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徐海东-7

“哎！为什么放着近处的英山不打，却要跑两百多里路去打太湖，这不划算呀！人走得多累呀！”有战士嘀咕。　　“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不打英山自有不打它的道理。你懂什么？我想啦！咱们的老虎军长这回是放长线钓大鱼。英山这条鱼没太湖大。”一个扛着机枪的战士说。　　“大鱼小鱼，只要是鱼就要钓。我是宁愿打仗，冲他个人仰马翻，最不喜欢夜行军，紧张、疲倦！到了那里，我们已被累垮了，还打什么仗！”　　“嘿！夜行军才舒服呢，不用东躲西藏不被烈日照晒。凉爽的小风吹着，多美呀！”　　连长走上来：“夜间行军，要保密，不要说话！”　　“跟上！跟上！”行进的队伍不断朝后传话，战士们的脚步更加快了。　　徐海东军长一直走在先头部队的前面。他非常清楚：太湖一仗，关键不在战法和兵力，取胜的致命因素是：保密、神速，出其不意。两百多里的路程，必须在两个夜晚赶到，而且第一个夜晚多走、第二个夜晚好有时间稍做休息，否则疲师远伐，必败无疑。　　黎明时分，部队到达太湖西北的合永涧东部山区。已走完了一百三十多里啦！徐海东命令：就地隐蔽休息，每连派出岗哨，其他人一律在树林里吃、睡！”　　“今晚还有七十多里地啦！”一个战士说，　　“走嘛！再远也只能靠这双脚，脚板已经打起了血泡。”一个战士抬起脚，望着穿出洞的草鞋和脚板磨出的血泡说，“好在只有七十里啦，若再有一百三，我恐怕吃不消了！”　　“有一份辛苦，有一份甜嘛！太湖原是府城哩，可以见见世面，到时，让你穿皮鞋！”　　“打仗可不是见世面哩！皮鞋没草鞋好，穿了夹脚！”有的战士插话说。　　指战员们吃着带来的饭团子，喝着河涧水，悄悄说笑着。　　徐海东和吴焕先检查完红军的隐蔽阵地后，又研究起地图来。　　漫长白昼熬过去了。随着夕阳的西坠，部队各自从隐蔽的山凹中走出来，朝太湖急行军。　　今夜月亮出得较晚，不断被云彩隐没。夜幕中，只剩下急促的脚步声和青蛙的哇哇叫声。　　午夜时分。黑魆魆的太湖横亘在红二十五军战士眼前。它像只大怪兽，睡得正甜。　　太湖守敌是安徽警备旅的一个大队，还有三个民团。　　警备旅大队长姓胡，生得五大三粗，一脸的横肉，极喜财色，有钱就是赌或是下窑子嫖娼妓。没钱了，就骑上他的大黑马，到街上巡检，寻找不顺眼的，不守“规矩”的，就罚款、没收财物，再不行就抓起来，让人家拿钱来赎。　　9月4日晚上。太湖民团三中队队长王万才的妻子从乡下来了。王万才准备了几样菜，摆下家宴，请警备旅胡大队长和民团的大队长及另一个中队长吃饭。　　胡队长在门口第一次见到了出来迎接他的王万才的妻子，他不觉一愣，眼就直了。狗日的王万才，竟有如此美艳之妞，一朵好花插在牛粪上了！他咕噜吞了口涎水，半晌才说：“王队长，都是自家兄弟，不用客气嘛！这弟妹是第一次见面，可真是个大美人儿哟！”　　“哪里哪里！乡下的女子，大队长见笑了！”王万才迎合着说。　　四人入座，推杯换盏，猜拳行令。可胡队长的眼光总是在端菜敬酒的王万才妻子身上转，那女人也不躲避，应付自然，不时还抛出几个媚眼。离桌时，屁股再有意扭几扭。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王万才说：“今天难得把胡大队长请来，凑个兴吧，咱们三个陪胡大队长搓几圈，玩个痛快！怎么样？”　　“好！老王这个主意了啊！我们也想找机会和胡队长玩玩哩！”另两个人说。　　“那就来吧！谁耍赖也不行啊！”胡队长望着王万才的妻子说。　　“那敢呢，我们输了，卖老婆也得还帐呀！”王万才说。　　麻将桌上摆起了墙，稀哩哗啦打了起来。　　胡队长今晚难有的好运，取牌时得心应手，连连和牌，连和了几个大牌之后，另两个人也和了几把。王万才输个精光，倒欠胡队长一百二十块大洋。　　散场了。　　“怎么办？王队长！”胡队长喜滋滋地说。　　王万才耷拉着脑袋，沮丧地说：“有什么办法，咱老王说话算话，你让你弟妹陪你一晚上，行吧！”　　“现在已经半夜了哟，不能算。明天加一个晚上，后天早上给你送过来。”胡队长说。　　王万才沉吟一会儿，说：“行吧！你看着办吧！以后可要关照我啊！”　　“没问题，过几天，你到我们警备旅大队来当中队长，那样我们可以经常喝酒喽！”胡队长喜形于色。说着搂着那女人的腰出了门。　　胡队长与床上的女人睡得沉沉的，太湖城睡得沉沉的，王万才和另一个女人在床上也同样睡得沉沉的。胡队长万万没想到：红军已兵临城下。　　月亮又悄悄隐进了去层，星星在夜空里眨着眼。　　突击队伏在城门口不远的凹地里，听着徐海东的命令：“爬上城墙，不声不响地干掉守门哨兵，先打开城门，放部队进去！”　　“嗖嗖嗖……”突击队成员个个身手矫健，像离弦之箭，向黑魆魆的太湖城墙射去。　　一切顺利，五六分钟后，城门大开，红军部队涌进城内。　　徐海东低吼着：“按原计划行动，要干脆、迅速！”　　红军三个营包围三个民团。　　徐海东带领一个团直扑警备旅大队。　　其余各部红军，分赴三个城门和城内的重要目标，执行各自的战斗任务。　　国民党安徽警备旅驻太湖的守备大队，相当玩弄个团的兵力，负担四门守卫与城内执勤。大队部的敌人只有一个中队，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　　突然，乒乓两声枪响，有个敌人哨兵反抗，被当场击毙。随后，城内也响起了枪声，喊杀声，命令缴械投降声，喊饶命声，乱作一团。　　胡队长在美梦中被惊醒，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枪，浑身一丝未挂冲到窗前，推开窗户，高声喝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队长，我们已经被红军包围了，红军冲进城里来了！”有人回话。　　“放屁，红军能从天上掉下来不成？！就几个毛贼、游击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屌样子！赶快组织力量给我擒来！给我叫……”胡大队长话还没说完，就吃了一枪，连声都没吭一下，赤条条地倒在血泊之中了。　　曙光升起，青天白日旗落地，整个太湖全部被红军占领。红军以牺牲一人，伤三人的微小代价取得了奔袭太湖的重大胜利。　　白花花的粮食，五色缤纷的布匹，成箱的药品，堆积如山的棉花和食盐……满城居民欣慰、赞赏和笑容……使红军战士一扫长途跋涉和连续战斗的疲倦，在群众的簇拥下，个个喜气洋洋、春风满面！　　在敌人的一间仓库里堆着一大堆雨伞，像小山一样。负责红军物资工作的同志看了看说：“我以为什么好东西，这些伞有什么用？”　　“这可是好东西哩！”刚刚巡检到此的徐海东说，“可以给全军每个战士发一把，挡雨露宿能起大作用呀！一把伞一间房哩！”　　“嘿！还是军长想得周到！”负责物资的同志赞同地说。　　红二十五军远程奔袭太湖县城的胜利震惊了敌人，鼓舞了群众，振奋了军心。战后，红军二十五军在太湖城内外发动群众，分粮、分盐、分衣物，影响甚大。附近几个县都有一些群众自动起来进行抗捐、抗税，开展分粮斗争。红二十五军乘胜在陶家河一带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了纵横近二十公里的一小块根据地。10月20日，成立了区委和两个乡政权，分配了土地，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至此，张学良的三个月“围剿”计划宣告破产。　　徐海东在此其间特别重视训练部队，抓住一切时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陶家河村村驻着红军，处处摆起练兵场，喊杀声四起。一块块草地，被踏露黄土；一个个山坡，被铺匐出明亮的小道；一处处悬崖陡壁，在红军战士脚下变成坦途。　　徐海东拿一根木头棒子和一个虎墩墩的战士作刺杀示范表演：你来我往，上下翻飞。周围的战士不断发出喝彩声。徐海东腿部毕竟受过伤，与那虎墩墩的精力旺盛、生气勃勃的红军战士比起来，几个回合过后，他有些招架不住。徐海东想：“只能智取，不能硬拼。他瞅准对方的一个露洞，虚晃一枪，然后，直捣对方心窝。对方“呀！”一声，表示服输。围观的战士们鼓起掌来。　　徐海东说：“有时候，敌人个高力大，与他硬拼到底，肯定吃亏。怎么办？只能找对方的薄弱处，出其不意地智取，方可取胜！”“好了！开始练！”他朝虎墩墩的战士一笑，围身到练攀崖的连队去了。练攀崖难度较大，陡峭的崖壁，手脚并用，掌握好重心，小心翼翼，利用可攀手的石头、树根、壁缝，如壁虎一般巾在崖上移动。练这种功夫的是特务连。　　“徐军长来了！徐军长来了！”大家亲切地招呼着。　　“价钱们练！继续练！”徐海东笑着扬扬手。　　特务连的战士们一看有军长观阵，更加卖力气，一个个身轻如燕，机动灵活，矫健敏捷。　　徐海东心想：特务连是红二十五军的尖刀、是一只铁拳呀！　　1934年10月3日。国民党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　　张学良气愤至极：“徐海东是我们的死敌。我从来没遇到过这么狡猾、诡秘、神迅的部队，驻剿等于钉的死木桩，屁事不管。”边骂边把帽子扔在桌子上，“加强追剿部队的力量！”　　参谋长、副官等见副总司令生气，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一言不发。　　“还愣着干什么？记下！”张学良说着，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一口气将豫鄂皖围剿的国民党部队进行了重新布署，“追剿部队由十一个团增加到十六个团，编成豫鄂皖三省追剿纵队，下辖五个追剿支队：第一支队由第五十四师一六一、一六二旅及师直属队组成；第二支队由第四十七师一三九、一四一旅组成；第四支队为第六十四师一九一旅；第五支队为第六十五师一九三旅。即日出发，追剿徐海东二十五军，直至它在豫鄂皖土地上消失。另外，蒋委员长下令，活捉徐海东者，赏大洋十万块。张榜缉拿！”　　1934年11月4日。徐海东和中共豫鄂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向葛滕山地区行进中，收到了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的来信。　　部队行进到葛滕山根据地附近，徐海东率领的交通队（即手枪团）就由前锋变成后卫了。通信员骑着快马，跑到徐海东面前：“报告军长！政委叫你马上到部队前头！”　　徐海东想：肯定有大事或敌情。快马加鞭，来到了临时军部。省委书记和政委吴焕先两个都在。　　“中央来人了！”吴焕先一见徐海东，高兴地说，随手把一封信交给他。徐海东看信上写道：　　宝珊、海东、焕先：　　中央派程子华同志带来了重要指示，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省委同志和红二十五军来鄂东……　　 中共鄂东北道委　　郑位三（见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海东！你说怎么办？”徐宝珊问。　　“按中央的指示办，返回鄂东！”徐海东毫不犹豫地说。　　“肯定要回鄂东，你心中有本敌情帐，看怎么个走法？”徐宝珊说。　　“敌五个追剿队紧紧跟随二十五军而来；东北军第一○七师、第一○九师、第一一○师、第一一七师和后调来的第一二九师等部，早在商城、麻城、潢川、光山交界地区筑成四道封锁线，企图分割瓦解各地红军、各个击破。这是我们西进的最大障碍！”徐海东说。　　徐海东边说，吴焕先边在地图上作标记。　　三个人研究着地图，选出了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的最侍路线。　　“又是一次苦行军啊！”徐海东说。　　11月5日夜，借着明朗的月光，红二十五军踏上西进的征程。　　徐海东心情异常激动和兴奋。他恨不得插上翅膀，马上飞到鄂东北，见到中央来的同志，看到中央的指示。他不由得想起一桩往事：　　那是在七里坪围攻战受挫以后，省委派任省委宣传部长的成仿吾同志去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临行前，沈泽民亲手用米汤在他的衣襟上写了几个字：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署名用的是俄文。当时，成仿吾同志身体有病，走路十分不方便。徐海东特意选了一匹壮骡子让他骑上，还派一个班护送他出大别山。成仿吾同志还没出山，就遭到敌人袭击，一直杳无音信（后来在鲁迅的帮助下，成仿吾到达了中央苏区）。　　尽管当时党中央为王明的“左”倾路线所控制，下发的指示、文件和训令给红军根据地造成重大损失，但徐海东还是期望中央给予指示。他不允许自己的同志说党中央的怪话，对中央只有服从或提意见的权利，决不能背后议论。　　6日早晨，红二十五军集中兵力，速战速决，全歼敌四个连守兵，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全速急行军 ；7日下午，冲破商城两个团的堵截，越过了第二道封锁线；深夜，全军悄悄越过了敌人从双柳至新集的第三道封锁线，没费一枪一弹。徐海东命令：全速跑步前进！8日拂晓到达胡山寨时，敌潢（川）麻（城）公路第四道封锁线已被抛到二十五公里以后了。　　1934年11月8日。豫东南胡山寨。　　胡山寨是光山城南的一处山地，位于制高点上，地形很有利。艳艳的十一月份的阳光下，连续急行军两天三夜的红军指战员，疲惫至极，红二十五军伏在胡山寨及其周围，休息打盹，养精蓄锐。　　徐海东消瘦了，受过伤的腿部常常痛得他冷汗直冒。部队刚停滞不前下来。他就支持不住了。让通讯员告诉政委吴焕先一声，安置一下部队他便一头倒在床上，顿时，鼾声大作。休息不到两个小时，吴焕先把他叫醒了。　　吴焕先急促地说：“快起来！敌人来了！”　　徐海东一听敌人来了，顿时，困意全消：“怎么回事？”　　“敌一○七、一一七师向我二二三团所驻胡山寨东边的刘湾攻击；红二二四团驻寨南的朱家坳，困地势低洼，敌第四、五支队猛烈攻击，被迫向西部转移过来，敌第四、五支队向胡山寨仰攻，企图夺取制高点。七十四师二营正在奋力阻击！怎么办？是撤？是打！”　　“七十四师一、三营在哪？”徐海东问。　　“在寨东北的沙子岗！”　　“马上增援二营，守住制高点！”徐海东果断地说。　　此时，敌追剿纵队总指挥上官云相派飞机对红军轰炸、扫射，并乘飞机亲临战场上空督战。敌人气焰十分嚣张，凭其优势，陆空联合向红军阵地反复猛攻。红二十五国处境极端危险。　　徐海东躬着背，两手拄桌子，看着桌上的地图，一言不发。许久，他抬起头来对焦虑不安的吴焕先说：“打！只有打胜这一仗才有活路！”　　“我的意见也是！”吴焕先说，“我们长途行军和连续战斗，体力消耗很大，恐怕‘走’不动了。只坚守阵地，打垮敌人的进攻，才能继续前进。”　　“只有坚守阵地不行，要变防御为进攻，变被动为主动，要有攻有守，而且还要有有力的政治动员，使指战员继续发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方可解今日之围！走是不能走了，大白天的，上官云相在空中，你走到哪，他追到哪里。靠‘走’来摆脱敌人是不可能的。只有打散他们、打溃他们、打没他们，我们才能顺利到达鄂东！”　　两个人立即形成了统一的命令：“第七十四师继续扼守胡山寨制高点，箝制和消耗敌第四、五支队；第七十五师二二四团从寨北迂回到刘湾北侧，协同第二二三团向敌第一○七、第一一七师实施突击；而后，第二二四团迂回至朱家坳以南，第二二三团到朱家坳以东，与第七十四师协同攻击敌第四、五支队。”　　命令下达后，部队立即进行短促有力的政治动员。徐海东率领第二二四团沿胡山寨北山麓隐蔽地迅速迂回到敌第一○七师侧后，突然发起猛攻，第二二三团乘机反击，敌被迫向东撤退。接着，第二二三、第二二四团团体同攻击第一一七师。在红军猛烈攻击下，该敌不支遂撤退。　　徐海东率领二二三团，二二四团向敌第四、第五支队的侧后猛攻。战士们见军长身先士卒，一个个骁勇如虎，向敌群冲杀过去。　　空中的上官云相看到两个师落荒而逃，气得过且过暴跳如雷，大骂“饭桶”！同时，命令第四、五支队猛攻胡山寨制高点，以挽回败局。　　整个战场硝烟弥漫，枪炮声隆隆，火光闪动。敌人哇哇地向山上冲。　　吴焕先率领第七十四师坚守胡山寨制高点，火网密集、利如尖刀，敌人像被割的秋草，一排排倒下。　　山下，徐海东指挥两个团向上冲锋，与敌人接上了火，拼起了刺刀，两军铰在了一起。　　徐海东手中的刺刀往来自如，所向披靡，一个个敌兵倒下。　　徐海东看见陶家河练拼刺刀的那虎墩墩的战士，他手中的刺刀，如一条游龙，在敌阵中大显神威。　　两军对垒，勇者胜。这是徐海东训练时的口头禅。也是每个红军战士的座右铭。军长和战士们一起厮杀，又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个个奋勇当先，前赴后继。　　敌第四、第五支队三面受围，虽有空中上官云相在督战，也无济于事。军心大乱，夺路溃逃。上官云相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两圈，留下四千多死伤及被俘官兵灰溜溜地走了！　　战后的徐海东，一身战尘，高挽衣袖，满面春风，高高地站在一块石头上，面对着恐惧不安、垂头丧气的战俘们说：“我放你们回去，有种的，打日本人去！”　　一声清脆的马鞭响，震撼了所有被俘东北军的心灵，也震撼了所有有良知的国民党官兵，震撼了所有阻碍革命的反动派。始长征越围寨　遇险独树镇　　1934年11月11日。豫东南花山寨。　　夕阳晚照，炊烟正从村寨袅袅升起。　　中共鄂豫皖省委正在开第十四次常委会议。根据中共鄂东北区委书记郑位三转达程子华带来的中央精神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结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实际，讨论着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　　省委书记徐宝珊正在念中共中央早在2月12日给省委的指示信：　　……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整理、锻炼和强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恢复原有苏区而斗争。这是目前形势下唯一正确的路线。　　再固执着“死守”的方针，是只有牺牲我们的干部，牺牲我们的活力，必至完全葬送我们的事业。　　徐宝珊说，我们是7月1日收到这封指示信的，当时省委根据鄂豫皖斗争的实际情况，决定暂不完全脱离苏区，采取徐海东同志的建议：内线运动持久战和外线游击速决战并重的方针，在徐海东同志率领下，红二十五军像一条游龙，腾云驾雾，自由往来于敌人林立的碉堡之间，保住了红军的有生力量，又开辟了以朱堂店、陶家河为中心的两块游击根据地，鼓舞了鄂豫皖边区军民的革命热情，给张学良的东北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他三个月剿灭红军的妄想。当时，省委的决定是正确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该讨论一下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问题了。中央2月指示信分析的鄂豫皖苏区的形势，我看对现在更为适宜。指示信中还明确提出了：　　关于新的地区的选择，原则上应注意下列条件：　　⑴敌人力量比较薄弱；　　⑵群众中革命影响较大，或者群众比较容易为我们争取者；⑶地形有利于我们防御和作战，粮食和一般物质条件较丰优的。　　应根据这一原则及中革军委的军事指示，以及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　　形势，去作适当的决定和行动。（1934年2月12日，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　　徐宝珊继续说，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军事训令中指出：　　……原则上同意省委提议，红军主力仍留在原来苏区继续行动……应创造一个较强的独立团，到平汉路西桐柏、随县地域去活动……积极地向外线发展，特别应向河南及京汉路上活动……（1934年6月1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训令》。）　　据此，省委对战略转移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研究，并做了一些这方面工作。现在到了坚决拿出战略转移决心的时候了。　　郑位三同志用平和的语气，转达了程子华带来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红军主力要做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以减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同时也要使主力红军得到发展，留下的部分武装能够长期坚　　持，也能够保存老革命根据地。（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　　徐海东果断地说：“坚决按中央的指示办！”在这次会议上徐海东被增选为省委常委。他说：“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的热情仍很高，但是，经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复‘清剿’，不管是人力，还是物力都受到了严惩摧残。参加红军的人员迅速减少，而且年龄普遍偏低，有的村庄只有老弱伤残的群众，没有一个适合当兵的。若是以前，红军打这么多胜仗，我们的队伍绝不 会还是三千多人，肯定早发展到一万多人了。这样下去，不进行战略转移，不利于红军主力的发展壮大。所以，我想，选择新根据地时，除了中央提出的三条外，还应加上当地或者周围群众数量多这一条。再说，红军的给养也是个重大难题。根据地的村庄，十室九空，土地荒芜，春耕时种不上田，秋收时被地主团丁抢走，群众自己也没吃的。只靠到外线抢敌人的粮，有时要付出巨大代价，还接济不上，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将来到新的根据地，一定要想方设法自己生产些粮食，以备急用。” 参加会议的人。个个觉得徐海东的一席说得有道理。一个窑工出身，只读过三年半私熟的虎将徐海东的政治素质和理论分析的能力还真高呀！　　吴焕先打趣地说：“我们的老虎军长成了政治家了！海东同志分析得入木三分。当前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鄂豫皖根据地的严惩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随着冬季的到来，还有可能更为严峻。在沿边地区恢复老根据地与一辟新根据地，经过朱堂店和陶家河两地区的尝试，成效都不大，都不巩固。虽然红二十五军还能够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但是本身已不易得到很大发展，难以恢复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的补充，将会继续削弱，而且还有被消灭的可能。现在必须马上转移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谋求更大的发展。”二十七岁的吴焕先政委以他高超的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　　会议一致认为：向东、向南、向北都不适宜，向西则比较容易发展。会议决定：⑴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⑵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地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⑶行动中，红二十五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⑷留省委常委高敬亭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会议最后讨论军队整编时，徐海东欣然地主动说：“听说，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参加过广州暴动和海陆丰斗争，领导过大冶兵暴，在中央苏区当过师长。他文武双全，比我这‘青山大学’毕业的军长肯定高明。为了不再让红二十五军军长！”　　“中央派他来是当参谋长的！你就别推了！”省委书记徐宝珊劝道。　　“还是让他当军长，要不我当副军长，给他当助手。”徐海东诚恳而坚定地说。　　“海东同志的这个提法我同意！”有人说。　　最后在徐海东的坚持下，程子华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同时，任命吴焕先为政治委员；郑位三为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为副主任；戴季英为参谋长。　　徐海东异常留恋生他、养他、育他的大别山。自从11日省委作出战略转移后的几天里，徐海东一有空就独自站在山顶，想把起伏连绵的山峦、九曲回转的沟壑，一一刻在心里，永不磨灭；想把激烈壮观的战斗、开人子分粮的情景，一一印在头脑中，作为精神动力；想把纯朴善良的人们、情意缠绵的妻子留在记忆里，以示怀念和慰藉。　　大别山、鄂豫皖，这里的一山一水，一村一湾都是这样熟悉、这样亲切。我徐海东是大别山的儿子，是鄂豫皖人民的儿子。我不会忘记这里的！我会永远记住这里的！大别山的亲人啊！不要难过红军还会回来的，我徐海东还会回来的。只是此去征途千万里，何日重返难说定。再见吧，大别山！再见吧，鄂豫皖！啊！还有我那徐家窑，那散落在山坡上的房屋，那依山而筑的窑孔，那维系生命的盆盆罐罐，好多年没再见到了啊！我那劫后余生的哥嫂叔侄、我那惨死敌人屠刀下的老母及徐家几十口英灵，我的身子是离你们越走越远了，但我的心还和你们在一起啊！我的生命属于党、属于革命、属于红军、也永远属于您——大别山、鄂豫皖，我的亲人们！　　徐海东的依恋之情，溢于言表，再加上远征，任务艰巨，有时不免有些忧悒不乐，有的在背后悄悄议论：　　“徐军长怎么变成副的？”　　“听说他自己提出，要当副军长的！”　　……　　徐宝珊和吴焕先等，听到议论后，做些解释工作。绝大部分想念省委的决定，相信徐海东的为人。但是，不明真情的多嘴者，少不了在背后说三道四。徐宝珊深知徐海东秉性刚强，又爱急躁。这天，见到他便说：　　“海东，你听见了没有，有人说你的闲话哩！你可别太在意呀！”　　徐海东早就听到一些闲话，但没放在心上，他想：我徐海东是在血与火的战场中长大、也不是在一片阿谀奉承中长大，我一生光明磊落，身子正不怕影子歪。如今见省委书记来安慰自己，不觉有点好笑，便笑着说：　　“你把我当成娃儿啦？！当军长是打仗，当副军长还是打仗。我这个人打仗有瘾，走路有瘾，从前喝酒也有瘾，就是没有官瘾。我祖辈是烧窑的，要不是革命，我不还是个穷窑花子嘛！至于我闹不闹情绪，宝珊，你心里应当有数。年轻的时候，还有勇气从正团长下来当副团长呢！现在又长了几岁，难道还不如以前了嘛！更何况是我自己提出的呢！……”　　不等徐海东解释完，徐宝珊很不好意思地打断了他讲话。这一番出自内心的真挚而诚恳的话语，不是一般阳奉阴违、投机取巧的人所能理解的，作为省委书记的徐宝珊甚为感动。他想，对这样大公无私、顾全大局的革命同志，再去安慰，科是对他的污辱。于是，也取消了在干部会上对徐海东任免一事进行解释的想法。　　1934年11月16日傍晚。豫东南何家冲。　　中共鄂豫皖省委和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言》指出民族危机的深重，揭露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宣布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号召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订立协定，共同抗日。《宣言》严正指出：北上沿途，国民党军队如加阻拦，本军定将坚决扫除之。从何家冲出发，揭开了红二十五军独立自主的战略转移——长征的序幕。　　1934年11月18日。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　　蒋介石静坐在红色单人沙发上，呷了一口参茶，平静地问：“汉卿，徐海东匪部，现在何方？”　　张学良端着茶的手一颤，茶杯差点落在地上，偷眼看了一下蒋介石，小声说：“委员长，您不是知道了吗！”　　“我要‘剿匪’副总司令亲自向我汇报！”蒋介石有些怒气。　　“是！委员长！”张学良在蒋介石没发怒前觉得有些愧对蒋介石，心里有点内疚；但当蒋介石要责怪他时，他就异常平静了，因为“剿共”打败仗你蒋介石是首当其冲，何况，我毕竟将豫鄂皖红军主力徐海东部赶出大别山，夺路西逃，这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功劳吧！于是，他拿出军人应有的嗓音，一字一板地说道：　　“经过东北军指战员三个多月的浴血奋战，使豫鄂皖红军主力徐海东部无立锥之地，只好夺路西逃。17日晚，徐海东匪部由信阳城南的东双河至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　　蒋介石似乎看出张学良的心理，半责怪地说，“汉卿啊！我们太大意了！徐海东匪部狡猾多端，凶猛残忍。近几年，他闹得豫、鄂、皖三省无安宁之日。欲图剿灭，屡遭失败。反而消耗了党国一大笑人力物力和财力呀！到穷途末路之时，委兄弟收拾残局，哪料，我又枉费心机了！现在他们在哪？”　　“逃向桐柏山区！”张学良答道。　　“不是逃，那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战略转移！”蒋介石走到地图前，仔细观察了许久，他胸有成竹地说：“不过，他们逃进了死胡同！哈哈哈……”　　“请委员长指教！”张学良有些纳闷。　　“桐柏山正处在汉水和京汉铁路之间的狭窄地带，回旋余地小，这是我们千方百计寻找的好地势，游击、游击游而被击吧！”蒋介石少有的狂笑，在他瘦削的脸上，出现了个茶碗大小的黑洞。随后，他脸一沉，命令道：“‘追剿纵队’五个支队、东北军第一一五师，跟踪追击；令驻河南南阳、泌阳、方城、叶县一带庞炳勋第四十军和驻湖北老河口（今光化）一带萧之楚第四十四师迎头堵截。趁徐海东匪部脱离匪区，孤军远出，立足未稳之机，以我三十多个团的优势兵力，加以合围、根除！”最后“根除”两个字蒋介石说得很勉强。　　11月21日。桐柏山区双河镇。　　整个镇子死一般沉静。镇东北一间茅草屋里，一盏麻油灯照得整个屋子通亮。　　“据手枪排侦察所知，敌五个‘追剿队’已经追来，庞炳勋和萧之楚部肯定也会出动！”徐海东望着地图说。　　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省委书记徐宝珊也都围着地图，四个脑袋几乎要碰到了一起，好像儿时的游戏——顶牛，准也不想撤出。　　“这桐柏山区的地形，对我们不利呀！”程子华说。　　“确实！北有庞炳勋，西有萧之楚，东和南边又有五个‘追剿队’！”徐宝珊补充说。　　“海东，你有什么想法？”吴焕先看徐海东不做声，便问道。　　徐海东说：“这桐柏山区，距平汉铁路和汉水太近，回旋范围狭小，又有敌人重兵围追堵截，难以立足发展。反正我们这些‘山大王’，有山就好办，桐柏山呆不住，就北向伏牛山！”说着，他把手指停在地图上伏牛山的位置。　　“具体路线，我们不能这样直接北上，采取向南佯攻枣阳，取道豫西平原，再西转向伏牛山！”吴焕先说着，手指也不停地在地图上移动。　　“好！”程子华把拳头往桌上一砸说，“我们来他个声南击北！让蒋委员长的计划再次落空！”　　国民党官兵，好像红军指战员棋盘上的一颗子，摆到哪是哪。他们果然中计。各路追堵之敌纷纷向枣阳集中。红二十五军突然于22日从枣阳县城以北的韩庄掉头，在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带领下，折向东北，绕道平氏镇，泌阳城东，经马合田、贾楼等地，乘虚北上，进入豫西平原，打破了敌人的追堵。　　长征以来，徐海东一直率领手枪排、带着前卫团，指挥冲锋，抢占隘江。他昼夜不眠，两眼熬得又红又肿。程子华看在眼里，疼在心中。他说：“海东，看把你累成这个样子。你从前卫团改成后卫团吧！好在职后边略略放松休息一下！”　　徐海东想，军长对部队情况不太熟悉，再说，从分工上讲，副军长也应该是前卫。他说：“前与后，都一样走路，在前边早到，还早休息呢！”　　吴焕先太了解徐海东啦，这个人，舍已为人，可以两肋插刀。从来都是把辛苦留给自己，把安逸让给别人。便支持程子华说：　　“海东，今天应该叫我们在前头了！”　　说着他和程子华一块朝前卫部队走去。　　谁都明白，部队的前卫团与后卫团相比，要劳累多了。如果把行军中的部队比作一条游龙，那前卫团就是龙头。负责侦察、带路、冲锋、占领有利地形等重任。作为前卫团的指挥官，更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丝毫不能麻痹大意。在敌情严峻时，更是如此。后卫团任务虽也很艰巨，但精神上放松多了。　　部队刚一出发，徐海东就支持不住了，骑在马背上打起盹来。　　豫西平原，地势平坦，村落稠密，围寨林立，封建势力盛强，许多地主豪绅盘踞的村落围寨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多者有枪数百支，并配以土炮防守。有的围寨四周还筑有外壕，深水环绕，红二十五军在前进途中常遭地主武装的袭扰，行进缓慢。敌人派出的便衣侦探也常夜间在红军所到之处进行骚扰活动，他们纵火烧房，以示红军行踪，并借机造谣惑众，底毁红军声誉。　　这里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平原堡垒，构成一落千丈片杀机四伏的连环阵！　　省委明确提出几项必须遵守的规定：　　部队每到一地，不得进驻围寨；　　沿途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　　对于寨主豪绅，不打不分其财；　　只要为我让路，均应以礼相待。（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省委和军部的领导分别到各团队召开干部会议，宣讲有关政策和群众纪律，要求以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行为，争取团结寨主头目，宣传影响群众，唤起群众。以党的政策去夺取胜利，争取在两三天内顺利通过围寨区域。　　晚上，徐海东、吴焕先从徐宝珊的屋子里走出来，身上禁不住打了个寒颤，抬头朝夜空望了望，一轮贺而又明的月亮，高高地悬在空中。　　“副军长，政委，你们还没睡么？”屋檐底下，忽然冒出一座铁塔似的黑影，操着浓重的鼻音问道。　　“是艾武（郑位三的警卫员）呀！唔！今晚的月亮，还是那么亮！”吴焕先不由嘟哝了一句，随口问道：“老郑还没睡？”　　“他还在写信！”艾武答到。　　两个人走进郑位三的屋子。郑位三伏在一盏油灯底下，面前堆着几叠信封信笺，全神贯注地挥动着一支中锋狼毫……　　“喏，还没写完吗？”吴焕先问。　　“快了快了！一个晚上我能造出几个团的兵力呀！”郑位三这才抬起头来，两撇八字黑胡一撅一撅地笑着说，“每封信顶一个连兵力。明天要过十几个大的围寨，都得写上一纸广告，派人事先送到。呵呵，对待这些封建寨主，信中还必须抬举几句，讲明这军北上之目的，晓以民族大义。我们的北上抗日‘出发宣言’，在桐柏山没有散发几张，现在倒是不够用了，散都散不过来了……”　　“就是，就是，”徐海东连声说，“每一张‘出发宣言’都抵得上几个班的力量，赶快再刻印一些，沿途广为散发，到处张贴！攻都攻不破的地主围寨，一封书信、几张传单，就可以打开一条通路。这真是兵马未动，政策先行啊……”　　“对了，”吴焕先说：“你的三字经、四言诗、顺口溜现在也有用武之地了！编上那么几句，教给宣传部一路上喊喊，加强政治攻势嘛！”　　第二天，部队过往时如入无人之地，一切都很顺利。有的寨主，还在寨外摆上桌椅，放了些香烟，茶水、糖果之类的东西，以迎接红军过境。军政治部的小宣传员们，每路过一座围寨，都可着嗓门子大喊一阵：　　老乡老乡，不要惊慌；　　我军所向，抗日北上。　　借路通过，不进村庄；　　奉劝乡亲，勿加阻挡。　　……　　中午。王家大庄。　　高墙耸立，栅垒重叠。城楼上各种形状的龙凤旗向路过的红军战士“招手致意”；刀矛剑戟林立两旁，鼓乐高奏，作为欢送红军战士的仪仗队，寨墙垛口，荷枪实弹的团丁在“维持治安”。好气派的大地主啊！　　有那么几个近似乡绅子弟又像学生模样的青年，竟在城头上摇头晃脑地说长道短、品头论足，跟红军指战员逗着趣儿：　　“你们哪是红军，是东北的奉军……”　　“哈哈，在大别山吃了败仗的奉军！”　　红军政治部的小宣传员们，齐声高喊，　　“我们不是奉军，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全国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　　“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我们是北上抗日的先遣队……”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对方听了，不禁又嚷嚷起来，“哈哈，你们身上背的铁家伙，全是奉天造的马步枪，捷克式的轻机枪。这么好的武器还打败仗，真丢人！还假充红军，别胡弄人了……”　　徐海东一听，心想：我们缴获奉军的装备，反而替奉军顶骂名，不行，命令道：“就地休息，洗清罪名！”　　不一会儿，军政治部的小宣传队员们，当场又喊了起来：　　奉军奉军，没有良心；　　只打红军，无家可奔。　　不抗日本，丢了东北；　　呜呼哀哉，国民伤心。　　红军红军，炎黄子孙；　　北上抗日，意志坚贞。　　出发宣言，宗旨在先；　　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城楼上，有十来个中老年人，有的吸着香烟，有的拄着文明棍，有的手捋白须。各个身穿蓝色或紫色绸缎长袍，对这些雄姿英发，朝气蓬勃、品格高尚的红军指战员不时地点头称赞。有个人说：“这是一支‘学生军’、‘儿童军’呀！”　　徐海东看在眼里，听在耳中。不自然地回头看看这些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战员，确实是支“学生军”、“儿童军”。　　说红二十五军是“学生军”、“儿童军”的提法恰如其分，名符其实。　　长征开始时，包括几位领导同志在内，都是十分年轻的。军长程子华二十九岁，军政委吴焕先二十七岁，年龄最大的副军长徐海东也只有三十四岁。像韩先楚、刘震、陈先瑞等团营干部大都二十出头；像王诚汉、张天云汪家道、张体学、孙光、李耀等连排基层干部，多是不到二十岁；像刘华清、陈鹤桥、张池明等在军部机关工作的，詹大南、宋维（木式）、何光宇、廖辉等担任警卫工作的同志，都是十七八岁，当时但任红二十五军共青团委书记的黎光同志，也才十七岁。连队战士的年龄就可想而知了。全军确实没有几个年逾十八岁以上的士兵战斗员。　　正是这支“儿童军”、“学生军”，在那艰苦而坎坷的战略转移中，踏出一落千丈条闪光的长征路，先期到达陕北，胜利完成长征，谱写出一曲曲血与火的青春进行曲。　　1936年《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长征》一文是这样介绍这支神奇的“儿童军”的：　　中国工农红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被四表！……　　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十八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苏区里，遭受异常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一九三二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　　在鄂豫皖边界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上……十一二岁的儿童，上山寻找自己的父亲。他们还是幼弱儿童就如大人一样懂事。他们亲眼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他们在幼年童稚时代就领略了一切政治常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红二十五军。产生了儿童军。这一军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只有从十三到十八岁。……　　神奇的“儿童军”像雄鹰在那里（陇东高原——作者注）盘旋一样，使敌人布防于此的雄厚兵力，都惊得心胆俱寒！（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长征》。）　　在红军政策和行动感召下，大多数围寨的武装地主保持中立，使红二十五军赢得了时间，胜利地通过了围寨地区，摆脱了敌人的此的追堵。红二十五军边前进边高唱《红色青年战士之歌》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　　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　　不怕牺牲、勇敢杀敌如猛虎，　　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当！　　1934年11月25日夜。独树镇东南王店。　　寒流突袭，气温骤降，北风刺骨，雨雪交加。　　昏暗的夜油灯柱，忽左忽右，在这寒冷而潮湿的黑夜里挣扎。　　省委书记徐宝珊拖着重病主持着军事会议。　　一位当地地下共产党员介绍说：“王店距许（昌）南（阳）公路还有二十多公里。公路沿线中，只有独树镇附近的马庄、七里岗、砚山铺一带敌人防备空虚，可以趁机强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东麓。”　　徐海东说：“敌五个‘追剿’支队和第四十军骑兵第五师已尾追上来。必须马上通过许南公路，才有回旋余地，粉碎敌人的追堵。”　　吴焕先说：“现在阴雨连绵、战士都是单衣，几天来没吃上一顿好饭，是不是先休息一两个小时再走。”　　军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说：“几天来，连续行军、伤病员增多，战士饥肠碌碌、疲惫不堪，不如稍加休息，再一鼓作气通过许南公路。”　　会议商定：由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率领第二二四团、第二二五团和军直属队为前梯队，休息一个小时后，先行出发。直取七里岗、马庄、砚山铺一带，强过许南公路。副军长徐海东和省委率领第二二三团为后梯队，暂驻王店、赵庄，阻击尾追之敌，掩护全军行进。　　黎明时分，警卫员把徐海东领进一个老乡家，准备趁机烧点开水喝。灶里的火已经点着，锅里的水已经盛满，就在这时，外边传口令，哨子响，要立即转移。徐海东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好，一定是前边发现严重敌情，部队不能久停。　　空中的雪，落在战士身上，马上化成了水。鱼背似的路面，又滑又亮，倒很明显。房前、屋后、草棚、甚至是墙根，到处是熟睡的红军战士。被喊醒的人，骂天骂地：　　“它妈的，这老天给我们作对！”　　“干什么不要命地走！”　　“真想睡一夜！”　　……　　三十一年后，徐海东回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时说：　　这时候部队疲惫不堪，又冷又饿，派通信员去催出发，从团长、政委到战士，都睡着起不来。我找了条棍子，先从团长、政委打起，在一个村里撵出二百多人。这件事，一方面说明我在紧张情况下挺身而出，同时也反映出我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军阀残余作风。（见徐海东著《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5页。）　　而当时被“军阀作风”大棍打醒的一个干部，在许多年后却感动地说：“那一夜，幸亏他一顿棍子，要不，我们睡着不起，肯定被敌人抓去了。”　　徐海东率后梯队在王店以北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后，继续往北急行军。突然，他听到“不要丢下我，不要丢下我！”徐海东向发出声间的方向看去：路旁有一副担架，一个病号坐在担架上呻吟着。徐海东快步走了过去。原来抬担架的民夫丢下这个病号跑了。可周围几乎全是一拐一拐的伤病员。　　徐海东在担架旁边蹲下，向警卫员说：“来，和我一起抬着他！”　　警卫员站着不动。他知道自己的首长是个残废腿，全身上下受过十几处伤，不骑马，风雨中跟战士一样走路，已经是够辛苦的了，怎么好让他抬担架呢？徐海东这时把抬担架的绳子套在肩上，又向警卫员叫了一声：“快，跟我抬着走！”警卫员还能说什么呢？伤员是不能丢的，首长的脾气一时半会是改不掉的：他要你做什么，你只有服从！　　警卫员眼里流着泪，身上流着汗，和他的首长，一步不停地把那个病号抬出了四五里。　　“报告，副军长，军长让你马上增援，前梯队遇到了埋伏！”通信员边下马边说。　　徐海东立即把担架交给别人，命令说：“吹集合号！跑步前进！”　　十分疲惫的后梯队指战员，单薄的衣服被雪雨浸透，贴在身上，忍饥冒寒。许多同志的草鞋被烂泥粘掉、赤脚行军，跑步前进。　　11月25日。南阳城国民党第四十军军部。　　国民党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这个双手沾满“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将士鲜血的刽子手，又一次充当了追堵红二十五军——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急先锋！他得意忘形地大肆吹嘘自己如何高见。他说：“徐海东匪部弃桐柏山，夺路北逃之时，我预见：似有经象河关及方城、叶县间独树镇、保安寨西窜企图……方城以北防务空虚，而匪又逃窜甚速，非大迂回不为功。”　　“军长高瞻远瞩，真是再世诸葛呀！”一一五旅旅长刘世荣吹捧说。　　骑兵第五师师长李福和说：“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怎么样？被咱们军座不费吹灰之力，就剿灭了，冯玉祥被迫重入泰山，方振武流亡国外。吉鸿昌昨天在北平伏法，听说还留下什么‘正气浩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何惜此头’、‘何惜此头’，那就掉头吧！掉头吧！”他越说越激动，竟然站了起来狂吼。　　“坐下！要不是你尾追不力！徐海东匪部早就在象河关被消灭殆尽，今天就是庆功日了！不不赶快配合‘追剿’的五个支队，继续追剿！”庞炳勋气愤地说，“徐海东匪部第一步已过象河关，眼看就要闯过许南公路，进入伏牛山东北麓，那才真是放‘虎’归山呢，你我都等着到军事法厅吧！”　　“遵照蒋总司令、张副总司令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在途中或立足未稳之机，彻底消灭徐海东匪部。许南公路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庞炳勋此时，好似稳操胜卷。他接着说道：“兵力部署是：一一五旅刘世荣部由唐河北返方城县之独树镇、七星岗、砚山铺一带，迎头进行堵击；驻叶县之骑兵团史振山部，南下保安寨等地配合堵击；一一六旅刘运通部由新野北上南召，阴止匪军进入伏牛山区；骑兵第五师李福和部和‘追剿’五个支队联手，负责尾追清剿的任务。”　　11月26日13时。独树镇附近。　　红二十五军前梯队第二二四团进至方城独树镇附近，准备由七里岗通过公路。但敌第四十军刘世荣第一一五旅和史振山骑兵团已于两小时前到达，抢先占领段庄、马庄、七里岗、砚山铺屈庵一张阵地，突然向红军行军队形进行猛烈攻击。因气候不良，大雾覆盖了整个豫西南平原，能见度低，红军先头团发现敌军较迟，又无战斗准备，一时陷入被动，加之战士们的手指被冻僵，一下拉不开枪栓，抵抗不及以致被近后撤。敌人乘机猛烈冲击，并从两翼实施包围，情况十分险恶。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公路过不去了。大家伙儿……各自逃命吧！”一个贪生怕死的叛徒，外号叫“大金牙”的参谋主任，四下里仓皇奔逃大喊大叫。　　刹那间，前梯队又一次乱了阵脚，有少数就地抗击敌人的连队，当时也表现出不稳定的情绪，惊慌失措地掉转头来，纷纷往撤退。　　“同志们！——就地卧倒。——卧倒！坚决顶住敌人，决不能后退半步！”一位飒爽英姿的青年骁将，骑着一匹栗色骡子，如同一束离弦之箭、飞奔而来。他就是年仅二十七岁的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同志。大家一看政委来了，情绪立时稳定，纷纷卧倒射击。吴焕先及时、坚决而果断地稳住濒临溃散的混乱局面，赢得了决定性的几分钟时间，使红二十五军得以转危为安。他马上指挥前梯队的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全体战士，利用平原地带唯一能够做依托的田埂、壕沟、坟墓堆儿，爬在泥泞地上、顽强抗击敌人。　　“张连长！”吴焕先大声喊他原来的警卫员张海文。　　“政委！你下命令吧，……”这个外号叫“肉牙”的连长带着一个号兵一个旗手跑了过来。　　吴焕先指着不远的一座砖窑，果断地命令说：“你们二连，占领那个土窑，利用那里的沟沟坎坎，坚决阻挡住左翼的的骑兵，……”　　“是！完不成任务，我提头来见！”张海文转身说，“打旗兵跟我先上！司号兵传达命令，全连紧紧跟上，占领阵地……”　　不一会儿，破窑顶端就插上了一面鲜红的红旗。猎猎飘动的红旗上，乡着一颗五星与镰刀斧头交织而成的图案，中间还有六个鼓舞斗志的大字：“英勇上前杀敌”！紧靠旗杆的一端，竖着一道白布条儿，上面标着红二十三陵五军二二五团二连的番号。全连的兵力火力，顿时像潮水似地冲上前去，紧紧拥着一面战斗的红旗，利用砖窑四周的地形地物，向左翼敌人骑兵展开猛烈射击。张海文也不断地喊，“我们的连旗插在这里，顶住敌人就是胜利！旗在、人在、阵地在……”　　吴焕先从交通队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怒气冲冲地举在面前，大声喊道：　　“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都跟我来——冲啊！”　　吴焕先带领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奋不顾身的冲上前去，与敌人展开白刃搏斗。　　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副军长徐海东带领后梯队二二三团跑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经过一番恶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接着，二二三团又向七里岗之敌发起冲击，以图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公路。但是，由于敌人的疯狂阴击，一连三次冲击、均未奏效。于是，红二十五军转而固守七里岗、砚山铺以南的赵庄、焦庄、袁五岗、上曹屯等村庄，组织反击，打退敌人多次进攻。　　天黑夜暗，雨雪不止。　　前后受敌疲惫不堪的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在此危急关头，不畏强敌，贡勇战斗，发扬连续作战和吃苦耐劳精神，最后再鼓一把劲，突出敌人的包围。由地下党王湘莲同志带路，穿过敌人空隙，沿着湾湾曲曲的田埂小道疾速行进。许多伤病员也忍着极大的伤痛，坚持随军突围。当晚，由叶县保安寨以北的沈庄附近，穿过许南公路。27日拂晓，几座山峰朦朦胧胧地映入眼帘。徐海东大呼：“同志们！我们的援兵到了，三个团。”大家又惊又喜地问：“在哪里？！”徐海东微笑着指向前边说：“你们看，那三座山不就等于三个团嘛！”指战员们大笑起来，精神百倍地进入了伏牛山东麓地区。　　徐海东常对部下说：“蒋介石靠飞机大炮，我们靠的是山头和老百姓！”　　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在战略转移途中一次极为险恶的战斗。红二十五军的生死存亡，战略转移的成功失败，都在此一举。红二十五军突围的胜利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二二五军具有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在任何强大的敌人面前，都是打不烂、摧不垮的。　　远在南阳城内的庞炳勋，在独树镇战斗后，身价百倍，红极一时。11月28日，河南省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庞炳勋请功嘉奖的电文中写道：　　特急。武昌总司令蒋（介石）。副总司令张（学良）：顷据南阳罗专员感（二十七日）已（九时至十一时）电报称：此次赤匪窜至方城之砚山铺、七里岗一带，经我庞军长令刘世荣旅痛剿，毙匪二百余名，俘匪五十余名，得枪甚多，请予嘉勉等情，查该军长庞炳勋此次督剿，颇有所获，不无可嘉，可否予以嘉奖之处，谨电呈核示。　　庞炳勋——这个率部“剿”过“抗日同盟军”的总指挥，现在又竭尽“追剿”“抗日先遣队”之能事，这似乎又为蒋介石反共卖国政策——“安内”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攘外”呢？留在历史上的更是一段可耻的记载而已。抗日战争期间，庞炳勋为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主席，驻兵太行山区，专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唱对台戏，是个专门反共的磨擦专家。1943年5月，第二十四集团军在豫北地区被日伪军打得一败涂地，落花流水，庞总司令仓惶逃跑未遂，被日军所俘。这个专事反共的急先锋，在名利的诱惑下，变节北叛自己的祖国，投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傀儡——汪精卫政府的怀抱，任伪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总司令，驻兵开封，成为国华民族的逆贼。庞氏炳勋，早已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灾星来爱神降　创建鄂豫陕　　1934年11月30日。豫西黑峪。　　伏牛山，丛林茂密，险山深谷，高峰积雪。　　“那就是摩天岭！”程子华指着远处扣着“白帽”的高峰说，“登上那摩天岭，西望秦岭，北瞰洛阳，东观平汉路，可是个世外仙境啊！”“伏牛山，位置险要，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呀！”徐宝珊不无感慨地说，“诸葛亮率兵战中原，驻过伏牛山；李自成农民起义军，驻过伏牛山；太平革命军，也驻过伏牛山……可惜呀！我们可能只有望而兴叹啦！”　　徐海东和省委同志们，原来设想在伏牛山区创建一块新革命根据地。然而，残酷的现实不得不使徐海东等改变初衷。　　“是啊！”徐海东摘下八角帽说，“此地人口衡少，粮食和物资都很缺乏；据手枪了团侦察得知：敌人在这里早已设防，许多寨子都驻有重兵；敌第四十军、‘追剿纵队’主力相继逼近，庞炳勋像看家狗一样，随着主人到处跑！”　　“三个人在指点江山吗？”政委吴焕先从指挥所里走了出来说，“这儿的江山是‘内乡王’顾廷芳的，统治严密，盗匪出没。在这里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创建根据地都比较困难呀！”　　四个人互相看了看，达成了共识：红二十五军难以在伏牛山立足发展，只能继续西进，进入陕西南部，相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同日，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明确宣布：　　我们调动部队北上，一方面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来帮助陕西的贫苦群众弄吃的，弄穿的，解除一切痛苦……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欢迎一切军队和围寨和我们订立抗日协定，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扫除障碍我们抗日的反动武装……希望一切人都各做各的职业，莫惊莫走，特别欢迎贫人、工人、农人和我们见面谈话开会……红军没收地主豪绅、实业界阀官僚的财产，帮助穷人抗拒苛捐杂税，保证商业自由，对白军士兵和民团中的穷苦出身者优待……我们队伍有什么错误，欢迎当地人来报告，立即纠正……我们队伍有什么错误，欢迎当地人来报告，立即纠正……红军此来，是要帮助陕西穷人进行上面的事业，帮助穷人武装起来，推翻豪绅地主统治，建立陕西的苏维埃政府。（1934年11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布告》。）　　自从独树镇突围以后，徐海东由后卫又换回到前卫。手枪团在徐海东率领下，边侦察敌情，边开路，将袭扰阻击的土匪、地方民团一一击溃，红二十五军日夜兼程向陕南前进。12月4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卢氏县的叫河附近，受到敌陈沛第六十师和“追剿纵队”三个支队的前堵后追，情况十分危急。手枪团里有个外号叫“飞毛腿”的侦察员，中等个、骨瘦如柴，表面看上去，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可走起路来，特别快，一个小时走二十多里不在乎，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几十米外，飞的苍蝇，他都能看得见，耳朵特灵，听得着。徐海东特别喜欢“飞毛腿”，行军中有许多重要情报都是他提供的，几次使红军化险为夷。这次又是他立了头功：找到了一个货郎小贩，在他的带领下，红二十五军沿着一条“七十二道文峪河，二十五里脚不干”的秘密入陕小路。26日拂晓，红二十五军将敌陈沛筹谋多日的堵击防线置于侧后，直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即箭杆岭）。　　1934年12月10日。陕南庚家河街。　　庚家河水，翻滚着银白色的浪花，哗哗东流。　　庚家河街是个深山狭谷中的小镇，一条拐弯的小街纵贯南北，两旁分布着几十户人家和几所杂货店铺。庚家河街地处南北通商的要道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南通商县的龙驹寨，以至湖北境内；北可抵达西安、华县、潼关等地。南来北往的商客络绎不绝。此镇每逢一、四、七集日，周围几十里以内的山民都在此赶集，别有一番山乡风情。　　1934年12月8日，徐海东率前卫团手枪团经由箭杆岭进入陕西境内，歼灭三要司守敌四十二师二四八团一个营。9日，翻越蟒岭，到达山中小镇庚家河。徐海东和其他几位领导住在小镇拐弯处的一家名叫“春永茂”的中药铺里。　　吴焕先一进门就说：“我们共产党和红军就是为济世救民开药铺的！”　　徐海东抚摸着药箱，接过吴焕先的话说：“我们不但要为‘疾民’开方子、找草药，还要给他们‘动刀子’，彻底消除他们身上的病根。”　　“报告！从东山树林里抓回个大土豪！”手枪团的一名通信员说。　　“带进来！”徐海东一听大土豪就激动起来了，还没转过身来，就命令说，“马上带进来！”　　一个三十五六岁，头戴一顶皮帽，身着棉袍的“大土豪”站在门口。　　吴焕先说：“进来！你叫什么名字？家里有多少亩地？有几个长工？……”　　“大土豪”瞪着大眼端详着徐海东、吴焕先两人，半晌才说：“你们是红军吗？！不说红军都是些‘血脸红发的怪物’嘛！是共产共‘妻’，见人就杀的刽子手嘛？！……”　　徐海东一听便知，这是国民党反动宣传的结果。“少罗嗦！快回答问题！”徐海东压抑着胸中的怒火，指着吴焕先说，“这位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委员吴焕先同志，我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副司令。你看我们是‘血脸红发’吗？见到你了，你现在不还活着吗？”　　经徐海东这么一说，“大土豪”脸上的惊惧感减退了一些，怯怯地说：“我叫杨春荣，是这个药铺的店主，没有土地，没有长工。方才，我有眼无珠，有冒犯长官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包涵！”说着，扑通跪在徐海东、吴焕先跟前，像鸡啄米一样，不停地磕着响头。　　“误会了，误会了，快起来！”吴焕先上前扶起杨掌柜的，发现他额头已出现血痕，说：“坐下说话！”　　这时，给红二十五军带路的那个农民走进药铺说：“杨掌柜，是个大善人呀！好得很！他自幼在这个药店里当学徒，懂医道。因生活所迫，曾挑着一根扁担到潼关等地跑过几年山货买卖，随后就接管了这个药铺。平日里，镇上和山乡的村民病了，有钱没钱都可以吃他的药，特别困难的人家，欠了药钱，他就不要了！人们称他为‘杨大善人’呢！”　　徐海东看出杨掌柜为人忠厚老实，也没什么政治嫌疑，忍不住呵呵笑道：“开这么个中药铺子，也是救死扶伤的慈善事业。这和我们共产党、红军的目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方法不同而已。我们又住在人家铺子里，还把掌柜的扣留起来，实在不够意思了！赶快放了，放了，莫把个‘善人’当‘恶人’哟！”　　“这不是大土豪，是个大善人呀！”吴焕 先向其作了一番解释、表示歉意，同时，阐述了共产党、红军的性质、任务和宗旨。 杨掌柜对红军有了认识，又出于对红军的感激之情，从家里拿出好几斗苞谷。资助远道而来的红军；掩护治疗红军伤员；配制专治枪伤的药物等，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放了一个“杨善人”，在小镇上引起很大反响。人们都说红军的好话。可是，徐海东心里却在思考着另外一个问题：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给红军栽赃，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这需要向群众解释和说明，并揭露蒋介石卖国内战的丑恶嘴脸。当晚，他找到了政委吴焕先和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三人所见略同，一拍即和。第二天，《什么是红军》的油印传单，就在街头上张贴出来了。四百来字的一页传单，就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任务、守旨及有关政策，都写得一目了然，作了通俗而有力的宣传。传单写道：　　……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人……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民士兵出身……红军一到那地就没收土豪的粮食东西分配给穷人，帮助穷人免除一切捐税……欢迎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到红军中来……中国有红军已经八年了。现在中国的红军总计有几十万，活动在十几省的地方，大部分红军是在江西和四川。全国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同志！（见程子华、郭述申、刘华清等著《德高望重的郑位三同志》。）　　12月10日上午。“春永茂”药铺。　　这是个小四合院。前幢仓临街，是药铺。东厢房是厨房，西厢房是仓库。正房三间是杨掌柜的寝室和内诊房。内诊房空间不大，陈设也很简单，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长条凳子，鄂豫皖省委常委，正在这里开会，讨论在鄂豫陕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问题。　　徐海东开门见山地提出：“以秦岭山脉为中心，在渭水和汉水之间的广大豫鄂陕边界地区，可以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徐海东走到程子华面前，接过他的袖珍地图，也是红二十五军行军打仗的唯一地图，指着地图说：“这个地区划包括陕西南部的雒南、蓝田、商县、商南、山阳、镇安、柞水、洵阳、宁陕、绋坪、洋县等县，河南西部的卢氏、淅川等县，湖北西北部的郧西、郧县等县。这个地工我峰峦峻迭，悬崖陡峭，地势险要，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地域广阔，利于迂回；人口多，有利于加强红二十五军力量……”　　没等徐海东说完，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说：“这里山大人口稀又缺粮，不能搞根据地。即使红二十五军在这里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也不易得到巩固。”　　徐宝珊的肺病仍没有好转，咳嗽两声后说：“海东同志是有真知灼见的。他所说的这个地区，也是子华、焕先我们几天来一直研究、关注的地方。我认为，这个地工我可以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里，地处黄河渭水流域和长江汉水流域之间，位置重要，自古就是兵家割居称雄的战略要地。这里，封建势力和反动政府对人民的压迫剥削极为残酷，土地和山林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里，苛捐杂税多达数十种，抓丁、派夫、高难度利贷盘剥和兵灾匪祸连年不断，人民苦难深重，反抗强烈，容易发动斗争。虽然人稀，但地域广大，人不也就多了嘛！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和壮大还愁什么呢？！”他又咳嗽起来了。　　会场暂时平静了几秒种。　　徐海东又说：“这里还有个有利的地方，山大沟深，丛林茂密，便于活动和隐蔽；另外，与西南的川陕红军、北部的陕北红军及东南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的呼应上，都有着重要意义……”　　“单纯军事观点是不行的！”有人没等徐海东说完，便插了话，“开口红军，闭口打仗！我们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不光是发展红军和打仗嘛！还有打土豪，提高群众觉悟，建设根据地等等任务嘛！”　　徐海东提高了嗓门，激动地说：“创建鄂豫皖苏区积累了很好的经验：不打击敌人，就没有地盘；没有地盘，就没有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壮大，也就不会有革命的胜利！”说到这，他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与提出反对建议的同志针锋相对地说：“陕西是西北军阀杨虎城的统治范围，杨虎城历来与蒋介石貌合神离。杨虎城主要精力用在北抵陕北红军，南抗川陕红四方面军，西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勾心斗角；况且，蒋介石还没有统一鄂豫陕三省边界的军事力量。现在，有利的战机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不马上把握住，发展自己，它会转瞬即失，反而谱成对我们不利的因素。”徐海东看见与会的人员，大部分点头称赞，于是，用平和的语气继续说，“在我们红二十五军来此之前，党和红军已在这一带有广泛的革命影响：1928年5月参加渭华起义的部队，曾在蓝田、雒南地区组织过农民协会，打击土豪劣绅；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红三军先后两次过境；1933年5月，陕北红军南下，也给这里人民以深刻的影响。因此，尽管现在这里的党组织已遭破坏，但群众自发的抗捐抗粮斗争，仍然此起彼伏，群众基础比较好，便于发动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活动。这也符合中央关于创建新苏区的精神！”　　会场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随后一片寂静。　　“不过，我总觉得没有中央指示，没有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领导的允许，我们几个鄂豫皖省委常委擅自做出这么大的决定，有点不妥。我看还是先到川陕边界与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再决定为好！”有人继续坚持“走”的主张。　　中央派来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的程子华说：“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不失为一个好计划。但是现在不行。部队长途跋涉、疲惫不堪，需要休整；至于，红二十五军的去留权，我看鄂豫皖省委是有这个权力的。与外界联系不上，我们自己又不能独立自主地分析客观形势和主客优劣，那我们必亡无疑。儿子早晚要单独顶立门户的，幼鹰只有脱离母巢，才能雄视苍天嘛！”　　“报告！徐军长！敌第六十师突然由鸡头关方向奔袭而来，从七里荫岭迂回南下，东山坳口的前哨排已与敌人接上了火！”手枪团“飞毛腿”交通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　　 徐海东一听，马上意识到情况危急，不由分说，三步并做两步跨出了“春永茂”中药铺子，直奔东山坳口的前沿阵地。 会议虽然立即停止，但还是形成了个《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初步而不失时机地解决了新区的选择和当时方针政策任务等重大问题，对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壮大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草案》中写道：　　鄂豫陕边区一带地域，在敌人薄弱的条件上，群众生活苦容易发动斗争的条件上，无论如何是适应我们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每个党、团员以至动员每个战士进行群众工作。……解除民团武装，消除境内的国民党守军，建立苏维埃政府。　　……要向全党同志深切指出当前的形势与任务，坚定每个党员的意志和信心……为着当前的光荣事业和任务而斗争，……立即创建鄂豫陕省委，为创建鄂豫陕苏区而斗争！（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　　徐海东等军首长刚出门，警卫员又来报告说：“敌六十师师长陈沛指挥三个团的兵力向我军扑来，领头的三六○团已经占领东山坳口，与我一个连发生激战！”　　徐海东一听敌人占领了东山坳口，立时紧张起来，他知道：东山坳口是庚家河街后山通往七进而荫、鸡头关方向的必经之路，占领坳口，可以居高临下控制瘐家河街。东山坳口一失，红二十五军就有被击溃甚至覆灭的危险。　　“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分别随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夺占东山坳口南北两侧高地！”徐海东果断而严密地命令说，“二二三团随我来！夺回东山坳口！”说完，徐海东亲自率领二二三团全体指战员，包括炊事员等，勇猛冲入敌群，用刺刀、手榴弹硬是从敌人手里夺回东山坳口阵地。　　“副军长，你看！”警卫员指着东山坳口的南北高地说，“军长和政委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胜利地占领了至高点，这下敌人打不过来了！”　　站在东山坳口防御工事上的徐海东英姿飒爽，左手紧握马鞭，右手提着只手枪，嘿嘿一笑，自豪地说：“他陈沛与我徐老虎相比，差远了，我开始领兵打仗的时候，他还穿开裆裤呢！”　　突然，一颗好像长了眼睛的子弹打中了徐海东的头部，从左眼底下穿入，从颈后飞出，但没伤着骨头。　　“不好啦！副军和受伤啦！”刚调来的小警卫员从没见上这阵势，大喊大叫起来。　　“住嘴！”徐海东没好气地命令道：“悄悄地把卫生员给我叫来！”　　十分钟后，徐海东头缠绷带，又屹立在阵地上，大家倍受鼓舞，各个磨拳擦掌，誓死为副军长报仇！　　这时，敌第三五五团、第三五七团相继增援上来，再次发起攻击。于是，全线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在反复冲杀中，军长程子华也是身负重伤。广大指战员在军政委吴焕先的指挥下，英勇反击，殊死奋战。第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在率领部队和敌人拚刺刀时，一条腿被打断了，仍坚持指挥作战。军部司号长程玉林，下额负伤，不能吹号，他利用一座小庙作掩护，接连向敌人投出数枚手榴弹，最后壮烈牺牲。二二四团七连一挺机枪在和敌人对射中，第一名射手倒下去，第二名射手接着打，第二名射手倒下去，第三名射手又接着打起来，机枪始终没有停止过，终于把敌人的炎力压倒了。战斗的激烈程度，实属少见。战至黄昏，红军经过二十多次反复冲杀，缍将敌人打垮。这次战斗，毙伤敌军三百余人，红军亦伤亡一百余人。　　庚家河战斗，打垮了七万多敌人对不足三千人的红二十五军的连续追堵，胜利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战略转移，从此，红二十五军在陕南站住了脚跟，并赢得了开辟新区的时机和条件。　　战后，省委书记徐宝珊，军长程子华和副军长徐海东都躺在担架上，政委吴焕先的担子回重了。吴焕先率领红二十五军采取了大回旋的军事行动，南下郧西、北返洛南、东出卢氏、西转蓝田，以武装斗争为先导，消灭了许多民团，打击了地方的反动势力，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部队所到之处，严格招待群众纪律，镇压土豪恶霸，将没收的大批财物分给贫苦百姓。一些“吃饭照影影，睡觉看星星”的贫苦群众，分得了粮食，解决了饥寒；许多衣不遮体“白天钻草窝，晚上去干活”的人家，也分得了衣物；商县孙家山有个名叫狗娃子的农民，在红军救济下，全家才穿上了裤子，群众高兴地说：“红军来了！狗娃子一家能出门见人了！”少数群众心有疑虑，不敢公开接受斗争果实，指战员就在夜里将衣物粮食送上门去。因此，到处传说红军是“活神兵”！　　官兵们把程子华、徐海东抬到一家骡马大店抢救。冷风嗖嗖，寒气逼人。警卫员在徐海东床旁生了一盆木炭火。他躺在床上，呼吸困难，人事不省。军医院院长钱信忠擦去徐海东脸上的血迹，发现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脸颊。钱信忠一边冲洗伤口，一边对女护士周少兰说，“徐副军长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将领，每次打仗都把生命置之度外。他的双腿、胳膊、膀头、胸口、屁股，浑身上下留有十七处伤痕。这次，子弹从左眼底下穿入，从颈后又穿出来，失血太多，伤比前几次教师重，你要精心照顾他！”　　周少兰，生于安徽六安县一户木匠家中，年仅十八岁，个儿不高，长脸尖下颏，聪明伶俐，泼辣能干。她仔细地听着钱信忠的嘱咐，坚决地说：“院长，你放心吧！只要我还活着，就保证首长不会出差错！”　　周少兰帮助钱信忠为徐海东上药包扎伤口以后，给他擦身子、换衣服洗双脚。……军政委吴焕先来了，望望徐海东叹口气，叮嘱护士、医生几句走了；省委书记徐宝珊也来看望徐海东，见他静静地昏睡，也只好走了。许多干部蹑手蹑脚地走到徐海东跟前，看几眼便退了出去。也有人来到屋门外，轻声向警卫员打听：“首长怎么样？”　　“一直没有醒过来！”警卫员只好这样回答。　　夜深了，人静了。周少兰裹着个破被子蜷坐在草铺上，望着对面只露一只眼睛而昏迷不醒的徐海东，一种同情、尊敬、爱慕之情油然而生。记忆把她带到了过去生动的一幕：　　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时，近三千人的队伍里，只有七名女护士，人称“七仙女”。她们是戴克敏同志的妹妹戴觉敏、周少兰、张秀兰、曹守凯、曾继兰、田喜兰、余国清。听说不允许女同志参加“打远游击”，她们又哭又闹，非跟上红军主力不可，这才把七个护士带上了。进入桐柏山区，军参谋长怕她们吃不消，确实也是个拖累，就每人发给好司令部八块银元，作盘费，或是返回老家，或是就地找个穷苦人家，给人当女儿做媳妇，都无不可。这一下，她们都傻眼了，感到走投无路，坐在路边抱头痛哭。……大胆泼辣的周少兰，猛地站起来，把银元往地上一摔，哭着对政治部的干部说：“你让我们回去，往哪儿去？我是逃出来参加红军的，难道还要我重新去当童养媳吗？”蓁六个也站起来，哭着对政治部的那个干部说：“红军走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我们生是红二十五军失，死是红二十五军的鬼。一定要跟红二十五军远征……”　　是啊！即使让她们去死，也要死在部队里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部队。要离开了红军队伍，也就失去了生存的路，没有了自下而上的希望。她们大都是些无家可归的孤儿，走也不成，留也不能，面临着一次严峻的抉择……　　恰在这时，一匹战马的蹄声由远而近传来。周少兰她们透过晶莹的泪水，一看徐副军长来了，不约而同地围上去，详细地哭诉了事情的经过。　　“回去跟参谋长说，这七个女红军，我们不能丢下不管！”徐海东望了望几个可怜却很刚毅的姑娘，对政治部的那个干部说：“她们都是经过艰苦斗争考验过来的，她们的革命决心很大，就让她们和我们一起走吧！”说完，徐海东一挥马鞭，在空中留下个清脆的响声，马蹄嗒嗒，奔向前方。　　破涕为笑的“七仙女”们顿时叽叽喳喳地雀跃起来……　　深夜，天气奇寒，敌情严峻，不得不连夜转移。战士们抬着两位军首长冒着风雪出发了。一路翻山越岭，周少兰和她的姐妹们不停地为程子华、徐海东盖被子，掖大衣。第二天上午，到达蔡川时，周少兰的双腿沉重，身子像散了架子一样。尽管这样，她还是把徐海东安排在老百姓家中的炕上，找来柴禾为他生火取暖，盼着他早早日痊愈。　　周少兰不分昼夜地守护着徐海东，眼睛都熬红了，实在支撑不住，就用冷毛巾敷敷自己的头，或是使劲拧自己的手臂、大腿，免得瞌睡打盹。好不容易，熬过了四天四夜。　　第五天，徐海东醒了！　　周少兰忽然听见徐海东哼了一声，觉得有点异样，便伏在他耳边轻声呼叫：　　“首长，首长，首——长……”　　徐海东“嗯”了一声，睁开了眼睛。　　他见一个女护士守在身边，便问道：“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　　“你醒过来了！”周少兰眼里翻滚着激动的泪花，喜形于色地说，“四天四夜不省人事，把人都急死了。”　　徐海东定睛一看，这个女护士是周少兰，半开玩笑地说：“我可没着急，却美美地睡了一大觉。军长、政委他们都好吧！”　　周少兰知道徐海东受伤的部位，少说话、少动脑筋，有利于伤情的好转。于是，回答说：“他们都很好！刚才还来看你呢！”　　军部的同志们，还有医生、护士们都高兴地庆幸徐海东脱离了危险，炊事员也忙着给徐海东烧汤喝。周少兰端来一碗面条，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　　吃完面条，徐海东挣扎着坐起来，说：“少兰同志，你和警卫员把我扶到司令部去，我要听听敌情变化和我军情况！”　　周少兰和警卫员异口同声地说：“首长，你不能动，快躺下吧！”　　徐海东发火了，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误了军情大军，我就要开除你们的党籍！”他使劲想下地，但双腿一挨地，就像两根面条一样软，差点栽倒地下，周少兰和警卫员又马上把他扶上床。　　徐海东说：“那就先把程军长请来！”　　周少兰和警卫员互相看了看，没办法，只好实说了。周少兰哽咽着说：“程军长在你负伤以后，他也负了重伤。他两只手都被敌弹打穿了，伤了骨头，流了不少血，现在也正在治疗之中，连以上干部负伤十多人，部队的情绪很好。你就不要担心了，安心养伤吧！”　　徐海东听着，心里格外焦急。　　周少兰无奈，悄悄地让警卫员把政委吴焕先、省委书记徐宝珊请来了。吴焕先和徐宝珊详细地介绍了敌情我情，徐海东很高兴。临别，吴焕先、徐宝珊对周少兰和警卫员说：“你们一定要照顾好徐副军长！”　　“让这位护士照看军长去吧！我自己照顾自己能行！”徐海东说。　　吴焕先说：“军长有人照看，她就是负责照顾你的！她叫周少兰，以后随你行动！”　　连日以来，红二十五军用担架抬着程子华、徐海东等人行军、作战。每到一地宿营，周少兰先用自制的高锰酸钾、盐水给徐海东消毒，又把树根熬成药水给徐海东洗伤口。当他痛得浑身抖动时，周少兰像痛在自己身上一样，眼里泛着泪水。同时，她发现他的一只耳朵失灵了，只有大声说话他才能听见。尽管他伤口感染，经常发高烧，但仍然时常要求回到战斗岗位上去。　　1935年1月5日。葛牌镇战斗打响了。　　鹅毛大雪飘了一天一夜，整个世界一片洁白。　　吴焕先向周少兰和一个警卫员交待说：“你们快抬着徐副军长转移吧！”徐海东听说敌人来了，忘记了伤痛，跳下炕要到指挥所里去。周少兰和警卫员再三相劝，徐海东硬是让两个警卫员架着爬上白雪皑皑的山头阵地。　　敌第一二六旅二五二团正向我军阵地进攻。政委和参谋长顶风冒雪站在山包上，看着地形，正在研究这一仗怎么打，决心还没下定。　　“海东！你来得正好！”政委吴焕先对徐海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一向是信赖的，大概是由于情况太紧急了，来不及问他的伤势和病情，就紧接着把当面的敌情和自己的打算说了说。　　徐海东边听，边观察思考，早把戏伤痛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徐海东最擅长的战法是迂回包围战术。徐海东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很快得到政委和参谋长的赞同：派出两个营从敌人后边左、右两侧出击，成功后，再从正面组织反攻。　　吴焕先是个身先士座的军政委，他说：“你在指挥部、我去组织部队……”说完冲下山去。参谋长作战也非常勇猛，接着也跑了下去。　　雪下得越来越大了。徐海东蹲在雪地上，完全忘记了这风雪和严寒。他甩掉披在身上的大衣，亲自指挥部队。他望着在白雪上迅速行军和正面猛烈阻击敌人的红军指战员，恨自己受伤，不能亲自上战场。战斗很快结束了。歼敌柳彦彪部第一二六旅两个营，大获全胜，红二十五军转危为安。徐海东返回农舍，周少兰为他生的火炉正旺，饭菜也已经做好，正静静等他回来。徐海东站在门口，望着周少兰小巧玲珑的倩影，傻乎乎地呆在那里：黝黑的两条小短辫、匀称俏丽的身材，葱白儿一样的纤手……周少兰觉着门口有个影子，回头一看是徐海东回来了，四只炽热的目光接上了，迸出了爱情的火花。　　这一段时间里，战事相对减少，在周少兰的精心护理下，徐海东的伤势也渐渐好转。　　一天晚上，周少兰陪徐海东散步在山道上。豪爽的徐海东，首先敞开了话匣子：“少兰，我听说你七岁死了娘，十三岁被人贩子拐卖给一户农家做童养媳……”　　“我爹有病，家里穷，也是没有法子呀！”周少兰眨动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那个人贩子把我卖了五十块大洋，就逃之夭夭了。我哭着要回家，婆婆说，‘只要你拿出五十块大洋，就立即让你回家’。我没有法子，就跟她闹，她骂我是‘死丫头’！第二年，我加入了共青团，担任少先队的大队长。家乡失守后，我再也不愿当童养媳受窝囊气了！我跑到了湖北红军县檀树岗，找到了郑位三同志，要求当红军。郑位三同志派人找我谈话时，那人见我个子小身体瘦弱，就劝我回家去。我死也不回去当童养媳，软缠硬磨了两天，那人终于接受我参加红军了。不久，发给一套小军装，扎上条小皮带，八角帽一戴，我就光荣地成了红二十五军医院的护士了。”　　“这么说，你还是个小‘老革命’啦！”徐海东哈哈大笑着说。　　“首长真会开玩笑。”周少兰羞赧一笑说，“那次，军政治部决定不让我们‘七仙女’随军长征，多亏你救了我们，我们都说，‘徐副军长是个大好人啊！’”　　“好人吗？”徐海东笑了笑说，“蒋介石可说我是大坏人哪！还悬赏十万银元要铁人头呢！”　　“他越说坏，您就越是好！”　　“说得好！我也是个泥巴穷人，受过苦，遇过难呀！”徐海东向周少兰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父母和兄嫂，坦率、真诚地讲述了童养媳田德载改嫁的经过……　　周少兰认真地听着，不由自主地掉下泪来。　　徐海东凝视着周少兰的眼睛，问道：“哭什么？怎么还孩子脾气？”　　“你那痛苦的经历感动了我！我憎恨我的无知无能，不能给你慰藉和爱护……”　　徐海东看着这位“小老红军”那样天真、善良、温柔、不忍心去触动这含苞待放的出水芙蓉，但自己内心的热血在沸腾，低着头，怯怯地说：“少兰！——少兰！我要告诉你，我是个‘大老粗’，脾气不好，年龄又比你大，你——你嫌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