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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仁枚比我早几天到香港。他亲自开着小轿车到码头来接我。那时，有车的人不多，会开车的人更少。因此，虽然他的车不算新，但他仍神气得很。　　我被安排在九龙他自己的小公寓住下。两房一厅，比旅馆安静，就是一日三餐要凑合。好在附近大餐馆、小食店都有。　　邵仁枚开车到白帝街。他指着一间很大的破仓库，得意洋洋地表示用它作摄影棚。我顿时感到寒心，也后悔香港之行。他的话，我几乎全没听见。　　邵仁枚又带我去见一位从新加坡来的英国录音师，还看了他随身带的录音机。我们用英语简单交谈了几句便告辞了。回到住处，我推说头疼，没有吃晚饭就上了床。那一夜，翻来覆去不能入睡。“破仓库怎么能拍戏呢？”让人苦恼。第二天清晨，我们两人都还没有起床，突然听见敲门声。进屋的是普庆戏院的股东，一个打扮入时而又健谈的老太太。她是来商谈合伙拍戏的。我心里烦闷，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邵仁枚当然察觉到了。老太太走后，他正式请我吃中饭，可惜我已倒足胃口，海鲜进口也如嚼蜡。　　　　　　　　　　　　　　　　哑炮开张　　邵仁枚信心十足，拿了份不到千字的故事提纲要我筹备开拍。故事的大意是：一个嫌贫爱富的养母，怕受罪犯牵连而主动代养女撕毁婚约。故事陈旧，但带些反封建色彩。我只能勉强答应。邵仁枚不惜重金请香港名角新马师曾担纲；高价邀胡蝶影、叶弗着领衔。这部《并蒂莲》是我在香港放的第一炮，使人哭笑不得的是放了哑炮。这主要是由于拍摄影片的技术条件太差，人物形象看不清，人物谈话听不清。我很难过。邵仁枚还算讲义气，我们还住在一起。　　邵醉翁也到了香港。他看了影片后，对我很同情，提醒邵仁枚今后拍片必须注意技术质量。他能以行家眼光作出公正表态，我心里很感激。　　《白金龙》的男主角薛觉仙突然来找我。因为他正导演兼主演新片《肖郎君》。戏里他一人兼饰两角，还要相对握手。这个构思在三十年代属标新立异，拍摄难度相当大。他在创作遇到难题时想到我们在《白金龙》里的合作，非常认真地要我帮他解决，提出以联合导演挂名。　　我则表示，挂不挂名我不计较。只要有新意，有难度，我就会全力以赴求成。我看了他的设计要求后，与摄影师交换了想法，研究了拍摄方案，特别是对技术处理思考很详细。我们统一了意图，才开始试拍。结果成功了，摄制组人人赞好。《肖郎君》的创新成功让我积累了经验，淡化了《并蒂莲》带来的阴影。　　　　　　　　　　　　　 《糊涂外父》闪银光　　上海“艺华”影片公司驻港代表毛裕茹兴冲冲地拿了个故事给我看。它描写糊涂外祖父把自己从小带大的外孙女许配给让人讨厌的男人，引出许多笑话。　　我很喜欢那个喜剧题材，并且认为必须使它达到“在观众捧腹大笑中，讽刺现实生活里的不良倾向”的效果，展示影片最大的社会价值。　　毛裕茹立即与我订合同，破例先付一半酬金。那时当导演，责任很重，合同规定在两个月内与观众见面，违约就要赔偿。　　“艺华”派小老板严幼祥到摄制组督管。他是“艺华”老板严春堂的儿子，曾经在《民族生存》、《肉搏》、《中国海的怒潮》、《烈焰》等影片中负责制片业务，属有胆识、有远见、反应敏锐的行家，尤其懂得“要赚进，先付出”的生财之道，除了重金聘请红星紫罗兰、吴楚帆、林坤山、大口何等担任重要角色外，还答应我提出的租大观公司露天摄影棚实拍的要求，摄影机和录音机等也由上海运到香港。　　“两个月内与观众见面”决不是轻易能实现的。严幼祥主动从上海抽调30来个有拍片经验的人参加到摄制组各部门。导演要求，一呼百应。至今，我还怀念、感激这位懂行的制片人。　　《糊涂外父》收到了我预期的银幕效果。观众在大笑中受到启发，大笑后有思索。据发行部门告诉我，有的观众看过十几次。它在南洋的发行收入甚至超过了票房价值奇高的《白金龙》。严幼祥和他的父亲笑得嘴都合不拢。虽然我并未因导演成功而多得分文，但是，我开始在香港站稳脚跟。《糊涂外父》接二连三为我赢得片约，灿烂的前景展现在我的眼前。我悄悄总结了经验，认为成功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演员个个闪光。尤其是饰外祖父的大口何，听名字就明白他的长相特点是嘴巴大。他的嘴巴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失去比例的特大，使人见了就感到奇怪。因此，他在银幕上一出现，观众就被震惊，就想笑。加上他很用功，演技自然朴实。他赢得了观众，征服了观众，是天生的喜剧演员。　　《糊涂外父》的成功，为我奠定了在粤语片摄制中的地位。　　　　　　　　　　　　　　　天有不测风云　　赵树燊，这位旧金山华侨，与友人合办了大观公司，是懂行的制片人，还导演过影片。他看了我导演的《白金龙》和《糊涂外父》后来找我，第一句话就是：　　“我是慕名，更是真心诚意来与你合作的。希望你能答应。”　　这是我跻身电影队伍后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特别兴奋。他破例先签约，先付酬金，然后由我编导一部社会题材的粤语片。　　正好，我手头搜集了一些香港“小人物”不甘受权贵欺压，联合起来反抗的素材。我直接写了导演分场提纲，取名《翻天覆地》。那时摄制影片，有本事的导演常常依据一个故事梗概就能进入摄影棚开动机器。我与沈西苓去影院看片研究时，养成了写分场提纲的习惯，重场戏还有分镜头，乃至勾勒出取景光线……　　赵树燊特别赏识我的创作态度，看了厚厚一叠《翻天覆地》设计构思，立即催促物色演员和组织班子开机。　　男主角邝山笑是广东人，一口流利的标准粤语。我看过他演的默片《璇宫金粉狱》，觉得他才气横溢，决定邀他担纲。女主角林妹妹是粤语片观众特别厚爱的，形象和演技都不错。　　摄影、美工、录音……也都精心挑选。因此，开拍不久，舆论就接二连三地推荐、叫好。到摄影棚采访的记者不少。还没有正式招待新闻界，报刊宣传就开始热闹。众口断定《翻天覆地》上映会盛况惊人。赵树燊暗中乐开怀。　　谁也想不到它正式开映的那天，香港碰到罕见的特大暴风雨，居民在家里戽水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去电影院！但是，每场还是都有男女青年在座。尽管如此，我心里仍然十分纳闷，自怨影运欠佳。　　赵树燊反而安慰我说：　　“我的发行网点很多，香港不过是其中一个放映点。别的城市没有暴风雨，票房价值一定高。再说，暴风雨总是要过去的，以后会重新掀起看片热潮……”　　他，作为投资者，比我看得更远更透。我们又信心十足，开始了新的合作。　　　　　　　　　　　　　　“金牌导演”桂冠　　《金屋十二钗》描写一位中年富翁已娶11个年轻貌美的妻子。她们生活在豪华家庭里，物质欲望样样能满足，而精神世界十分空虚。整天吵吵嚷嚷，哭哭啼啼。丈夫周旋于妻妾之间。哄骗，责怪……各种花招耍尽。一个更年轻、更迷人的小姐又被娶为第十二个妻子。新娘子有位“表兄”常来作客。谁也没有想到这对“表兄妹”是来富翁家谋财害命的。结局是一幕大悲剧。　　编剧李涤凡，是中学教员。针对当时香港一夫多妻制现象，他写出这个剧本，揭露不道德的生活方式。赵树燊很喜欢它。我反复读了剧本，觉得取材新颖，主题鲜明，决定定为“警世性社会片”。如果单纯揭露，会有宣扬的负面影响。我强调的是要真正有内涵，有分量，要有社会价值。　　赵树燊听了我的构思，大为赞赏。他说：　　“相信你会把影片拍得又好看，又卖座，又有社会价值。”　　摄制组里演职员属精选组合。富翁由风靡粤语观众的邝山笑担任。12位妻子的扮演者中有享誉港澳及东南亚、北美等华侨集中地的当红影星。如黄曼莉，她出生在香港，就读于香港庇理罗士女子师范学校。30年代初就参加影片《江湖廿四侠》演出，共7集，该片卖座极佳。后来接连主演《玉连环》（上、下集）、《为谁牺牲》等几部影片。那时，香港和海外观众常常冲着明星购票。20岁出头的黄曼莉拥有许多崇拜她的影迷。还有一位新星陈云裳，当时刚16岁，清纯、机灵，会跳舞。她虽然在舞台上和银幕上都露过脸，但像《金屋十二钗》中这样重要的角色，还是首次遇到。她适合演戏里的人物，戏也成就了演员。陈云裳一鸣惊人。　　这部影片里不仅有12位美丽女星，有扣人心弦的矛盾纠葛，有生与死的残酷陷阱——更重要的是揭露了社会的腐朽阴暗，对那些依仗财势、贪图享乐的人是辛辣的讽刺，是严重警告。随着情节发展，影片还配了抒发人物内心活动的插曲……　　影片公映后，达到了我构思中的良好愿望，得到舆论好评，受到观众欢迎。赵树燊乐滋滋地告诉我：　　“感谢你为‘大观’拍了这部好影片，为‘大观’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基础。”　　《金屋十二钗》在好几年里卖座率都很高。有的发行网点放映好几次。都场场爆满。　　众口盛赞“汤晓丹是金牌导演”。《白金龙》、《糊涂外父》、《金屋十二钗》这几部影片的上座率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很高，但我并没有比合同所规定的多得分文。　　1991年，我在澳大利亚碰见几个移居那里的香港老影迷。他们谈起《金屋十二钗》时，热情不减当年，绘声绘色介绍自己排队购票和看影片时的激动。称赞邝山笑演得好，死得惨，还同情作为封建社会牺牲品的12位妇女。其中一位颇具绅士风度的老人感触更深：　　“当年，我就是为了陈云裳这颗新星去看《金屋十二钗》的。以后，只要是她主演的片子，一部不漏，反复看几遍。”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匹夫有责匹夫有责　　日本军国主义在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香港人民心中的复仇怒火熊熊燃烧。　　我是“华南电影赈灾会”发起人之一。这个自动组织的民众团体，展开了宣传、义卖、义演；还由在港的电影公司老板们出资、影人们义务劳动拍摄《最后关头》纪录片。这些都展现了香港影人的巨大抗日热情。　　《最后关头》由苏怡、高梨痕总负责。苏怡比我年长10岁，高梨痕又比苏怡年长10岁。苏怡是我的兄长，高梨痕则可以说是我的前辈。高梨痕20年代就投身电影业，是集演、导、编于一身的全才人物。他们两人，在香港都有威信。他们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带着摄影小分队拍摄学生甘洒热血为祖国的镜头。后来我看完成片，发现我们拍的镜头使用率很高。因为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高涨，十分动人，我们在拍摄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当然，工人、农民、商界、市民等的爱国行动也很感人。　　《最后关头》是纪实性黑白片，描写一群大学生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到各阶层民众中宣传团结抗日的故事。我拍摄的学生素材，实际是一条主线素材，所以我们拍得多，苏怡等在汇总编辑时用得也多。　　记得80年代，香港电影界的老合作伙伴官文清和吴楚帆相继来上海，他们约我去下榻的上海大厦叙旧时，还记忆犹新，谈起我们都满腔怒火投身摄制《最后关头》的情景。大家都说“无愧于那个动荡的灾难年代”。　　回首往事，能自我感觉无愧，实属不易。　　　　　　　　　　　　　　　　见机行事　　我要求作风正派、有艺德、有才气的编剧蒋爱民根据我的设想写出《上海火线后》电影剧本。这将是一部投资大，费时长的影片。我只有等机会向老板提出。说也正巧，上海魏紫波女士率梅花歌舞团去南洋演出归来，途经香港时，与大观公司签约将她们全部歌舞节目拍成“国语”和“粤语”两个版的影片。签约双方都要求汤晓丹导演。　　这正是一个好机会。我对大观老板说：　　“如果能投资拍摄《上海火线后》这样一部抗日题材影片，我会愉快地拍摄歌舞片。”　　于是，我很快就得到允诺。　　那时拍摄两个版，只有拍两次。因为还没有发明配音译制工艺。我决定粤语版女主角由陈云裳担任。她的歌舞是很有艺术魅力的。国语版的演员则为原梅花歌舞团的成员。两个版分两次拍摄，都取名《舞台风光》。魏女士本人纤弱，感情极丰富。她看完成片，赞不绝口。老板也很高兴。他们预测那部影片在海外收入一定可观。　　歌舞团的成员们在与摄制组话别的酒会上，个个哭得像泪人儿，惹人怜爱。魏女士一边擦眼泪，一边小声对我说：　　“可惜呵！我们经费困难，回上海就要解散了！”　　我也鼻根发酸。建一个团不容易。值得安慰的是，《舞台风光》为她们留下了人生征途上的可贵足迹。　　　　　　　　　　　　　　 抗日题材人人喜　　《上海火线后》的拍摄，十分艰苦，是我进入摄影棚碰到困难最多的一部。虽然我早有思想准备，开镜后才发现许多困难还是事先无法估计到的。尽管如此，大观公司老板还是烙守君子协定，没有丝毫责怨或催促。　　摄制组进度受阻的最大原因是烟火与人物动作配合困难，要试许多次才能提心吊胆开机。当时香港政府规定任何单位、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持枪，更不允许实弹发火。我看过苏联片《夏伯阳》，对它的巨大震撼力印象很深，便自己开动脑筋进行各种试验，根据需要搞烟火设备。我们都悟到了构思是新的，但要实现新的构思却是难的。搞烟火试验免不了要被烟火烧伤，但大家劲道仍然很足。因为，每个人都自觉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在表达自己的抗日热情。　　《上海火线后》的男主角李清原是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在上海参加过《生死同心》影片摄制，与阳翰笙、应云卫、袁牧之、陈波儿、吴印咸等结下友谊。到香港后，蔡楚生和司徒慧敏拍摄《血溅宝山城》，请他主演，他刻画的银幕形象朴实动人。他对艺术孜孜不倦地追求，真正做到不厌其烦地配合烟火部门。《上海火线后》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有新意，而这要归功于李清。　　女主角白燕，生得端庄大方。她的一生主演了300多部影片，属中国女明星中艺术生命力最强者之一。记得1957年我国文化部颁发1949—1955年优秀影片奖时，白燕因主演《春》，获个人一等奖，我们还握手互相祝贺。后来，我听说她出版了自传《锦绣青春》。我想，书中对我们合作的《上海火线后》会有记载。她演得情真意切，拥有了自己的观众。从那以后，她扶摇直上。300多部影片中不乏制作严肃的好影片。　　《上海火线后》，老板投资多了些，资金周转的时间也慢了些。但是，由于精心制作，它不仅在港、澳等粤语流行的地方大受欢迎，而且在南洋、北美的华侨集中地上座率也很高。这时，电影公司老板发现抗日题材同样可获高额利润，而且名利双收，所以又与我签了新合同。　　　　　　　　　　　　　　　　轰动效应　　因为有了《上海火线后》的摄制经验，《小广东》的拍摄难度就小多了。该片描写我国南方活跃着一支游击队，队长是威震远近的小广东，他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展开斗争，取得了胜利的故事。　　游击战争，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我接触到的一个新名词。它包括许多深奥的内容。我通过阅读书报、翻阅资料，了解世界范围内的斗争情况，力图使银幕上的游击队长真实感人。　　香港报纸称赞《小广东》反映了游击战争的情况，对我的创作激情更加推崇。在大观公司，我又导演了《民族的吼声》。它描写香港奸商与内地武装司令勾结，偷运军需原料卖给日寇获暴利，最后被游击队截堵，受到惩罚的故事。它也表现了香港工人和劳苦大众团结对敌的高涨热情。　　香港《华商》日报连续两天刊登《民族的吼声》广告：　　“……有弥天烽火，有惨痛流亡，有患难相助，有荒淫无耻，有贪污走私的败类，有慷慨起义的大众。”　　“发出全民族反侵略的吼声！昭示青年救国的光明路向！”　　一位可亲可敬的观众在90年代初把这则珍藏的广告送给我，勾起我温馨的回忆。《民族的吼声》当时得到众多赞扬和高度评价。蔡楚生写文章说：　　“……在争民主的浪潮正在继续增长增高的今日，我们能看到像《民族的吼声》这样适应‘时事’需要的制作……真不知该如何表示兴奋！”　　“作者始终面对现实，勇敢地言人所不敢言，为人所不敢为。而这些也就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想言，所想为的——这作品正喊出了广大群众的心声！”　　“导演的成就可以说是非常优异的收获，他使一些说教的枯燥场面，演得那样流利活泼，既不流于为娱乐而娱乐的闹剧，又适当地传达了作者所企图反映的旨趣。无疑，这是一种使作品容易接近广大群众的方式，但假如操纵得不好，那是很危险的。在这戏里导演对这方面的努力算是做到了恰到好处的境地。”　　蔡楚生不仅对《民族的吼声》有这样高的评价，对我个人也极有好感。他曾多次对人说：“汤晓丹是最懂镜头艺术的导演。”当时，香港的电影，尤其粤语片，仍有恐怖片、神怪片、色情片……不断投入生产。所以蔡楚生会高呼：“希望全华南的电影工作者来一个进步电影大竞赛。”这里，我特别怀念与我一起创作《民族的吼声》的演员张瑛、冯峰、王莺、陈天纵，监制人赵树燊等。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早在厦门读书时就表现在行动上了。我付出了代价。如果说当年我是把自己的仇恨用标语贴在墙上、用漫画发表在报上，那么，这时我把它体现在银幕上。抗日三部曲是它的延伸发展……　　在回忆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香港电影界的所作所为时，我感到特别兴奋、自豪的是，我和我的合作者们共同完成的《上海火线后》、《小广东》、《民族的吼声》三部影片（我把这三部影片定为“抗日三部曲”），与蔡楚生和司徒慧敏拍摄的《血溅宝山城》一起，都载入了电影史册。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虎口脱险虎口脱险　　1941年12月7日深夜，日寇偷袭珍珠港后几小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对日作战。香港立即受到日军的狂轰滥炸。我居住的九龙尖沙咀，房屋倒塌，血浸尸骨，伤者哭声揪心。后来，进攻和反击的拉锯战就在我家所在地带展开。我只有躲在屋里听天由命。　　当英国驻军撤退到总督府高地时，日军丧心病狂地冲进医院，用机枪扫射病员，轮奸妇女……　　日军的大炮就安置在我们住屋楼下。我们处在双方火力夹击中。　　只有冲出火海，才能有生路。我第二次冒着日寇的炮火死里逃生。当我跑到制片人王鹏翼家时，他们全家都惊傻了，不相信我能活着站在他们面前。战火持续了近20天，香港才沦陷。王鹏翼家储粮不多，又无处补充购买，大家商量每日进食两顿，半饱活命。拖了3个月，最后没米下锅，我很过意不去。　　一天，王鹏翼邀我外出看朋友家怎么度日。我不肯，他只好独出独回。原来，人家早已开始吃救济米了。第二天，他硬拉我陪他去办申请手续。地点在白帝街一幢两层楼房里。主管叫洪仲豪，专门为电影同行办事。他也是一位导演，我与他平日无来往，突然向他开口要粮，心里很不乐意。他在人堆中忙碌，我老远站着。发现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我便问王鹏翼：　　“你不是说全是电影同行办申请吗？怎么没有熟人？”　　王鹏翼笑着回答：　　“可能爱面子，都叫家属来。”　　立刻，我感到羞愧、气愤，暗暗自责：　　“早知今天要用这样的方式还米债，我宁愿饿死……”我仍然站着不动。王鹏翼也停在我身边。　　洪仲豪无意中发现了我们，热情地走过来问：“领粮吧？那边请！”　　办事员是为我的戏写宣传稿的潘培元。他当然格外礼貌。他反复看手上的簿纸，说：　　“怪了，您名下的米怎么早被人领走了呢？”　　我本来就不愿领什么救济米，潘培元的话反而使我高兴。我马上退出领米行列。　　王夫人看见只有自己丈夫背回大米，脸色微显不悦。我故作不知，心里盘算着另找友人家栖身。　　　　　　　　　　　　　　　拒绝说日本话　　不知南洋影片公司老板之一的邵邨人怎么打听到我住在王鹏翼家，派人来请我去吃饭。我与邵邨人无论在上海和香港都无个人交往，仅合作过一次。那就是摄制《一个女明星》时，他是编剧。我在香港与南洋公司的合作，都是通过制片人王鹏翼。兵荒马乱时刻请我吃饭，我很纳闷，当场就谢绝。　　王鹏翼拉我到里屋劝说：　　“去看个明白再拒绝也不晚。”　　走进邵家门，看见邵邨人和两个日本军官在喝酒。他见了我急忙站起，出奇地热情。他说，两个日本军官是隔壁兵营的队长，为他家送来了大米。请日本客人吃饭，要我当翻译。　　我平时能讲流利的英语，确实也会说几句日本话。不过这时，我很恶心，截铁斩钉回答：　　“我不能说日本话。”　　邵邨人有点惊诧反问：　　“你不是去日本留过学吗？”　　“你错了，我不是留日学生。我不能说日本话。”　　我两次强调“不能”两字，我觉得用这两个字比用“不会”更恰当，更有分量，更能表达我心中的怒火。　　邵邨人有点尴尬。他请我坐下喝酒。我礼貌地告退。　　　　　　　　　　　　　　　不与日寇合作　　1942年夏天，香港日军报道部发请帖邀我去著名的半岛酒店顶楼餐厅赴宴。我思考再三，壮着胆了去观察动静。我有意晚一点到。看见还留在香港的影剧界名人梅兰芳、胡蝶、金焰、高占非、王人美、吴永刚、王元龙、薛觉仙、谢益之等大约30人已先到。　　日寇在香港的头目矾谷廉介和其他几位军官神气活现地介绍他们的“胜利”，表示对香港“施仁政”，希望大家“安心在香港发展中日文化”等等。薛觉仙这位粤剧名人发言答谢。　　日本军官们围着电影皇后胡蝶敬酒，对电影皇帝金焰就没有那么“热情”。　　翻译和久田自称中国通。普通话、广东话都很流利。他端着酒杯走到我们这边，逐一举杯时间我：“过去在哪家公司？”我吱吱唔唔不作答。同座的谢益之插嘴道：“他是最红的粤语片导演。”可能正是这句话，给我日后带来了麻烦。　　过了个把月光景，和久因举行茶会。地点在香港皇后道娱乐电影院对面七层高楼茶厅。应邀出席者只有电影界的演员、导演和制片。我仍然有意晚到。比我先去的有吴楚帆（演员）、莫康时（导演）、王元龙（演员兼导演）、陈皮（导演）、严梦（导演）、王鹏翼（制片）、谢益之（制片）……　　同行三三两两小声交谈。和久田顺势表示以后要多举行茶会联络感情。我心里总有不祥预感，只与邻座的吴楚帆闲扯了几句。　　我的预感是对的。日本侵略军头目计划拍《香港攻略》。编剧陶山铁是日本人。和久田出面邀请我导演。谢益之还从旁劝说。我立即意识到，这个决定是少数人先商量过的。我就说：“编剧写出剧本再说。”和久田与谢益之都以为我已同意，面带喜悦问：　　“有什么具体要求？”　　“等看了本子告诉你们。”这是压住心头烦乱的搪塞回答。　　　　　　　　　　　　　　　　走为上策　　回到家里，心乱如麻。事情发生得大突然。摆在我面前的是“去和留”的选择。我是一个中国人，两次受日寇战火袭击死里逃生。我的祖国、我的同胞正受着日寇铁蹄践踏，我能昧着良心为敌人歌功颂德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作出了尽快逃出虎口的决定。这个打算，只能悄悄与王鹏翼商量，没有他的帮助，我的计划是很难实现的。　　王鹏翼知道有地方办回乡登记后，我立即用叶圣哲的化名去领了介绍购买船票的条子。　　临行前，我给和田久简单写了几句，说因母病回原籍，恕不参加《香港攻略》摄制。贴上邮票，请王鹏翼等我到了广州湾后再发。我不愿因为我的出走殃及别人。　　码头上查票很严，我混在还乡的难民队伍中，心里一直担心被人发现。船离岸，我才慢慢平静下来。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难民生活难民生活　　到广州湾后，才发现地方小，集聚的难民多，生活消费高。最初几天，我住在一家小客栈，后来经友人介绍搬到片商朱少梅的发行所寄宿，用不着付房费，这对我就是最大的帮助。　　那里房间不大，除两张木板床（住着我和冯文伟）外，还堆满了片盒子。每天，我还卖力为他们搬进搬出。冯文伟原是在学青年，香港沦陷后流亡到广州湾学影片发行混饭吃。他的父亲原是香港精益眼镜公司老板。富家少爷能在国难当头自食其力，难能可贵。我和他很谈得来，成了好朋友。　　在广州湾进退维谷，我们决定赴桂林。除我和冯文伟外，还有朱少梅离开广州湾时委托的代理人老陈。几部老片子雇三个人挑着，最初150公里全是坑坑四四，迈脚困难。可能是防止日军进入，政府采取焦土抗战策略，自己炸毁了公路。停停走走，耗时4天。还算幸运，没有碰到敌机。麻烦是过当地机构设的关卡，要排长队。老陈为争取片子通行，还要察言观色，但即便这样，也难以完全避免被敲竹杠。　　沿途，扶老携幼逃难的人太多，吃住难解决，我们只好在小客栈门口坐靠过夜。肚子饿不说，蚊子大得让人吃惊，被叮上一口，就是一个大红包。经过苦熬跋涉，才在玉林朱少梅发行处小屋内的木板上躺了一夜，算是舒舒服服睡了个党。　　从玉林到桂林，还要乘联票长途车。车内人挤人，车顶堆满乱七八糟的行李包，车子严重超载。开车后才发现全是又窄又曲的土公路。来往车辆多，经常堵上一两个钟头。我就闭着眼睛。不见不急。　　所谓联票车，是指途中还要换车。到柳州，换的是火车。大家站着，脚碰脚。7月的太阳，烤得车厢滚烫，每个人都汗流浃背。　　　　　　　　　　　　　　　　与猪为邻　　桂林的房荒更严重。逃难的，转道的，做生意的，支前的，撤退的，……反正到处是人。朱少梅夫妇是最早到桂林的，也只住一间小屋，还兼营发行业务。我当然只好另寻栖身所。不过第一天晚上还是挤在他们的小屋里。　　桂林马路上有许多字迹歪斜的招租条子。我找到一家最便宜的房子。那是用木板搭的腾空吊脚小木屋，隔成四小间。每间小屋里面放一张单人竹床、一张竹小桌。门很小，侧身才能进出。四户都是独门进出。我很满意，当场预付他们规定的三月房租。过了个把星期，四户都住了人家，才发现上当。　　原来房东在建屋时就异想天开，上面住人，下面养小猪。人猪同宿仅一板之隔。臭气熏得人头晕不说，小猪日夜咕噜不停，更让人心烦。四个逃难青年，原想省钱，结果得不偿失。向房东抗议，他应之以嘻皮笑脸，我们只好自认倒霉。　　　　　　　　　　　　　　　　归侨补助　　离开广州湾的时候，我还领到一张归侨证明。因为我在香港住了9年，属合法的香港居民。①拿着那张归侨证明到桂林找欧阳予倩签字可以领10元补助。这对逃难者属雪中送炭。那时，欧阳予倩是广西艺术馆馆长，兼职多，社会活动更多，找他不容易。我跑了好几趟，才见到他。　　①实际上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居民是同胞，而不是侨胞。　　当我把申请补助的证明送上时，他立即从座位上站起，热情与我握手。他关心我在桂林的食宿，还叮嘱我有事可随时找他。他是艺术界的前辈，比我长二十来岁。尽管初相识，但他的平易近人。热情，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临走时，他送我到门口，拉着我的手不放，告诉我夏衍、田汉都在桂林，希望我与他们多来往，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田汉的赞扬　　田汉家离欧阳予倩办公处不远。我去他家时，屋里有许多客人。奇怪的是，我们在上海匆匆相聚已过去十几年了，但他却记得很清楚，第一句话就说：　　“感谢你把自己的写字台让我用。”　　他很关心香港同人的情况，当他知道我是拒绝与日寇合作拍片才逃离的时，大声赞扬：　　“有骨气，有中国人的骨气。”　　他有事要外出，但不让我走。大声对着楼下喊：　　“孟超，快上来帮我接待客人。”　　孟超像待老朋友一样，请我到他家吃中饭。孟夫人很贤惠，教我如何躲警报。　　告辞时，他说要给我戏票。我一时高兴，忘了自己与猪为邻，不让友人进屋的打算，把地址给了他。　　　　　　　　　　　　　　　 孟超的关照　　孟超捂着鼻子走进我的小屋后连说：　　“这个地方太差了，太差了……我帮你换个地方。”　　我赶忙婉言谢绝，因为我已预付了房租。不住到期，我是不会搬的。　　桂林住了不少艺术团体，不断有剧目上演。不过戏票很紧张。孟超也在艺术馆工作，兼管剧团，所以经常有票子。我有的是时间，这正是熟悉各种艺术的好机会。孟超给我票子，我从不放弃，也从不迟到早退。　　　　　　　　　　　　　　 司徒慧敏的友情　　因为住的条件太差，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摊、书店度过的。没有钱买书，站着翻翻，也是一大乐趣。有天傍晚，我刚从书店出来，迎面碰上司徒慧敏。　　“正在找你。”他边说边拉我去他家。　　他的妻子邓雪琼很能干，先他到桂林，在热闹的中山北路开了家儿童服装店，靠它维持全家生活，接济过往难友。司徒慧敏要给我钱，我没有收。我告诉他：　　“我替新华电影院绘幻灯广告，微薄收入够糊口。需要时再来向你要。”　　司徒慧敏很了解我，器重我。他安慰我说：“打倒日本鬼子后，我们会好起来。”　　在他家吃过晚饭，我们又去了蔡楚生家。他住的是土瓦房。见了我，仔细问香港沦陷后的情况。原来他正在编话剧《香港的早晨》。我把他走后日军到处搜寻他的传言告诉他时，他仰头大笑。这是胜利者的笑。　　他把自己写作的构思讲给我听，希望我能帮助他提高。他认为我在香港的时间长，更了解各种人物。我当然尽力向他提供参考意见。　　《香港的早晨》在桂林上演时，十分轰动。购票队伍排得很长。它表现爱国侨商在香港沦陷后十天十夜的苦难遭遇，既揭露了日寇的暴行，又歌颂了爱国者的正气。　　我在桂林一住就是一年多。这是真正的难民生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山城的雾山城的雾　　苏怡带着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的防空》摄制组到桂林拍外景，不幸重病住进医院。我要去看他，医生不让看。我只好托人带口信。几天后，他的摄影师找到我说：　　“苏怡征得厂长同意，清汤晓丹代导演。”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立即跟着摄制组小分队上路去贵阳，以至于来不及向亲朋好友打声招呼。上了汽车，我才从同行的几个人口里得知，在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里有导演史东山、郑君里等，演员舒绣文、陶金等，摄影师吴蔚云等。它拍了《胜利进行曲》。《青年中国》、《塞上风云》等受观众欢迎的抗日题材影片。　　到贵阳后，6个大男人连同笨重的摄影器材一起挤在一个大房间里。蚊子多极了，要不是白天拍戏太累，晚上根本无法入睡。　　据说就是那么一间屋子，还是由专人预定的，要是临时去，就只能露宿室外。这就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　　　　　　　　　　　　　　“大人物”上镜头　　由贵阳到重庆，全是蜿蜒的山坡公路。破烂的长途车在布满大坑小洞的土公路上摇来晃去，震得人脑子巨痛。　　我们到了重庆，苏怡还没有到。我认为应该与他见个面，了解他的全部构思后再行动。我们只好先作些应该作的准备。底片冲洗后，我们没有作任何加工，等苏怡看了再说。内景戏还是照计划进行拍摄。　　有一场指挥所的戏，拍摄前碰到的小插曲，是私营厂见不着的。它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