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兴圣街的街头巷尾，甚至法大马路的一些弄堂口，都有从各绒线店“撬地板”出来的人拿了几绞绒线在摆小摊头。他们也是万般无奈，实在活不下去了才出此下策。账要算到日本人头上。绒线卖光了怎么办？恒源祥“撬地板”出去的几个人先后找周红喻和恒源祥的账房先生沈光荣，托他们向沈莱舟求情，让他们回店。倒是周红喻、沈光荣他们狠狠数落了这些人一番，而沈莱舟一句话也没讲，通通让他们回店了。沈先生毕竟是学徒出身，宽容待人也许是他在旧社会百般艰难中事业做得这么大的一个关键原因。---------------圆梦5(1)--------------- 抗战胜利，沈莱舟兴奋不已，“海陆空”销售，恒源祥名声大噪，他春风得意，要圆自己一生中的大梦。但“8.19”限价，让他希望破灭，他终于明白一个道理，要圆一生的梦想，只有在新中国。 1945年8月20日，上海市南京路最繁华的商厦大新公司楼上，悬挂起了一幅大幅标语，每个字都有一个楼层的玻璃窗那么大：“欢迎劳苦功高的蒋委员长！”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中国以死伤几千万人的惨烈代价，终于战胜了横蛮而又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场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重庆沸腾了，延安沸腾了，上海沸腾了，整个中国彻夜无眠，“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杜甫的这两句诗，非常贴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普遍的心情。蒋介石的威望也达到了历史的顶点。在大新公司楼上悬挂出这样的标语，表达了饱受屈辱与苦难的上海人民摆脱了奴役与枷锁的无比喜悦。自然，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仅过了3年半的时间，也就是1949年的5月末，也是在这商厦上悬挂起了一幅更大的标语，上面的大字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945年8月末的一个早晨，沈莱舟将他最宠爱的小儿子沈光权从床上拖起来，对他说：“来，快一点，阿爹带你坐汽车到江湾飞机场去接钱大钧。” 一听坐汽车，沈光权喜出望外。其实沈莱舟早就买了汽车，到了40年代初已经有了好几辆车，但日本人一开进租界，沈莱舟便将汽车锁在车库里不再开了。 等沈光权收拾完毕走到院子里，司机已将那辆福特车擦得亮锃锃的，就等着沈莱舟乘坐了。 其实沈莱舟也只不过是昨天才刚刚得到蒋介石委派的上海市市长钱大钧即将抵达上海的消息的，当时也没有任何人发布命令说要沈莱舟一定要去接钱大钧，他这么做完全是自发的，是堂堂正正欢庆胜利的一个上海商人无比自豪、无比喜悦的心情流露。父子俩坐在车里，但车行得比乌龟爬还慢，倒不是车不好，而是路实在太差了。江湾一带原来是国民党军队与日本鬼子激烈作战的地方，到处都是弹坑，8年了也没好好修理。1944年底与1945年初，这里又遭到盟军飞机的轰炸，弹坑更大，有时车开到一半，碰到大弹坑，绕不过去，还得倒回去换一条路重新来过，这么开开停停一直开了6个小时才从市中心赶到江湾机场。幸好飞机也误点了，沈莱舟这才在机场上见了钱大钧一面，沈光权还代表任绒线行业会长的父亲给钱大钧献了花。 但是沈莱舟的热忱很快就被当局泼上的一桶冷水冲得无影无踪，裕民厂被当作“敌产”由政府当局“劫收”了。 其实当时的“劫收”大员在上海肆意抢掠别人的财产，大搞“五子登科”，根本就没有什么公道可言。当时上海流传着这么一句名言：“无法无天，有条有理”，意思讲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法理可言，只要塞上金条，没理也变成有理。于是沈莱舟双管齐下，一面通过吴颖荪找杜月笙帮忙通路子，一面向有关人士塞条子，这样裕民厂被劫收几个月以后，终于又回到它的主人沈莱舟先生手里，于1946年初重新开工生产。 为了庆祝裕民毛绒线厂重新开工，沈莱舟特地借座位于虞洽卿路（今西藏路）上的宁波同乡会，请了上海戏剧界的名伶唱了一整天的堂会。杜月笙很给面子，也特意赶来听了堂会。 抗战胜利后，上海各界妇女民主空气日益浓烈，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自食其力成为一种时尚。沈莱舟审时度势，决定再次将因8年抗战而静寂多时的冯秋萍女士请将出来。他特意买下了上海复青玻璃电台与新运电台的各档黄金时段，请冯秋萍讲授绒线编结技法。同时出版了汇冯秋萍绒线编结技法之大全的《秋萍毛线刺绣编结法》。海上闻人严独鹤、王晓籁、程中行等为这本编结大全题签，沈莱舟还重金聘请了上海小姐谢家骅、著名京剧艺术家李蔷华、明星张翠红等担任模特儿，在书中一一刊登了她们身着新编织的绒线衫的大幅照片。冯秋萍在书中的前言里详细介绍了自己通过绒线编结自立于这个社会的经历，给人许多启迪。与此同时沈莱舟还资助冯秋萍女士在龙华路（今雁荡路）开设了“冯秋萍绒线编结班”。这是一个各界多赢的做法。沈莱舟的这一系列举动深获社会好评，毕生从事职业教育的黄炎培就称赞这种做法为妇女走上职业地位提供了一个机会。与此同时，沈莱舟又为推广裕民厂生产的绒线，以及扩大恒源祥的影响作了极好的宣传。---------------圆梦5(2)--------------- 1947年7月，上海各大报纸都刊登了上海裕民毛绒线厂举办“绒线编结有奖竞赛”的启事。启事中称： 晚近各界人士咸乐用绒线编结为服御品，以其轻暖舒适经久耐用种种优点早为世所公认。本厂出品地球牌双洋牌粗细绒线品质高尚，售价低廉亦早为各界所称许。兹为提倡编结技术，增进用户兴趣起见，特举办“绒线编结品有奖竞赛”。征集各式出品陈列一堂，行见经纬有端，花色翻新纵横万变，各出机杼有特显示绒线应用品之广，更足以增手工艺品之光。尚祈名媛淑女踊跃参加，襄兹盛举，幸哉幸哉是为启。 该项竞赛开出了丰厚的奖品，即超等奖2名，各得现金国币200万；特等奖3名，各得现金国币100万元；优等奖5名，各得现金国币50万元；上等奖10名，各得现金国币25万等。（当时币值尚还稳定，国币约三四千元可买上好的大米一担）。 这仅是沈莱舟推出的绒线系列广告的一部分。 9月中旬，上海各报刊出了“由梅兰芳博士、刘海粟博士、沈莱舟先生、鲍国芳女士与冯秋萍女士”担任评委评出的“绒线编结品有奖竞赛”的获奖者名单。然后在同一版面上又推出了绒线编结大师冯秋萍为其绒线新装促销的广告，同时宣布“秋萍编结学校招收新生”。 深秋，是绒线销售的旺季，秋萍编结学校招收的新生结业，沈莱舟又在上海各报刊登广告，恒源祥绒线店推出“海陆空有奖销售”。所谓“海陆空有奖销售”，就是超等奖的获得者，可在上海龙华机场乘飞机到天空遨游；特等奖获得者可乘海轮到宁波游玩2天；优等奖获得者可坐火车到苏州、无锡游玩2天。当时乘飞机还是一件十分新鲜的事，买绒线有机会得奖乘飞机，一时轰动沪上，恒源祥各绒线店号的生意日日攀升。沈莱舟先生还特意与上海各界名流以及超等奖的获得者在龙华机场的飞机前拍了一张合影，刊登在上海各报上，以示公正，此举再一次在上海引起轰动。 当时恒源祥绒线店的生意确实好。据刘仰候回忆：当时沈莱舟在南京西路王家沙、南京东路大新公司斜对面、霞飞路贝勒路等处都开设了分号。到这3家分号去上班的职工，沈莱舟一个个都亲自面试过，店员人人着西装、戴领带，仪表堂堂。他还鼓励店员学英语、学会计，他甚至专门请了英语教师晚上店堂打烊后到店里来教授英语。沈莱舟要求店员人人都能用简单的英语会话来招呼顾客。他说绒线是舶来货，恒源祥是沪上第一流绒线店，中外人士名媛淑女都会光顾，仪表好，讲礼貌，会用英语招呼顾客，一定会受到顾客的欢迎。同时他还将这些“软指标”与销售业绩的“硬指标”挂起钩来，对店员进行奖励。当时恒源祥这3家分号的职工几乎天天吃加菜自然是不用提的了，职工中还有人买了进口摩托车和自备小汽车，比如管仓库的周虹生就买了摩托车，搞批发的徐子渭就买了小汽车，这在别的绒线店里是无法想象的！沈莱舟对手下的职工买汽车非常开心，他自己还兴致勃勃地坐上徐子渭的汽车在马路上兜了一圈，他讲店员买汽车是他这个做老板的光荣。 1948年初，沈莱舟的事业走到了一生中的顶峰，他将自己多年来在东山老家置下的1000多亩地捐献给了乡亲，在家里办了所学校。这个义举也帮助了他的哥哥沈汝舟，使他在解放后的土改中逃过了一劫。但是沈莱舟最大的举措还是在事业上，他要圆自己一生中的大梦，就是办一家完全由自己掌控的独资的毛纺织厂，这便是恒丰毛纺织厂。他经常对自己的子女讲：如果你想当一个中国的绒线大王，那就不仅是看你一年卖掉了多少绒线，还要看你一年生产多少绒线。他让二儿子，当时年仅24岁的沈辑丞来全权操办这件事，同时让在光华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的老三沈文丞协助老二。父子几个经过一次次的勘探，选中上海虹桥的一块地买了下来。依照沈莱舟原先的设想，所有的机器都要用最好的，全部从美国进口。但是由于战争，这件事后来办起来非常困难。当时在中国纺织工学院担任教授的一个朋友对沈莱舟讲，其实这种纺机并不复杂，只要拿到图纸我们自己完全可以仿造出来，成本还不到进口的三分之一。于是沈莱舟托人从美国买来了图纸，通过这位教授的改造，由上海纺织机械厂全部生产了出来。自然这是后话。---------------圆梦5(3)--------------- 1948年初，沈莱舟又买下了迪化路（今乌鲁木齐中路）上的一幢花园洋房。子女们渐渐长大，一个个成家立业，原先东湖路的房子已住不下这么多人了，沈莱舟和他的夫人王敏珠决定，让成家的都搬到乌鲁木齐路去住。但也是王敏珠，希望大女儿沈慧新一家住在自己身边，无意中酿成了一场大悲剧，自然这也是后话。 1948年5月，沈辑丞与兴圣街上另一个绒线业大老板金鑫声的二女儿金菊英结婚。金鑫声当年在兴圣街开办了金源茂与源茂永两家绒线字号，生意一度比沈莱舟先生的恒源祥还要大。沈金两家联姻，可谓门当户对。沈莱舟借下了上海著名的丽都花园为二儿子举办婚礼，喜宴共摆了120桌。上海钱业协会的头面人物秦润卿作证婚人，杜月笙和孟小冬也出席了婚礼，再次给了沈莱舟很大一个面子，1000多名来客在丽都花园吃酒喝茶听堂会，整整热闹了一天。 此刻的沈莱舟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不仅拥有恒源祥，拥有裕民厂的大部分股权，还在康家桥开办了2家染织厂。此外还在不少厂拥有多多少少的股份，细细一算有20多家。然而好景不长，仅过了3个月，局势便急转直下。这不是沈莱舟所能掌握得了的，也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实业家所能掌控得了的。1948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从这一年的下半年起，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依次展开，在国民党所谓的大后方，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这紧急关头，蒋介石在庐山听信了半是聪明、半是迂腐的所谓大学者翁文灏、王云五先生的建议，决定推出金圆券，实行币制改革，而上海首当其冲。 8月中旬，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带着他的妻子蒋方良、子女孝文、孝章悄然来到上海，住进了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逸村2号，担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副专员的要职，督导专员由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担任，但俞鸿钧明确表示：自己只是个摆设，一切听从蒋经国先生。 蒋经国一到上海，即调兵遣将，将其嫡系勘建第4大队、第6大队共7000人带到上海，同时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最高峰时达10万人之众，在上海执行经济检查。 1948年8月18日下午，上海绒线同业公会接到经济督导办公处的通知，要沈莱舟下午4点到外滩海关大楼参加会议。其实当时上海金融、经济、工商各界的头面人物几乎都接到了这一通知。沈莱舟刚要出发，碰巧接到要他去另一个地方开会的通知，便临时委托同业公会主任秘书张意平先生到外滩参加了这个大会。在会上，蒋经国一身戎装，操着一口宁波官话颇为恳切地说：经国“经最深切之考虑，以最大之决心，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他随即宣布，从8月19日起，对全市20余种主要商品实行限价，限价商品均按18日的售价出售，不得涨价。同时宣布，法币以300元比1元的比价，兑换成金圆券。私人收藏的黄金、美钞和银元，以1两黄金折合成200元、1元美钞折合成4元、1枚银元折合成3元的汇率，兑换成金圆券，如隐匿不换者以犯法论处。 8月20日，蒋介石亲自召见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钱新之、陈光甫等10余人到南京开会，并在南京励志社接见了他们，要他们拥护政府的政策。几乎同时，蒋经国在上海邀请杜月笙、王晓籁、刘鸿生等头面人物，先礼后兵，口口声声以晚辈相称，要他们帮忙。 从9月初起，蒋经国大开杀戒，枪毙了奸商王春哲等，并在上海大捉“米蛀虫”、“棉蛀虫”、“毛毛虫”等，先后被关进去的有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荣宗敬先生的儿子荣鸿元等，沈莱舟的女婿黄国良也被当作“毛毛虫”捉了进去。 仅2个多月时间，蒋经国在上海共搜去了黄金114万两，美钞2443万元，港币1100万元，白银96万两，银元369万元等，并从12月起分三批运到台湾，这一大笔（并加上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100多万两）为蒋家父子在台湾的苦心经营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证。为台湾的所谓经济腾飞提供了物质基础。 对于蒋经国实行的“限价政策”，沈莱舟一开始是坚决拥护的，他曾私下对自己的妻子王敏珠讲：现在物价如脱缰的野马，日涨夜大，不治不得了。重病下猛药，小蒋的限价或许会奏效……于是恒源祥总店及各分店均将库存的绒线拿出来天天“挺卖”。兴圣街各店的老板看在眼里，有的学他的样“挺卖”，但大多数人都讲他是“寿头”（傻瓜），将货藏了一部分，一天只开架供应一两个小时。有几个与沈莱舟私交不错的老板还上门来偷偷规劝沈莱舟，不能这么傻，要留一个心眼。---------------圆梦5(4)--------------- 限价开始10天，一片风平浪静，蒋经国窃以为喜，但一到9月市面就开始刮起了抢购风潮。蒋经国出动军队弹压。9月13日，申报刊登蒋经国在青年联合大会上的讲话，他痛斥奸商有“不可告人的后台”，但对掌控局势还显得很有信心。会后他故作轻松邀请记者同游黄浦江，有记者问：“风闻上海正有一个有力的集团，和你斗法，要在2个月内把你斗垮，你对此有何看法？”蒋经国皱了皱眉头，避而不答。 此刻，沈莱舟已经在炉火上烤了：裕民毛绒线厂生产绒线的毛条用完了。原料没有了，那让它停产便是了。但依照“限价”法令：“8·19”以前一天厂里生产多少绒线，以后每天都得生产同样数量绒线，否则以违法论处……于是沈莱舟只好偷偷地在黑市上用高价买进毛条送到厂里生产绒线，然后运到店里以“8·19”所限的低价硬挺着卖给顾客，2个月时间，损失了5万多磅绒线，而收进的40多万金圆券，到了1948年底便成了一堆废纸。沈莱舟与恒源祥真正做了一回“寿头”，真可谓大伤元气！ 10月下旬，蒋经国的弹压已不起任何作用，整个上海时局动荡，市面上人山人海，抢购成风，天天都有轧死人的消息传出。而黄国良作为“毛毛虫”还被关在狱中，一点消息也没有，他的妻子、沈莱舟的大女儿沈慧新天天在家里哭哭啼啼，沈莱舟百般无奈，不听任何人的劝阻，决心孤身一人到金神父路上的三井花园（今瑞金二路上的瑞金宾馆）去见蒋经国。原先已经打了电话预约好了的，但沈莱舟坐在三井花园的接待室里从上午10点一直等到下午8点，才见蒋经国铁青着脸匆匆进来。他很不耐烦地听沈莱舟讲了5分钟，回答了3个字“晓得了”，便匆匆离去……但事情倒有了结果，第二天，黄国良就被放了出来。 10月30日，蒋经国通过广播，发表了《告上海父老兄弟姐妹书》，宣告限价失败。第二天宣布物价解冻时，所有商品的价钱1天涨了100倍！11月2日早晨，蒋经国在三井花园的草坪上召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骨干开会，他声泪俱下，痛哭流涕，声称“上海是奸商和流氓的社会！他们有组织地破坏限价政策。政府每天抛售几万袋大米和面粉，都被他们抢购屯积……他们有后台！”当他宣布解散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时，已是泣不成声…… 这是沈莱舟先生终身难忘的一段日子，也是他最为心灰意懒的一段日子。他经常会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花园里的玉兰树下，泡一壶茶，慢慢地喝着，一坐就是大半天，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只有当他疼爱的小儿子沈光权跑到他身边，叫他父亲时，他苦涩的脸上才流露出一丝笑容…… 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日子，沈莱舟先生还是表现出了浓浓的人情味。沈光权当时尚在阜春小学读书，学校里的老师都晓得他是上海绒线大王的儿子。先是班主任托他回家问父亲买2磅毛线，沈莱舟关照店里送来2磅让沈光权藏在书包里带到学校给了班主任。紧接着任课老师，最后几乎是阜春小学所有的老师，都托沈光权到他父亲处、到恒源祥买过绒线。沈莱舟来者不拒，他对自己的儿子讲：老师都是读书人，清苦得很，我能替他们做点事是应该的。 其实这些日子沈莱舟反复思考的是自己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国民党败局已定。尤其是通过“8.19”限价这一场风波，沈莱舟损失惨重，对国民党失望至极，他想起前些日子为了支持政府限价，自己敞开商品“挺卖”，尤其是自己的夫人将首饰都拿了出来兑换金圆券的举动是何等的愚蠢！然而对共产党，自己并不熟悉。虽然他是学徒出身，从小受苦，但现在毕竟是一个大老板了，共产党不是讲要“共产共妻”吗？自己把打拼了几十年才赚下的一家一当都搁在上海安全吗？ 这些日子，兴圣街几个大字号绒线店的老板互相之间也跑得更勤了，聚在一起反反复复、议来议去就是一句话：怎么办？其中兴生泰的老板申子荣更是直言不讳地对沈莱舟讲：“沈先生，我已经决定了离开上海去香港，店啥人要我就留给他。家里的那幢小洋房啥人要我就三钱不值二钱的卖给他。”沈莱舟颇为惊讶：“那你准备把家眷都搬到香港去？”申子荣长叹了一声：“统统搬去，一个不留！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八年抗战，天天盼老蒋，现在老蒋来了更遭殃！”“那你为什么还要走，不留在上海等共产党？”“不行！”申子荣回答，“无论如何，蒋介石还是允许我们做生意发财的。共产党‘共妻’我不相信，但‘共产’是一定的。资本家没有生意可做，没有生存的空间。听说在苏联，资本家是统统被枪毙的。”---------------圆梦5(5)--------------- 沈莱舟将信将疑，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他抽出一部分资金，在澳洲买了20万磅毛条，屯积在香港的仓库里。其间，他风尘仆仆两次去了香港，据说还去过一次台湾，四面出击，想去探探路。① 在香港，沈莱舟碰到了不少上海滩上的熟人与朋友，他们有的已经买房置地准备开店办厂，在香港以图东山再起了。但沈莱舟却颇为失望。其一是他的身体不适应香港湿热的气候，一到香港他便水土不服。其二，当时的香港还是一个弹丸小岛，远不及上海繁华，做生意的气氛不好，他的儿子沈辑丞就被香港人骗过，损失惨重。其实，事情的起因非常简单，1946年初，由于上海各绒线厂都处在准备复工阶段，市面上绒线货源奇缺，于是沈辑丞受父亲委托到香港通过一家代理公司向澳洲订了几万磅绒线，但是在签合同时，在毛线的颜色这一点上疏忽了。对方写了一个“杂锦”。还解释说：绒线的颜色红、黄、蓝、白……各种都要一点，由对方去配吧。其实最根本的一条原因还是当时绒线价格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差距很大，做贸易利润丰厚。如不按他们的要求订货，他们干脆就不发货。沈辑丞信以为真，便将合同签了下来。结果运到上海的绒线斤两不缺，但颜色都是黑的、灰的、白的……都是市面上非常滞销的。沈辑丞吃了一个哑巴亏，大多数绒线只好送到厂里重新染色才上柜供应，有的还报废了。此外还有一条原因，当时沈府家庭庞大，子女众多，年迈的老丈母娘也在上海依赖沈莱舟照顾，说走便走，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就是沈莱舟先生的最后一次香港之行，他碰到一个朋友，从他那儿看到了一本小册子。这件纯属意外的小事，却改变了沈莱舟下半生的命运。 这一天晚上，沈莱舟吃罢晚饭来到了香港旺角的志成公司看望一个老朋友。朋友不在，他手下一位常与沈莱舟打交道的职员刘先生见四下无人，便从抽屉里取出一本薄薄的书递给我说：“沈先生，这本小册子是朋友寄放在我这里的，很有意思，你今晚拿回去看看，明天上午还给我。”沈莱舟不知道刘先生神神秘秘塞给他的是一本什么书。他回到寓所细细一看，原来是著名的民主人士、经济学家千家驹先生写的剖析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义政策的小册子，书中详细介绍了共产党关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还指出了国民党政府推行所谓的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最后一次抢掠人民财产的腐朽本质……看着看着，沈莱舟先生再也坐不住了，他推开窗户，维多利亚港湾的冷风阵阵袭来，窗外一片漆黑。但他心里却是暖洋洋的，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在香港逗留徘徊了，他急着要赶回上海，他的事业永远在上海。② 其实，共产党也早已在关注沈莱舟，关注恒源祥，在他店里共有3位中共地下党的党员，其中他的一位远房亲戚沈恒春，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沈恒春1940年10月来恒源祥当学徒，不过几年时间便学得了一手绝活，即左右两手能够同时打算盘。以后更是学会了左手打算盘，右手记帐。沈恒春待人歉和，于是沈莱舟就将他提升为恒源祥的财务总出纳。沈恒春1948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洞庭东山的老乡在上海有旅沪同乡会，沈恒春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同乡会上，并于1948年9月成立了中共洞庭党支部。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交给沈恒春一个最主要的工作，便是说服与帮助沈莱舟先生留在上海。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军如摧枯拉朽一般，横扫整个中国，很快就兵临城下，上海已经听到隆隆的炮声。沈莱舟早上来到店里，拉开抽屉，时常看到共产党“约法八章”等宣传文告。沈莱舟对沈恒春等人的活动心照不宣，对他们晚上留在店里开会、印传单等等活动也眼开眼闭。炮声越来越紧，大家都晓得，上海的解放也就是几天时间了。 这一天早上，沈莱舟来到店里，只见沈恒春跟着就进来了，他对沈莱舟讲：“沈先生，我要离开店里，到外面去几天。”沈莱舟望了他一眼，也不问他到哪里去？去多久？只是从抽屉里取出一叠银元递给他说：“这些钱你带上，也许用得着，一路上要小心。”沈恒春望了他一眼，随后将钱藏进了口袋说：“那我就不客气，你放心，用不了几天我就会回来的。”---------------圆梦5(6)--------------- 果然没有过上多少日子解放军开进了上海，5月26日早晨，沈莱舟家里的佣人回来报告说，解放军已经进城了，都睡在马路上。沈莱舟大吃一惊，他连忙吩咐家人称为奶婶婶的女佣烧了两壶开水，然后和女佣一人一桶，提着开水到马路上去欢迎解放军。 临近中午，沈莱舟来到恒源祥，碰巧接到沈恒春打来的电话，说他已经到上海了，现在正忙着参加接管工作，他希望沈莱舟多做兴圣街同行业中老板的工作，并要恒源祥带个头早日开市。沈莱舟一口答应，他一个店一个店地去做工作，好在都在兴圣街，兜一圈不过一个来钟头。到了下午4点，整个绒线街都开门营业了。 6月2日早晨，沈莱舟接到沈恒春亲自送来的一张大红请柬，要他参加当天下午由饶漱石书记、陈毅市长在外滩中国银行楼上召开的会议。沈莱舟兴致勃勃，准时前往。只见外滩中国银行大楼的会议室里，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胡厥文、颜耀秋、刘靖基、蒉延芳、侯德榜、荣毅仁、王志莘、许资新等几乎都到齐了。出席这次会议的工商界代表共94人，上述这些人中有的后来担任了共和国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沈莱舟幸逢盛会，跻身身于上海名流之中，自然也是喜悦万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饶漱石、陈毅、曾山、潘汉年等也悉数出席，偌大的礼堂挤得满满的。陈毅市长身着一身土布的草绿色军装，穿一双布鞋，推一个光头，他精神抖擞，神采奕奕，操一口好懂的四川话，一口气讲了一两个小时。陈毅市长望了大伙儿一眼，一开口便讲：国民党说我们青面镣牙，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共产共妻”，你们看我陈毅和在座的各位都没有什么两样吧！一席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接着，陈毅市长循循善诱地介绍了共产党的政策，鼓励大家回去安心发展生产，工厂开工，商店开业，好好过日子……最后，饶漱石还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会议从2点开始，一直开到5点才结束，几乎每一个听了，心里都暖洋洋的。 1949年7月6日，上海600万市民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纪念七七，庆祝解放，上海市民联合大游行”。大游行的检阅台设在北四川路今鲁迅公园的大门口。从下午4点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坦克车、装甲车、骑兵、摩托兵，还有各式各样的炮车威武雄壮地通过了检阅台，然后是100万市民的大游行……沈莱舟应邀登上了主观礼台。天公不作美，从下午5点起，大雨滂沱，陈毅市长等中共高官，忙上忙下吩咐部下将来宾一个个都安顿好后，自己却站在雨中，巍然挺立，检阅百万军民的盛大游行。整个游行从下午4点一直持续到深夜，风声雨声，欢声笑声，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沈莱舟站在主观礼台上，他望着陈毅市长魁伟的背影，热泪盈眶。他回到家里，当即作出决断，将储存在香港的20万磅毛条运回上海。他让大儿子沈玉丞管理恒源祥，二儿子沈辑丞和三儿子沈文丞全权负责管恒丰毛纺厂，而自己也将大部分心思放在恒丰厂里，一心要让恒丰厂早日建成开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说来也巧，恒源祥也在当日发行股票，为筹建恒丰毛纺厂与扩大恒源祥的规模募集资金。这也许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张股票。今天恒源祥集团总裁刘瑞旗的手里就珍藏着这一张十分珍贵的股票原件，记录了这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1950年1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元旦，开岁发春，万卉含英。恒丰毛纺织厂建成正式开工，第一绞优质的毛线生产出来，沈莱舟喜气洋洋，将其命名为“红福牌”。他托沈恒春将这一绞绒线赠送给陈毅市长。当日，红福牌绒线就在恒源祥上柜供应，被顾客一抢而空。沈莱舟先生把自己所有的厂所有的店都留在了上海，他把自己一生的心血都留在了上海。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国家好了自己才会好。他开店办厂，实业救国，圆一生中的大梦，而梦想的实现，只有在上海，只有在新中国。 ①据沈光权回忆：父亲在此期间曾两次去香港，一次去台湾。但据沈辑丞回忆：父亲仅去过香港，没去过台湾。录以备考 ②见沈莱舟《一步一个脚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统战工作史料》选辑3）****************惊梦*************** 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沈莱舟事事争当第一，然而他的子女却迭遭磨难。恒源祥更是日见萎缩，回复到当年的一家小店铺。沈莱舟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惊梦1(1)--------------- 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沈莱舟事事争当第一，然而他的子女却迭遭磨难。恒源祥更是日见萎缩，回复到当年的一家小店铺。沈莱舟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空前惨烈，对世界的影响无比巨大。首先它在一个狭长的半岛上，留下了一个分裂的朝鲜，北南陈兵百万，严重对峙，使朝鲜半岛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一个火药桶。其次，它在台湾海峡两岸，留下了一个尚未统一的中国。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福建前线集聚了上百万的精锐之师，一代名将粟裕任前线总指挥，只待一声令下便挥师东渡。然而朝鲜战争一打，美国一下子意识到了台湾岛重要的战略地位，从而将原先抛弃蒋介石的政策，改为支持蒋介石。这一点连蒋介石也感觉到了，他对儿子蒋经国讲：现在不再是考虑台湾可不可以保的事了，而是应该考虑什么时候反攻大陆……（见《蒋经国大传》）在美国远东地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极力鼓动下，美国的第七舰队随即开进台湾海峡，从而使那一汪浅浅的海水成为留在中国人心头永远的苦痛……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其中包括我们这部书上半部分的主人翁沈莱舟。 新中国诞生以后，沈莱舟的心情一直非常愉快，他再一次明确，将恒源祥交由大儿子沈玉丞管理，将恒丰毛纺厂交由二儿子沈辑丞管理，沈莱舟自己担任董事长，裕民厂的厂长还是由董事会原先委派的曹义康担任。但沈莱舟似乎比原先担任这么多厂家和商店的董事经理还要忙，他经常是一早就出去，天抹黑了才回来，连星期天也没有休息。 1950年下半年，上海毛绒线同业公会改组。这个行业公会自从沈莱舟先生1935年担任会长以后，会长一职从来也没有变更过。1950年大改组，沈莱舟依旧担任会长，由上海中百公司的公方代表陈圣溪担任副主任委员。这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组织，当时国家对若干影响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质实行统购统销，绒线也是其中之一：即所有厂家生产的绒线由国家统一收购，然后定额分配给各商店销售。顺便说一句，这一政策延续了近40年，一直要到我们下半部书的主人公刘瑞旗执掌恒源祥时方才打破。于是乎当时的行业公会内还设立了一个绒线市场，行业公会内的各会员商店与绒线生产的厂家各派一名代表参加，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为集聚时间，在市工商局有关人士的指导下核定价格，相互调剂，互通有无。绒线号称“软黄金”，它的价格波动还受国际市场羊毛价格的影响。于是在所谓的集聚时间内，沈莱舟几乎天天到场。当时兴圣街的各绒线店老板们牢骚很多，因为价格由上面定下来，货色品种及货物能向商店提供多少也是由上面定下来的，商店一点主动权也没有，这样自然获利不多，有些小店还关门了。沈莱舟除了空泛地安慰大家几句之外，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但他对国家的大势有一个整体的看法。国民党时代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共产党执政不过一年，就将飞涨的物价稳定了下来，民生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从心底里拥护共产党的政策。 也是在这一年，沈莱舟由陈俊明与吴振珊（当时为棉布同业公会理事长）两位先生介绍，加入了民主建国会。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国家号召全国人民向“最可爱的人”捐钱捐物，捐献飞机大炮，连周恩来总理也在中南海亲自为志愿军炒米粉充军粮。沈莱舟几次召集绒线行业的同仁开会，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捐献，他自己积极带头，代表恒源祥捐献1000磅纯毛绒线。他还将这些绒线扎上红色锻带、精心布置，在恒源祥的橱窗里展览陈列了一个星期。之后他陆陆续续多次捐献，总数达5万磅之多。不久，国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他又带头认购了10万多元，这在当时来讲，是很大的一笔数目。沈莱舟先生的种种爱国举动，受到了市有关方面的多次表扬。 也是在抗美援朝的岁月里，沈莱舟先生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沈莱舟的四儿子沈光茂从上海华东纺织学院毕业了。 沈光茂是沈莱舟最喜欢的一个孩子。沈莱舟属马，沈光茂也属马，比自己的父亲整整小了三轮。沈莱舟自己从小就到上海当学徒，没有读过什么书。他的大儿子沈玉丞和二儿子沈辑丞读书时期正逢抗日战争，断断续续，也没受过什么系统的正规教育，唯独这第四个儿子学业优良，系统接受了高等教育，在他身上寄托了沈莱舟先生毕生的希望。沈光茂读的是纺织机械，父亲就希望他学成以后能够在技术上将自己的几家厂管理起来，实现自己毕生追求的“实业救国”的梦想。但沈光茂思想进步，在学校里便是学生会的干部，抗美援朝战争一爆发，他就积极报名要求参加志愿军。“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冲过鸭绿江，为国保家乡”，这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一首歌，激励了无数热血儿女。沈莱舟虽有些不舍得，但倒也没有什么非常激烈的反对意见。但他的夫人王敏珠坚决不同意。王敏珠生育了9个孩子，唯独生这个儿子是难产，九死一生，耗费了她许多心血。她一再对光茂讲：你如果不想在大陆读书，我可以送你到香港去读书，或者到英国去深造，圆你父亲毕生的梦想。但要去朝鲜，万万不答应……结果母子俩僵持了好一段日子，待沈光茂一毕业，他坚决响应国家号召，要求到东北去参加建设，最后进了大连光洲纺织厂当工程师。这一下王敏珠没有什么话可讲了，临走前母亲替他买了许多衣物和食品，但他一样也没拿，两个大皮箱里装满了各种参考书籍。这也是那个时代青年独特的一种思想品质，只讲奉献，无所索求，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沈光茂思想单纯、待人热情，他孤身一人前往东北，结果酿成了巨大的悲剧！---------------惊梦1(2)--------------- 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1952年的小年夜，这一天沈家的上上下下都记得非常清楚。下午沈莱舟难得清闲，独自一个人到街上去买鞭炮。沈家有一个习惯，农历初一排场很大，除了家里的儿辈、孙辈要到沈莱舟这儿来拜年，他的亲朋好友、甚至恒源祥的许多老职工都会上门来贺岁拜年。沈莱舟也依照老习惯，每个人都会大大小小地发一个红包。拜了年放鞭炮也是“传统项目”，孩子们都会从沈莱舟那儿拿了鞭炮在弄堂里放，炮竹声声，喜气洋洋，一直要闹到晚上吃饭…… 沈莱舟买了鞭炮，走到东湖路新乐路口的“马和记”牛肉面馆门口，不由得吃了一惊，只见四周墙上都贴着醒目的大字标语“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马和记是黑联络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沈莱舟只觉得一阵冷风忽地朝他吹来，他神情恍惚，三步并着两步急忙朝家里走去，结果不知道在哪儿绊了一下，将脚也崴了。 他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说是脚病，其实更多的是心病。虽说解放了，但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是相当宽松的。资本家有几个钱，就喜欢聚在一起吃吃饭，喝喝酒，同时对时局作些评点议论，久而久之就将这种聚会方式固定了下来，起名叫“礼拜天俱乐部”，地点之一是东湖路沈莱舟的寓所，还有是长乐路上的刘园唐家，固定的成员也有20来人。当时，资本家这种形式的聚餐活动非常多，三五知己，亲朋好友，吃吃饭，议议国事，发发牢骚，大家都不已为然。“礼拜天俱乐部”的聚会场所之所以都设在长乐路东湖路一带，其中一个很大原因是东湖路新乐路口子上的那一家“马和记”牛肉面馆。 “马和记”牛肉面馆是一位姓马的回族兄弟开的，店里只卖一样东西，就是牛肉面。一小盘白切牛肉，一碗汤面，往你面前一放，可和着吃，也可分开吃，下面的是高汤，卤汁随意添加，味道极为鲜美，吸引了众多食客。有拖黄包车骑三轮车的车夫，也有坐着豪华轿车来的老板阔少，大家同坐一条板凳，吃完跑路，互不相干，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沈莱舟他们的俱乐部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便是喜欢吃“马和记”的牛肉面，这么多食客走进沈家或唐家，家里的车夫佣人就会开着车去买上一锅子的牛肉面，带回家来分而食之……自然酒足饭饱，牢骚也是有的，但不过就是几句牢骚罢了，发完了一走了之，谁也记不得自己还说过点什么。 沈莱舟后来听自己的小儿子沈光权讲，“马和记”的老板被捉了进去，理由是他用马肉和驴肉冒充牛肉欺骗顾客。其实谁都晓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马肉和驴肉都比牛肉要贵，而且很难买到，有谁会“以贵充贱”做赔本买卖呢？但此刻沈莱舟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因为他自己还有一家公司在“五反”中出了大事情。 前已说过，沈莱舟在恒源祥的二楼还开了一家叫源兴祥的贸易公司，做点小生意，公司由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刘新罗当经理，沈莱舟虽是董事长，但由于业务不大，他对公司的一切基本上都不知晓。刘新罗做生意很有一套，但路子不正，行贿受贿吃拿回扣样样都干。五反时工作队一进驻，他就跑了，跑得音信全无，一两年连个人影都找不到。源兴祥的职工们讲：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于是将一切账都算到沈莱舟头上，弄得沈莱舟灰头土脸，焦头烂额！其实他对源兴祥的事真的是不知晓。他一会儿听说刘新罗在东北，一会儿又听说他逃到了天津，沈莱舟私下派人去寻找，也没找到，还倒贴了不少车钱。而这时候恒源祥的“五反”运动也已开始，沈莱舟终日里提心吊胆，担心恒源祥再会出些什么问题。 市有关方面的领导非常体察各行各业头面人物的微妙心态，特意选择了303个资本家的代表人物，采用极其温和的“背靠背”的方式进行自查，各厂各店职工的揭发与他们并不见面。同时有关方面还定下一条明确政策：资本家同仁相互之间聚餐吃饭不能算什么问题，发发牢骚也是人之常情，要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这一下沈莱舟算是吃了定心丸，他带头一口气交代了自己偷税漏税的一些问题，故意夸大其词，将自己违法所得的金额交代为8万元人民币。结果人民政府经过反复核查，砍去一半，核准为4万元，收缴国库。源兴祥定为犯法户，关门大吉。后来刘新罗回到上海，还被关了几年。考虑到源兴祥的因素，恒源祥被定为半守法半违法户，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在政府核定的5项标准中位处中游。---------------惊梦1(3)--------------- 经过“三反”、“五反”运动，1953年迎来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高潮，各行各业供销两旺，工厂开足马力生产，绒线价格虽然提高一成，但全毛绒线和好的花色品种依然供不应求。单单这一年，恒源祥就足足赚了20万元人民币，1954年春节，沈府上下笑逐颜开，沈莱舟给上上下下都发了一只大红包。以后他多次提到这一年，将1953年称为“难忘的1953年”！① 1956年1月2日，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当时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曹荻秋与沈莱舟亲切握手的情景，曹市长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热情地向沈莱舟表示祝贺，祝贺上海市绒线行业在整个上海市的商业系统中，第一个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大合营。 其实，对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俗称公私大合营），从1955年就开始了。当时许多民族资本家走上公私大合营的这一步是自愿的，但也有人心存忐忑。然而沈莱舟的心却是真诚的，他是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一心一意地走公私合营之路。这里面是有历史原因的。 1955年初，市有关方面提出了要对8个工业行业进行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沈莱舟代表裕民毛纺织厂参加了毛纺业召开的会议，随即提出愿意将由他控股的裕民厂、恒丰厂、以及恒源祥染织厂一并交给共产党，进行公私大合营。经过反复的酝酿讨论，经过市纺织局的批准，公私大合营成功；由于裕民厂厂房大，经济宽裕，产品销路好，于是就由裕民厂牵头，将恒丰厂、茂新绒线厂、恒孚毛纺厂、振兴毛纺厂等统统合并到裕民厂里来，成立公私合营裕民毛纺织厂。沈莱舟担任裕民毛纺织厂的总经理，他的二儿子沈辑丞担任私方副厂长。同时按照当时的政策，每年给予沈莱舟定息5万元人民币，他每个月的工资有人民币1000多，就连沈辑丞每个月的工资也有400多。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当时毛泽东主席拿国家干部一级薪水，工资也只有500多元。而当时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经过1年实习，转正后的工资为60元。 沈莱舟心甘情愿地把厂交出来，除了他出身贫苦等诸多因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所创办的恒源祥染织厂经营不善，从来也没有赚过钱。就是在“难忘的1953年”，恒源祥各绒线字号以及沈莱舟先生参股经营的12家厂，大赚特赚，但染织厂依然不行，一度处于倒闭边缘，沈莱舟从其它厂家或店里赚来的钱，倒贴到了染织厂里，弄得他经济相当拮据。但染织厂是由沈莱舟先生夫人的一个亲戚经营的，开办之处便说好是为了帮助王家的亲属。于是沈莱舟对这家厂开也不是，关也不是，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1955年，沈莱舟应中央统战部及全国工商联之邀，到北京开会，他连续2次见到了刘少奇。当时的政治环境很宽松，沈先生带了夫人王敏珠以及最小的儿子沈光权一同前往。当时会议的安排也很宽松，据沈光权回忆，当时沈莱舟经常到北京的琉璃厂去闲逛淘宝。有一次他在琉璃厂看到了一只珐琅质的西洋座钟，是清宫里流出来的宝贝，非常精美，沈莱舟极为喜欢，店主开价600元人民币，沈莱舟带着夫人孩子去看了几次，斟酌再三，最终还是没有买下。沈莱舟毕生喜爱收藏，在收藏上舍得花钱，他曾收藏有400多幅字画，各种扇子、扇面多达2400把。但沈莱舟先生待人又非常慷慨，他曾在解放初时将自己珍藏的一棵翡翠白菜敬献给国家。而现在为了一口珐琅座钟却看了又看，舍不得花钱，可见其经济上的尴尬。因而当大合营时，他每年单单从一个裕民厂就能拿到几万元的定息，沈莱舟真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一再对子女讲：现在我把厂都交给了国家，由国家去经营管理，我坐在家里不用花一点心思收股息，这又有什么不好？有财不长福，你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年纪大了，是该享享清福了。 1955年秋天，当时的上海嵩山区有6家中小型绒线店，以同泰昌的周永华和杨建章为首，联合成立公私合营商店，这件事对沈莱舟触动很大。11月3日，他在报上又看到北京天坛商场公私合营的消息，像做生意一样，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商业系统公私大合营是大势所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第一个。于是他就以行业公会会长的身份，召集各区各店同仁商议大合营。经过几天几夜的反复争议讨论，大家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在1956年1月1日实行全绒线行业的大合营。这一申请得到了政府同意。于是元月一日，在万象更新的这一天，上海绒线商店的全体同仁，在兴圣街集合，沈莱舟和一些店主还胸前插花走在前排，大家举着横幅标语，敲锣打鼓，到位于外滩的市人民政府报喜，这才引出了曹荻秋副市长接见及合影的佳话。---------------惊梦1(4)--------------- 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绒线业全行业大合营，带动了全市商业系统的大合营。1956年1月20日，上海全市商业系统，大到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小到街头的烟纸杂货、夫妻老婆小店，统统实行了公私大合营。全市工商业代表，在静安寺集合，然后手执红旗横幅，胸披彩带红花，敲锣打鼓，前往新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今工业展览馆）开会。大会开幕，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盛丕华向曹荻秋副市长送呈了由90高龄的工商界老前辈荣敬修先生亲笔书写的全市各行业公私合营申请书。顿时锣鼓喧天，欢声雷动……不管是是非非，这历史性的一幕由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们真实地纪录了下来。这色彩浓烈的一笔同样也镌刻在了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之上…… 会后，曹荻秋副市长曾几次会见并宴请沈莱舟，并表扬他，说沈老先生您带了个好头……沈莱舟还沉浸在欢乐之中，他年过6旬，政府就安排他担任上海毛麻公司的顾问，一直到他1987年去世。他当时的收入很高，除了裕民厂，恒源祥每年给他的定息也有12500元。除此以外，他在20余个工厂和商店有投资，有的拿定息，有的拿车马费，一笔一笔算起来还真不少呢！但沈莱舟先生陆续将这许多股息的大多数都放弃了，有的捐给了国家，有的补贴给旁人。他一心希望国家好。因为国家好了，才有恒源祥好，而恒源祥好了，自己与自己的子孙后辈才会更好。但没想到仅过了半年时间，即1956年的7月，绒线营业网点大调整，恒源祥绒线店由金陵东路137号至141号的门市部，调整到南京东路711号至713号。这里东半间是飞轮制线厂的批发部，西半间是新光内衣厂的样子间，一楼店堂面积只有250平方米，而且是风格极不统一的“鸳鸯楼”，连柜台也是高高低低。与原先的恒源祥相比，无论店堂面积，内外装璜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沈莱舟去看了一次，他只是轻轻的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说。现在恒源祥绒线店由他的大儿子沈玉丞作为私方代表担任副经理，沈玉丞生性软弱，是个好好先生。沈莱舟先生曾几次对沈玉丞讲过，你还是要努力将恒源祥管起来，争取有一点发展，至少店面应该装修一下，搞得漂亮一点吧！但沈玉丞只是朝他笑笑而己。王敏珠私下对自己的先生沈莱舟讲：你不是要老大不可为而为之吧！沈莱舟心里自然明白，此刻他已进入迟暮之年，“白发无情侵老境”，他自己也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1957年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是大喜大悲的一年。上半年，国家经济形势很好，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大鸣大放”，民主气氛空前活跃。下半年风云突变，中共中央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掀起全国性的“反右”斗争，将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打入了在劫难逃的深渊。沈莱舟的一家自然也不能幸免。第一个被打入右派的是他的二儿子沈辑丞。与好好先生沈玉丞不同，沈辑丞“不乐仕进，任情不群”，好发议论，凡是看不惯的事都要说上一通，这在公私合营后的裕民厂就显得颇为突出。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在香港路上海工商界社会主义学院举办学习班，沈辑丞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学习。受“大鸣大放”的影响，沈辑丞在学习班上大发议论，一会儿讲“中国民主政治其实还不民主，美国式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一会儿又讲“资本家其实是将本求利，经营不好连本钱都要赔进去，倾家荡产。他是在用自己的全副心身，全部精力办厂办店，赚点钱多么不容易，因此算不上什么剥削”等等，于是反右运动一开始，沈辑丞就在厂里被揪了出来，定为右派。 据沈光权回忆：由于沈莱舟先生是全市商业系统第一个带头搞公私合营的，当时市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在沈辑丞被定为右派前，还特地委派刘鸿生先生的儿子专程到东湖路沈府与沈莱舟打招呼，说沈辑丞在厂里“民愤极大”，看样子是保不住了。当时工作组想把沈辑丞定为反革命，定为极右分子，市里都没有同意……沈莱舟没有回答，只是说自己老了，病了，儿女之事也就随他们去了……自然他也谢谢了刘鸿生先生的奔走与好意。结果沈辑丞被定为右派，上海的这一批右派总共有几千人集中起来被送到长风公园去“劳动改造”。他们手挖肩扛，开挖了当时上海最大的一个人工湖，并用挖出的烂泥垒起了上海最大的一座人造山。根据伟大领袖毛泽东刚刚发表的《七律·送瘟神》中的诗句，湖定名为“银锄湖”，山定名为“铁臂山”。许多上海人孩提时代都去游过银锄湖，登过铁臂山。但大伙儿在欢快之余又有谁想过这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苦痛与辛劳呢？挖完了湖，垒完了山，沈辑丞回厂以后继续监督劳动，只是工资从400多元降到了76元。---------------惊梦1(5)--------------- 但是在大连的老四沈光茂，他的命运就远不如沈辑丞那么幸运了！ 前已说过，沈光茂是在抗美援朝的高潮之中主动要求到大连去参加东北建设的。大连金洲毛纺织厂是日本人建造的，但是在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时，最好的设备几乎全部被苏联人拆了下来运回到苏联，剩下的仅是一个空壳子，一副烂摊子。沈光茂以充沛的青春活力，以宝贵的热忱和丰富的知识，与全厂工人一道，几乎是白手起家，将光洲毛纺织厂建设成为东北地区最先进的毛纺织厂。他几乎年年有发明，年年有创造，屡屡被评为工厂和地区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但是他的脾气同老二沈辑丞一样，瞧不起庸人，喜欢发表议论。在大鸣大放期间说了苏联人的一大堆坏话。当时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攻击苏联便是攻击社会主义，罪名可大着呢！于是他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东北凡事比上海要“慢三拍”，但处理起来却比上海要重得多。1958年春节，沈辑丞已经戴上了“右派”帽子，沈光茂带着新婚夫人到上海来度蜜月，小两口喜气洋洋，沈莱舟和王敏珠夫妇也难得地露出了笑容，还给晚辈们以及亲戚朋友发了红包。似乎一切都是风平浪静。但沈光茂一回大连，随即被定为“极右”分子，并被送到北大荒一个名叫缸窑口的煤矿里挖煤，九死一生，吃尽了苦头，一直到1962年才被摘帽送回到厂里。 王敏珠极少与自己的丈夫生气吵架，但沈光茂被送到煤矿里去挖煤时，她难得地与沈莱舟先生发了一顿火，说是沈先生害了她的儿子。但“云山万重隔，音信千里绝”，沈莱舟先生又有什么办法呢？1959年6月，沈光茂的大女儿沈万红在上海出生，随后被她母亲带回东北。但仅过了一个月又被王敏珠接到上海，以后王敏珠一直将沈万红留在自己身边，亲自将她带大。老两口对孙女儿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也算是对受尽苦难的四儿子光茂的一个小小补偿吧！ 沈莱舟先生更加沉默，外出开会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他烟比以前抽得少了，但酒却比以前喝得多了。除了晚上喝上几杯，就连中午也要喝上一点。宋朝诗人贺铸在《病后登快哉亭》一诗中所描绘的“病来把酒不知厌，梦后倚楼无限情”的情景同样出现在了沈莱舟先生身上，他挂念着自己的孩子们，也挂念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他主动提出除了前已放弃的股息，今后不再拿定息，他将自己的钱拿出来捐助区里的民办小学。他回东山老家休养，见到唐代古刹紫金庵年久失修又拿出钱来修缮，这是继抗日战争时间他出资修缮紫金庵后，第2次拿出钱来修缮庵堂。紫金庵里9尊唐代彩绘罗汉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沈莱舟先生是立了大功劳的。 1962年刘少奇主席到上海视察，期间接见了上海各方工商界人士，听取他们的意见。沈莱舟先生有幸亲逢盛会，他喜悦万分，心情也好了许多。回来他对夫人与孩子讲：共产党真的是伟大。共产党还是讲政策的，老四不是也回厂了吗？刘主席号召我们献计献策，我虽然已经70岁了，但“心如老骥常千里，身似春蚕已再眠”！春蚕虽眠，总有破茧化蛾腾飞的一天，恒源祥也总有焕发青春的一天。我也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将自己办店办厂的经验写出来，贡献给国家。 他开始撰写回忆录，也积极参加市政协召集的各种会议。他期待着春天，期待着老枝勃发春色满园，期待着恒源祥不仅恢复过去的辉煌、并有更加美好的明天……但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更大的风暴，更大的苦难，将接踵而至，降临到他和他的家人的头上！ ①见沈莱舟回忆录《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刊《统战工作史料、选辑》。---------------惊梦2(1)--------------- 文革十年,不堪回首。沈莱舟几次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切肤之痛。当他告别文革，进入垂暮之年，时时牵挂的是恒源祥。报上刊登一则广告，让他欣喜地看到：恒源祥已喜获传人。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荒诞的一页，党和国家，亿万人民都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但是，当铺天盖地的狂风暴雨奔袭而来的时候，沈莱舟仿佛处在台风的眼里，四周已是风浪翻卷，狼藉遍地，但他这里却是风平浪静，东湖路的那一幢豪宅，以及它72岁的主人沈莱舟先生仿佛都被人遗忘了。 事情的确也是这样：当时市政协和所有的民主党派都已暂停了活动。解放后，沈莱舟就将自己创办的恒源祥交给了大儿子沈玉丞经营管理，虽然恒源祥当时已赶时髦改成了大海绒线店，但店里还都是一些老人。老大是好好先生，待人客客气气，对下属脸都没有红过，文革一开始便主动将自己家藏的金银财宝、古玩字画都交到了店里，还主动削减了工资，他如往日一样上班下班，没有受到一点冲击。老二沈辑丞在裕民毛纺织厂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右派分子”，身在炼狱之中，而此刻造反派们感兴趣的是“走资派”，沈辑丞苦头虽然没少吃，但也不是什么斗争重点。而沈莱舟宅心仁厚，尤其是对恒源祥的职工关怀备至，口碑相当不错，再说他在毛麻公司挂的顾问也是闲职，顾问顾问，顾而不问。如果有什么“路过”的红卫兵，要到这幢花园洋房里去看看瞧瞧，家里人反倒会主动打电话到恒源祥，不一会儿店里的造反派就会匆匆赶来，明斗暗保，这令沈莱舟感到非常欣慰。 但是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1967年的夏天，不知怎么搞的，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到上海来串联的红卫兵看中了东湖路的这幢房子，于是便闯将进来，将沈家的人统统赶到2楼以上居住，一楼成了他们的司令部。这以后红卫兵进进出出，打砸抢的事情便时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沈莱舟选择了躲避。白天一大早，他就悄悄地来到离家不远的襄阳公园，在园里打拳散步，读报看书，累了就在公园的长条凳上打个瞌睡，有时甚至连午饭也由在家里干了多年的老保姆奶婶婶送去，草草吃上一点，两人通通消息，说说家里的事情，然后还是散步休息……偶尔碰到熟人就凑在一起悄悄地说上一会儿话，一直要到天发黑了才慢吞吞地踱回家去。后来他还曾到过去做羊毛生意的老朋友沈懋章家里去住上一段日子。沈懋章与沈莱舟先生是远房亲戚，他是个单身汉，人生得矮矮胖胖，以前经常到沈府来蹭饭吃，沈莱舟来者不拒，总是对他客客气气，现在沈家落难，沈懋章自然两肋插刀，义不容辞。但沈懋章家里只有一间亭子间，住久了自然不方便，于是沈莱舟便搬回家去，谁知道才回家就出事了。 这是一个秋日的晚上，沈莱舟照例到襄阳公园避祸，很晚才回来。谁知刚一回家，就不知碰到哪里杀过来的红卫兵闯进门来大扫荡。这些10多岁的中学生们手持铁棍木棒，蛮不讲理，一见沈莱舟便棍棒齐下劈头盖脸地打将下去，不一会儿沈莱舟已满脸是血，倒在了地上…… 沈府上下大乱，沈莱舟先生的夫人王敏珠连忙叫住在一起的外孙女黄茜玲给恒源祥店里打电话，但天已经晚了，店里早就打烊了也无人值班…… 正当大伙儿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东湖路派出所的民警接到看弄堂老汉的报告匆匆赶来，驱散了红卫兵，将沈莱舟从血泊中救了出来。而这位看弄堂的老人，平时也经常受到沈莱舟的接济，沈先生将这当作家常便饭，从不思回报。现在关键时刻，老汉仗义挺身，站了出来。 眼看着在家里是不好住了，沈莱舟与老伴王敏珠一商量，过了一两天便拖着沈万红，带了一些换洗衣服，逃到了东山的老乡、过去也是在兴圣街开绒线店的小老板金春宝那里。这时金春宝在兴圣街（这时已改名叫永胜路）上的一家小旅馆红星旅馆里当服务员，金春宝对头头讲说是乡下来了客人要住一段日子。当时旅馆生意也不好，于是沈莱舟在红星旅馆一住就是3个月。 解放前，沈莱舟也曾两次离家出走外居避祸，每一次选的都是汇中饭店（即今和平饭店西楼），现在祖孙三口躲在兴圣街的小旅馆里，自然不是个滋味。但好在沈莱舟是个非常想得开的人，听到妻子叹息唠叨，他反而会用过去在久康洋杂货店当学徒时的生活来安慰她，于是祖孙三口倒也相安无事。平时一日三顿都是由金春宝的妹妹烧好了送来的，无非是一两个小菜。沈莱舟走得匆忙，没有带什么钱，连旅馆费还是金春宝付的，沈莱舟与夫人王敏珠等一直住到1968年初才搬回东湖路的家里。就为了这件事，后来在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时，金春宝被当作反革命揪了出来。对此沈莱舟深感内疚。虽然当时沈莱舟每个月也仅拿60元的生活费，要抚养妻子王敏珠、孙女沈万红以及奶婶婶4口人，手头相当拮据。但逢年过节，他无论如何都要凑上几十块钱，叫人给金春宝送去，以表达自己的一片感激之情。---------------惊梦2(2)--------------- 时间慢慢地到了1968年的秋天，“散漫秋云远，萧萧霜月寒”。文化大革命已经2年，似乎还看不到一点结束的苗头。谁道人间秋已尽？晚秋风景倍凄凉。这是一段令沈莱舟、令沈府上下、活着的与死去的人，都永远也难忘记的日子。 前已说过，沈莱舟在解放前曾先后买下东湖路与乌鲁木齐路上的两楼花园洋房。他让已成家的大儿子、二儿子等搬到乌鲁木齐路居住，而让大女儿沈慧新与女婿黄国良一家住在东湖路，女儿总归贴心点，以便上下有个照应。沈慧新生育了4个孩子：3个儿子，1个女儿，其中最宝贝的是大儿子黄玉麟，当时在上海交大读书。黄玉麟人长得颇为清秀，瘦瘦的，功课非常好，就是有点神经质，对事物的反应过于敏感。黄国良原先在上海市第六百货商店当经理，文革一来也撤职了。这一年的11月，黄玉麟和他的几个同学被打作了“反革命小集团”，据说是因为收听“敌台”，散布小道消息。当时黄玉麟还可以住在家里，但红卫兵天天上门来做他的工作，要他交代问题。黄玉麟有时也会跑到沈莱舟的房间里，闷坐大半天，突然冒出一句话来，对深爱着他的外祖父讲：外公，这一关我是过不去了，他们一定会将我抓到学校里关起来的……沈莱舟看着这位天资聪慧，自己非常疼爱的外孙，说不出更多的道理来，也只好随意地安慰他几句。 11月末的一个晚上，冷风飒飒，“霜树全无一叶留”，这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伤感，产生悲凉的时光。交大赶来的几个红卫兵从下午便开始找黄玉麟谈话，他们关起门来也不知谈了些什么，一直到11点多钟才匆匆离去。天很冷，沈莱舟夫妇已经带着小孙女沈万红在2楼的大房间里睡下了。等红卫兵一走，刚刚才从乡下学农回来的黄茜玲闪进了3楼自己父母的房间。黄茜玲属牛，沪光中学68届高中毕业生。她功课很好，人也长得非常漂亮，平日又深受外公、外婆的疼爱，因而娇气十足。依照当时的政策，68届毕业生“一片红”，统统要分配到农村去当农民。学校里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师傅与老师，已多次上门来做过工作，但黄茜玲就是一声不吭。学校组织“学农”，她去了，刚回到家里便看到造反派、红卫兵在找哥哥谈话，于是她连行李也没打开就躲了起来。一直等到造反派红卫兵离开才走出了自己的房间。黄国良与沈慧新夫妇连同黄玉麟、黄茜玲四个人关起门来说了许多话，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便成了永久的谜！在这中间黄玉麟下来过2次，第一次他匆匆过来看了一下外祖父，便又匆匆离去。第二次他在外祖父的床前逗留了很久，沈万红没有睡着，她惊讶地看着这位本家哥哥，凄凉的月光透过薄薄的窗帘洒将进来，她看到黄玉麟清秀的脸上居然挂满了眼泪……沈万红想喊，但又不敢，只是睁大着眼睛看着。黄玉麟久久地望着自己的外祖父，任凭着泪水潺潺地落下来，许久许久才悄然离去，一直到今天沈万红都不会忘记表哥那一张清秀、凄苦、嬴弱、悲绝的脸，布满了对亲人无限的爱怜，布满了对世界深深的绝望…… 沈府上下都睡了，整幢小楼鸦雀无声。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好像是一块窗玻璃碎了，接着又是一片静寂…… 也许是受到这响声的影响，睡在3楼小房间里的黄国良、沈慧新夫妇的另外两个儿子惊醒了。他们披衣起床，来到父母房前。他们推了推门，门紧锁着，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他们心知情况不妙，便从隔壁房间的窗口爬了过去，翻窗而入，随即兄弟俩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这凄惨的叫声在静谧的夜空久久回响…… 沈府上下都醒了，沈莱舟夫妇颤颤巍巍，披衣而上，踏进黄国良、沈慧新的房间，只见几扇窗的窗框上一字排开，吊着黄国良、沈慧新、黄玉麟、黄茜玲4个人。住在底楼的沈光权、杨世玲夫妇赶紧上前，奋力将他们四人一一解下放在床上，虽说身子还是软的，但早已没有气了…… 沈莱舟望着心爱的女儿、女婿、外孙与外孙女，颤抖着声音连连说：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国良太悲观了，小兔（黄玉麟小名）太悲观了，不可取，不可取啊…… 这是文革中也少有的大悲剧！4条人命就这么被永远地夺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沈莱舟的心灵遭受到了惨重的打击。“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份神”，他大病了一场，病愈后步履蹒跚，人也变得更沉默了。---------------惊梦2(3)--------------- 然而，更悲惨的打击还在后面。 前已说过，1958年老四沈光茂被定为右派，送到北大荒煤矿挖煤，摘帽以后1964年曾到上海来探过亲，文革开始以后便音讯全无，一点消息也没有了。 其实沈光茂的妻子还是有信来的，写给沈光权，而沈光权苦果独咽，始终瞒着沈莱舟与王敏珠老两口。他与几个哥哥商量以后决定，无论老四在东北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告诉自己的父母。父母年事已高，再也承受不了其他打击了。果然文革开始以后，沈光茂又被揪了出来，在工厂里接受监督劳动，只有在工厂里的机器发生故障时，才安排他回车间里去看一看。1970年的初春，东北地区还是冰封雪冻，寒气逼人。晚上，沈光茂与同住在隔离室里的难友，闲极无聊，喝了一点酒，便吹起了大牛。沈光茂故作神秘地问大家：你们知道毛泽东主席的夫人江青以前是干什么的？他四下一望，无人回答，便得意起来……据同室的一位难友回忆：当时他拼命地打手势，叫沈光茂闭嘴别说，但他还是说了：她当时叫蓝苹，是个演员……那个难友跳上前去，一把夺过他的酒瓶，连声说：别喝了，看你醉的，睡觉、睡觉……但已经晚了。第二天有人揭发，有人旁证，说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沈光茂的问题迅速升级，定为“现行反革命”，被关进了大牢。当时正逢“严打”，经省公检法军管会批准，沈光茂竟被枪毙了！这真是千古罕见的大冤案，直到10年以后即1980年，他的女儿沈万红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亲赴大连，反复审诉，才得以昭雪！ 自从大女儿一家4口自杀以后，王敏珠最挂念的就是她的第四个儿子沈光茂了，她日思夜想，以泪洗面，久而久之居然将眼睛也哭瞎了。而沈莱舟先生明知东北有信来，明知沈万红的小弟妹还曾到上海来住过一阵子，但从来也不向别人打听老四的下落。他默默地承受着，承受着这一切的屈辱与苦难。 1971年，沈莱舟先生已经76岁高龄了，不知是那一位高人出了个馊主意，说是老先生太空了，在家闲着也要闲出病来，还不如让他每天到杨树浦高阳路羊毛仓库去捡羊毛，也就是将成捆的羊毛进出仓库时散落在地下的碎羊毛捡起来。活儿不重，但每天都要去，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 这件事在恒源祥激起了公愤，几乎遭到了员工一致的反对。好几位老职工对店和公司的革委会领导讲：人都是要老的，国家规定年过60岁还要退休呢！沈莱舟已经76岁了，怎么可以让这么一位古稀老人天天都出来劳动呢？ 领导回答：这是上面定的。就凭你们这么多人为他说情，可见让他出来劳动改造的决定是多么的英明！ 其实最泰然处之，不把这当作一回事的反倒是沈莱舟。他对妻子讲：出去劳动，散散筋骨也好，再苦也比不上在久康洋杂货店里当学徒吧！沈莱舟一生都不曾忘记自己是学徒出身，淡泊名利，忍辱负重，这是支撑他度过人生的许多难关，活到90多岁高寿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他一大早起床，为了节省几分钱的车费，只要不下雨，沈莱舟都安步当车走上2站路才坐电车，准时赶到高阳路仓库捡羊毛。开始他还硬撑着蹲着捡，蹲着蹲着累了，干脆跪了下来……王敏珠看着沈莱舟若无其事的样子，晓得他心头的苦楚，只是吩咐奶婶婶做了几付厚厚的护膝，每当他出门时替他亲手套上。等他晚上回来，让奶婶婶为他加一个菜，无非就是炒一个鸡蛋。沈莱舟每天都将饭菜吃个精光，他又回忆起自己的学徒生涯，说自己是老来当学徒，以前光伺候老板吃饭，老板以后还有大师兄、二师兄，现在每天有奶婶婶伺候，日子比过去要好多了！说得夫人王敏珠老泪纵横…… “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此刻沈莱舟先生更注重家人间的亲情。稍有空闲，他便携扶着老伴从二楼走下来，在小花园里转上一转，晒晒太阳，说说话。星期天，他还会与奶婶婶一道，携着王敏珠到襄阳公园去，后面跟着小孙女沈万红。此时，文化大革命已近晚期，相对而言，环境也宽松了些。他已年近八旬，到杨树浦高阳路仓库去捡羊毛的荒唐事也已成为过去。他比几个孩子还要乐观一点，相信最艰难的日子快要过去了……---------------惊梦2(4)--------------- 1974年春天，81岁高龄的沈莱舟先生得了一场大病，家里人非常焦急，都以为他这一次是过不去了，不料沈莱舟却挺了过来，反倒是他的夫人王敏珠急得一病不起。5月，上海的天时雨时晴，王敏珠进入了弥留时期。沈莱舟坐在她的床前，将王敏珠的手握在自己的掌心，他望着相濡以沫近60年的妻子，热泪盈眶。王敏珠睁开眼睛，虽然已经看不见了，但分明感受到了丈夫焦灼而又关爱的心。她将自己的手从沈莱舟的掌心抽出来，向上抬去，想要摸一摸沈莱舟的脸。沈莱舟将王敏珠的手搁在自己的脸上，只听见王敏珠低低地叹了口气，讲：“莱舟，我要走了，我不能再照顾你了……” 沈莱舟强忍着悲痛讲：“怎么会呢，我们俩还要搀扶着一块走下去的。” 王敏珠摸着沈莱舟的脸讲：“唉，其实我应该让你讨个小的，那么我走了，她还可以照顾你……先生，你不怪我吧，其实我在店里也是有人的……”说着说着，她仿佛不好意思起来，苍白的脸上泛出了红晕…… 原来这是王敏珠旧话重提，当年绒线业非常发达时，兴圣街稍大一点的老板都娶有大小几个老婆。尤其是沈莱舟先生的好友吴颖荪，妻妾成群，还时常带着沈莱舟一块儿去吃花酒。王敏珠怕沈莱舟也讨小老婆，特意在恒源祥安插了亲信，看到沈莱舟跟哪个女的亲近，便跑来告诉她……沈莱舟倒是没有这个意思，后来为了打消她的顾虑，店里的职工几乎都是男的了。 沈莱舟将王敏珠的手又重新握在自己的掌中，打趣着说：“我和你是一对鸳鸯，怎么可能中间再游进一只野鸭呢？妻贤夫祸少，老来永相陪，你不要胡思乱想，你会好起来的。” “不会好了。”王敏珠将手抽了出来，慢慢地放进了被窝。她无神的眼睛望着天空，突然几滴混浊的泪水滚了出来：“我最放心不下的是老四，他……他一定不在了。” 这一讲，沈莱舟先生也不禁老泪纵横：“十年了，都十年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王敏珠一字一句，慢慢地念起了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的《江城子》。 沈莱舟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想到初通文字，平时只喜欢待在家里听听评弹，偶尔出去看看戏文的妻子居然会记得苏东坡这一首最著名的悼亡词，他再也忍不住了，无声而泣，眼泪滴落在爱妻的脸上…… 王敏珠带着无限的思念与哀愁走了，终年76岁。而沈莱舟先生不仅熬过了10年文革，还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沈莱舟先生没有读过书，老大、老二因为抗战也没系统地受过教育。但他想办法设法让儿女接受最好的教育。除了前已说过的几个儿女外，老五沈光宇是国际著名的数学家、华师大博士生导师。老六沈光炎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是电机工程师。最小的女儿沈蕴新是市八医院的伤科专家。 人老了喜欢忆旧，沈莱舟特别喜欢回忆当年自己创建恒源祥时的风风雨雨。“文革”结束以后，沈莱舟家里又是宾客不断，来得最多的就是恒源祥的老人，其中一位名叫席孟博的人几乎天天都来，伴着沈先生走完了最后的岁月。 席孟博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人。早年做过恒源祥的掮客，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恒源祥这个品牌的经销商。他与沈莱舟先生是几十年的朋友。从前他将恒源祥当自己的家，来了就吃，吃了便走，没有人会说他一句闲话。现在他又将东湖路沈府当作自己的家，来了便吃，与沈莱舟一起喝点黄酒，然后两个人都小睡一会儿，便结伴到襄阳公园去。沈莱舟先生走不动了，席孟博就让沈先生坐在轮椅上，推着轮椅到公园里去。两人边走边聊，谈谈两人都相识的老朋友，自然谈得更多的是恒源祥…… 1987年1月1日，我们这本书下卷的主人公刘瑞旗来到了恒源祥。席孟博特地到恒源祥去转了一圈，然后来到沈府，将自己对刘瑞旗的印象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沈莱舟。沈莱舟听着听着，突然冒出了一句：“这个小伙子不简单，做事倒蛮上心的。”他甚至提出要席孟博推着自己到南京东路上的恒源祥去看一看。席孟博对他讲：“现在恒源祥在装修，过些天等装修好了我一定推你去。”---------------惊梦2(5)--------------- 1987年的9月16日，沈莱舟先生病重，躺在了淮海医院（现徐汇区中心医院）的病房里。席孟博兴冲冲地跑来看他，带来了这一天的《新民晚报》。他打开晚报，让沈莱舟先生看了报上恒源祥的一则广告，说是为了庆贺恒源祥装修竣工暨店庆59周年，恒源祥举行绒线羊毛衫汇展，同时举办绒线看样订货会。 沈莱舟接过报纸看着，感慨万端：不容易，不容易，都30年了，恒源祥总算开始装修店面了。他仔细算了一下说：“你回去告诉他，恒源祥应该是60岁了……唉，我都老了，只记得是民国16年恒源祥开张，哪一天已经记不清了……” 席孟博还告诉他，新开张的恒源祥装修一新，店堂里挂着恒源祥的金字招牌，再有三只巨大的绒线球，二根绒线针……沈莱舟听着听着，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再次对席孟博讲：这个叫刘瑞旗的小伙子不简单……席孟博回答讲：他有点你像年轻时的你，个头不高，人很精神，做起事来很有魄力。 “不，他比我要强。”沈莱舟讲：“现在做生意，比当年要难多了。恒源祥交到他的手里，以后他的市面会做得很大……” 两位老人相约，趁着秋高气爽，等沈莱舟身体好了，席孟博一定推他到恒源祥去看一看…… 但是沈莱舟没有等到这一天，刘瑞旗也没有等到这一天，两人擦肩而过，留下的是永久的遗憾。 1987年9月25日，沈莱舟在东湖路自己的家里去世，终年94岁，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服侍了自己50多年的老保姆奶婶婶讲的。这天晚上奶婶婶为他炖了一只老母鸡，沈莱舟喝了几口，对奶婶婶讲：“今天这只鸡汤倒是蛮鲜的……”****************蛰伏***************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他出生在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里，父亲、母亲一辈子辛劳，把他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在贫困和期盼的双重压力之下长大成人。---------------蛰伏1(1)---------------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他出生在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里，父亲、母亲一辈子辛劳，把他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在贫困和期盼的双重压力之下长大成人。 1987年1月1日，元旦，开岁发春，百卉含英，万象更新的一天。这是这一年的冬日里难得的一个好天气。清晨，薄雾笼罩，太阳懒洋洋地升上了上海这座大都市的上空，给冬日带来丝丝暖意。 上午10点，我们这本书下卷的主人公刘瑞旗在黄浦区百货公司党委副副书记林珊瑚的陪同下，踏进了上海闹市中心南京东路广西路口的恒源祥绒线店──今天这里已是豪华的南新雅大酒店了。店门已经开了，稀稀落落地有几个顾客。林珊瑚将刘瑞旗介绍给大伙，店堂里响起了一阵掌声……就这样，刘瑞旗走马上任，担任起恒源祥绒线店的经理，为本书的下卷拉开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序幕。说来也巧，当时恒源祥绒线店的职工人数为39人，与恒源祥从四马路搬迁到法大马路开张时职工的人员数完全相同。那时沈莱舟先生已过耄耋之年，而刘瑞旗还不满30岁。 据当时担任恒源祥绒线店副经理的周维乔回忆：年前，领导找我谈话，说是刘瑞旗要到我们店来当经理，说实话，我是非常欢迎的。我们店是上海的一家老字号，又地处南京路的黄金地段。俗话说，在南京路就是石头也能卖出金子价。但当时虽然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10年了，但计划经济的旧体制还没有打破，处境不好不坏，一年几百万元的营业额，几十万元的利润，养养自己是足足有余了……熟悉那个时代的人都晓得，绒线是配给商品，市面上非常行销，拿到全毛绒线就是拿到钞票。但那时给恒源祥多少绒线是由国家规定的。如果给中百一店100斤，华联商厦只有80斤，而恒源祥属于专业绒线店，国家是特别照顾的，也只有60斤，全按这样的比例配额，其它店就更少了……再说价格也是国家规定的，一点也不能动。营业额不足就卖其它商品，羊毛衫、拎包，样样都有。说是专营绒线店，其实还是百货铺。 至于刘瑞旗，我早就听说过了，多年劳模，市财贸先进工作者，离市劳模就差一个台阶……他年纪轻，目光敏锐，胆子大。再说我快要退休了，再加上身体也不好，力不从心。恒源祥这家老字号的振兴，真的就靠他了…… 周维乔几次强调恒源祥是家老字号，用了“振兴”这个字…… 据现在担任恒源祥集团科研部负责人的何爱芳回忆：我是1980年进恒源祥的，在这以前已经在崇明的医院里当了10年麻醉师。我上调到恒源祥当营业员，明显专业不对口，但一来我已经结婚了，刚养了孩子；二来我的丈夫在海运局工作，经常出海，一去就几个月，照顾不了家庭，于是我也就安心当营业员了。但没过多久我就当了柜组长，物价员……原先的经理（副经理），人倒也老实，从小在恒源祥当学徒，是个老绒线了，就是保守，墨守成规。全国各行各业轰轰烈烈，都已经在改革了，但我们这里还是“春风不度玉门关”……我们早就企盼着刘瑞旗来了，他是市新长征突击手，在财贸系统的青年中，相当有影响…… 据一直在刘瑞旗身边工作、原先担任恒源祥集团绒线公司副总经理的胡文忠回忆：我是1979年进恒源祥的，我父亲是恒源祥老职工，叫胡善定，也曾担任过恒源祥的经理，我到黑龙江军垦农场10年，是顶替父亲进恒源祥的。上海做绒线的老字号，原先还有几家，淮海路上的麒麟，还有老西门、四川路都有，但后来就剩下恒源祥了，关键是进不到货，靠国家配给根本吃不饱。刘总来以前，恒源祥至少还来过四五位正、副经理，但改变不大。再加上店里年轻人本来就比较少，店就更显得没有啥活力…… 对于刘瑞旗，我是翘首以待，他与中国跳高名将、三破世界纪录的朱建华是同一届的新长征突击手。当一个基层小店的领导，吃苦肯干自然是不用说了，关键在于他有一种异乎常人的超前意识……恒源祥的事业做到今天这么大，几乎所有跟随他的老职工都没有想到的。 据始终在恒源祥当一名普通营业员的詹彐芬回忆：我是1977年进恒源祥的，当时店名还叫大海绒线店。恒源祥多灾多难，地方搬了几次，店名也改了2次，1966年改名大海绒线语，一直到1978年才改回来。我进店时只有18岁，是店是最年轻的营业员。当时沈莱舟先生的大儿子沈玉丞也在店里当营业员，我和他站一个柜台，关系相当好。沈先生每天晃晃悠悠来上班，拎一个包，包里总是装着吃的东西，他老爱从包里拿出东西来给我们吃…..一直到前几年，沈先生身体还可以走动时，还常到店里来，碰到我，还会送一点小礼物给我。---------------蛰伏1(2)--------------- 其实，我和刘瑞旗很早就认识了，与刘总是在一个团支部的。我当时年轻，干劲足，工作非常努力，与刘总一样多次被评为新长征突击手，财贸系统先进工作者，还有三八红旗手等等，至今翻翻，奖章有一大叠，当然刘总获奖的层次比我要高一级…… 我们店里，周维乔经理是老绒线，除了他没换，其它经理换了五六位。刘总是最年轻的一位。他来了以后，最明显的变化，是工资提高了。我进店拿十几块钱工资，奖金仅两三元；后来工资加了一些，但还是很低，而且做好做坏一个样。刘总来了以后，将奖金与营业额挂钩，这样像我这样的人，奖金就大幅度提高了。刘总是个做事业的人，他来以后提出要振兴老字号。其实我从沈玉丞先生嘴里，早就听说过，大海绒线店前身是恒源祥，恒源祥是他父亲沈莱舟创办的，是一个老字号，已经有60年了。至于其他嘛，自然就不会思考得那么多了…… 上海老字号，今天看来十分荣耀。因为字号（招牌）就代表了历史，代表了文化，代表了品牌的信誉，自然也代表了金钱。不久前，上海滩发生过两场官司，其一是为了争夺吴良材眼镜店的控制权，其二涉及到张小泉剪刀店。不要讲文化大革命了，就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碰到这种老字号，躲还来不及，现在却争得不可开交。结果自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于是市面上就出现了吴良材、老吴良材，张小泉、上海张小泉等等。“井水不犯河水”，皆大欢喜。但就是在80年代初叶，还很少有人意识到老字号的真正价值，意识到老字号其实就是一堆开挖不尽的金矿。上海的老字号源远流长。上海开埠以后，1662年创建于苏州的雷允上，1663年创建于杭州的张小泉就将商业企业搬迁到上海。而在上海土生土长的王宝和酒店，创建于1744年。到了上一世纪初叶，上海老字号林立，业绩显赫，比如中药业的蔡同德、徐重道、余天成、童涵春；饮食业中的老半斋、杏花楼、德兴馆、老正兴；比如制笔业中的绿宝、关勒铭；再比如兰棠、博步、朋街、老妙香、裘天宝、培罗蒙、盛锡福……这么多家的老字号，大多数比恒源祥的历史还要悠久绵长。但时至今日，有的早已成为过眼烟云，仅留在文人骚客封尘的记忆之中；有的尚在苟延残喘；自然也有的被后人拾起，发扬光大，勃发出无穷无尽的活力。据有关方面统计，但凡有50年历史以上的所谓老字号，不论是在中国其它地方（主要集中在天津）或是在上海，百分之七十已经泯灭；百分之二十尚生存着，但情况不佳；真正在改革开放年代重新焕发生机、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社会影响能够超过以往历史的，仅占百分之十！ 让我们还是回到恒源祥，回到刘瑞旗。 在中国，一个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往往是与第一把手的能力性格，与第一把手的魄力意识是密不可分的。旧社会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社会也是这样。 中国有一名古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一个真正大有作为的人，必定要经过贫穷、苦难、反复挫折的磨练。 1958年，刘瑞旗降生在上海一个穷苦的城市贫民家庭里。他的父亲刘宏祥早年在河南老家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他吃尽千辛万苦从旧军队里逃了出来，一路流浪，到了上海，在黄浦江畔一个煤炭装卸码头里当了一个挑煤工。看过京剧或电影《海港》的人都晓得，这是一个何等危险而又辛苦的工作，说得白一点就是一个苦力，靠搏命、靠力气挣几个血汗钱。不幸的是他20岁那年，由于喝了不干净的冷水得了伤寒——命运竟有如此奇怪的地方，当年沈莱舟的父亲也是得了伤寒而丧命的。但刘宏祥的命运似乎比沈莱舟的父亲沈绥之要稍稍幸运一点，或许讲是更为痛苦。他没有死，但却发烧烧坏了神经，听得见，但不会说话，只会咿咿呀呀非常吃力地吐出几个音节。刘瑞旗出生以后，一直到父亲2003年去世，都没有听到父亲稍微完整地说过一句话。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真可谓“内心的痛苦无法叙说”。解放以后，走“过山跳”、扛大煤筐这样危险的行当一去不复返了。刘宏祥进了煤球厂，当了一名工人，不幸的是晚年还被冲床冲去了一个手指。刘宏祥没有文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他对自己的子女却寄予厚望，再穷再苦也要让他们读书——这是刘瑞旗终生感激父亲的。刘宏祥待人热心豪爽，非常肯干，退休了还闲不住，帮别人修自行车……一直到刘瑞旗当了集团的老总，有了钱，让他在家里享清福，但他依然闲不住，邻居有什么事要帮忙，都能看到他苍老的身影。刘瑞旗回忆起自己的父亲，不无感慨：父亲正是以自己一个劳动人民朴实的品格，潜移默化，教会了我去怎样做人。---------------蛰伏1(3)--------------- 刘瑞旗的母亲王秀英也出身农村，8岁就跟随父亲逃难到了上海，在上海摆一个小菜摊安身立命。但不幸的是不久她的父亲便撒手人寰，留下了二女一男三个孩子。王秀英是长女，很小便挑起了养活弟妹的担子，女大当嫁，于是便由亲戚介绍，嫁给了同样贫穷但心肠甚好的刘宏祥。此时上海已经解放，但许多劳动人民的生活依然相当清苦，生第一胎时，为了省些钱，王秀英是挺着大肚子回到河南老家去生产的，结果生下的是颇为罕见的龙凤胎，但由于乡下条件有限，女孩活下来了，就是刘瑞旗的姐姐，而男孩却不幸夭折了。 1958年，刘瑞旗在上海出生了。作为长子，父母自然十分宝贝，给他起了个小名叫“毛头”，以示疼爱。现在有些老邻居看到刘瑞旗依然会叫他“毛头”。而身为一个大集团总裁的刘瑞旗就会笑得十分灿烂地爽朗回答“哎”！当时他们住在南京路上海杂技场对面的弄堂里，与静安区中心医院仅一墙之隔。父亲晚年得了风湿病，腿肿起来有水桶那样粗。刘瑞旗总忘不了，父亲住在医院里，他站在后窗还能看到父亲站在病房的窗口前向他招手并露出苦涩的微笑。 刘瑞旗生下来十分瘦弱，个子也小，但相貌英俊，国字脸，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而且非常安静，他不爱说话，在小板凳上一坐就是大半天。当时，没有电视机，家里贫穷甚至连收音机也买不起，刘瑞旗只是默默地坐着，瞪着明亮的大眼睛，观察人生，品味生活。一直到今天，刘瑞旗还保持着这样的习惯。他在集团公司的大办公室里，从来也不开电视机。如果没有会议，没有客人，他喜欢一个人坐在桌子前，燃起了一枝烟，静静地看着书，更多的时间是在默默地思索着……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上海市民的生活也大受影响，刘瑞旗终生难忘这么一件小事：这一日早晨，他提着一个小板凳坐在弄堂口晒太阳。虽然已经吃了早饭，但肚子依然饿得咕咕叫，母亲急着上班，匆匆从他身边走过，随手朝他手里塞了一个热气腾腾的烘山芋……他想站起来，对母亲说一句话，但母亲步履匆匆早已走开了。他把烘山芋一直握在手里，他知道这是母亲一天的吃食，“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他望着母亲的背影，眼泪如线一样地挂了下来…… 1965年9月，刘瑞旗走进了江阴路第一小学，这是一座由清朝末年的大庙改成的小学校，他上学了。1972年他又进了中学，读的是储能中学。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深知读书的机会来之多么不易，学习非常用功。但由于父母都没有文化，底子差，因而文科只有中等水平，但数理化绝对是第一流的，尤其是化学，还当上了课代表。此时，他碰到一生中的第一个关口，他得了一种颇为凶险的疾病：血小板减少症，整个下半身几乎每个毛孔都发出红色的疹子，医生关照，如果疹子蔓延到上半身，便会危及生命……父亲将他带到自己单位的医务室，找了一位姓顾的医生给他看病。这位顾先生颇有水平，给他吃了一种丸药。当时药价便宜，不过一毛钱一粒，一天3粒，需要连服3个月。但当时人们的工资也低，刘瑞旗的父亲工资算高的，每个月69元；而他的母亲在里弄生产组拉黄鱼车，每天8小时上班，拉着装满纸板箱的黄鱼车，不知要走多少路，一天的工资才只有7毛钱。隔壁邻居介绍了一个偏方，说是吃生花生米的皮能治这种病，她正好在酱菜厂工作，于是每天下班带回来一包花生皮，用水煮着给刘瑞旗吃。这种东西自然十分难吃，但刘瑞旗坚持下来了。母亲站在一旁，看着他一口口艰难吞咽的样子，就会摸着他的脑袋对他讲：好孩子，乖孩子，你是爹妈的命根子。你要快快的长大，好好的长大。吃这点苦水我们不怕，吃下去病就好了。就这样洋方土方吃了3个月的药，病情控制住了，但刘瑞旗看着父亲付费时那种精打细算、颇为为难的神情，心里非常着急。因为当时他们一家5口，一天的小菜钱不过5毛钱，而他的药费就要3毛。于是他下决心要靠锻炼身体来增强自己的体质，他选择的是长跑，一项需要毅力，需要吃苦，但不需要什么器械也最不会受到伤害的运动。每天天蒙蒙亮，他就起床，从南京路上海杂技场他家门口出发，顺着南京路跑到西藏路，再从西藏路跑到延安路，随后从成都路拐到家里。一个大圈子兜下来足足有4000多米。他不论寒暑，每天坚持不懈，只有碰到下大雨才偶尔停上一天……他认为这也是对他意志力的考验，一年多下来，他的身体明显壮实了许多，个子矮矮的刘瑞旗，长跑在班级里始终名列第一。---------------蛰伏1(4)---------------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刘瑞旗还从邻居家里接了一个糊纸袋的工作，就是用旧报纸替水果店糊口袋，每糊100只6分钱。这样他和姐姐、弟弟一有空就在家糊纸袋，最多一个月居然收入20元钱，细细一算，就是要糊33000多只纸袋！ 自然他不会晓得，比他年长了整整一个甲子还多的沈莱舟老先生当时也在为医药费犯愁，他犯的不是血小板减少症，而是肺气肿。与刘瑞旗不同的是他并非没有钱，而是偌大的资产几乎所有的钱抄的抄走了，余下的冻结了起来，每个月只有60元的生活费，供养着包括老保姆奶婶婶在内的一家4个人。同样沈老先生也选择了锻炼身体，自然不会是长跑，而是让小外孙搀扶着到襄阳公园去散散步、打打太极拳…… 就在临近中学毕业的那一年，刘瑞旗被评为三好学生，这是对他整个学生时代的褒奖。老师让他在班级里讲讲话，他腼腆地低着头，死活不肯。老师坐在他身边苦口婆心足足劝了他15分钟，结果长叹一声站将起来……几乎所有他中学里的同学都认为刘瑞旗老实得近乎木讷，口才不好，不会讲话……今天恒源祥集团的职工，听着他们的总裁不用讲稿，脱口而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还几乎没有什么重复的词汇，要是知道了当年的情景，真不晓得他的口才是怎么锻炼出来的！ 1976年4月，18岁的刘瑞旗中学毕业，被分配到黄浦区百货公司工作。孩提时代已经结束了，刘瑞旗长大成人。他带着父母的无限期盼和强烈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勃勃雄心走进了社会，不知道怎么样的命运会等待着他！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近10年，与他同样企盼着命运转折的是步入耄耋之年的沈莱舟。诚如唐代诗人李群玉所言：“浮生聚散云相似，往事微茫梦一般”，人们不会总是去回忆梦幻一般的过去，向往的是充满诱惑与期待的明天。---------------蛰伏2(1)--------------- 他从钢精搪瓷店一个最普通的学徒工做起，跌打滚爬，历经磨难。坚韧不拨的意志和百折不饶的信念支撑着、激励着他。他埋首苦干，成就着自己的一番事业。 南京路，十里长街。这里是中国现代商业的发祥地，先施、大新、新新、永安四大公司将现代化的商业理念和经营手段带入了中国，促进了中国商业的繁华。这里商肆林立，鳞次栉比，顾客盈门，挥汗如雨。这里是上海最繁华的商业大街，在全国独一无二。 1976年4月22日，位于四川中路上的黄浦区百货公司大楼，叽叽喳喳，一下子涌进了160多位刚刚跨出中学校门的男女青年。这是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黄浦区百货行业招收新职工最多的一次，现在在南京路各大百货公司担任经理、副经理中的不少人，就是在那一年进入黄浦区百货业的。 新职工报到以后，区百货公司将他们分成4个小组办了4天学习班，根据刘瑞旗在学校里的表现，再加上他还是共青团员，于是领导上就安排他担任其中一个小组的副组长。刘瑞旗个子矮小，语言不多，丝毫也不引人注目，在分配前最后的表态中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服从组织上的分配。”于是他被分配到了位于南京路上的长风钢精搪瓷商店当营业员。商店地段不错，就是现在海伦宾馆的旧址，但行当并不理想。百货业有软百货与硬百货之分，所谓软百货就是绫罗绸缎、床上用品、绒线羊毛衫，一般说来工作比较干净轻松；而所谓硬百货，就是与钢精锅子、面盆痰盂、热水瓶打交道，工作比软百货要吃力多了。 据一直在长风钢精搪瓷店工作的俞康美回忆：1976年的4月下旬，店里来了一个新职工，十八九岁的样子，个子不高但很精神，尤其是一双大眼睛，始终闪着智慧与明亮的光，他穿一双布底鞋，一身咔其布中山装，非常朴素。他便是刘瑞旗。经理安排我当他的师傅，让他跟着我当学徒，我坚决不同意。其实干我们这一行的，入门非常简单，需要的就是眼明手快腿脚勤，看几天就什么都会了，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师傅。再讲我自己年纪也不大，20岁出头一点，自己也不懂什么，拿什么去教人家？这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什么师傅？我始终认为他非常出色，会做出一番事业。与刘瑞旗同柜的一位老职工姓朱，论年纪或者资历经验倒是够当师傅了，可惜是个资本家，自然也不能当师傅，连称谓也不能带“师傅”二字，大家都叫他老朱，刘瑞旗也跟着这么喊。于是门市部的副经理戚岳定就亲自做了他的师傅。 一开始刘瑞旗非常努力，再加上他住的地方离店不远，每天一早七点多就过来上班，第二个到的便是老朱，他有一把钥匙，负责开店门。刘瑞旗一进来便是扫地拖地板擦柜台，将每个师傅的茶杯洗得干干净净，随后是倒痰盂，最后从仓库里把货一一摆上柜台，热水瓶一箱18公斤，搪瓷碗一箱30公斤……等到店堂里打扫得亮亮堂堂，货架上收拾得干干净净，柜台里货物摆放得整整齐齐，最后便是将5扇卷帘铁门一一拉起，开门迎客……从上班到下班，一天近10个小时，他流汗，他劳累，他忙碌，他疾走，他喘息……与当年学徒时的沈莱舟相比，除了没有服侍过老板娘之外，所有的活几乎一模一样，而且更重更累。 他病了，病得似乎不轻。这是他大半生中唯一一次长病假，一个月里休息了20多天。同事们都说他是累病的，其实他患的更重的是心病。白天他躺在床上，睁大着眼睛，望着天花板，望累了就眯上眼睛小睡一会儿，晚上他却时常爬起来，披件衣服，拿着张小板凳，坐在屋顶旁的后晒台上，一坐便是一两个小时。他看星星，他看月亮，他从小就喜欢这么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但其实他在想自己，想着自己的一切，思绪万千，思潮翻滚……他在店里年纪最小，但工作量最大；他在店里干得最苦，但工资最小：一个月只有17块8毛；其它的人都比他高，比如老朱，一个月工资169块，几乎是他的10倍……他干得最苦最累，店里几乎人人都叫他“寿头”（傻瓜），他这样做值得吗？他自己也想不明白，他迷茫了。他回到屋里，看到自己的父母因为劳累，早已深深地进入了梦乡……他看着想着，想着看着，热泪翻滚，百感交集……他一连想了好几天，终于想明白了，这样做值得。父亲的一生，母亲的一生不都是这样做过来的吗？但他与父母不同的是，自己是一个有文化的青年人，自己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自己是一个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年轻人。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里，一个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人，没有其它改变自己命运的方式。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只有埋头苦干！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这是自己早在中学期间就背得滚瓜烂熟牢记心头的！要想干一番事业，哪怕是为了让自己过得好一些，让自己劳苦了一辈子的父母过得好一些，自己也一定要埋头苦干！而在这个年代里，只有埋头苦干才会有所出息。自己年纪还轻，才只有20岁，力气花完了，睡一个晚上又会长出来了，现在他只能这么来安慰自己。---------------蛰伏2(2)--------------- 刘瑞旗回到店里，更加努力地工作。他学会了做账，最多时做3个柜台的帐，他主动担任起进货，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硬百货没有一件是轻的。他骑着黄鱼车进货，近的是从广东路四川路的仓库里装满一车货运到店里，远的要骑到黄浦江畔的复兴岛仓库里去进货……路远了一些这还好说，最难熬的是骑黄鱼车过苏州河……乍浦路桥、四川路桥、河南路桥……每一座桥他都骑着黄鱼车去试过，但每一座桥都是又高又陡。他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绝办法，便是用2根绳子扎在黄鱼车龙头上来操纵方向，自己在后面推。一步、二步、三步……有时他真的是推不动了，真想坐到地下，任黄鱼车随意滑行，上下翻滚。但这时他脑海里便会突然出现母亲的身影：拉着装满一车货物的板车，如同自己一般，一步又一步……她把滚烫的山竽留给自己，饥肠辘辘，弯着腰，一步又一步……多么博大的母爱！自己再苦，不会比母亲更苦吧。自己再累，不会比母亲更累吧。泪水和着汗水从他额上不停地掉下来，他抹去汗水、泪水，咬咬牙，只有更努力地去工作。有一天，赤日高悬，他从复兴岛骑了一车货回店，用他的绝办法将黄鱼车推过苏州河桥，全身都湿透了，汗衫都可以绞出水来。他唇焦口燥，见路边有一位老大妈在卖大麦茶，一分钱一碗，他扔下一毛钱，咕噜咕噜，一口气喝了九大碗（顺便说一句，他负责进货，一天的津贴是6分钱）……老大妈心疼得对他说：小伙子，不急不急，慢慢喝，当心呛着了，以后到我这儿来喝大麦茶，我不收你钱…… 也就是从这一年（1977年）起，刘瑞旗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从区里到市里，从财贸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到新长征突击手，一直到被评为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黄菊与他握手合影的照片被登在解放日报的第一版上。他开始在同行业里冒了出来，成了青年中的佼佼者。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得最好，这几乎成了刘瑞旗人生的信条。当年他参加上海市财贸系统的劳动竞赛，项目是扎钢精锅与热水瓶，第一年他得了第九，第二年是第三，第三年便是第一名。他似乎永远也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人人都不明白他那瘦小的身躯里怎么蕴藏着那么巨大的能量！ 1978年底，长风钢精搪瓷商店因地处危房而搬迁，搬到了永革皮件商店，地段不错，也是在南京路，就是今天国华瓷器商店的地方。领导上原想让长风与永革各占半个店面，合店经营。谁料到长风店生意蒸蒸日上，永革店却日见潦落，于是最终永革店被搬出了南京路。这真应了一句老话：吃素赶走了念佛的，烧香客赶走了菩萨。但也就在这个店堂里发生的一件事，几乎毁了刘瑞旗的一生…… 当时南京路上几乎大多数的商店，店面都已陈旧了，各种设施老化，永革店也不例外。长风店进驻以后，用的都是永革店的老设备，比如装货用的电梯，就是职工自己制造的土电梯，用角铁焊接烧制而成，四周也仅用角铁焊了层围栏，非常简陋。这一天装货，电梯升到2楼便被卡住了，刘瑞旗自告奋勇钻进去修理，他七扳八扳，不知怎么搞的，电梯居然被他扳动了，但不是往上升而是一下子从2楼摔到了底层，刘瑞旗站在电梯中央，只有55公分见方的空间，他的脑袋无论朝哪个方向动一动，就会被角铁砸得稀烂。店堂里所有的人都吓得尖叫起来。刘瑞旗脸吓得刷白，但却很镇定，就是站在中央一动也不动。结果自然是大难不死，但脚却被卡住了，皮鞋那柔韧坚硬的鞋底硬是被折断了！也真多亏了这双皮鞋，他的脚没有骨折。同事将他送到仁济医院拍了片，包扎了起来，为了避免父母担心，晚上他就睡在了店里。谁想到当天晚上奇痛无比，又被同事用黄鱼车送到仁济医院。医生用注射葡萄糖补液的针筒，从他的脚踝里抽出了几十CC的瘀血，上了点药，关照他一个礼拜只能静卧，一点都不能动。但他只在店里躺了一天，第二天就坐在店堂里干活了…… ８０年代初叶，上海的家庭主妇迷上了高压锅，煮饭炖鸡烧汤几乎都离不开高压锅。地处南京东路的长风店是上海经销高压锅最多的店之一，不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样样花色都有。高压锅外表看看颇为结实，但其实非常娇嫩，一个压力阀，一个橡皮圈，经常容易出毛病。刘瑞旗除了柜台销售，还将修高压锅的工作揽了下来，他炼就了修高压锅的一手绝活，一年要修上８００多只。凡是他修不好的高压锅，顾客们可凭“刘瑞旗也修不好”这句话，到其它店里包退包换。而他开展这项业务从不收顾客一分钱，有时连零配件也白送给顾客，受到广大顾客的赞誉。---------------蛰伏2(3)--------------- 也是在长风店里，刘瑞旗亲手接洽的一笔业务，大大拓展了他的眼界。 这一日，南通化工厂一位姓张的采购员来到了长风店，说是他们厂装产品需要成批的塑料桶，每个月需要2000只，刘瑞旗接待了他。当时市面上每只桶价钱为20元5角，刘瑞旗为了接下这笔稳定的生意，他仔细算了算，卖给他19元一只，这样利润仅几个百分点。生意接下来了，但事情还只有刚刚开始。经过详细的了解，他找到了上塑十九厂，购买他们利用回收的废塑料生产的塑料桶，成本每只15元都不到，他卖给南通厂每只17元2角，这样，南通厂的成本大大降低，而刘瑞旗长风店的利润更是大幅度增加。为了降低运输成本，刘瑞旗还主动联系了废钢铁厂，租用驳船将废钢铁与塑料桶“绑”在一起联运，每周一批500只，运输成本几乎降低了百分之八十，但却大大增加了自己的麻烦。这一年8月，上海刮台风，船开不出去，桶却已经生产出来了，存仓库里又要增加成本，于是，刘瑞旗就将这一批500只塑料桶全部运到南京路上的长风店，店面小，二楼的小仓库塞满了，甚至塞到底层的店堂里，第二天顾客上门大吃一惊：不知钢精搪瓷店怎么变成了塑料桶专卖店！好在2天后台风过去了，塑料桶才全部运走…… 这一笔生意做了一年多，刘瑞旗算了一笔账，赚了40万。这让刘瑞旗明白了一个道理：虽然化工厂与塑料厂都不是自己的资源，但只要精确计算，有效利用，外来的资源也能为自己创造大笔的利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迪。一个大企业家，就是这样在反复的历练中，一步一步走向成熟。 自然，在这年轻的营业员的生涯中，刘瑞旗也有过自己的幸福和欢乐。1976年的冬天，他到青浦农村青工学农近一个月。1978年3月，他又到崇明星火农场“五七干校”学习劳动了近一个月。对于从小就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人来说，偶尔到农村里去学习劳动一段时间，无疑是非常愉快的，何况与他同行的都是与他一般年纪的青年人！他忘却了人世间的一切苦难与烦恼，他仿佛又回到了孩提时代，童真、调皮、疯玩。他冒着刺骨的寒冷在河水里游泳，他在操场上踢球，居然踢满全场，踢球踢到脚抽筋。晚上他和伙伴们一块儿到大田里去“偷”胡萝卜吃，那甜蜜蜜的滋味终生难忘。他还会傻乎乎地从宿舍的2楼跳到宿舍前堆得高高的稻谷堆上，再从稻谷堆上滚下来……他童心萌发，就像一个快乐的大孩子。他发挥自己从小在家里学会的做饭的本领，烧菜给大伙儿吃。有一次，他从镇上采购了20斤面粉，和了起来，包了菜肉馅的饺子，大伙儿边包边煮边吃，27个人一顿将所有的饺子吃个精光。也是在这2次的下乡学习劳动中，他学会了抽烟、喝酒，这也成了他永远戒不掉的嗜好。 1982年5月，组织上调他离开长风钢精搪瓷商店，让他到前进、胜利、迎春等4家搪瓷店组成的总店，担任经理助理。但仅去了52天，便又回到了南京路长风店，理由是区有关方面的领导不同意，说是一线的优秀营业员不能轻易抽调离开南京路，于是在这一年的8、9月间，他担任了长风钢精搪瓷店的经理助理。这说明此刻他已落入了区有关领导的视野之中。1984年的7月14日，年仅26岁的刘瑞旗担任了长风店的经理，这时的长风店同时还管辖着北京路、贵州路等处的3家分店。这是南京路上所有百货店中最年轻的一位经理。刘瑞旗开始在黄浦区百货业中崭露头角。1984年底，他担任了华东日用电器总店的总经理，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5年5月，黄浦区百货公司的领导看中了刘瑞旗的经营才能，抽调他去筹建贸易公司，等一切都筹备齐全，贸易公司开张经营，却遇上了国家调整政策，清理公司，于是，贸易公司又关门大吉。其实，这对刘瑞旗也是一个历练，他虽然还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已经明白：在社会主义这么一个大的环境里，一切都只能顺势而为。1986年8月底，领导上调任他去担任新组建的联华百货公司第二分公司的经理，他拒绝了，理由是他不愿意离开南京路。 其实，此刻他已经把南京路上所有大大小小的百货店都梳理了一遍，最终把目光投向了位于南京路广西路口的恒源祥，他知道这是一家已经有60年历史的老字号，老字号是一个“稀缺”资源，绒线业同样也是“稀缺”资源，在恒源祥，他可以有一个大展鸿图的机会！然而他依然没有向任何人提及此事，只是在心中暗暗地祈愿。---------------蛰伏2(4)--------------- 刘瑞旗的几年奋斗终于感动了上苍，老天爷决定给他一个机会。1986年12月２７日，黄浦区百货公司党委书记葛正伦找刘瑞旗谈话，笑眯眯地告诉他，调他到恒源祥绒线店担任经理，同时半开玩笑地对他讲：由于你不服从分配，从联华百货到恒源祥，行政上是降了半级……对于这个“处罚”，刘瑞旗兴奋异常，从区百货公司出来，半路上就给热恋中的女友朱敏华打了个电话，告诉了她这个好消息。古希腊的大哲学家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把地球撬动起来。”现在领导上把一个“支点”给了他，就看他能不能撬动恒源祥这个大绒线球了！他信心百倍。他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让我们拭目以待！****************破茧*************** 搬迁南京路30年,恒源祥第一次装修,沈莱舟与刘瑞旗擦肩而过。200元注册的恒源祥，现在成了千金难买的金字招牌。几次涨价，将刘瑞旗逼到了死角。他义无反顾，敢担风险，终于打破了计划经济的重重壁垒。---------------破茧1(1)--------------- 搬迁南京路30年,恒源祥第一次装修,沈莱舟与刘瑞旗擦肩而过。200元注册的恒源祥，现在成了千金难买的金字招牌。几次涨价，将刘瑞旗逼到了死角。他义无反顾，敢担风险，终于打破了计划经济的重重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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