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谭政-3

这天，从早晨起，北平的人民就一群群一队队地向北平前门广场拥去。9 时半，谭政随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出现在前门箭楼上。这时候，前门广场上，人如海洋，旗如潮涌。人们高举着领袖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像，在欢歌笑语声中蠕动着。　　10 时，四颗象征着四个野战军的照明弹升上天空，庄严隆重的入城式开始了。远远地从北面，从前门那边，黑压压地一片人迎上前来，前头一面欢迎大旗迎凤飘荡；从南面，人民军队的头一辆带队的装甲车，摇着一面红色指挥旗，朝着欢迎的人群驶来。随后是高悬毛主席、朱总司令肖像的四辆红色胜利卡车，满载着乐队，铜管乐器金光闪闪，吹奏着雄壮的进行曲。装甲车部队一条线似地跟接在后面。在珠市口一带，部队与欢迎的人群相遇，欢迎的人群在左面，部队在右面，欢呼雷动。招手呀！呼喊呀！多少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不一会儿，人群拥了上来，他们跑进了解放军行列里面，一下拥抱在一起，一时队伍难于向前行进。就这样在欢呼人群的包围、簇拥下，队伍陆续向前门广场前进。12 时，人群里又响起一片欢呼声，人民的英雄炮兵出现了。绿色的道奇卡车牵引着各种大炮向前门广场驶过：一门巨大的榴弹炮上，骑着一个北平的小孩子，他骄傲地高举着手里的旗子笑着过去了。其他几门炮上，有的站着五六个女学生，有的几名邮政工人站在一起，有的坐着商人。1 时10 分，突然谁发现了前门牌楼那边冒起了青烟，喊了声：“我们的坦克来了！”一阵坦克轰隆隆的声音传了过来。　　第一辆坦克从远而近，一个青年学生挥着两只手，站在坦克的炮塔上，狂热地喊：“万岁！”“万岁！”戴着无檐皮帽的坦克手，从坦克里露出半身，向人群招手，微笑，敬礼。坦克部队后面是摩托化警卫部队，卡车上一色绿的钢盔，雪亮的刺刀，闪闪发光。顷刻，一片“东方红，太阳升..”歌声响彻天际。远远好像一片麦浪涌动，近来一看，原来是戴着皮帽子的人民骑兵来到了。人们喊呀！叫呀！鼓掌呀！把五彩的红旗抛到了天空。“的哒的哒”的马蹄踏着柏油马路，那样雄壮整齐，骑兵们手中的马刀闪着缕缕寒光。　　骑兵后面就是英雄的步兵。这时，作为前导的军乐队一出现，人们的欢腾即刻达到了顶点。英雄的部队一支从永定门进城，一支从西直门进城。一个是被敌人称作“暴风雨式的军队”，一个是“塔山英雄部队”。一个胸前挂着六枚奖章的战斗英雄，被人们热烈地围着，拉着..宽阔的前门广场被挤得水泄不通。此时，欢迎、欢庆的人们，已经站了近一天，他们忘记了寒冷，忘记了饥饿，依恋地舍不得这些英雄们。他们与行进的队伍汇合起来，高唱着：“我永远跟着你们前进..”。随同林、罗、聂、叶站在前门箭楼观礼台上的谭政，此时百感交际，回首从家门到井冈山，从瑞金到延安，从辽沈战役到平津之战，他心中充满无限的激情。今天北平盛大的入城式，标志着历时六十四天平津战役宣告结束，意味着他为之奋斗的政治之花，结出丰硕的军政之果。一个月后，林彪、谭政等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他们极为喜悦地听到了毛泽东以他那洪亮有力的声音对北平入城式的称赞和高度总结：　　北平入城式是两年半战争的总结；北平解放是全国打出来的，入城式是全部解放军的入城式。①1949 年3 月25 日，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入北平城，毛主席进驻香山双清别墅。3 月27日至4 月5 日，第四野战军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通过了《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决议》。在会议期间，3 月31 日，毛泽东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等在香山接见并宴请了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林、罗、刘、谭等亲自聆听了毛泽东的教诲。毛泽东指出：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遵照毛主席的号令，谭政等告别了昔日辽沈、平津的辉煌，又坚定地迈向了南下征战的途程。第十二章 驰中南巧谋兵剿匪政策清　　1949 年4 月11 日。北平中山公园音乐堂。四月的北平，阳光明媚，春意盎然，中山公园内百花争妍，姹紫嫣红，正是游园赏春的好时节。但是，今天的中山公园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大门紧闭，不对游人开放。原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正召开军事动员会议。主席台正中间，一位身材魁梧、四方大脸、浓眉大眼的高级解放军将领，操着满口四川话，挥动着大手，正在说着富于鼓动性的讲话，这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他正在向准备南进的四野部分连级以上的指战员，作南征动员报告。而坐在朱德身边主持会议的，正是四野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朱德红光满面，意气风发，他首先给与会者精辟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他说：“大家都知道，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之后，我们又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这就是说，国民党的大部分主力部队已被我们歼灭了，剩下的一百多万部队，部署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进行一线式的防御。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不会很久了，全中国的解放很快就要到来了。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企图用各种阴谋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获得喘息的时间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这完全是痴心妄想！因此，我们要遵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毛主席关于‘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指示，坚定不移，奋勇前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朱德号召四野全体指战员，要认清当前的斗争形势，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横扫一切敌人，到长江以南去，解救被国民党欺压下的千千万万的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他要求大家，跨上战马，飞速前进，向全国进军！　　同志们被朱总司令的讲话所激励。一时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为江南受国民党欺压的兄弟姐妹们报仇！”“向全国进军！”“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声震动着音乐堂。接着，朱总司令针对一些同志由于不了解南方情况而产生的怕若、怕热的思想，介绍了江南的风土人情。他风趣地说：“听说有的同志害怕南征的艰苦，害怕江南的炎热，甚至有的说把苞米面贴在墙上马上就熟了（下面出现笑声），你们不要笑哇，这说明有的同志不了解南方。我可以告诉同志们，祖国的江南也像北方一样可爱，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风景如画，好得很哪！我的家乡就是四川，那里是天府之国，四季翠绿，鱼米之乡，富庶得很哪！南方是人人向往的地方。”他有力地号召：　　“同志们完全可以打消顾虑，就是遇到天大的困难，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前的困难比起红军时的长征，比起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扫荡，就算不上什么困难了。希望同志们打消顾虑，同时也要作好克服困难的充分准备。这样我们就无往而不胜！”总司令的教诲与期望，语重心长，句句刻在大家的心坎上，印在脑际里。与会者个个精神振奋，信心百倍，高呼口号，表达自己的心声！　　坐在朱德身旁的谭政也被总司令生动、深刻的动员所激励，被同志们激昂的情绪所感染，他操着满口的湖南话，铿锵有力地说：　　“朱总司令的指示，对于我们四野指战员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我们四野全体指战员一定不辜负总司令的教诲和期望，发扬老红军、老八路的革命传统，在南下的征途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为政治部主任，谭政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说：“目前按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毛主席的号令，我们四野准备南下作战，从总体准备上是充分的。我们通过平津战役后两个多月的休整比入关前的休整充分得多了。但目前问题也不是没有的。入关前，有的指战员怕入关，不愿离开东北，现在要南下、有的指战员怕南下，不愿离开北京。甚至有的说，‘这回我北不出关，南不过江’，革命到头、大功告成的思想还是存在的。因此，我们还要利用南下行军和战斗间隙，作好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战胜和克服南下作战中各种困难，包括北方籍战士不习惯南方的自然环境以及南方炎热、空气潮湿、蚊虫多等困难，按着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戒骄戒躁，把革命进行到底。”谭政的总结，虽然简短扼要，但却一针见血，击中要害，使四野指战员有了长途跋涉，南下作战，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朱总司令的动员和谭政的总结会结束了，大家都依依不舍不愿离去，长时间的掌声响彻音乐堂，响彻中山公园的上空。　　会议结束后，与会指挥员纷纷返回部队。经过简短的会议精神的传达，我四野主力七十余万人结束了两个月的休整，于当日（4 月11 日）起，分三路沿平汉路、津浦路、平大公路南下，开始了驰骋中南消灭国民党和清剿匪寇的征战。　　四野的中南征战，是按着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的。　　早在1949 年1 月6 日至8 日，中共中央就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和部署向全国进军问题。担任进军任务的几支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陈毅、罗荣桓等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1949 年和1950 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1949 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战役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中央军委赋予第四野战军的任务是向中南进军，协同第二、第三野战军、中原军区部队及坚持敌后斗争的人民武装，消灭该地之敌，解放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实际上，在四野主力出发之前，按着中央军委指示，为配合华东、中原野战军3 月中出动，四野于2 月19 日派出以肖劲光为司令员兼政委、陈伯钧为副司令员、唐天际为副政委、解方为参谋长由四十军，四十五军共十二万人组成的第十二兵团，为四野南下先遣兵团，从北平市郊先后出发，沿平汉路东侧，跨越华北平原，跋涉二十余天，于3 月下旬，先后到达郑州以东、陇海铁路以北地区。4 月下旬，按着中央军委部署，四野主力正向湖北境内推进。5 月初， 四野总部电令先遣兵团发起渡江战役，5 月14 日，先遣兵团以第四十军两个师沿平汉路向汉口进逼，打击可能南逃之敌，并相机占领武汉三镇；以第四十五军向汉口以东之团凤、武穴沿江一线发起攻击，并夺获百余只木船，乘胜渡江。江南守敌仓惶南逃，第四十五军冒雨追击。截止6 月初，先后解放了大冶、阳新、九江、武宁、安义等城市，奉命停止于武宁、安义一带。沿平汉路向汉口挺进的四十军一部，于5 月16 日解放汉口， 17 日配合江汉军区部队解放武昌、汉阳，武汉至此宣告解放。　　在解放江西南部地区以后，9月下旬向广东挺进， 10 月2 日发起广东战役，歼灭余汉谋集团六万二千余人。11 月6 日，四野发起广西战役。至14 日，我军先后占领镇南关、隘店， 控制了中越边境，除万余人逃入越南外，白崇禧桂系部队全部及其所指挥的蒋军一部共十七万余人，全部就歼，实现了中央军委的部署计划。在四野南下作战的艰难远征与浴血奋战中，谭政一贯倡导的政治工作，始终与之相伴随，并为其胜利提供了思想上、精神上、政治上的保证。　　此前， 1949 年3月，全国实行统一序列，东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谭政仍任政治部主任。正当四野主力按着毛泽东主席、朱总司令统一部署，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向国民党控制的中南进军时，四野政委罗荣桓突然病倒了。谭政被任命四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此时他刚刚完成原北平傅作义国民党的改编，妥善安置了大批原国民党军官和士兵，立即转入南下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四野全军开展了以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整训工作、对部队进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提出的行动口号是：“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方法是：结合传达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在部队干部中深入进行加强集中统一，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加强团结，反对骄傲自满；加强党委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包办；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反对享乐思想，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等等。同时，谭政还向四野全军部署了进军中南和接管城市、开辟新区的方针政策教育等。通过上述一系列政治教育，使四野部队，无论是南下先遣兵团，还是南下主力部队的进军，都能保持高昂的革命士气，发扬不怕一切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保证了南下作战任务的胜利完成。　　1949 年5 月下旬。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驻地。初夏的南国已是多雨季节，霪雨靠靠，雾气缭绕，但武汉三镇却到处是欢歌笑语、旌旗满天，沉浸在欢庆解放的节日气氛中。在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驻地会议室里，经中央军委任命的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谭政，正在主持军管会会议，主要研究驻武汉部队的入城教育及城市管理的有关事宜。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是武汉解放后由中央军委直接任命、组成、派驻的。其成员有谭政、陶铸、肖劲光、倪志亮、唐天际、张平化等十三人。谭政为主任，陶铸为副主任。肖劲光为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倪志亮、朱涤新任副司令员，谭政兼任政委，唐天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被留在汉口担任警备任务的部队是南下先遣兵团的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汉阳则由武汉军区派出的一个旅驻防。此次，谭政回到武汉，心情十分激动，夜不能眠。想当初， 1927 年3 月，二十一岁的他，正是从这里，经大舅哥陈赓的介绍，投笔从戎，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下走向革命道路的。今天， 1949 年5 月，四十三岁的他，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又回到了武汉。当初的武汉，黑云压城城欲摧，今日的武汉，阳光普照庆解放。谭政此次的驻汉，任务又是十分艰巨的。作为军管会主任，作为警备司令部政委，他不仅要负责武汉三镇的城市全面整顿与管理，还要负责驻汉警备部队的全面政治思想工作。实际上，解放武汉的四野南下先遣兵团，在其解放武汉之前，就己按着谭政的要求与部署，全面贯彻与落实谭政关于政治工作的有关指示，并在艰难行军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先遣兵团的第四十五军，按着中央军委部署，于1949年2 月25 日提前率四个师，从北平附近的通州、香河地区出发，经安次、任丘、南官、大名、濮阳、开封、兰考、项城、汝南、宣化店、新县等地，向鄂东大踏步前进。沿途受到人民和兄弟部队的热烈欢迎，对部队鼓舞很大。　　每到一地，当地群众或兄弟部队，都预先给其准备了给养供应和宿营房屋，减少了行动的困难，大大鼓舞了指战员的斗志。同时，在谭政总体部署下，军政治部针对行军途中出现的怕苦、怕累、怕难和初到南方生活不习惯等而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对部队进行了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行军中，部队普遍发扬了团结互助精神，特别是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保证了部队的顺利行动。很多战士脚上打了血泡，仍坚持不掉队，下决心说：“爬也要爬过长江去！”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徒步行军，全军穿过河北、河南平原，通过黄河泛区，翻越大别山，于4 月8 日先后进抵湖北东郊之黄安、河口地区集结，行程达二千六百余华里。4 月21 日，全军向前推进到江北宋埠、浠水地区待命。此时，赖传珠同志从北平赶到军部，向全军团以上干部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与谭政的学习要求指示，部队又为之一振，使部队的士气与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为后来四十五军的多打胜仗，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部队渡江前休整期间，部队又传达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学习了谭政在平津战役期间提出的入城部队“约法八章”与“三大口号”等，从而为后来武汉的解放、城市秩序的维持、部队纪律与城市管理作好了准备。此次，武汉解放，市政管理，部队纪律、政策教育，谭政又亲自坐镇指挥，主持军管会研究对策。谭政说道：“现在武汉三镇业己解放，但如何保证好武汉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管理好武汉三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艰巨任务。要搞好这项工作，我看主要还是先从抓部队纪律、政策教育入手，像平津战役一样，‘约法八章’，‘军政双胜’，‘秋毫无犯’，‘原封不动’。”谭政的意见、计划被通过，驻汉部队普遍开展了以上述内容为核心的入城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部队的纪律与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起到了表率示范作用，受到了武汉市民的赞扬。我四野部队进驻武汉市区以后，按着谭政的有关教育与指示，自觉遵守党的各项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据肖劲光回忆，有一支部队到达汉口时，已是万家灯火。经过七十里的急行军，部队非常疲乏，但一时又找不到适当的房子，他们就在街头露营。为了不影响市场秩序，部队规定，在五天之内，除伙食单位买菜外，所有人员都不得购买东西。各部队的牲口全部牵出城外，以保持市容整洁。各单位人员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上街，不看戏，群众送给慰问品，一一婉言谢绝。　　1949 年7 月初。鄂西山区。夏日炎炎，烈日当空，一支身着草绿军装，帽带红色五角星的部队，正在鄂西的崇山峻岭、深涧低谷之间，秘密、神速，而又艰难地穿插着。这支部队，就是我四野第四十七军，他们正像一支支前头，按着上级的部署向湖北省长江沿岸重镇宜昌射去。　　自古以来，宜昌就是川东门户，重庆屏障，是争夺四川首先必须争夺的军事重镇。渡江战役之后，节节败退的蒋介石集团，为了阻止我军西渡长江，控制鄂西，确保川东门户，以宜昌、沙市为中心，从东起岳阳，西迄巴东的长江两岸加强防线，派遣他的“名将”、黄埔高材生宋希濂率部驻守湘鄂西，坐镇宜昌。　　7 月初，当我东路大军攻占武汉，西路主力即将渡江南进之时，宋希濂部队集中主要兵力向我当阳、荆门地区进犯，企图威胁我平汉、粤汉南下大军的侧背。我军为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宜昌、沙市，直捣四川，将计就计，于7 月6 日发起了宜沙战役。四十七军就是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向宜昌急速进军的，其行军速度的快慢，直接关系到攻取宜昌的胜败。　　部队开始是向宜昌快速迂回。7 月9 日，与敌在当阳东北的观音寺一带遭遇，经过几次战斗，敌人发现了我军意图。这些敌人，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我决战，立即向宜昌方向全线撤退。我军从奔袭迂回包围作战，随即转入了追击作战。　　为此，能否克服行军中的困难，加快行军速度，则是整个宜昌战役的关键。而在这艰苦行军的途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就显现了其重中之重的巨大作用。而谭政通过抓层层、层层抓的政治工作方式方法与内容，又是在这关键的时刻发生了效力。　　此时的行军是异常艰难的。这时正是南方盛夏炎热而多雨的季节，天气变化无常，时而烈日当头，时而大雨滂沱，暑气蒸人，道路泥泞。　　这些来自东北的部队，经过平津战役，迅即南下，途中解放了新乡，又急速前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部队十分疲惫。他们虽然在襄阳、樊城一带的汉水中进行过短时间渡江作战训练，但对水网稻田地和山地作战非常生疏，尤其不习惯南方的水土气候，部队又没有及时配发雨具、蚊帐，病员不断增加。在行军途中，不时看到躺在路边生病的干部和战士。有的严重中暑，口吐白沫；有的发着疟疾，浑身哆嗦；有的身患痢疾，又烧又拉。战士们往往是走着走着，就一头栽下，倒在路旁。面对种种恶劣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行军困难，部队各级政工人员和谭政派出的随军政工人员，按着谭政政治教育的基本精神，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全军指战员身在苦中不知苦，任何困难踩脚下。昏倒的战士刚一清醒过来，立即就挣扎着爬起来，要求追赶部队。对于南方炎热的气候，人不适应，来自东北战场的骡马更受不了。这些曾经拉着沉重辎重驰骋疆场的大骡大马，在南方的恶劣气候下一批批病倒，剩下的也走不了崎岖的山路。炮兵战士们不得不把山炮拆开来，几个人合起来背一个部件，在狭窄的羊肠小道上艰难行进。有的战士掉进河里，有的战士摔下深谷，连人带炮一起消失了。敌人在大路上没命的逃跑，我军插近路从小道上急速地追击。鄂西的山路狭小而崎岖，时而升入云雾缭绕的高山，时而降到河水咆哮的谷底。很多战士脚走肿了，腿扭伤了，一拐一扭地跋山涉水。四十七军政治部主任杨中行是个胖子，走不动路，过去行军打仗，从松辽平原到汉水之滨，几乎没有离过马鞍，现在不得不弃马步行。他步履沉重，走了不几步就得拄着拐杖停下来喘喘气。　　一支部队沿着沮漳河前进。沮漳河蜿蜒在深山峡谷之间，羊肠小道开凿在沿岸岩壁之上，有一段不过几十里的路程，就要从河中穿过四十八次，人们称之为四十八道湾。部队从此经过，正值连日暴雨，这条平时深不及膝的溪流，现在却是山洪咆哮的宽阔河道，水深过腰，流速湍急。在不少河段，战士们不得不把绑腿解下来，连接起来，捆到会水的战士身上拉过河去，系到对岸的树上，然后战士们拽着绑腿渡河。即便这样，有的战士还是连人带枪被激流冲走了。鄂西山区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蹂躏压榨，山穷，水穷，人更穷。　　当时正赶上夏荒，新谷尚未登场，群众早已断粮，有的人家即使有一点口粮，也由于对解放军不了解，早已坚壁埋藏。部队急速前进，粮草接济不上，在当地筹粮，有时连个人影也找不到。他们或者从地里掏点尚未长成的小土豆，或者从瓜棚上摘下几个青绿的嫩南瓜，学着谭政当初在红军时期的办法，留下一张条子几块银元。一次，一支部队正用面粉做一锅稀糊糊，一个战士兴冲冲地跑过来，一面喊着：“白面白面！”一面提起干粮袋就往锅里倒，结果盛出一吃，又苦又涩。原来他把老百姓家里的石灰当成了白面，害得大家连口稀糊糊也没喝上，只好饿着肚子继续行军。在谭政一贯倡导的政治工作精神支撑、激励、鼓舞下，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走过来了。饥饿、疾病、疲劳袭击着部队，但部队的情绪始终是高昂的。战士们互相鼓励，干群间互相帮助。“咬咬牙，饿顿饭，一气走它一百三”，“上刺刀，手榴弹，一举攻下镇境山”的口号，在苍茫的鄂西深山峡谷之间回荡。经过近半个月的急行军，我四野四十七军终于战胜了南方行军途中的重重困难，于7 月14 日和15 日到达指定地点，完成了对宜昌的包围，最后终于取得了宜昌战役的胜利，解放了宜昌城。谭政的政治工作，又结下了丰硕的军事之果。　　1949 年8月5 日。湖南长沙北。城外八里。南国的初秋，骄阳如火。长沙城郊北八里之遥，成群结队的长沙市民十余万人出城，在这里等候和欢迎我四野解放军进驻长沙。这是我四野部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是谭政一贯倡导的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敌军相关结合原则的又一运用与胜利。早在我四野主力向中南进军中，在谭政的策划和指示下，我四野部队便通过各种渠道，派遣有关人员深入敌人内部，对国民党军的上层人物开展秘密的争取工作。前线各部队，在谭政指示下，也以各种手段展开政治攻势，对敌军进行思想、政治瓦解，使他们脱离国民党的营垒，站到人民方面来。　　从1949 年春天开始， 当北平、天津、太原等许多大城市相继解放以后，我湖南党的地下组织，在省委书记周里同志的领导下，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做争取程潜（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陈明仁（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第一兵团司令官）的工作。武汉解放以后，四野在做好军事进攻准备的同时，在谭政的反复强调下，进一步加强了争取程、陈和平起义、瓦解敌军的工作。据肖劲光回忆，当时军委总部和野司（谭政）派来做争取程、陈工作的李明灏先生起了很好的作用。李明灏是一位民主人士。他和程潜、陈明仁以及谭政都是湖南人。北伐前，程潜办了一个讲武学校。程自任校长，李明灏任他的教育长，陈明仁是他们的学生。1927 年，程潜在汉口重建新六军时，李明灏任过他的第七师师长。次年，程潜被李宗仁扣押，李明灏又代理第六军军长。由于这些历史关系，谭政等派他来做程、陈的工作，实属人地相宜。当时，李明灏往来于长沙、汉口、北平之间，费了不少周折，多次受到谭政的会见与指示，也向肖劲光汇报过和谈工作、争取工作的进展情况。　　7 月间，我四野大军南下，发起了宜沙和湘赣战役，解放了宜昌、沙市、常德和湘赣边广大地区。我四野南下先遣十二兵团，顶烈日，冒酷暑，翻越幕阜山，于7 月19 日连克距长沙只有几十公里远的平江、浏阳两城，兵临长沙城下。　　与此同时，根据军委指示，四野谭政参与组织成了一个五人和谈代表团，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解沛然、袁任远、李明灏四人为代表。代表团于7 月22 日到达平江，和程潜、陈明仁派来的代表程星龄先生举行了谈判。程星龄与程潜是本家，又是程潜智囊团中的头面人物，是一位积极赞成和谈的进步人士。他建议代表团派人到长沙去直接同陈明仁谈。因当时程潜在宝庆（邵阳），兵权又主要握在陈明仁手中。　　开始，金明觉得自己应该去，李明灏担心别人去有风险，便自告奋勇，以解放军代表的身份，先期到了长沙，当面与陈明仁进行了洽商。　　在我四野大军压境和我党和谈政策、政治争取感召下，在四野谭政等积极参与策划下， 1949 年8 月4 日下午，历史终于在湖南翻开了新的一页。程潜、陈明仁两将军最后接受了中共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由程、陈两将军领衔，三十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签署的“起义通电”正式发表，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　　8 月5 日，古城长沙装扮一新，红绿标语贴满墙壁，毛泽东主席的大幅画像高挂街头，秧歌队浓妆待发。人们脸上喜笑颜开，奔走相告：“解放军快进城了！”下午7 时，人民解放军一三八师从小吴门威武雄壮地进入市区，长沙市盛况空前，十多万群众夹道欢迎，从五里牌到小吴门一派欢腾，锣鼓声、鞭炮声，欢迎人民子弟兵的口号响彻云霄，人们噙着幸福的泪花，庆祝解放，欢呼和平，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赞誉程、陈两将军顺应民心，使古城长沙终于得以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程、陈两将军的义举极为赞誉，回电嘉勉，称之为“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程、陈两将军的通电起义和长沙的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又一伟大胜利，震撼了华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加速了国民党集团的最后覆灭，宣告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对湖南人民二十多年的反动统治的结束，也是湖南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其中谭政所做出的努力有力地促进了程、陈两将军的思想转变，使长沙最终得以和平解放。　　1949年12 月13 日。　　广西南部。　　广西的冬日，虽有淡淡的冷意，但中越交界处公母山上，仍景色恰人，一派翠绿。中南地区国民党最后一股顽匪，这时正被我四野中南剿匪大军，追击至此，退守在中越交界处的公母山上。原来，自1949 年2 月23 日、4 月12 日至23 日，我四野南下先遣兵团主力部队共八十二万人分别南下作战后，4 月29 日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将四野各兵团的组织和前进方向进行了调整，兵分三路，进军中南：以肖劲光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四十军、四十五军、四十六军为中路军，沿平汉路和东侧地区向武汉前进。以程子华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下辖三十八军、四十七军、四十九军为右路军，沿平汉路及其西侧向武汉以西前进。以刘亚楼任第十四兵团司令员、莫文骅任政治委员，下辖三十九军、四十一军、四十二军，由中路前进。（9 月11 日，调往北平，组建中央军委空军司令部）。以邓华任第十五兵团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下辖四十三军、四十四军、四十八军为左路军，由平汉路以东向九江前进。在我四野先后发起渡江战役、宜沙战役、湘赣战役、广东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等战役，并解放了武汉、宜昌、长沙、广州、柳州等中南地区广大地区以后，到1949 年12 月中旬，整个中国大陆除西藏问题尚未解决，全国各省（除海南岛）都获解放。但是，在中南区的国民党军白崇禧残部，勾结云、贵、川、黔残匪，依托山脉连亘、河流纵横等复杂地形优势，继续与人民为敌。在谭政的参与下，中南军区司令部发出号令，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部队，立即投入剿灭国民党军残余武装和清剿大股土匪和在新区实施民主改革的艰苦斗争。此时谭政出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委兼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南局第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华南军区政委。　　谭政针对广西地区和湖南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头人与国民党残余武装相勾结的实际情况，及时指导部队严格执行新区各项政策以及民族政策，遵守群众纪律的前提下，坚决贯彻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举的方针，较好地完成了剿匪与新区改革工作。　　就在谭政指导剿匪过程中，到1949 年12 月中旬，中南剿匪已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而清剿退居公母山的最后一股顽匪，则又是中南剿匪的最后一仗。原来，此时粤桂边战役已进入了最后阶段，白崇禧所视为最后支柱的几个主要兵团都已一一被歼，只有在广西南部的一个小角落，还残留着黄杰兵团的一批残兵败将。曾经遭受我军沉重打击的这群匪徒，慌慌张张逃出了南宁，经过绥绿、恩乐到达了明江以南的高山地区，企图按照白崇禧的意志，逃往越南，以求得法帝国主义的庇护。　　我剿匪部队在谭政等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原则指导下，从钦县北面冒着连日阴雨，翻越崎岖难行的十万大山，向中越边境兼程前进，于12 月13 日抵达思陵西南的国境线上，以突然和极迅速的动作，将未及逃往越南的黄杰部后卫主力九十七军截住在中越交界处的公母山上。12 月14 日中午，我军发起了强烈攻势。连做梦也设想到解放军会昼夜兼程抄小道而来的敌军官兵们，经此突然的攻击，就无能为力，完全不知所措了。当炮声刚刚响起的时候，那些愚蠢的敌军官们还满自信地以为是遭到我地方武装的攻击，不很在意，直到炮声越打越紧，公母山战地上空又出现了四架法国飞机时，昏了头脑的敌军参谋长伍国光又错误地认为是“法国人的误会”，并大发脾气地连声大骂法国人是“蠢猪！饭桶！混蛋！”，并责骂“是谁去跟法国人交涉的？一点事都不会办，倒叫法国人打起我们来了！”然而，不管敌人怎么样的叫骂，我解放军指战员们，早已忘掉了饥饿和疲劳，以高涨、旺盛的士气，擦掉枪上和脸上的尘土，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巍巍的公母山麓顿时布满了飞跑冲锋的我解放军战士。慌乱的敌人蠕动在山岭和山坡上，茫然无目标地向山下开炮扫射。在我火力掩护下，八连连长蔡子祥以一个排正面攻击一个山头，自己则带着另一个排从敌人三面交叉的火网中向纵深猛插。当抢占制高峰的战士们刚爬到半山坡的时候，六个敌人己抢先占领了山头。山势陡峭无路可寻，战士们从草堆中一步一滑地抓着草根、树根、树枝奋力攀援。这时，抢占山头的敌人已把机抢架好，八连一排的全部战士和后续部队毫无隐藏地暴露在这架机枪的杀伤范围内。在这最紧要关头，攀登在最前头的八连三班代班长谢纪忠，以极勇猛的动作绕过一个小山头，出现在敌人的侧后，他把冲锋枪一摆，指着六个敌人喊道：“缴枪不杀！”敌人乖乖缴了械，这架正待发射的机枪就这样缴过来。这位勇土夺过机枪，又毫不停息地爬上更高一座山头，向山坡敌人猛烈扫射，迫使敌二十六团团长和部下举手投降，其余散乱的敌人，群龙无首，毫无斗志。这样，前后共四个小时，战斗便胜利结束，敌九十七军军部、两个主力团和一个补充团连同副军长郭文灿、参谋长伍国光等共四千余人都当了俘虏。两广大陆上的最后一股残敌，悉数被歼，在南方国境线上，到处响起了胜利的号角。　　谭政所指导的中南剿匪胜利结束。　　夜，已经很深了，谭政房间的灯依然亮着，谭政坐在桌前，时而紧蹙眉头，时而伏案疾书。室内静悄悄的，只有桌子一端码着的一摞厚厚的书籍和文件陪伴着将军的思绪。谭政在部队是出了名的爱动脑筋的人，井冈山时期，谭政跟随毛泽东作秘书，便养成了爱思考的习惯。现在两广剿匪结束后，谭政便不自由主地总结起我军中南地区剿匪的经验。谭政翻看着自己即将写完的文稿，他已经总结了我军中南地区剿匪过程中斗争形式发生的新变化：一是由集中的大兵团作战转变为分散的剿匪作战；二是由追歼国民党军队的长途进军，转变为在一地长期驻剿残匪，三是匪特扰乱，交通阻隔，供应困难，生活条件艰苦。　　谭政知道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领导剿匪政治工作当然也随之变化了，事实上他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创造出了剿匪政治工作的新经验，他继续挥笔写道：　　其一，加强思想领导。开始在剿匪时，部队中有些战士和干部认为“剿匪不是野战军的任务”、“兼做地方工作是降级”，有的人还有轻敌麻痹、埋怨剿匪艰苦等模糊认识。针对这些情况，谭政大力宣传，中南剿匪是一场尖锐残酷的肃清美蒋残余势力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使战士干部端正了思想认识，竭尽全力地投入到剿匪斗争中去。事实上，在实际战斗中我不少部队为了合围歼匪，捕捉匪首，往往在风雨中不分昼夜地穷追猛打，忍饥挨饿，经常夜宿高山荒野，在人迹罕见的峭壁丛林、瘴疠山区中去搜捕。虽然斗争环境困难艰苦，但部队士气却十分高涨。其基本原因，就是在对剿匪部队教育、动员中，及时弄清了剿匪和全国各条战线伟大胜利的密切关系，把艰苦的剿匪作战同争取全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联系起来，“苦了我一人，幸福千万家”。同时，部队还把交流、学习群众创造的克服各种困难的具体办法，及时解决剿匪部队在医药、服装等各方面的困难，作为剿匪政治工作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有效地增强了部队战胜困难的战斗力量。其二，建立剿匪斗争的一元化领导。为了加强对剿匪斗争的统一领导，中南各地都建立了由党、政、军、民负责同志共同组成的剿匪领导机构各级剿匪委员会。这种剿匪的统一领导机构，实际上是一个临时政权，它作为剿匪期间发动与组织人民群众的组织形式，可以“更大集中兵力与更好组织党政民财力量的配合”。为了集中剿匪，利用这种领导机构的特点，广西地区党政军机关抽调数千人组成剿匪工作队，并动员了一批民兵，参加剿匪作战。　　同时，还注意在剿匪斗争中学习、引进其他军区（如华东军区）剿匪的经验：　　“以政治为主，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以军队为主，军队地方齐头并迸；以外力为主（指新区初期），外力本地协同一致。”有了统一的指挥机构，也可使各有关部队、友邻地区密切配合。协同动作，从全区和当地的匪情出发，统一部署，统一计划，发挥我之优势，同匪特展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斗争，可以把剿匪同反霸、减租、生产、收枪、民主改革等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此外，剿匪作战的生活方式上出现了分散、艰苦、独立作战（或工作）等特点。在这种情况下，谭政要求剿匪部队，要善于把党中央、上级党委关于剿匪作战的方针、政策与要求精神，一杆子贯彻到基层，成为广大干部战士言论行动的准则，中心问题要加强基层党支部的工作，切实发挥好党支部在剿匪作战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其三，坚决执行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中南地区的土匪，除了少数是经济性的以外，绝大多数是政治性的，它是作为美蒋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作为敌人在大陆潜伏待机、东山再起的政治力量而存在的。因此，剿匪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斗争，而同时还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与群众的思想斗争。从中南地区剿匪的客观形势看，起初，不少地区政权尚未建立，或刚刚建立还不巩固，广大群众尚处于观望动荡之中，尚未发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的剿匪斗争，是作为恢复生产、巩固政权、安定秩序的一个基本问题来进行的，离开了发动群众和政治攻势，就不会有剿匪斗争的胜利。从中南地区剿匪的实际经过来看，一般都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军事进剿股匪阶段；然后是配合发动群众，在一定地区内进行驻剿残匪阶段；最后是结合农村民主改革运动，清剿潜散匪特的阶段。从这个全过程可以看出，只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开展群众性的政治攻势，实行军政并进、并举，剿抚兼施，才能取得剿匪斗争的完全胜利。谭政认为，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但又是以军事清剿为基础。他认为，没有军事上的歼灭性打击，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也很难奏效；军事清剿中的政治工作，主要是贯彻剿匪作战的基本战术思想，研究匪特活动规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情剿，力争全歼，不使漏网，清剿一区，净化一区。谭政强调，在清剿中，特别注意捕捉匪首和镇压匪首的斗争，对于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匪众，发动群众，打开局面，其意义十分重大。写到这里，谭政感到眼睛有点发涩，便抬起了头。此时，窗外天色已经发白，“时间过得真快”，他自言自语道。谭政站起身推开一扇窗子，一股清冽的晨风吹来，他不觉浑身一爽，掏出一根烟，点燃，深深吸一口停顿了下来，好一会儿才“噗地”一阵长声，吐出一圈圈烟雾，这时，谭政感到头脑异常清醒，便又拿起笔来，继续写下去：在中南剿匪斗争中，开展政治攻势，主要有以下五种形式：一是采取多种渠道，宣传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宣传我党我军剿匪斗争的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基本政策，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土匪的欺骗、谣言和各种破坏的罪行，提高群众的觉悟；向匪特指明蒋匪的穷途末日，继续作恶只有死路一条，号召他们登记悔过自新。二是开展战场的政治攻势，有针对性地做好战场喊话，瓦解匪众，孤立匪首。三是动员争取匪特亲属，劝他们的亲属归来投诚。四是以匪降匪，即给降匪以立功赎罪的机会，或劝匪特归来登记悔过，或打入匪特内部，了解情况，最后歼灭之。五是登记、集训、管制与改造坏人，主要是敌伪还乡人员、反动党团分子、土匪、流氓、反动会道门骨干等，根据罪恶轻重，分别处理。谭政认为，少数匪特之所以还能存在，就是因为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成为他们的藏身之所。剿匪中的情报工作，只有发动群众，才能耳聪目明，绝不能只靠少数公安、武装干部孤立进行。谭政还认为，在大股土匪消灭后，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重点地区，是发动群众、肃清潜散匪特的好办法。武工队是战斗队与工作队的结合、便衣与武装的结合、地方干部与武装部队的结合的一种组织形式。他非常赞成贵州省军区提出的武工队是“一兵兼四员”（四员即战斗员、指挥员、工作员、侦察员）的说法与要求，一再强调了充分发挥每个指战员在军事迸剿和发动群众中的积极作用。谭政认为，野战军是不便以久居一地不动的。从长远的观点看，巩固政权，保护城市和交通安全，警卫一些重点目标或设施，是需要必要的地方武装的。他认为，这样才不会使残匪此伏彼起，继续为患。因此，他强调指出，一旦条件具备、成熟，在剿灭大批股匪的战斗中，即应着手充实、加强地方武装的建设。此外，谭政认为，还应视形势发展情况，加强不脱产的民兵建设，以防匪患。其四，实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基本政策。谭政强调，宽大与镇压是两个有机结合而又不可偏废的基本方面，不能片面、孤立地去理解，在执行中，应切实做到“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谭政十分重视组织部队，特别是组织部队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党的政策，以便划清一些基本界限，如：一般土匪与罪大恶极分子的界限；一般土匪分子与受匪欺骗而参加土匪集团不久的劳动人民的界限；各种反动会道门和反动党团的一般分子与这些组织的骨干分子的界限等。谭政提出，对于这些各类土匪组织，均应实行“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以孤立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匪首恶霸。在执行政策中，谭政特别强调部队指战员和各级各类干部要特别注意：一要正确理解和执行首恶必办的政策。他指出，首恶，不是指所有匪首，也不能单纯以地位高低去衡量，主要是根据本人的罪恶多少和民愤大小来决定。有的地位很低，但罪恶很多、民愤极大者，也要镇压。他认为，必办，不等于必杀，要杀的必须是罪大恶极、群众强烈要求者。判刑、管押，都是镇压，应以具体情况来定。但是，不杀，也要设法管制，绝不能待为上宾，要让他们向人民低头认罪，服从管教。二要必须坚决反霸。谭政认为，恶霸是地主的一部分，他们既在某一地区残酷压迫剥削群众，又是勾结、控制、支持匪特的后台老板，也就是那些“南霸天”、“北霸天”之流。群众曾说：“不镇压这些恶霸，就如同只砍树枝不砍树根、树干一样，土匪的根子拔不掉，群众的头抬不起来。”“你们敢镇压大的，我们就敢抓捕小的。”谭政认为，敢于镇压“南霸天”、“北霸天”，是发动群众的关键。三要把我们政策的基点，放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中去。谭政认为，对于在匪特活动中有这样或那样缺点、错误的群众，对于一般匪特的家属，绝不能把他们推到匪特一边去。在土匪活动猖獗、匪患长期严重的地区，绝不能把匪、民混为一谈，更不能称什么“匪区”。否则，势必为渊驱鱼，脱离群众，扩大敌人的力量。当然，对于参加反动会道门的群众，也应进行必要的教育。“啪”，谭政终于放下笔，舒展了一下身体，长出一口气。室内已洒满阳光。他的眼睛略感发酸，手指发麻，但他心里充满喜悦。他认为自己只是对前一段剿匪工作作了总结，他还不晓得他积累的极其丰富的政治工作主贵经验，对于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对于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多么重大的贡献。　　1950 年5 月1 日。广东海南岛。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朝霞满天，灿烂的金光洒遍了五指山、黎母岭，万泉河、昌化江，洒遍了这面积三万二千二百平方公里的海岛，照亮了二百五十万琼崖人民的心田。今天，海南岛的中心城市海口市，人群鼎沸，热闹非凡。清晨，当第一束霞光斜射在街道，路边的椰子树还挂着晶莹的露珠的时候，人们便已穿着节日的盛装，三五成群地走上街道，涌向庆祝解放的会场。五月的海口，微风轻拂，天空湛蓝，鲜花盛开，满城飘香。大街小巷，红旗招展，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会场上，鼓乐喧天，鞭炮齐鸣，人人脸上挂着喜悦的泪花，各界人民正在隆重集会，热烈庆祝海南岛的解放。同日，祖国宝岛最南端的三亚市，也红旗如林，歌声如潮，人群如海，庆祝海南解放。那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花团锦簇的凤凰花交相辉映，宛如天上的彩霞。这个在过去很远时代曾被视为蛮荒绝域，在当代又曾受过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铁蹄践踏过的地方，如今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开始了她生命的新旅程。　　海南岛战役，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向国民党军队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性战役，是在我军毫无渡海作战经验，没有海空军支援，使用木帆船和少量机帆船的情况下，对拥有海空军，具有现代防御优势的敌人，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登陆作战，是我军建军以来第一次渡海登陆作战的成功战役，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这个战役，从1950 年3 月5 日第一批开渡起，至5 月1 日结束，战役持续了58 天， 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历史经验。　　海南岛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和第十五兵团，分别进行了战役总结。其中，做好部队的政治工作，抓紧海练，是战役准备的关键。这一由谭政一贯倡导的经验，是所有经验中最基本最主要的一条经验。虽然谭政没有直接参加领导海南岛战役，整个战役是由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等组成的渡海作战指挥部直接指挥的，但作为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治委员兼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南局第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华南军区政治委员的谭政，对于中南地区和四野所辖第十五兵团的这一重大军事举措，不能不参与决策。事实上，在叶剑英、邓华等率领四野第十五兵团之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和加农炮团、高射炮团及部分工兵、通信、防坦克分队共十万余人，自1949 年12 月下旬开赴雷州半岛集结、准备渡海起，无论是中央军委，还是包括谭政在内的四野领导、中南军区领导，都对海南战役的决策与组织起过重要作用。1950 年1 月27 日，在叶剑英、洪学智等参加的广东军区的党委会上，初步拟定了一个先搞两个团的偷渡方案。会后，叶剑英司令员让洪学智副司令员到武汉向包括谭政在内的四野领导汇报。四野领导同意了这个方案，但谭政特别强调，要格外加强渡海部队的战前训练，特别是要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四野领导并决定让洪学智到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请示。洪学智到京后，中央军委领导朱德、聂荣臻亲自听取了洪学智的汇报。朱、聂听后，同意了这一方案，并特别强调：“注意做好准备，谨慎从事，总结好经验。”其中的思想、政治准备，自然是言中之意。洪学智从北京返回后，把军委的指示分别向四野和广东军区作了传达。　　1950 年2 月1 日，第十五兵团在广州召开了海南岛战役作战会议。在广州军政委员会宽敞的会议室里，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李作鹏等领导同志和来自第四十军、四十三军、琼崖纵队的领导干部聚集一堂。会议由邓华主持。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和包括谭政在内四野领导的指示，一致通过了原定作战方案的同时，特别强调了谭政等所指出的渡海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为了贯彻中央军委和四野首长（包括谭政）反复强调的渡海准备政治工作，发扬谭政在四野一贯倡导的政治工作传统，第十五兵团所辖渡海部队各级领导与政工人员，开始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创造并积累了渡海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可以说，海南岛战役，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谭政反复强调、一贯倡导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大比武，大竞赛，大表演，大总结，大汇报。谭政往日对部队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据时任四十军一一八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回忆，变成了三把钥匙开了一把锁教育，三个纪念章教育等。1950 年初春。广东雷州半岛。第十五兵团驻地。爽爽的海风，轻轻掠过，和煦而温柔的阳光，正沐浴着刚获新生的祖国大陆。第十五兵团十万余健儿，正在祖国大陆的最南部——三面环海（南海、琼州海峡、北部湾）的雷州半岛，展开了准备渡海作战的海上大练兵，思想大整训。在海练前，干部战士面对茫茫的大海，思潮起伏，顾虑重重。　　辽阔的海洋，一望无际，巨浪滚滚，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一丈。即使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那波浪也从烟波浩渺的天际，奔腾着，追逐着，向着岸边的礁石，恶狠狠地扑过来，迸发出沉雷般的巨响。在狂风呼啸的日子里，那狂涛更是气势磅磷，犹如草原上千万匹烈马在奔腾咆哮，势不可挡，像要把整个世界吞进海底。与海南岛相隔的琼州海峡，宽达百余里，最近距离也有六七十里。大海对于不习水性的东北部队（四野）指战员来说，并不像一些天真浪漫的舒情诗所描绘的那样，是浅蓝色的胸脯，洁白的浪花。它那汹涌澎湃的浪涛，如虎似雷的咆哮，可使人产生望而生畏、听而怯步之感。何况天上有敌机，海上有敌舰，岛上有顽敌！当时，在进军雷州半岛之前，我十二兵团一些指战员的思想状况是：战争观念逐渐下降，和平观念逐渐上升，吃苦、牺牲观念逐渐下降，享乐、保命观念不断上升，认为大陆已经基本解放，我们从此已经没有大仗可打。有的人认为，现在已经打到了中国的“南极”，革命已经到底。再加上部队自入关南下以来，连续行军作战比较疲劳，又正值新年春节来到，所以，当时和平享乐保命思想相当严重，在行动上也作各种个人打算，买表、买笔、买花枕头等等，未作执行战斗任务，尤其是渡海作战任务的准备。向雷州半岛挺进之后，上级便提出了准备执行打海南岛的作战任务。这一任务的提出，与当时部队的思想状况，对有些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事与愿违的。同时，由于没有深入进行思想动员，就开始准备渡海作战的海练活动，因而海练伊始，上上下下曾一度产生过较大的思想波动。　　其主要思想问题是：第一，牢骚满腹，消极对抗。一部分指战员错误认为，上级分配任务不公，“四野其他部队休整了，为什么还叫我们打呢？”认为自己“倒霉”，“命苦”，“南下进军在前边，结束战争在后边”，“老部队，倒老霉！”因为四十军、四十三军在解放东北战争中，是有名的“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的光荣的参加部队之一；平津战役后，又是先期南下的先遣兵团的基干部队，执行了横渡长江的艰巨任务。此次，两军又共同受命攻打海南岛，所以，有的同志便说：“咱们两个军是患难弟兄！”这样，便在海练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消极对抗情绪。海练不用心，不刻苦，命令不服也时有发生。第二，盲目恐惧，无穷顾虑。许多东北籍和非沿海地区的战士，看到海水茫茫，天海相连，海浪好像层层的屋脊和座座山峰，心里就恐惧，发慌，产生无穷的顾虑。有的战士，夜间站岗，听到海潮哗拉哗拉的冲击声，便吓得跑回营地。不少战士说道：“革命到底，现在要到海底啦！”　　也有的认为，渡海作战就是“九死一生”，“有去无回”。甚至个别相当级别的干部也说：“听天由命”。第三，幻想等待，侥幸依赖。面对艰巨的任务，有的同志不是立足于自己的苦练、实干与将来的硬拼，而是产生了幻想等待、侥幸依赖等心理。他们或是认为：“上级一定有办法，一定会派飞机、军舰来配合！”或是认为：“兄弟部队可能来换我们的防，我们先练着！”　　也有的根据北平、湖南和平解放的经验，盼望“海南岛上的敌人最好自己投降、起义或跑掉！”上述各种思想顾虑，其核心或焦点，集中在生死问题上。　　当时部队提出许多怕，这些怕除了经验不足的原因外，主要是怕死。有的战士怕过海打仗，认为这次渡不好就到海底了。有的战士吃饭的时候，用筷子指着盘中的鱼说道：“鱼呀！鱼呀！今天我吃你，明天轮到你吃我了！”三八一团一连有一个排长说：“我是二八”，即二成活，八成死。连长讲：“我是三七”，即三成活，七成死。副连长说：“我不是二八，也不是三七，我是把死放在心头里！”根据渡海部队的这种思想状况，根据四野谭政先前的多次指示和经他亲手培育起来的四野各级军政领导政治工作的成功经验与优良传统，参加渡海作战各军各级，首先进行了二十余天专门的政治工作、政治动员与阶级教育。其方法是先干部后战士，先党员后群众，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和连排干部会议，然后在全军开展普遍教育，分析和充分肯定渡海作战的诸多有利条件，提高渡海作战必胜的信心，认识渡海作战的光荣和重大意义，研究渡海作战的方案和各种应急措施，充分发动广大指战员，让其既明确渡海作战的光荣，又让其做到心中有数，一旦出海，能做到临阵不乱，临危不惧，英勇顽强，一往直前。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存在的思想问题，部队各级政工领导的普遍作法，主要是采取“三把钥匙开一把锁”教育。　　第一把钥匙，是形势任务教育。在十余天时间里，参战部队全体指战员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大、小会议，进行形势教育，认真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和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两个军都召开了有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进行短期集训。师一级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团集训连排干部。一般是五至七天。在这些会议，主要是查准备：思想准备、物资准备。　　联系党性和责任心检查：你对这次任务是否采取积极负责的态度？问题暴露之后，就展开分析：这些思想对执行任务、对党、对己有什么危害？最后表示自己的态度。各级党委作出执行渡海作战任务而练兵的决议，每个干部作出个人的思想鉴定，并把个人的决心计划交给党委审查备案。这些会议和轮训班，一般是在思想教育和解决战术问题结合起来，收效比较大。根据当时部队思想状况与时间状况，想彻底解决一切个人主义思想问题是困难的。讲明道理，提高觉悟，首先把思想集中在完成任务上，则是必须解决与可能解决的问题。在使部队认识了解放海南岛的一般意义和条件以后，各部队都联系了历史上的一些惨痛教训（如李闯王），有系统地批判了“半途而废”思想。同时，启发部队认识：“海南岛不打行不行？”“不行，否则敌人要卷土重来。”“不行，怎么办？”“要打！”“你不打，我不打，叫谁去打呢？”　　这样，通过逐步启发部队的求战情绪，再说明：“现在全国人民还过着艰苦的生活，我们要享受，应该不应该？”“中国的南大门不在我们手里，胜利果实保不住，你想休息享福，行不行？”这样，从个人前途、人民利益、国家命运关系等方面，深入浅出、具体实际地进行教育，启发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激发对敌仇恨心，从而使部队很自然地打开了偏狭的想法，自觉地树立了执行任务的正确思想。通过检查责任心不强的问题，许多干部感到惭愧，以致痛哭流涕，特别是回想起党对自己的培养，烈士的英勇奋斗和自己所担负的责任时，更加内疚。通过典型人物介绍，树立“阶级硬骨头”的战斗作风，使部队有具体的学习目标。各师都选择了一些能表现这种作风和高度阶级觉悟的戏剧组织演出，其中以《刘胡兰》给部队的教育最为深刻。演出后，组织座谈：“刘胡兰为什么这样英勇顽强？”大家一致承认：“刘胡兰有为人民服务忠贞不屈的精神！”有的战士说：“刘胡兰是个女同志都能这样，我们打海南岛更不能装孬种！”纷纷表示：“死要死个有价值。”大多数立功决心书上都写着：“打下海南岛，为刘胡兰同志报仇！”有的连在上党课时，还讲了人民英雄董存瑞的故事，用英雄人物的事例教育广大党员。　　通过宣传、学习英雄人物，使广大指战员自觉地克服个人主义打算，服从人民与党的最大利益。第四十三军指战员，还专门进行了“评生死”活动，说明有几种生，几种死。经过这一教育，广大指战员更加坚定了执行渡海作战任务的决心。第二把钥匙，是诉苦教育。广大参战部队，发扬谭政以前在四野倡导的诉苦教育政治思想工作的好方法，结合新的任务，运用不同形式对部队进行诉苦的阶级教育，启发广大指战员忆苦，比苦，加深部队指战员对解放海南岛人民的阶级感情。各部队还组织指战员访贫问苦，开展了军民同诉苦的活动。通过这种形式，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诉苦，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义愤，纷纷表示：“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誓死飞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解放全中国！”第三把钥匙，是立功运动。在阶级教育的基础上，部队各级领导和政工人员，反复把阶级义愤引导到对渡海作战的荣誉教育，通过这种教育，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光荣，回忆光荣，保持光荣，创造光荣，并把渡海作战，作为创造光荣、再造辉煌的契机。与此同时，广大参战部队还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三个纪念章教育，号召他们保持“东北解放纪念章”、“中南解放纪念章”的荣誉，争取“海南岛解放纪念章”，争创渡海英雄、英雄船、英雄连队。广大参战部队，按着谭政等指示精神，运用谭政倡导的政治工作的经验、方法，结合部队的任务与思想实际，有的放矢的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时间紧迫、任务艰巨的情况下，极大地改观了参战部队的士气和精神面貌，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从而为海南岛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样，经过二十多天的专门政治教育与政治动员和两个多月的海上大练兵，所有参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渡海作战的时机成熟了。　　1950 年3 月5 日下午7 时，夕阳的彩霞，伴着穿飞的海鸥，慢慢飘向天际。四十军某师渡海先锋营，在起航地点——雷州半岛西南灯楼角的一块空地上召开的海南战役誓师大会，正在庄严而热烈地进行着。落日的余辉，映红了墨绿的大海，映红了飞舞的战旗，映红了八百名出征勇士们张张坚毅、果敢的充满必胜信念的脸。前进的号音刚从指挥所里发出，乘坐八百名勇士的十三只船，便徐徐开动了，伟大的、惊心动魄的海南岛战役，揭开了序幕。此次战役，共准备船只二千一百余条。自3 月5 日至4 月1 日，第十五兵团以八千四百余人乘船二百余只，利用夜暗和顺风，分两批（四次）实施偷渡，在长期坚持海南岛武装斗争的琼崖纵队有力配合下，登岛成功。4 月16 日晚，四十军、四十三军两军主力近十万人强渡琼州海峡，于17 日凌晨在海南岛北部海岸胜利登陆。经十余日激战，至5 月1 日解放全岛，歼敌三万三千余人，其余七万余敌逃往台湾或溃散。　　谭政的政治工作， 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其特有的巨大的作用。第十三章 受重任入北京政工再建勋　　1953 年6 月1 日。广州军区司令部会议室。一个四十岁开外、沉稳、老练的英武滞洒的年轻将军，正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地作总结报告，会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此人正是谭政。他报告的题目是《关于整理党的支部工作问题》。原来，自全国解放后，部队大规模频繁作战的情况已经改变，在随之而来的战后和平环境中，部队的斗志已有些涣散。特别是1950 年3 月，四野第十五兵团在准备海南岛战役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思想问题，使谭政十分震惊。为此，谭政（当时在武汉）除通过各种方式催促渡海部队抓紧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外，自迁到广州后，特别着重抓紧对所辖部队思想教育。谭政对新形势下部队存在的问题，十分重视。他认为，这种情况、问题的出现，不仅战士中有，干部队伍里面也有，而且主要在于部中；不但非党群众中有，党员中也有，而且主要在党员中。因此，他针对上述问题，决定先抓部队各级党委的思想建设和连队党支部的整理。谭政用眼睛扫了一下与会者，用宏亮的湖南话说道：“鉴于目前部队的思想状况，党的支部急需整理，不整理就不能增强其基层堡垒作用。而加强支部工作，不单单是为了解决当前干部中所存在的问题，而且也是为部队正规划建设所需要的。办法是：在上级机关派人帮助和指导下，实行逐个的、分期的和实现一定要求的整理。”谭政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口水，接着提出了整理支部工作的四项要求。他高声地、格外引起大家注意、重视地强调说：“为整理好党的支部，必须明确四项要求：第一，明确支部工作的范围和职责，改善党内关系，加强集体领导；第二，健全组织与民主生活，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三，提高党员的模范作用和活动能力，改善党群关系，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弟四，加强对青年团、俱乐部的领导。”在报告的最后，谭政又画龙点睛式地强调：“我们整理党的支部工作的中心，就是要增强党内的团结和党群的团结。因为这是支部工作中的两个重要环子，抓住了这两个环子，解决了问题，支部工作就能提高，支部就能成为战斗力量的堡垒，团结的核心，在执行任务中的保证者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谭政报告的新思路、新举措，在会议上引起了轰动与强烈的反响。与会者一致认为，谭政政委所提出和要解决的问题，是目前部队问题的症结，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是完全必要的，及时的。这样，在谭政直接领导、亲自上马，通过各种形式大力抓紧基层支部整理、建设的基础上，部队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各方面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富有生气的景象。1954 年8 月下旬。广州东山留园。广州军区司令部谭政住所。　　红日高照，金秋送爽，在广州军区司令部谭政住所，电话铃声急促响起。谭政接过电话，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旁响起。原来，电话是北京彭老总打来，他要谭政速来京开会，作为六十名军队代表之一参加一届全国人大，人大召开时间是9 月15 日，并做好调京准备。　　谭政放下电话，凝视窗外蔚蓝的天空，心中充满了无限的遐思。此次电话是彭老总第二次打来。此前不久，彭老总的第一次电话，已与谭政打过调其进京的招呼。至今，成行已在眉睫。　　自1951 年初谭政随中南军区司令部由武汉迁入广州并更名为广州军区以来，至今三年过去了。三年里，谭政在广州经常深入部队和基层百姓之中，他与中南地区的军民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今天，中央催他进京，即将告别朝夕相处的地方，谭政心潮起伏，犹如珠江滚滚的浪花，澎湃不已..　　9 月初，汽笛一声长鸣，一列从广州开往北京的火车缓缓起动了。谭政在他的机要秘书秦兴汉的陪同下（暂未带家属），匆匆离开庶田、椰林的南国之乡，驰往四季分明、六代古都的北京。　　谭政到京后，经组织分配，立即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协助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主持总政治部的常务工作。同时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其实，早在谭政调京前，他就已参与了总政治部的工作，参与了修改、审定和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工作。　　1952 年12 月中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秘书长、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主持的各大军区、各特种兵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的联席会议上，就提出了从1953 年6 月起，人民解放军开始学习苏联，实行正规化、现代化的军事训练，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和军衔制（简称“三大制度”）。在准备实行“三大制度”的过程中，有的干部认为搞正规化建设，苏军有现成的条令、条例，我们照搬过来，一切按条令、规章办事就可以了，不必再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们主张，可以按苏军的做法，取消政治委员制，实行单一首长制。例如，在1953 年5 月颁布的以苏军条令为蓝本制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就只规定营长、连长是营、连的首长，而忽略了教导员、指导员在营、连中的地位与作用。还有人主张把政治委员改为副职，或各级政治委员都兼任政治部（处）主任，只管具体业务工作。　　在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积极建议下，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彭德怀（1952 年7 月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等，一致否认了上述右的倾向， 并于1953 年12 月7 日至1954 年1 月26 日，由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军事系统高干会议，会议基本否定了上述右的倾向。会后，中央决定，由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副主席陈毅与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道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在此期间，恰值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 年2 月6 日至10 日在京召开。作为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的谭政， 赴京参加了七届四中全会，参加了反对高岗的斗争。会后，经陈毅、罗荣桓的建议与请求，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审定和印发。谭政根据自己多年部队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强调了部队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了部队各级政工人员的地位、职责与作用。在谭政的积极参加、参与下，修改后的《条例》总结了我军所特有的丰富建军经验，简明而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我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性质、任务、职责、组织形式、工作作风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了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条例》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设立党的各级委员会，作为部队统一领导的核心；并确定党委统一的集体的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条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在《条例》中，关于“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一语，原先草案中有，因干部认识不统一而被删去。经谭政的坚持与建议，毛泽东在审阅《条例》时，又亲笔将其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修改与制定，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将毛泽东提出和总结的我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经验，制定为我军的重要法规。它的出台，标志着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迈出了学习外来经验与我军实践相结合的新的一步。它不仅保证了我们“三大制度”的顺利贯彻，而且还保证了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一个正确的道路和方向。主持起草和修改《条例》的陈毅、罗荣桓在这方面起了主导作用，参与、参加修改、审定、印发的谭政，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54 年4 月1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正式在全军颁布实行。　　1956 年3 月中旬。北京某地。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春节刚过，积雪己逝，古城北京的街头巷尾、城郊山湖，便已显现春意盎然的自然景观。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会议室里，继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报告之后，谭政以《关于军队肃反工作的总结报告》为题，作了生动的报告。他在对军队内的肃反工作，做深入、系统的经验总结。　　自谭政来京， 1954 年9 月5 日参加了一届全国人大（9 月27 日一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一届人大委员）。 1955 年3 月21 日至31 日参加了于北京召开的以清除“高饶集团”为中心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并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书记是董必武，另一副书记刘澜涛，委员、候补委员共二十一人）。在军队开展的这些政治运动中，谭政始终掌握“批判错误从严，定案、处理时从宽”的原则，尽量做到少出偏差和不出偏差。　　当时，也有人反映说他思想右倾，但他还是坚持他的一贯主张：“给一个犯错误的同志定性做结论，总还得给他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要一棍子打死嘛！”从1955 年7 月中旬开始，全军分批开展了军队的肃反运动。谭政对军队的肃反工作，既严肃又认真。在运动中，他始终遵循党的方针、政策，既打击了真正的反党反革命分子，又保护、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谭政在此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才以此为题作为报告。谭政在谈到军队肃反运动的基本情况时说道：“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在运动的全过程中，我们始终遵循中央的指示、方针行事。”在谈到运动中出现的偏差时，谭政讲道：“只是在某些单位，发生了打人、体罚、逼供、诱供等错误，但时间很短，很快便得到纠正。”在谈到运动后期的处理与政策时，谭政说道：“在甄别定案处理中有关政策界限的掌握上，对于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偏向，必须批评纠正。”谭政的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谭政结束了自己的肃反总结报告，信步走下主席台。谭政在肃反运动中，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不搞扩大化，给每个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相关，人们还清楚地记着谭政在参与和直接领导政治运动中，纠正“左”的倾向的另外一些感人肺腑的事例。有一次，谭政下去检查工作，某省军区政治部向谭政汇报了该部下属有一位政工科长， 1947 年伪造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和一封党员介绍信，利用分配到一个新工作单位之机，“混进”了党的组织。汇报该问题的同志并告诉谭政，这个人的问题已全部调查核实完毕，本人也如实作了交待。现在，他准备将这个人定为混迸党里来的政治骗子，作清除出党的处理。谭听取汇报后问道：“他入伍后表现如何？”汇报的人回答说：“一贯表现较好，作风正派，能联系群众，工作上有一定成绩。”谭政又问：“根据他的一贯表现，你看他是否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汇报人回答说：“可以说基本具备。”问明详细情况后，谭政表示：　　“我看这个同志，既不能定为混迸党内的政治骗子，也不能清除出党。”在座的军区领导干部都惊愕了。接着，谭政不紧不慢富有哲理地解释道：“他当时采取的那种手段混到党内来，做法上当然是错误的。但事实证明，他到党里来不是别有用心，想干坏事，这和政治骗子完全不同。如果1947 年他不那样做，根据他在部队工作的八九年的表现，也可能早就入党了。我看还是为他补办一个人党手续，帮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会为党继续努力工作的，对党有益而无害。”谭政这种以党的事业为重，一切从大局考虑，历史地、实际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切为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化消极为积极，对人的处理十分慎重的工作方针，使在场的每个人赞叹不已！后来， 1957 年在反右期间，某军一领导同志向谭政汇报说，“内定”的师团职干部“右派分子”的定性标准不好掌握。过后，谭政便派出工作组帮助工作，并对派出的工作组当面交待说：“对划为右派的复查定案，是件很细致的工作。对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对待。要注意接受历史的教训，打击面不能太宽。”这样，工作组通过逐人逐事复查，将原来“内定”的若干名师团职干部“右派分子”的名单刷下来一大半。谭政又很好地保护了一批党的军队干部。1956 年9 月中下旬。北京西城太平桥大街。政协礼堂。酷暑刚过，金秋已临。今天，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新落成的政协礼堂，红旗招展，卫兵凛然。具有划时代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大”，在这威武雄壮、富丽堂皇的政协礼堂里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一千零二十六名代表，佩带精制的代表证，代表着全国一千零七十三万名党员，洋溢着胜利、喜悦的笑脸，秩序井然地步入会场。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外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整个会场，热烈庄重，呈现出团结、兴旺的活跃气氛。谭政，这位“七大”时期的中央候补委员，在“七大”后十一年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与成绩，今天，也光荣地参加了大会。　　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在听取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陈云、董必武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所致的开幕词、所作的报告和重要发言后，谭政也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发言。原来，谭政自调京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总政常务工作以来，在部队的建设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及其政治工作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加之建国前谭政的成就与贡献，因此，1955 年9 月，谭政被授予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因此，谭政在党的“八大”的发言中，便对新阶段部队中的政治工作经验作了总结。发言前，谭政将发言稿分送邓小平、彭德怀、罗荣桓、黄克诚等审定。彭德怀、黄克诚对谭政的发言稿作了肯定的批语，邓小平在文字上还作了改动。谭政在“八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道：“全国解放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在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逐步地从过去的旧阶段，进入到现在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到来，是以技术装备的改善开始的，由此引起的是军队的指挥、编制、训练、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　　这是军队建设的一个飞跃，建军史上的一次巨大变化。”谭政在介绍了上述时代变化的背景、特点之后，单刀直人，提出了如何认识政治和军事技术的关系问题。他提高语调继续说：“有鉴于此，因此，现阶段的政治工作，应正确认识政治和军事技术的关系。在现代战争中，技术条件的重要性是大大地提高了。没有现代技术装备，没有高度技术水平的诸兵种合同作战，卑靠人的勇敢是不能在战争中取胜的。目前来说，我们在军事科学、技术和现代指挥方面的知识，不是很多，而是很少，技术的薄弱仍然是当前军队建设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克服这种落后状态，并争取若干年内在军事技术上赶上其他先进国家的军队。”　　谭政在强调了军事技术在部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及其现状之后，话题一转，又谈到了人的因素、政治因素的重要作用。他说：“但是，我们强调技术的重要，并不是主张可以降低人的作用、政治因素的作用。　　相反的，人的因素始终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技术条件日趋复杂，兵种增多，战争更加残酷的条件下，更需要发挥人的作用。技术是由人掌握的，任何新的技术只有同人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为此，谭政格外强调：“必须加强部队文化教育，使各级干部文化程度若干年内普遍达到大专以上，同时普及战士的文化学习，适应国防现代化的要求。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只有这样，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实现正规化，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国防军。”　　最后，谭政又在发言中指出了在目前新阶段中，部队工作转变中所发生的几种偏向。他指出：“这些偏向大略表现为：忽视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传统：忽视思想工作，不走群众路线；在学校教育与部队训练中，存在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同地方党的关系，较前疏远。”针对上述问题，谭政在发言中还提出了新的历史阶段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和方法。谭政发言结束，会场掌声雷动。谭政的这篇发言，是我军在新阶段政治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这篇发言，被编入“八大”的文件汇编之中，中央军委将其作为建军的重要文件印发全军。　　在中共“八大”上，谭政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2 月，谭政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主持全军政治工作。同时，他还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人大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7 年1 月7 日。北京。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新年刚过，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便在北京隆重举行。　　会上，一位风度翩翩五十岁上下的中年首长，正在满面春风、流畅潇洒地进行长篇讲话《关于在军事训练中执行群众路线的初步总结》。此人就是一年多前被授予大将军衔，半年前参加了党的“八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不久前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说起谭政出任总政治部主任，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原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由于身体的原因，经过一段时间反复的思考，决定让出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由新人来接班。罗荣桓认为谭政是最恰当的接班人选。经过慎重斟酌， 1956 年9 月2 日，在党的“八大”召开前夕，五十四岁的罗荣桓，终于提起笔来，郑重写道：　　彭转军委并报中央主席：　　我长期身体不好，不能工作，而又挂名很多，精神上极感不安，请求解除我总政主任及总干部长等职，以免妨碍工作。　　罗荣桓　　1956 年9 月2 日　　同时，罗荣桓通过别的形式，提出谭政为自己的接班人选。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接到罗荣桓的信后，感到事关重大，需从长计议。他考虑“八大”　　召开在即，可在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报告后再说，便将此信压下。10 月2 日， 彭德怀来到军委办公室，让秘书将罗荣桓的信取出，在信上批给军委秘书长黄克诚：　　抄送军委委员阅，准备在军委会上讨论一下。原稿转呈主席。　　中央军委经过反复研究，考虑到罗荣桓的健康状况，决定同意他的请求，并决定由谭政继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继任总干部部长（不久，总干部部与总政合并）。该两项提名在12 月29 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52 次会议通过。　　谭政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后，主抓的第一件大事，便是主持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文化、学习理论的高潮。长期以来，部队处于紧张而又严酷的战争环境中，而且农村出身的干部、战士占很大比例。因此，总的说来，部队的文化素质、理论素质特别差，不说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就连小学文化程度的都很少。补人部队的翻身农民，有许多人还是文盲。为了适应部队正规化、现代化的要求，谭政从1953 年起在广州军区（原中南军区）时，就开始考虑组织部队学习文化问题。他先是组织力量在中南军区部队调查摸底，了解部队中各种文化程度的状况，看看还有多少战士需要“扫盲”，通过什么方法来解决和提高干部战士的文化程度，文化教员从哪里来，从哪里解决。在调查的基础上，他又在一些单位搞了试点，取得经验：文化教员，可以招收一批地方大中学生，教授各年级干部班。战士的“扫盲”，可以聘请地方小学教员兼任。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南军区部队在文化教育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此时，谭政又向军委、总政治部提出了在全军普及文化的建议。1956 年12 月底，谭政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后， 结合部队正规化、现代化要求等特点，根据部队文化素质低、理论素质差，很难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等不适应部队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根据他的一贯思路和主张，在他主持下，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文化的新高潮。对部队领导干部，谭政还提出了学习政治理论的任务。谭政提出，通过离职和在职等形式，普及文化教育，使军队中所有的工农出身干部的文化程度，达到高中以上，一部分达到大专以上。为此，谭政领导并制定了《院校教育方针》、《干部理论学习计划》、《海岛工作纲要》等法规、准则。他主张干部要脱产学习，要保证有四百个小时系统的正规的高等教育。对于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谭政要求在若干年内，读完十二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等课程，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著作。在抓部队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时，谭政还以身作则，除了抓紧时间阅读马列著作外，还和一部分军队高级干部在南京举办的读书班中，一起学习毛泽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读书笔记。亲自组织编写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大纲。后又主持制定《关于在职干部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这样，便在全军掀起了进一步学习包括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化学在内的文化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热潮。后来， 1957 年2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谭政学习了这篇讲话后，带领干部到福建沿海部队进行考察。4 月间，谭政执笔写成了《关于当前部队官兵矛盾和军民矛盾的考察报告》，并提出了正确处理官兵关系的十二条措施和处理军民关系的八条办法，受到中央军委的好评。谭政在抓部队的文化学习、理论学习的同时，丝毫未放松抓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正确处理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的关系。为了把政治工作渗透到军事训练中去，保证部队训练任务的完成，除了训练时间给以充分保证外，谭政还要求总政治部工作人员首先自己参加军事训练，到部队去摸爬滚打，直接感受，变为内行。谭政本人也亲自深入东南沿海部队，检查部队军事训练中的政治工作。这样， 1956 年12 月在谭政主持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谭政曾就部队军事训练中的群众路线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总政宣传部根据他的讲话精神撰写了《关于在军事训练中执行群众路线的初步总结》。　　这样，在今天即1957 年1 月7 日起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谭政在作了重要演讲后宣读了这个《总结》。军委副主席、会议主持人彭德怀听后，认为很好，建议将此《总结》刊登在《八一杂志》和《解放军报》上。以后，这个《总结》又印成小册子下发部队，对推动军事训练和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该《总结》写道：　　在军事训练中实行群众路线，可以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取得成绩大，创造多，难点较易克服，教学方法也能得到改进等好处。发扬军事民主，改善官兵关系，乃是在训练中实行群众路线的先决条件。　　1958 年，谭政对于部队正在开展的军事训练，又提出“一专多能，一兵多用”的口号。为推动部队军事训练作出了积极贡献。东北某地，在政府招待所的餐厅里，谭政发火了。原来，这次谭政来东北检查部队工作。当地政府出于对革命老干部、上级首长的尊重，特在政府机关招待所餐厅里，为谭政等摆了一桌酒席，并把茅台酒说成东北地方名酒，把熊掌说成“牛蹄”，把鱼翅说成..当谭政入席，看到桌上摆着的高档酒菜之后，便大发雷霆，严厉批评了当地政府的不正之风，并要退席。后来经过再三劝说，在当地领导答应撤下高档酒菜后，谭政才出于礼节，坐下吃饭了。建国后，谭政出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后，仍和建国前一样，始终保持艰苦朴素、谦虚谨慎、严于律己的革命传统精神，从不向国家伸手、搞特殊化和多吃多占等。早在1948 年8 月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野战军总部驻哈尔滨。当时，中央管理处给林彪、罗荣桓、谭政等各分一套又宽又大的住房。此时，罗荣桓不肯住这栋比较考究的庭院式楼房，他建议该房可用作机关办公，给他另找一处房子。罗荣桓看到谭政住的那栋小楼里倒是空荡荡的，就叫夫人林月琴去和谭政夫妇商量，和他们搭邻居，搬到一块儿住。谭政夫妇立即表示欢迎，并希望罗荣桓一家尽快搬来。没过几天，谭政与罗荣桓两家便搭邻居，一同住在一栋小楼里。据谭政秘书乔希章、佟印回忆，建国后， 1954 年9月，谭政调北京升任后，中央管理局分配给他一套住房。该房设施简陋，常年失修，但他从来没有提出修理或更新。当管理部决定拆去旧厨房重修一座新厨房，并加大取暖锅炉的时候，被他拒绝了。谭政的妻子王长德是老红军女战士，偶尔坐了谭政的车子去办私事，谭政就告诉司机：“一定按规定收费！”谭政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十多年，没有用公款请过一次客。有熟人来看望他或谈工作，碰到吃饭的时间，只不过让炊事员临时加个菜，一同就餐。但每逢过节、过年，他总是把秘书、警卫、司机、炊事员请在一起聚餐、打扑克、说笑话，一同娱乐。谭政出国访问时，外国朋友赠送他的贵重礼品，如照相机等，回国后都交给画报社等专业部门公用。他经常告诉秘书，不准收礼。晚年，他曾回井冈山、东北等战斗过的地方，也曾回过湖南家乡。　　在到这些地方参观工厂时，厂里送他一些工厂自己的产品，他也不肯接受。　　一次在湘乡市一家糖果厂参观时，厂领导背着谭政把几包糖塞进车子里，回到宾馆发现后，谭政硬是让秘书把这几包糖退回了工厂。谭政严以律己，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的革命家的政治风范，使他的秘书和工作人员都赞叹不已。第十四章 遭迫害理在胸功绩彪青史　　1960 年1 月22 日。广州东山小岛省委招待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时令严冬，南国花城广州，依然阳光明媚，暖冷如秋。滚滚的珠江水，从市内穿过，把广州分为南北两半，横跨江南的珠江大桥，给这繁华的市街，增添了威武壮丽之感。路旁的马尾松，苍翠欲滴，木棉树、凤凰木、洋槐树、石栗等，开着五颜六色的花。元月的广州，风和日丽，鸟语花香。今天，在广州市内小岛省委招待所会议厅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在热烈地进行。林彪、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等在会上作了报告或发言。谭政作为总政治部主任也参加了会议。“同志们，我们这次的军委扩大会议，研究和讨论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通过了1960 年的国防建设工作纲要。会议开得很好，成绩很大。”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林彪拉着尖细的湖北腔说道。接着林彪说：“目前我们军内要开展肃清彭、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影响的斗争。同时要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毛著就是要背警句，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要挑选最好的，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在1959 年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就说过：“马克思、列宁著作很多，是低级的，毛主席著作是高级的，学毛著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可以‘一本万利’。”然后，林彪话题一转，提高嗓门说：“关于军队的政治工作十分重要，我们部队一定要按着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方针去办事。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曾给‘抗大’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我看还是把这三句话、八个字概括为‘三八作风’更简捷。　　我们部队就要用毛主席倡导的这‘三八作风’来要求自己。”听了林彪这段话，坐在会议厅里的谭政感到十分意外，怎么能把毛主席这丰富的思想内容如此简单化为“三八作风”呢？还有个“三·八”妇女节呢！谭政也不同意林彪只提学毛著、背警句的说法。谭政认为：有些理论是马克思发明的，毛主席没有发明，如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不断革命论也是马克思发明的，毛主席阐述了。如果只提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就不能概括。谭政还认为，对毛泽东思想“不能庸俗化”。散会以后，谭政怀着不解的心情与疑虑，不以为然地对同事说道：“林彪的‘三八作风’，提法很不科学，很不准确，还有个‘三·八’妇女节，这很容易混淆。恐怕需要再斟酌斟酌。”对学毛著的提法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不久，谭政对“三八作风”提法持怀疑、反对的话以及对林彪学毛著的不同看法，传到了林彪的耳里。林彪恼羞成怒，决心给谭政一点颜色看看。广州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很快便在上海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林彪提出的“三八作风”竟然重新端到了上海会议的会场上，从而取得了通过党中央会议的地位，并在红头中央文件中出现。　　红头中央文件下发到作为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手里，这意味着，谭政不仅要收回其“商榷性”的意见，还必须不折不扣地立即执行，组织宣传。总政宣传部起草的宣传提纲，送到了谭政的案头。恰在这时，谭政收到了一封意外的来信。这封信，是当年在“抗大”学习过的干部写来的。他信中指出，如果提“三八作风”的话，那么“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是否应该改成“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怎么办？谭政在苦苦地思索着。谭政认为，不是写信的人在咬文嚼句，这是有道理的。于是，谭政亲自出面，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专门请示是用“艰苦朴素”还是用“艰苦奋斗”。给毛泽东的报告尚未回音，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某军区宣传部写来请示，问是否可以把“三八作风写成大字标语，刷在军区的院子里？”总政宣传部又把这一请示送到谭政的手中。　　对于谭政来说，问题很简单。谭政的回答：“给毛主席的报告还没有消息，这要等毛主席批复后再作回答。”然而，有人却把总政谭政这里没有立即组织宣传“三八作风”的事汇报给了林彪。林彪对常去他家里的那个人说：“总政谭政这是阻止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低毁‘三八作风’。”他还逢人便说：　　“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就是这样，你不攻他，他就攻你；你不打他，他就打你；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1960 年5 月的一天，林彪把谭政叫去，并责问谭政：“你知不知道政治机关与党委机关是什么关系？”“党委的决定，你总政为什么迟迟不落实？”在林彪的压力下，无奈，在谭政主持下，总政治部于当月发出了《关于开展培养三八作风运动的指示》。在此前后，谭政又主持了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接着，他又到政治学院去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理论还是要系统地学》。这个报告，又以显著的位置刊登在解放军报上。同时，有一篇题为《东北战场上的林彪同志》的文章，无原则地吹捧林彪，提出什么“跟着林总走”等词句，要求《解放军报》刊登。　　这篇文章呈送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审定时，谭政将这篇文章给“枪毙”了，未准刊登。这时，一些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人，已经闻出了一些味道：这与林彪的一些提法不一致。而谭政认为：他的说法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平静的北京，已开始不平静了。林彪决意要对谭政下手了。由于谭政的抵制，林彪决意“彻底解决‘谭政’问题”。1960 年9 月14 日。北京北海公园东三座门。军委办公厅驻地。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金秋的北京，阳光灿烂，微风送爽，湖光山色，绿荫浓浓。高大笔直的钻天杨，挺拔苍劲，深绿色的宽大叶片，在阳光的辉映下，闪着晶晶的亮光。今天，北京军委办公厅驻地，分外忙碌，在军委办公厅会议室里，由林彪把持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在紧张、激烈地进行。会议的主要矛头，是对准谭政。会议从9 月14 日，一直开到10 月20 日，开了一个月零六天。　　本来在4 月份，研究全军政治思想工作，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谭政主持下刚刚开过。但是，为了彻底否定谭政主持的政治工作及其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林彪又提出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重新专门讨论政治思想工作。并要谭政准备一个《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谭政带了几个人，很快起草出了一份报告稿，送给军委常委征求意见。别人的意见均已反馈回来了，唯独不见林彪的意见批回。这是为什么？谭政不得而知。在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前夕，林彪突然提出要先开军委常委扩大会议。9 月12 日，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作了重点讲话。他说：“总政、谭政不紧跟搞‘三八作风’，而去搞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教育和科学文化学习，这是偏离方向。”“今年4 月总政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虽然也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开得不好，许多应该回答的问题没有回答。联想到去年的政工会议，情况也是如此。”见此情景，坐在一旁的总政宣传部长姜思毅，再也压不住火了，但由于林彪的高位与专横，也只能耐着性子解释道：“我们总政的文件、宣传、教育计划，是经过军委集体讨论决定的，并经毛主席修改批准的。”　　没等姜部长说完，林彪便抢过活题阴阳怪气地接着说：“大家注意呀！吃菜吃心儿，听话听音儿，总政的同志仍在坚持方向偏的错误。”在这次会议的讲话里，林彪还发表了当时使人们“耳目一新”的四个第一。他活像一个“发明家”式地喜笑颜开、眉飞色舞地说：“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上，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与事务性工作的关系上，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关系上，活的思想第一。”对于林彪的责难与空头政治的滥调，谭政听起来真是别扭之极，他又怎么能接受呢？但不接受又有何法？林彪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他的话自然是军委的指示，是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的基调与指导思想。会后，谭政无心思吃饭，他把起草报告的同志找来，要他们在原来的报告稿上，加进林彪讲话的相关内容，尔后上报给林彪。在一切准备就序之后，三座门军委办公厅会议室里举行的9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始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作完报告后，总政治部的另一个负责同志却作了一个调子与谭政完全相反的报告。谭政的报告，是林彪指定要的。后来的修改稿，林彪也是看过的。总政另一负责同志的报告，也是林彪授意的，其基本精神是林彪的。谭政听着这位负责同志的发言，越听越觉得味不对。按着一般常规，这位同志的发言应该和自己打个招呼，然而，事前他却一无所知。　　他哪里知道这正是林彪一手安排的。这位同志也觉得这种作法不妥，但林彪的旨意又怎能违抗？听着听着，谭政闻到了味道，他似乎觉察到，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专门朝着他谭政来的。事情果然被谭政猜中了。谭政与那个负责同志两个内容、调子完全不同的报告，在与会者那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看风使舵的人，便开始在会上会下活动，肆意散布对谭政不利的言论。　　也有人在会上向谭政发难了，把谭政的报告当成“黑靶子”重点批判。　　林彪也公开表演了，要谭政“对所犯错误作出检讨！”并说谭政是“糊涂观念”，“教条主义”。接着，谭政受到围攻，大会小会“连续作战”。“反对新军委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毛主席”，“一贯右倾”等，各种帽子铺天盖地向谭政压来。谭政毫无提防，仓促“应战”，结果是被动挨打。会议主题变成了揭发批判谭政的“错误”。谭政遭难了！谭政陷入极度痛苦与压抑之中。谭政不知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他气愤而不解地问：“要我检讨什么呢？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就说是反对新军委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反党、反毛主席，我想不通。说我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期间政治上一贯右倾，历次政治运动常常拒不执行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这些意见，我回想了一下，都不符合事实嘛！”谭政还辩解说：事实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决策，件件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罗荣桓、陈毅同志主持、我参加制定、修改的全军政治工作条例，关于部队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大纲，还有文化教育十年规划和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其他几个方面的工作，都报告过毛主席，有的，主席还作了批示。这些，怎么倒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东西？还有，说我在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人和技术的关系上只强调技术作用，不讲人的因素第一，所提意见，都是片面的，我怎么能人云亦云去作检讨！”然而，谭政的这些说明、申辩和解释，换来的只是一句话、一根大棒：“谭政的态度很不老实！”此时，又有人出来“秋后算帐”了。有人说：“1944 年，你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经过毛主席几次修改后形成的。这是毛主席的著作，可却用你的名字发表，你捞了多少政治资本？”听到此话，谭政己忍无可忍，他站起来激愤他说道：“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也是毛主席修改的，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后来在大会上宣读和在报上发表用我的名义，都是中央开会定下来的，我就是用我的名义发表，也是发表不了哇！”“这才是你的真实想法，你就是想借此捞政治资本！你还不承认！”对方大声训斥道。有人说：“你谭政在‘八大’《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发言，是明目张胆地执行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铁证’。”　　有人说：“总政内部有个圈圈，你谭政和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总编辑欧阳文组成了一个反党集团！必须交待你们的反党纲领！总政己到独立王国的边缘。”谭政一一辩解着，申诉着，解释着、斗争着..他，一位叱咤风云、转战一生的共和国将军，他疲倦了，他被整的神魂颠倒，蒙头转向，疲惫不堪..　　10 月20 日，会议在一一认定上述种种对谭政的诬蔑、指责，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和《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后闭幕。然而，问题并未结束。根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希望谭政同志在今后总政治部机关整风中，进一步地进行检查”的规定，在总政党委扩大会议上，还要对谭政等人继续“揭发批判”。对谭政等人的政治迫害，并未就此罢手。　　1960 年10月25 日。北京某地。总政党委扩大会议。金秋已过，天气渐冷，在北京某地召开的以整谭政为宗旨的总政党委扩大会议，也如同自然气候一样，在冷酷寒意中一天冷似一天地在激烈进行。会议马拉松式地从10 月25 日，开到次年的1 月25 日，长达三个月即九十天之久。在这长达九十余天的漫长政治劫难中，谭政又遭到了接二连三的轮番“轰炸”。最后，会议以作出对谭政“反党宗派集团”成员的处分意见，而告结束。处分意见写道：　　谭政同志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他自己不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也不准别人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他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在反彭、黄后抗拒新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而抵制新军委和林彪同志，实质上就是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谭政为了执行彭、黄路线，与总政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社总编欧阳文一起，进行反党活动，结成反党宗派集团，把持总政领导。　　随后，中共中央批准井转发了总政党委的《整风工作报告》。谭政被撤销了总政治部主任，降职为副主任。刘其人、姜思毅由部长降职为副部长，白文华、欧阳文调离总政治部。以后，又经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撤销了谭政军委委员、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又撤销了谭政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接着，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又撤销了谭政国防部副部长职务。军队改革薪金制度时，又给谭政行政降两级的处分。谭政这位投身革命奋斗几十年的大将军，今天却遭受了内部的迫害，饱尝了逆境的苦衷。　　然而，他没有灰心，没有泄气，没有绝望。在遭遇迫害中，他坚持真理，坚持斗争，马列主义武装在胸，宁做逆境不倒松。在谭政挨整的漫长而艰难的岁月中，谭政的心境也达到了人生的底点。他昼不愿出，夜不能寐，生活无趣，饭食无味。家人发现，他本来已经戒掉的烟，又抽上了，而且是一支接着一支不停地抽。他常常是烟雾燎绕，愁云笼罩。有时候，他独自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地坐着发呆，一坐就是半天。谭政的心情，是郁闷的，压抑的，愤怒的。　　他实在是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好心的朋友劝他说：“你去找林总说一说嘛！”谭政不去。也有人建议他：“去找毛主席！”谭政也不去。实在憋闷得受不了了，他去了他的前任、老领导、老上级罗荣桓元帅家里。谭政与罗荣桓是几十年的老知交了。谭政来总政当主任，是罗帅给毛主席写信建议的。谭政把罗帅当成兄长，平时有了什么想不通的事，他都要找这位老大哥。就是家里出了什么纠纷，也是找罗帅来给调解。当谭政颓唐地来找罗帅的时候，罗帅便说：“你心里有什么话，有什么委屈，你就尽管说吧！我虽然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但至少可能给你参谋参谋。”谭政心情激动他说：“罗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罗帅虽然身体不太好，有些事情不太过问，对谭政的事情，他还是知晓的，但由于事关林彪，甚至关系到主席，因此，有些话他也不太好直说。尽管罗帅认为，谭政“跟主席工作那么多年了嘛，怎么会发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但从组织原则上讲，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罗荣桓只好从正面劝慰谭政，要他服从中央的决定。谭政还问罗帅：“主席同意这么搞吗？”　　“不要管怎么回事了，还是要振作精神，抬起头来，还是要继续工作嘛！不要老是这样垂头丧气的！”说这话时，大概罗帅也觉得底气不足，没有说服力，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能说什么呢？沉默了好一阵子，谭政又说：“我这个反党分子，还能干什么呢？”罗帅回答道：“过去长期在机关工作，有了时间可以下去搞点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就及时向中央和军委报告。”谭政采纳了罗帅的意见，果然精神振作了起来，下到他分管单位的基层去了。　　谭政由总政治部主任降为副主任后，分工管总参、总后和总政直属单位的政治工作，后来又加了一项公安部队的政治工作以及民兵政治工作。如果按照别人的想法，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不让你再工作了，副主任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安慰而已。然而，重新振作起来的谭政，确实没有在逆境中屈服，他真的正儿八经地当起了他的副主任来了。他跑了总参的直属单位，一个又一个的招待所，一个又一个的通信站，检查那里的工作是不是保持了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他跑了总政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又跑八一体工大队。要他们谈谈怎样做好演员的思想工作，怎样正确对待比赛中的胜败。他跑到公安总队的一些哨所，去和那里的战士促膝谈心。他跑到武汉被服厂去蹲点，一蹲就是三个月。谭政回到北京，一见到罗帅，便兴致勃勃他说：“大有收获，大有收获！”谭政详细地向罗帅讲起军工生产的一些情况，谈到了一些存在的问题，还带回一些不合格产品给罗帅看。谭政告诉罗帅：“有的军工生产有问题，特别是生产军械弹药的工厂，那要是出了质量问题，可是不得了！”罗帅听后高兴地对谭政说：“好哇，好哇！你把调查的情况写个报告，也准备一个稿子，向军委汇报。”　　于是，谭政就又认真地准备起来了。手头的材料是现成的，他不用准备，就能说出许多事情来。但他还是认真地准备了起来。　　自己动手写提纲，认真和秘书凑材料。材料准备好了，也向上面报告了，但迟迟没有回音。等来等去，谭政向毛主席写的调查报告，向中央军委的汇报，不仅没得到回复，反而说他写的那个民兵工作考察报告中提出的“三依靠”是与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相对抗，又一次受到批判。他又一次受到了委屈，谭政又去找罗帅。这时，罗帅的身体已经是越来越不行了。　　一天，谭政在总后参加会议，得到消息说：“罗帅不行了！”谭政和李聚奎上将飞车赶到罗帅家里，也没能跟罗帅说上一句话。这不能不使谭政悲痛万分。回到自己家中，百感交集，谭政禁不住失声痛哭。1964 年，四清运动开始。不少领导下了基层，谭政也决定下到基层去。下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改造思想。谭政选择了江西九江的一个军工厂，他的正式职务是工作组的组长。到厂第二天，谭政就穿上工作服下车间劳动去了。为了和工人打成一片，谭政改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名字——唐一夫。谭政在这个工厂里认认真真地当了半年多的工人，他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人一致起来。工人们对这个“老唐”很是喜欢，很愿接近。　　有什么话都愿意对他说，甚至有的工人家里发生了纠纷，也愿意找他帮助解决。既然是工作组组长，就要管点事情。一天，他接到江西省委的通知，去南昌参加一个会议。他带上秘书就出发了。不料，来到南昌当晚，秘书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请告诉谭政同志，他是犯了错误的，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秘书反问：“这是谁的意见？”电话里传出来一个响亮的名字。秘书只好回答：“知道了。”怎么和谭政交待，思来想去，只好撒谎。“谭副主任，会议改期了，我们要先回九江。”谭政不解他说：“不会吧，不是定好了的吗？”“刚刚改期的。”秘书说道。谭政说：“不行，我要去问问他们，哪能这样不负责任，劳民伤财？”秘书反复劝他不要再问了，可谭政还是坚持要问。无奈，秘书只好实话实说了。谭政听完后，就再也不说话了..谭政从九江蹲点回京不久，即接到中共中央决定，调他去福建任第五位副省长。可是，这个副省长的椅子还没有坐热，新的灾难，又一次无情地降到他的头上。1967 年隆冬，北国已是白雪皑皑，滴水成冰，南乡福州，却秋韵未尽，绿荫浓浓。马路两旁，主于粗壮的榕树，刚劲挺拔的玉兰树，枝繁叶茂，翠绿欲滴，仿佛是绿色的飘带，绵延在市区内的大街小巷，给这平静的福州，又增添了清新秀美之感。此时，“文革”已经进行了八个月，住在福州市内五峰山军区大院里的谭政（他是不久前为回避红卫兵冲击，经省委决定由省委招待所交际处迁到这里的），无心浏览榕城的自然风光，一场不样的厄运，似乎马上就要降临。接连几天，台风阵阵，阴雨霏霏，寒冷异常，市区内市民居住的二层结构、普遍从东向西顺风倾斜的木板房，发出吱吱的响声，似乎很难招架住这逼人的风寒。厄运果然发生了。福州军区卫校造反派学生二十多人，在林彪的唆使下，臂带红袖标，深更半夜闯入谭政家中，把他捆绑起来，押解到北京。尔后，在各总部、各军兵种及各院校，谭政与彭德怀、黄克诚等一起，轮番接受批斗，坐“喷气式”，被拳打脚踢，“文革”中发明的各种“刑罚”，应有尽有，苦不堪言。从此，谭政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文革”监禁生活。　　八年里，谭政先是和罗瑞卿关押在一起，以后又分开。开始被关到北京卫戍区教导队“什坊院”。在此院被关的，还有彭德怀、黄克诚等人。按照住房的序号，他们被称为1 号、2 号、3 号。l 号是彭德怀， 2 号是谭政。谭政的监房比别人昏暗得多，别人的门窗朝前，门窗一壁，而谭政的监房要通过一所过屋才能进去。窗子封得严严实实，外边已安着一个漏斗状观察窗，见不到一点阳光。一天到晚，室内极度昏暗，特别是阴雨大，室内白天黑夜没什么两样。这样，谭政本来就压抑的心情更加深重。他一天到晚不说话，也很少在室内走动，往往是在一个地方许久许久地站着，有时瞪着两眼，呆呆望着，眼皮不眨一下。他的内心痛苦超过了极点。他的神经己有些失常了。后又被转移，关在公安部办的政法大学里。前后换了好几个地方，具体都是什么地方，谭政自己也搞不清楚，深院壁垒，无向可辨，无人可问。在阴暗潮湿的“囚室”里，夏日闷热，蚊虫叮咬，呼吸都感到十分的困难，冬天寒冷，无任何取暖设备，谭政只能合衣而卧，蜷曲着身体，以抵风寒。吃的“囚饭”，除了窝头、咸菜，无任何可引起食欲的饭菜可言。　　八年里，谭政的身心受到了极度的摧残，政治生命降到了他人生的最低点，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也降到了他人生的极限，病疾相伴，无药给医，谭政险些送命。后来，谭政自己曾伤心他说：“我这个参加秋收起义的红军战士，井冈山上的共产党员，古田会议的参加者，经过爬雪山、过草地，长征二万五千里，竟然在‘自己’的监房里蹲了八年！”一次，毛主席问：“那个谭政哪里去了？”这才把谭政从监房中放出。此时恰是1975 年元旦过后不久的春节前后。谭政放出后，先是住在中组部招待所，长时间生活上没人过问。老同志、老朋友前来看他，谭政一见面便失声痛哭！老秘书前来看他，他竟然哭得老泪纵横，像是个孩子。并说：“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啊！”人们突然发现，谭政大将的神经已有点不正常了，说话用语迟顿，腿脚不灵，耳朵发聋，真像一个小老头了。同志们见到谭政被折磨成这种模样，都感到吃惊，并关切地问：“谭老，你是为什么蹲监房的呢？”谭政的回答十分干脆：“不知道。”当秘书问起他在监房里的情况时，谭政摇摇头，说道：“八年了，别提它了！”谭政对秘书和看望他的同志说起出来后的情况：“许多人来看我，那天耀邦同志来了，很关心我的生活。”说着说着，止不住又落下了热泪。“我是出来了，但就这么呆着，也不是个办法，总得有点事情做才行啊！”谭政还惦记着工作并对秘书说。秘书给他出主意：“您给叶副主席写封信，把你的情况说一说。”谭政觉得此办法不错。第二天就给叶副主席写了一封短信。叶剑英接到谭政的信以后，很快把信批给了此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邓小平立即把这封信转给了毛主席，并作了批示：　　主席：　　谭政无大错，建议安排军委当顾问。　　当天，这封信送到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毛泽东也想到了谭政这个湖南老乡，老部下，老相识。当初正是毛主席“那个谭政哪里去了？”才把他放出。今天，毛泽东又在经邓小平批示的谭政的信上，用粗粗的铅笔画了一个很大的圈，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于是， 1975 年8 月，谭政出任中央军委顾问，对他所受的政治迫害，予以平反。谭政大将又穿上了他视为生命的军装，恢复了往日的殊荣。谭政穿上军装去看叶帅。在西山叶帅的住所，他握住叶帅的手，泣不成声。叶帅看到谭政虽有好转、但仍无法掩饰的落魄身心，心中犹如刀绞般的难受，他的喉咙硬咽了。坐了片刻，恢复了一下激动的情绪，叶帅对谭政说：“谭政啊，你出来工作，是邓小平同志建议，毛主席批准的。你呀，身体不好，能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不要像过去那样一个劲儿地干，身体不行不要勉强。”谭政的耳朵已经背了，没有听清。叶帅只好又说一遍。谭政明白后激动地对叶帅说：“能工作了，我就要尽量给党多做点事情。”告别叶帅时，叶帅又特意送给了谭政一个助听器。此后，谭政又去看了徐帅等老同志、老朋友、老上级，谭政的心情，身体，精神，处在慢慢的恢复中。谭政以坚强的毅力，锻炼身体，做着恢复工作。谭政虽然行动不便，据他的秘书回忆，有时走路直跺脚，就是迈不开步，但上任后，仍然深入边防海岛去看望部队，回到井冈山看望老区群众，还回到东北解放战场去巡视。正在谭政身心状况逐渐恢复，并踌躇满志地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由于身体被迫害的虚弱，加上一个新的、意外的打击，使他永远地失去了工作能力，在医院的病榻上，艰难地走完了他人生最后八年的旅程。　　1980 年4 月25 日。北京五棵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南楼高干病房。谭政病榻。北京的四月，阳光明媚，微风阵阵，万木逢春。座落在五棵松地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即301 医院南楼高干病房， 亭台楼阁，平顶白墙，远远望去，显得十分威武壮观。院内丁香株株，松柏参天，花草遍布，气息幽幽，这是一个闹中取静，治病疗养的好去处。这里有一个经历坎坷、阅历非凡的特殊病人，他就是年已七旬的共和国大将军谭政。与谭政同住三层治病疗养的，还有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身经百战的将军韩先楚和越南领导人黄文欢等。谭政入院后，经医生、专家会诊，确诊为“脑血栓”病，需住院长期治疗。此次谭政住院，既是林彪长期政治迫害、身心摧残所造成的直接恶果的继续，又是这种迫害的余毒对谭政的再次刺激而直接引发。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一个地位相当高的人来谭政家里看望谭政，并对谭政说：“谭主任，你在延安作的那个政治工作报告，不能算作你的著作吧！”谭政没有吱声，但心中怒气油然而生。碍于情面，他并未发火。这个在林彪整他时玩弄的老把戏，谭政早已领教了。他当初不认这个帐，后来不认这个帐，今天他更不认这个帐。几天过后，有关方面给谭政送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文件中，有一个附件，就是当初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谭政作的那个《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但这次报告的署名，处理得很滑稽，既未署谭政的名字，也未署毛泽东的名字，而是署了“留守兵团政治部”机关的名字。谭政看后，真是哭笑不得：“留守兵团政治部怎么作报告？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谭政心中很生气地对秘书说。秘书只能安慰谭政说：“可能是他们又搞错了！”　　谭政接着激动他说：“历史总会是真实的、总有一天会有人说公道话的！”　　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打击，使谭政刚刚恢复的身心，无形之中又受到了一次剧烈的震痛。几天之后，问题出现了。一天中午，公务员打了一盆洗脸水，准备给正在医院查体的谭政同志擦脸。公务员叫一声：“谭老！”谭政没有反应。又叫一声：“谭老！”谭政仍没反应。公务员觉察到谭政的身体可能出问题了。他叫来了护士、医生。谭政醒来后，发现他左侧身体已不能动，并影响右侧身体。语言失灵，吐字不清，很难听懂，但他心中还明白，用手写字，企图表达意思，但手脚都已不听使唤，划道拐弯已很困难。经医生、专家会诊结果，确诊为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静静的医院高干病房（后来又迁到新南楼即将军楼六层四床），外面是明媚的春光，里面是卧床的大将。　　谭政己无法浏览那四季分明的都市景观，而长期弥留于白墙、白床、白衣护士之间，偶尔又在似梦非梦的迷朦中，回到那军旅生活的战场，回到了那童年儿时湖南老家的田园生活..谭政长达八年的病榻煎熬，就这样在昏昏沉沉中，悄然开始，在光怪陆离中，慢慢度过。他大小便失禁，秘书、护士们为他端尿端尿。他身背长满了褥疮，秘书、护士们为他翻身，擦洗，换药..　　有一天，老秘书兴冲冲地来看他，坐在谭政的床边，从兜子里拿出一本书来，对谭政说：“谭老，这是党的权威部门编辑的《党史参考资料》，里面收录了您在延安西北局高于会议上的那篇报告，并署了您的名字。”　　谭政没有听懂，他的听力已经越来越差了。　　无奈，老秘书又赶紧把这件事写在纸上，让他看这个可喜的消息。尔后，又把《党史参考资料》收录了他那篇报告的书，及其书中所录谭政报告的“谭政”署名，指给他看。　　谭政看懂了，明白了，完全明白了！他脸上现出了难得的微笑。　　他的嘴动了动，说出了几个字。老秘书无法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但从口型上看，仿佛是说：“实事求是就好。”　　1986 年6 月13 日，在家人和秘书们的陪伴下，谭政在医院的病榻上，度过了自己的八十寿辰。这一天，徐向前元帅给谭政大将发来了八十寿辰生日贺信。信中写道：　　您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建树，您对革命的功绩，是永不磨灭的。　　谭政躺在床上，病室内坐满了家人与秘书。　　谭政看着徐帅发来的祝贺他八十寿辰的贺信，心中荡起了无限的感慨与激情。回想这八十年不平凡的人生历程与戎马疆场的军旅生活，回想到林彪的迫害与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理解与支持，回想起这难熬的病榻生活及其对秘书和家人们的连累，回想起老帅们和同志们的关心，两行滚滚的热泪，情不自禁地从谭政的眼睛里流出，泪水穿过面颊，流过耳际，润湿了枕头..八十寿辰后两年，即1988 年7 月，谭政在病榻中，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8 年11 月6 日凌晨2 时5 分，凛冽的北风不时呜咽着、呼啸着掠过古城，当拂晓已经来临的时候，当人们还在熟睡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将谭政在弥留昏睡中，吐出入世间最后一口气，便悄悄地，没有打扰任何人，永远地告别了这个生他、养他的世界。共和国的一颗巨星殒落了。谭政大将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全军广大干部、战士的极大悲痛。有的写悼诗、挽联，有的写信、发电以表悼念之情。谭政逝世后，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党中央的授意下， 1988 年11 月18 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几乎以一整版的显著位置，以大长方形黑框里面的大黑字醒目标题“深切怀念谭政同志”，刊载了谭政同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四幅大型照片和他的生平介绍。上面两幅照片，一幅是1936 年谭政同志在陕西保安（现为志丹县）红军大学学习时校园内所拍照的；一幅是1959 年11 月28 日，朱德元帅、谭政大将等在北京长辛店坦克学校视察时所拍照的。下面两幅照片，一幅是1958 年6 月谭政同志会见四川省革命荣誉军人课余演出队时所拍照的； 一幅是1945 年8 月28 日，谭政等在延安机场欢送毛泽东主席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时所拍照的。《人民日报》还以新华社的名义，刊载了《谭政同志生平》。《生平》全文五千余字，对谭政大将的一生经历作了简要的介绍与高度的评价：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谭政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8 年11 月6 日凌晨2 时5 分，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二岁。谭政同志在六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历尽艰辛，百拆不挠，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谭政同志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经历无数艰险，但他总是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勇挑重担，开拓前进，表现了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高尚的品德修养，大公无私，敢于直言，严以律己，宽厚待人，功高不自傲，委屈能求全。他善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联系群众，团结同志，作风民主，顾全大局。他注重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工作认真细致，善于总结经验，能够创造性地完成党所交付的各项重大任务。谭政同志功勋卓著、德高望重，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人民军队建设，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的崇高品德和重大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谭政同志永垂不朽！　　是的，谭政大将的一生，功勋卓著，富有传奇色彩。他为缔造和建设人民共和国所铸就的风云业绩，将永远载人史册，铭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流芳百世。他的高尚的道德风范，伟大的人格力量，高超的领导艺术，忘我的奋斗精神，将永远启迪、激励、鼓舞、教育后来人！谭政大将与人民共和国同在。后 记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谨向为此书提供大量资料和具体指导的老将军莫文骅、秦兴汉表示敬意，向谭政大将生前秘书乔希章、佟印以及家人谭泽岱等表示衷心感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雷光鸿、姜文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崇文、作家出版社李玉英等同志为此书的审编工作所付出的艰辛劳动表示敬意。同时，对热情提供有关资料的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党支教研部资料室的工作人员道一声辛苦。由于写作时间仓促，发掘资料难度较大，写作水平有限，书中定有疏漏、失误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