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传》 作者: （法）德拉戈尔斯该书严谨而生动地描述了世界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戴高乐（1890-1970 ）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塑造了一位法国领袖和世界伟人的形象，是迄今为止有关戴高乐的最新和最详尽的传记作品。该书的出版对于人们深入了解戴高乐，研究20世纪法国现代史，继续推进中法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堪称一部经典的名人名传。该书作者是法国著名新闻记者、评论作家、历史学家保尔- 玛丽。德拉戈尔斯，曾作为戴高乐派积极参与政界活动，写作中运用了大量最新档案和第一手材料。……序言本书是拙著戴高乐传记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和译者曹松豪先生想要发表这个中译本。对此，我对商务印书馆和中译者表示无限的感激，也特别感到非常自豪。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中国对戴高乐将军这位法兰西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表明，戴高乐的言行关系到世界各国，世界各国可以通过戴高乐来遥望和聆听我的祖国。作为作家、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我的大部分人生和大部分工作，都是用于撰写戴高乐的历史和戴高乐时代的历史。早在1964年，我就发表过一本关于戴高乐的、长达765 页的法文著作。但我历来认为，必须重写此书，并写完此书，一直写到戴高乐生命的终点时为止。因为当时，戴高乐的原始材料很少，几乎只有某些罕见的传记人物速写，没有任何大学的或学术的研究成果，没有任何对第五共和国前期的、完整的历史记载，只有很少的一些证词，而且也接触不到任何历史档案。我是靠人们当时所能有的下述手段来写作的：回忆录，报刊杂志，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现有的传记，谈话记录，其中包括我同戴高乐的谈话——我在书中将会谈到这些谈话——记录，以及戴高乐业已发表的著作。不仅如此，我还用了自己撰写的、关于戴高乐亲身经历过的那些事件的证据，以及我参与过的那些事件的证据，尽管我的证据是那样微不足道。时至今日，情况完全不同了。在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和俄国，所有的历史档案都开放了，尽管开放时尚有某些限制。戴高乐业已撰写了他的尚未完成的《希望回忆录》。关于戴高乐及其活动的证词，首先是所有的法国前总理、他的许多部长、合作者、支持者和政敌所提供的证词，多得不可胜数。我在发表过的其他一些著作中，曾提到过戴高乐公共生活的好几个事件。夏尔。戴高乐研究所和夏尔。戴高乐基金会都出版了关于戴高乐生平和著作许多方面的一些基本著作，由戴高乐诞辰100 周年研讨会出版的文件，对这一历史阶段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我试图利用这一切材料。但此次写作，我却不能获得戴高乐的帮助了——假如我能再次同戴高乐进行交谈，那他还会亲自向我提供帮助。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我是在1964年完成第一部关于戴高乐著作时，同他见过面的。虽然我们之间没有作出任何商定，但那时我不想引证他的话。而今，相反地，我引述了戴高乐的谈话，它们会阐明下述问题：法国在德国占领时期进行的抵抗斗争；法国共产党在解放时的行为；1945年所作的关于经济政策的选择；战后法国奉行的对德政策；阿尔及利亚（在一次更早的谈话中也曾提及过）；关于普选产生共和国总统的全民投票； 60 年代初戴高乐对世界的看法等。同戴高乐的这些谈话至少有这样的功绩：我没有对他提出过任何要求，他对我也没有任何期待，因此，这些谈话是完全自由的。我认为，我书中所引的这些如实的证词是值得公诸于世的。本书的读者是否会得出这是一本带有党派偏见的戴高乐传记呢？假如我在这里必须向读者进行解释的话，那我是毫不为难的。戴高乐作为法兰西历史的中心人物，长达30年之久，在这段历史中任何人都不会是中立的。我也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我经常赞同戴高乐的所作所为，有时还参与其中。我也有作过自己的承诺，例如，我表示过支持非殖民化。就象人们将要在本书中读到的那样，我讨论了戴高乐活动的几个问题。总之，那不成问题。我已在其他场合说过，并经常写过：传记的客观性不是一种绝对要求，而是一种努力。我进行过这种努力。我在努力时没有羞怯之感，而且归根结蒂没有太大的困难。对此，职业生涯是我最好的学校。对我来说，如实地看待问题和进行报道已经成为我的另一种天性，即使——或者特别是——在我因此而感到伤心、怨恨、受到伤害和满腔愤怒时也是如此。我仍然遵循着同样的准则：不要因为我的偏爱而歪曲我的分析。我在人生暮年出版这本戴高乐传记，有机会追述20世纪的疯狂行为、世界大战、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曾经全身心地参加过的战斗、帝国的垮台、意识形态的死亡、被超越的矛盾、被忘却的争吵……凡此种种，戴高乐都参与了。戴高乐必须应对那些突如其来的灾难、可悲的决裂和震撼世界的动荡。作为一个梦想其亲爱的祖国获得未来胜利的儿女，戴高乐尝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幸福，尽管他在集中营里被囚禁过。因为戴高乐为了法国军队的彻底现代化进行过拼死的斗争——大家承认，有了这种现代化，那就会使法国避免失败——因为人们没有倾听戴高乐的意见，所以法国在1940年才突然遭到了崩溃。40年代，多亏了战友们的热情和法国人民的支持，戴高乐通过其意志的力量，将法国保持在战胜国行列之中。戴高乐出身于欧洲最古老的资产阶级，但他呼吁法国人民举行反对（德国）敌人和它所屈从的（维希）政权的全国起义。戴高乐出身于一个明智的和温和的家庭，但他却下令进行严厉的清洗，打击了一部分法国的传统干部。作为宣读过青年士官生誓言的圣西尔军校毕业生，戴高乐被迫呼吁法兰西军队归顺自由法兰西和进行造反。作为将军，戴高乐制服了由阿尔及利亚悲剧引起的军人叛乱，并审判了他们的首领。50年代，戴高乐为了在法国建立一个比以前的政权更加适应现代国家要求的国家机构而进行斗争。起先，戴高乐没有获得成功；后来，他在成立第五共和国时达到了目的。然而，60年代初，戴高乐相信法国的世界作用，所以他象20世纪精神所要求的那样，不惜在阿尔及利亚进行较量，以及冒着生命危险，赋予所有的法属非洲国家以独立。在这个十年里，戴高乐主持了对法国工农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加速的和有时粗暴的改造，主持了开放法国的经济边界。戴高乐想要用壮观的方式，来埋葬古老的法德冲突。戴高乐同冷战精神实行了决裂，对集团制度进行了否定和斗争。1964年戴高乐同人民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就是在集团制度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使人民中国不久后在国际大家庭里占有独特的地位。戴高乐看到那些威胁着“东方阵营”的裂缝，预言东方阵营即将奄奄一息，并预示东方阵营未来的分裂。20世纪也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严重对抗的世纪。戴高乐参加了这一对抗，人们从他的伦敦讲话和阿尔及利亚讲话中，找到了反对纳粹和法西斯极权主义制度斗争的某些最强音。但是，在同龄人进行的、关于世界观的重大争论中，戴高乐占有一个特别的地位。戴高乐首先相信民族的永恒，相信意识形态的不稳定性。事实上，长期以来，人们在20世纪看见了征服者的意识形态的临时胜利，或者至少看见了这些意识形态的诱惑。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曾风靡一时，蔚为壮观。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则提供了另一种前景的观念，它拥有单一的市场、被抹煞的边界、民主政体和那种被取名为“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的全球联盟。而今，在意识形态的公墓中，坟墓的门关上了。戴高乐曾经用民族的长存——由此产生了他对民族独立的热爱——来反对这些意识形态。戴高乐去世了，但从表面上看，他占了上风。凡是民族消失——无论是在殖民帝国的统治之下，还是在集团的桎梏之下消失——的地方，民族又重新出现了，以致在世界的广大地区，在非洲，从亚德里亚海直到中国的疆界，原有的边界已被打乱了。这就是民族的永恒。戴高乐早已宣告了这种永恒。那么，这是否是历史的最后结论呢？戴高乐在他最有名的一次伦敦讲话中，引证过尚福尔的这句名言：“有激情的人已经活过了，有理智的人也已经存在过了。" 但当年戴高乐引证此话，是为了立即说明，他同他的战友们都是一些有激情的人和有理智的人。戴高乐因激情而奋起，并愿为理智所指引。这就是他同20世纪斗争的所作所为。戴高乐被20世纪打上了烙印，也给20世纪打上了烙印。戴高乐的一生，是20世纪的一次奇遇。时间在流逝着，它给了我们判断这种奇遇的自由。我们的这一代人曾经不无苦恼地获悉，关于遥远的将来，甚至关于我们现在所作的决定在不久后的将来的问题，我们都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在身后留下了那么多的、被揭穿了的预言，那么多的、遭到流产了的计划，那么多的、被挫败了的计谋……21世纪将是一页白纸。然而，当关于民族、国家、社会、世界和历史的问题大局已定时，现在还存在着一种不可改变的东西。从戴高乐本人经历过的冒险和他正在使人们经历的冒险中，将继续留下这种永久的东西：对1940年失败的愤怒；对亡国论者的憎恶；在自由法国人和抵抗者身上迸发出来的无限热情；那些伴随着被流放者、直至其受难时为止的斗争的力量；抵抗战士和地下工作者的博爱——所有经历过这种博爱的人，至今还保留着难以表述的怀念；那些在被枪杀时高呼“戴高乐万岁！”的无名烈士。无疑，历史将会复盖一切。但归根结蒂，也许某种超越历史的东西将会继续永存。注：这篇《戴高乐传》的《中译本序言》写于2003年夏天，是作者在对原著《引言》进行补充修改的基础上写成的。题记: 不屈的战士 伟大的丰碑——《戴高乐传》中译本序言今年是中法建交40周年，中法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值此法国文化年之际，商务印书馆即将隆重推出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兼新闻记者保尔－玛丽。德拉戈尔斯所著的《戴高乐传》中译本，无疑是一件促进中法政治文化交流的盛事。戴高乐将军是20世纪的一位法国和世界伟人，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德拉戈尔斯的新著《戴高乐传》则以最新的史料，重新描述了戴高乐八十年波澜壮阔的人生，是一部迄今为止达到最高学术水平的戴传，对我们全面深刻地了解和研究戴高乐将军的人生、思想及法国的内外政策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读《戴高乐传》，首先使我想到了四十年前在巴黎开始外交生涯，同传主戴高乐直接进行接触的一段经历。我在1964年至1969年期间，曾担任过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同志的秘书和翻译，随同黄大使参加过一些由戴高乐总统邀请和主持的外事活动。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戴高乐高瞻远瞩，在捍卫法兰西民族独立、反对美苏霸权、决定中法建交和发展中法友好合作关系问题上具有非凡的战略眼光。历史已经证明，戴高乐总统当年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一道建立中法正式外交关系，对今天发展中法友谊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读《戴高乐传》，也使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德拉戈尔斯这位相识20多年的老朋友。纵观作者的职业生涯，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他担任过《国防》杂志社社长、《费加罗报》评论员等职，担任过梅斯梅尔总理、新闻部长盖纳、内政部长富歇等政要的顾问或办公室主任，在法国政界和新闻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二，他治学严谨，勤奋笔耕，著作颇丰，在研究法国现代历史、内外政策和国家战略问题上独树一帜。其观点和著述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既有历史性，又有现实性；既脚踏实地，又卓有远见，因而是严肃的、可靠的和值得借鉴的。其三，他对华友好，从70年代至今已五次访华。此次，他以76岁的高龄来参加法国文化年开幕和“戴高乐生平展”活动，我十分高兴同他在北京重逢，深感他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也分享了他对中国翻译出版其巨著的无比喜悦。读《戴高乐传》，还使我想到了中译者曹松豪同志。松豪同志长期在中联部工作，当我90年代担任驻法国大使时，他也在驻巴黎使馆工作过。他敬业乐群，勤奋工作，是一位善于坚持自修和调研相结合的外事干部兼法文翻译家。例如，他翻译的《希拉克传》在希拉克1995年5 月当选总统的前夕出版，得到过希拉克总统亲笔题词的殊荣。此次，他又成功地翻译了德拉戈尔斯的《戴高乐传》。这里，谨对松豪同志为中法两国文化交流辛勤劳动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2004年实现了中法两国国家元首的年内互访，在中法两国的友谊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特别是胡锦涛主席今年1 月访法，为戴高乐基金会写下的“伟人风范长存中法友谊常青”的题词，充分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缅怀和敬仰戴高乐将军的心声。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和中国法兰西研究会会长，衷心地祝愿德拉戈尔斯先生的《戴高乐传》中译本在广大中国读者中取得预期的成功！蔡方柏 中国前驻法国大使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兰西研究会会长2004年11月，写于北京译者的话历史是一面镜子。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戴高乐将军的历史，就是一部20世纪的法兰西现代史。众所周知，夏尔·戴高乐将军（1890——1970），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20世纪的法国民族英雄和世界伟人，中法外交关系的缔造者之一。历史已经表明，戴高乐是法兰西伟大民族英雄和法兰西民族精神的杰出代表。戴高乐思想的核心就是要维护法兰西的民族独立，争取法兰西民族的伟大、荣誉和复兴。因此，戴高乐将军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无限热爱和敬仰。正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致戴高乐夫人的唁电中指出的那样，戴高乐是一位“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在戴高乐1970年逝世后的30年间，法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始终重视戴高乐传记的创作和出版。巴黎佩兰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了法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和历史学家保尔－玛丽·德拉戈尔斯先生所著的《戴高乐传》，标志着戴高乐研究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德拉戈尔斯先生诞生于1928年，病卒于2004年，是一位关于20世纪法国历史、国防和战略问题的资深专家和权威，建树颇多。他晚年担任法国戴高乐基金会的理事和《希望》杂志主编，更加勤奋工作，以其如椽大笔，创作了这部长达120万的新著《戴高乐传》。毫无疑问，新著严谨而生动地描述了戴高乐波澜壮阔的80年人生，真实而可信地塑造了一位法国和世界伟人的形象，对于世人深刻认识戴高乐的人生历史和丰功伟绩，进而深入研究20世纪法国现代史来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堪称一部经典的名人名传。《戴高乐传》，全书38章，可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青少年时代》至第七章《入阁》，从1890年11月9日戴高乐诞生写到1940年6月法国沦陷，重点描述了戴高乐从军的前半生、以及他的军事思想。第二部分包括第八章《自由法兰西》至第十五章《起义和解放》，从1940年6月戴高乐奔赴伦敦领导抗战写到1944年巴黎解放，重点描述了他的反对法西斯侵略和争取法兰西民族解放的丰功伟绩。第三部分包括第十六章《国家和权力》至第二十七章《重返权力》，从1944年6月戴高乐担任临时政府总理到1946年引退、从引退到1958年第四共和国衰亡，重点描述了他建立法兰西人民运动，在科隆贝故居写作回忆录，以及他眼中的第四共和国政局。第四部分包括第二十八章《第五共和国》至第三十八章《人生终点》，从戴高乐1958年9月建立第五共和国写到1969年因公民投票失败而主动辞职，重点描述了戴高乐总统执政对法属殖民地实行非殖民化、反对美苏霸权主义、促进欧洲联合、解决1968年五月运动等光辉业绩。最后，《结束语》叙述了1970年戴高乐将军之死，对传主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戴高乐传》史料新颖，内容详尽，考证严谨，结构合理，在戴传创作中独树一帜。首先，作者同传主有过直接的接触。他穷尽毕生的心血和智慧，在1964年出版《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戴高乐》一书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二次创作，并且作为唯一同戴高乐本人进行过接触和谈话的戴传作家，在新著中首次发表了60年代戴高乐谈话的内容。其次，作者引用了最新档案。他在创作中进行大量的研究和考证，引用了自从戴高乐逝世30年以来法国和世界发表的最新著作和史料，特别是利用了二战主要参战国首都巴黎、伦敦、华盛顿、柏林和莫斯科在90年代中解密的官方档案。第三，作者曾参与政界活动。他在广泛借鉴国内外出版的无数戴高乐研究成果的同时，作为重大事件的知情人，能够直接地或间接地运用第一手材料，使史料与史论相结合，因而使传记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因此，翻译出版德拉戈尔斯所著的《戴高乐传》是一个正确的选题。使译者感到幸运的是，商务印书馆在中法建交40周年前夕决定采用德拉戈尔斯先生所著《戴高乐传》的翻译选题，并准备在法国文化年（2004年10月——2005年7月）期间出版其中译本。毫无疑问，在此天时地利人和之际，出版德拉戈尔斯的《戴高乐传》是一个译介最新西方学术名著和促进中国法兰西学研究的盛举，也是一个缅怀戴高乐将军、庆祝中法建交40周年和参加中法互办文化年活动的盛举。可以相信，此次出版《戴高乐传》中译本必将为参与中法互办文化年活动，加强中法两国文化交流和两国人民友谊做出独特的贡献。理所当然，法国戴高乐基金会重视和支持《戴高乐传》在中国的出版。2004年3月，德拉戈尔斯先生为中译本出版提供了几十幅有关戴高乐生平和活动的图片，其中包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年1月访法期间，参观访问戴高乐基金会的照片，以及胡主席题写“伟人风范长存 中法友谊常青”的手迹照片。同年10月，在北京举办法国文化年之际，德拉戈尔斯偕夫人随戴高乐基金会代表团访华，参加了该基金会举办的“戴高乐将军生平展” （展览会上散发了一张印有戴传原著封面和中译本封面的特制画页），并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徳炎先生进行了亲切会见。回国后不久，德拉戈尔斯还迅速寄来了戴高乐基金会主席盖纳先生所写的中译本序言。这种对出版《戴高乐传》中译本的关心和支持，是非常感人之深的。与此同时，中法友好知名人士也对出版德拉戈尔斯先生的新著《戴高乐传》，表示重视和赞赏。作为破例，此次中译本将要收入其中四位所写的序言。他们是两位法国人士和两位中国人士：戴高乐的亲密战友和法国前总理皮埃尔·梅斯梅尔先生，法国前宪法委员会主席和现任戴高乐基金会主席伊夫·盖纳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和现任中国法兰西研究会会长蔡方柏同志。四位友好人士欣然撰写中译本序言，表达了中法两国人民心中永远的“戴高乐情结”，将为中译本出版增添异彩，并成为中法友好史上的一段佳话。作为德拉戈尔斯先生的挚友和忠实译者，我以作者和译者的双重名义，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作为译者，谨向中译本读者做两点必要的说明。其一，就作者而言，德拉戈尔斯先生于去年10月访华后不久，在巴黎病逝。可以说，他是为了写戴高乐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在此，对这位中国人民老朋友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对他未能亲眼看到中译本的出版表示莫大的遗憾。其二，就译者而言，在不到两年半的业余时间里，赶译德拉戈尔斯的煌煌巨著《戴高乐传》，无论从正确处理时间与精力、译作速度与质量、直译与意译、专业知识与语言技能、修辞与逻辑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来看，都是一次重大挑战。两年多来，虽竭尽全力，三易其稿，但因时间紧迫，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还有错误和不当之处。因此，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不吝指教。曹松豪2005年1月，写于北京嘉桐斋第一部分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那是19世纪。1890年，萨迪·卡尔诺出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这是历届政府不稳定的时期。当时，德·弗雷西内先生第四次出任政府总理，将要执政一年零十一个月，而在他接任之前是持续十三个月的第二届迪拉尔政府，在他卸任之后则是持续九个月的卢贝内阁。在德国，军队增加了1万8千人，人们撤消了俾斯麦时期采取的、禁止社会民主党组织活动的措施，于是这些组织马上在工人阶级中间显示了巨大的影响。在塞内加尔和苏丹的边界上，阿希纳尔中校在镇压非洲部落酋长阿马杜的抵抗中取得了重大成功。一些塞内加尔土著步兵在科多努登陆，迫使达荷美国王重新处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尽管他想要摆脱法国的保护。在法国北方的加莱，花边厂工人开始罢工，因为长期以来花边工业的产品销路不好。在巴黎，7月14日，有一家八口人因贫困而自杀。在美国，第一次用电刑处决了一名叫凯默勒的死刑犯——《画报》杂志写道，电刑，“这是一个为了时局而被发明的词”。在印第安人首领布尔死于一次埋伏之后，联邦军队不得不应对黑脚西鸟人的一个部落的造反……是年，11月22日，夏尔－安德烈－约瑟夫－玛丽－戴高乐在里尔市公主街9号，外祖母家的一所房子里诞生。翌日，11月23日，夏尔在其街区的教堂——加尔默罗会的圣安德烈教堂里受洗。夏尔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在1886年娶了让娜·马约－德拉诺瓦为妻。作为夏尔的母亲，马约－德拉诺瓦有三个姐妹，其中一位嫁给里尔天主教学院的教授居斯塔夫·德科尔比，姨父德科尔比被选来当夏尔的教父。而马约－德拉诺瓦的一位兄弟娶了吕西·德鲁莱－马约为妻，舅母德鲁莱－马约则被选来当夏尔的教母。戴高乐家族的家谱是经夏尔的祖父朱利安·戴高乐编修的，并经夏尔的父亲亨利·戴高乐誊写下来。而夏尔本人也审慎地承认，戴高乐家族的名字在若干个世纪里有过不同的拼法，由此也许产生了对家族血统问题不确定的看法。①但不管怎样，我们知道，1210年，国王菲利普·奥古斯特将埃耳伯夫的一块领地赐予了里查尔·戴高乐。历史档案告诉我们，此后的近两个世纪，1406年，“奥尔良总督、勇敢的骑士梅西尔·让·戴高乐”奉命“率一支弓弩手部队和5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横渡塞纳河，“以便占据夏朗东”。此后7年，1413年，梅西尔·让被授予重任，守卫当时遭到勃艮第公爵威胁的圣德尼门。关于梅西尔·让的命运，圣马洛中学教员帕特里先生提供过新的情况，并于1946年写信告诉过夏尔·戴高乐本人。克洛德·莫里亚克保存此信，并将信的内容通报让·拉库迪尔，供拉库迪尔撰写长篇戴高乐传记之用。帕特里先生向我们披露说：“梅西尔·让·戴高乐是阿尔马涅克的首领之一，他在阿赞库尔作战。”②这样，帕特里证实了《查里六世的历史》一书的作者戈德弗瓦德的叙述：让·戴高乐奉命“将当时业已参战的英国弓箭手驱散”，尽管有人强烈劝阻他不要进行这场不幸的战役。当亨利五世的英国军队逼近时，让·戴高乐指挥了维尔的抵抗斗争。这次抵抗一直持续到1418年，抵抗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达到如帕特里先生所述，维尔地区的抵抗战士取名为“戴高乐连的地步”。此后，由于让·戴高乐拒绝为英国国王效劳，封地遭到充公，他就到勃艮第去定居。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相当认真地查明，这本戴高乐家谱是同此后用很长时间，先后在勃艮第和弗兰德找到的家谱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发现，在这些家谱中有一个名叫吉拉尔·戴高乐的人，他在1465年的历史档案中出现；有一个叫让·高乐的人，他担任居伊塞尔的医院院长；还有一个叫尼古拉·戴高乐的人，他在1584年当上城市首领兼领主，并获准在萨纳河畔修建一座磨坊。于是，不管怎样，由于出现另一个尼古拉·戴高乐，戴高乐家族的家谱变得更加清楚了。尼古拉任第戎法院顾问和调查委员，卒于1737年。他的大儿子让是巴黎法院律师，也死于1737年。但他的二儿子安托瓦纳却是夏尔·戴高乐的祖先。安托瓦纳的儿子让－巴普蒂斯特生于1720年，任巴黎法院检察官和法院荣誉勋位管理委员会书记官，死于1798年。让－巴普蒂斯特也有一个儿子，生于1756年，取名为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在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任巴黎法院律师。如同当时许多出身于长袍贵族的同龄人一样，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想要适应新时代，并从1791年开始，取消了他姓氏中表示贵族身份的介词DE，把它合并成一个词：DEGAULLE。但这样做并未使他逃脱在1794年被关进原“苏格兰中学”校舍的厄运。在法兰西共和历的热月9日夜里，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在那里同圣朱斯特交错而过。圣朱斯特刚刚被一些朋友解救出来，又被提交法庭审讯，送上了断头台。关于此事，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留下了一篇叙述，由其后代保管，因而得到了拯救。但他也逃脱不了当时许多长袍贵族或佩剑贵族继承人的共同命运，家庭破产了。也许他从这些苦难中得出了结论：不应当脱离自己的时代和祖国。在56岁那年，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作出了选择，到拿破仑“大军”的邮政部门服务，并且爬上了高位。此后，他在帝国垮台后返回法国，最后死于霍乱。是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的儿子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编修了家谱。作为巴黎文献学院的毕业生，他参加了史学研究的复兴运动——该运动对19世纪的前四分之一产生了影响。他撰写了巨著《巴黎市郊新史》，由时任“兵工厂”图书馆馆长和受读者欢迎的诗人夏尔·诺迪埃作序。法兰西历史学会委托朱利安－菲利普发表和注释洛南·德·迪尔蒙所著的《圣路易传》，并将出版一系列有关更加难懂的、或更加奇特的主题的研究著作，如《关于风景画家比多先生生平和著作的笔记》和《圣母院墓志铭集》等归功于他。朱利安－菲利普为人严肃，学习用功，但也以他自己的方式，经受了时代的震动和反弹。朱利安－菲利普放弃其生活的一部分——天主教，但据他儿子亨利记录的看法，他仍然“憎恨资产阶级大革命，不仅憎恨大革命的暴行，而且憎恨大革命的原则、根源和成果”。总之，如果说夏尔的祖父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作为文人和学者的生平，完全代表着将时间用于研究和无私工作的一代资产阶级文人，那么夏尔的祖母约瑟芬－安娜－玛丽·马约的生平肯定是与众不同的。她出身于一个实业家和企业家的家庭，这种实业家和企业家先后从事过在弗兰德地区修建沃邦堡垒、纺织业、宗教服装和烟草业。从表面上来看，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这位未来的戴高乐将军的祖母将有一种特殊的命运。1849年，约瑟芬·马约在里尔发表了《北方省的历史路线》。然后，她成为小说家，创作了《我叔叔一家》、《瓦莱里·德·蒙洛尔》，特别是《阿德马尔·德·贝卡斯泰尔》一书使她有了一定的名气。她还创作了象《令人安慰的一年，献给那些痛苦的人们》那样的长篇系列评论。约瑟芬·马约撰写了一本《夏托布利昂传》，该书表明了她对这位《勒内》一书作者的特别喜爱，而夏尔·戴高乐同样特别喜爱夏托布利昂。约瑟芬·马约也写了一本《爱尔兰的解放者奥康内尔》，无疑她在书中表达了个人的信念，赞扬奥康内尔试图解放其祖国，而“不去打破秩序关系和尊重法律”。此外还写了一本关于德鲁奥将军的传记，人们知道他是一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不过，即使约瑟芬·马约的著作在法国国立图书馆的目录中占有八页之多，她也仍然将其时间用于主编《家庭通信集》。这是一本非常关注道德教养的出版物，不过，约瑟芬·马约在书中表现了一种卓越的勇敢精神，发表了朱尔·瓦莱斯——作为富于幻想和革命的、小说《起义者》的作者，瓦莱斯在书中缅怀过巴黎公社——的一篇文章，以及一篇用比较赞扬的基调悼念蒲鲁东这位“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大师的传略。在19世纪中叶，象夏尔的祖母这样能够完成如此广泛的事业和如此全面地投身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创作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妇女，实属是凤毛麟角。朱利安－菲利普这对既非常传统、又非常独特的夫妻生了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代表着当时三种有教养的资产阶级。老大夏尔继承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的传统，写了一部关于19世纪克尔特人的著作，并对这个课题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以致他在学会威尔士语和下布列塔尼语之后，以巴兹·布罗卡尔的笔名——“巴尔德·戴高乐”的译名，创作和发表了一些盖耳语的诗篇，甚至梦想建立全世界的克尔特人联盟，把爱尔兰人向美洲的移民描写成他们祖先的伟大运动——“由爱尔兰人的祖先在高加索和印度的群山脚下开始，并在若干个世纪里向夕阳继续进行的运动”——在当代的继续。老二朱尔属于那些默默无闻和自觉研究的学者，而19世纪的伟大科学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们。朱尔是昆虫学家，写了一部《法国膜翅目总目》，其中收进了五千种胡蜂和蜜蜂。最后，老三就是亨利。戴高乐，未来的戴高乐将军的父亲。亨利生于1848年。他梦想过从军，参加过巴黎综合工艺大学的入学考试，但他只是一个初试通过者。亨利作为志愿兵，参加了1870年夏天在巴黎仓促建立的营队，然后进行了战斗。亨利先是当了中士，其原因就象他本人用幽默的基调所写的那样，或许是他属于“那些善良的、家境良好、可以自行解决服装和装备问题的青年人”。后来，亨利当上了少尉，并通过士兵的投票使这个军阶得到了认可。1870年10月，他在圣德尼参加斯坦和布尔热战斗时手臂受伤。1871年1月，在普鲁士军队对拉库尔纳夫和圣德尼的轰炸中，亨利指挥过“国民别动队”第三连。因此，他只想着在停战后继续留在军队。关于停战，亨利写道，这只是一种“变相的投降”。在经过塞纳省政府短暂过渡之后，他改行去教书。他考上了法律和文学学士学位。因此，他在一个专业化不像今天这样严格的时代里，被耶稣会招聘为哲学、数学和文学教员。他起先在一所位于巴黎沃吉拉街389号、名叫“圣母无玷始胎”的教会学校里教书。1901年，亨利当上了该校的学监。但在法国驱赶耶稣会教士时，他清理了该校，并于1907年在巴克街建立了丰塔纳学校。然后，他又在先后设在巴黎邮政街和凡尔赛的圣热纳维埃夫学校教书。亨利教过的这些高水平学校，大多接受那些最明智和最有教养的天主教资产阶级的子弟。在亨利教过的学生中，有后来的元帅拉特尔·德·塔西涅、勒克莱尔·德·奥泰克洛克，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马塞尔·普雷沃斯特，法学家朱利奥·德·莫朗迪埃尔，红衣主教热利埃等。在一位传记作家看来，亨利·戴高乐“举止高贵，思想充实，态度严肃”。毫无疑问，这些用19世纪的语言来描述的特点，使人看到他人品的一个方面。可是，根据他女儿玛丽－阿涅斯——亨利死于1930年，玛丽－阿涅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住在他家附近——的证词，他也具有天真、宽容、耐心、和蔼和关心孩子等特点。③亨利在近四十岁时，娶了他的堂妹、二伯朱尔的女儿让娜·马约为妻，而亨利和让娜的父母亲也是一对堂兄妹。关于让娜·马约，夏尔·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开头部分中写道,他母亲“对祖国怀有一种与其宗教虔诚相媲美的、忠贞不渝的爱情”。所有的家庭回忆都证实了这点。让娜对君主政体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怀念之情，对她的几个儿子全都信奉“共和主义者”感到伤心，并对宗教公开表示严格的信仰。④确实，这是一个热爱真理和简朴生活的、热情的女人，以至于她女儿玛丽－阿涅斯在同让·莫里亚克吐露隐情时表示，母亲不理解那些惯有的殷勤和世俗的恭维……而让娜自己的母亲朱利亚·马约－德拉诺瓦信奉宗教，达到了以宗教的名义谴责跳舞和演戏的地步。某些传记作家想要把朱利亚象其女儿让娜那样公开表示的宗教信仰看作是一种热心的天主教信徒的遗产：她把爱尔兰男人安德罗尼克和苏格兰女人阿尼·弗莱明看作是自己的祖先。其他的联姻使马约家族同巴德邦的科尔布家族联系在一起。20世纪90年代末，奥埃牧师编修了科尔布家族七代人的家谱，并从中得出结论说，朱利亚的籍贯是苏阿布，而不是巴德。戴高乐在1962年访问西德时，能够这样认祖：1761年在雷纳克诞生的路易－菲利普·科尔布是他的祖先……亨利·戴高乐也是一个保守派。但亨利的保守有他自己的方式。正如亨利本人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不情愿的君主主义者”，并对法国大革命持极其严厉的态度，以致他很早订阅《法兰西行动报》。不过，所有的证词都一致公认，亨利一个聪明的人。不管怎样，他相当明智，对君主复辟从来不抱幻想；他相当坚强，先后觉察到那些对德雷福斯的指控有可疑的、不可信的地方，而且作出反应，反对那些拼命否定德雷福斯清白无辜的人，反对他们的盲目、仇恨和排斥犹太人的情绪。从上述对夏尔·戴高乐的远亲或近亲的家庭起源回顾中，人们是否能得出哪些看法来理解他呢？这里，必须排除任何关于戴高乐祖先同戴高乐本人之间具有必然逻辑关系的观点，排除任何遗传方面或社会方面的决定论。可是，理所当然，戴高乐来自某种历史、某种社会阶层和地区，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我们看到，戴高乐的祖先就像我们能够寻找到他们昔日的踪迹那样，在法兰西王国历史的各个阶段中都担任过中等公职。如果不回溯到在巴黎和圣德尼城下、在阿赞库尔和维尔作战的让－戴高乐，那我们从中发现的主要是长袍贵族、律师或检察官，有时发现的则是行政管理人员和公务员。没有比看到在这种社会阶层中产生一些撰写历史著作或科学著作的知识分子更加理所当然的了。不管怎样，在那种适应时代和时局的实际考虑中，是没有任何不寻常之处的。他们为国王效劳，或者至少说，实行国王的法律；他们通过临时放弃姓名中的贵族介词来追赶大革命的时髦，到拿破仑的大军中服役。他们也关注新的思潮。这个朱利安－菲利普就是这样。不管如何保守，他都象许多有一定文化教养的法国人一样，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同天主教教义疏远了。此后，在影响后来几十年历史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中，是对君主政体的怀念，尤其是宗教信仰——象人们当时想象的那样，宗教信仰远远甚于君主统治——占主导地位，启发着他们的思想、选择、态度和习惯。我们已经看到，戴高乐家族在某些方面，同这种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法兰西贵族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派别相联系。可是，在19世纪末，法兰西贵族似乎在走下坡路，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它从未从大革命带来的不幸中恢复元气，而是陷入了泥潭，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沉沦：世界在似乎没有它、尽管它和反对它的情况下演变着。法兰西贵族只是在很小程度上参与法国的工业发展和商业发展，而且在它内部，对工商业的发展自愿表示一种蔑视。当法兰西贵族看到那些被甘必大在第三共和国初期预言过的“新阶层”上台时，它往往持讽刺或轻蔑的态度。它感觉到，在它周围正在崛起更加年轻的几代人，他们越来越脱离老的理想。法兰西贵族在巴黎左岸的贵族公馆或者外省城市的老住宅区隐居，关在那些能使其自豪和痛苦有藏身之处的城堡里，因此，看来它是这样处世，彷佛世界已经走上一条使它本人无法行走的道路。确实，法兰西贵族并不象它在文学作品和报刊上自动呈现的形象所任人猜想的那样清一色，远未如此。我们看到，在这些贵族中间，不仅有更加贫困的、更加神秘的人，而且在法国西部省份有更加忍耐的人，在南方省份有更加爱挑衅的人，在勃艮第和法国中部有更加殷实的和更加自信的人。而在法国北部和东部，除了在家庭方面的细微差别之外，他们同工商业资产者毫无区别。夏尔·戴高乐的直系亲属恰恰就居住在法国北方。在我1964年所写的戴高乐传中，我强调了北方地区那些能对戴高乐产生影响的社会特点、文化特点和人文特点。我还重申，当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毕业后，选择到驻守阿腊斯的步兵团去服役时，他最直接和最深刻地感受到的也是北方地区的人民，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乔治·蓬皮杜在读完我的书后，私下对一些朋友说过，关于戴高乐，他从我的书中学到了迄今尚未看到或者尚未明白的一些东西。后来，我知道此事后，曾经有机会问蓬皮杜学到了什么东西。蓬皮杜回答我说，是我认为戴高乐是“北方人”，戴高乐通过法国北方地区来形成其整个法国观。事实上，戴高乐所属的资产阶级并不象那种贫困的、激烈的、本身处于当时社会边缘的乡村贵族，也不象那些闭门反省和很难接受当时文化的外省小资产阶级，更不象商业大资产阶级。但愿人们到戴高乐在里尔诞生的故居，即戴高乐的外祖母的老房子——那里有一个佛龛，里面高高地摆着一尊拉弗瓦－圣母的塑像——去看看，到戴高乐故居周围的街道去看看，看了以后就会有一个概念。在那些老住宅区里，在那些生活过一代代勤劳的资产者的、阴暗的、关门的、没有奇想和放任行为的、朴实无华的房子之间，人们可以预感到法国北方资产阶级的灵魂。巴尔扎克在《绝对之探求》一书中，也许已经描绘过他们最深刻的形象。严肃刻苦是他们言谈举止的特点。尊严主宰着他们家庭生活或社会生活的一切。由某种严格的意识决定感情或激情的外部表现，因此，这种感情或激情越是掩饰得越长久，就会变得越强烈、越可怕。某种清教主义为道德生活增添了光彩。北方的贵族，象对文艺表演，如对戏剧，从未表现出象南方的外省贵族那样的兴趣。其实，一切都导向劳动——最大的生活考虑——所要求的义务，导向与此有关的社会义务。当人们在某些银行和某些工厂的办公室里看到历任企业主的画像时，就会猜测到这种近乎于某种耶稣教的劳动宗教的重要性。关于这些企业主，人们可以撰写一本真正的社会形态学。地理和历史对这种心理学作过解释。若干个世纪的历史，使法国的北方、比利时和荷兰变成了欧洲大陆中比其他地方更多地进行谈判、交易和重大国际交往的地点之一。只有那些家产增多的人，才能在社会等级制方面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财富和特权、影响和名声都是要以此作为代价。在法国北方的这片平原上，战争和入侵不断地破坏了原先获得的成果。唯独一代代人围绕工商业大企业进行的持久努力，才能使本家族保持其社会地位。再有，北方的资产阶级如不永久地向一切新事物开放，就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它激烈地参与生产、竞争、开拓新市场和争夺顾客，因而就不能对国际贸易的变化一无所知，那些呢绒商、船主、冶金工厂厂主和矿山主不能对社会变革、技术革命、经济环境的转变一无所知。所有的偏见，即使来自那些最古老的传统也罢，也在工商业的必然要求面前发生动摇。因此，看到这种社会阶层中混杂着资产阶级在智力的、社会的和经济方面的关注，是毫无惊讶之处的。戴高乐家族同马约家族的联姻，就是这样的一个范例。一方面，同法兰西贵族的一般传统相比较，戴高乐家族不在本地扎根，没有地产，没有城堡，但出了一些作家和学者，以及一位夏尔的父亲，他无可争辩地具有文化教养，拥有传统的文化，其中最大部分是拉丁语、文学和历史；另一方面，马约家族是一些捍卫其立场和利益的实业家，他们有时也不免碰到困难。在他们中间，还出了若斯菲娜·马约这位女实业家，她业已通过其大量的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心理环境中表现得很突出。人们可以相信，她的威信有助于消除当时在她周围的那些反女权主义的偏见。夏尔·戴高乐能够足够地关注这个榜样，以便在将来继续关注妇女所发挥的社会和智力作用。也许他由此准备了有朝一日作出历史性的决定：把第三共和国始终排除的妇女普选权引入法国。因此，一切都注定夏尔·戴高乐也要接受当时法国北方地区为这种社会阶层的孩子们所提供的传统教育。夏尔的父母亲作为坚定的和修行的天主教徒，对世界的变化持开放态度，但作为同宗教机构关系密切的传统主义者，因而把夏尔送到教会学校上学。先是送到圣托马·达坎的天主教学校去读书，然后在1900年10月，到“圣母无玷始胎”学校的耶稣会修士那里去上学，而他父亲亨利即将担任该校学监。据夏尔的姐姐玛丽－阿涅埃斯的证词，夏尔是一个相当好动好闹的孩子，比长兄格扎维埃、弟弟雅克和皮埃尔更加好动。⑥家人的回忆录里肯定说，在那种人人都想象自己率领几支大军的游戏中，夏尔总是法国军队的指挥官。对此，人们后来作出过太多的结论……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夏尔一家在位于北方海滨、在海滨－布洛涅和加莱之间、靠近维姆勒的维米尔度假，后来在多尔多涅买了一所度假别墅，名叫“拉·利热里”。与兄长格扎维埃不同，夏尔首先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所以有人建议他学习格扎维埃的榜样。他的法文成绩几乎总是很好，但其他科目的成绩却很不稳定。他特别喜欢读书，而且已经进行写作，尤其是写诗，以致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夏尔身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文学的欲望，从此这种欲望就永远没有离开过他。当时，夏尔写过许多诗，没有保存下来。但在14岁那年，他特别写了一部“小喜剧”，并且偷偷地寄给了文学作品比赛的评委会。他宁愿让个剧本付印，也不要接受25个法郎的奖金。这个剧本的名字是“一次倒霉的相逢”。据家人说，夏尔的母亲是在儿子的衣物中发现这些剧本的。1905年夏天，夏尔同他的表兄弟让·德·科尔比一起，向父母亲、兄弟姐妹们演出了这出小喜剧。⑦剧本讲了一个强盗抢劫旅客的故事。剧本在风格上受到埃德蒙·罗斯唐德的启示，一切都使人想到，当时，夏尔·戴高乐只是关注文学的时尚。恰恰罗斯唐是那年法国最时髦的作者。此后不久，夏尔在斯塔尼斯拉中学上学，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期间写了一首诗，并署名为“夏尔·德·吕加尔”。无疑，他希望发表此诗。此次，人们从这首诗中发现了弗朗西斯·雅姆对夏尔写作的影响。⑧当我应当死去的时光，我愿战死在沙场……我愿战死在晚上。因为白天消逝，给战死者留下更小的遗憾，暮色为战死者做一件裹尸的衣裳……随着黑夜的降临，宁静从天而降当我的心灵和眼睛即将死去的时光寂静安抚着星光……夏尔还以“夏尔·德·吕加尔”署名，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年轻的军官被派到新喀里多尼亚，勾引了一位名叫扎莱娜的美拉尼西亚少女。后来，扎莱娜感到军官在同自己疏远，就想与他同归于尽，便试图用那里的花卉去毒死他。夏尔·德·吕加尔写道，“在我的床边，躺着赤裸的扎莱娜的尸体……至少扎莱娜之死尊重了她的特点和形式”。也许作者想要从皮埃尔·洛蒂那里，或者《菊花夫人》的伤心故事里得到启发……然而，即使在戴高乐心里继续保持着对文学的欲望，他在这一年对自己的前途和人生作出了选择。1905年，戴高乐决定将来投笔从戎。他的姐姐玛丽－阿涅斯对让·拉库迪尔讲过：“他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男孩：随和，有理智。是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⑨1906年7月学校发奖时，戴高乐获得了6个头等奖、一个二等奖和3个奖状。翌年，当法国将教会学校赶驱出境，父亲亨利送他到比利时的安托万圣心中学完成学业时，他仍然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他后来返回巴黎，在斯塔尼斯拉中学读书时，也还是好学生。他在那里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理所当然，这里不能不指出，就在1905年戴高乐选择其前途，决定将来当军官的那年，他写了一篇题为《德国的战役》的文章。他把这场战役的时间设想在1930年。他写道：“有三支德军越过了孚日地区……法国很快就完成了组织工作。戴高乐将军奉命率领20万人马和518门大炮，德·布瓦德弗尔将军则率领15万人马和510门大炮……戴高乐迅速制定了作战计划，必须拯救南锡，然后增援布瓦德弗尔将军，并在德国人实现会合——如果德军会合，那肯定对我们极为不利——之前消灭他们……”人们后面还读到：“戴高乐知道，他在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全欧洲的目光都集中在梅茨城下。”看到夏尔这个15岁的男孩，身处被摩洛哥危机和日俄战争结局掀起狂热的欧洲，就想象到25年后在法德两国之间发生一场决定性的冲突，而他本人在这场冲突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因为他自认为后来当上将军，那是毫无特殊之处的。。。。。。更为有趣的是，戴高乐把自己安排在“布瓦德弗尔将军”之上，尽管这是小事，但人们记得，当时布瓦德弗尔将军正是第三共和国最有名的法军参谋长之一。在这种想象中，幻想与雄心结合在一起，而所有的戴高乐传记作家都知道其下文，所以必定利用这个小故事，其目的有时为了强调戴高乐的先见之明，有时则为了讽刺他的大言不惭……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要知道，当夏尔·戴高乐选择其命运时，他突然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是一个调皮的青少年，成绩不稳定的学生，模仿《西拉诺·德·贝尔热拉克》和《小鹰》的诗人。戴高乐变成了大人。1908年夏天，他在德国逗留期间写过一些信函，这些信函比上述这篇以1930年法德战争为主题想象的政治幻想小说更能说明问题得多。他读过德国报纸，看到报纸上“相当投入”地攻击法国，用威胁性的语言来谈论“德国延长其在摩洛哥的逗留”——恰恰在1909年爆发了一场新的危机。对此，戴高乐作了一个明智的——在他这种年纪，即17岁时，并非人人都有这种明智的——的结论。三年来，欧洲出现了某种变化，我在看到这种变化时，想到了大战前的那种危难局势。对于戴高乐来说，早熟时刻来到了。这不仅表现在他对问题的观察中，而且表现在他对问题的思考中，正如人们从他在1908至1909年度中，对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进行的、长达7页的分析中看到的那样。与当时许多同代的和来自同一社会阶层的男孩在那些年的紧张气氛中所做的相反，戴高乐不是使用任何指责的形容词，不是使用狂热的复仇愿望的基调，而是选择了对法兰克福条约产生的长期后果进行分析的做法。戴高乐写道：“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其结果除了今后会制造一种（德国）同法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理由之外，还会迫使（法兰西）帝国付出巨大的军事开支和牺牲。此外，15万新兵不会增加其德国主子的势力，相反地，倒是迫使他们在政治和财政上作出努力，而人们还不能预见这种努力何时结束。”这种精辟的分析在当时是罕见的。当时，戴高乐暗示，如果德国1871年获胜以后采取更大克制态度，那就会出现一个非常不同的欧洲；当时，如果放弃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那德国就不会把法兰西变成它的死敌。但由于德国业已决定这种吞并，戴高乐看到，德国已经拴在其不惜紧张局势也要维护其霸权的战车上，而人们还看不到紧张局势的出路在哪里。戴高乐到了成熟的年岁，便变成了一个当代的大人了。因此，戴高乐无法躲避他周围世界的震动。于是，对戴高乐来说，他是通过家庭所作的反应、同朋友的讨论、阅读报纸、发现著作等方式，来开始其对国内生活和国际生活的体验的。这时，在法国，每天的时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围绕宗教和反教权主义问题进行的政治斗争、教会在公共生活和国家的世俗状态中发挥的作用等组成的。竞选、思想论战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争吵，使国家继续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在谈到他母亲时写道，她“对祖国怀有一种与其宗教虔诚相媲美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他的父亲则以更加平静、更加可爱和更加审慎的方式，怀有同样的爱国信仰。戴高乐的家庭象其他许多家庭一样，对其觉得是不公正的迫害感到不快，同时多半还看不到国家的世俗状态将政治生活同哲学和宗教舆论分离，会结束那种不公正的迫害，因而肯定深感悲伤。无疑，人们的感情因人而异，是根据社会阶层和地区的不同而不同的。在法国北方各省的城市、工业或矿山的集合体里，宗教活动的基调与法国西部的宗教活动不同，因为西部的活动是围绕教堂和城堡来组织的，有时几乎保留着封建的特点。再有，北方的天主教教徒在关注某些社会问题方面往往走在前列，最早意识到必须适应现代世界的必要性。不过，由于出身于一个勤于修行的天主教家庭，戴高乐在其青少年时期，必定把这种宗教活动的不一致看作是一种玷污，这种玷污会损害一个纯粹而令人崇拜的理想中的祖国形象。无疑，对戴高乐来说，由此产生了下述许多长期的后果：将宗教排除出政治斗争的坚定意志，对政治力量可能感到的厌恶或者某种怨恨，而这些政治力量已经把反教权主义作为它们热衷的话题，其原因不是在于它们建立了必要的国家世俗状态——这是最终平息宗教斗争的唯一保证，而是在于它们在不尊重法国天主教徒观点的情况下完成好反教权主义任务的。最后，戴高乐在1958年重返权力之后，想要长期地解决国家同私立学校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由此会结束20世纪初争论所留下的后遗症，但不管怎样，戴高乐并未达成他所希望的全面协议。然而，戴高乐是天主教徒吗？提出这个问题也许显得有些挑衅性和徒劳无益的。戴高乐毕生都修行天主教。那末，难道不应当思忖，他是如何当天主教徒的呢？在我1964年——当时，戴高乐还活着——所写的戴高乐传的前言中，我早已就此宗教信仰和哲学信仰在其思想和行动中所占的份量问题提出过疑问。我写道：“但愿人们只想到这样一种不可能性，即不可能准确地知道宗教在夏尔·戴高乐思想和行为中所占的地位。”对此，当年我同戴高乐的谈话对我毫无用处，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没有谈到的问题。在我的戴高乐传出版后，莱昂·诺埃尔——在1947年至1953年期间，即法兰西人民联盟时期，诺埃尔是戴高乐的主要合作者之一，1959年则被戴高乐任命为第一届宪法委员会主席——曾写信对我说过，必须把戴高乐发起的法兰西合作政策看作是其关注天主教的结果。与此完全相反，莫里斯·舒曼——坚定的天主教徒和修行者，在伦敦时期是戴高乐的主要亲信，后来在第五共和国长期担任戴高乐的部长——曾不无忧伤地对我说过，必须承认，并非是基督教义的精神来活跃戴高乐的公共生活；不管怎样，戴高乐不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当天主教徒的。那么，戴高乐本人又是怎么说的呢？让·拉库迪尔找到了戴高乐当年对一家英国公共关系研究所所作的答复。这家英国研究所在1940年底，请求戴高乐进行自我描述，而他从第二行开始写道：“我相信上帝。”⑩这是一种明确的表示，但在那个年代，在战争最可怕的一年当中，在戴高乐刚刚作出悲壮的和历史性的选择之后，在一个基督教义作为国家制度的国家里，他能够与众不同吗？戴高乐对他外甥米歇尔·卡尤的回答则更加有趣得多。卡尤在阿尔及尔临时政府期间，曾在一次散步中问戴高乐：政治观念和宗教信仰在他身上是如何结合的？他回答道：“由于历史和地理的缘故，我是天主教徒。”⑾如果就近来看，这是一种极其明智和真诚的回答。戴高乐不提哲学信念、个人信仰和宗教观点。他说，他之所以是天主教徒，因为他诞生于法国，出生在一个一开始就被被基督教义征服，其历史、社会、文化始终受到基督教义熏陶的大陆和国家。假如戴高乐生在别处或别的时代，那他就不会是天主教徒。这就是他所作的暗示。戴高乐在自称天主教徒时看到，他属于某个世界，属于一种文明，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脱离它们。是否没有其他的一切？对于戴高乐来说，是不可能到冥间去问的。毫无疑问，关于戴高乐从青少年时代起、甚至从童年起所怀有的情感，他一生所热情树立的情感——爱国主义，则是相反的情况。人们看到，他的家庭传统，他周围的人，他父亲的榜样和教益，都理所当然地引导他树立爱国主义。可是，这是戴高乐在20世纪初，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中经历的情感。诚然，法国人，几乎所有的法国人，都自信是、自称是和自愿是爱国主义者。但在法国经历1870年战争悲剧之后，已经过去了30年，人们的记忆虽未消失，但已淡漠。“复仇”无疑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希望，但在许多人看来，已经不大可能了。欧洲，当年在普鲁士战胜法兰西后形成的欧洲，业已扎根在和平之中。甚至在巴尔干半岛，自从柏林大会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事件——柏林大会是在俄土战争之后，在1878年举行，直到波黑归并到奥匈帝国时为止，而奥匈帝国已经统治波黑三十年之久了。在这样一个和平的欧洲，和平主义是一种自然的欲望。在法国，和平主义首先具有一种赞扬军人美德，对过去那些窒息人的、循规蹈矩的做法进行在精神抗议的形式。1887年，未来的维希政府的狂热信徒阿贝尔·埃尔曼发表了小说《骑士米兹雷》，对兵营生活进行了痛苦甚于暴烈的批评的描绘，引起了人们的愤怒。1889年，吕西安·德斯卡夫在《士官》中讲述了一个年轻士官被军队暴行逼迫自杀的故事。翌年，乔治·德里安在《比里比》里揭露了军队的监狱，而库特里纳以一种诙谐甚于愤怒的笔调，描绘了义务兵役制，他的书《快乐的骑兵队》和《8点47分的列车》把那些兵营的长官、“老兵”和“新兵”等此后变成传奇的人物写进了文学作品。1891年，雷米·德·古尔蒙在《法兰西信使》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爱国的玩意儿》的文章，他毫不羞怯地写道：“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说明问题，那好，我们不是爱国者！”朱尔·勒纳尔在同一份杂志上回答一张调查问题表时，进行了这样一种说明问题的比较：“我希望，不久以后，人们将1870年至1871年战争视为一种小小的历史事件，就象发表《熙德》或拉封登寓言一样。”当战争逼近时，人们将要看到，思潮即将发生逆变，20岁的戴高乐见证了这种变化。但是，反过来，在19世纪后期已开始进入工人阶级的、深刻的思想和社会运动，在20世纪初，则有所扩大，达到了似乎压倒其他运动的地步。经过1871年镇压巴黎公社——因此，梯也尔声称“我们摆脱了社会主义”——后的长期衰落，社会主义不可阻挡地重新高涨起来，令人奇怪地判定未来的元帅利奥泰有理。1878年11月，利奥泰从圣西尔军校毕业后，曾写信给一位朋友说：“至于前途，我认为已经隐隐约约地瞥见，社会主义正在暴风雨中出现。”尽管社会党人分裂成四个对立的政党，但他们在1893年立法选举中获得了第三共和国初期以来的首次成功。他们拥有18名议员，并且有30名象亚历山大·米勒朗这样来自激进主义的独立社会党人加盟，以及象让·饶勒斯这样温和的共和党人党团的议员加盟。据选举地图显示，这种突破基本上在工人阶级中实现，在很小程度上则是在法国南方和西南部地区的贫苦农民中实现。社会党人主要是替代激进党人，但他们恰恰是区别于激进党人，更多地表现为他们在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不同，对雅各宾派的爱国主义的疯狂敌视。看来工人阶级在恢复其同重大历史记忆的联系：1848年6月的工人起义，遭到了军队的镇压；1871年的巴黎公社，只有军队能够战而胜之。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接替了上述两大事件。此外，从传统上讲，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国际主义的，它号召全世界实行博爱，起来造反，反对由宪兵和士兵所代表的国家专制主义。蒲鲁东和傅立叶继法兰西大革命的当代“共产主义者”之后，纳入了这一传统。工人党和社会党的积极分子事先赞同乔治·索雷尔的观点，他很久以后才在《关于暴力问题的思考》一书中写道：“军队是人们所能有的、关于国家的、最明确、最真实和与其起源联系最牢固的表现。”工人的反军国主义获得理论化和不久后上升为革命原则，同时表现为一种简单而有启示意义的文学，比如表现为大众的戏剧。这种大众戏剧上演了一些反对爱国主义的戏：《在比里比》、《红色的罢工》、《拒绝服从》、《龙》等。特别是《最后一个子弹夹》，在最后一场中表现了一些士兵，他们刚刚杀死自己的上司军官，因为他们最终明白了服从是一种罪恶……事实上，在世纪之交，当局乐于使用军队来对付到处发生的罢工。人们看到，部署军队来保卫那些有可能遭到骚动威胁的老板的住宅，这不是个别的事情。早在1891年，在福尔米爆发了第一次枪杀，此后在圣太田、马恩河畔的夏龙、拉翁－勒塔普、德拉韦耶、维尔纳夫－圣乔治等地发生……但那些穿制服的军官为了不遭到咒骂，而宁愿躲离工人区。戴高乐本人对这种军队同工人阶级的冲突，有过两次亲身体验，因为——就象人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是第33步兵团的下士。第33步兵团被派到敦刻尔克去对付罢工者，但团长施瓦茨上校则以下令部队从步枪上拔下刺刀作为交换条件，获得了罢工者保持安静——其结果引发了陆军部的调查……后来，戴高乐作为第33步兵团少尉，在朗斯的一次矿工罢工中，亲眼目睹了军马离开矿山的情景。“我看到此情此景时感到极为震惊”，戴高乐写道。“那里有矿工的妻子，她们脸色忧伤（……）因为这（……）意味着一次长期的罢工，即家里再也没有面包，即生活贫穷……”（但他也对部队同人群相处亲密感到震惊。）“当场的大多数矿工曾在第33步兵团服役，他们同穿军服的伙伴见面。‘您好，我的中尉！’有人对我喊道。我便从矿工中间，认出了我的那些老朋友。”如果说在工人阶级中，反军国主义显得相当普遍，那么反爱国主义就肯定不是同样普遍的。不过，这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学说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法国占了主导地位；而这种思潮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的岁月里，以及在此之后，在工人运动中占过主导地位，然后才由朱尔·盖德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不多不少地占了上风。不管怎样，所有的社会主义流派都重新聚集在1905年成立的、唯一的众议院党团中。1906年，在亚眠举行第一届联合代表大会，成立了法国总工会，法总的诞生明确地揭露了与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相似的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于是开始了与资本主义经济突飞猛进的阶段相适应的社会斗争大潮。这年3月和4月，北方的矿工举行罢工。5月1日，在巴黎举行了激烈的游行示威，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1907年，社会斗争以每周休息为口号。同年3月，电工罢工；4月，食品工业的领薪者罢工；5月和6月，马赛、勒阿佛尔和敦刻尔克等地参加过海军军籍登记的海员罢工；年底，巴黎建筑工人罢工。1909年5月，当第一次尝试的总罢工发生时，戴高乐正在准备报考圣西尔军校。戴高乐准备从事在他看来是国家统一完美象征的军人生涯，进入这支他认为是被外国视为保持某种一致的殿堂的军队。对戴高乐来说，即使他已经理解社会分裂的合法性和理由，社会分裂也会显得是国家的严重弱点，而外来的危险正在逼近。也许戴高乐认为，对于一个象法兰西这样的国家来说，社会团结也是国家团结的条件。但是眼下，在戴高乐眼里，特别是和平主义是可耻的和危险的，这是无疑的，因为此时他把和平主义看作是一种不可容许的盲目性。戴高乐不怀疑，战争总有一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爱国主义——这是戴高乐亲身体验过的、比任何其他感情都显得更加重要的、唯一的深情——也是一种威胁。对此，人们在戴高乐数年后对第33步兵团下级军官所作的一次讲演中找到反响。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毕业后，就选择到第33步兵团服役。这次讲演的题目恰恰是“论爱国主义”。戴高乐指出：“我并不认为，任何人类之爱都不会启示更多的忠诚和更纯洁的忠诚。我们想要反对的是，只是沙文主义而已。是这种思想状态，总是盲目地判定自己祖国在境外的一切好坏行为全都有理。对此看法，必须回答说，即使沙文主义是一种暴行，其价值也比往往说理的爱国主义高出百倍，千倍……必须让韦森热托里、让娜·贞德、维拉尔成为沙文主义者，来完成历史业已传递给我们的任务。正如半年前，德鲁莱德——德·弗雷西内先生称之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爱国者”——对我本人所说的那样，那种爱自己母亲并不甚于爱其他母亲的人，是既不爱母亲，也不爱祖国的。”戴高乐对德鲁莱德这位人民民族主义的颂扬者的引述，只能解释为，激烈地反对和平主义派别，而戴高乐知道和平主义派别，至少对一部分法国社会的诱惑，即使实际上他认识的和平主义支持者很少也罢。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的开头列举了民族分裂的问题单子，他说这些问题在家庭的对话中出现过，如“放弃法绍达、德雷福斯案件、社会冲突、宗教不和”等。人们从这份问题单子看到，就其智力和政治培训而言，必须赋予这些“冲突”和这些“不和”何种地位。人们最少可以说，对法绍达的回忆已经变得更加遥远了，因为事件发生在1898年。那年，当法国政府决定派马尔桑上尉的使团到尼罗河上游地区时，它知道这会遇到英国人向大湖的渗透，但它却认为，这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提法国在埃及利益问题的最佳手段。当法国政府遇到英国人持不妥协立场，要求它在举行任何谈判之前先撤回马尔桑军事使团时，它在不作重大辩论的情况下就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撤退决定，这只能意味着法国的简单外交行动的受挫。但是，即使法国公众舆论——它对问题的实质不大了解，但关心阅读那些本身也不大了解情况的报纸——对此感到有点不安，即使戴高乐用伤心的语言去谈论法绍达，都是正常的事情，时至今日，历史学家也已更好地估量了放弃法绍达事件的意义。实际上，该事件并未使法国人长期感到恐慌。法国人注意到，在法国当时同意撤回军事使团后，英国则相应地同意在印度支那半岛的高原地区和西非作出有利于法国的领土安排，然后在摩洛哥危机问题上无保留地支持法国的立场。反之，虽然德雷福斯案件在戴高乐长大成人之前就得到解决，但它对戴高乐留下的痕迹太多，以致他不能不汲取历史教训。戴高乐的父亲亨利为人诚实，讲思想自由，他早已明白德雷福斯清白无辜，并对周围的人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在亨利·戴高乐所在的社会阶层里，人们经常这样写道，也并非罕见，正如《费加罗报》及其总编科尔内里领导的、支持德雷福斯的持久宣传运动所表明的那样，因为《费加罗报》的文章汇编至今还是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最好的证词之一。因此，戴高乐在1938年发表的《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就此写了长长的一段，既不是偶然，也不是无关紧要的。“由于一种厄运的缘故”，戴高乐写道，“在公共精神趋于同军队疏远之时，爆发了这场最能使恶意胡勾结的危机。在这场可悲的诉讼中，并不缺少那种会毒化激情的一切。司法错误是真实的，即伪造、前后不连贯、滥用指控，但那些以信仰为由或以国家利益为由，想要把为祖国服务的最高领导层视为圣明的人，却厌恶地拒不接受司法错误；黑暗是令人生气的，其中有成千上万的复杂事件、阴谋、供认、食言、决斗、自杀、附加的案件，使对立的两派不断地发怒，并且不断地发现它们的蛛丝马迹；论战是诬陷人的，被报刊、论战小册子、讲话的全部声音所加剧，毫不宽容；疯狂的情绪是不健康的，这种对法国人势力——四分五裂的法国人还从这种势力中寻求联合——的象征的最起码的尊重，同那些相互的目光、信念、友情都沉沦在疯狂之中。”这篇文章是说明问题的。人们看到，戴高乐深信德雷福斯的清白无辜，但他对某些“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的德雷福斯派”的意愿很反感。因为他们想要赋予其事业的，不仅是一种正确的政治和道德意义，而且是反对军队本身、即反对国家机构——在戴高乐看来，国家机构本应得到民族一致的支持——的可怕的延伸。人们看到，戴高乐受到当时的社会形势和全国形势的影响，这种影响远远甚于个人的或家庭的影响——人们几乎看不到它们在戴高乐身上有什么深刻痕迹。戴高乐是否同样地、或者更多地受到当时思潮和哲学思潮的影响呢？大多数戴高乐传记作家都这样认为，全都以戴高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描绘法国时所写的、有关的一个短段落作为依据。这是《法兰西及和它的军队》一书的一段。“在思想领域里”，戴高乐写道，“布特鲁们、柏格森们达到了最高水平，他们更新了法兰西的精神文明，重新开始对贝玑进行秘而不宣的弘扬，恢复了一代青年——他们感到收割者的到来——的早熟。在文学领域里，有巴雷斯的影响，他在精英们身上发现了他们同祖先的联系，同时使他们获得了民族永恒的意识。”这里的每个词，每个名字都是说明问题的。从19世纪结束起，布特鲁就对法国的哲学和科学思想施加了重大影响。布特鲁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比其他任何人更能代表下述的试图：克服那种通常被承认的、科学的绝对必要性同宗教的绝对必要性之间的矛盾。由此，他回答了基督教徒的期望——长期以来，他们将科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或者至少是不可知论的实证主义，当作挑战来加以接受。当时，布特鲁对实证科学原则进行的批判被认为是杰出的批判，尽管他的哲学不是别的，只是一种赋予现代科学发展以精神第一性的尝试。然而，他以自己的方式，综合了一种深刻的思潮。对此，罗曼。罗兰曾评论说，这是“19世纪初第一个十年的地震和思想火山的爆发，它点燃和震撼了商业世纪的精神”。人们长期认为，现代科学的向前跃进将会认可实证哲学的胜利，但现在却开辟了一个唯心主义复兴和唯灵论加剧的纪元。达尔文的事业遭到了置疑。马赫把物理看作是一种纯现象学的科学。亨利·普安卡雷在做完当代最大胆的数学工作后下结论说：“什么是科学？科学首先是一种分类学，是一种使那些分开的事实重新接近的方式，是一种关系体系。”文学批评家布吕纳蒂也尔则与学者贝尔特洛进行了一场大论战，一个宣告“科学的破产”，另一个热情地捍卫其唯理论。在保罗·布尔热所写的最有意义的小说之一、1889年出版的小说《弟子》中，重新出现这种对科学的疑问。其中有一个人物，“是一位自觉的数学分析家，由于逻辑的缘故，他几乎失去了人性，面对无法深入的神秘的命运，他进行自我侮辱、自我屈从和自我毁坏”。1889年恰好出版了亨利·柏格森的主要著作《试论意识的现时情况》。这位哲学家——戴高乐写道，他的著作“更新了法兰西的精神文明”——是否象让·拉库蒂尔从马尔罗那里说过和马尔罗确信的那样，同戴高乐家族有过亲戚关系呢？菲利普·戴高乐对此予以否认。不过，这关系不大。基本的问题在于，柏格森这位赋予法国哲学新方向的人到了20世纪初。他超越了布特鲁的有限经验论和迄今在科学思考中占主导地位的唯理论，试图建立一种通过其著作题目——《精神力量》、《创造的进化》来显示其总基调的新哲学。《创造的进化》出版于1907年，正是戴高乐中学毕业的那年。当代人对该书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杰姆斯当年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并宣布：“理智主义这个魔鬼已经死了，是柏格森杀死了它。”在戴高乐发表的前期著作中，人们不难找到他阅读柏格森著作的痕迹。大家知道，在柏格森的思想中，“时间”观念是重要的。关于时间的定义，布吕诺尔德和雅各布在一篇关于科学的哲学的研究文章《从蒙泰涅到路易·德·布罗戈里》中，是这样写的：“时间（……）是一种存在于我们身上和我们身外，在每一刻都突然产生出无法预见的新事物的创造力。”柏格森则以他的方式概述时间的定义：“时间是发明，或者什么也不是。”戴高乐似乎从中得出了结论，或者至少提出了一个适用于其思考对象的说法。他在《剑刃》一书中写道：“那些打仗的人永远面临新的形势，而这种形势至少部分是无法预见的。在战争中和在生活中，人们可以将希腊哲学家的“一切都在变化”的原理适用于战争和生活；过去发生过的，将来永远不再发生，而行动不管怎样，都肯定会不是这样或者不是别样。”关于柏格森和戴高乐，米歇尔·德斯维涅写过最好的研究文章，他正确地强调在这两人的思想中，时间具有双重性，“即连续性和异质性”。⒀即使戴高乐赞扬活动家的自由和活动家对其时代历史所能打下的烙印，他也知道这种自由“不是绝对自由，也不可能是绝对自由”。这样，戴高乐同柏格森走到一起来了。柏格森在《物质与回忆》一书的结语中写道：“但愿人们在时间或空间中考虑自由问题，自由似乎永远在必要性中长其深根，并同必要性密切组合。精神向物质借用感觉，即从中获得养分，并以运动的方式将感觉归还物质，即推动其自由。”这样，人们将会从戴高乐留下的所有著作中看到这种由柏格森思想启示的词汇表，其中的“流动”、"运动"、"自由"、"变化"等词，则是对柏格森思想的回声。关于柏格森的影响，戴高乐本人在对战争行动问题的思考中，推而广之，在其对战争行动的人的问题思考中，承认过这种影响。他在《剑刃》中写道：“柏格森还指出，为了同现实进行直接的接触，必须怎样使人通过将本能和智力相结合的方式，获得其直觉。如果说智力使我们获得对事物的理论的、普遍的和抽象的认识，那么是本能赋予我们实际的、特殊的和具体的感觉。没有智力的帮助，就没有合乎逻辑的连贯和明智的判断。但是，没有本能的努力，也就没有深刻的认识和创造的推动。”关于柏格森，夏尔·贝玑说过：“他打碎了我们的镣铐。”关于贝玑，我们业已看到的那样，戴高乐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提到过对贝玑的“秘而不宣的弘扬”。这就是说，贝玑以他的方式，代表了对20世纪初思潮的特点和价值观的推翻。作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德雷福斯派和转而信奉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者，贝玑在1900年批判了“那些从罗马回来的博士，因为他们向我们鼓吹放弃科学和理智，一贯服从，保持谨慎和尊敬的沉默”。在皈依天主教义之后，贝玑则对雷南所著的《科学的未来》——这是一本19世纪的某种唯理论的宝书——评论说，此书“极会花言巧语，永久脱离热情，并滥用信任”。但是，比贝玑的哲学演变更为重要的是，从此他将热爱公正（在德雷福斯案件时鼓舞过自己的、对公正的热爱）同热爱祖国（他不知疲倦地赞扬和受到其启示的、对祖国的热爱）集于一身。因此，贝玑代表了一种法国人的联系和一种全国的联盟。对此，戴高乐只能是加以关注。他订阅了《半月手册》，并经过一切政治思考或哲学思考，爱上贝玑的语言和观点，喜欢贝玑对地球和祖国魅力的发现。人们情不自禁地指出，尽管戴高乐和贝玑年龄相差几十岁，但可以说，他们用一些业已变得有名的词语，把对法兰西这位一切法国人的母亲的敬意，同对圣母玛利亚这位上帝的母亲的敬意，可能也对一切母亲的敬意结合在一起。当贝玑抢在战争——他即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牺牲——考验之前写道：“母亲，您的儿女经历了那么多的战斗……”时，他是在向谁说话，是向他的母亲，还是向一切男人的母亲，是向耶稣的母亲，还是向祖国母亲说话？戴高乐在1942年、伦敦、自由法兰西、抵抗斗争时期和尚未结束的占领之夜，作过这样的祈求：“啊，母亲，正如我们现在这样，我们要为您服务。”在戴高乐的思想中，特别是在他的战争讲话中，人们能重新发现这点，乃至贝玑的风格、字句的平衡、某种形象、某种词汇的节奏都是如此。不管怎样，当戴高乐阅读《维克托·玛丽·雨果伯爵》的最后章节时，他都能感受到同贝玑的、某种深刻的亲属关系。此书写道“您佩着军刀，为了用刀战斗……您建立乡村，建立城市……您是士兵，在缺少我们教师的情况下，要坚持文化，捍卫文化……您是用军刀建立和平的平定者，这是唯一的坚持着的和平，唯一的持续着的和平，最后是唯一的当之无愧的和平……您用武器建立和平，这是用武器的形式来强制实行和维护的和平……您写下了唯一的历史铭文，我们坚信，此时此刻正在书写着这篇铭文。”贝玑的这些诗句是题献给欧内斯特·普斯沙里的。戴高乐在其著作中没有引证普斯沙里的名字和追述普斯沙里的榜样，但普斯沙里是他青少年时代的楷模。作为雷南的孙子和高等研究学校的一位教授的儿子，普斯沙里的家庭位于巴黎那些曾为德雷福斯的清白无辜进行辩护过的人的中心。普斯沙里的哲学学士学位看来为他从事这种伟大的大学教员生涯——这对象他那样的知识分子阶层来说，是一个梦想——做好了准备。突然，他参加了殖民地的炮兵部队，当了一个普通的炮手。他在《太阳和梦想的大地》中，陈述了自己在丛林和沙漠里生活的体验。他在《武器的呼唤》中，说明了他的从军使命。他在《古罗马百人团之旅》中，叙述了他皈依天主教的历程。普斯沙里的后两本书于1912至1913年出版，正值戴高乐业已离开圣西尔军校，转入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之时。普斯沙里于1914年战死沙场。在普斯沙里看来，武器的使命，就是严格刻苦的使命，脱胎换骨的使命，就是一种必须严格遵守、只有通过牺牲才能完成正果的苦行。是匮乏的物质生活吸引着普斯沙里。他生活在一块干泥地上，那里有一排书架，博絮埃的上面只排列着《誓言》、帕斯卡尔的《思想》、野战炮兵的条例、一张对数表和维涅的《军人的奴役地位和伟大》。普斯沙里想要在自己身上实行知识分子和军官、战斗员和旁观者这两者的结合。在这个人物身上，想必有许多特点了吸引戴高乐，如孤独的诱惑，全身心地投入使命，对那些多余的、因而是无益的东西无动于衷等。但更多的是，戴高乐本人正在转向行动，转向世界，转向生活。事实上，戴高乐没有引述过普斯沙里，而是引证了莫里斯·巴雷斯。巴雷斯通过其游记，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说明，值此欧洲在预感中不知不觉地走向战争之时，人们是如何演变的。巴雷斯的前几部作品，以其深沉的热情和迷人的声色描写，也许是最好的作品，由此可见，他是集幻灭、涉猎、优雅的绝望于一身的作家。巴雷斯本人以幻灭、涉猎和优雅的绝望为营养，它们则赋予其“世纪之末”的用语以意义。而今，巴雷斯歌唱新的民族主义。在巴雷斯的心中，对土地、种族和国家有一种偶像崇拜。它引导巴雷斯发生偏离，偏向那些盲目地或居心不良地认为德雷福斯犯罪的支持者阵营，偏向那些排犹主义的言论。但必须看到，巴雷斯因此在20世纪初加入了一种非常深刻的思潮。当时，种族主义还是思潮，但它已在侵入文学。基普林赞扬英伦半岛所处的的优势，说：“我们的关系，比要打破的生活更加强大。”在美国，《移民限制法》想要阻挡黄种人和黑人的移民浪潮。1899年，奥斯汀·张伯伦从有意识的日耳曼人的观点出发，抨击了地中海人。纪尧姆二世揭露了“黄祸”。但巴雷斯却坚持传统的民族主义，它首先想要超越党派和观点的对立，团结法兰西社会的一切派别，以利于建立一种不可分离的民族统一。巴雷斯以此反对莫拉斯，说莫拉斯“寻求君主政体，疏远了法国人”。后来，戴高乐一直赞同这种反感，或者与它保持同样的距离，因为他不可能象“法兰西行动报”的理论家想做的那样，在法兰西历史上划出一条分界线——而这条分界线在法国大革命时，会将善（与君主政体划等号）同恶（君主统治后的一切）区分开来。相反地，在德雷福斯案件发生的第二天，巴雷斯就主动否认自己可能说过的过头话和错话，写道：“必须使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和德雷福斯的反对者结合到一个高级人士身上，必须从善良的德雷福斯派身上找到骑士风度。”戴高乐虽与莫拉斯相对立，但他对民族的统一和连续性具有同样的关注。他在每一部著作中，都将法国大革命、乃至巴黎公社中的雅各宾主义派和爱国主义的东西，纳入法兰西历史的伟大轨迹，这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属于法兰西民族自己，并且因此变得崇高起来。基于法兰西统一的考虑，巴雷斯也公开主张实行某种社会主义：一种思想方面所下的决心，而不是社会反抗。但巴雷斯向选民提出的《南锡纲领》却将“社会主义”同“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量齐观。在巴雷斯看来，资本主义挑动一些阶级斗斗另一些阶级，威胁到国家统一。因此，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来拯救国家统一。当然，不应当按照字面来理解社会主义一词。但是，世世代代的法国民族主义者都将基于同样的理由，继续保留这种社会关注。戴高乐也继承这个传统。人们可以认为，通过思想上的培训和鉴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动乱，戴高乐提前三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就准备好考虑进行经济制度和工人状况的改革——后来，这种改革在戴高乐的政治活动中占有其地位。然而，看来是战争的逼近，对戴高乐长大成人和达到早熟所处的社会道德和思想环境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大于他的前途梦幻和上述思想活动。后来，戴高乐写道：“我必须说明，我在少年时代，在没有恐怖生活的情况下，想象并预先颂扬过这种未知的奇遇。”这是戴高乐在接受两名接近“法兰西行动报”的青年作家的著名采访中，用更加抽象、有时更有挑战性的字眼所表达的感觉。作为青年作家，亨利·马西和阿尔弗雷德·德·塔尔德，以阿加东的笔名，就大学的复仇思想向戴高乐进行了采访。据调查结果显示，浪漫的好战主义诱惑是非同寻常的。有些被询问的知识分子声称，“为了生存，法兰西需要英雄主义”。另一些知识分子则“把战争”看作是“一种关于能量和力量的美学理想”。有的知识分子居然表示，“我们将在阵营的生活中，在烈火中，感受到法兰西力量在我们身上获得最大的发展”。几年后，人们甚至在1912年看到，阿贝尔·博纳尔——当时是非常年轻的小说家，后来当了维希政府的部长——还进一步抬高这种赞美之词。“人们是在战争中找到了勇气”，博纳尔说：“一切都是在战争中重塑的。”然而，即使人们不记得，在那些向这种昏头昏脑作出让步的人中，大多数亲身经历过对其哲学的考验，看到自己的理论被带到泥泞的堑壕和大战的无休止的杀戮之中，在这种赞扬战争的美学决心和反常的道德主义中，也就会有某些可憎的、甚至极其可怕的东西。可是，从戴高乐本人在追述其青少年时代时曾经暗示过的、所有的戴高乐传记作家不知疲倦地研究过的这些影响中，还会留下什么呢？我个人认为，这些影响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即使我赞同历史学家饶有兴趣地去探求戴高乐家族的遗产和家谱也罢。布特鲁和他的科学哲学是否分享教权呢？必须承认，布特鲁挑起的辩论已经过去很久了；关于科学与宗教的相溶性的争吵也不再进行了；何况这种争吵现在已显得几乎是无的放矢，因为科学哲学史已经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不管怎样，戴高乐从未再提此事，他似乎对此不感兴趣。他肯定相信柏格森著作的价值，人们看到，他在《剑刃》一书中至少有一次引述了柏格森。然而，即使想到柏格森夫人对乔治·卡托伊私下吐露的这句话：“1940年，在溃败前，我丈夫曾不断地对我说，唯独戴高乐上校一人能拯救法兰西”⒁令人感动不已，事实上，戴高乐也不再继续他的哲学思考，所以他永远不再谈论柏格森了。确实，戴高乐在其战争讲话的某些基调中提及贝玑的基调，但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突出一种传统的、严谨的和紧密的风格，几乎没有一处再提到贝玑。至于巴雷斯——他既崇尚智力，也耽于声色；既崇拜种族，又崇拜大地——这个人的特殊的民族主义，在戴高乐身上的反响确实很少。不管是在戴高乐的著作中，还是在他的行动中，在他的讲话主题（如果不是他的政策）中，都是如此。作为一个关注其时代、对思想运动感到好奇并始终受到文学诱惑的青年，戴高乐关注他当时所处的智力环境。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戴高乐走得更远。首先对他产生影响的不是哲学和文学的影响，而只是他眼里看到的世界，正在自我塑造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知道，人们对于戴高乐经历的青少年时代所能说的就是走向战争。我们也知道，那时在欧洲和世界的历史中发生了一种无法挽回的破裂，以致许多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都把1914年作为20世纪的真正开端，当代人则把自己经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作是一种悲剧性决裂，一次将昔日抛进遥远历史的决裂。然而，历史是不会实行绝对决裂的。戴高乐即将在1914年11月满24岁。而那些象戴高乐一样创造20世纪的人物已经成年，其中有些人业已能对历史进程施加影响了。是年，列宁44岁，斯大林35岁，罗斯福30岁，经济学家凯恩斯32岁，希特勒25岁，阿登纳38岁，邱吉尔40岁，甘地45岁，墨索里尼31岁，尼赫鲁25岁，胡志明、铁托和佛朗哥22岁，毛泽东21岁。因此，所有这些人都象戴高乐那样认识1914年之前的世界，都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然后对已经开始的20世纪产生其影响。这个世界是一个由欧洲实行统治的世界。在此之前，人类从未遇到过任何相似的形势：极少数民族对整个地球实行其直接的或间接的统治，并通过派遣其舰队和军队、部分子女移民、资本输出和工业优势等方式来瓜分世界。这是帝国主义胜利的时代。列宁观察到这种瓜分世界的现象，把它作为其思考革命机遇的出发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写道：“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最终地瓜分全球，所谓最终，不是说重新瓜分世界是不可能的——相反地，重新瓜分世界是可能的和不可避免的——而是说，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殖民政策已经完成了对地球上那些尚未被占领的领土的征服。瓜分世界第一次处在这样完全的状态，以致将来的领土只能变成重新瓜分的对象，换言之，领土从一个占有者手中转入另一个占有者手中，而不是从无领主的土地状态转入有领主的土地状态。”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事实上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在亚洲，日本在列强中的崛起是20世纪初的重大事件之一，但它还只是占领刚刚用战争中从中国手中夺来的领土。在其他世界各地，是欧洲占统治地位。1900年，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到俄中边界，象征着俄国殖民化取得进展，直至远东海滨地区。1905年，在同样被俄国人实现殖民化的土耳其斯坦，铁路修到了塔什干，而今沙皇帝国延伸到波斯和阿富汗边界，那里将必须由法国出面进行仲裁，以便重新分配这些势力范围和英国势力范围。英国对印度帝国进行统治，已经向缅甸东部、马来西亚、新加坡扩展，并想通过并吞阿富汗向西扩展。英军在坎大哈关口遭到挫折，但伦敦对阿富汗施加了决定性影响，只能在很久以后才同意承认阿富汗的独立。法国占有印度支那半岛，暹罗只能以法英两大帝国之间的缓冲国的名义，继续作为独立国家存在。中国只有表面上的独立。在北方，蒙古于1911年10月宣布自治，并于1912年11月同俄国签订了一项赋予俄国开发蒙古自然资源、俄国侨民有权在蒙古定居的条约。1914年6月6日，英国人和西藏人签订协议，规定藏南将脱离中国，以便组建一个服从英国军事保护和经济统治的自治国家。在其他地方还分配了一些势力范围。外国人以其在中国港口的租界和飞地为起点，法国人在华南和上海的一部分地点，英国人则在广州和整个长江流域，德国人在东北地区，俄国人在满洲国——在日俄战争之后，满洲里的南部将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实行最高权力。中国的对外贸易有70％同欧洲进行，而外国的投资有85％来自欧洲国家。所有的铁路都由欧洲铁路公司建造，并占有其四分之三的资产。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当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向国际财团借了6亿3千万金法郎时，国际财团对袁世凯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同时又注意到西方国家在华的重大利益不是发生冲突，而是有助于使中国处在它们的共同托管之下。奥斯曼帝国在20世纪初还统治着一部分巴尔干半岛，但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早在1881年12月，为了还债，奥斯曼帝国被迫接受欧洲债主从其税收和海关收入中直接地征收利息。铁路网络几乎全部都由德国掌握，德国通过修建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及其支线，加强其优势地位。在非洲，除了埃塞俄比亚挫败意大利的征服企图、利比里亚小国由美国建立和控制之外，现在只剩下摩洛哥一家躲开欧洲的统治。但摩洛哥的并入法国殖民帝国将在不久后导致两次危机连续发生，其结果似乎是将欧洲引到了战争边缘。其余的非洲大陆部分遭到了瓜分。这样，英国巩固了它对埃及的政治统治，法国则在埃及保持它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地位，其中包括苏伊士运河公司总裁的职位；而在摩洛哥计划问题上，法国获得了英国支持的保证。在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在经历了对博埃人的战争之后，现在由英国人实行了全面统治。德国很难接受这种对非洲的瓜分，因为德国领导人想要扩大其对喀麦隆、大湖和西南非洲的占有，以损害葡萄牙和比利时这些弱小殖民者的利益。1913年，德国和英国甚至签订了一个经过多次考虑的、瓜分葡萄牙殖民地的计划，当时唯独法国加以反对，阻止该计划的执行。然后，战争的爆发使得该计划不可能付诸执行。甚至连独立国家组成的拉丁美洲，在许多方面也依附于欧洲了。首先，是因为拉丁美洲人口众多；其次，也因为欧洲的投资、商业贸易和智力影响；最后，甚至是因为通过那些受到欧洲榜样启示的宪法——尽管拉丁美洲政治生活的特点更多地在于排斥最贫穷的民众，是寡头政治集团统治和军人政变频仍。但是，这个被瓜分的世界将是一个和平的世界吗？英国经济学家戈布登对此进行过预卜。在戈布登看来，经济自由主义若能使全世界的利益联成一片，就会确保和平。经济国际化——人们还远未谈论“全球化”——恰好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从19世纪末以来所经历的一个特别繁荣的时期，正在加速进行。于是，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使商品批发价缓慢而定期地提高的、漫长的周期——一个以发明该理论的经济学家命名的“孔特拉蒂埃夫周期”。由此产生了不断发展生产和持续增加利润的效果，就像在可比的阶段时的情况一样。而这种周期性危机，如1913年的经济危机一样，只是暂时性危机。即使在社会各阶级之间财富分配不平等，财富的积累也不可阻挡地扩大工业化国家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根据研究经济事实问题的历史学家巴伊罗克后来的成果，1880年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是世界其他地区——后来人将它取名为“第三世界”——的两倍，1913年是三倍，1950年是五倍，1970年是七倍。但是，20世纪初的这种引人注目的繁荣——后来只被二战后的三十年繁荣超越过——并未消除过主要国家经济和政治领导人头萦回脑际的下述问题：保护国内生产，同外国竞争作斗争，在国外找到利润率更高的投资，获得控制其价格的原料来源，特别是争夺那些可以限制、甚至排除外国进口商品竞争的市场。因此，政治和军事边界也被看作是经济边界。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几乎到处盛行着一种观点，即认为只要到世界市场去购买原料就足以获得它们；宁可自由地出口商品，也不要经受那些出口国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可是，在20世纪初，只有那些最坚定的自由派理论家和目光最敏锐的经济学家接受过这种观点。相反地，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领导人几乎一致认为，征服领土，或者至少是建立势力范围，乃是促进本国繁荣的最可靠手段。所谓“获得原料来源”、“征服市场”、“排除外国竞争者”等说法，都属于常用词语之列，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思想状态。事后来看，可以说，殖民帝国在殖民国家的经济活动中所占的份额，以及推而广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最有经济活力的国家并不总是那些最大的征服者国家。但在20世纪初，这种观点完全不是人们普遍的看法。当时，除了经济民族主义，还要加上形式各不相同的民族感情的力量。经验即将证明，这种民族感情远未随着民主的进步而减弱，而是与民主一道更加坚定地表现出来。实际上，当时的公共自由和个人自由在实现缓慢而显然不可抵抗的新进展。在整个欧洲，报界、政党、知识分子团体或政治团体的活动正在扩大，影响着国家的方向。但是，这种活动往往不可阻挡地朝着表达民族感情的同一个方向，走向一种合法的、但有可能走极端的或者冒侵略性风险的民族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力量的显著上升，并不能阻拦大多数其他政治力量对权势和力量，对威胁邻国的泛日耳曼主义表示赞扬。在法国，社会关注和广泛的和平愿望促进了左翼和中间派政党的选举胜利，但象人们看到的那样，却无法阻止公众思想赞同一种警觉的爱国主义。在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沙皇，在对外政策方面则希望实行一种更加开放的民族主义方针。大多数土耳其议员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软弱”。不过，理所当然，这种思潮是在尚未完成民族解放的国家里表现得最为激烈。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情况是这样，那些在奥匈帝国内部代表少数派或共同体的政治力量也是这样——意大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的少数派想要同其他的国家连接在一起，斯洛文尼亚、波兰、特别是克罗地亚、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共同体则自认为是被压迫者，梦想实现独立或自治。这样，通过公共自由的高潮，便出现了政治机构的变革与专制的和君主统治的前制度的危机，民族现实不可阻挡的上升与业已成为19世纪特点的“民族运动”。由此而来的这种冲击将同那种完成瓜分世界所产生的冲击相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两者结合的产物。这样，戴高乐在其15岁至23岁期间，将会看到奥匈帝国兼并波黑所引发的危机，由日俄两个帝国主义碰撞所引发的战争，两次摩洛哥危机——在这两次危机中，完成其殖民扩张的法国必须应对全面战争的风险，同意在刚果向德国作出让步——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而每次巴尔干战争都反映了欧洲大国在瓜分前奥特曼帝国问题上进行的竞争。这样就完成了列宁的预断：过去一块领土不用从另一个“占有者”手中夺取，就能转入一个“占有者”手中，而今这种事已经不再可能的了。1905年8月29日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规定将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给予日本，在亚洲大陆上则夺回俄罗斯在旅顺港的租借权和在南满的利益。后来，日俄两国以和解的方式，相互分配在满洲地区的势力范围，俄国象人们看到的那样，甚至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了蒙古。可是，日俄战争在20世纪前半叶的真正意义是，它将是由大国瓜分世界，导致日俄两国在同一个地区、为了同一个赌注而进行直接对抗的第一次机会。在1906年发生的、特别是在1911年发生的摩洛哥危机也说明了这点。尽管纪尧姆二世当时鼓吹克制，但德国领导人同意利用战争危险，来将政治解决的办法强加于人。法国把整个刚果让给德国，以换取它在摩洛哥的完全行动自由——这是对整个中部非洲重新进行分配的起点。而柏林同英国谈判瓜分葡萄牙殖民地的问题，为这种重新分配作了准备。然而，法英两国达成的这种真诚的协约显得是卓有成效的。英国也不愿意德国在摩洛哥沿海地区拥有任何基地——因为那样会使德国有一扇面向大西洋的正门——更不愿意德国进行新的殖民扩张。因此，危机便解决了。德国交出其喀麦隆殖民地极北端的一小块领土“鸭嘴”，为该殖民地获得了有限的一部分刚果，而摩洛哥即将成为法国的保护国。此时，正象日俄战争时一样，瓜分世界的完成导致了大国的直接对抗。在摩洛哥和刚果，德国取得的进展意味着法国的后退和对英国的威胁，现在除了进行交易或战争之外，不再有别的出路。巴尔干半岛危机最后一次表明这点。奥匈帝国将其治理30年之久的、由塞尔维亚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波黑并吞，其目的是——借用奥地利的一份外交文件的用语——为了“彻底消灭塞尔维亚的革命巢穴”。换言之，最终是要否定塞尔维亚的独立。1909年3月19日，塞尔维亚必须对一项勒令它改变政策的最后通牒作出让步。俄国则更加意识到奥地利的野心和德国的威胁，并且看到，如果不加紧它同法国和英国的联系，那就不能抵制抵制奥地利的野心和德国的威胁。于是，俄国支持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黑山）的四国联盟——该联盟解放了奥特曼帝国的绝大部分欧洲领土。然后，当保加利亚人在奥匈帝国的支持下攻打塞尔维亚等三国前盟友时，俄国向这些同罗马尼亚联合的前盟友提供了支持。于是，奥匈帝国准备进行干预，即使冒险同俄国开战也在所不惜。不过，在1914年之前，纪尧姆二世最后一次鼓吹克制，并同意瓜分马其顿和损害保加利亚的利益。他致函弗朗索瓦·约瑟夫说：“如果进行干预，那就会铸成大错。”可是，人们离非常接近了。在这场战争中，作为19世纪诞生的“民族运动”的最后阶段，从前遭到奥斯曼帝国压迫的各国人民的起义和胜利，最后导致了大国在瓜分各自势力范围问题上进行的直接对抗。这里可以举最后一个事例。1913年11月8日，德国从其援助土耳其、反对保加利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划定土保两国边界的努力中获利，使最出色的德国军事首脑之一里曼·冯·赞德尔斯将军被任命为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军团司令。于是，俄国看清了即将出现的前途是，在其西部和南部同时遭到中央帝国包围，并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与法英两国断绝一切通讯。由于俄国的抗议，冯·赞德尔斯将军的职务安排发生了变化。他变成了土耳其军队的总监察——这种改变与其说削弱他的权力，倒不如说加强了他的权力。人们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战争。再说，这在欧洲是一种普遍感觉。戴高乐在25年后发表的《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追述了人们在这种大战前夜——它即将导致各国人民在一次无限的冲突中进行对抗——的心态，并把它看作是发生一种国家、社会和思想革命的结局。“这种革命”，戴高乐写道，“就像其他革命一样，只是一种早就开始的、利用战乱进行的变革的结局。自从好几代人以来，普选、权利平等和宪章平等、义务教育等将这些变革的效果结合起来，以便用单一的模子来铸造民族。”在戴高乐看来，这就是欧洲国家在其进入战争的时刻，采取同一种行为的深刻动力。欧洲国家以集团的方式行事，仿佛它们在其自身经济和社会演变的影响下事先实现统一似的，仿佛现在持不同政见、破裂、对立等在民族、民族统一和保卫民族这种首要任务面前悄悄地消失似的。“工业和都市生活”戴高乐还写道，“抹煞了地方特点。机器的广泛使用将同样的成批生产的物品分配给每个人，报纸围绕着相同的主题连接人们的思想。不动产造成了股份普遍存在的结果。政党、工会和体育活动在赞扬集体感。运输、交通和卫生则迫使人们受到许许多多的共同约束。简言之，这种一样的、人口密集的、匆匆忙忙的生活，由本世纪的机器强迫当代人服从的生活，事先就决定了当代人要经受那种对各国人民的战争打上印记的大量起义、巨大而无区别的撞击。”从表面上来看，这种分析是反常的。在20世纪初期，人们已经感觉到旧专制政体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摇摇欲坠。1912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在世界上最古老的金銮殿的废墟上宣告成立了共和国。1906年，波斯发生了革命运动，导致翌年伊朗国王承认了君主立宪制。1910年，墨西哥爆发了动乱，其结果只是导致后来发生一些未遂的、但无休止的革命。1905年，俄国革命显示了沙皇政府的脆弱性，动摇了俄罗斯社会，直至其社会的底层，尽管俄国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实现了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以及有意义的、但部分的和不充分的改革。社会主义派别业已渗透到欧洲工业国家的整个工人阶级，正在呼吁改造社会。在各民族内部，出现了同样多的分裂迹象。但很短的时间就足于证明，由于克服民族分裂，欧洲国家将在一场即将演变成战争的危机中以集团的方式行事，从而证明戴高乐后来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眼下，欧洲正在不可阻挡地走向1914年爆发的战争悲剧。各国都在备战，其目的不是为了避免战争，就是必要时获得战争胜利。1911年至1912年期间，德国主动地发动了大规模竞赛。1912年底，德军总参谋长冯·毛奇的合作者鲁登道夫将军在一份报告中，强调继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希腊取得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胜利之后，奥匈帝国在军事上遭到了削弱，并且预见到德国要在两条线上进行战争。施利芬伯爵领导德军大参谋部以来，作出了下述决定：优先发动西部攻势，以便通过比利时的迂回运动，包围法军，在西部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份作战计划是建立在德军占有无可争辩的最初优势的假设之上的。因此，一项新法律规定，要在1914年，将和平时期的武装力量增至82万人（其中不包括军官人数）。奥匈帝国则将每年动员的兵力从10万3千人增至16万人。意大利从12万人增至15万人，以便拥有常规军37万5千人，而不是27万5千人，换言之，增至34个前线师，而不是24个前线师。法国则通过1913年8月7日法律作出了回答，该法律将服兵役期确定为三年，而不是两年，这样就使得法国拥有75万军队（其中不包括军官人数）。俄国军队在1914年，从130万人增至142万3千人。英国在殖民地只有11万人驻军，在本国拥有17万人兵力——而这17万军队即将乘船去法国——因而将其军事努力用于加强海军。这是因为，在海军上将冯·蒂皮茨的启示下，德国深信一支海军力量是增加其对外贸易和海外经济存在所必要的伴随者，并决定部署一支“能够在埃力格兰岛和英国海岸之间采取行动”，在必要时对英国施加“压力”，迫使英国“处处尊重德国利益的”巡洋舰舰队。伦敦迟迟才发现，制海权关系到英国及其帝国的安全本身，但现在都成了问题。由于基尔运河水浅，不能让类似的船只经过，从波罗的海驶向北海，英国决定让一艘18000吨、超过所有的德国船只、新的装甲舰《无畏号》下水，但是，德国人挖深了基尔运河，建设了与英国《无畏号》同吨位的船只。而今，军备竞赛也在海上进行。当时，在这个和平时期的最后几年，在欧洲出现了战争不可避免的感觉。诚然，经济竞争还让位于许多妥协，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发展使人们希望一些国家的繁荣不会损害另一些国家的繁荣。这种看法在商界最为普遍。诺尔芒·安热尔在1912年发表了《大幻想》，以他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意见，并预言战争爆发对资本主义将是一场灾难，会使社会和经济的运转遭到危险。然而，这种呼声是孤立无援的，即使它表达了一部分欧洲资产阶级的害怕也罢。军备竞赛体现了国际紧张局势，并使紧张局势变得更加严重，但它是紧张局势的结果，而不是紧张局势的根源。正是那种在瓜分世界的最后地盘问题上进行的对抗和动乱的威胁——它们都来自民族权利要求的爆——把人们引到了战争的边缘。人们是那样强烈地感到战争逼近，以致某些人专心于预见战争，描述战争的状况和进程，并猜测战争的出路。对此，最敏锐的人们感到头晕一般。其中，最明智的是圣彼得堡的一位商人伊凡·布洛克，他的名字后来被遗忘了，这是不公正的。布洛克在1898年发表了一本题为《未来战争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书，在书中预言军队在漫长边界上的发展，在堑壕里的灭亡，战争的延长，战争在经济和人力方面的昂贵费用，以及可能由此而来的社会革命……但是，其他人感到厄运不可避免的临近，因而在忧郁和失望中听天由命。如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看到“整个欧洲的明灯都已熄灭”，便在英国对德宣战的那天晚上叹息道：“我们有生之年是再也不会看到明灯重亮了。”对于戴高乐来说，他的青少年时代，他所选择的前途，就是在走向战争这种精神和这种气氛中形成的。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假如排除那种促使亨利·戴高乐在“国民别动队”中服役和在1870年同普鲁士兵打仗的、非常自然的爱国激情迸发的情况，那么，志愿当军官并不是戴高乐家族的传统。智力和文学方面的爱好也有可能促使戴高乐走别的道路。然而，戴高乐立志于行动。他将来成为军官是为了行动。除非是伴随、阐述或报告行动，否则，戴高乐将不是一个评论家、分析家、现代的历史学家。在戴高乐作出其前途选择的时刻，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想法比这种行动、参与和对未来的历史施加影响——如果可能的话——的意愿更加强烈的了。但戴高乐在20世纪初，在青少年时代就知道，他的生活前景是什么。他不只是猜测这种前景，而是事先将命运纳入其生活前景之中。“尤其是因为”，戴高乐后来写道，“在本世纪初出现了战争问题。”因此，为了跟随戴高乐的青少年时期，说到底，为了理解他人生的其他阶段，就必须始终追忆那些后来的阶段。尽管人们已经作了引证，但还必须不断地加以参照。戴高乐写道：“我应当说明，我在少年时代，是无恐惧心理地想象这种未知的冒险，并且事先赞扬过它。总之，我不怀疑，法兰西被迫经历巨大的考验；生活的意义在于，有朝一日为法兰西作出重大的服务；而我将有这个机遇。”当戴高乐结束他在维姆厄的暑假生活时，他于1909年9月30日获悉，他在高考中被圣西尔军校录取了。在近800名考生中录取了221名，戴高乐排在第119名。这是戴高乐第一次报考圣西尔军校，虽然他的排名比较靠后，但这并不预示着他一旦入学，他的学业也比较差。眼下，戴高乐必须下部队一年，以二等兵的身份来开始其军人生涯。1905年3月21日法律要求这样做。当3月21日法律颁布时，历届共和政府还在德雷福斯案件的影响下，怀疑军队，以致在政府看来，强制性地让未来的军官先到在普通新兵中间体验生活一年，这种办法是可取的。戴高乐在部队生活了一年，既无热情，也无太多的不便。后来，他在通信中认为这种体验是无用的和缺乏说服力的军人，并把它看作是浪费——这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是浪费时间和人力——军队该更好地使用一些通过招募进来的军人，能够更加有效地培养他们。⒂是年，戴高乐在部队上，转入了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无疑，戴高乐之所以选择这个团，只是因为它驻扎在离他传统的度假地不远的地方，而且有一班连接阿腊斯和巴黎的火车。不管怎样，这又一次是扎根在法国北方，因而是同“北方人民”关系的一次新体验——在戴高乐的思想里，北方人民或多或少地等同于法国人民。与戴高乐同寝室的战友中，有一些来自加莱海峡省的矿工，还有来自拉蒂埃拉什、阿韦纳、瓦朗西纳等地的农民。也是在转入第33步兵团时，戴高乐第一次练习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言，而这次听众是第33团的第三营。看来戴高乐的发言获得了成功，相当不错，因为现在他的名声传到了上司那里。显然，戴高乐不是一个与众相同的士兵。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破格晋升。1910年，戴高乐被任命为下士，而当时有可能援予他中士军阶。当有人向连长德·蒂格涅上尉询问戴高乐晋升原因时，蒂格涅作了一次回答——这种回答很早进入传说，成为正式的说法，但它始终赋予戴高乐一种称号——在戴高乐的朋友、赞赏者和传记作家看来，这种称号继续属于他。蒂格涅答道：“你们是否想要让我任命这个小伙子当中士？但他在现在的位子上，只觉得自己是个陆军统帅呢！”这种回答肯定是恭维加生气。无疑，士兵戴高乐对上司说话的声调和方式不完全符合惯例，即使人们承认他的人品也罢。戴高乐在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的兵营——“施拉姆街区”里，找到了相当多的独居时间，来创作他的第二篇作品，后来发表时用了夏尔·德·吕加尔的笔名。第二篇象第一篇一样，是个中篇小说，但写法却已经大不一样。小说取名为《斯帕伊的秘密》，其副标题是《阿加的女儿》。戴高乐对这篇小说是不会不满意的，因为他将小说寄给了《地球和海洋之旅游和冒险日报》，该报在1910年1月30日一期上予以发表。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斯帕伊族的中尉同抢劫该地区的罪犯阿加的支持者打仗，但他却爱上了阿加的女儿。这个中尉为了避免让他的部下逮捕她，就自杀身亡了。小说具有当时法国小说家的风格，其主题却是极端的浪漫主义。在戴高乐创作其第一部名叫《扎莱纳》的浪漫主义笔调的随笔后几年，这篇在19岁时创作、文笔更好的小说再次证明了那种在戴高乐身上长期存在、后来被人们重新发现的、秘密的诱惑——文学诱惑。不管怎样，北非的异国情调是第二次成为戴高乐小说的环境，彷佛他只把法国海外领土看作是同年青美丽的主人公相连、通过他们的耽于声色和诱惑来导致男人死亡的地方。这是否年青时代的戴高乐对殖民世界，对地中海地区的另一端的写照吗？不管怎样，戴高乐后来就没有重新写过这种题材。人们从戴高乐的通信中知道，1910年10月14日，他在“滂沱大雨”中走进了圣西尔军校。当时处于法军深入摩洛哥的时期，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这种深入不久后将导致国际危机的发生，其结局是认可摩洛哥为法国保护国。所以，人们把戴高乐所属的那一届同学命名为“非斯届”校友。戴高乐在家信中报告了他每天的作息时间：早晨5时30分起床，然后吃早餐，上早操、击剑课、骑术课和德语课，打扫军营卫生，午餐，军事训练，学习，晚餐，“自由时间”，直到晚上10时熄灯……同学们对戴高乐的身材高大印象特别深刻，给他起了各种使人联想的传统绰号。但他却不抱怨那些“老校友”对“新校友”所持的态度，因为他认为他们的态度“不怀恶意”。实际上，戴高乐热情地投身到圣西尔军校的课目学习之中，以致他有时象在第33步兵团时那样，有机会向上司表明，他可以知道得象老校友一样多。这年，在校报上刊登的一副漫画证明了这点。漫画上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圣西尔军校学生在恐吓一名教官，其文字说明是：“圣西尔军校学生戴高乐在进行一次历史‘测验’，主考官却不敢吭声。”其结果，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第一学年的排名，从进校时的第119名上升到了第45名。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的第二学年，并未松懈努力。相反地，他把军校的生活当作一种苦修，其意义是从维克托·雨果的一段语录得到很好启示的。戴高乐把这段语录抄在记事本上，当作自己的座右铭：“风格简洁，思想准确，生活坚定”。在第二学年结束时，对戴高乐的评语是这样总结其学习情况的：行为“无可指摘”，举止“非常端正”，智力“非常敏捷”，教养“注意”，品格“正直”，态度“非常和蔼”，热情“非常持久”，军人精神“非常昂扬”，相貌“讨人喜欢”，“行进”能力“很强”，能耐“大”劳。对戴高乐“整体素质”的评价是“该准尉很有天赋，学习自觉和认真，思想状态很好，生性安静和坚强有力，将会成为一名优秀军官。”除了连长的评语之外，还加上营长的评语：“很有军人风度，很有天赋，很自觉，指挥若定和坚强有力，将会成为一名优秀军官。”最后，校长作出了这样的总评价：“进校以来，不断取得进步，才能很高，精力充沛，工作勤奋，待人热情，富有指挥和决策能力。必定能成为一名优秀军官。”戴高乐的成绩证实了上司对他的赞扬：他多次获20分，特别是军事训练得到满分，“防御工事”和“军用地图训练”得19分，地理18，5分，历史17，7分，骑术和击剑仅得10分，射击不到10分，得满分20分中的8，6分。1912年，戴高乐从圣西尔军校毕业，这次获得同届校友的第13名。圣西尔军校的士官生是在第一学年结束时晋升准尉，选择其专业兵种的。当时作为同届的第45名，戴高乐还可以选择那个被认为是最有魅力的兵种骑兵，这是大多数贵族子弟在其军阶允许的情况下荟萃的地方。但戴高乐却选择了步兵——正如同届的未来第一名、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宪兵子弟阿尔封斯·朱安也选择步兵一样。当戴高乐担任朱安的参谋长时，皮埃尔·比约特问他选择步兵的理由是什么。据比约特的证词，戴高乐答道：“因为这更有军人气派！”显然，这种回答只是开玩笑。在这20世纪初期，选择步兵比过去其他任何时期更加具有一种——如果可能的话——强烈的意义：步兵是打近战的兵种。就打仗的准确含义来说，谁愿意打仗，谁就会选择步兵。尽管当时对未来战争的发展态势看法不定，但人们可以预见到，军队使用速射炮兵和新的自动化兵种，尤其是使用机关枪——即使法军的机关枪配备不如德军好——将会使骑兵的使用变成未定之天。主要的战斗任务将由步兵来承担。不管怎样，这在当时是普遍的看法，最明智者的看法，由此产生了全部军种的组成；此后，战争的经验增加了炮兵的重要性，它比人们预见的还要大得多。戴高乐肯定在那些知道步兵将是主要作战兵种的人之列，所以他选择了步兵。也许在戴高乐身上，还加上一种苦行者的欲望，人们在他的好几个人生阶段都发现过这种欲望。因为步兵也是永远遭到失败最严重的兵种。这后来证实，“自由法兰西”的战士、在戴高乐时期担任国防部长长达九年的皮埃尔·梅斯梅尔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他说，必须称步兵是“战役的无产者”，而不是“战役的王后”。有些人甚至暗暗思量，为什么当时戴高乐没有选择参加殖民军的步兵、它所属的土著步兵、轻步兵、“陆战队”或外籍军团呢？其时，这些部队正在海外领土作战，特别是在摩洛哥作战，赢得其名声和光荣。然而，戴高乐恰恰选择了法国本土的军队，而且除了在驻中东地区国家的军队参谋部里有过短暂的逗留之外，他始终留在法国本土。毫无疑问，这种选择是由戴高乐对其未来前途的期望所决定的。他的书信和报告都证实了这点。戴高乐认为，同德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不会拖延下去的。他想要准备打这场战争，但殖民战争行动的异国情调却无助于这种准备。归根结底，是历史决定了戴高乐的选择，也许已经决定了他的关于法兰西优先、法兰西基本思想和非基本思想的某些观念：不是占领这块或那块海外领地，而是法兰西同德国的决斗将要决定一切。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其他的一切则是次要的。人们将要看到，这种信念将继续引导戴高乐的人生、职业生涯、探索，以及他将来采取的某些最重要的决定。戴高乐在圣西尔军校毕业后，选择了重返第33步兵团。有好几位传记作家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在戴高乐发表文稿和记事之后，他们知道，戴高乐对其在第33团的最初逗留只作一般的评价。那么，怎样来解释这种选择呢？首先是三年前业已起作用的、同样的理由：靠近其度假地维姆厄和里尔外祖母家族住宅，同巴黎联系方便。其次，阿腊斯接近法国北方边界，但离东北部驻军不远，因此毫无疑问，一旦爆发战争，第33团将在首批参战团之列。第三，无疑戴高乐喜欢阿腊斯这座城市，这些令人赞赏的大广场，居民的精神，喜欢这些现在受他指挥的士兵——这些他为之服务的北方人。是否应当再加上一条理由，即他愿意在贝当上校手下工作呢？有几部戴高乐的传记都作出这种暗示。确实，人们可以相信，在圣西尔军校，人们谈论那些能使戴高乐的服役引人注目的军队首领，而贝当确实给军校留下的印象是一位杰出的、使人振奋的和有独特见解的教授。不过，并非贝当一人当之无愧地享有这种声誉。再说，贝当的军人生涯并无任何光彩夺目之处。相反地，贝当担任上校，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以致人们可以怀疑，他是否能够晋升将军，或者继续长期保持其指挥权。也许是因为贝当的独立精神，特别是对一次关于他指挥的第33团参加弥撒的军官名字的调查作了回答——这种回答后来变成了传说。当时，贝当回答说：“我站在（教堂的）第一排，我没有回头的习惯……”但人们也可以认为，贝当的回答也不如后来那样有名，甚至当时圣西尔军校的年青学生毫不知晓。再说，当人们知道，贝当还是个单身汉时，毫不尊重宗教道德时，还被视为“共和主义者”⒄时，上述回答是让人浮想联翩的……不管怎样，戴高乐从未写过任何报告或书信，暗示他想要当贝当的部下，也未写过关于他同贝当第一次会见的任何东西。人们只是知道，戴高乐按惯例给指挥第33步兵团的这位上校写信。理所当然，写信的目的是要表示，他感到在上校靡下“服役有多么荣幸”，而上校的复信也是同样的基调。人们也知道，戴高乐在抵达第33团时受到了贝当的接见，他只是获得贝当的几句话，表示把他安排到第6连和欢迎他的到来。因为这是贝当为自己定下的规矩。因此，戴高乐和贝当在此人生的共同时刻认识了。确实，认识的时间不长，因为贝当于1913年底离开阿腊斯，去指挥一个旅。他对戴高乐中尉——1913年10月，戴高乐晋升中尉军阶——写下了深表赞许的评语。⒅在当年上半年，戴高乐“从圣西尔军校毕业时，在211名毕业生里排为第13名，他一开始就表现为一位具有真正价值的、赋予前途以最美好希望的军官。他全身心地从事其教官职务。就巴尔干半岛战争原因作了一个精彩的讲演。”在下半年，戴高乐“非常聪明，爱岗敬业。很好地带领他的排参加演习。对所有的赞扬都当之无愧。”但这是一种专业方面的判断，它与戴高乐过去在圣西尔军校得到的赞扬，他的上司在以后的岁月里对他的赞扬相符，所以毫无特别之处。因此，贝当和戴高乐的关系是一种简单的等级制性质的关系，是一个年已花甲的、疏远而冷淡的的高级军官同一个其智慧和军事能力得到高级军官欣赏的年青军官之间的传统关系呢？总之，毫无迹象预示，贝当和戴高乐在历史中将要保持一种具有不平常前途的关系。这是我在1964年撰写第一部戴高乐传记时的想法。当时，在回忆贝当和戴高乐在第33团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我写道：“这是一种无意义的巧合。当时，对一个士兵来说，团长是一个不可接触的人物，甚至对一个年轻的少尉来说，也是一个遥远的人物。”后来，有人暗示，一些女人的联系使他们得以接近起来。让·拉库迪尔在其巨篇传记中引述了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对他吐露隐情的话：“戴高乐，有一些女人？与贝当有同样的女人！”说真的，影射、暗示和传说都是不合时宜的。戴高乐作出了决断。他当着我的面，读了我书中的这行字，就当年他这个少尉同贝当这个上校之间的“疏远”问题，用我一字一句陈述的字眼，对我说：“不要相信这种话！那时候，我很喜欢女人，贝当也这样，这样就使我们接近起来……”当年的贝当首先是一个具有某种战争观的军人。因为贝当认为火力占主导地位，胜于部队运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新武器的火力必然会限制部队运动的可能性，强制性地实现卓有成效的防御，使进攻失去其有效性，所以他作为独树一帜的军事学说家，反对那种在法国军队参谋部里占上风的、主张优先进行各种形式的进攻的观念。说真的，这种反对的立场先后在不同的人们、性格和野心之间的对抗中，在有关指挥战争问题的论战中有点遭到讽刺。这样，人们经常将贝当同格朗梅松上校对立起来，前者会“发现火力的杀伤力”，后者晋升为军队第三局、行动局局长，长期在陆军学院担任教授，鼓吹不惜一切代价进攻，极端地发扬战斗员的士气和激情。贝当和格朗梅松只是上校，而在军界上层，人们将福熙和朗尔扎克对立起来，前者主张采取进攻战略，后者得到加利尼的支持，并用一种著名的文字游戏——“进攻？要象月亮那样进攻！”来讽刺格朗梅松的理论。实际上，这种战略问题的思考是处在不同的水平上的。人们从德国参谋部和法国参谋部为了赢得战争而制定的战役计划中已经看到这点。此外，朗尔扎克在继1914年8月沙勒罗瓦战役失败之后的撤退时，加利尼在9月马恩河战役进行前夕都将指出，他们明白了什么叫运动战争。而炮兵出身的福熙象步兵出身的贝当一样早就认识到，大量使用75毫米口径的大炮和重炮将在战争进程中发挥重大的作用。眼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对年轻的法国军官来说，这与其说是一个战略思考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军人气质问题。莫里斯·甘默林后来在1935年至1940年期间担任法国统帅，他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当年在陆军学院1899年至1901年的同届校友里，最大多数的人认为朗尔扎克是他们的最佳教员，但他却更喜欢福熙。⒆不过，甘默林不能肯定，在他们俩中间，究竟是哪位被认为是军事理论的代表。朗尔扎克作为年轻军官，在1870年的战场上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后来是一位出色的军校教授。如果霞飞将军本人被排挤出战斗，那他就会把朗尔扎克看作是最有资格的接任者。关于福熙，甘默林写道，陆军学院的学生认为福熙“太理论化，有时情绪化，甚至模糊不清”。十年后，戴高乐也以他的气质、性格和本能作出了反应。他对第33步兵团的年青新兵作了简短的讲话，不仅向新兵指出，当兵是为了届时捍卫法兰西及其领土和法国公民，甚至为了对维护国内安全作贡献，就象在社会动乱时使用军队那样，而且教导他们，必须用什么精神来进行战斗。“必须有进攻精神，”戴高乐对新兵们说……“这就是说，时时处处都要有唯一的思想，勇往直前……一旦战斗开始，法兰西军队的全体人员，从总司令、军官到士兵，都只有一个思想：前进，进攻，追上德国人，杀死他们或者赶走他们。”可是，不要对此作出过多的推理。显然，戴高乐的讲话是赋予这些年青士兵——他们来自粗犷而温和北方的农民——上前线所需要的士气、活力和胆量，而不是进行以理论阐述和论证……相反地，人们可以在戴高乐的个人记事本里发现，有一种更加建立在未来战争有可能爆发基础之上的思考。例如，人门读到他在1913年10月所写的这些文字：“在历史进程里，人们赋予火力和运动以可变的、相对的重要性。中世纪的战斗。基本上是进攻性的。市镇纷纷武装起来。炸药出现了。发明了火枪……改变了进攻感……至于冲突，是由一支密集的纵队来进行的……深刻的秩序适合法国于大革命和帝国……王朝复辟使那些王室的旧军官卷土重来，火力的老办法占了上风，胜过运动……1866年的研究报告赋予法兰西军队错误的观点。人们采用了沙斯波步枪。1894年至1900年……齐射火力重新开始占上风。射击学校。它们倾向于使人认为，射击场上的姿势是可以搬到战场上去的……射击学校同高等陆军学院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坏思想又浮出水面……幸亏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人始终在正面和侧面，将进攻向纵深推进。光用火力是从来也解决不了问题的。”读了这些文字，人们就不再有疑问了。戴高乐深信，最后由攻势来决定胜负，或者象他偏爱说的那样，由运动来决定胜负。由于经验和本能，戴高乐怀疑“火力的老办法”，而这种积习是那些唯独由火力有效性所启示的防御性行为的产物。可是，历史在讲授阶段代替的学问，而在这些代替阶段中，新武器制度的产生迫使军事艺术发生了变化。问题在于知道，在1913年这年，从开始使用自动武器、速射大炮、重炮这些武器中得出什么结论。这里且不谈大量生产这些武器，因为当时谁都想象不到这种生产将来的规模有多大，而大量生产赋予未来战争以工业性质，同时会发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实际上，戴高乐被不可阻挡地引导致优先考虑运动的效果，相信最终是攻势决定战争胜利，所以就准备好观察那些战争一爆发就将迫使理论发生的、意想不到的变化。因此，不管戴高乐已经远离其上司贝当的观念，即最终是气质的观念，他仍然赞赏贝当的不循规蹈矩和独立精神，甚至连贝当的讽刺话也加以欣赏。那是在1913年，贝当是用这样的语言，来讽刺勒加莱将军的战斗部署——勒加莱是第33步兵团所属的那个师的师长，他决定用刺刀冲锋和在大白天展开进攻。对此，贝当讽刺说：“先生们，为了更好地加深你们的印象，勒加莱将军打算介绍一份大杂烩，将现代军队不应犯的一切错误都烩在一起。”由此，人们懂得，戴高乐后来写过，他从老团长贝当身上看到了“天赋和指挥艺术”。⒇然而，戴高乐和贝当是截然不同的两人，直至他们的灵魂深处。第二章 战争的考验在1914年8月初的这些日子里，戴高乐匆匆忙忙地写下了几行字，这是他亲自提供的唯一证词，证实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爆发时所经历和感觉的情况。“这种冒险是未知的，”戴高乐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在少年时代，曾经毫无惧怕地想象过和事先赞扬过”。他写道："1914年8月1日，在阿腊斯。今夜，大家都在等待动员令。昨晚7时半，从儒万维尔返回。部队和老百姓保持着绝对安静状态。但人们的脸上露出担心的神色。现在，军官在城里多么有地位啊！8月2日，动员第一天。现役军人的穿着。8月3日，本连的预备役军人抵达阿腊斯。只有一人没来连队。他确实在家患病。8月4日，组织连队。我们必须派15人去仓库。没有一人自愿去那里。许多回来的逃兵和退役军人要求服役。晚上，在膳宿公寓，高高兴兴地进了晚餐。然后，整理内务。烧毁文件。我可以出发了。8月5日，再见了，我的房间，我的书籍，我熟悉的东西。生活显得多么紧张，当一切也许即将停止时，最小的事情也变得多么突出……今天早晨，我们团已经井然有序地启程了。很少有人来看我们出发。有些坚强的人忍住了自己的眼泪。上前线吧！这肯定是全体一致的激情，我过去曾经梦想过的、但现在遭到压抑的热情。"这时，戴高乐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些匆匆忙忙写在记事本上的隐情，正在经历着一种对他来说完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体验，因为这里涉及的不是别的，而是在各国决定进行对抗和民族被呼吁拿起武器的时刻，各国人民要做些什么的问题。各国人民是否即将感受到那种急迫的爱国主义号召，因而服从那些向他们发生的动员令，或者相反地，他们是否即将造反，反对野蛮的战争，援引世界博爱的最高义务来反对战争？不管这种疑问在20世纪结束时显得那样微不足道，它对现代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戴高乐在事隔二十年后进行写作时，在《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中追述了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其目的只是为了仅仅记住那种对“复仇”思想、甚至对国防义务的疏远。“工人群众的人数和团结，”戴高乐写道，“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增加，但他们现在否定了这种曾经使大革命增色、直至巴黎公社的战争情结。一大部分人民加入了第一国际。除了无产阶级的敌人之外，已经不再有敌人了！”这里，戴高乐对法国和欧洲社会主义的深刻派别进行了描述，这种描述并不是不真实的。人们毕竟看到，社会党国际刚刚辩论过抵制战争的手段问题，作为1914年之前最雄辩、最真诚和最有代表性的法国社会党人，让·饶勒斯呼吁欧洲各国工人阶级举行总罢工，要求人们抵制战争。当朱尔·盖德对此提出异议，强调总罢工这种口号在工人群众最多、最受教育、最有战斗性和最革命的国家里会得到响应，但由此会给那些最落后或最专制国家好处时，人们并未最听他的讲话，远未如此。直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刻，人们还可以提出疑问。在这种准备抵制战争的前夜，看来一切都是未定之天，但事关20世纪的命运。一方面，是以“民族万岁！”为口号的、法兰西大革命的历史、思想和文化遗产。这种遗产为欧洲各国人民所继承，在1848年启示过德国、意大利、中欧国家的国民和社会起义，并以人民自决权的名义认可了民族的觉醒。但另一方面，那些自称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并向历史挑战的革命者现在正在崛起。他们与胜利的资产阶级为敌，也与由这些民族组成的资产阶级国家及其“资产阶级民主”为敌。为了反对民族力量势不可挡的上升，这些革命者以激烈的方式肯定全世界劳动者的的团结，宣布他们的事业是统一的和共同的，对那些边界、在边界之内筑垒自卫的国家、把边界站岗作为其存在理由的警察和军队进行了抨击。他们以一种非常清醒的头脑觉察到，世界革命和博爱革命的幻想有可能在那种挑动民族斗民族的民族冲突中遭到分裂和破裂。他们的口号是“无产者没有祖国！”事隔多年来看，这种口号造成的挑衅、失望和暴力，是人们难于想象的。1914年，战争的考验来了。于是，人们可以衡量出这种革命的挑战带有的可悲的和可笑的东西。在集体的记忆中，还留下了有关的基本分裂的记载。一方面，人们注意到社会党领导人的背叛，他们忘记自己发表的国际主义声明，向普遍的循规蹈矩进行让步，被沙文主义的浪潮席卷而去。罗歇·马尔坦·迪加尔在他的著作第二卷里，举出一个动人的和说明问题的事例，雅克·蒂波的故事。作为资产阶级王朝的逆子，蒂波起来反对世界的不公，拼命地想要成为一名革命者。在他看来，突如其来的战争是压迫达到了顶点，是拯救社会的最高表现。在几页似乎因岁月而变黄的书里，人们看到了在一个奇特的世界主义革命者阶层日内瓦开展活动，这些人认为代表欧洲工人阶级的精神，想要使工人阶级转过身来，反对本国的军队、国家和祖国。因此，一架飞机在阿尔萨斯前线上空散发传单，呼吁欧洲工人阶级造反。蒂波死于此事。而且，这个故事从可笑变成了残酷，最后出现了一名宪兵辱骂蒂波尸体的情景……但是，反过来，对这些前所未有的日子，人们保存着下述记忆：民族的统一得到了恢复，爱国的热情得到了重新发现，各种社会阶级的博爱虽被长期遗忘，但在战火下又突然复活起来……人们不会多谈“神圣联盟”在法国公共舆论史上具有的重要意义。长达40多年的国内冲突、政党支持者的争吵和社会的不和，一下子在民族宗教狂的时刻里烟散云消了。在教堂、工人街区里，人群欢呼部队的经过，圣西尔军校的毕业生在奔赴前线的时刻进行宣誓，国民议会举行历史性会议，聆听雷蒙·普安卡雷的演说。这些众多的情景象征着“神圣联盟”，以致人们对当时法兰西社会迸发出来的、非凡的热诚无法产生怀疑。对于那些信奉天主教的年轻军官——即使他们摆脱君主政体传统和社会主义也罢——来说，1914年8月的法兰西形象是他们早已梦寐以求的形象，是他们无论如何都铭刻在心中的形象。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戴高乐于8月5日，在他的记事本上记录了这点。毫无疑问，他把1914年的战争看作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最大证据。历史证实了戴高乐的期待，呈现了民族对抗的机会；此后，其余的一切都消逝了；这正是人类历史的深刻活力。其实，从社会党国际局于7月29日，举行了在爆发危机——这场危机即将导致战争——后的第一次会议，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于8月3日决定投票赞成战争拨款。前后不用五天以上的时间这短短的五天足于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对“资本主义战争”的谴责完全付诸东流。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能克服欧洲人民对战争所作的炽烈的反应。在包括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在内的、所有的社会阶级里，爱国主义将一切都席卷而去，最简单和最自发的爱国主义游行是最有说服力的。在饶勒斯的葬礼上，莱昂·儒奥这位两年前曾诅咒过“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工会书记郑重声明说：“我以工会组织的名义，以所有已经参加团队的劳动者和那些包括我在内、明天将要奔赴前线的劳动者的名义发表声明，我们奔赴战场，一定要击退侵略者。”8月26日，有两名社会党人进入政府，他们是将马克思主义引入法国的朱尔·盖德，以及从前在《打造一个国王，否则就打造和平》一书中预言过共和国不会在战争考验下幸存下来的马赛尔·桑巴……他们代表现在“为了权力和自由”转而赞成战争的法国社会主义，将下述观点——建立一个共和主义的法兰西，成为遭到德国霸权威胁的小国人民的、当然的保护者——变为法国社会主义的观点，接受一次由民主政体进行的、反对专制帝国的最后一次战争冲突……作为反对军国主义的、世俗的和反教权的社会党人，盖德和桑巴把热爱祖国和国土的天主教徒夏尔·贝玑看作是全体国民思想的体现。“共和国的士兵们，为了全面裁军和最后的战争，我们已经出征。”这是一种无限的热诚，它在欧洲各国人民投身于杀戮之中的一刻，使他们受到了震撼。戴高乐比其他人更加敏锐地感受到这种热诚，他看到——正如他历来希望的那样，为一位象母亲或妇人那样理想化的祖国效劳的时刻已经到来。戴高乐在青少年时期的秘密中，曾经把祖国看成是“一位童话里的公主，她注定要有杰出的命运，天生要取得完全的成功或者经受惩罚性的不幸”。难道戴高乐本人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吗？有些形象比长篇文章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和更有启发性。在德塔耶所创作的描绘1877年演习场景的一幅画和普安卡雷视察1913年演习中拍摄的一张照片之间，有以下许多相似之处：军人的制服几乎是雷同的，背包差不多是一样的，军人徒步行走，戴着柔软的法国军帽，处在一种由教堂钟楼、稻草堆点缀的乡村环境里，有几个城市平民或农村人的身影在远处呈现，一支军队在事隔36年后，始终穿着红裤子，“在旷野上”打仗，他们刺刀插上步枪，在骑马军官的催促下，在山丘上奔跑，发起进攻。但是，两年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前方拍摄的照片上，一些男人身上沾满泥巴，头上戴着盔形帽，他们在迷宫般的战壕里，在由无数个土袋、混暗的交通壕、倒塌的沟壑或者在被推倒的树木后面蜿蜒而过的沟壑组成的世界里，在铁蒺藜中间，在一种被大炮炸翻的土地上困兽犹斗……战争不是提前进行的试验。在对垒的两大阵营里，政府和最高统帅部被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战争和战役进程打个措手不及，普通士兵也是这样，经受着战火的考验。战争的经验，就是神话与现实对抗的经验。戴高乐在《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描绘过这种经验，以致人们可以把此书看作是一份报告，叙述了那些士兵在战争初期，在战场各地，在所有的军队都变得惊惶失措时感到的印象。戴高乐写道：“大部队排列成纵队形式。首先，部队可以想到，那是一次与其他许多演习相似的演习；同样的队列，同样的美丽景色，同样的有点艰苦的行进，太阳，尘土，沉重的背包。突然，大炮轰鸣，使人产生了一种危机的感觉。除了体力艰难之外，还加上对一种正在接近的、未知的东西的阵阵担忧。但很快，良好的愿望，甚至某种好奇心，在人们的心里占了上风……不久后，射击变得更加准确了。大地遭到炮弹的连续轰炸。人们不无惊讶地看到，第一批士兵陈尸在地。于是，重炮弹开始参战，它们在飞行中呼啸而过，轰隆隆地爆炸，给人以大难临头的感觉……此时，受到这种阻拦射击的一部分人好象感觉到一种创伤，有些人在士气上被打垮了……现在，子弹飞啸着，起先很少，似乎有些犹豫不决，然后不时地增多，落到这个或那个无遮盖的小组头上。子弹不如炮弹那样粗暴，但它具有默默的杀伤能力而令人可畏。命令和习惯始终将部队抛向前方，使人们在8月底被收割过的田野上奔跑，心脏猛跳不停……突然，敌人调整了火力，变得集中起来。子弹象冰雹一样，炮弹象打雷一样，一秒一秒地加强起来了。那些幸存者惊惶失措地躺在地上，同那些大声叫痛的伤员和卑贱的尸体杂乱无章地呆在一起。那些在站立时被枪杀的军官们佯装着镇静，某些排顽强作战，将刺刀插在枪上，喇叭吹响了冲锋号，离开大部队的勇士们进行最后的跳跃，但一切都无济于事。霎那间，似乎世界上的全部勇敢都不能压倒火力。”这是一篇同时兼有综合性和示范性，但在经历战斗20年后再来追记的文章，应当同那些就当年8月14日和15日战斗所作的、在同月底编写的记事加以对照。“抵达奥斯特里库时，已经非常疲劳了，因为我们至少走了80公里路……我们没有任何敌人的消息。我嘛，忙着叫人做晚饭……开饭晚了，只是在第二天凌晨两点之后……博斯凯上尉和我，我们俩是在凌晨5时吃的晚饭。这顿饭很差，但吃得很开心。咖啡。我们只是在连队那个骑自行车的通信员象一阵风似地驶过之后，才喝完咖啡。‘我的上尉！团部刚刚开拔。给您的命令是跟随纵队。’马上发出了警报……团部取道迪南……渐渐地传来了小道消息，说德国人今天下午攻打迪南的桥梁……夜间行军。大家知道，即将参加战斗，但大家都下定决心，充满活力……与人们想的相反，敌人尚未占领迪南。因此，我们进了迪南城……我们在街上过夜……凌晨6时，嘣！嘣！跳舞开始了。敌人疯狂地轰炸迪南。这是我们在战役里受到的最初打击。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为什么不说呢？两秒钟的激动：喉咙发紧。然后，完了。我甚至应当说，我心里充满了满意。最后，人们将看到他们！……我走遍了全连。男人们在饮咖啡。他们听到了大炮的轰鸣和炮弹的爆炸。他们发起脸色沉重，然后让说说笑笑占了上风，不再忧郁。我同他们一道开玩笑。说吧！在那个方面，我谈了可能的恐惧，一切都将变好！但现在我们在这里很困难。炮弹在我们头上爆炸……连队首先被带到一片房子后面，然后从交道口的两边，进铁路的堑壕。在上头，在堡垒上，人们听到疯狂的齐射。子弹开始象雨点一样落到迪南城里。炮弹发狂地飞来，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男人们一直在打趣。我在一条交道口的街上，坐在一个凳子上，继续在那里假装好汉。其实，我在这里没有功劳，因为我丝毫没有感动。每隔一刻钟，我都去同我排的士兵开玩笑，他们在堑壕里非常安静。这时，一些伤员开始穿过迪南城。那些轻伤员看上去很高兴。我从心里赞赏迪南的两名担架员，他们在猛烈的炮火下，好几次经过默兹河，到城堡里去寻找伤员。真是了不起！我们的炮兵在干什么？我们没有听到它发射一颗炮弹……而今，第一连起来，在菲利普维尔的公路上快跑。无法在公路的左右两边展开。必须经过公路，但那样做效果不好……特别是猛烈的炮火已将交道口摧毁。第一连的士兵，一排一排地，飞奔着越过交道口……第一个经过的是一名中士，他，倒在地上猝死了。一排长德萨克塞赶在中士的前面，使中士飞奔着度过难关，然后，他大大方方地返回交道口，抓住尸体的双脚，将尸体稳稳当当地放在一旁。现在，整个第一连通过了……但一直没有法国军队的炮声。侵入我们内心的不是恐惧。是疯狂……啊！但愿上帝保佑我们，使我们永远不在火线附近当后备军！这是多么讨厌的事啊！不能打仗，就会有一切战斗的不幸……该我们进行干预了……‘背上背包！刺刀上枪！’为了到我的排去，我必须越过交道口。我决定用平常的步子经过交道口。事实上，我是这样过去的！但是，他妈的！大腿上多么发麻啊！我吼叫了！‘第一排！同我一道前进！’于是，我冲上去，我意识到，我们唯一的成功机会是要迅速行动，赶在敌人来不及考虑应变办法之前——人们看见，敌人在急急忙忙地的退回去。我感到，我这个人刚刚分了身：一个我在奔跑，象一个自动木偶那样，另一个我在慌慌张张地看着他。我勉强跨过了我们与桥之间相隔的20米，膝盖上就受了伤，彷佛被鞭子抽了一下，使我缺了脚似的。同我在一起的前四名，也在一瞬间被打倒了。我倒在地上，中士德布倒在我身上，猝死了！于是，一阵可怕的弹雨落在我周围，有半分钟之久。我听见，在公路和桥栏杆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响起子弹的爆裂声！我也听见子弹发出沉闷的声音，返到那些布满地面的尸体和伤员的中间。我的一条大腿完全麻木和陷于瘫痪，但我从我的邻居、尸体或者奄奄一息者中间爬了出来……现在，我在街上，在同样的、不停的枪林弹雨中匍匐前进……”戴高乐在1914年至1918年战争期间经历的历史，就是这样开始的。不仅这一代法国人的历史，而且这一代英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奥地利人、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的历史，也是这样开始的。在法国，人们称之为“战火的一代”。实际上，没有比戴高乐在被送到医院时所写的上述这篇文章更有特点的了。几乎文章里的一切都是这一代的每个人的亲身经历：前几秒或前几分钟的“喉咙发紧”，用“开玩笑”来摆脱困境的自然反应，被第一批的尸体、第一批的伤员、炮弹的声音造成的效应，对敌人发射的“弹雨”落下的印象，人们不管怎样都要拼命进攻的干劲，年轻军官或士官应当作出的榜样。甚至步兵对炮兵发怒，指控炮兵在必须开炮的时间和地点从未开炮的传统，也不是参加此次战争的战士的心理范例……此外，人们将会看到，戴高乐作为有代表性的步兵中尉，曾经有几次抱怨炮兵部队和炮手。因此，对于戴高乐来说，就开始了这场他早年曾经暗中衷心地呼唤过的冒险。戴高乐象其他人那样证实了——也许比其他人更好地证实了——他能够相当冷静地直面炮火，因此他善于英勇作战。他也看到，武装冲突怎样会造成重大损失。戴高乐已在伤员之列，先是被送到沙勒罗瓦，在那里惊喜地会见他的姐姐玛丽－阿涅斯和姐夫阿尔弗雷德·卡耶尤。然后，他先后被送到阿腊斯、巴黎的圣约瑟夫医院、里昂的德斯内特医院，并在里昂撰写了关于迪南战斗的报告。戴高乐象所有的伤员那样，就自己的伤势严重性提出了疑问。但不久后，他感到放心了，因为伤势不影响他重返战场。据说，也是在里昂，戴高乐又一次向其改不掉的文学欲望作了让步。他在里昂写了一部中篇小说。这篇小说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直到他去世后出版《文稿和记事》时为止。小说名叫《洗礼》，讲的是朗热尔——这几乎是戴高乐姓名的变形词——中尉的故事。1914年，朗热尔年满23岁，他梦想打仗，几乎立即投身于战争。朗热尔是他连长太太的情人。连长预感到自己将战死疆场，便将公文包交给他，要他届时转交给连长太太。果然，连长战死了，而朗热尔负了伤。故事的结局是这样一个场面：朗热尔将连长的公文包交给了连长的寡妇、他的情人……人们在这篇小说中发现了与戴高乐早期作品同样的浪漫主义，同样的、萦回在脑际、认为死亡不可避免的念头，同样的、由爱情和死亡交织在一起交错而过的命运、同样的以悲剧性基调、甚至夸张的基调为特点的风格。戴高乐写信给母亲，说他在9月中旬接受了“一种电疗，要使死亡的神经恢复生命”，由于神经死亡的缘故，他的右脚不能活动。在科涅克经过操练治疗后，戴高乐重返了驻香槟的第33步兵团。于是，对戴高乐来说，开始了堑壕战的经验。这是一次所有的欧洲青年即将在同一个时刻经历的、事先没有预见到的、几乎闻所未闻的经验。当时，前线正在巩固和确定，以便长期坚守，至少在法国是如此。可是，两大阵营都坚持着，要使自己变得最有利。因此，这不是战斗中的一个死点，相反地，对整个战线上的每个阵地来说，都是一场艰难的对抗。戴高乐每日都写的个人记事，以记事的方式为此作证：10月19日，大炮苏醒过来。然后，所有的人都去堑壕，探望战友。有些地方离敌人仅有50米。10月22日，白天，炮火相当猛烈，步枪齐射激烈。。。。。。（我们的）155毫米口径大炮朝“森林城”射击，但有一半的炮弹没有爆炸……（步兵和炮兵肯定还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关系……）11月1日，黑夜宁静……午餐时喝索泰尔纳酒，喝香槟酒。人们为进攻干杯。人们听到，德国人在堑壕里唱歌。无疑是在唱赞美歌。多么奇怪的德国人啊！这也是人们在堑壕战士身上经常看到的一种记号：奇特地靠近敌人，几乎是一种对敌人的亲近，一种好奇。“人们无疑在12月将会看到，俄国人对获得增援的德国人和实行改革的奥地利人进行最后一次战役。这对我们的盟军来说，必定是第三次胜利，而胜利后是一次快速的入侵。”事后来看，这种乐观主义的迸发发出了奇怪的回响。正如在马恩河战役胜利之后，有过这样的预测：“敌人将不能将我们的追击阻挡在马恩河和卢森堡前面，我们将拥有全部的光荣，在决定性的重大战役中打败那支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大军——而俄国人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这里，还是让坚强的性格来说话：行动的热情，争论的意志，以及如果人们绝对愿意的话——克敌制胜的信念。然而，历史的经验使戴高乐如实地看到战争的今天，如实地看到战争的明天，战争与人们的初期想象截然不同。“这场战争，如果不是歼灭战，那又是什么呢？”戴高乐在12月7日对母亲写道……“一次同样的战争，在意义和激烈程度方面超过了以往欧洲经历过的一切战争，因此是不能不经历巨大牺牲的。”可是，获胜的意志马上又占了上风，所以，戴高乐在这封信的后面写了这么几行：“必须获胜。战胜者，就是那个最强有力地希望获胜的人。”不管怎样，戴高乐看到法国军队、首先是他所属的第33步兵团所处的停滞不前的状态，急得直跺脚。最后，戴高乐以他自己方式发现，是敌对双方部署的武器导致了战略死胡同，而敌对阵营的统帅部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这种战略死胡同，但尚未从中作出结论。戴高乐憎恶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这种堑壕战有一种的缺陷，”戴高乐写道，“那就是，夸大每个人身上的情绪——人们在战时无力去克服这种情绪。假如我让敌人安安稳稳，那敌人就会使我安安稳稳！这是应当谴责的。”一想到要主动进攻，戴高乐就对接受一些叫他无所作为的命令感到生气。他这样做，至少使他赢得了第33步兵团新团长、克洛德尔上校的尊敬。克洛德尔让戴高乐当自己的副手。当布多尔上校接替克洛德尔时，戴高乐还保持着同样的副团长职务。1915年1月底，他荣获战争十字勋章，以及师一级的嘉奖，并于2月10日晋升为上尉。3月初，在拉戈涅前线进行了最激烈的一次战役，第33团完全投身于这次战役。半个团的兵力，换言之，大约700人丧失了战斗力。戴高乐在这些人之列，他十次负伤，左手被一块弹片打中。他象许多人一样，不愿意撤离战斗，但他的伤口被感染了。一个月后，他便住进了蒙特多尔的医院。6月1日，戴高乐重返部队，其目的——按照他的看法——是为了找到太多的停滞状态。于是，他通过写作来进行自我发泄，但此次，是表达了他对步兵的那种旧有的憎恶。戴高乐的文章叫《炮手》，其基调是很说明问题的。“当天气晴朗和一切都平静时，炮手有时来第一线。在这种情况下，炮手神气活现，好象一位美丽的太太去看望那些穷人似的。步兵们将炮手团团围住，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因为这些步兵地位卑微，对别人想到自己和来看望自己几乎感到羞愧。他们竭力做到不要太脏、太笨和过于伤心。不过，炮手是个好小伙子，甚至在堑壕里也有胆量。他拿德国大兵开玩笑，但事实上，这些德国人从来也没有使他吃过大的苦头……有时，炮手同意在步兵食堂晚餐。他批评过军事行动。最后，他轻轻地走了，心里充满着更多的怜悯、宽容和自豪……”在这样的战争年代，在这样的年岁，戴高乐的确是一个最有特点的步兵，他对那些不与步兵风雨同舟的人持最严厉的态度……戴高乐急于战斗，斗志昂扬，充满战士热情，这些特点都不会离开他。由于这些特点，戴高乐对许多人——无论是战友，还是部下，是军官，还是士兵——都严格要求，不容许他们在着装、服务、堑壕里的行为等方面有任何缺陷，哪怕这种缺陷很小也罢。①戴高乐对统帅部不再持宽容态度，以致据他的一位战友所做的证词，他说过“我们被一帮市侩指挥着”的话。或者说，他对国家政治领导人不再持宽容态度，特别是不宽容阿里斯蒂德·白立安，因为他从来都不喜欢白里安的做法和风格，但他就此写道，他“绝不希望白里安辞职”。然而，戴高乐这样说是为了扪心自问：“辞职有什么用呢？”确实，戴高乐也对所有的议会议员生气，在他看来，他们在参议院或国民议会讲坛上的讲话显得“可笑”。事实上，这些讲话有时是可笑的，但戴高乐当时对此持极其轻蔑的态度，以致他希望来把这些议员“一扫而光”。不过，这种反应在当时的战士——他们自认为永远不会被人理解——那里，是常见的。1916年2月底，尽管戴高乐具有活动家的乐观主义，但这并未阻止他以一种罕见的判断力，预见到凡尔登战役将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以及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因此，敌人决计要向我们进行最后一次进攻。”戴高乐在致母亲的信中写道。“在这场正在进行的疯狂的战役之初，我的信念是，敌人将遭到一种毁灭性的和引起巨大反响的失败。无疑，敌人几乎到处都在向我们争夺堑壕，哪怕后来失去它们也罢；无疑，敌人的进攻将是无情的，必须求助于我军的一切道义力量和物质力量，来经受住这种打击，而不被削弱……如果在今后的几日和几周里，您只收到一些不合常规的消息，请您不要惊慌。”翌日，1916年2月25日，戴高乐所在的第33步兵团开到了凡尔登周围。2月26日，他住进了“小梅里贝尔”军营。3月1日，他被派到一个位于刚刚被德国人攻占的杜奥蒙要塞与所谓“耶稣受难地”的陆地之间的工事。这天，戴高乐——他早就宁愿去指挥他的连队，而不再当上校团长的副手——进行了一次侦察，与别人对他所说的一切相反，这次侦察使他深信，敌人即将发动进攻。第二天，3月2日，果然，在象布多尔上校所写的、“进行一次可怕的重炮轰炸之后”，敌人开始进攻了。人们从布多尔所作的叙述中，得到了一种关于凡尔登战役前前后后的、动人的简述。②“大地在不停地颤抖，爆炸声大得出奇，同前方和后方的一切联络都无法进行，所有的电话都被切断，所有派出的联络官都被打死……最后一名的联络人员负着伤回来，对我说：‘德国人离我们只有20米’……我们握着手枪，准备不惜任何代价守住这条通道……敌人的进攻集中在第10连左侧的第12连……不久后，德国人来到第10连的后面。此时，人们看到了一种悲壮的景象……人们看到，第10连的勇士径直地扑向眼前这些靠激烈的肉搏中到达村子的、大批的德国兵，德国兵在肉搏中，用刺刀和枪托打击这些勇士，直到他们倒在地上时为止……第10连在猛进中，发觉自己已被敌人团团围住，就在连长戴高乐上尉的指挥下发动猛攻，反击密集的敌人，他们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壮烈牺牲了。”布多尔上校在写这份战斗报告时，以为戴高乐与其部下一道战死。因此，布多尔以追认的名义，建议授予戴高乐荣誉勋章，并给予师一级嘉奖，表彰说：“1916年3月2日，在一次狂轰乱炸中，敌人越过防线和从四面八方向第10连进攻。在发生激烈肉搏之后，（戴高乐）组织了一个抵抗小岛。所有的人都进行战斗，直到弹尽粮绝、步枪被摔断、军队守卫者倒下时为止。尽管戴高乐被刺刀扎成轻伤，但他继续成为守卫阵地的灵魂，直到他被毒气熏得晕倒时为止。”贝当将此师一级嘉奖提升为全军嘉奖，在1916年5月7日加以公布。嘉奖令指出：“戴高乐上尉，连长，以其高尚的智力和情操著称。当他的营遭到可怕的轰炸，造成大量伤亡时，当德国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他的连队时，戴高乐指挥部下，进行猛烈的突击和激烈的肉搏。他认为，这是与其军人荣誉感一致的唯一解决办法。他在混战中倒下。这是一名在各方面都无与伦比的军官。”于是，戴高乐被认为战死沙场，他的父亲得到了通知。只是几周后，人们在从红十字会那里知道他还幸存下来。尽管这些证词——有些证词来自政治仇恨，有些证词则来自3月2日白天激战的大混乱——自相矛盾，但它们并未使人们对当时发生的战斗经过留下任何疑问。戴高乐率领的第10连遭到了敌人的包围，战斗到山穷水尽时为止。戴高乐是不可能发出投降命令的。再说，如果象一位幸存者认为的那样，打到弹尽粮绝，那也是正常的事.因为在战斗中，刺刀穿过了戴高乐的大腿，他自然摔倒在地上。他不得不经受剧痛，痛得昏死过去，而且就象他部队的所有伤员一样，在恢复知觉时遭到德国士兵的包围。他最初受到同营的弗朗索瓦。勒佩迪埃博士和助理医生加斯东。德特拉恩德的治疗，这两名医生刚刚同其他60人——同营的残部——一道被俘。整个第33团在三天战斗中，牺牲了32名军官、1443名士官和士兵，即损失了全团最大一部分兵力。当戴高乐被送到德国时，是军医勒佩迪埃和维埃耶照料他的。通过他们，人们才知道戴高乐的受伤和被俘情况；法国当局经过德国医疗部门和西班牙领事馆，得到了一张正规证明书通知。③在凡尔登战役期间，德国方面曾拍摄过一张照片，它相当好地反映了戴高乐及其战友在3月2日傍晚时分的情形。在这张照片上，德国士兵同法国战俘混杂在一起，他们身穿粗呢衣服，脸上露出疲劳，甚至他们——他们是士兵——身上那些使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当地人和农民的特点是那样象得出奇。有两名法国士兵负了伤，一人是手臂受伤，另一人无疑是大腿受伤。人们看到，后者的裤子掉了钮扣，他被两名德国士兵架着，将手臂搭在德国兵肩上……他们将去战俘营结束战争。戴高乐也是这样。对戴高乐来说，这是刚刚开始的另一种冒险，也是他这一代的各国数十万人所经历的冒险。但他是把这种冒险当为一种难于忍受的考验来加以经历的。当法兰西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系于战场——戴高乐应当在战场上——时，他却被迫变得无所作为，他感到这种无为就是一种不可容忍的不公。“我的多么亲爱的、娇小的妈妈，”戴高乐在9月6日给母亲写道。“您知道，为了这种可恨的被俘，我的心里流了多少血啊!但是，我个人的情况是不要紧的。”在9月17日的另一封信里，戴高乐把他的被俘命运看作是“对一名法国军官的、最坏的命运”。戴高乐在其战俘通信中，述说了这种痛苦。他始终感到痛苦，以致很久以后，他对一位朋友吐露真情说，这是他一生最严峻的考验。眼下，他从中只得出唯一的解决办法：越狱。戴高乐曾五次试图越狱。④他从美因茨军营医院被先后送到奥斯纳布吕克集中营和内斯集中营。由于在多瑙河上乘船越狱的计划破产——该计划甚至在尝试之前就已遭到破产——戴高乐被送到了立陶宛的斯祖齐纳“惩罚”营。他在那里遇见了塔尔迪于中校和罗埃德雷中尉。8月，他在塔尔迪于的帮助和罗埃德雷的陪同下，进行了第一次越狱尝试。但他们挖的地道被发现了，三人被送到德国巴伐利亚的因戈尔施塔特第9要塞。那里集中了大约150名法国、英国和俄国军官，他们都是已经越狱或者将要越狱的人。后来，英军中尉A·J·埃文斯在一本书名叫《越狱者俱乐部》并能引起人的联想回忆录里，叙述了他们的越狱传奇。在那里，戴高乐也遇见了未来的红军元帅米卡伊夫·图哈切夫斯基、新闻记者雷米·鲁尔、他未来的出版者贝尔热－勒夫罗、将要在1940年成为“自由法兰西”最重要人物之一的司令卡特鲁、飞行员罗朗·加罗斯等。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越狱。他同迪克雷上尉一道，收集了为其越狱尝试所需的东西——它们大多藏在家里寄来的邮包里。戴高乐被送到军营医院，喝了他母亲为了治愈他冻疮而寄来的苦味酸。然后，他收买了一名德国男护士，让男护士把民用制服出让给迪克雷，然后利用一次在男护士的表面监视下转往治疗中心的机会，躲进了一间小屋。小屋里有一位法国电工，也是战俘，为戴高乐他们准备了其他的民用制服和食品。他们朝瑞士边境走了七天，最后在11月5日星期日，走到了普法芬霍芬镇。当镇上的居民在灯火通明的中心广场进行庆祝活动时，当这些疲惫不堪的越狱者的外表——他们好几天都没有刮胡子了——引起大家注意时，他们稍不谨慎地从镇子中间穿过去。这样就足于使他们遭到发现和逮捕。于是，由于此次经验，戴高乐在一段时间内不再重新越狱。1917年6月，戴高乐要求转移别处，所以被送到弗兰科尼的罗森贝格要塞，这个要塞两面是墙，两面是沟，特别是它耸立在峭壁顶上，所以必须从峭壁上下来，但又无法量出峭壁的高度。因此，戴高乐同他的三位新同谋者——普吕沃斯特、特里斯塔尼和安戈一道，制作了一根30米长的绳梯。德·蒙泰迪上尉同他们会合。10月15日晚，他们在非常危险的条件下，分两个阶段滑下来，因为他们在峭壁上难于找到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能使他们先落脚，然后再往下面抛绳子。戴高乐笨手笨脚，抓不住光滑的绳子，要靠别人帮忙。经过十天的行军，戴高乐和特里斯塔尼想要到一个鸽棚里休息，但他们动作的声音引起了隔壁邻居的注意，又被抓住了。这时，甚至就在普吕沃斯特和安戈也被抓获之前，戴高乐他们就已决定立即尝试一次新的越狱行动。他们锯断宿舍的栏杆，重新穿上平民服装，甚至贴上胡子和戴上眼镜，然后混在军营的德国职员中间，急匆匆地赶往车站，去乘埃克斯－拉沙佩尔的火车。于是，戴高乐他们乘车来到荷兰边境附近。但火车只是到了第二天凌晨五点才开，他们在候车室里显得有些可疑。所以，在他们最后可以登车时，遭到了逮捕。于是，他们重新回到了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在被抓的时刻，戴高乐严厉而粗暴地对待德国宪兵，所以他受到战争委员会审讯，除了因最后两次越狱尝试而遭到的严格禁闭之外，还被判处了两周监禁。戴高乐被迫忍受了一种严厉的作息制度，此后只是在4月10日才结束监禁生活。对此，他本人是这样简述的：“窗户用护窗板关着，屋里没有亮光，实行特殊的饮食制度，没有任何可供阅读和写作的东西，每天只能在100平米的院子里散步半小时。”可是，由于一名越狱的法国军官在被抓获时打死，德国当局害怕被指控践踏关于战俘问题的日内瓦公约，就关闭了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并将那些越狱的累犯分到了好几个战俘营里。戴高乐先后被送到普林茨·卡尔要塞和巴伐利亚的伍尔伯格要塞。他隐约地看到了新的越狱可能性，便恢复了信心，并同他母亲通信，要求她邮寄一些便于改成平民衣服的、“美丽女园丁牌的上装和裤子”。6月，戴高乐进行了新的尝试。从表面上看，他是在一个德国士官的看守下被转到别地，实际上这个身穿敌军制服的梅耶中尉是戴高乐的同谋者。他们俩都穿着平民服装，在去纽伦堡的路上走了一半，然后将在纽伦堡乘上去法兰克福的火车。当他们遇上一支宪兵巡逻队时，他们不能出示自己的证件……戴高乐在被押回伍尔伯格之后，就想立即越狱。7月7日，他钻进一个装满脏衣服的大筐——人们将要把这个大筐运到附近的韦森堡市。戴高乐穿着平民衣服，步行，最后到达纽伦堡。但是，当戴高乐登上去法兰克福的火车时，他患了重感冒，并被一些突然检查他车厢包间的德国宪兵抓获，然后被送到了医院。戴高乐的战友费尔迪南·普莱西回收了他的“美丽的女园丁牌”的整套西装，但他放弃了参加由普莱西和其他三位战友准备的最后一次越狱尝试。按照戴高乐的看法，这最后一次尝试毫无成功的运气。随着战争结束的临近，戴高乐决定作出最后一个挑战举动：通过“负责法国在德国利益”的西班牙大使，要求执行因在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越狱而被判处的两周徒刑。于是，他被送到帕索军事监狱，“同德国囚犯——杀人犯、逃兵、小偷等混杂地关在一起”，并在马德堡的沙诺尔要塞结束他的监禁生活。最后，戴高乐在伍尔伯格获悉，德国提出了停战要求。11月底，戴高乐得到了释放，12月1日抵达瑞士边境，2日经过日内瓦，3日抵达里昂，在绕道巴黎之后，便到了拉里热里的家宅。戴高乐的父亲把儿女们聚集起来，首先是聚集了他的四个儿子。有一张照片向我们显示，这四个儿子都穿着军服，佩戴着战争十字勋章，而戴高乐不仅佩戴战争十字勋章，而且佩戴三次嘉奖的证章和荣誉军团十字勋章。在这些战俘岁月里，戴高乐孜孜不倦地进行思考，反复思考他被俘的痛苦，以及他被历史进程抛弃、被拒绝参与历史进程和陷入不可容忍的无为状态这种绝望情绪。1917年12月19日，戴高乐是这样写信给他母亲的：“此时此刻，有一种痛苦——它只有在我生命结束时才会结束，而且我想以后永远不再会遭受这样深的痛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接地压迫着我。当人们从头到脚都是长来进行活动时，在我们正在经历时光时，我却是那样无可挽回地和彻底地无用；而且，我的无用是在现在所处的、人们可以设想的、对一个男子汉和士兵来说最残酷的境况下的无用！母亲，请原谅我向您表明这种弱点和向您抱怨。”1918年9月1日，戴高乐还写道：“我是一个活死人。有一天，我在某家报纸上读到用‘鬼魂’的形容词来形容返回法兰西的战俘，我觉得这个词用得正确而可悲……为了工作，必须有一个目标。可是，我还能有什么目标？我的生涯啊，您将会对我说些什么？然而，如果我不能重新参加战斗，直至战争结束时为止，那么我是否还留在军队里呢？……对于那些与我岁数相同、有某种雄心的军官来说，为了在军人生涯里有某种前途，就必须拥有首要的和必要的条件：曾经打过仗，以及随着战争形式的改变，学会了判断战争，形成对战争的判断，锤炼其性格和树立其权威。从军事观点来看，我现在不抱任何幻想，我也不过是一个鬼魂而已。”最后，当一切即将结束时，戴高乐在11月1日对母亲写道：“我同您一起，感到无比的欢乐……但事实上，对我来说，除了这种欢乐之外，还夹杂着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痛苦的、不可名状的遗憾，即没有更好地参与战斗。我感到，在我的一生——不管这一生是长是短——中，这种遗憾将永远不再离开我。”消除内心痛苦的良药，戴高乐是从拼命做事——不知疲倦地进行研究、阅读、写作和思考中找到的。关于他被俘生活的文稿证明，他对诸多的历史事件怀有一种取之不竭的好奇心。人们有时把这看作是他对文学永恒爱好的突然重新出现。这样，他誊抄诗句，阅读左拉的《家常琐事》，保罗·布尔热的《世界主义》。他详细地介绍了德国军事作家伯恩哈迪的代表作。不管怎样，这篇报告通过冷静的概述，表现了戴高乐对伯恩哈迪赞扬各国领导人应当实行的暴力、战争和不道德、指挥战争无度一事的某种厌恶，仿佛他早已想到后来要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中对“中央帝国”失败原因进行分析似的。不过，戴高乐是对当前这场战争进行了最长时间的思考的。这是他进行两次讲演的主题，其全部内容占了他去世后公开发表的《书信、文稿和记事》第一卷的84页。这里，戴高乐将他的目光放到战争的特点、在法国指挥战争、战时在政府和统帅部关系这些基本问题上。当戴高乐从他被囚禁过的因戈尔施塔特要塞深处，凝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揭开20世纪历史序幕的重大事件时，他已经成为一战问题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尽管这场冲突远未结束，尚未显示出坦克和飞机在其最后阶段中所起的作用。作为一名26岁的上尉，戴高乐在比他年岁更大和军阶更高的许多军官面前发表意见。但人们收集到的证词表明，戴高乐的权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它有时引起某种讽刺，因为他在讲演中表现了军事科学知识、分析能力和批评精神。戴高乐在第一次讲演——这篇书面讲演题为《论战争》——中，首先提及战争的第一阶段，冲突双方都试图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使其决定获得成功。然后，戴高乐写道：“一方面，我军炮兵弹药几乎全部匮乏，另一方面，德军统帅部和部队因溃败而引起混乱，这两个方面阻碍着冲突双方在全线重开正面攻势。”他还补充说，这同样的理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在“海上行动”和伊塞战役中尝试进行的迂回和包抄行动没有取得成功。由此看来，戴高乐重视两大统帅部发动一场运动战的意愿，因为它可以在几周内或几个月内导致胜利的结局。本着这种精神，戴高乐本人经历了1914年大战之前的岁月；在法国军队中和在德国军队中，人们正是从这种观念中得到启示。任何人都不怀疑“火力杀人”，但是，人们从中并不得出为了粉碎敌人进攻，就必须停滞不前或坐等敌人进攻的结论。相反地，人们希望通过大规模的进攻来摧毁敌人的主力，赢得一场战役的胜利，而这场战役从敌对行动开始，就会导致胜利的结局。法国统帅部——人们往往评论说，它过于受到一种不惜一切代价实行进攻的理论——思考问题，与德国统帅部的思考没有什么不同。但它应当考虑的那些战略情况却是带有很大的强制性的。⑤其实，法德边界对展开大规模进攻来说，只能提供很小的可能性。大部分法德边界在孚日山脉：南部，贝尔福地区山口狭窄；北部，人们在莫泽尔和孚日之间会遇到一种长度有限的、强大的设防体系。霞飞出任法国参谋总长，因此他在1912年1月9日召开的最高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问道，是否可以深入比利时，来扩大法军的进攻范围。当时约瑟夫·卡尤担任总理。但几天后，卡尤让位于普安卡雷。同年2月21日，普安卡雷在凯道赛（法国外交部所在地）秘密举行的会议上，认可了霞飞的的建议。霞飞解释道“如果我们尊重中立国家的领土，那么，法德边界附近的天然屏障和设防要塞就会使我们的攻势固定在非常有限的地区”……“无论在阿尔萨斯，还是在洛林，我们都找不到有利于发动一次旨在取得决定性效果的攻势的场地。”因此，霞飞要求能将法国的攻势扩大到比利时国土，至少扩大到比利时“南部那慕尔至列日一线”，并要求将此问题提交英国政府审议。对此，普安卡雷答道，法国侵入比利时“不仅会使欧洲，而且会使比利时的瓦隆人对法国产生不满”。他还提出，必须“使德国人侵略的实际威胁证明这种入侵是正确的”，因为德国人的威胁是法英两国军事协议的基础。因此，人们决定找英国对话，但英国政府拒不考虑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地位。霞飞作出了结论。他制定的第17号计划规定，法军展开一次双重进攻：从南到北，在孚日和莫泽尔之间进行；从西到东，则从凡尔登地区向卢森堡、提翁维尔和梅茨方向进行。此外还要增加一次辅助性进攻，即从南到北，从贝尔福向阿尔萨斯平原方向进行。显而易见，第17号计划的进攻只能是一次在区域很窄和防守很强的战线上进行的小进攻。霞飞肯定意识到这点，所以他派遣勒翁·迪朗将军和时任上校的贝当去秘密了解，在德军深入比利时的情况下，比利时呈现何种防御和进攻的可能性。霞飞的前任米歇尔将军完全相信，德国将会侵入比利时国土，因此，为了抵御德国侵入，米歇尔建议面对比利时，在瓦兹和莫泽尔之间集中部署三分之二的法军兵力。但与此同时，为了确保法德边界的领土完整，他要求战争伊始，就要投入重大兵力，因而立即征召后备军入伍。于是，人们认为，这是根据一种不定的战略假设，来削弱法军的进攻和运动能力，因此摒弃了米歇尔的建议。霞飞无法重提第17号计划，所以他必须设想一个不同的计划。不过，第17号计划的弱点是相当明显的，以致他自己想到要进行修改。战时即将担任霞飞主要合作者之一的德芒热将军起草了一份计划，严厉抨击那种正面进攻的观念，说正面进攻没有一点“战略决裂”的运气。因此，德芒热建议，在土尔和贝尔福之间，在凡尔登前面坚持“观望”，而将最重要的力量集中部署在北方，当敌人发动进攻时，这些主力就通过向梅茨的大规模移动来包围敌人。这项计划在战争开始前，还在审议之中，它完全预见到通过运动来挫败德军——然而，德军不是经过比利时。德军统帅部也深信，实行进攻战略是绝对必要的。1870年战争的胜利者毛奇考虑到要在两条战线上来进行战争，即同时打击法国和俄国，他首先认为能够同时击败法国和俄国。然后，毛奇认为，在法国修建工事之后，在西线速胜就不再是可能的事情，所以必须在奥地利军队的援助下首先战胜俄国。而毛奇的继任者冯·瓦尔德斯将军也坚持这种选择。1891年，德军统帅部的新首脑施里芬伯爵则作出相反的选择。据施里芬的看法，德国的主要和最可畏的对手是法国，因此必须首先打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摧毁法军，其决战方法是，德军右翼进行运动，经过比利时，插入梅齐埃尔和敦克尔克之间的法国地区，以此来包抄法军。但施里芬的继任者、1870年胜利者的侄子小毛奇却禁不住对德军统帅部实行深刻改组，其原因是，首先考虑到在日俄战争中遭到削弱的俄国军事力量正在重建，其次害怕法国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发动的攻势——此前，法国法律已经规定实行三年兵役制，从而使法军增强了兵力。总之，德军右翼和左翼的力量对比在1905年的施里芬计划中是7比1，但在1914年的计划中却是3比1。德军右翼的削弱是法军在马恩河战役中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还应加上下述原因：小毛奇对德军在俄国战线的失利惊惶失措；他决定从西线抽调两个兵团，派到俄国战线去；他不能有机地协调德军在法国前线的运动；特别是德军统帅部不能阻止英法联军在西线的集结，所以不能届时抵御英法联军。不久后，马恩河战役将标志着战争初期以来运动战的结束。可是，令人注目的是，德法双方统帅部都不愿意忍受这种运动战结束的状态。小毛奇的继任者法尔肯海因认为，他可以重新发起德军的攻势，将进攻的目标锁定在马恩河两岸。“法国统帅部认为，”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讲演会上指出，“将下列情况通报部队是有益的：那种强加于法军的无为状态只是暂时的；目前必须比过去更多地和更好地想到进攻和保持进攻精神；一旦积累起为现在发动进攻所缺乏的物质条件，即首先积累起炮弹，那就重新采取攻势。”实际上，这就是促使霞飞试图在香槟和阿尔托瓦连续展开攻势，打击德军在法国领土上组成的进攻之角的两侧动力。戴高乐极其仔细地描述了这些攻势的机制、运用策略和受挫的原因。他写道，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历史将在1915年10月结束战争的第一阶段”。戴高乐历来相信，进攻应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中发挥获胜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他以冷峻的现实主义态度，分析那些在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火力手段的积累尚未完成，那就无法实现那种能够到达自由地形和重新赋予进攻以运气的‘突破’——里阻止进攻的障碍。贝当在战争爆发前曾不断指出，火力杀人。说真的，火力是永远杀人的，然而，是火力的密度、强度和无穷尽的资源使战争的最后阶段具有自己的特点——继凡尔登、索姆和“达姆之路”等战役之后，该阶段将结束于1918年大攻势要来之时。这个战争阶段，基本上就是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发表的第一篇讲演的主题。戴高乐的讲演是人们就战略僵局——这种僵局是由敌对双方阵营聚集武器的水平、性质和数量导致的——问题所作的、最严峻的分析之一。但是，戴高乐是那样急于战斗，以致人们要结束那种必然产生的、前线停滞不前的状态，所以他不仅仅解释人们是怎样到达这种状态的。戴高乐的战争经验向他显示了人类为战争付出的代价，这点他是不会忘记的。这里，人们找到了关于人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记载的、最激动人心的几行字。那么多的小说般的著作将要讲述这场战争，如洛朗·多热雷的《木十字架》、巴比塞的《火线》、埃里克·玛利亚·勒马尔克的《西线依然如旧》等。戴高乐是这样叙述香槟地区的进攻的：“参加香槟战役的和幸存下来的步兵以悲伤而痛苦的心情，回想起这些凄惨的进攻阵地。那里，每天都有新的尸体，在肮脏的泥地里堆积起来；在炮兵的准备工作微不足道、很少或没有完成之后，那么遥远的统帅部用电话下达了不惜任何代价进行攻击的命令；这些不抱幻想的攻击，是在向那些完好无缺的、深深的铁丝网冲上去时进行的，最优秀的军官和最优秀的士兵即将在铁丝网上勾住和丧命，犹如蝇子粘在蜘蛛网上那样。”此后，戴高乐还追忆起那种在炮火下经历的考验：“几千门大炮不慌不忙地、不停地开炮，长达几天几夜。大炮时时刻刻，校正着失常的射击，由观察员部队用望远镜、飞机和气球来随时加以纠正；炸平那些堑壕和交通壕；炸碎那些铁丝；炸垮掩体里的机关枪；炸得防空洞塌下来，压到那些躲在洞中的步兵；炸得守卫者孤立无援，使每人躲在自己的藏身洞里，单独一人，孤苦伶仃，那些头头没有命令，没有情报，没有本部队的行动，那些士兵变得昏头昏脑，成了惊弓之鸟，神经紧张、直至号啕大哭，这些人没有吃饭，没有睡觉，精神都崩溃了。”戴高乐没能亲身经历过那些在1917年曾使法军发生动摇的混乱，但他却把它看作是一种对他描绘过的那些考验的、痛苦而必然的继续。“你们大家都听到过，某些部队后来力不能支了，”戴高乐在第一次演讲会上说。“以我的一孔之见，这种衰弱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来自士气的低落，而士气低落又来自可悲的战争经历。我向你们保证，作为其工具的步兵在这些战争经验中，达到了绝望的谷底。每次战斗，步兵都夹在死亡的真实性——离出发的堑壕10米远的地方白白送死——同对懦弱的指责——过于神经质的和不报幻想的统帅部立即大肆进行指责——之间，如果这些损失被认为不够，不足于使人们能用这些死亡，向上级机关进行补偿的话。”。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发表的第二次演讲，题为《论战争的高级领导》。这篇演讲讲过多次，讨论了关于政府和统帅部共同承担责任的问题，正如这种分担在战前得到设想，并先后在1915年和1916年底进行过修改变那样。对戴高乐本人来说，这篇讲演稿说明了他的性格和他的思考。只要把这篇讲演稿同戴高乐当战俘之前寄给父母的信件加以比较，就能看到这点。人们看到，戴高乐还象无数战士那样，对那些声称主管战争事务的议员的、猜想中的无能和行动的无序表示抱怨。他批击白里安，即使说不应当取而代之也罢。他猛烈地抨击萨洛尼克的远征没有看到在东线采取大规模行动会提供的战略机遇——因为他看到盟军努力的分散，人们本应更好地将这种努力集中在法国前线，就象所有在法国前线的人，从总司令直到最卑微的士兵当时所想的那样。不过，戴高乐是本着另一种精神，来起草他的第二篇讲演稿的。首先，戴高乐严肃地阐明，必须在应由政府负责指挥战争同只由统帅部负责指挥战争行动之间划清界限，这是当务之急。但是，政治权力为了进行自己的选择，需要一名处于其政权一级、职权扩大到全部战争问题的军事顾问。在1914年之前设想的制度将备战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军队参谋总长的手中，同时使参谋总长担任战时最高统帅，在东北前线指挥法国军队。因此，政府将只有一名军事顾问来全面指挥战争，但这名军事顾问同时也负责指挥战争行动。后来，霞飞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过分重大的和过分复杂的角色，但不久后，看来预定的组织是不完善的，任务是混为一谈的，角色的分配是不合乎逻辑的。相反地，戴高乐在信函中乐意对议会的骚动表示蔑视，他写道：“法国的政治机构在战争初期的重大危机阶段里中断活动，那时，所有的责任、所有的问题都落到军事统帅身上，而一旦危机高潮过去，形势恢复正常，政治机构的活动就马上逐步恢复。议会两院重新开会，开始实行其宪法赋予的监督权。尤其是，众议院的军队委员会、特别是参议院的军队委员会努力做到，卓有成效地和尽量最有益地实行议会监督。不久后，这些军队委员会和议会两院通过事实觉察到，政府在全面指挥战争中是有不足之处的；它们专注于追击政府，敦促政府承担或采取它职权范围内应承担或采取的责任和决定；十分经常地向政府提出一些解决办法。。。。。。”人们看到，戴高乐对战时议会机构工作的赞扬是罕见的。至于白里安，戴高乐阐述说，他是从战争开始以来，对权力组织进行第一次重大改革的执行者。白里安安排加利尼将军任国防部长，海军上将拉卡茨任海军部长，同时给自己配备了那些为指挥战争所需要的政府军事顾问。与此同时，他安排霞飞为军事行动负责人；但由于萨洛尼克的远征开始，在国外开辟了新的战线，白里安任命霞飞为指挥所有军事战线的法军总司令；此外还设立一个参与各条战线指挥的盟军军事委员会。戴高乐看到，这是一个进步，但不久后，这个进步就显得不够了。其原因在于，首先，国防部长不断地遭到其职位所处的政治奴役状态的干扰，特别被迫列席议会两院，因此他受到阻碍，无法履行其政府军事顾问的职务。其次，戴高乐指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赋予同一个人在好几条战线上同时指挥作战的任务，是缺乏原则的事情”。尽管霞飞被东北战线统帅部的事务缠身，但他始终作为指挥东线的后备人选，而盟国政府，特别是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在其战略中给霞飞保留了一个重大角色。不管怎样，还是白里安在1917年初建立了一个战时内阁，其中利奥泰本人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将担任政府军事顾问。与此同时，各条战线都有自己的总司令。在东北前线，是尼韦尔任总司令。之所以选择他，显然是因为他在凡尔登战役的第二阶段发挥了作用，即夺回了以前被敌人占领的阵地，以致霞飞说，如果要指定一位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者，那他就会回答说：“尼韦尔，幸亏他得到了芒让的增援。”人们知道，霞飞对人们赋予他的新职感到不满意，所以他离开法军统帅部，白里安的继任者里博在尼韦尔发动的攻势遭挫之后，解除了尼韦尔的职务，并用贝当来取而代之。此后，参谋总长福熙理所当然地成为负责指挥战争的政府军事顾问。当时，甚至在东线问题上，戴高乐也不改变自己的判断。无疑，他还没有从因戈尔施塔特要塞看到，东线这个战争舞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那里，对比较薄弱的敌手奥匈帝国采取进攻战略是有可能的；在那里，其他的盟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都会来接替塞尔维亚；在那里，人们可以向一部分开始动摇的俄国军队伸手表示欢迎。至少，戴高乐承认，东线是一个阵地，以此身份在盟军战略中占有一席之地。戴高乐在追述那些旨在结束达尔达内尔行动——这是一个不幸的行动，但如能成功，那就会产生巨大效果——和萨洛尼克的远征决定时，写道：“人们可以不赞成这些措施，但人们认为应当承认，政府想要在东线采取行动，并在那里采取了行动。即使行动犯有错误，它也总是产生效果。”对戴高乐来说，被俘是一种考验，他已在这种考验中提前做了事关他将来前途的事。戴高乐在因戈尔施塔特讲演中，通过对政府和统帅部的责任的分析，预示着他将来在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中所说的德国失败的原因，以及他在《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中所写的法国军事史这一章。这些也是《剑刃》一书的主题，尤其是人们所写的从中看到的、收进其个人札记的这篇文章：《关于威望的分析》。但戴高乐现在准备的主要是未来，正如他的个人文稿和他在伍尔伯格发表的最后几次讲演所见证的那样。“显然，”戴高乐写道，“由于屈从于牺牲的重负，受到彼此全面破坏的威胁，以及被饥荒和饥荒带来的一切社会动乱所窥视，古老欧洲的各国人民将来最终要签定和约——各国活动家将称之为协议和平！事实上，这将是一种精疲力尽的和平。但人人都知道，人人都感到，这种和平只是一块肮脏的遮盖布，被盖在那些没有满足的野心、比以往更加强烈的仇恨和没有熄灭的民族愤怒上面。”对于戴高乐来说，未来肯定就是参与那些他认为不可避免的对抗，就是备战。他预感到，战争将会重返法兰西，但这次，他要在战争中扮演一种角色，一种早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梦寐以求的角色。第二部分第三章 和平的考验1919年1月25日，正在圣梅克桑军校上连长学习班的戴高乐写信给他母亲，说他与学习班同学一道，刚刚受到班主任奥吉埃上校的接见。奥吉埃问戴高乐，根据他的服役情况对今后工作有什么打算。戴高乐回答说，他刚刚通过行政领导的渠道，要求分配到波兰军队。这种做法深受上司奥吉埃的欢迎。“您业已完成了优秀的学业，”奥吉埃对他说，“如果您就愿意，您就可以前程似锦！”戴高乐还对母亲写道，“从精神上说”，他“终于士气大振”。其实，戴高乐是忐忑不安地作出了这个选择。因此戴高乐从1916年3月至1918年11月期间当了战俘，所以他感到，在自己立志于行动和战斗时，继续这样长期地脱离一切行动和一切战斗，就是最坏的考验。因此，不要失去任何一次重新经历战争，参加那些还在继续进行的战役，这是戴高乐从集中营回国后念念不忘的想法。他首先想到了东线的军队。东线军队还驻守在巴尔干半岛和中欧地区，等待着新边界的最终确定，以及它驻守在敖德萨，正在同那些与俄国革命打仗的白军握手言欢。可是，东线军队人数已经很多，干部力量很强，尽管戴高乐在1920年2月中旬在圣梅克桑军校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但他也很少有机会分到东线军队。因此，戴高乐决心选择去波兰军队，而波兰军队正在要求法国军官和教官去任职，从而为他提供了一个出路。2月11日，戴高乐写信给父亲说：这“是一个奔赴战场的权宜之计。”戴高乐比较明确地看到了东线军队在未来时期里承担的使命，因此，他也看清了波兰军队的未来使命。他在2月11日致母亲的信中写道：“波兰军队首先要尊重巴尔干半岛的各国人民，尊重那些来自被肢解的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国家——乌克兰、波兰、顿河、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土耳其、希腊、匈牙利、德属奥地利、捷克的人民，要尽可能地阻止这些国家的人民过早地进行自相残杀，要在那里支持成立那些对我们有利的政府，要迫使这些政府尊重人们将要划定的边界。其次，届时还要对德意志南部进行威胁，维持我们同波兰和俄罗斯的直接联系，最终地堵住德国人的东进之路。此后不久，我们驻守在那里的军队将要无疑地支持那些与俄罗斯接壤的保守国家（芬兰、立陶宛、波兰、乌克兰、顿河、罗马尼亚、西伯利亚）反对莫斯科和彼得堡这些骚乱和混乱策源地的运动。”但是，四个月后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使（西方）同俄国革命及其在欧洲延伸的对抗完全变成了基本问题。20世纪的伟大战斗——支持共产主义同反对共产主义的战斗即将开始。法国军队卷入了这场战斗，28岁的戴高乐上尉参与其中。在法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更有甚者，在法国军官的集体记忆中，还继续保留着这样一种回忆：当俄国革命使得迄今部署在东线的德国主力转移到西线时，法兰西处于极端危险之中。于是，革命便成了“背叛”的同名词。于是，诞生了一些深刻而持久的神话，它们即将在漫长的岁月里，对法国公众思想施加影响；而一辆装甲列车在德国参谋部的准许下穿越了德国，使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从而获得了一个历史象征的意义。看来这辆装甲列车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布尔什维克也是德国的代理人……说实话，法国参谋部首先担心的是，要避免德军立即大量地转移到西线——尽管德军作过承诺，但没有任何人会认为它信守这些诺言。因此，法军参谋部思考了与俄国革命新权力保持关系是否合适的问题。①法军参谋部驻莫斯科代表尼塞尔将军向参谋部提出了三种选择。首先，可以保持同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接触。如果布尔什维克政府不接受德国强加的和平条件，那就可以相互接近，帮助它恢复战争，否则，就会依靠波兰的、芬兰的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非俄国国籍者，来试图重建东方战线。1918年2月中旬，俄国谈判者同德国谈判者发生了决裂，从而使得人们在几天内希望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迫于形势，重新站在盟国一边。但是，2月24日，列宁使人民委员会接受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第二，也可以利用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同德国谈判媾和问题，德意志帝国以放弃阿尔萨斯－洛林作为交换，在东欧获得领土补偿。不过，这种交换的做法除了对前盟国缺乏忠诚、令人反感之外，最终会使德国得到壮大，届时就会推翻欧洲的均势。第三，可以依靠一切敌视布尔什维克的力量，组织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抵制。但是，由于缺乏盟国同俄罗斯的定期联系，这种抵制是一件难办的事情。最后，人们作出了第三种选择，就现在而言，其他两种选择都是不合时宜的。当时分阶段地进行了西方国家同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较量。②作为反常现象，这种较量开始于1918年3月26日同苏联政府签定的一个协议。苏联政府同意让捷克斯洛伐克外籍军团——这个军团由奥匈帝国军队中的捷克籍和斯洛伐克籍的囚犯或逃兵组成——经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转移到欧洲。但5月初，当捷克军团同布尔什维克发生短兵相接时，它发动了反攻，并逐步地在横贯西伯利亚铁路周围集结。盟国立即决定支持捷克军团，与此同时，派一支小规模的英国远征军团于8月15日，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口登陆。因此，人们成立了一个奉命去西伯利亚的盟国军事使团。7月25日向该军事使团团长雅宁将军下达的指示表明，这是一件旨在各条战线威胁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大事。③这些指示要求雅宁将军“在同盟国干预部队的合作下，逐步地开展捷克军团的行动，以便实现以西伯利亚（捷克军团的出发点）和盟军的北冰洋基地为一方面，同以支持协约国的俄罗斯南方集团军为另一方面之间的切实联络”。指示还规定，此行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从白海到黑海的、抵抗奥地利－德国人的防线”，但首要的目标是，占领当时被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伊尔库茨克，以便在远东西伯利亚的日军基地同捷克军团业已控制的地区之间建立可靠的联系。人们给雅宁将军写道，此后，“行动将向乌拉尔和俄国腹地逐步扩展”。可是，在雅宁将军于11月16日抵达海参崴时，战争已在欧洲结束，美国尤其关注要让日本从俄国的远东省份撤走，而捷克军团则要求人们将其遣返回国……因此，由克雷孟梭领导的法国政府向雅宁下达了极其明确的新指示：必须继续组织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对所有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西部的西方军队——不论是盟军，还是俄军或其他国家军队——实行总指挥”。英国向雅宁提供了军用物资，至少可供10万或20万人的军队之用。不仅如此。为了保护业已并吞贝撒拉比、同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俄国领土直接接壤的罗马尼亚，为了阻止俄国革命蔓延到巴尔干半岛或小亚细亚，一支盟军部队于1918年11月底，在敖德萨登陆，其中包括法军6000人、波兰军队4000人和希腊军队2000人。这支部队由曾在东线率领过盟军的法国元帅弗朗谢·德埃斯佩雷指挥。德埃斯佩雷担负着广泛而复杂的使命，因为他既要阻止布尔什维克在奥匈帝国撤出乌克兰之后，对在贝撒拉比的罗马尼亚人造成威胁，又要使俄国的反革命分子在盟国远征军的庇护下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和强大起来。但是，德埃斯佩雷——他手下的旅长J.C.菲勒作为在英国首次提出使用坦克的军事理论家，认为他“多半是法国最好的将军”——同那些反布尔什维克分子进行了接触，但从中得出了最坏的印象。尤其是他们在俄国南方的首领、被帝国军队最老的军官怀疑是“自由派观点”的邓尼金将军对其控制的领土、甚至对自己的部队都毫无政治权威。德埃斯佩雷将此情况报告了盟国政府，同时也报告他必须应对其远征军水兵发动的、由机械师军官安德烈·马尔迪领导的哗变。根据德埃斯佩雷的意见，敖德萨的远征毫无意义，正在自我取消。所以，必须放弃这次远征，或者合并到整个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军事行动中去。1919年3月25日，由威尔逊、克雷孟梭、劳埃德·乔治和奥兰多组成的四人委员会在巴黎讨论了这一军事行动问题，决定要求福熙元帅制定一项行动计划。48小时后，四人委员会开会，听取了福熙的陈述。福熙提出了一个旨在反对俄国革命、阻止其蔓延的总计划。他建议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建立一道障碍，堵塞那个将波兰军队和罗马尼亚军队分离的缺口，缩小象匈牙利和东加里西地区那样的、被俄国革命浪潮席卷的地区，并由盟国统帅部指挥全军，由一名法国将军在罗马尼亚指挥，一名美国将军在维也纳指挥。归根结底人们将会注意到，这就是戴高乐在圣梅克桑军校学习班上曾经提出过的建议。尽管福熙提出否定意见，但威尔逊却提出异议说，整个行动必然要采取一种攻势，并警告说要注意盟军部队的真实思想感情。他说，这些部队也许存在着一种对革命运动的“同情萌芽”……因此，盟国政府首脑于3月27日决定摒弃福熙计划。弗朗谢·德埃斯贝雷撤离敖德萨，“白军”在俄国南部、东部和北部相继崩溃。盟军只是在库恩·贝拉领导的共产党人刚刚夺取政权的匈牙利，成功地挫败了革命浪潮，让罗马尼亚军队开进了布达佩斯特。而今，欧洲革命的前途系于波兰。作为新生的波兰共和国，毕苏斯基决定利用俄罗斯的悲惨状况，来夺回其在18世纪末被剥夺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土，或者在基辅建立一个波兰的卫星国“乌克兰”。毕苏斯基拒绝了列宁提出的领土让步建议，在1920年5月开始了对苏联的敌对行动。当时，苏联进行了反击，使一切都重新变成了问题。由于敌视波兰人统治的传统，乌克兰人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以便击退波兰军队，同时推翻那个开始为布尔什维克效劳的佩利乌拉。红军转入了反攻，其领导人是最著名的红军骑兵布琼尼和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的前战俘图哈切夫斯基。图哈切夫斯基用政治味道不太浓的语言，宣布“世界战火的道路从波兰的尸体上经过”。列宁则更加关注革命声援，在列宁的帮助下，在比亚里斯托克成立了一个由朱里安·马尔诺维斯基领导的波兰共产党政府。马尔诺维斯基号召波兰工人阶级起义，与红军共同战斗。特别是托洛斯基认为，这样就会使革命蔓延到欧洲，首先蔓延到德国，甚至有可能蔓延到法国或英国。否则，革命就会死亡。相反地，斯大林并不这样认为。在1920年7月和8月这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日子里，戴高乐在华沙。他于4月24日抵达华沙，那些后来被戴高乐教过的波兰士官生是经过长时间的情况不确定和无所作为之后，最终刚刚来到军校的。戴高乐对波兰居民的最初印象是非常温和的。戴高乐之所以原谅波兰居民，是因为“俄国人在占领波兰的时代处心积虑地阻止过他们，不让他们在贸易、工业、行政管理和军队方面做任何事情”——这是一个相当过分严厉的判断。戴高乐看到“这些自我封闭的人毫无用处，但最可怕的却是，他们在各方面都自以为是。”说真的，当时戴高乐跨过了一个对一切异族都持怀疑和敌视态度的阶段，并在一封致父亲的信里，坦率而直截了当地承认：“我象大多数同胞一样正在结束战争，超越着普遍的排外情绪。”事实上，戴高乐在通信中，把所有的德国人都看作是“面目可憎的敌人”，把那些抵达华沙的美国人、英国人和意大利人描写成“蛮横无礼而无用”的人。不久后，戴高乐也赞同那种在战后法国人中间非常流行的看法，认为美英两国不久后宁可扶植德国，而不支持法国，全世界遗忘了法国人民为取得共同胜利而作出的前所未有的牺牲。不管怎样，戴高乐对波兰社会并不宽容。④戴高乐之所以把波兰社会看成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或多或少地佩戴勋章，来自被布尔什维克占有其田地的俄国、白俄罗斯、立陶宛；尽管遭到不幸，但他们还在疯狂地寻欢作乐”，是因为他常去波兰社交界。而在华沙，人们喜欢接待法国军官，甚至对法国军官阿谀奉承。这样，戴高乐认识了兹韦坦斯卡伯爵夫人。据证人所述，戴高乐到华沙布里科尔咖啡馆——这是一家茶馆和一家点心店，位于诺韦－斯韦亚街——去同伯爵夫人见面。于是，戴高乐觉察到了种族分野和社会分野的重要性。他在家信中，谈到了波兰人——不管怎样，是指波兰的资产阶级——对犹太人的心态；“所有的社会阶级都恨死”了犹太人，把他们看作是“全都发战争横财，利用战争，骑在俄国人、德国人和波兰人身上”。华沙的资产阶级认为，犹太人“对发生社会革命有相当的准备，他们将会在这场社会革命中遭到某些打击，但以此代价赚回许多钱”。至于那种必定会破坏新波兰的社会失调问题，戴高乐作为波兰军队“顾问”，随部队走遍全国各地，是清醒的和悲观主义的见证人。“为了衡量波兰人的贫困可能达到何种程度”戴高乐在1920年11月1日一期的《巴黎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必须观察到在郊区——不管是普拉加，还是沃拉——居住的可怕的人群……被我们的文明珍视的东西不多。使我们的文明引以自豪的全部财富，很快就会在绝望群众的万丈怒火中烟散云消……”人们看到，由于对波兰社会进行抨击、甚至持严厉的态度，戴高乐对同新的苏俄打仗的前景不再抱热情态度了。7月3日，当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的前难友、红军领导人图哈切夫斯基对华沙的攻势变得明朗化时，戴高乐给母亲写信道：“我们是否被导致在这里进行干涉，手执武器，同俄国人打仗呢？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虽然法国驻华沙的军事使团由亨利将军领导，但巴黎决定象征性地派福熙的前参谋长魏刚将军出使波兰。魏刚率领了一个被称为“外交”的代表团，于7月21日抵达华沙。实际上，这个代表团要来为波兰参谋长毕苏斯基——戴高乐认为，他是“基督教文明的堡垒”——出谋划策。8月14日，波兰发动了反攻。戴高乐在反攻中，参加了赫鲁比肖的战斗。波兰的反攻使苏联军队遭到了溃败。实际上，戴高乐的任务主要是担任联络官，但联络官是一个相当好的观察哨，以致他在给亨利将军的报告中特别指出，毕苏斯基想要指挥一切，越过了他这帮将领的头头。此外，毕苏斯基在《关于1920年的回忆录》里丝毫不提魏刚的作用，尽管魏刚仍是一个有争议的、多半是象征性的人物。⑤戴高乐担任波兰朗贝尔托夫军官学校的教授、野战部队的顾问，又被任命为新的军事使团团长尼塞尔将军——尼塞尔取代了亨利——的办公室主任，从而补全了他在波兰的工作经验。他在7月因一战期间的嘉奖而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不久后被授予越狱者奖章和被任命为波兰军队少校，所以变成了那些最奉承的报告和最高度评价的对象。人们赞扬他“令人敬服的翩翩风度……鲜明的个性，坚强的性格，对危险保持冷静而强硬的态度……完美的教育”，甚至说他为人“谦虚”——这里意味着讲话谨慎和不大饶舌……于是，戴高乐恢复了对未来前途的自信。此前，他曾对母亲写过，经过被俘之后，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前途了。戴高乐即将从这次波兰战争中，汲取到关于未来的历史观和未来的战争问题的、深刻的经验教训。首先，在戴高乐眼里，波兰战争证明了历史最终是民族的历史。他刚刚看到，列宁及其战友发出的伟大的革命号召并未越过维斯瓦河；除了少数波兰人以外，波兰的工农群众都把红军看作是俄国入侵的工具。从前，乌克兰人也没有向那种转入“基督教西方”阵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诱惑作过让步。数百年来，乌克兰人反对波兰统治，而今他们动员起来，反对毕苏斯基领导的波兰军队。戴高乐面对的苏军统帅图哈切夫斯基本人——这个榜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保持着相当生动的回忆——就是民族感情第一的象征。对于这位当过沙皇俄国军官的俄罗斯人来说，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依然是俄罗斯。俄国革命会赋予俄罗斯一种新面貌，这也许是新的奴役，也许是恢复国家过去的活力和伟大。图哈切夫斯基处于他的阵营，换言之，处于他的国家，与波兰工农群众——戴高乐看到了他们的贫困——完全一致。但波兰工农群众并不因此响应俄国革命的召唤，而是以受到外来侵略威胁的爱国者的身份进行战斗。在苏联方面，斯大林则与托洛斯基相反，已经预见到这种反抗。在前线的另一方面，戴高乐查证到这点，因而强化了自己的历史观。然而，对戴高乐来说，这也是一种崭新的战争经验。这里，与那种漫长而可怕的、在香槟和凡尔登经历的堑壕战经验毫无关系。戴高乐在波兰见证了与香槟和凡尔登经验完全相反的经验。从表面上看，军队在迂回，在转移，在前进或在后退，处于一种不完全准确的、但几乎盲目的和巨大的运动的混乱之中。戴高乐叙述了毕苏斯基的胜利，证实了运动战在波兰战争中的重要意义。他写道：“敌人以为波兰人完全绝望了，所以对他们袭击自己的左翼完全感到意外。因此，敌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进行认真抵抗，到处溃不成军，或者整团整团地投降。啊！我们在那里打了一个漂亮的战役！”理所当然，地形的性质在这里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波兰军队兵力比较有限，战线拉得很长，重武器、特别是炮兵装备也差。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运动战在这场战争中，重新具有首要的和完全决定性的意义——这与人们在法国战线上看到的、至少在1915年至1918年夏天看到的情况不同。戴高乐立即作出了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在拥有现代战斗手段的情况下，运动战可以在别处找到这种首要性，其条件是要有这样的战斗工具。恰好，这种战斗工具存在着，就象他在呈军队参谋部的离任报告中所写的那样：“坦克……应当集中使用，而不是分散使用。”戴高乐在1921年就把这个观点写在白纸黑字上，此后过了15年，他又把这个观点变成了自己全心全意为之献身的事业。而今，和平重返了欧洲。戴高乐返回了巴黎。在波兰的最后一位上司尼塞尔将军，给他写了一段异乎寻常的评语，并加一句：“戴高乐上尉想要回国结婚。”于是，开始了一个为期10年的阶段，这个10年，至少从表面上看，也许是唯一的、与一个法国军官生涯最传统的过程相象的阶段。对法国军队来说，就象永远对世界各国军队来说，战后的时期是一个反省和休养生息的时代，贫困化和怀疑的时代。这是一种为无穷尽的烈士纪念碑举行揭幕典礼的时代。在数年中，在法国各省，每周都有一位部长，或者至少有一位议员，在佩戴奖章的勇士的簇拥下，为一座石像或铜像揭幕。这些雕像以寓意深刻的法兰西或者象征性的胜利为题，使那些牺牲的“法国兵”永垂不朽；在教堂的墙上或在公共广场的纪念牌上，写上了这些烈士的英名……这也是法国社会遭到通货膨胀吞噬的时代。①英镑从1919年兑换的25个法郎，增加到1923年的85个法郎。货币流通在1914年为50亿多一点，到1925年增至500亿，零售物价指数则从100点增至463点。中产阶级——它吸收了大多数军队干部——多半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受害者。出于谨慎，中产阶级将其储蓄变为国家证券、外国公债和固定资本债券。可是，所有这些证券的指数都从1914年的100点降到1925年的28点。实际上，法国社会在颂扬战争胜利与对无序的现在和烦人的将来感到惶惶不安之间，在它扎根于过去与加速改变社会风气和思想状态之间摇摆不定。法国人从欧洲和世界地图上，看到了阿尔萨斯－洛林的回归，法国士兵在莱茵河畔的驻扎，一些新的友好国家在欧洲大陆东部的出现，以及一些殖民地的扩大。但是，由于美国国会拒绝批准，美英两国在凡尔赛条约中向法国所作的的边界保证，而未能幸存下来。那些以法国的朋友或盟国著称的年轻国家，则因其社会和政治危机、财政困境和货币动乱而格外引人注目。不久后，摩洛哥发生了里夫战争，叙利亚发生了德鲁兹山区人民的起义，这些事件开始预示着法兰西帝国的不稳定。实际上，战争并未深刻地动摇法国的社会结构。小企业有些退步，但它有利于中等企业，而不利于大企业发展。那些不到10个雇员的企业还占企业总数的98％。城市手工业者始终有130万名。农村人口外流相当缓慢，并未引起对平均经营土地面积进行任何重大的再分配。虽然1918年的储户在1925年被迫失去其储蓄的实际价值的60％，但胜利公债却轻而易举地找到了700万名认购者。著名的3厘公债在1920年1月值67，20法郎，五年后还值55，50法郎。此后，普安卡雷在翌年稳定法郎和物价，恢复了那种从1914年以来遭到损害和损失的社会“信任”。1924年，41万家庭有了自己的银行存折……然而，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战争时期，主要是工厂，还有商业和办公室曾经大量使用过妇女劳动——突然加速了夫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演变。整个社会受到了妇女劳动的影响，至少是通过引述和神话来受其影响的。例如，女作家维克多·玛格丽特的小说《任性的姑娘》的成功，特别是科莱特的小说的成功，时装的更新——头发剪短、不穿胸衣的连衣裙上衣、短裙子——便是妇女劳动的见证。超现实主义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个经久不衰的重要地位，开始对人们的观点施加一种人们尚未能估量的影响。“黑人舞会”进入巴黎剧场，传统音乐让位于爵士音乐……扎根于过去与令人目眩的新时代构成了社会的两极。社会在这两个极中间摇摆不定，这在世界各国无疑都是这样。但在法国社会，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时而对商业复兴、许多人发财、重新恢复稳定和出现生活欢乐感到放心，时而感到社会不稳定、在悄悄地发生动摇，前途未卜，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这种“东方曙光”的诱惑——有人认为它是模式，有人认为它是威胁，但大多数人却感到不理解……“当代的特点，”戴高乐在《剑刃》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是不确定。现在有那么多的违反惯例、预见和学说，有那么多的考验、损失和失望，有那么多的光辉、冲击和意外，它们动摇了现有的秩序。”但是，对戴高乐所属的军队来说，这特别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他在此书最精彩的一个段落中表达了这种观点。“武器刚刚改变了世界，它们不是让人首先受其之苦，而是在为自己徒劳的热情哭泣。军队在经历重大战争努力之后感到忧伤，无疑，这种忧伤状态只是没有任何传统的东西。在和平时期军队进行的虚拟活动与军队的潜在力量两者之间的对比中，有某种令人失望的东西，但那些当事者感受不到，没有痛楚。‘有那么多的军队没有使用，’毕苏斯基说，‘有那么多的目的和那么多的徒劳！’更有甚者，在战役结束后的岁月里，有一种同样的痛苦浸透了士兵的灵魂。若是突然松弛下来，看来活力就会破裂，而且有时还会发出一种深沉而深刻的怨声——沃弗纳格和维涅曾经用这种怨声哄骗过我们。”在战后的这些岁月里，法国军队的组织机构感到了这种反弹。⑦起先，军队的反应是极其缓慢的，而且有一种维持原状的考虑，而这种情况同战后重建的经济要求毫无关系。必须给政府和议会时间来最后决定实行重大的裁军。1921年的法律规定，从翌年起将服兵役的期限从三年减为一年半，并且明确规定，在1925年底向众议院递交一份关于将服兵役的期限缩短为一年的报告——这是在1921年就决定了的。为了补偿缩短兵役期限的后果，1921年的法律还规定招募8万职业兵、30万海外士兵和3万民事职员。但与此同时，由于相信战后服役不再有前途，许多军官离开了部队。虽然军队人数起先维持在一个肯定过高的水平，但它逐年地降下来。其中，干部人数原定是23万名军官和士官，后来先后降到15万和10万6千人。和平时期用于训练机动部队和守护边界的师，先后从45个降到32个和20个。步兵团从1914年的173个，降到1924年的65个和1929年的56个；骑兵团先后从79个降到48个和25个；野战炮团先后从62个降到60个和28个；重炮团先后从13个降到30个和24个；相反地，土著步兵团从9个增加到28个。与此同时，由于必须在从摩洛哥到叙利亚一线应对动乱，新建了5个非洲骑兵团，并最终组建了10个坦克团。这就是法国军事机器所走的下坡路。诚然，战后国家重建的沉重代价和欧洲和平的巩固证明这种走下坡路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在马其诺防线的庇护下，这种做法导致法国军事机器在30时代初的严重削弱。为着理解戴高乐是什么形势下参加战斗，致力于法国拥有一个装甲兵团——新的军事强国的工具，就必须记住这段历史。戴高乐返回巴黎后，就结了婚。⑧戴高乐在兄长克扎维埃结婚之后，表明了成婚的意愿。戴高乐家族同旺德鲁家族共同努力，安排了他同未来的妻子、年方20岁的伊冯娜首次见面。旺德鲁家族祖籍爱尔兰，定居法国北方的加莱已有200年历史，其中有些人当了船东，有时也出任加莱市议会议员和市商会成员。伊冯娜的父亲是一家饼干厂的老板，当时远遐闻名。伊冯娜的母亲则独树一帜，是法国第六名获得汽车驾照的妇女，战时还当过加莱军队医院的护士长，因而获得战争十字奖章。旺德鲁家族比戴高乐家族——戴高乐家族完全不是殷实人家——富裕得多，在他们的财产中，主要是在阿登山区拥有一座城堡——“七泉”城堡。在1940年以前，戴高乐经常到这座城堡去度假，直到战争的灾难迫使旺德鲁家族卖掉这份家产时为止。在“金秋沙龙”进行相亲之后，便安排了一次下午品尝点心。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历来都是必定要提及此次品尝点心，因为根据这个多半是真的、而且不管怎样具有象征意义的传说，当时戴高乐打翻了茶杯，茶杯掉到了伊冯娜的连衣裙上。然后，是发出参加圣西尔军校舞会的邀请，使戴高乐同伊冯娜聚在一起。伊冯娜还感到有些困惑。根据她兄弟雅克非常详尽的叙述，伊冯娜对于自己同戴高乐的高矮之差提出了疑问：戴高乐比她高出40厘米以上……因为戴高乐必须在11月20日返回波兰，所以两家的做法变得有点更加急迫。还是根据雅克的证词，伊冯娜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将来要么嫁他，要么谁也不嫁。”因此，两家在11月11日订了婚约。随后，1921年4月6日，在加莱举行了婚礼，先是在市政府，然后翌日在加莱圣母院。根据当时非常流行的习惯，戴高乐同伊冯娜在意大利进行了蜜月旅行。传统的婚姻。传统的礼仪。戴高乐的私生活显得平静而幸福。其标志是1922年12月28日，诞生了一个名叫菲利普的男婴，男助产士、勒维－索拉尔大夫使得男婴身体健康。戴高乐一家有了一个合适的住所，它始终位于塞纳河左岸，在荣军院（拿破仑墓）和法国军事学校附近，经过格勒诺布尔大街，便是“德塞街心公园14号”。戴高乐先后获得了两次表彰——一次是因其在韦斯迪尔河战役指挥有方而受到军队嘉奖，另一次是被授予波兰的军功勋章。此后，是一次很有趣的分配工作，戴高乐被任命为圣西尔军校的历史副教授，负责教从资产阶级大革命到1918年停战这一时期的法国历史。1922年5月2日，戴高乐在其军事生涯中，跨越了一个为一切有价值和有雄心的军事学院军官所必要的阶段。他考取了高等军事学院。在参加第6龙骑兵团、一个飞行大队和第503坦克团正规学习班之后，戴高乐在暑假结束后进入了高等军事学院。那份使戴高乐考取新学校的评语毫无例外地写了赞美之词，证如圣西尔军校副校长所写的那样：“该军官具有高素质，他本人知道这点。知识广博而扎实，能力很强，具有很快领会问题和出色介绍问题的才干。讲课很受欢迎，得到学生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演说家，所以对学生具有很大的影响。他准备报考高等军事学院，将来肯定会得到录取和获得成功。”事实上，在129名学生中，戴高乐只是以第33名的成绩被录取和以第52名的成绩毕业。因为此时，是那些塑造其历史人物，预言其前途和书写其“传奇”的阶段之一。高等军事学院当时由德布内将军领导，德布内也尽可能准确地代表贝当的观点，可以说是贝当的发言人。德布内的副手是比诺将军和迪费厄将军，后来他们俩都坚决反对戴高乐在使用坦克问题上表达的观点。据甘默林将军在《回忆录》里提供的证词，迪费厄以秘密支持那些从1936年起在军队内部组建的极右翼网络而著称。沙维诺将军担任防御工事科目教授，后来在贝当的支持下，成为那些宣布德国坦克不可能穿越阿登山脉、入侵法兰西的人中最著名的人物。不过，莫伊朗上校担任戴高乐的总策略科目教授。所以，戴高乐必须同莫伊朗进行对抗。事实上，莫伊朗在授课时说，应当在一种事先了解的范围内，以适当的手段领导战争，同时要严格地决定那些火力体系应当赖以建立的“格子”。这就是由德布内将军所启示的先验论，而这种先验论来自贝当。⑨戴高乐恰恰不承认德布内的先验论。对戴高乐来说，就其严格性而言，这种学说排斥时势的作用、敌手突然行动的偶然性、对突然有利的形势的利用，简言之，是排斥那些在战争中几乎决定一切的时势。戴高乐已经认为，凡是从战争爆发以来，人们只想看到火力威力的地方，都要引进“运动战”。因此，从戴高乐不是设法掩饰其观点时起，他同其教官之间的对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戴高乐上高等军事学院二年级时，便出现了这样的机会。莫伊朗上校明确地感到，戴高乐在智力上反对自己的教学。为了证明这点，莫伊朗将原定此次训练，即最重要的指挥一个兵团训练的任务，交给了戴高乐。事实上，戴高乐在这次训练中，受到了下述大规模演习的诱惑：一个起先旨在扮演次要角色的师在强渡一条江河后，突然采取攻势。莫伊朗利用训练，使戴高乐遇到一些出乎意外的困难、突如其来的异议和临时布下的陷阱。未来的拉法格将军，当时是戴高乐指挥的阵营的一个师长。据拉法格所述，戴高乐“身材魁梧地站着，周围是他的参谋部人员，他沉着冷静地经受着命运的打击，换言之，经受了总策略科目教授（莫伊朗）的讥讽”。傍晚时分，莫伊朗批评了训练，试图将戴高乐置于被告的地位，并且无论如何也暗示说，戴高乐没有很好地完成教员赋予他的任务。根据象拉法格或卢斯托诺－拉戈等这样一些后来并不始终反对戴高乐的、证人的陈述，戴高乐冷静地回答了莫伊朗的批评，甚至有些昂首挺胸……此次训练，莫伊朗教授给戴高乐打了非常合适的分数：15点5分。可是，对戴高乐的普遍评价却是非常模棱两可——且不说严厉——，而且在赋予戴高乐一个出乎意料的称号方面仍将是闻名的：“该军官聪颖，有文化教养，态度严肃，出色而有才能；天赋很高；品质优良。不幸的是，由于他过分的自信、对别人看法的严厉和他的流放国王一般的态度，这些无可争议的品质遭到了损害。此外，他显得善于综合地和普遍地研究问题，而不是深入地和务实地审议其解决办法。”戴高乐荣幸地获得“流放国王”这个后来变得有名的称号，但他后来也没有得到接替德布内的新院长迪费厄将军的好评。迪费厄评论戴高乐说：“人品受到指责。态度有点冷漠，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自满，所以不幸地损害了一些无可争议的品质。没有赋予他应有的对学院学习的全部关注。不管怎样，他能够在参谋部作出很大服务。”简言之，在新的获得合格证书者中间，戴高乐不属于那些获得“优秀”评语的、第一个三分之一，甚至也不属于获得“良好”评语的、第二个三分之一，仅仅是在获得“及格”评语的第三个三分之一之列。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佚事。贝当想起了戴高乐这位在阿腊斯当过他的中尉，在凡尔登服过役，并且得到过他签发的最大嘉奖令的人。贝当把最高军事教育局局长召来，要求他提高戴高乐的分数，以便把戴高乐列入获得合格证书者的第二个三分之一，即获得“良好”评语者之列。贝当是否听说过戴高乐表现了独立精神，以致把这种独立精神看作是这位老部下在战前反对过所谓要不惜一切开展攻势的官方理论的反响呢？多半是这样。贝当是否对戴高乐反对“先验论”的战争观念表示过某种好感呢？多半不是这样。必须把上述佚事看作是贝当实行其绝对权威的一个举动，就像当时——不管怎样，他在军队中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他在任何问题上都能办事一样。不管怎样，戴高乐不仅如此。在戴高乐眼里，他用以反对高等军事学院任课教授的那些观点则是基本的。为此，戴高乐写了一篇题为《是先验的学说，还是时势的学说？》的长文，发表于1925年3月。这是对人们想要给戴高乐教训的一个无情的讽刺。“法国的军事思想，”戴高乐写道，“对于承认战争行动具有其应有的、基本上先验的特点表示反感。它不断地致力于建立一种学说，这种学说会使它先验地指导行动——至少如此——设计行动方式，而不考虑应当成为行动基础的时势。它永远试图获得那种事先了解的常数的概念。而就每个具体行动而言，必须从偶然的和多变的事实中得出这种概念。”然而，戴高乐走得更远。他指责那种说到底，法国统帅部在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事件的冲击下被迫采取的、已经或多或少地得到承认、并始终得到尊重的学说。贝当一开始就为这种学说进行过辩护，在20年代中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代表了这种学说。“要善于清除这样一种理论，”戴高乐写道，“这种理论从火力发挥威力、地形形式对战斗效果产生主要影响这一实际的和具体的基础出发，通过一系列抽象的推断来得出一些排他性的结论……人们会在一切情况下，从唯一的地形研究中最后确定那种适合于采取行动的地点……必须克服的，就是地形……这样，人们就会习惯于不再确定其他的方向和选择其他的目标，而是只确定和选择由最高层方面在执着地撇开所有的变数不谈——首先是撇开敌人不谈——时所指明的方向和目标。”这样，当戴高乐只有35岁和还是上尉军阶时，他就选择了一条永远进行战略思考的道路。戴高乐在这个可以说是传统的和正规的军人生涯的阶段里，已经在战争学说的基本问题上采取了立场，而法国军队应当从其立场中获得启示。恰恰相反，这里是毫无平常和平庸之处。此时，戴高乐已经跨越了即将使他在军队中独树一帜，并在不久后反对他所属的军队高层的第一步——归根结底，这一步也许是最重要的。1924年9月，戴高乐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被分到驻美因茨的莱茵河地区军队参谋部第4局。这不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职位。可是，戴高乐利用这个职位，发表了第一本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然后发表了关于那些与高等军事学院教官观点对立的问题的文章《是先验的学说，还是时势的学说？》。贝当读过戴高乐文章，从表面上看是欣赏这篇文章的风格，并通过其参谋部告诉他，希望调他到自己身边来工作，写一部关于军事史的著作。这是一种不难争取到的、讨人欢喜的调动，因为贝当当时在法国军队中权顷一时，至少是到30年代中期仍然如此。因此，戴高乐返回了巴黎的住所“德塞街心公园14号”。1924年5月15日，戴高乐的女儿伊丽莎白在那里诞生。于是，在戴高乐身上永远存在的、那种隐约可见的文学欲望出现了新的信号。戴高乐写过一些诗篇——其中有些诗篇，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儿子菲利普经手，发表在《书信、文稿和记事》中。有一首诗肯定是戴高乐在其女儿诞生、感到激动的时刻写就的。“当有一天，人们迟早都要死去时，当人们多少经历过生活、痛苦和爱情时，人们留下的只是自己的儿女，以及将要进行播种努力的田地。”另一首诗，无疑是戴高乐在美因茨逗留时得到灵感的。“莱茵河，忧郁地见证着你永久的警报给明媚的两岸穿上一件无限的丧服你翻卷着浪潮，永远准备接受人们的泪花编织着迷雾，作为其他死者的遮尸布。”当戴高乐业已发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和关于他的战争观念的发人深省的文章时，甚至当他正在致力于撰写贝当提议他写的军事历史著作时，他找时间来进行其他的文学练习。戴高乐写了一部无人认为是上乘之作的短剧《泰雷马克》，以及一篇题为《火炬》的历史性对话。在这篇对话中，有三人相聚在一起，他们是一名被召唤去加入大革命军队的、旧制度的士兵，一名公元2年的志愿者古瓦涅上尉——他的回忆是关于帝国军队历史问题的、最著名的证词之一——以及未来的元帅康罗贝尔。通过他们的对话，人们看到了那种将这三个人物——他们象征着法国军队历史的连续性——全部连接在一起的历史联系。但对话的风格只是使人们远远地联想到埃德蒙·罗斯唐的风格。不管怎样，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戴高乐摆脱他的文学爱好。在这20年代末，戴高乐在个人记事本里，大量地引证过他所偏爱的作家的语录，例如，曾经启示过他的青少年的巴雷斯和比夏利，作为拉丁语和法语传统文学的楷模塔西特和波絮埃，他最熟悉的德国作家歌德，他显然喜爱其格言的拉布吕埃尔和沃弗纳尔格，以及他经常引证、以致后来引起其传记作家注意的凡尔兰。戴高乐抄写了凡尔兰的诗句：“说吧，你做了什么你在这里，不断地哭泣，说吧，你做了什么你在这里，为你的青春哭泣！”戴高乐是否会想到，他已经虚度了他的青年时代？或者说，戴高乐更多地感到，他的生命之河在流逝，但他却还没有机会去完成其梦寐以求的大业？在此期间，他还必须继续思考当代的战略和军事问题。1925年3月1日，戴高乐在《法兰西军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法国要塞的历史作用》的文章。这是一个被时事强加于人的课题。在签订和约的第二天，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回归法国之后，法国政府根据一战的教训，建立了一个旨在研究国家防御状况的委员会。霞飞元帅担任委员会主席。在福熙的支持下，霞飞主张建立设防阵地，这些设防阵地不仅要在必须应对一次类似1914年攻势的进攻情况下组成防御性堡垒，而且要组成一些在东北前线供军队演习的支点。贝当反对霞飞的观点，他历来关注对火力威力第一的长期研究，公开表示建立一条连绵不断的防线。历史学家应当看到，这场辩论不大吸引政界和报界的注意，这里且不用说那些知识分子圈子当时有意转移视线，不讨论任何军事问题。至于军队的干部，他们不愿意或者不可能公开地表达意见。不过，事隔多年，人们就能更好地估量到，这个赌注具有多么关键的意义。在霞飞和福熙的观念中，那些设防的要塞应当在政府和统帅部的国防负责人将来通过的、未来的作战计划中发挥作用。理所当然，霞飞和福熙受到过从1914年底稳固法国防线到1918年大进攻期间的经验所表明的、防御体系威力的影响。但他们假设，其他的军事威力组成部分也应发挥作用。对于霞飞和福熙来说，工事实际上是实行战略的基本因素之一。贝当的选择则完全不同。就定义而言，一条连绵不断的防线必须绝对禁止任何敌人的渗透。而建立这种防线本身就足于达到目的，丝毫不意味着进行任何军队演习。归根结蒂，贝当主张的防线是一种有其自身逻辑的体系。它象征着一种战略选择，即进行一种完全以保卫领土为轴心的、全面的和长期的防御……不过，在戴高乐发表《论法国要塞的历史作用》一文时，人们正在就辩论作出决断。无论在历届政府中，还是在法国军事机构中，贝当的份量都是占主导地位的。人们知道,贝当的选择是什么。人们可以预见到，这是其中大多数对贝当无限尊敬的政治家的选择。不管怎样，班勒万这位曾在1917年担任数月总理、1925年重新担任总理和始终关注防务问题的人物，在1926年和1928年期间，曾在普安卡雷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他是支持贝当的选择并使之占上风的。1929年1月制定了建造一条连绵不断的防线的纲领，议会两院在同年12月，以一项关于边界工事的法律的形式，通过了这项纲领法。当时是马其诺实行这一纲领，他用自己的名字，为这条在数年后建造的“战线”取名为马其诺防线。戴高乐在1925年3月1日发表的文章里提议的选择却不是这样。他的思考与那些在上述纲领法启示下的思考彻底不同。戴高乐在文章中特地不赋予工事技术问题以首要地位，但他的依据是却历史和地理。“在最近的这场战争中，”戴高乐写道，“尽管法兰西在进行了特殊的军事准备和实现了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民族团结，但它看到其北部和东部边界遭到侵犯，表现出东北部的弱点，并在首批战役开始后一周，在首都巴黎的城墙下听到了敌人的隆隆炮声。而今，法兰西的胜利不足于驱散未来所强加于它的隐忧……这种边界的简易状态是严峻的（……）始终都吸引各届政府的注意，它们根据不同的时代、形势或学说，通过自我壮大、联盟、国际谅解或者工事，来设法弥补这种简易状态。在经历了战争考验之后，法国已经放弃了自我壮大，签订了联盟，设法发展某些国际机构。然而，法兰西应当建立其设防边界吗？”由于法国东北部边界长期处于薄弱状态，戴高乐认为，从军事上加强东北部边界是一件好事。但他在论要塞历史作用这篇文章中指出，问题不在于将国家的防务仅仅归结为加强的工事。因为这样做就是向他在前一篇文章中刚刚谴责过的“先验的学说”实行让步。戴高乐写道，没有这样的做法——“可以说，至少是将法国战略计划的总构思列入地形，即使不是将野战计划列入地形也罢”——更危险的了。在1926年1月致友人路易·纳辛的一封信中，戴高乐明确指出，统帅部应当“以手段的名义，将要塞（不管其形式如何）列入其计划，正如将兵力、军用物资、经济实力等列入其计划一样”。归根结底，戴高乐从传统的历史观出发看到，保护法国东北部的人力资源和工业资源要求长期捍卫这些地区，战争的现代手段将可能致力于此，但他不承认法国的军事学说取决于这种唯一的因素。事实上，无论在贝当几乎占绝对影响的统帅部，还是在历届政府、政界和报界，戴高乐的上述分析都不占上风。大多数法国领导人肯定根据公众舆论，继续受到那些在四年战争中经历过的、连绵不断的战线经验的影响。当时，没有任何主张比建立一条设防战线，将来可以逐步加强这条防线，以便使法国边界变得固若金汤的做法更加符合逻辑的了。有了这条防线，就不再有异族入侵，不再有吃人的、往往是无益的进攻和反攻这种无休止的杀戮了。既然法国收复了阿尔萨斯－洛林，又无意征服和控制任何外国领土，难道没有比它到此为止，受到“马其诺防线”的保护更加正常的吗？这样就造成了法国采取的军事政策与法国外交政策——旨在通过和约，来捍卫现有的欧洲政治和领土秩序的外交政策之间的、悲惨的分离。此后，过去了近十年，人们才觉察到这种分离的可怕后果。于是，戴高乐将重新秉笔直书，为解决这种致命的矛盾找出一种出路，为建立另一种军事学说而进行战斗。1925年底，戴高乐即将再次同那些在研究军事理论的同行中流行的成见拉开距离，或者推而广之，同那些在军界流行的成见拉开距离。此次，问题在于，在最高的水平上指挥战争，以及政权和统帅部各自承担责任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至少在法国，政府的长期不稳定孕育了人们对政治家满腹疑云，使人们经常指责政治家不能制定长期计划——此时往往是形成鲜明的对比，把更多的权威和考虑全局利益归功于统帅部。因此，存在着政权在统帅部面前暴露的软弱，统帅部在领导战争的重大决策中占主导地位的风险。戴高乐在第一本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中，曾经分析和揭露过这种风险。戴高乐选择的这个事例，是当时人们所能找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了。这就是，在1914年至1918年期间，法兰西这个中央帝国如何领导战争的问题。说真的，《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完全不同于历史著作。首先，这本书是应当怎样领导战争的证明，是对政权同统帅部、国家同军队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也是对某种社会观、从而对戴高乐全部著作的阐述——这是其中最有意义的地方之一。根据那些在领导战争中最突出的事件，特别是“强化的宣战”、即殊死的潜水艇战争，戴高乐基本上证明，德国大参谋部在德皇身边的权威，军事领袖们在公共舆论中的民望得分，德国首相和大员退让的传统，凡此种种使人忘却了领导战争应属于政权的职权——即使政权应当采纳统帅部的意见，而领导军事行动应属于统帅部的职权。戴高乐描绘了当时不可避免的复杂形势导致德国走向战争的最后危机，下结论说：“强大而勇敢的一国人民突然陷入了崩溃，这就证明，违背了原则是要遭到惩罚的。”这个结论是意味深长和明确无误的。戴高乐在发表《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时清楚地知道，在军界，人们乐意批评政权对军队领域的干预，也总是欣赏德国参谋部。相反地，戴高乐揭露了军人对国家施加压力的危险——危险来自这些将军事行动的必要性置于一切之上的军人。戴高乐不仅为一种传统的国家观念进行强有力的辩护——他在这里暗示，军队必须按照那种比政权应当设计的还要更加普遍的观念，来制定其行动计划和塑造其学说——而且含蓄地号召国家、即政权在必要时进行干预，以便使军队根据其国家利益观进行自我改造。除了对政权同统帅部的关系、领导战争同领导战争行动的关系问题进行阐述之外，戴高乐将他的思考范围延伸到哲学领域。据他所述，这里的哲学暗示着德国大参谋部的行为问题。“也许进行这种研究，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对这些作为研究对象的事件进行阐述，将会暴露出杰出人物的共同缺点：对极端事业的特有爱好，对不惜一切都要扩大其个人势力的热情，对人类经验、理智和法律所确定的界限的蔑视。”戴高乐把这种缺点看作是“尼采关于精英和超人理论的印记”，这些精英和超人在引导其信徒“对人类的痛苦”漠不关心，“如果不是把人类的痛苦作为必要和希望的事情欢迎的话”。戴高乐则用他所谓的“传统秩序的规则”，来反对上述这种极端、无度、加剧权势和暴力的试图。他把传统秩序的规则看作是“平衡、可能性和措施的感觉，唯独这种感觉使力量的事业变得持久和丰产起来”。作为《敌人内部地倾轧》一书的结论，戴高乐想要在书中最著名段落中的一些重要句子里，展示出这种“传统秩序”的形象。此书同戴高乐后来的著作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也许戴高乐事先作了补充，阐明了它们的意义：“在有法国特色的花园里，任何一棵树都设法用自己的树荫来窒息其他的树，花坛满足于那种几何图形，水池不渴望那些瀑布，雕塑不想单独得到人们的欣赏。有时，从花园里流露出一种高尚而忧郁的情感。也许它来自这样的感觉：每个因素都处于孤立状态，但能闪烁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不过，这样会损害全局，而散步者对这种赋予花园优美和谐的规则感到庆幸。”这是否戴高乐试图对其爱好——对文学有一种隐秘而持久的爱好——所作的让步呢？肯定是这样。这是否反映了戴高乐青年时代对博絮埃、沃弗纳尔格和维涅的作品的偏爱，体现了杰出的学生对历史的激情呢？那时，戴高乐学到了，路易十四实行的长久的和强有力的统治——它也是建筑师芒萨尔的时代——来自征服，它同在短短几年入侵中建立起来的拿破仑帝国的突然崩溃形成了对比。这是否据戴高乐自述，对他在因戈尔施塔特集中营里重读过的、希腊和拉美国家历史学家的课文所作的遥远反响呢？肯定也是这样。但是，更加肯定的是，这里是戴高乐对社会作出的一个判断，拒绝那些过分的、冒险的或者怪诞的东西，显示其对独裁、内战和极端主义的深恶痛绝，就象对某种传统主义所谴责的那么多的暴行表示强烈反感一样。戴高乐的军人生涯在继续下去。1927年9月25日，戴高乐被任命为少校。恰好，戴高乐对他的朋友吕西安·纳辛——纳辛向他表示了祝贺——写道：“晋升是愉快的事情。但是，问题不在晋升，而是在于引人注目。”于是，戴高乐去特雷夫指挥第19轻步兵营。他在那里，将是一个要求严格的、肯定是苛求的、被普遍认为是严厉的长官。但是，一旦结束指挥期，戴高乐就马上希望到高等军事学院去教书，或者回到贝当身边工作。戴高乐被调到了叙利亚。与其说他热情地接受这个分配，到不如说他逆来顺受。不管怎样，戴高乐并没有表示希望去叙利亚。从军人生涯开始以来，甚至从成年以来，戴高乐想要献身于捍卫法兰西。是昔日的、现在的或者未来的欧洲战争使戴高乐满腔热情；显然，对他来说，所有的赌注都在这里，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眼下，从戴高乐的工作调动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果：他同伊冯少校一道，撰写了一部关于法国驻中东国家部队1916年至1930年期间开展行动的、非常讲事实的历史，并于1931年8月发表。但实际上，在叙利亚工作是一次经历新经验的机会，特别是一次当时相当罕见的、接近这个世界一角命运的机会。驻中东国家部队司令迪·格朗吕将军任命戴高乐为第二局和第三局的局长，即情报局和行动局的局长。戴高乐住在贝鲁特，穿梭于在黎巴嫩和叙利亚这两个供职地点。当戴高乐采取主动行动，发现中东地区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却来不及形成其看法时，他不太审慎地触犯了地方军事当局。显然，由此产生了从这封1930年6月来信中可以找到的矛盾。“中东地区是个包括宗教、军队、帝国、商品在内的一切都要经过的、并非毫无变化的交通要道。我们在这里，已经驻守十年之久了。我的印象是我们没有深入进去，我们感到当地的人就象从前一样陌生（反之亦然）。确实，为了行动，我们在这个国家通过了最坏的制度，换言之，挑动当地人自我反抗，哪怕怂恿他们也罢。与此同时，人们在这里从未完成过任何成就，没有尼罗河的运河，没有帕尔米尔的引水渠，没有罗马的道路，没有油橄榄种植地——而没有约束。在我看来，我们的命运是完成这些事情，或者说从这里开始工作。也许怀疑派会加上第三种解决方法，换言之，继续今天的探索。因为时间在这里无足轻重，因为象桥梁和房子这样的建筑物，很容易找到继续歪着、歪上若干个世纪的办法。有一个男人——我相信，他是单身汉——非常理解叙利亚，并且‘懂得在那里做什么’。这就是卡特鲁上校。所以，他就离开了。”自从这封信公开发表以来，人们经常注意到信里面的矛盾。因为，暗示只有实行权威才能使近东社会发生真正的变化，与同时把卡特鲁当作唯一理解该地区问题的人来加以欢迎，这样做是自相矛盾的。卡特鲁恰恰是最好地代表那种旨在民众内部激起争取解放、进步、逐步地掌握其自身命运意愿的政策的人。但是，就象矛盾一样，这里正在出现一些反应，即一位观察家的反应，他虽不是专家，但已经对其耳听目睹的事情发生兴趣的。戴高乐观察着一个看来几乎停滞不前、但在过去曾经接受过那么多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和旨在改革的的援助的国家，看到一个没有远大计划和不大明确其意愿的委任统治地机构。戴高乐也听说，卡特鲁这个人——从表面上看，他是独自一人——在必须做什么的问题上有一种新颖的和连贯的观念；卡特鲁的思想观点在中东地区产生了反响；但是，他也遭到了当地行政机构信奉的有限的保守主义的反对，而这个行政机构并未从法国政府那里接受过明确的政治推动，并且出于本能，怀疑那些届时能对委任统治提出置疑的新事。归根结底，是这种保守主义使戴高乐作出了反应。戴高乐不加区别地把保守主义归咎于民众的麻木不仁和行政机构的惰性，只是表现了他对这种缺乏进步、变化和前途感的状况的急躁情绪。这是一种在戴高乐身上占主导地位的、很能说明他的性格和气质的反应。但与此同时出现了另一种反应。戴高乐暗示说，如果人们毫无作为，那就会有同样多的人“离开这里”。这肯定不是一种平常的反应。当时，崇拜法兰西帝国达到了顶点，并在两年后通过在巴黎举办殖民地展览的盛况，达到了鼎盛时期。人们至少可以说，戴高乐不是因此而调到那里去的。他表面上没有流露出慌乱的情绪，而是预料到，由于在中东地区没有做那种应该做的事，最好是“一走了之”。换言之，戴高乐并不认为，在行政管理和军事方面，法国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存在对法国来说，具有生命攸关的重要意义。可是，戴高乐在中东地区的短暂逗留，并不仅仅给他留下这些反应。1931年7月，戴高乐在一个不大重要的和出乎意料的机会里，突然披露了他从此次逗留中得出的结论。当时，贝鲁特的圣约瑟夫大学举行发奖学金的仪式，耶稣会会士作为大学主人，邀请了法国高级专员出席。由于军衔最高的人拒绝发表讲话，戴高乐便奉命代表法国高级专员讲话。诗人、文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布努尔对戴高乐的传记作家让·拉库迪尔写道：“当时，所有的沉闷空气都暂时消失了。我们听到了那些在每分钟里都得到发明的、罕见的新思想。由戴高乐操纵的语言机器上升到偶然和便利之上，广泛地开辟了自由意志的领域，以及那种能够改变历史伟大力量的、人类能力的领域。”⑩为了在象让·拉库迪尔这样的出版者那里，毫无疑问，在所有戴高乐与之谈话的人那里，造成这样的冲击，他必须特别地同常用的套话实行决裂。因此，戴高乐选择了同黎巴嫩青年进行对话，谈论黎巴嫩青年的前途问题。“献身于公益事业，”戴高乐说，“这是必要的，因为重建国家的时刻已经来到。对你们黎巴嫩青年来说，这项伟大的义务恰恰具有一种立即的和急迫的意义，因为这是你们必须建设的祖国。在这片神奇而富有历史底蕴的土地上，建设国家的重任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依靠大山这些坚强后盾，通过大海同西方国家的活动相连，并得到法兰西智慧和力量的帮助。这就是说，不仅要分享国家的职位，实行其职责，而且要向国家奉献这种高尚的人生，这种心灵的力量，否则，国家机构就会空空如也。你们必须树立和培养公共精神，换言之，人人都自愿服从于全局，这是政府实行权威、法院实行真正的公正、街道井然有序、公务员自觉工作的必要条件。没有牺牲，就没有国家。再说，黎巴嫩国家是从许许多多的牺牲中诞生的……是的，黎巴嫩的青年，明天将从这里毕业出去，准备完成国家的任务。沿着他们的父辈（其中有黎巴嫩共和国总统，我们首先要向他致敬）的足迹前进，决心执行纪律和发扬无私精神，通过一切心灵之路同法兰西相连，这样做的精英就将是一国人民——从此，它承担着自由的重大义务——的中流砥柱。”这里的一切都会使那些聆听戴高乐讲话的人感到震撼。甚至戴高乐使用了“祖国”、“公共精神”、“国家”、“国家的任务”、“自由”等词汇，乃至同法兰西的关系这些被确定为应是“精神和心灵”的联系等，每个词都无不具有其爆炸性的词义。不过，事隔多年来看，没有任何字句只是显得明智的和有远见的，形式上是大度的，内容上是合理的。但是，人们不能搞错这个问题。当时，这种语言不是人们在法国的委托统治地叙利亚和黎巴嫩，在法兰西帝国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以及在世界上任何一块欧洲殖民地里使用的语言。戴高乐在中东地区的逗留即将结束，并从中汲取了教益。对戴高乐来说，在那里有着数国人民，其中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着它自己的历史，它自己的前途；当然，这些国家与法国人民不同，因此，它们有着与法国人民不同的命运；简言之，法兰西应当承认这些民族的存在。当时，这种思想在军队中并未占主导地位，远未如此，甚至在行政机构中也不是如此。但是，这种情况却未能使迪·格朗吕将军在戴高乐即将动身返回法兰西的时刻，放弃对这位部下的赞不绝口。格朗吕在对戴高乐的最后一次评语中写道：“两年来，我可以赞赏戴高乐作为我的参谋部第三局局长的工作。对于他在智力和道德方面拥有的全部品质，我不断地有一种与赞赏交织在一起的敬佩之情……迅速地把他推进到一个使他充分施展才能、不辜负众望的高级岗位，对于他的武器和整个军队来说，是有所裨益的，他将是一名优秀的军官。”然而，当戴高乐结束其逗留中东地区时，一次新的失望在等待他。尽管戴高乐在贝当身边进行了活动，但他没有争取他所希冀的高等军事学院教授的职位，再次遭到了排挤。戴高乐向贝当建议，要对领导战争的教学科目实行改革，暗示对民事机关干部和军队干部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但他看到，贝当的回答是，但愿“这种思想观点是有趣的……现在没有仓促实行的理由”。因此，戴高乐调到最高国防委员会的总秘书处。也许他一开始就没有看到这项新工作的全部好处——他将处于关于防务政策辩论和会议的中心地位。戴高乐以此为新的起点，在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将为法兰西设计一个防御体系和一个军事工具。这样，戴高乐将第一次进入公共生活。这时发表了戴高乐的一部著作，它比其他任何一部著作都更加显示出他个人关于人、领袖、权力、统帅部和行动的观念。这部著作收集了戴高乐从其发表过的讲演出发，逐步加以明确和修改，并长期审阅和重写过的一些文章。1932年，该书以一个暗示军事文学著作的题目《剑刃》出版。这时，西方世界已经感觉到，大动荡已经产生了首批效应，将要使它卷入战争。繁荣业已土崩瓦解了。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的股市破产拉开了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序幕。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英镑贬值了。中日战争在满洲国开辟了武装冲突的纪元。在这种纷乱的局势中，《剑刃》的出版不仅是一种严格的和孤独的思考，对过去那些期待、悲伤和惊慌不安的岁月的追忆，而且是未来风暴将要引发的、未来行动的序曲，对社会——社会摆脱了军人，因为它只想到和平，但尚不知道和平已经失去——内部军人的奇特命运所做的分析。戴高乐谈到了他生活的时代，以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来确定书中的“人物”——军人。军人是奉献给行动的思想家，是被迫等待的行动家。戴高乐在书中，首先提及军队在战争时期进行前所未有的努力之后，对和平时期放弃其所有活力所产生的忧郁情绪。但是，戴高乐想要使人们知道，这种“忧郁情绪”也可以用在一种深刻思潮的影响下排挤军事问题来加以解释。“此外，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戴高乐写道，“看来一切都结合起来，以便扰乱人们的职业良心。群众在经过战争暴行后，作出了热情的反应。到处都流行着一种神秘主义，它不仅倾向于诅咒战争，而且倾向于认为战争已经灭亡，因为人们想要战争灭亡。虔诚，肯定是与驱魔同行的……”戴高乐对词汇的选择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明确地暗示说，时代精神正在拼命地进行努力，要发现那些认为战争从此灭亡的最好理由，但这种发现却没有严格的推理和信念。戴高乐担心自己囿于军人职业的骄傲，从此对各国人民的不安和希望漠不关心。“看见一个病人向死亡伸手的情景，”戴高乐写道，“这是不能让任何人无动于衷的。”戴高乐还站在那些寻求怎样确保和平的人一边，意识到下述问题：“怎样去建立这种由各国人民——它们暂时得到了平静，不用激动万分的集体的帮助——向往的国际秩序呢？”不过，戴高乐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马上预言：那些创造历史进程的不断的变化，正在排除瓜分世界的国家和强国享有持久稳定的可能性。“人们是否认为，只要弱者想要变成强者，强者想要实行统治，老者想要幸存下去，就能使今日的平衡变成最终的平衡呢？如果这种演变继续下去，那么怎样才能使边界和强国稳定呢？”关于怎样回答1932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裁军组织问题的争论，戴高乐补充说：“如果人们不能强制性地实行权利，那么光说权利是否是够呢？”他还引证了雷兹的红衣主教的话：“军队的法律遭到了人们的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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