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戴高乐无保留地揭露了一种关于人的悲观主义观念，即认为人本身带有一切冲突的萌芽。“人们在哪里看得见，那些制造武装冲突的热情和利益正在放弃其要求，某个大人物自愿放弃其所有的和他想要的东西，人们最终不再是人的情况呢？”因此，戴高乐得出了对武力念咒的结论。与此同时，戴高乐在树立一种与其文化不可分离的人道主义，并且揭露德国帝国主义的野心和方法的“无度”。如果人们不知道这点，那么这种对武力的念咒就会变成一种辩护。不管怎样，武力是与历史共存的，没有武力，历史就会变得不可设想。“其实，没有武力，人们是否能设想生活吗？但愿人们阻止生命的诞生，但愿人们使精神不结果实，但愿人们冻结武器，但愿人们使需求昏睡，届时，无疑，没有任何东西会使得武力继续必不可少。作为思想的方法，行动的工具，运动的条件，必须有武力这个稳婆来分娩整个进步。无论是主人的彩旗，还是金銮殿的城墙，或者革命的铁锤，都轮番地把秩序和自由归功于武力。作为城市的摇篮，帝国的幽灵，没落世界的掘墓人，武力在对各国人民发号施令，支配各国人民。”当戴高乐发表了《剑刃》这些文字时，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刚刚结束。这个发表日期具有一种几乎动人心弦的象征主义。欧洲即将摆脱其还在含情脉脉地抱有的幻想：长期的和平前景，作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无限暴行的自然代替。正是在此时，戴高乐变成了挑战者和卡桑德拉神。作为挑战者，他彻底地——那怕以极端的方式——否定了任何和平解决冲突的希望，冲突正在出现。作为卡桑德拉神，他宣布这些冲突正在逼近，必须抬起头来，看着冲突。有关系，戴高乐已经决定进行撞击。与此同时，他要求让那些想要正视世界前途可能性人，拥有一种分析使用武力问题的权利和义务。现在还不是打仗的时代，但至少是进行思考和写作的时代。“现在是，”戴高乐写道，“军队的精英们要重新意识到他们卓越的作用，将时间精力集中在战争这个唯一的目标上，高瞻远瞩的时候了。现在是他们重建那种适合其状态的哲学，以便归还剑刃的时候了。”戴高乐的《剑刃》包含着一种关于人、行动、社会的哲学，在法国思想和观点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这种关于人、行动、社会的哲学发端于20世纪初，并表明它转向后来岁月所发生的大灾难。在第一章《战争的行动》的描述中，戴高乐明确地印证了他在青年时代偏爱的那位哲学家，也许这是他偏爱的唯一的一位哲学家——可以不夸张地说，他在智力方面，确实接受了这位哲学家的影响。“柏格森业已指出，”戴高乐写道，“为了直接地接触现实，人应当怎样通过将本性同智力相结合的方式，来获得对现实的直觉。实际上，本性是存在于我们的自我之中，能力将我们同自然最接近地连接起来。多亏了柏格森，我们达到事物秩序的最深处，我们参予那种可能存在的、模糊不清的和谐……对于战争统帅来说，在观念方面出现了一种与艺术家为主体的现象类似的现象。这个主体并不能使人使用智力。柏格森从中得出了一些教益、方法和知识。但是，在柏格森看来，只有通过一种本性能力的努力，以及那种唯一地同自然——从自然中可以迸发出火花来——进行直接接触的灵感，才有可能进行创作。关于军事艺术，人们可以引证柏格森谈论别人的话：人是自然的补充。”戴高乐阐述这个主题时，不仅满怀热情，而且怀有一种特殊的爱心。因为戴高乐在这里重提了他同高等军事学院教授之间的争论。时势具有的无法预见的多变性，几乎无与伦比的自由，则是战争行动的特点。“战争如同生活，”戴高乐写道，“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将不再发生，永远如此；而行动，不管怎样，很可能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对于军队消极的和往往狭隘的行为戴高乐以自己的方式，继续进行他多年来所作的的指责。“有时，军人夸大其智力的相对无能，所以忽视对智力的利用，这是事实。”这是一种值得欣赏的曲言法，也许是法国文学中最漂亮的一种曲言法。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挑战。但是，这是在戴高乐当时深受其熏陶的哲学条件下进行挑战。戴高乐在阅读柏格森的著作时，纳入了一种赞扬主观性——戴高乐写道，主观性是直觉，本性——赞扬自由的作用、并且否定实证知识的优势、否定对历史和科学决定论的信仰的轨迹之中。这是戴高乐在《剑刃》第一章《用动词开始？不！用行动开始》引证歌德的《浮士德》时，以他自己的方式表达的20世纪最强大的思潮之一。所以，当戴高乐瞥见20世纪的风暴时，他描绘了一位同疯狂事件进行斗争的“风暴人物”，这种描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再说，很强的个性为了斗争、考验和重大事件而树立的，它并不始终表现为这种在普通生活中讨人喜欢的、便利的好处和表面的诱惑。突出的特点通常是粗暴的、令人讨厌的，甚至是桀骜不逊的。即使群众低声地承认这些特点的优势，还给它们一种难以理解公正，那也极少看见人们喜欢、然后促进这些特点。而支配军人生涯的选择，更加乐意地涉及到那种讨人喜欢的事情，甚于那种值得赞扬的事情。”当然，人们从这些文字中必定看到了戴高乐所描绘的自画像。由于卑微的军衔，戴高乐还继续生活在阴影之中，所以他在生活中希望，有朝一日，时势会使他象已经自我看到的那样脱颖而出。据此，《剑刃》这本著作对戴高乐的希望来说，几乎是一种讽刺。然而，如果不引证《剑刃》的写作日期在1927年，发表的日期在1932年，那就不会理解戴高乐。1927年的法国刚刚被普安卡雷——他在法郎重获坚挺的基础上，使法国感到安心——从一场货币灾难中拯救出来，并且相信白里安的真诚——白里安不作过分的让步，却巧妙地通过洛迦诺条约开始法德和解，据说由此确保了欧洲和平。可是，到了1932年，欧洲已经感到了冲击，并将因此发生动摇。从资本主义经济发生悲剧性的危机到纳粹在德国获得首次胜利，欧洲正在跨过一个个导致战争可能爆发的阶段。因此，《剑刃》第一章的结尾文字，便有了一个特殊的味道。“我们的时代是不大有利于培养和遴选军事统帅的。最近经历的考验是过度的，其后果是使人们意志松懈，性格消沉，士气低落。而士气低落使舆论偏离战争秩序，不停地扰乱军心，直至扰乱那些最坚决的抱负。因此，在军队的行列里，谁不象从前这个有名的女人那样经常自言自语：为什么我在这里当兵？我不知道！20世纪的全部希望已经遭到了吞噬！”当1927年戴高乐写完《剑刃》一书的初稿时，恰恰他不相信当时的和平时代会无限延长下去。五年后，他深信悲剧正在卷土重来。在《剑刃》的第二章《性格》和第三章《威信》里，戴高乐似乎继续描述其序言中业已证明过的、但更晚才描述的自画像。其中最有意义的段落已经成为援引戴高乐历史文献的经典段落。“面对事件，有坚强性格的人是求助于自己。他的运动是在行动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为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把行动变成自己的事情。他远远不是在等级制的庇护之下生活，在文章里面躲藏，在报告中掩盖自己，而是奋起，昂然挺立和迎击敌人。”怎么不把这段文字，看作是对戴高乐1940年6月18日发表抗战号召书的、奇特的预演呢？“没有奥秘，威信是不能前进的，因为人们不大尊重那些过于熟悉的东西……没有言行的保留，通常就没有同样的、心灵的保留……保留，性格，伟大，这些威信的条件迫使那些想要获得威信的人，进行一种会使最大多数人感到讨厌的努力。这种不断的束缚，这种永远要经历的风险正在考验个性，直至其最秘密的心弦……这里，人们触及到一个没有作出很好的解释的、关于退役的动机问题。有些获得一切成功并得到人们欢呼的人，常常是放弃重担……而统帅置身于他人之外，因而失去那些在放弃职位、亲密相处、友谊本身中得到的温情。统帅注定要承受这种孤独感。据法盖所述，孤独感是‘高官的贫困’。。。。。。由此，有了一种说不清的忧郁，人们发现一切庄严的东西都沉浸在忧郁之中。人与事都是如此。”在20年代末的宁静的法国，即普安卡雷和白里安实行合作的法国，这种对个性的赞扬是奇特的，其深刻的根源在于20世纪初的思想。从前，尼采所著的《扎拉图斯拉如是说》呼吁过个人起来，超越那种——据这位哲学家所述——从基督教义和民主那里继承过来的平等观念。尼采揭露说，这种“生活的疲劳”与很强个性的事业是水火不容的。这样，被赞扬的“自我”为自己确定了一个永远超越自我的任务。在20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的世纪里，米盖尔·德乌纳米诺和马沙多·德阿西提到过对那些人——他们对自己的期待，仅仅是过好己的生活和丰富人的生活条件——的存在所具有的、悲剧性的感受。安德烈·纪德在《背德者》里，贝尔纳·肖在《社会的社会主义》里却确认了，在现代世界和社会组织的束缚中间，存在着那种同样受到存在哲学赞扬的、彻底的个性。戴高乐赞美“有坚强性格的人”的伟大，将威信提高到人类尊严的最高水平，从而纳入了某种思想路线。可是，戴高乐想要将其思考范围，确定在新时代和在20世纪中。他首先看到，20世纪中有集体的伟大干劲、民族的和社会的纪律、党派的势力，以及《群众的纪元》——奥特加伊·加塞赋予那部使其出名和在同时出版的著作以《群众的纪元》的题目。有意义的是，戴高乐在《剑刃》一书中，再次要为武器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进行辩护，彷佛向那些幻想和平、理智和进步的当代人和法国同胞说话，想要证明那些知道武器马上投入使用，所以在进行准备后，毫不犹豫地加以使用的人做得正确似的。“武器在任何时代都是野蛮行径的工具……不过，从武器中迸发出来的光芒往往照亮了智力领域……武器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搅动了最坏本性的污水。武器宣告了杀人，使仇恨滋长，使贪婪泛滥。但是，如果吕西费使用武器，那么人们就会看到武器掌握在大天使手中。。。。。穷人的高贵，罪犯的道歉，武器从最平凡的人那里汲取毫不利己的精神，给乞丐以荣誉，给奴隶以尊严。。。。。。武器对世界实行了酷刑，但也改造了世界。武器做了最好的事和最坏的事，分娩了无耻的人和最伟大的人——而伟人是时而在恐怖中爬行，时而在光荣中闪光。无论是可耻，还是光辉，武器的历史都是人的历史。武器象思想和行动一样，是普遍的、多方面的和永恒的。”在这篇热情洋溢的辩护词中，不仅有对历史的思考，对时代精神的智力挑战，而且披露了当时戴高乐心里的疑问，以及被抑制的疑惑和内心的希望。因为必须指出，在同一年，或者几乎在同时，戴高乐写信给他的朋友路易·纳辛，表示相信凡尔赛的欧洲正在土崩瓦解，德国即将重新威胁欧洲。可是，在此期间，戴高乐深感自己无所作为、停滞不前和孑然一身——时局使他在军队内部继续处于这种状态。再说，这是一个犯错误的时机——戴高乐在1928年所写的一封信函问题上，犯了一种奇怪而长期的错误。纳辛发表了这封信的内容。“啊！如今，当兵是痛苦之极！然而，必须这样。过几年，为了来拯救祖国，人们将紧紧抓住我的燕尾服。”后来，历史学家采用了纳辛的这个版本。让·拉库迪尔得以获得此信的原件，经过更加仔细的研读，他发现戴高乐这样写道：“人们将紧紧抓住我们的燕尾服。”⑾戴高乐在这里谈的是军队，由于时局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军队的作用重新占了优先地位。不过，戴高乐也想到了当时局突然发生变化时，届时他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1932年，戴高乐在他从前撰写的、后来经过部分修改的讲演稿里，增补了新的一章：《政治家和士兵》。他在这里重新谈到了《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的中心主题，即政权同统帅部之间合乎逻辑的关系问题。戴高乐肯定加进了这样的考虑：向他认识和尊重的知识分子指出，蔑视军人是不公正的和荒谬的，就象通常军人对政治家的变化无常或软弱发出的抱怨往往是不正确一样。戴高乐忠于他历来捍卫的传统观念，写道：“时而，国务活动家侵入统帅部的领域，并且专横地左右战略。时而，军人滥用其武力，损害公共权力。但是，在这对合作伙伴中，一人的胜利便是另一人的瘫痪。这样，平衡被打破了，秩序被践踏了，活力被压制了。从此，行动转向了不连贯。灾难就接踵而来了。”毫无疑问，戴高乐是特地给《剑刃》补写《政治家和士兵》这最后一章的。这样，在《剑刃》前几章里所写的，那些浪漫、挑战的和颂扬主导个性的东西，就找到了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传统的结论。在这个知识分子的想法处于极端思想的30年代初，戴高乐肯定不愿意充当一个将一切都从属于“统帅”、“有坚强性格的人”及其“威信”的哲学的支持者。然而，伟大是第一位的。怎么能设想在国家缺乏伟大时，伟大能落到军队的头上呢？在戴高乐的历史观里，对抗是世界的动力，因此，他不可能设想一个不是以迎击暴力挑战为首要义务的国家。《政治家和士兵》这一章将会有同样的命运，对于政治家和士兵来说，赌注是相同的。在经过将近三分之一的世纪之后，我发表了第一本著作《共和国及其军队》。此后，戴高乐对我写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同对于军队来说，重要的问题是遭到失败，还是获得胜利。”因此，戴高乐在这个刚刚出版《剑刃》的1932年春天，进入了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贝当并未按照戴高乐希望的那样，为了使他担任高等军事学院教授而进行干预，也无意把他重新安排在自己的办公室。在贝当和戴高乐之间，现在不仅不再有相互接近和举行有意义的会见，而且产生了一种人为的不和。因此，人们可以根据某种迹象相信，戴高乐以贝当的门生自居，而贝当以戴高乐的善良保护者自居，当戴高乐的“老板”的过程已经结束了。某些传记作者把他们两人关系的结束，看作是被1940年战争悲剧拆散的“一对”的、不平常的命运。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事实上，戴高乐在贝当的第33部兵团里服役，先后当过士兵和少尉。是贝当签署了表彰戴高乐在凡尔登战役中的功劳的嘉奖令。尽管贝当晋升法国元帅，但他自然对戴高乐这位年青军官——戴高乐从波兰带回来出色的评语，并且已经以其智力天赋而出名，特别是不属于与贝当对立的派别——保留着回忆，因为人们一致认为，贝当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因此，贝当认为，戴高乐是属于他的人。人们看到，出于博得戴高乐好感的考虑，贝当曾经进行过干预，把戴高乐在高等军事学院的评语写得更好一些。他把戴高乐安排在自己的办公室，即使担任较低的职务也罢。贝当总是注意使用他的人，以此来加强他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和在所有军事机构中的个人权威，所以他甚至请高等军事学院校长埃兰将军出面，举办三次讲演会，让戴高乐上台向学院师生发表讲演，并且亲自出席。正是这三篇讲演稿加以部分修改，才构成《剑刃》一书的主干。戴高乐讲演是在1927年春天。同年底，戴高乐在特雷夫参加了轻步兵营，当上了营长。后来，贝当将戴高乐引向中东地区国家工作，不再想到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他们两人彼此疏远了。再说，他们俩在一本书的问题上开始了小小的争吵。此书是一人应当为另一人的利益而捉笔，著作者问题便变成了赌注……关于贝当支持戴高乐进入高等军事学院，直到1927年时为止的问题，人们是不会搞错的。戴高乐没有任何有用的社会关系，而且担心他的被俘经历变成其军人生涯的一个不利条件，所以对戴高乐来说，贝当是一个出乎意外的保护者。再说，贝当在军队内部，是一个具有无可比拟影响的“老板”。他是法国军队的总参谋长，换言之，是真正的统帅。贝当的威信只有霞飞和福熙元帅堪与相比，远远胜过其他一战时代的元帅。由于名声显著，贝当在政界和政府中担任顾问，人们爱听他的意见，比其他任何顾问的意见都更加爱听得多。霞飞是马恩河战役的胜利者——这是唯一的一次真正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战役的胜利，法国统帅部唯一获得的、一次对德国统帅部的无可争辩的胜利——但他暗中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暗示说，1914年，加里尼作为巴黎的军事长官，是那次导致马恩河战役胜利的军事演习的、真正的指挥官。更何况，至少在一部分公共舆论看来，霞飞经常参与一战初期的大屠杀。作为统帅，福熙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否定，但他在莱茵河左岸地区的命运问题上曾经同克雷蒙梭进行过争吵——尽管他们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比人们所说的小——使他背上了一个过分批评政权的军人的恶名。对比而言，贝当似乎是一个大多数法国人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熟识的、更加亲切和更加接近军队生活的人物。他曾在步兵这个拥有无数农民的兵种里服役。作为驻守法国本土军队的军官，贝当曾经呆过好几个驻军——那里聚集过无数的新兵。贝当的晋升，其实不比同时代的许许多多军官更慢，而是一种符合规定的、传统的军人生涯。确实，贝当有理由强调自动武器和现代炮兵的火力具有可怕的有效性，批评那些主张不惜任何代价要采取进攻的、过分乐观的支持者。这样，贝当获得了一个独立思考的好名，尽管这种独立思考多半损害过他的晋升，何况当时他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不过，在军队的领导层里，贝当不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不得人心。一旦在阵地上证明其具有毋容置疑的策略感，他就马上得到霞飞毫不犹豫的提拔，先后晋升为准将旅长、师长和兵团司令，其晋升速度是引人注目的。此后，1917年，尼维尔攻势遭到失败，给了贝当晋升法军东北前线司令的机会。人们知道，当时，贝当使观望占了上风，作为对那些不成功的主动行动——迄今为止，它们造成了无法忍受的和挫伤士气的失败——的反应；他还采取某些简单的、但立竿见影的实际措施来改善部队生活条件，从而为克服士气危机——1917年的哗变起源于此——作出了贡献。毫无疑问，换了其他人，也会采取同样的决定，因为显而易见，首先必须恢复军队内部的信任和团结，应当等待美国援军的到来，彻底改变法国战线上的力量对比。可是，贝当保持了在所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统帅中最人道、最合情合理、最接近士兵的统帅名声。此外，还要补充说，贝当比其他人更加获得政界的欣赏，而政界内部还受到那种在国家世俗性问题上进行激烈斗争的影响，总是对教会和君主主义者在军队里的影响表示怀疑。人们对福熙的忠诚没有提出置疑，但福熙的坦率直言使人生气。众所周知，福熙是一个修行的天主教徒。德卡斯泰尔诺将军战功赫赫本，当能是他晋升元帅，但他却变成了一名广泛代表教会右翼的保守派议员。相反地，贝当既不是父亲，也没有经过宗教结婚，而是过着一种人所共知的同居生活；后来他虽经民事结婚，但允许自己有几次心血来潮。不管怎样，贝当是得到左右翼一致尊敬的人。作为军队总参谋长，贝当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被选任最高军队职务，而别的元帅则被分配一些次要任务。简言之，贝当的权威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戴高乐是不可能想象有比贝当更加有效、更有影响的保护者了。但这是否必须说，戴高乐是一个对贝当无保留的赞赏者呢？肯定不是。人们看到，在对战争和领导军事行动问题进行思考的每个阶段，戴高乐都是优先考虑运动、主动行动、利用时势的问题。戴高乐的气质和推理，使他疏远了贝当所代表的审慎的、有步骤的和有限的策略，以致人们有时走到对此进行过分讽刺的地步。对此，在他们两人相遇的初期，无疑是没有任何克服不了的矛盾的。贝当尚且考虑霞飞和福熙的意见，以军队总参谋长的身份签署了1921年的“指示”，要求组织大部队练兵，以便不仅适应“战线连绵不断的情况，而且（适应）自由地区的演习”。但是，贝当同霞飞和福熙之间的分歧在加深，直到1927年下达新“指示”，而启示这项新指示的，就是导致建立马其诺防线的连续工事的理论。这种理论分歧——不久后，它将成贝当同戴高乐的基本分歧——无疑不象后来那样明显，但它毕竟已经存在。不管怎样，戴高乐对此是不会不关注的。此外，戴高乐是否会不知道，在贝当战时所作的选择中有好几个处可争论的地方，或者至少说在人们对贝当的一致赞扬中有过分溢美的地方？戴高乐必定读过霞飞所著的《回忆录》。霞飞指出，一旦德军对凡尔登发动攻势，他的副手卡斯泰尔诺就马上赶赴现场，下达拯救凡尔登市的指示；在确保战役最后胜利的、进攻阶段中，功绩归于“尼维尔，幸亏他得到芒让的增援”。戴高乐更不会不知道，在遭到1918年德军攻势的最危急时刻，贝当曾建议法军向南线撤退，而英军向西线撤退，其结果就会使盟军战线遭到破裂，给敌人打开一道必定被其利用的突破口。人们知道，福熙激烈地反对贝当的这个建议，普安卡雷也强烈地反对一些他认为灾难性的建议，克雷蒙梭认为这里有一种不可挽回的失败风险，英国统帅部则气愤填膺。克雷蒙梭在争取英国政府指定盟军总司令人选时，毫不犹豫地排除了贝当，推荐了福熙。也许甚至戴高乐知道，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贝当曾建议法军在阿尔萨斯发动一次攻势，倘若真的发动这次攻势，那就会用当时所有的手段，使阿尔萨斯省遭到可怕的摧毁——问题在于解放该阿尔萨斯，何况所有的盟国都已经承诺将阿尔萨斯归还法国。不管怎样，戴高乐不能不知道，贝当在战争的好几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都引起了人们的争议。说真的，戴高乐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对任何人表示狂热的赞赏。戴高乐在记事本里写道，乔治·勒贡特所写的关于克雷蒙梭的著作是一本“现时的赞美书”，“历史将会作出更加正确和更加明确的评说”，而这种看法也并不妨碍他认为，克雷蒙梭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代表着“法兰西”。同样，戴高乐并未一贯地赞赏贝当这位在20年代初曾经保护过他的“老板”。1930年初，当贝当要求戴高乐为他起草一份在法兰西学院招待会上宣读的、公开赞扬福熙的讲话稿时，他毫不犹豫地写进了对进攻精神、演习意义和想象力的高度赞扬，简言之，高度赞扬了福熙的战略才能。贝当继承了福熙的法兰西学院院士职位，但他却以自己的学说和性格与福熙彻底对立。理所当然，戴高乐起草的讲话稿并未被贝当采纳。⑿戴高乐之所以和保留的态度看待贝当，同贝当保持距离，还有其他的原因。当政府任命贝当为驻摩洛哥法军总司令，取代利奥泰时，戴高乐曾对贝当的作用下过严厉的判断。甚至好几名证人证实说，戴高乐多次使用过这样简明扼要的用语：“贝当元帅曾是一位伟人，他死于1925年。”⒀当阿贝德·埃尔－克力姆的暴动作为里夫暴动的一部分，蔓延到摩洛哥时，左翼联合政府的国防部长班勒维认为，当时担任驻摩洛哥总代表的利奥泰年事已高，无法应付局面，所以他拒绝向利奥泰派去其要求的、有限的增援部队。他派贝当去摩洛哥指挥法军。利奥泰把这看作是“背后捅上一刀”，也看作是一种谴责自己的方法，即把政治活动同军事活动联系在一起，通过确定武力和谈判的方式来削弱暴动。贝当在摩洛哥领导100个营——其中多数是应其要求从法国派到摩洛哥的——时，就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偏爱“用铁锤”来消灭暴动。此时，左翼联合政府肯定向排挤利奥泰位法兰西元帅的试图作了让步，因为利奥泰乐意用挑衅的方式，来炫耀其保皇分子的感情，并且奉行一种对摩洛哥的个性、摩洛哥君主的威信和摩洛哥建立国家的使命予以尊重的独特政策。政府偏爱贝当元帅，因为贝当更加符合一战以来的法军形象，他利用一些从法国本土教学中直接搬来的观念和方法，来对付里夫的那些瘦弱的山里区居民的暴动……戴高乐把贝当的这种做法看作是一种相当卑鄙的行为，也许甚至看作是一种为了排挤其同僚之一、廉价地获得更多的荣誉和名声而进行的阴谋活动；这样做还会加强贝当指挥法国军队的绝对权力。毫无疑问，贝当曾在某种程度上同情过戴高乐。人们知道，贝当欣赏戴高乐的讲演才华，将其工作成绩记录在案。他并不厌恶戴高乐在高等军事学院表现出来的独立精神，无疑是把它看作是从前那种导致戴高乐反对上司的不同意见的回声。因此，贝当尊重戴高乐，是由于戴高乐的性格，但首先是由于戴高乐的风格。在领导军事行动问题上，贝当对戴高乐捍卫的关于运动、演习、想象等的思想观点，多半是毫无特殊重视。作为法兰西元帅，贝当以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者而著称，位于一战最光荣的统帅之列，所以他对一名普通上尉的观点肯定只是漫不经心的。然而，正是戴高乐的讲话和文章的风格，引起了贝当的兴趣，关系到贝当的表达方式和写作方式。贝当以此名义招募了戴高乐。因此，戴高乐有了贝当这样的“老板”和保护人，但恰恰是这种运气导致他遇上了一场意义不大、但肯定非常令人生气的争论，这是戴高乐和贝当两人始料不及的。⒁这是因为，当福熙元帅去世，将其在法兰西学院院士位子腾出来时，贝当想要写一部军事历史著作，除了军队头衔之外，这本书著作的写作还会使他接替福熙的院士职位。在贝当看来，在他的全部合作者中间，谁都没有完成好该写作计划的能力。相反地，戴高乐具有撰写此书所必备的文笔。问题是要描绘贝当这位经历各个阶段的法国士兵的画像。当然，特别是要描绘这位1914年的士兵，凡尔登战役的士兵，1917年风暴和1918年战役的士兵。因此，贝当找戴高乐写书。1925年3月，戴高乐把初步的写作计划寄给了贝当。贝当对此表示满意，以致下令把戴高乐调到自己身边，并叮嘱戴高乐保守机密。简言之，对戴高乐来说，是要写出一本将来由贝当署名的书来。这在军队和其他地方都不是例外的做法。不管怎样，戴高乐在巴黎荣军院大街甲4号，占了三楼的一间个人办公室，在那里撰写这本要取名为《普通一兵》的书。在后来的两年里，恭维和烦恼的事情交替发生，而且恭维多于烦恼。但是，戴高乐于1927年11月，被任命为少校，动身去了美因茨。这样，贝当和戴高乐之间的地理距离疏远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贝当要求戴高乐不久后完成书稿，并想要把书稿改写成结论。戴高乐则对贝当迟迟不发表他的著作感到不快。不管怎样，1928年1月，贝当的助手奥代上校通知戴高乐说，他刚刚奉命审定其书稿的第二部分，由于修改很多，所以想要通报有关情况。戴高乐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这种反应已经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不和谐。戴高乐对奥代写道：“书如其人。此人，迄今为止，就是我本人。如果元帅想要让您写成另一本书，那我就毫无异议。我将彻底地修改我的书。但是，如果问题是要改变我的思想、我的哲学和我的风格，那我就要反对，并且面陈元帅。元帅从未想要承认写作与参谋部编辑的区别。所以，我常想，此事将很糟糕。”此后，戴高乐给贝当写了另一封信。戴高乐在信中坚持认为，业已完成的撰稿工作具有很强的个人特点。他写道，这“完全来自公务劳动”。戴高乐甚至建议说，他的写作风格和方式业已出名，或者说以后将要出名，所以，必定要指出他对这本由贝当署名的著作所作的贡献。但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造成损害。正如戴高乐明确指出的那样，“即使大家知道贝当元帅的行动和思考意味着什么，也有数以千计的知情人知道元帅本人很讨厌写作”。因此，戴高乐提出了两个要求：首先，把他已经写好的稿子“不交给其他任何笔杆子审改”；其次，届时贝当“在序言或前言中，高度评价”他所作的贡献。当贝当办公室收到戴高乐的信函时，贝当的助手们作出强烈的反应。但贝当本人却变得更加理解，并在困难面前采取回避态度，答复戴高乐说，这部著作会包括最后一章，题名为“在我的关注下撰写的某些组织原则和使用原则（……）”，许诺在一篇共同起草的序言里提及戴高乐所作的贡献，并有意推迟该书的出版。这是在1928年春天。此后数年里将谈不上出版的问题，尽管戴高乐作了几次提醒，如在祝贺新年时所作的那样。10年后，天主教作家达尼埃尔－罗普斯——他负责为普隆出版社出一套新的丛书，对阅读《剑刃》留下了深刻印象——便要求戴高乐撰写一本关于军队状况的书，拟取名为《当兵的人》。于是，戴高乐决定，修改那些贝当不想完成、或者不想发表的手稿。他打算以自己的方式来加以修改，提供其个人的结论，并争取贝当不加阻挠。1938年5月8日，戴高乐同普隆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并确定了一个新的书名《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三个月后，戴高乐在修改清样的同时，写信将自己的想法通报了贝当。他在信中提及当年贝当委托给他的撰稿工作，指出此后“流逝的12个年头”促使他认为，这个写作计划已经不可能完成。但戴高乐提醒说，这部著作是“在贝当的推动下写成的”，所以建议“说明这个情况，例如以前言的方式来加以说明”，并将其起草的前言稿附在信后。贝当对此表示坚决拒绝，甚至提及戴高乐为了写书而度过的“办公室的时光”，威胁说“现在和将来”都要“出版此书”。对此，戴高乐在一封详尽的信里进行了反驳。复信明确指出，在全书的600页中，有480页是在他离开贝当办公室以后起草的；其余的120页，他也作了深刻的修改；此外，他宁可“彻底放弃”贝当所作并留有痕迹的“修改、批评和建议”——“诚然，这无损于著作”。戴高乐复信的结论，不仅显示了他同贝当之间现已存在的全部距离，而且显示了他对此后作为作家兼军官的身份出现的关注。“此外，”戴高乐写道，“元帅先生——这里且不谈11年前使您停止同我合作的原因——您肯定不会忘却，就我本人而言，此事的情况在这11年里发生了变化。当年，我37岁；而今，我48岁。从精神上说，我受到了伤害——甚至是受到您的伤害，元帅先生——失去了幻想，丧失了雄心。从思想观点和风格方面来说，我过去是无人理睬，现在开始不再这样了。简言之，现在，我既缺少可塑性，也缺少‘隐姓埋名’，尽管这两样东西对于我把自己在文史方面所能具备的才华记到他人账上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戴高乐在1938年通过他为“装甲兵团”所作的宣传运动，就已经有名气了，至少在某些社会阶层中是出了名的，但他也知道贝当不支持自己。而今，戴高乐在谈到自己的怀念、保留意见和距离时，并不克制自己。不管怎样，贝当在复信中建议在1938年8月28日星期日约见戴高乐，并要求戴高乐在几天内把《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的清样交给他。此次会见达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协议：戴高乐承诺在前言中说明，他撰写此书归功于贝当元帅的指示。但他拒绝把清样留给贝当，因为他感到，这会引起新的不快和发生不适时宜的事情。不管怎样，一周后，贝当把他代拟的一份“题词方案”寄给了戴高乐：“我谨向贝当元帅先生表示我的感激之情——承蒙他在1925年至1927年期间，以其忠告帮助我准备此书的第二章至第五章（《旧制度》、《革命》、《拿破仑》和《从一个灾难到另一个灾难》）。”戴高乐修改了这个题词方案，把它改成自己的风格：“致贝当元帅先生，承蒙他想要撰写此书，以其忠告来指导前五章的写作，并且多亏他，最后两章成为我们胜利的历史。”不过，这种更有文学性和更加奉承的修改，足以挑起贝当——也许他在亲信的影响下——进行激烈的反驳。贝当威胁说，如果不恢复他起草的题词，那他就要去找普隆出版社。戴高乐答复说，贝当的题词只是作为通知寄给他的；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题词“会遭到不赞成”；但是，可以在将来的印刷书中用贝当题词来加以替代。这样就结束了这次小小的争吵——如果不久后，命运不挑动贝当和戴高乐斗来斗去的话，那么这次争吵对任何其他人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有人详细地研究了由戴高乐撰写的《法兰西和它的军队》这本书的不同版本——此书是戴高乐当年在贝当办公室里供职时起草的，后来又加上贝当本人或者其主要助手洛尔上校所加的批注。他们确实查明，没有记下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他们甚至看到，戴高乐和贝当两人在思想和观点方面的分岐达到了何等程度。首先是米歇尔·鲁瓦耶，其次是让·拉库迪尔，致力于这种方法上的比较。⒂人们将注意到，关于大革命时期将领问题的段落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戴高乐写道：“政治上的狂热把这些将领变成了玩物”，剥夺了他们的“威信”，“经常”剥夺他们的“生命”，“有时”剥夺他们的“荣誉”。贝当想把“生命”放在句子的最后，但戴高乐摒弃贝当的建议，指出：“威信、生命、荣誉，这样排列是一种渐进。”他还强调荣誉这个最后的词。让－米歇尔·鲁瓦耶暗示说，是否必须认为，对于戴高乐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失去荣誉，对于贝当来说，则是失去生命呢？……不管怎样，《法兰西和它的军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远甚于从前的《剑刃》和《建立职业军》。戴高乐象处于同样情况的其他作者一样，起草了一篇《请予刊登》的文字：“此书是一部传记。其主题是苦难的、战斗的和胜利的法兰西。但是，因为我们只爱那种使我们激动人心的东西，所以《法兰西和它的军队》适合于突出那种在一个民族的命运中激动人心的东西——而民族是同军队一道，经历其盛衰的……必须在人民身上去寻求其光荣和痛苦的原因，就象必须从一个人身上去寻找其荣誉或眼泪的秘密一样……由于在祖国的上空重新出现了重大威胁，但愿此书能为祖国尽绵薄之力……”此书出售了第一次印刷的4000册，然后出售了第二次印刷的3700册中的2000册。总的来说，新闻界是持积极态度的。贝当则没有罢休，他的怨恨还在加剧，竟然对私立政治科学学校校长、未来的大使罗歇·塞杜此前提出的、邀请戴高乐就国防问题举行一系列讲座的建议，答复说：“我熟悉戴高乐上校。这是一个野心勃勃和缺乏教养的人。我曾对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给予过广泛的指导。但他不同我磋商就撰写此书，而且只是通过邮购给我寄来一本……后来，是我主持了您考虑举办的、由我参谋部的军官参加的讲座……但是，我将在暑假后复课一开始，就亲自上讲座开幕第一课。”事实上，许多人参加了讲座，听贝当讲大战问题——据塞杜所述，贝当既不提“霞飞的名字”，也不提“福熙的名字”。自然，人们为贝当鼓掌，但是，讲座的听众没有得到与塞杜同样的印象。大学生塞尔日·马费尔——后来是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之一——感到，贝当是无限地低于他的名声的，或者说，他已经完蛋了。1940年，马费尔参加抵抗运动时对贝当的讲座还记忆犹新。这时，戴高乐已经置身于有关法国军事政策问题的大辩论的中心了。从此，戴高乐的军人生涯——总之，直到30年代初为止，这种生涯是比较正常的和传统的——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而，戴高乐的人生永远打上了创伤很深的印记。人们看到，戴高乐婚后有了两个孩子：儿子菲利普和女儿伊丽莎白。这是一个团结的、总的来说幸福的家庭。家庭生活遵守传统的规则；不言而喻，言谈举止要讲礼节；宗教信仰不受怀疑。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戴高乐同妻子伊冯娜的信件更能见证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了，这些信件后来得到发表，信中直接了当地表达了他们俩的爱情、温情和信任。可是，1928年1月1日，安娜·戴高乐在特雷夫诞生。在勒维－索拉尔教授的监护下，安娜的诞生是难产，远甚于老大菲利浦和老二伊丽莎白。不久后，安娜似乎患有某种生理缺陷，只是几个月后人们才准确地觉察到这种缺陷。戴高乐夫妇的忧伤心情从伊冯娜1929年1月6日的信函中可见一斑：“对我们来说，我们会放弃一切的雄心、财产等等，假如这样做会改善小安娜的身体健康。”紫外线治疗并不能改变一切。安娜将仍然是一个精神上有缺陷的残疾人。不管怎样，大家商定，安娜将永远在家庭里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娜将成为全家的中心。因此，可以相信，对戴高乐来说，安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人生的中心。据说，安娜从未叫过“妈妈”，但她始终会叫“爸爸”。要想象一下当年的情景：戴高乐从贝鲁特的法军参谋部办公室回来，从巴黎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的办公室回来，或者从梅兹——从1938年起，他在那里指挥一个坦克团，并定期返回科隆贝双教堂镇——的军营回来。晚上，戴高乐用很长的时间，在小安娜身边唱歌，或者给她唱儿歌，虽然安娜听不懂儿歌，但儿歌的声音却使她欣喜若狂。这就是戴高乐生活背后的情景。而此时的戴高乐正在进行重大的历史战役，正在这些战役把戴高乐造就成20世纪最有名的法国人。戴高乐不愿意让安娜远离自己，甚至在他1940年奔赴伦敦时也是这样。后来，安娜同她母亲、哥哥、姐姐以及照料她生活的博泰尔夫人一道，在伦敦同戴高乐会合。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948年2月6日为止。那天，戴高乐在安娜的墓前，说了这样一句概述其命运的话：“现在，她象其他人一样了。”毫无疑问，女儿的残疾对于戴高乐对人生和世界的感受，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此外，还要补上戴高乐的弟弟雅克这位最亲近他的人的不幸。1926年，年满34岁的雅克作为矿山工程师和三个孩子的父亲，患上了昏睡性脑炎。他逐渐地、不可治愈地瘫痪起来，直到痛苦得精疲力尽，只能长期卧床不起，仅仅靠神智在延续生命。戴高乐定期去探望雅克。后来，战争突然爆发。1942年，为了躲避德国警察对戴高乐家族所有成员的追捕，雅克被人背着，秘密地送到了瑞士，这多亏了“蛇头”网络——皮埃尔神父是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的帮助。雅克。戴高乐于1946年去世。据雅克的儿子贝尔纳所述，弟弟雅克的殉难比女儿安娜的残疾更使戴高乐感到愤愤不平，因为人们毕竟用温柔去关心安娜，使她获得了内心的欢乐。人们可以估量，对戴高乐来说，日复一日地看到安娜的痛苦和残疾意味着什么。让·拉库迪尔收集了戴高乐的一位医生的证词。“没有安娜，”戴高乐对这位医生私下说，“也许我不会做到我所做的一切。她使我懂得了那么多的事。她给了我那么多的勇气……”作为戴高乐在1948年的副官，克洛德·居伊在1948年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戴高乐对他提到了安娜临终前的状况，讲了这样一番非同寻常的隐情。⒃“这是一名女囚。在这个小生命身上，有着非常特殊的和非常讨人喜欢的地方。我始终认为，假如安娜不曾生病。。。。。象她那样，那她就会是一个相当出色的人。她对我们是那样的亲热！尽管安娜因身体状况而被人遗忘，但她会扮演自己的角色，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啊！当然，我清楚，曾经有过许多人比她更加有用，而且他们已经亡故了！然而，如果有上帝存在，那她就是一颗刚刚被上帝召唤过的、被解放了的灵魂。她将来是会有用的……她过去充当了我和她母亲之间的纽带，她将来会使我们继续在一起，在一个我和戴高乐夫人必须继续在一起的时刻，在国家的眼里，我听见……”在后来写的一篇报告中，居伊还补充说：“我对他吐露的这番隐情话大吃一惊，以致达到这样的地步：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话。当晚，我问过我们谈话时在场的博纳瓦尔（戴高乐将军的另一名副官），他是否保留着与我同样的记忆。博纳瓦尔向我证实说，我听得没错。”不管安娜在戴高乐的人生中起到何种秘密作用，假如没有安娜，没有这种痛苦，没有这种命运，那么戴高乐就不会是他现在这个模样。在戴高乐的每一个举动、每一篇讲话和每一个行动中，在戴高乐纳入20世纪的人生奇遇的每一个阶段中，必须觉察到这种秘密的动力。戴高乐毕生都隐藏这种动力。毫无疑问，对戴高乐来说，这种动力比一切都更加重要。第四章 要进行武器革命1932年春天，戴高乐了进入最高国防委员会常设总秘书处。他先是担任负责公文的“拟稿秘书”，然后在1933年12月25日被任命为中校，领导负责起草战时国家组织法的第三处。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戴高乐在最高机构的水平上，了解一切关于法国防务体系前途问题的辩论，一切关于准备未来战争问题的卷宗。戴高乐亲自写道：“在1932年至1937年的14届政府期间，我在调研方面，在一切涉及到国家防务问题上参与了全部政治、技术和行政管理活动。”这样，他的视野已经进入了人们所能知道的世界事务。在此期间，戴高乐是以他的方式，在他的领域里进入历史的。因为1934年，他发表了新著《建立职业军》。此次，他在一场关系到世界各大国利益、其主题极其重大的辩论中表了态。如果突然爆发未来的世界大战，那这场战争又是什么样呢？戴高乐回答了这个问题，同时建议法国必须做什么。当时，只是涉及到20世纪的命运和欧洲的命运，以及法国军队的命运。不管是否陷入1940年的战争，戴高乐都会在这次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辩论里占有一席之地，并试图预言二战的进程。归根结底，这场大辩论早在签订1919年条约之后就开始了。如同正常情况一样，在法国，是军队的主要统帅，那些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相继占有军队最高职位的统帅引导着这场大辩论。首先是贝当，他曾经担任过军队总参谋长，然后在战争结束后，就立即被任命为最高战争委员会副主席，即战争状态下的最高统帅，直至1931年为止；以及担任参谋长一职的比阿将军（直至1924年去世）和德贝内将军（直至1930年），他们都是贝当的门生，也可以说是贝当的“影子”。其次是魏刚，他于1931年接替贝当（贝当仍然担任政府国防顾问），担任防空总督察，并在1934年担任国防部长。第三是甘默林，他从1935年起担任军队总参谋长，然后担任其职务并兼最高统帅。因此，主要是贝当，以及魏刚，他们两人对法国军队实行最高权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在1918年战争胜利之后，问题是要知道，法国将要选择什么军事政策。在战争结束的第二天，人们开始了思考，就其战争经验问题发表了长长的系列回忆录、“日记”、报道和论文。因为人们可以吸取不同的或者甚至自相矛盾的经验教训，而且当时的辩论会获得其全部意义。但不久后就作出了关于将一切由军官撰写的、关于战争历史或外国军队情况的出版物交国防部长办公室批准的决定，从而下达了停止辩论的禁令。这样，由于军事纪律的狭隘观念和军队最高层对维护其权威的日常考虑，导致了批评的局限性。政权本来会理解，最好是容许开始真正的讨论，但是，由于对军队主要统帅的威信留下深刻印象，它放弃了这种讨论。可是，在杂志、书本上或者在最高军事学院的课堂上渐渐地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学派。一派是对技术性的某种崇拜。这种崇拜被工业因素在现代战争中具有的根本意义证明是正确的，并且从《火力计划》在堑壕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中获得启示，所以使那种的以人们看到的可怕的屠杀人类为根据的、关于未来战争的方法学的、科学的和几乎行政学的观念名誉扫地，从而得出下述结论：如果事先不通过大量使用一种用好的武器来摧毁敌人，那就不再采取任何进攻和占领任何土地。相反地，另一派想要从1918年的进攻中得到启示——这种进攻例子使许多军官重新产生了希望，希望恢复一种赋予人的主动行动、部队运动和演习以更加重要地位的战争。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当戴高乐同高等军事学院的教授进行艰难对抗时，他站到了第二种学派一边。戴高乐属于下述这些人：在盟国和在德国，他们把阵地战看作是“对战略的否定”，因为任何大规模军事行动都只会导致血腥的猛攻——人们从堑壕到堑壕，几乎只能向前推进几公里。但是，是不可避免地对武器演变实行惩罚，最终导致大量使用自动武器和重炮。人们只能通过新的技术革命，来摆脱这种状态。1918年使用坦克车，以及坦克车在战争后期参加胜利的攻势，恰好宣告了这种新技术革命。在这两种学派中间，是第一种学派在法国最高军事当局中占上风。在最高当局这一级，堑壕战的经验已使一切都黯然失色。人们已经忘记，马恩河战役首先是进攻和反攻的连续；如果说德国军队赢得马恩河战役胜利，那么无疑法国军队就无法在别处恢复“连绵不断的战线”。人们已经忘记，1915年德国在俄国战线上取得的胜利也是开展大规模进攻的结果；如果德国在1916年重获胜利，那就能导致俄国在军事上的崩溃。人们已经忘记了1918年战争的最后进攻的教益。由于坚持反对那种在1914年战争之前在高等陆军学院占上风的、对“不惜一切代价进攻”的崇拜，人们已经忘记，即使福熙和朗尔扎克在高等陆军学院鼓吹过进攻策略，他们也不会“专一地和盲目地”运用这种策略。当时，贝当系统地赋予“火力”在战役中的重要作用以首要地位，并通过大量使用自动武器和重炮来证明这种思想，因此，人们把它当成一种排斥其他任何思想的教条，在20年代用这种教条来启示法国军事学说的基本文件。作为法国军队的领导人，贝当本人注意到要使这种学说不可触犯，他相信自己一人胜过大家，通过他从前预言堑壕战和减少士兵鲜血的名声来赢得军队的崇拜，坚持扎根于这种学说，并使其一成不变。人们想在这种战争观指导下制定法国的军事政策。①1921年，贝当向政府呈送一篇关于保护边界的报告，其目的就在于此。贝当建议说，法国绝对不能让敌人入侵其东北地区这些对其工业、因而对其防务具有根本意义的省份。因此，法国应当在东北地区构筑一个尽可能靠近边界的防御性战场。霞飞则反对建立一条连绵不断的防线。也许他关注1918年战争进攻的教益，他认为现在的战线不能再重蹈过去、直到1917年停滞状态的覆辙。霞飞宁可构筑“设防地区”——该地区有其六分之五的面积对着比利时，它可以作为法军主力的支点，用于更加可靠地进行演习，或者更加坚固地组织防御——而不愿意在边界构筑连绵不断的设防战线。但是，贝当反对霞飞的主张。由纪尧马将军领导的一个委员会按贝当的指示办事。马其诺从贝当的建议得到了启示，便在1930年使议会投票通过了有关法案，提供了为在法国莫泽尔和瑞士边界之间建立连续的堡垒所必要的拨款。其实，最高统帅部已经从1928年开始建造马其诺防线，并规定在1934年竣工。在统帅部看来，这个竣工期限很重要，因为从1935年起，由一战造成的低下的人口出生率会使每年可动员的兵力从24万人降为17万人。因此，总之是贝当的建议——这些建议来自其学说的启示——占了上风。相反地，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戴高乐在其题为《论法国要塞的历史作用》的论文中，提出一种与霞飞捍卫的主张非常相近的观念。由于贝当建议占了上风，建造“马其诺防线”就成为法国军备努力的基本任务，其余的事就只限于对五个步兵师实行“摩托化”，即给它们配备运输卡车，给一个骑兵师配备自动机枪，给其他五个骑兵师所属的三分之一的旅实行“摩托化”。但这个计划只能慢慢地执行，尽管它是那么有限。在这一年，戴高乐利用他在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的工作经验，阐述了其关于20世纪前期现代国家指挥战争问题的思考意见。1934年1月1日，戴高乐在《法国军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外的经济动员》的文章。他指出，防务制度必须严格地同实行防务制度的政治制度相适应。戴高乐写道，意大利的事例暗示了极权主义制度的束缚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但他在谈论问题时所用的语汇表明，作为一位充满古典人道主义的人，他对这种极权主义制度深恶痛绝。相反地，戴高乐用美国国家领导人同工业负责人紧密合作的事例，来说明美国经济动员制度的特点，援引了下述实例：除了负责经济动员的美国军方领导人之外，还有一个“由实业界知名人士组成的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直接襄助军方领导人工作”。戴高乐通过其意见的基调暗示，如果美国的模式适应法国的情况，那它就有可能部分地启示法国制定一部关于战时国家组织的现代大法。恰好，戴高乐所在的最高国际委员会总秘书处承担了起草这部法律的使命。法律早在1928年就已制定，但此后在议会两院搁浅。1935年底又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草案。1936年3月，众议院投票通过了有关报告，而此时希特勒上台已有三年多了。可是，经过立法选举，新一届众议院在立法方面有了别的考虑。不过，达拉第坚持要通过这个已在众议院得到通过的、但后来参议院却迟迟不审议的法律草案，以致必须等到1938年3月成立第二届勃鲁姆政府，首任国务副秘书的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最终使议会两院表决通过了法律草案。在此通过法律之际，戴高乐能够衡量出权力的重要性，权力慢条斯理、迟迟不作决定，政府部长无法强制性地推行真正的优先政策。人们感到，戴高乐对制定战时国家组织法所作的贡献并非是他在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的唯一贡献。他在那里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起草一份最高国防委员会定于1933年初通过的文件，文明应当表明制定一项“国防计划”②的必要性。戴高乐刚刚被安排新职，而且新近晋升为少校军阶，所以自然不能躲避这项任务。但显而易见，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防务努力的方向，力量的配置，统帅部的联系，主要的战略选择——归根结底是指挥战争，凡此种种，显然都取决于突然爆发战争的时势。换言之，要取决于当时发挥作用的下述因素：要击败的敌人的性质，一条战线或好几条战线的存在，联盟，最初的力量对比，短期、中期或长期的潜力等。对戴高乐来说，在他理所当然地揭露战时的临时安排处于危险的无序状态的同时，制定国防计划也只是一种强调“指挥国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势”的机会，而其他的军官却在狂热地捍卫所谓“在坚实的基础上作出决定”的观点，以及“尽管时势，但也坚持这些既有决定”的必要性。归根结底，这是戴高乐同高等军事学院教授们早就进行的争论。争论是通过那些在文章边上加上的批注、杠杠、评语等方式来重新出现的……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周围的大部分人对戴高乐一人有着非常强烈的仇恨，因为他已经公开代表“不墨守成规”的态度，不掩饰他对统帅部的保守主义进行的批评，在强调政权首要地位的同时，毫不拘束地反对军界的一般偏见。戴高乐知道这部分人的仇恨，也感受到这点，从此，他无疑注意到缓和这种有可能发生的紧张局面。戴高乐1933年在《蓝色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国防政策》的文章，在耶稣会杂志《研究》上发表的《关于军人职业》的文章，则具有更加传统的基调，极其明确地歌颂职业军人的德行，以致时任国防部长的莫兰将军——正如后来人们看到的那样，莫兰非常敌视戴高乐在两年前阐述的关于建立装甲师的观点——一度好意安排他到培养未来将军的摇篮——法国高等军事研究中心去举办系列讲座。高等军事研究中心主任比诺将军注意到，戴高乐“不在前进，只是勤奋地专心工作”，似乎想要“自觉地避免标新立异”。事隔多年来再看，不管这种事情显得多么反常，在1932年——离爆发一场在性质和规模上史无前例的、空前无度的战争只有七年——裁军是那些承担外交政策和国防事务的领导人考虑的中心问题。这些考虑来源于1919年签订凡尔赛条约，因为凡尔赛条约强迫德国将其兵力限制在10万人，不让德国拥有重炮和坦克、飞机和潜水艇，并特意规定德国作为战败国的裁军应导致后来实行的普遍裁军。美英两国早已在1921年至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1930年召开的伦敦会议上实现了一种非常有限的、对部分海军的裁军，但是，即将谈判的赌注问题首先是陆军问题。诚然，1918年的战争胜利赋予法国军队以世界最强大的军队的美名，但在法国，人们清楚地知道，虽然重建国家和反通货膨胀斗争使削减军事拨款变得必不可少，但这种削减却大大危害了法国军队的真实和潜在的实力。尤其是人们看到，同拥有6000多万人口和更加发达得多的工业的德国相比较，拥有4000万人口的法国则力量弱小得多，除非阻止德国重整军备。因此，1924年，在左翼联盟获胜后首次出任政府总理的爱德华·赫里欧和继续担任外交部长、直至1932年初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两人，建议签订一份旨在强制性仲裁一切危机的《日内瓦议定书》，如能签订这份议定书，就能使拒绝议定书构成一种会自动招致军事惩罚的侵略行为。但是，唯独“自动”实行军事惩罚这一条激起英美两国的坚决反对——美国象苏联一样参与这个反对，虽然美国和苏联不是国际联盟成员。英美苏三国使法国的计划搁了浅。然而，有理由认为，德国在此时间正在重新武装起来。冯·泽克特将军从1919年7月9日指挥德军以来进行的重整军备，业已取得重大成果。在1929年发表的《士兵的思想》一书里，泽特克强调了职业军要有学习新技术和设计现代战争新观念的能力，正如德军是职业军那样。从方法上讲，他研究了那些被凡尔赛条约禁止的武器的原型，并且能够到外国去试验这些武器。然后，德军的总兵力上升到15万人，军人的服役期限先后减为6年和4年，以致很快重建起一支可供动员和训练有素的后备军。最后，1932年，德国军事预算增至7888亿马克，而三年前仅为4300亿。在法国领导人眼里，德国正在跨越一个个如同德文所谓的“德国国防军”的阶段，换言之，将凡尔赛条约限制的德国军队扩大为一支拥有21个师的军队。③在戴高乐进入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之时，法国政府刚刚采取一个重要的主动行动，旨在制定一项关于通过决定性的国际行动惩罚任何重整军备的总框架协议，阻止德国进行单方面的重整军备。④1932年2月5日，法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安德烈·塔尔迪埃提出了一项关于对各国军队实行严格限制、但同时建立一支国际军队的计划。这支国际军队将会由在国际联盟的范围内签订地区互助协议的国家的部队组成，并且唯独它可以拥有轰炸机、重炮、坦克和战舰。美英两国再次挫败了法国政府提出的这项计划。当赫里欧在1932年春天选举之后重返权力时，他也想达成一项关于裁军问题的总协议。⑤因此，国防部长兼法国驻日内瓦总代表约瑟夫·保罗－蓬古尔奉命起草一份后来以《建设性计划》⑥著称的新计划。戴高乐参与了这项计划的筹备工作，看到了新计划的起草过程。10月22日，法国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讨论了新计划。接着，在10月24日上下午又举行了两次会议。⑦戴高乐在几位代理秘书的军官之列，列席了所有这些会议。这份《建设性计划》规定，要向任何遭到侵略的国家几乎自动地提供援助，并对侵略者采取“联合行动”。计划倾向于把欧洲国家的陆军归并成“一支短期服役的、人员有限的、不适合于突然进攻的”和没有重武器的“国家军队”。但是，参加新体制的国家将把那些专门用于联合行动、为此配备全套现代武器的部队交付国联使用。从各国军队中抽出来的其他一切重武器则贮放在由国联监督的地方，只是用于被国联所要求的“联合行动”或者用于“正当防卫”。此外，武器制造以后会“受到国际一级的监督和组织”，由国联检查每年实行一次特殊监督，检查各国是否执行计划中规定的义务。贝当和魏刚认为，对法国来说，唯一的安全仍然是法国军队保持其对德军的优势地位。⑧可是，赫里欧和保罗－蓬古尔认为，他们制定的《建设性计划》会确保法国获得美英两国、以及所有民主国家的支持；从和平时代起，最终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国际军队，唯独它拥有现代武器，立即用于抗击侵略者，侵略者拥有决定性优势。10月28日，在阿尔贝·勒布伦总统的主持下召开了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通过了这建设性计划。11月14日公布了《建议性计划》。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计划于12月10日，达到了与制定者的设想完全相反的结果。⑨英国首先谋求让德国重返裁军会议。为了裁军，英国要求宣布这种迄今被法国加以拒绝的“权利平等”。因此，英国竭力要将德国的权利要求同《建设性计划》挂钩。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前后持续了12月的第一周。赫里欧最终是这样确定其立场的：“法国承认，会议的目的是要赋予德国和其他被凡尔赛条约解除武装的强国以权力平等——这是在一种包括对各国安全和对法国本国安全在内的制度下享有的权利平等。”⑩当时由冯·巴本总理领导的德国政府赞同这一立场，并利用其返回裁军会议和参加未来的“安全”制度，通过12月10日下午2时30分签署的协议，获得了对其有利的“权利平等”。从《建设性计划》那里再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了，而且50天后，希特勒就上了台。这就是戴高乐当时看到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就证人一词的本义而言，他是这些事件的见证人。毫无疑问，戴高乐想从此次经验中汲取全部结论。其中最重要的结论无可争辩地是，德国刚刚取得了重大成功。人们业已知道，德国或多或少地是在悄悄地重新武装起来。现在人们可以肯定，德国以“权利平等”的名义继续和加速其重整军备，援引法国军队仍然处于对德国的优势，来证明其重整军备的正确性。诚然，严格地说，凡尔赛条约并未被废除，因此从理论上说，法国可以根据其第249条，对任何现行的和无可争辩地违反军事条款的行为展开军事反击。但是，人们刚刚承认德国的“权利平等”，从而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向德国提供了强大的根据，支持其重整军备。再说，人们证实，在这种涉及到欧洲大陆平衡的事件里，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毋言争辩地支持德国的立场，事先同意德国拥有一支至少与法国相同的军事力量。更加说明问题的是，英国是在没有获得由《建设性计划》确定的任何保证、甚至让法国计划永远消亡的情况下同意德国的。因此，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经过或多或少的短时间，德国的军事力量将会赶上法国的军事力量，届时，德国的工业潜力和人口潜力比法国大得多，因而使德国获得优势。此后法国面临着双重前景：法国有可能被强大的德国远远地超过，尽管德国从1918年以来远远地低于法国；但与此同时，在突然爆发一些决定性的事件时，法国有可能面对德国，处于孤立状态，就象人们刚刚看到的英国支持德国的举措所暗示的那样。1933年，戴高乐整年都在制定和形成其关于反击的思想，他认为，而今，法国面前临着可怕的挑战，应当对此进行反击。其成果是，戴高乐在1934年5月5日发表了1940年之前的最重要的著作《建立职业军》，这是法国军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通过从《建设性计划》被埋葬以来的18个月里突然发生的事件，戴高乐还加强了下述决心和信念：必须完全重建法国的防御体系，但时间却很紧迫。戴高乐首先看到，法国军事机器遭到了逐步的、但显然是不可阻挡的毁坏。1932年6月，国防部预算削减了3亿法郎，同年10月，武器拨款削减了1亿2千万法郎。1933年1月，人们规定削减国家支出40亿法郎，其中削减军事支出20多亿，削减陆军预算一半。由此看来，必须减少20个至14个现役师。然后，人们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还要制定一个新法，但不能肯定新法在议会两院投票中通过。后来，人们计划在3万名军官的总数中裁减5千名，何况在翌年改变这个决定之前，业已取消了1800名军官的就业机会。1933年底，必须重新考虑削减军事拨款，原定的1934年度预算只能征召不到20万人的兵力。换言之，有20个师里的5个师，即和平时期的四分之一军队，不再被视为现役师，要由一支比例太大的后备军来补充。1934年是法国军队情况恶化到了极点的一年。在2月6日发生骚乱，导致达拉第政府辞职和杜梅戈内阁这个包括从右翼到激进社会党人的政府取而代之之后，贝当在同年担任国防部长。这时，贝当从魏刚那里收到了一个关于军队现状的报告，证实了法国统帅部对德国重整军备、对法军力量的削弱、甚至对人们开始在法兰西帝国中觉察的混乱及其对殖民军队的影响表示忧虑。“近年来，人们看到，”魏刚指出，“北非部队的思想状态发生了非常明显的演变。这种演变同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演变已经产生了一些后果，其严重性谁都不应该视而不见。因此，人们在经济危机的高潮中看到，新兵入伍的人数有了非常明显的下降（与1932年相比，1933年减了5000个入伍合同），重新入伍的人数也有下降。士兵更加不满，不大忠于自己的上司。他们更加关注外界的影响；他们经常与平民来往，这是过去从未见过的现象。在军纪的表面现象后面，可以看出，士兵的精神倾向于脱离我们。去年，在驻扎法国的部队里发生了一些严重事件：一名法国军官被一名土著军官杀害，士兵开小差，军人参加土著革命者大会。”⑾魏刚感到惊慌，从中发现了一种反殖民秩序暴动的预兆。显然魏刚分不清这种预兆的原因、基础、届时的不可避免的特点，但他却看到了严重后果……事件爆发的日子在临近，德国和意大利要求修改凡尔赛条约，人们可以认为，到翌年1935年，萨尔地区将要通过公民投票回归德国，法国战时诞生的“一代出生率很低”导致减少每年可动员的兵力。因此，人们决定将服兵役的期限增至两年。但没有任何迹象——绝对如此——表明，法国统帅部在考虑改变其学说和战略。相反地，1931年到1936年期间，由于魏刚担任最高战争委员会副主席，法国继续就一份由其前任贝当主持的委员会所起草的基本文件进行工作。这份基本文件就是《关于大部队战术问题的临时指示》。文件确认连绵不断的战线是攻不破的。文件规定，“进攻只能在集结强大的物质条件、炮兵、坦克、弹药等之后，在顺利的条件下进行。在发动进攻之前，应有一个比较漫长的、旨在集结军队和使用军用物资的准备阶段”。由此而来的是一个使用各种武器的观念：“坦克打破敌人的消极障碍和积极抵制，便于步兵的推进……其目的旨在便利步兵在战斗中推进，增加步兵的进攻能力”，而不管这些坦克是轻坦克还是重坦克，前者的“作用是陪同步兵和与步兵一道密切联络，共同作战”，后者的目的“旨在为步兵和轻坦克开辟道路，以其数量和火力粉碎那些支点的顽强抵抗”。这样设想的观念，也排除了任何飞机参加地面战役的可能性，而飞机参加地面战役就象德军将在1940年实现的那样：“白天，飞机迫使（对方）部队——无论是前进的，还是战斗的部队——处于驻守状态，处于一种将其交给一切射程的炮兵打击的围困状态；晚上，飞机用其火力将这些部队消灭。”因此，就不能认为，法国统帅部内部会发生重大的演变。然而，当法国军事力量在1934年达到其最低点时，希特勒已经在1933年1月30日夺取了权力。这对下述的所有人都是一个意外:他们对德国国社党在1932年11月6日选举中出现的退步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国社党人只获33。1％的选票，而不是在7月获得37。3％的选票；他们象勃鲁姆那样从中得出结论，认为“希特勒现已被排挤出政权，甚至（……）被掌权的希望所排斥”。这种预断也是整个西方新闻界的、包括从左翼到极右翼的政党、几乎整个欧洲外交界人士的共同看法，至少在1933年1月15日，希特勒运动在德国利普州的选举中取得重大成功之前是如此。弗朗索瓦·蓬塞将希特勒的这个突然转变记录在案，认为希特勒有可能重新上台。⑿此后，大多数评论对这位德国新总理的成功运气深表怀疑。新闻界的基调通常是对这个“蛊惑人心者”、“油漆工”，对“人们赋予他的奇迹创造者的名声”表示蔑视。不管怎样，在裁军问题上，巴黎并未作出必须放弃同德国一切谈判的结论。人们开辟了采取新的主动行动的道路，因为1933年3月7日，日内瓦会议——会议的使命恰恰是寻求这一裁军协议——最终埋葬了法国著名的《建设性计划》。⒀因此，英国首相拉姆奇。麦克唐纳提出了一项规定欧洲大陆主要国家总兵力都减至20万人的同一水平的新计划。这就要求法国减少其总兵力，增加德国军队的兵力，即在其被凡尔赛条约规定的数量上增加一倍。业已晋升总理的达拉第和外交部长保罗·蓬古尔对此作出了反应，要求在为期4年的过渡阶段里实行监督，如果做到这点，那法国就表示同意。英国人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则要求法国开始裁军，然后再实行其要求的监督。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盎格鲁－萨克逊人坚持其对法国的要求，以便法国首先作出单方面裁军的姿态，好让他们也赞同一个“试行阶段”的观念。然后，希特勒进行了反击。他宣布，德国脱离日内瓦裁军会议，因为据希特勒所说，人们向他否定了1932年12月以来承认德国享有的“权力平等”。与此同时，他宣布德国脱离国际联盟。⒂希特勒的面纱被揭开了。而今，人们知道，他将要开始执行一项大量重整军备的政策。但从这个重大事件中获得一切结论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最明智的人往往是感到最失望的人，换言之，是那些对法国人和德国人实现真正和解寄予厚望的人，特别是那些以处于最“左翼”、最反对法国右翼的一贯的反德民族主义著称的天主教界人士。如他们中间，有《震旦报》社长弗朗西斯克·盖、总编辑路易·泰尔诺瓦尔和社论撰写人乔治·比多，历史学家莫里斯·波萨尔，日耳曼语语言学家罗贝尔·达古尔，天主教工会领导干部加斯东·泰斯埃，《精神》杂志创始人埃马纽埃尔·穆尼埃，以及几位属于同一个政治思想派别的知名人士，如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弗拉迪米尔·多尔梅松和庞热伯爵等。但其他人不愿意放弃深化与德国的和谈，拒不改变近年来法国政治的方针。这样，达拉第和保罗－蓬古尔，最终赞同一项包括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在内的《四国公约》，其目的主要是要试图利用墨索里尼的、对于希特勒对奥地利的真实企图存有的深刻疑虑，同时不赋予该公约以任何实际的基本内容，以便照顾法国的东欧传统友邦——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因为它们害怕有人利用该公约来修改那些从1919年条约继承下来的边界。⒃实际上，在法国领导人中间，还很少有人去估计希特勒上台的影响，对希特勒所写的、那本披露其企图的书《我的奋斗》知之甚少。戴高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思考的，而这种思考即将导致他发表《建立职业军》。戴高乐在工作岗位上，见证了关于裁军谈判和监督裁军的各种尝试的失败。他知道人们可能知道的、关于第三帝国或多或少机密的重整军备的情况。他看到法国军事力量的削弱，并象其他许多人一样看到，至少目前法国还不能依靠英国的支持，即使在那些看来涉及到欧洲安全的领域里是这样。因此，戴高乐得出结论说，法国必须亲自拥有反击德国行动的手段，否则，就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德国行动。恰好，希特勒提前暴露了其行动。他的前任在领导魏玛共和国时拒绝就其东部边界作出保证，几乎不掩盖他们打算修改其东部边界，至少在格但斯克和“走廊”问题上是这样。希特勒则宣布，德国的前途在于它向东欧进行无限的膨胀。所以，人们不能怀疑，希特勒首先试图修改中东欧地图。因此，现在法国应当注意到捍卫其受到德国新政府威胁的东欧盟国和友邦。而德国新政府完全停止一切裁军谈判，认为凡尔赛条约有关限制德国军队的规定无效，明确宣布修改凡尔赛条约的时代开始了。对戴高乐来说，就象他已经多次口头和书面表示的那样，应当根据国家的总政策，合乎逻辑地制定军事政策。如果法国认为，捍卫欧洲均势和为此捍卫那些位于德国东部的国家是其最高利益，那就必须使法国军队拥有这种捍卫的能力。因此，必须有一种适合于这种使命的军事工具。但现有的制度作为2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的政策的产物，能满足上述要求吗？完全不能。法国在一种防御体系——不管它如何强大——的庇护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东欧国家在希特勒的行动面前屈服。因为对于这些东欧国家的抵抗能力，任何人都不能抱有幻想。除了某些矿藏以外，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基本上是农业国。波兰的工业只不过是德国工业势力的有限公司罢了。捷克斯洛伐克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当德国拥有6000多万人口时，它却只有1600万人口，何况它的人口中包括在斯洛伐克的少数民族——匈牙利族，特别是将近350万的“苏台德区德国人”，他们恰恰居住在那些捷克斯洛伐克防线经过的地区。假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能够建立联盟，那就会组成一个拥有5000万人口的、重要的和比较强大的集团，但由于两国在泰森地区发生领土冲突，这种联盟就变成不可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了人们所谓的“小协约国”，但这绝不是一个紧密的战略整体。总之，这种来自东欧国家军事和政治地图的判断是无情的。人们不能期望它们进行任何有效的和共同的抵抗。为了使那些受到德国最大威胁的国家处于自卫的状态，法国在德国入侵东欧的情况下，必须在莱茵河畔采取迅速和强大的攻势，来进行反击。这就是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戴高乐现在考虑的首要情况，事实上，一切都应取决于此。此外，在戴高乐的思考中，还要加上到他对法国公众在军事问题上的看法的感受。事实是，自从1914年至1918年发生的战争大屠杀以来，自从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以来，法国只有一个忧虑，这就是国家安全。法国人口的严重下降，工业生产——为那些遭到战争破坏的地区所必要的重建，阻碍着工业生产的发展——的劣势，货币的脆弱，凡此种种都使法国社会产生一种不稳定的和脆弱的感觉，以致看来没有任何东西会比新动乱的恶梦更使它惧怕。因此，戴高乐进行的思考也来源于上述这种对法国安全的考虑，这种法国的弱点，这种预防未来灾难的热切愿望。此外，还要加上法国人对服兵役期延长——或多或少的兵役——明显地感到厌倦。现代工业已经普及了有关效率、有效性、速度、机械力量的概念。在这方面，军队似乎令人绝望地被排挤在总演变之外。由此而来的是一种由怨恨和蔑视交织而成的情绪；由于一些大都被证明为正确的原因，往往是一部分公共舆论使军队处在这种混杂的情绪之中。最后，戴高乐看到，面对德国工业和军事方面的重新武装，他周围滋长着惶惑不安的情绪。法国参谋部自以为知道，与德军相比较，法军的兵力不再占明显优势，它不再完全确信，1919年以来组建的、人数远比德国多的法国后备军也是良好的军队。1934年5月5日，戴高乐发表了《建立职业军》。他在此书中要求组建一支以强大的坦克群为核心的“装甲兵团”。这个观点本身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由此而来的思潮。⒄在1915年，一种根据牵引车模式制成的战车用于阿尔托瓦前线，旨在压垮铁丝网和跨越堑壕。这种器械显得不大有效，但它已经具有战车的主要性能：它配备的不是车轮，而是履带。于是对战车进行重新设计，使它装有一个炮塔、一门炮、一种保护战斗人员的铁甲，自然还装有履带。这是第一辆重达七吨、时速为十五公里的坦克，雷诺公司从1916年起就开始成批量地制造。是年初，英国军队创建了“皇家坦克团”，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英国的战车取名为坦克。皇家坦克团投入了索姆河战役，然后于1917年3月，在冈布雷战区参加战斗，第一次获得某种成功。这足于使象富勒上校和利德尔·哈特上尉那样的英国军官得到启示，写出关于使用坦克理论的初稿。在法国军队，埃斯迪埃纳上校则想要把坦克变成“猛攻的炮兵”，并先后于1917年4月16日在科尔贝尼、1918年7月18日在维耶－科特雷，指挥了坦克在前、步兵在后的首批进攻。在科尔贝尼的取得成功并不显著，但在维耶－科特雷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一次就动用了300辆雷诺工厂造的坦克。这两次攻势在战线上取得那样深的突破，以致鲁登多夫把7月18日这天称为“德军的治丧日”。这个事件是那样说明问题，以致他本人在同年10月8日承认，法军“大量使用坦克，这是我们最可畏的敌人”；法军则开始制造旨在跨越法国北方运河的60吨重的坦克，等到一战结束时，它已拥有3120辆坦克。埃斯迪埃纳当上将军后，就想从其作为主要启示者的经验中得出一切结论。为此，他开始进行一场真正的宣传运动。1920年2月12日，埃斯迪埃纳是这样对法国高等公益学院的学生概述其主题的：“先生们，请你们要思考一下，10万大军携带着武器和行李，朝任何方向和在任何时候，一夜间都能前进80公里，对最新的重武器部队拥有战略战术优势……敌人受到坦克追击，不能恢复元气；就象在戛纳或伊埃纳之夜一样，被永远打败了。”埃斯迪埃纳的话远未说完，就遭到了排挤。骑兵司令弗拉维涅将军也曾设想，坦克会赋予骑兵一种它过去在战争中未能发挥过的有效性和机动性。因此，他建议用坦克取代军马。但弗拉维涅的话也没有人多听，即使象魏刚那样一时关注坦克特殊效力的军队领导人，后来也是固执己见，三是把坦克当作一种襄助和陪同步兵和炮兵的工具。让·拉古迪尔在1922年3月众议院会议的报告中，找到了一篇支持革命性地使用坦克的雄辩的辩护词，这是默默无闻的、上萨乌瓦省的众议员雅克·迪福安所作的一篇辩护词，但也是一篇唱独角戏的辩护词。四年后，后来在1940年出任法军总参谋长的迪芒将军，将一份现代装甲师计划交参谋部审议。在此后的岁月里，埃林将军、巴拉迪埃将军和诺莱将军曾试图重新考虑这个计划，但这种考虑并未被欣然接受。在英国，富勒在担任旅长后，提出了一种完全建立在为了冲破战线和利用“突破”口而使用坦克的基础之上的学说。在德国，尽管战时缺少机会来预感和进行关于坦克战斗力的试验，但人们走得最远。1933年，《军事周刊》发表了一篇关于坦克大部队实行的战术问题的文章。这是引人注目的，尤其是因为这年德国尚未有制造坦克的权利。后来，法军总参谋部发表了一篇长达19页的、题为《德军的总策略》，分析文章。文章主张，要在独立自主的装甲部队能够不受步兵的束缚，控制其速度的范畴里来使用坦克。据《军事周刊》编者的看法，机动性和装甲保护是现代装甲部队的特点。应当为大量使用机动手段而牺牲一切，而只有这种机动手段，才能使军队运动获得它在1918年以前不能达到的速度和规模。装甲部队应用于突破战线，包抄敌人两侧和围困敌人。相反地，装甲部队不能占领阵地，因此必须用组建摩托化步兵和自动牵引炮兵来加以补充。人们得出了一系列有关策略问题的结论，从1933年和1934年期间制定的、1936年发表的《关于部队指挥的条例》里可以找得到这些结论。后来，德军的学说从中不断地得到启示。1935年，时为奥地利籍的冯·艾曼斯贝格尔将军发表了《论坦克战争》一文，此后还就同样题材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在文章中谴责任何只建立在步兵与炮兵同时运动基础上的观点，声称在汽车时代是不可能坚持步兵的运动速度的。所有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都启示了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他在德国首先提出了一项关于使用装甲部队的学说。这种全面而系统的学说先是在《要尊重坦克》一书，然后于1937年，在一本篇幅短小的技术著作《与其他兵种相连的装甲部队》里提出来的。人们有时思忖，古德里安是否受到戴高乐在1934年发表的《建立职业军》一书的启示，是否关注过戴高乐的论据，甚至是否认识戴高乐本人。时至今日，人们才知道问题的答案。戴高乐的、未来的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少校，在二战的最后岁月里打到了贝什太卡登，在希特勒经常居住的巢穴里，发现了一本《建立职业军》，书上有古德里安的亲笔批注，但德布瓦西厄无法阻止这本《建立职业军》同其他书一道被付诸一炬。戴高乐在其军人生涯的第一阶段里，对坦克作战役有直接的经验，充其量在1920年波兰战役中看见过坦克进行的袭击。翌年，在进入高等军事学院之前，戴高乐在摩托化部队里上过一次学习班。1925年，他到勒杜瓦伊安饭店去参加一次前坦克部队军官的晚餐，并同时任前坦克部队军官协会会长的埃斯迪埃纳将军进行了一次长谈，以致那些已对这位步兵军官前来参加晚餐大吃一惊的来宾感到，他想要“缠住埃斯迪埃纳将军”……当戴高乐进入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工作时，显然，这只是沿着一条变得更加易见的道路所留下的、悄悄的足迹而已。人们记忆犹新，戴高乐在国防委员会是一个人证。他见证了塔尔迪厄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裁军计划的观念，然后见证了裁军计划的迅速失败。而裁军计划规定，最现代的武器，首先是坦克和飞机，都要从各国军队中抽调出来，集中到一支供国际联盟掌握、能够用闪电战来反击一切被国际组织谴责的侵略的共同力量里去。此后，戴高乐参加了起草《建设性计划》——他在《战争回忆录》里提及此事——该计划重申了关于建立一支主要由坦克组成、拥有很大机动性的共同力量的思想。建设性计划在日内瓦会议上遭到的失败，恰如前一项计划遭到失败那样证明，大多数欧洲国家想要维护其自身的军事行动手段，而不是事先承诺服从国联的判决。而今，对戴高乐来说，无论如何，一支基本上由坦克组成的部队的机动性和强大力量，已为大规模进攻开辟了道路，最终使得人们走出法国战线的堑壕战这个“战略死胡同”。整个1932年，戴高乐都在思考这个问题。11月，友人吕西安·纳辛在《前军人子弟报》上发表了一篇赞美戴高乐所著的《剑刃》的书评文章，并在同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非常谦虚地签上其大名的、题为《一名业余研究者的思考》的文章，探讨了关于“军车的摩托化和装甲化”将给法军带来何种影响的问题。在纳辛看来，由于世界大战的屠杀，将来有必要恢复战斗员的保护，正如从前用盔甲保护战斗员一样。在未来的战争中，将通过战车的装甲——它与发动机提供的机动性相结合——来确保这种保护。为了使用这些战争工具，就必须具有一种唯独专业人员才具有的能力，以致新的战争多一些专业大部队的对抗，少一些注定要遭受到大屠杀的、步兵的对抗。理所当然，戴高乐不仅读过关于《剑刃》的可爱的报道，而且读过这篇业余研究者写的文章，不过他起先不知道文章的作者就是吕西安·纳辛本人。戴高乐给纳辛写信，把他获得的兴趣告诉纳辛。他从这篇文章中，看到了那些他所谓的“现在变成我的观念”的观念的轮廓，尽管这些观念是纳辛“间接”地——即以保护战斗员为出发点——来提出的。戴高乐宣布，他将在未来的著作中谈论坦克问题。在此期间，戴高乐就此主题——在他看来，这是首要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33年5月的《政治和议会杂志》上。这还只是一篇主张对法国军队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辩护词，但如他所写，“掩护的必要性、战争技术的要求和世界的演变”都强迫人们实行这种改革。人们至少看到戴高乐在其书中将要阐述的观点，其起点是关于使用坦克的新学说和用专业人员来组建未来的军队。文章发表后只在一部分军界中获得有限的反响，但这足于使一些共同的朋友在同年10月安排戴高乐同《震旦报》社领导进行接触。《震旦报》是一份具有天主教民主倾向的日报，它决定发起一次调查，提出了“是武装的民族，还是职业军队？”的问题。关于调查报告的结论，人们根据其风格肯定它出自戴高乐的手笔。“因为我们的边界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邻国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法兰西帝国’是众所周知的样子，因为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要与同样坚决的别国人民相连，所以我认为，目前，关于武装民族的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但对我们来说也还不够。”不久后，戴高乐就准备好他新著的手稿。为了引起读者的好奇心，或者更好地宣传新书的观点，戴高乐将书中的某些章节交《生者杂志》发刊号发表——好几位著名作家都向这期发刊号提供了论文。于是，1934年5月5日出版了《建立职业军》。书上署着夏尔·戴高乐的大名，但没有提及其军阶和职务。戴高乐事先没有向军事当局提出任何准许发表的请求，没有提及要求任何赞助——因为升任国防部长的贝当已经主动地、或者根据其办公室主任洛尔将军的请求，排除了戴高乐为了回到贝当身边而进行的、或者让别人进行的暗中活动。因此，戴高乐发表《建立职业军》一书，是特意向公共舆论发出呼吁，实际上，这份呼吁首先是向军队舆论和政治舆论发出的。戴高乐特地用描述“祖国的百年衰弱”，来开始写其《建立职业军》的。他在这里表达了个人对历史概况的观点，但也介绍了文学的内涵，因为祖国的土地以其芬芳，为民族永恒的思想增添光彩。正如诗人阿尔贝·萨曼所吟唱的那样，“古老的泥土同痛苦在一起”。戴高乐用这句诗，作为其第一章的名字。他想要让祖国的形象一上来就暗示问题的本质。“就象一张肖像向观察家暗示一种命运的印象那样，法兰西地图显示了我们的财富。在祖国躯干的中部，呈现出一座强大的城堡，那是朗格多克、利穆赞、勃艮第的、古老高山的、崎岖不平的高地，高地两边则是高原；在法国中部周围是广阔的平地，大都是外来的威胁难于达到的地方……但在法国东北部，有一个可怕的缺口，它将塞纳河和卢亚尔河的基本流域同日尔曼土地连接起来。莱茵河（。。。。。。）刚刚与法兰西接触，就遥望着法兰西，向远方流去。然而，恰恰就在这些低洼平原，没有城墙和战壕来坚持抵抗斗争……法国东北部的边界，不仅在地形上是令人恼火的，而且在高地走向上也是如此。如果敌手同时打击弗兰德、阿登、洛林、阿尔萨斯、勃艮第地区，那就是进行向心打击。只要在一个点上获胜，就会使整个法国防御体系垮台。这种围墙上的缺口，就是祖国的百年衰弱。”然后，戴高乐强调巴黎的作用——“如果不是同瓦雷里一起，用巨大和奇特这些的词，来形容巴黎的作用，那又怎样来形容呢？”与此同时，坚持认为全国的财富都集中在法国东北部。这里，他重新谈到了那些从前启示过防御工事倡议者的问题，而这些防御工事应当使法兰西免遭新的入侵。戴高乐再次根据地理的首要地位，证明地理是如何逐步地导致法国将那些与各个邻国的冲突、例如与英国的冲突放在后面，将那种在不稳定的东北部使“高卢人”和“日尔曼人”永久对立的冲突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这对戴高乐来说，是一个将这两国人民进行比较的机会，而他肯定愿意这些章节列入书中最“有文学性”的章节，仿佛他想象到有朝一日，未来的《文选》会把它们收了进去似的。诚然，现在不能把这种比较看成是一种被阅读历史所启示的文笔练习，而是看作是一种对法德两国人民持同样尊重的态度。戴高乐在谈到这些章节时，犹如他在一战结束的第二天，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中赞美德国人民那样。诚然，那时赞美德国人民还不是法国的习惯作法，但也许从中可以看到一点希望——在无法预见的将来实现两国人民的某种接近的希望。戴高乐写道：“人们可以在一起工作，但是，在某人不了解别人的价值、有时不去梦想做大事的情况下却是不可能的。可是，反应是那样不同，以致使法德两国人民永远处在不信任的状态之中。这个法国人在思想上那样井井有条，但在行动上却那样缺少章法；这个逻辑学家怀疑一切；这个勤劳的人漫不经心；这个深居简出的人在实行殖民化；这个喜欢亚历山大诗体、燕尾服、皇家花园的虔诚者，毕竟唱着歌，放荡不羁，并弄脏了草坪；这个科尔贝是卢乌瓦的同事；这个雅各宾派在呼喊‘皇帝万岁！’这个政客是神圣联盟的产物；这个沙勒罗瓦战役的失败者在马恩河畔发动攻击，简言之，法国人民是机动的、不定的、自相矛盾的的人民，日尔曼人怎么能赶上它、理解它和反对它呢？相反地，我们对德国感到担心，德国是：它最珍惜的自然力，一堆强大而混乱的本性，天生没有爱好的艺术家，继续是大地主的技术人员，好斗的父辈，作为寺庙的餐馆，森林里的工厂，用于装生活必需品的哥特式宫殿，想要得到爱戴的压迫者，看别人指头和眼色行事的分离主义者，嘴里吐出啤酒的、勿忘草的骑士，利穆赞人西格弗里看到的道路——早晨觉得它了不起，近中午时分觉得它浪漫，晚上觉得它好战——高尚的蓝色海洋，渔网从那里杂乱地打捞巨兽和珍宝，在天主教堂里，五光十色的殿堂连接着高贵的拱门，充满着细腻的声音，为了感觉、思想、灵魂，而把激情、光芒和宗教组织成一首交响乐，但那些耳堂里却一片昏暗，回响着野蛮的流言，在同眼睛、精神和心灵进行撞击。”但是，除了这些文字的变化和传统的形象之外，还有现在的要求。戴高乐看到，地理使这个德国群体进行反对法兰西的冒险事业，向法国东北部进军，所以他要求人们不要对那种有可能用来反对自己的壁垒抱有任何幻想。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在1914年并未受到尊重，在明天也不会更受尊重。英国已经表明，只要英国的基本利益不遭到损害，它就不会在欧洲大陆参加行动。无论是脆弱的小协约国联盟，还是非常靠不住的法苏联盟,任何“失败的联盟”都尚未取代1894年的法俄联盟。关于小协约国联盟和法苏联盟，有的人怀疑其有效性，许多人则深恶痛绝，加以摒弃。“总之，象从前那样，”戴高乐写道，“没有任何合法的和有效的东西反对暴力……到处都加剧了国家的利己主义……在我们声明战争不受法律保护（。。。。。。）的同时，有人在别处欢呼暴力，宣告想到战争危险是好的和必要的，并且组成了自卫队、步兵大队、突击队。因此，急流的堤坝在哪里？（所有这种推理都导致这样一种结论——作为本书目的结论：）我们的一部分军队要永远保持警惕，能够在遭到第一次冲击时发挥其全部力量。”第二章《技术》首先对机械主义唱一曲赞歌。然后，戴高乐阐述了兵役问题——这种兵役是根据将简单技术用于现代武装的无限复杂性的大量兵力来设计的。戴高乐认为，这种现代武装复杂性要求士兵做好专业准备，就象要求最先进的工业部门的工程师或技术员做好准备一样。更何况服兵役的期限象舆论要求的那样，变得越来越短。戴高乐写道，由此可见，建立一支从第一天起就准备达到现代战争水平的军队是当务之急。法国军队的这支“长矛”应当象海军、空军、外籍军团、机动保安队、警察、乃至消防队一样，是一个技术兵种。这个技术兵种将是装甲军团。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第二章中，基本上说明了坦克的特点、机动性、功率、策略的可能性，以及坦克进行运动、演习和突破防线的能力。尽管戴高乐确信能使人们承认，坦克代表着了不起的革新，将坦克作为独立力量大量使用会产生巨大的效果，但他也预感到，他将同许多信念和习惯进行撞击，所以暗示这支新部队应由专业人员来服役。因此，为了预防批评意见，戴高乐愿意强调，是现在的时势强制推行这种新的变化。“从此，这已成为既成事实：一个从极其强大和多变的军用物资中汲取最大程度的力量的优秀工作人员，在海上、陆地和空中拥有对或多或少混乱的人群的极大优势。”但戴高乐事先承认，时势有可能发生变化。“无疑，”戴高乐写道，“这种优势可能是暂时的。只要人们稍稍同意用现今坦克这种装备所要求的严格态度来进行组织，进行训练（。。。。。。），专业人员就会逐步失去其相对优势。”不过，目前还不是这种情况，所以戴高乐要求人们看到这点。“舰艇上、飞机上、坦克上的专业人员将在一个越来越长的期限里，在一个越来越广的领域里（。。。。。。），确保其主导地位。”第三章题为《政策》。正如在前几章和后几章里所写的那样，戴高乐在这一章里想要证明，军事政策应当是国家选择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在戴高乐看来，这种选择纳入国家利益的、永恒的赌注之中。因为它在第三章里，丝毫没有让位于世界霸权的宏图和现代大思想对境外群众的魅力。相反地，戴高乐作为接受传统培训的人，对神话——不管它们最能动员人也罢——表示怀疑，对一切过度言行表示不信任，因而认为现代历史加强了国家集团的牢固性，未来的历史将在国家之间进行。于是，戴高乐承认法国“不思考扩大国土的事”，并认为这样做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法国不能对欧洲的命运漠不关心，换言之，不能对保持凡尔赛条约所规定的均势，对那种有可能改变均势的威胁漠不关心。“例如，现在突然发生的事件，”戴高乐写道，“在中东欧、丹麦、比利时、萨尔、瑞士等地突然发生的事件，主要是与我们有关。”戴高乐不想忘记那些为了确保欧洲大陆的“集体安全”而进行的努力，但他在谈到法国裁军计划时强调指出，为了防止或粉碎任何侵略，就必须无论如何都要“汇集力量，至少是要实现平衡”。如果必须使用武力，那还必须能够获胜。但在法国同德国的对抗中，力量均势恰恰不利于法国。这里，戴高乐从整个战后外交史中汲取了教益。历史表明，只要昔日的盟友一天不认为自己受到欧洲大陆变化的直接威胁，法国人就一天不能依靠其昔日的盟友。诚然，有些联盟可以重新建立，但如果这些联盟重建太晚或者不够，那就无法预防灾难。最好是正视法德两国之间的密谈。不过，从中得出的教益是无情的：德国比法国强大。在关于未来战争的思考中，当时根据一战的最新情况，人们习惯于认为，归根结底，基本的问题在于“潜力”，因为这种思想和这个词汇历来是严格规定的。戴高乐在其推理的这个阶段推断说，除非法国彻底改变军事制度，否则它就是最软弱的国家。书的最后三章先后题为《组成》、《使用》和《指挥》，描述了装甲师的结构，正如戴高乐设想的那样，一个装甲旅由一个重型坦克团和一个中型坦克团、一支侦察部队、一支摩托化步兵旅和两个炮兵团组成。戴高乐建议组建6个装甲旅。他计划招募10万名志愿者。他明确提出了使用坦克的学说：装甲部队作为“预防和镇压机器”，具有发动机所确保的机动性，并以此通过“猛烈性”和“突然性”来采取行动；多亏了这种两性装甲部队还可以“引起轰动效应”。换言之，为了考虑这种最说得通的假设，法国若作出这种选择，则可对德国发动一场进攻——如果这种进攻想要打击中东欧国家，或者仅仅对中东欧国家进行威胁，从而迫使它们放弃其事业，那就是摧毁性的打击或威胁。这就是戴高乐现在提议建立的“职业军”。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戴高乐觉得，装甲部队——或者借用后来被强制使用的词汇，装甲力量——要由一些服役不到一年的新兵来服役，则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新武器的技术性和使用的特殊性已经说服了戴高乐。当时，法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法国大多数青年没有接受过科学、工业和技术方面的培训，主要工业部门的工人战时是“特招”进工厂的。因此，戴高乐可以认为，每年动员新兵都找不到那些在数量和质量上为组建这种装甲部队所需要的人才。从1935年起将兵役期延长至两年，也许这样做会使人们考虑别的解决办法。然而，基本的问题在于，这种装甲力量——作为行动工具或快速反应工具，在任何假设中都要求达到很高的作战能力和训练水平——要做到绝对的和长期的准备。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并没有暗示，明天的法国军队应当简化为这支唯一的装甲力量。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建议要分散使用或取消其余的军事力量。有时不准确的解读使得象勃鲁姆那样的人相信，戴高乐主张用一支他所描绘的职业军，来取代业已存在的国民军。毫无疑问，这种误会来自书名。但《建立职业军》一书有一个基本目的，即说服法国相信，应当拥有一支很高火力水平的装甲部队，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由专业人员来服役。显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戴高乐宁可有透明度，哪怕引起误会也罢。人们看到，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好几次把飞机同未来战争中的指挥行动结合起来。但这不是此书的中心思想。1939年和1940年战役的教益，引导戴高乐1944年在阿尔及尔发表的版本中，加进了一段关于飞机为坦克进攻服务的作用的一句话——除非那是一位过于热心的合作者或新读者的建议。这是一句引发过论战意见的、但在后来任何版本中都没有重复的、无用的话。事实上，戴高乐预见到飞机在装甲力量的地面行动中发挥的作用，但这种预见是非常笼统的。“机群能够在远方作战，”戴高乐写道，“拥有一种闪电般的速度，在三维中进行演习，进行垂直的打击——这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打击——将在未来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飞机的作用已经成为现实。但在戴高乐撰写《建立职业军》那一年，在德国和法国尚未有象后来德国空军制造的斯图卡斯式飞机那样的、适合地面支持的战机模式。此外，对德国空军来说，以及对于今后战争中的盟军空军来说，飞机的作用将是重要的，唯独当飞机将来拥有制空权时，这种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建立职业军》是一次召唤。戴高乐在书中毫不犹豫地写道，人们不会料想到军队在进行自我改造。“从本质上看，”戴高乐写道，“军队是抵制变革的。。。。。。军队以稳定、因循守旧、传统为生，（它）从本能上害怕那种倾向于改进其结构的变革。”相反地，戴高乐感到，在新一代人的思想中，在知识界，在一个被经济萧条和失业动摇的社会里，时代是有利于提出重大置疑的。他甚至认为从中看到一种对彻底的解决办法、权威、活力和严峻的选择的新见解。戴高乐这种结论的基调能使人在很久以后相信一种间接的召唤，并且相信某种解决法国问题的权威办法是偷偷摸摸的办法。可是，当《建立职业军》一书出版时，谁都没有搞错，任何极右的路线都不能接近戴高乐，任何反共和主义政党都不能自称是戴派。更不用说，在后来的岁月里，老同学鲁斯托诺—拉戈在军队里成立的、反共行动秘密网络的组织者并未央求过戴高乐。也许戴高乐的关系和名声已经那样出名，以致谁都不能想到这点。再说，在此书的最后，戴高乐既以过分的乐观主义态度，也以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无可争辩的尊敬态度写道：“毫无疑问，在短期内，国家机构的活动是根据需求的运动向坚定的人们开辟场地的。”而今，戴高乐即将在“国家机构”里玩牌——哪怕输牌也罢——但他希望成为赢家。第三部分第五章 失败的战役《建立职业军》一发表，戴高乐就马上为他当时所谓的“装甲部队”和他申明的彻底改变战略开展了宣传运动，而这场运动是从巴黎波塞儒大街的一个座寓所的椭圆形客厅里开始的。事实上，每个星期日上午，一群朋友围绕着埃米尔·梅耶中校，在这个客厅里聚会，在戴高乐的宣传运动中发挥了关键动力作用。自从挚友吕西安·纳辛把戴高乐引进这群朋友中间，他就成为其中的一员。1908年，纳辛在《政治和议会杂志》上读过一篇题为《军队的行政管理》的文章，想要同文章的作者接触。这位作者就是埃米尔·梅耶。虽然梅耶生于1851年，纳辛生于1888年，但两人的友谊却不断发展。梅耶和纳辛在军队里都没有光辉的军人生涯，但他们彼此都表现出一种无可争辩的独特性。纳辛是一位“军人子弟”，享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圣梅克桑士官生学校，23岁那年成为少尉，受到部队嘉奖，战争爆发后一个月就负了伤，28岁那年被任命上尉，但在1915年9月当了战俘。战后，纳辛被分配在步兵指挥部工作，戴高乐无疑是在那里同纳辛相识的。无论如何，戴高乐也是在纳辛复员，到巴黎公共交通部门担任人事处经理之前，同纳辛相识的。⑴然而，纳辛交友目的是为了不久后恢复他对军事问题的爱好——永远不是为了重穿军服——。纳辛具名或不具名地写了许多关于军事问题的文章，特别是他应出版商贝尔热－勒弗罗——戴高乐在当战俘期间认识勒弗罗——的要求，主编了一套关于军事艺术的传统文章的丛书，并为这篇丛书写了序言。这家出版社的文学部主任艾蒂安。雷贝塞是在阿腊斯第33步兵团认识戴高乐的。虽然雷贝塞军阶较低，但他早在凡尔登战役之前就成了戴高乐的朋友。不过，据说，戴高乐是同纳辛结成第一次深厚而持久的友谊的。除了雷贝塞之外，戴高乐似乎只同被俘中的布里亚－萨瓦兰上尉有过真正友好的关系，但布里亚－萨瓦兰已在一战结束后不久去世。戴高乐与圣西尔军校和高等军事学院同届校友的关系是一种同学关系，例如与卢斯托诺－拉戈和乔治·皮科的关系就是这样，而与未来的将军迪特和雅克·德西耶斯的关系则更多地是个人关系。戴高乐与纳辛的友谊是无可比拟的。纳辛同戴高乐相互通信，直到1952年去世时为止。根据现在剩余的信件，信中表现了一种完全的思想自由和一种出色的写作平等。不管怎样，这种将戴高乐同纳辛这位完全自学成才的前“军人子弟”连接在一起、坚持到底的友谊，对戴高乐来说是很有意义的。这种友谊毫无平庸的东西，毫无纯粹的传统的东西，毫无那种从家庭或社会环境中继承过来的东西，而是一个朋友——戴高乐只是因其人品、独特性、性格而受到纳辛这位朋友的赞赏——的坚决选择。因此，纳辛就带着戴高乐去拜访梅耶。戴高乐在1932年从贝鲁特返回法国，此后他经常同梅耶的“圈子”走动。这是一个“奇怪的圈子”：人们在这里不仅遇到了象让·奥比尔坦那样的律师，象艾蒂安·雷贝塞那样的出版商，女作家德尼斯·冯·莫贝斯，一些高官、医生、象教会历史学家那样的天主教徒，而且遇到了小说家达尼埃尔－罗普，以及象约瑟夫·蒙泰雷那样的神情严峻的和平主义者。但是，人们至少可以说，其中提及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的人很少，更不用说有反动思想的人了。每逢星期日上午，他们整整一上午都沉浸在讨论之中，要么以集体的方式，要么以小组的方式进行讨论。然后，有些人在星期一按时到迪梅斯尼尔啤酒店见面——这家啤酒店位于当年那个面对蒙帕尔纳斯老车站的广场。但那里只聚集对军事问题感兴趣的人，而这个小组里总有梅耶、纳辛和戴高乐等人。首批戴高乐传记指出，这个围绕在梅耶周围的朋友圈子对于戴高乐的这个人生阶段具有重要意义，此后，人们也许夸张过或者略微歪曲过梅耶对戴高乐的影响。首先，梅耶不是一个凡夫俗子，自然生涯非凡。⑵梅耶毕业于巴黎综合工艺大学，他父亲是个矿山工程师，在昂古莱姆当过火药厂厂长，也出生于一个积极修行的以色列人家庭。所以，梅耶选择投笔从戎时，也许是没有真正激情的。于是，光荣的时刻和被摒弃的阶段，出名和屈辱，进入最高统帅部和不能定期晋升，凡此种种都是交替出现的。首先，梅耶接受过重要教育，28岁时晋升为上尉。然后，梅耶写过许多文章，它们一般是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发表的。文章预见了法国军队攻势的失败，认为其失败原因在于不考虑现代炮兵和大量使用自动武器所具有的、卓有成效的毁灭性，这样讲固然迎合了贝当的未来的教益，但早已冒犯了法军参谋部普遍鼓吹的论点。这就足于使梅耶过了17年后才晋升为少校。可是，梅耶写过一篇文章，它比其他文章更应被人记住。他在这篇文章中预见了将来会爆发一场战线固定不变、堑壕连绵不断的战争，但在这种战争中是长期不能实现任何突破的……然而，是另一篇文章使梅耶遭到了最初的严重麻烦。他在《瑞士军事杂志》上引证了一篇发行量只是有限的、关于使用炮弹的文章，追述了使用75毫米口径大炮的效力。梅耶毫不费力地证明，这是一些已被人们了解和宣传的材料，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服兵役的宣传材料中抽出来的。但是，在关于德雷福斯案件——此案正在得到纠正——的毒化气氛里，政治和军事当局想要避免发生另一个“案件”，因为已经有一名右翼议员质询了政府。1899年5月5日，虽然梅耶少校受到的唯一指责是在未得到准许的情况下到外国杂志上去发表文章，但他却被停职停工——然后处分升级，遭到了“撤职”。这种处分是那样过分，以致在反德雷福斯派最终遭到失败后，比卡尔将军担任国防部长后便将梅耶重新安排在后备军，任命他为中校。梅耶远未失去他在军队中获得的全部同情。相反地，不仅是梅耶在查理曼大帝中学里认识的校友霞飞，而且加利尼和撒拉耶，特别是梅耶在巴黎综合工艺大学的同届校友福熙，都继续公开与他做朋友。福熙——由于梅耶的帮助，福熙才在巴黎综合工艺大学中避免了年青天主教徒校友当时要遭到的刁难——甚至敢于建议梅耶出任他刚刚建立的、旨在将那些上校培养成未来将军的法国高等军事研究中心主任。这对几年前普遍赞成公布处分梅耶的军界来说，未免太过分了。因此，梅耶在法国宣战时重新参加服役。当《时代报》这份以办报“严肃”和半官方立场著称的、著名的共和派日报转载了梅耶1902年在《瑞士军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时，他经历了光荣的时刻。当时，这篇文章显得那样具有先见之明，以致人们到处赞不绝口，甚至还出了“单行本”。梅耶马上又重蹈覆辙了。当梅耶抱着一种多半是非常幼稚的希望——争取减轻他的朋友、前战俘吕希安·纳辛的厄运时，他给纳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对德国士兵的品格表示致敬……法国的书信检查机构获得此信，裁决这种言行即使不是丑闻，也不合时宜。于是，梅耶又恢复了平民生活。可是，1918年12月，梅耶获得了最后一次发挥重要作用的机会。作为新国际联盟的热情支持派，前总理勒翁·布尔儒瓦想要找人研究那些为了使新国联行之有效而必须赋予它的手段。于是，法国政府指定梅耶——多半是根据福熙的建议——出任一个旨在考虑组建一支监督执行新国联决定的国际力量的委员会的技术顾问。该委员会由未来的共和国总统保尔·杜美担任主席——过去的总理班勒维和不久后担任总理、后来担任总统的米勒朗襄助杜美工作——以及许多将领组成。但梅耶却建议马泰尔将军——马泰尔给了梅耶共同思考革新思想的机会——无条件地遣散法国军队，亲手浪费了出任技术顾问这个机遇……再说，梅耶的建议是一个挑衅的建议，甚至那些最不讲循规蹈矩的领导人也很难接受。当时，即使法国军队要裁减人数，但在欧洲——哪怕只是在莱茵河畔也罢——还要完成重要的任务，理所当然，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考虑解散本国的军队……于是，开始了梅耶一生中最多产的创作阶段。他发表了无数的文章，一本题为《不再要军队，不再要战争！》、具有很强论战性的小册子，一本题为《我们的元帅》、对一战中指挥战争行动进行抨击的书，甚至一些象《费迪茨政府和西方帝国的恢复》那样的政治幻想小说。所有这些文章和著作首先表现了一种新的战略思想。在梅耶看来，应当立即迫使法国领导人接受这种新战略。他称之为“大气－化学战争”战略。在这场战争中，一切都归结于飞机的大量行动，由飞机负责向大的生产中心和居住中心散布窒息毒气，也许唯有这种威胁足于劝阻任何军队投入新的战争……无疑，戴高乐是赞同梅耶中校的某些观点的。他们俩都反对任何“先验学说”，都被迫批评法军参谋部的因循守旧。但他们不会走得更远。例如，通过从戴高乐对霞飞和福熙所持的判断中，人们看清了他不能赞同梅耶对霞飞的判断——梅耶主要是指责这位马恩河战役的胜利者不在比利时率领部队，迎战在兵力和弹药上胜过自己的德军；相反地，当时通过撤退、演习和反攻是可以战胜德军的。戴高乐同样不会认为，在1918年后要解散整个法国军队。但他也不赞同梅耶提出的“大气－化学战争”的观点。无疑，人们可以把戴高乐的这种思想看作是他的核威慑学说的前奏。当戴高乐后来担任第五共和国总统时，他恰恰选择和通过了这种核威慑学说。然而，20年代的飞机同后来的洲际间导弹、发射导弹的潜水艇毫无关系，甚至同60年代、70年代或80年代的战略轰炸机毫无关系；而那些窒息性毒气并不是原子弹。简言之，就核时代的威慑的定义本身——让“敌人不能接受的摧毁威胁”来制止任何侵略而言，这样的时代尚未到来，远未如此。事实上，戴高乐不赞同梅耶的大胆观念，也许是这种观念的极端之处转移了他的视线，使他没有更多地重视使用空军。然而，梅耶是一位朋友。在戴高乐寄给梅耶的那些书的题词中，他自称是梅耶的“弟子”和“学生”。这种题词，只是表明戴高乐对一位比自己大了将近40岁的长辈的尊重和爱戴。那些认识梅耶的人证实了这点：梅耶身上的特点就是他的善意、彬彬有礼和柔情，同时是他的精神自由、智力勇气。当戴高乐的《建立职业军》出版时，梅耶再一次表明了朋友的忠诚。戴高乐对此深受感动，以致他总是谈论梅耶，甚至在梅耶1938年去世后很久，他还特别深情地谈论梅耶。无论如何，对于理解戴高乐来说，这种友谊并不是无足轻重的。这是对戴高乐——此人绝不提他的社会根源和家庭环境，甚至不提人们经常归功于他的那些智力“影响”（也许除了柏格森的影响之外），而且这种做法远远超过纳辛——的友谊。更有甚者，这是对戴高乐——他即将同军队的习惯用法和传统进行决裂——的友谊。诚然，戴高乐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温和派，坚决支持世俗共和国，但绝对拒绝当时反教会派奉行的、狭隘的宗派主义，他既是坚定的德雷福斯派，又对那些或多或少真诚地相信德雷福斯有罪的人持理解态度。反正在好几个众所周知的机会里，戴高乐同其军队领导层发生了猛烈的碰撞。戴高乐经常是“法兰西行动报”进行论战所仇视的靶子，就象“震旦报”的天主教民主派——在这些民主派调查法国的军事问题时，他曾同他们共事过——一样，就象保尔·雷诺——人们将会看到，雷诺是最接近他的政治家——一样。如果还有必要的话，那么上述情况就证实了戴高乐对《法兰西行动报》的疏远——他肯定饶有兴趣地阅读那些往往写的很精彩的文章，但只是如此而已——尽管戴高乐的儿子菲利普后来写道，他从未看见父亲和爷爷阅读《法兰西行动报》……戴高乐与梅耶这位不思悔改的不因循守旧者结交朋友，作为其极少能当之无愧的几位朋友之一。这就肯定表明，戴高乐通过其个人的和智力的选择，不再同社会阶层、传统、思想状态、家庭和那些人——如果他恰恰不是现在的样子，那他本当会更喜欢他们——有什么大的干系。因此，戴高乐即将在1934年进行一场他下定决心要进行的战役，以便他的新著《建立职业军》引起他所希望的变化。梅耶的朋友圈子在这场宣传活动中发挥了充分的有效性。其中，有几位朋友正在为戴高乐打开报刊杂志的大门。是梅耶亲自建议星期日上午的来宾之一的让·奥比尔坦阅读《建立职业军》，并向奥比尔坦介绍了此书的作者戴高乐，尽管他预先声明并不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奥比尔坦在《政治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热情的和有根有据的书评，同时对作者所谓军队是“社会精神最全面的表达”的看法提出异议。戴高乐在感谢信里，则承认自己的这种提法有些过分。有关的评论文章在增多，总的来说是高度赞扬的，例如安德烈·勒贡特在《震旦报》上发表文章，埃米尔·比雷在《秩序》这份共和主义和爱国主义兼而有之的机关报——上发表文章，迪瓦尔将军在非常保守的《辩论报》上发表文章，总编安德烈·皮罗诺在戴高乐亲自所作的启示下、在《巴黎回声报》上发表文章，甚至拉尔邦上校在《法兰西行动报》上发表文章。此外，时事吸引了人们对于法国军事政策和战略可能发生的变化的注意。在希特勒决定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之后，加斯东·杜梅戈领导的法国政府作出了选择，作为反击，宣布从此法国将负责确保其安全。大家都懂得，军备竞赛将不可避免地在欧洲重新出现。再说，在1935年，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宣布它在国内恢复兵役，兵役期限将为两年。同年，根据凡尔赛条约的有关规定，迄今实行自治的萨尔地区举行投票，公开表示要归顺德国。最细心的人们指出，组建首批装甲师，预示着使用那种恰恰为戴高乐要求组建的“装甲部队”。同年底，意大利开始征服埃塞厄比亚。戴高乐则不再犹豫了。是政治选择将强制性地实行他提议的军事选择。是政治家将在国内外政治事件的冲击下作出决定。因此，戴高乐去找政界说话。在此问题上，梅耶的朋友圈子帮助他做到了这点。戴高乐在那里会晤了律师让。奥比尔坦。⑶奥比尔坦在司法部认识保尔·雷诺，便建议戴高乐安排一次约会。戴高乐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是一个非凡而重要的决定。于是，1934年12月5日，戴高乐同雷诺在布雷蒙迪埃街第一次见面。这时，戴高乐不能向雷诺掩饰，他想要让雷诺——而不是让其他任何人——成为他所要求的军事革命的旗手。雷诺徒劳地想要把希望寄托在军队委员会的几位成员和同僚身上，并解释道，他正在忙于支持法郎贬值的宣传活动。戴高乐对雷诺作了斩钉截铁的回答，说：“我已经寻找了。要么是您，要么谁也不是。”那么，这样一种最终被申明的选择，究竟从何而来呢？事实上，戴高乐想到要依靠政治人物的支持，并非是第一次。1925年，当戴高乐只是刚刚被任命为少校时，他就进行了第一次活动——他非常清楚地说明自己的意图和思想状态。当时，戴高乐致函约瑟夫·保尔－蓬古尔。信中的文字表明，他多么想要获得保尔－蓬古尔的支持。“我主张，”戴高乐对蓬古尔写道，“您个人得到了召唤，要在建设法国新防御体系中发挥首要作用（……）您在热情地推动着那种为一切在全国发挥重大作用的国务活动家所必需的才能的变化，您感觉到法兰西具有的连续性。”戴高乐还坚持要蓬古尔阅读他刚刚出版的文章《先验学说，还是时势学说？》。但蓬古尔当时是社会党的众议员，莱昂·勃鲁姆的最亲近的朋友之一。诚然，蓬古尔参加过战争，始终关注军事问题，甚至在1913年试图建议一项将兵役期延长至三年的替代办法。但是，蓬古尔只是在参政问题上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实行决裂之后，才担任政府成员，先后担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并于1933年1月出任总理。同样，事实上，蓬古尔是那些支持法国计划——该计划旨在使国际联盟拥有一支大部由坦克和飞机组成的常设军队——的人之一，而戴高乐从这年起，无疑把法国计划看作是未来防御体系革命的开端。然而，归根结蒂，蓬古尔是社会党人，是法国最著名的左翼人物之一。戴高乐在1925年并未把这种政治分野看成是一种使他放弃与蓬古尔共事、甚至为蓬古尔工作的障碍，这表明，他在多大程度上，远离了那种在他的社会出身里——也许更有甚者，在那些军队里——得到最广泛传播的传统反应。蓬古尔并未答复戴高乐的来信，即使有机会赞同《建立职业军》的论断，他也与戴高乐关于只能用专业人员来组成“装甲部队”的观点保持距离。不管怎样，他不想当捍卫这种观点的旗手。因此，1934年底，戴高乐决定与之对话的不是蓬古尔，而是保尔·雷诺。此次情况不同，雷诺不是社会党人，而是一个在法国政坛上属于中右派的人物。不过，雷诺主要是一个早以思想独立、拒绝因循守旧、首先是拒绝其党派的因循守旧为特点的独树一帜的人士。作为自由党人，雷诺不可能被社会党人看好，但他已经是、不久后将越来越是莱昂·勃鲁姆的私人朋友。他支持现代资本主义和贸易自由，断然拒绝大部分法国右翼奉行的保守主义和贸易主义保护传统，并且一直被公认为世俗者和共和主义者。最为独特的是，雷诺主张实行法郎贬值。在他看来，假如法国不考虑1931年和1933年先后发生的英镑贬值和美元贬值已使美英商品恢复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性，那它就会陷入危机。可是，法国的公众舆论还处在20年代通货膨胀的冲击之下，对于多亏普安卡雷的努力，在1926年恢复一种稳定的、坚挺的和很好适应外贸要求的货币感到满足，因而对重新操纵国家外汇有一种本能的厌恶情绪。与此同时，雷诺毫不犹豫地对希特勒上台作出了反应，揭露了由此发生的危险，声称已经支持法国与苏联结盟，去对付希特勒的德国。戴高乐选择了这位雷诺政治家。他发现了，雷诺有相当大的思想自由和性格自由，来反对军队的保守主义和因循守旧。不过，雷诺也在“温和派”之列，不是划在左翼，而是划在右翼之列，所以他在军队中并未引起不信任情绪——人们在军队中永远体会到，对于以和平主义著称的左翼或者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社会党有着无法克服的不信任感。从政治上讲，雷诺不会遭到军队及其最高层普遍来自的社会阶层所作的、任何的否定反应和摒弃。因此，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巧妙的选择。除了“法兰西行动报”表示了可预见的愤怒——在此场合和其他场合，戴高乐都忽视该报的愤怒情绪——之外，“温和派”集团里则相当广泛地听取雷诺的意见。而敌视希特勒德国的社会党人和反法西斯的左翼，理应懂得雷诺的论据。后来发生的事件即将证明，戴高乐对雷诺的这种选择是危险的，而不是巧妙的。然而，在1934年12月5日这天，戴高乐还看不到其他的选择。事实上，雷诺在这天作出的初步反应是积极的。他看清楚，为了自卫，法国即将采取紧急决定。在同戴高乐进行首次谈话后，雷诺记录道：“半年后将进退维谷：要么是增加兵役，要么是建立职业军。”雷诺也通过其对话者知道，无疑军队最高层将会反对他，因为他也记录道：“魏刚反对。”不管怎样，戴高乐同雷诺两人进行了对话，而这种对话将不断进行下去，直到1940年时为止。⑥那么，这是一次对话吗？人们了解戴高乐致雷诺的70封信，但不了解雷诺的复信。当然，人们将会看到，对这位在信函上署名的、坚决地、恭敬地、几乎恳求地、多次提出服务建议的戴高乐来说，这种通信的基调将在不久后发生一种奇怪的转变……然而，眼下，雷诺被戴高乐说服了，想要战斗。在雷诺的周围出现了其他人的支持，尽管这些支持不那么明显或不那么坚决，但它毕竟体现了戴高乐所能依靠的、再说他有意追求的同情的多样性。右翼众议员和前海军军官让·勒库尔·格朗梅松象某些英国专家所做的那样，把坦克部队看作大海上的巡洋舰舰队；马赛尔·德阿因为支持参政而象保尔·蓬古尔一样离开社会党，当时被看作是法国左翼中最奇特、最有文化和最有革新精神的人物之一；皮埃尔－奥利韦·拉比是默尔特－埃－莫泽尔的、年轻的众议员，属于蓬古尔成立的议会党团；菲利普·塞尔是天主教民主党人士，人民阵线使他在洛林地区当选；勒奥·拉格朗热也是社会党人，在未来的勃鲁姆首届政府中担任娱乐和体育国务秘书，面对希特勒的威胁，他对其朋友所坚持的和平主义气不可遏，1935年在位于马拉凯堤岸街的家里接待过戴高乐；前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米勒朗即将在参议院见到戴高乐，戴高乐希望能说服他……1935年4月15日，众议院举行了关于法国军事问题的会议，旨在将服兵役的期限延至两年。在此之际，在政界和在社会舆论中进行了辩论。戴高乐出席众议院的这次会议。他听到勃鲁姆重新赞扬通过普遍征兵来招募集团军——从前，这种赞扬曾在《新军队》一书里启示过饶勒斯——并且反对兵力更少的任何职业军。勃鲁姆甚至公开宣布了集团军的名字：“我想就象戴高乐所说的那样，叫突击和速度军，时刻准备着进行攻击型的远征和袭击……”在这位社会党领导人看来，建立一支用于进攻的职业军是毫无用处的。长期以来，人们已经选择了一种由连绵不断的工事组建的防御体系，并且为此已经拨了巨款。此外，勃鲁姆在演说的结束语里，特意使用了和平主义语言。雷诺对勃鲁姆进行了反驳。“法国的问题，”雷诺声明说，“从军事观点来看，是建立一支象闪电式进攻一样进行反击的专业军队，因为假如被进攻者的反击不象进攻者那样迅速的话，那一切都会输掉。”雷诺证明，戴高乐——开会这天，他并未说出戴高乐的名字——建议成立的装甲力量是唯一能通过立即的进攻，对德国可能在欧洲中东部采取的行动进行反击的军队。勃鲁姆后来写道：“即使戴高乐将军的思想吸引过我，即使雷诺的直接呼吁感动过我，当时我在纯技术方面，也远未树立起那种被事件所强加的、不可干扰的信念。”⑦好几名众议员表示了支持雷诺。可是，面对那些代表多年来军事政策连续性的政府、参谋部、政治家的立场，上述的赞同意见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在支持雷诺的人中间，数达拉第最著名和最有影响。4月15日这天，他只是为实行两年兵役制辩护，并用一个句子来提出整个“装甲部队”的议案。“在涉及到质量的问题上，我不会远离雷诺的论断，”“达拉迪埃声称，尽管我不接受他的结论。因为在我看来，这种结论会导致组建一支专业的突击部队，而这种组建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危险，比人们想到的更大。”实际上，达拉第在众议院上一年6月15日召开的军事问题辩论中，早就阐述过他的观点。那时，他有意将下述两种体系对立起来：一种是“在1914年实施过的进攻体系——唉！假如当时不发生马恩河战役的、神奇的反败为胜，那就差一点使我们遭到最终的毁灭”，另一种是“装甲或防御战略”。达拉第肯定地说，这两种体系是彻底对立的。“认为可以找到一种能使彻底对立的两种体系调和的体系，则是不可能的。（是）这种深刻的理由使我们激进党人，去投票赞成这种（用于东北部边界工事的）拨款……你们从敦克尔克到尼斯，修建了一个防御工事网……你们在边界上堆积了这些混凝土堡垒，修建了这些经过现有的一切有名大炮考验的要塞、军营、装甲……而今，掩护（体系）应当成为基本点。我们肯定了这点。我们已经努力，使这种掩护变得不可否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达拉第的观念显得是站不住脚的。这等于是让德国——业已成为希特勒的德国——在没有遇到法国抵抗的情况下，投身于它在欧洲中东部打算进行的一切冒险，并且只相信那种既尚未到达敦克尔克、也尚未到达尼斯的法国工事的防御能力。但必须理解这种观念。归根结底，它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法国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要求，因此，基本的问题是要捍卫法国边界和为此修建一个防御工事网。可是，法国理所当然地不考虑下述因素：欧洲的平衡，法国对好几个中东欧国家的承诺，希特勒德国企图改变1919年凡尔赛条约所建立的领土秩序这种明显的和凶狠的意愿——特别是如果人们任凭希特勒德国推行其冒险，那它就会在欧洲大陆上获得可怕的霸权。在这种防御的军事学说背景下，有一种关于法国对外政策的、纯粹防御性的观念，但这种外交方面的防御观念既未公开宣布，也未被承认。显而易见，它与法国对几个东欧国家作出的承诺，以及法国维持从1918年战争胜利中建立起来的欧洲平衡的明显意愿，是自相矛盾的。不管怎样，法国统帅部是在这种自相矛盾的基础上建立其观念、学说和战略的。因此，它一开始就反对戴高乐在《建立职业军》一书中提出的论断。1934年担任国防部长的贝当不出面发态，但让其门徒发表意见。前军队总参谋长德贝内将军在《两个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道，“装甲部队”在莱茵河地区进行的进攻中是不会有成效的，因为“这个地区与匈牙利和波兰的平原毫无共同之处，那里的公路总是穿过村子，公路以外的土地布满栅栏和长满树林，还被深沟隔开”。1935年，在关于恢复两年兵役期的辩论中，魏刚将军在同一份杂志上写道：“我们拥有一支机械化、摩托化部队和骑兵的后备军。不必要建立任何军队。一切都有了。”《费加罗报》发表了署名让·里维埃尔的系列文章，来证明“坦克不是不可战胜的”，并用这句用语作为系列文章的标题。一位匿名的将领在《法兰西信使报》上撰文，想要证明为什么法国不应当作出与德国同样的军事选择。“德国人自然是处于进攻状态的，”他写道，“所以自然应当建立其坦克师，但法国是爱好的和平与处于防御状态的，所以只能是反摩托化的”。莫兰将军接任贝当的国防部长，他在众议员面前申明，组建一支装甲部队“是无益的和不可取的”，“这种组建是与逻辑和历史相对立的”。后来，贝当决计亲自进行干预，在《巴黎杂志》上就“法国的军事准备”问题发表了两篇文章，断言“坦克和飞机改变不了战争状况，法国安全的主要因素在于用防御工事建成连续不断的战线”。1938年，贝当为沙维诺将军所著的《还有入侵法国的可能吗？》一书作序，重新发动攻击，谴责任何建立在大量独立使用坦克基础之上的观念。“亲爱的，”贝当写道，“坦克是不常见的，其部署是比较缓慢的……发展坦克的有效行动需要时间，而防御者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运送后备军……在陆地上，那种阻止坦克的致命的障碍，就是与反坦克武器的火力相结合的地雷阵……在这个障碍面前，装甲师在两侧会遭到反击，受其左右”。在直接谈到戴高乐主张的“装甲部队”及其使用学说时，贝当的态度是明确的。“这支军队想要取得的决定性效果是无望的。任何保证都不会不遭到可能的挫折……至于那些会将我们重新拖入短期战争的坦克，它们的破产是明显的！……当大批坦克开到巴黎地区时，它们能成功地做些什么呢？……再说，躲闪是容易的。只要用卡车运输一些部队和某些装甲车，就足于减缓由德国装甲部队可能的入侵”。贝当更加明确地表态，排除了入侵者通过阿登山脉进入法国的可能性，并预测说，只要这支德军稍微穿过一下森林，它就会“在出口处被抓住”。至于空军的作用，贝当的态度也是明确的。“空军在战役中直接参加行动，则是一种虚幻。”毫无疑问，同戴高乐本人预见的相比较，他对军队内部反对自己的普遍反应印象更加深刻，受到的伤害也许更深。事实上，戴高乐在近半个世纪之后所写的《战争回忆录》里，用很大的篇幅指出这点，而且在措辞上不加留意。当年使戴高乐受到最大伤害的并非讽刺的话，他在书里有意举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有家文学杂志——他在回忆录里没有公开点名——写道，“要彬彬有礼地赞赏某人想要发明的一些近似于疯狂状态的思想，那是令人为难的。这里只是要说明，戴高乐先生在很多年前，已被于布神父所超过，于布神父也是一位具有现代思想的大策略家。于布说，因为我们将从波兰归来，所以我们要用物理学来设想一架运输整个军队的风力机器……”主要是当年的同僚和上司的判断和做法同戴高乐发生了冲突。他三次引述了莫兰将军的话。首先是莫兰在众议院讲坛上发表的讲话，断言法国军队永远不会超越马其诺防线，“走到这条防线的前面，去冒我所不知道的险”。戴高乐从中下结论说：“这番话是解决特种部队命运问题的，但它同时告诉那些欧洲的明白人，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人们除了加强马其诺防线之外，不敢做其他任何一切。”接着，戴高乐追述了一个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举行一次会议后突然发生的事件。当时，他在该委员会总秘书处工作。“莫兰将军生气地向我喊道：再见，戴高乐！只要我在，就不再有你的位子！……”于是，戴高乐叙述了莫兰向前来为自己辩护的“来宾的喊话”。“他抓住了一支蘸水钢笔的笔杆（皮罗诺）和一个留声机（保尔·雷诺）。‘我将把他打发到科西嘉！’”但戴高乐承认，“莫兰将军‘大发雷霆（……），但他却没有打雷的勇气’。”军队最高领导层是这样不理解戴高乐，从而对他的军人生涯不能不产生影响。1936年底，戴高乐发现，他的名字已从晋升上校军阶的名单上被勾掉。戴高乐立即作出反应。他不接受这样白白地失去一个机会，一个后来会在军队中崭露头角的机会，尽管军队迄今反对他的思想，但最终将会被实际情况所说服。⑧据雷诺的证词所述，戴高乐前来见雷诺，并告诉雷诺，如果他不在未来晋升上校者之列，那他的军人生涯就会“中断”，因为他今后的晋升机会几乎等于零。雷诺同意向国防部长达拉第转告此事。达拉第显然受到法军参谋部办公室的影响，所以解释道，戴高乐当过战俘，因而“服役成绩不如其同学”。在被告知这一答复后，戴高乐给雷诺寄了一封邮件，邮件里附上对他三次负伤的回忆和对他的五次嘉奖令，其中有四次是全军嘉奖，并建议由达拉第亲自过问他的卷宗。结果，达拉第被说服了，戴高乐在1937年被任命为上校。这件小事是说明问题的。显而易见，假如军队在总参谋部里——至少是低于军队最高层——不存在一种固有的、对戴高乐及其观念的敌视，以及可能存在的对戴高乐的方法和他同政界的关系的敌视，那就不会发生压制其晋升的事。不管怎样，戴高乐肯定从中得出了结论：此后，他对于军队最高层不再有任何期待，因为它挡住戴高乐的晋升道路和摒弃其思想观点。对戴高乐来说，他今后要做的事只是试图尽量对政界施加影响，因为一切都最终取决于政府，所以一旦戴高乐的对话者上台，他就必须马上成为他们最亲近的顾问。这就解释了戴高乐同他们的通信和对他们中的某些人寄予希望——这种希望显得有些过分——何以发生了奇怪的转折。例如，戴高乐曾经特别信赖过马塞尔·德阿将军。1935年4月，德阿在《社会主义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雷诺刚刚在众议院提出的论断。戴高乐便立即写信给奥比尔坦说：“德阿先生的介入将会是一张第一流的王牌，因为德阿在左翼的介入，已与雷诺在右翼的介入结合起来。”因此，1936年初，当德阿担任空军部长时，戴高乐会见了德阿，而且在晚餐和晚会上，德阿成了他唯一的对话者。据菲利普·塞尔提供的证词，事实上，为了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戴高乐最依靠德阿——也许如此——因为戴高乐预见到，左翼政党将在立法选举中获胜，所以他就假设德阿的影响会具有决定性意义。但紧接着是一种失望，德阿在1936年立法选举中遭到了失败。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他“被拉到一条相反的道路上去”。十八个月后，戴高乐在收到德阿发表的新著《转折中的人民阵线》后，于1937年11月13日写信给奥比尔坦说，德阿是“一个大才子和优秀人物。这就是他遭到别人指责的地方。但是，等着瞧吧，我相信，人们将看到他逆流而上，登上高峰。”毫无疑问，在戴高乐寻找的那些拥有相当勇气和智慧来改造法国军事制度的政治家中，德阿使他遭到了最大的失望，因为德阿不久后支持慕尼黑协议，敌视对德参战，疯狂而绝望地支持同纳粹德国合作，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现在，戴高乐只剩下依靠保尔·雷诺了，指望他有一天上台，在他身边共事，成为未来法国军队的“卡尔诺”。为此，戴高乐不忽视任何机会，对雷诺多献殷勤，多加赞扬，甚至有点阿谀奉承，就象他在1935年12月2日信中所写的那样：“毫无疑问，美好前程即将到来，它正在为您的政策和人格准备胜利，而这种胜利是同您的价值和勇气相称的。”也象他在12月3日信中所说的那样：“沃韦纳戈说过，伟大人物所期望的只应是伟大思想和伟大行动的成功。您是这句总箴言生动而光辉的证明。”戴高乐将长期保持这同一种基调。戴高乐在绝望中，坚持希望其对话者雷诺上台。要末是因为未来的事件将判定雷诺有理，如判定他在法郎贬值或法俄联盟方面有理；要末是因为事实上，雷诺能在左翼和右翼依靠一些盟友和朋友。在此情况下，戴高乐应当成为雷诺的直接顾问、最亲近的合作者。这条道路是否太狭窄呢？无疑是如此。可是，离战争爆发还有最后三年，戴高乐看不见任何其他办法，找不到任何其他支持。不过，这条狭窄的道路达到了目标，然而，为时太晚，只是在1940年，和在最坏的条件下达到的。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事件表明，在现有的法国军事体系和戴高乐想要建立的军事体系两者之间必须作一选择中，存在着一些完全生死攸关的、基本的东西。1935年秋天，法军总参谋部第二局报告统帅部说，德国政府准备重新占领由凡尔赛条约第42条和43条划为非军事区的莱茵河地区。10月21日，总参谋部将此情况报告政府。政府则通过其他渠道获悉，莱茵河地区有可能被重新占领。据法国驻德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所述，议会两院批准上一年签订的法苏条约会是这样的机会。⑨政府想要思考应对的做法。1936年2月1日，由皮埃尔－埃迪安·弗朗坦领导的外交部当时是这样致函由莫兰将军领导的国防部的：“现在有理由决定，如果德国为了片面取消非军事区的地位而采取主动行动，那么必须在最短的期限里采取预防措施或反击措施。”⑩人们至少可以说，这种文本是模棱两可的。即使“预防”措施不涉及行动，“反击”措施也必须强制性地采取军事行动。答复是由莫兰将军在2月12日所副署的总参谋部的一份通告对外交部的信函作了答复。⑾通告规定一系列旨在23天内完成部署“掩护体系”的措施：从实行“一般警报”到实行“加强警报”——包括集合边境省份的35000名后备军；实行“安全体系”，其中涉及到动员12万名预备役军人和后备军；然后，实行包括集结100万兵力的、“一般的或加强的掩护”等。当时，弗朗坦与莫兰的通信并未结束那种模棱两可和犹疑未决的情况，反而已经显示出法国政府内部存在着最严重的矛盾。⑿2月27日，他们的通信导致了采取下述三项对解决危机来说将具有决定意义的决定：如果出现“无可争辩地现行地违反”洛迦诺条约的情况，那法国在新国联公开表态之前，不行使单独行动的权利。但是，就象洛迦诺条约向新国联承认的那样，法国“只是在条约副署国的同意下才采取行动”——这样就使得一切都取决于英国的决定——并且只是可能地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最后，比利时和英国政府将受到有关情况通报，所以马上相信，除非得到盟国立即的和坚决的支持，否则，法国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⒀即将发生的事件果真如此。3月7日星期六上午，阿尔贝·萨罗被告知德军侵入莱茵河地区，所以当日下午他召集陆、海、空三军部长——莫兰将军、弗朗索瓦。皮特利将军和马塞尔·德阿将军，以及国务部长保尔－蓬古尔、邮电部长乔治·芒德尔等开会。只有这后面两位部长表示支持反击，其他人却马上表示犹疑不决和谨小慎微。莫兰将军决定建立“一般警报”系统，但这样做并不要求发布任何动员令，而是将大约5万5千名人马集中在马其诺防线上，换言之，比德军进入莱茵河地区的约3万名士兵还多得多。⒁3月8日星期日，法内阁会议开会，并未作出任何最后决定。尽管萨罗发出郑重的警告：“我们将不让斯特拉斯堡遭到德军的炮火袭击”，但3月9日内阁会议宣布，法国放弃洛迦诺条约赋予的、在遭到“现行侵犯”情况下进行自卫反击的权利，因而求助于洛迦诺条约的签署国和国际联盟。必须承认，当时法国和欧洲的时局完全不利于作出任何坚决和快速的军事反应。三天前，比利时刚刚宣布废除比法两国从1920年以来业已存在的秘密军事公约。过去英国认为法国对意大利侵略埃塞厄比亚的态度过于宽容或过于讨好，但此次却反对法国采取任何行动。在3月7日和8日这两个关键的日子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不断地劝告法国政府不要采取任何行动。⒂在华沙，比克上校提醒法国驻波兰大使莱翁·诺埃尔说，法国同波兰存在着联盟关系，但他只限于建议波法两国政府进行“紧密接触”——这并不妨碍波兰官方伊斯克拉新闻社在3月7日夜间，发表一篇支持德国主动行动的评论。⒃唯独苏联政府声明要准备采取行动，甚至苏联驻英国大使马伊斯基向法国同行明确指出，“只能通过坚决的反对，才能预防德国可能进行的侵略”。⒄但德苏之间却没有共同的边界。在巴黎，任何人都不想使刚刚批准的法俄条约生效。此外，几乎整个法国报界都在反对军事反击，所有政党的政治领导人都在本能地断言，在离立法选举只有六周时，人们是不可能参加一场武装冲突的。至于军队领导人，他们不断地提醒说，只有同英国一道，才能进行干预；如果军事行动达到某种规模，那就必须颁布总动员令。事实是，甘默林在关于德国军事力量的口头讲话或书面报告中，都明显地夸大德军兵力，将它估计到远远超出其掌握的情况的地步。但事实上，国防部长和政府总理也能拥有这些情况，因此对甘默林的结论提出了置疑。⒅这只是，因为，甘默林受其气质支配，关注他在一战时期、此后在许多次年度军费预算的讨论中取得的经验，因此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想要拥有一种无可争辩的优势余地，来确保胜利，并在要进行的战争努力问题上对政治领导人不抱任何幻想。然而，基本问题是法国的军事体系问题。在此之际可以看到，法国的军事体系仅仅是防御性的，从未参予过进攻，从未是能够进行大量和快速武装反击的力量。法国从它想要对希特勒的冒险行动进行反击时就能立即懂得，它没有反击的军事工具。法国不能更加明确地证明《建立职业军》的论断，以及它因不改变军事体系而即将遭到可怕的危险。由于莱茵河地区事件的可怕教训，戴高乐进一步认为，不应该为了那些最明智的政治家而失去莱茵河地区，它可以并应该引导这些政治家思考和明白，法国的军事体系是彻底不符合欧洲新形势的，希特勒的德国已使欧洲大陆的均势遭到威胁。戴高乐认为，勃鲁姆会在1936年4月和5月举行立法选举之后出任总理，是应当和能够被说服的，因此他必须去见到勃鲁姆。对此是毫无令人惊奇之处的。事隔近20年，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亲自作了解释。他认为，人民阵线的胜利体现了“大乱”、即一种深刻的变革意志，这种“大乱”可以是“同过去的消极状态实行决裂的心理因素”。换言之，戴高乐从中隐约地看见了一种在政治、智力和道义上进行撞击的可能性，而这种撞击会将蔓延开来，打击和推翻法国军事体系的教条。尤其是法国左翼的意识形态会推动左翼对外来威胁，采取一种更加激进和更加联贯的行为。“这并不是不可设想的，”戴高乐写道，“面临国家社会主义在柏林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罗马的执政、长枪党对马德里的接近，法兰西共和国想要同时做到，改造其社会结构和改革其军事力量。”从表面上看，这种行为是正常的，在戴高乐看来，这种行为业已被最合理的论据证明是正确的。但应当强调的是，这是一种具有严重意义的举动。诚然，人们看到，戴高乐首先认为，保尔·蓬古尔可以成为其优先的政治对话者。他也曾希望，马塞尔·德阿也是其优先的政治对话者，也许保尔·雷诺与德阿一样。至于戴高乐这方面，至少他的亲和力，以及不管怎样他有意想要建立的关系，都会使他同样地向左转，如果不是更多地向右转的话。但是，人们不能忘记1936年的政治气候，异常激烈的攻击勃鲁姆个人的宣传运动，罢工及占厂在许多社会阶层中激起的恐惧感，人民阵线支持者的胜利和人民阵线反对者的强烈反应在法国所引起的内战恶梦——正如在西班牙业已爆发内战那样。因此，必须再次指出，当时，戴高乐是多么远离那些在保守派中间、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在军官团中间因传统或利益继续存在着的感情、偏见和热情。不管怎样，戴高乐曾经指出，勃鲁姆政府决定几乎大量增加法国的军事努力。达拉第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后，接受了一个军事装备大纲：用“战争的节奏”来制造坦克、大炮，建立防空炮兵和弹药生产储备，组建三个新步兵师和两个坦克师，将骑兵第三师改变为机械师，给十个——而不是七个——步兵师配备卡车。总之，人们规定将组建78个各种类型的坦克营，甚至82个坦克营——同时组建第四轻机械师，给某些营的每个排配备五辆坦克，而不是三辆；后来组建两个重装甲师，每个师拥有六个最现代的B型坦克营。人们还规定，军事纲领启动时拨款140亿法郎，为期四年，然后增加拨款，加速纲领的实施并补贴物价的上涨，直至从1936年到1940年宣战期间升至310亿法郎时为止。⒆不过，问题在于知道，无论这个军备纲领有多么重要，它是否会引起法国军事体系的变革。因此，戴高乐决心去见勃鲁姆，试图使勃鲁姆明白，必须改革法国军事体系。埃米尔·梅耶再次被动员起来。⒇梅耶常在他女婿保尔·格吕纳博姆－巴兰家里接待自己的朋友，而他的女婿非常接近勃鲁姆。梅耶进行斡旋，为戴高乐争取到在1936年10月14日同勃鲁姆总理会见。后来，勃鲁姆叙述了这次会见，描绘了戴高乐这个人物——当他描写时，戴高乐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角色——的体格和心理。(21)在勃鲁姆眼里，戴高乐的形象是具有“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放弃行动（……）的这种气质，因为对他气质来说，行动是一种生命攸关的需要”。如果阅读戴高乐所著的《战争回忆录》，那就可以知道，他在会见中马上利用了当日发生的事件：比利时国王列奥博尔德三世在10月14日上午，以德国进攻比利时、比利时不能真正获得联盟保护为由，宣布停止同法国和英国的联盟。这对戴高乐来说，是一个补充的证据，表明法国的军事体系不能切实地捍卫那些有朝一日遭到希特勒战争行动威胁的欧洲国家。勃鲁姆保证说，他非常关注戴高乐提出的观点。当戴高乐提醒说，勃鲁姆过去反对这些观点时，这位总理对戴高乐吐露实情说，他“当了政府首脑后，改变了看法”。关于此次谈话，有两种版本，但任何一种版本都没有暗示他们俩改变了那种从前被勃鲁姆习惯性地重申过的、对“职业军”的批评，也没有暗示戴高乐抓住会见勃鲁姆的机会，象他在《战争回忆录》里所写的那样，承认“必要时，实行两年兵役制（……）使精锐部队引进一定比例的军队士兵”。不管怎样，由德军占领莱茵河地区所引发的危机表明，缺少一支能够作出立即和大量反应的军队导致政府和统帅在可能动员预备役和后备役军人的问题上陷入一些无结果的讨论，戴高乐肯定要以此作为自己的论据。他同勃鲁姆一道，提到了德国人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采取主动进攻的假设。根据莱茵河地区危机的事例，戴高乐暗示说，人们将预备役和后备役军人重新召回军队；人们“从我们工事的枪眼望去”，“眼睁睁地”看着欧洲被奴役的情景。勃鲁姆以此表明他尚未思考在此形势下突然发生一次战争的战略情况，便询问戴高乐是否真的希望派远征军去维也纳、布拉格或华沙。戴高乐本应用文学的词汇——这些文学词汇象在17世纪的习惯用语发出奇异的铃声：“如果德国军队沿着多瑙河或埃尔博河推进，那我们是否不去莱茵河呢？”——来描述这次对话，但他却反驳说，一支强大而快速的装甲部队能够立即对莱茵河和鲁尔地区采取一次进攻。勃鲁姆确认法国防御体系的有效性，同时转移了讨论话题。于是，戴高乐想要使勃鲁姆摆脱这种幻想。他指出，1918年的战线绝对不是不可侵犯的；从1918年以来在坦克和现代飞机威力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必定会使得马奇诺防线发生决定性的决裂；于是，“德国人将能推进一支由空军支援的快速装甲部队，进入我们战线的纵深地区”。戴高乐作了预测：“如果我们同样行事，那一切都会得到纠正。否则，一切都将会完蛋。”接着，戴高乐从技术上，对通过大幅度增加军事拨款制造军事物资进行了批评，在他看来，这些军用物资仍然是主要用于防御。勃鲁姆逃避责任，认为“使用给国防部的拨款是达拉第先生和甘默林将军的事”。戴高乐则最后一次指出，这是法兰西国防的问题，属于政府管辖的范围。他们的谈话到此为止。据戴高乐回忆，谈话被数不清的电话所打断。戴高乐知道，勃鲁姆对他提出的论据留下了真诚的印象，但在改变法国军事体系上却无所作为。因此，这最后一次机会也失去了。“现在，”戴高乐写道，“我觉得，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同德国的新力量抗衡的机遇遭到了严重的损害”。然而，认为法国军队当时处在一种完全停滞的状态是不公正的，因此是错误的。恰恰在1936年，法国颁布了新的“关于大部队战术使用的指示”，这从1921年由贝当强制推行这项指示以来尚属首次。(22)新指示恢复了进攻作为战争最高形式的原则。新指示写道，“进攻是特别的行动方式，唯独进攻能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局部的总攻是一个指挥官在他认为并非处于能采取总体进攻、或者对其部分活动地区采取进攻的情况下，临时选择的态度……这种态度不能取得决定性成果。一旦促使指挥官采取这种局部总攻的劣势停止，他就应当立即在进攻中，要求使敌军丧失战斗力。”那么，法军是否走上了正轨了呢？不管怎样，甘默林是很想走上正轨的。（23）在1936年10月14日召开的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上，甘默林声明说：“必须拥有进攻的技术工具。德国人设想了坦克师，是一种在深入扩大战果之前发动突然进攻的工具……我们缺少为进攻或反攻所需要的进攻性工具……我们必须有一个比德军坦克师更加强大的工具。”这天，倾听和支持甘默林的人是那样少，以致他不是强制推行选择和下达命令，而只是在下结论说：“无论如何，使用重机械师的问题是必须研究的。”过了一年多，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事实上，1937年12月15日，甘默林在同样关闭的大厅里，在讲话中重新发动了进攻。最高国防委员会再次作出结论：“关于装甲大部队，委员会的意见是在1938年内进行一些研究和试验，以便确定一个装甲师的可能的组成和装甲师的使用可能性。”（24）又过了一年。在慕尼黑危机之后，在1938年12月2日举行的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委员会查明由于军队的没有进行全面动员，一年前决定的试验未能很好地付诸实行。但这次会议上出现的意见分歧比前几次讨论更加明显。埃兰将军和比约将军支持甘默林，甚至超过了他的建议，明确表示要组建装甲师。会议的最后结论是实行一次有限的妥协。人们决定创建两个装甲师，但每个装甲师都被缩减到只有四个坦克营，并决定将其组成问题干脆推迟到以后再说。这样，在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月，人们找到了对艾蒂安将军从20年代起发出的、关于法国军队实行彻底现代化和大量使用坦克的呼吁的、弱小而能感觉得到的反应。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这些呼吁只导致一种军队摩托化和机械化的试图，而这种试图为时太晚，也没有真正的联贯性。(25)显然，戴高乐输掉了这场他从出版《建立职业军》以来就热情参加的、组建装甲部队的战役。一个颇为说明问题的事件即将表明，戴高乐已经失去了他的全部幻想，并不再犹疑地破釜沉舟。1937年,他于12月被任命为上校，他从7月起被分到驻守梅茨的第507坦克团，在秋天担任坦克团团长。他拼命地投入工作，全力以赴，以便把第507坦克团改造成一支完全利用其独立自主和快速的、同现有的一切规定实行决裂的装甲大部队。第507坦克团同戴高乐一道，引来了将雷诺·马尔坦将军，马尔坦指挥他的坦克旅，不久后被任命为坦克总巡视官。特别是德莱斯特兰将军，也指挥过该坦克旅，他从前非常接近艾蒂安将军，后来成为公认的坦克问题专家。当时，德莱斯特兰在戴高乐身上发现了他心里赞同的、但嘴上没有表达出来的思想，并且成为戴高乐的长期对话者。五年后，德莱斯特兰在1943年被戴高乐任命为秘密军司令。(26)这时，戴高乐同他的某些上司，特别是吉罗将军发生了无数次冲突。吉罗当年指挥过第507坦克团所属的兵团，而今被戴高乐这位年轻上校的明显的轻蔑、冷谈的坦率态度所激怒，所以他当着一个访问梅茨的议会考察团声称：“戴高乐上校是法国军队中最可笑的军官。”事实上，戴高乐不宽容吉罗，并且从此不宽容任何人。正象惯例那样，1937年法国举行了骑兵大演习。由马尔坦将军指挥的梅茨装甲旅——以戴高乐为首的第507坦克团属于该旅，但他尚未获得上校军阶——奉命支持骑兵团的演习行动。演习按照传统课目进行，严格实行参谋部强制规定的原则。在进行通常的批评教育——此外，表扬被正常地分配，保留意见也得到彬彬有礼的表达——之后，观看演习的甘默林亲自讲话，他最后说：“学说的统一是思想纪律的基础，舍此就没有高效率的军队。我想，先生们，我们大家是否都同意呢？”这只是一种礼节性的提问，旨在象平常那样，接受大家无声的赞同。但是，在以总参谋长为中心的将领和高级军官大会的外圈里，响起了一个声音：“我嘛，完全不同意。”与一切惯例实行决裂的戴高乐，坐在听众席第一排，被甘默林辨认出来，并被准许阐述他的观点。于是，戴高乐重提了他三年来所捍卫的一切论断：现代坦克要将快速和功率结合起来；大量使用现代坦克具有重要意义；适应现代坦克的速度对于其他武器来说是必不可少；现代坦克对于冲破和瓦解敌军阵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甘默林只是向戴高乐指出，这次重大演习很好地遵守了为坦克这种还是属于步兵一部分的“小武器”所确定的使用规则。但戴高乐却当场反驳说：“当规则荒谬时，必须加以取消和改变。”看到这个场面的任何人都不会忘记。(27)按照词义来说，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场面。在这种场合下，任何一名上校级军官都不能用这样一种语气，这样的严厉态度，去反驳法国军队司令。当然，戴高乐是第一个懂得这种道理的人。他采取这样的举动，只是表明他不再宽容任何人，也许他不再希望说服任何人，他已经准备同任何人实行决裂。对戴高乐来说，这是最黑暗的预感的时代。1937年夏末，戴高乐还陪同甘默林视察过在阿尔卑斯山修建的防御工事。戴高乐利用这个机会探望了他的妻舅雅克·旺德鲁——当时，旺德鲁正在同家人在普拉洛涅昂度假——然后，他要求旺德鲁把自己带到布里德－勒－班，他将在第二天一早从那里动身回梅茨。夜间旅行是美好的，那月光照耀着群山和枞树林，也许这种浪漫主义的景色导致了一种悲剧性的感觉。(28)“明年，我们将会到哪里去呢？”戴高乐突然问旺德鲁……“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幸福假期吗？”戴高乐还提到，希特勒的德国正在组建一支现代军队，法国参谋部则因“囿于混凝土国王的学说”而拒绝建立一支装甲军队，英国现在处于软弱状态，俄国在联盟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不定，美国将长期保持保留态度……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也许戴高乐是第一次大声宣布这个结论的：“无疑，我们的国土将再次遭到侵犯；几天的时间就足于打到巴黎。”但戴高乐的话没有说完，他继续说下去：“将来，人们必须从自己的所在地重新出发，从布列塔尼、或者从中央高原、甚至从阿尔及利亚重新出发。法兰西最终将同盟国一道获得胜利。然而，这将是一条非常漫长和非常艰巨的道路……”第六章 相约战争在这20世纪，“男人们”即将第二次奔赴战场。在法国，人们重新看到了一些归根结底谁都不会遗忘的、而青少年通过报纸、画报或插图本看到其重现的场面。在巴黎，人们重新看到了官兵从东方火车站出发、三五成群的人在动员入伍的宣传画前面聚集，新战士乘火车去同他们的团会合的情景。然而，此次却听不见他们前辈1914年以为打到“向柏林”去的热情喊声……每个男人都从抽屉深处或者从别的证件中，寻找那本规定出发日期的军籍簿。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惯例：在窗户上贴着纸带，好让窗户不被炸弹的呼啸声震裂；在火车站和公共建筑物的玻璃上刷上了蓝漆。就这样，人们在1939年9月初进入了战争……戴高乐坚守岗位。他被调到第五军的坦克指挥部工作——第五军由布雷将军指挥，负责从萨雷克米纳直到斯特拉斯堡以南的战线——驻守在旺让堡。与无数法国人相反，戴高乐没有为家庭采取任何特殊措施。他的妻子伊冯娜和女儿小安娜继续留在科隆贝－双教堂镇，儿子菲利普和女儿伊丽莎白暂时留在巴黎，继续读书，都是寄宿生。对戴高乐而言，无论如何，法国参战看来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有关的证据和通信都证明，尽管戴高乐知道法军对打一场必须打的新型战争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但他并不因此怀疑，最后必须抵抗希特勒德国的战争行动。事实上，戴高乐对希特勒德国的敌视是一贯的和不变的。人们看到，戴高乐是在其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的工作岗位上，以警惕的目光来观察德国军队的重组的。但人们通过一些有关情况的反应和引证也看到，戴高乐对纳粹德国制度、推而广之对其最完备和最可憎表现的专制主义表示深恶痛绝。在戴高乐身上，他的批评精神，近乎本能的、对言论自由——他本人是那样乐意使用这种自由——的爱好，从其古典文化和智力培养那里继承而来的人道主义，他的哲学偏爱，以及——至少就一方面而言——天主教的人类观，凡此种种都解释了这种厌恶。在戴高乐的行为或著作中，人们永远都不能找到任何痕迹，说明他对纳粹德国及其代表的战争行动的根本厌恶有丝毫改变。戴高乐的友谊、人际关系和选择都证明了这点。梅耶上校的朋友圈子完全是由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自发产生的厌恶情绪所活跃的，而支持戴高乐《建立职业军》论断的政治家，除了马塞尔·德阿很快疏远之外，全都属于抵抗希特勒战争行动的支持者阵营。戴高乐从中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在他看来，佛朗哥在德国飞机和意大利远征军的支援下获得的胜利，对法兰西是一种可怕的危险。作为战略家，戴高乐在判断西班牙战争时，预感到在法国西南边界上突然出现了第三个敌人的危险，也许特别是对法国本土同其北非附属国之间的通讯造成的威胁。本着这种精神，戴高乐在1938年同意向“年轻共和国”运动——换言之，一个受基督教民主主义启示、同时又坚持国家世俗的政治组织——召开的、防务问题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代表大会在昂热召开，戴高乐因其新职——第507坦克团团长——公务缠身，无法出席大会。因此，戴高乐寄了一份他本当要在大会上宣读的报告，明确表示法国要支持西班牙的共和主义者。1938年，欧洲的战略形势发生了彻底地有利于德国的变化。3月10日，法国政府——再说，这天是辞职政府——就象戴高乐在1936年8月的著名谈话中向勃鲁姆预告的那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德国吞并奥地利。只要看一眼地图，就已明白，捷克斯洛伐克的防御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德军从西雷西出发向南进军，从下奥地利出发向北进军，有可能在摩尔达瓦平原陷入泥潭，将捷克地区同斯洛瓦克地区分开，然后重新转向西北方进军，抵达那些与德国边界接壤的波希米亚高原的工事的后方。人们可以认为，戴高乐并非不知道这种危险。但这是否一个理由，一个同意苏台德已归顺德国，从而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使其他地区注定要遭到德国侵吞，象1939年3月真的发生的那样不能自卫，并由此使德国在中欧地区获得一种政治和战略上的决定性胜利的理由呢？戴高乐一刻也没有这样想过。也许戴高乐通过其政治关系——但人们没有找到雷诺寄给他的信函——知道，英国绝不愿意为了苏台德区而打仗，法国政府也几乎不可能用某种力量将英国拖入战争。但是，法国政府对1938年9月24日签订的慕尼黑协定，仍然进行了彻底的谴责。戴高乐在致妻子伊冯娜的信件中，用一种比致政治人物或朋友信函更加自由的语调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们在德国人蛮横无理的要求面前不战而降，”戴高乐给妻子写道。“我们把盟友捷克拱手送给了敌人。这几天德国的马克和意大利的货币在整个法国报界，特别在所谓‘国家的’报刊（《今日报》、《格兰戈瓦尔》、《日报》、《晨报》等）上大量流通，以便说服我们贫困的人民，相信必须放弃……我们正在逐步养成后退和受辱的习惯，以致成为我们的第二本性。我们艰苦备尝。”这封信里的，每一个句子都是含义深重的。戴高乐在信中只揭露了右翼和极右翼的报纸，他毫不犹疑地——再说，无证据地——把这些报纸的做法看作是腐败的结果，换言之，归根结底，看作是一种背叛。戴高乐对“后退和受辱的习惯”的抨击，表达了他对政府未来的行为、由此而来的对法兰西的后果“我们艰苦备尝”的、最伤心的预感……实际上，戴高乐至多不会认为，对德国人的让步和投降会永远使人免除较量。因为他在同一天，9月24日，给雷诺写了一封信，信中预见了未来的悲剧和重申了他的效劳建议。“至于我，我毫不惊奇地看到，法兰西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就要来到了，我确信，您将因发挥主导作用而彪炳青史。请让我对您说吧，不管怎样，我都决心为您效劳——除非我一命呜呼。”戴高乐走得更远。他同那些军队特有的规定和习惯实行决裂，作出了一个接近于政治承诺的举动。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加入了“现代之友”协会。②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主动行动。《现代》杂志是在《七月》周刊根据梵蒂冈的指令被迫停止出版后，由多米尼克人创办的，斯塔尼斯拉·菲梅任社长，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则是最有威望的社论撰稿人。《现代》杂志与“年轻共和国”运动密切联合。人们看到，该运动处于基民党的左翼，而基民党的机关报《震旦报》从前曾请求戴高乐来帮忙负责军事问题。《现代》杂志则更加严格地代表着在基督教背景下抵抗纳粹德国、法西斯的意大利和佛朗哥的西班牙的路线。人们甚至在《现代》杂志中，找到一种对梵蒂冈讨好上述三国政权的态度进行批评——几乎是悄悄的批评——的隐约可见的痕迹。不管怎样，为了抵制希特勒的战争行动，菲梅和莫里亚克同天主教徒的历史学家亨利·吉约曼、占领时期担任“战斗”运动创始人之一的克洛德·布尔代，在哈瓦斯通讯社工作的记者和未来“自由法兰西”的发言人莫里斯·舒曼一道，不知疲倦地进行了宣传运动。当时，戴高乐尚未同马克·桑尼涅这个思想启示者和几乎是该舆论派别的创始人相遇。但战后戴高乐透露说，他觉得自己最接近桑尼涅的思想。此次戴高乐参加“现代之友”协会，作为其完成的、唯一的、相当类似政治选择的举动，已经使他置身于某种思潮之中。不管怎样，眼下，它表明，戴高乐的承诺在这些想要抵抗德国战争行动中是不可逆转的。然而，承诺并没有给戴高乐带来半点乐观主义。在战争爆发的最初日子里，而且在此后的数周和数月里，戴高乐表现出一种根本的悲观主义，有时他发表意见时态度粗暴，犹如挑衅一般。③1939年冬天，戴高乐接待过一个英国议员小组，他的讲话是这样开始的：“先生们，这场战争完蛋了……因此，必须用机器来准备另一场战争，赢得另一场战争！”因为戴高乐每时每刻都会看到，法国没有那种在他看来唯一能确保胜利的军事工具。他徒劳地感到，自己在致朋友的信函中，当然，在其处于军队最高层内部的日常行动中，坚持着某种保留意见。有时，他也无法抑制住那些最痛苦的思考。1940年2月8日，戴高乐给最老的朋友吕西安。纳辛写信说：“从人道方面来说，没有任何战争会象这场战争这样悲惨。是荣誉和本性使我们走进了战争，但归根结底，我们尚未决定真正地进行战争。”2月21日，戴高乐在致雷诺的信函中，是这样分析其悲观主义的。“即使我们真的拿起武器，来阻止德国在中欧、巴尔干半岛、北欧和东欧地区建立霸权，我们也没有取得成功，再说没有试图这样做……因此，人们可以说，这场战争已经完蛋了。但是，现在还是赢得另一场战争的时候。如果我们失去另一场战争的胜利，那么世界，首先是法兰西，就会逐渐地习惯于希特勒正在欧洲最大地区建立的新秩序……几天后，在我们眼里，由希特勒在既成事实基础上向我们建议的和约就会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此后，我们就会对沉沦、孤立和毁灭熟视无睹了。”戴高乐之所以如此悲观，是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他在1939年冬天那些停滞不前的日日夜夜里的坏脾气的。解释戴高乐悲观主义的原因，则是战争爆发初期的战略形势，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结果。当时的战略形势可以用下述简单情况来加以概述:德国在发动一场大胆的运动战后不到半月，经过旨在瓦解华沙的十三天围城占领了波兰，从此在德国东部不再有战线，可以随时将其全部兵力调转方向，来打击法国；任何人都不能不知道，德国在飞机方面，特别是在轰炸机数量、在大多数地面军用物资（除了数量以外）、重炮和坦克方面，拥有重大优势；德国的兵力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盟军的兵力，因为法国在东北战线只能部署82个师，其中15个师用于驻守马其诺防线的要塞，其他10个师在阿尔卑斯山，12个师在北非，同时，从现在到春天，英国人只考虑使10个轻型师登陆。在戴高乐看来，此外还加上这样一种下述看法：德国在使用其坦克时，将投入密集型和快速的大部队，由此在战役中造成一种难以改变的失衡，因为法国在使用坦克方面选择了另一种学说。盟国指望自己在海军方面的优势和实行封锁的武器，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由于意大利、中欧国家、巴尔干地区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所持的善意中立，由于同苏联保持和发展的国家关系，德国可以获得本国军火工业所需的基本原料，或者用其国内产品来取而代之。盟国主要从1938年和1939年起，尤其是从战争爆发以来，投身于一种巨大的军备努力之中，所以可以希望在1941年或者最迟在1942年，在一切军用物质种类方面取得优势。可是，十分明显的是，德国将不会给盟国留下这样做的时间，一旦有可能，就马上要对法国领土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从此，无疑，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德国充分利用其最初的优势，来赢得一场决定性胜利。归根结底，任何力量都不能会阻止德国这样做，除非是俄国加盟。对此，戴高乐有一种明确的判断。1935年，在斯大林和拉伐尔签订法苏公约之后，戴高乐在一封致母亲的信中是这样下的：“我对法俄公约有什么看法呢？我的回答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很快就要对德国进行战争，而且只要我们的情况稍稍恶化，意大利就必定（……）会向我们踢一驴脚。问题是要幸存下去，其余的一切都是空话……不管我们对俄国人的制度有几多憎恶，我们都无法拒绝俄国人的赞助。这是弗朗索瓦一世同穆斯林联合，反对查理·坎特的历史。我清楚，希特勒开展了激烈而非常娴熟的宣传活动，已经使许多勇敢的法国人相信，希特勒丝毫不怪罪我们，只需让他放手去征服中欧和乌克兰，就足于从他那里买到和平了……必须有勇气直面事件。在此时刻，一切都应该服从于唯一的目标：将所有反对希特勒的人集结起来，同德国进行斗争。”这个判断是毫无模棱两可，具有战略特点的。对法国来说，最有效的反对德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种“背后联盟”。当德国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达到它能希望取得的、对盟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初胜利时，这种联盟变得更加必不可少。1934年，杜梅戈政府的外交部长路易·巴尔图，作为第一个明智地鉴别希特勒战争行动及其可预见的后果的法国政治家，特意谋求签订法苏联盟，来阻止希特勒的去路。巴尔图克服了最反共的右翼与和平主义的左翼所持的犹豫态度，达到了他的目的。10月9日，当巴尔图在马赛接待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时，他被那些暗杀亚历山大的、克罗地亚的秘密结社分子打伤而死。因此，该由巴尔图的继任者、外交部长皮埃尔·拉伐尔前往莫斯科，签订巴尔图生前谈判过的法苏联盟公约。当时戴高乐在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供职，自然是支持签约的。但不久后，他可以观察到，法苏公约没有被赋予任何有实质性内容的下文。起先，拉伐尔关注此事。后来，应拉伐尔的要求，与巴尔图和苏联人的想法相反，推迟了关于在军事方面实施公约问题的讨论。④甘默林肯定希望，法苏公约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交换承诺。然而，1935年5月4日，即签订公约后48小时，法国外交部秘书长阿莱克西·莱热已经报告甘默林说：“眼下，绝对不存在法俄军事合作的方式问题”。⑤但甘默林仍然决定，先后派卢瓦索将军和施维斯古将军出席苏联红军在1935年秋天和1936年秋天举行的大演习。他们两人回国后所做的报告是相互矛盾的，前者十分支持法苏联盟，后者态度却非常保留。然后，1936年冬天，勃鲁姆政府放弃了同俄国开始进行的军事谈判。因为捷克斯洛瓦克共和国总统贝内斯告诉法国政府，苏联参谋部业已同德国进行联系，所以信赖苏联是危险的。⑥后来，德国情报机构前负责人认为，关于德国和苏联统帅部接触的档案资料都是由他们彻底捏造的。但当时，消息最灵通的欧洲国务活动家，甚至那些最津津乐道于相信红军英勇的欧洲国务活动家，都自以为最有理由认为，苏联军队领导人在策划反对他们的政府，也许在密谋中同德国串通一气。不管怎样，1937年，图哈切夫斯基一案不仅牵连到几位苏联元帅，而且牵连到一个庞大的苏联军官网络，似乎判定这些欧洲国务活动家有理，或者至少说，使人们对红军的英勇产生了怀疑——如果不是对红军的忠诚产生怀疑的话。因此，并未象勃鲁姆本人在其政府初期所希望的那样签订法俄军事协议。1937年，当勃鲁姆已经不再担任政府总理时，就不存在签订法俄军事协议的问题了。但苏联驻法国大使波当金通报勃鲁姆说，如果出现德国侵略的情况，那苏联军队为了进行卓有成效的干预，就必须穿越那些恰好将俄国边界与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东部边界分开的、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领土。根据甘默林的用语，这“在军事上是合乎逻辑的”。但1937年秋天，法国外交部长伊冯·德尔博斯在东欧国家首都访问了一圈，最后完全放弃了努力，不使法苏联盟同法国过去对波兰、罗马尼亚、特别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承诺协调一致。⑧实际上，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在这方面都没有进行过任何切实的努力。戴高乐在其工作岗位上，见证了这些事件。他在同驻守梅茨的第507坦克团会合的时刻知道，法苏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军事协议。此外，慕尼黑危机表明，法国外交为了把东欧伙伴和盟友联合在唯一的阵营中而进行的努力是徒劳无用的。因为捷克斯洛瓦克孤立无援地处于欧洲大陆中心，波兰参加了角逐，夺取了泰深，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则相当清楚地表明，它们不希望参加正在露头的战争冲突，匈牙利象预料的那样站到了德国一边，以便获得马格亚尔族居住的斯洛瓦克领土。慕尼黑危机的教训是明确的：如果法国人和英国人都想有一个迫使德国在两条战线上同时打仗的“背后的盟友”，那就必须克服在与苏联联盟和与波兰联盟之间的矛盾，必须使波兰承认，对德国战争胜利要求苏联参战，因此要求苏联军队站在波兰军队一边。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文章、报告或书信能使人知道，戴高乐对于1939年5月至8月期间法英苏三国进行谈判的情况是了解的。反过来，我们可以假设一下，戴高乐对于3月29日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突然作出的、在波兰遭到打击时支持波兰的郑重诺言所导致的战略形势有什么看法。正如法国驻英国大使科尔潘所写的那样，这是一种单方面的和无条件的承诺，一种“与英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原则实行的全面决裂”，它们是德军进入布拉格和捷克斯洛瓦克遭到瓦解事件在英国造成的冲击的产物。⑦然而，现在，英国政府在长期摒弃关于进行军事干预、援助那些受到德国威胁的中东欧国家的全部观点之后，却使波兰政府成为伦敦和巴黎所作的未来决定的仲裁者。英国内阁没有就其刚刚作出的选择的实际意义问题进行任何政治和战略辩论。国防大臣霍尔·贝里沙后来指出，英国内阁甚至不了解参谋长委员会所写的、一份证明绝对不可能对波兰实行有效军事保护的研究报告。英国下院几乎全体一致地赞同首相张伯伦的新立场。唯独1916年至1918年期间担任英国首相的劳埃德·乔治的声音起来揭露有关的危险。乔治形容说，在事先不取得苏联支持的情况下许下这样的诺言就是“自杀狂”。他还说，人们为希特勒提供了一个再次证明英国的保证无效的机会，并且即将推动波兰政府拒绝作出任何让步——甚至最小的让步，从而使英国和法国无法避免战争。许多年后，当丘吉尔撰写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章时，他作了同样的推理。“在浪费和摒弃其任何援助和一切好处之后”，丘吉尔写道，“英国与法国手拉手前进，以便确保波兰——仅仅半年前，波兰贪得无厌，参与了对捷克斯洛瓦克国家的掠夺和破坏——的领土完整。在1938年，盟国想要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还有一点意义，因为当时德国军队在西线几乎能部署6个经过训练的师……不过，人们断定，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和鲁莽的……而今，英法这两大西方民主国家公开声明，最终准备好要冒着生命危险，来捍卫波兰的领土完整。必须从头到尾地深入研究历史，研究这部据说主要是叙述人类的罪行、疯狂和不幸，以便找到突然发生这种形势全面逆转的平行线的历史……那种最后在尽量最坏的时刻、在最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作出的决定，只能导致对千百万人的屠杀。”对于张伯伦向波兰所作的保证，丘吉尔本人没有公开提出任何异议。在德军先后入侵布拉格和墨梅尔、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所制造的战争气氛中，那些支持抵抗希特勒的人不想公开表示其恐惧情绪，即使他们感到恐惧的话。然而，戴高乐早在近20年前，就对新波兰有过直接的经验。人们记得，他对波兰的社会、领导层精英和军队作过判断。后来，他可以在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的岗位上估量波兰的军事潜力，以致达到在一封私人通信中写过：“波兰不是无名小卒。”的地步。对于波兰军队长期抵抗德国进攻的能力，戴高乐不抱任何幻想，虽然波兰军队的抵抗能力还远远胜过法国军队。法国军队不能对付德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在闪电战中大量地使用坦克的攻势。因此，法英两国不会有波兰这个真正的“背后的盟友”。如果人们不能及时地同苏联建立政治和军事联盟，那就没有东方战线继续生存的半点运气。因此，在巴黎、伦敦和莫斯科之间进行谈判的赌注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的命运取决于此，不管怎样，在此后岁月里发生的事件的进程也取决于此。即使希特勒决心发动一场战争（如果要赋予德国这种他历来作为行动目标的、东欧的“生存空间”，那就必须这样做），并且事先压倒法国（如果这样做也有必要的话），力量对比和作战地图也会变得截然不同（如果从第一天起，他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的话）。事件的进程就不会是老样子，20世纪的历史就会因此发生变化。时至今日，人们知道，那些导致法国人、英国人和苏联人谈判最后遭到失败的、错综复杂的和相互矛盾的阶段是什么情况。人们知道，在前一个阶段，在1938年的冬天，那种不反对德国向东欧采取战争行动的试图是存在的，至少在巴黎是有的。作为法国军界最高人士之一和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法国海军参谋长、海军上将达尔朗在1939年1月22日的报告中，特意要求不反对德国的战争行动。“我们应当首先维护我们的帝国。”达尔朗说，“其余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因此，只要德国不支持意大利提出的权利要求，我们就应当让德国自由地在东欧采取行动。”⑩当然，这份报告没有公开发表，但人们从大部分法国报刊上发现了人们对达尔朗这种选择的反响，以致苏联驻法国大使苏里茨认为可以下此结论：“假如德国人真的去攻打乌克兰，那博内及其战友就会发出一种轻松的叹息”。⑾此外，事实上，1938年11月24日，在巴黎举行了法英两国领导人会议，博内在会上提及德国有可能主动对乌克兰采取战争行动，分析了1935年法苏公约的意义，并从中下结论说，“在缺少一份明确的军事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力量都不会使法国和苏联自动进行两国之间“帮助和援助”。⑿博内甚至补充说，只要坚持1936年签订的法英两国协议，人们就会推论说，“法国在德国侵略的情况下是否应向苏联提供直接的军援，基本上取决于英国内阁判断形势的方式”。人们无法更加明确地说，法苏公约业已失去了其基本内涵，或者至少无法说，法苏公约失去了其切实贯彻的任何机会，除非迄今为止不再敌视或怀疑法苏公约的英国另作决定。只是在德军于1939年3月15日攻占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最终解体，然后英国无条件地承诺捍卫波兰的领土完整之后，才提出了同苏联签订一份更加明确的协议问题。不管怎样，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是用明确的战略用语提出来的。当时，业已放弃其过去政策的博内在接见俄国大使苏里茨时，直言不讳地承认了中心问题是什么。⒀“显而易见，”这份谈话记要指出，“必须实现苏联同罗马尼亚、或者苏联同波兰之间的和解，以便法苏公约能够发挥有益的作用”。人们业已非常明确地提出未来谈判应当解决的战略问题。此外，苏里茨回答说，罗马尼亚和波兰迄今排除了同苏联联合的任何假设，甚至排除了苏联提供的任何直接支持。博内证实说，他完全理解同苏联达成协议所具有的关键意义，因为他立即反驳说，人们可以使罗马尼亚和波兰改弦易张。博内还提到了法苏公约，建议“立即举行法苏会谈，以便作出明确的决定，在发生德国侵略时，苏联可以向罗马尼亚或波兰提供援助”。实际上，一切都取决于这个问题。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李维诺夫马上解释说，如果波兰继续不愿意听说同苏联进行任何协商，那么相互讨论和彼此承诺都是毫无用处的。后来，在此关键问题上，苏联领导人的讲话没有任何变化。4月13日，在博内和苏里茨之间进行了一次新的会谈，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地证实了谈判的目标。⒂法苏谈判的特点是，双方长时间地交换了建议和反建议。在这些建议和反建议中，尤其是不仅显示出英国政府对于向苏联作出明确承诺的极端怀疑，而且显露出它在法英这对伙伴关系中所占的永远的优势。只是在7月初，英国政府最终才接受了俄国6月2日提出的、关于政治协议和军事协议相联系的建议。⒃只是在7月23日，人们才承认，必须开始有关军事问题的讨论、使之补全在政治方面业已或多或少取得的成果，同时明白，没有波兰的赞同，协军事议就没有价值和实质内容，因为波兰领土是第一战场。⒄当这些艰难的谈判即将进入灾难性的最后阶段时，法英两国政府早就得到通知，苏联外交政策有可能发生变化。因为苏联外交政策经历了一系列挫折，正处于危机之中。1934年，斯大林深信有必要通过同西方民主国家结盟，并通过同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改良主义者或自由党人实行联合，来对付法西斯国家，特别是对付纳粹德国。四年多后，这项政策的总结是灾难性的。苏联在1935年同法国结盟以后，没有续签任何能切实和有效实行联盟的军事协议。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在国内恢复了兵役制，同英国签订了关于重新装备其海军的协定，重新占领了莱茵河地区，建立了西格弗里德战线，并吞了奥地利，通过慕尼黑协议夺取了苏台德区，肢解和征服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部分，攻占了立陶宛的墨梅尔。西方民主国家对此作出了一切反应，但都阻止不了德国。同样，它们反对德国和意大利派兵攻打西班牙，但都阻止不了西班牙共和国的失败。不是苏联想用反法西斯大联盟来包围德国，而是德国通过同意大利和日本签订反对共产国际的公约，使苏联本身受到包围的威胁。难道斯大林从那么多的挫折中，没有汲取教训吗？如果斯大林不能同英法两国建立真正的政治和军事联盟，那么难道他不会放好几年前所选择的战略吗？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后，通过法国驻莫斯科大使古龙德和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波当金1938年10月4日举行的会谈，法英两国政府被告知，有可能发生一种变化。⒅此后，苏联不断发出警告。实际上，只是在1939年5月，希特勒才为了他的利益，决定谋求同莫斯科签订协议。⒆迄今为止，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竭力要通过同日本结成军事联盟，来使可能出现的苏联的敌视态度变得中立起来，因为同日本结盟就会使苏联因害怕在两条战线上同时打仗而不动弹。但日本政府担心同英国发生可能的战争冲突，并对其军队在外蒙古进行的有限对抗中，在苏联装甲车面前遭到的失败留下过深刻印象，所以采取了躲闪的态度。当时，在希特勒看来，同苏联签订协议是唯一能使德国避免在两条战线上打仗的解决办法。希特勒认为，这种战略情况最为重要。因此，不管怎样，法英两国政府是在认识到苏联政策发生变化的风险和同苏联举行谈判的主要赌注时，才准备开始军事讨论的，而这样做就会补全那些在政治上业已或多或少获得的成果。7月27日，法国方面指定杜蒙将军率领军事代表团。说实话，甘默林这天向杜蒙下达的指示是在三天前经达拉第批准的，所以并不象人们后来认为的那样明确。这些指示考虑到苏联向波兰提供援助的不同方式，其中包括将援助限制在提供武器方面，但没有规定在德国向波兰进攻的情况下，法英两国如何同俄国的军事反击真正做到协调一致。⒇然而，这些指示同英国代表团8月3日接受的指示形成了明显对比。英国方面的指示精神可归纳如下：“英国代表团应当密切监视政治对话的进展，慢条斯理地进行对话。”(21)英国代表团也应当“用尽可能笼统的话”来同苏联人讨论。至于那些只能在波兰或罗马尼亚领土上进行的、可能的军事行动的关键问题，英国代表团应当“鼓励俄国人直接去找波兰和罗马尼亚谈判”。最后，英国代表团团长、海军上将德拉克斯－普拉姆克特应当谋求一项被称为“难于迅速达成”的协议，事先接受“某种谈判期限，以便使德国受到英法苏三国军事公约的威胁，以此来推迟战争，赢得秋季或冬季时间”。设想一些也肯定会导致人们即将举行的谈判失败的指示，是一件困难的事。后来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8月4日，杜蒙动身去伦敦，然后去蒂比里，在那里同英国海军上将德拉克斯－普拉姆克特登上“德文部”邮船，邮船以每小时13，5节的速度行驶了四天，结果只是在8月11日抵达莫斯科。(22)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被指定为俄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尽管法英对话者的级别比他要低得多。谈判一上来，伏罗希洛夫立即提出一个他后来不断重复的问题：“波兰是否将同意苏联军队进入其国土（……）以便苏军同敌人短兵相接？”8月13日、14日、15日和16日四天，伏罗希洛夫未得到任何回答。看到谈判最后要遭到失败，杜蒙建议巴黎派其副手瓦林将军去，试图说服波兰领导人，要他们相信，如果他们不同意，那就不会有同苏联的结盟；届时，他们的战略立场就会变得绝望起来。但这种建议只是徒劳一场。后来，杜蒙又主动派遣博夫尔上尉到华沙，博夫尔说服法国驻波兰大使莱翁·诺埃尔出面，再次向贝克上校进行活动，同时也由武官米斯将军出面进行活动。结果他们俩只得到波兰方面发表的、持坚决否定态度的声明，声明只是用有点轻蔑的词汇，准许法国人和英国人同苏联人“磋商”，而波兰领导人保留评判他们磋商结果的权利。达拉第在一个绝望的举动中，徒劳地准许杜蒙“最好是（……）在军事公约上签字，条件是须经法国政府批准”，暗示在苏联军队进入波兰领土的问题上，可以不经过波兰人同意。俄国领导人只能从中得出结论说，有人竭力要欺骗他们，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波兰人不接受任何同他们进行军事合作的前景。甚至有人向伏罗希洛夫证实，波兰政府不赞成法国起草的公约文本……8月22日公布了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即将访问莫斯科的消息。现在谁都不能怀疑，德苏两国靠拢是一个既成事实，并且即将签订一个协议。这对英法两国来说，不仅是一个外交失败，而且首先是一个战略灾难。因为波兰无法长期抵御德国军队，而且由于没有同苏联达成协议，德国将入侵波兰东部。在此之前，德国已经入侵了波兰西部。同样是战略形势决定着苏联的选择。事实上，苏联领导人是在下述三种解决办法中作一选择的。第一种办法是，继续在边界内观望，但届时德国将会获得优势：将波兰军队各个击破，轻而易举地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这样就不费力气地走完战争爆发的深入苏联心脏地区的大部分路程。第二种办法是，尽管波兰政府明确反对，但对波兰进行干预，然后同德国军队遭遇，但在此情况下，风险来自波兰政府的突然转变。波兰有可能在德苏两个敌人中间，断定苏联是最坏的敌人；届时谁也不知道，法英两国会从中得到什么结论。第三种办法是，同德国缔结一项公约就会对苏联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名声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利影响，但这种公约不会是最后的承诺。当时局需要这样做时，就会重新开始同西方民主国家的对话。再说，当法英两国代表离开莫斯科时，苏联代表已经对他们打了招呼。在此期间，苏联会在领土和战略方面获得重大利益，夺回其在1920年签订里加条约时失去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居住的领土，此外还加上1914年前属于奥地利的东加里西亚。且不说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贝萨阿拉伯地区将要获得可预见的进展。苏联作出其选择。这对苏联来说是一次重大进展，因为他将德国侵略的起点尽可能远地推到了西方。如果不同苏联发生直接碰撞和不打乱战争的战略形势，那德国就不能向西方再走一步。有位西方领导人——从表面上看，是唯一的西方领导人——懂得这点。10月1日，是丘吉尔在电台上发表声明说：“俄国冷冰冰地奉行了一种被利益左右的政策。我们本来可以希望，俄国人不是作为入侵者，而是作为波兰的朋友和盟友占领现有的阵地。但是，面对纳粹德国的威胁，俄国安全发生了问题，对俄国军队来说，坚守这条防线显然是一种必要。不管怎样，防线在这里，东线已经建立，纳粹德国不敢进攻东线。我无法预言俄国将要采取什么行动，这是一个神秘的谜底，完全被装在一个谜语里面。可是，也许在这个谜语里面藏着一把钥匙呢？这把钥匙就是俄国的国家利益。如果德国在黑海两岸落脚，或者入侵巴尔干半岛国家，或者使东南欧的斯拉夫国家人民受到其奴役，那就不能符合俄国的利益和安全。这是与俄国的生存利益和历史利益相违背的。”戴高乐进行了与丘吉尔同样的分析，但篇幅更短一些。他说：“俄国宁可同德国一道瓜分自己的猎物，而不愿沦为德国的猎物。”从缺少任何东方联盟产生的后果是，战争地图根本不利于盟国。人们不难预见到这点。至于戴高乐，他象支持签订法苏公约那样明确表态，觉察到德国不在两条战线上打仗时所具有的决定性优势。不管怎样，必须从中作出结论。这就是法英两国军队领导人在战争爆发时，在制定其作战计划时所做的事。(23)他们看到德国将是主要的敌手，但由于德国在大部分军用物资方面拥有优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不可能击败德国，因而建议依靠盟国的海军优势——如果意大利也来参战——对意大利岛屿和殖民地采取一系列行动。从这个作战计划初稿上，人们已经发现了一个重大矛盾。作战计划假设，必须粉碎德国的首批进攻，但同时规定在次要战场上开展大规模行动。可是，次要战场为了取得一些肯定次要的成功，需要动用法英两国的一大部分军事力量，因而使之冒有在主要战场——那里的德军占有优势，即使占有暂时的优势，也会对盟国进行致命的打击——被削弱的风险。然而，是这个观念启示了最初的作战计划。除了规定对德国实行严密封锁，向法英两国运送来自其庞大殖民帝国和美国的大量军用物质和各种援军之外，该计划还规定在巴尔干半岛进行各种外交和军事行动。此后，盟军将会超过敌军，然后可以转入对德国的进攻。可是，这个计划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因为希特勒想要尽早利用那种对他有利的力量对比；再说，考虑到在西线放手进攻，他可以通过施加一般的政治和外交压力，来确保中欧国家和巴尔干人的安定，从他们那里获得德国需要的原料和食品供给。此外，东南欧国家还想尽可能长久地维护其中立国家地位。虽然法国向中东地区迅速派遣了魏刚和来自北非的第86师，并增派了继续在原地的两个轻型师，但是，盟军兵力比较薄弱，在空军方面处于严重劣势，使它们在大规模的外围行动中毫无持续成功的机会。戴高乐在十五年后所写的《战争回忆录》中暗示说，人们本来“可以叫意大利在法国入侵与停止其中立国家地位保证之间作出选择，使它脱离战争”。但当时法英领导人的考虑是要安排意大利的中立地位。简言之，盟国在此战争初期设想的作战计划毫无成功的机会，而最后，没有任何力量会使作战计划摆脱唯一的、必定的前景：德国倾其全部军事手段，对法国阵线发动一场进攻。戴高乐正确地进行判断，认为人们对德国的进攻并未做好准备。戴高乐之所以在1939年冬天表现出根本的悲观主义，并勉强对其朋友加以掩饰，它不仅是因为在这张战争地图上，法英两国失去其只能由苏联扮演的“背后的盟友”，而且是因为法军深深地陷入到一种悲剧性的停滞状态之中。在戴高乐看来，这是实行一种防御性军事体系的结果，该体系导致不采取任何主动行动；也是一种思想状态的结果，这种状态导致使领导人放弃完全参战。“我毫不惊讶地看到，”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动员起来的力量仍然处在停滞状态之中……当敌人的兵力几乎全部用于维斯瓦河战役时，我们除了进行几次演习之外，实际上是无所事事，不向莱茵河畔进军。”戴高乐本人也参加了这几次“演习”，他的上司、第五军军长布雷将军对他的求战心切很受感动。因此，戴高乐的一个坦克营就部署在比茨附近，马其诺防线的前方。好几位闲得没事并在附近小山上安营扎寨的将军观察了演习，但这种演习显然毫无意义。(24)几天后，戴高乐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法国军队停滞不前状态所带来的后果，也看不到法国学说变革带来的任何成果，所以就给保尔·雷诺写了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封信。“我斗胆就指挥这场战争的问题，向您表达我的意见。我们的军事体系只是为了防御而建立的。如果敌人明天来进攻我们，那我就深信我们将抵挡得住。但是，如果敌人不进攻，那我们就几乎处在完全的无能状态。然而，我的意见是，敌人将不会长期进攻我们。敌人关注的事情是要让我们业已动员和处于防御状态的军队‘难受’，在此期间到别处行动。然后，当敌人认为我们产生厌倦情绪、迷失方向、对自己的无所作为感到不满时，它将用所有与其今日在士气和军用物资方面拥有的单子不同的单子，最终对我们发动进攻。”从这封信里，人们看到了戴高乐的气质和计谋的一个方面。出于本能，戴高乐估量出，法军内部这种完全停滞不前的状态，对官兵的思想和习惯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因此，他假设，敌人愿意利用法军的停滞不前，加剧这种可畏的、丧失斗志的的状况。但是，戴高乐主要是想要说服雷诺，相信人们还能改革法国军事体系，因此人们应当继续进行改革。也许敌人“不会长期进攻我们”并“在此期间到别处”行动，这就让法国政治领导人和军队领导人在其愿意的条件下，有时间对法军及其军队使用的学说实行戴高乐所要求的变革。戴高乐是那样深信这种变革，以致三个月后，他将重新主动做工作。当时，雷诺来旺让堡视察，受到布雷将军的接待，布雷也邀请其参谋长德拉特尔·德塔西涅和戴高乐参加接待。从表面上看，雷诺忘记指挥战争属于政府的责任，所以他询问布雷他们军队将做些什么。戴高乐立即表态，要法国军队在春天发动攻势，而布雷和德拉特尔却认为这是做不到的。(25)显而易见，这是推动雷诺去要求制定另一种军事学说和另一种的实施手段。然而，戴高乐并不放弃找最高领导层对话，希望其改变保守主义和墨守成规，尽管这种希望迄今已经成为泡影。波兰战役的失败给了戴高乐发表意见的机会。根据戴高乐的看法，必须从中汲取教训。再说，法军参谋部也努力去做。(26)参谋部第二局写了一份关于德军获胜原因的报告。报告说：“在击溃（法军）的行动中，在每个团防守的1000米到2000米的战线上（……）（德军）始终大量使用坦克（……）由坦克组成好几个梯队，每个梯队之间相隔约1000米（……），坦克的行动始终得到飞机的支持，飞机用炸弹或机关枪进行空中进攻。”人们是否在走向觉醒，导致法国军队领导人修正他们的学说？对此，报告的结论并未留下任何幻想。“德军在波兰的作战方法，”报告作者写道，“是适应特殊形势的……无疑，行动在西线将具有另一种方面”。不过，作者谨慎地暗示说，“认识（德军的这些方法）应使我们能在适当时准备好适当的应对方法”。当然，戴高乐从中汲取的教训是完全不同的。1939年11月11日，戴高乐向参谋部寄了一篇文章，来总结经验教训，并且亲自向甘默林进言。这是一份“关于使用坦克的报告”，他用人们知道的、关于“敌人在波兰刚刚实行的装甲大部队行动”的事实来证明该报告是正确的。报告中没有任何挑衅的语言和任何会被视为反常的判断。显然，在这篇报告中，戴高乐坚持最贴近现实，但同时还强调深刻改革法国学说的急迫性，想要用技术方面的具体论据来说服人。戴高乐暗中回答了从前那些对自己的批评，坚持坦克同步兵之间的关系是“意味着相互支持的”关系。他揭露说，把坦克“分散”在法军各个部队是一个重大危险。戴高乐重新要求人们修改关于使用坦克的规定，设想以后“在大部队范围内广泛和深入使用坦克（……）”但他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毫无疑问，他的悲观主义因而变得更严重了。戴高乐对这个时期所作的回忆，表明了他的痛苦情绪，也进一步证实了这样的感觉：在政治和社会等级的最高点，人们还没有象戴高乐那样看到，一个失去意识的国家正在受到死亡威胁的危险。共和国总统阿尔贝·勒布伦的来访证明了这点。勒布伦来检阅戴高乐的坦克团的一个营，会见时亲切地说，戴高乐的“观点（他本人）是知道的”，但“敌人要实行这些观点，看来为时太晚（……）”。戴高乐同著名的和颇有影响的《费加罗报》社长皮埃尔·布里松的谈话也证明了这点。戴高乐认为，法军处于可悲的被动状态，无力开展进攻，布里松则对他的观点作了反驳，诘问说：“难道您没有看见，我们现在已经赢得了马恩河战役的胜利吗？”毫无疑问，如果戴高乐对这种致命的盲目态度不保留记忆，如果他不能消除这种记忆的话，那他就不会在回忆录里提及类似的、来自那些令人尊敬的知名人士的积习……1940年1月18日，戴高乐应雷诺的邀请，在他位于巴黎里沃里街的财政部长官邸共进晚餐。同时雷诺还邀请了勃鲁姆。(27)戴高乐是这样陈述他同勃鲁姆的谈话要点的。“您的预测是什么？”勃鲁姆问道。“问题在于要知道，”戴高乐答道，“今年春天，德国人是否向西线进攻，来占领巴黎，还是向东线进攻，去攻打莫斯科。”“您是这样想的吗？”勃鲁姆惊奇地问道。“德国人是向东线进攻？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到俄国的内地去打败仗呢？是向西线进攻？但是，他们攻打马其诺防线能有什么作为呢？”虽然戴高乐没有叙述，但他当时不得不提醒说，德军拥有装甲部队这种业已成为世界上最可畏力量的部队，因而赋予它巨大的进攻能力，这与完全建立在防御体系基础之上的法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勃鲁姆则叙述了当年戴高乐陪同自己回去，直至到波旁堤岸街的寓所，以及沿途他对自己所说的话。戴高乐说：“我在一种难于忍受的骗局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只有几十辆轻坦克归我指挥，犹如尘土一般……我担心，尽管波兰的教训是那样明确，但这种教训也会被人们的偏见所否定。人们不愿意看到，让那种在波兰获得成功的学说，在我们这里变成可以实行的东西。请您相信我，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有待于付诸实行……假如我们不及时作出反应，那我们就会可悲地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将因我们的错误而输掉战争。如果您能同雷诺一道采取行动，那就请您行动吧，我求求您呢！”(28)戴高乐留心将勃鲁姆的名字，列入了他要寄赠其回忆录《机械力量的到来》的人的名单。这些人根据二战爆发以来突然发生的事件，重新采纳了戴高乐关于彻底改变法国军事体系的论据。(29)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反复指出，他称坦克是“战斗发动机”。“坦克在恢复和增加那些作为进攻基础的基本属性。坦克在三维中行动，比任何生物走得更快，能够运输以那些武器和装甲形式存在的重负，而今它在战争价值观的方面占有主导的地位，在自告奋勇地更新那种衰落的艺术。”戴高乐远未否定坦克以外的、其他武器的重要性，他承认它们将要发挥的作用，但他写道：“事实在于，同（其他武器）相比，坦克这种机械工具从本质上说拥有一种能力，一种机动性，一种完全不可比拟的保护功能；然后，坦克又构成演习、奇袭和进攻的基本因素。在现代战争中，只有通过机械力量的手段并与机械力量相称，才能有主动行动。”接着，戴高乐肯定说：“大量地正确地使用坦克，就能克服我们的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戴高乐断定说，现代战争首先要求象二十五年前那样，进行全面的经济和工业动员，以及新兵入伍的动员。所以，军事努力应当集中在获胜的武器上，而这种获胜的武器只能是“机械力量”。其结论是以要求反对战争爆发时那种致命的、停滞不前的状态，并发出反抗的呐喊的形式出现的。“现在的战争冲突迟早会具有运动、突袭、入侵、追击的特点，其广度和快速将会无限地超过以往那种最闪电般的战事……在这点上，我们不要搞错！现在开始的冲突可能是所有蹂躏大地的冲突中，最大规模的、最错综复杂的和最激烈的一次。造成此次冲突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危机具有这样的深刻性，呈现出这样的普遍存在的特点，以致它最后必然爆发一场涉及到各国人民和国家结构情况的全面动乱。可是，由于事物的和谐不明朗，这场革命获得了一种与其巨大规模完全相适应的军事工具——机械的军队。现在是法兰西将要作出结论的时候了。”勃鲁姆读过《机械力量的到来》这本回忆录，他是这样叙述其读后感的：“正是在那时，我获悉了一切，我理解了一切。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而且毫不拖延地组建机械部队。”虽然知道戴高乐赠书的八十名政界和军界人士名单，但人们试图相信，唯独勃鲁姆一人作出了这样的反应，因为在别地人们没有感觉到相似的反应。赠书是戴高乐所作的一个奇特的举动。戴高乐置身于任何规定和任何军阶之外，只向国家领导人对话，不考虑惯例、传统和普通纪律。不过，戴高乐的名声和著作早已将他排除在常规之外：他不想到被人们来评判或看待，彷佛他过去不曾写过《建立职业军》似的。不管怎样，戴高乐想要用这样的办法来改变国家精英的漠不关心态度，是一个巨大的赌注。但他遭到了失败。“我的备忘录没有引起震动，”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写道。达拉第宁可不读戴高乐的回忆录。(30)时任东北战线司令的乔治将军，也许接受勃鲁姆的忠告，看了这部回忆录，但他的判断是坚决否定的：“有意思，但这种重现历史经不起批评。”时任步兵监察并以此身份担任整个坦克部队司令的迪菲厄将军证实，他象很早以前一样敌视戴高乐的观点。“就问题的现状而言”，迪菲厄写道，“（回忆录里的）结论是必须加以摒弃的。”纳辛自认为知道，甘默林断言回忆录的结论是很有冒险性的。让·奥比尔兰将戴高乐的回忆录交给一名在参谋部供职的上校审读，上校提出了这样的评语：这是“一位谈论颜色的患色盲症者。”(31)据皮埃尔。比约特对让·拉库迪尔所作的证词，只有其父亲、北方集团军司令比约特将军告诉戴高乐，他赞同戴高乐的回忆录。在军队领导层，这种严厉的或者漠不关心的态度并未导致人们无视戴高乐有可能做到的事情，当然，这种情况是反常的，但也是真实的。这里，是甘默林采取了一个在1940年春天产生重大影响的主动行动。人们记得，在战争爆发前两年，甘默林试图建立装甲师并研究其使用问题，但他在最高国防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那里遭到了拒绝。然而，甘默林没有放弃。他还利用战争爆发所赋予自己的权威，命令组建第一装甲师和第二装甲师，并要求在1940年春末组建第三装甲师，此后再组建第四装甲师。甘默林是否会马上想到，将指挥这些新装甲部队的重任交给长期以来要求组建装甲部队的戴高乐呢？不管怎样，当雷诺邀请勃鲁姆和戴高乐来家共进晚餐后不久，致函甘默林，建议晋升戴高乐为将军时，甘默林向这位当时还仅仅是财政部长的雷诺作了积极的回答：“戴高乐将是法国军队最年轻的将军，这样做很好。”(33)但是，甘默林不去催促军队领导层和办公厅，因此他的意向毫无立即办理的下文。然而，几周后，甘默林将戴高乐召到他在万森城堡的总指挥部。关于这次会见情况，人们在《战争回忆录》里找得到叙述，戴高乐把它写成了一次由尊敬、模棱两可和不安情绪交织在一起的奇怪的争吵，而当时，这两位人物都知道，他们正在经历着一次令人伤心的战争前夜。据戴高乐的描述，甘默林在遥控日常事务，让乔治将军主管东北战线，说“只要不发生任何事件，情况就可以过得去。可是，如果战役爆发，那无疑就不能支撑下去”；他把自己关在“一个类似修道院的地方和他的万森城堡的隐居地（……）在密室里策划其战略行动”。甘默林召见了戴高乐，宣布由他指挥第四装甲师，并从5月15日起开始组建。戴高乐向甘默林表示，他对自己“以上校的身份应召来指挥一个师”感到自豪，但他对法国军队拖延时日来组建这种德国业已拥有的机械化部队感到惶惑不安。甘默林向戴高乐透露了对未来战局的想法，说德国人在进行一次“向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掩护或钳制行动”之后，就会经过荷兰和比利时，然后将目标“瞄准法国加莱海峡省，以便把我们同英国人隔开”。甘默林给戴高乐留下的印象是保持自信，“深信在他那一级，基本的问题是要一劳永逸地、在一个既定方面确定其意志，然后不因任何变化而偏离既定方向”。戴高乐显然对其人生的这一瞬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十五年后再来提笔写回忆录，戴高乐情不自禁地向甘默林这位领袖——即使人们在最后的时间里可以认为甘默林在发生变化，甘默林也是那么长期地反对戴高乐的思想——突如其来地表示了敬意。“甘默林是一位智力、敏锐性、自制力都达到很高水平的军人，他肯定不会怀疑，下一次战役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戴高乐对甘默林的这种敬意显露了真情，但它却是模棱两可的。戴高乐在向甘默林的巨大才能表示致敬的同时，也暗示了他把自己封闭在一种事先就树立的、排斥任何异议或意外事件的观念之中，而且跳不出来。所以，在结束关于此次会见情况的叙述时，戴高乐通过那种经过适度选择的词汇，表明其内心感到的不安，也许这是他的绝望情绪。“我是怀着尊敬的、但也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这位伟大统帅的。甘默林在他的修道院里，准备突然承担巨大的责任，在一幅我以为糟糕的画作上孤注一掷。”正当一切都证明戴高乐的悲观主义正确和一切都似乎已经失去时，突然来了一个戴高乐盼望和等待多年的最后机遇。1940年3月19日，达拉第政府被推翻，勒布伦总统指定保尔·雷诺接任总理。于是，人们可以相信，一切都变得是可能的了。难道戴高乐不是选中雷诺，把他当作彻底改革法国军事体系的旗手，而雷诺本人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已经同意进行这种改革了吗？近六年来，戴高乐是同雷诺保持了通信联系，在信中不知疲倦地阐述他的观点和提供他的服务。归根结底，戴高乐将一切赌注都押在雷诺的上台上，押在这样的时刻上：他最终能在法国军队中强行组建一支装甲部队，采取一种新的军事学说，指挥战争走向胜利。而今，这一事件终于到来了，但来得很晚，也许为时太晚。因此，人们即将看清，戴高乐寄厚望于雷诺是否有理，他本人是否能如愿以偿地扮演雷诺的副手、顾问或参谋长的角色。此事在几天内就办成了。戴高乐对此是有所准备的，他在几周前给雷诺寄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阐述战时应当如何领导国家，充当了雷诺身边工作、直接为他服务的人选。1、由指导战争委员会制定作战计划，并随着事件发展，就这种思想顺序作出必要的决定。2、如果要筹备召开战争指导委员会会议，就必须由一个秘书处来确定卷宗、研究问题和作会议记录。3、戴高乐上校可以担任战争指导委员会秘书长。由此看来，雷诺一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就立即把戴高乐召到其身边，这是毫不奇怪的。但是，召见戴高乐的目的是要求他起草雷诺拟于3月21日在众议院宣读的政府声明。这是一篇简明扼要的、坚决动员国家参战、最后只能夺取战争胜利的讲话稿。即使这个文本经过雷诺政府主要成员多米尼克·勒加的加工润色，雷诺也选择了原封不动地宣读戴高乐起草的原稿。戴高乐出席了众议院的会议，坐在公众席上。他写道，会议的场面是“可怕的”。许多激进党人对达拉第遭到排挤感到遗憾，在好几次发言中都表达了这种怨恨。右翼发言人对社会党入阁表示愤愤不平。那些妥协和平的支持者并不公开表达自己的愿望，而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他们的猜忌和怀疑。“唯独莱昂·勃鲁姆，”戴高乐写道，“以高贵的姿态发了言，尽管他没有获得任何部长职位。”对勃鲁姆的这种致敬是引人注目的和说明问题的。当社会党和勃鲁姆本人后来在四共和国初期对戴高乐进行无情斗争时——正如戴高乐在这场对他政治生命产生深刻影响的斗争之后写的那样――他象在其他事件问题上一样，表示了对勃鲁姆个人的尊敬。而今，勃鲁姆对雷诺提供的支持，刚够给雷诺一个众议院多数派。假如人们将弃权派同反对派的选票加在一起，那么雷诺的这个多数派只是比少数派多一票。众议院议长爱德华·赫里欧后还来对戴高乐说，当时他对自己是否拥有多数派没有把握。尽管激进党人和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希什里建议雷诺退出内阁，但雷诺决定坚持下来并采取行动。因此，雷诺想要赋予戴高乐战时内阁秘书一职，而该职位是由雷诺以他本人为中心同政府副总理、负责军队事务的部长、以及财政部长、殖民地部长、封锁和军备部长等人一道决定设立的。达拉第仍然担任国防部长，但他对雷诺满腔怨恨，并且明确表示反对雷诺。《战争回忆录》将下述这样明白无误的语言归于达拉第，以致人们对这些话是否当作真持犹豫态度：“如果戴高乐到这里来，那我就离开这个办公室，从楼梯下去，打电话给雷诺，让他把戴高乐安排在我的位子上。”新总理雷诺在遭到第一次挫折——看来他很容易逆来顺受——后，便试图进行第二次尝试验。雷诺把戴高乐找来，建议他参加一个负责在军事、财政和外交问题上亲自向他报告信息的三人专家委员会，由戴高乐负责军事问题。不管这个机会多么模棱两可，戴高乐看清了，这是赋予他的最后一个机遇。据吕西安提供的证词，戴高乐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雷诺的建议。“他愉快而热情地跑过来。他不再有思想家的的那种安宁。前线的空气使他的目光变得坚毅起来，但领导人的心胸狭窄却使他感到恶心。一听到戴高乐谈话的开场白，人们就马上懂得，‘在他的思想里，发展着一种无情的能力’（福楼拜语），即看见蠢事和不再容忍蠢事的能力。”（34）这样的经历没有持续多久。戴高乐起草的报告只能是由他来写，肯定不是由雷诺本人或他的几个合作者来写。在达拉第那里、业务部门和参谋部马上觉察到这点，并象可能预料的那样作出了反应。戴高乐从中汲取了结论，就像他当时在致母亲信中所写的那样。“我重返了前线……巴黎的政治气氛太坏，雷诺和达拉第之间的关系太紧张，以致我无法开展有益的工作。因此，我要求雷诺（让我）返回我的坦克部队，直到局势明朗时为止。雷诺同意了我的要求，同时也向我声明，短期内他将召我回来。因此，我在耐心等待。”人们不会怀疑，对戴高乐来说，此事是一次可怕的失望。在那样长久以来，那样执着地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此人上台后显得无力强制推行其选择、人事和思想——身上之后，这是一个考验，对此，戴高乐没有任何抱怨，但他必须经受无限的痛苦。然而，这首先是一个佚事，深刻地显示出戴高乐开始同总理雷诺一道共事的政治经验，也最终预示着即将发生的、直至1940年6月最后几次辩论的一切。因此，必须认识这件佚事的深刻根源。首先，造成达拉第下台和雷诺上台的政府危机绝非来源于那些主张更加坚决和更加连贯地指导战争的人所获的胜利。实际上，危机来自1940年3月14日参议院召开的秘密委员会的会议，更加直接地说，危机来自3月19日众议院召开的秘密委员会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中，人们主要看到所有反对达拉第政府的人发起的进攻，他们先后指责达拉第政府进行战争，排除最后的和平机会，在1939年12月初苏联进攻芬兰时不进行支持芬兰的军事干预——哪怕当时进行干预，冒有同苏联打仗的危险也罢。那些反对对德宣战声明的人从1939年9月以来实行协商和接近，以致组成一个或多或少开展地下工作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社会党人，象如马塞尔·德阿那样的、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发生决裂的“新社会党人”；象勒内·沙托那样的接近激进党的众议员；象贝热利和赖伐尔的亲信蒙蒂涅那样的来自左翼的独立党人；象斯卡皮尼和迪克西埃－维涅阿库那样的著名的极右翼众议员等。但是，这些人中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的头领是两位前总理皮埃尔·赖伐尔和皮埃尔－艾蒂安·弗朗坦。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特别是赖伐尔并不希望芬兰战争爆发，变成同苏联直接发生冲突的机会。相反地，大多数人都热烈地主张同苏联直接发生冲突。他们的思想状态和策略，在1月10日达拉第的一名外交顾问致达拉第的报告中得到相当好的概述。报告指出：“在法国舆论中，存在着一种广泛的支持同苏联决裂的运动。该运动是有感情基础和政治信念基础的。但人们也不能否定，有些社会阶层利用它来表明苏联是头号敌人，并且以此为由来实现同德国的跛脚和平。”（35）不管事隔多年来看此事会显得多么特殊，事实上，芬兰战争是一种长期地和联贯地试图对苏联进行敌视活动的机会。（36）人们知道，苏联在1939年11月，曾建议同芬兰交换领土。这就是，将那些控制着通向列宁格勒的海湾出口和卡雷利地峡的港口和岛屿并入苏联，以便使列宁格勒免于那些出其不意和就近发动的军事行动，在此情况下，在芬兰的东部边界上，从北到南，向芬兰出让一长条比上述港口和岛屿面积大一倍的（苏联）领土。苏联领导人绝对没有预见到芬兰人会对此采取拒绝的立场，所以他们丝毫没有集中兵力。同年12月，他们发动了首批进攻，但在全民动员和得到强大推动的芬兰人民的胜利抵抗面前遭到了失败。此时，人们可以预见，尽管遭到寒冬带来的困难和不利条件，但苏联红军在短短几周后集结了为大规模军事行动所需的兵力。事实上，大规模的行动在2月的下半月就开始了，使芬兰军队在3月中旬前达到了灾难的边缘。但在此期间，人们看见，主要是法国方面正在制定一项雄心勃勃的战略：盟国军队拟在挪威的纳威克登陆，通过瑞典向芬兰领土进发。这样，人们就会使德国失去从瑞典进口的铁――不管这种进口是通过挪威方面，还是通过波的尼亚湾；于是，人们伸手帮助芬兰军队，与此同时轰炸高加索的巴库，以便使巴库停止石油生产；人们甚至考虑派一支远征军在通向北极洋的、唯一的芬兰港口佩特萨摩登陆，以便从那里向苏联的摩尔曼斯克港进军。人们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召开的盟国最高委员会的会议纪要中看到，达拉第和法国的军队领导人支持这种计划并要求紧急执行。是英国领导人那种有步骤的、深谋远虑的和冷淡表示的反对，特别是尚在首相任内的张伯伦，先后推迟了和排除了法国的计划。事实是，人们在历史档案、证词和文件中看到，法国方面对这项战略提出的异议很少，仅此而已，而且丝毫找不到关于那些强制执行计划的论据的陈述。如果盟国的兵力分散到周围地区的远征中，那就会加强德国在西线的优势，而决战将会在西线进行。因此，直接指责苏联，就是加紧苏联同德国的关系，而不是松弛其同德国的关系；对于盟国来说，就是给自己制造一个新的敌人，有意造成一种对自己长期不利的力量对比。甘默林对那场有可能在比利时开始、先后在11月和翌年1月显得迫在眉睫的战役感到惶惑不安，所以谨慎地表达了他的保留意见和担心，用拖延的办法来延期执行最终的决定。可是，甘默林从未明确地表示过他的反对意见，其他的法国军队首脑便起劲地参加对俄国的战备。(37)魏刚态度最积极，从其驻守中东地区的指挥部要求在12月中旬研究“对苏联行动的各个方面”，并致函甘默林说，“在芬兰和别地歼灭（苏联军队）是极其关键的”。最大胆——这里且不说最狂妄——的军队首领是空军参谋次长、未来的维希政府国务秘书贝热雷将军，他当着斯特兰上尉的面阐述了一条重大战略路线：“现在，俄国同德国进行合作。它们将为了瓜分欧洲而共同作战，并竭力要扩展到欧洲以外。因此，我们打击苏联，就是使希特勒德国失去其所需的资源，同时使战争远离我们的边界。魏刚将军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统帅军队，这支军队将朝巴库的总方向推进，以便停止那里的石油生产。然后，再向北方挺进，同那些从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开拔、朝莫斯科进军的盟国军队会合。”不管人们对不仅象魏刚、贝热雷这样占据军队领导层高位的军事首脑，而且象达拉第这样的高官的智力价值，或者简单地说，对他们的理智的看法如何，假如没有当时的法国政治气氛，那他们就不可能表现出这样的勃勃雄心。(38)在从极右翼到左翼的广泛领域里，人们要求优先进行反对苏联的斗争——除了参议院的赖伐尔坚持和平主义、政府的阿纳托尔·德蒙兹长期以来更加关注同法苏关系之外。看来，法国各地舆论都怒火万丈，要支持芬兰，就象支持达维德、反对戈里阿特那样。当芬兰军队挫败苏联红军时，莫拉在“法兰西行动报”上颂扬了“文明的火山”。法布尔－吕斯平常撰文，表达那些从未希望真正抵抗希特勒的和平主义者和上流社会的观点，而今他写道，芬兰已经变成了“自由象征之地”。赫里欧从前主张建立法苏外交关系和长期主张同俄国联盟，现在则宣告“芬兰的胜利象其国土上的白雪一样长久，反映了精神对物质、人道价值对暴行的第一次胜利”。勃鲁姆本人在2月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布鲁塞尔会议上，表示不排除同苏联发生战争冲突的前景，使英国工党代表听了大吃一惊。当俄芬战争已告结束时，他甚至在1940年4月5日的《观众报》上写道：“如果有可能避免同苏联人打仗，那就最好。否则，那就打吧。”从表面上看，这股舆论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但戴高乐却认为这股潮流的用意是可憎的，其思想状态是可笑的，后来他用简练而轻蔑的语言追忆说：“必须指出，某些社会阶层想要把斯大林视为敌人，而不是把希特勒视为敌人。它们关心的是打击俄罗斯的手段——不是援助芬兰，就是轰炸巴库，或派兵在斯当布尔登陆——远远地甚于打败德国的方式。”不管怎样，是这股潮流在3月14日和19日的议会辩论中发表了激烈而热情地的意见，而且在很多人看来，是它教达拉第政府下台的。与此相反，勃鲁姆确实要求在指导战争中采取更加坚定和更加严峻的立场。但事实上，面对继续投达拉第赞成票的239名众议员，由300名投弃权票的众议员——也有一名投反对票的——组成的联盟是极其混杂的。人们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未来的政府会持久地和毫不妥协地代表着对德国的斗争，直至获得胜利时为止。戴高乐见证了这股潮流。据此，他设想到自己对政界中依然存在的抵抗能力和战斗意志进一步持悲观主义的态度。由于这种体验，戴高乐开始得到启发，看清了雷诺政府的命运和雷诺上台后的政治气氛。他用无情的语言来概述这种体验。“这足于使人察觉到，政府丧失斗志已经达到何等的程度。在所有的政党、报界、行政机关、商务活动、工会中，那些很有影响的核心都公开地赞成停战的思想。知情人断言说，这就是法国驻马德里大使贝当元帅的思想，人们认为贝当通过西班牙人获悉，德国人乐意准备签订一项协议。”戴高乐甚至提到要通过通知的途径来开展一次宣传运动，由宣传运动建议向贝当发出呼吁……再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雷诺政府准备立即开始一项“矫正”行动。雷诺政府的组成也让人怀疑：社会党人进入政府，有三名部长和三名副国务秘书，但最坚决爱国的右翼党团——路易·马尔坦领导的集团却没有入阁，尽管激进党人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放弃了入阁，对前空军部长居伊·拉尚布尔德和乔治·博内遭到排挤感到遗憾。不过，达拉第保留了国防部长一职，几乎保存了与雷诺总理同样多的权力，并且无论如何都能阻止雷诺想做的事情。那么，雷诺想要做什么呢？多年来，雷诺为组建强大的、兵力众多的和独立自主的装甲部队进行过辩护，此次他必定把此事作为政府的最近目标，因为他本人说过，这是现代战争获胜的最高条件。无疑，为了强行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同达拉第谈判其职务变动问题，赋予激进党人为确保其支持、或者取得右翼更大支持所必要的补偿。这项行动是困难的——人们对此不会怀疑——但这是为继续战争所必不可少的。雷诺必定想到这点，因为他早已说过。但必须看到，他光说不做。不管怎样，戴高乐看出了问题：对法国军队的结构、统帅部和学说均未实行任何变革。于是，人们只让甘默林以最慢的速度，逐步地组建他所愿意组建的4个装甲师，而始终不存在超过4个装甲师、或用不同方式进行组建的问题。毫无疑问，在雷诺政府上台的前几周里，戴高乐对此是感到痛心疾首的，尤其是因为他本来就相信，采取他所期待的决定和安排他本人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举手之劳。但是，戴高乐是否了解雷诺上台后不久将立即采取的那些计划呢？看来，戴高乐同雷诺过分接近，同消息最灵通的政界和新闻界接触过多，以致他不能不知道这一切。不管怎样，不管哪一天，即使戴高乐被告知一切，他也只能估计划，在他1月底的陈情书里提出的、完全转向对德战争的选择与雷诺作出的选择之间，有着一种从表面上看来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因为，雷诺完全恢复了过去制定的计划，将下数两项计划合并在一起，前者是在挪威领海布雷，旨在阻止德国进口铁，甚至阻止其在斯堪的纳维亚进行大规模地面行动，后者是通过轰炸高加索的油矿，反对苏联的军事行动。(39)当芬兰战争已经结束和不再有进攻苏联的借口时，雷诺自己制定了这些计划，并在英国人面前为它们辩护，尽了最大的努力。(40)对此，张伯伦再次表示反对。但是，英国政府在丘吉尔的坚决要求下，要求在挪威领海布雷的同时，在莱茵河投放江河水雷，所以在3月28日的盟国最高委员会会议上，最终达成了一次交易。雷诺宣布，如果最高委员会转而赞同其关于轰炸巴库的建议，以此作为补偿，那他就能说服迄今采取非常敌视态度的其他法国领导人，使他们相信在莱茵河投放水雷的利益。因为张伯伦明确加以拒绝，所以会议最终达成了另一种交易：4月初在挪威领海埋雷，此此同时在莱茵河投放水雷。这也是一个机会，使人们看到，法英两国在苏联问题上的观点相距多么遥远。当张伯伦宣布，苏联驻英国大使马伊斯基已经就同英国举行新的谈判一事进行了交涉，他将对此作出积极的回答时，雷诺反驳他说，绝对不要相信苏联，在盟国专家在原则上应再次审议法国提出的轰炸高加索的建议的同时，与苏联人进行谈判是令人难堪的。(41)4月9日凌晨，德国对丹麦和挪威发动进攻，一举摧毁了盟国关于斯堪的纳维亚战场的作战计划。当天上午，法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召开会议，决定必须在挪威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但达尔朗在事先不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却建议盟国利用这一契机，要求比利时立即向法国求助。(42)正如可以预见的那样，这项主动行动突然发生了变化，因为当天夜里，10日凌晨2点，比利时外交大臣保尔－亨利·斯帕克被人唤醒，匆匆忙忙地向其同僚征求意见，并在当天上午公开宣布了他们明确反对的答复意见。(43)在此期间，盟国最高委员会在4月9日下午开会，采纳了雷诺在3月28日提出的计划，仿佛德国对丹麦和挪威的进攻最终给了实施雷诺计划的机会似的，因为最高委员会决定派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到挪威，以便“确保对纳威克港的占有，以便今后在瑞典采取行动，禁止德国进入瑞典的铁矿。”(44)两周后，4月22日和23日，在伦敦召开了一次新的盟国最高委员会会议。雷诺在会上还重申其对法国《作战计划》的辩护，肯定没有任何力量能使盟国放弃其业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开始的行动，盟国不应因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威胁态度而放弃此项行动，甚至不应因在比利时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放弃行动。雷诺再次要求尽快结束轰炸高加索的备战工作。事实上，这是最后一次，因为张伯伦的拒绝是明确的和最终不变的。(45)这样，在德军即将对法国东北战线发动进攻，损害法国作为政治和军事强国的地位之前的整整十七天里，法国政府首脑雷诺赋予挪威战场以绝对优先的地位，拒绝人们提出的要他不被任何事情分心的忠告，同意人们为挪威战场投入必须的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继续要求对高加索采取轰炸行动，甚至以此含蓄地将在比利时和法国边界进行决定性对抗的假设——这种假设的意义是次要的，或者不大可能的——置于脑后。如果戴高乐了解雷诺——他对雷诺给予的信任和希望长达六年之久——的选择，那他就应当看到，这是与他过去提出的一切主张完全背道而驰的。后来，1943年5月，戴高乐在一封致新闻记者安德烈·热罗——此人以笔名“佩尔迪纳克斯”著称，在关于装甲部队的宣传运动中认识了戴高乐——的信里试图证明，他对雷诺的尊敬是正确的。“我坚持认为，”戴高乐对热罗写道，“在精神和性格方面，雷诺比所有其他参与竞争的政治家都高尚得多。显然，他是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优势，并确信命中注定要成为这场战争的克雷蒙梭的。然而，您想想，雷诺上台和他在政府中亲身体验到的气氛、是难以忍受的。我并不否认，雷诺的弱点在于他周围有某些庸人和几个无耻之徒，这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对雷诺总理身边的人进行考察，同时是对雷诺生活和工作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气氛进行估量。这种考察对于戴高乐――1940年3月底和4月初的，他可以非常合情合理地自以为即将出任雷诺的主要顾问——来说，是否是一次真正的冲击？人们可以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几周前，在雷诺办公室负责同新闻界联络的加斯东。帕尔维斯基以在职权方面同达拉第的办公室发生冲突为借口，被迫离开了雷诺。从1934年以来，帕尔维斯基早就是戴高乐在雷诺身边认识的一位赞赏者和朋友，肯定也是一位通风报信者。他名列那些最坚决地支持抵制希特勒战争行动的支持者之列，因而具有由此而来的、对变革法国军事体系、对必须谋求的联盟（其中包括同俄国的联盟）、对指导战争的一切后果。帕尔维斯基的离职不是无意义的。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帕尔维斯基看到别人——他们不是以雷诺财长办公室成员的身份，便是以他的朋友或启示者的身份——对他产生了奇特的巨大影响。因此，雷诺周围的气氛发生了变化，以致对帕尔维斯基来说变得不可忍受，他宁可到一个轰炸机大队去服役。戴高乐对帕尔维斯基的离职及其原因并非一无所知。(46)他听帕尔维斯基谈论过多米尼克·勒加和吉尔贝·德沃的作用，勒加和德沃都是财政部的监察员，尽管他们与帕尔维斯基一样，肯定对雷诺忠心耿耿，但他们与帕尔维斯基的观点却肯定不同。另一位财政部监察员伊夫。布迪里埃已经加入到他们俩的行列，此人属于那种最支持同意大利实行和解，同德国进行妥协，争取签订一种快速的、从根本上敌视同英国联盟的和激烈反苏的和约的圈子。这三个人对雷诺周围所有的人都施加其影响，即使他们接受的任务是行政管理和技术工作，而不是政治工作。相反地，选择保尔·博杜安担任作战内阁秘——即雷诺首先向戴高乐建议的那个职位——则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就象让－路易·克雷米厄－布里阿克所写的那样，博杜安作为财政部监察员，担任印度支那银行总裁，具有“处于商务、沙龙和神秘天主教义这三者的十字路口的名声”。(47)他在1938年1月的《巴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赞扬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美德，提出“任何问题都不能把法兰西同德国分离”的原则，并下结论说，“尽管人们感到不理解、墨守常规还有吸引力和在此方面的批评容易变得不公正，但必须肯定同德国实行和解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在参战之后，博杜安从表面上看并未改变看法，因为他当时断言，“先验地摒弃那种在德军土崩瓦解之前举行谈判的观点是不可能的”。这就使博杜安象雷诺的所有政敌弗朗坦、德阿、贝热利、蒙蒂涅、保尔·富尔、贝兰一样，明确地加入了那些当时操同样语言、主张实行妥协和平者的阵营。博杜安为这个阵营投入了特殊的热情，致力于将法兰西、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佛朗哥的西班牙、撒拉查的葡萄牙等集结起来，建立一种可能的天主教国家和地中海沿岸国家联盟。在其他著述中，他还要求法国改变政体、取缔政党和在国内减少“法兰西大革命的负面影响”。在1939年冬天的气氛中，博杜安自然在下述那些人之列，他们认为，“同俄国进行公开的斗争，多半是争取物质成功的最佳道路，但必定是在精神领域里获胜的道路——而这种胜利决定着其他的一切胜利”。雷诺首先让博杜安当其偏爱的顾问之一，接着让他在国防委员会秘书处里当其最重要的助手，然后任命他为副国务秘书，试问，雷诺能对博杜安的人品和观点一无所知吗？必须说明，这不是真的。雷诺刚刚任命布迪里埃为财政部秘书长，不久后将布迪里埃提升为部长，但此人支持慕尼黑协定，接近“法兰西行动报”，并且毫不掩饰他对英国的敌视。雷诺是否也不了解布里迪埃呢？这也不是真的。此外，还必须补充说，在雷诺周围和雷诺办公室那些比较默默无闻的人里当中，还有巴尔诺和雅克·勒鲁瓦·拉迪里，后者后来担任维希政府部长，是那些打着技术治国论者担忧的幌子，靠拢极右翼的社会阶层的重要代表。研究二战时期问题的历史学家认为，在雷诺身边的这些亲信中，他的女伴——德保尔特伯爵夫人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长期以来，人们没有谈论她。当人们对此作了最早的影射时，雷诺本人在回忆录里，否认了那种认为德保尔特夫人能对其政治选择产生某些影响的观点，将它视为谬论和无稽之谈。时至今日，任何人都不怀疑，不管怎样，这种影响对于雷诺身边人所作的选择来说，对于雷诺被迫生活在其中的政治气氛来说，可以是决定性的。德保尔特夫人成为1939年至1940年期间法国最会玩弄阴谋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埃莱娜·勒比费尔——勒比费尔是德保尔特夫人的娘家性——出身于马赛的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她是那样诱惑雷诺，以致他在1938年同其妻子——著名的巴黎律师公会会长亨利·罗贝尔的女儿断绝了关系。好几位历史学家或见证人都努力描绘德保尔特夫人的肖像。法布尔－吕克被她分享过感情，经常同她去同一个社交圈子，曾把她描绘成“一个象谈论个人事情那样谈论战争……贪婪地主持分配讼费，安插其被保护者和叫敌人后退的女人”。让－路易·克雷米厄－布里阿克看到，“这个少妇在巴黎的政界和沙龙中间周旋”，但他也看到她扮演的重大角色：“埃莱娜·德保尔特野心勃勃，狂热，象火一样，性情急躁，成熟，敏捷而任性，贪婪地想要刺探秘密和参与决策，不容忍矛盾，对雷诺施加了先知和暴君般的影响”。(48)德保尔特夫人满怀激情地参加了排挤达拉第的宣传运动，因为她憎恶达拉第的女伴德克吕索尔侯爵夫人，因为从性格和生活类型来说，她正好与德克吕索尔夫人截然不同。德保尔特夫人最终属于博杜安一帮，受到他的影响，保护他并确保他的晋升。不久后，德保尔特夫人象博杜安一样被说服，或者也许被博杜安所说服，相信必须尽快地、不惜任何代价地摆脱战争。在雷诺的亲信圈子里，最重要——即使不是最有影响、也是同样有影响，也许比博杜安更加有影响——的亲信，是空军中校德·维尔吕姆。人们只是在维尔吕姆的《日记》发表之后，才看到他的重要性。此后，人们通过人证和印证证实了这点。这位空军军官确保大本营（国防部）和凯道赛（外交部）之间的联系，即起先在甘默林和博内之间、后来在达拉第和雷诺之间的联系。维尔吕姆具有为取悦于政界和外交界、巴黎沙龙和晚宴所必需的一切。毫无证据可以证明，德维尔吕姆对法国的法西斯或极右翼政权有半点同情。何况后来，他还参加过抵抗斗争。然而，维尔吕姆无限的悲观主义态度，因此他认为，进行抵抗战争是错误的，德国的优势将会长期存在，必须继续保持防御状态和不让放过签订妥协和约的一切机会。维尔吕姆深信，唯独“第三支军队”才能改变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盟国；当美国在一个难以预见的期限内参战时，只有美军才能成为第三支军队。在维尔吕姆身上，还有一种他对戴高乐的、对法国军事体系思想的疯狂的敌视，而且理所当然地有一种完全敌视苏联的态度，以及一种几乎念念不忘的反共主义。这就是说，德维尔吕姆自然是接近一切主张同德国实行妥协和平的政治家，而这些政治家全都敌视雷诺。这就是说，一切都会使他远离雷诺。相反地，在1939年冬天，德维尔吕姆却变得非常接近雷诺。他经常在埃玛纽埃尔·阿拉戈家里，与雷诺共进午餐或晚餐。阿拉戈从娱乐业和某些财富中获益，已经成为最敌视抵抗战争和最支持同德国实现某种和解的、整个政界、经济界和上流社会的中心和活跃者。他们在一起交换意见、分析和评论。必须看到，他们几乎不是对立的，因为他们的关系正在不断地变得更加密切起来。不管怎样，德维尔吕姆没有向雷诺掩饰其半点情感和偏爱。他是否对雷诺施加了影响呢？虽然议会和新闻界继续把维尔吕姆看作是一个主张殊死斗争的人，但有好几个证据使人发现了他的犹豫不决和演变，也许发现了他的变化。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在环游欧洲国家首都之后，是这样报告了雷诺对丘吉尔的看法：“两天前，（丘吉尔先生）在夜里对雷诺先生进行了一次回访。丘吉尔的观点是绝对不妥协的。雷诺先生则认为，即使丘吉尔先生是一位出色的、很有说服力、拥有很强组织能力的大人物，他现在的思想也失去其灵活性。雷诺认为，丘吉尔先生只能设想进行殊死斗争的可能性，不管这种斗争是否带来动乱和普遍的破坏。在雷诺看来，这不是一个国务活动家的所作所为。”(49)因此，一切都导致戴高乐和维尔吕姆处于对立状态。有一个佚事显示了他们之间对立的尖锐程度，以致维尔吕姆在《溃败日记》一书中讲述此事时，肯定进行了讽刺和歪曲，因为他的愤怒是难以抑制的。此事发生在3月24日，当时人们还以为，戴高乐将会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秘书，成为雷诺的主要军事顾问。“在勒加的办公室里，”维尔吕姆写道，“戴高乐上校就军事上赢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作了冗长的陈述。他对我们尚未把军队开进比利时、甚至违背比利时人的意愿表示遗憾。据戴高乐所述，德军并不比法军更强，两国的空军明显地保持着均衡……我听了有些惊呆。我原以为他（比我）要聪明和内行得多。我便放弃了打断他那冗长而可笑的独白。一旦戴高乐说完，我马上就只用几句话去反驳他。”很明显，戴高乐不能象维尔吕姆这里叙述的那样，说这样的语言。对戴高乐来说，在这种场合和在这个年月，不存在无保留地表达其悲观主义的问题。但是，当戴高乐重视装甲部队，而德军拥有装甲部队，法军没有装甲部队时，他不会说法德两军势均力敌。然而，在这一天，重要的是，这两个人发生了粗暴的对撞，完全地显示了他们在一个应为同一个首脑和同一项政策服务的班子里的对立，绝对是水火不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根据这个佚事，人们可以认为，戴高乐之所以被排挤出国防委员会秘书处，不是因为达拉第的反对——他报告过达拉第所说的敌视的话，但达拉第没有亲耳听到过他讲——也许更多地是因为雷诺周围亲信的公开反对。然而，戴高乐动身去旺让堡，返回第五军的坦克部队，并且为了解释回部队的理由，他宁可追述雷诺和达拉第之间的分歧……维尔吕姆则被许诺有另一种命运。雷诺只是向维尔吕姆推荐了他身边的第一个职位，即雷诺驻外交部办公室的主任一职。就象维尔吕姆叙述的那样，人们明白，他因此洋洋得意，很想接受此职。维尔吕姆熟悉凯道赛，所以害怕其赴任不受到全体外交官的欢迎，便事先进行了摸底。不管真诚与否，外交部的好几位高官，如秘书长阿莱克西·雷热、达拉第的前办公室主任、大使罗贝尔·库隆德都向维尔吕姆保证，他将会受到欢迎。也许出于谨慎的考虑，或者更加可能的是，维尔吕姆要想亲自保持同最高统帅部的联系，所以他决定不调外交部，继续确保——此次则是为了雷诺的利益——凯道赛同甘默林的总司令部之间的联系。后来的事件将要表明，维尔吕姆可以在这个岗位上能够施加重大的影响，他也不放弃施加这种影响，因为除了罗朗·德马尔热里一人外，雷诺周围的亲信都赞同维尔吕姆的意见。基本事实是，雷诺很早就了解维尔吕姆，并经常同他来往，因此是在非常了解的情况下继续把他作为最亲近的顾问之一。由此看来，维尔吕姆是不可能对雷诺在方向问题上所作的选择，对雷诺暗中发生的演变提出疑问的。不管怎样，人们可以看到，维尔吕姆立即利用机会，强制推行一种与戴高乐在战前提出的、后来雷诺为了其利益而重新采纳的选择截然不同的选择。维尔吕姆在《日记》中直截了当地作了解释。“相反地，”他写道，“我让雷诺通过的计划，却没有留下雷诺在和平时期、恰恰在别处提出过的论断的任何痕迹。其实，雷诺的这些论断已经被事件超越了。但是，1940年1月26日，戴高乐上校向雷诺呈交了一份备忘录，企图从对我军机械部队的解冻中找到胜利。好象我们可以凭着五年的落后和一种比敌国差三倍的工业能力，在战争处于高潮时不仅在这方面赶上敌国，而且远远地超过敌国！理所当然，我能说服雷诺，相信这份备忘录的空想性质。此外，我心里还在思量，雷诺在何种程度上赞同戴高乐的学说。我认为，戴高乐主要是把它看作是自我扬名的手段。假如雷诺真的相信装甲师，那他还会不顾德国在这方面所占的巨大优势，在1939年鼓吹殊死的进攻，并在1940年赞同进入比利时的作战计划呢？基于同样的理由，这种意见同样适用于戴高乐上校。”(50)人们看到，维尔吕姆在这里流露出他对戴高乐的仇恨（此词并不过分强烈），以及对雷诺的一点轻蔑。但人们尤其看到，1940年4月，在维尔吕姆和戴高乐两人之间，是维尔吕姆对雷诺施加了最大的影响。在他们之间，角色是临时分配的：维尔吕姆在政府首脑一边，戴高乐则远离权力，在他的坦克部队中间——那是1940年5月10日，被德国闪电般的攻势击中的地方。这一天，人们到处感到，战争爆发了。在这个艳阳天里，对有些人来说，战争开始是默哀，是在家庭或同学面前无法承认的惶惑不安，是生活中的一切即将发生变化的感觉；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无声欢乐的震颤，是业已满足的对冒险的企盼，是战士老本性的苏醒。然而，对于几乎所有的人来说，至少在法国，在比利时，也许在更加感到意外和更加缺乏备战的荷兰，战争爆发也是一个下达最新指示、采取最新决定和提出最新建议的时刻。对于这一代欧洲人来说，这一天就是1940年5月10日。戴高乐也不例外。这天，他抽空给妻子伊冯娜写了一封信，此信以其基调、谈及的主题、它所显示的对未来前景的不确定，表达了千百万法国人心中的疑问。这封家信值得以此名义加以引证，就象它在戴高乐的《信函、报告和记事》中加以发表的那样，当然，发表时仅仅删掉其家人想要删掉的部分。信中写道：“我亲爱的小爱妻：现在，战争来到了，真正的战争爆发了。不过，如果目前在荷兰和比利时的行动真的构成法德两国的大战役，那我就会感到相当惊讶。根据我的意见，这场大战役将在不久后爆发。不管怎样，我愿意尽早筹建成第四装甲师。不管怎样，必须预料到飞机的活动将要增多，因此要采取预防措施。对于您来说，对于小东西来说，对于小姐来说，科隆贝是一个好住处，特别是如果科隆贝不在从斯特拉斯堡进军巴黎的大路上。因此，请您多加注意，白天，要注意警报拉响时让大家回家，晚上则要注意关灯。加多想必是相当可靠的。对于菲利普来说，他在巴黎，如果有人开枪，那他必须不要徒劳无益地佯装‘内行’。附上女儿伊丽莎白的来信。我对她考上业士学位寄予厚望……无疑，人们即将撤离梅茨埃尔和赛特丰泰纳。7日来信，我于昨日收悉。”5月10日发生的动乱和不安，全都体现在戴高乐的这封家信之中。其实，在荷兰和比利时进行的战斗并非象戴高乐认为的那样是主要战斗，何况它们不是“稍后”爆发，而是立即爆发，恰恰是朝着他预报的、必须撤离的梅茨埃尔和赛特丰泰纳的方向。轰炸就在5月10日这天开始。戴高乐不愿意他的家人因缺乏经验或充当好汉而去承受太多的风险，就象人们可以害怕菲利普想要“装出内行的样子”那样。但是，人们没有忘记，戴高乐在信中奇怪地提到了伊丽莎白，她必须继续准备“业士”考试。要搬家，那就必须同汽车库老板加多一道商办。但在此期间，必须考虑到“小东西”、即他的残疾女儿安娜的安全，以及那位看管和照料安娜的“小姐”的安全……但是，首先也必须“尽早筹建成第四装甲师”，以便能奔赴前线。戴高乐等的时间并不长。5月11日，戴高乐得到通报，说他的师指挥部设在维西内。12日，他在维西内驻地的“美地”别墅安顿下来。13日，戴高乐把师参谋部集合在自己周围，但不无粗暴地将一些不中他意的军官挤出参谋部。14日，第四装甲师的干部大部都抵达维西内，戴高乐轮番地向他们询问情况，时而傲慢，时而彬彬有礼。15日，当戴高乐还只有集结其三分之一的坦克时，东北军参谋长杜芒克将军把他召到了身边。这样，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刻，命运把戴高乐同杜芒克连接在一起。他们相继地为独立自主地大量使用装甲车进行辩护，但结果是徒劳一场。因为现在敌人突然越过阿登山脉，人们在敌军的去向问题上难以作出判断。向西，是攻打索姆河河谷和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海滨，或者向西南，则是直捣巴黎。为了阻挡敌人的巴黎之路，图贡将军率领的、迄今驻守马其诺防线后方的第六军奉命捍卫安省。但在等待第六军部署兵力之际，戴高乐指挥的第四装甲师应当从正面向拉昂发动进攻。这是戴高乐承担的使命。东北军司令乔治将军证实了这个使命，原先乔治不知疲倦地反对过戴高乐所著的《建立职业军》的论断，后来又反对过他撰写的1940年的备忘录。“去吧，戴高乐，”乔治对他说，“您多年来坚持那种现由敌人实行的观点，而今正是您付诸实践的机会！”可是，戴高乐首先感到的印象是，乔治惊惶不安，身心两方面都感到疲惫不堪，以致他认为，这位处于如此高位的军队首领“显然不堪重负了”。再说，在戴高乐看来，整个法军参谋部都显得“工作繁重”，看来“活力已经中断”。短短的五天已使敌人跨越默兹河，涌入阿登山脉，使整个盟军机构面临着崩溃的威胁。在法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身上，业已刮起了一股恐慌之风。戴高乐在总司令部里感到了这点。对戴高乐来说，不存在流露出悲观主义和对最高统帅部持严厉批评的问题，在他准备率领第四装甲师战斗之时尤其如此。然而，就象所有在5月15日具有同样经历和同样感受的人一样，戴高乐是不可能完全掩饰其不安情绪的。在这一天，他还抽出几分钟的时间，给伊冯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强调了几个词，让妻子理解他的思想。“事件是非常严重的。我相信，我们将能左右局势。但是，必须预料到一切。再说，对您来说，不管现在发生什么事，都是毫无燃眉之急的。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必须让布雷特将军向您通报情况，以便您不感到意外，万一……假如出现了‘万一’，最好是首先找到苏珊娜。您要确保有一种可能的交通工具，但不要引人注目。此外，我真诚地对您说，我不相信事情会落到那一步。”戴高乐在这封家信的开头，对妻子写道：“昨日被紧急召见，要去筹建一个师。在这个问题上，一切顺利。”事实上，为第四装甲师预定的军用物资集结得相当快。戴高乐几乎立即能动用这批军火。可是，戴高乐是在很大程度上，在掩饰其感情中去打仗的。因为5月16日这天，他整天都在集结第4装甲师，在拉昂周围来来回奔波。在戴高乐看来，当时他发现的撞击是这样强大，以致他在十三年后撰写《战争回忆录》时，将他1940年6月18日开始的抵抗斗争事业的深刻原因，归于此次考验。戴高乐本人是这样描写这次溃败的：“我在那里看到，许许多多的法国军人都变得手无寸铁了。他们属于那些在近日内被德军坦克师打垮的部队。他们在溃逃中被敌人的机械化部队赶上，所以接受了德国人下达的缴枪、向南方行进、不要堵塞公路的命令。‘我们没有时间来俘虏你们，’敌人对他们喊道。”面对这样的崩溃，这样的衰败，戴高乐受到了无比强烈的冲击。他浑身都感到怒不可遏。无疑，戴高乐就此写下的文字，准确地表达了他心中涌动的、那些不可磨灭的感受。“当时，看到这种人民狂乱和军队失败的情景，听到这种敌人狂妄而轻蔑行径的叙述，我感到无比愤怒。啊！这是太愚蠢了！战争的开局极其糟糕。因此，必须继续战斗下去。在世界上，还有着继续战斗的空间。如果我活着，那么，只要有战斗的必要，我就要在必须战斗的地方战斗下去，直至打败敌人和洗雪国耻时为止。我后来所能进行的抵抗斗争事业，就是在这天下定决心的。”眼下，戴高乐转入了攻势。5月17日凌晨4时30分，第四坦克师的一百辆坦克发动了进攻，到近中午时分已经打到了蒙科尔纳。由于两翼遭到威胁，德军第一坦克师看到其通讯联络受到重大威胁，以致德军在当天下午派第十坦克师来增援，以便使第一坦克师恢复元气。法德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大批德军飞机自由地行动。然而，第四坦克师向拉昂的撤退并不妨碍当天第六军的部署。特别是，这次激烈的战斗赢得了短暂的胜利，使得全体参战将士都感到，他们可以依靠成功的运气，来抵御敌人最好的装甲师。对戴高乐来说，这是一次决定性的经验。作为坦克使用问题的理论家，他可以将其过去所想的和预见的做法加以实施，即使在很低级别上实施也罢。(51)毫无疑问，戴高乐还增添了对他自己、自己观点和自己判断的信心。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戴高乐将在48小时后采取一次奇特的主动行动。5月18日，他获得了增援，现在第四装甲师拥有大约150辆不同型号的坦克，其车组成员来自那些尚未共同战斗过的团队，据戴高乐所述，“他们给人以普遍热情的印象”。5月19日上午，戴高乐向克雷西和布伊方向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再次从侧面打击那些在索姆河以北向圣康坦挺进的德军装甲师。在大桥附近，德军的斯图卡斯式飞机使法军坦克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而未遇到法国空军的任何反抗。由于缺乏飞机支援，又几乎没有炮兵，第四坦克师再也无法前进。戴高乐已经从一座名叫丰杜山的山丘上看到这点。但他在前两天就已懂得，现在则更好地验证，敌军在向西线、索姆河河谷和英吉利海峡深入的同时，将侧翼暴露在法军面前，如从南往北发动一次进攻，那就会切断敌军的通讯，并恢复同驻比利时的盟军同法国北方的盟军之间的联系。戴高乐是那样深信，这里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地方，以致他完全不理会乔治将军当天下午发来的后撤命令。夜幕已经降临了。当戴高乐急匆匆地赶到杜贡将军的指挥所时，前线又暂时地恢复了平静。戴高乐想要说服杜贡将军给他增派两个师的兵力，使他强有力地恢复白天开始的攻势，以便扑向德军装甲师的后方，切断其通讯联系，同北方的军队会合。戴高乐同杜贡将军的争论持续很久，但最后没有取得效果。杜贡宁愿照总司令部的命令去做。当人们知道这个事件处于何种局势时，它就会获得其全部意义。因为在5月18日上午，甘默林认为，德军的形势是最适合法军开展反攻的。就象1914年，德军的右翼为了包围香槟和洛林地区的法军而向东南方向进军，从而提供了向其两翼中的一翼进行进攻的机会——这次进攻便是法军获得马恩河战役胜利的起源——那样，现在德军向英吉利海峡的进军会使其南翼变得脆弱起来，并拉长了将其前卫装甲师同其主力步兵师连接的在一起的通道。通过空中侦察，甘默林得到证实，在拉昂、蒙科尔纳和比利时纽沙泰尔之间——准确地说，就是在戴高乐指挥进攻的地方——德军的力量是弱小的。当时，丘吉尔不知疲劳地观察着这场战争中发生的小事，始终热衷于战略问题的思考，也具有与甘默林同样的信念。5月19日，丘吉尔致函甘默林说：“乌龟已经伸出头来，伸到离其背壳很远的地方。还有几天的时间，德军主力才能抵达我们的交通线。看来从北方和南方，对这个长口袋进行强大的夹击，就会收到惊人的效果。”这也是甘默林的想法。同一天，9时45分，他签署了关于旨在确定反攻的“第12号个人秘密指示”。指示是以这样一种有意义的表达方式开头的：“不想对指挥战役进行直接干预……”甘默林以此提醒说，指挥东北军属乔治的职责，但同时强调其意图是要重新掌握局势，承担其职责，从而亲自证明法国统帅部组织工作的前后不连贯和自相矛盾。至少，甘默林看到了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沿着索姆省和安省一线，加强盟军手段，以便尽早向北方——戴高乐想要在北方主动发起进攻——发动一次攻势；关于与盟军切断联系的、驻比利时和法国北方的集团军，“不是让它受到敌人的包围（……），而是要发扬极端勇敢的精神，一方面，必要时，要开辟索姆省之路，另一方面，则要把特殊的机动部队投放到德军坦克师和跟随这些坦克师前进的摩托师的后方。”至于那些必要的手段，没有作任何明确的指示，但至少是，反攻的总方向是明确的，选择的时机也是良好的。然而，5月19日晚8时45分，甘默林收到雷诺的公函，被解除了指挥权。魏刚接替了甘默林。对魏刚这次任命将在未来的几周里产生巨大的恶果，但不管怎样，眼下对甘默林预定的对德反攻却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52)因为魏刚想要对乔治将军充分实行其权威，并在作出一切决定之前都要巡视主要指挥部，以便实地了解形势。人们知道由此而来的结果。虽然魏刚象其前任甘默林一样，看到了德军所走的“通道”的脆弱性，但他在5月20日就职的那天却不想下达反攻的命令。5月21日，魏刚乘飞机到法国北方，下午一时左右晋见了比利时国王。后来，他又见了集团军司令比约特将军，建议比约特全力以赴，攻打阿腊斯－康布雷一线，从表面上看，他并未考虑到此时正在同一个战区的军事行动。魏刚还建议在进攻中尽量多使用英国师，凡是参战的英国师所留下的地方，都用业已经过考验的比利时师和法国师来接替。这样一来还会进一步推迟进攻时间。英国远征军司令戈特将军之所以没有出席这些讨论，要末是因为他对参加讨论不大热情，要末是因为被这天英军的行动困难缠身。人们最后同戈特将军会合，他在当晚8时抵达伊普尔。但魏刚不等戈特抵达，就出发了。后来魏刚解释说，他对人们报告他的、敌军对加莱机场的轰炸印象深刻。实际上，德军的轰炸并未发生。魏刚是在下午决定从海上返回巴黎的。因此，他不同戈特会晤，在下午5时至6时间动身，乘坐“花神号”，取道杜福尔，然后由于害怕勒阿弗尔港口外布下的水雷，就直接驶向瑟堡。第二天凌晨5时，总司令魏刚抵达瑟堡，然后乘内燃轨道车回到了巴黎……从甘默林起草其第12号令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天，但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不过，对德军的攻势来说，5月20日是最危急的一天。甘默林原定的反攻恰恰是从20日这天开始，或者至少是在这天初见端倪——为此，戴高乐曾要求增援两个师……在冯·克莱斯特的德国装甲集团军进军、直到法国北方海滨时，在亚眠、圣康坦和佩龙三地连接该装甲集团军同冯·龙德施泰特的集团军主力的通道几乎变成了真空。冯·龙德施泰特后来对英国军事批评家利德尔·哈特吐露私情说：“我们害怕，在我们的步兵师有时间赶到之前，我们的装甲师遭到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再说，希特勒清醒地看到德军所遇到的危险，便敦促陆军参谋部要求步兵师尽量紧跟装甲师。5月22日，在德军装甲部队后面跟随的，还只有三个摩托步兵师和两个普通师。23日，德国人的形势明显改善。24日，通道地区得到了很大的巩固。因此，只有在5月19日至23日之间，盟国的反攻才会有真正的成功机遇。然而，这些成功的机遇被浪费了。不过，5月21日，比约特和戈特不等魏刚的到来，相信甘默林在第12号令中下达的指示——尽管甘默林的指示还没有得到证实——因而在阿腊斯以南向康布雷发动了反攻，使隆美尔率领的师在当天下午陷入困境，长达数小时之久。第二天，在莫里尼埃将军率领的援军的支持下，比约特他们重新发动了进攻，但在预报德军增援部队抵达的消息之后，根据最高层的命令停止了反攻。后来，冯·龙德施泰特承认，在他看来，任何反击的威胁都没有象这次那么“严重”。但在23日，德军已经抵达，发动进攻，从西部和东北部迂回包抄阿腊斯，以致法国人和英国人被迫在24日撤离阿腊斯。在原先法英两国军队还在坚守的防区中，那个东南角突出部分已不复存在，事实很明朗，已不再有一个向南方发动攻势的出发基地。至于法军应从索姆省和安省开始、从南往北进行的攻势，需要增援部队，而这些援兵只能从部署在马其诺防线后面的一些师里抽调出来。然而，在5月20日、21日、22日和23日这四天中，没有下达要求抽调这些部队来攻打德军“通道”的任何命令。只是到了5月24日，当盟国已经失去其一切反攻的机遇时，人们才“要求”东部集团军司令普雷特拉特将军从上述部队中抽调部分兵力，向安省前线转移，而这种要求不是通过下达明确的命令，而是通过建议普雷特拉特“相信防御工事”，并以绝望的基调求助于他的“义务感和全体将士的牺牲精神”。人们想象得到，戴高乐在经历蒙科尔纳战斗经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戴高乐在战斗中，检验了装甲车进攻的有效性和他的指挥能力。他抓住了现在这个时机：由于敌人进攻部署的薄弱，可以相信立即举行反攻会获重大效果。不管戴高乐此时或者后来了解到甘默林的第12号指示，他再次看到统帅部没有利用时势和及时作出反应的能力。一旦能明白这点，戴高乐就马上估量到任命魏刚为总司令的后果。但眼下，魏刚的权威就象他的知名度一样得到了加强。5月21日，军队最高层选择了戴高乐，让他在电台上发表关于军事形势的讲话。讲话录音是在萨维涅大厦的花园里录制的，戴高乐在那里设立了师指挥所。犹如时局要求的那样，戴高乐以一种坚强有力的口吻表明了自己的意见，这种口吻对于恢复那些听众的信心是合适的。这是一个短暂的佚事，对此，任何人都没有留下半点印象，他本人也没有提及过。但事隔多年来看，录制戴高乐讲话具有一种独特的立体感。正是在这天，他第一次在麦克风面前讲话……(53)戴高乐在蒙科尔纳发挥的作用，足于吸引统帅部的目光，以便使人们想到在另一条战线上立即使用戴高乐。此次，就是缩小德国人在阿贝维尔前面建立的袋形阵地。这是统帅部试图开展的行动之一，其目的是要图建立一个连绵不断的和前后连贯的新战线——新战线从索姆河口起，先后同安省和隆维雄战区会合，并经过那里最后同马其诺防线会合。与此同时，戴高乐终于得到了晋升。人们看到，在甘默林同意任命戴高乐为将军之后，事情就一直拖在那里。无疑，雷诺担任国防和陆军部长后，才使戴高乐晋升问题的卷宗走出了办公桌抽屉。戴高乐对此感到有点自豪，也暂时多了点乐观主义，这是毫不令人奇怪的。5月24日，戴高乐是这样给妻子伊冯娜写信的。“总是争吵不休。但就我而言，事情倒没有变坏。我得到的印象是，困难已被克服，（我们）在走向康复。然而，我们将会留下和进一步留下多大的损失啊！我从昨日起就升任将军了。我是通过保尔·雷诺的一封信获悉此消息的。他根据魏刚将军的建议，签署了我的委任状。”说真的，这只是一项从未得到过证实的、“临时性”的任命。这样，戴高乐在49岁半时，成了法国军队最年轻的三名将领之一。此外，在阿贝维尔的战斗——此战并未取得全部减少德军的袋形阵地，但赢得了许多地盘和俘虏了400人——之后，获得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嘉奖。一周后，第四装甲师所属的第七军军长费雷尔将军向戴高乐颁发了另一次嘉奖。但这两次嘉奖后来都被维希政府取消了。5月31日，福琼将军率领的英国师接替了法军第四装甲师。戴高乐将第四装甲师部署在马赛－昂－博维奇地区，并返回巴黎。他先去了裁缝店，穿上了一件将军制服，然后受到了雷诺的接见。这天，戴高乐是否被提名进入政府呢？任何人都没有对此提供过证词，但陪同戴高乐的内罗上尉却有了他入阁的感觉。接着，他拜访了魏刚将军。魏刚召见戴高乐，祝贺他在前线进行的战斗，向他询问了现在必须如何整顿装甲部队的问题。(54)6月2日，戴高乐起草了几项建议，作了对魏刚回复。即建议把法军剩下的装甲师重建成三支部队，而不是四支部队；这三支部队只由一名总司令支配；集结成唯一的“装甲兵团”。戴高乐写道，他“毫不谦虚地并且意识到自己能力地”要求指挥该装甲兵团。戴高乐已经通过这种口吻和这种方式来摆脱军队最高层的习惯做法，这明确地表明，他想要在法军统帅部里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也许这是由于雷诺昨日向戴高乐提出的建议的缘故。或者相反地，因为戴高乐认为雷诺的建议是可疑的和偶然的，他不想为了获得一种与事件发展相称的指挥权而将忽略一切。不管怎样，戴高乐已经感觉到，他即将这场战争中扮演一个崭新的角色。6月5日，这种感觉变成了事实。当天下午，弗雷尔将军召见了戴高乐，向他私下透露说，根据可靠的传闻，他即将被任命为政府部长。翌日，6月6日，德莱斯特兰将军——德莱斯特兰在梅茨率领第507步兵团时就与戴高乐相识，并一直是他的朋友——打电话给他，告诉广播电台刚刚报道他即将成为政府成员。雷诺本人打电话给戴高乐，向他证实这个消息。戴高乐只是赶紧召集他的军官，向他们致谢，接着到“军官食堂”去结算伙食余额。如今，不管戴高乐所处的地位还不大高，但他即将参加国家的政治领导机构。其实，雷诺已在5月18日对政府实行了改组。雷诺任命贝当为副总理兼国务部长，让贝当同达拉第对调了工作，让达拉第改任外交部长，自己则担任国防和陆军部长；与此同时，他任命魏刚为法国军队总司令。此外，雷诺还任命迄今担任殖民地部长的乔治·芒代尔为内政部长，芒代尔是克雷蒙梭的前合作者，众所周知，他代表着法兰西同希特勒德国进行殊死斗争的意志。而今，基本的问题，政界、新闻界和公共舆论首先关注的问题，则是贝当同魏刚的上台。正是这两人即将成为不知疲倦的、主张雷诺下台的领头人，疯狂地反对继续抗战。只要几天、几周的时间，就可以察觉到这点。对于雷诺来说，这种对贝当和魏刚的双重选择是灾难性的。雷诺以自己的方式作了解释。(55)他写道，贝当被视为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者，关于1918年战争胜利的他最后一个活象征，得到了左翼的同情和右翼的赞赏。他还写道，魏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福熙的参谋长，是最有威信的法军将领，魏刚的名字具有任何其他将领所不能有的冲击效应。事实上，读一下在任命贝当和魏刚之后报刊发表的评论，人们就会认为，雷诺是看对了的，他的决定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人们不能只看到这点。这不仅是因为，当时贝当年届84岁，人们可以怀疑，贝当在法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是否会对国家刻不容缓的复兴作出决定性贡献。在政界，人们很清楚，贝当谴责过抗战，不愿象达拉第要求他做的那样，与赫里欧同时在政府中共事，因为他敌视赫里欧这位谋求与俄国联盟的代表人物，他也敌视勃鲁姆这位最坚决地与希特勒德国为敌的社会党领袖。再说，贝当的名字不断地重复出现在那些妥协和平的支持者的谈话之中。如果说雷诺会无视这个事实，那是很值得怀疑的。然而，首先，雷诺以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明确地、更有权威地代表着与戴高乐的全部论断的彻底对立。雷诺曾经支持过戴高乐的观点，有时甚至几乎是孤军作战，所以他比其他任何人更都知道这点。现在，雷诺把贝当安排在自己身边，就是赋予贝当——对戴高乐来说，此人是永远的敌手——重大的角色。雷诺上台之后，并未为启动法国军事体系的彻底改革作过任何努力，尽管这种改革是他本人过去亲自公开要求过的，也会是他的优先任务。雷诺是否认为，贝当在其身边，仅仅是一种旨在唤醒公共舆论——这种舆论对法国军队领导机构和指导战争，都不产生任何影响——的象征？也许是。可是，雷诺有心要冒一场把贝当安排在国家政治领导最高层的风险，而贝当在基本问题上，换言之，在进行战争和赢得战争胜利的方式问题上，是必然反对戴高乐的。与选择贝当相比，选择魏刚有着同样的意义，尽管这种选择没有被同样证明是正确的选择。魏刚的名字并非象贝当那样是个象征。魏刚也不引起同样的普遍的同情，远未如此。相反地，魏刚以乐意蔑视政界和议会、甚至蔑视共和国机构而著称。归根结底，魏刚的威信只是来自他从前在福熙身边发挥过的作用，即一个永远的参谋长的作用。在将魏刚推到军队最高职位之时，人们本来可以和应当记得，他从未亲自指挥过打仗。诚然，在军事拨款额度有限期间，魏刚先后担任过军队总参谋长和被指定为战时总司令，但他却承担了贝当从前所作的一切战略选择，并一直坚持到他被甘默林取代时为止。当时，魏刚明确反对过戴高乐的著述，并在离开统帅部之后继续同戴高乐进行论战，而这场论战是他在职时就早已开始的。雷诺知道这点。也许雷诺记忆犹新，那天，戴高乐在让·奥比尔坦的带领下，送给魏刚一本《建立职业军》，魏刚则亲笔写下他的意见，特别是写下“魏刚反对”这几个字。然而，自从雷诺上台以来，一切都消逝了，仿佛他遗忘了似的。当雷诺在其周围组织密谋活动——这一活动得到达拉第的拼命支持——以便取代甘默林时，看来他没有注意选择其接班人，赋予这种选择以任何优先地位。据那些参加密谋活动者的证词，人们只能记住少数人的名字，最多三个。(56)比约特是早在战前就公开表态主张组建装甲师的极少数将领之一，他的名字不加讨论就被划掉了。乔治的名字，则没有任何象征的价值。再说，人们应当知道，在5月10日之后，一受到事件的冲击，乔治马上就垮台了。因此，魏刚得到了任命。但是，在一些如此偶然的、甚至微不足道的条件下，作出这样一个如此严重的选择，实属罕见。这是选择魏刚这个73岁的老人，他即将临时充当一个在战时、在任何一级都从未扮演过的角色，而德国人取得的最初胜利刚刚显著地否定了他的战略观念。人们还可以补充说，在过去的岁月里，魏刚从他驻中东地区军队司令的岗位上，支持过那些最鲁莽的对苏战争计划、或者巴尔干半岛的战争计划，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从表面上看，他并不关注下述的危险：法国正在为自己多树一个敌人，好象同德国一家打仗还不够似的。总之，对魏刚的选择与人们对雷诺的期待是背道而驰的，而多年来，雷诺是公开支持戴高乐所主张的观点的。人们至少可以认为，雷诺任命戴高乐为其身边的国防副国务秘书，最终是选择了法国着手进行（即使很晚进行也罢）军事体系改革——哪怕在敌人的打击下进行临时改革也罢。其目的至少是为了那些还有可能进行的战役，准备继续打仗，必要时在海外进行抗战。相反地，雷诺采取的第一个决定是任命维尔吕姆中校为他的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这是雷诺把维尔吕维用作自己的直接合作者、主要顾问，因为任何认识维尔吕维的人都不能假设，这位空军中校只是承担行政任务。维尔吕姆有偏爱，有决心，有观点，因此，承认他不向任何人、特别是不向雷诺掩饰自己的偏爱、决心和观点，只是表现公正而已。因此，雷诺是在知道原委情况下，选择了维尔吕姆的。人们不会下结论说，雷诺赞同维尔吕姆的观点，坚决听从他的意见，谋求妥协的和平。但雷诺想要把他用作自己的直接合作者，则是第二次。人们看到，当雷诺上次向维尔吕姆建议担任其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时，他曾经表示过拒绝，此次他同意襄助雷诺，当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这样，从1940年5月18日起，下述这些人的帮派得到了加强。他们在雷诺身边工作，并被雷诺选中，首先想到的是要制止战争，或者至少是绝对不考虑坚持不懈地、不顾一切地继续进行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直至获得胜利时为止。人们已经看到，还将进一步看到这些雷诺的亲信的份量。但是，是雷诺建立了这个亲信帮派，他完全不去关注那种在其组阁时应当考虑的政治平衡。在戴高乐即将成为政府成员的时刻，看来任何基本的东西都还没有成为定局。然而，也许一切都已经受到损害。雷诺所作的人事安排使戴高乐感到害怕。戴高乐没有搞错，他也不愿意向雷诺这个自己六年来寄予厚望的人隐瞒自己的观点。6月3日，即在被任命为副国务秘书的前三天，戴高乐给雷诺写过一封信。这无疑是他致雷诺信函中的最重要的一封，因此必须全文援引如下：“总理先生：我们已经濒于深渊，而您担负着法兰西的重任。我请求您考虑以下问题：1、我们第一次失败的原因在于敌人运用我的观念，以及我们的统帅部拒绝运用我的观念。2、在这次可怕的战争教训之后，您——唯独您曾经关注过我——您已被视为主人，其部分原因是您曾经关注过我和人们知道这点。3、然而，一旦您成为主人，就马上把我们抛弃给从前的人。我既不知道他们过去的光荣，也不知道他们从前的功绩。但我敢说，如果让这些从前的人做事的话，那他们就会输掉这场战争。4、从前的人惧怕我，因为他们知道，我言之有理，我拥有强迫他们做事的活力。因此，他们今天就象昨天一样——也许是出于善良之心——来全力以赴，阻止我到达那个能使我同您一道工作的岗位。5、举国上下都感到必须刻不容缓地更新我们，他们将会满怀着希望，欢迎新人、新统帅的上台。6、摆脱因循守旧、‘现有的状况’和学院的影响。要成为卡尔诺，否则，我们就要灭亡。卡尔诺造就了奥什、马尔索和莫罗。7、来到您的身边，是来不负责任的吗？当办公室主任，研究室主任？不！我想要同您一道工作，但通过我自己来工作。否则，那是徒劳无益的，我宁可去指挥部队！8、如果您放弃任命我为副国务秘书，那您就至少任命我为司令——不仅是您的四个装甲师之一的司令，而且是集结所有这些装甲师的装甲兵团的司令。请让我在经历了20天的战火经验之后不谦虚地说，我是唯一能指挥这个装甲兵团——它将是我们的最大的资源——的人。因为我创造了它，所以我想要指挥它。”也许法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一位临时担任准将的年轻人向政府总理写过类似的信函。但不应当对此抱怨。因为显而易见，国家突然刚刚陷入其中的这场无比的悲剧，会允许那些演员摆脱常规。然而，这封信不仅仅是一种工作建议。在此之前，戴高乐曾向雷诺提出过如此多的建议；此外，他在前一天夜里已向魏刚写过一个工作建议。戴高乐的6月3日信函，首先是一封控诉书。人们无法用别的方式来称呼这种粗暴的、对“从前的人”的否定。而雷诺刚刚把国家的最高的责任交付给这些人。戴高乐还提醒说，他们是那些阻碍法国军事体系改革、有可能使法国失去这场战争最后成功机会的人。这里是没有什么要搞错的。戴高乐指责雷诺——甚至指控雷诺——在知道原委的情况下任命这样的人，担任这样的职责。更有甚者，在谈到“因循守旧”、“现有的状况”和“学院”的影响——贝当和魏刚两人都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时，戴高乐所置疑的首先是一个群体，他揭露的是一种气氛，这个群体，这个气氛，就是包围雷诺的群体和气氛。读了这封信，就应当相信，事实上，雷诺在6月1日的会晤中建议戴高乐担任副国务秘书，但同时让他瞥见这种任命会遇到障碍，以便恢复戴高乐装甲兵团司令的候选人资格。归根结底，这封信是对雷诺发出的最后的召唤：要么，戴高乐返回坦克部队，尽量多地和尽量长久地进行战斗，而不再对指导战争和军队产生影响；要么，戴高乐进入政府，这将是他必须进行的另一场战役。而这另一场战役，恰恰在三天后开始。第四部分第七章 入阁1940年6月6日，被任命为国防副国务秘书的戴高乐来到了巴黎圣多米尼克街，立即谒见了雷诺总理。雷诺业已收到戴高乐6月3日的来信，所以他显然要证明自己的做法正确。他列举了任命贝当为副总理的理由，最后还用议会所说的“留在（政府）里面比留在外面好”，来解释他对某些部长的选择。戴高乐则反驳说，恢复法国本土军事形势的运气很少；现在，“失败主义有可能将一切淹没”；“统帅部受到突如其来的打击，就再也不会复元了”。①他还向雷诺预言，贝当及其“推动者”必将施加其坏影响，因为他们将利用——他毫无难为情地提醒雷诺说——“笼罩在政府身上的、放弃（战斗）的气氛”。简言之，戴高乐对雷诺说：“必须作出决定，尽量长久地不放弃在欧洲大地上战斗，并且准备在法兰西帝国继续进行斗争。”这就是未来岁月的赌注：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实行投降、即停战，还是继续进行抗战。对于未来的岁月，甚至对于20世纪的历史来说，许多事情都取决于此。人们不能无视法国战役的命运，因为这场战役已经失败，德国将是欧洲大陆的主人。如果盟国继续斗争，那么，为了战胜德国，有朝一日就应在欧洲登陆。而在此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位盟国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首脑考虑过欧洲登陆。不过，法国政府的决定将会改变战争的进程。假如法国政府决定继续抗战，那战争舞台就会与它决定投降时不同，两大阵营的战略选择和力量对比无疑也会不同。法国将会通过其舰队、一部分飞机、一部分军队和法兰西帝国的自然资源对盟国阵营作出贡献，这对许多国家、至少对地中海沿岸国家和非洲国家来说，将会是举足轻重的。然而，假如法国同意停战所代表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投降，那么它就绝对不再对未来战争的进程产生影响，它就会分散力量或丧失战斗力，它的领地就会受到前盟国或敌人施加的、不可抗拒的压力，它的解放就会来自外国军队的援助，它的人民就永远也没有属于战胜者阵营的感觉。总之，法国就不再对战后的20世纪历史具有重要份量。在6月6日到16日的十天里，投降的支持者和抵抗的支持者进行了对抗，演出了一场令人担忧的悲剧，归根结底，这将是一个要决定解决的问题。不管怎样，大家都知道，戴高乐已经是坚决抗战的支持者的代表人物。戴高乐是那样赫赫有名地作为他们的化身，以致对他的任命引起了重大的反应。这里不是在指新闻界引起的反应。报界的欢迎是一致的。从《法兰西行动报》到《人民报》，到处是一片赞扬声，甚至那些迄今对戴高乐、乃至对他的名字一无所知的报纸也是这样。有些报纸专门是过分的赞扬，不管被任命的军队首脑是谁，它们平时都是用过誉来报道任命消息的。据《晨报》报道，戴高乐“不仅是军队的明星之一，而且是照亮最黑暗道路的明星”。据《光明报》报道，戴高乐是“总思想的设计师”。在左翼那里，戴高乐自然得到了《震旦报》——他同该报进行过临时合作——的赞扬，特别是得到了《人民报》的赞扬。无疑，这种赞美来自勃鲁姆阅读戴高乐1940年1月备忘录时所感受到的心灵的撞击。勃鲁姆写道：“戴高乐先生是一位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战士；他甚至是——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一位系统的理论家。恰好九个月来，事件光辉而无情地证实了戴高乐的理论。”然而，在政府内部，人们却作出了不同的反应。②贝当派人向雷诺转告了他心里的不高兴和不信任，以致要求戴高乐永远不参加政府的军事辩论。他甚至对丘吉尔驻法国政府的私人代表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吐露隐情说，他觉得戴高乐“自高自大”和“忘恩负义”，在“军队中朋友很少”，总之，这次任命戴高乐不是“为了调解事情”。至于魏刚，他完全受到了伤害。他对雷诺说：“这是一个小孩。”他反复地说，乐此不疲……因此，展开了是反对停战，还是反对继续抗战的斗争。6月6日，在戴高乐被任命为国防和陆军副国务秘书的这天，这场斗争业已经历了好几个阶段。5月25日，在战争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魏刚先发制人，首先肯定说，由于缺少军用物质和“应有的军事理论”，开战是犯了“大错”，彷佛他从来不用对此负责任似的。③魏刚不公开主张停战，但他通过声称“人们只应当想到国家的复兴”，在目前战役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将是未来国家崛起的决定性因素”，提前说了停战。即使魏刚用转弯抹角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他的立场是那样明确，以致雷诺回答说，“无人说过，我们的敌人将要赋予我们立即的停战”。彷佛现在出现了要求停战的问题似的。共和国总统阿贝尔·勒布伦似乎认为，不久后德国将会提出“和平建议”，届时必须“头脑冷清”地来进行研究。那么，是否必须后撤，把政府迁移到波尔多去呢？这个问题在会上只是被提及而已。贝当证实了除80个法国师以外，前线毕竟只有10个英国师，对这场似乎含蓄地围绕着一种可能停战的问题进行的讨论作出了贡献。魏刚则从这天起，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内安全问题的论据。他暗暗思忖：“万一最后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即军队被摧毁，那么还有什么动乱不会发生呢？”这样，在德国发动攻势后两周，就已提出了是要停止斗争，还是继续斗争的问题。所有的战争委员会会议与会者都明白，魏刚和贝当都早已想到了停战的必要性，并且事先证明停战是正确的。但事实上，在第一次会议上，他们的反对者却没有作出粗暴而明确的反应——一种如此重大的赌注本当证明，即使作出这种反应，也是正确的。显然，应由雷诺来承担责任，其不让出现投降试图的意愿。虽然一切都表明雷诺想要继续进行抗战，但他却宁可不是立即公开地同贝当和魏刚进行对抗。七天前，雷诺刚刚把这两人提拔上来，赞扬他们今后将在领导国家和军队中表现其德行和发挥其作用。不管怎样，5月25日这天，雷诺周围的那些亲信都已谈到了停战与和平。雷诺的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维尔吕姆直言不讳地同勒加——勒加也是雷诺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谈到了这个问题。④在事件的冲击下，妥协的精神开始悄悄地占了上风。于是，好几位一贯希望同意大利签订协议的知名人士开展了宣传运动，以便不惜在领土问题上向墨索里尼作出重大让步，也要避免使他投靠德国。⑤这项阴谋活动在公共工程部长阿纳托尔·蒙齐周围进行，蒙齐每天都同意大利驻法国大使见面。蒙齐肯定说，人们还能使墨索里尼放弃参战，并他说服了维尔吕姆。5月26日，维尔吕姆同勒加一道，建议雷诺同罗马举行谈判。法国外交部新任秘书长夏尔－鲁则完全反对同罗马谈判。据夏尔－鲁的意见，谈判是一种软弱的表示，会鼓励意大利在德国赢得法国战役之际不放弃投靠德国，而且增加其权利要求。相反地，维尔吕姆暗示说，意大利有可能向交战国提出调停建议，但是，人们——据他的用语——“用糖果”是争取不到调停的。维尔吕姆假设，即使法国可以作出领土让步，意大利也还会竭力确保其使用苏伊士运河和直布罗陀海峡的自由。因此，必须说服丘吉尔参加这项谈判活动。如果相信维尔吕姆的说法，那么，雷诺是带着这种企图决定去伦敦的。他先后同丘吉尔进行长时间的密谈和同其他英国领导人进行讨论，然后才返回法国，报告说只有哈利法克斯一人看来支持他同墨索里尼举行谈判。⑥可是，谈判的想法并未因此而被放弃。翌日，5月27日，业已接替雷诺担任外交部长的达拉第准备了一份关于在领土问题上可能向意大利作出让步的文件，其内容涉及到索马里海滨——“在利比亚的腹地和刚果海滨之间大片领土”让与——和同突尼斯的“合作”问题。⑦5月27日晚10时举行内阁会议，就此进行了讨论。⑧好几位政府部长都支持蒙齐。蒙齐肯定说，只有足够的领土让步，才能避免使意大利投靠同德国。雷诺则反驳说，没有英国的参加，谈判只有“极小的成功机会”。人们让达拉第起草两个电报来概述他的建议，一个电报致罗马的，后来没有发，另一个致伦敦的，但英国的否定回答是明确的。⑨再有，5月30日，意大利外交部长西亚诺在记事本里写道：“决定已经作出。大局已定。”反正，两三天里，人们已经试图用出让大批法国领土——也许这预示着人们可以同德国作些事情——的办法，来赎买意大利的中立地位。蒙齐和维尔吕姆则把此事看成是意大利开始进行调解，即开始实现妥协和平。不管怎样，5月29日，魏刚对雷诺重新发动了攻击。⑩他在致雷诺的信中建议说，必须在不久后停战斗，因为法国军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有组织抵抗的能力。这样，魏刚经过深思熟虑，竭力要强迫政府尽早讨论未来的停战要求问题。当事情变得明朗起来，北方的盟军只有在敦刻尔克上船撤退才能免于被消灭的命运时，魏刚作出了决定，显示了他的真实意图。⑾因为魏刚要求将尚能待命投入战斗的全部军队集中在索姆河畔，据他的用语，应该在那里“以一往无前的精神”进行一次战役。由于不能坚持一条真正的连续不断的战线，魏刚建议在那里增修一些“环形防御据点群”。但这种防御体系——如果这种体系再加上一些装甲部队，用于在环形防御据点群之间进行作战，那么它就会变得卓有成效——是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因为要么敌人利用其在兵力和武器方面的优势，在推进需要时强行冲破防御据点群，要么敌人绕过据点群并等闲视之。魏刚的这个选择明确地表明，今后他不再考虑进行任何规模的任何行动，也不考虑延期的战役，以及派遣尽量多的军队在北非或英国登陆。魏刚选择的投降业已通过他的战略显示出来。5月31日，召开了法英最高委员会会议。⑿会议首先讨论了还在敦刻尔克坚守的“袋形阵地”问题。丘吉尔要求与会者避免进行任何“难兄难弟之间”的争吵，允诺加快法国军队的撤离速度。但是，在被拯救的法英军队的兵力人数同坚守桥头堡到底和作出牺牲的4万名法国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差距，此外只能加上那种在一个被侵略的国家同另一个决心为了不受侵略而斗争的国家之间存在的鸿沟——不久后被停战的支持者利用鸿沟。48个小时后，贝当已经再次接见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认识的斯皮尔斯。⒀他批评了魏刚所作的关于索姆河战役的部署，预言这种部署在德国即将发动的进攻面前不会坚持很久。接着，贝当粗暴地坚持说，事实上，现在法国师旁边没有一个英国师，并且不再能依靠英国飞机的支持。然后，他又指责雷诺将失败归咎于军队首脑，认为国家已经“被政治腐蚀”了。贝当长时间地攻击戴高乐，最后向斯皮尔斯宣读了一篇他在1937年所作的关于贞德的讲话……这位丘吉尔的特使在会见贝当后相信，贝当认为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已经主张停止斗争，而不考虑由法英两国在3月28日作出的、不签订任何单独和约的决定。6月5日，当战争委员会开会时，一切都变得更加明朗了。⒁这天，魏刚坚决地声明说：“如果战役已经明确输掉（……），那么此时此刻，真正的勇气就是同敌人谈判。”会议的正式记录写道，“贝当元帅赞成总司令（魏刚）的意见。”但这天，雷诺毫不犹疑地反驳了他们俩的意见，以致他直截了当地肯定说，“任何和约与任何停战都将是不能接受的”。无疑，雷诺认为，他必须加强自己的权威。6月5日，他在改组其政府时，就认为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但事与愿违，停战支持者和停战反对者之间的严重对抗变得更加尖锐起来。此次，雷诺排挤了达拉第。自从雷诺接替达拉第担任政府总理以来，他就不能再与达拉第共事了。两人的意见分歧在一切场合都明显表现出来。可是，当雷诺在其总理和国防部长职务上再加上外交部长一职时，他任命保尔·博杜安为副国务秘书，但他不能不知道，博杜安主张尽早地摆脱战争。相反地，达拉第届时将反对停战，同其他主张继续抗战的议员乘坐“马西利亚号”抵达北非。雷诺排挤了蒙齐，因为蒙齐过于公开地明确支持同墨索里尼签约。但他却任命蒙齐的合作者之一伊夫·布迪里埃当财政部长，而布迪里埃非常接近德保尔特夫人和他的那些不断要求停战的亲信——这些情况，雷诺是不难知道的。反过来，雷诺终于下决心克服那些他事先预料到的异议，任命戴高乐为国防副国务秘书。人们看到，这个任命在贝当和魏刚那里激起了愤怒的反应。任命又立即引起同维尔吕姆的一个事件，维尔吕姆作为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不无理由地打算躲开新任的副国务秘书戴高乐的权威。然而，即使维吕姆争取到不受戴高乐指挥，他也不能阻止雷诺作为补偿，同意让戴高乐出任国防和战争的副国务秘书，显然他有意要扩大戴高乐的权限。⒂戴高乐正在登上舞台。即使戴高乐还没有登上舞台，他也立即估量了从5月25日以来所爬的陡坡。戴高乐6月3日致雷诺的信函表明，他充分意识到这点，他知道自己面临对停战和投降的支持者贝当和魏刚。要对付这两个人，戴高乐只有雷诺一个支点。雷诺不断地向戴高乐重申，他是主张继续抗战的。对此，戴高乐无疑是早已不抱幻想了，因为他已经估量了这些主张停战、在雷诺周围占有越来越重要地位的人对雷诺施加的影响。然而，戴高乐别无选择，只能将一切赌注押在雷诺身上，押在雷诺表明的继续抗战的意愿上。戴高乐和雷诺在6月6日和7日的会见中，取得了一致意见。就象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所写的那样，这就是要“尽量长久地在欧洲大地上进行战斗”，但特别是“决定在法兰西帝国继续进行斗争，并为此做好准备”。戴高乐明确地建议雷诺管一管“那些因此必须采取的措施”。当戴高乐听到雷诺要求自己前往伦敦，向丘吉尔证实法兰西继续抗战的意志，并向自己作了这样的自白：“我在5月26日和31日同英国政府的会谈中可以给英方它留下一个印象，我们并不排除停战的前景。”时，他能够估量出那些业已出现的模棱两可和犹豫不决的态度。因此，现在必须说服英国政府，使它相信我们的前景与此相反……再说，6月8日，当戴高乐去拜访魏刚时，他毫不犹豫地相信，那种阻碍法国作出决定、乃至阻碍国家和军队最高层作出决定的分裂状态是无法克服的。戴高乐就此拜访所作的会谈记录预示着在此后的日子里，戴高乐同魏刚之间的对立是无法消除的。他们俩都清醒地预感到，尽管法国人表现得很勇敢，但索姆河战役已经失败了。魏刚断言说，此后“就完蛋了！”于是，戴高乐发现了魏刚的立场，并明确地问道：“那么法兰西帝国呢？”魏刚否认了戴高乐笔下关于他对戴高乐的回答，但从基本内容来看，这种回答同魏刚本人所叙述的回答非常接近。魏刚把在法兰西帝国继续抗战看作是“儿戏”。人们记忆犹新，当雷诺告诉魏刚戴高乐已晋升为副国务秘书时，魏刚也对雷诺说过“这是一个小孩！”，魏刚还肯定说英国也会很快同德国举行谈判，流露了他对国内动乱的烦恼，对此时能拥有一支“维持秩序”军队的热烈希望……戴高乐被赋予了双重的使命——首先是思考如何在法兰西大地上继续斗争，然后思考如何在法兰西帝国继续斗争。这种双重使命便合乎逻辑地要求尽可能地推迟敌人的占领，尽管占领整个法兰西已经不可避免。必须赢得这样的行动时间：将法国所能拥有的全部飞机、军用物质、甚至兵力都转移到北非，以便应对意大利今后必定无疑的参战，应对德国在希特勒决定将其战略引向地中海地区时进行的冒险行动。相对地，如果希特勒以英国为战略目标，那也有同样的急迫需要：尽量长久地在法国继续斗争，以便使德军现在只有几周的时间，接着，季节的变化会使德军（在英国）的登陆成为不可能。这就是那种迫使继续斗争的支持者接受的逻辑。戴高乐立即从中得到了启示。这就是导致戴高乐多次关注布列塔尼“内部堡垒”的可能性的由来。⒃在戴高乐赋予布列塔尼堡垒的时间和重要性问题上，有关的证词是不一致的。雷诺的助手勒加认为此事意义重大，认为那种主张雷诺支持继续抗战的论据因此遭到了削弱。乔福瓦·德库塞尔——戴高乐选他当副官，他后来一直在戴高乐身边——则肯定说，从6月7日起就不再是这样的问题。但是，对于整个法国军事抵抗斗争战略来说，布列塔尼“内部堡垒”具有一种意义，并使戴高乐颇感兴趣。因此，只要有可能，就绝对要在法国的国土上继续斗争。这种战略与魏刚选择的战略相反。魏刚将把法军的全部力量集中在索姆河一带，而不在后方建立后备力量，甚至不考虑进行新的战斗。有些军事首脑察觉到由此而来的严重后果。5月27日，殖民军参谋长比尔将军向内政部长乔治·芒代尔说明了“魏刚总司令努力建立的这条连续不断的防线的危险”。⒄比尔说，“敌人将会轻而易举地冲破这条薄弱的警戒线，而我们的部队却遭到瓦解，显然无法阻挡敌人的挺进”。相反地，比尔建议芒代尔依靠“两个坚固的抵抗斗争堡垒，其中一个堡垒要建在汝拉，由东部地区的军队组成，要不惜一切将它保持在马其诺防线一带，因为马其诺防线已经转向北方；另一个堡垒要建在布列塔尼，由法英两国军队组成”。当时，还在指挥第四装甲师的戴高乐曾对魏刚建议说，要将尚在待命状态的大约1200辆坦克建成两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要加强兵力，增加2至3个步兵师和炮兵部队；其中一个集团军部署在巴黎以北，另一个部署在兰斯以南。戴高乐写道，“其目的是要在德国装甲兵团的侧面采取行动”。⒅本着与比尔将军同样的精神，戴高乐在6月6日至7日或8日期间，考虑在布列塔尼建立一个“内堡”。尽管布列塔尼的地质更加有利于从东到西的深入，而不利于从北到南的防线，但从表面上看，建立这个“内堡”会提供好几个好处：它将德军的推进引向西线，从而迫使德军分成几个战斗轴心；它可以在一条狭小的战线上进行临时防御；它便于英军登陆，在布列塔尼集结英军，也许比在敦刻尔克集结更好，因为德军飞机只能从相距遥远的基地起飞，来投入战斗。然而，正如魏刚那种起先隐蔽的和后来公开的、支持停战的活动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放弃其战略选择和真正的政治意志。5月26日，当驻守马其诺防线的集团军司令普雷特拉将军向魏刚建议准备撤离马其诺防线，将部队撤至莫尔旺与汝拉之间——准确地说，就象比尔将军向魏刚建议的那样——时，魏刚对普雷特拉表示了拒绝。⒆其结果是不用等待的。尽管法军进行了两天顽强而英勇的抵抗，但索姆河防线还是被突破了。糟糕透顶的是，魏刚只是在6月12日，才向普雷特拉下达了撤退东部地区军队的命令。而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在6月15日抵达朗格勒，6月17日抵达贝藏松和蓬塔尔利埃，这种灾难性的延误使部署在马其诺防线的法军注定要遭到敌人的包围。实际上，在索姆战役之后，人们不再拥有必要的部队和足够的期限，来建立由实行另一种战略所要求的抵抗斗争堡垒了。如果实行另一种战略，那就不是打一场不可能实施的阻击战役，而是进行一些特意策划的、旨在集中一切在海外继续斗争的手段的推迟性演习。戴高乐写道，“将来会有战斗，而不是一败涂地”。不管怎样，到了6月8日，不再有任何怀疑了。魏刚及其亲信的心态不再是进行战争，而是在谋求——几乎是不公开地谋求——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同时实行投降。戴高乐看到了这点，便马上报告雷诺，并提议由雷诺取代总司令魏刚。但雷诺觉得这个建议似乎尚未成熟，便要求戴高乐前往伦敦，谈判关于英国还能向法国提供援助和继续抗战的条件问题。因此，6月9日，戴高乐抵达伦敦，只带两名助手：他的副官德库塞尔中尉和雷诺的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罗朗·德马尔热里。这是戴高乐第一次去伦敦，也是第一次会见丘吉尔。德马尔热里描写道，戴高乐“背着手，前后左右地散步，心情激奋，操一种一半法语、一半英语的、奇奇怪怪的语言”。戴高乐遵照雷诺赋予的使命，坚持要求英国空军重新参加法国的战役。对此，丘吉尔回答说，法国的战役远离英国海岸，在此情况下，英国的歼击机越靠近其基地，其有效性就越大。戴高乐听了便立即向丘吉尔告辞。据斯皮尔斯的证词，戴高乐当时对丘吉尔说：“是您言之有理。”不管怎样，从这天起，戴高乐明白了，从今往后，保卫英伦三岛对丘吉尔来说是绝对优先，归根结底是西方民主国家未来获胜的首要条件。6月9日这天的主要活动，是丘吉尔同戴高乐进行了第一次密谈。就后来的事件发展而言，当时他们俩彼此之间的看法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疑，丘吉尔只是发现了一位具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爱说是“英国人”冷静的、年轻的法国将军，但他却还没有估量出这位将军的人格和意图。相反地，戴高乐从中得出了结论和某种被证实的信念：丘吉尔将是一位同德国进行殊死斗争的人。不过，在戴高乐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下述信念更加重要的了：虽然戴高乐不知道那种危机——人们将要看到，在短短几天里，危机已经悄然无声地动摇了英国政府——但他知道，继续抗战对法兰西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这种抗战只有在英国也大力继续斗争的情况下，才具有战略意义。戴高乐不再怀疑英国将大力继续斗争，因为他看到，丘吉尔同英国人民保持一致。他从这天起，就赞赏英国人民保持的镇定自若和具有的宁静决心，肯定“英吉利海峡还宽阔无际”。从第一次会见起，在戴高乐的脑海里就永远浮现着丘吉尔的形象。后来，戴高乐描绘了这位对话者的画像。“在我看来，丘吉尔先生是能胜任最艰巨的任务的，只要这项任务也是伟大的任务……就其性格而言，丘吉尔生下来就是要坚决地和无所顾忌地采取行动，进行冒险和发挥作用的。。。。。。我认为，他稳坐在向导和领袖的位子上……在自始至终的这场悲剧中，我都觉得，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位伟大事业的伟大人物，一位伟大历史的伟大艺术家。”6月9日夜里，戴高乐刚刚返回巴黎，就马上被雷诺召见了。敌人已经打到了塞纳河，就象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政府不能继续留在巴黎。6月10日是一个“奄奄一息的日子”。他本人描述了当时的气氛，追忆了政府部长离开巴黎的情景。“必须临时组织撤离，撤走大量的人和东西。我忙于此事，直至当晚。这时，人们到处都在装箱子，大楼里自上而下都是最后一批来访者的嘈杂声音，绝望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在这样的气氛中，投降的支持者与投降的反对者的对抗正在激烈地进行。当雷诺在总理办公室里，就他马上要在广播电台上宣读的讲话问题征求戴高乐意见时，魏刚闯入了办公室，尽管雷诺并未召见这位总司令。魏刚在陈述中，谈到了他所认为的要求停战的必要性。因为象魏刚所说，“必须明确规定每人的责任”，所以他向雷诺呈交了一份概述其论据和结论的报告。戴高乐看到雷诺不顾时间和直接责任的压力，开始同魏刚讨论起来，看到魏刚固执己见，老说法国的战役已经失败，必须投降，心里感到气不可遏。戴高乐认为，应当制止一次政府总理从来都不应接受的讨论，所以他介入了讨论，以便当着魏刚的面强调，现在还有“其他的前景”。戴高乐是这样叙述当时的交谈情况的。“于是，魏刚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您有什么建议要提？——我回答说，政府没有建议要提，但有命令要下。我相信，政府将要下达命令。”6月10日晚11时许，雷诺和戴高乐乘同一辆车，离开了巴黎。军队参谋部、政府部长及其周围的亲信到卢亚尔河畔的城堡去寻欢作乐。勒布伦总统在康热，魏刚在勒米盖，雷诺在希赛，外交部的各部门在维朗德里和拉沙泰涅莱，内政部长芒代尔在图尔的省政府。人们无法想象到比这更加糟糕的混乱、散乱和软弱无力了。认为无论如何，卢亚尔河的城堡都远离前线，处于一个交通方便的地区，这种想法肯定来自人们战前的信念。然而，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却是一种由此而来的、难于置信的无政府状态，证明当时在外交部负责贸易协议的埃尔维·阿尔方所作的愤怒的评论是正确的。他说：“是白痴组织了那些再也不能进行合作的行政机关象发疯一般的撤离。无疑，他以为，对部长们来说，利用卢亚尔河谷地区的城堡会是一件‘舒服的事’。”（22）眼下，在戴高乐看来，没有任何事情比取代魏刚更加紧迫的了。雷诺在乘车夜行途中，最后同意让戴高乐去找中部集团军司令洪青格尔将军，先告诉他不久后有可能被任命为总司令。在奥尔良停车时，雷诺惊呆地获悉，魏刚不请示政府，就要求丘吉尔当天来法国的布里亚尔。戴高乐则利用这件事来促使雷诺下定决心。他已经建议雷诺任命洪青格尔为总司令。然而，假如戴高乐知道，正是洪青格尔指挥的第二集团军在阿登地区的德军进攻面前进行了最彻底的退却，而洪青格尔当时向统帅部隐瞒了他负责坚守的前线的实际情况，那他就不会提出这个任命建议。此时此刻，政府在大叫大嚷，将失败责任归咎于第四军军长科拉普将军，而戴高乐当时正在将第四装甲师的坦克集结起来，肯定是来不及过问此事的。不管怎样，戴高乐认为——就象他本人所写的那样——洪青格尔在海外取得的经验使这位将军能够“继续上升，直至在世界战略方面”。6月11日早上，戴高乐对洪青格尔在最艰苦的考验中保持的“冷静留下了深刻印象”。洪青格尔后来成为维希政府的国防部长，他用讽刺的口吻，叙述了自己同戴高乐的谈话，并且只是断言戴高乐对他进行的活动是“令人愉快的”。（23）但戴高乐却肯定地说，他当面向洪青格尔提到了在非洲继续抗战，以及“在战略和组织方面的彻底变化”，得到了洪青格尔的赞同。不管怎样，这次活动是无用的。当戴高乐在布里亚尔与雷诺会合时，他发现雷诺业已容忍把魏刚留在政府里，而魏刚却拼命地强制推行一项他所不愿意的解决办法。在此情况下，人们懂得，戴高乐已经相信，法国政治和军事权力正在走向悲剧性的分裂。因此，盟国最高委员会先后在6月11日星期二晚7时至9时半和从12日上午8时半起召开会议。（24）不过，谁也不知道，会议是否应魏刚、雷诺或丘吉尔的要求召集开的。虽然会议记录各有不同，但看来魏刚是毫不松懈地强调，法国军队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德国人的胜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丘吉尔宣告，英国的意志是进行斗争、直至获得胜利时为止，并就法国或海外抵抗斗争的可能性提出了下述许多建议：要坚守马其诺防线，组织巴黎保卫战，在森林地区或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将兵力集中在布列塔尼，以此作为可以长期坚持、获得外部支持、比敦刻尔克更容易撤出守卫者的桥头堡等。这里且不说舰队，北非，一切能坚持斗争和抵抗、等待美国不可避免地参战的办法。此外，由于戴高乐提出建立“面向大西洋的桥头堡”的益处，人们决定，翌日上午由他去进行实地考察，研究有关条件，以致他没有出席盟国最高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雷诺在讨论中坚持认为，“继续战争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属于政府的职权范围”，反驳了魏刚的发言。贝当也发了言，但他只是为了提醒人们说，1918年，他曾率领法国40个师去增援困境中的英国军队，并但现在看到（英国）却没有向法国军队提供任何相似规模的援助……6月12日这天，戴高乐向他的命运又跨出了一步，这是这些悲剧性日子中最重要的步子之一。一方面，在戴高乐认为，他所属的政府已陷入一种不可挽回的慌乱之中。“在这次会议上，”戴高乐写道，“那些即将主导战争新阶段的观点和激情进行了公开的交锋。所有迄今作为行动和态度的基础的东西，只是属于历史的东西。英法两国的团结、法国军队的强大、政府的权威和统帅部的忠诚等已不再是大家公认的情况了。”戴高乐看到，魏刚的目的仅仅是“尽快地取消战役和战争”。贝当则固执己见地支持魏刚。雷诺的情况是，“（他）在重申法兰西不会退出斗争，敦促英国人派其空军主力来支援法国的同时，（表明）不管怎样，他不会同贝当和魏刚分手，就象他希望有朝一日看到他们赞同自己的政策那样。”戴高乐在几个小时前，刚刚见到雷诺这个多年来他寄予一切希望的人，看见雷诺放弃了取代魏刚的做法，让魏刚到丘吉尔那里去面陈法国实行政治军事投降的种种理由，让魏刚说明情况而不作反应，并继续要求英国空军进行干预。但显而易见，英国战斗机在后来的法国战役进程中不再发挥任何效用——即使不是这样，对布列塔尼这个面向大西洋的桥头堡来说也许不再发挥任何效用。然而，戴高乐第二次会见了丘吉尔。他对丘吉尔作了如下描述：“丘吉尔镇定自若，充满活力，但对处于绝境的法国人却真诚地持有一种谨慎态度，他已经对英国被孤独地抛到英伦三岛上、他本人必须努力引导英国走向拯救这样一种可怕而壮丽的前景感到震惊——也许还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心满意足。”这种双重的和决定性的经验延伸下去，直到夜晚。晚餐后，达尔朗前来询问，原定对热那亚和意大利舰队进行打击的海空联合行动是否维持不变，或者说因害怕敌人空军采取报复行动而加以取消。戴高乐建议立即执行这项行动，但雷诺在维尔吕姆的建议下，决定推迟行动。几天前，雷诺曾建议捍卫巴黎，并将此任务交给德拉特尔。德塔西涅将军；这次，人们宁可声明首都是“开放的城市”，雷诺是再次公开表示反对戴高乐的意见。（25）不过，戴高乐在晚餐时坐在丘吉尔的左边。于是，他们俩进行了一次比6月9日会谈时间更长和更加开诚布公的谈话。他们彼此都没有将谈话记录在案，只记下他们的结论。对丘吉尔来说，戴高乐显然是“年轻而精力充沛”，“如果现行的路线失败，那么雷诺就会要他出来指挥”，而且戴高乐无论如何都主张继续斗争；戴高乐则感到。丘吉尔实际上是在衡量他的决心……6月12日早上，戴高乐在雷恩，就在布列塔尼进行抵抗斗争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问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然后返回了希赛城堡，雷诺在那里等他。这时，政府面临的问题是要知道迁到坎佩尔，还是迁到波尔多。经过实地考察，戴高乐对维持和坚持布列塔尼这个“面对大西洋的桥头堡”不抱幻想，但他——他写道，“理所当然”地——建议将政府迁到坎佩尔，因为他认为此时政府“只有出海一条出路”，而且他恰恰是预见和想要到海外去继续进行斗争。但政府的选择是迁到波尔多。然而，基本问题并不在此，远未如此。雷诺在迎接戴高乐时告诉他，贝当和魏刚刚刚在康热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公开要求停战。人们被逼到墙根下，被迫作出最后的决定。在抵抗斗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进行了无情的对抗。雷诺似乎一贯主张继续进行战争，以致戴高乐利用这点来让他签署一份致魏刚的公文，要求魏刚“在中央高原和布列塔尼”进行抵抗斗争，以便将来准备和组织“在法兰西帝国的斗争”。可是，根据戴高乐的记录，这份公文充其量是下达一个指示，肯定不是一个“明确的命令”；一旦签署，“公文就会立即在幕后遭到置疑，最终只是在明天发送出去”……不管怎样，也不管戴高乐已经是那样悲观失望，他在6月13日上午会见了参议院议长朱尔·让纳内和众议院议长爱德华·赫里欧。戴高乐从会见中得到的印象是，让纳尔和赫里欧都支持继续抗战，虽然两人气质不同，让纳内“在动乱之中保持坚定态度”，赫里欧则“态度和蔼，颇有口才，雄辩地（表达）其经历的各种各样的感情”。总之，戴高乐认为，不管“放弃派之流”在雷诺周围的影响有多大，“只要雷诺本人不作任何让步”，那他就能压倒贝当和魏刚。迄今为止，雷诺似乎没有做出任何让步。在康热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魏刚——他不是内阁成员，但不得不列席会议——确实要求人们提出停战。（26）对此，贝当立即表示支持，此外，唯独让·普鲁沃斯特部长——几天前，雷诺才刚刚任命他当新闻部长——表示同样的意见。所有其他的部长都公开表态支持在北非继续斗争，有些部长援引3月28日关于禁止法英两国单独缔结和约，有些部长则象雷诺那样提醒说，人们不能同“新成吉思汗”希特勒去签订一项可接受的协议。除了邀请丘吉尔参加翌日6月13日召开的、新的盟国最高委员会会议之外，没有作出任何决定。由于缺少政府部长之间必要的通讯手段，这次会议就无法召开。当丘吉尔不无困难地抵达图尔时，没有任何人在那里接他，省政府也没有人接他，以致他同伙伴们一道到饭店去进午餐。博杜安最终找到了他们，然后一道返回省政府。丘吉尔身边有两名内阁大臣——负责外交事务的哈利法克斯爵士、比弗布鲁克爵士，以及他的参谋长伊斯梅将军、斯皮尔斯将军和坎贝尔大使。雷诺身边只有博杜安和马尔热里。戴高乐没有得到邀请，他只是得到马尔热里的通知才去同雷诺他们会合，但迟到了一个小时。雷诺在图尔向停战派作出了一个“让步”，这个让步对他和抵抗派来说，只能是致命的一击。(27)雷诺引证了魏刚在前一天夜里声称停战“必要”的做法，询问英国人是否同意让法国放弃3月28日协议关于禁止法英两个盟国单独缔造和约的承诺。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一个充满严重后果的主动行动。雷诺一上来，就置身于他的反对派——停战派之中。看来，雷诺正在把法国最终要求停战一事考虑成可能的事，或者甚至是说得过去的事，而且不管怎样，停战变成了会议讨论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这样做就是使英国变成一位仲裁者，去仲裁一个无论如何都只能由法国政府作出的决定。雷诺走上这条道路，就给人这样的印象：让法国的决定性选择取决于英国领导人的判断和他们就此提出的条件。因此，雷诺即将招来了一些人的批评、乃至指控，这些人在将法国人及其军队迄今所作的巨大牺牲与英军在5月10日以来的战役里所作的较少的贡献加以比较后已经断言说，尽管签订了3月28日协议，但法国不欠英国任何东西。丘吉尔的回答表明了英国继续斗争的决心，没有留下任何疑问。他还恳求法国继续同英国一道进行斗争。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不去“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指责和非难上”是更加值得和更加高尚的行为，并激动地追忆起“法兰西过去和现在所经历的痛苦”。他特别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英国）赞同那些与（3月28日）协议条款背道而驰的主动行动”。丘吉尔建议人们去找罗斯福谈谈，向他解释法英两个盟国的实际情况，并等待罗斯福的答复。他还声称：“如果英国赢得战争胜利，那法国就会恢复其尊严和伟大。”这样说绝不是赞同法国的停战要求和放弃3月28日协议。当丘吉尔过一会被问及他上述讲话的确切含义时，他明确地证实了这点。因此，博杜安认为可以把丘吉尔对法国所说的怜悯话解释成他赞成法国单独媾和，这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多半是居心不良。戴高乐为了继续斗争而投身于热情的战斗，立即认识到停战派即将要利用丘吉尔讲的任何一点模棱两可的话，所以他肯定象《回忆录》所写的那样，对丘吉尔表示的“理解和同情”感到遗憾。但是，戴高乐从斯皮尔斯那里得到证实，丘吉尔首相绝对没有放弃英法两国业已许下的、进行战争和唯有共同在一起结束战争的诺言。然而，即使丘吉尔在此关键问题上不作让步，也不对法国的停战要求提出任何条件，戴高乐也建议雷诺对罗斯福进行活动。归根结底，他只争取到一个活动的期限。人们可以预见到，停战派同主战派之间的对抗将要继续下去。因此，当丘吉尔已经动身回国时，于当晚6时，在康热举行了前天夜里所预定的内阁会议。会议受到了两个插曲的影响，它们犹如奇异的、发生的未来事件先兆。贝当一上来就宣读了一项声明，声称法国政府应当不惜任何代价，要求停战。(28)他谴责一切关于建立“国家内堡”的计划，提到在溃退法军中有可能出现的“恐慌”情绪，因此断言，“不迁移，不逃跑，政府就不可能放弃法国领土”。贝当走在他要求的政治和军事投降前面，已经考虑到将来的事情。“关于法兰西的复兴，”他声明说，“必须在原地呆着，等待复兴的到来，而不是在一种无法预见的条件和期限的情况下，让盟国的大炮来征服法国领土”。据贝当所述，人们应当“接受痛苦”，因为那是“法兰西复活”的代价。他还宣布了自己的意愿：“就我而言，我将继续在法国人民中间，与他们同甘共苦。”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这是贝当对维希选择、维希政府、以及充满屈从、忏悔和后悔的维希“道德”观念提前所下的定义。在贝当发表声明前发生的那个插曲，也是意味深长的。当魏刚应邀出席内阁会议开端时，勒布伦总统身边的一位军官报告魏刚说，他的副官加塞尔上尉刚刚接到巴黎军区司令当茨将军的传呼电话。当茨对他预报说，巴黎刚刚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政府，莫里斯·多列士本人将入主爱丽舍宫。自然，魏刚在内阁会议上大声地引述了此事。此后，芒代尔给巴黎警察局局长朗热隆打了电话，朗热隆否认了此事。事实上，在这6月中旬的悲剧性气氛中，传闻和幻觉成倍地增多。后来，人们发现了美国驻法国大使威廉·布利特所发的一些电报。布利特在5月17日就自认为知道，一个拥有1万8千名共产党人的团已经占据了贡比涅……(29)但是，作为法军总司令，魏刚当着共和国总统和整个内阁的面发言，能够援引共产党人在巴黎进行的较量，好象报告一个严肃的或者多半真实的消息一样，这个事实是特别能说明问题的。魏刚已经多次谈到社会动乱的风险，以及为了缓解混乱而维持足够军队的必要性，同时希望德国同意这种做法。从此，这种担忧——或者不如说，这种烦恼——在政府的商议中出现。不管怎样，它成了停战派的一块心病。内阁会议在当晚11时30分结束，作出了政府迁移波尔多的决定。当停战派走出会议时，他们还没有取得胜利。但他们可以指望得到博杜安、普鲁沃斯特、布迪里埃、伊巴纳加雷这几位在前几天被雷诺任命的部长的支持。可是，绝大多数部长仍然主张继续斗争。例如，有老资格的议会右翼领袖路易·马尔坦，属于激进党的海军部长康潘希、空军部长洛朗·埃纳克、内政部长芒代尔、军备部长多特里等。雷诺可以依靠这些主战派，如果他愿意的话，还可以随时改组政府，肃清停战派。然而，雷诺依然受到其亲信中的停战派的压力。6月12日和13日，雷诺的军事办公室主任维尔吕姆，接连给雷诺呈上两份公文。他把继续进行抗战、领土全部被占领比作“瘫痪”，把停战、至少保持部分领土完整比作“截肢”，从而使人得出结论：宁可截肢，也不要瘫痪。(30)他也象魏刚那样，为支持其论断而提及那种有可能在国内发生“严重动乱”的风险，预见到如果“在军队士气发生瓦解阶段之前”签订停战协议，那么“军队的某些组成部分（骑兵、土著军团等）……就能维持国家秩序”。与此同时，维吕姆敦促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寄一份援助呼吁书，并不无理由地相信，罗斯福不会就美国即将参战作出承诺。事实上，这种活动得到了完全的落实，彷佛事先没有预见到后来的结果似的。不过，雷诺通过法国驻美国大使圣康坦获悉，罗斯福只能向自己发来一份同情电，并保证提供更多的军援。6月14日，雷诺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提出了一些要求，但他不能不知道，这些要求是不会得到满足的。(31)雷诺肯定说，只有“当胜利的机遇在遥远的将来出现时”才能同意在海外继续进行抗战，并且非常轻率地断定英国的失败“即使不是多半可能的，也是可能的”。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只有美国确保干预，法国才能继续进行斗争。“如果在未来的时刻里，您不能使法国相信，美国将在短期内参战，”雷诺向罗斯福写道，“那世界的命运就会改变”。显而易见，用这样的口吻和这样的方式来起草这份电报，是不会取得任何积极效果的。实际上，罗斯福在复电中尽可能热情地回答雷诺，但他绝对不能承诺美国“在短期内”参战。确实，当雷诺收到这份复电时，复电对他即将作出的决定并不产生影响。于是，戴高乐认为，从自己刚刚经历的经验中作出结论的时候来到了。他看到，雷诺询问丘吉尔法国是否可以摆脱3月28日协议的反常活动一事，已对丘吉尔及其战友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再有，在戴高乐看来，丘吉尔的反应即使其意义明确，也不足于在雷诺身上激起必要的奋起斗争的效果。简言之，当戴高乐看到一些在他觉得不可阻止的偏向时，他就不再认为自己参加政府是正确的事。他把这种想法告诉周围的助手，并开始起草了辞职信。但他的办公室主任让·洛朗认为这一局比赛尚未输掉，所以主动通报了芒代尔。芒代尔让人转告戴高乐，想要立即见他。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叙述了此次会见，这种叙述对于现在和未来都是很重要的。因此，芒代尔想要让戴高乐继续留在政府里。“不管怎样，”芒代尔对他说，“现在只是世界大战的开端。将军，您将履行重大的义务！但是，在我们大家中间，您有成为一个完人的好处（……）届时，您的现职将为您的事业提供方便。”戴高乐是这样结束这段叙述的：“从身体上讲，我后来得以做到的事，也许系于此事。”果然，四天后，人们验证了此事。但这也是未来即将证实的事。当1940年夏天的这种失败浪潮一度把整个法国政界人物淹没时，对戴高乐来说，不管他手头拮据和比较默默无闻，当一个“完人”的事实就是一张拥有其他好处的王牌，芒代尔有理由预见和预言这点。戴高乐图尔到波尔多的一路上，从成群结队的难民和步伐不齐的部队的可怕情景中，可以衡量出普遍恐慌和整个斗志瓦解的风险。因此，一到波尔多，戴高乐就马上来到雷诺身边，向他提出了明确的警告。这种在《战争回忆录》里援引过的警告用语，太符合他的思想状态、他的性格以及当时的要求，以致不是不真实的。“三天来，”戴高乐对雷诺说，“我估量着我们用什么样的速度滑向投降。我已经向您提供了绵薄之力，但目的是为了进行抗战。我拒不屈从于停战。如果您继续呆在这里，那您就会被失败的浪潮淹没。必须尽快动身去阿尔及尔。不知道你是否下定了这个决心？”就在这一天，这一刻，雷诺才判定戴高乐有理，以致他以告别的方式对戴高乐说：“您将同我在阿尔及尔重逢。”因为眼下，雷诺要求戴高乐到英国去出差，争取英国的帮助，将尽量多的法国部队运到北非去。说实话，这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决定。面对贝当和魏刚这两个拼命要争取法国实行政治和军事投降的人，面对他们俩对某些部长施加的虽然有限、但变得越来越大的影响，面对雷诺周围的大多数亲信支持停战、对他施加促使士气下落的日常影响，戴高乐是雷诺身边主张进行最无情、最坚决和最不妥协的殊死斗争的支持者。戴高乐在前些日子里，在雷诺身边工作，这种存在对于主战派在某种程度上与停战派抗衡来说，已经显得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今后的日子里，戴高乐的存在是否也是必不可少的呢？谁也永远不知道，但很明显，在最坏的时刻里缺少了戴高乐的存在。相反地，6月16日戴高乐在伦敦的逗留使他变成了丘吉尔的优先的对话者。丘吉尔在《回忆录》里叙述道，他是在盟军最高委员会图尔会议上看见戴高乐“岿然不动和镇静自若”，才猜测到戴高乐是一个“应运而生的人”的，就象他顺便在戴高乐耳边低声说过的那样。因为丘吉尔无疑对戴高乐的表现和人格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这与他从其他法国领导人身上观察到的慌乱、优柔寡断和恐慌心理形成了对比。但是，丘吉尔是更加肯定地在6月16日的谈话中，估量出这个迄今毕竟只见过三次的戴高乐的。此前，除了戴高乐享有坦克专家的名声和在法国政府中只占有卑微的地位之外，丘吉尔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因此，戴高乐准备好奔赴伦敦。他在巴黎的最后举动和最后会见则奇特地预示着事件的发展。戴高乐在其下榻的“光辉饭店”餐厅里，瞥见了由保健大夫和副官陪同着的贝当。戴高乐上前向贝当致意。戴高乐写道：“贝当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一言不发。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他，直到永远。”然后，戴高乐应雷诺要求，打电话给达尔朗，说雷诺要在波尔多召见他，并从达尔朗的回答中明白，他已把雷诺政府看作是一个垂死的病人，届时他将根据自身的利益来选择道路。然后，戴高乐取道布雷斯特，在那里找到了海军上将、大西洋舰队司令德·拉博尔德，同他商谈了有关部队从布列塔尼港口上船的问题。然而，戴高乐并不掩饰他对贝当和魏刚甘心失败的激烈批评，因而激起了拉博尔德的激烈敌视的反应。后来，拉博尔德下令凿沉土伦舰队，而不是试图让土伦舰队驶入大海。最后，戴高乐在半路上，在潘蓬停了下来，向他的母亲道一声诀别，然后在妻子伊冯娜和儿女避难的加康特停了下来，叫他们做好准备，一旦得到通知，就马上赶赴英国。戴高乐是在6月16日拂晓抵达伦敦的。他在伦敦作出了首批决定，其中一项是命令将大量美国军火运往法国的“牧师号”船改变航向，驶往英国。戴高乐预见到，如果法国实行投降，那就会失去这批美国军火；或者是，如果要继续斗争，那它们留在英国，否则将它们运抵北非。不过，16日早晨，当戴高乐在海德公园旅馆的房间里梳洗时，法国驻英国大使科尔潘和法英购买战争物资委员会主席让·莫内前来看望戴高乐，告诉他会谈定于当天举行，并且通报他，丘吉尔和雷诺第二天将在贡卡尔诺举行会晤，研究部队坐船去北非的问题。但科尔潘和莫内同时向戴高乐指出，法国政府刚刚通过公函，询问英国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解除其许下的、单独缔结和约的诺言，就象雷诺6月13日在盟军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口头询问的那样。对戴高乐来说，显而易见，这是抵抗斗争即将崩溃的信号。事实上，一切都是在波尔多突然变得恶化起来的。6月15日上午，为了消除一切模棱两可，英国驻法国大使坎贝尔对雷诺总理重申，丘吉尔绝对不接受对3月28日法英两国协议的否定，该协议关系到法兰西的荣誉问题。(32)坎贝尔大使觉得，当时雷诺就象他历来表示的那样，是支持继续斗争的，但也并非无意地指出，罗斯福对他发出的援助呼吁书作出答复具有重要意义。后来，雷诺接见了达尔朗，同他交谈了部队坐船去北非的问题，但从他那里遇到了许多保留和异议。当日下午，雷诺激烈地反对魏刚。考虑到他周围的人就法国人所处的困境和军队被要求作出的牺牲——也许无益的牺牲——等问题所作的各种议论，雷诺想到了提出下述建议：要么只在军事上实行由负责的统帅签署的投降，象列奥波尔德三世为比利时军队所作的那样；要么实行单方面停火，象荷兰皇后维莱米娜所要求的那样。魏刚想要把雷诺的建议看作是一种投降，正如军事法明确地、正式地谴责的那样。(33)实际上，魏刚想要继续留在法国本土，在本土保存实力，以便在本土继续存在一个国家并确保社会秩序。归根结底，魏刚的要求就是军事投降加政治投降，并用政治投降掩盖军事投降。雷诺非常了解魏刚，但是，因为雷诺处在军事领域，并建议实行停火——不管是正式签约停火，还是单方面决定停火——所以他不仅激起了魏刚的事先可预见的反应，即使这种反应没有道理也罢。雷诺违背了他的选择的逻辑。上船关于部队坐船去北非的计划要求人们推迟敌人的挺进，甚至不惜牺牲那些为了在海外继续抗战而战斗到底的人的生命。雷诺违背了这种抗战逻辑，削弱了自己。还是在6月15日下午。人们看到，雷诺参加了下午4时10分开始、晚上7时55分结束的内阁会议。首先，肖当副总理突如其来地提出了一项主动行动，使雷诺深受影响。肖当建议向德国提出其停战条件是什么的问题。肖当说，他深信德国的停战条件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为了法国的舆论，为了所有希望停战的人们，必须证明其不可接受。对此，雷诺严加拒绝。鉴于从表面上看，大多数部长倾向于支持肖当，雷诺建议自己辞职，但立即遭到了勒布伦总统的拒绝。于是，雷诺不是要求散会和准备改组政府，而是再一次使用计谋。针对肖当提出的关于询问德国停战条件的建议，雷诺用另一种活动，即他已在6月13日主动提出的和进行的活动，询问英国是否同意法国解除其不单独签订停战协议的承诺，以及英国在何种条件下会表示同意。雷诺后来解释说，他相信，假如他不建议这样做，那他就会被肖当或贝当取代，在此情况下，停战就会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就象英国大使坎贝尔在当天上午向雷诺证实的那样，英国将会向法国政府证实其拒绝态度，除了在北非继续抗战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堪与荣誉相容的选择。由此而来的是向伦敦发电报的事了，科尔潘和莫内已同戴高乐谈到了这封电报。然而，在波尔多，政治气氛和士气的恶化不可挽回地了。罗斯福的复电——人们看到了电报内容，但只是在6月16日中午12时30分发到伦敦——已经不再使任何人产生兴趣。幕后的撞击，特别是在雷诺和魏刚两人之间的撞击正在增多。在那些与政府同时撤到波尔多的议员当中，赖伐尔依靠波尔多市长阿德里安·马尔克的物质帮助进行活动，积极开展旨在要求停战的宣传运动，并同贝当及其亲信进行接触，以致达到暗中筹建政府的地步。赖伐尔希望即将组建新的政府。雷诺的权威遭到了动摇，特别是在他的亲信中间陷于孤立。据维尔吕姆证词所述，6月15日晚，他同雷诺及其助手德沃和德博尔特夫人共进晚餐。德博尔特夫人为要求停战和组建一个以贝当为总理、雷诺为副总理的新政府而热情辩护，以致她说道，她“已经说服贝当，使元帅相信改组政府的必要性”。雷诺坚持其反对停战的立场。德博尔特夫人毫不犹豫地指责雷诺懦弱，还提高了声调。于是，雷诺朝她的头上泼了两杯水……(35)6月16日是决定性的一天。凌晨1时20分，英国政府收到了驻法国大使坎贝尔的电报，来电转告了法国政府的问题：尽管法英两国签订过3月28日协议，英国是否同意、并在何种条件下同意（法国）单独停战？伦敦起草了两份复电。(36)中午12时35分发到波尔多的第一封电报提醒说，3月28日协议涉及“法兰西的荣誉”，但英国政府拟在“法国舰队立即驶向英国海港、等待谈判开始”的正式条件下，同意法国政府向德国询问其停战条件——但不管结果怎样，英国继续进行抗战。伦敦的第二封电报于当天下午4时到达波尔多，它明确指出，英国政府想要就一切停战条款提出咨询意见，并提出下述要求：除法国舰队进入英国海港之外，还要让法国空军飞往北非或英国，以及将在法国的波兰、捷克和比利时军队运往海外。但不到半小时后，英国政府又通知说，它撤回这两封电报，并向法国政府提出了一项新建议。16日上午，戴高乐从科尔潘和莫内那里了解了这些事。“这是一项关于法国和英国结盟的新建议，”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写道，“伦敦政府将要郑重地向波尔多政府递交此项建议。英法两国决定合并两国的公共权力，共同使用两国的资源和共同计算两国的损失。简言之，在两国各自的命运之间建立全面的联系。”法英联盟计划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让·莫内。但莫内向戴高乐肯定说，联盟计划是他同英国外交部常务秘书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一道起草的，因此，在转交波尔多政府之前，计划有被英国内阁接受的运气。实际上，莫内从6月13日开始其起草工作，当时起草了一篇题为《英法联盟》的五页文件。6月14日，丘吉尔的秘书德斯蒙德·莫顿向莫内解释道，为了试图说服丘吉尔首相，首先必须联合一名英国内阁成员。因此，莫内找了霍勒斯·威尔逊，然后由威尔逊出面把情况告诉丘吉尔，丘吉尔同意在6月15日内阁会议上讨论英法联盟问题。范西塔特奉命给莫内起草的文件定稿。但是，内阁会议在15日这天尚未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37)于是，6月16日，英国内阁必须首先同意向波尔多发去对法国停战要求提出英国条件的两封电报。戴高乐在科尔潘大使和莫内的陪同下，在卡尔顿俱乐部同丘吉尔共进午餐。戴高乐讲述道，他向丘吉尔这位进行解释，如果英国首相作出任何让步、任何奉承、甚至任何理解和忍让的信号，那就会怂恿那些投降支持者，使那些主战派解除武装。据戴高乐所述，由于他的坚持，当时丘吉尔决定命令坎贝尔大使撤回那两封业已发到波尔多的电报。不管怎样，戴高乐同丘吉尔最终讨论了法英两国的联盟计划。戴高乐亲自作了解释，说他如何赞赏联盟计划，以及为何决定予以支持。“我马上觉得，”戴高乐写道，“（联盟计划）的伟大之处在于，无论如何都要排除迅速落实的可能性。显而易见，假设共同合并——即使从原则上合并——英法两国，以及两国的机构、利益、帝国（……）是可取的，人们也不能根据交换照会实现这个计划。但是，在英国政府致我国政府的建议中，会表现出一种可能具有实际意义的声援。特别是我象科尔潘大使和莫内一样认为，保尔·雷诺先生陷入其最后的危机之中，联盟计划能够给他提供一种安慰的表示，提供一种在其部长面前坚韧不拔的论据。因此，我将同意在丘吉尔先生身边效力，以便使他为自己的利益而采纳这个计划。”上述几行文字是戴高乐在事件结束后很久，为《战争回忆录》而写的。但人们可以认为，它们准确地反映了戴高乐对一个不大符合其历史观的版本所作的反应。很久以来，戴高乐就相信，国情是不可更改的，民族是历史的主要演员，至少在现代是这样，所以，他关注的只是其中那些专制的和人为的东西。戴高乐预感到，法国的政权即将垮台，但他仍然向科尔潘和莫内前来商谈的这个奇特的试图提供成功的运气。归根结底，对戴高乐来说，在16日这天，不惜任何代价，阻止雷诺下台和不让停战派取而代之，是比一切都更加重要的事情。因此，戴高乐决心参加密谋活动，他在卡尔顿俱乐部的午餐中，发现丘吉尔与自己一样，对法英联盟计划的人为的和过度的特点持保留态度。于是，戴高乐说服丘吉尔，使丘吉尔相信，联盟计划在雷诺和投降派之间的讨论中，是一件也许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武器。事实上，在共进午餐之后，丘吉尔能够使英国内阁和戴高乐赞同法英联盟计划。戴高乐陪同丘吉尔到唐宁街首相府，在那里坐下来，先是打电话报告雷诺说，他预计英国政府有一次重要通报，然后把计划的文本口授给雷诺。事隔多年开看，人们只能对下述的差别感到印象深刻：当年伦敦和波尔多两地在感觉和心态上的差异是非同寻常的，而英国政府的活动——对此，丘吉尔不无保留地支持，戴高乐由于时局的原因而加以支持，但他首先是受到莫内的启示——则显示了这种差别。诚然，战前，在法英联盟最快乐的时期里，两国曾就更加紧密的联合问题上举行过几次智力辩论。(38)例如，由路易·若克斯在巴黎领导的“外交政策中心”和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进行过这种讨论。外交官艾蒂安·戴纳里、外交史教授乔治·塞尔、作家让·德庞热、未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勒内·马厄、法国最出色的盎格鲁－萨克逊问题专家和选举社会学创始人安德烈·西戈弗雷德、英国大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等都参加过这些辩论。《时代》和《著作》杂志就此作过报道。但在1940年6月中旬，讨论不再停留在这种地步。德国的入侵迫使法国人思量，他们是否应该或者是否能够继续进行抗战，因为英国只有十个轻型师在法国它的贡献与法国的成就是不相称的。无疑，法英联盟计划的起草人想要宣告，如果英法两国合并成一个国家，那它们就会保证进行同样的努力，分担重任与牺牲，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两国的利益对立起来。然而，由莫内设计的显然是人为的法律和外交建设，是否足于使法国人相信和感受到联盟计划呢？莫内是个机灵鬼，但他远离那些当时使处在不可名状的考验之中的法国人感到窒息的感情。莫内同其他起草人一道，认为自己收集的这些最大胆的建议——其中包括共同的公民资格，共同的防务、外交政策和经济组织，共同地分配负担和亏损，共同地领导一切军队的战时内阁，使两国议会合并等——符合法国人的期望。莫内只是使抽象的建设与法国人正在经历的悲剧之间存在的、不同寻常的差距变得明显起来。许多历史学家对波尔多政府几乎立即摒弃这个大胆而慷慨的法英联盟计划感到惊讶，有时还感到愤愤不平。不过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最坚决支持继续抗战的部长并未完全把它看成是支持他们的一个论据。事实上，在人人都感到奄奄一息的生活中，人们从四面八方得到的印象是，伦敦提出的联盟计划与现实无关。当法国遭到入侵，而英国尚未遭到入侵——人们可以希望英国不受入侵——时，两国分担重任和损失意味着什么呢？当法军遭到消灭和英军完整无缺时，又怎样能相信英国人和法国人在领导其共同集体中，会承担同样的责任和同样的重任呢？那些想要法国用它的舰队、帝国和军队残部来继续斗争的英国人心里很清楚，法国现有的力量与迄今尚未被入侵时的大英帝国的力量不是同样的规模。反正，对英法两国联盟计划的欢迎，也显示波尔多政权失去尊严。雷诺在记录戴高乐在电话中宣读的计划文本后，马上表现出惊呆的样子，以致他询问丘吉尔是否计划起草人，他是否要乘飞机来法国表达其热情和证实他们俩翌日在贡卡尔诺的会晤。当时在雷诺身边的斯皮尔斯后来证实说，雷诺听后“变了脸色”。然后，雷诺始终不断地说，他马上相信联盟计划的重要和伟大。这种表白可靠吗？据雷诺军事办公室主任维尔吕姆提供的证词，人们可以怀疑这点。(40)维尔吕姆的叙述如下：“当我同总理（雷诺）说话时，他的电话响了。从雷诺的声音中听出来，他是在同一个远方的对话者说话。他发出了几声惊叹，接着挂下了电话，他向我宣布——使我大吃一惊：‘戴高乐从伦敦来电话，转告我英国政府的一个最奇怪的建议。那就是将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融合在一起。所有的英国人将同时都是法国人，所有的法国人也将同时都是英国人。至于我，我将担任是英法两国的总理。’我回答说，他将立即被英国下议院推翻。后来，我们就这次奇怪的通话开了好长时间的玩笑。”接着，维尔吕姆补充说，他使雷诺放弃了到南特——原定在贡卡尔诺——去同丘吉尔会见。他继续写道，“然后，我在光辉饭店的私人餐厅里，同雷诺及其他两三个人共进午餐。在饭桌上，我们重新嘲笑英国人提出的这个不寻常的建议。”据维尔吕姆所述，雷诺只是在吃完午餐，同英国大使坎贝尔谈话之后，才改弦易张，接受了英法联盟计划，尽管他遭到劳工部长波马雷、财政部长布迪里埃、外交国务秘书博杜安、以及维尔吕姆本人的怒斥、甚至痛骂。维尔吕姆骂道：“可耻！……丢脸！……您在走向自杀！……今天不仅会标志您的下台，而且会标志您政治生涯的最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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