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我说。我说，我们锯的木屑，再经我们赤脚踩过，沾了我们的汗，便成了治癌的特效药。全国各大医院都请我们去解木料。我们只收药钱。 轮到罗师傅说。他的幻想非常简单：“我唯愿天大部解腐朽了的木料，好比锯豆腐。” “做什么？”我问。 “做棺材。”他说。 这倒是实话，本店出售的棺材都是用朽木拼凑的，专骗死人。大家一想，都哈哈大笑了。 铮了又嚓嚓，嚓了又铮铮，这是能够被听见的寂寞。一锯一锯，锯锯锯的是光阴。有时疑心自己是在慢性自杀。为了排遣寂寞，我便搜索枯肠，找些有趣的话同联手说。联手显然也有这种要求。于是在我和罗师傅之间，互相交代历史，彼此流通见闻，无所不谈。当然，一不谈国事，二不谈文化。这两门他一窍不通，而我也不敢谈。我们的谈话总是先说夜梦，后说晨餐，再说今天走在街上又看见了一些什么——这方面的内容特别丰富，某个当官的戴了高帽子游街示众啦，本镇名人李疯子又在街上抓锅魁吃啦，某人喝醉了在街上同某人打架啦，某男和某女乱睡被捉住啦，某人骑自行车被汽车撞死了啦，谁家夫妻双双到镇革委打离婚案啦，造反派某司令轰闹派出所啦，东街某饭馆卖甜烧白啦，一位农二嫂卖猪的钱被扒窃了气得去跳水啦，等等等等，都在我们口头发表，一一加以评论。所见所闻流通之后，我们又说彼此的家务事。我家的巴白鸡生了个双黄蛋啦，他家的幺女子吃多了屙痢啦，等等等等，都能触发我们的联想，引绎出一大堆废话来，够我们咀嚼半天。罗师傅最感兴趣的是听我谈大城市的花花世界，吃的什么，玩的什么。年轻时候他到成都去过一次，尽管是住在金华街一带破烂的鸡茅店里，每日在北门大桥河滩地上拉锯。如今在穷困中偶然回首，在他，那已是最美丽的记忆了。罗师傅听我谈，听得又香又甜，拉得愈来愈慢。必待我猛还他几锯，他才清醒，想起“吃口奶奶”还得“又来锯”。 可怜的解匠，悲欢全不由己。碰着料好解，其乐也融融，眉开眼笑，一边拉一边找话说。碰着料难解，火冒八丈高，肚子里阴骂掌墨师的祖宗，用一个最难听的动词。阴骂继之以阳骂，骂木料，骂马杆，骂抓钉，骂撑钉，骂天气太热，都用那个动词，动词后面还要加上“死”字。联手之间因料难解彼此都不耐烦，你责怪我，我责怪你，一句话不对头便吵起来。在这方面，我的涵养并不比罗师傅好，也常用那个动词，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有一次解硬料，罗师傅生闷气，一只牛虻飞来叮他的腿。本来一拍便可打死，但他不。他放下锯子，一扫手活捉了那只牛虻，细心撕掉双翅，然后放它到锯屑中去乱爬，骂道：“让你狗×的去饿死！”随即嘿嘿一笑，享受了报复的快乐。 解匠最恨深藏在木料中的石质的或铁质的异物，哪怕丁丁一点，也会打坏一排锯齿。重新挫好锯齿，至少也得损失半小时的活路，少拿钱啊！如果接二连三打坏锯齿，那就惨了，这一天的买米钱都挣不回！解料六年，打坏过多少次锯齿，已经没法说清。我用手锤敲抓钉，从木料的锯缝内挖出过深藏的卵石。碎石、小砾石、角钉、大针、寸钉、毛毛钉、断钉、铁丝、鸟枪霸弹、箭鏃、砖块、瓦块、煤块……有一次解一株大皂荚树，三次打坏锯齿，从树心内挖出三条像匕首一样的耙齿，每条长六寸。原来这株为人间洗濯污浊作过贡献的皂荚树，在它年轻的时候，曾经被愚昧的乡民指控为“树妖”“木魅”，说它作祟害人。谁家失火了，谁家死人了，谁家闹鬼了，都说是它在作祟，从而移罪于它。乡民讲阴阳五行，金是能克木的，所以那些失火死人闹鬼之家先后三次用铁锤敲钢质的粑齿，楔入树干，以便克它。几十年后，树干已经长得很粗，三条耙齿就被包藏在树心内了。“树也有冤案呢。”我想。 有一次解一株夜合树，实在有趣。唐诗有句云“夜合花开香满庭”，引我遐思。夜合树的花就是马缨花，很美。夜合树的羽状复叶非常奇怪，一到夜晚，叶片就成双地两两叠合，故名。唐人钱起诗云：“钱塘江上是儿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马缨花。”马缨花在这里暗示夜合，出自女性口吻，显系性的挑逗。此诗已经涉嫌精神污染了，是吧？ 我和罗师傅解的这一株夜合树很大，树干直径二尺，当然是百年方木。它生长在清朝的金堂县衙门里。后来这个县衙门又做了国民党的金堂县政府。解放后这个县政府又做了金堂县人民政府。如今这里是本镇的幼儿园，这株夜合树该是三朝元老了，它的年轮里记录着多少兴亡啊！ 可是这位三朝元老传递给我的嗅觉信息却很不妙。原来夜合树的锯屑太难闻了，散发着一股股辛辣冲鼻的怪味，害得我一边拉锯一边打喷嚏，涕泗涟涟，什么思古之幽情都给冲散了。 一张一张的寸板解出来了，锯片逐渐逼近树心。忽然眼前一闪，锯缝中飞出黄亮亮的金属锯屑来。与此同时，听见咕噜噜一声——异物打坏锯齿的声音。赶快停锯，细看锯齿，果然锋棱有所损坏，但不厉害。这说明深藏在树心的异物是一种黄亮亮的软质金属，绝不可能是铁。 罗师傅用食指蘸着锯片上的金属锯屑，看了许久，感到疑惑。 “这是啥呀？”他问。 “黄金。”我说。 幻想成癣的我一瞬间看见了百年以前的一个明月之夜，地点就在县衙门的后院内这一株夜合树下。有一个人偷窃了衙门库存的黄金，投入夜合树的树洞。后来他死了，黄金未取出。这个秘密从此无人知晓。百年以后这块黄金碰着了我们的锯齿，遂有黄亮亮的金屑从锯缝中飞出来。 我的判断结论激动了罗师傅。我们顾不上锉锯齿，赶快用手锤敲抓钉挖树心。那里果然有一个洞，洞内沉积着腐黑的木渣。罗师傅从木渣中抠出一颗步枪子弹头来，弹头表层有黄亮亮的锯痕。真相大白，黄金梦醒，我们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脸颊微烧。锉锯齿的时候，我们愈想愈气，便痛骂国民党的丘八乱打枪。悲欢全不由己，可怜的解匠！ 我们也到乡下去给农家解料。时值文革两派内战，乡村路口常有派性武装人员放哨，盘查行迹可疑的人。哨兵若问：“你是啥观点的？”你得先弄清楚这些背枪的家伙是哪一派的，再作回答。他们是跟着“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跑的，你就回答“八二六观点”；他们是本镇“尖刀团”的应声虫，你就回答“产业军观点”。你若回答错了，轻则挨一顿臭骂，重则挨耳光，还要跪下向毛主席请罪。罗师傅胆小怕事，又不关心所谓国家大事，所以回答不出来，由我相机替他回答。轮到问我，我就作诚恳状，低声回答：“不敢有观点。”再由罗师傅补充一句：“他还在改造。”在乡下给农家解料，主人都对我们很好，尊称我为“余师”，拿烟倒茶，打酒割肉，盛情款待。黄昏时候，罗师傅总是大醉而归，一路偏偏倒倒。有一回过小桥，他醉了踩虚脚，跌落在水沟里，爬起来还在傻笑。 我们也常常在木器家具社的店门外临街解料。这是因为木料太大太重，不好抬迸店内后院去解，所以就在街旁架马。临街拉锯，裸体，只穿一条幺裤，展览给满街的行人看，实在有点那个。可恼的是一群小孩，他们站得远远的，合着我们拉锯的来回节奏，齐声吼唱：“解，匠，解。解，匠，解。解，匠的，东，西，两，边，甩。”气得我们骂也不是，笑也不是 7．“五一六”这一天 1966年5月16日，可悲的“五一六”，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于焉开始。愿我中华民族子子孙孙永远不要忘记了这一天。未来的董狐，未来的司马迁，我向你们致敬。对于那场奇灾大祸，请你们秉笔直书，不要为尊者讳，不要为贤者讳，不要曲笔掩饰真相。作为一个被孤立的右派分子，我的所见所闻实在可怜，我不明了真相。我只知道“五一六”那一天中国还没有红卫兵和造反派，三四个月以后，他们才粉墨登场的，怎能把罪责都推给他们？早在他们登场以前，文革不是已经宣布开始了么？早在宣布开始以前，文革不是已经事实上在进行了么？灾祸不是已经周期性地濒临华山夏水了么？这该从哪一年算起呢？1964年的四清运动？或是更早些，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还是回头说说“五一六”这一天我在做些什么事情吧。 十三天前，5月3日下午，我开始拉大锯锯大木，做了解匠。在本镇北街人民剧场的空地上，我和罗师傅架起马杆，接连几天解泡杉木。解出来的板子运回木器家具社，交给木工师傅，做毛主席语录牌——本镇各个单位急需此物装点门面。这些语录牌，长方形，红漆底，黄漆字，所说的多半是无产阶级专政之必要以及阶级斗争之必要，挂在各个单位的门面上，赫然生辉，一夜之间便显得大家都在革命了。解泡杉木，进度快，很来钱，我们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拚命干。我的肩膀和背胛被阳光灼伤，起泡，脱皮，露出嫩肉，红得难看，搽些凡士林，油亮亮的，像腌卤肉。“我唯愿天天解这个。”罗师傅说，笑嘻嘻的，黑脸露出白牙。他的肩背黑得像烟熏的腊肉。他不怕晒。“等嫩肉晒黑了，你就不怕晒了。”他安慰我说。 不等嫩肉晒黑，我们就暂时改行，吃抬工钱去了。本镇正在建厂，需动力电，镇劳动站就抽调拉车的、打铁的、做砖瓦的、烧窑的、拉锯的，选他们中间那些身强力壮的，近五十人，编成抬工队，去青白江区（属成都市郊）抬电线杆。罗师傅被选入抬工队，我虽然身不强力不壮，也只得跟着去。抬工们怜悯我太瘦弱，不让我抬，只叫我同三位打杂的壮妇一道跟着走，上坡下坎，过桥涉水，从旁扶助那些桩子欠稳的抬工。做的是辅助性的小工，拿的是抬工的大价钱（每天两元一角），问心有愧，第二天我坚决要求做了抬工。别的抬工嫌我差劲，不愿同我联杆对抬，有个年轻的抬工还整我，趁我弯腰蹲下去准备上肩的时候，他猛地一下直起身来，让抬杆将我压翻在地，砖瓦窑的黑胖大汉杨季火就叫我去同他联杆对抬。杨季火是本镇有名的莽汉，不识字，老光棍，酗酒成癖，饭量惊人，力气极大，腿比我的腰粗，勇于斗殴，打架曾经咬掉别人一只耳朵。看见他的尊容，我就想起《水浒》上的没毛大虫牛二，暗自畏怯。他把那个整我的年轻人训斥一番，然后对我说：“我们两个一文一武，我不会让你吃亏。”他将套在抬杆中央位置上的绳圈往他那一头移动两三寸，这样就减轻了我肩上承受的重量。每逢我们走到险处，他察觉我桩子不稳，两腿颤抖，总叫我伸出手臂去搭在他的肩膀上，以便有所攀援。我们多次横涉稻田，水深没膝，遇到翻越田埂，他总放矮桩子，一腿跪在田埂上面，让我先跨过去。尽管有杨季火的照顾，十六个人抬那重量超过一吨的水泥电线杆，于我毕竟是太重了，弄得我非常狼狈，多次踩虚脚，跌倒在池，腿上胫上碰得伤痕累累，下唇碰破流血，发生进口危机。我的两肩，前些日子拉锯时晒脱皮露出的红嫩肉，如今又被压肿，进而压青压紫，最后压烂溃脓。“遭孽，文人落难！”我听见杨季火对别人这样说。此话当时属于反动言论。杨季火是文盲，不知厉害，所以这样瞎说。 起自青白江区的桥梁厂，终至城厢镇的钢锉厂，以直线计，约有七公里的路程。抬完了这一路的电线杆，抬工队又动手挖窝，竖杆，架线。前前后后，忙了五十多天，都有我在。其中有一天就是“五一六”。查当时的日记，这一天看来也平平常常，在我。这一天天刚亮我就醒了，急急忙忙吃了母亲为我煮的早饭，便往正在修建的钢锉厂跑去。在那里，我和别的抬工乱纷纷地踏着车轮爬上两辆货车，双臂撑着，翻跨入车厢内。人到齐后，两辆货车相继驰向青白江区的桥梁厂。货车厢内当然没有座位，抬工们都站着，彼此攀肩附背，一任簸来簸去，正好相撞取乐。一个爱说笑话的抬工忽然吼叫：“簸箕街到了！”惹得大家轰笑。簸箕街是成都市区一条热闹的大街，大家都熟悉的。一个烧窑工，小名熊二娃，其实已经是个老大爷了，他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被呼为“安禄山”。还有个砖瓦工，戴眼镜的，视力不佳，被谑呼为“珍宝岛”。他姓曾，说话很“宝”，走路常跌倒，故名。这一群快乐的抬工都属下层百姓，挺能吃苦耐劳。他们说起笑话来，无所顾忌，就是不肯议政。严酷的政治运动，闭塞的社会生活，粗俗的文化趣味，天长日久，养成他们怕官怕斗，知足常乐，休谈国事的人生态度。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天，这平平常常的一天，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奇灾大祸已经宣布开始。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不久以后他们竟会突然发作政治疟疾，奉诏去“关心国家大事”，奉诏去“造反”，奉诏去砸烂这个和那个，去唱语录歌，去揪当官的，去成立“革命组织”，去参加“大辩论”，去“保卫毛主席”，去打人，去挨打，去被另一派打成“反革命”，去跪着“请罪”，去哭，去戴大红花“平反”，去“文攻武卫”，去“解放中江”，去上战场，去杀人，去被杀，去同“保皇狗”“大联合”，去“清理阶级队伍”，去被“清理”出来，去入“牛棚”，去批林彪，去批孔老二，去“反击右倾翻案风”，去评《水浒》兼骂所谓的投降派，去批邓……这些政治魔术，他们都想不到，在“五一六”的早晨。想不到未来的这一切，所以他们现在都很快乐，挤在车上簸来簸去，大讲笑话，不论荤索。每天二元一角，这在本镇该是最高的工资标准了，他们很满意。恐怕只有我一个人不快乐。我头晕，想呕吐。我昨夜失眠了，因为我家中出了使我忧伤的事情。 三天前，5月13日，在我家中，大弟再次殴打十六岁的幺弟，居然操刀要砍。我跳出去挡住大弟，幸末发生流血事件。我回老家以来，当木匠的大弟一直认为是我这个“大右派”影响了他的前程，使他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所以恨我，一向不理睬我。幺弟对我很好，听我的话，夜夜还要我教他识别北天的星座，听我讲希腊神话中这些星座的故事。大弟骂幺弟“中了右派分子的毒”。幺弟不眼，同他吵起来，他便大打出手。夜晚，本镇第三段居民委员会开会调解我家的纠纷。大弟常看报纸，了解近期风向，他坚信他自己和一个“大右派”划清界限，并帮助幺弟划清界限，乃是革命壮举，绝不会错。殊不知居委会的干部不看报，思想落后于形势，不但不表扬他，反而把他臭骂一顿，还要他写检讨，保证以后决不操刀。受了这番羞辱，大弟回到家中，愤然扬言：“我要斗争到底！”两天后他去木器家具社投诉于我的监督小组组长，一个绰号白脸鸡的木匠。白脸鸡的革命觉悟很高，鼓励大弟今后多多向他告密。我知悉了此事，所以忧伤失眠。 同车一位壮妇给我几粒仁丹，噙在嘴里，头晕稍减。到桥梁厂，下车。幸好这一天的活路不重，尚能支持，虽然头重脚飘，背脊寒颤，常打喷嚏。上午抬的都是短型的电线杆，较轻。下午两组轮换抬一根长型的电线杆，也还可以。中午照例借农家的锅灶，付农家的柴钱，由三位壮妇下厨，煮洋芋面皮稀饭两大锅，随大家舀。抬工们饿极了，也不择席，三三五五蹲在遍地鸡屎鹅粪的农家院子里，吃得霍霍有声，笑语喧哗。有那些带了辣豆瓣酱来的，带了泡酸菜来的，带了腊肉来的，大家就一窝蜂拥上去吃。闷恹恹的我只吃了半碗，便在院角的竹篱边坐下，看杨季火一碗又一碗地埋头大嚼，吃得好香。他的门齿因打架被撞落，致使狗窦大开，有利于喝稀饭。他的身边放了半瓶酒，不时地拿起来灌两口，满意地舒一口长气，接着又喝稀饭。他的胖脸和肥胸被汗水浸出了油光闪闪的橄榄色。他吃一会松一松裤腰带，旁若无人。 “你吃几碗了？”我问。 他不应声，张开拇指和食指，比了个八。想是半醉了吧，他一边灌酒一边谈起旧事来。我这才知道，年轻时他在广汉机场给美国兵当过炊事员，也是见过大世面来的。使我惊奇的是他说五十年代初他在《川西日报》食堂又当过炊事员。难怪有些面熟，我早就见过他！“我们那位家门社长对我很好！”他说。我知道他指的是社长杨效农，一位很有学识的老干部。我曾经是杨社长的下级的下级，在五十年代初期。如今我面对着杨季火，忽然怀起旧来，好像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一般，暗自感伤不已。问杨季火为什么后来又离开了报社食堂，他不肯回答我，吞吞吐吐，面有愧色。三年以后“清理阶级队伍”他被揪了出来，我才知道他有过小小的贪污劣迹。他在会上认罪交代，一开口就惹人哂笑：“我不说大家都晓得，我这个人从小就是无产阶级……”文革结束以后又过了好几年，砖瓦厂的莽汉杨季火死于酗酒伤肝。愿他夜台常有冥钱买醉，呜呼！ 抬工们吃完午饭，纷纷到竹林间去小睡。我独自坐在院角的竹篱下望着青翠的田野发呆，看见几条田埂上走着三三两两的农民，手提木凳和竹椅，各自回家去。一位老农走向我们所在的这一座院子，想是这儿的主人吧。一位农妇站在门前问他：“今天队上又开什么会哟？” “廖馍馍不咸挨了秤砣。”那位老农说笑话作回答。 我懂，他说的是“廖沫沙吴晗还有邓拓”。连我们这里的乡下也在批“三家村”了，在“五一六”这一天。两天以后，邓拓自杀身死，做了文革的第一个冤鬼。 8．六弟之死 “五一六”这平平常常的一天过去了，城厢镇的阶级斗争形势急转直下。第三天晚上，在北街剧场内开大会，王镇长作动员报告，中心内容是“打击阶级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密锣紧鼓，来势汹汹的又要整人了。第四天晚上，木器家具社岳社长通知我到瞭望台去开会。瞭望台乃是本镇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通称“四类分子”，也就是剥夺了公民权利的阶级敌人，每天晚上开会，低头聆听训话的场所。岳社长说：“从今天晚上起，你不能再到社里来同人民群众一起开会了。快到瞭望台去吧！”我知道这不是他个人的意思。从此以后，阶级敌人由“四类”扩大为“五类”了。当时我很伤心。白白地改造了整整九年，规规矩矩，勤勤恳恳，不但不被谅解，倒做了法定的阶级敌人。天啊，结局竟会是这样！ 我的大弟很高兴，常常在家中放声怪笑。我做了法定的阶级敌人，仿佛竟是他的胜利。我的幺弟很气馁，忽然怕起我的大弟来。十天以后，幺弟凄然辞家远行，到威远县做工去了。我的母亲劝慰我想开些，横顺这辈子劳动吃饭就是了。她到街上买回一包黑色染料，把我仅有的两套灰卡叽制服都染黑了。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低眉俯首说：“不要让别人想起你从前当过国家干部。”我联想起秦朝的罪徒都穿赭衣，似有道理。如今黑色又是阶级敌人之色了。后来我注意到，夜夜在瞭望台开会的本镇“五类分子”确实有许多穿黑衣的。 我每天照样去抬电线杆，早出晚归，两头摸黑。5月下旬某日傍晚归家，路上饿了，急步行走，从糠市巷斜穿范家坝的菜园，往余家大院的缺墙口走去。这里没有路灯，黑蓊蓊的。小时候听说这里有鬼。走到缺墙口，迎面遇着一个黑影移来，差点对撞着，吓得我一叫。黑影抬起头来，一张灰白的脸，原来是我的六弟余勋镒。他佝着背脊低着头，双手插在裤袋内，大约是晚饭后在这里散步吧。我正要点头招呼他，他却低下头去，急步走入黑暗中。我怔了一下，这才想起他的神色不对，眼睛里好像有恐惧感，眼皮又是肿的，似乎刚刚哭过一场。 晚饭桌上，我对母亲说：“六弟也不理我了。”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俯身向我耳语：“他出事了，半个多月都没有去拉车了，天天躲在屋里。听说上头叫他反省，交代问题。” “他能有什么问题？”我漫不经心池问道。 “不晓得嘛。听说是他坐茶馆，三朋四友，说了一些不满的话，别人去告发了。唉，茶馆酒楼自来就是是非之地，去不得啊！”母亲愁眉苦脸他说，又补一句：“你在外面说话也要注意。” “我想去找他摆一摆。”我说。 “去不得！去不得！”母亲吓得缩颈摆手，不时瞟着窗外，害怕有人偷听。窗外一片墨黑，纵然有人站在那里偷听，也不可能被她看见。这是她老人家的习惯性反应。我想笑她，却又笑不出来。母亲由于规矩守法，勤劳家务，严束子女，早在1956年就被摘掉了地主帽子，给予公民权利。1957年我出事以后，她也被牵连地重新戴上帽子，予以监督管制。她是钟鼓楼的麻雀，吓破了胆。如今我又成了法定的阶级敌人，于她的处境显然更不利了。为她老人家也为我自己考虑，我应该谨慎些才是。“那我就不去找他摆吧，”我说。母亲这才放心了，微露笑意，两肘搁在桌上，灯下看我吃饭。这也是一种幸福，在她。 六弟余勋镒是我的堂弟，同我共一个祖父。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是亲兄弟。槐树街余家的勋字辈男丁，按大排行，我是老九，余勋镒是老十六。十字碍口，简呼他为六弟。六弟小我四岁，高头大马，爱说爱笑，在本镇运输队拉架架车。早在解放初期，他就离家参军去了。在部队里，先是学医，后是做医务工作。其间详细情形，已不可考。他的双亲先后病死在三年饥馑时期，其状甚惨。他的父亲，我呼幺爹，解放前抽鸦片，当过保长。这对六弟在部队里的前途显然有不利的影响，所以未能入党。双亲去世以后，他从部队转业回家，在本镇某医院当医生，娶了一位农村姑娘为妻，生活还过得去。后来在工作上不小心，出了医疗事故，被贬到运输队去技车。生活困窘，导致他的妻子回了娘家，形同离异。我被押送回老家时，他已经在拉车，一个人独居了。他住在余家大院的一个小庭院内，同我的堂妹余勋锦一家紧邻，同我一家斜对角。我和他都是早出晚归的人，天天忙着挣钱吃饭，所以很少晤面。说他坐茶馆说了一些牢骚话，以常情推之，恐怕也是确有其事。日子艰难，还能没有牢骚。也是我太天真，竟没有憬悟到前几天开大会王镇长宣布的“打击阶级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究竟指的是什么。 此后一连几日，我劳累于抬电线杆，涉水田，淋雨，又受了凉，弄得发烧咳嗽，疲惫不堪，便忘记了六弟的事情。每夜归来，从缺墙口步入庭院，远远一瞥六弟的窗户，总是黑灯瞎火，也不想想他到哪里去了。后来他死了，才听说那些夜晚他被叫到镇政府接受严厉的审问去了。 5月30日晚上，北街剧场内又开大会，揪一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出来批斗。真是立竿见影，“五一六”才过去短短的半个月，小小的城厢镇就冒出了这么多搞“现行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本镇的四类分子一百多人，加上我这个右派分子，在大会开始时，被持枪的民兵押上台去，一排排的坐在地板上，在全场炯炯的目光下，低头接受陪斗和示众。我坐在那里，既不好太低头做出一副猥琐状，又不好昂起头来给人留下抗拒改造的印象，只好适当地低一低又适当地昂一昂，低低昂昂，如鸡啄米。殊不知这样做更不好，徒惹台下群众注目而已。正在狼狈之际，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四类分子用肘触我，小声说：“叫你去。”我侧脸向旁边望一望，望见舞台后角有一个人站在那里向我招手。我站起来，向他走去，不免心怀鬼胎，怕叫去挨批斗。 他引我人后台，叫我坐下，然后用臌凸凸的眼睛审视我，问追：“你就是余勋坦？” 我点头。 “就是流沙河？”他又问。 我又点头。 “你认识我吗？”他又问。 我摇头。 “我是派出所的张邦荣。”他说。 “哦，是张所长。”我说。 “对，是我。”他接着说正题：“你不要同四类分子坐在一起。对右派的政策，你也是知道的。你到台下去找个座位吧。要好好改造哟！”说完他就走到前台去了。 这舞台修得绝，后台三面抵紧墙壁，没有出口；要下台去，还得回到前台，从台口的阶梯走下去。我不想再一次出去亮相，只好留在后台，坐等大会结束。夜风从窗口灌入，冷得我牙腮抖。白天抬电线杆，我滑倒在水田，衣裤尽湿，又被太阳晒干。如今再被冷风吹背，我便发起烧来。此时前台闹得啊嗬喧天，又是叫骂声，又是口号声，吵得我头痛。这舞台今后还有许多好戏要上演，现在才开头呢。精彩的闹剧将会一幕又一幕地在这里公演，包括王镇长挨斗啦张所长挨斗啦造反派头头挨斗啦“保皇狗”挨斗啦，呃，当然也有鄙人挨斗——两个大汉挟持着我，推我跑到台口下面，抬起我朝台上一抛…… 大会结束，回到家中，母亲为我刮背。上床落枕后，我的头炸痛，眼睛都烧烫了，迷迷糊糊，却又睡不着觉，半夜过后，听见窗外走廊上有来回蹀躞的脚步声。起初我以为是民兵来监视我的动静，接着又听见两响故意扬声的咳嗽，才知道是六弟。此后我便昏昏沉沉入睡，什么都不知道了。 一睡睡到凌晨4点，又被吵醒。枕上细听，是六弟在他的房内呻唤。一声声的哎哟哎哟，好像是肚子痛。过一会，呻唤声愈来愈频密，愈来愈响亮。接着听见堂妹余勋锦在和堂妹夫向大哥说话。又听见向大哥开灯起床，去看六弟的病况，好像在询问他吃了什么。六弟没有答话，只有一声比一声凄厉的喊叫，仿佛谁在撕裂他的肠子。又过一会，喊叫变成哭叫。两声哎哟之间突然迸出两句悲惨的呼号：“我不是反革命呀！”“我还有女儿呀！”接着听见堂妹余勋锦出门到医院去了。 六弟痛得在床上乱滚。砰的一声，滚落在地板上。接着听见他惊惧的叫嚷：“向大哥！快！快！快塞住我的肛门！快塞住！快塞住！不要走气！走气我就完了！快！向大哥！快！”后来他的“快”声渐低，终于听不见了。 凌晨5点过，医院来人抬着无声的六弟走了。 天亮后又抬回来，放在走廊上，用棉被遮着。 黄昏时候，一具用寸板赶制的棺匣抬来。砖瓦窑的两位工人用一床破棉絮将六弟的遗体裹了，放人棺匣。棺匣稍短，腿伸不直，膝弯向上拱起。来收殓的工人用双手狠压膝弯，强迫塞入。然后盖严，钉死。砰砰的钉锤声为六弟的悲惨结局敲出一串惊叹号。 六弟是喝碘酒自杀身死的。“五一六”刚过去半个月，文革在本镇已经制造出第一个冤鬼了，真快！ 9．吹火向下烧 1966年中国失火了。 摩天的金字塔被点燃了。 火趁风威，来势甚猛。风是从塔巅向下吹来的。放火者要烧的也许只是塔腰，而不是一整座金字塔。坐在塔腰阶梯上的那些同志，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也，其中有极少数大智大勇者，拍案而起，顶风而出，为民灭火，“死不悔改”。其余的大多数，有捐躯死谏的，有明哲保身的，更多的是委屈求全。还有一些，叫人怎么说呢，虽无救火之良策，却有移火之妙法，他们纷纷披上了防火衣，然后顺着风势，吹火向下，去烧塔底。多年屈居塔底的人，可怜，都是弱者，要跑跑不开，要躲躲不脱，只好蜷在那里，眼睁睁地被火烧焦，做了运动初期的替死鬼。我的六弟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在宽阔的塔底四周，被烧者多得是。 六弟死后，过了两天，6月2日晚上，在一处旧名朱衣楼的地方，镇政府又召开“打击阶级敌人现行破坏活动”的批斗会。我和别的“五类分子”一样，也被带到那里去“陪斗”。挨斗者陈国志，一个脸色惨白的跛子，扶着一根竹杖，表情似有不服。解放前此人是国民党的一个低级军官，1959年以后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接受监督管制。他的罪名是抗拒改造，妄想复辟。罪证是，据揭发，他向别人说过：“等两天国民党打回来了，我就要把这根拐杖丢了。”此外还有态度傲慢之类，记不清了。不久以后，此人被判有期徒刑，大约是十年或十五年。我这才明白六弟为什么要去自杀了。他若活着，便该捆绑上台，捉将官里去。与其丢人现眼，不如死了的好。他是为保全脸面而丢掉性命的。 炎夏六月，二十三天之内，本镇召开批斗会六次，判处罪犯七名，举行声讨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群众示威大游行一次。这些事情我都写在日记上了，只怕还有遗漏。回想两个月前，我初回老家时，大街是那样的安静无哗，小巷是那样的幽深有味，人群是那样的和睦多礼，哪怕这些仅仅是表面的气氛，也使我惊喜，也使我庆幸，心想此生就终老故乡吧，让人们都把我忘记吧，我已别无所求。殊不知“树欲静而风不止”，才短短两月，世面就变了。左风从塔巅，更多的从塔腰，如山瀑一般地霍霍吹下，吹得塔底四周之火愈烧愈旺，烧破了我的故乡安乐梦。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又添了风威。7月7日《四川日报》发表了批判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的文章。7月10日何洁从成都来看我，带来了大动荡已开始的凶讯，使我心惊。她怨我当初不陪她去游一游青羊宫和杜甫草堂。她说这两处名胜古迹今后可能被横扫，将来再去那里，恐怕只好伤心凭吊废墟了。她感叹说：“别时容易见时难啊！”我暗暗吃一惊，不知她指的是青羊宫和杜甫草堂呢，还是指的是我和她。7月13日《四川日报》发表了省文联三十一人联名揭发他们的老首长、当代文豪沙汀的文章，使我惊叹世衰道微，人心不古。幸好与我无关，我暗自喘口气。这类事情，我最怕血溅在身上，离得愈远愈好。又哪知是祸躲不脱，四天以后那家报纸又抛出了一篇文章，占了整整一版，怵目惊心：《揭开马识途、李亚群、沙汀一伙黑帮的黑幕》。我双手在颤抖，捧着报纸恭读下去，终于在文章内碰着了这一句：“他们甚至把开除公职的极右分子流沙河也拉到编辑部改稿。”我眼前发黑晕，坦白说，很害怕。1957年批判我的文章上百，我不害怕。那时候我年轻，欣逢太平盛世，党纪国法尚未乱套，对国家，对自己，我都怀着信心，相信将来总会好的。现在情况大不同了，饱经风霜，悲逢乱世，暴政虐法方兴未艾，说声要命就要命的，我还能不怕吗？现在只须用小指头轻轻触我一下，我也会痛得双脚跳，何况是在党报上面点我的名，一掌打我入“黑帮的黑幕”！这篇文章作者署名很怪，好像是左什么——左风？左锋？记不清了。本想去图书馆查一查旧报纸，又怕别人说我什么向后看啦，且罢！7月24日《四川日报》又射出了一篇文章，给已经被打倒的沙汀补一火，又扯到1959年我在省文联《草地》编辑部帮助改稿一事，使我更加害怕。是忧患者敏于预感吗？不是。读者须知，一个被乡邻认为是“皇犯”的人两次被党报点了名，在那个闭塞的小镇上，这是何等令人惊骇的事！ 立竿见影，横祸来了。一天晚上，坐在庭院阶前纳凉，我正在指点着星空，教堂妹勋锦认识天琴星座。木器家具社的一个木匠到我家来，说岳社长叫我快去。我心中忐忑着，跟着那个木匠去了。到了社里，原来本社革命职工正在开会，灯火通明。那个木匠叫我站在会场外黑暗处等着，他先进去。我听见岳社长在训话，语调严肃，好像在说什么“严防阶级敌人捣乱”。等了一会，训话结束，我听见他大声吩咐：“把余勋坦带进来！” 走入会场，站在中间，向墙上的伟大领袖一鞠躬后，我看见周围的木料堆上坐满了人，除了本社的，还有外单位的，一个个板着脸，全不似往日的和气相，便知道很不妙。这是批斗会的格局呢。 岳社长把一张前几天我奉命写的《改造规约》递还给我，叫我念给大家听听（后来我才知道岳社长不识字）。念完，我退还岳社长。岳社长清清喉咙，说：“这个人来头大，又有文化。大家要揭发他的放毒，叫他规规矩矩，不许捣乱！” 会上揭发出来的事实全是我想不到的。第一，《改造规约》上“毛主席”三个字前面没有冠以“伟大领袖”四个字。揭发者质问找：“你是不是认为毛主席不伟大？”第二，我咒骂马列主义是野兽。根据是《改造规约》上有我写的这一句话：“我从前只学了马列主义的皮毛。”有皮有毛，不是野兽又是什么！第三，我瞧不起劳动人民。根据是《改造规约》上把木工写成木匠——旧社会才叫木匠，新社会叫木工。第四，我妄想翻案。根据是《改造规约》上我的姓名前面没有戴上“右派分子”四个字的帽子。揭发者质问我：“你是不是认为自己不是右派？”如此等等，叫我瞠目结舌，不知怎样回答是好。看见我现窘相，一上阵就打败，发言者更踊跃，会场气氛遂由紧张转为热闹，抽烟的抽烟，摇扇的摇扇，说笑的说笑，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也渐渐消散了。后来我才明白，身处这类场合，宜打败仗，切忌辩驳。 绰号白脸鸡，专管我改造的那个木匠说话了： “你交代，为什么还在看苏修的书！” 我摇头，说没有。 “不老实！你兄弟揭发的！” 我想起了，大弟前几天看见我读一本《高尔基论文集》。我解释说，高尔基是革命作家，不是修正主义。 这才难不倒白脸鸡呢。他不慌不忙，用细嗓子追问道：“你说他是革命的，那苏联为什么又出了修正主义呢？” 我又瞠目结舌，打了败仗，站在会场中间，两手直搓裤缝。于是四面吼起了喝斥声：“老实交代！”“态度放端正点！”“低头！”“你不要麻我们劳动人民不懂！” 最精采的一段发言出自外单位的一个技工，姓巫，读过书的，口齿伶俐，也难怪他后来当了造反派小头头。他站起来，挥着手臂，斩钉截铁他说：“知识分子的坏，就像辣椒的黑幕”！这篇文章作者署名很怪，好像是左什么——左风？左锋？记不清了。本想去图书馆查一查旧报纸，又怕别人说我什么向后看啦，且罢！7月24日《四川日报》又射出了一篇文章，给已经被打倒的沙汀补一火，又扯到1959年我在省文联《草地》编辑部帮助改稿一事，使我更加害怕。 是忧患者敏于预感吗？不是。读者须知，一个被乡邻认为是“皇犯”的人两次被党报点了名，在那个闭塞的小镇上，这是何等令人惊骇的事！ 立竿见影，横祸来了。一天晚上，坐在庭院阶前纳凉，我正在指点着星空，教堂妹勋锦认识天琴星座。木器家具社的一个木匠到我家来，说岳社长叫我快去。我心中忐忑着，跟着那个木匠去了。到了社里，原来本社革命职工正在开会，灯火通明。那个木匠叫我站在会场外黑暗处等着，他先进去。我听见岳社长在训话，语调严肃，好像在说什么“严防阶级敌人捣乱”。等了一会，训话结束，我听见他大声吩咐：“把余勋坦带进来！” 走入会场，站在中间，向墙上的伟大领袖一鞠躬后，我看见周围的木料堆上坐满了人，除了本社的，还有外单位的，一个个板着脸，全不似往日的和气相，便知道很不妙。这是批斗会的格局呢。 岳社长把一张前几天我奉命写的《改造规约》递还给我，叫我念给大家听听（后来我才知道岳社长不识字）。念完，我退还岳社长。岳社长清清喉咙，说：“这个人来头大，又有文化。大家要揭发他的放毒，叫他规规矩矩，不许捣乱！” 会上揭发出来的事实全是我想不到的。第一，《改造规约》上“毛主席”三个字前面没有冠以“伟大领袖”四个字。揭发者质问找：“你是不是认为毛主席不伟大？”第二，我咒骂马列主义是野兽。根据是《改造规约》上有我写的这一句话：“我从前只学了马列主义的皮毛。”有皮有毛，不是野兽又是什么！第三，我瞧不起劳动人民。根据是《改造规约》上把木工写成木匠——旧社会才叫木匠，新社会叫木工。第四，我妄想翻案。根据是《改造规约》上我的姓名前面没有戴上“右派分子”四个字的帽子。揭发者质问我：“你是不是认为自己不是右派？”如此等等，叫我瞠目结舌，不知怎样回答是好。看见我现窘相，一上阵就打败，发言者更踊跃，会场气氛遂由紧张转为热闹，抽烟的抽烟，摇扇的摇扇，说笑的说笑，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也渐渐消散了。后来我才明白，身处这类场合，宜打败仗，切忌辩驳。 绰号白脸鸡，专管我改造的那个木匠说话了： “你交代，为什么还在看苏修的书！” 我摇头，说没有。 “不老实！你兄弟揭发的！” 我想起了，大弟前几天看见我读一本《高尔基论文集》。我解释说，高尔基是革命作家，不是修正主义。 这才难不倒白脸鸡呢。他不慌不忙，用细嗓子追问道：“你说他是革命的，那苏联为什么又出了修正主义呢？” 我又瞠目结舌，打了败仗，站在会场中间，两手直搓裤缝。于是四面吼起了喝斥声：“老实交代！”“态度放端正点！”“低头！”“你不要麻我们劳动人民不懂！” 最精采的一段发言出自外单位的一个技工，姓巫，读过书的，口齿伶俐，也难怪他后来当了造反派小头头。他站起来，挥着手臂，斩钉截铁他说：“知识分子的坏，就像辣椒的辣！辣椒，随便你怎样弄，它都辣。生斩，斩碎，做豆瓣酱，它辣；晒干，切成截截，用油煎了，它还是辣；丢进泡菜坛子，泡它个一两年，它还是辣；用碓窝舂它成细面面，它狗日的还是辣。吃在嘴里，它满口辣；吞，它辣喉咙；吞到胃里，肚子火烧火辣。屙出它来，它狗日的还要辣你的屁眼儿！” 好一篇《辣椒颂》，可惜我不敢当。我惭愧。年轻时我还敢辣它个三分钟。这九年改造来改造去，锐气消磨，苟且偷生，早已改造成四川特产的灯笼海椒，只大不辣了。难得这一段坦率的发言，使我猛然省悟到“左家庄”是怎样地仇恨知识分子。 这一场小小的批斗会临结束时，岳社长命令我，《改造规约》必须重写，写好后张贴在会场的墙壁上，以利革命职工对我加强监督。此外，从现在起，今后必须每个星期书面汇报一次，交岳社长。他说，书面汇报必须逐日写明去了何处、干了何事、晤了何人、谈了何话，还必须检举他人，争取立功赎罪。此外，必须尽快搬入社内住宿，不得留宿家中，以利经常监督（怕我逃亡）。还有，他说，无论到何处去，只要走出本镇范围，必须事先请假，事后销假，不得有误。最后，他说：“你回去吧。” 我低着头走出会场。后面忽然七嘴八舌叫嚷起来，喊我回会场去。于是我又低着头走回会场，站在原处，莫名其妙地望着岳社长。 “你就这样走了？”白脸鸡冷笑着问道。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傻兮兮地搔着头发。 “想一想，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岳社长说。 会场上闪烁着窃笑声，好像是善意的。我瞥见近处的老李桶匠，一个瘦弱佝背的老汉，笑嘻嘻地用翘嘴指墙上，向我暗示。我总算明白了，赶快转身，面向着墙上的伟大领袖，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老李桶匠的大儿子小李桶匠怕我鞠个不停，便说：“够了够了，又不是敬菩萨三叩首，一鞠躬就行了。”老李桶匠后来对我一直很好。他没有读过书，但他懂得尊重知识，从不认为我是坏人。此后不久，有一次我走到他面前，看他箍桶。他抬头小声地劝慰我：“常言说得好，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他谈话爱引用《增广贤文》，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啦，什么“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啦，什么“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啦，等等。运动中期，老李桶匠同本社的职工一道下乡支农，帮助割麦，过分热心，累成瘫痪，卧床年余，病故。小李桶匠对我也还不错，只是欠缺他父亲的忠厚，爱出风头。两三个月以后，有一天我正在拉大锯，他从成都回来，感染了流行的造反症，无心继续做桶。他把手中的工具狠狠地一摔，自言自语骂道：“做你妈的妣！老子他们也去造反！”他去组织了一个小老虎战团，自任团长，红极一时。这些都是后话，暂且不表。 首次批斗会后，第二天我遵命搬入社内住宿，三顿饭仍在家中吃。在社内住宿的职工，连我在内，只有四人。岳社长和我的联手罗师傅住在前院会场旁边。老木匠白大爷住在后院右角。我住在后院左角，紧靠一带土墙。门口横置古碑砌的洗衣台。大木料如山叠，遮蔽门外。来来去去，穿行在木山间，必须走之字胳。稍远处有一株老龄的核桃树，时有栖鸟鸣啭。木山间多鼠蛇，还有黄鼠狼窜来窜去。黄昏时坐门前，看不见一个人，十分僻静。室内原有地板，拆了，所以地势卑湿，入门便闻着霉味，无窗，门一关白日便是黑夜了。室内无桌椅，只有一条木匠做工用的马凳，七尺长，八寸宽，凸凹不平。写日记啦给何洁写信啦都伏在这一条难忘的马凳上。电灯是没有的，用墨水瓶做一盏煤油灯照夜。夏夜多雨，雨水向低处流，流入室内，逼得蟑螂和蜈蚣爬上我的床。独坐室中，无人对语，便默诵文天祥《正气歌》的小序：“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宽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汗下而幽暗……”不免浩叹一声，心想这就是被党报两次点名带来的甜头。 我道事态发展到此为止，哪知道还有连锁反应在后头。几天后跨入了八月上旬，攻我的大字报上街了。两张出现在东街，见鬼，要我老实交代和周扬，沙汀“一伙黑帮”的关系。一张贴在北街木器家具社的铺板上，安心向街上往来的行人介绍：流沙河在此！这张大字报是以“本社全体革命职工”的名义写的，如下： 警告大右派分子流沙河你必须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赶快交出你从成都带回家的大批封资修黑书否则将对你采取革命行动特此勒令 前两张大字报都是胡扯，我不害怕。这一张却厉害，绝非捕风捉影。我带回家的六百多册书，用左尺量，可以说全是“封资修”，悉在横扫之列。莫奈何，连夜清理出一百二十多册，从甲骨文到基督教《圣经》，从孔子到普列汉诺夫，分三次由母亲用背篓送到镇政府去了。母亲送书如送鬼，绝无怨言。把这些作祟害人的鬼书送出去了，家宅就吉祥了，她以为。 10．快快结婚 被党报点名后，相继收到何洁三封来信，感到宽慰。心灯接通电源，大放光明，便连夜伏在马凳上写诗。十三年后排成铅字，是为《情诗六首》，赠何洁的。三封信的最后一封，她说，看见我被点名，她很忧虑，将在8月2日前来看我，叫我到青白江去接她。上次她来看我，闹了地理笑话。她以为城厢镇就是金堂县城，便买了去金堂的车票，直抵县治所在的赵镇。到了赵镇，东问西问，她才知道城厢镇不在那里。有一位被她问路的好心人指引她去赵镇木船社找我的二妹余勋萍。二妹接待了她，请她乘车去城厢镇。这样往返之后，她才找到我家来的。这次她聪明了，只买成都市郊区的公共汽车票，到青白江下车。我去那里接她，走七公里的路程，不远。 8月1日收工下班，放下大锯以后，我向岳社长请假，说我明天要去青白江接一位女朋友。岳社长迟疑了好一阵，似乎在研究“女朋友”一词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对象”。他想问我，又怕失格，便嗯了一个朦胧，算是准许。然后我和联手罗师傅商量从明天起休假二日。罗师傅没二话，因为他刚领了工钱，要送回乡下家中去。他是个恋家者，说走就走，晚饭也不煮了，背着一筐柴，拄着一根棍，笑嘻嘻地向我道别，忙慌慌地回家去了。望着他的背影出门，我忽然感到秋天的凄凉，悄悄念出一句：“Home， Sweet home！”（“家啊，甜蜜的家！”） 这天晚上我睡不着，老是担心她有事来不成。太兴奋了，便会萌櫱种种不祥的预感，如车祸之类的，愈想愈怕。上次她来看我，距今不过二十一天罢了，可是我觉得已经很久了，久得像几十年。我甚至怀疑她是否还在，是否还住在成都鼓楼北三街56号附2号的小楼上。她不会像一朵白云吗，风一吹就散了？她是真有其人，还是一个幻影呢？我是清醒白醒，还是在做梦呢？信不过，点燃灯，从枕底摸出信来从头再看。笑一回又叹息一回，如痴如醉。廉价的“飞雁”，一支接一支，飞烟结成雁阵，绕着瓶灯盘旋，又各自飞散去。临近半夜，吹熄瓶灯，说服自己好好睡去。一觉睡得真好，醒来瞥见门缝透入白光，知道天已大亮。赶快起床，穿好。咿呀一声拉开板门，抬头一望，原来是西天的下弦月。看表，怎么，才3点过！独自暗笑，掩门上床。这一折腾，再也睡不着了。听见邻家的鸡啼，一遍，二遍。看见门缝透人的月光如银锭，从地上缓缓移到壁上，又渐渐消失。天不但不壳，倒黑下来了。临近6点，起床，扫净社内的走廊、甬道、会场、厕所，一如平日，然后回家。母亲知道我要去接何洁，早已备好早饭。母亲上次见过何洁，很喜欢她。 早饭后，忙登程。母亲送我出门，说天有雨，叫我带伞。我赶路心太切，摆手不要。中途果然飘落秋霖，衣裳尽湿。到一家茶馆内去烤干，待雨稍小，又急步赶路去。到了青白江车站，时间尚早，便去大街邮局找个角落坐下，专心读契诃夫《带阁楼的房子》——何洁最迷这篇小说。十年前我也迷过它，记得它的结尾一句：“米修司，你在哪儿啊？”多优美的感伤，念着想哭。如今重读，兴味不减当年，而感伤倍增矣。 读完后才想起看看表。糟！10点过5分了，米修司很可能已经下车，在车站等我了！ 跑到车站一看，下车的乘客都已经散去。正在徘徊，东张西望，忽听一声熟悉的“嗨”。回头望去，那边矮屋檐下，一个披雨衣的小姑娘在招手。我试着走向她，见她脱下雨衣，对着我笑。原来是何洁啊！起先她披着太长的雨衣，雨帽又覆着额，人显得小了，所以认不出，我们握着手，如旧友重逢，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还在飘微雨，便引她去邮局躲雨。她原在信上说，今天我们要去游新都宝光寺。雨还在下，当然去不成了。我们坐在邮局的角落里，互道相思之苦，视而不见眼前人来人往的拥挤，听而不闻室内混响的烦嚣声。我们竟有那么多话要说，都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与其说是要告诉对方一些事情，不如说是我们醉心于向对方展示自己的趣味和性情，观念和梦想，而展示本身就是一种快乐。我们都是诚实而有弱点的人。我们没有想过，这一句话说出去了，会给对方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好的或坏的，有利的或不利的。我们都不掩饰自己的短处，包括可笑之处。“给你看一样东西。”她探手入提包，含着神秘的微笑说。 接过手来，我怔住了。这是一个浅蓝色玻璃纸小包，不用拆就能看见里面包了三枚烟蒂，飞雁牌的。“忘了？”她笑问着，一把抓去，放回她的提包。 我想起了。三个月前，邱原引我去她家中，临窗同她谈话，我抽了三支烟。我穷，抽廉价烟。居然被她收藏，我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藏在枕头底下，给妈妈发现了，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是我抽的。她用奇怪的眼光看我，给我丢了。我又悄悄下楼去捡回来。”她笑着说，调皮如小女孩。然后又摸出一个纸包递给我，说：“送你的。” 她同我一样穷，买不起堪称为礼品的东西，送我的是一块洗澡海绵。这块海绵至少用了三年，儿子鲲鲲婴时，常捏着啃。 雨停。邮局门外檐滴收了。我们走回城厢镇去，一路笑谈。公路旁多泥泞，脏了她的塑料凉鞋。每遇小溪，她便停步洗脚。她双臂攀着我，轮换伸双脚入水去，划来划去，觉得好玩。我笑她。她问我笑什么。我说：“难怪你叫何洁——多么干净！”她快乐了，便唱苏联歌曲。我也跟着她唱，好在路上车辆多而行人少，没人听见。同唱苏联歌曲的习惯，结婚后我们仍保持了好几年。七十年代前期某夜，我偷听莫斯科的华语广播，听见那边的某个评论员大骂1957年中国的所谓右派分子如何反党，我们才不再唱那边的歌曲，也不再有兴趣听那边的左调了。 这是何洁第二次来看我。她这次在我家中住了两天，脚不出户。门外的世界是反对我们恶毒，我们很清楚。不时有人假装过路，或假装检查清洁，前来窥觇。母亲上街买菜，有人向她探问：“听说你家来了一位电影女演员？”其实早在何洁第一次去县上找我时，由于她向别人问路，不小心说出了“找流沙河”的话，就已经有人在注意她，并怀疑她是女特务了。本来嘛，电影里的女特务不是都很漂亮吗。 我们的谈话内容不外乎三方面，虽然海阔天空，似无边际，虽然一会笑，一会哭。 一是共忆五十年代前期的光明，由此而引起我们感情的共鸣。 二是同评1957年的“阳谋”，由此而导致我们思想的一致。 三是互诉九年来彼此的坎坷，由此而促成我们命运的相依。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此话不错！ 两个晚上，我们并肩坐在庭院的石阶上，携手谈到半夜。不闻人声，但闻竹响萧萧，虫鸣唧唧；不见灯光，但见明星灿灿，银河耿耿。这世界静极了，仿佛能用灵耳听见地球的自转声，那么和谐美妙。她唱了《莫斯科近郊的晚上》之后，我背诵苏轼的《洞仙歌》给她听：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秋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人间虽好，可是，她一想起成都街头的大字报，我一想起几天前的第一次挨批斗，我们就感到“来日茫茫愁如海”了。还有更凶的，我们不知道——此时此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在举行。大火烧来，今夜的“冰肌玉骨”便是来日的焦头烂额。我们不知道，却预感到了。不要让左风把我们吹散，我们商量定了，准备结婚。说到结婚，我们频频相吻，泪流满面。 8月4日凌晨4点半，点灯起床，叫醒同母亲共枕的何洁。梳洗既毕，天还没亮，我牵着她那冰凉的小手，送她出门上路。走了三公里，天渐渐亮了。回头看见朝霞如大火，点燃半壁天，距离我们似乎很近。走到青白江车站，赶上了头班车。忧伤使人糊涂，我竟忘记问她下一次何时来。目送她远去了，怅怅而归。回到木器家具社，罗师傅已挫好锯齿，站在马杆外面等我了。 几天以后，“文革十六条”公布。大火燎原，已成不可扑灭之势。又过几天，何洁来信，说北京的红卫“天兵”奉命来成都煽风点火，在街头同市民唇枪舌战。又说邱原听到风声：全市右派将被集中，押往边远地区。邱原说，一旦风声紧了，他将逃往外地，劝我也作准备。何洁信上还说，再过几天，她一定来看我。 我得作好准备，当然不是准备逃往外地。我请母亲去南街买篾笆，将一间屋隔成两个小房间，母亲住宿内间，我以后从社内搬回来住宿外间。母亲明白我的用意，她很快乐。此外，还得准备一些什么，我再也想不出。 此后，每日黄昏下班回家吃饭，我在路上总要设想何洁已经来了。回到家中，总要先看屋内。母亲总是轻声带着歉意，说一句“她还没有来”。于是饭桌上又添一样菜，凉拌沉默，味苦。吃完饭也不想坐一坐，我就回社去了。晚上总是凭着马凳发呆，看瓶灯的火焰摇摇曳曳，听老鼠在墙角追逐打架，一页书也读不进去。 8月22日中午回家吃饭，我看见母亲笑得很异样，赶快瞥一眼屋内，还是没有来。我进屋去再看，忽然背后伸来一双小手攀住我的两肩，还哇的吼一声吓我。啊，是何洁从门背后跳出来，笑盈盈的！母亲在门外探首看我们亲热，她笑了，随即去厨房备午饭去了。 “昨天从乐山沙湾我姐姐那里赶回成都，天都黑了，才看见你的信。哟，你瘦了！”她说。 我看看壁上的日历，想了片刻。我说：“我上街去有事，很快就回来。”她问我上街去有什么事。我笑笑而不答，挥挥手就走了。 我想此事有必要向岳社长说一声，所以才去社内找他。他听了，很惊诧，嗯了好一阵，便叫我去找派出所。我到了派出所，说给黄干事听。黄干事说：“可以。”我真想不到此事居然这般容易。踏着轻快步，飘飘然回家，站在门外招手，请母亲出来。我低声向她耳语：“妈，我同何洁今天结婚。你看还得准备些什么？”母亲说：“枕头。”她用欢喜得颤抖的手指解下围腰，忙着去百货商店买枕头去了。 然后我迸屋来，望着何洁笑。她一边梳头一边问：“你在搞什么鬼啊？”我拉着她的手，说：“我要对你突然袭击了。” 她用食指顶着下唇，眼痴痴盯着我，等着听我到底要说些什么趣话。 “我们结婚，今天。”我很认真他说。 “哎呀呀，你真是！我毫无准备！”她说。 “今天是七月七。七夕到了。”我说。 她哦了一声，若有所悟。接着又似怨非怨地笑着说：“这一来你就使我被动了。” 我的日记本上有她在1966年8月22日写的一段话：“我心爱的坦仅仅凭了自己的灵感就决定了我的命运，但我仍能原谅他。这一切的一切意味着我们相爱得如此真挚。”这是那天夜晚我请她写的。我说：“我们写给未来看吧。” 是夜月黑风高，不见牛郎织女双星。人间要乞巧，天公偏不给，给了一个不巧，不巧母亲夜晚病了。我去东街医院请向医生。他说她是食物中毒，给巴比妥吞服。我与何洁服侍母亲——今夜唯一的证婚人。临近半夜，母亲病况好转，脸上有了笑容。她说：“我想我是藤藤菜吃多了，菜叶有猪儿虫。”顺便说说，我们的结婚晚宴只有两样莱：一是红烧肉，二是炒藤藤菜。 这一夜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有那么多话要说，怎睡得着。我们听见屋后邻家的鸡啼，看见纸窗变白。听鸡啼，我哭了，因为想到新的一天又来了，那茫茫难料的未来更逼近了。 11．新婚别 不明白为什么结婚后我变得感伤了，爱哭。记得那时候夫妻俩枕上议论民情冷漠，我引一句古语：“足寒伤心，民寒伤国。”嘴上轻轻念着，眼中就湿润了，真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人民寒不寒，国家伤不伤，干我鸟事！还有，谈到当时被党报点名批判的周杨，我也咽喉梗塞，仰天唏嘘。其实我和这位前辈绝无往来，不过是十年前听过他讲课而已。我有什么必要惦念他的安危！我看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可厌甚至可杀，当了九年的“阶级敌人”还是不死心，还要做出那一副“唯我独醒”的酸相，还要念念不忘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夫妻俩就这样疯疯傻傻，一会说，一会唱，一会笑，一会哭，酸甜混糅，如广东味。说啦唱啦笑啦，新婚嘛，好理解。唯独这哭，实在弄不明白为了什么。结婚后第四天中午，我拉锯回家太迟，何洁和母亲都已经吃过饭了。我饿得心慌，独霸方桌，顾不上说话，埋头猛吃，吃得虎虎有声，嚼得啧啧有味，虽然只有两样小莱加一碟泡豇豆。我吃得正来劲，听见背后何洁喉咙哽咽，断断续续用鼻抽气，就像小孩伤心一般。我回头一瞥，见她斜凭在床档头拭泪水。 “出了什么事？”我问，感到紧张。 她摇摇头。 “腰还在疼吗？”我又问。 她又摇头。’ “那你哭什么？”我再问。 她不回答，掉开脸去，用手帕遮住眼睛和鼻子，咪呜一声就哭起来。哭够了又扑哧一笑，小声说：“你吃饭的样子好饿痨哟，看了伤心。”我赶快端着碗跑去亲她。我向她解释，当解匠以前，我吃饭不是这样的。她说：“这我知道。我是想起你的命好苦哟。”于是又哭。 就在这天晚上，铁帚入门，夫妻俩的感伤情绪一扫而光，不再哭了。 事情是这样的突然，城厢镇派出所张所长夜访我家，在窗外叫我的本姓本名。当时母亲刚刚上床，我和何洁正在煤油灯前笑语。听见有人叫我，好生诧异。出门一看，是张所长，手中握着一支电简，站在窗外，状甚严肃。张所长说：“你叫何洁出来。” 何洁闻声，不须我叫，立即出来。张所长例行公事问一句：“你就是何洁吗？”然后向何洁作了自我介绍，要她现在到派出所去一趟。何洁闻变不惊，回到室内添了一件外衣，强笑着安慰我两句，随即出门，跟着张所长走了。庭院墨黑，听见她的履声渐远，我站在石阶上，茫然不知所措。要知道，我从来未遇过这类事，加之以又胆小，当时惶悚，可想而知。 黑暗中我闷坐在阶前，等了很久，不见人归，忧心如焚。看了表又抽烟，抽了烟又看表，真要命。“不会又是一篇《新婚别》吧？”这样一想，便不再感伤了，只有愤慨。我想应该去南街派出所看一看，便向外面走去。走出余家大院，看见一个民兵背着步枪，站在路灯下面，惊诧诧地看着我，走出槐树街口，又看见一个民兵背着步枪，站在街口旁边，好像知道我会上街，先在那里等我似的。我明白了，他们审问何洁的同时怕我畏罪潜逃，所以布置岗哨。我怕他们怀疑我有异动，只好乖乖地折回到墨黑的庭院去，绕阶徘徊。这一年秋风来得早，吹得我背脊寒颤，已有深秋意味了。若按阴历，七月半尚未到，才是初秋时节呢。想是雨水太多，使初秋早行了深秋令。身感宋玉说的“薄寒之中人”，我入室添衣裳。这时母亲已经醒来，我告诉她，说何洁已被张所长带走。母亲懵懵然不相信有这事，下床到外间来看了，果然空床无人，才相信了。她说：“张所长好，不会怎样。事情问清楚了，就会放回来的。”我没有告诉她，大院门外和断墙缺口处以及槐树街口外部有民兵监视我的行动。她若知道这个，肯定吓傻。我说：“妈，你快去睡吧。”她进内间上床去了。隔着一层篾笆，我听见她在喃喃地祷告。她信仰“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数十年如一日，虔诚不改。在艰难困苦中，纵然儿女不在身边，她也不会感到孤独。她的信仰是坚定的，但又是隐蔽的，从来不敢公开标榜自己是观世音的信徒。唯其隐蔽，所以愈加坚定，儿女拿她莫可奈何。我自从成人后，一贯信仰马克思先生首创的我所能理解的那个共产主义，但我无力也不忍心去打破她的迷信。每逢她祷告时，我总是假装未听见。 为了验证庭院的断墙外是否也有民兵放哨，添了衣裳后，我便去侦察。我吸燃一支香烟，向断墙缺口走去，一边慢步着一边猛吸着，让这一星烟火在黑暗中亮成信号，好给那很可能隐藏在缺口外菜园中的民兵一个通知，免致互相惊扰，发生误会，乃至啵砰一声结束我的贱命。走出缺口，假装呛咳，沿小径斜穿入邻家的很大的一片菜园，站在一丛瓜架旁边，随地小便，排泄满腹恐惧。四面竹树剪影，萧萧瑟瑟，阴气逼人。三个月前喝碘酒自杀身死了的六弟就是在这里同我路遇的。站了片刻，确信这里没有民兵。我想：“只有傻瓜才会相信我有可能潜逃。”便不再侦察了，急步回去。走近断墙缺口，竹林下忽窜出一个黑影，挡住我的归路。 “还没睡？”黑影问。 我只唔了一声，算是回答。 “吸个火。”那人说。 他叼着一支香烟，凑上脸来同我面对面吸燃火。他看清楚了我的脸貌，我看清楚了他的步枪。走回我家庭院，心跳怦怦，我想：“还是我傻！” 我在窗外阶前坐下，借烟火的微星看手表，已经11点过。我担心他们会把何洁扣留在派出所。现在是乱世，什么都可能。我决定去那里看一看，便又走出余家大院。原先站在大门外路灯下的那个民兵，难受风凄露冷，这时已经坐在大门口的石墩上打瞌睡了。我向槐树街口大步踏去，黑暗中看见前面有电筒光，听见走来的脚步声。我屏息停步，看清楚了渐近的两个人影——一个是何洁，另一个握电简，显然是奉张所长之命护送何洁回家的。 等这两个人影更近了，我咳两声响嗽，让何洁知道是我在这里。于是何洁向护送者致谢，说不必再送了。待到那人晃着电筒走远以后，她才轻声寻唤我的小名，摸摸索索伸出手来，让我牵她如牵盲人一般地走向余家大院。她的小手冰凉，说明她很紧张。她不笑，也不语，说明事态严重。我想问，又不敢。 两人跌跌撞撞走入大院，但见家家户户都是黑灯瞎火，悄然无声，唯余我家孤灯一盏照纸窗微亮而已。这一朵荧荧暗火，在我们眼中，在我们心中，毕竟是光明而又温暖的，胜过那些高举的火炬。何洁吁一口气，心情由紧张而舒缓，这才压低嗓子，贴着耳朵告诉我：“他们要赶我走！” 走进屋内，母亲还在等着我们。我催她快睡了。她看见何洁平安回来，也就放心睡了。于是我们洗脸洗脚。倒水声，碰盆声，响得叫人听了心惊肉跳。吹熄煤油灯，准备上床去，我又溜到外面庭院中去察看是否有人来听壁脚。所谓阶级敌人鬼鬼祟祟，大概就像我这个样子。屋前屋后都察看了，我才溜进屋来，摸上床，吸燃烟，听何洁在枕上陈述详情。 派出所内三个钟头夜审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主审者：中共金堂县委组织部陈松林部长。陪审者十余人。除张所长一人外，何洁都不认识。审厅外面有持枪民兵走动。 第一阶段，审查何洁。陈部长当天下午从县上来，就是为了此事。听说我们结婚了，他们不理解，遂怀疑何洁是女特务。何洁作了详细的历史交代，从戴红领巾说起，说到入成都市川剧团，说到1958年被错误处分，说到去新疆入兵团歌舞团，说到回成都，说到去贵阳，说到她的妈妈郑雪华在省工商联工作，说到她的舅爷李宗林在省委统战部当部长还当成都市市长，一直说到她目前在成都市鼓楼街幼儿园工作。说得不惊不诧，叫你不得不信。看来看去，实在不像特务，恐怕是个好人。 第二阶段，启发何洁。她固然是好人，可是，太幼稚，受人欺骗成婚。张所长说：“你肯定不知道流沙河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还有呢，这个好人觉悟太低，同坏人划不清阶级界限，现在就吃亏上当了。何洁只好照实陈说：“早在1957年我就知道详情了。”又说：“我当然是爱他才嫁给他的嘛。我可以帮助他改造思想嘛。” 第三阶段，驱逐何洁。听她那样说来，又不像好人了，恐怕不宜留在本镇。陈部长好言相劝：“你明天就回成都去吧。以后不要来了。”张所长婉言提醒：“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呀！你一会成都一会城厢跑来跑去，叫我们怎样监管流沙河！”何洁申辩说：“我们已经结婚，应该住在一起。”张所长说：“结婚证都没扯，不算！” 夜审过程气氛严肃，没有詈骂，没有嘲讽，且不乏善意焉。都是按照当时政策办事的，不幸也按照运动的荒谬需要办事。我写这段文字，没有半点要伤害主审者和陪审者的意思。陈部长啦张所长啦，就我所知都是好官，半年后他们也挨了别人的整，相继靠边站矣。运动无情，国步多艰，现在才开始呢！ 夫妻俩在枕上商量对策。何洁想回成都迁户口到金堂县城厢镇来，同我共分患难。市上迁县上，水往低处流，不难。我说还是不要迁来的好。我深知她性情刚烈，受不了压迫，受不了羞辱，不像我，我已经被压扁了，我已经被羞木了。我这九年来的改造成绩大得很呢，一是获得了最可宝贵的奴隶性，二是学会了最可赞美的无耻性。这两种品性她根本没有，怎能迁到这里来呀。何况在成都教幼儿园，总算有个工作。迁到这里来，被目为大右派臭老婆，想找碗饭吃，难哪！“我把缝纫机从成都搬回来，申请加入缝纫社！”何洁争辩说。“你想得好天真！万一右派被押到远方去集中，你在这里怎么办呀？”我想起从邱原那里听来的右派可能被集中的传闻，便这样问。“我跟着你去嘛，在集中营大门外摆个地摊，补衣裳啦补袜子啦也能挣碗饭吃。”何洁说，脸上居然浮起笑容，好像看见了美丽的天堂。我心绪更乱了。我们什么对策也未商量出来，已听见鸡啼。急于想法应变，鸡声再也引不起我的感伤了。问题很现实，诗意的眼泪救不了燃眉之火。 第二天早晨，我要去拉锯。何洁病恹恹地凭倚在床档头，叫我请假陪她一天。我去社里请假，岳社长说：“你误工太多了，罗师傅有意见。”我想也是。联手罗师傅家中还有三张嘴，嗷嗷待哺。我不能再误工，那样对不起他。可是对得起他来却又对不起我的妻子——她在家中临窗望我归呀。心乱如麻，头晕如醉，拉起锯来老是跑离墨线，解出来的板面都是“浪打浪”。抓钉松了，撑钉又未敲稳，大木料 差一点沿马杆的斜坡滚下来轧断我的两腿。 中午回家，进屋不见何洁，入内间去看了，也不在母亲的床上，母亲从厨房走进屋，悄声说：“她走了。”一潮悲凉，新婚别的悲凉，从心中奔涌到眼中来，又从眼中强压回心中去。我在桌前坐下发呆。燕去了，巢空了，只留下一张字条放在桌上：“坦：我走了。为了生活，保重。妻字忙抄。”我问母亲：“她怎样走的？”母亲说：“她等你好久，不见你回来。派出所张所长又到家中来了，催她快走。她说偏不走，同张所长吵起来。张所长提醒她，说她的户口在成都，不在城厢镇。后来张所长走了，她就清理你的藏书，装满一藤箱最好的，请余勋楣（我的三妹）帮忙，两人共提到北门车站去。离开车时间还早，她又冒着大雨跑回来，从菜市上买了黄瓜和大椒给我带回来。她说雨大，叫我不要去菜市了。大雨不停，她又走了。我拿着草帽去追她，一路喊她，她不回头。我晓得，她在哭。”母亲哽咽着，说不下去了。停了一会，又补充说：“她说她九月上旬一定回来。” 多日以后，我才知道，那天上午她同张所长吵，双方曾有一段激战般的对话。这段对话是躲在屋内的母亲所没有听见的，如下： “这里是我的家。我不走！” “你们这是非法同居。不走，赶你走！” “我们要求补办结婚登记手续！” “补办了也不准你住在这里！” “我把户口迁来！” 张所长吃一惊，瞪大眼睛逼视何洁。在成都有工作，生活满好，偏要迁到小镇上来受苦，这样的年轻女子是他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他凭常识判断何洁是在提虚劲，争个嘴巴硬罢了，未必肯认真迁到这里来，便笑笑说：“那你就迁来吧。” 12．红卫兵来了 何洁是在1966年8月27日上午走的，哭着走的。两天后，红卫兵来了。这些小将由老师带着，列队上街游行，敲锣打鼓，裔呼口号，惊动本镇东南西北四条大街。看热闹的观众鹄立街边巷口，有感到快意的，有感到新鲜的，有感到茫然的。想来也还有感到恐慌的，不过我未亲眼看见，不敢妄记。人有了恐慌感，一般都掩饰着，不肯形之于色，例如鄙人便是。当时我回家去吃午饭，路过北衔，正好遇见红卫兵游行。躲吧，来不及了，面对面了。我脸上做出一副温驯无害且能“正确对待”的表情，心中却在诅咒“小法西斯”。这又是奴隶性的表现。读者不妨骂我虚伪好了。须知，“左家庄”的“十年教训”厥功甚伟，岂止教成了一批又一批的棍子和打手，而且训熟了更多的吃棍挨打者。整人的，被整的，双方均已成熟，彼此的表演都很得体了。 这是本镇最早出现的一批红卫兵。他们都是城厢中学的学生，一般属于家庭出身好的所谓红五类子女，对他们心目中的伟大领袖据说怀有深厚感情，对他们心目中的阶级敌人据说怀有刻骨仇恨。不过据说而已，他们毕竟年幼无知，尚缺乏定向性，所作所为多系受人利用。后来由于组织扩大，兼容了一些“可以教育好的”所谓黑五类子女，又由于政局的苍黄反复对他们产生了种种影响，他们原有的组织便分裂了。于是最早出现的那一批红卫兵被他们的对立面（也是红卫兵）骂成是“官办红卫兵”。这恐怕不公平。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其实都是奉“主家庄”之命旨行事的，本质相同。不同的只是有的组织主奉天命，有的组织主奉地旨而已。而“左家庄”是到处都有的，不论天上地下。记得那时候在故乡听见一首从成都传来的民谣，主题是讴歌红卫兵对立的两大派：一派是主奉天命的红卫兵“八二六”，一派是主奉地旨的“红卫兵成都部队”。谣曰： “八二六”好，“八二六”好。“八二六”教我偷手表。“红成”坏，“红成”坏。“红成”教我偷泡菜。 官办不官办，都是“教我偷”，本质一样。这首民谣真绝！ 还是回头来说这一批列队上街游行，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的红卫兵吧。这一天他们的任务是杀向社会，大破所谓“四旧”。他们先后冲入东南北三条街的几家茶馆，叫那些茶客站起来，跟着他们诵读《毛主席语录》，多半是“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啦，“你不打，它就不倒”啦之类的。可笑茶客们许多是老头，不熟经书，喉咙里打和声，天晓得诵了一些什么，诵毕，都给赶出茶馆，各自散去。于是红卫兵又高呼口号，贴大字报，勒令茶馆关门，从此不许营业。这些勇锐的小将还沿街袭击下象棋的和打扑克的。象棋子有“帝王将相”，扑克牌有K便是王（KING），有Q便是后（QUEEN），都要没收，予以焚毁。商店的老招牌，名字古雅，涉嫌四旧，都要当场砸烂。南街牛肉饭馆的招牌是“清真”，砸了，坡成“回民食堂”。至于街名巷名，有那些古雅的，后来都改成革命的，换挂新牌。西门外有一条破败肮脏的小街，原名“庆泽路”，改成“光明路”，是其一例。历史上的种种革命都很艰难，唯有这种革命十分容易，一夜之间便可大功告成。凡藏有古董、文物、字画、书籍之家，这一天都被红卫兵袭击，横遭抢掠。小将们的这些战况都是我后来听别人讲的。我当时是从北街窜入小巷回家去的，不可能目睹这些战况，特此说明。 急步回到家中，仍然感到恐慌。“上午母亲又去替我交了一背篓书籍，他们也许不会再来找麻烦了。”我这样安慰自己。吃午饭的时候，大弟从街上跑回来，幸灾乐祸地向母亲笑着，大声报告：“来了！来了！进槐树街来了，红卫兵！”他很快凳子上面再搭凳子爬上去，用斧头砍削房柱上端的装饰木雕。装饰木雕两面刻着古代的人物，属于“四旧”。那玩艺儿在他的房门外，他怕红卫兵问罪，所以自己先破。他的房间内，横梁上原绘有贴金的大极图和八卦，几天前他已经用黑漆涂盖了。这时候锣鼓声隐隐可闻，余家大院一片忙乱，院内各家各户都在慌着破自己的“四旧”。哪些东西属于“四旧”，本无明文规定，大家只好按各自不同的理解去破。院内各家各户都在抓紧时间大破特破。吃完饭我出去察看了，前院和后院并无我想象的愁惨气氛。孩子们乱纷纷跑出大门又跑回来，嬉笑喧哗，觉得好玩。锣鼓声既惊心又助兴，合斗争与娱乐为一。有些大人也像孩子一样又笑又嚷，等着看戏，幸灾乐祸者哪里都有呢。 红卫兵队伍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孩子和大人，涌入余家大院，挨家挨户匆匆扫完一圈之后，直取我家而来。锣鼓声，口号声，声声逼人。母亲躲入厨房角落，不敢露面。大弟早就锁了自己的门，到外面避风去了。红卫兵进入我家的庭院，带队老师作了战略部署以后，便开始革命行动。一部分小将在庭院里维持秩序，不让那一群看热闹的人挤得太近。另一部分小将进屋来搜查。床下剩余的三四百册书，都搬出来了。箱子、立橱、桌柜、灯柜都打开了，里面也有书。一切抽屉全拉开了，里面也有书。最初他们一本一本的翻着检视，看其内文是否属于“封资修”。拿不定主意的书，还请老师过目。后来发觉这样太慢，便只看封面和前言了。这种仍嫌太慢，便只看其书名是否有拥护毛泽东思想的意向。有，便留给我。最后的结局是只给我留下了几本书，那三四百册书，全投入两具大竹筐抬走了。我的一匣底稿《字海漫游》约十万字，那是解说古文字的科普著作，他们也要没收。我说：“那底稿是散页，容易丢失。你们就连木匣一起拿去好了。” 书们稿们，我的朋友们，恕我无力保护你们。你们曾经给我安慰，给我光明，给我梦想。你们最了解我，你们可以为我的前半生作证，证明我的清白无辜。我还活在世上，你们却要去了。你们不要感到冤屈。你们应该知道，火刑绝非史无前例。你们的先辈，名叫《诗》的，名叫《书》的，还有统名叫“百家之语”的，都曾受过火刑。你们要勇敢些！你们每一本都不是独儿。你们都有自己的同版兄弟，他们散播在辽阔的华夏乃至瀛海之外的大九州，谁也无法烧绝他们！去吧，朋友们，不要哭！ 第三天，这个红卫兵组织在东街贴出一张大字报，欢呼昨日首战大捷。说昨日小将们查获流沙河拒不交出的一大批“四旧”物品：有反动日记即“变天帐”若干本；有封资修的反动书籍若干册；有反动文物古董若干件。说流沙河反党野心不死，革命群众必须擦亮眼睛。说流沙河的这些罪证被查获，乃是毛泽东思想在本镇的又一光辉胜利。最后又来什么“勒令”，要我“低头认罪”云云。 我很恐慌，当天下午写了一张“低头认罪”的大字报，说感谢革命小将们的教育。我把这张奴隶性十足的乞怜书交给岳社长，请他转交给那个红卫兵组织。这一天是1966年8月31日，天气晴明。13．夜半抄家 1966年8月31日的日记是这样结尾的：“别了，我的日记。从明天起我不写一个字了！”一写就是“变天帐”，怎敢再写。说不定过几天又来搜查，像前天中午那样，查出来怎么办！二十一岁那年写日记上了瘾便再也戒不掉。打成右派以后，仍然偷写至今。现在三十五岁，蝶挂蛛网，命在旦夕，还写什么，戒掉算了。奈何戒了几日，笔尖又痒，遂写在每一天撕下来的日历纸上，折成一叠，藏入衣袋。纸叠逐日加厚，衣袋胀臌臌的，又怕惹人注目，便只好誊抄在本本上。殊不知刀剖竹终久还得碰着节疤，某夜忽来抄家，本本又被查获，给自己添一笔“变天帐”。于是又戒掉，戒掉又痛苦，痛苦又上瘾，上瘾又抄家，抄家又查获，查获又戒掉。如此循环两三圈后，终于老实，笔尖不再痒矣。直到五年之后，林彪炙骸黄沙，政局微现一星星光明了，我才又写起日记来。哪晓得批林批孔又批到我头上，又来抄家…… 说远了，且回头，何洁被张所长赶走后，音书杳无。她那天冒大雨回成都，肯定病了，想起令人忧愁。半个多月以后，某日我正在拉大锯，忽见她笑盈盈地窜入木器家具社来。我放下锯子，跨出马杆，前去迎接。她递来一张纸，我看了又是喜又是忧。她真的从成都把户口迁来了。 是夜夫妻恩爱，自不必说。第二天她去派出所办户口迁入手续，找张所长。张所长为人讲信用，当初既然说过“那你就迁来吧”的话，不好食言，虽然违背他的本意，也只得照准了。使我铭感在心，至今不忘的是这位所长还给何洁找了一个饭碗，让她加入北街缝纫社。后来我的大弟打我，兼骂何洁“滥货”，纠纷闹到派出所去，这位所长明辨是非，狠刮了大弟，叫他写检讨，保证不再欺兄凌嫂。虽然何洁从前同这位所长吵过，虽然这位所长明明知道我是个所谓的危险人物，他仍然能做到秉公执法，不给谁穿小鞋，不踩谁的痛脚。这位所长清贫自守，公务余暇，回家种菜养猪。我多次在街上看见他担一挑猪泔水，或牵一头猪，或同其妻子抬一笼猪儿，犹有旧时农民本色。张所长名邦荣，臌眼睛，络腮胡，清水脸，高颧骨，走路佝着背，样子古板可畏，我想不起他是否有过笑容。那些年在故乡路遇他，我总要向他鞠躬致敬意，同时想道：“可惜，这样好的官不多。” 何洁加入北街缝纫社，她的缝纫机也跟着抬入店内，每日勤勤踩缝。同我一样，工资也是计件，不敢不勤。店内欺生，来钱的活路总不给她做，所以每月收入低得可怜，活路又紧，晚饭后还要到店内去踩夜车。月经期间不敢休息，照常踩缝，血浸了凳垫也不顾得了。她不觉得辛苦，每天早晨和我同路上班，黄昏和我同路下班，总是又说又笑。夜深我去店上接她，牵着她走入小巷内如沉在甜梦中。她的户口迁来以后，我们又去镇政府补办了结婚登记手续。心里踏实了，谁也没法赶她走了。晚上如果我去瞭望台参加“黑五类”的学习，她在家中便不肯睡。实在渴睡了，也只肯和衣而卧，等我夜深归来叫醒她。她醒后总是嫣然一笑，忙撑起身来，同我一起洗脚。结婚前我曾有《情诗六首》赠她。第六首有这样的段落： 我们将为生活终日奔忙早晨你送我出门傍晚你等我回家我们勤劳如暮春的工蜂自己采的花最香自己做的蜜最甜让花常开在家里让燕子年年来拜访我们我们将珍惜每一个幽夜在灯下读书在窗前望月在枕边谈笑在梦中听屋上的风雨和邻家的鸡啼让尘世的纷争遗忘我们让岁月在门外悄悄地走过 除了“在灯下读书”这一句因书籍被抢光而化为泡影以外，其余的预言似乎正在实现。哪知道“尘世的纷争”才不肯遗忘我们呢，“岁月在门外”不是“悄悄地走过”而是狠狠地打门，打得乒乒乓乓，继之以踢，踢得硁硁矿矿，终于惊醒了共枕的夫妻。我看见窗纸上乱晃着眩目的电筒光，听见乒乒乓乓硁硁矿矿之声愈来愈猛，闹不清楚出了什么事情。何洁小声说：“快去开门吧。”我向窗外应答一声：“来了来了。”便披衣下床，趿着鞋去开门。这时候打门踢门之声停了，窗纸上的电筒光也熄了。门外依旧寂寂冥冥，无声无光，似乎瞬间前的声与光都是幻听与幻视在作怪。我迟疑片刻后，拨开门闩，拉开门扉。一道电筒光逼着脸射来，射得我什么也看不见。我仍然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门外一声严厉的查问：“你是流沙河？”我点头。电筒光从脸上移向身上，看我手中是否握着什么。看见我两手空空，电筒光又移回脸上来。那人又问：“屋里有哪些人？”我答：“一个母亲，一个爱人，都是女的。”那人警告我：“你少装怪！”我才明白自己失言，不该说“都是女的”这一句废话。站在那人旁边的另一人说：“叫她们都起床！”这两人背后还有几个人，黑暗中看不清楚，只听见他们在窃窃耳语，可能是在谈对我的观感。这时候电筒光移向入门的厨房内，这一伙人随即跨迸厨房来。我请他们坐，他们不理我。我进房间去，点燃煤油灯，看见何洁正在穿衣裳。内间的母亲已经穿好了。 何洁很镇静，吩咐我再点一支鱼烛。鱼烛点燃，走出房间，放在厨房的饭桌上。于是厨房内大放光明了，我这才看出来这一伙人是中学生，大约七八个。不久以前何洁说过成都已经在抄家了。我暗自思忖着：“这些中学生该不会是来抄家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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