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哥!”宝森请个安,又说了些闲话,高高兴兴地走了。等他的背影刚刚消失,宝福俏然而至,走到宝鋆面前说道:“朱铁口来过了,替胡大入送了一份礼来。”“哪个胡大人?”“有手本在这里。”一看手本上的名字是“胡光墉”,不同得就关切了,“送的什么?”他问。“一个成化窑的花瓶。”“大的还是小的?”“大的。”大的便是两万银子。宝望心想,胡雪岩既然送了两万银子,就大可不必再在宝森身上作人情,而居然作了,并且这个人情还不轻,看起来是个很厚道的人。同时又想到宝森一走,耳根清净,便对胡雪岩越有好感了。“朱铁口走了没有?”“还没有。”“宝望便将朱铁口传唤到上房问道:”那胡大人是怎么说的?““胡大人说想送中堂一份礼,问我有什么合适的东西?我问他打算送多重的礼?他说两万银子。我就让他买花瓶。他还托我代送,花瓶送来了,银子也交到帐房里了。”“有什么话托你转达的没有?”“没有。我倒也问过他,他说只不过佩服中堂为国贤劳,本想上门来求见请安,又怕中堂最近因为大丧太忙,不敢冒昧。”宝鋆的顾虑消释了。这两万银子可以安心笑纳,倘或附带有一句什么请托的话,反倒不便帮忙,两万银子如果舍不得退回,良心上就不免要自责。遣走朱铁口以后,宝鋆仍在考虑胡雪岩送的这笔重礼,不帮他的忙,良心上仍不免要自责,要帮他的忙呢,又觉得自己一向主张“西饷可缓,洋款不急”,忽然很热心地赞成左宗棠借这笔洋债,出尔反尔,启人疑窦。如何得以筹划出一个两全之道,成了他这天念兹在兹的一桩心事。第二天一早上朝,在轿子里忽然想起宝森告诉他的,丁宝祯当年的故事。丁宝祯以清廉知名,但身为总督,开府西南,朝延的体制不能不顾,家乡贵州的亲友,翻山越岭,千辛万苦来投靠,没有那么多闲差使可应酬,招待食罕,致送回乡盘缠的情谊不能不尽,这些都在他每个月一万两左右的“养廉银子”中支付,尽管量人为出,总也有青黄不接的时候。照一般督抚的惯例,方便得很,写张纸条,向藩库提银若干,困窘即时可解,至于亏空如何弥补,不必费心,有藩司,有榷税的候补道,甚至首府、首县为他想办法。但那一来,就谈不到整饬吏治了。于是,堂堂“制台大人”也不免要向当铺求援了。可是,他又有什么东西能当到上千上万银子?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当身分、当面子的办法,取一只皮箱,随便找些旧衣服塞满上锁,再取两张封条,盖上“四川总督部堂”的大印,标明日期,在皮箱上十字交叉,满浆实贴。然后派戈什哈抬到当铺里去当。朝奉吓一跳,从来没有听说总督也会当当的,便很客气地请问:“要当多少银子?”“五千银子。”朝奉又吓一跳,五千银子不是小数目,要问一问:“是什么贵重东西,能不能看一看?”“不能看。大人亲手贴的封条,谁敢揭开来?”“那么……”“你不必多管。”戈什哈抢着说道:“你只凭封条好了。将来赎当的时候,只看封条完整,就是原封不动。你明白了没有?”朝奉自然明白了,如数照当。丁宝祯倒是好主顾,下个月藩库将养廉银子送到,立刻赎当。从此了宝祯当当,成了规矩,只凭封条不问其他。室鋆心想,左宗棠借洋债,如果照丁宝祯的办法,岂不省事?而且目前也正是一个机会。于是默默盘算了一阵,到得军机处,立刻派苏拉到“南屋”去请了徐用仪来,邀到僻处,悄悄相语。“左帅借洋款的事,接头好了没有?”“接头好了。这一回的条件,确是比以前来得好。这也是胡雪岩力盖前愆的缘故。”徐用仪又说:“本来早就想出奏了,为有东太后的大事,不能不暂缓一缓。”“也不必再缓。请你转告左相,要朝廷批准他借,必得交户部议奏,也就要算老帐了。”宝鋆突然问道:“丁稚璜当当的故事,你听说过没有?”徐用仪不知他忽有此问的用意,赔笑答道:“那是个有名的笑话,知道的人很多。”“不是笑话。”宝鋆正色说道:“如果我是朝奉,看几件破烂衣服,让他当五千银子,怎么对得起东家?外头也一走有闲话,不知道我得了人家多少好处。他只有硬吃一注,不让我掀他的底牌,我拿他没办法。左相借债也是如此,生米煮成熟饭,朝廷看他的老面子,不跟他计较。你属于我的意思不?”徐用仪怎能不懂?可是他也很圆滑,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中堂的美意,我相信左大人一定能够领会。”“好。不过,”宝鋆沉着脸说:“丁稚磺当当,几乎月月如此,左相借洋债,可就是只此一回,下不为例。请你千万说清楚。”“是。”答应归答应,说不说又另是一回事。徐用仪退值以后,先去访胡雪岩,将宝鋆的话,告诉了他,商量最后的那句话,要不要说。“当然不必说。”胡雪岩答道:“事情明摆在那里,西征军事成功了,以后也再不会借洋款了。至于海防要借,那也不是左大人跟我的事。既然如此,何必又说这话,惹左大人不高兴?”徐用仪听从他的主张,到了贤良寺,转达了宝鋆的意见。左宗棠本来就想这么办,但未想到宝鋆如此“大方”,欣慰之余,乘兴亲自妨笔起草奏槁。第一段当然是陈述边务之重要,以及各省协饷,不能及时而至,拖欠年复一年,越积越多的困难。接下来便叙此次筹借洋款的由来:说有“德国商伙福克,在兰州织呢局闻之,自称该国有巨款可借,息耗亦轻,并可由陕甘总督出票”,因子上年腊月初三日具奏,接到户部咨复,以借数虽经奏明为四百万,惟期限、利息,以及还款来源,应该补叙说明。但其时左宗棠已奉旨晋京,不在其位,似乎不应再谋其政,所以此处须作一番解释:“臣卸篆北上时,与刘锦棠、杨昌浚晤谈,均以甫经接任,筹饷艰难,属臣代为借筹。臣虽去任在即,亦不俗贻累替人,遂飞饬办理上海采运局道员胡光墉,速向洋商议借银四百万,以应急需。抵都后,连接杨昌浚、刘锡棠来函,言及饷源已涸,春夏之交,断难接续,恳即据情入告,情词迫切异常。”以下是根据“胡光塘偕同德国泰来行伙福克及英国汇丰行伙凯密伦”所称,开具办法。借款数目:库平足色宝银四百万两。期限:六年还清。利率:年息九分七厘五毫。付息办法:每六个月一付,六年共十二期。还本办法:第一、第二两年不还本,第三年起,每年还本一百万两。利息照减。保证办法:请户部催饬各省关,将应解新旧协饷,径交上海采运局,据付息还本。如协饷不至,上海采运局无款可拨,应准洋商凭陕甘总督所出印票,向户部如期兑取。这些条件与过去比较,好处有三:一是不需海关及有关各省督抚出票,可免周折,二是年息由一钱二分多减至不足一钱,合月息只八厘有零,三是头两年不还本,俾各省得以清理旧欠,“其力尚纾,并无窘迫之患。”因为如此,“已饬胡光墉、福克、凯密伦即依照定议,应仰恳天恩敕下总理衙门,札饬道员胡光塘及照会英国使臣转行汇丰银行,一体遵照,以便陕甘出票提银”。出奏那天是四月初一,当天就奉到批复:“该衙门知道。”也就是准予备案的意思,“该衙门”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衙门与军机处互为表里,办事司官,亦称章京,待遇优厚,亦与军机章京相同,规制不同的是,军机章京分为头班、二班、轮班入值,而所办之事并无两佯,总督章京则各有专司,此案归“英国股”及“德国股”所管,自有徐用仪代为接头,同时因为有汇丰银行的凯密伦同来,英国公使馆批准汇丰银行照借的手续,亦很顺利,不过三天工夫,一切都齐备了。但赋归却还有待。原因很多,第一是南归决定坐轮船,班期有定,而最近一班船的“大餐问”,已为人定下了,胡雪岩认为招待宝森,什么都是要“最好的”,宁愿再等一班,那要在十天以后。第二是胡雪岩要定制一批膏药带回去。从经管西征粮台,在上海设转运局开始,胡雪岩无事不顺手,常是一夕之间,获利巨万,财是怎么发的,连他自己都不甚清楚。但精神却渐渐差了,饮食渐减,夜卧不安,人一天比一天瘦了下来,急得胡老太太以下,全家女眷都是到处烧香许愿,大做好事,祈求上苍保佑,然而没有什么用处。有一次在应酬场中,遇见一个在湖北候补,而到上海来出差的捐班知县,名叫周理堂,善于看相,遍相座客,谈言微中,看到胡雪岩,说他往后十年大运,犹胜于今,将来会有“财神”之号。“不瞒理翁说,我的精神很坏,事情要有精神来做的,没有精神只会交墓库运,哪里会有什么大运。”“这是因为雪翁想不开的缘故,一想开了,包你精神百倍。”听得这话,胡雪岩先就精神一振,“理翁,倒要请教,我是怎么想不开。”他问:“要怎么样才想得开?”“此中之理,非仓促之间能谈得透彻的。雪翁公馆在哪里,等我勾当了公事,稍微闲一闲,登门拜访,从容呈教。”胡雪岩心想,官场上专有那种读了一本《麻衣相法》,信口开河,目的是为了奉承上司,讨得欢心,企求谋得一缺半差的候补州县班子。而看周理堂的谈吐,不象是那一流人物,当即答说:“不敢清理翁劳步。”接着又说:“恕我冒昧,理翁这趟是啥公事?”“今年皇上大婚,我奉抚宪之命,到上海来采办贡品,东西都看好了,无奈湖北应该汇来的款子数目弄错了,连日为此事奔走,总还要四、五天首尾才会清楚。”“喔!理翁是说公款不够。”“是的。”“差多少?”“一万三千多两。”“喔,喔,”胡雪岩问说:“总快到了吧?”“是的。”“那好。”第二天上午,胡雪岩到周理堂所住的祥和客栈去拜访,只听得有人在他屋子里大办交涉,声音很熟,想不起来是什么人?及至偶然一照面,认出来了,是方九霞银楼的档手老萧。“胡大先生,”老萧丢开周理堂奔了出来,笑嘻嘻地打了个千问:“你老怎么也来了。”“ 你这话问得奇怪!”胡雪岩因为看刚才那番光景,老萧对周理堂不甚礼貌,所以有意板着脸说:“就许你来,不许我来?”“不是这话,不是这话!”老萧急忙辩解:“我是有生意来跟周大老爷接头。”“接头生意?莫非你不晓得和气生财?哗喇哗喇啥事体。”训斥完了,转身与周理堂叙礼,客气而亲热,将个老萧干搁在一旁,置之不理。倒是周理堂有点过意不去,“雪翁,你请稍坐。”他说:“我跟这萧掌柜先打个交道。”“请便。”有胡雪岩在座,那老萧不似刚才那样嚣张了,但话仍说得很硬。原来周理堂在方九霞定了一柄玉镶金如意,工料总计九千银子,只付了两干定金。如意制就,来催交货,周理堂无以为应。就在这时候,广西巡抚亦派人来采办贡品,因为时间迫促,颇为焦急。老萧打听到这件事,上门兜揽生意,说湖北巡抚订的玉镶金如意,愿照原价转让。如意上所錾的“天保九如”字样,以及上款都可不动,下款只改动省名、姓名便能合用,毫不费事。广西的差官办事很干脆,也很精明,估价九千银子不贵,愿意照价收买,但必须能够证明,湖北的差官确是放弃了才能成交。为此,老萧便来逼周理堂,限期限件,否则没收定金,作为补偿损失。周理堂手头不硬,口头上就不能不软,正在磨得心烦意乱之时,胡雪岩来了。弄清楚了是怎么回事,胡雪岩便开口了,“老萧”,他问:“你打算怎么样?“胡雪岩一出头,老萧便知如意算盘落空了,“胡大先生晓得的,这两夭金价又涨了。”他说:“打周大老爷的这柄如意,说实话已经亏本了,而且吃本很重,再拖下去,利息上又是损失,我对我们东家不好交代。”“那么怎么样呢?”“我想,再等三天。”“不必。”胡雪岩转脸对周理堂说:“理翁,这是笔小数,你为啥早不跟我讲,宁愿来受他们的气!”说着,从马褂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了过去。抽出来一看,是一万四千两的一张银票,心里又甜又酸,几乎掉泪。胡雪岩怕他说出什么过于谦卑的话,当着老萧面连自己也失面子,所以很快他说道:“老萧,你快回去,把金如意送来,周大老爷验收不错,自然分文不少你的。”“是,是!”老萧诺诺连声,“马上送来,马上送来。”“慢慢!”胡雪岩将老萧唤住,转脸说道:“理翁,我想送了来也不好,一则要担风险,再则也怕招摇。不如我陪理翁到方九霞验货,果然不错,就把余款付清了它,叫方九霞出张寄存金如意的条子,动身的时候直接送上船,岂不省事。”“说得是。不过不敢劳雪翁相陪,我派人去办这件事就是。”当下将他随带的一名司事找了来,拿胡雪岩的银票交了给他,一一交代清楚。等司事跟老萧一走,方始开口道谢。“小事,小事!”胡雪岩问道:“理翁还有什么未了?”“多谢,多谢。没有了。”周理堂紧接着问:“这笔款子,如何归还?”“悉听尊便。”胡雪岩紧接着说:“倘或理翁没有急事要办,我想请理翁指点指点迷津,我是怎么想不开?我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事老挂在心里。”“以雪翁的智慧,自己觉得,就不至于想不开了。正因为那个念头隐而不显,所以居恒郁郁。”周理堂又说:“看相这件事,本无足奇,不过在脸上看到心里,也要有些阅历。雪翁心中有贼,此贼不除,精神就好不起来。”“喔!”胡雪岩也听说过“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这句话,当即问说:“我心中之贼是指哈?”“钱。一个钱字。”周理堂问:“雪翁是不是常常想到它?”“我是开钱庄的。”胡雪岩笑道:“我们这一行,称之为‘铜钱眼里翻筋斗’,不想到钱,想什么?”“是不是?我说雪翁心中有贼!雪翁是大英雄,何以亦为孔方兄所困,跳不出来?”听得这话,胡雪岩不免惭愧,想了好一会说:“理翁的话,我听出点味道来了。就不知道怎么才能跳得出来。要我不想到钱这一个字,只怕不容易,从小学生意就是学的这个,根深抵固,跟本性一样了,怎么能不去想它。”“想也可以。只要不是想赚钱,而是想花钱,就跳出来了。”“这话,还要请理翁明示。”“道理很简单。”周理堂说:“譬如雪翁想造一座花园,这是花钱,可是所想的是如何起造楼台、如何罗致花木、如何引泉入园、如何请人品题。这些东西想起来是很有趣的,自然而然把个‘钱,字忘掉了。当然,这也不是人人办得到的,力量不够,要为钱犯愁,反而是自寻烦忙,雪翁根本不必愁钱,当然也就不会有烦忙。“这使得胡雪岩想起了一个人的话。此入姓雷,江西人,他家从廉熙年间开始,世世代代在内务府当差,凡有宫殿营造之事,都先找他家设计,然后按照尺寸比例,用硬纸版烫出样子来,出了名的“样子雷”,真姓名反而不为人所知了。有一年胡雪岩进京,在应酬场中认识了“样子雷”,听他谈先世的掌故,说他家全盛时代是在乾隆十六年以后,主要的职司是扩建一座圆明园,建成了请皇帝来看,某处不妥,立即拆掉改建,改得不满意,复又拆去,这样建了拆,拆了建,不知多少遍,总之终乾隆六十年,圆明园无一日不在大兴土木之中。乾隆年间。国库充盈,皇帝只要觉得什么事能够怡情悦性,尽可以放手去做,不必愁钱,这也许就是他能够克享大年的道理。听了周理堂的话,印证乾隆皇帝的作为,胡雪岩的行事大改常度,虽仍然不忘如何赚钱,但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花钱?大起园林,纵情声色。以前眠前不安,郁郁寡欢的毛病倒是消失了,却别添了一样病:肾亏。好得是开设着一家海内第一的大药铺,连带也认识了无数名医、秘方珍药,固本培元,差能弥补。补药中最为胡雪岩所重视的是一种膏药,名称很难听,叫做“狗皮膏”,但效用神妙,有了它,胡雪岩多娶几房姬妾也不要紧了。这狗皮膏,只有在北京一家祖传的药铺才有。胡雪岩曾不惜重金,想聘请这家药铺的主人南下,到胡庆余堂去专制狗皮膏,却未能如愿,想买他的秘方,便更是妄想了。因此,胡雪岩每逢春天,就得派专人到北京来采办狗皮膏。这年自己进京,就不必再派人了。一到就关照汪惟贤订购三百帖狗皮膏,只以一样重要药材缺货,尚未制就,而胡雪岩可坚持要随身携药南归,这一来就不能不等了。及至等到了药,却因徐用仪带来的一个消息,胡雪岩决走再在京里住一阵,要看一个人的神通到底大到如何程度?“你带着洋人陪森二爷先走。我倒要看看他这一关过得了,过不了?”胡雪岩说:“他的这套把戏,只有我顶清楚,说不定左大人会问我,也说不定另外还会有机会。”另外会有什么机会呢?古应春明白,如果“他”倒了,不独胡雪岩去了一个商场上的劲敌,而且也可能接办招商局。胡雪岩口中的“他”,是个常州人,名叫盛宣怀,字杏荪。他的父亲单名康,字旭人。盛康是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由州县做起,做到汉口道告老还乡,在苏州当绅士,因为盛宣怀需要利用老父的这种身分,在江苏官场上为他打交道。盛宣怀是一名秀才,年轻时跟有名的“孟河费家”学过医。医家要有割股之心,而盛宣怀只要有机会,就要打人家的主意,自觉不宜入这一行,所以进京捐了个主事,准备入仕。时当同治未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大兴洋务,盛宣怀在这方面的脑筋特别快,而且记性好,口才更好,钻头觅缝,得以见了李鸿章一面。相谈之下,大蒙赏识,便加捐了“花样”,以候补道的身分,为李鸿章奏调到北洋当差,不久被派为招商局的会办,以直隶的候补道,久驻上海,亦官亦商,花样百出。招商局创办于同治十一年,出于李鸿章的建议,为了抵制外商轮船,“拟准官造商船,由华商雇领,并准其兼运漕粮,惮有专门生意,而不为洋商所排挤”。奉旨准予试办,即由北洋拨惜经费,另招商股,派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定名轮船招商局,向英国买了一条轮船,开始营业。由于经营不容,不过半年工夫,老本亏得光光。胡雪岩是股东之一,也送了几万银子在里头。同治十二年夏天,天津海关道陈钦建议李鸿章,派候补同知林搓到上海整理。陈、林都是广东人,林搓在上海自然亦是找广东同乡,一个是怕和银行的买办唐廷枢,另外一个是富商徐润,由他们募集商股四十余万两银子接办。但本有官本,且又领官款为运费,所以仍然是官督商办,由北洋控制。此所以盛宣怀得以由李鸿章派去当会办。改组后的招商局,业务日有起色。徐润又别组保险公司,承保本局船险,假公济私,大发利市。洋商轮船公司,遇到劲敌,业务大不如前。美商旗昌洋行的股票,本来票面百两升值已近一倍,结果跌到五十几两,且有继续下跌的趋势。于是徐润起意收买旗昌,但在盛宣怀的策划之下,变成了一个骗局。骗谁呢?骗曾当过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祯,而实际上是骗公家的钱。盛宣怀的设计很巧妙。第一步是利用招商局的官款,秘密收买旗昌的股票,到得有相当把握,可以接收旗是时,盛宣怀偕同唐廷枢、徐润取袂到了南京,首先是说动藩司梅启煦。江苏有两个藩司,一个称为江苏潘司随江苏巡抚驻苏州,一个称为江宁藩司,随两江总督驻江宁——南京。梅启煦的关节打通了,方始向总督衙门上了一个呈文,说旗昌洋行甘心归并,开价二百五十余万,倘能收买,获利之丰,一时难以估计。沈葆祯亦是勇于任事之人,当时虽在病中,以大利所在,不愿延搁,在病榻召见盛宣怀、徐润等人,听取说明。这天是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盛宣怀善于玩弄数字,讲得头头是道,且有佐证,沈葆祯听得满心欢喜。但招商局南洋虽亦管得到,而一向以北洋为主,所以沈葆祯表示,这件事应该会商北洋大臣,共同具奏。“机不可失!”盛宣怀为沈葆祯解释,洋人以冬至后十日为岁终,在这年便是四天以后的十一月十六。公司主管三年更换一次,现任的主管,任期到那一天为止。过了十一月十六,新任主管一到,重新谈判,便捡不到这个便宜。或者新任主管,另集巨资,重整旗鼓,招商局便会遭受威胁,惟有乘机归并旗昌。招商局始能立于不败之地。结论是:“事有经权,而况招商局在南洋通商的范围之内,大人不但当仁不让,且须当机立断。”沈葆祯盘算之下,还有顾虑,美商的旗昌固然归并了,英商的太古、怡和又将如何?“太古、怡和船少,不足为虑。旗昌归并以后,招商局的船有二十六号之多,势力大增,洋人做生意一向以大吃小,太古、抬和只有跟着招商局走。招商局从前吃亏的是,自己没有码头栈房,有时不能不迁就太古、恰和,现在有了旗昌的码头、栈房,不必再迁就他人,主客之势,自然就不同了。还有,船一多了,自己可以办保险,利权不外溢,就等于另开了一条财源。“沈葆祯完全被说服了,命盛宣怀当天就回上海,跟旗昌谈判,尽量压低“受盘”的价格,先把交易敲定下来。至于收买旗昌的资本,原呈中提出官商合办之议,命盛宣怀尽力先招商股,不足之数以“官本”补足,如何筹划,另作计议。获得这样的授权,骗局已必可实现。盛宣怀一到上海,复又调动官款,收买旗昌股票,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以后,一面委托一名外国律师担文,办理接管的手续,一面赶到南京,向沈葆祯复命,事情已经定局了。据盛宣怀的书面报告,说是“议定码头、轮船、栈房、船坞、铁厂,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项一概在内,现银二百万两。其余汉口、九江、镇江、宁波、天津各码头、洋楼、栈房,作价二十二万两”。总计二百二十二万两,较原来的开价,减了三十万两之多。至于付款的办法,在十一月十九日已先付定银二十万两,约定十二月十八日续付二十万,明年正月十六再付三十万,即行交盘。余数如何分期交付,亦已商定。至于商股,盛宣怀说已招到一百二十二万两,短缺“官本”一百万两,盛宣怀亦已借著代筹,某处可拨多少,一一指明,当然这也是预先跟梅启煦商量好的。谈停当了,便需出奏,类此案例,倘为北洋主稿,便需南洋会衔,南洋主稿,自然亦需北洋会衔,盛宣怀极力申说,时机迫促,往返磋商,误了二批交款之期,所付二十万定洋将遭没收,劝沈葆祯单衔出奏,又说李鸿章与沈葆祯是同年,遇到这样的好事,只会赞成,不会反对。沈葆祯思想也不错,同意单衔出奏:在折尾上声明:“时值冻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运道冰封,陆路仍可通行,显然的,这是一个很牵强的理由。沈葆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盛宣怀特设的圈套,先则以“十六之朗”劝沈葆祯“当仁不让”,继而以恐误二批交银之朗,会遭损失,迫使沈葆祯单衔出奏,这种种设计,都是为了要出脱李鸿章,以便将来骗局败露时,李鸿章得以未与闻共事的局外人身分,易于回护。果然,四年以后骗局败露了。发难的是一个湖南籍的名士,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上折严劾招商局管事道员盛宣怀等蒙蔽把侍,营私舞弊。当时言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对一般“清流”的议论与主张,十分重视,当即饬下两江总督“痛加整顿,逐一严查”。其时的两江总督名叫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对于李鸿章久怀不满。原来李鸫章自从“用沪平吴”后,一直视两江是他的地盘,官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却能巧妙地运用洋人,以及实际上办理洋务的关系,在两江安插私人,直接指挥。最使刘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鸿章的妻舅赵继元在两江的胡作非为。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赵文楷,是嘉庆元年丙辰科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亦点了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如何侥幸而得列清班,一直是个谜。不过,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凭他的那支笔,做京官决无出头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为道员,在吏部走了门路,分发江南候补。那时的两江总督是曾国藩,当洪杨初年时,怕功高震主,决定急流勇退,遣散湘军,扶植李鸿章的淮军来替代。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便派了他一个极重要极肥的差使: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凡事自作聪明,自恃有妹夫李鸿章作靠山,在曾国藩以后的历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李宗羲、沈葆祯,都不大能指挥得动他。沈葆祯病殁,继任的刘坤一,资格比较浅,就更不在他眼里了。除了赵继元对身在南洋而唯北洋之命是从的盛宣怀等人,刘坤一亦耿耿于怀,久已想动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刘瑞芬及上海制造局总办李兴锐,“调看该局帐目,逐款严查。”刘瑞芬是安徽贵池人,出身是个秀才,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沪,主管军械的采购与转运,以军功保到道员,曾经督办淞沪厘金,署理过两淮盐运使,是淮军系统中一名很重要的文官。刘瑞芬跟李鸿章的关系很密切,但奉命查办此案,却很认真,因为他为人比较正派,看不起盛宣怀那种奸诈取巧的小人行径,加以刘坤一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将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确实,他会另外派人再查,“那时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别怪我。”其实盛宣怀搞的那套把戏,知道的人很多,刘瑞芬即令想为他掩饰也办不到,及至调出帐目来一看,疑问到处都是。刘瑞芬为了慎重起见,特为找了几个内行朋友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应春。“帐本说商股只有四万多银子,可是盛杏荪当时具禀两江,说‘已于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议,即于十九日付给定银二十万两’,这二十万两银子是哪里来的?”“根本没有这回事。”古应春说,“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话。”光绪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照西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怀当初跟沈葆祯说:“若逾十六之期,则受代人来,即无从更议。”即指新的年度开始而言。然则中历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西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犹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无人办事,外商银行亦一律封关,所谓“定议”,所谓“付给定银二十万两”,全属子虚乌有。其次是各省所拨的官款,总计一百万两,照数转付旗昌银行,银数固然分毫不短,但古应春深知内幕,指出这一笔百万银子中,盛宜怀等人中饱了四十四万两。证据呢?“各省官款是实数,都由阜康汇来,招商局派人来提走了白花花的现银,转存外国银行。可是,付给旗昌的,不是现款,是旗昌的股票。”古应春有《申报》为凭,载明当时旗昌股票的行情是,票面一百两,实值五十六两。这就是说,盛宣怀只需花五十六万两银子买进旗昌的股票,便可抵一百万银子的帐,岂非中饱了四十四万两。光是这两点,舞弊的证据便很确实了。彻查的结果,掀开了整个的内幕,盛宣怀与徐润等人所玩的花样是:第一,以定银二万五千两,与旗昌订定收买的草约。第二,挪用招商局的官款,收购每一百两已贬值至五十六两的旗昌股票。第三,以对抗洋商轮船公司,挽回利权的理由,捏词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说动沈葆祯拨给官本。第四,捏称已付定银二十万两,造成既成事实,并以运道冻阻,无需咨商北洋为借口,迫使沈葆祯单独负责。第五,取得旗昌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权,委托英籍律师担文,依法接收旗昌。第六,官本一百万两汇到招商局后,盛宣怀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额十足抵换现银。第七,应付旗昌余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垫付四十余万两,尚短六十九万,由“官本缓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险费盈余等陆续给付。事实上现银与股票之间,仍有很大的一个差额,饱人私囊。所谓“官本缓息”是江南各省拨交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八万两,应付利息,暂时停止。“商股存息”是商股利息暂付一半,所余一半改为股本。这样陆陆续续,东挪西凑牵扯不清,根本是一盘糊涂帐。哪知刘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怀等人先发制人,列举了十八条申辩的理由,具禀北洋,由李鸿章抢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人之见,发生排拒刘坤一的意见的作用。加以盛宣怀的大肆活动,刘坤一的夏奏,果然“留中”了。李鸿章的复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刘坤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条”。他的笔下很来得,当下亲自草拟奏稿,驳斥李鸿章。首先说明:李鸿章认为刘瑞芬等,查案不无错误,为盛宣怀极力剖辩,奏请免议。此则朝廷自有权衡,非臣下所能置议,不过,刘瑞芬等所禀盛宣怀的贪诈情形,颇为明确,“有不敢不再陈于圣主之前者。”首先要驳的是,李鸿章所陈,当初收买旗昌,请拨官本银一百万,并饬两淮盐运使劝盐商就“盐引”派搭股份,预计可得银八十万两,再通饬南洋各省藩司、各海关道,随时劝谕富商搭股,并无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刘坤一先引沈葆祯当年所奏“臣于病榻传见盛宣怀等,续据禀称,各商尽力攒凑,只能集成银一百二十二万两,所短之数,拨请南洋各省,尽力筹拨一百万两”的原文,向李鸿章提出质问:“如盛宣怀无此凑集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则沈葆祯何所据而云然?如谓此一百二十二万两即系原禀请饬藩运海关劝商搭股之项,则事既经官,沈葆祯何以不于折内明晰声叙,又何以不札饬各司道查照办理?”李鸿章又说,藩司、运使、关道并未“帮同劝谕,各商亦未即附本,仅集股银四万余两”。虽有“官本缓息”等项,可以弥补此一百二十二万两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怀等不得不暂向钱庄借款来付旗昌,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负担甚重的由来。对这一点,刘坤一分两方面来驳,一是由沈藻祯方面来看,倘如盛宣怀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而要动用官方力量劝谕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祯能“轻掷百万库款”吗?再是从盛宣怀方面来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说的方法来凑集,那么“盐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关道劝谕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当具呈催问,而竟无一字之禀,甘愿以重息在外称贷,这是合理的吗?由此分析,刘坤一作一论断:“是盛宣怀先有凑集百二十二万两之言,故不敢复有所请,而沈葆祯信以为实,无俟他谋也。”又说:“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复筹商,至于数目,必须斟酌尽善,而后上闻,似不得执盛宣怀等饰词而抹煞沈葆祯奏案,以刘瑞芬等为未查原卷也。沈葆祯于光绪三年陈奏饷事,论及提拔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难言之隐矣。”接下来又说:“臣之所以奏参盛宣怀者,原不独此两端”,而是因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当时已濒临倒闭边缘,即欲收买,应照西洋“折旧”之例,为何照原价承受。刘坤一最有力的指责是:“盛宜怀等收买旗昌轮船,原谓去一劲敌,可以收回利权,乃局面愈宽,而虚靡更巨,去年系第五届,竟亏银至二十四万六千有奇,国需高货,势将付之乌有。随经候选道员叶廷春人局经理,是为第六届,遂余银至二十九万有奇,短长并计,实多出银五十三万二千两,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节省而来,则盛宣怀等之滥用滥支,一年之内数十万两,岂不骇人听闻,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某职,已属格外从宽。“原来此骗局成功后,局本大增、利息日重,而旧船、码头、仓库的管理,亦需大皂费用,成了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盛宣怀、唐廷枢计议,不如找个人来接办,以便脱身。多方物色,找到一个江苏的候补道叶廷春,同意接手,其时为光绪四年夏天。依照四洋会计年度跨年的算法,称之为“一届”,这年是第六届。叶廷春接办后,实事求是,力求节流,至年底盈余二十九万两,到第二年会计年度届满,实盈五十三万余两,即是刘坤一所说的“短长并计”。盛宣怀等人的原意是,金蝉脱壳,将叶廷春当作“替死鬼”,不过叶廷春居然能将这个烂摊子经理得有声有色,贪念一动,便又设计排挤。叶廷春一看不是路,知道盛宣怀心狠手辣,又有北洋的奥援,说不定会惹祸上身,因而急流勇退,招商局便又归盛宣怀等人把持了。刘坤一此奏,事实俱在,理由充足,盛宣怀本万无可免,哪知奏报到京,适逢慈安太后暴崩,这件案子便压了下来。胡雪岩原以为慈安的“大事”一过,会有结果,盛宣怀等人撤职,招商局或者会派他接办。可是他没有想到,盛宣怀另外走了一条路子,同时李鸿章亦正有用他之处,两下一凑,竟得化险为夷。盛宣怀新走的一条路子,便是慈禧太后的亲信、长春宫的总管太监李莲英。此人本学的皮毛行生意,京师称之为“毛毛匠”,又以制皮需用硝,所以李莲英的外号叫做“皮硝李”,他是二十几岁时赌输了为债主所遥,无可奈何,“净身入宫”,作为逃避。原是“半路出家”,早先的许多同行、朋友,仍有往来,所以盛宣怀得以找到关系,大事结构。至于李鸿章有重用盛宣怀之处是,正在开办电报。早在同治三年,俄国要求自治克图铺设陆线,直达北京,朝廷继然拒绝,俄国改变计划,采取迂回的办法,先将西伯利亚陆线延伸至海参出,然后与丹麦大北公司合作,先在公海上敷设单心水线三条,一是条海参出至长崎,一条是长崎至吴淞口外的大山岛,又一条是香港至大山岛。先后在同治十年完工,大山鸟已在中国领海之内,但朝廷认为无足轻重,置之不问。于是大北公司得寸进尺,由大山岛沿长江伸一条水线进来,直通上海,在黄浦滩登陆,而且公然设局营业,这一来,俄国经海参出、长崎而达上海,对于中国的政情、商务、瞬息之间便能传到圣彼得堡。当然欧洲各国,也能经由圣彼得堡的转运,获得同样的便利。这条名为北线,大北公司另有一条南线,由大山岛经厦门鼓浪屿而达香港,长九百五千海里,再由香港通新加坡、槟榔屿以达欧洲。南北两线的电报最初只用洋文,后来发明四个阿拉伯数字编组的中文码,一共七千字,印刷成书,普遍发售,于是,不识洋文的中国人,也能分享电报的便利了。其次英国亦不甘让大北公司独檀利查,同治九年由英国公使威妥玛策动英商东方电报公司,自英国设海线经大西洋、红海及印度洋而达印度。再另组大东电报公司,由印度南境,延伸这条海线经新加坡、越南西贡等处至香港。及至正式向中国申请自香港铺钱经汕头、厦门、福州、宁波至上海时,却一直未获成议。到同治十二年大北公司既在黄埔设局营业,大东公司毫不客气地自香港经福州,设海线至上海宝山,再转接至英租界,开张营业。盛宣怀是早已看出电报这项万里一瞬,恍同晤对的通信利器,必有前途,但在内地架设陆线,颇为不易,最大的障碍是,破坏了人家的风水,一定会发生冲突,即令勉强架设好了,亦会遭人拔杆剪线,所以对此事的进行,一直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样到了光绪五年,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因为伊犁交涉,中俄关系大为紧张,除西北以外,东北及朝鲜的情势亦颇为不稳。李鸿章统筹军务全局,看人家有电报之利,掌握军情,占尽先机,未战已先输一着,因而接纳盛宣怀的建议,延聘大北公司的技术人员,架设自大沽口北塘海口炮台起,到天津北洋公所的陆线,试办军报,效果良好。这一来,盛宣怀自然要进一步建议,创设由天津至上海的陆线电报。光绪六年七月,李鸿章上奏:“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陆路则有火轮车,飞行绝迹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玉帛相亲,战则兵戎相见,海围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以迟速悬殊,望尘莫及。”最明显的实例是,曾纪泽从俄国打回来的电报,到上海只需一天,而上海至北京,由轮船传递,要六、七天,如果海道不通,由陆路驿递,最快也得十天,“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反迟十倍。”电报的灵捷,真令人梦想不到。至于军务上的用途,李鸿章举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的军报为例,说是“号召各营,顷刻响应。”这两句话对醇亲王来说,真有莫大的魅力,全力支持李鸿章的要求,亦即是接纳了盛宣怀的策划,决定建设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当然是委任盛宣怀负责筹备。其时他在招商局舞弊的案子,已将发作,盛宣怀看得很清楚,筹办内陆电报一事办成功,可以将功折罪,但必须从速进行,而且要诸端并举,头绪搞得非常复杂,非由他一手经理,换个人就无从措手不及,因为那一来即令有了处分,亦不能马上执行。只要一拖下来,等大功告成,李鸿章奏请奖叙,自然可以抵消原有的处分。因此,盛宣怀首先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奉到总办的差委外,立刻到上海聘请丹麦教席,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同时向外洋采买机器。三天一个禀帖,五天一个条陈,把场面搞得非常热闹。至于最要紧的勘察线路,却不妨慢慢进行,他知道这件事很麻烦,不愿一上来便遭遇一片反对的声浪,且等机器买到了,人也训练好了,诸事就绪,就差架线,那时用一道上谕,责成沿路各省督抚实力奉行,自然畅通无阻。胡雪岩料事,一向总有七八分把握,在他以为盛宣怀这一关就算能过得去,“电报总局总办”这个差使,一定不保。哪知这一回的预料,完全落空。依然是徐用仪那里来的消息,刘坤一的奏折,让慈禧太后塞在抽斗里了。凡是外省的奏折,由各省驻京的“提塘官”直接送交内奏事处,用黄匣呈送御前。目前是送到长春宫由慈禧太后先看,在软而厚的折子上,用指甲掐出记号,内奏事处的太临看掐痕用朱笔代批,不外乎“知道了”、“该部知道”、“交议”,以及请安折子上批一个“安”字之类。凡是重要事件,一定“交议”,亦就是交军机处议奏,在第二天一清早发交值班的军机章京,名为“早事“。奏折留中,”早事“不下,军机处根本不知有此一折,自然也就无从催问,当然也可以假作不知,故意不问。盛宣怀在军机处都打点到了,所以绝无人谈论刘坤一有这么一个复奏。能使得慈禧太后作此釜底抽薪的措施,有人说是李莲英的功劳。但据徐用仪说,却得力于醇王的庇护,而醇王的肯出大力,主要还是盛宣怀那三寸不烂之舌厉害。由于李莲英的保荐,醇王特地在宣武门内太平湖的府邸接见盛宣怀。原来从光绪皇帝接位以后,醇王是“皇帝本生爷”的身分,大家怕他以“太上皇”自居,所以近支亲贵及朝中重臣,都认为他不宜过问政务,投闲置散,只管着神机营,六。六年下来,不免静极思动。如今慈安太后驾崩,慈槽太后大权独揽,而恭王当政二十年,已有倦勤的模样,看样子起而代之的日子已不会远。一旦接了军机处,必定同时也接总理衙门,当今政事,最要紧的是洋务,听说盛宣怀在这方面是个难得的人才,又听说电报是最得力的“耳目”,究竟如侗得力?却还茫然不解,因而听得李鸿章谈起盛宣怀的能干,以及筹办电报总局如何尽心尽力,当即欣然表示:“我很想找他来谈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