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会议于16日下午5时举行，对联盟计划内容毫不重视。(41)会议迅速摒弃了联盟计划。有几位部长认为或徉装认为，如果接受联盟计划，那法国就会变成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贝当的讲话是最有特点的，他说这是“同一个死尸合并”。当人们想到当时法国所处的状况，而英国及其舰队、军队和帝国都完整无缺时，这番话是令人惊愕的，甚至是特别可笑的。但这番话也是说明问题的。贝当象许多人那样，特别象魏刚那样认为，英国将在短期内成为战败国，因此，最好是尽早同英国分手……然后，人们最终讨论到唯一的重要议题——雷诺将集中其注意力、努力和权威来解决的唯一议题——这就是在继续抗战和要求停战两者之间作一选择。肖当再次提议向德国询问其停战条件。由于传统的做法，内阁会议的辩论不搞任何会议记录，人们对辩论不能有一个明确的报告。讨论之所以变得混乱起来，是因为有人认为或佯装认为，德国的停战条件是不可接受的；当时，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决定继续抗战，而不会遭到法国人的指责。不过，这个结论还无法最终地阻止部长们公开表态，是支持，还是反对停战。历史学家经过最深入的研究，以勒布伦总统和11名与会的部长、即24名与会部长中的12人的证词为依据，证明会上有12人反对停战，7人支持停战，5人名不明确表态。第三共和国的习惯做法是，排除那种在内阁会议上采取投票通过的做法，否则，此次会议多半会产生一个相当强大的、支持继续抗战的多数派。但雷诺却不这么认为。无疑，雷诺认为，他没有为淘汰政府内的停战派和强行推行其抗战选择所必需的权威。也许雷诺也会象别人那样认为，肖当建议的做法会表明停战是不可接受的。或者是，由于被任务弄得精疲力尽，由于不能掌握事件发展进程，雷诺还断定，现在是让自己的政敌象其在平常政治生活和议会生活中所作的那样，进行尝试的时候了。雷诺始终拒绝勒布伦总统提出的、关于由雷诺继续施政、为其利益重新采纳肖当提议的建议。据雷诺的证词所述，他回答勒布伦说：“请您到贝当元帅那里去实行这种政治。”参议院议长让纳内和众议院议长赫里欧则根据惯例接受咨询，建议由雷诺组建新政府，以便象他们俩希望的那样继续抗战。（42）与惯例相反，勒布伦不听他们的忠告，选择了求助于贝当。贝当毫不犹疑地接受了勒布伦的选择。他口袋里装着一份政府部长名单。从此，贝当上台了。6月16日晚6时30分，当戴高乐在从伦敦起飞回国时，他尚未知道政府即将作出的贝当上台的决定。丘吉尔拨了一架飞机供戴高乐使用，其目的不仅是供他回国，而且在必要时再返回英国。因为他们彼此都意识到，最近的将来是无法预见的。当晚10时许，戴高乐抵达梅利亚克机场。在那里，人们向他宣布了雷诺辞职的消息。他立即去见雷诺，于是获悉了任命贝当的消息。“这肯定是投降，”戴高乐写道。“我马上作出了决定。我将在第二天早上动身。”戴高乐将其返回伦敦的意向通报了坎贝尔大使，斯皮尔斯便告诉戴高乐，他将陪同前往。戴高乐将其决定报告了雷诺，雷诺通过让·洛朗从那笔在新部长正式任命之前还由他管理的特别基金中提取10万法郎，转交给了戴高乐。戴高乐要求马尔热里将他的妻子伊冯娜和儿女去英国所需的护照交给他们本人掌握。他在法学院的一间供其使用的的办公室里召集助手们开会，向他们道别。(43)戴高乐的办公室主任让·洛朗宣布将尽快同他在伦敦会合，并将其在伦敦的落脚点“西摩·格罗夫”的钥匙交给他。肖梅尔上尉想要跟随戴高乐去伦敦，但他建议肖梅尔首先照料好家庭的安全和生活。不管怎样，在丘吉尔供戴高乐使用和由斯皮尔斯陪同的飞机里，戴高乐只有一位战友，这就是毫不犹疑地追随戴高乐的副官戈德弗瓦·德库塞尔一人。黑夜正在消逝。斯皮尔斯试图说服芒代尔加入戴高乐的行列。芒代尔回答说，作为犹太人，他不能冒那种被指控逃跑的风险，但他将动身去阿尔及尔，设法在那里加入斗争。6月17日早晨七时许，戴高乐在诺曼第旅馆门前，同斯皮尔斯会合。他们在位于波尔多的维塔尔－卡尔勒街的省政府驻地拐了一个弯，也许想在省政府同雷诺见上一面——除非戴高乐象斯皮尔斯建议的那样，想要躲开那些现今掌权者下令进行的跟踪。他们三个人同乘一个车，重新出发去梅利亚克，行李则放另一个车上。在梅利亚克机场上，混乱是那样可怕，景色是那样美丽，以致斯皮尔斯后来无疑受到了启示，暗示在这巨大的混乱中，他必须几乎使劲地把戴高乐举起来，抬高，将他送上一架已经在跑道上缓慢滑动的飞机……毫无疑问，更为真实的是，戴高乐就此写道：“我们是在没有浪漫主义和没有困难的情况下动身的。”此外，德库塞尔还证实说，当时，“戴高乐将军陷入了沉思，他似乎不关心眼前的事情。”飞机先后在法国的大西洋海岸上空和在布列塔尼上空飞过，飞过了潘蓬。戴高乐写道，那里“居住着我那身患重病的母亲”。6月17日下午，戴高乐抵达伦敦，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逆转地下定了决心，这个决定即将改变他的人生并对法国历史打下烙印。“我在自己身上得到了自我体现，”戴高乐后来写道。“我孤独一人，身无分文，就像一个在海上行船的人，他想要游泳过海。”戴高乐作出的奔赴伦敦的选择是否有理呢？当人们想到戴高乐理应在20世纪占有的历史地位时，是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的。因为在戴高乐看来，一切都取决于他在6月17日所作的决定，他在6月18日所做的决定性行动。然而，戴高乐的选择正在纳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明确地说，是在1940年6月这个即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二战历史进程的岁月里纳入二战历史的。自然，正如停战将会对德国引导战争产生重大影响一样，法国继续抗战将会对后来的历史，对继续单枪匹马应对敌人的英国的局势，首先对法国在今后的岁月里将能发挥的作用，对法国在最后的胜利中所享有的份额，因此也对法国在20世纪后半叶的前途产生重大的影响。必须从这个意义上来提出戴高乐奔赴伦敦是否有理的问题。德国侵入法国，突然改变了战争的战略态势。(45)现在不再有西线了。意大利于6月10日参战，完成了确保德国毋容置疑地控制西欧的进程。德军在胜利摧毁法军之后，排除了人们在可预见的期限内，在欧洲大陆上重建一条新战线的可能性。眼下，英国应当立即作出一个涉及其前途、欧洲前途和世界前途的选择：是依靠英国及其帝国的完整无缺的领土，权衡同德国实行妥协的利弊，谋求和平，还是与此相反，本着一往无前的精神进行殊死的斗争，直至摧毁其最终不接受的德国的霸权。而德国则通过其胜利，面临着这样一种必要：设想战争的后果，选择今后的行动方向，以便达到希特勒业已确定的目标。事实上，无论是贝当，还是魏刚，或者那些选择停战、即政治和军事上双重投降的人，在导致6月16日雷诺政府下台的一系列会议和讲演中，都没有讲到过任何战略思考问题。他们只是看到德国在法兰西领土上取得的胜利。他们固执己见，对于客观地审议法军撤退北非的可能性、殖民帝国在未来引导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法国海军能够参战和由此而来的战略后果问题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他们公然表示相信英国将要遭到失败，但从未都不想方设法，对英国的抵抗能力、它从国外获得的援助、那些迟早会同它结成的联盟，以及近期德军在英国海岸登陆的机会等问题进行认真的估量。归根结底，投降派坚持的查证是有限的：既然法国在其国土上遭到失败，它就只能摆脱抗战，在可预见的将来，德国所占的压倒性优势会使英国失去任何胜利的希望。必须看到，反投降派从未、或者几乎从未提出过战略论据，来证明其选择正确。他们不断地提及法国不同德国单独媾和的承诺，并且言之有理地将此承诺变成一种事关法兰西荣誉的事情。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一些主要象贝当那样的人提出的异议，这些人指出，只能根据自愿牺牲的原则，承诺才有用处；在法国战役里，英国只投入十个轻型师，但法国却卷入了一百个师。根据业已公开发表或收集到的证词，反投降派不敢、或者没有想到向投降派指出，3月28日英法协议禁止任何单独对德媾和是对法国有利，远甚于对英国有利。这是因为，英国控制着海洋，还拥有其全部军队，恰恰可以象希特勒希望的那样，期望获得一种维护其利益和财产完整的、妥协的和平；与此同时，虽然任何一届法国政府都想单独找德国对话，并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实现停火，但它都不能躲避德国的停战条件。他们只是要求美国进行干预，却不知道，尽管罗斯福明显同情盟国的抗战事业，但他在离总统选举只有四个月的今天，是不可能让美国参战的。总之，反投降派只是简短地和偶然地提到一些讨论，以及法国决定继续斗争所带来战争后果。唯独戴高乐是一个例外。事实是，只有戴高乐在6月18日和在以后的岁月里，对这种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的战略形势进行分析。就象人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戴高乐在6月18日号召抵抗和拒绝投降的呼吁书中三次强调，法兰西不是孤军作战。他马上列举了那些证明法国继续抗战——届时，法国能够获得战争的胜利——是正确的理由：法兰西帝国广大无垠，它同大英帝国结盟后具有世界性规模，英法两个盟国控制着海洋，“无限”地利用“美国的大工业”。因此，戴高乐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现在的战争是一场“世界大战”，不能“由法国战役来决定胜负”，世界拥有一切将来为有朝一日消灭敌人所必要的手段”。二是，戴高乐绝对相信，盟国可以用同样的、迄今使德国获胜的手段来战胜德国。6月22日，戴高乐还进一步预测了联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更，以及由此给世界力量对比带来的后果。“任何人都无法预见，今天持中立立场的国家人民明天是否继续保持中立，德国的盟国是否永远是德国的盟国。”正如人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戴高乐不仅想到了美国，而且想了到苏联，他还对好几位交谈者公开了自己的想法。其实，戴高乐的战略分析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下几点：控制海洋、（利用）殖民帝国的资源和（争取）美国的援助能使英国抵制入侵，并且多半能躲避入侵，然后动员盟国的人力、经济和军事能力，逐渐地恢复双方的力量的平衡，等待由其他的强国参战来打破这种平衡，以便使之不利于德国，并导致德国失败。后来，人们几乎总是看法一致，承认戴高乐是有根有据。但这种分析要求事先满足两个先决条件：英国决心继续进行抗战，直至胜利时为止；法国有能力集结其足够的力量，来坚持斗争。那么，现在是否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呢？在6月18日戴高乐向法国人发表讲话的这天，人们是不能怀疑，丘吉尔这个目前领导英国人民的人决心打一场殊死战争的。因为在这天，丘吉尔在英国众议院讲话时，庆贺了他所谓的、英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刻”——世界的命运即将建立在英国人勇敢之上的美好时刻。因此，丘吉尔的这篇讲话对于子孙后代来说，仍然是“最美好时刻”的讲话，是他发表过的最令人难忘的讲话之一。英国在这个日子里作了自己的选择：它将不会同德国建立妥协的和平。因此，戴高乐有理由将赌注押到丘吉尔这个他在伦敦和布里亚尔开始认识的人的坚强决心上面来。但理所当然，人们也能就英国领导人是否采取继续抗战的决定提出疑问。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摆在他们的面前。事实上，他们也在考虑过同德国签订协议的可能性。丘吉尔本人在《回忆录》的一个段落里提及此事。他指出，对于英国来说，“最美好的时刻”来到了，这是为世界自由而孤军作战的时刻。“所有这番话是那样经常被援引，以至后来得到了胜利的认可。但当时还仅仅是言辞而已……毫无疑问，希特勒需要在西线结束战争。他能够提供最诱人的条件。在那些象我那样观察过希特勒全部举动的人看来，希特勒似乎不可能为了签订一项可以确保其在东线获得行动自由的和约，而同意让英国及其帝国和舰队完整无缺。里宾特洛普早在1937年就对我谈过这种和平，说这是他最珍贵的心愿……在历史上，当人们还能表示那么多的、有用的道歉时，那种乐意去冒承担入侵暴行风险和藐视实现和平的合适机会的政府和民族是为数很少的，不管这些政府是从民主政体中诞生，还是从专制主义政体中诞生；不管这些民族是继续孤军奋战，还是据说被人抛弃……另一个政府可以来取代我们。据说，好战分子有过走运的时刻，但他们失败了。美国仍然是局外人。任何人对俄罗斯都不承担任何义务。为什么英国不参加到下述那些观众的行列里去呢？这些观众可以在日本和美国、在瑞典和西班牙冷眼旁观，甚至幸灾乐祸地看到这种在（德国）纳粹政权和（苏联）共产主义政权之间进行的、对他们彼此来说都是生命攸关的战斗。我们的后代将很难相信，我刚才提及的任何考虑意见都从未列入内阁议事日程之中，甚至在我们最不正式的内阁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其实，这个问题确实被提了出来。（46）这是一个为期三天——在5月26日星期日、27日星期一和28日星期二发生的事件，其中心人物是丘吉尔政府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爵士。5月23日，哈利法克斯见到了美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看见肯尼迪激烈地抨击丘吉尔，就已经对英国舰队的前途感到担心——假如英德两国举行谈判的话。接着，5月25日，哈利法克斯会晤了意大利大使巴斯迪亚尼尼，主动地询问这位大使，如果英国最后要讨论和平解决问题，那么意大利政府的看法是什么。因此，翌日，5月26日星期日下午2时，哈利法克斯就此向战时内阁作了情况介绍。(47)考虑到显而易见，问题不再是“使德国遭到全面失败，而是捍卫英帝国的独立和——可能的话——捍卫法兰西的独立”，哈利法克斯对其同僚说，“是巴斯迪亚尼尼先生已经就英国对可能举行的会议问题明确地询问了（我的）意见，当时我回答说，英国‘自然（准备好）考虑一切能导致会议召开的建议，只要能维护（其）自由和（其）独立’”。此次内阁会议记录显示，丘吉尔象哈利法克斯考虑的那样，并不公开排除和平的可能性，“哪怕付出一部分领土的代价”也罢。但丘吉尔立即补充说，没有任何迹象能让他抱有这样的希望。他只是相信，哈利法克斯将要会见刚刚抵达伦敦的雷诺。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雷诺是来伦敦看看英国政府是否象好几位法国部长希望的那样，同意就墨索里尼选择继续保持中立的条件问题试探这位意大利领导人的意见。根据英国关于会谈问题的说法，雷诺还建议看看墨索里尼是否能重新充当希特勒和盟国之间的调停人。(48)不管怎样，法国方面感到，英国政府内部开始出现的意见分歧，因为陪同雷诺访英的维尔吕姆在《日记》一书中写道，哈利法克斯“显示了聪明才智”，丘吉尔则坚持其“冒充英雄好汉的态度”。(50)因此，英国战时内阁在当天傍晚举行了一次新的会议。哈利法克斯介绍的情况，激起了丘吉尔在英国工党大臣阿瑟·格林伍德和克莱门特。艾德礼支持下所作的明确反应。丘吉尔表示坚决反对任何谈判的思想，警告说要预防法国将英国卷入“一种在解决问题时附加不可接受的条件”的危险，并预先拒绝关于“我们将去会见西涅奥尔·墨索里尼，邀请他去见埃尔·希特勒，请他善待我们”的任何假设。恰好丘吉尔允许同意大利进行可能的接触，但哈利法克斯却从中汲取了一个结论，并让它写进正式会议记录。“如果我们最后能讨论一些关于总体解决的条件问题，以便发现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并不要求破坏英国独立的条件，那么，我们不接受就是傻瓜。”(50)翌日，5月27日上午召开了战时内阁会议。自由党领袖、空军部长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辛克莱不是战时内阁成员，但他参与一切重大决定——列席此会，加强了丘吉尔的地位。丘吉尔也可以根据英国参谋长的一份报告肯定说，在法国失败的情况下，英国也能击退德国的任何进攻。他说，其条件是美国“准备好向我们提供一种充分的和完全的经济和财政援助”，“否则，我们不相信自己能继续进行抗战和有半点成功的机会”。当然，丘吉尔并不坚持这个条件。(51)可是，在当天下午举行的会议上，哈利法克斯重新发起攻击，公开谈论在战时内阁内部澄清“深刻意见分歧”的必要性。他在追述丘吉尔在前一天所持的立场时，要求辩论如果希特勒向法国人提出一种解决方法，而法国人想要同盟国讨论这一问题，那么英国提出什么和平条件的问题。丘吉尔还想避免发生重大的危机，所以回答说，他“并不会同法国联合，去询问在什么条件下有可能建立和平。但是，假如人们告诉他这些条件是什么，那他就完全准备考虑这些条件。”(52)显然，在此时刻，战时内阁濒临悲惨的分裂。哈利法克斯对外交部常务秘书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吐露隐情说，“我再也不能同温斯顿长期共事了”。5月27日晚，哈利法克斯在同丘吉尔进行一次密谈后，在其日记中写道：“我发现，温斯顿说了一些与格林伍德同样的、最可怕的蠢话。在忍受一段时间之后，我已准确地说出我对他们的看法。我还补充说，如果这真是他们内心的想法，如果人们直接进入正题，那我们就会分道扬镳。”(53)危机是在翌日，5月28日下午解决的。战时内阁在英国议会的一间房子里开会。(54)丘吉尔警告说，要提防“滑坡”这种导致在失败气氛中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表示怀疑法国态度，暗示说雷诺实际上是希望“让我们同希特勒一道，坐到会议桌子旁”——也许是因为雷诺的保证不够明确。哈利法克斯则认为，“在法国不放弃抗战之前”，人们无疑会取得“更加好得多的条件”。这样说等于是要求英法两个盟国在一起，共同讨论和平条件问题。张伯伦试图缩小意见分歧，但他不同丘吉尔分手，丘吉尔再次获得两位工党部长的明确支持。于是，丘吉尔采取了一个主动行动，这是他在开会之前就已想到的、即将改变一切、使之对他有利的一个主动行动。一旦会议结束，丘吉尔就马上让其他部长进来，并且当着他们的面，用反对任何谈判的激烈言词表态，他只是下结论说：“当然，我们将继续战斗下去。”丘吉尔立即获得其政府成员嘈杂的、完全的和几乎热烈的赞同。毫无疑问，他们的赞成说明了英国议会的心态，以及多半是绝大多数英国人的心态。不管怎样，这足于使丘吉尔在张伯伦的支持下，在晚7时许召开的战时内阁会议上占了上风。英国将不会（同德国）举行谈判。此后，人们从来也没有如此接近过英国态度的重大变化。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英国同德国实行妥协的另一个机会。然而，希特勒却希望英德两国妥协。在英国远征军在敦刻尔克的袋形阵地上被围困的时刻，希特勒在龙德斯泰特元帅的大本营里说了一些话，布吕蒙里特立即将这些话记录下来。“希特勒使我们感到惊呆，”布吕蒙里特写道，“他以赞赏的口吻谈论大英帝国、大英帝国存在的必要性和英国业已对世界贡献的文明（……）他对英国人的全部想法，就是要求他们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让德国殖民地失而复得，这是可取的，但不是主要的，他甚至会建议用德国部队来支持英国，如果英国在世界某个地方遇到困难的话（……）希特勒下结论说，他的目标是在一个英国认为与其荣誉相容的基础上，同英国实现和平。”希特勒在5月20日对德军参谋部的作战局局长若达尔将军，在6月2日对冯·利布将军都说过同样的话。(55)然而，在6月18日戴高乐作出抗战选择的时刻，战时内阁的辩论作出了决断：英国继续进行抗战。因此，现在具备了法兰西采取同样决定的首要条件。戴高乐在这个决定性问题上是有理的。戴高乐是否能相信，法兰西殖民帝国在法国舰队的保护下，处于继续斗争的状态呢？这不仅是戴高乐的看法，而且是殖民地、托管地、委托统治地和阿尔及利亚各省的所有领导人的看法。(56)对此，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将军毫不犹疑地持肯定态度，并且象其后来所写的那样，他“不难让印度支那的法国人、以及同样让本地的精英们赞同（其选择）”。(56)在阿尔及利亚，勒博总督向贝当政府的内政部长夏尔·波马雷多次发电报，要求在北非继续斗争，恳请法国政府撤退到阿尔及利亚，以此来满足包括各种派别的退伍军人在内的绝大多数法国人和土著人、以及阿尔及利亚议员的期望。法国驻中东地区国家的高级专员加布里埃尔·皮奥向政府表达了法国当局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两大委任统治地、继续进行斗争的意志，并在获悉政府签署停战协议后，在电台上宣布，“在事关中东地区国家问题上不考虑任何屈膝投降”。东地中海军区总司令密特洛泽将军，也站在皮奥一边，明确地表示其继续斗争的意愿。在达喀尔，凯拉总督于6月18日，对西非法兰西共同体的代表声明说：“如果祖国不再能进行战斗，那么对法兰西帝国来说，回报祖国的滴水之恩和继续斗争的时候已经到来。”凯拉的声明立即获得这些代表的赞成。西非部队最高司令于松将军、赤道非洲总督布瓦松、马达加斯加总督德科佩、驻喀麦隆高级专员布吕诺、驻守吉布提的勒让迪洛姆将军也作了这种选择，甚至常驻突尼斯总代表佩鲁东在前期也是选择继续斗争的。不管怎样，即使这种一致的选择是暂时的，它也符合分布在帝国各地的法兰西共同体的行为表现，以及它们通过各种手段表达出来的愿望。再说，人们不会忘记，这种选择也符合雷诺政府的大多数部长直至6月16日最后一次内阁会议所持立场。除了佩鲁东一人的特例之外，这种选择坚持到政府提出停战要求之后。但是，上述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驻摩洛哥总代表诺盖将军——他率领北非法国军队，指挥着能够继续斗争的陆军和空军——将要作出的选择。诺盖同政府和同魏刚所交换的电报表明，在政府要求停战之前，他是坚决主张继续斗争的。于是，诺盖不断地要求加强他的部队，向他派遣新的师，向北非运送尽量多的军事物资。对于贝当宣布的停战要求，诺盖立即作出明确的反应，表示根本敌视停战要求。他直截了当地发电报给魏刚，在后来的日子里继续重申其立场。当波尔多政府召见诺盖时，他避而不去。在回答人们提出的关于在北非继续存在的军事行动手段问题时，诺盖起草了一份具有基本的历史意义文告，因为它在阐述关于不签停战协议和继续抗战的理由方面，是一篇最全面的和最令人信服的文告。“北非拥有其现有的自然资源，”诺盖写道，“目前具有极关键意义的、对空军的加强，以及舰队的支持，因而它能长期抵抗敌人的战争行动。来自西班牙方面的威胁——在我看来，这是主要危险——应该通过预防性行动来加以消除，应当在意大利军队或德国军队侵入西班牙领土时发起这种预防性行动。我可以用我掌握的军队，在突尼斯——我在那里将暂时保持防御状态——抽调某些部队，来着手开始此次行动，它将以一次对本地土著人群众开展的政治和宗教行动为主要王牌。”接着，诺盖还列举了他最需要的增援，预见到不管怎样，对的黎波里泰纳省采取的行动规模将受到盛夏的限制，但他考虑在9月同英军联合行动，对利比亚的意大利军队阵地展开深入的进攻。(58)6月23日，当诺盖获悉德国人的停战条件时，他并没有改弦易张。在致波尔多的电报中，诺盖还最后一次反对法兰西及其帝国实行的政治和军事投降。然而，他决定听任这种投降。为了解释这种改变——诺盖写道，他对这种改变感到“可耻”——他追述了达尔朗的选择。诺盖解释道，没有舰队的支援，北非的防御就会变得胜负未卜。这种论据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诚然，没有法国舰队的支援，法兰西帝国就会变得更加软弱。但是，如果诺盖决定继续抗战，亲自带领全体总代表和总督，那他就能争取到那些海军上将——人们将会看到，其中大多数反对停战——而英国舰队也会有助于马格里布的防卫，并且毫无疑问，将会挫败意大利舰队，就象它马上做到的那样。事实上，达尔朗的选择具有堪与诺盖的选择相比的重大意义，即使他没有完全进行解释也罢。但这种选择也不是事先作出的。(59)5月28日，当魏刚已经开始其停战宣传运动时，达尔朗就在一项对其参谋长、海军上将勒吕克下达的指示中，考虑到不服从于一种会要求法国投降的停战行动；假如意大利参战，那他就发动“一次对意大利舰队或港口的殊死行动”；如果政府下令停战，那他就派战舰到英国港口，甚至到哈利法克斯和加拿大。达尔朗在6月16日之前就已摇摆不定，但是，当达尔朗担任海军部长和人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德国不希望扣押法国舰队时，他在16日这天改变了立场。然而，6月22日，达尔朗在一份致那些统帅海军军区和舰队的海军上将的电报中询问他们的“感受”，并收到了他们基本上一致支持继续抗战的复电。在这个日子，没有一位海军上将是屈从于投降的，无论是驻中东地区国家的海军师师长、海军上将德卡尔邦迪埃，还是驻印度支那的海军上将德库(他写道，“同陆海空三军在一起继续斗争（……）同英国紧密联合和促进美国加强援助，这是与法兰西的荣誉和利益相容的、唯一的（解决办法）”)，驻突尼斯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埃斯特瓦（同意大利战斗的意愿激发了他的热情）。这种海军上将拥护抗战的一致反应，是同殖民地、托管地、委任统治地和阿尔及利亚各省的所有领导人的反应相一致的。它表明，同法国舰队和法兰西帝国一道继续抗战，远未象维希政府在停战后所说的那样，只是某几个孤立无援的、殊死进行抗战的狂人的想法而已。然而，魏刚和贝当将停战的选择强加于人，达尔朗在亲自率领法国舰队的同时，一举将法国舰队引到了屈从停战的地步。尽管诺盖感到“可耻”，但他转而赞同了停战，也将停战的选择强加于海外领地。这样，诺盖选择了投降。是否军事上的理由证明这种投降是正确的呢？(60)投降派历来认为投降是正确的。戴高乐却持相反的观点。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担任驻北非法军总司令一职的诺盖在6月23日还肯定说，北非可以“长期抵抗敌人的战争行动”。6月底，驻守马格里布的兵力有41万人——其中有36000人是补充部队——再加上6月底从法国本土调来的几千名新兵。7月初，两名将军、280名军官、5132名士官和士兵从英国来到北非。以摩洛哥为基地的海军部队在两周内从3000人增至24600人，并且有5000架波兰飞机在原地待命。中东地区国家的陆军兵力计有2500名军官、81000名士官和士兵。此外，还要加上一个波兰旅，①个以塞浦路斯为基地的分队，4个拥有老式飞机波泰式25型飞机的空军大队，以及①个配备美国柯蒂斯式飞机的现代战斗机大队。在别地，在法兰西帝国，法军只限于确保国内安全，但可以构成一支兵力更加多得多的军队核心。1940年6月24日，殖民军总巡视员比雷将军制定了这支军队组成的图表：西非有122320人，赤道非洲有15500人，马达加斯加有34000人，印度支那有88900人，吉布提有7900人，安的列斯群岛有4080人，在中国的法租界有1469人，太平洋地区有1265人——补充部队不包括在内。事实上，已有146000名黑非洲籍的士兵离开原籍国，驻扎在别地，其中许多人驻守在法国本土。此外还有72000人正在待命，要立即在非洲港口登陆。海外的师和部队的素质，无论在合编成师的团的数量上，还是在现役军官的比例上，都达到平均水平，或者高于平均水平。这些海外部队自然从本土撤离的部队那里得到了加强，达尔朗在停战前估计其兵力为10万人——不过，这个数字比人们从敦刻尔克撤退一事中假设的数字要低得多。在敦刻尔克撤退中，在德国飞机的轰炸下，几天内有35万法英军队上了船。其实，军队就数量、士气和干部而言，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就装备而言，黑非洲的法军，特别是北非的法军，都普遍等同于驻利比亚或埃塞厄比亚的任何一个意大利师。事实上，法兰西帝国不是为了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而组建军队，特别是它没有真正的军火工业。不过，眼下，法国军队在等待美国军事物资的到来——如果要继续斗争，那当然要加速这些美国军火的到来——之时，在北非拥有300辆现代坦克，约200辆轻型坦克和装甲车，在叙利亚大约拥有100辆坦克。这些法国现代坦克的数量远远高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大大地超过驻埃及的英军少量坦克——几个月以后，这些驻埃及英军几乎截获了所有在利比亚的意大利坦克。1940年6月底，空军拥有被意大利停战委员会誉为“现代飞机”的2468架飞机，其中1817架飞机立即待命。空军参谋部指示将16个轰炸机大队和18个战斗机大队转移到北非，此外还加上所谓“过渡”的和可用于教练的780架飞机，刚刚抵达达喀尔、与其会合的26架柯蒂斯式战斗机和26架格伦－马丁式轰炸机，以及摩洛哥的海军航空兵及其78架飞机，其中有42架格伦－马丁式飞机。至于海军，它在1940年的继续抗战中，在运输那些从（法国）本土撤离的部队、禁止其他军队登陆试图和控制地中海地区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今，尽管在敦刻尔克失去了几艘鱼雷艇和轻型巡航舰，但它拥有245艘几乎全部现代的舰艇，其中11艘战列舰、2艘航空母舰、29艘巡洋舰、36艘反鱼雷艇、64艘鱼雷艇和101艘潜水艇，仍然是法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因此，不能对法英两国舰队在1940年6月对意大利海军所占的压倒性优势产生任何怀疑。当时，地中海的出口都由盟军把守，德国舰队无法进入。人们可以从上述情况出发，来估量法国决定同法兰西帝国和法国舰队一道继续进行抗战所导致的战略假设。盟军的海军优势，排除了任何敌军从法国和意大利海岸登陆的可能性。无疑，意大利舰队的劣势甚至会导致它在或多或少的短期内遭到毁灭，至少是遭到部分的毁灭。英法两国的海军可以通过马耳他和比塞大，禁止意大利将大量增援部队派往利比亚，它们从埃及和突尼斯发动的联合进攻多半能在或多或少的短期内征服意大利殖民地。实际上，风险来自别的地方。德军的大量投入是必须惧怕的。盟军的海军优势会使德军的任务难于完成，动用德国空军来为德军经过利比亚提供方便则是不够的。德军不得不取道西班牙，才有最大的成功机会。但届时，德国必须施加很大的压力，来获得西班牙政府的同意或支持。法国人可以在德国人到达西属摩洛哥之前，在那里采取行动。美国——西班牙人需要的食品，大多是由美国供应的——会使用所有的影响和压力手段，来使佛朗哥放弃借路给德军的做法。因此，西班牙继续保持中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过，西班牙向希特勒这个在欧洲大陆几乎权势无比强大的人物的压力作出让步，是不容置疑的。于是就会提出两种主要的假设。德国可以决定深入到地中海地区的战场。它会动员所有的影响和行动手段，来使佛朗哥赞同德国的战争，占领直布罗陀海峡，将其军队主力先后派到摩洛哥和整个马格里布地区。德国必须从中投入其大部分装甲部队和空军。德国多半有能力在战争第一阶段占上风。但是，由于在非洲大陆开展军事行动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以及预防反攻危险的义务，德国会走向达喀尔和西南非洲，走向埃及和东非。简言之，如果德国在地中海和非洲大陆不能取得决定性效果，不能制止英国的抵抗斗争，不能使美国放弃无限地增加其对盟国的援助，不能主要排除在东欧国家边界不断加强苏联军队的、可怕的危险，以及那种会否定其以往一切胜利的、未来战争的威胁，那它就要赋予一次大量的、持久的、不定期的、走向地中海地区和非洲大陆的战争行动以绝对优先的地位。但是，希特勒能够这样去做他实际上所做的事：不赋予地中海地区舞台以优先地位，甚至不将其大部兵力投入地中海地区。1940年夏秋两季的决定性月份的大事记表明，即使在法国投降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的情况下，希特勒也不愿意在地中海地区开展行动，以便首先考虑在英国登陆，然后马上将其兵力、努力和计划引向东线战争。因此，戴高乐希望作出的、使法兰西及其帝国和舰队坚持战争的决定，多半会导致在1940年，在地中海地区开创一种新的战略局面，一种只是在1943年、当盟国最终削弱在突尼斯的德军和意大利军队时才会显现出来的战略局面。对此，戴高乐的6月18日的选择也是有道理的。此外，戴高乐总是用明确的言语表示认为，6月18日的选择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不能光用荣誉感、尊重诺言、关注法兰西的自由和尊严来解释这种选择，即使它们足以解释这种选择也罢。对此，没有任何谈话比戴高乐在许多年之后，同最勇敢的国内抵抗斗争创始人之一克洛德·布尔代的谈话更有意义的了。(61)“我们转入了对回忆录问题的讨论，”布尔代叙述道。“当时，我指出——我自以为说了一件既准确、又讨好的事情——由于纯粹的伦理学的理由，戴高乐将军在1940年，象我们一样选择了正确的阵营，同时他知道自己当时很少有机会加入胜利者阵营。使我吃惊的是，戴高乐听了几乎发怒了。戴高乐觉得，我的猜想是荒谬的，因为他在投奔伦敦时就‘知道’盟国将获得战争胜利。当然，我是一句话也不相信的——除了象戴高乐这样不能允许自己在任何问题上弄错的人，在作出其选择的时刻，被迫在一瞬间实实在在地制造一种盟国胜利的理论。让盟军胜利理论来证实以后的事件是正确的，我想，这与其说是一种预见天赋，倒不如说是一种机遇。”布尔代曾经担任《法兰西－观察家》周刊的社长，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我曾长期和努力地为他工作。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当布尔代在回忆录里发表上述证词时，我向他提醒说，戴高乐为了证明其选择正确而提及的、使它变得合理的政治和战略理由，没有任何无理由或者随意的地方。在致法国人的号召书中，戴高乐不仅仅用那种必定是综合的语言，来表达其基本思想。他还更加明确和更加准确地向许多交谈者阐述了这些号召书。英国的抵抗能力、以及日益强大的空军威力和舰队的绝对优势，都不是神话。大英帝国的潜力不是想象。美国工业对英国抵抗斗争所作的大量贡献是公认的，将会成为一个重大的战争因素，即使美国迟早要直接介入这场战争。对于了解希特勒的思想和著作、或者读过他的《我的奋斗》的人来说，人们不会怀疑，希特勒首先想到的是德国向东欧国家扩张，以及将来同苏联进行的肉搏战——只是这种肉搏战的日期和时势依然是不可预见的。总之，一切都取决于力量对比，一切都表明，将来有朝一日——即使这一天还很遥远——盟国集中起来的资源将远远超过德国为了取得最初的胜利而拥有的资源。布尔代对戴高乐表现了莫大的尊敬和无限的怀疑，但他也许仅仅是出于友谊，不管怎样都关注我对他说的话，然而，他不同意我的话——我没有料到，他竟然没有一点生气。然而，理所当然是，在戴高乐及其“自由法兰西”和国内抵抗运动的战友所作的选择中，布尔代为他所谓的“纯粹的伦理学的理由”让路，则是没有错的。因为戴高乐所作的6月18日选择在他的一生中，是一个最终的决定，正如它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凡的举动那样。因为人们不能将戴高乐的选择局限在他对战争的可能发展所作的、因而对20世纪下半叶的进程所作的判断。6月18日选择也是一个个人的选择。首先，这是一个决裂，一切都预示这个决裂是最终的决裂：是同国家的决裂，否则他就会呆在波尔多，然后去维希；是同军队的决裂，而戴高乐曾经把军队当作自己的抱负、职业、生涯和生活范围。戴高乐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从此，他将是一个造反者，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一个反叛者。不管戴高乐的选择怎样合理，他只能热情地实现这个选择。因此，下述的事实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戴高乐本人追述过的政治、军事和战略原因——即使人们不能否认这些原因是有力的也罢——之外，后来人们对6月18日选择的深刻根源，对戴高乐实现这种选择的方式都孜孜不疲地提出了疑问。最经常受到援引的戴高乐传记作家让。拉库迪尔，把戴高乐6月18日选择看作是他的人生历程——它充满着那些标记其不可更改的、独特性的行动——中的最后一站。1912年，当戴高乐在作为“主张火力第一、进攻第二的著名理论家”贝当靡下服役时，他在文稿中写道，“唯独运动和进攻能在战争中作出在智力上（。。。。。。。）同（其）统帅完全决裂的决定”。1917年，虽然戴高乐是一个年轻的上尉，但他在因戈尔斯塔特要塞的讲演中，批评了“最高统帅部所犯的战略和策略错误”。1924年，戴高乐就读于高等军事学院，毫不犹疑地批评官方的军事理论。1927年，戴高乐重返高等军事学院，对这种使其断然摆脱惯有的对军事学说因循守旧的“性格作了赞扬”。1928年，戴高乐接受贝当的召唤，编写了一本关于这位法国普通一兵的历史著作，但他想要“创作”，也要成为作者，同参谋部的一切习惯用法实行决裂。1934年，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明确地建议对军队使用的组织结构和学说实行彻底的变革，公开反对法国的主要军事统帅，并寻求新闻记者和政治家的支持。1938年，戴高乐发表了《法兰西和它的军队》，同当时还自以为法兰西军队之父的贝当实行决裂。1940年1月，戴高乐撰写的关于引导战争问题的备忘录，是对一切指挥员的指控，是对军队最高层提出的挑战。1940年5月24日，戴高乐还是一名上校，但他已经指挥了第四装甲师，他建议进行一次“实现中部军队同北方军队会师”的演习，反对魏刚推迟演习的做法。1940年6月16日，戴高乐业已晋升为将军和出任国防副国务秘书，但他“不向国防部长请示”，命令将从美国购买的军火运往法国的“牧师号”改变航程，驶往英国。。。。。。让·拉库迪尔认为，“人们想象不到（有比戴高乐）更加完美的反叛者生涯，它使人预见到一个更加光芒四射的起义者”。总之，戴高乐6月18日选择只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局。但是，让。拉库迪尔也引证戴高乐同马尔罗的一次谈话。戴高乐让马尔罗阅读他《战争回忆录》的前几章的手稿。马尔罗读后提醒戴高乐说，“这篇美好的文章没有叙述那些曾使他在6月17日心潮起伏的辩论”。马尔罗还补充说，当时戴高乐握着他的双手，用最深沉的语调说：“可是，马尔罗，这是可怕的……”毫无疑问，让·拉库迪尔没有理由来强调，由于气质的缘故，戴高乐在其一生中，是一种反对因循守旧的、实行最粗暴的言论自由的、进行那种对其名声和生涯最危险的挑战的楷模。不管怎样，戴高乐过去的举动似乎无法同他1940年6月18日实行的决裂相媲美。或许因此戴高乐向马尔罗承认，在6月18日选择之前举行的国内辩论是“可怕”的，尽管要考虑到文学的形式——马尔罗在其讲话和文章中，始终赋予其同戴高乐的谈话以文学的形式。人们可以认为，基本的问题在别处，叫做厌恶和愤怒。戴高乐厌恶这些军事统帅，他们拥有许多荣誉和职位，但在其失败原因问题上盲目无知，直到最后一天时为止；他们卑鄙无耻，把灾难的责任推到贫困的人民和被他们指挥的弱小官兵身上；拼命地要争取国家的投降，彷佛投降是他们更加喜欢的人生目的似的；从表面上看，只想到必须维护的“秩序”，只想到他们可以通过一个在灾难中建立和被敌人容忍的制度来加以维持的权力。戴高乐还厌恶这些政治领袖，他们软弱无能，无法使军事统帅——军事统帅的唯一考虑只是要求法国投降，特别是担心由政府来承担投降的责任——接受国家的意志，他们在混乱的讨论和钳制敌人的演习中迷失方向，他们当中最勇敢的人也不敢强制推行其决定，叫那些懦夫和顺从投降者闭嘴。然而，戴高乐也感到愤怒。他对法兰西的突然堕落感到愤怒，曾几何时，法兰西被看作世界上最大的列强之一，而今几乎在短短几周内就变成人们嘲笑或可怜的对象。他对军队的崩溃感到愤怒，想当年，在考验的时代和光荣的时代，军队是民族独立和法国人团结的、可敬的象征。他对法兰西冒有不再进行抗战的风险，即在事关世界命运和世纪命运的时刻不复存在的风险感到愤怒。戴高乐预感到，如果政府投降，那法国人就会对它深恶痛绝。“这是因为，在此情况下，”戴高乐写道，“不管战争的出路如何——是肯定遭到失败的国家将来有朝一日，通过外国军队来摆脱入侵者，还是继续受到奴役——国家都会对自己感到厌恶，并使别国对自己感到厌恶，这些厌恶情绪会世世代代地毒害国家的灵魂和生活”。戴高乐对贝当这个“失败主义的化身”感到厌恶和愤怒，对魏刚这个“只想到其董事会”的人感到厌恶和愤怒。他狂怒地看到，当法兰西的生命遭到威胁时，那么多的国家领袖都没有作出捍卫荣誉和尊严的、唯一的抗战意志的基本反应。他厌恶和愤怒不已。。。。。。第八章 “自由法兰西”1940年6月17日，戴高乐在副官戈德弗瓦·德库塞尔和英国将军斯皮尔斯的陪同下抵达伦敦。除了两个行李箱之外，他唯一的财产就是临行前雷诺馈赠的10万法郎。戴高乐来到——让。洛朗给他的那件套房——“西摩·格罗夫”。午饭后，斯皮尔斯开车，送戴高乐去唐宁街首相府，丘吉尔正在花园里休息。戴高乐同丘吉尔的谈话不长，但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谈话。丘吉尔对于面前的戴高乐不是法国政界和军界中一位最有代表性的和最著名的人物，肯定会感到遗憾，因为这样的代表人物的姓名本身就是一面集合部队的旗帜。但是，几周来，丘吉尔伤心地看到了法兰西这个盟国的衰落、惊慌和恐慌，法国领导人的密谋活动，以及那些似乎最坚决的人的软弱。他懂得了雷诺的辞职意味着什么，特别是贝当的任命预示着什么。因此，6月17日这天，丘吉尔把戴高乐看成了自己的对话者。丘吉尔认识戴高乐只有一周，而且只见过四次，6月9日在伦敦，11日在布里亚尔，13日在图尔，16日再次在伦敦。然而，据丘吉尔的证词，他预感到这位几乎陌生的法国年轻将领的价值，有一天竟称呼戴高乐为“法兰西统帅”，甚至低声地说戴高乐是“应运而生的人”。①戴高乐在谈话中对丘吉尔只提了一个要求，他想要用伦敦电台对法国人说话。丘吉尔立即答应了这个要求。②为了谨慎起见，人们将等待贝当（向德国）正式提出停战要求。事实上，在两个小时前，贝当已经提出了停战要求。但无论是丘吉尔，还是戴高乐，都尚未获悉其具体内容。一旦了解情况，他们就不再有任何犹疑不决。因为贝当已经决定实行彻头彻尾的投降。“必须停止战斗，”贝当声明说。“今天夜里，我已经向对方说话了……”贝当的这番话是那样明确，以致他的部长竭力将其淡化，叫报纸写上：“必须试图停止战斗”。但在法国和其他地方，人们都听明白了。那些还在战斗的人不再看到有任何继续抗战的理由，却把贝当的讲话看作是一道放下武器的命令。此外，任何人都不再相信，考虑到德国提出的条件，法国新政府将会拒绝卑躬屈膝和决定继续斗争。即使在伦敦，有人也象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就德国的要求将会激起什么反应问题进行了思考，这样做归根结底是为了问心无愧。贝当过分地代表了停战派阵营，以致他现在不能不代表投降的意志。不管怎样，戴高乐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即使戴高乐象丘吉尔那样认为，最好是等到翌日6月18日去对法国人讲话，他对即将在波尔多和雷东特——过几天，希特勒将在雷东特召见法国代表——发生的事情问题上，也是毫不犹疑的。17日晚，戴高乐在让·莫内家里，在莫内的副手勒内·普列文的陪同下共进晚餐，他以冷冰冰的口吻谈到了贝当的“叛国”，③并开始起草他将在第二天晚上在伦敦电台上宣读的号召书。18日早上，戴高乐忙于起草讲话稿，德库塞尔则请来伊丽莎白·德米丽贝尔——他同德米丽贝尔相识已经好几年了，德米丽贝尔在法国驻英国经济使团工作——为讲话稿打字。④这时，丘吉尔让戴高乐在伦敦电台发表讲话的决定，遭到英国战时内阁的置疑。⑤丘吉尔本人不在现场，他正忙于起草一篇当天下午要在英国下议院宣读的讲话稿。丘吉尔的内阁大臣们忧心忡忡。他们还不知道德国人即将提出什么停战条件，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假设（不管这种假设有点不真实）：如果德国人的要求显得是完全不可接受，那么波尔多政府就会发生危机。或许现在同法国政府实行决裂为时过早，因此，让戴高乐在伦敦电台上发表讲话，谴责法国政府也为时过早。这就是战时内阁在中午12时30分开会时的想法。新闻大臣艾尔弗雷德·达夫·库珀向其同僚指出，他手头有戴高乐即将在电台宣读的号召书的文本，戴高乐在号召书中肯定，法兰西并未最终被击败，并号召法国战士同他进行接触。不过，此时此刻，戴高乐尚未完成起草工作，或者至少还在继续审阅和修改讲话稿。只是到了下午，德米丽贝尔才得到最后文本，她将在打字机上打字，要让一个比她更加训练有素的通讯员也来口授文稿。可是，新闻大臣库珀无疑有了戴高乐号召书的第一稿，或者就戴高乐的指示作了记录。不管怎样，虽然英国战时内阁对戴高乐想要发出的号召书不持任何保留意见，但它认为“只要法国政府有可能以符合盟国利益的方式办事有多久”，就不应当宣传戴高乐的号召书有多久。库珀不同意战时内阁的决定，就同斯皮尔斯一道去找丘吉尔。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讲话后，正在唐宁街睡午觉。⑥他们把丘吉尔叫醒，丘吉尔同意让斯皮尔斯去见战时内阁的每位大臣，要他们改弦易张。据说，斯皮尔斯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点。而这时，库珀——他在同戴高乐共进午餐时，并未将战时内阁表达的那些保留意见告诉戴高乐——就可以下达那个将要允许戴高乐当晚发表广播讲话的命令。最后，从这个佚事中将会得出一个结果。这就是，可能向戴高乐提出一个建议，在发表号召书面稿时，建议戴高乐将讲话中的某些句子改得婉转一些——尽管对此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当晚6时，戴高乐从“西摩·格罗文”寓所坐出租车出发，顺便把德米丽贝尔送回家，然后到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总部……该公司新闻部主任斯蒂芬。塔伦茨在雷奥纳尔·阿尔和伊丽莎白·巴克的陪同下，在五楼迎接了戴高乐。戴高乐在乙4号播音室里就座。人们象通常所作的那样，要求他试一下声音。于是，据证人所述，戴高乐只是说一声“法兰西”……⑦戴高乐开始讲话，此时此刻，他只是向号召书投去一道简单的目光，因为他已经深入其中，并且逐字逐字地熟悉文本。“戴高乐将目光盯住了麦克风，好象他是人格化的法兰西似的，”巴克讲述道，“好象他想要吸引法兰西似的。他的声音是清楚的、坚定的和有点响亮的，犹如指挥官在发动战役之前向士兵讲话的声音……戴高乐并未显得烦躁，但他极其紧张，彷佛把自己的力量全部集中在这一时刻上。”于是，戴高乐通过下述这篇号召书进入了历史。“那些多年来统率法国军队的领导人已经组建了一个政府。这个政府以法国军队失败为借口，同敌人进行联系，以便停止战斗。（6月19日的报纸转载的号召书文本如下：法国政府已经问过敌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停战，并发表声明说，如果这些停战条件违背了荣誉，那应该继续斗争。⑧）诚然，敌人的机械部队、陆军和空军已经使我们、并且正在使我们陷入灭顶之灾。是德国人的坦克、飞机和策略在迫使我们后退，其威力远远地超过其兵力数量。是德国人的坦克、飞机和策略对我们的领导人进行了突然袭击，以致将他们带到了今天所在的地步。然而，胜局是否已定呢？希望是否要消失呢？失败是否变成了终局？不是!请相信我，我在知道事实的情况下同你们说话，并向你们说，对法兰西来说，没有失去任何东西。有朝一日，那些业已击败我们的同样的（军事）手段，也能使我们获胜。因为法兰西不是孤军作战。法兰西不是孤军作战！法兰西不是孤军作战！在法兰西身后有着一个辽阔的帝国。法兰西能够同控制大海和继续斗争的大英帝国打成一片。法兰西可以象英国一样，无限地利用美国的大工业。这场战争不仅仅限于法兰西的不幸国土。这场战争的胜负不是由法兰西战役决定的。这场战争是一次世界大战。所有的错误、所有的延误和所有的痛苦都阻挡不了这个世界拥有有朝一日消灭我们敌人的一切手段。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伦敦，我邀请现在英国国土、或将要来英国的法国官兵携带武器，或赤手空拳地到我这里来会合。我邀请我在英国国土、或将要来英国的法国军火工业的专业工程师和工人，到我这里来会合，同我进行联系。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法兰西抵抗斗争的火焰不应当熄灭，而且将不会熄灭。明天就象今天一样，我将在伦敦电台上同你们说话。”虽然戴高乐的这份号召书有意写得很短，但它明显地想要写得“合理”。戴高乐暗示说，法兰西同法兰西帝国在一起，仍然是一支重大的力量。他肯定说，大英帝国“控制大海”，即将继续斗争，并有很大的避免入侵的运气。他预见到，“美国大工业”届时将使盟军阵营的实力时远远地超过敌人阵营。戴高乐是完全建立在下述信念上的：敌我力量对比将来要发生变化，当这种变化突然到来时，它将赋予盟国胜利。他在肯定“这场战争是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宣布“世界都拥有有朝一日消灭我们的敌人的一切手段”时，提到其他的强国将参加角逐，未来的联盟有朝一日奋起反对德国。归根结底，这份号召书是把那些决定其选择的战略理由进行了严肃而简短的综合。与此同时，这是一份深思熟虑的号召书。在6月18日这个日子，即使人们相信贝当为了争取停战而接受一切，敌人的条件也尚未公布，任何人都不知道未来的公共权力将是一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每个国家政治领袖和军队统帅将如何行事。因此，戴高乐将其号召书确定在斗争方面。他更加明确地向军队的战士和军火工业的专家们讲话。他本人只想显得是一个战斗——要继续斗争，并且把斗争进行到底——的动员者而已。换言之，没有任何看来是确定分界线，开始意识形态或政治分裂的东西。对于人们到达这个地步来说，6月18日还为时太早。至多，号召书的第一段确定了日期：“那些多年来统率法国军队的领导人……”已经指定和揭露这些领导人今天要对法国失败负责，明天要对法国投降负责……然而，在这份号召书里，唯独一个词照亮了整个未来的前景，这就是“抵抗”一词。它确定了戴高乐刚刚所作的选择。与这份号召书前面所说的一切相反，它没有任何战略或军事的内涵，更没有任何政治的内涵。这里肯定的是一个道德的姿态。这份号召书的论理学全都包含在“抵抗”一词里。在今后的四年中，是论理学将启示戴高乐和所有即将在自由法兰西和国内抵抗斗争中跟随戴高乐的人。这样，不仅是这四年斗争的历史事前获得了意义，而且“抵抗”一词在1940年6月18日这一天进入了法兰西历史，而且远远地超出法兰西历史，进入了20世纪历史。于是开始了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在后来的日子里接踵而来的事件将会显得错综复杂和自相矛盾。它们只是反映了那些在伦敦占上风的犹疑、疑问和不安情绪，直到签订停战协议结束这种情况时为止。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只要法国还不是最终的投降，英国战时内阁就不愿做出任何不可逆转的举动。它首先想到达尔朗统率的法国海军的命运，它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担心就是不惜任何代价，都要阻止法国海军落入敌人的魔掌。因此，战时内阁决定，由以精力充沛和同情法兰西著称的、英国殖民地大臣劳埃德到波尔多去同英国海军大臣维克托·亚历山大会合，试图避免发生最坏的情况。⑨战时内阁赋予这两位大臣的使命是将其一切努力都集中在保护法国舰队的安全上，并且优先注意法德停战协议中有关法国舰队的条款。无疑，这项使命与让·莫内、法国使馆财政参赞埃马纽埃尔·莫尼克及其各自的助手勒内·普列文和罗贝尔·马若兰即将在6月18日至20日期间在波尔多完成的使命并非无关。⑩莫内他们的使命是要在实地找到一些尽量有名和有影响的人士，来挫败那种不可接受其条件的停战——但是，现在无疑是为时太晚了——或者是把他们带回伦敦。这里，人选问题是不大走运的。莫内早就表态，绝对不赞成在英国领土上建立法国政权，他也不可能把许多精力放到法国政权的活动上。与此同时，普列文对政界一无所知。他们一无所获。他们甚至没有说服芒代尔。芒代尔在一种绝望的幽默时刻里声称，他的行李肯定太重，以致人们无法把他带走，这里是影射他的妻子、喜剧女演员贝阿特里斯·布雷蒂……不过，6月19日，戴高乐象他在昨晚预告的那样，又回到了英国BBC广播电台的麦克风面前。戴高乐基本上迫使BBC广播公司接受了他。广播公司经理们首先是感到意外，然后对他进行了非常可爱的接待。但这天晚上，他们不得不承认，昨晚的广播节目并未录音，这使戴高乐感到非常不悦。不管怎样，19日这天广播，他的讲话口吻变得特别强硬。“在现在这个时刻，所有的法国人都已明白，权力的通常形式已经消失了。面对法国人的混乱，面对一个陷入敌人奴役的政府的垮台，面对我们的国家机构的不能运转，我，戴高乐将军、法兰西的士兵和统帅，我意识到要以法兰西的名义讲话。我以法兰西的名义，正式声明如下：一切还有武器的法国人都绝对有继续进行抵抗斗争的义务。放下武器，撤离阵地，同意拱手将任何一寸法国领土交敌人控制，都是对祖国的犯罪。现在，我首先为法属的北非，为完整无缺的北非说话。意大利的停战只是一个明显的陷阱。在克洛泽尔、比若、利奥泰、诺盖的非洲，一切有荣誉的人都要严格地履行拒绝敌人（停战）条件的义务。不能容忍波尔多的恐慌越过大海。法兰西的士兵们，在你们的地方，起来！”这篇讲话稿既是一个提前行动，也是一个打算。在戴高乐发表这篇6月19日讲话时，人们尚未知道德国的停战条件和意大利的停战条件。但是，戴高乐对这些停战条件是毫无犹疑不决的。不管有关的细节如何，这些停战条件都将把波尔多政府——无论它后来安顿在什么地方——置于敌人的支配之下，以致它毫无行动自由，因而不再有任何合法性。这正是戴高乐在声称“权力的通常形式已经消失”和一旦它同意停战，问题就只是“一个陷入敌人奴役的政府”时，心里想要说的话。他提前说了这种停战和这种投降是什么。他也提前说了由此必然带来的对国家的后果——“我们的国家机构的不能运转”——并从中汲取所有的经验，因而同历史有了一次约会。但这篇讲话也隐藏着一种打算。它“首先”对“完整无缺的北非”说话。因此，戴高乐就地中海两岸之间不同的形势和反应问题进行了思考。他勾勒出——但没有公开说明——法国本土所能零零星星地继续进行的抵抗斗争，把一切都押到北非还能作出的抵抗斗争的选择上去。戴高乐引证的一些领导人姓名，也来自一种打算。历史和传说都已经写上了克洛泽尔、比若和利奥泰的名字，把他们作为征服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功臣。在他们之后，戴高乐还援引了诺盖的名字。他提前写上这个名字，把诺盖作为他们的继任者——注定享有一种与他们媲美的命运、又同样光荣的继任者。人们没有弄错。这是一个直接向时任驻摩洛哥总代表和北非法军总司令的诺盖发出的召唤。然而，在6月19日，英国政府并不同意戴高乐讲话这个提前行动和同样的打算。首先，新闻大臣达夫·库珀想要争取戴高乐修改讲话稿，弱化某些字句。然后，外交部常任副国务秘书卡多根爵士进行了干预，坚决阻止戴高乐的讲话稿在报上发表。确实，6月20日的报纸版面上就没有刊登这篇文稿，而6月18日的讲话稿得到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和转载。⑾这是因为，战时内阁在6月19日这天，还不想把贝当的投降看作是大家一致确认的事，继续希望波尔多政府断定希特勒的要求将不可接受。战时内阁也希望，英国海军大臣维克托·亚历山大、殖民地大臣劳埃德、海洋大臣和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将被派到波尔多，从达尔朗那里获得承诺，无论如何，法国舰队将不会落到德国或意大利的魔掌之中。因此，戴高乐同英国战时内阁在评价波尔多政府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对戴高乐来说，波尔多只是考虑投降；对战时内阁来说，不应该对波尔多政府完全感到绝望。不久后，事件将对此作出决断。但归根结底，双方的分歧到此为止。英国人听到了法国殖民地、托管地、委任统治地和阿尔及利亚各省的主要领导人表达的抵抗斗争的意愿，尤其是诺盖的抵抗意愿。正是在这同一个时刻，本着同一个目标，戴高乐找这些法国领导人说话的。⑿也是在6月19日，戴高乐向诺盖发出了电报：“我在伦敦，同英国政府进行非正式的和直接的接触。我听从您的吩咐，或者在你的指挥下战斗，或者进行一切对您有用的活动。”他还向那些在法兰西帝国掌握某些权力的人发去别的电报，甚至在6月20日致电魏刚，恳请魏刚“来海外法兰西并继续战争”，并表示准备“在（其）权威下，或在任何其他决心进行抵抗斗争的法国人士的权威下效力”。戴高乐从魏刚那里接到了一个令其返回法国的复电，戴高乐则回答说，他“立即了解了这样做的手段”，但是，他只有在“回国之前，（政府）不签订停战协议的情况下”才能服从魏刚的命令……此后，魏刚的间接回答是拒绝接受戴高乐的私人信函，劝戴高乐“以正式的方式对他说话”……戴高乐肯定是对魏刚的思想状态不抱任何幻想的，所以他必须沉着地接受有关停战协议的证实。然而，在6月19日，戴高乐显然还想要不错过看到法兰西帝国、特别是北非继续斗争的任何机会，强调他还准备归顺那些比自己官衔更高和更加著名的领导人。既然戴高乐认为贝当的投降是大家一致确认的，他是否真的认为，自己这样做是为了摒弃贝当所接受的投降吗？或者说，他是否预见到，这些领导人因遵循等级制的秩序，服从他们一生所遵循的规定，缺少对这场战争前途的坚强、勇敢和明智而屈服吗？无疑，戴高乐在这两种假设中间举棋不定，但他仍然坚信，不管怎样，都必须毫不松懈地号召继续斗争。只要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足于证明戴高乐的选择是正确的选择。6月21日早上，战时内阁获悉，停战协议将要求德国占领法国的整个大西洋海岸，在法国战舰和平时期所在的船籍港对它们实行裁军，而它们的主要船籍港恰恰是在德国或意大利的控制之下。因此，由战时内阁建立的旨在注视法国事务的委员会作出了强有力的反应。该委员会在向波尔多政府发出最后警告的同时，建议由“戴高乐将军或在伦敦的另一位法国将军”向所有的法国军队发出号召，要求它们继续站在英国军队一边。⒀这个用语是意味深长的。战时内阁尚未最终承诺支持戴高乐这位已经发出6月18日号召书的人，但它却以为能找到“另一位法国将军”，而不知道他的具体名字和职位。实际上，戴高乐是唯一下决心说和做的人。必须通过戴高乐去发出号召。因此，他起草了一篇要在晚上10时在电台宣读的讲话稿。他把这篇讲话稿送到了丘吉尔和其他战时内阁成员办公的首相官邸，维克托·亚历山大继续认为，人们应该不说任何会冒犯法国海军领导人的话，而是要争取他们保护法国舰队，使它不受敌人的攻击。但劳埃德大臣在波尔多看到了一些法国军官，他们对劳埃德吐露真情说，唯独戴高乐的6月18日号召书使他们知道，法国人还能继续斗争。劳埃德的证词改变了战时内阁的决定。戴高乐被准许发出他的新号召书。6月22日的新号召书是戴高乐当时公开发表的讲话中一篇最有力的、最有建设性的和最明确的文告。人们从抵抗斗争的选择中，看到了热情和理智的结合和不可分离。这种结合将在今后四年里，启示戴高乐向法兰西民族发出他的全部信息。由此，可以不夸张地说，这里是一篇“缔造者”的讲话。“法国政府业已提出停战要求，现在它也知道了敌人施加的停战条件。由此而来的结果是，法国的陆海空三军将要全部复员，交出武器，法国的领土将遭到占领，法国政府将沦为德国和意大利的附庸。因此，人们可以说，这种停战不仅是投降，而且是当亡国奴。但是，由于荣誉、理智、祖国的最高利益等原因，许多法国人都不接受投降和当亡国奴。我说，要有荣誉！因为法国已经承诺，只有同盟国协商一致才能放下武器。只要盟国继续抗战，法国政府就没有向敌人投降的权利。虽然波兰政府、挪威政府、比利时政府、荷兰政府和卢森堡政府已被赶出各自的国土，但它们是这样认识自己的义务。我说，要有理智！因为那种认为斗争已经失败的观点是荒谬的。是的，我们遭到了重大的失败。糟糕的军事体系，在指挥军事行动中所犯的错误，政府在近几次战斗中所表现的、放弃的思想状态，凡此种种都使我们失去了战役的胜利。但是，我们还剩下一个庞大的法兰西帝国、一支完整的舰队和许多黄金。我们还剩下一些拥有巨大资源和控制着海洋的盟国。我们还剩下美国工业巨大发展的可能性。今天，同样的战争条件以5000架飞机和6000辆坦克使我们遭到了失败，明天则能以2万架飞机和2万辆坦克使我们获得胜利。我说，要有祖国的最高利益！因为这场战争不是一场由某个战役决定胜负的法德战争。这是一次世界大战。任何人都不能预见到，今天持中立立场的国家人民明天是否继续保持中立，德国的盟友是否永远是德国的盟友。如果自由的力量最终能战胜奴役的力量，那么向敌人屈服的法国的命运又是什么呢？荣誉、理智和祖国的最高利益，要求所有的自由法国人继续进行抗战，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以他们所能进行的方式……”诚然，好几位历史学家可以指责戴高乐讽刺德国提出的停战条件和存心夸大法国的停战要求，比如说，指责他忽视一支小部队在南方地区的残存，忽视南方地区的存在，以及法军所保存的、特别是在北非保存的一部分军用物资。但必须承认，戴高乐已经懂得了基本的东西。不久后，法国政府从波尔多迁到维希，但它一直受到德军援助的支配，以致它没有任何行动自由和进行任何抵抗的可能性。每当在投降和灭亡之间作一选择时，法国政府必定选择投降，因为它已经为了苟延残喘而放弃了一切。停战的军队被化作小股部队，永远不能对敌人进行重大的抵抗斗争。北非的法国军队被限制在过去的规模上，始终受到停战委员会的监督，其军用物质被库存起来，受到监督，不再更新，所以注定是要过时失效的。如果德国同意—事实上，它即将同意这样做——法国的战舰在法国本土的地中海沿岸港口和在北非的港口被解除武装，那就意味着，这些战舰有可能在突袭中遭到截获，或者被迫自行凿沉。在法国国土的南北两个地区之间划定分界线，将战俘继续关押在集中营里，这样做就会使德国拥有讹诈的手段，并为所欲为地利用讹诈手段。总之，无论在未来的时期，还是在签订和约之时，法国政府都没有反对德国提出任何政治或军事新要求的手段。希特勒赋予贝当政府这种停战，是为自己保留了进行战略和政治选择的一切自由。希特勒并未付出更多的努力，而是通过占领法国最大部分的领土，通过他能对法国政府不断施加的压力，通过他留给法国政府的一小部分军队，通过法国舰队的裁军，通过对驻北非的法国军队的监督，使得法国军队的残部全部瓦解。这样，希特勒没有结束任何最终的行动，没有作出任何不可更改的选择。法国殖民地和法国本土的命运，随时都可以根据德国的战略利益、政治需要和外交考虑来加以改变。这种做法适用于将来同维希政府的关系，也适用于满足西班牙为了同德国联合——如果有朝一日希特勒希望如此——而提出的条件。何况西班牙军队参谋长维贡将军已经根据佛朗哥的指示，在6月中旬考虑这个问题。⒁眼下，德国摆脱了法国这个打算优先战胜的敌手，保留了以后根据其需要来对付法国的权利，同时准备——它这样认为——同英国和谈的机会。法国停战激发了英国人的愤怒和热情，这确实是戴高乐事先预见到的结果，是法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实行的、一种无药可救的投降。戴高乐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进行的预测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他熟悉这个基本上依靠魏刚来决定一切的贝当。在这方面，戴高乐是一个例外。长期以来，戴高乐不能再赞同人们对贝当元帅大量表示的礼仪和传统敬意。戴高乐知道贝当的弱点和局限性；他在雷诺政府内部看到了贝当的两重性；他见证了贝当拼命想要投降的做法。当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述了他在翌日——6月15日到达英国之前、在波尔多度过的最后时光之时，他想要追述贝当的命运，勾勒贝当的肖像，这当然不是没有意义的。这里且不说，戴高乐甚至不改变他在1940年6月26日，“在飞越海洋上空时，通过电报”对贝当所作的指责。戴高乐尖锐地揭露贝当在这个可憎的、导致失败的法国军事体系中所承担的责任，指控贝当签署了一份“不光彩”的停战协议，并且同意使祖国、政府和贝当自己“当亡国奴的地位”。戴高乐描述贝当的这些片断，是他在回忆录里写得最精心和研究得最深的章节之一。“多么大的潮流裹挟着贝当，把他引向多么不幸的命运啊！这个特殊人物在他的全部生涯中，进行了长期的克制努力。贝当是过分自豪，而不搞阴谋；过分强大，而不碌碌无为；过分雄心勃勃，而不是野心家。他在孤独中，滋长了一种统治的热情，而这种热情因贝当意识到自身的价值、遇到的逆境、别人对自己的轻蔑而在长时间里变得明显起来。从前，军队的光荣曾经给了贝当许多痛苦的抚爱，但这种光荣并未使他感到完全满足，因为它不是只爱贝当一人。而今，在贝当一生的严冬尽头，突然事件赋予他的天赋和骄傲以无限发展的机会，这是他盼望多年的机会啊！不过，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贝当接受灾难，就象他接受颂扬和光荣授勋一般。“必须说明，不管怎样，贝当元帅认为战役已经失败。这位早在1870年的第二天入伍的老兵受到了推动，认为这只是一次新的法德战争。在第一次法德战争中，法国是战败国，但在第二次战争、即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中，无疑，法国与盟国一道获得了胜利，但盟国起到的是次要作用。而今，我们正在输掉第三次战争。这是残酷的，但是正式的。在色当战役失败和巴黎沦陷之后，就象当年梯也尔在同样形势下所作的那样，只是了结、谈判和届时消灭巴黎公社。据贝当老元帅的判断，战争的世界性，海外领土的机遇，希特勒胜利在意识形态方面造成的后果等是不应该考虑进去的。贝当习惯考虑的不是这些事情。“尽管这样，我相信，假如在别的年代，贝当元帅是不会同意在放弃国家中红袍加身的。无论如何，我都确信，只要贝当作为他本人有多久，一旦认识到自己弄错，他就会重走抗战道路有多久；胜利还是有可能获得的；法兰西还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份胜利。然而，唉！岁月已经消磨了贝当身躯下的坚强性格。年岁抛弃了贝当，使他卷入了那些善于用其庄严与厌倦来进行掩护自己的人的密谋活动。衰老犹如海上遇难。为了不宽容我们的一切，贝当元帅的衰老即将是法兰西遭遇的海难。”这段文字具有文学之美，但这种美不应当掩盖其深刻的坚硬态度。戴高乐想要用高尚的文字来谈论贝当。但是，在这些令人赞叹的字句平衡后面，有着严厉的判断。戴高乐说“贝当接受灾难，就象他接受颂扬”，这是认为，贝当靠国家及其军队的投降来上台是可耻的。用此次世界大战的全部基本情况来指出，“贝当习惯考虑的不是这些事情”，这是揭露贝当在智力方面存在的大缺点。抨击贝当的衰老等于“法兰西的海难”，这是说话谨慎，但语言中加进某种轻蔑的色彩。人们可以认为，在1940年6月，在由各种各样的国籍混杂在一起的所有当代人中间，戴高乐是一个无论在当前，还是在未来，都是对贝当毫无期待的人。他在这方面胜过任何其他人，也许几乎只有他一人是这样。在6月22日发表讲话到6月26日发表可怕的、致签署停战协议的贝当元帅的广播讲话，戴高乐经历了漫长斗争道路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引导他去实现6月18日就制定的目标：要使法兰西作为独立的和当然的盟国重新参战，而不是建立一支与所有的大英帝国军队会合的辅助力量。戴高乐的出发点在于，6月23日英国战时内阁发表声明，消除了一切犹豫态度，结束了一切拖延的做法——伦敦曾迟迟不下决断，对波尔多突然奋起抱有幻想。战时内阁声明说：“刚刚签署的（法国）停战协议，违背盟国政府间业已郑重签订的协定，使波尔多政府处于一种完全屈从敌人的境地，使它失去了代表法国自由公民的一切自由和一切权利。因此，英国女王陛下政府不再把波尔多政府视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据此，丘吉尔向战时内阁建议，支持戴高乐所考虑的、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设想。⒂丘吉尔对戴高乐进行了引人注目的赞扬。哈利法克斯援引了那些准备在北非继续斗争和可能支持戴高乐的法国人士的名字。因此，当人们知道新组织能够怎样成立时，战时内阁就原则上同意承认这个取名为“解放委员会”的新的组织机构。对戴高乐来说，这是向前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一个法国的政权建立起来，并立即得到了英国的承认。在戴高乐看来，问题是要招募那些呆在伦敦、等待人们会在别处去找的、最著名的和最有威信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法国人。但是，戴高乐知道，必须迅速行动。已经有传闻说，在最有名的法国人士中间，有些人准备离走，有的去法国，有的则去美国。英国的历史档案能够援引涉及此事的法国人士的名字。⒃他们是以对英国的同情和熟悉而著名的作家安德烈·莫洛瓦；迄今担任法国驻英国大使的科尔班；《时代》杂志社长、投票反对慕尼黑协定的两名非共产党众议员之一、右翼议员亨利·德科里里斯；接近社会党的众议员皮埃尔－奥利维埃·拉比；伦敦法国研究所所长德尼·索拉；法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成员亨利·奥克等。人们也指出，某些乘坐《马西利亚号》船去北非、想要到那里去继续抗战的法国人士：前海军部长塞萨尔·康潘西，前外交部长伊冯·戴尔博，前内政部长和克雷蒙梭的助手乔治·芒代尔等。英国历史档案也显示，戴高乐并不指望前外交部秘书长阿莱克西·雷热——雷热刚刚离开法国，来到伦敦——的支持，但他认为雷诺即将去美国。将来人们可以把雷诺领到英国来，让雷诺担任法国流亡政府首脑。这些思考有可能使人失去时间。戴高乐远未肯定，上面提及的许多人士已经下了坚定的决心。于是，丘吉尔和戴高乐都想到发表一份宣布英国政府意欲承认法国“解放委员会”的公报。与此同时，戴高乐将努力建立这个机构。他甚至建议，为了赋予解放委员会所希望的知名度，可以由戴尔博、康潘西或其他前部长来担任委员会主席。不管戴高乐在此问题上内心想法如何，有什么真实想法——他将从来不说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起草了一份声明，并在6月23日星期日，在BBC广播电台上宣读。戴高乐宣布，“在英国政府的同意下”成立一个法兰西民族委员会。⒄该委员会“将报告其行动，要么是向合法成立的政府报告（一旦成立这样的政府），要么是向人民的代表报告（一旦时局允许他们在与其自由、尊严和安全相容的条件下聚集起来）”。在此期间，该委员会“将从司法方面管辖现在英国领土上居住的一切法国公民，领导一切现在英国或将在英国的军事和行政当局”。为了配合这个声明，还发表了两份英国政府公报。一份声称不再承认波尔多政府是独立政府。另一份则“将成立临时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计划”记录在案（“该委员会将充分代表那些独立的、决心继续进行抗战、以便履行由法国签约承担的国际义务的法国人”），并宣布“英国政府将承认这种法兰西委员会；只要法兰西委员会继续代表（一切）决心与共同敌人战斗的法国人，英国政府就将同它就一切与继续抗战有关的问题进行商谈”。现在似乎就要朝创建一个代表法兰西坚持抗战的法国政权跨出决定性的一步。但事实上，这一步并未跨出。现已确认，殖民地、托管地、委托统治地和阿尔及利亚各省的领导人没有使他们起初表示过的继续斗争的意愿变为任何行动。寻找那些本来可以组成丘吉尔和戴高乐计划中创立的解放委员会的知名人士一事也使人失望，没有结果。让·莫内没有改变他的意见，相信法国的政权只能在法国领土上建立，因此，他取道美国，从那里致函戴高乐说：“现在，复兴努力的出发地点不可能是伦敦。在法国人看来，以此形式出现的这种权力象是一个由英国保护的、受英国利益启示的、因而注定要失败的运动，而这种失败会使今后的复兴努力变得更加困难。”⒅莫内致力于制止“自由法兰西”的诞生，向三位主管法国事务的英国最高人士揭露其弊害——即使不是危险的话。他们是前外交事务常任秘书斯皮尔斯、范西塔特及其继任者卡多根。据此，莫内完全不参加国内外的法国抵抗运动，直至1942年底为止。基于同样的理由和其他的理由，许多人追随莫内的榜样。安德烈·莫洛瓦象小说家朱尔·罗曼和戏剧家亨利·贝尔斯坦那样，动身去了美国，在英国老朋友中间引起了失望和痛苦。后来，贝尔斯坦至少在美国公众身边，捍卫自由法兰西的事业。议员和《时代报》社长亨利·德科里里斯曾在该报上撰文支持过戴高乐的军事理论，并在最初的日子里向他提供过支持，现在也离走了，后来变成了反对他的最暴烈的政敌之一。还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新闻记者，一位是以佩尔迪纳克斯的笔名而著名的安德烈·热拉尔，另一位是在《作品》杂志工作，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战争行动进行过坚强有力的斗争的热纳维埃尔·塔布伊，他们都宁可离开伦敦。雷诺起先接受由贝当提议的驻美国大使一职，后来又在勒布伦的坚决要求下拒绝此职，最后在发生一次悲惨的车祸之后决计赴美。但在车祸中，德保尔特夫人在雷诺的身旁死亡，他本人受伤。9月初，雷诺遭到逮捕。芒代尔在其他议员的陪同下，乘《马西利亚号》抵达卡萨布兰卡，此后他被诺盖禁止同丘吉尔的使者发生任何联系。后来，芒代尔被捕和押回法国。最后几届法国政府的驻英国大使夏尔。科尔班辞职，后来在拉丁美洲退休。另一位非常有名的小说家保罗·莫朗作为法国驻英国经济使团团长返回法国，不久后出任维希政府大使。法国使馆的大多数外交官当时甘心跟随他们的领导罗朗·德马尔热里——他们后来将归顺“自由法兰西”。德马尔热里曾追随雷诺左右，象戴高乐那样反对过一切停战计划，但他不能考虑同表面上合法的维希政府断绝关系。这些外交官象大多数在英国的法国人一样，认为应当回到苦难中的祖国，同那些被抛弃的家庭团聚。前外交部秘书长阿莱克西·莱热途经伦敦，会见了戴高乐，赞扬戴高乐拒绝投降，但他也引述了莫内反对在英国建立一个法国权力的论据，并且立即去美国，在美国对罗斯福总统的助手施加一种始终敌视“自由法兰西”的消极影响。当丘吉尔和戴高乐考虑建立“解放委员会”时，没有任何启示过他们的打算，或者几乎没有过任何这种打算。从表面上看，在6月18日号召书发表后不到十天，一切努力都有可能化为乌有。是丘吉尔的个人承诺作出了不同的决定。丘吉尔把戴高乐称为“法兰西统帅”，对此人的坚强决心和特有的“英国式”冷静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他不想后退。6月26日，戴高乐向丘吉尔递交了一封备忘录，建议“不等组成一个所谓的全国委员会”，就立即着手建立一支由“法国委员会”指挥、象征法兰西继续参战的法国军事力量。27日，戴高乐再次会见丘吉尔，明确要求丘吉尔向自己“授权”，以便他开始抵抗斗争事业。但在当天，英国军队主要领导人对此提出了严重的异议，并且暗示那些追随戴高乐的法国人显然只是一些反叛者，英国外交部的好几位高级官员重新发起攻击，强调戴高乐——可以说，此人是毛遂自荐，作为英国的唯一法国盟友——的代表性很小。⒆然而，当晚，丘吉尔决计继续支持下去，并请来了戴高乐。“您是孤身一人！”丘吉尔对他说。“好吧！我就承认您这个孤身一人！”⒇28日，战时内阁赞同丘吉尔的决定，当晚10时用这样的词句来宣布：“英国女王陛下政府承认戴高乐将军为所有自由法国人的领袖，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在为捍卫盟国的事业而归顺戴高乐。”这是一个模棱两可、同时内容空泛的声明。这个声明中没有包含关于法兰西政治前途的任何承诺，更没有包含关于法兰西领地完整性的任何承诺，并且不提被英国视为伙伴和盟友的任何法国政权。但它在下述两个基本点上是决定性的和明确的。从此，戴高乐以其名义，并且唯独戴高乐一人，被英国女王陛下政府看作是“所有自由法兰西人的领袖”；“无论在什么地方”，他将对这些自由法兰西人实行其权威，即戴高乐的权威并不局限于英国领土。戴高乐立即作出反应，以此表明他理解英国政府声明的全部意义。“我将使一切仍在英国领土上居住、或者来英国会合的法国人”戴高乐声称，“置于我的权威下”。这样，戴高乐提醒说，他是从6月28日这天起，被英国政府承认为“自由法兰西”的领袖的。因此，如果人们愿意将法国人将要同意进行的一切战争努力都明确地归于法兰西，如果届时法兰西置身于战胜国阵营，那么这种努力都应当通过戴高乐来付诸实行。但是，戴高乐似乎再次将其权威限定在“仍在英国领土上居住、或者来英国会合的法国人”身上，并且保留了这样的假定：其他法国力量、其他领土和其他当局都会支持继续斗争——除非最后，戴高乐仍然孤身一人作此斗争选择，届时就象英国政府公报明确指出的那样，戴高乐对“所有自由法国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实行都他的权威。丘吉尔在6月28日作出的这个决定性的举措，实际上伴之以下述三个问题的、明确的口头表示：关于将那些愿意被遣送回国的法国人撤向北非的问题，关于“自由法兰西”的志愿者想要获得的国籍的问题，甚至关于英国作出的“在获得战争胜利的情况下，恢复法国和法兰西帝国的领土完整，如同战前一样”的承诺问题(21)。这些口头表示后来并未得到证实，或者失去了目标。但是，其基本的内容将永远继续存在，不管后来丘吉尔与戴高乐的关系发生什么变化。准确地说，“自由法兰西”是在1940年6月28日诞生的。在那些最终已经决心离开英国、或者由于多种原因不愿意明确加入“自由法兰西”的法国人中间，有人有时也提到了戴高乐事业的个人特点，以及他下定的、将自由法国人置于“（他的）权威之下”的现时决心。但这里涉及到的是法国问题的中心。如果人们想要使法兰西继续参战和跻身于未来的战胜国之列，那就必须使任何抵抗行动——不管任何法国人所为，也不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归功于法兰西。因此，就必须使法兰西体现为唯一的权威——刚刚得到承认的戴高乐的权威——否则，盟国就会同一些法国当局或分散的组织打交道，并根据这些当局或组织提出的利益，分别进行一次次的个案处理，而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法兰西并没有成为负有义务的盟国对话者。因此，戴高乐在这个6月28日——6月18日号召书发表后的十天，在他起初设想的事业中跨出了第一步，但这是决定性的一步。几天后，戴高乐的抵抗事业受到了一个巨大的打击：轰炸米尔斯克比尔的悲剧。人们可以确定，这些悲剧起因于6月23日。这天，英国政府的官方战报报道说，英国政府以为了解停战协议的一些条款规定。“德国的条件是要求在法国港口将法国舰队归还德国……法国的反建议并未完全遭到（德国的）拒绝。”因此，在伦敦，人们知道该停战协议的要点，还听说法国的谈判者试图避免让法国战舰被迫返回其和平时期的船籍港，因为这些港口大多已被敌人占领。(22)然而，人们对其他的事情却一无所知。显然，达尔朗答应过要把德国想要强加于法国的停战条件通报英国，但他却不守诺言。此外，法国海军驻英国使团团长、海军上将奥当达尔在英国海军大臣的一个办公室里办公，他也没有得到法国政府的通报。此事足于激起丘吉尔的强烈反应。既然达尔朗不遵守其昔日的诺言，那又怎么能相信他将来信守永远阻止德国扣押法国舰队的诺言呢？海军上将奥当达尔也无法使英国政府搞清问题，因为他甚至没有收到达尔朗为了解释其选择而在6月22日向他发出的那些电报。他只收到唯一的一封关于停战协议条款的电报。电报明确指出，“一切被接受的协议条款都以下述事实为条件：法国舰队仍然属于法国，挂有法国国旗，停泊在一个法国港口，舰上配备少量法国水兵。这是最终条件”。电报最后还指出，“这些条件不损害英国的利益”。（23）奥当达尔将这份电报转交给他的英国对话者，但这些英国人显然认为，电报说得既不明确，又不让人放心。电报把“法国港口”作为法国战舰的目的地，这种说法是模棱两可的和危险的，因为大多数法国港口已在敌人之手。实际上，达尔朗想到了北非的港口，因为他在6月23日收到了英国海军大臣和海洋大臣发来的两封私人电报，他们在电报中提醒说，英国政府只有在“将法国舰队派往英国港口，以便（英国当局）能够确保它不落到敌人之手”的条件下，才能同意法国的停战要求。丘吉尔对停战感到忧心忡忡，尤其是因为他在6月21日看到了一封似乎来自法国海军司令部的电报，电报要求所有的法国货轮抵达位于诺瓦姆迪埃岛以南的港口，所有的法国战舰返回其船籍港。实际上，这封电报发自德国海军参谋部，德军业已破译了法国海军的密码，但这种法国海军的密码立即被销毁并被新的密码取代。可是，英国当局再次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既没有关于德军设下的骗局的消息，也没有关于法国海军发现德军骗局的消息。其实，奥当达尔收到的、唯一的真正的电报则要求他将停泊在英国的法国船只迅速派往北非。但丘吉尔不能将法国海军司令部的真命令同那些假命令区分开来。反过来，他获悉，达尔朗的决定是要拒绝对停泊在法国港口的英国船只提供补给。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蓄意敌视英国海军的措施。6月29日，丘吉尔始终没有收到关于停战条款的正式文本。当丘吉尔得到正式文本的消息时，他又感到不放心，并且不无理由地认为，法国舰队有可能在土伦或奥朗获得德国海军或意大利海军的援助。因此，丘吉尔在29日这天决定，立即执行其在6月11日制定的“投石器”行动计划。其目的是要集结、扣押法国战舰，使它们停止航行，或者在一切可以打击它们的地方摧毁它们。7月2日，丘吉尔向英国驻地中海西部地区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萨默维尔下达了命令，要他向集结在米尔斯克比尔的法国舰队发出最后通牒。法国舰队由四艘装甲舰——其中，两艘是老一些的战舰“普罗旺斯号”和“布列塔尼号”，两艘是非常现代的战舰“斯特拉斯堡号”和“敦刻尔克号”——六艘反鱼雷舰、一艘水上飞机母舰和一些更小的战舰组成，由海军上将让苏尔指挥。人们向法国舰队提出，要在与英国一起继续进行抗战、返回英国海港、驶向美国、抵达法属安的列斯群岛与其自行凿沉这两者之间作一选择。否则，萨默维尔的英国舰队就要对法国舰队开火。英国的最后通谍于7月2日上午7时递交，其时限为当日下午5时30分。在此期间，让苏尔一方面让法国舰队准备驶向大海，另一方面竭力要获得维希政府的指示。可是，让苏尔无法接通达尔朗，只能向达尔朗的参谋长、海军上将勒吕克转交一份关于英国最后通牒的、不准确的简述，把最后通牒归结为在返回英国港口和接受战斗之间作一选择。(24)事实上，在萨默维尔提议的选择中间，任何一项都是绝对不符合停战规定的。如果人们能够将这些停战规定交给德国当局审议，那么德国当局显然是会反对的。因此，执行这些停战规定就牵涉到两军对抗，或者至少是法国舰队的自行凿沉。假如是自行凿沉，那就会使法英这两个昨日的盟国避免悲惨的对抗，并使不可避免的物质损失和无数无用的人员死亡得到避免。但是，人们选择的并非是自行凿沉。勒吕克象让苏尔那样，排除了英国人提议的各种选择，向停泊在土伦和阿尔及尔基地的战舰下令，要它们立即驶往奥朗，以便在那里同受到威胁的法国舰队一道作战。(25)由于停战协议禁止使用密码，这个作战命令用明码发出，以致英国人获悉后匆匆忙忙地开火。射击从下午5时56分持续到晚6时12分。在这十六分钟里，英国人击沉了大部分法国舰队，打死了1297名法国水兵被。同时，扣押了在英国港口停泊的、占法国海军总吨位十分之一的法国战舰。这期间也不是没有发生一些难以忍受的事件；而亚历山大港的法国舰队则被因一项由法国舰队司令同埃及英国当局之间签订的地方协议，而被解除武装。在7月2日这天，法国舰队就不再在世界强大海军之列。对维希政府来说，米尔斯克比尔事件一个可怕的挑战。7月4日上午8时30分，贝当同赖伐尔、达尔朗和博杜安一道，审议了有关必须采取的反击措施。(26)达尔朗要求对英国舰队采取报复行动。博杜安则持异议说，如果报复，那就会同英国开战。但赖伐尔指出，那仅仅是用反击来回答英国舰队的进攻。最后，贝当选择了有限报复行动，只限于在直布罗陀海峡对萨默维尔的英国舰队进行轰炸。但轰炸行动是在黑夜里进行，毫无效果。于是，贝当决定断绝同联合王国的外交关系，但不断绝同英联邦自治领的外交关系。不管怎样，在实行停战后短短几天内，要使法国同英国进行全面对抗的思想占上风，则为时太早。现在只不过在法英对抗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虽然希特勒对法国人的报复精神——他把报复精神归咎于法国人——总是持怀疑态度，但他抓住这个机会，作了几个届时便于维希政府演变、并有可能导致法英对抗的举措。例如，让法国的战舰和货轮享受某种航行自由，将法国海军的档案物归原主，释放部分法国战俘，容许某些法国战舰重新武装，增加海军人数，从停战协议限制的3000人至4000人增加到1942年的75000人。(27)但是，主要是维希政府领导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外交部秘书长夏尔·鲁还想警告说，要提防那种“相信英国将要失败”的观点，不久后他被迫辞职。相反地，有一份报告——其起草人也许是外交部长博杜安，或者博杜安办公室主任盖拉尔，外交部政治事务司司长罗沙——提议作出另一种选择：“英国舰队对法国舰队进行侵略，其结果是使法国的政策完全得到解放，摆脱其同英国政策的联系……利用由此而来的行动自由，应当使我们修正同意大利和德国的关系，不仅在停战公约——其中某些条款将自动失效——方面，而且在总政策方面都要加以修正”。这封报告所署的日期为7月5日，仅仅在停战后十天。（28）对戴高乐来说，米尔斯克比尔事件是一个悲剧性挑战。他是在7月3日晚获悉这个消息的。据当时戴高乐的对话者所述，他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正如戴高乐后来所写的那样，他立即明白了，这对招募自由法国人的工作犹如“当头一棒”，尤其是使得海军的招募工作几乎无法进行。即使象刚刚归顺戴高乐的海军上将米泽里埃后来所说的那样，认为戴高乐为此而“神情沮丧”的说法是令人怀疑的，也可以象他的第二和第三办公室主任帕西上尉所说的那样肯定，他对英国人的粗暴和匆促行动以及他们那种可以理解的、但危险的犬儒主义是“怒不可遏”。但事实上，在这种对戴高乐来说可憎的时势下，他仍然保持着冷静，不偏离他业已选择的路线。无疑，斯皮尔斯的话——他说在两天后拜访过戴高乐，当时非常害怕看见他绝望，或者甘心于放弃一切——话，至少有大部分是真的。(30)相反地，斯皮尔斯马上注意到，戴高乐具有“惊人的客观性”，因为戴高乐承认英国战时内阁可以判断此次轰炸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据斯皮尔斯所述，戴高乐断言，此次行动对“自由法兰西”是那样灾难深重，以致他想“退居到加拿大，过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后来的事实表明，即使斯皮尔斯说的情况是实话实说，戴高乐也说的是一时的气话。不管怎样，斯皮尔斯对戴高乐的反应是那样印象深刻，以致他立即向丘吉尔报告说，戴高乐在这场考验中表现了一种有“光辉的尊严”。7月8日，戴高乐在断然作出其选择——先过几天，好让那些听他讲话的人不会完全受到那场刚刚发生的悲剧的冲击——之后，发表了讲话。戴高乐此次发表的讲话，是迄今他发表的最困难的讲话，远是如此。尽管几十年过去，但人们还可以认为，这是戴高乐一生中最困难的讲话之一。不管怎样，必须承认，这是他最大胆和最勇敢的讲话之一，因为戴高乐要以其战略和政治选择的全部严格性，来克服那种由米尔斯克比尔悲剧必然激起的热情，而不保持沉默。“在获悉法国舰队的战舰被我们的盟国击沉时，不感到痛苦和愤怒”戴高乐在讲话中说，“那样做就不是一个法国人。这种痛苦，这种愤怒，来自我们的心灵深处。没有任何理由来结束这种情绪……这种可憎的悲剧（……）不是（……）光荣的战斗。从最终应当具有重要意义的唯一观点来看，换言之，从胜利和解放的观点来说（……），波尔多政府早已同意将法国的战舰拱手交给敌人来摆布……从原则和必要性来说，敌人有朝一日将会利用这些战舰来攻击英国，或者攻击我们自己的帝国。那好吧，我直言不讳地说，最好是让它们遭到摧毁。我如实地看待这次悲剧，愿意说这是不幸的和可憎的（……），那些无愧于法国人名字的国民不能不知道，英国的失败会永远使他们处于亡国奴的地位。古老的法英两国人民，伟大的法英两国人民仍然是彼此相连的。他们不是在一道死亡，就是在一起胜利。”也许岁月的流逝使人难于设想，当年戴高乐为了发表这些讲话和极其严格地维护其抵抗斗争选择，要下多大的坚强决心。戴高乐不发牢骚，但他同意迎击愤怒和狂怒的暴风雨，直面许多法国人的、被伤害的同情心，那些断定英国行动或者无益、或者可耻的人的、合法的严厉态度。然而，戴高乐在这种恐怖的形势下始终表明，没有任何事件能使他偏离原定的目标：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同德国进行斗争，直到获胜时为止。对于丘吉尔来说，这是决定性的。一切都表明，就象一个爱国者能够理解他人的爱国主义那样，丘吉尔理解这个考验对戴高乐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还从戴高乐的言行表现中汲取了一切结论。后来，甚至在次数不少的、想到与戴高乐分手或者取而代之的时候，丘吉尔也永远不会忘记，戴高乐在米尔斯克比尔事件发生后懂得说什么和做什么。于是，在丘吉尔和戴高乐两人之间，开始了一个个人关系紧密和相互信任的特殊阶段。(31)德库塞尔把它形容为“蜜月”阶段。克洛德·布西纳－塞勒耶于7月23日，进“自由法兰西”领袖的军事办公室工作，他谈到这是一个“思想上完全光辉一致、相互赞赏和智力上无比尊敬”的阶段。事实上，戴高乐和丘吉尔一周会见多次，在一起共进午餐，就世界形势交换分析，讨论美国参战的机遇问题——在丘吉尔看来，美国参战是肯定的和即将发生的，极其可能的，但在戴高乐看来，美国参战倒是更加遥远的。作为英国首相，丘吉尔进行了坚决的干预，使侨居英国的法国人所进行的、反戴高乐的宣传运动压低了声音。他让英国BBC广播电台每天向戴高乐提供数小时的广播时间，使戴高乐可以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广播时间并加以使用。丘吉尔直接违背大多数英国军事首脑的感情，要求他们鼓励法国人参加“自由法兰西”，并且不赞成人们为了英国情报机构或团队的利益而竭力解雇这些法国人——在这一点上，丘吉尔的命令远未得到执行。1940年8月7日，法英协议终于在这样的气氛中签订了。法方的谈判者是巴黎法学院教授勒内。卡森，这位一战的老战士和残废军人担任法国老战士组织联合会主席，同时担任国际联盟的法律顾问。6月30日，戴高乐一接见卡森，就马上委托他起草那个应当明确“自由法兰西”及其领袖和士兵的地位的协议。卡森在回忆录《白手起家的人们》一书里，证实了戴高乐给他下达的命令：“我们是法兰西”，问题在于要使人们承认这点。因此，在今后几周里，卡森的任务是要找到其表达方式，使其英国对话者承认，自由法兰西人——根据卡森的表达方式——“不是一个军团，而是重建法国军队和旨在保持法兰西统一的联盟者”。法英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卡森的要求。其中，丘吉尔主要是同意，自由法兰西的部队“在尽可能最大的范围内”，“在有关人事方面，特别是在有关纪律、语言、晋升和调动等方面”保持“一支法国力量的特点”。丘吉尔重申其指示，命令“那些可能被招募的新兵参加各自的本国力量”。这个指令主要是适用于那些或多或少被英国军队暗中招募去的法国人。戴高乐事先接受了英国最高统帅部的指示，但他却被人们承认为“法国力量的最高司令”——对此，人们想到了未来的良知悲剧，也许想到了维希政府向英国开战的假设，同时预见到英国不用对“举枪打法国”承担责任。那些被扣押在英国港口的法国船只数量太多，以致自由法兰西一家是不能使它们重新投入使用的，但它们最终仍将是法国的资产。英国政府拨款向自由法兰西的运转和发展提供经费，这种拨款只是一些在法国解放后应全部偿还的预支款。最后，戴高乐将能建立一个民事权力。对此，明确地考虑到，这个权力将包括那些“为组织力量所必须具有的”部门。根据一种扩大的解释，这样做将能够分阶段地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权。(32)伴随着法英协议的是交换信函，其主要目的是要阐明协议里没有包括进去、但自由法兰西希望列入协议的那些内容。实际上，卡森提议的协议文本规定，英国承诺恢复“法兰西和法兰西帝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象其在宣战时业已存在的那样”。英国内阁不愿意在协议中正式地和公开地赞同这种承诺，但它确认其保证“全面恢复法国独立和荣誉”的意愿。丘吉尔在信函里明确指出，这种表达方式“严格地说，不是针对领土边界问题。我们不能向任何与我们并肩战斗的民族保证这些边界。但是，当然，我们将尽力而为”。(33)眼下，作为回答，戴高乐只限于表示希望，“有朝一日，时势将使英国政府以少一些保留态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后来，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解释道，当年他曾经考虑过一种假设：“一方面，战争的曲折进程会引导英国实现妥协的和平；另一方面，英国人可以偶然地受到我们的这块或那块海外领地的诱惑。”理所当然，人们可以提醒说，戴高乐是在许多年之后，特别是在法英两国在中东国家地区进行艰难的竞争之后作出这种解释的。人们也能认为，戴高乐的历史知识可以提醒他说，只有符合每个盟国的利益，才能使联盟持续下去；在恢复和平的时刻，每个盟国都根据“战争的曲折进程”，重新实现其目标。但是，归根结底，事关不同的问题。戴高乐认为，这种在确保法兰西和法兰西帝国的领土完整问题上暗中存在的分歧，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赌注。因为戴高乐从其伦敦流亡生活中觉察到，在未来的整个时期里，他将成为维希政府运动的、激烈攻击的目标——对此，他不抱任何幻想。维希的宣传运动毫不放松，把戴高乐说成是为英国野心效劳的庸俗工具和英国政府的仆人，他必须服从于英国政府的压力和命令，准备放弃他本来可以取得其归顺的、法一部分兰西帝国领土，把它们送给英国的霸权。事实上，在英国人过分有限地参加法国战役之后，在发生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悲惨事件之后，特别是在米尔斯克比尔事件之后，人们可以怀疑，维希的宣传运动对许多法国人的观点产生多大的影响。应当不惜任何代价，不授人以口实，这是戴高乐具有的信念，甚至是他萦回脑际的问题。不管这种口实怎么少，戴高乐都把它看作是一种对其本人确定的使命的失职，一种——在他本人眼里，后来，在历史老人眼里——对其合法性的违背。戴高乐的合法性，就是临时地、但不可争议地代表法兰西和法兰西帝国的独立和完整性。后来，戴高乐必须考虑到世界的进程，战争本身所引起的演变或危机，但独立和完整性这种绝对必要却永远萦绕其脑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1940年初夏的几周里，戴高乐“白手起家”，似乎走上一条不可阻挡的上升之路。经过那种被停战引起的激烈反应之后，英国舆论以一种接近于赞赏的尊敬心情，发现了自由法兰西人及其领袖戴高乐的勇气和顽强意志。对此，8月20日，丘吉尔在英国众议院异乎寻常地表扬说：“这些自由法兰西人被维希政府判处了死刑，但这样的一天会象明天必定会升起太阳那样到来：他们的名字将在法兰西——法兰西将在一个被解放的欧洲大陆内部，恢复其昔日的自由和光荣——的城乡得到赞美，隽刻在石碑上。”此外，戴高乐的6月18日号召书立即在伦敦报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时代报》发表了号召书全文，并冠以这样的标题：“法兰西没有完蛋！”就该报而言，这样做是引人注目的，尤其是因为它在评论戴高乐加入雷诺内阁时，曾把他描述成“相当挑衅的右翼”——这种描述多半是影射了好几家左翼日报就其著作《建立职业军》或《剑刃》发表的反面评论——哪怕现在补充说：“这位强大的理论家，对大量使用坦克几乎持狂热态度的使徒，是一个光辉而敏锐的人物，他既是实干家，又是梦幻家和空想家。”不管怎样，英国政府不愿意让自由法兰西继续处于过分默默无闻的危险之中，就委托一位名叫里什蒙·当布尔的广告专业人员，通过一场只限于用几周时间和较少的经费——据斯皮尔斯所说，不到1000英镑——的宣传运动，“科学地、自然地和审慎地”宣传戴高乐。(34)戴高乐肯定是对他当时一无所知、直到宣传时才知晓的这种做法感到惊奇，但他乐意在妻子伊冯娜的陪同下，在他刚刚租来的乡间住宅里接受摄影记者的采访。人们也拍摄到戴高乐对一些法国部队进行视察，或对一些负伤的法国飞行员进行探望的活动。所有这些照片都得到大量转载，其中包括戴高乐夫人在乡下厨房做菜的照片。新闻记者理查德·克劳福德用詹姆斯·马洛的笔名，在首批归顺自由法兰西的人员之一、勃鲁姆的前助手和左翼《光明》周刊社长乔治·博里斯的帮助下，撰写了一本名叫《戴高乐的法兰西》的小册子。此书在英国出版了第一版，在美国出版了第二版，在法国的殖民地出版了第三版。戴高乐在书中是这样描绘他自己的：“我是一名自由法兰西人。我相信上帝和祖国的未来。我不属于任何人。我担负着一项使命。我只有唯一的使命：为了解放我的国家而继续进行斗争。我郑重声明，我不附属于任何政党，不与任何政治家相关，而不管这个政治家是右翼、中间派，还是左翼。我只有唯一的目标：解放法兰西。”小册子不仅把戴高乐说成是一位军事理论家，而且说成是在拉昂和阿布维尔附近进行战斗的胜利者。小册子肯定说，戴高乐关于装甲车战争的观念“通过其提出的观点，对所有的欧洲强国产生了影响”。这种说法显然是非常准确的——除了德国以外。但此外还补充了其他的、千篇一律的赞扬：“在戴高乐身上有一种思想品质，它引导着别人象他那样崇高地进行思和战斗。他生来是一位军队的领袖和人民的领导人。”英国报界是否会与常规相反，让一本显然官方的小册子来影响自己呢？不管怎样，《时代报》又一马当先，就戴高乐写道：“他拥有集中精力抓住基本问题的能力，因此他在历史上有光荣的一席之地。”《电讯报》提醒说：“戴高乐是世界上三位最伟大的装甲车问题专家之一，他成为一种达到德国失败之目的的、最宝贵的援助。在德国失败的这种可能性中，戴高乐不仅是法兰西命运之神，而且是最强大的战争人物之一。”《邮政日报》建议说：“我们不要犯与法国人不听戴高乐将军一样的错误。”可是，启示英国报界和英国普通公民的反应的不仅仅是里什蒙·当布尔广告社出版的小册子，而且是自由法兰西历史上的首批佚事。例如，人们注意到，从7月底开始，有自由法兰西的三架飞机参加了对鲁尔地区的空袭。人们报道了法国越狱者所经历的、不平常的冒险。人们讲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参加自由法兰西的情况，并夸大了参加者的人数。人们报道了7月14日在伦敦举行庆祝法国国庆节的简朴仪式，戴高乐检阅了自由法兰西人的第一分队，其中，有未来的第五共和国部长伊夫·盖纳。从此，不管英国报界态度发生何种变化，英国人民对自由法兰西的无比友善态度将永远不会改变。戴高乐深受感动，向英国人民表示了一种对其他国家人民从未有过的敬意，表达了一种尽管法英关系将来发生变化、但不会改变的友好感情。“英国人民向我们表示的慷慨友情是人们不能想象的……前来将其劳动、时间、金钱交给我们支配的英国人也是人们不能计算的……当英国报纸报道维希政府判处我死刑和没收我财产时，有些匿名者把许多金银首饰交给了卡尔东·加尔当，几十位无名的寡妇送来了她们的结婚戒子，要让这些黄金能用于戴高乐的事业。”自由法兰西迈出的第一步既是默默无闻的，也是坚定不移的。(35)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戴高乐6月18日号召书是戴高乐在位于“西摩·格罗夫”的7－8号，面向海德公园的让。洛朗的寓所里起草，由戈德弗瓦·德库塞尔招募来伊丽莎白·德米里贝尔打字的。在这些最初的日子里，德库塞尔说服法国驻英国经济使团的其他两位少妇，在伦敦组织了一个常设班子。6月19日，有些人听到了戴高乐的号召书，或在报纸上读到了号召书，能够获得同戴高乐会合的地址。德库塞尔登记了他们的名字。第一位是来自伊斯巴诺－苏伊扎的机械师。紧接着是两名新闻记者，一位是以皮埃尔·布尔当的名字被称为社会名流的皮埃尔·马尤，，他后来同戴高乐拉开了一定距离；另一位是罗贝尔·芒让，他几乎很快就憎恨了戴高乐。一位在英国BBC广播公司工作的、具有大中学校英语教员学衔的人埃米尔·德拉弗内也来了，但不久后就疏远了。工会积极分子亨利·奥克，出身于最左翼的社会党人家庭的律师安德烈·维伊－居里埃尔，在51岁从军和从敦刻尔克回来的新闻记者、勃鲁姆办公室前主任乔治·博里斯，这些人都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自由法兰西。卡蒂安珠宝店英国分店经理艾蒂安·贝朗热自愿为戴高乐当司机，同戴高乐建立了友好关系。大学生和空军的观测员克里斯蒂安·富歇甚至在戴高乐之前就离开了波尔多，他一听到贝当要求停战，他就马上来报名了。然后是梅塔迪埃上尉，从前当过医药公司的经理，他获得了1000英镑的贷款。此后接踵而来的是法兰西学院院长德尼·索拉，以及克洛德·埃迪埃·德·布瓦斯朗贝尔。后者是诺曼底的好好先生和打猎爱好者、后备役的坦克中尉。作为驻英国第一装甲师的联络官，布瓦斯朗贝尔于6月19日成为第一名归顺自由法兰西的军官，他也在6月22日和23日，为自由法兰西争取到五名联络官校友。恰好自由法兰西总部在6月23日搬了家，安顿在泰晤士河畔，靠近威斯敏斯特教堂附近的维多利亚河堤，在一些属于伦敦警察厅的办公室里。这座大楼名叫圣斯蒂芬大楼。吉拉尔中尉在一家私人报纸上报道了对这座大楼的印象。让－路易·克雷米厄－布里亚克引述其报道说：“这是一座忧郁的大楼，大楼正面呈暗黄色，体现出一种缺乏优雅的新弗拉芒风格。沿着陡直而阴暗的楼梯上到五楼，那里有一扇毛玻璃门，上面挂着130号的牌子。进了门，里面有一条光线昏暗的走廊。靠左手有三个房间。第一个房间住着德库塞尔，他面对着一堆堆信件，忙不过来。第二个房间是戴高乐将军住的房间。第三个房间住着两名女秘书，德米里贝尔和迪朗夫人。靠右手，有一个住家样子的大房间，里面好象晃动着三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将军一个一个地接见我们。在将军简陋办公室唯一的窗户背景下，从逆光中显现出他那高大而笔直的身影。他简短地询问了我的部队和我的学习情况。我回到了那个大房间，布瓦斯朗贝尔坐在唯一的椅子上，敲了一下桌子说：‘先生们，稍为安静些。我们现在开始了。谁有纸和铅笔？……’当晚，有几位忠实的人来同我们会合……其他的人则在明天……我们在几天中经历了浮沉。我们的兵员大量减少，我们心里思量，英国人是否会放弃我们，因为他们看上去怀疑我们，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设置障碍。”皮埃尔·德尼即将成为自由法兰西领袖戴高乐的首批民事助手之一，他也谈到了对圣斯蒂芬大楼的气氛的印象：“楼梯上站满了戴红绒球的水兵和制服上带有冒险经历痕迹的志愿者，走廊上的东西很难撤空（……），充满着动员中心的气氛，混乱和好意的混合，无法预料的会见，刚刚开始来的同志情谊，每人对担负任务的渴望——不管这个任务有多少可笑。”可是，到自由法兰西总部来的人络绎不绝。继勒内·卡森之后，是海军少将埃米尔·米泽里埃。几个月前，达尔朗就免去米泽里埃的马赛海区司令职务，让他退了休。戴高乐则任命他为尚未建立的自由法兰西海空军司令。工兵上尉安德烈·德瓦弗兰，这位巴黎工艺大学的毕业生和圣西尔军校的工兵学教授从挪威过来，立即被任命为尚未组建的参谋部第二局和第三局局长。莫里斯·舒曼象勒内·卡森和雷蒙·阿隆一样，通过圣－让－德吕克过来。自从戴高乐经常去现代之友协会以来，他就认识舒曼，他们象菲利普。塞尔和达尼埃尔－罗普一样，有好几个共同的朋友关系。6月30日上午11时，戴高乐向舒曼简述了他对战争态势的想法，以及对在战争中必须发挥的作用的看法。“我认为，俄国将在美国之前参战，但俄美两家都是彼此参战的。您读过《我的奋斗》吗？希特勒想到了乌克兰。他抵制不了那种想要解决俄罗斯命运的欲望，这将是希特勒失败的开始。。。。。假如希特勒要来伦敦，那他早就在伦敦了。现在，只是在空中进行英国战役，所以我希望法国飞行员参加空战。总之，战争是一个可怕的而正在被解决的问题。还要将整个法兰西引向好的方面。”6月27日，戴高乐的另一个战前朋友加斯东·帕尔维斯基直接听到了自由法兰西精神的呼唤。当时，帕尔维斯基在突尼斯服役。几周后，他抵达伦敦。苏弗莱上尉同第101飞机驾驶学校的五名同学得以来到英国。这时，抵达英国的有现役军官让·西蒙中尉，从海外法兰西学校毕业的皮埃尔·梅斯梅尔少尉，他们在马赛上了“卡波·奥尔莫号货轮”，并在船长的同谋下，在直布罗陀海峡改变了货轮的航向……6月29日，勒内·穆肖特也抵达直布罗陀，他将指挥自由法兰西空军的阿尔萨斯大队。但空军上尉德旺德弗尔却永远也到不了直布罗陀，因为他被西班牙的防空部队击落。在抵达伦敦圣斯蒂芬大厦之后，皮埃尔·德尼采取了罗藏的化名。德尼具有大学历史教师的学衔，但他曾在国家公司的金融部门和一家银行里工作，现在则负责自由法兰西总部的财政。德尼讲述说，在他抵达英国前只有14个先令的经费。这14个先令花完了，他就不得不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10个先令，来付发两封电报的费用。这种极端的贫困只有靠赠款来加以缓解，如一位1914年战争时期在外国军团打过仗的叙利亚老兵捐了一个钻石。只是在英国国库提供了两笔首批贷款之后，才结束了这种极端的贫困。根据丘吉尔的命令，英国国库在7月1日至8月27日期间，将2万英镑拨进了以“戴高乐将军”名义在英国银行开设的帐户。7月24日，自由法兰西总部再次搬家，但这次是搬进了位于卡尔顿花园大街4号的美丽大厦。在未来的四年里，美丽大厦将是悬挂法兰西国旗的“总部”，其月租为850英镑。这里位于英国政府机关和俱乐部的街区中央，总部拥有七层楼和70个办公室。从此，自由法兰西有了自己的“首都”。拥有一定知名度和份量的首批法国人士到这里来，同戴高乐举行会晤。他们中间，只有唯一的一位前部长：皮埃尔·科特曾在人民阵线第一届政府里担任过空军部长。尽管科特为了最终使法兰西拥有一架轰炸机进行了努力，但右翼报纸开展了激烈的反科特的宣传运动，使整个军界不幸地迷失了方向。戴高乐被迫将科特挤走，他曾对科特承认，如果不挤走科特，那自由法兰西的首批飞机就会离自己而去。唉，除了前部长戴高乐给科特发过一封私信以外，这种对科特的不公正后来将永远没有得到完全的弥补。除了科特以外，唯一投奔自由法兰西的议员是默尔特－莫泽尔省的众议员皮埃尔－奥利维埃·拉比，他属于一个非常接近社会党的、小议会党团的成员，曾任挪威远征军团的中尉。只是到翌年1941年，才有另一位议员抵达英国，他是保尔·安迪埃，一名土地党党员。此外，还有一位很有争议的科学家和一个实验室小组的主任安德烈·拉巴而特；法国行政法院的审查官皮埃尔·迪西埃；美国电力物资公司驻欧洲办事处主任勒内·普列文，他没有跟随法英购买军用物资使团前老板让·莫内去美国；外交官和达拉第的办公室主任莫里斯·德让；芒代尔的前办公室主任安德烈·迪特朗，；伊夫·莫尔旺，化名为让·马兰，后来成为英国BBC广播公司中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之一。在大学教授或研究员中间，有来自布加勒斯特的雅克·拉赛涅，来自开罗的乔治·戈尔斯，来自墨西哥的雅克·苏斯戴尔，来自驻阿富汗考古代表团的约瑟夫·哈干，来自赫尔辛基的大使馆秘书弗朗索瓦·库莱。与此同时，有来自巴西的大小说家乔治·贝尔纳诺，这位作家已在《月光下的大公墓》一书中，抨击过资产阶级在西班牙战争时期对专制政权过分阿谀奉承，现在则通过电报宣布他对自由法兰西的支持。然而，对戴高乐来说，此时的基本的问题是要建立一支军事力量。有时，人们还称之为“法兰西军团”。(36)成立伊始，看来它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大多数路经英国的、从敦刻尔克撤退或从挪威远征脱险的后备军，不管他们对停战或战争发展问题有什么看法，都想要同自己失散的和受到威胁的家庭团聚。总的来说，英国当局对于戴高乐能够派到营地的几位军官——他们在那里宿营——没有提供任何援助。在英国军队最高层，人们对这些以某种方式逃离部队、但现在却号召别人投奔自己的人本能地表示怀疑。人们也担心，万一突然发生入侵，这数以几千计的法国人会持什么态度。人们有时还准备相信，维希政府越过投降的界线，最终加入德国阵营。法兰西帝国的参谋长迪尔将军并不掩饰这种看法。因为存在着那么多的障碍、不理解和怀疑，所以只能是使那些试图投奔自由法兰西的人感到灰心丧气。自由法兰西的招募工作只能在挪威远征军中搞得最好。尽管贝杜阿尔将军是戴高乐的私交，但他却不愿意学戴高乐的榜样，而是相信其义务是率领其人马带到北非去。因此，在外国军团第13联队里，只有900人参加了自由法兰西军队，这些人的头头是人们所谓“蒙克拉尔”的马格兰－维纳雷中校和科尼格上尉。此外，只有来自阿尔卑斯山第六轻步兵营37人其中有6名军官。但不久后，在伦敦奥林匹克大厦这个志愿者的集合地，还迎来了不同军阶和籍贯的越狱者，他们往往是在经历异乎寻常的奇遇之后抵达英国，在热烈的气氛中受到无比热情的欢迎。未来的海军上将弗洛伊克描述过这种气氛：“每当分队进入教堂的巨大甬道时，它们都受到那些已经在场的人的致敬和欢呼，在乌拉声中还响起了嘹亮的《马赛曲》。夜里，这样的欢迎场面重复了20次，30次，直到我们累死了，跌倒在草地上，直接跌倒在地上时为止……”法国关闭其全部边界，不让人们对新的归顺自由法兰西浪潮抱有希望。7月1日建立了“法兰西军团第一旅”，增加了568名来自法国本土或英国的青年入伍者，并在7月8日吸收了1994人，其中有101名军官。五周后，第一旅已经拥有2721人，其中123名军官。小分队开始在近东地区组建起来。在近东地区，德拉尔米拉上校即将带走好几个团，但他遭到了逮捕，后来不得不逃到巴勒斯坦；但是，殖民军的步兵、由某些军官指挥的摩洛哥骑兵、以及来自西班牙共和军的外籍军团士兵却投奔了自由法兰西，与此同时，还有驻守塞浦路斯的340人和一名上尉。这样，能在7月30日建立一个步兵营，其中包括16名军官，以及560名士官和士兵。一些以西非为基地的现役军人小组转入毗邻的英国殖民地国家，其中有洛朗－尚罗塞上尉的炮兵连。总之，在8月底，自由法兰西军队的兵力升至4500人，其中15％是外国军团士兵、摩洛哥的骑兵、黑人土著步兵，15％是来自法国本土的志愿者。最大的困难是给这些部队配备干部，以致戴高乐在1940年11月建立自由法兰西的士官生学校。这所军校先后设立在马尔维恩和位于武斯特夏尔的里布福特庄园。在1941年至1944年期间，培养了255名准尉，其中48名战死沙场。海军的招募工作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米尔斯克比尔事件冲击之后更是如此。(37)当时，大多数后备役军人想要返回法兰西，照顾他们的家庭。尽管这样，1940年7月15日有882人登记入伍，其中有30名军官。同时有700名水兵向英国人的压力让步，或者答应英国人的再三请求，转入英国皇家海军。在11月中旬前再有400人归顺，加强了自由法兰西海军。此外还加上172名来自亚历山大舰队的水兵，该舰队根据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戈德弗瓦同英国人的一项协议在原地停泊不动。1940年底，自由法兰西海军的人数达到3300人，商船人数达到2100人。在此情况下，是无法为86艘战舰，150艘拖网渔船、拖轮和鱼雷快艇，以及135艘悬挂自由法兰西旗帜的货轮配备武装和法国船员的。只有三艘战舰及其船长和船组人员归顺了自由法兰西，它们是辅助巡逻艇“奥迪斯总统号”，卡巴尼埃船长的潜水艇“红宝石号”，以及后来在同年秋天被凿沉的、德罗戈船长的潜水艇“纳瓦尔号”。不管人数是那样减少，海军上将阿德米拉尔·泽里埃——戴高乐任命他为自由法兰西海军司令——卓有成效和满腔热情地领导、组织和发展了这支海军。米泽里埃具有迷人的人格魅力；他在海军中经历的动荡不定的生涯——当年，他手持武器，粉碎了1917年在黑海举行的船员暴动；当他镇压了一些被怀疑是走私和暗中投机倒把的行径时，他同军队最高层出现了纷争；凡此种种都使达尔朗让米泽里埃退休。但这并不阻碍米泽里埃表现出巨大的才干。戴高乐对此表示关切，暗中肯定他“在事关荣誉方面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这样，米泽里埃在10月使2艘潜水艇、4艘护卫舰和4艘驱逐舰，在年底前使2艘反鱼雷艇、3艘鱼雷艇和3艘巡逻艇先后重新驶向大海。在空军高级军官抵达英国之前，米泽里埃也受戴高乐委托，负责空军，但他手里只掌握很少的兵力。在6月15日和30日之间，有近200名飞行员——他们大多是飞行学员——投奔了英国。戴高乐恳求他们不要直接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并对他们解释道：“到凯旋之日，200名身穿法国制服的飞行员比2000名身穿英国制服的飞行员更加有用。”7月22日，有3名自由法兰西的飞行员第一次参加对鲁尔地区的空袭。8月1日，德马尔米埃司令能够用20架飞机，建立了“第一战斗大队”，阿斯迪埃·德维拉特司令则组建了第一支法国轰炸小队。最后，在9月，自由法兰西的10名战斗机飞行员参加了英国战役。在如此弱小的自由法兰西军队里，树立了一种抗战的思想状态，并坚持到最后。对此，让－路易－克雷米厄－布里亚克一开始就在自由法兰西的军队中，他援引过贝玑的话：“革命精神”就是“想要使军队前进，并且使之高于其利益”，并把这种精神的涌现看作是“自由法兰西精神”。现任上尉、未来的将军于歇在他为步兵训练布列塔尼新兵的营地里，在个人日记中写道：“我们人数不多，我们都是志愿者，我们都是一致同意的。没有拉人的重型卡车，但大家都愿意走。”关于海军，反鱼雷艇“凯旋号”的第一任艇长、未来的海军上将维泽尔证实说：“这些人因其主动性而表现突出，在敌人轰炸朴次茅斯的枪林弹雨下表现得了不起……在晚上8时至第二天早晨6时的轰炸中，他们和衣而睡。他们在工作中发扬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振兴法兰西的思想。”“这种移山倒海般的热情，”让－路易－克雷米厄－布里亚克还写道，“是青春的热情。自由法兰西的志愿兵的平均年龄，在陆军中是25岁，在外国军团中是27岁，在飞行员里中是23岁。”此外，他们都有其同的热情。他们对戴高乐所谓的“可耻的停战”公开表示共同的愤怒。他们对贝当没有半点宽容。没有任何力量能缓解他们对主张向敌人屈从和投降的人的极大愤慨，也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们放弃自己的不妥协立场。相反地，一切都使他们憎恨同敌人实行和解，几乎同样地憎恨妥协。他们象绝大多数法国人一样，完全一致地和不愁理解地摒弃战前的政权，而且在他们中间，自然有各种各样的法国人的观点，有的憎恨过去的人民阵线，有的自然是共和派，但他们都梦想建立一个更加纯洁和更加坚强的共和国。戴高乐使大家都感到满意，就象后来他使大多数法国人满意一样，因为恰恰是戴高乐同任何党派都没有关系，不曾受到过法国政治生活中任何事件的影响。其实，“自由法兰西精神”是不能同对戴高乐的某种喜爱分开的。(38)有些人有时对戴高乐与他人保持距离、表面上显得冷漠和粗暴的做法表示反感，但他们非常明确地承认，这就是人们司空见惯的、那些当之无愧的领袖的性格特点，而法兰西在危难中，无疑需要这种领袖，甚于任何其他人。后来，戴高乐的崇高风格，他对敌人和维希政府进行无情斗争的号召，他那对敌人不妥协的名声，凡此种种还使自由法兰西人相信戴高乐正是他们必需的人，并且增强他们对戴高乐的尊敬和敬佩之情，有时则增强他们对戴高乐的崇拜。这里，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医科大学的学生、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弗朗索瓦。雅克布在《心中的塑像》这本回忆录和秘闻书中提供的证词。雅各布提到他同戴高乐第一次会见的情景。“当戴高乐将军由一名副官陪同，大步流星地走过来，走到集合好的部队前面时，我发现，这是一位哥特式的人物……这就是在这个英国一隅耸立起来的法兰西。人们因此而感到不寒而栗。将军作了短篇讲话。这是一位给人深刻印象的人物。一位巨人，大鼻子，厚眼皮，脑袋后倾……象哥特式的支柱一样坚固……将军的声音深沉、不连贯，似乎在拱门下发出回声，好象在哥特式教堂深处进行的合唱。将军在讲话，在怒吼，在大声谴责贝当政府。将军在述说希望的理由，在发表预言，在动员世界、军队、力量和人民。将军在描绘未来的战争阶段、困难时期、以及最后的和不可避免的胜利，在描述法兰西存在、法国军队在一切战场上存在的必要性，在向我们承诺进行战斗、获得胜利和凯旋而归。然后，将军大步流星地走了。‘这样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当晚罗热对我说。我跟他有同样的印象。我们的印象是，戴高乐超出一切希望，是一位造时势的人物。我们的印象是，就进行战争、参加重新征服法兰西的战斗而言，我们找到了好地方。”从1940年起，在伦敦发生了反对自由法兰西领袖戴高乐的激烈争论，这种争论后来还越演越烈。与上述溢美之词相比较，这种争论的激烈性显得更加奇怪。人们从《法兰西报》这份在英国出版的唯一的法文日报中，可以看到激烈争论的最初迹象。8月26日，《法兰西报》是在丘吉尔和达夫·库珀的鼓励下，由一个社会党观点的新闻记者小组发起创刊的。其成员有乔治·贡博及其儿子夏尔，《人民报》的工作人员路易·勒维，在被乔治·博内排挤之前曾任外交部新闻处处长的皮埃尔·科梅尔，以及在人民阵线政府里担任法兰西海外领土部长的社会党人马里尤斯·穆泰之子居斯塔夫。《法兰西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由戴高乐亲自撰写的简短的社论。“一切用于打击敌人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和健康的，”戴高乐写道。“《法兰西报》就是这样，它想要激励人们去抗战”。戴高乐还指定安德烈·拉巴斯为驻《法兰西报》的代表，任两总编之一。《法兰西报》的领导机构同自由法兰西之间的矛盾发生得比较早，以致在1941年必须签订一个明确的协议。《法兰西报》在协议中，保证放弃“任何对自由法兰西的人事所进行的一切论战和批评”。有些人认为，问题在于避免发生新的敌视自由法兰西的宣传运动，因为这些运动在戴高乐及其战友同英国的关系经历最严峻考验的时刻，在维希政府还能自以为有某些社会影响的时刻，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但其他人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明智的预防措施，因为绝大多数自由法兰西人对于一家在战争高潮时期在伦敦出版的日报，每天攻击戴高乐及其抵抗斗争事业的宣传运动，都是会很难忍受的。不管怎样，这个协议得到了遵守。反正《法兰西报》的领导核心只是进行一种温和的、有时则是激烈的敌视活动，他们往往是私下发表观点，有时则通过由他们成立的“让·饶勒斯”小组发表意见，但主要是在同伦敦政界、英国记者和其他外国记者的谈话中发表意见。《法兰西报》基本上指责戴高乐渴望当独裁者，不援引法兰西共和国，周围簇拥着一个极右翼小组。他们能有什么基础呢？夏尔·贡博叙述道，在《法兰西报》创刊号发表后的第二天，他就接到了自由法兰西总部一位军官打来的电话。这位军官向贡博转达了戴高乐对日报创刊表示的祝贺，但他好象以戴高乐的名义说话那样，要求贡博取消报头下面的三个词：“自由、平等、博爱”。因为贡博反驳说，那是共和国的箴言，所以这位军官便回答说，“在目前的时势下”，这个共和国的箴言有可能使法国人发生分裂。如果贡博的叙述准确无误的话，那么他显然证实，这位自由法兰西军官对“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词是同第三共和国紧密相连的——持保留态度，并害怕它们对自由法兰西的某些盟友产生影响，除非他表达的只是个人的感情。不管怎样，《法兰西报》保留了共和国箴言，再也没有任何人重提此事。凡是受到让·拉库迪尔询问过的人都证实说，“在戴高乐将军当时私下和公开所说的讲话里，没有任何词句使人想到，他会启示一位军官去进行这样的交涉”。人们也可以引证一位首批归顺自由法兰西者安德烈·韦伊－居里埃尔的事例，他抱怨自己因犹太人出身而受到排挤。可是，除了与此相反的其他事例之外，韦伊－居里埃尔恰恰是很早和首批被任命为驻法国重要使团的负责人之一。不管怎样，《法兰西报》的领导人在英国，是最有资格通过他们的接触和战前回忆录知道，在戴高乐开展的关于支持装甲武器的宣传运动中，他从左翼得到的支持要比从右翼得到的多得多。而这些支持者有菲利普·塞尔、马塞尔·德阿、雷奥·拉格朗热、约瑟夫·保尔·蓬库尔；保尔·雷诺作为戴高乐当年似乎最接近的政治家，曾遭到《法兰西行动报》几乎每天都进行的、最粗暴的攻击，并象戴高乐在其信函和谈话中所做的那样，表示支持同苏联结盟，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持续抵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战争行动。也许这些《法兰西报》领导人甚至知道，戴高乐在巴黎经常拜访的、唯一的知识界圈子就是由梅耶上校所推动的知识界圈子，梅耶的基调毋容置疑地是共和主义的和民主的——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不知道戴高乐参加过“现代之友”协会。事实上，“法兰西报”的领导人和那些围绕他们转动的知识界人士，丝毫没有考虑过这些。如果人们根据戴高乐周围的人来加以判断，那么戴高乐是否被怀疑有独裁的企图和对极右翼的同情呢？不管怎样，人们在伦敦时可以知道，戴高乐等待的不是右翼的头领——尽管，象路易·马兰那样的某些右翼头领，已经决心同敌人和维希政府进行斗争——而是一些更加带有左翼标记的、或者业已参加反对法西斯国家斗争的政治家：赫里欧和让纳内，芒代尔和雷诺。但他们都没有来。然而，自由法兰西的首批归顺者至少证实了，他们在舆论观点方面具有最大的多样性。诚然，某些人象大多数年轻的军官和官员——他们态度更为保守或温和，但当时他们完全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反对敌人和维希政府的斗争——一样，从来不必要采取立场。后来以“帕西上校”著称的德瓦弗兰上尉遭到伦敦反戴高乐派的最无情的攻击，但他从未有过政治承诺，后来他声称曾经“表示过拥护西班牙共和国和反对慕尼黑”。人们从未能提供半点论据，证实那些所谓戴高乐同卡古尔组织、以及其他极右翼地下组织有关系的传言，而那些认识戴高乐的人也不能简单地相信这种传言。在戴高乐派到国内工作的联络员中间，有两位是属于极右翼组织的，他们是弗尔格上尉和杜克洛中尉——而杜克洛比弗尔格更加坦率地承认戴高乐。但事实上，他们不是承担任何政治使命，而只是接受过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不过，弗尔格在执行其国内首次使命中，自愿同战前的政界人物进行接触，而且象人们看到的那样，恰恰是接触左翼人物，甚于右翼人物。帕西上校在戴高乐最亲近的助手——社会党人皮埃尔－布洛克、社会党人路易·瓦隆、斯泰发纳·埃塞尔之列，而戴高乐的同情态度将这些人都定格在左翼。在自由法兰西的全部历史中，戴高乐的主要对话者是社会党人安德烈·菲利普、社会党人皮埃尔·布罗索莱特、皮埃尔·科特的前办公室主任让·穆兰。大家都赞赏戴高乐，甚至布罗索莱特变成了戴高乐的朋友。诚然，在这位自由法兰西领袖身边，有一些难于归类的政治家，就象无数的法国人始终是难以从政治上分类一样。他们是克洛德·塞勒尔，他在战前读过左翼知识界爱读的《箭》周报；有意不是因循守旧的外交官弗朗索瓦·库莱；乡村绅士和热心的打猎者埃迪埃·德布瓦斯朗贝尔，他肯定是远离左翼，但是，与其说他保守，倒不如说他独树一帜。在这些人一边，勒内·普列文来自布列塔尼的共和主义传统。勒内·卡森是左翼人物的典型。莫里斯·德韦让担任过达拉第的办公室主任。皮埃尔－奥利维埃·拉比是一个众议员，属于一个非常接近社会党的议会党团，他立即被指定为自由法兰西的政治事务负责人。乔治·博里斯曾经担任过莱翁·勃鲁姆的办公室主任。莫里斯·舒曼因战前是最坚决的反法西斯的记者之一而著名。海军上将米泽里埃被人们错误地誉为“红色水兵”，但不管怎样，他遭到了海军内部最传统主义的和最保守的人们的憎恨。朱尔·哈坎是工会主义者，亨利·奥克则是社会主义观点。雅克·苏斯泰尔担任过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同盟的总书记。帕蒂将军被戴高乐任命为他的私人参谋长，后来帕蒂将作为参议员，加盟共产党议会党团。必须下结论说，在戴高乐的周围，在他的四周，在他的战友、特别是在他赋予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任务的人中间，有一些观点各不相同、但大多数毋庸置疑都处于左翼的人物。对此，没有任何东西证明伦敦的反戴高乐派的敌视态度——这几乎是萦回他们脑际的问题——是正确的。人们应当从中得出结论，在这个反戴高乐派中，最有影响和态度最积极的人物不是从经验中，而是本能地从那些强烈的偏见中得到启示，而这种偏见在这些人身上则求助于某种政治传统、某种心理动力。戴高乐是一位将军，一个根据法律和惯用法、不得不“搞政治”的军人，不管怎样，他没有任何表达抵抗敌人和维希政府的基本政治选择的身份。他有一个表示贵族身份的介词的姓氏。这足于在这个反戴高乐派里，使戴高乐成为一个可疑的人，并把他放在那些惯于不赞成共和国的圈子里。再说，如果人们听说戴高乐将军从表面上看是贵族出身，但肯定是天主教家庭出身并修行天主教，那是足于对他作出判断。一切有助于认识戴高乐的，一切显示其心态、选择、1940年承诺之起源和智力倾向的，都遭到了排挤、无视或掩饰。据此，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伦敦反戴高乐派的行径。而今，在英国人们对戴高乐表现的严格的独立性和不妥协的打算而感到生气时，更有甚者，在美国的政策发挥其全部威力、设法将戴高乐排除或排挤出去时，也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反戴高乐派拥有某种影响。在这个反戴高乐派里，象《自由法兰西》月刊――该刊社长是安德烈·拉巴而特――总编辑雷蒙·阿隆这样的最温和派都以其自己的方式，致力于削弱戴高乐。由于坚决的选择，或者由于形势所迫，国内外的戴高乐抵抗运动都认为戴高乐是其象征和领袖。当雷蒙·阿隆重复说，归根结底维希政府符合宪法、是合法的法国政府和在国内具有最强大的基础时，或者当他暗示戴高乐开创的事业与拿破仑的事业一脉相承时，那就是削弱戴高乐。戴高乐在等待着暴风雨——他知道，很快就要应对这场暴风雨了——到来，他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生活和作息时间。继在西摩·格罗夫寓所和圣斯蒂芬大厦居住之后，戴高乐于1940年7月22日安顿在卡尔顿公园大街。人们看到，戴高乐把这个住处变成了自由法兰西总部，直至法兰西解放时为止。此时，戴高乐的家眷业已同他会合。6月18日，伊冯娜。戴高乐在驻布雷斯特的英国领事馆的帮助下，上了一艘英国货轮。戴高乐是这样评述他夫人的这次出国之行的。“港口里不再有许多船只了。有两条船即将起航，一条是英国船，另一条是波兰船。但后来波兰船却沉没了。”西摩·格罗夫寓所不能适合戴高乐全家的需要，因为除了他的三个儿女以外，还有一位一直照料安娜的女伴玛格丽特·波泰尔。虽然菲利普立即要去上海军士官生学校，但人们起先是租用鲁宾斯饭店，然后伊冯娜·戴高乐在伦敦的近郊佩特·伍德租了一栋别墅。于是，戴高乐可以从办公室回到家，不是乘地铁，便是坐小车。然而，英国战役开始了，炸弹和空战的声音超过了安娜所能忍受的程度。因此必须搬家。人们在伯明翰和利物浦之间，在更为安宁的德施罗普希尔郡，在埃尔斯米尔找到了一个乡间小别墅。这个别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离伊丽莎白寄宿读书的西翁夫人修道院所在的施鲁斯伯里很近。小别墅名叫加德拉·马尔，人们在别墅里享受到一个美丽的花园，花园使安娜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起来。可是，这里离伦敦有四小时的火车路程。实际上，戴高乐每月不能多次回家。因此，他在德梅菲尔街区的康诺特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人们可以想象得到，戴高乐很难不被人发现。但是，恰恰戴高乐对英国人的照顾——人们准备在他周围安排他所能保持的个人生活和自由——深受感动。就是在这时，戴高乐感受到一种对英国人民——他在英国人民历史的非常时刻，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生活——永远不能否定的同情。“这是一种值得赞赏的情景，”戴高乐写道，“看到每个英国人的言行举止，彷佛拯救国家取决于他们的个人品行似的”。然而，命运、英国人民自己的功绩和丘吉尔的决心，都赋予英国人民以单独进行斗争和抵抗，并显示其勇气、决心和镇静的优先权。而其他的一切则是法兰西的命运。戴高乐必须掌握这个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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