说。 “难道是小护士送你的定情物？！”彭德怀开起徐海东的玩笑来了。 “不！不是！”徐海东沉着脸说，“它是瞿秋白同志从苏联带回来的，后来送给沈泽民同志，沈泽民同志在鄂豫皖时又送给了我，可惜沈书记他已经……” 彭德怀听着，又把它放到耳边，好像在听它的那桩说不完的故事……1946年，彭德怀同志把它交还给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同志。 彭德怀和徐海东性格相近：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喜欢说笑……他俩从第一次见面，就好像故友重逢，结成了莫逆之交。 “那个‘洋鬼子’又来了！”警卫员说。 彭德怀前几天就给徐海东说过，有个著名的美国记者要采访他和他的部队。徐海东曾接受过许多记者的采访，但与外国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心里没底。彭德怀却说：“飞机大炮都不怕，还怕一个‘洋鬼子’？直说就是了！”经彭德怀这么解释，才稍放下点心。 警卫员的话音刚落，一位满面春风的外国青年走了进来，和彭德怀、程子华打过招呼后，两眼盯着徐海东，因为他从没见过徐海东。 彭德怀介绍说：“这个人就是著名的赤匪，你认出他来了吗？” 徐海东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像个顽皮的孩子，大家不由得都笑了。 “他就是你一直要想见的人。”彭德怀又补充说，“他要你去访问他的部队。他叫徐海东！” “就是被蒋介石称他为文明社会的一大害的徐海东？！”斯诺表示惊讶，他从挎兜里掏出传单，递给了彭德怀。这是最近南京的飞机飞到根据地上空，散发的反动宣传传单。传单上写着： ……红军战士携枪投奔国民党，每人可获一百元奖金……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十万。凡击毙其他匪首，当予适当奖励……（见斯诺著《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67页。） 斯诺不相信，对面这个像个顽皮孩子的人竟是南京悬赏十万大洋取他首级的徐海东；更不理解，南京政府重奖缉拿的“匪首”，门前却只有一个“哨兵”。 “见到您，我很荣幸！”斯诺伸出那只毛茸茸的手，和一位中国窑工，又是红军将领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你要访问红十五军团当真吗？”徐海东问，“我在鼓楼已为你准备好了一间屋子！” “如果您允许，过一两天就去。”斯诺回答。 “好吧！你什么时候想来就告诉我好了，我派人来接你！”徐海东爽朗地说。 饭已经吃完了，警卫员抱进两个瓜。四个人坐在炕上，边聊天，边吃瓜，个个像孩子似的，淘气地往炕上吐起瓜籽来。 1936年8月26日。豫旺县城。 一队人马由南向豫旺县城而来，马蹄嗒嗒黄土飞扬。大道两旁葱绿的草地，点缀着一丛丛高耸的野草和圆圆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绵羊，有的俯首啃草，有的仰头倾听周围的动静；兀鹰和秃鹰在头上回翔，好似在寻找猎物；突然一群野羚羊走近马队路过的大道，在空气中嗅闻了一阵，然后又纵跳飞跑躲到山后头去了，速度惊人，姿态优美。 大道上的马队望见了豫旺县城的城楼。城墙用砖石砌成，颇为雄伟。城外有个清真寺，有自己的围墙，釉砖精美，丝毫无损。但其他的房子像是刚刚建起，旁边还放着一些破木碎瓦。 他们顺利通过检查，进入了豫旺县城。这个古老的回民城郭，居民约四、五万人。县政府的两层楼已毁了一半，正面墙上弹痕累累。有人告诉他们，这座楼和城外的房子，都是红军攻城时马鸿逵的守军纵火焚烧过的，以免红军占领后作为据守或攻城的阵地。 马队直奔红十五军团司令部。也是一间茅草屋，与彭德怀的司令部的陈设几乎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只有两处：一个是墙上多了件装饰品——马鞭；另一个徐海东睡火炕不习惯，拆了火炕，设张床，唯一的奢侈品就是有套蚊帐。 徐海东知道斯诺要来，没去练兵场，专门在司令部等候他。他只有两套制服，没有彭德怀的高级——用降落伞做的背心，今天特意穿上那套只有一个补丁的军装，这套军装只有到方面军司令部开会，或是给士兵上课时才穿，平时，穿那套有五个补丁的制服。 斯诺刚进门，就惊讶地问：“为什么您不住县政府的两层楼？” “那是地主老爷住的地方，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和老百姓住的一样！”徐海东随便地答道。 “空着，不是浪费吗？”斯诺不理解地追问，“已经用做红十五军团的被服厂喽！” 两人谈一阵，斯诺怯怯地说：“听说您这里有个回民教导团，如果可能，我想去采访！” “可以！”徐海东马上说。 斯诺、徐海东和参谋部的一个会讲英语的干部，骑马来到了回民教导团驻地。 这是一个回民地主的大院，红军占领豫旺县城后，主人逃走了。这所典型的阿拉伯式建筑，墙头很厚，摩尔式的窗户外面，是一条铺着石块的街道，驴、马、骆驼、行人络绎不绝。 房子里面很凉快、整洁。每间房子砖地中央是个水池，下通排水沟，供洗澡之用。青色的砖地没有任何肮脏的痕迹，回民士兵非常讲究卫生。 营房里墙上贴满了漫画、招贴、地图和标语：“打倒伊斯兰叛徒马鸿逵！”“反对日本造机场、侵略宁夏！”“建立回民独立政府！”…… “回汉两族人民能否在苏维埃政体下合作？”斯诺问迎面而过的一个回民战士。 那个战士说：“汉人和回民是兄弟。我们都属于中国。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地主、资本家、放高利贷的、压迫我们的统治者、日本人。我人瓣共同目标是革命！” “但是，如果革命干涉到你们的宗教呢？” “没有干涉。红军不干涉伊斯兰教礼拜！” “有些阿訇是有钱的地主或高利贷者，他们反对红军，你怎样对待他们 ？” “我人亲说服他们参加革命。但大部分阿訇都不是有钱的，我们的连长就是个阿訇。” “但是，有的阿訇说服不下来，而参加了国民党来反对你们，那怎么办？” “我们就要惩罚他们。他们是坏阿訇。” 在回返的路上，斯诺感慨地说：“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是自由的，平等的。这在整个世界上很难找的。” 晚上，斯诺问起徐海东的家人现在在哪里时，徐海东瞪大眼睛，坐直了身子说：“我家的人全都被杀了，共六十六个人，全被汤恩伯、夏斗寅他们枪决的，只留下一个哥哥，他在四方面军里。” “六十六个人！”斯诺惊奇地重复着。 徐海东惨然一笑说：“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比较大而已！” 斯诺在红十五军团共呆了五天。第三天，即28日，徐海东陪他到第七十三师前线和红军剧社看戏。后两天，每天下午和晚上，他一直在向徐海东及其部下提出关于他们个人的历史、他们的军队、前鄂豫皖苏区和目前西北的情况等问题。 斯诺在他的采访记录《西行漫记》里这样写道： 徐海东给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事实上，除了贺龙以外，他大概是指挥员中唯一的“纯无产阶级”。虽然红军中的大多数下级军官出身于无产阶级，有许多高级指挥员出身于中产阶级或中农家庭，甚至出身知识分子。 徐海东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很为自豪，他常常笑着称自己是个“苦力”，你可以看出来，他真心真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无私、诚实——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我觉得他就是认为问题是那么简单：他要为消灭这一切坏事而奋斗。这种绝对的信念使他对自己的大胆无畏，对他的部队的优势所说的自豪的话，听起来不致于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觉。他说，“一个红军抵得上五个日军。”你可以看出，在他看来，他这话不过是说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见斯诺著《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第269页。） 几天的交往，洚和斯诺成为好朋友，斯诺答应他，回到白区后，给买两颗假牙。斯诺经过几天深入细致的采访和广泛的取材，他最后给徐海东的评语是：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见斯诺著《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第267页。） 斯诺是徐海东一生中接待过的所有记者中印象最深的一个。徐海东每当看到斯诺给他拍的照片，总是笑着说：“斯诺，是我唯一的美国朋友，他是最难缠的记者。他简直要把你的心也挖出来看看！?保西安写诗篇 一心系抗战 1936年9月底。甘肃打拉池。 徐海东在一扭城堡式的房子里，会见了随同红二、四方面军弟的朱德总司令和原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张国焘。 徐海东双手紧紧握住红军总司令的手，望着他那温和而又庄严的脸和士兵般的朴素装束，激动地说：“我总觉得见过面，你指挥打仗的办法、子华同志经常说起！”朱德这个响亮的名字和崇高的威望，早就深深地在徐海东心里扎了根。 朱德那张宽厚而仁慈的脸上出现了笑容，他诚恳地说：“我早就听说过，你很会打仗呀！在与中央和红四方面军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能单独率领红二十五军杀出重围、胜利长征，给中国革命保留了有生力量，你为中国革命立了一大功呀！” “我是个粗人、窑工，不会打仗，摸着干！”徐海东谦虚地说。 总司令见徐海东诚实谦虚、直爽纯朴，笑着说：“你怎么这样客气？！”说着，他看了一下张国焘，问：“在鄂豫皖他是这样吗？” “在鄂豫皖，他是有名的‘徐老虎’，不但打仗勇猛，而且牵着敌人的鼻子团团转……”张国焘在总司令跟前夸自己的部下，他自己也洋洋自得。 徐海东惊奇地望着自己的老上级，简直判若两人。这位“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中共中央的第一任组织部长、中共鄂豫皖分局的第一书记，一向飞扬跋扈、目中无人；总是以“家长”自居，好为人师；从来不能容忍别人比他强。今天，当着总司令的面怎么却说出了实话…… 徐海东迷惑不解。突然，他想起，中央提过他在长征中搞分裂活动，受到党内外的有识之士的反对，被共产国际严肃批评过。徐海东想，借此机会，跟他谈谈自己的经历和想法。 徐海东向张国焘无保留地讲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走后，鄂豫皖苏区的壮剧悲歌；红二十五军两次长征几经频临绝境的艰辛历程；党中央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如何英明伟大；纯利润这良、杨虎城的矛盾态度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展情况…… 张国焘静静地听着，时而点头称赞，这次竟让他的老部下徐海东滔滔不断，说个没完。徐海东讲的故事，是真正打动了他的心，还是故作姿态，只有鬼知道。 后来，张国焘叛逃，投到了蒋介石的怀抱。全国解放后，他侨居加拿大，了却残生。他对这次和徐海东的见面，印象极深，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多次以激动的笔调提及此事： 徐海东的历斗经历，是一篇标准的红军军人的壮烈史诗…… 徐海东对于毛泽东等一到陕北，便能纠正戴季英、聂鸿钧的错误（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在徐海东的建议下，平反了红二十五军中肃反扩大化被冤枉的三百多名同志。）表示敬佩…… 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岐是死路…… 徐海东这个朴实军人所说的这些话，显然是真情的流露，不仅可以信任，而且令人感动……（引自张国焘著《我的回忆》。）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标志着震撼世界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这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英勇的红军将士以无比顽强的革命毅力和无坚不摧的战斗意志，创造了空前绝后的举民震惊的奇迹。 10月20日，蒋介石不顾中共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亲临西安督战。集中西北的胡宗南第一军、王均第三军、毛炳文第三十七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及何柱国骑兵军共五个军的兵力，分四路向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扑来，妄图趁红二、四方面军立足未稳，一举歼灭之。一时，黄沙四起，天昏地暗，陇东高原的长沟短盆里，到处布满了国民党的重兵要塞，陕甘宁边区面临着严惩的威胁。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徐海东等红军指挥员采取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给蒋介石嫡系第一击，以利于争取其参加抗日；对不愿继续打内战而有抗日要求的第六十七军和骑兵军则积极进行统战争取工作。 恃强骄纵的胡宗南第一军，孤军冒进。11月20日，胡宗南命令右路第七十八师进驻山城堡。瓦想夺头彩的胡宗南，没想到已大祸临头。 中央军委指示红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迅速靠近，集结兵力，准备一仗。”在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指挥下，于17日就做了战斗部署：以红一、红十五军团和红四、红三十一军在山城堡之东、南、北地区隐蔽，待机出击；红二方面军、红二十八军分别箝制可能来援的东北军和胡宗南右路第一旅。 被誉为文武兼资的儒将丁德隆，率领国民党第七十八师占据山城堡后，在山顶上修满了防御工事，靠山一带的窑洞已作为堡垒使用。山南是一条沟，形成天然屏障。阵地上摆着对空联络的布板，两架黄色的双翅飞机不时地擦着山头低飞。官兵们在山头和城头上走来走去，一副旁若无人的骄横气势。 21日深夜。徐海东手捧中央军委《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绕室沉思，脚步轻稳而有力。动员令字字千钧，句句振奋：“当前的一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敌人的弱点我们的优点又都是很多的。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这一进攻，开展新的局面，以作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苏区的第一个赠献给胜利的全苏区的人民的礼物！”（见王孝柏、刘元生著《左权传》，第193页。）全军团指战员听到《动员令》后，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又浮现在徐海东眼前。他暗暗地攥紧拳头说：“一定要打出红二十五军的精神！” 进攻的时间一到。徐海东指挥红十五军团向攻击目标推进。 夜色浓重、繁星闪闪。战士们全凭自己的感觉和夜间行动的经验向前摸索。这些长期打游击战和夜战的战士们，开始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手榴弹、信号弹在地面和天空中爆炸发出的火光，为进攻的战士们提供攻击目标。 敌人凭借防御工事和需墙、围寨负隅顽抗。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敌除一个团逃脱外，第七十八师主力全部被消灭，丁德隆落荒而逃，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与此同时，向盐池方向进攻之敌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 山城堡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一次历史性的胜利。这次战役对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12月4日。西安。 蒋介石率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气冲冲地抵达西安，大有兴师问罪之势。 “汉卿啊！我们此行，是来等候你的灭匪喜讯，为你庆功的！”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与红军的默契关系早有耳闻，想试探一下张学良的虚实。 “一定不会辜负总司令的厚望！不过……”张学良心想，既然你来，首先稳住你，再力谏停战抗日，想把话题转到全国的抗日高潮中来，所以故意没有把话说完。 “不过什么？讲下去！”蒋介石的语气稍有些缓和。 “国内抗日的情绪一致高涨起来，‘七君子’（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之狱。）最好放了，以平舆论……” “什么‘七君子’，是七小人！”蒋介石噌地站了起来，灰布长衫，衬得他的身体更加修长，他背着手走到窗前，气愤地说： “你张口抗日，闭口抗日，当你被狗咬得遍体鳞伤时，你还有跳舞的兴趣？！‘攘外必先安内’是党国的总方针，就因你个人私情，一时冲动就给改了？！日本进占东北，是国仇，是党国的大事，不能以你一孔之见定了乾坤！”说句心里话，蒋介石虽对张学良“剿匪”不力表示不满，但还没有完全放弃他俩的私交，所以在单独秘密谈话时，经常信口开河，比较随便。但他也深知张学良的为人，自己认准的事，不达目的不罢休。蒋介石想，必须敲敲他的警钟，以便悬崖勒马。于是他说：“陈李（1936年秋，陈济棠、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要求抗日反蒋。反被蒋介石用威逼利诱，分化收买的手段予以平息。）怎么样？不也同样瓦解归服吗！” “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我是为东北三千万同胞着想，我是为党国着想，为中华民族着想，除此之外，别无私图。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张学良也不示弱，话语尖刻。 蒋介石反而平静了，自知刚才有些过分，于是便满脸堆笑地说：“坐下谈！坐下谈！” 张学良的气愤，却还没消。他说：“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认为，这是正义之举，你俩怎么就听不进去？再打下去，只能损兵折将！” 张学良坚决抗日的主张是一贯的。早在1936年4月9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学中秘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杨虎城也和一些共产党员有着亲密友谊。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蒋介石用手搔了搔光头，心想，一时也难以说服他不如缓缓再说，便开玩笑说：“锭儿风尘仆仆，远道而来，你就用这些为我接风？！” 张学良也深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反共起家的蒋介石，让他马上与自己的敌人握手言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于是，爽朗地说：“好吧！我今天尽地主之谊，摆酒宴，为产叫统和各路将军接风洗尘！” 两人说说笑笑，步入餐厅。 张学良、杨虎城边疆几天向蒋介石反复进谏，却遭到蒋介石的严词训斥。12月7日下午，张学良到蒋介石所住的临潼华清池去，再次向他痛陈利害两人争论两三个小时，张学良讲得声泪俱下。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立即出兵剿共；二、调往闽赣，还是剿共。你现在就是拿着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张学良、杨虎城希望蒋介石改正错误的良好愿望，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他们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最后作出沉重的抉择：逮捕蒋介石！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在华清池后山的岩石洞里，将身穿睡衣，遍身污泥、像丧家犬一样的蒋介石逮捕了。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原因，并提出八项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积压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36页。）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萧瑟的秋风，无情地吹落所有绿叶，大地上一片苍凉。凛冽的寒流，席卷着中国的西北高原，肃杀的气氛笼罩着这片黄土地，空旷的原野像一张沮丧的脸。 此时，中国社会的各种急剧激化的矛盾在西北达到白热华的程度，一触即发。西安成了全部矛盾的焦点：这里，集中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对立；国共两党及两个政府的对立：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对立；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和亲日派的矛盾对立；人民大众奋起抗日救国同蒋介石之流对日妥协退让、积极剿共的矛盾对立；……中国向何处去的抉择，取决于西安事态的演进。 中国共产党晓以民族大义，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早日赶出中国，积极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时调整各种政策，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总方针，实现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决定性转变，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中国人民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具有坚定的抗日诚意！ 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陪同下，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及宋子文进行了两天商谈，宋美龄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宋氏兄弟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此时的蒋介石像泄了气的皮球，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中国共产党不是乘蒋之危，落井下石，而是力主和平解决，并以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主张，再次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是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逐渐成熟的时候。毛泽东在当时就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来转变。”“十年的内战，什么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在《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中国共产党还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主动同国民党高级领导人会谈，实现了停止内战。“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的发生，也加速了跌宕起伏的合作进程向顺利的方面转化。 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1937年9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6年12月21日。西安杨虎城官邸。 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三个人的笑声从屋内传出，似乎西安的大街上都可以听见。 周恩来说：“东北军，有名的‘东北虎’，捷克装备，厉害得很呀！西北军个个骁勇善战，也是家喻户晓的，红军嘛……”周恩来是外交专家，在曾经在红军手下打过败仗的“敌人”面前，把红军的优势留给对方去回味，自己不说出口，“我们三家联手，一百个刘峙也不是对手哟！” “谢谢中共方面的宽宏，”张学良低头看着手中的茶杯，抬起头说，“贵方若能派‘徐老虎’，噢！不，徐海东将军所部前来驻防，我感到万分荣幸！” 张学良用期盼的眼光看着周恩来，想得到满意的回答。 “如果派徐海东前来，那我的警备旅就归他指挥！”杨虎城许诺式的补充道。 周恩来望着这两张诚实、可信的脸，微笑着说：“那你们可要发给他军饷喽！‘老虎’专吃肉哟！” 1937年1月2日。咸阳。 咸阳，因位于渭水之北而得名。第一位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建都于此，他所建造的楼台殿阁、山石湖池、还有那富丽堂皇的阿房宫，都毁于项羽的一把大火。但至今，仍不失为古代都城的风格。不巧的是，因大雪纷飞，一层厚厚的“白棉被”盖去了古城的风雅。 徐海东接到命令后，率红十五军团日夜兼程，于1月2日到达西安附近的咸阳，以保障西安右翼的安全。 杨虎城得知徐海东到了咸阳，当即委派咸阳县的县长偕失人出城迎接、慰问。这位县太爷和夫人，在红军行进的路旁，不住地打听，“哪位是徐将军？哪位是程将军？” “我们这儿没有徐将军，有个徐军团长和程政委！”红军战士们回答说。 “是的，就是徐军团长、程政委！”县长松了松领带，今天他特别换上一身西装。 “他们呀！行军时从来都走在前头，现在早进城了！”红军战士答道。 晚上，不知这位县长从哪里搞到了徐海东指挥部的电话，第一句话就大声说：“报告红军总指挥，我立正向你敬礼！” 徐海东有些莫名其妙，也许是军人的习惯，他听到咸阳县长电话里说向他立正，随口说了声，“稍息！”说完自己也暗笑起来。 “徐长官，我受杨将军委派，在城外迎候你，接驾去迟，请恕罪！”县长在电话里战战兢兢地说，“我改天一定登门拜访。明天晚上，在我家为你们接风洗尘，请赏光！” 第二天，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踏着积雪向西安方向出发，杨虎城将军亲自带着警备旅长，陪同周恩来副主席出城迎接徐海东。徐海东和杨虎城见了面，不知是激动，还是不愿意说什么，好半天才说：“祝贺你把蒋介石擒住！” 周恩来的大胡子在飘动，一身新制的绿呢大衣，配一顶礼帽，显得格外潇洒，风度翩翩。周恩来笑容可掬地说：“中国有句古话：不打不相识嘛！” 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杨虎城，这位国民党的要员，西北军的首领，“西安事变”中和张学良联手囚禁蒋介石的英雄，使徐海东敬慕，又有几分尴尬。徐海东虽然头一次见到杨虎城，但在战场上已多次和他的西北军交锋。 杨虎城城恳地说：“国难当头，我们要携手抗日！目前，一旦刘峙进犯，我的警备旅就由你指挥啦！” 为了表示欢迎和感谢，杨虎城送给徐海东一辆吉普和一百箱子弹。 红军绕过西安，继续向东南蓝田地区挺进。沿途到处是欢呼的人群。那辆吉普成了被欢迎的主要目标，常常被欢迎的人们包围起来。一路上，相互传说着徐海东与杨虎城在西安握手言欢的佳话： “红军和西北军、东北军和好啦！” “三家的队伍齐心抗战了！” “真是不打不成交啊！” …… 红十五军团在蓝田、商州一线驻扎十三天，徐海东没脱过衣服睡觉。他深知此次出兵任务重大，西安东大门一旦被突破，后果不堪设想。守门只许胜利，不许失败，他告诫着自己。白天，他到前沿阵地观察；夜晚，就裹着大衣眯一会儿。他长时间习惯于游击战、速决战和运动战，像这样和敌人长时间对垒的阵地战，还是第一次。 刘峙的部队撤走后，徐海东奉命撤回甘肃，进行为期五个月的整训，掀起了军事、政治、文化、体育大练兵的热潮。 陕北延安。中共中央驻地。 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 “日军昨天炮轰卢沟桥，我看这要比炮轰北大营事件严重！（1931年9月18日，日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沟段桥梁，诬称中国军队有意“破坏”，开炮轰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日军真是狂妄至极！”周恩来来回踱步，气愤地说。 毛泽东伏在办公桌前，深深吸了一口烟说：“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之时！向全国同胞发电，呼呈全面抗战！”他狠狠地将烟头捻碎。 朱德的脸阴沉沉的：“蒋介石若再不抗日，将是民族的千古罪人。”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密切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第274-275页。） 南京。蒋介石寝室。 蒋介石和宋美龄正在早餐。 桌上的收音机报告着新闻：“日军参谋本部已入驻上海，政府还没有明确表示抗议，全国人民拭目以待……” 蒋介石入下手中的饭勺和筷子：“这叫什么中央通讯社？社长不想干啦！”说着把收音机关了。 随手拿起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名义致他的电报，上面写道：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中华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能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毛泽东 朱 德 彭德怀 贺 龙 林 彪 刘伯承 徐向前 叩 庚亥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毛泽东抗日是假，东山再起是真！”蒋介石把电报放回原处，拿起饭勺，喝了口汤，“美、英方面怎么样？” “不干涉、中立！”宋美龄回答说，“现在该是下决心的时候了，日军占了上海，就等于夺走了我们的一个聚宝盆！” 一提到上海，蒋介石就心有余悸。上海是国民政府的主要财源，是全中国的经济重心。蒋介石气愤地说：“日本人也太猖狂了，简直是骑着人脖子拉屎嘛！” “共产党要是交出了军权、政府，不妨设个特区！日军占了张家口，又向大同逼近！”宋美龄边用餐巾擦着嘴，边说，“二十九军打得好！给日军点颜色看看！” 8月25日。陕北云阳镇。 中国工农红军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的十一位同志组成。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为叶剑英，左权任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任弼时，邓小平任副主任。 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被改编为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徐海东任旅长、黄克诚任副旅长，全旅六千余人。 这天，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云阳镇的大操场上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掷地有声的誓言，从每位同志的肺腑中喷涌而出，若洪钟大吕。狂风般的掌声，此起彼伏的口号声，震天动地的抗战歌声，如翻江倒海，激荡在山川、河流，响彻在云霄里：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 工农兵学商， 一起来救亡， 拿出我们的武器刀枪， 走出工厂、田庄、课堂， 到前线去吧， 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 9月23日。晋东北平型关。 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等第一一五师旅以上干部，顶着烈日，手举望远镜，站在平型关东南的高地上，仔细地观察着平型关一带的地形。 平型关是日军三路进攻太原的中路必经之地。日军板垣师团的前锋第二十一旅团正向平型关方向而来。 “日军是机械化部队，利于平原作战，游击战是我军的拿手好戏”。林彪若有所思地说，“这个地方很好！” “是呀！山地连绵、日军机械化运动不便，便于我军隐蔽机动和部署伏击”，徐海东接过话头说，“给敌以歼灭性打击，这是个好战场。” “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后天就能到达这里，我们要马上作出决定，是打？还是不打？”聂荣臻说。 “打！根据总部指示打伏击战！”林彪简沽而果断地答道。 平型关位于山西东北部古长城上，自古以来是晋、察两省的重要隘口。关内关外，群山峥嵘，层峦迭嶂，沟谷深邃，树林幽暗。关前有一条公路，蜿蜒其间，一直通向灵丘、涞原，地势煞是险要。从关前到东河南镇之间的公路北侧，山高坡陡，极难攀登，路南侧山低坡缓，易于出击。 “这真是天造地设的好伏击地呀！” “日军凶猛得很，蒋阎二十多万军队都纷纷后退！” “该是我们一一五师露脸的时候了！” …… “不要再说了！”林彪说，“打！总部已经下了命令必须给我打好！”在平型关侧翼山地八路军上前线后打的第一个大仗马上就要开始了。 经过充分讨论，战斗部署是：三四三旅两个团为主攻、徐海东指挥三四四旅一个团负责断敌后路，三四四旅另一个团作师的预备队。攻击部队全部在平型关东南山地设伏。同时，派出独立团，骑兵营向灵丘方向活动，牵制日军，保证主力侧翼安全。 敌军二十一旅团占领东跑池地区后，又向平型关附近进军，其后继部队亦有向平型关前进的迹象。 24日晚，师部下达了出发的命令，各攻击部队向设伏的阵地前进。 天公不作美。大雨如注，狂风不止，水深过膝。加上于黑路滑，行动十分困难。尽管如此，部队还是冒着大雨，沿着泥泞的山沟小路前进。遇到河水，战士们把枪和子弹及干粮袋吊在脖子上，手拉手结成坚固的人墙，缓缓地向对岸移动。华北的九月，河水已经寒冷透骨，战士的衣服全湿了，许多的牙齿碰得咯咯响。经过大半宿的艰难行军，终于在25日拂晓前到达指定阵地，做好了各项战斗准备。 天亮雨停，雨后的山区显得宁静、清爽。 “日本鬼子还不来，都把老子等急了！”一个战士小声骂道。 “华北这鬼天气，这么冷；若是在鄂豫皖，被雨水一浇，像洗个温水澡，舒服极了！”另一个战士也没好气地说。 6时半。徐海东从望远镜里发现：前方先是出现一个小红点，慢慢地向前移动，后面黑压压的一片，还能听得见轰隆隆的马达响声。这就是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辎重和其他部队。 “做好战斗准备！”徐海东命令道，“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小红点越来越近，用肉眼也能看得清清楚楚。为首的高举着一面太阳旗，接着是三路纵队的日军，往后是载着日本兵和军用物资的一百多辆汽车，二百多辆骡马大车拉着九二式步兵炮，炮弹和给养紧跟其后，压阵的是骑着大洋马的骑兵。日本兵脚蹬皮鞋、头戴钢盔，身穿黄呢大衣，浩浩荡荡，不可一世的走过来。 “真他妈的神气，一会儿都把你们变成枪靶子！”警卫员骂道。 “老军长！打吧！再过一会儿，敌人就从我们阵地溜走了！”小号兵对徐海东说。 徐海东说：“不要叫我军长，我现在是旅长！我们担负的是断敌的后路，敌人刚一露头就打，不成了断敌人的前路了吗？！” “马上向师部发报，报告敌情！”徐海东转过身对报务员说。 各伏击部队的报告同时汇集到师指挥所：敌军已经全部进入伏击圈。徐海东的报告中附着“十里长沟，我们只有三个团，必须把敌军切成几段，分段吃掉”的建议。 “‘徐老虎’果真厉害，比我想的还高！”林彪长瘦脸上露出了佩服的笑容。 师参谋长孙毅（代替尚未到任的周昆）看着地图说：“战斗一打响，马上得命李天佑团一个营，冲过公路，抢占老爷庙制高点（设伏前因怕暴露目标而未派兵）！这样，第二十一旅团就成了瓮中的鳖了！” 7时整。林彪喊道：“发信号弹！” “砰、砰、砰”三颗红色信号弹升空。顿时，沉默的群山怒吼了！满贮深仇大恨的枪弹和迫击炮弹带着呼啸飞向敌群，手榴弹雨点般地飞进沟道。炸得日本军鬼哭狼嚎，血肉横飞。日军汽车撞汽车、人挤人、马狂奔、指挥系统一下子被打乱了。 徐海东拿着林彪发来的电报看着，电报中说道：“我要敌人后路成为一条万丈深渊！”他知道这电报的份量，也知道林彪的脾气，当然，自己也希望不让一个敌人逃脱，打出红军的威风来。 五分钟过后，山谷间骤然响起激昂的冲锋号声和惊畦般的冲杀声。徐海东率领六八七团呐喊着向敌人扑去，同敌人展开白刃肉搏战。 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经武士道训练过的日军，虽然失去指挥，被隔开来，仍然利用汽车、沟坎、炮架等一切可以利用的障碍物，各自为战，拼死顽抗。八路军官兵更是轻捷勇猛、前仆后继，以更加猛烈的攻势攻击顽固到极点的敌人，只见枪托飞舞、马刀闪光，连伤员也顾不上包扎，与敌人扭打在一起，互相用牙齿咬，用拳头打。六八六团副团长杨勇在激战中负了伤，仍然继续指挥部队作战。六八五团一连连长曾贤生，带领战士们冲入敌群在肉搏中壮烈牺牲。 徐海东的亲自率领六八七团打击的主要敌人是骑兵和溃逃过来的步兵。怎么对付骑兵，徐海东在西征时多次与马家骑兵交过手，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以静制动，打马乱敌。用机枪猛扫敌人敌马，马受伤一惊，就不听主人的使唤，顿时，敌骑兵没目的地乱跑；有的马倒下，伴倒后边的马，真是人仰马翻。战马一批一批地倒下，骑兵失去优势，只好短兵相接。八路军战士的刺刀穿透敌人的心脏。有两个战士，夺过敌人的战马，端着机枪在敌人骑兵大珍里猛烈扫射，最后壮烈牺牲。 上午8时。林彪对聂荣臻说：“老聂，你亲自出马好不好？” “好啊！”聂荣臻回答。 “你到六八五团去，督促他们把这一仗打好！”林彪向嘴里扔了个黄豆说。 “好吧！”聂荣臻站起来说，“我现在就去！” 聂荣臻拄了一根棍子，带了一个参谋、一个警卫员和一个通信员，大步朝左面的杨得志第六八五团走去。 林彪转身对孙毅说，“我们也走！”林彪转移到山沟里的一个隐蔽指挥所里。 日军拼命地争夺老爷庙制高点。几架敌机在上空盘旋。由于敌我双方距离很近，有的地方是混在一起，敌机没敢扔炸弹。经过一番激战，老爷庙制高点等有利地形全被我军占领，敌人突围企图被粉碎。 中午时分，被堵截在十里长沟里的一千多名日军全部被歼。缴获敌人步枪一千余支，机枪二十多挺，击毁汽车一百多辆，马车二百多辆。板垣师团的增援部队，被杨成武独立团和刘云彪骑兵营阻击于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击毙三百多名日军后，被迫撤退。由于国民党军未按预定作战计划出击，使部分日军由团城口突围。 晚上。因房子少，徐海东和旅参谋长陈漫远住在同一家的土炕上。 “今天打出了我们八路军的威风，虽然损失大，但毕竟取得了重大胜利！”因为胜利而高兴的参谋长陈漫远没有睡着。 其实，徐海东也没睡着，他除了高兴外，正在思考一个问题，他说：“我原来还想多抓些俘虏，结果一个也没有抓到！”他翻身转向陈漫远说，“我提着马鞭正在搜寻活着的鬼子，眼看着一个鬼子用马刀捅他自己的肚子一命鸣呼了！这日本鬼子搞武士道的精神，死不投降，我们要认真研究如何对付他们！” “是呀！”陈漫远说，“敌人不了解我们的俘虏政策，而我们的战士却还像对待国民党军一样对待日本鬼子，结果吃了大亏啊！” 平型关战斗，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 平型关战斗后，徐海东率领第三四四旅日夜转战。他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他们先是奉命破坏敌人交通线，接着又在沙河一线伏击由代县出来增援繁峙的敌人，然后又奉命破坏敌人从张家口到代县的交通线。部队冒着严寒，踏着冰雪作战，从平型关打到雁北、繁峙、代县，又从崞县打到盂县。半年多，边打边走，跨地几千里。 1938年正月的一个寒夜。几里面繁星在天幕中闪动。 徐海东正接受一位前线记者的采访。 “传说中，你这位使敌人胆颤的名将，那么勇敢！我想你肯定有些粗鲁，没想到你倒像个温文儒雅的书生！” 徐海东浑圆的脸庞露出了笑容，他说：“我只读过三年半书，我是个粗人，不是什么书生！”他笑起来，左眼下的枪伤，像生在上颊的一个酒靥。 记者好奇地问：“你们的武器装备从哪儿来？” 徐海东爽朗地说：“我们的兵工厂在东京！” “你们的给养呢？”记者又问。 “我们的粮店也在东京！”徐海东仍很干脆。 “你真是个奇异的人！”记者说，“你能介绍一下日本军烧杀淫掠的情况吗？” 徐海东的眼睛立刻闪亮了一下。据他回忆说： 我目击日本强盗对民众的残酷野蛮，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收复繁峙之后，到从前的伤兵医院里去检查剩余的药品，走到医院门口外，就已臭不可挡，进去一看，原来四百余名我军伤兵，完全被日敌屠杀干净，横七竖八的到处躺着。在东门外的河湾，也被日敌屠杀的二三百民众和伤兵。在大营，老百姓被打死刺死烧死的，总有一千多人。我们进城的时候，瞧见东边墙上吊着一具死尸，到处血淋淋地飘着臭气。大营的房屋被烧掉十分之八，在余烬里还发现许多大大小小的尸体，景象惨不忍睹。…… ……东回舍，那地方的妇女，从十七岁起到七十岁止都被奸淫，年轻的有的投井自杀，有的竟至被奸死，有的躺着几天不能起床。日军在南峪北峪、娘子关一带，强迫四十岁以下的妇女，搽粉穿新衣服，陪他们取乐。夜晚，男子们就被强迫出去放哨站岗，自已的房子就由日军来睡，妇女们就被迫陪宿。不从的，除掉硬行强迫之外，还添上种种特别的污辱。在娘子关的沙河滩，日军牵了老百姓二头牛，给了三斤米做牛价，说是公买公卖。老百姓不高兴，他们就说，有米给你还是好的呢！牵了老百姓的毛驴只给二毛钱，也说是公买公卖。这一类的事情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引自1938年5月17日《新华日报》。） 徐海东由于半年多的昼夜苦战，积劳成疾，又犯病吐血，这已是他第三次吐血了。党中央电令徐海东返延安治病。 毛泽东到病房来看徐海东时，徐海东惭愧地说：“主席，我没有完成任务！” “怎么才叫完成任务？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嘛！”毛泽东笑着说。 “彻底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那还早呢！”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和蒋介石打了十年内战，和日本、我们也准备打它十年八年的哟！我现在交给你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 徐海东有些发愣，心想我重病在身，怎么能“必须完成任务”呢？但他想，肯定任务紧急，于是，硬撑着说：“主席，你说吧！我徐海东即使死了，也要完成主席交给的任务！” “那就是养好病！” 毛主席、徐海东、周东屏和医生都大笑起来。 徐海东在病中度过了一春又一夏。然而，结核病菌仍十分活跃地固着在他的肺部。抗日战争在极其艰难进行着，徐海东恨不得自己插上翅膀，飞到前线，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他抱病总结半年多在晋察冀抗敌作战的经验教训，以便以后的抗战少走弯路，少些损失，早日胜利。 他写了《晋察冀抗战》一文，其中写道： 根据半年余的作战经验，我觉得日本兵有以下的弱点： （一）陆军的攻击精神不强，专靠大炮和飞机配合，没有这种配合，攻击力就很差。 （二）战术和中国不同，被袭击之后，常常退守山洞，不占高地，因此常遭我手榴弹的爆击。 （三）习惯于机械化的战斗，离开大炮和坦克车和飞机之后，就失去作战的信心。 （四）只能作平原战争，在山地就呆板。 但日军也有他们的长处： （一）班以下都很机动，进攻时采取小散兵群或三人一组，或五人一组，很少具有一班以上的兵力集中进攻。 （二）打败之后，能各自为战，即使剩下最后的几个人，也不容易缴枪，这是因日本帝国主义民族武断宣传和我军过去对日军士兵争取工作不够而造成的，他们以为给中国军队抓住了一定残酷处死，老百姓复仇。最近经我们的宣传和战斗的日语喊话，这现象已有好转的形势。 （三）目标隐蔽，日军善能利用地形，又因为制服的颜色是黄的，和北方的土色很相象，不易被人发现。 （四）通信设备建全，连络灵活。这是日方最大的特长，大队长的指挥用信号，烟幕弹连抛掷都用旗语，进退灵活协同一致很迅速。 无论敌人有些什么特殊优点，我们对于华北抗战的胜利是有把握的。在中国民族空前未有的伟大团结之下，利用华北特殊的地形，发挥我们一切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特长，配合着坚决抗战的友军，再获得广大的群众的积极热烈拥护，我们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支持整个华北的抗战，配合全国抗战的力量打击日寇。最后，我们相信中华民族将发挥无比的潜力，在中国的历史上创造一个最光荣的事迹——驱逐日本强盗而获得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引自1938年5月17日《新华时报》。）学马列赴华中 担架游击战 1938年10月初。延安。 宝塔山上的宝塔，还有那稀疏的房舍，尘土飞扬的马路，清澈见底的延河，破烂不堪的城墙，连绵起伏的山丘，稀零散落的黄叶……延安——陕甘宁边区贫困的地方，看上去自然风貌是那样的荒凉，可是，政治气氛却是那样的热气腾腾，催人奋进。 一队队抗日健儿，有的在列队操练，有的在引吭高歌，那激动人心的《延安颂》、《大刀进行曲》在延河两岸回荡。那满山遍岭收割庄稼和砍柴拾草的人群叮叮（口当）（口当）的刨土声与劳动号子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幅特殊的具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秋割收获图。 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投奔革命的一队队青年男女，他们经过千山万水，冒着生命危险，度过无数难关，来到这座庄严和雄伟的古城。人们忙碌着建窑洞，建立“抗大”、“陕公”、“鲁艺”、“马列学院”等。这里处处热火朝天，处处充满生机和希望。党中央和毛泽东团结抗日的号召照亮了全国人民的心，照亮了漫长的抗日征途，巍巍的宝塔成了指导中国人民革命方向的象征，延安成了革命的圣地，成了指导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 徐海东坐在延安城内的天主教堂内，不是做祈祷，而是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已步入中年、身经百战的徐海东认真而严肃地作着记录。 毛泽东正在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他声音洪亮，慷慨激昂，浓重的湖南口音在教堂里回荡。他说： 同志们！我们有个光明前途；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也一定能够达到这些目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成为实现抗战任务的模范。……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谦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519-522页。） 徐海东被毛泽东深入浅出的分析、博引旁征的论说以及抑扬顿挫的语调所吸引，全神贯注地在听毛泽东的演讲，忘记了作笔记，以致手中的铅笔落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当他回过神来时，才发现手中的铅笔没了。 毛泽东继续讲，他说： 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妆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持，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会议休息。同志们三三两两，说笑不已。徐海东发现毛泽东和贺龙谈笑风生地在教堂大院内散步。他刚才听到毛泽东讲道“共产党员应该是英勇作战的模范”时，就决心上前线。此时，提出自己想法的机会到了。他三步并做两步，走到毛泽东和贺龙面前，未等他开口。毛泽东说：“海东，一块走走嘛！”毛泽东接着说：“中国有三部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你们看过吗？” 徐海东没有答话，贺龙也没出声。 “谁要没看这三部小说，那就不算个中国人！”毛泽东边说边从兜里掏烟。 贺龙一听，嚷着：“没看过，没看过，反正，我不是外国人！” 贺龙出身贫寒，小时学种田、学裁缝、就是没学多少文化。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中国革命现现低潮，大批共产党员被杀害，全国党员总数一下子从六万多人减少到一万多人，贺龙却在此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后，中央要派他到苏联学习，他说：“我中国字还认不全呢！学不了俄文，还是回家乡拉队伍吧！”他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被推举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现任一二○师师长，他哪有时间去看那大部头的古典小说呀！ 毛泽东递给贺龙一根纸烟，贺龙说：“这个不顶用，还是用我的山炮吧（未经加工的农家火烟）！”说着掏出了枣木烟斗。 徐海东吸了口烟，问：“海东，你看过吗！” 徐海东从小就爱听大鼓书，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诸葛亮“火攻曹营”；梁山伯“一百单八将”，……都是《三国演义》、《水浒》里的故事，就没听说过什么《红楼梦》。 “《三国演义》、《水浒》我知道一些，就是不知道《红楼梦》是个啥哩？”徐海东有些不自然地说。 “那，你算半个中国人！”毛泽东笑着说。 “革命胜利了，我一定把这三部书背下来！不过，现在我想上前线！”徐海东用征求的目光看着毛泽东，希望他有个满意的答复。 他失望了，毛泽东没有答应他上前线。但考虑到徐海东身体有所好转，对他又提出进马列学院学习的要求，就同意了。 子夜。徐海东住处。 徐海东因病受到特殊照顾，住两间窑洞。一个在隔墙中间开的小门把两孔窑沟通，形成了一个套间，外间是客厅兼餐厅，里间是卧室，以前兼病房，现在改为书房。墙壁用石灰水粉刷得白白的，屋内方桌、长凳及各种用具放得井然有序，一尘不染。 卧室里有两张床，土布花格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窗前用碎砖块搭起一块木板，算是书桌，上面除了文件外，又增添了几本线装的马列学院的教材：《中国近代史》、《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 徐海东还在聚精会神地往书上写写画画。 “睡觉吧？已十二点啦！”身体有孕的妻子周东屏担心徐海东是这样整夜学习，身体吃不住。 徐海东扭过头来说：“平时打仗没时间看书学习，现在又有书，又有教师，为了将来更好地领兵打仗，我现在要抓紧时间学习呀！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他们都是因为文化水平高，才会有高超的战略战术，打仗才不会败！你能帮我搞到〈红楼梦〉吗？” “那是写才子佳人，小姐丫鬟的事，你还有那份闲心？”周东屏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徐海东说。 “瞎扯，毛主席说那是一部写封建社会没落的名著哩！”徐海东走到床边，望着娇妻说，“你看过？” “我只是当红军以后才学些字，我的文化水平，比那灯里的油还少。讲革命道理的书还来不及看，哪有工夫看那？”周东屏从小当童养媳，参加红军后，先是在被服厂，后又当了护士，战争年代，没有时间看更多的书。 徐海东笑着说：“我算半个中国人，你呀！连半个都不是……” 徐海东还真把毛泽东的话当了真，以后，一有机会，他就向别人打听，或借这三部书，可是在偏僻的陕北、他的心愿未遂，到了华中，他才如愿以偿了。 1939年8月1日晚。延安抗大门口。 抗日军政大学校址设在凤凰山上，共有一百七十五个新式窑洞，全是抗大师生亲手挖的。他们又修了一条三千多米长的盘山公路，即“抗大公路”，通往山下的集镇。 白天，徐海东出席了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的集会。毛泽东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讲。经徐海东再三请示要去华中前线，获得了毛泽东的批准。 晚上，徐海东陪妻子周东屏散步在“抗大公路”上，从山下往山上看，顺着山坡地势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整整齐齐，犹如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蜿蜒起伏的“抗大公路”好似玉带，缠绕其间；点点星火闪烁在凤凰山间，与夜空繁星交相辉映，好似银河落人间，把古老的延安城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姿、生气盎然。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要准备出发了！”徐海东望着个头不高、长得秀气的妻子周东屏说。 “出发就出发！我也不是没打过仗！”周东屏偎依在丈夫的身边，喃喃地说。 周东屏不但是好护士，工作时间，无微不至地护理每一位伤病员，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同时也是一位温柔的贤妻良母：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家务几乎全包下来了，做饭、洗衣、护理孩子…… “好！像个红军战士！”徐海东鼓励她说，“毛主席已批准我的请求，和刘少奇同志一起去华中新四军啦！” 周东屏这才明白他真的要走了。她望着徐海东微笑的脸说：“我真想在这儿多学些文化知识！” “前方也有学校，况且红军和新四军本身就是一所‘大学’，我这‘青山大学’毕业的不也一样革命吗！”徐海东抚慰着妻子说，“真对不起你，我们结婚早，不能使你更快地进步；跟着我，让你受苦了，等抗日胜利了，我一定会给你更多幸福，给你买两身花衣服！……” 两人说笑着，陶醉在北方入秋的夜景之中。 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一个理论基地，也是培养党政军高级干部的熔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院长是当时的党中央书记张闻天，副院长是孔祥熙、马寅初的同学，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校舍由东西各三十多个窑洞组成。远处看，好像一条黑白相间的玉带绕在山腰中。教室是由一些用木头柱子搭起的草篷顶大房子，没有课桌，膝盖就是每个人的课桌，两边放几块砖头，上面搭块木板就是凳子。室内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正在认真倾听毛泽东讲〈矛盾论〉。有的迅速记录，有的低头深思，有的不时点头。 毛泽东没有稿，但语言流畅，声调激昂，也不乏幽默诙谐之句，不时引起学员的哄堂大笑或阵阵掌声。 “早晨，我一进窑门，考官（马列学院的学员）给我一张考卷，让我谈谈苏维埃运动的历史，”毛泽东说，“这可把我给难住啦！” 教室里的所有学员都愣了，用惊疑的目光望着毛泽东，不知道谁这么大的胆子，竟敢考毛主席？ 毛泽东呵呵一笑说：“这张卷，我只能得五十分哟！因为全国的苏维埃区域有十几块哩！那五十分，我请海东同志替我答喽！让他讲一讲鄂豫皖苏区的情况！大家说好不好哇？！” “好！好！” “让徐海东说说他是怎样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的？！” “让他讲讲鄂豫皖苏区！” …… 学员们一个劲地鼓掌，叫喊，好像一群中学生在起哄。他们当中，有许多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官，有许多是熟读“经书”的知识分子，有的是几经磨难的“老地下党”。但是在马列学院这民主、团结、平等的学习气氛中，他们好像又回到了童年，甚至互相起个外号、或互喊小名，…… 坐在徐海东旁边的人，把他拉起来，让他上台。徐海东红红的脸，哽咽着说：“我是个粗人，没有文化，讲不了话！还是让毛主席讲吧！” 毛泽东这时下了讲台，走到徐海东跟前鼓励他说：“什么老粗老细，你打仗指挥得好，群众工作做得好，给大家讲讲实际斗争情况嘛！”不要被理论吓倒哟！敌人的几个师你都不怕！还怕这个小小讲台。走！我陪着你！” 徐海东被大家热情的推上了讲台，毛泽东坐在旁边。徐海东开始有些紧张，干咳了两声，既是清清嗓子，也是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他语气紧张地说了一分多钟，还不时地转过头，看着毛泽东。毛泽东却向他点头微笑，表示很赞赏。接着，一切就像平时谈话一样，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从七条枪闹革命讲到鄂豫皖的强盛，在讲艰苦斗争经过的同时，还总结了一次次斗争的经验教训…… 课堂上时而雷鸣般的掌声，时而发出呵呵的笑声。真没想到，他那一课，听得大家津津有味，博得了全场同志的喝彩！ 最后，徐海东说：“我这不是讲课。拿四川话说，这叫‘摆龙门阵’。” 教室里又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二十六年后，徐海东回忆在马列学院的这段学习收获时说： 通过学习，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党史、政治经济学等问题的理解，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以及当时的许多重要谈话，对自己教育更深。（见徐海东著〈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0页。） 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太阳像个大火球烘烤着山村和城镇。9月的西安，仍然酷热如夏。延安军事检查团由徐海东这位少将旅长任团长，中午时分，徐海东步入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大门。 徐海东是9月15日率领延安军事检查团离开革命圣地延安的。团里除了有四十多名干部跟随其后，还有他的妻子周不屏和儿子小林子、刚两个月的女儿小松子，也随行其中，在徐海东还指指点点，而徐海东却对他毕恭毕敬。 这个神秘的“秘书”就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同志。他长期在白区工作，为隐瞒自己的身份，装扮过工人、农民、教书先生和阔老板。有一次，在沈阳，为了从盯梢的敌人眼皮底下溜走，他还穿上了旗袍，包上了头，装扮成一个大家闺秀。现在，他要带领徐海东等四十多名干部前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改名胡服，又装成徐海东的秘书。 徐海东一行刚一进西安，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就纷纷前来迎接、拜见。他们之中，各色人物都有。有的是想贪图一下蒋介石悬赏十万元收买其脑袋的这个人的风采；有的是想看一看西安事变时守候南大门的这员虎将的尊容；有的是想试探一下几万国军都没围追堵截住的徐海东，到底有什么本事；有的是想来摸摸徐海东一行有什么特殊目的…… 白天，徐海东接见来访客人，刘少奇总是穿着那件粗灰布长袍伴随前后，充当秘书的角色；夜晚，反过来，刘少奇找人谈话，徐海东再充当他的秘书、警卫员和学生。刘少奇有多年白区工作的丰富经验，指点徐海东，告诉他哪些人该见、哪些人不见，什么场合说什么样的话。刘少奇同志的沉着、冷静和机智，使徐海东十分敬佩、也受到很多的启发和教益。 徐海东离开延安前，把身边的三件宝：手枪、望远镜和一副漂亮的马鞍子送给了左权，同时领了一笔残废金。 “海东有个好习惯，每次领到残废金总是让大家享点口福！”一个干部走进刘少奇的办公室，望着坐在旁边的徐海东微笑着将了他一军。 徐海东是个直性人，马上说：“是呀！在延安，每次请客都是小米、山药蛋、南瓜一类的东西，我想到西安后，请大家吃顿好的！” 正在伏案写东西的刘少奇，放下笔，转过身，风趣地说：“那好啊！去吃西餐怎么样？” 他们真的来到了一家西餐馆，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些菜名到底是什么菜，该点些什么？还是刘少奇拿过菜谱，指点一番。穿白制服的服务员送上刀子、叉子、白餐布等餐具摆了一桌，又端来了面包、牛奶之类的东西。 “妈的！什么东餐、西餐，原来是娃娃吃的东西嘛！还戴什么兜兜！”徐海东说。 大家都被逗乐了。 “听说到了共产主义，都要吃面包、喝牛奶。”有个干部说，“那不都成娃娃了？！” 刘少奇接过话头说：“那不见得，中国人还是要吃中国饭，到那时也不一定都吃牛奶、面包……” 这顿西餐，大伙虽都没吃饱，却也都为开了一次洋荤而心满意足了。然而，徐海东打算用三十元残废金买件毛衣的计划，却泡汤了。 刚回到办事处，敌机轰炸的警报声又响了，刘少奇和徐海东马上组织干部、家属和孩子转移到城墙脚下的一个防空洞去，日本空军扔下炸弹、燃烧弹，在办事处附近爆炸，燃起了熊熊烈火。刘少奇和徐海东最后跑进防空洞，在洞口坐下。 “这鬼地方，地上的特务、汉奸到处盯梢，天上的鬼子，也经常来袭击！”徐海东骂道。 “日本空军的炸弹是专门欢迎你这少将旅长的哟！”刘少奇开玩笑说。 徐海东心想：他们若是知道你也在这里，会加倍欢迎，于是便说，“我们还是早日离开西安！”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方针。蒋介石也加紧了向日军妥协的步伐，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并设立了“防共委员会”。随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又边疆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反动文件。在华北、华中，国民党军队制造了“（木旬）邑事件”、“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杀害八路军和新四军干部战士、家属和伤员的反共事件。 徐海东、刘少奇率领延安军事检查团从西安出发，奔向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一路上，虽然受到当地国民党军的“热情”接待，但明争暗头号、杀机四伏。徐海东非常担心刘少奇和四十多名干部的安全。他们迎着飞沙、冒着秋雨，晓行夜宿、马不停蹄，于11月初胜利到达目的地。 皖东定远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寒霜铺满了皖东大地。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却气氛活跃。 分队长以上的新四军干部正在认真倾听中央代表胡服同志和徐海东同志传达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徐海东是作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和第四支队司令员前来赴任的，他人地在胡服的右侧。 胡服说：“周副主席在今年初就给我们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可是有的同志，恐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积极向东作战，失去有利的发展时机。我和海东同志离开延安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再三告诫同志们：在敌人后方，应迅速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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