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传-86

“是！”胡雪岩说：“第一件，从前的王中丞，死得太惨。当时蒙大人主持公道，查明经过，据实参奏。不过这一案还没有了，想请大人始终成全。”“喔，”左宗棠有些茫然，因为事隔两年有余，记忆不清，只好问说，“这一案怎么没有了？”“就是同治元年四月里，大人所奏的‘讯明玉履谦贻误情形，那一案……”“啊，”左宗棠被提醒了，“你等一下。”他掀开马褂，从腰带上去取钥匙，钥匙表示权威，大而至于“神机营”、“内务府”，被指定为“掌钥”，即表示赋予首脑之任，小而至于一家大户人家的管家，或者象《红楼梦》中的王熙凤，都以掌管钥匙为实权在握的鲜明表示。只是钥匙甚小。不足以显示其权威的地位，所以多加上些附丽之物，通常都是“以多取胜”，弄些根本无用的钥匙拴在一起，甚至弄个大铁环串连，捻在手里“锵朗锵朗”地响，仿佛“牢头禁子”的用心，只要拎着那串钥匙一抖动，就足以慑服群囚。可是，真正能见钥匙之重的，却往往只有一枚，左宗棠亦是如此，他只有一枚钥匙，用根丝绳子穿起，挂在腰带上；此时往外一拉，以身相就，凑近一个书箱，打开来取出一大叠红薄册。胡雪岩遥遥望去，只见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奏稿留底”。检到同治元年四月的那一本，左宗棠戴上墨晶老花眼镜细看了一遍，方始发问：“雪岩，你说此案未了，未了的是什么？”“请大人再检当时的批回，就知道了。”批回一时无从检取，左宗棠答说：“想来你总清楚，说给我听吧！”“是！”胡雪岩倒有些为难了。因为当王有龄苦守杭州时，主要的饷源是在绍兴，而在籍团练大臣王履谦，却不甚合作。同时绍兴有些擅于刀笔的劣绅，包围王履谦，视王有龄以一省大吏征饷为不恤民困，勒索自肥，无形中竟造成了敌对的局面。因此，绍兴府知府疹宗元的处境极其困难，当太平军由萧山往绍兴进攻时，清军的炮船与团练竟发生了冲突。兵力悬殊，寡不敌众，廖宗元的亲兵被杀了十二个，廖宗元本人亦被打破了头。这本来是应该由王履谦去弹压排解的，而居然袖手旁观。不外，绍兴失守，廖宗元战死，而王履谦则先其逃到宁波，出海避难在福建。绍兴不该失而失，以及王履谦的处处掣时，不顾大局，使工有龄深恶痛绝、在危城中寄出来的血书，表示“死不瞑目”。胡雪岩亦就因为如此，耿耿于怀，一直想为王有龄报仇雪恨。当然，就是胡雪岩不作此想，朝廷亦会追究杭州失守的责任，不容王履谦逍遥法外。第二年，同治元年春天，闽浙总督庆瑞奉旨逮捕王履谦，解送衢州的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审问，复奏定拟了充军新疆的罪名。朝旨准如所请，算是为王有龄出了一口气。可是这一案中，首恶是绍兴的富绅张存浩，诬赖廖宗无所带的炮船通贼，以及杀亲兵、打知府，都是他带的头。左宗棠在夏奏中说：“张存浩等因廖宗元催捐严紧，挟忿怀私，胆敢做出那些不法之事，罪不容赦。应俟收复绍兴府后，严拿到案，尽法惩处。如今不但绍兴早已收回，而且全浙亦已肃清。可是严拿张存浩到案一节，却无下文。胡雪岩所说的“这一案未了”，即是指此而言。而此刻他的为难，却是一念不忍。论到乱世中人与人的关系，谁负了谁，谁怎么亏欠谁？本就是难说的一件事。事隔数年，而彼此又都是大动余生，似乎应该心平气和，看开一步了。他这临时改变的心意，左宗棠当然不会猜得到，便催问着说：、既然你托我的事很多，就一件一件快说吧！不要耽误工夫。“这一下他不能不说实话了。口中谈着，心中又涌现了新的主意，所以在谈完原来的想法以后，接着又说：“张存浩虽可以请大人宽恩饶他，可他不能太便宜他。我在想，他也应该将功赎罪，罚他为地方上做些公益。大人看，是不是可行？“当然可行。”左宗棠问道：“此人家道如何？”“从前是富绅，现在的情况，听说也不坏。”“那好！我来告诉芗泉，转知绍兴府，传他到案，责令他量力捐输，地方上做件功德之事。”“能这样，于公于私都过得去了。至于两次殉难的忠臣义士，善后局采访事迹，陆续禀报，亦要请大人早日出奏，安慰死者。”“当然。这件事我在动身以前，亦是要做好的。”左宗棠又说：“你再讲第二件。”第二件是公私牵连，彼此有关的大事，胡雪岩从马新贻的新命下达、浙江政局开始变动之初，就希望不再代理藩库，无奈蒋益澧不肯放他，略一提到，便连连拱手，要求“继续帮忙”，胡雪岩最重情面，不能不勉为其难。“如今不同了。”胡雪岩谈过前半段的衷曲，接着又说：“大人命我长驻上海，要粮要饷要军械，缓急之际，唯我是问。这个责任太重，没有余力再为浙江藩库效劳了。”所谓“效劳”，就是青黄不接之际，得要设法垫款。左宗棠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但却有不同的看法，“雪岩，浙江藩库每个月要拨我十四万协饷，由你的钱庄转汇粮台。照这样子，你代理浙江藩库，等于左手交付右手，并不费事，何必坚拒呢？”他停了一下又说，“依我看，你代理浙江藩库，对我有利无害，有款子收入，随时可以拨解。如果前方有急用，你调度也方便。”“不！”胡雪岩说，“第一，我既蒙大人奏调，归福建任用，就不便再代理浙江的藩库，其次，唯其管了大人这方面的供应，我要跟浙江划分得清清楚楚，万一将来有人说闲话，也不至于牵涉到大人的名誉。”“承情之至！ 你真是处处为我打算。既然你一定坚持，我关照萝泉就是。”得此一诺，胡雪岩如释重负。因为整个情况，只有他看得最清楚，援闽之师的协饷虽已减去六万，对浙江来说，仍是极重的负担。新任巡抚莅任后，自必有一番新酞展布，纵不能百废俱举，光是整修海塘，便需一笔极大的经费。眼前霜降已过，河工是“报安澜”的时候，一开了年，可就要立刻动手了！不然从“桃花汛”开始，春夏之交，洪水大涨，可能招致巨祸。那时的藩库，岂是容易代理的？当然，海塘经费他可以表示无力代垫，但如马新贻说一句“那么福建的协饷，请胡道台的钱庄垫一垫”，不论于公于私，他总是义不容辞的吧？事实确是如此，而且即使不代理浙江藩库，他亦仍得为左宗棠垫款。只是同为一垫，说法不同。在浙江来说，既是代理藩库，理当设法代垫，在左宗棠来说，胡雪岩是为浙江垫款，他不必见情。这一来落得两头不讨好。倘或浙江解不出协饷，跟他情商代垫，那是私人急公好义，马新贻会感激，左宗棠亦会说他够朋友。而最要紧的是，浙江藩库向他的钱庄借款，有担保、有利息，不会担什么风险。“还有什么事？你索性此刻都说了吧？”“不敢再麻烦大人了。”胡雪岩笑嘻嘻地说，“其余都是些小事，我自己料理得下来。”话虽如此，胡雪岩经管的公事太多，自己的生意，除钱庄以外，还有丝茶，加上受人之托，有许多闲事不能不管。如今政局变动，又受左宗棠的重托，要长驻上海，在浙江的公私事务，必得趁左宗棠离浙，马新贻未到任这段期间内，作个妥善的安排。因而忙得饮食不时，起居失常，恨不得多生一张口，多长一双手，才能应付得下来。在这百忙里，左宗棠还是时常约见，有一天甚至来封亲笔信，约他第二天上午逛西湖。这下，胡雪岩可真有些啼笑皆非了！但亦不能不践约，只好通宵不睡，将积压已久，不能不力，原来预定在第二天上午必须了结的几件紧要事务，提前处理。到曙色将透之时，和衣打个盹，睡不多久，一惊而醒，但见是个红日满窗的好天气，急急漱洗更衣，坐上轿子飞快地直奔西湖，来赴左宗棠的约会。轿子抬过残破的“旗营”，西湖在望，胡雪岩忽然发现沿湖滨往北的行人特别多。当时唤跟班去打听，才知道都是去看“西洋火轮船”的。胡雪岩恍然大悟，并非有逛西湖的闲情逸致，只是约他一齐去看小火轮试航。这件事胡雪岩当然也知道。早在夏天，就听左宗棠告诉过他，已觅妥机匠，试造小火轮。他因为太忙，不暇过问，不想三、四个月的工夫，居然有了一艘自己制造的小火轮。这是一件大事！能造小轮船，就能造大轮船，胡雪岩的思路很宽也很快，立刻便想到了中国有大轮船的许多好处。越想越深，想得出了神，直到停轿才惊觉。下轿一看，是在西湖四大名刹之一的昭庆寺前。湖滨一座篷帐，帐外翎顶辉煌，刀光如雪，最触目的是夹杂着几名洋人，其中一个穿西装，一个穿着三品武官服色，大帽子后面，还缀着一条假辫子。胡雪岩跟他们很熟，这两个洋将都是法国人，一个叫日意格，已改武就文，被委充为宁波新关的税务司，所以换穿便服，另一个叫德克碑，因军功保到参将，愿易服色，以示“归顺”，颇为左宗棠所器重。看到湖中，极粗的缆绳系着一条小火轮，已经升火待发。胡雪岩亦随众参观，正在指点讲解时，左宗棠已经出帐，在文武官员肃立站班的行列中，缓缓穿过，直到湖边站定，喊一声：“请胡大人！”胡雪岩被唤了过去，行完礼，首先道歉：“没有早来伺候。”又笑着说：“曾中堂、李中丞都讲究洋务，讲究坚甲利兵，现在都要落在大人后头了。”这句话恭维得左宗棠心花大开，“我就是要他们看看！”他摸着花白短髭点头，“所以我特意要请你来看，只有你懂得我的用意。”胡雪岩不敢再接口，因为随口恭维，无甚关系，一往深处去谈，不知道左宗棠到底有什么主意，而且他自己对此道亦还不甚了解，不如暂且藏拙为妙。好在此刻亦不是深谈的时候，主要的是要看。一声令下，那条形式简陋的小火轮，发出“卜卜卜”的响声，激起船尾好大一片水花，但机器声时断时续，就象衰迈的老年人咳嗽那样，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这时在湖边屏息注视的官员、士兵、百姓，不下上万之多，都为那条只响不动的小火轮捏把汗，唯恐它动不了。四名负责制造的机器匠，更是满头大汗，不断地在舱中钻进钻出，忙了好半天，终于听得机器声音响亮了起来，而且节奏匀净，然后蓦地里往前一冲。胡雪岩情不自禁地说了句：“谢天谢地，动了！、动是动了，却走不快，蹒蹒跚跚，勉强拖动而已。费了有两刻钟的工夫，在湖面上兜了个圈子，驶回原处。承办的一名候补知府，领着戴了红缨帽的机器匠来交差。脸色很深沉的左宗棠，仍旧吩咐，赏机器匠每人二十两银子。大家看左宗棠不甚满意，都觉得意兴阑珊，胡雪岩也是如此，站班送走了左宗棠，急急赶回城去忙自己的公私事务。哪知到得傍晚，左宗棠又派了戈什哈持着名片来请，说的是：“大帅要等胡大人到了才开饭。”到了行辕，很意外地发现两位客卿都在，此外就是一个姓蔡的通事。胡雪岩先见左宗棠，然后与德克碑、日意格行礼，彼此一揖，相将人席。左宗棠虽是主人，仍据首座，左右两洋将，胡雪岩下首相陪，蔡通事就跟戈什哈一样，只有站立在左宗棠身后的份儿了。“办洋务要请教洋人。”左宗棠对胡雪岩说：“我请德参将与日税务司下船看过，说仿制的式样，大致不差，讥器能够管用，就很难为他们了。不过，要走得快，得用西洋的轮机。德参将正好有本制船的图册，你不妨看看。““是！”胡雪岩试探着问：“大人的意思是……”“你先听听他们的说法。”左宗棠答非所问，然后略略回头，嘱咐蔡通事：“你问他们，我想造轮船机器，他们能不能代雇洋匠？”于是蔡通事用法语传译。德克碑与日意格立即作答，一个讲过另一个讲，舌头打卷，既快且急，显得十分起劲。“回大帅的话，”蔡通事说道：“德参将与日税务司说，不但可以代雇洋匠，而且愿意代办材料，设厂监造。如果大人有意，现在全浙军务告竣，德参将打算退伍回国，专门为大人奔走这件事。”“喔！”左宗棠点点头，向胡雪岩深深看了一眼。胡雪岩会意，随即向两位洋客提出一连串的问询，最着重的是经费。德克碑与日意格亦只知大概，并不能有问必答。不过洋人倒是守着中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古训，决不模棱两可地敷衍。因此以胡雪岩的头脑，根据已知的确实数字，引伸推比，亦能获知全盘的概算。这一顿饭吃到起更方散。左宗棠送走洋客，留下胡雪岩，邀到签押房里坐定，第一句话就说：“雪岩，我想自己造兵轮。”“胡雪岩吓一跳，”这谈何容易？“他说，”造一个船厂，没有五十万银子下不来，造一条兵轮总也得二三十万银子，也不能为造一条兵轮设个船厂。不说多，算造十条，就是两三百万。闽浙两省，加上两江，也未见得有这个力量。““不错！不过，你不要急，等我说完，你就知道我的打算不二办得通，而且非如此打算不可。雪岩，”“左宗棠顾盼自喜地说，”李少荃的学问，是从阅历中来的，不过这几年的事，他点翰林，不过靠一部《诗经》熟。我做学问的时候，只怕他文章还没有完篇。说到汪洋大海中的艨艟巨舶，我从道光十九年起，就下过功夫……“这年林则徐在广东查毁鸦片，英国军舰犯境，爆发了鸦片战争，也就是这一年，陶澍病殁在两江总督任上，左宗棠迁居陶家，代为照料一切，得能遍读印心石屋的遗书，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小说，以及入清以后的志乘、载记、官私文书，吩是有关海国故事的，无不涉猎。所以谈到“汪洋大海中的艨艟巨舶”，他不算全然外行。“如今洋人的火轮兵船，于古无征，不过举一反三，道理是一样的。海船不可行于江河，不然必致搁浅。可笑的是，衮衮诸公，连这点浅近的道理都不懂，以致为洋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说起来，李少荃的洋务，懂得实在也有限。“这番话在胡雪岩听来，没头没脑，无从捉摸，他跟左宗棠的关系，已到熟不拘礼的程度，当即老实问道：“大人指的是哪件事？”“不就是咸丰末年跟英国买兵轮那件事吗？”“喔，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回事。当时杭州被围，后来杭州失守，我在宁波生一场大病，一切都隔膜了，只知有这样一件事，对来龙去脉，完全不清楚。”“我很清楚。这重公案的始未经过，我细看过全部奏折。可以约略跟你说个大概，是英国人李泰国与赫德捣鬼，英国代办中号火轮三只，小号火轮四只，船价讲定六十五万银子，李泰国擅作主张，一加再加，加到一百零七万银子。至于火轮到后，轮上官兵薪饷、煤炭杂用，每个月要用十万银子。这还不算，火轮上的官兵，都要由英国人管带……““我打句岔，”胡雪岩截断了话问：“这为了什么？”“喏，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左宗棠真是有心人，已将前几年购买英国兵轮的有关上丰谕与奏折，抄辑成册，这时随手翻开一篇，递给胡雪岩，让他自己去细看。这一篇抄的是同治二年五月间，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恭亲王及文祥等人会衔的奏折，一开头就说：“窃臣等前以贼氛不靖，力求制胜之方，因拟购买外洋炮船，以为剿贼之资，于咸丰十一年五月间专折奏明，奉上谕：”东南贼势蓦延，果能购买外洋炮船，剿贼必可得力，实于大局有益。“等因，钦此，遵即咨行各该督抚。旋据两江督臣曾国藩复奏，“购买外洋炮船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读到这里，就不必再往下看了。胡雪岩说道：“如用于剿贼，只需能航行长江的小炮艇，何至于要花到一百万银子？”“就是这话罗！衮衮诸公聩聩不明，于此可见。你再看这一篇！”左宗棠指给胡雪岩看的是，同治二年八月下旬曾国荃的一道奏折，说的是：查前年廷旨购办轮船七号，不惜巨资，幸而有成，闻皆将到海口矣！惟近见总理衙门与洋人李泰国商定往复，除轮船实价百万之外，所用西人兵士每月口粮七万余两，每年大率不下百万两，俱于海关支扣。窃计国家帑藏空虚，倏而岁增巨款，度支将益不给。当始议购买之时，原以用中国人力，可以指挥自如，且其时长江梗塞，正欲借此巨器，以平巨寇。自今夏故克九洑洲，仰仗皇上威福，江路已通，江边之城，仅金陵省会，尚未恢复，然长江水师，帆樯如林，与陆军通力合作，一经合围，定可克期扫荡。臣窃见轮船经过长江，每遇沙诸回互，或趋避不及，时有胶浅之虞。盖江路狭窄，非若大海之得以施展如意。譬犹健儿持长矛于短巷之中，左右前后，必多窒碍，其势之使然也，平时一线直行，犹且如此，临阵之际，何能盘旋往复，尽其所长？是大江之用轮船，非特势力少逊，究亦有术穷之时。今会其入江，实有不借彼战攻之力，若顿诸海口，则又安闲无所事事。看到这里，亦可以掩卷了。购造大轮船，非是为了剿匪，当曾国荃上此奏折时，金陵将次台围，苏州亦正由李鸿章猛攻之中，大功之成，已有把握，曾国荃自然不想有人来分他的功。而况他所作的譬喻，如“健儿持长矛于短巷之中，左右前后，必多窒碍”，衡诸海轮行江的实况亦甚贴切。朝廷正以李泰国狡诈，难以与谋，得此一奏，当然会毅然决然地打消此议。“然而，今昔异势，”左宗棠说：“福建沿海，非兵轮不足固疆圉、御外敌。雪岩，你以为如何？”“是！大人见得远。”胡雪岩答说，“督抚担当方面军务，如今内乱将平，外患不可不防。倘或外人由闽浙海面进犯，守土之责，全在大人。如果不作远图，虽不至于闹出叶大人在广东的那种笑话来，可也伤了大人的英名。”所谓“叶大人”是指“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客死在印度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拿他作比，稍觉不伦，但就事论事，却是前车可鉴。左宗棠很起劲地说：“你说得一点不错！益见得我责无旁贷，雪岩，我决计要办船厂。”“只要经费有着，当然应该办。”“经费不必愁。当初购船，是由各海关分摊，如今当然仍照旧章，不过，闽浙两海关，格外要出力。”“那是一定的。不过……”胡雪岩沉吟着不再说下去了。左宗棠知道，遇到这种情形，便是胡雪岩深感为难，不便明说的表示，可是他也知道，到头来，难题在胡雪岩也一定会解消。最要紧的是，让他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因此，他出以闲豫的神态，“不必急，我们慢慢谈。事情是势在必行，时间却不可限。”他神秘地一笑，“等我这趟出兵以后，局面就完全掌握在我手里了，要紧要慢，收发由心。”这最后两句话，颇为费解，就连胡雪岩这样机警的人，也不能不观色察言，细细去咀嚼其中的意味。看到左宗棠那种成竹在胸，而又诡谲莫测的神态，胡雪岩陡然会意，所谓“要紧要慢，收发由心”，是指入闽作战的军务而言。换句话说，太平军余部，他不但自信，必可肃清，并且肃清的日子，是远是近，亦有充分的把握，要远就远，要近就近。这远近之间，完全要看他是怎么样一个打算？勤劳王事，急于立功，自是穷追猛打，克日可以肃清，倘或太平军余部有可以利用之处，譬如借口匪势猖獗，要饷要兵，那就必然“养寇自重”了。想到这里，就得先了解左宗棠的打算：“大人，”他问，“预备在福建做几年？”“问得好！”左宗棠有莫逆于心之乐，然后反问一句：“你看我应该在福建做几年？”“如果大人决心办船厂，当然要多做几年。”“我也是这么想。”“做法呢？”胡雪岩问，“总不能一直打长毛吧？”“当然，当然！釜底游魂，不堪一击，迁延日久，损我的威名。不过，也不必马到成功。”说到这里，左宗棠拈髭沉思，脸上的笑容尽敛，好久才点点头说：“你知道的，广东这个地盘非拿过来不可，兵事久暂，只看我那位亲家是不是见机？他肯急流勇退，我乐得早日克敌致果，不然就得多费些饷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懂！”胡雪岩说，“我就是要明白了大人的意思，才可以为大人打算。”“那么，如今你是明白了？”这是提醒胡雪岩该作打算了。他精神抖擞地答说：“只要广东能听大人的话，事情就好办了。我在想，将来大人出奏，请办船厂，象这样的大事，朝廷一定寄谕沿海各省督抚，各抒所见。福建、浙江不用说，如果广东奏复，力赞其成。大人的声势就可观了。”“正是！我必得拿广东拉到手，就是这个道理。南洋沿海有三省站在我这面，两江何敢跟我为难。”“两江亦不敢公升为难，必是在分摊经费上头做文章。说到办船厂的经费，由海关洋税项下抽拨，是天经地义的事。北洋的律海关，暂且不提，南洋的海关，包括广东在内，一共五大关：上海的江海关、广州的粤海关、福建的闽海关跟厦门关、我们浙江的宁波关。将来分摊经费，闽、厦两关以外，粤海关肯支持，就是五关占其三，浙江归大人管辖，马中丞亦不能不买这个面子。这一来，两江方面莫非好说江海关一毛不拔？““对了！你的打算合情合理，其间举足重轻的关键，就在广乐。雪岩，我想这样，你把我这个抄本带回去，参照当年购船成例，好好斟酌，写个详细节略来，至于什么时候出奏，要等时机。照我想，总要广东有了着落，才能出奏。”“是的。我也是这么想。”胡雪岩说，“好在时间从容得很，一方面我先跟德克碑他们商量，一方面大致算一算经费的来源。至于筹备这件大事，先要用些款子，归我想办法来垫。”“好极！就这么办。不过，雪岩，江海关是精华所在，总不能让李少荃一直把持在那里！你好好想个法子，多挖他一点出来！”“法子有。不过，”胡雪岩摇摇头，“最好不用那个法子！”“为什么？”“用那个法子要挨骂。”“这你先不必管。请说，是何法子？”“可以跟洋人借债。”胡雪岩说，“借债要担保。江海关如说目前无款可拨，那么总有可拨的时候。我们就指着江海关某年某年收入的多少成数，作为还洋债的款，这就是担保。不过，天朝大国。向洋人借债，一定有人不以为然。那批都老爷群起而攻，可是件吃不消的事。”这番话说得左宗棠发愣，接着站起身来踱了好一会方步，最后拿起已交在胡雪岩手里的“抄本”，翻到一页，指着说道：“你看看这一段！”指的是恭亲王所上奏折中的一段，据李泰国向恭王面称：“中国如欲用银，伊能代向外国商人借银一千万两，分年带利归还。”可是恭王又下结论：“其请借银一千万两之说，中国亦断无此办法。”“大人请看，”胡雪岩指着那句话说：“朝中决不准借洋债。”“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说到这里，左宗棠突然将话锋扯了开去，“雪岩，你要记住一件事，办大事最要紧的是拿主意！主意一拿定，要说出个道理来并不难，拿恭工的这个奏折来说，当时因为中国买船，而事事要听洋人的主张，朝中颇有人不以为然，恭王已有打退堂鼓的意思，所以才说中国断无借洋债的办法。倘或当时军务并无把握，非借重洋人的坚甲利炮不可，那时就另有一套话说了，第一，洋人愿意借债给中国，是仰慕天朝，自愿助顺，第二，洋人放债不怕放倒，正表示信赖中国，一定可以肃清洪杨，光复东南财赋之区，将来有力量还债。你想想，那是多好听的话，朝廷岂有不欣然许诺之理？”这几句话，对胡雪岩来说，就是“学问”，心悦诚服地表示受教。而左宗棠亦就越谈越起劲了。“我再跟你讲讲办大事的秘诀。有句成语，叫做‘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顺顺利利得地办成了，就因为懂得乘势的缘故。何谓势？雪岩，我倒考考你，你说与我听听，何谓势？““这可是考倒我了。”胡雪岩笑道：“还是请大人教导吧！”“有些事，我要跟你请教，有些事我倒是当仁不让，可以教教你。谈到势，要看人、看事，还要看时。人之势者，势力，也就是小人势利之势。当初我几乎遭不测之祸，就因为湖广总督的官文的势力，比湖南巡抚骆秉章来得大，朝中自然听他的。他要参我，容易得很。”“是的。同样一件事，原是要看什么人说。”“也要看说的是什么事？”左宗棠接口，“以当今大事来说，军务重于一切，而军务所急，肃清长毛余孽，又是首要，所以我为别的事说话，不一定有力量，要谈入闽剿匪，就一定会听我的。你信不信？”“怎么不信？信，信！”“我想你一定信得过。以我现在的身分，说话是够力量了，论事则还要看是什么事？在什么时候开口？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言听计从。说迟了自误，说早了无用。”左宗棠笑道：“譬如撵我那位亲家，现在就还不到时候。”“是的。”胡雪岩脱口说道，“要打到福建、广东交界的地方才是时候。”左宗棠大笑。笑完了正色答道：“办船厂一事，要等军务告竣，筹议海防，那才是一件大事。但也要看时机。不过，我们必得自己有预备，才不会坐失时机。你懂我的意思了吧？”胡雪岩不但懂他的意思，而且心领神会，比左宗棠想得更深更远。结合大局，左宗棠的勋名前程，和他自己的事业与利益，了解了一件事：左宗棠非漂漂亮亮地打胜仗不可！这是一个没有东西可以代替的关键。由于这个了解，他决定了为左宗棠办事的优先顺序，不过。这当然先要征得同意，因而这样说道：“大人的雄心壮志，我都能体会得到，到什么时候该办什么事，我亦大致有数，事先会得预备。如今我要请问大人的是，这趟带兵剿匪，最着重的是什么？”这句话将左宗棠问住了，想了一会答道：“自然是饷！”“饷我可以想法子垫。不过，并不是非我不可，各处协饷，能够源源报解，何必我来垫借，多吃利息？”“啊，我懂你的话了。”左宗棠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兵坚而器不利，则能守而不能攻。我要西洋精良兵器，多多益善。雪岩，这非你不可！”“是！愚见正是如此。”胡雪岩欣慰地答说：“我替大人办事，第一是采办西洋兵器，不必大人嘱咐，我自会留意。至于炮弹子药，更不在话下，决不让前方短缺。第二是饷，分内该拨的数目，不管浙江藩库迟拨早拨，我总替大人预备好。至于额外用款，数目不大，当然随时都有，如果数目大大，最好请大人预先嘱咐一声，免得措手不及。此外办船厂之类，凡是大人交代过的，我都会一样一样办到，请大人不必费心，不必催，我总不误时机就是。”“好极了！”左宗棠愉悦异常，“汉高成功，功在萧何。我们就这样说了，你尽管放手去做，一切有我担待。”十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十月底，交卸了兼署浙江巡抚的职司，在杭州全城文武官员鸣炮恭送之下，启程入闽督师。在此以前，援闽之师分三路出发。西路以帮办福建军务浙江按察使刘典所部新军八千人为主力，会同记名按察使王德傍的两千五百人，由江西建昌入汀州，中路记名提督黄少春，副将刘明灯两部共四千六百人，由浙江衢州，经福建浦城、建宁入延平，东路由署理浙江提督高连升会同候祉知府魏光邴，领兵四千五百人，过钱塘江由宁波乘轮船，循海道至福州登陆。这三路军队的目标，都是闽南李世贤驻厦门之西的漳州，丁大洋在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的武平，而汪海洋则在闽南的东西之间流动。左宗棠的打算是，决不能让他们出海，由北、西、东三面收紧，压迫太平军南撤。福建之南就是广东。两广总督毛鸿宾与广东巡抚郭嵩焘，见此光景，心知不妙。左宗棠如果迫敌入粤，则援闽之师，随之而至，会形成太平军与“友军”交困的窘境，所以非常着急。可是由两员副将方耀、卓兴所率领的粤军，不过八千之众，福建延建邵道康国器，虽是广东人，新统一军，亦多粤籍，却不能算粤军，因为是左宗棠的部下，并不听命于广东大吏。毛鸿宾与郭嵩焘迫不得已，一面派方耀、卓兴入闽会剿，明阻太平军，暗挡左宗棠，一面打算奏请起用守镇江的名将冯子材督办东江军务，自求振作。当援闽之师未到以前，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已与李世贤接过仗。林文察是台湾彰化人，咸丰八年以助饷剿淡水之战，授职游击，做了武官，他所统率的台勇擅用火器，慓悍善战，助林文察当到总兵，获得“巴图鲁”的名号。王有龄被困杭州时，曾奉命援浙，而阻于衢州，以后归左宗棠节制，很立了些战功，补实为福建福宁镇总兵，不久招升为福建陆路提督，随即提兵回台，在他家乡镇压起义。起义军的首领，是原籍漳州龙溪的戴潮春，他是白莲教的人，在彰化名义上办团练，实际上与太平军取得着联系。咸同之交，浙江失控，在福建的清军，多调闽北浙南，戴潮春认为是起事的好机会，三月间由林戆晟在大墩起事，五天以后，占领彰化，台湾兵备道孔昭慈被杀。戴潮春称“东王”，“南王”是林戆晟，此外还有“西王”与“北王”。下面的官职有“大国师”、“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等。这个场面，由于东南战局正在紧要关头，朝廷只应粮道丁日腔的力请，派了六百人去攻剿，因而局势得以维持一时。及至同治二年秋天，左宗棠控制浙江，已有把握，才派林文察回台，号召旧部，福建巡抚徐宗干，亦派久官台湾的丁日健领兵赴援，并授为台湾兵备道，督办全台军务。于是到了十一月初，夺回彰化，继攻下斗六。到了年底，戴潮春被俘于张厝庄、林戆晟战死于四块厝，局面可以算是稳定下来了。不过打垮义军余部，亦很费力，尤其是当李世贤占领漳州以后，戴潮春的余部准备接应会合，图谋再举。左宗棠深恐李世贤、汪海洋等人出海，正就是为此。林文察见此光景，深感为难，一方面要防止死灰复燃，放不得手，另一方面以福建陆路提督为一省最高武官的地位，对于攻克漳州、汀州等地，责无旁贷。仔细考虑下来，还是应该回福建，因为能够消灭李世贤，彰化的义军便失去凭借与指望，不战而自溃。打定主意，仓卒内渡，同船只带了两百亲兵，他与李世贤交过手不止一次，不敢轻敌，原意到了福建，先作部署，然后出击。哪知李世贤早有准备，在万松关设下埋伏，专等他入网。而林文察则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自感兵力孤单，一路收容了许多散兵游勇，杂凑成军，如果粮饷充裕、时间从容，而又有得力的帮手，当然可以将此辈渐渐练成劲旅，否则就只有利用他们急于追求出路，或者怀忿报仇的心理，淬砺士气，作背城借一之计。林文察老子兵事，默察情势，认为不得不速战速决，拖下去徒耗粮饷，且难部勒，将不战自溃。本来左宗棠的檄令，是责成他“力保泉厦”，这是很难的任务，因为漳州以东，直到厦门、泉州，地势平衍，易攻难守，而况彼此兵力众寡悬殊。就方略讲，应该以攻为守，就利害关系来看，以少攻多，虽然吃力，但与其守而败，不如攻而败。因此，在十月初便由泉厦而进，在万松关上扎营。万松关又名万松岭，在漳州以东二十五里的凤凰山上，为由泉厦渡江入漳的孔道，扎营刚定，李世贤派一队人马来攻，用意在试探虚实。哪知副将惠寿不中用，竟让太平军踩了营盘，林文察迫不得已，退扎叫做玉洲的地方，隔了两天出队攻击，小胜而回。就在这时候又接到左宗棠的札子，指示他“深沟高垒，勿浪战求胜，俟浙军到后，协力规复漳州”。林文察这时不能不听命了，驻营在万松岭上，静候援军，另由水师总兵曾玉明，在九龙江近海澄县地方的海口镇，结扎水营，以为犄角之势。这样守到十月底，左宗棠还未进入福建境内，而先行出发的浙军，三路合围之势，将次形成。李世贤原来是在万松关以西设下埋伏，传候林文察入网，见他按兵不动，而浙军又已人闽，不能不急着打开一条出路，因而在十一月初三，发动突袭。突袭是分水陆两路进行。袭击水营的太平军，皆以烟煤擦脸，有意扮成狰狞可怖的样子，同时亦用作为“自己人”的识别，曾玉明的水师，猝不及防，除了用炮艇上的小炮轰击以外，其余各营，都垮了下来。在西面万松关上的林文察所部，本是越拖越坏的散兵游勇，听说后路被袭，未战先乱。副将惠寿，游击许忠标，压不住阵，只有溜之大吉，林文察却不肯逃，结果中枪毙命。渍散下来的乱兵，勉强集结在九龙江东岸，算是保障泉州门户。三月以后，左宗棠到了浦城，正式进入福建境界，预定就以此为行辕。行辕所收到的第一件战报，便是林文察兵败身亡。这不是马到成功的征兆。左宗棠大为不悦。在他看林文察是挫了浙军的锐气，也伤了他的威名，虽非死有余辜，却是决不可原谅的。因而出奏时，便不肯专叙此事，只用一个“督师行抵浦城，现筹剿办情形”的案由，在折子中斥责林文察不听调度，致有此失，幸亏高连升一军已由福州赶到闽南，泉厦可保无虞。至于林文察的恤典，申明另案奏请，但可想而知的，恤典不会优厚。不过局势很快地稳住了。左宗棠最担心的，就是李世贤向东南横战入海，所以只要高连升一军，能自福州南下，及时拦堵，先挡得一阵，等苏军郭松林、杨鼎勋领兵航海而来，控制腹地便有十足的把握了。为此，左宗棠定下东守北攻西压的策略，最先占领闽南偏北的龙岩，接着会同粤军方耀所部，攻占闽粤交界的永定。这两场胜仗才下来，士气大振，指挥更加灵活。左宗棠开始“迫敌入粤”，首先是由毗连江西的汀洲、连城一带，将汪海洋部下的太平军，往南逼向与广东交界的武平、上杭一带。其时援闽苏军已陆续到达，与浙军高连升、黄少春所部，划分防区，而以进取漳州为目标，苏军守漳州之南，浙劳守漳州之北。这一来，李世贤出海之路彻底被截断了。到了四月中旬，浙苏各军由南北同时出击，会攻漳州，到了四月二十一，攻陷漳州。可是李世贤却开西门而走，与汪海洋会师在一起了。当时的形势是东南方面泉、厦、漳沿海一带，兵力最厚，西北永定有七千余人防守，东北的漏洞，亦已及时防补，唯有西面最弱，左宗棠几乎毫无布置。西面就是广东的大埔、饶平一带，虽有粤军方耀防守，可是决非李世贤、汪海洋的对手，是谁都看得出来的。然则，左宗棠之意何居？明眼人自然看得出来。这个明眼人是远在京城里的军机章京领班许庚身，在五月十二那天，看到发下来的一个奏折，大为诧异，这个奏折是李鸿章所上，作用是在表功，所以案由是“援闽苏军，会合浙军分路进逼，于四月二十一日克复漳州府城”，奏报进攻情形中，有一句话说：“侍逆李世贤潜开西门而遁。”这与同时收到的左宗棠的战报，情况不符。左宗棠的奏折，案由是“进逼漳西大捷，现筹办理情形”。并未提到攻克漳州，更未谈到李世贤由漳州西门而遁，只说：李逆世贤经官军叠次击败，势日穷蹙，图由漳北小路绕犯安溪，以抄官军后路。其计未成，又图勾结同安土匪，内讧滋事，经郭松林抽带所部两营驰赴同安，会同道员曾宪德将西塘、上宅、符井各乡匪巢洗荡。“再看拜折的日期是四月二十六，拜折的地点是福建省城。福州离漳州不过两三日路程，二十一攻克漳州，在福州的左宗棠不应该到二十五还不知道。如果已经知道，二十六拜折何以下报捷？这是莫大的一个疑窦，但稍作参详，不难明白，左宗棠只为李世贤“漏网”，不肯报捷，先说他想“绕犯安溪”，又想“勾结同安土匪”，最后说由郭松林如何如何，是打算将李世贤“漏网”的责任，轻轻推到郭松林头上。至于左宗棠想“整”郭松林的缘故，亦可以推想得到。原来从林文察战死以后，福建陆路提督一缺便补了福山镇总兵的郭松林，虽为署任，总是升官，而如没有左宗棠的奏请苏军援闽，这个武装中最高职衔的提督，未见得轮得到郭松林。照左宗棠的想法，郭松林的升官，既由援闽而来，而所升的官，又是福建的缺分，则不论感恩图报，还是循名责实，都该照建制归隶他的部下。无如郭松林虽经福建巡抚徐宗干一再催促，始终不肯到任。以福建的武官在福建打仗，却自居于客将的地位，在左宗棠是颇难容忍的，只是当郭杨两军航海南来之前，李鸿章特为声明，郭松林不履任，他亦“不劝驾”。左宗棠曾经同意，此时不便出尔反尔！但又有所憾于郭松林，因而此时先作一个伏笔，一方面隐约其词地表示，追击李世贤是郭松林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看将来的情况，果真“同安土匪”一时不易收拾，便可正式奏请将郭松林留在福建，以本省的提督办理本省的军务，天经地义，名正言顺，朝廷不能不准，李鸿章不能不放，郭松林不能不留。了然干左宗棠暗中的勾心斗角，再来看李鸿章的“援闽获胜，会克漳州府“一折，才会恍然大悟，除表功邀赏以外，还有预先为苏军留下卸责余地的作用。因为折中铺叙战况，对于郭杨两军的防区及部署，说得特别详细，一则谓：”东山在漳州城南十里，系通漳浦大路，郭松林以八营扼之，又十里为镇门，系东山、海澄、石码适中之地，杨鼎勋以五营扼之。海澄县为两军后路，有山径可通漳浦，复派三营分布县城以外，防贼抄袭。“再则谓：“总兵刘连捷、臬司王开榜在西北，提督高连升、黄少春等军在东路。自苏军扼扎东山，南路已断。”三则谓：“败逆向南靖一路纷逃，各营追剿数里，当会同高、黄等军，折回东南，将东关外放子桥、东岳库及附近南门新桥各贼垒一律荡平。”处处可以看出，郭杨两军无论防守还是攻击，都以担当漳州南面为主，东面其次，然而李世贤开西门而遁，责任谁属？不问可知。这样反复研判下来，许庚身认为左宗棠是在玩弄可怕的权术。从军兴以来，各省带兵大员，以驱敌出境为惯技，而左宗棠则似乎有意以邻为壑，包藏着什么祸心。此非早作纠正不可。因此，他向恭王与文祥等人，指陈利害，奏明两官太后，拟发“廷寄”，首先指出李鸿章已有奏报，攻克漳州，“侍逆李世贤潜开西门而遁”，接下来便说：“漳州虽经克复，而渠魁仍未授首，必将与汪逆合谋，计因复逞。现在东南两路局势既尚稳固，东北一路亦有刘明灯等联络扼守，而西面之漳浦、云霄、诏安、平和等城，均为贼踞，该逆心思由此路窜走，已无疑义。粤省饶平、大埔一带，虽有方耀等军防守，尚恐兵力不敷分布，左宗棠等仍当分拨劲旅，绕赴西路，会同粤军，迎头拦截，杜其窜越之路。“到此地步，左宗棠知道撵走郭嵩焘的时机成熟了。在此以前，他曾为蒋益澧下过一次伏笔，并用李鸿章作为陪衬，来提高蒋益澧的地位。这一伏笔，下在九月初，瑞麟与郭嵩焘交恶之时，而于“恳请收回节制三省各军成命”的奏折中，附带一提：“恐两广兵事，尚无已时，若得治军之才如李鸿章、蒋益澧其人，祸乱庶有豸乎！”意思是最好将李鸿章调为粤督，而以蒋益澧升任粤抚，这是隐约其词的试探，朝廷即令没有明显的反应，但将益澧可当方面之任的印象，却已在西宫太后与军机大臣的脑中留下了。此时当然还不能明保蒋益澧升调广东，是用夹片的方式，在“陈明广东兵事饷事”中，攻郭保蒋。首先就说：“广东一省兵事实足观，而饷事亦不可问。军兴既久，各省兵事或由弱转强，粤则昔悍而今驽矣！各省饷事或由匮而渐裕，粤则昔饶而今竭矣！”光是这两句话，便将近两年的督抚一起攻击在内，当然，郭嵩煮的责任应更重于瑞麟，因为他在任之日比瑞麟久。接着便专责饷事，而此正是巡抚的职责，其中并无一语提及郭嵩焘的名字，而大部分的攻击却集中在郭嵩焘身上，特别提到广东富饶之区的潮州厘税。左宗棠是这样指责：“臣抵大埔，接晤潮郡官绅士民，询及潮郡厘税，合计杂货之厘、洋药之厘、汕头行厘、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万余两，是一年所入，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饷也。潮州为粤东腴郡，而厘税之少如此，外此已可类推。”这是有意歪曲事实。从钱江创设就货征税的厘金以来，最难办的就是广东，当郭嵩焘莅任之初，就曾会同总督毛鸿宾奏明。厂东办厘的情形，有异于他省，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牵掣。广东的形势，“澳门据其西，香港绕其东，所有省河扼要海口，其地全属之洋人，而香港尤为行户屯聚之地。一二大行店皆移设香港，以图倚附夷人，便其私计，一切劝捐抽厘，从不敢一过问。其有意规避捐输者，亦多寄顿香港，希图幸兔。统计出入各货，凡大宗经纪，皆由香港转输，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而粤东兼有通逃之薮。“其次是广东的风气与他省不同。广东的士绅，往往包揽税捐，厘金开办之初，亦由劣绅承包，任令侵渔中饱，而公私交受其病。其后收为官办，则原来包厘的劣绅，因为失去特权，心有不甘，从中煽动捣乱，聚众捣毁厘局之事，不足为奇。官府胆怯怕事，不敢惩办祸首，反而撤去委员，或调功府县地方官，以求妥协，而结果是越迁就，越棘手。从郭嵩焘到任后，以剔除中饱，讲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顿厘捐，颇有成效，从未设局的琼州府、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次第开办。至于潮州，就广东而言，偏处东隅，久成化外，直到汪海洋逼近广东边境时，方由潮嘉惠道张铣，设法开办，数目虽少，但总是一个开端。朝州的民风，因势利导，好话说在前面，无事不可商量，强制硬压，则偏不服从。张铣的意思是，只要潮州肯承认厘捐，以后可以陆续增加，而况局势方急，官府与绅民之间，为此先起争执，是件极危险的事。这个看法。郭嵩焘深以为然，但左宗棠有意抹煞事实，只强调每年只收得三万银子，却不说这三万银子来之不易，而只要能收此三万，以后三十万亦有希望。最恶毒的是，左宗棠又夸大广东海关的收入：“闻海关各口所收，每岁不下二百万两，其解京之数，无从稽考。此项若能由督抚设法筹办，于正供固期无误，而于该省筹饷大局，实裨益非浅。特此为二百年旧制，非外臣所敢轻议。”接下来便是保蒋益澧了。他说：“臣率客军入粤，偶有闻见，自不敢不据实直陈。至兵饷兼筹，任大责重，非明干开济之才，不能胜任。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这就是所谓力保。力保之“力”，端在一句话上：“ 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以节制三省军务的总督，如此推崇，分量实在太重了。左宗棠以诸葛武侯自命，目空一切，竟这样降心推崇，也实在不类他的为人。因此有人传出来一个内幕，说是闽浙总督衙门主章奏的幕友，受了蒋益澧一万银子的红包，力主加这“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十个字。如果流言属实，算起来是一字千金。不过，行贿之说，虽不可知，而就事论事，却非有此十字不可。蒋益澧的才具如何，军机大臣大都了解，无不以为他难当方面之任。是故虽经左宗棠在奏折中暗示，他可代郭而为粤抚，并利用李鸿章作陪衬，来抬高他的身价，而朝廷始终装聋作哑。现在左宗棠的这十个字，分量之重，如雷灌耳，那就装不得聋，作不得哑了。不过，装聋不许，却可装傻，朝廷有意不理左宗棠的暗示，只如他表面所请，在同治五年正月初八降旨：“着浙江布政使蒋益澧，驰赴广东办理军务，兼筹粮饷。”* * *当保荐蒋益澧的奏折拜发之时，左宗棠对攻克汪海洋所据守的嘉应州，已有把握。在十二月十二发动总攻，一仗大捷，汪海洋中乱枪阵亡，十天以后，克竟全功。左宗棠在年底拜折：“收复嘉应州城，贼首歼灭净尽，余孽荡平。”这一下等于击垮了太平军余部，左宗棠本人班师回任，各军遣归本省，然则蒋益澧“驰赴广东”，办何“军务”，筹何“粮饷”？如果有力者作此一问，蒋益澧的新命，就可能撤消。左宗棠当然早就计议及此，于是借题发挥，对郭嵩焘逼得更紧了。所惜的题目是“高连升带所部赴任”。高连升的本职是“广东陆路提督”，如今左宗棠节制三省军务的任务告一段落，自回本省，则高连升亦应在广东履任。提督到职，除本标亲兵以外，无需另带人马，而左宗棠却嘱咐高连升尽携所部赴新任。表面上的理由是战乱初平，民心不定，“以资镇压”，实际上是有意给广东出难题，因为高连升所部有五千人，每月至少亦要三万多银子的饷银，当然归广东负担。可是，广东欢迎高连升，却不欢迎高连升的部队。于是左宗棠上奏指责广东，大发牢骚，说是“臣们心自问，所以为广东谋者，不为不至，而广东顾难之。欲臣一概檄饬高连升所部旋闽。兹则臣所不解也。如谓高连升军饷仍应由闽支领，则试为广东筹之，应解协闽之饷，约尚有三十余万两，此次资遣各省难民及嘉应州、滇平县赈恤平粜米粮及臣均拨鲍超一军军米价银，应由广东解还归款者亦约五万余两。即以此款悉数移充高连升军饷，以闽饷济闽军，约足一年之需，一年之后，诸患渐平，陆续裁撤此军，亦未为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