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林出生的时候，我知道我们要结婚了，这是本能。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一个可以构建一个家庭的地方，一个我们经常可以去看望父母的地方。关于以后贝克汉姆一家住在哪里，我已经有一个很棒的想法了：伦敦东北部，离父母家近，但不能离高速公路太远。我们希望能给布鲁克林一个安全的玩耍的空间，远离媒体；我们也希望在邀请很多好朋友和家人来玩的时候，房屋不会显得过于拥挤；我们还希望能在里面开最棒的晚会。至于我自己，我只想确保家里有足够的空间能放下一个台球桌，并且有足够长的墙壁来挂我收集的签名球衣。所以，现在是从住了一年半的鸽子笼里面搬出来，并且可以伸伸懒腰的时候了，我们不会再在托尼和杰奎琳家里逗留，也不会在柴郡的公寓里住了。我们找到的房子位于赫特福德郡，在一个名为索尔布里奇沃斯的小村庄的旁边。我们看中的第一所房屋以前属于拳击赞助商弗兰克·沃伦。我很喜欢那房子，但是维多利亚可能觉得那房子对于我们而言，太大了点。而在索尔布里奇沃斯的这所房子几乎不需要再考虑了，维多利亚对它一见钟情，整个房屋的大小和室内的面积正合适。我知道有些人把它称作“贝克汉姆宫殿”，可是说到底它只是一个住家的房子。管这所房子不需要任何仆人，但是确实还需要为它做很多事情，或许这就是维多利亚十分兴奋的原因。在这一点上我很像她，因为我也对布置房间有很特别的品位：或许你会说我们两个都有“过分敏感”的爱好。维多利亚有一种特殊的想像力，她能将一个地方变成我们都喜爱的地方。她的父亲也是一个很善于布置房间的人，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布置房间的细节上。在托尼开始自己的房屋生意之前，是索尔布里奇沃斯的一个项目经理。我打赌当我们说“需要一个我们信任的人”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能做些什么。这是4 年里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当我们开车进入大门时，维多利亚已经设想厂这个房屋所有的变化。我们即将在索尔布里奇沃斯扎根。我和其他足球运动员并没有什么区别，直到我不再踢球了。这是一个所谓职业运动员应该具有的重要素养：你的生活是围绕着训练和比赛这个中心的，必须是这样。即使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一和维多利亚结婚，也是从曼联俱乐部排得满满的日程表中挤出时间来举行的。幸运的是在1999年夏天没有世界杯和欧洲锦标赛的打搅。在我度过了5 月在乌坎普这个事业的顶峰，我觉得也是将脖子上挂着的欧洲冠军联赛的冠军奖牌取下来的时候了，该是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来准备令人兴奋的贝克汉姆杯决赛一大卫和维多利亚在7 月4 号的婚礼的时候了。这么重要的一天当然需要周密的筹备，但是我自己并没有做些什么。我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一般性的概念。当王子遇见了自己的公主，生活就变成了童话，这正是我们朝思暮想的。然而当从童话回到现实的细节时，维多利亚显得比我辛苦多了，因为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她做的。我们一·起畅想过很多东西，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人和朋友，这些日常的灵感完全来源于新娘。我们经常谈话：但是直到最后，我也没有非常好的想法。在忙碌的筹备过程中，我是可以发表自己意见的，但是维多利亚和她的母亲，还有姐姐路易丝才对整个过程的顺利进行全权负责。经过了 1998 —1999赛季，尤其是在世界杯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考虑安全问题。但是我们不想妥协，我们不想敷衍草率或者秘密地结婚。我们需要—个婚礼来让自己和自己最关心的人记住这一天。日子的重要性意味着安全的重要性，这促使我们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我们与一家杂志社签订了一项照相协议。我们发现，《OK！》这本杂志不仅能够保护自己的独家照片权，同时还可以保障我们不受干扰，二是我们雇了一个婚礼协调员，他叫佩雷格林·阿姆斯特朗·琼斯。他看起来完全是个上流社会的入，是个非常可爱的家伙，而且的确将我们的婚礼主持得很好。他能明白我们的需要，并且丝毫无误地满足了我们。在此之前，维多利亚和佩雷格林在爱尔兰的路特来郡物色了一个城堡，那里面有我们所需的所有东西，甚至我们从没想像过的东西那里也有。当地的教堂还比较正规，但是在城堡地区的小礼堂却很古老，摇摇欲坠，而又有些不可思议。你可以梦想着在这里说：“我愿意！”当新娘和她的伙伴看到这个略显摇摇欲坠的礼堂时，他们很快做出了决定，于是佩雷格林开始了他的工作。小礼堂的下面正好有一条小溪流过，他布置这个景致的构思完全来源于一本很久远的图册，小溪上架着树枝，到处都是小彩灯和花朵。这个地方刚好能容纳30多个人，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们在去城堡和其他人一起狂欢之前呆在这里。太完美了！我喜欢准备过程中的每—分钟：尝食物，尝葡萄酒和选音乐。曾想像婚礼的准备工作有多么的复杂，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直到要从爱尔兰海的那一头取来新娘的婚纱为止。大家都知道，我在结婚当天之前是不能看到维多利亚的婚纱的。《OK！》杂志的入非常谨慎，害怕消息泄漏，于是租用了一架小飞机将我们送至爱尔兰。布鲁克林、我、维多利亚，还有她的父母、她姐姐、她姐姐的孩子莉贝蒂、她的哥哥克里斯汀，都挤进了那架小飞机。随后飞机上的工作人员说，那个装着大秘密的大盒子无法装进飞机，这就是说必须把婚纱从盒子里拿出来，再从乘客门送进飞机。所以我被赶到飞机跑道上闭着眼睛等了20分钟。在整个去都柏林的途中，我都必须背靠着婚纱坐着，当然，当我们着陆时，这一套程序又要进行一遍。我是肯定不能看到它的，而且我们也必须确保没有任何照相机看到它。很遗憾，如果将那天下午的场景拍下来，会是一部很好的无声电影。我们在婚礼前两天到达城堡，头天晚上我的父母也坐飞机赶来，其他的客人也开始陆续赶来。婚礼前一天，我们为所有人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晚餐后，我和维多利亚一起在城堡外散步。我们去了准备用来接待的大礼堂，那里有一片冬青树枝和花朵组成的小树林，来宾需穿过这里才能进入城堡。当时，我随身带了一瓶香槟和两个杯子，正当我告诉维多利亚，我有多爱她的时候，天空下起了柔柔的细雨。在这个温暖的夏夜里，一切都太完美了，我想像不出还有什么场景比这个更加浪漫。最终，新娘和新郎必须分开度过这个特殊的夜晚。回到城堡之后，维多利亚理所当然地住进了整个城堡最好的房间一我们的婚礼套房，而我自己必须在楼下的一间客房里将就一夜。我睡觉之前，曼联的队友和我其他一些男友聚在一起喝了点东西。由于大家都比较累了，这个只有男人参加的酒会进行得并不疯狂，我们仅仅喝了点酒，玩了几局台球。到了夜里2 点钟，我还是很清醒，我希望我能记住这奇妙的每一分钟。然后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开始为明早的致词发愁。我心里很明白，我要感谢我的父母赐予我的一切，同时还有琳恩和乔安妮，我也要感谢杰奎琳、托尼、维多利亚的哥哥和姐姐，谢谢他们那么欢迎我。克里斯汀正是我经常梦想希望自己能有的那种哥哥。接下来就是维多利亚了，在这次婚礼之后，她就将成为我的妻子了。我开始觉得只有在我手中握着斟满香槟的酒杯，只有在那一刻特殊气氛的刺激下，我才能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我于是只有打电话给佩雷格林。“佩雷格林，抱歉这么晚打搅你。关于我的致词，我还是不知道我所说的是不是我真正想说的，也不知道我说的方式是不是对的。”他还没有睡，也许他是假装没有睡。“没问题，我马上过来！”5 分钟之后，我站在床头，而佩雷格林拉了只椅子坐在我面前。“那么继续吧。当我是听众，让我来听听你要说什么，或许可以给你一点建议。”我很尴尬，但是他说我迟早要经历这一天的，现在权且把这当做一次练习吧。我几乎是刚刚开始说，就听见他不停地清嗓子和咳嗽。我艰难地继续着，他却抛出这样的评语：“这不是很有趣！”随后，他开始摆弄椅子，想方设法让我陷入窘境。他心里很清楚致词会进行得十分顺利。我们换了一些话题，但是在婚礼当天我没有用到一点我准备的那些草稿。他其实只是想告诉我，我站在台上对着台下的听众说话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在佩雷格林折磨了我很长时间之后，我也疲倦得不行了。至少我还是得到了一些帮助的，而伴郎加利·内维尔却必须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独自感受，这会令他汗流浃背。第二天早上，我在走廊里面走来走去，想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不知不觉，我走到了加利房间的门口，我听见他在说话。房间里没有别人，而且听起来他也不像是在打电话，因为城堡石制的墙壁不会影响他手机的接收效果，他不需要如此大声的说话。我非常想知道他在干什么，于是轻轻地将门推开，看见加利正对着镜子站着，把一只装除臭剂的瓶子当做麦克风举在面前，他正在练习他的讲话。我很清楚他当时的心态，因为我昨晚和他一样紧张。我看着他笑了起来，他也笑了。这确实是很重要的一天，我知道他非常重视这场婚礼。因为就在我婚礼的那一天，当指甲修饰师来的时候，他平生第一次修饰了他的指甲。所以我感到很荣幸。被邀情参加婚礼的宾客纷至沓来，这至少可以让我考虑一些其他的事情，不用老是把精力集中在紧张的情绪上。我自己准备好了之后就下楼去招呼来宾。辣妹组合的其他几个成员最先到。她们总是对我很好，即使我有时在她们面前会害羞，但和这些辣妹在一起我不需要强迫自己去和别人交谈，她们都很体谅我。她们看起来比我还要兴奋，想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我的父母当时也在场，他们让我不至于太兴奋。一般来说应该由伴郎开车吧！但是我决定不要这样，我是世界上最差的乘客。虽然从城堡到举行仪式的地方开车只要两分钟，但是我想这足以让加利把车开进泥塘：况且那辆车是辆本特利·大陆，我付过钱了，所以我不想后悔自己没有开它。我们将车开到了举行仪式的地方，我第一次看见了礼堂内部是什么样。我可以听见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寻找适合拍照的场景。当我一步——步走上古老而长满青苔的楼梯，穿过门口时，脚下水流的声音淹没了其他一切声音。我好像走人了童话世界：微弱的灯光在我们头上闪烁，玫瑰随处可见，常春藤爬满了墙壁，树枝做成的地面散发着迷人的香气。每一个细节都是维多利亚亲自设计的，美极了！我忍住了当天的第一次哽咽，我太激动了。主持婚礼的科克主教早就到了，他穿着——件深紫色的长袍。他是个十分有趣的人，同时也是——个疯狂的曼联球迷，他对这个礼堂已进行过祝福，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举行仪式。爱尔兰一共有12个主教，而在我们的婚礼之后，科克主教被其他11个主教戏称为“紫衣辣椒”。我站在圣坛前面，看着来宾一个个走进礼堂，远处小提琴和竖琴正在演奏，这一切都是如此地完美和安详，我感到我自己像一片树叶一样在颤抖。由于我一直在冒汗，所以一点不觉得冷。我扭头一看，发现我的亲友都在身边，有我的叔叔婶婶、爷爷奶奶、辣妹组合的姑娘们、我的好朋友戴夫·加德纳、加利·内维尔的父母等，总共大约有十几个人。就在我们充满着盼望等待的时候，我听见礼堂外来了另一辆车一维多利亚来了。我还没有看见维多利亚就开始颤抖，我能感觉到音乐的起伏，他们在演奏《我来了》。维多利亚的父亲托尼走了进来。我对自己说，这一切就要开始了。随后，维多利亚走进来了。我抱着布鲁克林，眼睛里感到—丝刺痛。我回头时看见的第一个人是艾玛·邦顿，她已经哭成了泪人儿，于是我也受到了刺激，鼻子开始发酸，幸亏有人递给了我一张面巾纸。之后，我看见了维多利亚。我希望她嫁给我，因为我爱她的一切，她的样子、她的身材、她的性格、她的幽默感。我觉得她是我所见过的入里我最了解的一个，而且我们总是能够相互理解。然而，当她一步一步向圣坛走来时，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候，我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我当时的感受。我好像回到了第—次见她的时候，但有一种全新的感觉。是什么造成的呢？是那套婚纱？这些布置？还是我们即将变成丈夫和妻子的事实？维多利亚是我的一切，她知道我想要的，我也以为我十分了解她，可是她现在的样子让我感到吃惊，使我毫无防备，不知所措。她比任何时候都漂亮，甚至比我想像中的样子更加美丽。我已紧张得满头大汗，毫无疑问，从我的面巾纸里已经可以挤出水来。维多利亚走到我身边，我情不自禁俯身吻了她一下。新娘看着我，好像在说：“我们昨晚排练过的，你不是故意的吧！”然后仪式开始了，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直到说“我愿意”的环节。这时，维多利亚开始颤抖，我们两个人的眼泪同时流了出来。我们继续穿着礼服来迎接一些后来的客人，惟有埃尔顿·约翰和他的搭档大卫·费尼什来不了。埃尔顿答应过我们要在婚礼上为我们唱歌的，但是他在婚礼的当天早上突然病倒了。我们当时对他身体的担心甚至超过了对他不能来婚礼唱歌的担心，我们都很喜欢他，也很想念他。我想埃尔顿可能也在为让我们失望而内疚，或许他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病痛。幸好．他没有什么大碍，否则我们会很伤心的。大帐篷里聚集了300 多个亲戚朋友—起用餐，当我们从另一个房间看到这么多人汇聚在一起，而他们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人，这种感觉十分地奇妙。我们也吃了一些东西，而在上甜点之前，我还和维多利亚一起上楼换了衣服。我很喜欢我的西服，所以我想继续穿着它，而维多利亚没有别的选择。她的礼服上有一部分是那种较紧的胸衣，那是一个叫珀尔的小个子为她制作的。这个小个子自己每天都穿着这种胸衣，他甚至还故意拿掉了自己的一根肋骨，使自己的腰看起来苗条一些。由于胸衣实在太紧，维多利亚很不舒服，所以我们决定带着布鲁克林一起回到楼上的婚礼套房，换了衣服，以免一晚上都在不适中度过。我们为自己准备了国王的座位，为小布鲁克林准备了一只很高的椅子。我们是在一个城堡里，所以一切都那么有意思，我们就好像是城堡的男主人和女主人。我们的小随从穿着紫色的西服，看起来帅极了。看着他的样子，我想起了我自己几年前在另一次贝克汉姆家的婚礼上当小宾童的扮相，真有意思。当我们回到大帐篷时，布鲁克林看起来好像吃了什么他不喜欢的东西，吐了我和他自己一身。一定要看好孩子，千万别让他做出太严重的事情而破坏了美好的气氛。清理小布鲁克林和我自己衣服上的东西的时候，正好是该我致词的时间。感谢我的儿子，感谢佩雷格林先生，我再也不用做致词了。好笑的是，从那时起我好像总是觉得自己在说：“女士们，先生们，我希望从……”接下来应该是托尼的讲话，他做得很棒。我和维多利亚的喉咙好像又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想托尼在台上应该可以明白我和维多利亚的感受了。“大卫和维多利亚的出生地只相隔了15分钟，尽管他们没有见过面，他们成长的背景是非常相似的。他们都是那种努力为自己争取和勤奋工作的人。当维多利亚去舞蹈学校的时候，大卫则开始了真正的足球训练。他们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刻苦奋斗的结果，而现在他们幸运的走到了一起，从今以后他们将在一起为自己更美好的未来奋斗。”随后轮到加利了，我的伴郎向维多利亚借了一条布裙，在这之前我一点都不知道。轮到他做讲话的时候，我们都喝了不少酒了，大家情绪都很高涨。我们都不清楚他想说些什么，当他穿着布裙站起来时，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了。加利的确很有趣，虽然最有趣的事情总是突如其来的，每次他讲了个笑话之后，他总是忘记将话筒从嘴前拿开。他不是在房间里练了很长时间吗？正因为话筒在嘴边，我们总是可以先听见他自己的傻笑。他实在太紧张了，和我昨天一样，但是他是伟大的加利，他的讲话很棒。那一整天都很棒！尽管我们把佩雷格林的保姆借来了，我和维多利亚还是亲自把布鲁克林送上床睡了。我们下楼回到帐篷里，舞会还在继续，到处都是软垫、枕头和窗帘，这是东方式的布置，好像是印度尼西亚的风格。大家喝完酒之后，开始眺舞，在舞会里，新郎和新娘必须是第一个跳的。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终于有机会到处转转，和大家说说话，照照相。到了午夜，所有的人都来到城堡外面看烟火。这一切太奇妙了，用如此壮观的景象来结束完美的一天，我和维多利亚都没有想到。我非常高兴，而且非常自豪，有一种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当别人称呼我们为先生和太太的时候，我们很是激动。我认为当时到场的所有的人都和我们一样地开心，毕竟在足球界，主教练总是希望看到自己的球员婚姻美满，生活安定。但是在婚礼后的几天和几周里面，我觉得我注定是这条规则的反例。赛季前训练即将开始，而我还在和其他的新婚丈夫一样沉醉在蜜月当中。主力阵容被拆散了，大部分人去澳大利亚参加巡回比赛去了。而国家队的一些人由于夏季训练开始得比较早，所以还有多余的几天空闲时间；或许是个错误，但我还是去问了问我能否再多休息几天，这样维多利亚和我可以在国外呆一个礼拜。实际上不是我去问的，是我的经纪入托尼·斯蒂文斯，他在和曼联俱乐部主席马丁·爱德华兹谈公事的时候，顺便提到的。他们谈到了我的婚礼，然后托尼说我希望和新娘出国呆几天。我们当然不希望刚刚飞到国外，就必须立即飞回曼彻斯特来。马丁·爱德华兹觉得这是入主常情，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当话传到了老头子的耳朵里时，他以为我们要背着他离开。他显然不是很高兴，而且他将自己的不满告诉了我们。我并不担心电话那头的咆哮，只是我只能有一次像阵风一样快的蜜月，然后得在其他国家队队友回来之前去俱乐部报到，估计到那时，其他俱乐部队友还在世界的另一边和预备队一起训练。我们最近刚刚获得了三冠王，而且我们希望在新的赛季里能再次获得三冠王。然而一切都无关紧要，老头子提醒我们要从赛季初就意识到，没有想当然的事情。他可能想尽快将我从美丽的世界拉回到现实来：我刚刚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6 个月，觉得没有什么能比这6 个月更加美好了，无论在老特拉福德还是自己家里。可是如果他问起我，我会告诉他在赛季初，我不需要任何提醒。这在曼联好像是一种做事的规则，任何人都可以给其他人提个醒，无论是队友、工作人员，还是老头子自己。我不同意这种做法，但是我理解老板的那种反应，因为他—·直都只是想为球队做最正确的事情。于是，我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即屈服并继续下去。在那场有意思的和阿森纳的半决赛之后，我们觉得自己的球队是不可战胜的，我们每次参加比赛都会抱着必胜的信念。这种信念一直贯穿了整个1999——2000赛季，我们一开始就踢得很好，在接下来的9 个月里我们一直保持着信念。即使有过那场奇怪的失利一我记得我们正切尔西输了个。比5 ，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失去动力。我在家里呆得很开心，但是踢球使我更加开心，在曼联如此，在国家队同样如此。即使在最失意的1998世界杯，我也从来没有为我能为国家队踢球而惊讶过。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一直为自己是一个国家队球员而自豪，所以我从没想过停止踢球，即使那可以减少一些压力。我现在惟一的疑虑就是我能否在格林·霍德尔的国家队里长期呆下去。我总有种感觉，他迟早会把我从他的考虑范围内除去的。回想起1998年秋天，我们在欧锦赛预选赛里开局不利，英格兰的球迷对我们的表现很不满意，而且有些媒体也在炒作更换主教练的消息。即使是这样，当更换主教练的消息真的来临时，我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不知道对我们糟糕的表现，格伦要负多少责任，我也不知道格伦犯的错误中有多少是媒体捏造出来的。然而，当我第一次听见别人引用他谈论残疾人和他们过去的生活的话时，我知道事情闹大了。事隔一夜，似乎每个人，包括首相都觉得有必要对此事发表一些意见。当格伦的谈话出现在头版头条时，没用多久就传得沸沸扬扬了，人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在2 月初，格伦的谈话被公布后几天，他就离开了。足总为此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球迷们十分疯狂，甚至有一个英格兰球迷因为在会上大闹而被拖出了会场。尽管我和当时身为主教练的格伦有严重的分歧，我还是很同情他，那天下乍对他而言一定是最难过的一天。霍华德·威尔金森随后成为临时主帅，执教了几场友谊赛。当足总做出最终任命时，他们找到了一个与上任完全不同风格的人选一凯文·基冈。我一直很欣赏他的执教风格，也很喜欢听他谈论他所理解的足球，他的激情和诚实令我尊敬。在温布利对波兰的一场争夺出线权的比赛中，我第一次出现在了凯文·基冈执教的英格兰队中，这太令我激动了。我总是在想，如果将霍德尔的优点结合在基冈身上，那将是多么的完美呀！不可否认，格伦是一个优秀的教练，但是他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处理和队员的矛盾上了；而凯文则很不一样，他是一个出色的人员管理者。就在对波兰的比赛之前，我们在比山阿比开了第一次动员会议，会上凯文的激情鼓舞了所有的人。他能告诉你作为一个英格兰国家队队员应该怎么做。星期六在温布利比赛的时候，每个人都斗志高昂，斯科尔斯上演了他的“帽子戏法”（一人进三球），于是我们将波兰队赶回了老家。我想在国内没有人会怀疑凯文是国家队教练最合适的人选，至少这场3 比1 的比赛可以说服所有的人。在凯文的带领下，全队沉浸在欣喜的气氛中，但是想要进入2000年欧锦赛的决赛阶段还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必须和苏格兰队进行附加赛。在厄普顿公园球场进行的客场比赛中，我们以2 比0 获胜。但是回到主场时，在我们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唐·哈金森的进球终于使苏格兰队在上半场领先。毕竟，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最后出线了。我们花了6 个月的时间来忘记之前的比赛，集中精力准备去拿冠军的奖杯。我们都很有信心，我自己也相信凯文会给我们带来荣誉。在我们淘汰掉苏格兰队之后，我开始对凯文这个人产生了完全的信任。1999午10月中旬，我们得在一周内踢两场重要的预选赛。我们首先在温布利球场迎战前来的卢森堡队，4 天后的星期三，我们又跑到华沙挑战波兰队。对卢森堡队比赛的那个星期五的夜里，我一直呆在英格兰饭店里面，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是维多利亚从她父母那里打来的。她知道在大赛前一天的夜里，饭店是不会将她的电话接到我房间里的。线路不是很好，但是我还是从咝咝声中听到了我该听见的东西：警方接到情报怀疑有人企图在第二天，当我在温布利为国家队效力的时候，绑架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我的大脑突然空了，感觉一切都不存在了，我不停地问自己“我该怎么办”，“我该告诉谁”。我的震惊对维多利亚起不了任何帮助，她之后的话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除了一句：“我马上打回给你！”我告诉的第一个人是加利·内维尔，他听了之后想都没想就说：“你应该告诉主教练，快到凯文那里去。”我于是走向凯文的房间，敲了几声门，然后走了进去。我敢肯定凯文也看出了我有些不对劲，因为我浑身都在发抖。我告诉他发生的一切，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告诉我，他很理解我的感受，这是在像我遇到的这种情况下最有必要听到的话。“大卫，我曾经也经历过这种类似的事件。当我在德国踢球的时候，我和我的妻子都收到了死亡恐吓，这确实是很恐怖的事情。我们现在必须到你妻了和儿子身边去，我们一起去，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已经是夜里10点了。几分钟后，凯文、我和队罩的保安雷·惠特沃斯出了饭店，一起上了一辆轿车，我在车上告诉维多利亚，我们止在赶来的途中。很快我们就到了维多利亚的父母家。一进门，尽管凯文从没有见过维多利亚和她的父母，但他很快地控制了场面。他显然知道维多利亚当时的感受，我们也需要他来安慰我们和教我们该怎么做。“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饭店了，我们包下了整栋楼，而且我们还有自己的保安，没有入能随随便便进来。赶快打点一下行李，带上布鲁克林，我和大卫先回去整理房间，你准备好之后我们在饭店见面。”维多利亚的父母也和她一起来到了饭店。凯文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帮助了我们。他做出这些决定时想都没想，虽然第二天下十我们还有一场比赛。我不再理会凯文当主教练是否合格，凯文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因为他能做到，是发自内心的，并非他觉得自己必须这么做。我永远不会忘记凯文在这件事卜给我们的帮助，只有他能确保我们所有人的安全。事件发生之前，我和凯文的关系就处得很好，显然，在这之后仍然这样。其实，不光是我，任何英格兰队队员遇到困难时，他都会提供帮助。不管这件事情发生在谁的身上，他都会义不容辞地做同样的反应。他实在人伟大了！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在我的房间唾了。第二人一大早，凯文还是很担心我的情绪。“大卫，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是一段很困难的时期。如果你想踢比赛，那太好了，因为我希望你上场；可是如果你不敢肖定自己能不能上场，也没有关系。我希望你自己来决定，你自己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就行了。”我选择了参赛，我们以6 比0 击败了卢森堡队，这预示着我们儿人后在波兰的比赛将决定我们能不能出线的问题。这是一场大赛，凯文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星期六晚上我们山发去波兰之前，我们又谈了一次话：“如果你想和你的家人离得近一点，没关系，你不用和我们一起去波兰。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留在这里照顾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我坐在维多利亚身边，问她，我到底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没事的，我们会有人照顾的。代表国家队比赛是你的工作，你应该去！”我于是去了波兰。维多利亚说得对，我的确应该去。比赛进行得很惨烈，比分为0 比0 双方互交白卷。这就决定了我们能否出线，要取决于几个月后瑞典队在主场迎战波兰队比赛的结果。结果瑞典队击败了波兰，我们拿到了参加附加赛的资格，对手是苏格兰。到1999年圣诞节的时候，已是尘埃落定。虽然不是那么完美，英格兰还是拿到了参加夏天欧锦赛决赛阶段比赛的入场券。2000年千禧年时，曼联在地球的另一头参加比赛。作为欧洲冠军联赛得主，曼联队被邀请参加国际足联在巴西举办的第一届世界俱乐部锦标赛，这无论是对曼联队，还是对英格兰俱乐部都是一种荣誉。比赛将在1 月时在巴西开始，而在那之前，似乎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因为我们在英格兰足总杯第三轮的时候正好得在巴西参加比赛，于是足总决定让曼联队放弃1999——2000赛季英格兰是总杯接下来的所有比赛。对于这个决定，足球界所有的人都颇有微辞。人人都知道英格兰足总杯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出色的淘汰制比赛，而如果卫冕冠军曼联队不能参赛的话，就等于抛弃了它所有的传统和人们对它的信任。这种处置方法不仅仅是曼联俱乐部的损失，也是所有人的损失。我甚至觉得从根本上来说，这只是一个排挤曼联队的借口。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只有接受决定。谁都知道在英格兰足总杯和世界俱乐部锦标赛冲突的时候，我们只有放弃英格兰足总杯，因为锦标赛是由国际足联举办的世界性的比赛，无论如何也不能不参加。如果柜绝参赛，不仅是毁了我们的球队，同时也毁了英格兰足球。坦白说，我们在球队更衣室里对这件事的谈论不比老特拉福德外的人少，我们渴望去巴西参赛，渴望在世界各地为球队效力，但是我们谁也不想错失参加英格兰足总杯的机会。回想起前一个赛季我们对阿森纳的半决赛和对纽卡斯尔联队的决赛，那比赛、那结果是多么美妙呀！英格兰足总杯对我们太重要了，不能为继续保住奖杯而奋斗令人十分遗憾。或许我们可以直接进入英格兰足总杯的第四轮，等我们从巴西回来之后参赛，然而这只是幻想，一切还得由定总和俱乐部来决定。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决定权，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别人的决定，所以我们只有去巴西参加比赛，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是在英格兰每个赛季的惯例中长大的，试想当别人在为应付巨人杀手、糟糕的场地和天气做准备时，我们却出发去了一个阳光普照，有着满地沙滩和华氏100 度热浪的地方，谁能习惯呢？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是一点也不后悔来到巴西。尽管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不那么令人愉快，尽管这里几乎是让人遗忘的角落，我们还是觉得这次巴西之行很有意义。这对于我们整支球队来说是一次为余下的赛季充电的机会，我想我们还是能夺得英超冠军的。但是，我们没有从巴西带回任何荣誉，除了大家晒得黝黑的皮肤。最后的结果在我看来，这次参赛更像一次度假，因为我在第一场对阵墨西哥内卡萨队的比赛中就得到红牌被罚下场，于是不能参加第二场比赛。而在第三场对阵南墨尔本的比赛中，我又只出场了20分钟，那时我们已经被淘汰出局了。在第一场比赛中就得红牌对于一个曼联球员是一种耻辱。当时在中场附近为了争夺一个高高弹起的球，我有一个铲球动作，但是我绝对是冲球去的。所以当裁判告诉我被罚下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赛后我看了录像，我必须承认从电视上看来，那很像是一个危险动作。虽然看起来是，但是我还是觉得我的那个动作很干净，好在老头子也这么认为。他在比赛结束后十分生气，不是生我的气，而是生那些赛场执法官员的气。我想，对方球员的表现是我被罚下的重要原因，我早该意识到，我当时是在南美踢比赛，墨西哥离南美显然比我们近。那天晚上我的确很失落，但是后来其他队员必须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准备与瓦斯科达加马队的比赛时，我却在游泳池边闲逛，这无疑让我的心里稍微平衡了一些。巴西真的是个好地方，找还记得有天夜里我‘个人去了科帕巴卡那沙滩。你或许听说过那地方，但是你不亲自去就永远不知道它有多么美好。沙滩仅仅延续了几英里，整个沙滩上到处都是门柱和聚光灯，那天晚上，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在沙滩上踢球。我想，难怪巴西队总是得世界冠军。那些孩子们简直不是在踢比赛，而是在表演杂耍，他们有的在颠球，有的在玩网式头球，有的三三两两在玩传球。他们的足球天赋好得简直让人不敢相信。有几个孩子认出了我，请我罚几个任意球，由他们的同伴来守门。如果足球有灵魂的话，我敢肯定，它的灵魂就在这里，就在这个沙滩上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和那些孩子们一起度过的那—夜。1 月的巴西很炎热，是个很适合度假或夜里在晦边走走的季节，但是在这个季节能踢球吗？巴西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人们总是嘲笑英国人出国的事情，想看看我们在太阳底下是什么样子。当曼联队来到里约热内卢参加世界俱乐部锦标赛时，那个笑话应验了。第一次去马拉卡纳体育场，当我们从大巴下来走到大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全身湿透了。随后，我们走向更衣室，几个队友还在谈论炎热的天气。突然，大家都不再说话了，我们发现更衣室的正中间挂着？个氧气面罩。每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嘿，我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呀？接着，我们出去热身一身子还用得着热吗？当时是中午l 点钟，而且室外温度是100 华氏度。俱乐部的服装管理员艾伯特·摩根给我们准备了传统服装，而墨西哥人当时穿着背心在场上慢跑，我们穿着黑色的训练上衣上场，所有的人都冲向了底线附近，那里有看台留下的一小块阴影。艾伯特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那场比赛过后，我们惩罚了他。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巴西度过的13天，我们代表俱乐部参加了世界大赛，看到了很多人，比如科帕巴卡那沙滩上的那群孩子们，我们代表俱乐部在里约热内卢贫民区拜访的那些年轻人，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回到家里我很开心，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了。我电迫不及待地想要参加赛季余下的比赛了。我们不用再挂念英格兰足总杯了。在我们离开的一段时间里，没有球队赶上我们的积分，所以我们在英超联赛里还是排在第一，我们要夺得联赛冠军，而且我们仍然在欧洲冠军联赛的比赛中有一席之地。回来后的第—场比赛是在主场迎战劲敌阿森纳队，他们差一点让我们大吃一惊，还好最后的比分锁定在了1 比1.虽然我们没有获胜，但是我想，他们其实更需要这场比赛的胜利。从此以后，我们好像只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我很放松，完全享受着足球给我的快乐，我责问自己何必那么在乎其他的事情。前面或许确实有些潜在的灾难等待着我，但是我已经完全准备好应付一切事情了。2 月12号是星期六，我们以3 比0 战胜了纽卡斯尔联队，但是这似乎并不能让老头子以及其他一些人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有好心情。我们即将在周末迎来一场同样是重量级的比赛一客场挑战利兹联队。为了照顾像我们这样一周双赛的球员，我们得到了一点自己支配的时间，于是我回到了伦敦郊外的家，准备在星期三晚上赶回俱乐部参加星期四早上的训练。那一天，布鲁克林好像很不正常。由于是第一个孩子，我们认不清症状，所以只要孩子有点什么事情，我们就会十分担心，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当父母。或许现在，如果罗密欧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一定不会像以前那么担心了。星期三晚上7 点左右，布鲁克林开始发烧，而且全身无力。我把他抱在我的腿上，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不知道布鲁克林到底怎么了，任何父母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很害怕。后来医生来了，给布鲁克林做了检查后诊断为肠胃炎，于是我决定当晚留在家里，第二天早上再开车去队里报到。布鲁克林显得很烦躁，我不喜欢看到他这样，等着好不容易把他哄睡着了，已经是深夜了。我在他的房间呆了一宿，然后在他的小床边睡了几个小时。星期四早上6 点钟，我出发北上回俱乐部，我本打算在车后座多睡一会的，但是满脑子想的都是布鲁克林。我怎么能扔下病重的儿子和妻子，一个人离开呢？维多利亚认为我应该走，布鲁克林会没事的。但是我的本能告诉我，我的心还在布鲁克林身边，直到我确信他没有什么大碍，我想亲眼看到他病情的好转。车已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20分钟了，我让司机掉头往回开。说实话，即使我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我打电话到俱乐部里找史蒂夫·麦克拉伦。这是我9 年里的第一次缺席训练，我想只要我解释清楚，他们会理解我的，史蒂夫当时不在，于是我留了言给他：“布鲁克林病得很严重，我现在不来可以吗？我认为我应该留下来陪他。”没有人回电话给我。事后证明，我在那句留言里面应该提到我是从伦敦打来的。但是伦敦是曼彻斯特的死对头，我和老头子的紧张关系完全来源于我的家庭生活，所以当时我想，如果我在电话里提到我从伦敦打来，会激怒他的。早上10点钟，布鲁克林醒了，他看起来好多了。一小时后，我又驱车前往曼彻斯特。我再次给史蒂夫打电活，这回打通了。那时已经是中午了，队友们的训练已经结束了。我问他我是否应该来卡灵顿自己训练一下，他告诉我说不用了，随后他又补充：“大卫，我必须告诉你，主教练很不高兴。”我不认为我做错了什么，当然，当时不太好和史蒂夫说下去。我想，没关系吧，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而，我错了。星期五早上我正准备去训练，这时史蒂夫·麦克拉伦告诉我老板很愤怒，并让我去见他。我想等我训练完再去见他也不迟，于是继续训练。当训练进行到自由时间时，老板气冲冲地走了进来，他和史蒂夫说了几句话，然后对着我吼道：“贝克汉姆，过来，我有话跟你说。”突然，我当着全体主力球员的面和曼彻斯特联队的主教练发生了口角，我企图为自己辩解什么，但是老头子根本就听不进去，他再次向我咆哮道：“滚出去和预备队训练吧！”在那么多队友面前被他如此羞辱，这对我的自尊心是极大的打击，尤其在我认为我什么也没做错的情况下，这谁也受不了，于是我拒绝了他。我走出了体育场，来到更衣室换好衣服，走向我的汽车。突然我停住了脚步，我对自己说：“明天有一场重要的比赛不要让事情变得太严重，你是一个职业球员。”于是我又回到了更衣室，换回运动装在健身房自己练习。大约半小时之后，罗伊·基恩来了。我不知道事情到底到了什么地步，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于是我问他该怎么办。他毫不犹豫地说：“你应该和主教练好好谈谈。”我相信要是换了罗伊一定会这么做，但我不该听取他的意见。我径直走到老头子的办公室，敲门之后走了进去，我领教了我职业生涯里最狠的一次训斥。在他看来，我的观点完全错误了。我针对我的态度向他道歉，但是我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不是我不想来这里训练，你也知道，我总是把家庭看得最重的。我的儿子病得很厉害，所以我没有来参加训练。”老板可不这么认为：“你的责任是来这里踢球，而不是在家里照顾你儿子。”不要误解我，我明白老头子的意思，也理解他。即使我不同意，但是在这个赛季关键的时候，从整个俱乐部的运作上考虑，他是有道理的。那天真正导致一场大争吵的，是维多利亚星期三晚上在慈善活动上露面的照片，那正是我缺席训练的前一天晚上。到了下午茶时间，布鲁克林表现得很正常，于是维多利亚决定在儿子睡着的时候出去几个小时，履行一个很久以前的承诺。老板却不是这么看问题的：“当你老婆在外面卖弄风骚时，你却在家里看孩子。”“卖弄风骚”这个词和他讥笑的口吻让我失去了理智：“别那样说我的妻子，如果我那么不尊重你的妻子，你会怎么想？”我确实应该迟些时候再去见他，我预料到他会对我发脾气，但是我没有预料到我也会对他发脾气。他让我不要报名参加对利兹联队的比赛了，也不让我见其他的队员。我走下楼来，在更衣室里换了衣服，然后离开了训练场。我不敢相信主教练仅仅因为这个就不让我去参加比赛，但是他的确这么做厂。到了晚上，我和大家在一起，知道自己不用抱什么希望了。夜里，我和其他去参加对利兹比赛的队员一起上了车。第二天早上，主教练在我们住的宾馆里宣布了首发出场名单，我当然不在其中。当我们下楼之后，他又宣布了替补名单，我竟然连替补席都去不厂。后来，新闻终于报道了这件事情，还有那天下午我在看台上看着我们队1 比。获胜的照片。回想起来，媒体的作用真是十分巨大，我真怀疑是不是星期五我从训练场走出来的照片和媒体编造的一些故事，是促使老头子做出弃用我的决定的原因。如果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一切都会好一些呢？在对利兹联队的比赛之后，我被国家队征召去参加比赛。当我回到曼联时，我和老板、史蒂夫·麦克拉伦，还有加利·内维尔坐在一起谈了一次话。这次会面没有被媒体报道，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问题。在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之后，老头子说：“不如大家把这件事忘了吧！让我们回到足球上吧！”直到现在，我才真正得到解脱。老板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想发生争吵的人，不仅仅因为当他生气的时候很可怕，也不仅仅因为他可能不让我参加比赛。在我的事业上，老头子是为我带来一切的人，如果说曼联队是我的第二个家的话，他就是我的第二个父亲。在我离开父母之后，我就已经把老特拉福德当成了自己的家了。无论老头子怎么对待我，无论我怎么生他的气，我还是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球队能取得好成绩。从我还是少年时，来到老特拉福德之后，无论在球场上还是球场下我都受到了他巨大的影响。也许正是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使我的情绪非常激动。那一天下乍，在训练完毕之后，我去了特拉福德购物中心购物。当我刚刚走出中心回到车上时，电话响了。是老板打来的：“你他妈的在哪儿？”“什么？”“你他妈的在哪儿？”“我在我自己的车上呀。”“别骗我了，你在巴塞罗那，对不对？”我几乎大声笑了出来：“我的确在我自己的车里，我刚从特拉福德购物中心里出来。”老头子好像一点也不相信我：“我朋友说刚才在巴塞罗那机场看到你了。”我能说些什么？我于是把购物中心的停车场描述了一下，并告诉了他我的车位号。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那好。再见！”我后来才知道，在给我打电话之前5 分钟，他先给加利打了个电话，告诉加利他听到的消息，并问加利是否知道我在哪里。经过了那天早上的四人会谈之后，加利放下电话对我说：“大卫，事情都这样了，你千万别在巴塞罗那出现呀！”这种事情实在太怪了，我都不敢相信我曾经和老头子有过这种对话。他几乎认识曼彻斯特所有的入，能了解他球员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别人会不停地向他报告所见所闻，这其中或许有入告诉过他，我刚在巴塞罗那下飞机。问题是无论这些消息是真是假，都会激怒老板，这对故事的主角是绝对不利的。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非常遵守职业道德的球员，我总是很小心地照顾自己，从不酗酒或彻夜不归。当我回伦敦看望我的家人时，我从不自己开车，都是司机开的。只要星期六有比赛，我最晚也会在星期三晚上驱车回到曼彻斯特。有些谣传说，我每天都要驾车往返于伦敦和曼彻斯特，老头子居然相信了。他很恼怒，因为我知道．他觉得我的私生活严重地影响了最重要的东西一为曼联赢球。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相信我，但是我可以做些事情让一切好起来：那就是踢球。在繁忙的英超联赛赛程中，世界俱乐部锦标赛对我们来说是—次中场休息。当我们回到英格兰的时候，觉得自己十分强大。客场对利兹的比赛过后，我又赢回了我的主力位置，而在那之后直到整个赛季结束，我们只平了两场比赛，其余全胜。最后我们夺得了冠军，领先第二名阿森纳队18分，这种差距说明了一切。整个赛季我们只输过三场比赛，没有哪支球队能做到这一点。显然，去巴西意味着我们没有机会卫冕英格兰足总杯了，但是那个赛季最大的遗憾，是我们没能卫冕欧洲联赛冠军。在欧洲赛场上的经历，让我们学会了在输掉奇怪的比赛和队员普遍发挥不佳的情况下，如何从小组赛里出线。然而一旦进入淘汰赛之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那是真正的杯赛制，对手是世界上最强的几支球队。最后在2000年的四分之一决赛中，我们被皇家马德里队淘汰了。第一场在伯纳乌举行的比赛中，我们与皇家马德里队0 比0 打平了。他们踢得很棒，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取胜。和皇马踢比赛总有机会取胜，只要我们踢得比他们还好。如果能在西班牙争取到一个客场进球，那么一切都将不一样了。我们都非常期待回到老特拉福德的主场比赛，我们坚信能击败他们，球迷们和媒体也这么认为。但是皇马可不这么认为。那时的皇马还没有齐达内，没有菲戈，也没有罗纳尔多，但是他们还有很多优秀的队员。老板总是说他认为劳尔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在我们企图击败他们之前先进了一球，我们败了。输给皇马队没有什么好丢人的，他们是最后的冠军，而我们则被彻底地击败了，我们本来有机会的，但是没有珍惜。这场比赛和2003年我们在马德里比赛的上半场有些相似。在老特拉福德比赛的下半场前15分钟，他们好像着了魔一样，每次进攻都能有所建树，而我们却怎么也组织不起有效的进攻。我可以清晰地记得他们那时的左中卫阿根廷人雷东多，他以—个不可思议的转身拉球晃过了海产·博格，然后传中，跟上的劳尔轻松推射入网。完美的过人，完美的传中，完美的进球，一气呵成。上半时我们已经有一个失球了，下半时劳尔又梅开二度，就在这场我们不能输的比赛刚刚进行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已经0 比3 落后了。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们开始反攻，我进了一个球，然后斯科尔斯进了一个点球。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把我们淘汰了。我不是住自己脸上贴金，但是我实在为自己的那个进球感到高兴。我摆脱了罗伯特·卡洛斯之后，瞄准了球门的上角射去。我曾经多次和卡洛斯交手，代表曼联对阵皇马，代表英格兰对阵巴西。每个人都在谈论罗伯特·卡洛斯的进攻有多么犀利，但是那天晚上，他证明了自己也是一个出色的防守球员。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左后卫。有人说他因为太喜欢助攻而经常在身后留下空当，但是实际上这家伙在落后别人5 —10英尺的时候仍然能追上去将球铲断。我总是很喜欢和罗伯特·卡洛斯交手，因为对手不是皇马就是巴西，当我和我的队友和世界上最强的球队交手时，真的很兴奋。离开欧洲赛场之后，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坐在那里表示遗憾。无论我们有多难过，都必须通过再次赢得欧洲冠军联赛来证明我们自己。我想曼联队区别于其他球队的最大长处就是我们对失利的态度，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精神。在比赛当中，整支球队好像都不知道自己十十么时候失败过，总是保持着必胜的信心。即使我们真的输掉了比赛，不管多重要，所有的队员在一个月之内肯定会恢复过来，把输掉的比赛补偿回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像1999—2000赛季那样连续很多场不败，最终夺得联赛冠军，这一点老头子功劳不小。曼联队的教练组成员，包括以前的诺比·斯蒂莱尔斯和埃利克·哈里森，他们也都能激发起球员的斗志。即使在青年联赛和预备队联赛里面，我们也总能通过训练和比赛恢复由失利带来的低落的士气。这种精神可以称作顽强，正是这种不甘得第二的强烈欲望，使我们取得了1999—2000赛季的英超联赛冠军。在曼联，每个人的血里都流淌着职业精神，人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反射着职业精神。我想这种精神，在我们这群90年代在曼联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比如我、内维尔兄弟、保罗·斯科尔斯、莱恩·吉格斯和尼基·巴特。罗伊·基恩经常嘲笑我们这群“92班”，但是只要你认真比赛，他就会承认你的重要性。我们在一起有一种融洽，—种默契，没有人能够摧毁或复制这种融洽和默契。它是我们这群人一起在曼联那么长的时间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我们之间有完全的信任，没有人会脱离这个群体，充其量我们只是让某些人感到失望，但我们绝对不会失和的。还有一件事是永远不会变的，那就是我们都是为了足球而生，为了为曼联队效力而生。近两年，尤其是在我们一无所获的2002年，一些无聊的评论家和一些球迷开始呼吁是拆散“92班”的时候了。显然，现在我不得不离开这个集体。但是对于俱乐部，我觉得它正在冒险，长期以来确保胜利的精神很有可能就要失去了。不是很多俱乐部都有这种精神的，而且这种精神作用是曼联俱乐部从今以后无法用任何东西代替的。 第九章 德国人：让我欢喜让我忧“去吧，尽情享受足球……我们比他们更强大。”足球是不是—项集体项目似乎并不重要，球踢得不好时，总会有人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拿英格兰队在世界杯上的经历来说，1998年是我，2002年是戴夫·西曼。在2000年的欧洲锦标赛中，因为成绩不理想，菲尔·内维尔又成为球队的替罪羊。对于媒体和一些球迷而言，似乎总该有一位英雄或罪人。我并不是说人们没有权利对英格兰队发表意见，只不过我有时在想：他们是否意识到，对球队的过分挑剔和指指点点，有时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是球运动员也可能会对你说，他们不看报纸，不听广播。其实，请相信我，受到指责的球员，心里都非常清楚；而且不管装得多么坚强，这些责难总会影响球员的信心和态度。当然，挑出—人来背黑锅，绝不是仅在国际足球赛场上。在2002年秋季的—段时间里，曼联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对此，球员自己也心知肚明。原固有很多：伤病困扰、球员停赛以及整个球队在信心和注意力上陷入低谷。我自己也有问题，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谈到。有人认为，一切似于全是莱恩·吉格斯的错。不过，在更衣室里，不管是球员还是工作人员，没有任何人这样认为。一些老特拉福德球迷的不满，自然使报纸和电台的电话参与节目也喋喋不休地谈论到这个话题。球员们百思不得其解，我想吉格斯也是如此。因为多少年来，曼联球迷一直是忠心耿耿的铁杆儿，对本土球员尤其如此。现在他们是怎么啦？随着事儿越说越大，大多数曼联球迷都站在吉格斯一边。尽管他的状态有些低沉，但只要对足球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他是一位世界级的球星，，更准确地说，任何对曼联有点感情的人，都不会因为球队表现暂时的不尽如人意而怀疑俱乐部的未来。无论何时，我都不会说支持者没有权利对曼联发表看法，毕竟是他们为球员和在老特拉福德工作的其他人支付薪水。球员们必须达到球迷的最高期望，这是球员的职责。尽管如此，对于试图拦截球员的举动，我还是无法理解。因为对球员和球队其他成员来说，这样只做能使事情变得更糟。我承认，老特拉福德的球迷比其他地方的球迷更有耐心。他们懂足球，也理解球员。真正的曼联球迷坚信，吉格斯肯定会在我们夺取联赛冠军的征途中再展雄风，正如他在那个赛季最后6 个月所表现的那样。至于英格兰队，同样存在球队表现不佳时，将所有过失全都推到一个倒霉鬼身上的倾向，至少从我加入球队后便是如此。在重大赛事中的每一次触球，当你想到你是代表国家而不仅仅是为俱乐部在踢球，而且．成千上万的球迷正在通过电视画面观看，认识到球员沉重的压力和责任，你或许能体会到背黑锅的人有多么痛苦，多么屈辱。记得年少时，我们几个球员在英格兰队进行赛前热身，大家会半开玩笑地猜测：如果这次比赛输了，谁会背黑锅？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一点都不可笑。我觉得，拿球员作为替罪羊，不仅会伤害被挑中而备受口诛笔伐的小伙子，而且会阻碍英格兰队整体的发展，或许，现在仍是如此。英格兰队队员身上总会有压力，这一点我非常理解；我同样爱国，我也是英格兰的球迷，我希望我们为国争光。然而，在世界杯和欧洲锦标赛中，我觉得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队员们有时害怕尝试，不敢冒风险，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是对失败的恐惧。比如，我在1998年世界杯和菲尔·内维尔在2000年欧锦赛中的遭遇，仍在队员们的记忆深处有阴影。看看人家巴西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非常轻松。我记得在2002年世界杯半决赛中，我们以1 比0 领先，环视整个球场，却看到罗纳尔多正咧着嘴跟裁判开玩笑！当然，巴西队的队员在随后的赛季，不会回到巴西踢俱乐部联赛，这或许是他们不太在意踢输了会有怎样的后果的原因。英格兰队员明白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我认为．如此紧张的压力，的确会妨碍球员水平的正常发挥。即使我有经验了，但这个问题，在2002年世界杯后依然在困扰着我：如果在对阿根廷队比赛中踢失点球，我将受到怎样的口诛笔伐？或许我错了。我跟其他队友从未谈及此事。我只是有这种感觉：在重大比赛中，对失败的恐惧有时会阻碍我们的尽情表演，而这种表演又是球迷所渴望看到的。不管出于何种原因，2000年欧锦赛并不像我们事先想到的那样。菲尔·内维尔受到不少责备，而凯文·基冈同样饱受抨击。凯文任英格兰队教练之后所创造的球队精神使我们觉得荣辱与共。这就意味着．我们大家共同为英格兰队如此早早出局承担责任。尽管在或（外围赛）中遇到不少困难，我们仍然跻身决赛阶段，希望能有听斩获。在抵达比利时和荷兰之前，我们在法国的训练，比两年前备战世界杯之前的训练更为放松。比赛开始时，每个人都非常兴奋，盼望尽快上场。如果你观看过那年夏天在艾因霍温对葡萄牙队比赛的开场20分钟，你会由衷地说我们精神集中、状态极佳。葡萄牙队是一支出色的球认，队中有路易斯·菲戈和鲁伊·科斯塔等世界级球员。他们一开始就压着我们打。有几次我们攻到前场，都似乎要破门了。找传出几脚好球，保罗·斯科尔斯攻入第一粒，史蒂大·麦克马纳曼打进第二粒在没有人觉得比赛在进行时，我们已经以2 比0 领先。说实话，我们对领先的大好局面感到吃惊。本来我们应该继续进攻而赢得比赛，但眨眼间，菲戈突破，将球射入球门上角。一切都变了，而且变得越来越糟。他们在上半场结束前将比分扳平。迈克尔·欧文受伤下场，然后是史蒂夫·麦克马纳曼。葡萄牙人在下半场打进制胜一球。从旁观者的角度，这是—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当然，对我们和英格兰队球迷来说，却是令人伤心失望的。在开局踢得如此之好且领先两球的人好形势下竟然输掉比赛，那份挫折感无以复加。在跟一支出色的球队比赛中虽然输球但表现不俗的事实，根本无法减轻这种压力。尽管我认为自己踢得不错，但还是对结果感到沮丧：以2 比3 输掉比赛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结局。在终场哨声过后的数分钟内，我神情恍惚。或许，我应该抬起头，坚强起来，因为在疲惫地走出场地时，还有更大的麻烦在等着我。维多利亚千里迢迢来到荷兰看这场球，为我鼓劲加油。我记得在开球前觉得有些紧张。我们被告知家人会被安置在安全封闭的区域看球，但结果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张望着，看到她在球迷中间。说实话，我非常担心维多利亚的安全。她跟她的爸爸在一起，在赛前和赛后都有麻烦，被那些自称英格兰球迷的人推搡着、咒骂着。她再也不会在那种环境下观看那样的一场比赛，再也不会了。我走出赛场时，一些愚蠢的家伙也在等着我。在我们向英格兰球迷致谢后，当我步入通道时，有五六个家伙等在教练席后面的座位上。他们开始试图拦截，先是我，然后是维多利亚；最后，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居然对我的儿子布鲁克林进行辱骂！想起他们所说的话，我就感到恶心。我非常愤怒，但找咬紧牙关。你能做些什么呢？你无力制止，不是吗？于是，我向他们竖起中指，直接走向更衣室。自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之时起，总遇到一些球场内外的拦截，对此．我几乎已习以为常。这种事的确使人受伤害，但我想我已经能够对付。真正使我感到震惊的是我和维多利亚结婚成家以来遭受的辱骂，没有私人空间和起码的尊重，让人感觉很糟。真想问问那些辱骂我们的人，为什么要这样？是嫉妒，看不起，还是闲极无聊？不过我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在艾因霍温那个特定的下午，在为英格兰队拼命打满90分钟但没有取得值得炫耀的胜利的时候，我实在忍无可忍了。这些家伙的辱骂深深地伤害着我，让我感到厌恶；于是，在极端震怒之下，我不得不进行反击。当我随着球队的其他人进入通道后，那一刻对于我而言已经结束。幸运的是，在离开赛场时，凯文·基冈一直在身后不过几步之遥。那些人所喊叫的每一个字，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在更衣室，他没有马上提起。更重要的事情是讨论刚刚结束的比赛，并开始打起精神，准备下一场在查里洛伊对德国队的比赛。我换好衣服，跟着其他几个队友走向大巴。我打电话给维多利亚，她向我诉说她和托尼出入场地时的遭遇。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她我所听到的脏话时，保罗·因斯走过通道：“你是不是向球迷竖起一根手指？”我只是点了点头。“他们拍下来了。媒体的一个小子刚才告诉我，那张照片会在明天的报纸上登出来。”等我们回到下榻的旅馆时，凯文也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在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许多人一直在追问这件事。我们坐下来吃晚餐。这时，他走过来对我说：“大卫，我什么都听见了。你不用担心，别理会报纸上所说的任何东西。我清楚地听到他们说的话。别担心，我支持你。”对问及此事的人，他重复着同样的话。他告诉媒体或许还有对此一直高度关注的足协代表：他了解事情的全部过程，而且完全站在我这一边。是凯文让人们对那些辱骂有多么过分以及对人身的攻击和肮脏程度有所了解。任何人对别人有这种念头都让人感到恐怖，更不用说当面大声叫喊出来。在那种时刻，球员从教练那里能得到的支持莫过于此。凯文·基冈随时准备和我并肩在一起。在同样状况下，阿莱克斯·弗格森也会如此。我觉得凯文和老板都明白：不管私下发生什么事情，教练在面对媒体时始终支持球员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艾因霍温，凯文之所以支持我并非因为我是他的队员。我记得在听到球迷中传来的污言秽语时，他有多么震惊和沮丧。而且，随着事情的发展，我认为他并不是惟一这样做的人。当然，第二天的报纸上不免小题大作；当然，人们不免重复着在圣埃蒂安赛后曾说过的话：他是个白痴，是个带来耻辱的家伙，决不应该再让他为他的国家踢球。然而，这一次大不一样。因为我有英格兰队教练的支持，人们便能更好地理解我为什么那么做。我在艾因霍温所受到的刺激不是来自阿根廷队的中场球员，而是来自穿着圣乔治十字和英格兰队球衣的人们。或许，现在人们可以理解当时我为什么会那么做，即使那么做是不合适的。我是被逼的。当然，两年后的现在，我会对此一笑置之。我感觉到有不少记者和球迷认为我是被逼无奈且值得凯文的支持。几乎在转瞬之间，我深切地感受到媒体和公众对我的态度发生着改变。我知道，有时候人的记忆会跟人开玩笑。事情的发生往往并非像记忆中那么迅速和富有戏剧性。然而，在艾因霍温事件上，我知道这是事实：事情几乎一夜之间发生改变。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与德国比赛前我们出来热身时所发生的一切。因为在和阿根廷比赛时被罚出场，英格兰球迷不需任何鼓动就会敌视我，为曼联俱乐部踢球也于事无补。特别是过去在温布利的日子里，曼联的球员都习惯这种责难。球队在宣布加利和菲尔·内维尔的名字时，有些球迷常常发出“嘘”声。我们为俱乐部打客场比赛时所受到的辱骂，往往延续到我们为国家而战之中。然而，在查利洛伊，一切全变了，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负于葡萄牙队5 天后，我们在比利时某小镇上的——个小体育场内迎战德国队。我知道在主赛场周围有球迷骚乱，但我们被隔离开来。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场内的气氛。感觉好像一块小小的联赛场地，球迷紧贴着球场，如雷的噪声多是英格兰球迷制造的。在开球前约35分钟我们出来热身时，球场早已人满为患。这是非常令我吃惊的时刻。我慢慢跑向球迷，一生中第一次，我听到他们在唱：“有个大卫·贝克汉姆，只有一个大卫·贝克汉姆……”现在回想起来，背脊仍然发凉。那个时刻，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我所说，我既是英格兰队的球迷又是英格兰队的队员：听到球迷为我而歌，我复何求！就如同在老特拉福德的球迷为我驱走圣艾蒂安的阴影一样，在查利洛伊的球迷让我忘却上周一负于葡萄牙队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意识到不惜血本追随英格兰队观看比赛的球迷站在我一边，感觉竟是如此不同！从那个下午起，我相信人们对我的态度改变了。我不知道凯文的支持究竟有多么重要，但我的确相信在艾因霍温所发生的事件最终让人们意识到我如何捱过长达两年之久的辱骂。我怀着美妙的心情走进更衣室为开场做着准备。重新回到场上时，我宁愿为自己的国家穿越一道厚厚的砖墙。更何况，实话说，与德国队一战就是这种感觉：艰苦，非常艰苦。90多分钟的足球比赛绝对是一种煎熬。不过，考虑到自从1966年以来我们在竞争性比赛中从未击败过他们，结果远远超过付出：英格兰1 ，德国o.在眼葡萄牙队的比赛中的两次助攻使我在赛场上充满信心。在查利洛伊，下半场开始不久，我们在德国队半场内几码处得到一个任意球。加利·内维尔跑过来说道：“来个快的。来吧。”真恨不得揍这家伙一顿。加利总是这样，想参与进来。但当时我并不想把球开给他而转入阵地进攻。我觉得他肯定会对我的长传不满意，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那么做了。球在空中旋转着越过两名德国防守队员；阿兰·希勒在远离门柱处得到球并将其打入网窝。结果证明这是制胜的一球。在庆祝时，加利出现在我身边。“传得漂亮，贝克。”就好像自始至终都是他的主意似的。有时加利会让你发疯，但我还是喜欢和他一起训练，—起踢球。他的比赛态度非常认真。随着终场哨声落下，我们全部冲到场地中间庆祝，球迷们欣喜若狂，欢呼我们击败德国队，赢得锦标赛的第一场胜利。然而，我记得加利走过来，冷静地说道：“我们应该离开赛场。我们还没有实现任何目标，甚至还没有从小组出线。”的确，他是对的。我们还要跟罗马尼亚比赛，我们只要打平就可以从小组出线，不过现在每个入都知道那场比赛的结果如何。罗马尼亚队是一支技术型的强队。由于乔冶·哈吉被停赛，他们并不算强大，我们本来不应使自己陷入困境而被他们赶出赛场。一球落后，接着我们反以2 比1 领先；这时如果继续进攻，我们就会取得胜利。然而，在被他们扳平比分之后，就好像不相信自己能重新发起攻势，我们坚守着平局的结果。然后，比赛临近结束时的一次误判最终足以将罗马尼亚队送人八分之一决赛——我们出局了。菲尔·内维尔滑倒在对方球员身上时，我正站在中场附近。然后，点球。那个时刻令人不可思议，不敢相信是真的，一切似乎不应该发生，似乎应该是另外一场比赛，而不是我们踢了90分钟的比赛。我为菲尔感到难过。他本来在那个下乍踢得很出色，他本来在整个赛事中表现不俗。终场哨声响起时，我发现自己正在为他考虑。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知道这个时候人们会说些什么。我走过去搂着他。然而，所有我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丝毫无助于帮他摆脱因为输给罗马尼亚队而出局所负的罪名。他所承受的责骂并不比我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后遭到的指责更激烈，但这已够他受的了。难怪在参加重大比赛中，英格兰队队员常常担心自己会不会犯大错、会不会随后被批判得体无完扶。正像我所说的，如果英格兰队想真正进步，我们需要克服这种思维模式。随后在更衣室的时间以及回到英格兰后的最初几天，在我记忆中已经模糊。我记得在那段日子，曾回想到1999年拜仁慕尼黑队球员目睹曼联队捧得欧洲杯时的感受。这不像是对手领先，2 比0 或3 比0 击败你，控制着整场比赛；而事情发生得如此迅速，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改变这种结局，对手只是把你干掉。曼联在巴塞罗那获胜的那个夜晚，我从拜仁队的球员脸上看到过那种感受。我非常尊重他们：他们从失望中走出来，在几年后重新获得欧洲杯。他们的反应方式显示出一种人格的力量，而这正是自2000年欧锦赛之后英格兰队球员所需要的。回到英格兰后，并非只有球员受到批评。教练也不得不承担责任，至少替菲尔·内维尔减轻一些压力。以凯文执教球队的踢球方式，包括英格兰队，我觉得终究会出问题。他执教的纽卡斯尔联队也是如此：人们喜欢观看他的队伍踢球；但如果不能奏效的话，很容易说凯文过于冒险而没有在防守上多下些功夫。当然，我无需重复我所说过的话：他是杰出的，不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名教练。尽管许多人想对凯文进行指责，但球员们在内心深处知道，在比利时所发生的事情责任在我们。在国际足球赛场，永远不可能从头再来，一次比赛结束后，你马上又要投入下一次的或（外围赛）之中。2000年秋天，我们进行了通往2002年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在所有的队伍中，我们的第一个对手仍然是老冤家德国队。这次是在温布利球场。在夏利洛伊我们将其击溃之后，许多旁观者说这支德国队是历史上最差的；或许他们认为我们只需要出场就可以第二次打败对手。因此，尽管那个夏天发生了很多事情，但人们对此战的期望依然很高。那个10月的那—天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在球场拆毁之前进行的最后—场比赛。颂扬如潮。回顾体育馆的历史，人们浮想联翩：尤其是1966年那个最美妙的下午。自然而然地，温布利座无虚席。在场上进行热身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所有的人都是来参加—次聚会，而不是一场世界杯的或（外围赛）。不过，那场比赛实在糟糕，是我所参加的比赛中最糟糕的比赛。戴马尔·哈曼踢出的任意球滑过戴夫·西曼的十指关，德国队早早进球。随后，他们就完全控制着比赛。那个球场没有带来好运，我们从未真正组织起有效的进攻。他们的好多队员都积极拼抢，看起来他们打入另一粒球的可能性远大于我们攻进扳平一球。我的膝盖遭踢伤，在终场前被替换下场。我下场后坐在板凳上，缩成一团抵抗着秋雨，聆听着温布利球场四周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糟。终场哨音落下，宣告我们以0 比1 输给德国队；而老温布利球场最后一次所听到的声音是英格兰球迷将我们驱离赛场的嘘声。输掉在温布利球场的最后一场比赛，是我足球生涯中最不堪回首的经历之一。我离开边线，走向更衣室；后面几码开外就是凯文·基冈。我听到离跑道不远的球迷对他的辱骂。辱骂并不是人身攻击，他们告诉凯文对他担任英格兰队教练的看法：二流货色，矬子里面选出的将军，对足球一窍不通等等。对于一位在三十多年的足球生涯中取得非凡成就的人来说，这些声音如此刺耳、如此伤人。人们不应该如此健忘：格林·霍德尔辞职后，在众多的竞争者中，凯文作为第一人选接过国家队的教鞭。回到更衣室时，我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吃惊。但是，因为我听到球迷的辱骂，所以我知道为什么凯文如此迅速地做出决定。我非常理解他，受到这般侮辱后，他怀疑自己这样付出是否值得。即便如此，在与德国队比赛后那一小时所发生的事情仍让人感到震惊。我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大家正喝着饮料，凯文走进来，站在屋子中央，然后，告诉我们他就要离开：“我想诚实地对待你们，也诚实地对待自己。我一直坚持到今天。今天是个失败的日子。你们还有光明的前途。你们是优秀的球员。”我知道这是个瞬间的决定，因为即使对他知之颇深的他的助手阿瑟·考克斯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他第一个打破僵局：“别，凯文，不要这样。”我记得自己的反应：“凯文，我们希望你做英格兰队的教练。”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失去了凯文。从个人角度，我并没有感到失望。他是我所共事过的教练中最好的之一，对于他，我没有任何怨言。凯文自己知道该做些什么，而且已经下定决心，他告诉我们他就要下课。然后，他告知足协总裁亚当·克罗泽尔。接着，他向媒体披露。事情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在温布利球场所发生的美妙的事情，我们和凯文在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就这样在清冷的秋雨中流走，只留下愤怒和沮丧的人们和寻找新教练的英格兰队，今天，当我回顾那个痛苦的下午时，不禁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的想法，在这里再赛一场？给温布利球场一次机会，用胜利和欢笑将它送走？结果证明，由于新的国家体育场推迟落成，我们本来可以这样做的。你只有希望在人们对温布利球场的记忆中，不要仅仅留下输给德国队的耻辱。最好记住那些美妙的足协杯决赛和1996年欧锦赛以及1966年世界杯上的辉煌。当然，从足球的角度来看，如果有人在2000年10月告诉我们，先在那个下午输给德国队，然后几个月后会在慕尼黑击败他们，那么每个球员都会心安理得地接受。事实上，英格兰队总是先经历许多波折之后，才能美梦成真。几名享有国际声誉的重要球员、领袖人物和队长，如阿兰·希勒和托尼·亚当斯，退出或即将退出英格兰队。一批新队员，包括我这一代的曼联球员，在经历两次大赛的洗礼和挫折之后，成长起来。在凯文离开后，还有不少才华横溢的年轻球员等待着机会。似乎每个入都同意该采取措施，让英格兰队重新站起来。在斯文·戈兰·埃利克松被任命为主教练之前，哈沃德·威尔金森率领球队打过几场比赛，随后彼得·泰勒作为主管教练赴意大利参加一场友谊赛。每个人都在说：“整顿队伍，启用年轻球员。”彼得或许知道自己不会在火线成为英格兰队的主教练。似平球队需要这样一位教练：有过改造国外球队并取得成功的经验．知道球队的弊病并能毫不扰豫地采取行动而不管别人怎么说。每名从此后进入国家队的年轻球员都不应该忘记：是彼得首先为新—代球员创造机会。并不是说他招进多少球员，而是他的所作所为给年轻球兄提供了作为一支球队而聚在一起的机会。在这一点上，斯文居功至伟，但良好的开端却源自彼得。从个人的角度，我一直对他心怀感激：是彼得·泰勒让我第一次戴上英格兰队队长的袖标。此前，我在职业生涯中只当过一次队长。那是在老特拉福德的第一年，我作为青年队的队长率领球队赢得在北爱尔兰举行的牛奶杯。尽管如此，缺乏经验并不能阻止梦想。—旦在英格兰队站稳脚跟，我的野心便萌发出来，当然，只有自己知道。下—步成为队长，集所有荣誉于一身。我一直认为，人应该为自己树立最高目标。在阿兰·希勒宣布退出国际比赛之后，我甚至跟凯文·基冈作过长谈。我想让这位英格兰国家队教练知道．我相信自己能够眭任队长一职。凯文没有明确表态。不过，他确实说过：他相信有一天我会成为英格兰队的队长。等凯文离开国家队后，我感觉人们开始谈论着我成为队长的可能性。我必须承认，在当时，反对者至少不少于支持者。很显然，那不是我能控制的事情：我只是和其他人一道等待着、观望着。彼得·泰勒宣布参加意大利队友谊赛队员名单的当晚，维多利亚不在家，我呆在加利·内维尔的家中。早晨8 点左右，我的电活铃响了。我不大喜欢早起，所以我在迷迷糊糊中的第—反应是：谁这么讨厌？我拿起电话，嘴里咕哝着：“您好。”电话另一端的声音非常清醒：“你好，大卫。我是彼得·泰勒。”我马上醒过神来。刹那间，我从床上蹦起来：“噢，你好，彼得。你好吗？”主教练打电活过来，肯定不会只是为了聊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下面所说的话：“很抱歉这么早给你打电话。不过，我马上就要宣布球员名单。队伍很年轻，还有几名新的年轻球员。我觉得让你作为队长是比较合适的，我对你胜任这一职务毫不怀疑。我想在告诉其他人之前让你先知道。”我呆坐在那里，足足有5 分多种。脑海中想着，我是不是在做梦，那个电话真的打过么？刚刚听到的话让我高兴疯了：如此兴奋，如此骄傲，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我马上打电话给维多利亚。这种事情只有在你与家人分享之后才算真正发生。随后，仍然呆坐在床上，我发觉心中在叫喊着：太不可思议了！我可不想只做一场比赛的英格兰队队长，我要一直当下去！脑海中闪过这种念头后，我冷静了不少。我没有冲进去在加利的床上手舞足蹈。稍后，一起吃早饭的时候，我只是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情，语气近乎平淡：“噢，加利，我是英格兰队的队长了。把烤玉米片递过来。”我必须承认，我—直把加利视为队长，不管在曼联还是英格兰队。结果，还是我先行—步。他为我感到高兴，就像我也会那么对他一样，在开车去火车站之前，以这种方式开始一天的工作，感觉非常好。我想．消息肯定会比我先到达卡灵顿；我在曼联的队友跟我开着玩笑，整个上午一致喊我“队长”。我没有跟任何人谈起我是怎样当队长的。但是，我目睹过别人是如何做的。我清楚自己的性格，知道找必须摸索出自己的方式。我知道大声叫喊不是我的风格。应该在场地上，认认真真踢球，兢兢业业工作，以期用榜样的力量带动队友。第一次作为队长与球队的其他人在一起，那种感觉简直是妙不可言。即使我将自己置于压力之下，整个经历就是我不能仅仅自己放松并尽情享受，因为自始至终意识到我不想做一次性的队长。我必须用我的行动确保新的全职教练认可彼得·泰勒的决定。我非常高兴彼德让我戴上队长袖标，而事后才领悟他如此挑选队员的良苦用心，并对他感激不尽。我率领的是一支年轻的球队，我觉得自己经验相对丰富，我可以承担额外的责任。如果曾经担任过队长的老队员如保罗·因斯、托尼·亚当斯和阿兰·希勒仍留在队中，这种进步就不会如此自然，我也不可能有如此的跨越。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不相信我能胜任这一角色。彼得坦言对我的信任，的确起到不小的作用。感觉我的队友同样信任我。不少比我年轻的队员在我的周围，让我感觉到自己在这个英格兰组织中像一个兄长。带领球队出现在德尔·阿尔比体育场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为骄傲的时刻之一，尽管只是一场友谊赛，尽管赛场并非座无虚席。彼得·泰勒起用我和年轻的球队或许冒着一定的风险，但是我认为我们并没有让他和英格兰失望。我们以0 比l 输给强大的意大利队，不过我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埃米尔·赫斯基整个晚上让对方的防守队员心惊胆战，我们创造出不少机会，但始终没能破门得分。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知道自己完全感觉不到在代表英格兰踢球。从那个夜晚之后，人们说我戴上队长袖标，状态顿时为之一变。我知道他们说这些话时脑海中所浮现出的插曲。下半场开始后10分钟左右，场上比分仍为0 比0.在比赛的早些时候，赛场上有几次响起点球的呐喊。这次，球传进来，回弹在空中，不知身体接触从何而来，但我记得当球向我落下时，我已经被撞开在禁区内。几名英格兰队队员冲上前去，恳请判罚点球。我倒在地上。当我挣扎着站起来时，那名我想是撞倒我的球员，加图索，正对着我叫喊着、咆哮着。或许他认为我不应那么轻易地摔倒，或许以为这种装作怒气冲天的样子会使他免受裁判的惩罚。不管他怎么说，我跑开去；而他却抓住我的球衣！这是那种一念之差的时刻；如果在过去，人们肯定会看到我非常激烈的反应。但此时，我只想继续比赛，因为我是英格兰队的队长，我必须有宽阔的晌襟。我轻轻推开他，不想惹麻烦。在比赛中，加图索仍然耿耿于怀。几分钟后，他攻到我们的后场，从30码外怒吼着射人制胜的一球。彼得·泰勒的确干得不错。那个晚上，英格兰队新任教练就坐在都灵的看台上。关于斯文·戈兰·埃利克松这名外国人接掌国家队的帅印的争论已经持续了数周之久，甚至发生在英格兰队的更衣室。我理解人们的忧虑。我知道他们想要一名称职的英国人承担管理英格兰队的责任。然而，当时我们所处的境况是：整个国家都迫不及待地需要胜利，迫不及待地希望国家队踢出几场好球。我们需要适合这份工作的最好的教练，不管他的背景如何。斯文曾是且仍然是足球界最受尊重的教练之一。幸运的是，大部分持怀疑态度的人不久就将对斯文是瑞典人的担心抛之脑后：人们关注着结果和英格兰队的出色表现。在斯文接掌英格兰队教鞭之前，我从没见过他。我甚至都不曾记得是否同他所执教过的球队踢过球。在足球界，球员凭着声望认识自己的老板：所有议论都是围绕着这位最佳教练。他的声望以及他所赢得的座座奖杯告诉我们：这位新任主帅值得尊敬。就球员来说，我们知道自己该知道的，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他在足球上所取得的成就。我们集训为参加他上任后的第一场比赛。在维拉公园和西班牙队的友谊赛之前，我第一次见到埃利克松先生。我们到达球队下榻的旅馆时，有人捎口信说他想见我。彼此只是寒暄几句，然后他让我了解他计划如何接掌教鞭。斯文在全国范围内观看过不下数十场比赛。在他接手后的第一场比赛之前，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一位谎称凯文·基冈的电台音乐主持人给他打进的恶作剧电话也弥漫在曼联的空中。其中一个问题与我有关：他会不会仍然让我当队长？而斯文回答说：会的。当然我并没有轻信；我在第一次集训的那一周内一直在担心，非常担心。我很幸运，几乎立刻听到我迫不及待地想听的话：“你仍然担任队长，我觉得你会是一位出色的国家队队长。你的球踢得相当不错，其他人也很尊重你。如果有人怀疑，你要用行动证明，他们错了。”斯文对我和对其他球员提出要求，说的非常简单。他希望英格兰队踢精彩的、赏心悦目的足球。不过，他电希望我们踢实用足球。训练很轻松，特别因为开始时史蒂夫，麦克拉伦、彼得·泰勒和萨米·李都是教练组成员，所以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斯文很镇定，放手让人们做他想让他们做的事，而只是在他需要发表意见时才参与进来。他在做这些的时候，球员们都静静地听从。抛开他的声望不说，单是他的仪态便令人曲然而生肃然起敬之情。球员们很快知道，英格兰的主教练找对了。规矩简单明了，没有人会弄混。我们得到成人般的待遇、尊重还有对自己负责的期望。我相信每名英格兰队球员都将用实际行动来回应。尽管只是一场友谊赛，维拉公园球场仍然充满紧张的气氛，这毕竟是新的一页，不是么？我们以3 比0 大胜西班牙队。我们心里都很清楚，下一场世界杯或（外围赛）才是真正的考验。在输给德国队且在赫尔辛基与对手打平之后，安菲尔德球场与芬兰一战意味着要么取胜要么完蛋。如果不能全取3 分，我们很难打入附加赛，更不用说从小组直接出线。这是一场真正的竞争性比赛。作为一支球队需要拿出点真东西来；从个人的角度，作为英格兰队的新任队长，我觉得自己也必须拿出点真本事来。在维拉公园体育场，尽管球队踢得不错，但我对自己不太满意，或许因为只踢了上半场的缘故。在安菲尔德球场，即使在开球之前，感觉也完全不同。赌注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怦然心动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在温布利球场关闭后，我们开始在全国的各个俱乐部球场进行英格兰队的比赛。所有人都知道安菲尔德球场的气氛热烈，但是没有入能确定利物浦的主场会如何接待来自曼联的球员。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不管是利物浦的支持者还是来自全国的球迷，在开球之前从看台上传来高唱我名字的声音使我脖子后面的头发都竖起来。这让我感觉棒极了，而更重要的是，它给你一种感觉：所有的人都集结在英格兰队左右，都团结在斯文周围。开场不久，我们满场飞奔。我们创造着机会。球队精力充沛，传球精准，感觉非常好。随后，芬兰队破门得分：球从加利·内维尔的膝盖弹起，越过戴夫·西曼。运气球，但这意味着我们0 比1 落后。天哪，别，可别再这样！随后，就在半场结束前，迈克尔·欧文打进扳平的一球。全队在进入终场休息时气势高涨。我们信心十足，尽管我们的球迷可能并非如此。下半时，我们回到场上。我攻入制胜的一球。球从左侧传到禁区的前沿，我先用脚将球卸下来，角度正适合射门。找拔脚就射，球从一名防守队员身下穿裆而过，直挂球门远角，这是我为英格兰队直接打门打进的第一粒球。我兴奋地打着旋，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正在边线附近热身的泰迪·谢林汉姆。我像炮弹一样发射出去，骑在他的背上欢呼。临近结束时，戴夫·西曼扑出一粒险球。在大赛中，他似乎总是这样。我们还有破门机会。不过，我的射门带来胜利：这种感觉更加美妙。我们必须击败芬兰队才能赢得一线生机。在慕尼黑与德国队的比赛是5 个月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我们必须紧紧咬住。我们还要跟希腊队和阿尔巴尼亚队在或（外围赛）中碰面，还有友谊赛。斯文信任从彼得·泰勒手中接过的年轻队员，年龄在25岁左右或以下的整整一代球员，他给我们时间和比赛机会，让我们树立信心。开始几个月，感觉事情的发展有点像曼联的味道，现在仍是如此。我并不是说因为球队中有我、加利、菲尔、巴特和斯绍勒。很难说清楚是什么将一支成功的队伍组织起来。人所共知的因素：杰出的球员，优秀的教练，良好的管理。当然，将独立的个体组成一支队伍，还需要其他一些东西。尤其是在国际大赛中，球员来自全国的各个俱乐部，一起生活、一起踢球、一起赢球和输球的感觉截然不同，尽管存在伤病、俱乐部状况不佳以及除比赛前的寥寥几天之外几乎没有训练的时间等诸多因素，一名具有国际水平的教练必须尽量使球队向前发展。球员们尽力而为，而且正像我所说过的，或许球队的年龄起到一定作用。然而，斯文的作用值得称道，至少他营造出一种在以前的英格兰队中不曾有过的良好的团队精神。曾几何时，我们聚在一起时，你马上就知道谁和谁合得来。派别根据球员的年长和年少或根据球队之间的敌对关系而划分。我们和其他球队一样不怎么地：曼联的球员一向以不合群而著称。现在，情况大为改观。我想说现在的英格兰队队员之间有一条真正的纽带，一种真正的相互尊重；这种纽带使得我们踢球时的感觉截然不同。斯文接管后的短短数月中，我们都感觉到它慢慢滋生出来。新教练对待他的队员的方式也与原来迥异。我仍记得2000年春天在或（外围赛）间隙，我们在普莱德公园球场以4 比0 横扫墨西哥队。在那场凝聚着英格兰队新精神的比赛中，有那么一刻，让我产生—种我们到慕尼黑击败德国队直接进军次年的世界杯的感觉。比赛开始不久，一名墨西哥防守队员从后面将我铲倒。伤得并不严重，我还是一瘸一拐地继续参加比赛。然而，在大约1 分钟左右，史蒂文·杰拉德就把这位球员铲倒，他在地上翻滚着，先触到球，没有犯规。照顾你的同伴，这是我在曼联队踢球时再熟悉不过的态度，这是一种你在所有攻城拔寨的队伍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氛围。在雅典，我们击败希腊队；在地拉那，我们将阿尔巴尼亚队斩于马下。至少我们很可能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参加附加赛，从而进入次年夏天的世界杯决赛阶段。如果想以小组第一的身份直接进军日本和韩国，我们知道必须在慕尼黑获胜。而且，尽管在斯文的调教下一切井然有序，我想不会有多少人认为我们有机会赢球。毕竟，没有人在德国的土地上战胜过德国队，不是吗？要看这次了，但人们的期望并不高，这样我们身上的压力也减轻了不少。我们并不太担心球迷们是否会失望，但教练一直坚信我们能赢得比赛。斯文绝不是那种在比赛之前向媒体口出狂言的人，但是自从担任主教练后，每次被问及与德国队的比赛时，他总是说他认为我们有能力获胜。或许，在随后的几个月内以及9 月1 日比赛临近的日子里，他的自信在不知不觉之中灌输到我们的脑海里。赛前的那个周五之夜，在慕尼黑下榻的宾馆用晚餐的时候，我环顾四周，用心地倾听着人们的谈话，回想是否曾有一支英格兰队的心态如此积极。我对第二天的比赛心存疑虑，那是关于自己是否能适合出场。我在晚些时候回到房间，跟我的朋友戴夫·加德纳聊天。他问我明天我们的表现会怎么样。跟其他球员泡在一起的几个小时使我深信：“我觉得我们能赢！”国内的人们或许并非同样有信心。不过，如果不能确信，我是不会告诉戴夫的。而且我想上场比赛，亲身体验我认为即将发生的故事。我担心自己在代表曼联队跟阿斯顿维拉队比赛时所受的腹股沟拉伤不能及时痊愈。起初似乎并不像自己感觉得那么严重，所以我和其他队员一起参加英格兰队的训练，尽管我并不适合跟他们一起训练。我有一周的时间接受治疗，希望及早恢复，这几天的每分钟都觉得那么漫长。作为队长，情况更糟：我得参加所有的活动。不过，我终于第一次能够和其他人一起在体育场内活动，在那个周五晚餐前的傍晚时分。提前半个小时，英格兰队医疗小组的加利·列文和阿兰·史密斯一起检查我的恢复情况：跑动，转身，踢定位球。心理感觉微妙，尤其是大赛在即时作为球队的队长。一方面，你想充分伸展以确信自己足以上场比赛而不让任何人失望；另一方面，因为不想在最后一分钟倒下而失去机会，你又不得不有所收敛。不管怎么说，加利和阿兰很高兴：我一切正常可以参加比赛。感觉棒极了：球队的其他队员也是状态极佳。此时此刻我希望我们能阻止德国队队员。我几乎是在等待着队员们的紧张和吵吵闹闹，但是小伙子们在早餐时还是像前一天晚餐时那么信心十足；而且，即使在开球前一个小时的更衣室内，每个人都显得气定神闲。我们出场进行热身，一切如常。一切，当然不包括我的伤势。我仍然放心不下。我知道自己想踢球，但是我必须服从于球队的利益。尽管那几分钟的跑动和伸展都让我感觉到不太舒服，但我还是深信我可以上场。时间到了。在通知进场比赛的铃声响起前一两分钟，斯文让我们都坐下来。他的话非常简单，但字字如锤，敲打在每个人心坎上：“去吧，尽情享受足球。要自信：他们虽然强大，但我们比他们更强大。好好踢。3 分。”斯文每次的结束语总是“3 分”。我站起身来，带领球队走进通道。医生事先告诉我用一副绷带裹住短裤，既可以保暖又可以作支撑。即便是站在通道里，我知道自己同意打上绷带是错误的。我踢球时，所穿的东西必须让我感到舒服：不仅仅是鞋，还有其他行头。如果起泡，我不能在疼痛的脚趾上再穿一双袜子或贴上橡皮膏。可能是心理作用，但我知道对我来说这确实不一样。在等待着参加这场重大比赛时，我感觉自己好像被这些东西捆绑着。尽管如此，此刻的确不是调整心理的最佳时间。我们开球，然后马上落后一球。卡森·扬克尔为德国队破门得分。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打住对自己感觉不对劲儿的担心。伤势没有大碍，但是裹住的短裤让我烦恼。如果腹股沟会拉伤，那就让它拉伤去吧。我一瘸一拐地走出边线，将其扯下来。有家报纸拍下我在教练席边撕扯的照片，然后在次日用幽默的标题登出：《英格兰队队长一更换短裤，赢得比赛》。摆脱束缚之后的确不同，我马上感觉好多了，更加自如，跑动起来更容易。在比赛的剩余时间里，我全然忘记了伤痛。通常情况下，—球落后是再糟糕不过的开局。德国队一球领先之后，你可以想像得到他们会坚决防守，然后反击。在温布利球场时就是如此，不是么？而在这里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我们一点都不担心。没有人被吓倒，没有人有别的想法，感觉就像在曼联时在德尔·阿尔比体育场的比赛，当时我们。比2 落后于尤文图斯队，但后来我们以3 比2 反败为胜，挺进欧洲杯决赛。迈克尔·欧文确实发动起来了。他情绪控制得很好，但在开球之前我已经看到他眼中的热情。现在，我们落后时，他的叫喊声回荡在每个人的耳边：“加油！我们会赢的，我们会打败他们。”我们都知道他是对的。5 分钟后，迈克尔打入扳平的—球，他的帽子戏法的第一粒；而后我们乘胜追击。我们就是那么自信。我想德国队感觉到这一点，他们的神经开始紧张起来。世界上最优秀的守门员之一的奥利佛·卡恩经历着最糟糕的夜晚。结果就好像是那种少有的比赛：你能想到的，你都能够做到。在上半场结束前，史蒂文·杰拉德攻进绝妙的一球。球从球门外20多码处飞入网窝，这是他为英格兰队贡献的第一粒入球。更妙的是，球在最完美的时间入网。如果比赛咬得很紧，在半场结束时取得领先会使进球的—方占有相当大的心理优势。虽然因伤错过不少或（外围赛）场次，但是史蒂文在那个晚上在慕尼黑如愿以偿。有他在球队中，我们的攻防更加平衡。尽管还年轻，但他就像罗伊·基恩和帕特里克·维埃拉一样：不停地抢断，不停地跑动，既能传球，又能射门。他稳坐中场。有史蒂文·杰拉德在场上，英格兰队很少输球，这决非偶然。我不知道其他球员怎么样，但我在中场休息时比开赛前更加紧张。我记得2 比1 领先后，走进更衣室，不知道下半场45分钟如何去做。上半时结束后，斯文总是让每个人都进来休息5 分钟：坐下，松开鞋带，喝点东西，做你该做的事。球员之间马上开始交流起来，每个人都在想：“下半时我们是尽量防守而保住2 比1 的比分，还是继续进攻争取再打进一球而赢得比赛呢？”我想我们都知道不需要做任何改变。斯文也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还可以进更多的球，相信防守队员的能力。下半时踢球恍若梦中。开球后不久，迈克尔攻入个人第二粒进球。然后，第三粒进球。然后斯科尔斯传球，埃米尔·赫斯基又打进一球。记得在埃米尔进球后，我回头向替补席看人们的反应，我猜想，看台上所发生的一切同样会在国内的电视机前发生：替补球员和教练员跳了起来，相互拥抱。你能从人们的嘴唇上读出声音：“5 比1 ，对德国队，在德国本土！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比赛还剩下20分钟。在足球天堂的20分钟。太奇妙了：第5 个球的攻势由我发动，我在比赛中也尽职尽责，我并不像有时在代表英格兰队踢球时那样在决定性事件中冲锋在前。踢着球，我感觉好像自己居然有闲心来欣赏比赛。我是队中的一员，但是我欣赏着身边队友的精彩表演。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控球。我们就是这么做的，让德国队越来越紧张。我们不是在卖弄：我们的队员并非那种揪住别人的鼻子拨弄和恶作剧的人。然而，我们不停地相互传球；只要我们这样做，他们就摸不着球。我们也不再耗时间。我们觉得我们想打德国队10比1 ，而不是只进5 个球。吹响终场哨声后，裁判皮尔路易格吉‘科利纳走过来索要我的球衣。他肯定知道自己见证着历史的创造。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裁判，我非常开心。毕竟，没有几个德国队员有心情交换球衣。在我同意与他交换时，我觉得科利纳非常高兴。然后，我想做的就是跑向英格兰球迷。成千上万的英国球迷来到慕尼黑，使得下半时听起来好像是我们在国内打比赛。除了极少数闹事者，球迷随我们东征西杀，给我们以巨大的支持。我敢肯定地说，在奥林匹克体育馆内的每一名英格兰球迷都能向你诉说，他们过去不知身在何处的可怕旅途以及对英格兰队可怜表现备感失望的故事。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输给像德国队和阿根廷队这样的对手时的感受。这些球迷，就像我们一样，值得在奥林匹克体育馆，品尝5 比1 的胜利果实。我敢肯定，对于球员来说，那个晚上，成为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一个回忆。回到更衣室，我发现自己几乎说不出话来，就像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内被迫一根接着一根地抽了20支雪茄，嗓子里直冒烟。我知道．自己在比赛中说过不少话，也没少叫喊，是不是还与英格兰球迷一起在下半时放声歌唱了呢？更衣室内的气氛非常美妙：我们无比骄傲、无比高兴，但我们在场地内已经蹦得够多、跳得够多的了。此刻，非常平静。有些球员在接受按摩；有些在冲澡；而其余的人，像我，坐在那儿，慢慢脱着行头，喝着水，在品味着这一刻。不用斯文提醒，我想所有英格兰队的队员都已经在考虑‘卜一场比赛，4 天后对阿尔巴尼亚队。那些没有考虑的人都在听着像加利·内维尔这种人谈论着，刚才所发生的事非常美妙，但如果我们下周三在圣詹姆斯公园球场不能取胜的话，今天的一切就没有任何意义。在德国1 、英格兰5 这样的夜晚，你生活在足球世界里，不管是球迷还是球员。尽管如此，从一场比赛到另一场比赛，将历史和辉煌放在一边，对手是谁并不重要。胜利总是意味着同样的东西，正如埃利克松先生听说：又一个3 分！我倚墙斜坐，陷入往事的回忆。想起一年前的周六下午，在阴雨绵绵的温布利球场，我们。比1 输掉了比赛，凯文·基冈在更衣室内对我们说：“我已经尽力了”；想起媒体和不少球迷，在世界杯之旅尚未开始之前就断言我们的失败。在心灵的深处，某种东西推着我，即使推到那个时候，我也不同意投机商入的看法。输给德国队，的确是一个打击。对我个人而言，对于英格兰队，我当时感到失去凯文，就好像走到世界的尽头。然而此刻，11个月后，我们几平将我们的对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如果凯文继续留任教练，会是什么结果？天知道。我对他的执教能力深信不疑。看看他在过去几年中在曼城队所取得的成就吧。对于他的人格，我无比地敬重。有时候，变化并不按照人们的意志转移，我们都得面对现实。我喜欢在凯文的率领下为英格兰踢球，但这一年是在斯文·戈兰·埃利克松的麾下，作为国家队的队长为英格兰效力。新教练挽救了新一代英格兰队员，并为我们提供作为一个团队向前发展的机会。虽然斯文和阿莱克斯·弗格森在对待球员的方式上大相径庭，但是他们在尝试打造一支成功的球队上却惊人地一致。就英格兰队而言，在慕尼黑的表现和比分，充分证明这位瑞典人的改变有多么成功。 第十章 足球作证“难道那天真的不属于我们吗？”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件事迟早要发生，尽管没有多少人真正确信。老头子在1999年签下那份新合同后不久，就宣布那将是他和曼联队的最后一份合同，并且2001—2002赛季将是他在曼联队的最后一个赛季。他的理由似乎显得很充足：他需要放松，作为一名苏格兰教练，他已经在老特拉福德工作了20多年。他想去旅游，他想和家人们在一起，他也许想花更多的时间待在赛马场里。甚至在他成为著名教头之前，我们就知道他对赛马的喜好程度丝亳不亚于对足球的热爱。我在曼联队的最后那段日子里的某一天，他带全队去切斯特赛马场玩了个遍。那的确是个很开心的下午。尽管那是在2003年的4 月底，也就是我在老特拉福德的最后一段日子，我仍然在那几个小时里感受到了全队的那种凝聚力，那种感觉和我以前的感觉同样美好：当时球队真的好似一个和睦的家庭，老头子那天也玩得非常开心，你会情不自禁地融入到那种氛围中去。当弗格森最初对我们每个人提起退休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那是件很遥远的事情。但2001年，这件事被越来越频繁地见于报端。有传言说他将会成为俱乐部的一名特使，出访远东地区。还有的报道说他和董事会闹了矛盾，他甚至声称要和俱乐部断绝一切关系。队员们其实并不比记者们知道更多的内幕推测。直到那个对于弗格森而言的最后一个赛季开始，直到他坐下来告诉我们，他将要在次年的5 月离开俱乐部的时候，整件事才开始浮出水面。可一旦一个新的赛季开始了，教练退休这件事便不再是队员们每天都在更衣室里考虑或者谈及的了。我认为，我们当中并没有多少人已经开始想像没有阿莱克斯·弗格森负责的曼联生活。球员和教练仍有争吵，我保证我绝不是这其中惟一的一个。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当你陷入和上司争吵之中的时候，你就会企盼他不是你的上司。尽管大多数时候，如果你问任何一名曼联队的队员，他都会告诉你，为弗格森工作就意味着为世界上最好的教练工作。在我还是一名十几岁的少年，第一次离开家来到曼联队报到的那一天，弗格森就知道我的名字，他甚至还知道我的父母和姐妹们的情况，他似乎知道我所有的事，他让我感到自己很受欢迎。我仿佛是离开一个家庭而加入到另一个家庭之中。对于任何一名教练而言，这都将是个优势，就是让你的队员们感到教练知道、了解并且在关心着他们。我们可以看看老头子是如何追逐路德·范·尼斯特鲁伊的，他在范尼韧带断裂养伤期间始终和他保持着联系。弗格森还总是安慰范尼，说他最终肯定能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员们往往很认同这种情义。毫无疑问，范尼后来在2003年用他的所有入球报答了弗格森并帮助球队赢得了联赛冠军。弗格森很善于让新加盟的球员从第一天起就能感受到回家的感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一旦那种关系确定了，你就决不会感到他会收回这种恩惠。曼联的主教练就像一位父亲，在这里保护你，给你建议；并且只要你还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只要你还是俱乐部中的一员，他就会为你指点迷津。无论是新秀还是已经成名的球星，弗格森都能让他们感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并且他确信，他的队员们能认识到这个俱乐部的与众不同。曾经有这样一些球员，比如德怀特·约克和贾普·斯塔姆，他们对球队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他们突然发现自己被排除在球队之外了，并且没有了退路。原因在于他们曾经说了或是做了一些让弗格森认为对俱乐部不利的事情。尽管最终我也被证明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那是在2001—2002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我从没有想过会发生那些事情。从名声上来讲，曼联主帅是个既暴躁，又令人同情的人，而且他通常是从早到晚两者兼具。可是谁又不是这样呢？那些更衣室外面的入，永远无法看到弗格森在更衣室里是如何激励队员的。他们也同样无法看到弗格森如何与队员们开玩笑。当弗格森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时候，他在球队面前会显得很放松。一场大胜之后，在球队喧闹的更衣室里，他会比所有的入笑得都灿烂。我承认弗格森在大多数时候和队员保持着一种职业的距离，这是一种正确的做法。他使自己和所有队员保持同样的距离，虽然他对待那一两个特殊的队员，比如埃利克·坎通纳和罗伊·基恩，还是和对待其他队员不一样的。很少能有人像弗格森那样对足球理解得如此透彻。这意味着无论球队在赛季中或在比赛中处于什么样的情况，所有队员都坚信他知道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他知道他拥有改变事情结果的能力，并且他从来都不怕改变，甚至当最该做的事就是什么也不做的时候，他也从不在意别人会对他的做法说些什么。我认为所有人都听够了关于“弗格森的吹风机”的事。这件事经常被入提起，你可由此想像出那就是曼联队更衣室里一贯的生活。那些在老特拉福德外面的人最应该理解的，是俱乐部内部的入已经知道的一个道理：即老头子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他在特殊时刻认为对球队有利的事。我还记得一场很惊心动魄的比赛，那是2001年在白鹿径，英格兰队迎战希腊队的前一周，那个下午我太激动了。我有史以来第一次被任命为曼联——线队的队长。老头子用他最典型的方法让我知道了这件事情：在比赛前一天的晚饭前，在球队下榻的饭店里，他把队员比赛时需要的门票交给了我。要知道发放这些门票可是队长的任务。我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就开始激动起来，而教练却已经从屋子的另一端离开了。我太自豪了，尤其是我知道将会和父母一起看比赛，尽管祖父仍是一名热刺队的球迷。作为队长这件事本身已经足够让找记住那个下午了。所以我仍然记得那场比赛。我打赌其他人不会像我这样记得。当时发生了太多的意外。半场结束的时候，结果是这样的：3 比o ，热刺队领先，这的确重创了我们。你可以想像得出我们的教练，面对他的队员如此糟糕的表现，将会用何种方法来唤醒他的队员们。你可能想他也许会陷入疯狂。可那个下午，教练进入更衣室后是如此地冷静。那里没有互相责怪。那里没有一句过激的言语。我坐在地板上，盼着比赛还不如结束算了。我看了看周围的同伴们，他们都低着头，有同样的感觉。我们的教练只是走了进来，坐在那个来伦敦时用来装球队队服的塑料桶上。他说的话并不多：“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要再失球了。”但他太了解他的队员们了，并且对他们充分地信任，所以他让我们自己以他所期盼的方式来反思。我确信当时我们当中很多人突然理解了教练的真正意图，我们知道教练的意思：我不想就这样输给热刺队。我们走出更衣室去进行下半场比赛，安迪·科尔不久就进了一个球，并且我们最终翻了盘，以5 比3 赢得了比赛。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惊心动魄的45分钟比赛。当你以为弗格森，或是换了任何一位其他教练会大发雷霆的时候，弗格森在中场休息时表现出冷静和对我们的抚慰，这确实太重要丁。弗格森是个很严厉的人，但是在我作为曼联队员的大部分时间中，他总能给我们更多的自信。正如我上面听说的那样，我们的教练能让他的队员感到自己与众不同：当他告诉你，你在比赛中或在训练中做了让他感到高兴的事的时候，这些话语确实很起作用。我不太清楚他对于我在国家队中作为队长的表现评价如何。他当时从没对我提及过这件事情，尽管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一些话语。他说他并没有指望我成为队长。也不肯表明让我作为队长是否是个好主意。但在世界杯预选赛期间，当我们击败德国队之后，他对我说了下面这番话：“你让我感到惊讶。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球员。也许会是一个更出色的人。我从没想到过你会成为队长。”老头子的这番话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就好比我小时候，当我听父亲说，他为我做的某件事而感到高兴的时候的心情一样。这就是弗格森与队员交往的方法，他让他的队员们时刻注意到，他会在球员需要鼓励的时候鼓励他们，也会在他的球员自恃过高的时候让他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当我最初成为一名—线队的正式球员的时候，我的球衣号码是24号。第二个赛季他把10号球衣给了我。这对我来说的确意义深远，因为丹尼斯·劳尔和马克·休斯此前都穿过10号。也许正是这件球衣光荣的历史成为我穿着它进了许多球的动力。尽管，我仍记得球队引进谢林汉姆的那个夏天，弗格森费尽周折给当时正在马洛卡度假的我打了电话，告诉我，谢林汉姆穿走了我的号码。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任何选择和争论的余地。我记得当时我对加利·内维尔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非要打电话告诉我这些？难道他只为了毁掉我的假期吗？”我陷入一种不知昕措的状态中，试图找出自己做错了什么。然而，一个月后，球队重新集结进行赛季前训练的时候，他已经为我准备了一件新球衣：7 号球衣。教练竟然把埃利克·坎通纳的球衣交给了我。那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彻底打消了我所有的疑虑。在每场比赛前的准备会上，教练总是细心地对待每名队员。在更衣室里，无论是在一场冠军联赛还是一个赛季前的热身赛前，他都确信我明白他对我的期望。他还会给我需要的信息和建议。他把尽可能多的时间用来和他的队员们待在—起。他会告诉我们，每名队员可以为球队带来的价值。到2001年秋天为止，我已经和弗格森相处了很长时间，但他的经验意味着我每天仍要向他学习很多东西。看—下他在曼联以及早些时候在阿伯丁队时的记录，那些在记录中没有体现出来的弗格森思想变得有些习以为常了。就如同俱乐部内外所有人想的那样，我也觉得很难找出一个人来代替弗格森。俱乐部周围有一些优秀的教练，并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比如马丁·奥尼尔和吉奥瓦尼·特拉帕托尼，甚至斯文·戈兰·埃利克松，都被曼联队考虑过。但在老特拉福德工作需要的东西远比一张简历多得多。将来任何来曼联执教的新教练都要像弗格森那样，具有一种使命感。这就是许多入都非常钦佩弗格森的原因。弗格森也凭此让许多人兴奋不已。对于弗格森，我永远不希望他对我说那些话或做那些事。但对于俱乐部，我希望它能永远接纳弗格森说的话和做过的事。弗格森彻彻底底地属于曼联。任何关心曼联队的人，任何真正领悟足球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甚至就在我们夺得三冠王之后，尽管他知道这对于我们球员来讲是个多么大的荣耀，他还是立即开始准备下个赛季的工作，准备今后球队需要的东西，去想方设法把今后的比赛踢得更好。为老特拉福德赢得荣誉是我们每个队员前进道路上最大的动力；像我、内维尔兄弟、保罗·斯科尔斯、莱恩·吉格斯和尼基·巴特，都在球队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15年。可我们的教练，永远是我们所有人当中最警醒的一个人。他从来不固步自封，他时刻专注于下一个挑战。我要说，对于我们的成功而言，弗格森对工作的专注比其他任何因素都重要。他并不经常在公众场合发表言论，可我们所有队员都清楚他对我们取得的成就心中有数。拿我来说，我确信弗格森能认识到我将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永远不会在曼联队碌碌无为地过日子。总之，我是一名曼联队的球员。自从我来到老特拉福德的那一天起，我就理所当然地为弗格森工作。2001—2002赛季早期，球队的状态很不稳定。许多权威把症结归结到弗格森的去留问题。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谣言，比如有一种说法，是弗格森后悔把他退休的消息告诉我们，因为这样使他在队内失去了权威。我可以发自内心地说，这绝不是真的，没有队员希望弗格森离开球队。我们—旦进入每周毫无例外的训练、比赛的赛季生活的时候，教练在次年5 月要离开这件事并不会影响我们什么。这绝对不能成为我们输掉比赛的借口。我的惟一疑虑就是由谁来顶替弗格森。我当时正在和球队谈一份新的合同，我担心我和新教练的关系也许不如和老头子那样好。就算我是个曼联队的支持者，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促使我离开伦敦而加盟曼联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弗格森。甚至关于我未来道路的选择的疑虑也从没有影响过我在曼联的比赛状态。其实球队当时的不安气氛与夏天失去史蒂夫·麦克拉伦有很大关系。我已经给过史蒂夫·麦克拉伦教练很高的评价。2001年6 月，他离开曼联队成为米德尔斯堡队的主教练。即使当时弗格森要离开曼联，我也不认为史蒂夫会确信他自己将替代弗格森。史蒂夫只是想成为候选入之一。我认为肯定有一些幕后的会议已经做了决定，结果也许很清楚，史蒂夫并不是未来的头号候选人。所以当米德尔斯堡向他发出邀请的时候，没有人会惊讶他的接受。球队的所有入，包括弗格森在内，都祝愿他在米德尔斯堡能工作顺利。在那个赛季里，弗格森仍然土持着每天的训练，他仍旧是球队当之无愧的教练。弗格森并没有因为退休的事而变得松弛，反之他在2001—2002赛季中更加投入。但史蒂夫也确实是名伟大的教练，和他在一起的合作令我感到很愉快，我们在战术上也很合得来。他是我遇到的教练中最善于和队员交流的。他在曼联工作的两年中得到下和在国家队工作时同样的好评。当然，我在国家队的日子里还有机会和史蒂夫合作，在2002年世界杯之前，他同时担任国家队和米德尔斯堡的工作，我们会在慕尼黑迎战德国队时重新走到一起。那场比赛4 天后，我们将在圣詹姆斯公园球场迎战阿尔巴尼亚。史蒂夫一直在给全队打气。埃利克松也是如此。其实在5 比1 大胜德国队后的周三夜晚，所有入都认为能铁定拿到另外3 分。但我们还是和往常一样地准备着那场比赛。然而事实证明，主场迎战阿尔巴尼亚的比赛比对德国队还要困难。因为我们太疲劳了。大家对我们又有了许多悬而未决的期待（直接小组出线），尤其是看到了在慕尼黑发生的一切之后，便可以这样想，如果我们能在客场以5 比1 击败德国队的话，我们就能击败任何对手。最后我们击败了阿尔巴尼亚，但比分很接近，场面也不很好看。阿尔巴尼亚的队员们早就做好了被淘汰出世界杯决赛圈的准备，他们不用担心失去什么。他们在比赛中时刻保持着充沛的体力。看得出来，他们踢得很开心。而我们却不是。我最想说的就是比赛结果。我们以2 比O 赢得了比赛，拿到了3 分。接下来的比赛就是在老特拉福德迎战希腊。这是击败阿尔巴尼亚后我们面临的最后一场世界杯外围赛了，当时我们以净胜球的优势领先德国，排在小组第一位。每个人都感到如果我们能在下一周就迎战希腊队，那不会是一场艰难的比赛。尽管我们都很疲劳，但是对自己迎战阿尔巴尼亚时的表现的确很失望，所以我们想在下—场比赛里来重新证明自身的实力。我想如果就在那个周六，我们就如同在俱乐部比赛时那样迎战希腊，我们肯定能获胜。可是赛程安排却是一个月后迎战希腊。接下来的一个月，所有国家队的队员都要竭尽全力为各自的俱乐部比赛。这期间有许多关于一个月后那场比赛的疑问，因为那场比赛可能会左右整个英格兰的夏天。几周过后，国家队重新集结，离与希腊比赛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全队周日在曼彻斯特郊区的马里奥特饭店集合。似乎我们在那里心绪不安地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希望下个周六的那场比赛能早点到来。无论在饭店内还是在训练场，所有的入都在谈论着那场比赛的重要性和英格兰若能直接从小组出线意味着什么。我们能赢吗？平局能确保出线吗？净胜球会是多少？这些问题真让人感到窒息。最重要的在于如果英格兰能击败希腊，则德国队的所有努力都将化为泡影。这就是我们需要全神贯注的那方面。而所有媒体和球迷们似平认为困难的比赛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铁定出线了。我们还要忍受5 天的精神压力。周六终于到来了，这时候我们感到压力是前所未有的。我也同样地紧张不安，但我比其他队员有更多的方法来克服这种心理。首先，这场比赛在老特拉福德进行。我最近—次在这个球场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出场是在1997年，当时我们迎战南非队，那次我是替补上场的。可现在，2001年10月6 号，我以英格兰队队长的身份在这里比赛。谁又不期盼着那一时刻的到来呢？第二个原因就是英格兰队将身穿全白色球衣进行比赛。在那一周里，球队负责球衣的管理员问我．他是否要请示埃利克松让球队穿上全白色的球衣。曼联队的客场队服、国家队的队服甚至还有皇家马德里的队服都是白色的，于是得出一个结论：我总是喜欢穿白色队服。埃利克松同意了那个方案。我的家人也很期待着比赛的到来。我当时没能预见的就是那个下午，我将会在老特拉福德的运动员通道里遇到一个可爱的小姑娘。我从父亲那里第一次听说克里斯汀·霍华德这个名字。父亲在电话这样介绍她：“她是个可爱的女孩子，但是身体不很好。她周六和你一起进场，你可要照顾她—下。”我父亲受了英格兰足总的委托，所以他知道克里斯汀以及弗朗西斯儿童医院的情况，克里斯汀已经为医院募集了很多资金。电话内容就只有这些。周六全队抵达老特拉福德后，我在进更衣室之前先来到运动员通道去田‘克里斯汀。她和她的父母以及两个慈善机构的人正在那里等我。她很耐心地在那里站着，她很矮，但脸上却挂着灿烂的笑容。我甚至最先注意到她的笑容，而不是她背后的须臾不可离身的氧气瓶。我挨着她坐在台阶上，和她聊了几分钟：关于她如何与疾病做斗争，关于她出生后心脏和其他器官的先天性位置错乱。她向我解释，她是如何为弗朗西斯医院募集资金的，她目前就在那听医院接受冶疗。我问她现在是什么感受，在她回答之前，我身后有人说：“你愿意亲他一吗？”第一次，我见她有点不好意思。但她还是轻轻地亲了我脸颊，然后我们还相互拥抱。这时我该走了，我站起身说：“我们待会儿还会见面，不是吗？过会儿我们一起走进球场。”克里斯汀回头看了看我，并微笑着点头。我回到了更衣室。我似乎到了个好几英里以外的地方。更衣室里出奇地安静，我花了一两分钟才适应过来。这不太像是英格兰队。没有入愿意和其他人说话。只有埃利克松说：“我们要确保快速地处理球。”然而，那恰恰是整个下午全队没有做到的一点。铃声响了，我们比赛的时间到了。在通道里，我找到克里斯汀，拉着她的手。她的手简直小得难以想像，也就刚刚能够握住我的一个手指。她紧紧地抓住我。我问她是不是有点紧张，她回答：“不，没有。”我只能对她微笑了。“现在外面有65000 名观众在等着我们，他们都盼着我们能直接进入世界杯，如果你不紧张的话，你就是这里惟一不紧张的人。”“不，我不紧张。”她抬头微笑着看着我，这已足够表明她感觉很好。我们一起走进充满着欢呼和阳光的赛场。照相机的镜头都在克里斯汀走向球场中圈的时候对准她。我已用不着再问她感觉如何了。她显得极其优雅和镇定。我真希望英格兰的队员们也能向她那样冷静，她是整个老特拉福德里最冷静的人。她简直太棒了。从那个下午起，克里斯汀成了我和维多利亚的好朋友。我们尽全力帮她募集资金，但我不希望别人认为这是我们之间全部的交往“克里斯汀总能给人带来惊喜，她身上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你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你一点都感觉不到地是个重病在身的人，而事实上她每天都在与死神进行搏斗。你应该忽略她的氧气瓶，你应当忽略她的重病。你应该看到她身上的品质，看到她改变他人生活的那种决心，看到她脸上洋溢着的快乐。她是我所认识的最勇敢的人。我记得在2 阊2 年夏天，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上，我手举火炬跑进体育场，将要和克里斯汀‘—起去见英国女王。当我在跑道上奔跑的时候，我总是担心火炬上的火焰会突然灭掉，或者是我运动服的扣子突然脱落，或者我跌倒在跑道上。可当我见到克里斯汀的那一刻起，一切紧张情绪都不见了。就在那一刹那，仿佛整个体育场里就只剩下我们两个入：你看着她的眼睛，她回报给你的就是平静和鼓舞。她的微笑能把你从自己的世界带到她的世界里，她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大踏步地前进。英格兰队队长？尊敬的女王陛理？看台上数万名的观众？很高兴见到你。我叫克里斯汀·霍华德。这就是我们走向老特拉福德球场中线时的状态。整个礼拜，我都很烦躁。突然，我脑海里想的事情不再是比赛了。我不再想这个场合是多么的重要，以及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地拿下比赛。我只想知道走在我身旁的克里斯汀感觉是不是还好。她向她遇到的昕有人一一问好。她显得容光焕发。在我的记忆中，那个下午以遇到克里斯汀开始，以我的进球结束。克里斯汀离开了球场之后，我也开始提醒自己正在这里参加一场必须要赢的比赛。你在开球前不会清楚将要发生什么。开球后，我们发现希腊队真的很难对付。他们踢得很积极认真，尽管他们已经出线无望。我记得他们中的一两个队员试图研究什么战术，虽然他们没说希腊语，我还是听不懂他们在商量什么。他们踢得很出色，而我们却迟迟进入不了状态。队员们显得很紧张，观众们也发现了这一点。比赛越发平淡，似乎我们的队员觉得一个入球就足够了。可麻烦的是，大约半小时后，我发现英格兰队根本没机会破门。10分钟后，灾难发生了：希腊队率先进球了。这是我们松散的防守所致，在上半场剩下的时间里，我们根本找不到比赛的节奏。本来一开始全队想取得胜利以确保直接出线，可现在我们不得不期盼着平局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机会。半场休息的时候，埃利克松并没有发火。“我们需要加快比赛节奏。我们一直在等机会来找我们，而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主动去寻找机会。”果然下半场开始后场面有所改观，但是并不大。队员之间没有交流，我的头脑里也只想着去抢球。我心里很愤怒，对自己愤怒，对正在把我们推向深渊的希腊队愤怒，对我们自己造成的这种局面愤怒。球场里显得那么燥热，那么死气沉沉，英格兰的队员们显得无精打采。我想，指望别人帮助是行不通的，你必须自己改变命运。在那种情况下想一些关于队长责任之类没有用，简单地说，冒险的时候到了。于是如果我在自己的位置上拿不到球，就跑到其他位置去争抢。我记得当时加利·内维尔冲我喊：“你应该站住位置。我们必须保持阵型，不然他们会再度破门的。”要是在其他比赛里，加利的话也许是对的。但是在那个下午与希腊队的比赛中，我已经不能听加利的话了。我试着带球突破并且造成了对方两次犯规。可就是那样一个下午，无论我怎么努力，踢出的任意球要么偏离球门，要么高出球门。似平所有事情都朝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至少截止到下半场前20分钟是这样。希腊人继续保持着攻势并且又一次差点破门，如果他们真的再次得分的话，我们就真的落入深渊了。这时门将尼格尔·马丁把球从禁区里抛给在左边路的我。我敢肯定，当时加利一定在奇怪：他怎么会在那个位置？我带球过了一名防守队员，在对方禁区外10码的角旗附近准备晃过另外一名队员，这时裁判吹希腊队防守犯规，也许那并不是个犯规。可那个角度对于任意球直接射门来讲太偏了。这时泰迪·谢林汉姆准备换下罗比·福勒。就在我等待换入完成的时候，我注意到草皮上有—张红卡片紧挨着皮球，我迅速把它捡起来扔到一旁。当时我太泄气了，以致把麻烦归咎到乱丢垃圾上。这时泰迪慢跑着经过我，他说：“注意我的位置，就注意我的位置。”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们一起在曼联队踢了很多场比赛。我把任意球踢向一个空当位置，我知道泰迪会在那里出现。他需要做的只是碰一下皮球，他知道皮球的运动轨迹。结果球越过对方门将飞入球门远角，我们终于追平了比分。但是仅仅过了一分钟，似乎我们还没有结束庆祝的时候，希腊队突破后再入一球。难道那天真的不属于我们吗？我们正向着加时赛前进。我像被冻僵了似的站在那里。我看到其他队员都同时垂下了肩膀，大家的脑海里划过了同样的念头。我们继续比赛，当然，你必须得把比赛踢完。但是我们扦没有再得分。我们又获得了两次任意球，又是两次偏离门柱。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总是跑来跑去的原因。那场比赛我在任意球上受了太多的挫折，我获得了大约七八次任意球机会，结果竟然没有一次打在门框以内。比赛的最后一分钟，尼格尔没有时间做太多的选择了，他大脚把球踢到前场。谢林汉姆上前去争抢。他十得太棒了。找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被从背后推了—把，总之他又为球队赢得了—次任意球机会，位置就在希腊队禁区外左侧5 码的地方。我把皮球放在罚球点上。但谢林汉姆走了过来，仿佛他要来亲自主罚。“我来踢。”“不，泰迪，这距离对你来说太远了。”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事实并非这样。但是谢林汉姆抬头看了看对方的人墙后走开了，他还是把机会让给了我，我心里明白这将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连着做了两个深呼吸，试图让自己放松下来。泰迪则做着他以往做的事。他很善于这样做：站在对方人墙后面，他能找出对方门将的位置并且站住门将的前面，但是他并未把门将完全遮挡住，然后在我把球发出的最后一刻闪开，这时往往门将的空当就暴露无遗了。如果没有泰迪的那些努力，希腊队的门将很有可能及时做出判断并把球挡出去。而此时我只要全神贯注地把球射在门框以内就行了。我助跑，然后起脚射门，当我的脚触到皮球的—瞬间，我就知道，这个球必进无疑。那个下午在老特拉福德看球的所有人，那天通过电视看了直播的所有人，都会记得找在进了那个球之后有些难以白控。谢林汉姆飞快地跑到球门里把球拣了出来。而我却跑到一旁，和队友们庆祝起来，包括里奥·费尔市德、埃梅尔·赫斯基和马丁·基翁，我们甚至忘了我们离胜利还差一个球呢。当时那种感觉实在是太奇妙了，我并不是惟一的在那一两分钟内完全失去自我的人。马丁是个非常敬业且有趣的人。但我从没见过他的表情像那天那样：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些可笑，回想那天他的眼睛似乎都要从脸上突出来了。他紧紧地抱住我，一边笑一边喊：“太不可思仪了！这太不可思议了！这就是为什么你是男子汉！”但突然，我们意识到我们其实还需要一个人球。德国队同样在那个下午主场迎战芬兰队。他们上半场打成了平局：如果在曼彻斯特和慕尼黑的比赛都以平局收场，出线的还是我们。我激动得难以应付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了。我跑回到自己的半场，看到史蒂夫·麦克拉伦站在端线附近。我冲他喊到：“比分是多少？”“零比零。”“结束了吗？”“马上。”希腊队重新开球，并把球大脚踢向前方。我祷告着我们绝对不能再让他们得分了。球一出界，我对加利·内维尔喊：“那边发生什么了？如果他们也是平局，我们能出线吗？”加利在弄清楚我的问题后，点了点头。我们发界外球的时候，史蒂文·杰拉德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拿球。他仍然以为我们还需要一个人球。当他把球扔给我的同时，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子。我拿起球，把它尽可能高地踢向空中。我的所有队友们都朝我跑来。阿什礼·科尔已经被换下场了，但他还是穿过替补席向我跑过来，后面跟着其他队友们。我感到无比地自豪，因为我的任意球把球队带入了世界杯决赛圈。我们在体育场广播员宣布之前就确信我们已经出线了。“德国队与希腊队的最终比分是……”猛然间，整座球场陷入了一片寂静。我记得自己当时还打了个小冷颤。“……德国比芬兰，零比零。”老特拉福德球场顿时爆发出排山止倒海般的欢呼声，我以前从没听过这么热烈的欢呼，这种声音一直伴随着我们走进更衣室。这太奇怪了：人们那天都陷入了疯狂，震耳欲聋的看台以及教练员和替补队员们。但回到看台下相对安静的更衣室，大部分队员都安静下来了，甚至有点沮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踢得并不好，下午的阳光和刺激把球迷们折磨得够呛。我发现自己总回想着那些被我射失的任意球，而并不是最后得分的那个任意球。我们后来重新回到球场上来享受——下荣誉，这多少让我们的情绪得到了些恢复。我们可以自豪、可以激动，因为我们毕竟闯人了世界杯的决赛圈。对于老特拉福德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的狂热场景，我只有一点遗憾，就是迈克尔·欧文因腿部拉伤而不得不在电视里看比赛。我们应该让他也加入到庆祝活动中来，他在慕尼黑表演的帽子戏法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太重要了，那3 个入球把英格兰带到了他们想去的地方。老特拉福德球场主队更衣室的外面就有一部电话，我们回到更衣室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维多利亚打电话。她正在意大利工作，因此她没有看到比赛。她已经知道了比赛结果，她想让我告诉她现在的感受。我的心仍在不停地跳动，我体内的肾上腺仍在不断地分泌，我的嘴里感到干极了。每次当我很想讲话的时候，我的声音都会显得沙哑，并且什么都说不出。维多利亚很了解我：我轻微的喘气和嘶哑声已经足够令她了解这边发生的一切了。她也许并不十分了解足球，但她深深懂得足球对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且她也知道，那天下午与希腊队的比赛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父母随后告诉我，他们周围的球迷是如何庆祝的。他们说我不是惟一控制不住眼泪的人。那个下午，我很高兴地看到有那么多人在老特拉福德外面关注着我。这其中包括我的父母，他们也坐在球场外面，因为他们喜欢用这种方式来看比赛。我为托尼、杰奎琳以及布鲁克林，还有一位叫阿舍尔的美国R&B 歌手订了包厢。阿舍尔这次来是作为我的客人。当埃利克松最初接手英格兰队的时候，他很不喜欢赛前在更衣室里放音乐。事实上，他当时就把音乐关了。球员们都为他踢球，而且我觉得埃利克松肯定明白赛前我们的准备工作是多么重要。而那一年，我们更衣室里总是播放阿舍尔的歌。他在2001年推出了一盘新专辑，名字叫《8701》，所以他来英国为他的唱片做推销。他得到消息后很乐意和我见面，于是我邀请他来老特拉福德。我是阿舍尔的超级歌迷，现在仍是。那天比赛后我在球员休息室和他见了面，他一见到我就说：“大卫，大卫，这是我看到过的最惊心动魄的事。”我送给他一件签名球衣，我们还照了合影。他是幸运的。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足球比赛，你不会找出比那更具戏剧性的比赛了。遇到克里斯汀、比赛本身、我的进球、和我的家人在一起，以及后来见到阿舍尔……所有的事都那么令人高兴。另外，那天还有一个场景给我印象深刻。去球员休息室的路上，我沿着草坪路过老特拉福德的旧球员通道，那上面左边的楼梯下就是新闻工作区，当时有二十几个足球记者在那里写他们的报道。当我走过那里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起身为我鼓掌。接下来，所有的记者都站起身冲我鼓掌。这可是以前从没发生过的事。回想1998年世界杯后的那段日子，我不敢想像会有这种事发生。我希望那几个兄弟能明白，那个下午，他们让我感到很快乐。通常情况下，英国的媒体远没有阿莱克斯·弗格森那么严厉。当我回到卡灵顿训练基地，弗格森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从你回到曼联队开始，我希望你能极其刻苦地训练。”我对老头子很了解，所以我对他的话并不感到很惊讶，但那句话还是多多少少地触动了我。我开始恢复到高强度的训练中，所有其他英格兰国家队队员也是如此。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俱乐部的下一场比赛有些迫不及待了。我很喜欢比赛中那些令人难忘的时刻，但我觉得自己还不至于为此而难以自控。当我回到俱乐部训练的时候，我并没有指望队友们会走上来拍拍我的肩，然后夸我踢得如何之好。我并不是那种自命不凡的入。我是怀着—种良好的心态回到曼联队训练中的。可弗格森却明显不这么认为。至少，他不相信我能有这种心态。他只想着我需要冷静，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对弗格森来说，2001—2002绝对是个奇怪的赛季。也许他真的后悔把退休的事告诉我们了。但就如同我说过的那样，这绝不是影响曼联队发挥的原因。但如果弗格森每天都在报纸上看到这种说法，他也许就真的慢慢相信了。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改变了主意。我只记得他把改变主意的决定告诉我们了。那是2002年2月初的一天上午，我们训练结束后回到卡灵顿基地的更衣室。“我决定继续留在这里。”他的话就这么简单。我记得当时加利·内维尔开始鼓掌，其他一两个队友开玩笑似的说：“天哪，不，你不会这样的，不是吗？”我们全队都很高兴：我比其他人更高兴，尽管事后证明，这也许只是我要离开俱乐部的一个开端。总之，当时我也不知道在接下来的17个月电，在我和弗格森之间会发生些什么。我还记得那天吃午饭的时候，我感到既解脱又兴奋，因为我目前为之工作过的惟一的教练决定留在曼联继续执教。阿莱克斯·弗格森成就了我，成就了俱乐部。我有什么理由为他的留任而不感到高兴呢？弗格森留任的决定鼓舞厂全队，于是我们的成绩从2001—2002下半赛季开始反弹。但这不足以让我们夺得联赛冠军：阿森纳队—路高歌猛进，他们赢得了最后所有12场比赛并最终夺得联赛冠军。他们还赢得了英格兰足总杯。我们则在第4 轮被史蒂夫·麦克拉伦的米德尔斯堡队淘汰。我们最好的机会出现在欧洲冠军联赛上。我们在第一阶段小组赛上就和西班牙的拉科鲁尼亚队同组，我们两场比赛都输给了他们。但到了春天，我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时又抽到了拉科鲁尼亚，可前两场的失利并没有影响我们。我们首先在第一回合时客场2 比0 取胜。全队发挥得棒极了，惟—不利的是罗伊·基恩由于大腿拉伤不得不在上半场结束前就下场了。我也攻人了一粒自己在曼联时最得意的人球之一。我在距球门30码外得球后一脚抽射。对方门将并没想到我会选择射门，而且他的站位有些靠前，球在他头顶急速下落后钻入网窝。事实上，我的左脚第一次受伤也是在里亚佐尔球场（拉科鲁尼亚的主场）。当时比赛还剩下5 分钟，我在边线附近得球。正当我带球的时候，对方的前锋迭戈·特里斯坦跑过来，抬起脚踢在我的支撑腿的脚踝上。每个运动员都清楚这个动作是多么危险，一股剧痛向我袭来，我当时就觉得他一定是把我脚踝踢伤了。事实就是那样，我的脚踝上出现了一道伤口和淤血。更严重的是，我在回英国的路上不得不用拐杖走路，而且脚根本不能受力。我记得当时报纸上有一两条图片和标题写着我是否还能参加世界杯，而根本没提到第二回合的比赛。作为预防我进行了检查，但1 周后的那场比赛之前，我的伤已经没事了。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我真的迫切想参加第二回合的比赛：因为我们每次和拉科鲁尼亚的比赛都很精彩。比赛的前15分钟，他们保持很强劲的攻势，似乎要将比分扳平。可最终我们还是以3 比2 取胜，进入了半决赛。但是比赛还没结束的时候，我就被送进了医院。就在比赛进行了 20 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已经逐渐控制了比赛，当时我在对方禁区外15码控球，那是我最喜欢的位置。可这时一个讨厌的家伙：阿尔多·杜舍尔，他似乎想扯平他同胞（西蒙尼）的纪录，他是在我生命中留下印记的又一个阿根廷中场队员。我当时只想着和他的对抗中占据上风，我从没担心当时我会遭到—个打击。我在他身前控制球并且做了个假动作，可他却飞起双脚向我蹬了过来，我没能躲过，结果他的两只脚都踏在了我的左脚上。我当时躺在地上翻来覆去，握住那只疼得要死的脚。我试着站起来，可左脚在疼的同时，开始发软。我根本不能用左脚来着地。有人把我抬到边线外，我当时还想着尽快回到比赛中去。“赶快喷药水，那样会好点。”队医也就是这么做的，但当我再次试着站立的时候，我差点摔倒在地上。我的左脚半点重量也承受不住了。疼痛使我的脚根本不能接触地面。曼联的队医弯下身把我的鞋脱掉，按我说的找到受伤的位置。那种感觉就像脚里的什么东西漏了出来，原本应该很牢固的部位却感觉很薄弱。我居然能感觉到骨头在移动。我替队医说出了那句话：“骨折了。”“对，我想是这样。”队医点了点头，然后我想：世界杯怎么办？随后就很颓丧地躺了下去。“我真的不敢相信发生的一切。”他们用担架把我抬到了场外，然后到了更衣室，半路上我们不得不经过摄像区。我已记不清自己上一次受伤下场是什么时候了。我的职业生涯还算幸运。可为什么好运气偏偏现在到头了？我抬头朝维多利亚在老特拉福德经常坐的看台看去，她已经站起身，正领着布鲁克林朝楼梯下走。当我到了达治疗室，就托了个伙计去找她。我知道她肯定担心死了。我以为维多利亚会比我更难过，但当事情逐渐明朗的时候，她却比我坚强。“别担心。”她说，“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的。”布鲁克林也在场。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爸爸，你怎么不比赛了？你的腿怎么了？”对我儿子笑笑不会对我有什么害处的。我知道我们要直接去医院了。“嘿，布鲁克林。我们要上救护车了。”他睁大了眼睛：“我们吗？”曼联的外科医生诺博一直和我们在治疗室里。我当场就想知道结果：“我最长要离开球场多久？”“我看了x 片之后马上就能告诉你。”他们把我送上救护车，而且也同意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陪我一起去。我一进救护车，他们就用带子把我固定在一张床上，这样我的脚在途中就不会移动了。为了布鲁克林，我请求司机打开救护车的顶灯。毕竟对布鲁克林来说，这个夜晚太刺激了。我们于是穿过曼彻斯特向在威利山脉的皇家医院驶去，这大概要花5 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一到医院就拍了x 光片。维多利亚和诺博医生一起去看结果，她回来后把结果告诉我：“坏消息是你的脚骨折了。好消息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你还赶得上世界杯。”我对第一点并不感到意外。第二条消息才是我被杜舍尔铲伤以来最期盼、最想听到的。维多利亚让诺博医生来向我转告详细伤情。我的伤是趾骨骨裂，趾骨就是连接脚趾和脚面的一小块骨头，通常周围有许多肉来保护。表面上，它不容易受到伤害。但加利·内维尔和达尼·默菲都曾因趾骨受伤而错过世界杯。医生确信我有足够的时间康复。我寄希望于接下来的几周，甚至尽管我仍有一些疑问一无论我的伤恢复得如何，也必须要达到能够参加世界杯的健康程度。第二天早上，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醒来。我的脚伤究竟如何被登到了报纸的头版上？埃利克松是最先给我打电话的人之一，尽管电话内容简单说就是“你还好吗”，复杂的说法就是“你多久能康复”？我还是很高兴接到他的电话。他对我说，无论我是否能亲身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他都希望我能加入到他们中去。埃利克松对我的支持给了我很大帮助。在医院里，我的脚被打上了石膏，德怀特·约克用车把我送到卡灵顿训练基地。球队的医疗人员把我的石膏退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叫空气石膏的东西，有点像充气皮靴，当它被充足气体的时候，能对我的脚起到和石膏同样的固定作用。在需要对脚踝和腿做一些治疗的时候，我可以松动阀门来放掉气体。在石膏里呆了一两天后，我的小腿和脚踝肌肉都有些萎缩了。空气石膏的保护作用可以使我免受这方面的痛苦。在完成物理治疗之后，我还要对气靴进行重新充气，然后架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路。两天后，我和医生坐下来。仔细地谈了我如何才能尽快地康复：“我会做你让我做的所有事。”我可不想坐着轮椅去日本。我知道球队的队医会尽全力帮助我。我的任务被分派下来了：在至少一个月内让脚部充分休息，不得让脚部承受半点力量。为了缩短我的恢复时间，要做许多其他的工作；一旦我的脚伤痊愈后，就能马上回到足球场上。只要队医认为有必要，我就会待在卡灵顿基地。我总要为未来的比赛做好准备，努力让自己得到更好的机会。在我受伤的日子里，泰利·比尔恩总是来到我的房间，在我做特殊治疗的时候，他的眼睛时刻注视着我。我要在深水池里“跑步”，但一定要确保脚没有触到池底。我还要在健身房进行其他方面的锻炼，以保持整体身体的健康。世界杯是我训练动力的全部源泉，而每天周而复始的健身安排也的确使我强壮了不少。通常，球员受伤后都要自己来面对每天单调的训练安排。就在四五月份里，似乎几百万英格兰球迷都在注视着我，他们和我有着同样的忧虑。球迷们的美好祝愿对我帮助很大。加利·内维尔也很关心我：他在与拉科鲁尼亚队比赛结束后马上给我打了电话。半个月后，我在电视上看妄联与勒沃库森队的欧洲冠军联赛半决赛，那个晚上，他受了和我同样的伤。在加利倒下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还清楚，如果我还能赶上世界杯的话，加利肯定是没有这个机会了。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了。如果我是他，我也许会崩溃。但加利始终保持着积极的心态，无论他内心实际的感受是什么，他尽全力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他应该有更好的结果。但命运的安排偏偏不是这样，他要因为脚部手术而错过下个赛季前三个月的比赛。整个夏天我忧心忡忡，找还对错过曼联队的赛季而感到失望。勒沃库森最终凭借客场进球多把我们淘汰出了欧洲冠军联赛决赛。我敢肯定如果能进军晦普顿公园球场参加决赛，我们有很大机会击败皇家马德里队。那段时间对于我和俱乐部来说都很失意，但我知道正如弗格森说的那样，曼联下次会回来的。我不能想像下次曼联崛起的时候，我已经不是球队的一员了。我当时正在与球队谈一份新合同。我很清楚我想做的事，我也很清楚球队想做的事。但是现代足球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谈判和报纸的预测早在一年多前就开始了。现在是对这件事作个了断的时候了。我认为与我最喜欢的俱乐部签新合同是再严肃不过的事了。因为要确定许多细节：一份新合同对双方都意味着权利和义务。我需要俱乐部尊重我在球队中的价值，而对于处理球队重要事务的负责人彼得·凯尼恩和大卫·吉尔而言，他们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必然为事情进展的顺利而努力，而且我相信他们能够恪守每个诺言。为这件事，我很感激他们，我感激在谈判桌上，能有这么公正、这么优秀的人坐在我身旁。托尼·斯蒂芬斯从1995年开始就作为我的经纪人。他曾经是温布利球场的负责人，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哈德斯菲尔德队建造新球场（麦卡尔卑球场）的顾问。我记得一次有关他的很特殊的事：托尼曾邀请我们几个当时年轻的队员去听布莱恩·亚当斯的演唱会，这其中有我、内维尔兄弟和本·托恩利。我们最后竟然设法混到了舞台上，那真是个令人难忘的夜晚。而就在那个晚上，托尼竟然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安排：处理阿兰·希勒从布莱克本到纽卡斯尔联队的转会问题，他当时已经是希勒的经纪人了。我不清楚我们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被介绍认识的。但我很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对话时，托尼说过的一些话。那些话至今我没忘记，而且我相信托尼也不会忘记。“大卫，足球对你而言是最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确保在你的足球之路上没有任何障碍。”过了一会儿，当我们开始谈关于合作问题的时候，托尼这样描述他的工作，他说他的任务就是让我对比赛以外的所有事都不用操心。他认为这才是一名经纪人应该做的：减轻委托人的压力，以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比赛。从那时起，他对我的确是这样做的。无论在何种情况，托尼属于那种我可以绝对信任的入。有时我感觉他总是忙来忙去，为我安排好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他是具有这种才能的一个人，当他走进一个满是陌生人的房间，他可以在15分钟内制定好工作计划并把工作分配给每个人。也许每个人都有不知所措的时候，但他却总是那么镇定。那的确是我在过去的8 年中需要的东西，将来也需要。如果你像我信赖托尼这样信赖某个人的时候，你们之间的真诚和坦率就不仅仅只意味着工作了。他是我的经纪人，他还是我的密友之一，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建议和指导。我们可以促膝长谈，我们谈话的内容不仅仅包括我的足球生涯，还包括我生活中的其他所有方面。在某些方面，托尼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我。但我在曼联时惟一的问题却很棘手。他和弗格森相处得不是很好。至少，弗格森和他相处得不够好。我应该记得：在我和托尼认识几个月后，当我把让托尼担任我的经纪人这件事告诉弗格森的时候，我当场就遭到了质问。“经纪人能为你做什么呢？难道俱乐部对你照顾得不周吗？”托尼也认为有必要让弗格森知道这件事，他从来都不想在弗格森不知情的情况下作我的经纪人，于是，他直接去弗格森的办公室面对面地去谈。有故事说这次谈话最后以弗格森在街道上追打托尼作为结束，我知道这绝不可能发生，但我明白他和弗格森的谈话是很不愉快的。我对弗格森与托尼始终谈不来感到很遗憾。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大家的生活会更轻松些。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冷静地坐下来谈一谈，弗格森也许会发现他错怪了托尼。没错，托尼只是一名经纪人，但他同样热爱足球，他明白曼联是我足球生涯中不可动摇的基石。托尼从不说或做一些有损我利益的事。弗格森确实经常向我发脾气，我和弗格森也确有争吵。可这些吵闹却似乎总是被不成比例地夸大。在每个足球俱乐部，都会发生这种算不上是新闻的事。我想如果弗格森和托尼能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两个人能主动给对方通电话，许多分歧都可以被很快地解决，那些争吵也不至于被媒体夸大。但是，弗格森和托尼之间的不和谐并不是我和俱乐部签新和约的障碍。合同是一张错综复杂的纸上功夫，尤其是关于我的肖像权的问题，曼联队可以把我的名字和照片用于他们的商业活动。似乎在任何事都没确定之前，许多签约会谈已经开始了。所幸的是我不用参加所有的活动。也许确定一份新合同需要一年半的时间，但就像我担心的那样，所有谈判都是关于一些细节问题。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很有趣的谣言，就是，如果我没有和曼联签新合同的话，许多其他欧洲大俱乐部希望与我签约。但那都是些白日梦。我除了与我踢过球的球队签约外根本没作过其他的打算。我、托尼和俱乐部都很明白这一点。在2001—2002赛季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和俱乐部就合同问题已经快达成一致了。我打算在某场比赛前，在老特拉福德的草坪上与俱乐部签字。我想让关心、支持球队的人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猜测后能亲眼看到这一幕，尤其是在我和拉科鲁尼亚比赛后一直不能上场比赛的时候。然而下一场主场比赛是迎战阿森纳。那个晚上我本已下定了决心并且不断催促着托尼。但事实证明，那晚有好几个临时的小障碍。阿森纳1 比0 赢得了比赛，并凭此获得了联赛冠军，事实上，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冠军。对于我们来说，在自己的主场丢掉冠军的确令人沮丧，但我认为这种失望情绪反而能在第二年里不断地鞭策我们。当然那个夜晚并不是庆祝我续约的理想日期。我于是等到下一个周六，我们在主场迎战博尔顿。那天很完美，阳光普照，我和弗格森一起走到草坪中央，他在65000 名球迷面前给了我一个拥抱。毫无疑问，我属于老特拉福德。无论别人曾经说过些什么，我心里早就想好要和俱乐部签这份新合同了，可用笔签字的那一刻仍让我感到很大的满足。我的未来终于有了定论。医学专家也通知我，我的第二块趾骨已经痊愈了。突然间，所有事情都很明朗了。我要做的就是全身心地为英格兰队准备两周后就要开始的世界杯。第二天晚上，打算在我索布里奇沃思的家里举行个欢送会。下周一，全队就要开赴大阪进行赛前准备训练了。当时的计划是把欢送会和为我的慈善组织“全国防止儿童虐待协会”募集资金联系到一起，我们甚至把欢送会的转播权卖给国家电视台，当然所有收入都将捐给“全国防止儿童虐待协会”。而一些安排直到最后时刻才有定论。我当时还不知道谁最终人选埃利克松的国家队大名单，所以在名单公布之前，我也不能确定邀请哪些队员。所以那次排列客人名单是件很有趣的事。来的客人中有足球界的朋友包括足球名宿、其他体育项目的明星、著名歌手和演员。为了募集到更多的资金，晚会专门为捐款的客人设了几张桌子。我们与主办方和一些对此可能感兴趣的公司取得了联系，这件事是由维多利亚办的。他们都爽快地答应了。我认为人们都知道这将是一个特殊的夜晚，人们还清楚他们捐出的钱会有个好的归宿。我当时一瘸——拐，也没有多少时间来帮助维多利亚，因此她几乎负责了所有事情。她也因此获得了一份礼物：就是后来晚会上发生的一切，以及晚会开始的时候，那里所有供客人享受的东西。她负责晚会的筹办从始至终，事无巨细。我直到星期六晚上才从曼彻斯特回到家，所以显得有些匆忙。但还来得及准备一份礼物。我送给托尼一块手表，对他为了我与曼联在24小时前签下的新合同而做出的所有努力表示感谢：而那个星期天下午，我家的厨房里显得忙碌极了，我们全家人都跑前跑后，不但要为晚会做最后的布置，还要为我第二天飞赴大阪而准备行囊。最后，我们终于准备完毕，穿戴整齐了。我们为了能多筹集到资金而照了合影，然后就向屋后的大帐篷走去，晚会将在那里举行。到那儿之前，要穿过一片颇具日本特色的小树林。我把它作为整个晚会的主题。由于许多客人都带了孩子，于是我们在成人帐篷边上准备了一个充气式的城堡，那真是神气十足。布鲁克林走在我的身旁，我俩穿了配套的衣服：一件长到膝盖的日式夹克，胸部有一条红色饰带。我不知道自己穿那件夹克时的效果如何，但布鲁克林穿上它显得可爱极了。我们都穿那种很轻便松软的鞋，因为当时我的脚趾在鞋里仍感到有些不太舒服。晚会的全过程都在我家的花园举行，由于维多利亚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她总共请了枷多位客人。我有些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她究竟为我们在树林里准备了些什么。整个花园都被点亮的灯笼点缀着。花丛和树木间有体操和杂技表演，还有舞蹈和艺术家。到处都能令人感到惊奇。来宾中有R&B 歌手贝弗利·耐特和歌剧演员拉塞尔·沃特森。两个连在一起的大帐篷是提供晚餐的地方。第一个帐篷被装饰成一座东方式花园，里面有上千朵来自日本或印度尼西亚的兰花。还有一座小桥，鲤鱼就在桥下的池塘里游动，走过这座小桥就能进入主帐篷。穿过两边巨大的窗帘，有日本女孩在那里迎接客人。桌子在人们面前被很漂亮地码放着，甚至连餐巾和餐具都是维多利亚亲自挑选的。所有东西都是由红、黑、白三色组成，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布置。从那时起我感到有些紧张，因为周围的客人当中，有许多人我以前根本就不认识。比如我邀请雷·温斯顿仅仅因为他是名出色的演员，我很想见他一面。我知道这是我在婚礼后第—次公开演讲。我作为英格兰国家队的队长，而且所有客人都是因我而来，所以讲几句话是免不了的，不是吗？我知道应该从何处讲起：送给维多利亚一份礼物并且感谢她为今天晚会所做的一切。但在这之前，我还要感谢许多其他人，还要谈论一下“全国防止儿童虐待协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因为后者和曼联队有一定关系。我知道还要谈论一下那些我们为之募捐的受虐待儿童。我生怕讲话的时候漏掉哪一点，所以我把要点写在一张小卡片上。最后，我又说了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就不用看卡片了。那是在前不久，我去过伦敦南部的一座儿童避难营。我坐在一大群孩子面前，他们每个人都有—段悲惨的故事。你可以感到空气中的一股敌意，但不是对我，而是对整个世界。他们都是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孩子，我也第一次为之感到惊讶。他们的问题都很直白：“怎么才能变得时髦？”“你开什么牌子的轿车？”“你能挣多少钱？”他们并不担心我或者其他人对他们的问题做何反应。我不想说我不想回答他们的问题。我很幸运，我没面对过他们曾经遇到过的经历：强奸、卖淫、吸毒、禁闭。我只是很粗略地回答了他们。在场的大人们看着我，看我想做什么。“很好。我不需要回避什么问题。让他们随便问吧。”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是我在足球领域以外所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很显然，当时没有记者在场，只有我和那些孩子们在谈话。我和他们都很放松。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我们都开始喜欢上对方了，我们谈足球、谈我的生活，都是些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话题。最后，我们以笑声结束了交谈。在那段时间里，我和孩子们都消除了彼此间的戒备。我不能改变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但对于我来说毕竟有所收获，因为我通过交流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也许，在那样的夜晚讲这段故事会让客人们觉得有些奇怪，但我想借此解释举办晚会的原因，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希望大家捐款的时候慷慨一些。结果，我们的客人们共捐了25万英镑。那的确是个奇妙的晚会。午夜的时候，我和维多利亚不得不先回房休息了。尽管一些客人已经和他们的家人离开了，当我和维多利亚回屋收拾床铺以及准备行囊的时候，还有许多客人仍在兴头上。也许当时已经有些晚了，可我还是有时间去见雷·温斯顿一面。我听见有人在前边敲门，我开门后发现温斯顿就站在那里。在他走近之前，我就看出他那晚过得很不错，也许他自己没意识别。他原本是来向我道谢的，可是他却走到客门：里来了。演员都懂得如何进场。就像我说的那样，那是个非常棒的夜晚：为我们飞赴日本前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知道曼联的队医不很乐意我随队去日本进行赛前训练。我猜弗格森一定认为那一周队员们会去寻欢作乐，所以如果我和队医待在卡灵顿基地也许会恢复得更好。我明白这一点，就算我山去为国家队比赛，我也还是曼联的队员。如果俱乐部真的坚决反对我的某个决定，我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听从俱乐部的意见。埃利克松则希望我能在开赛前的两周内和全队呆在一起，因为英格兰队的队医加利·列文和道奇·克莱恩都是这个领域最出色的医生。另一方面，英国足总提出曼联的医疗队可以随我一起前往。说实话，对这个问题人们确有争论。我认为我个人不应该卷入到这场争论中。我做好服从任何内部决定的准备。而最终的结果，我还是随队前往。2002年5 月13号的早上，我和维多利亚躺在床上。屋子里非常安静。远处，我听见最后几位客人上车离开的声音。我伸手摸了摸我的左脚，从昨晚我和维多利亚晚饭后跳舞开始，左脚微微有些痒。几个小时后，我就要去机场了。我只剩下18天了，18天后的5 月3l号，我就能清楚我到底能不能在地球的另一端出战和瑞典队的比赛了。我的后脊梁不禁打了个冷颤。兴奋？还是害怕？4 年前，我已经作好参加最后一次世界杯的准备了，从那以后又发生了多少事情？1998年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了：阿根廷、红牌和后来的事。但就在那一刻，下—个挑战似乎已经在眨着眼睛看着我们了。有机会参加世界杯是个梦想，是个恩惠。每个队员都清楚在那一个月的比赛中，你的职业生涯以及你的生活可能会发生水久性的改变。而在法同，在用泛光灯照射下，充满着数万名怒目而视的球迷的圣埃蒂安，我的生活已经经历了一次改变。我闭上眼睛，重新回到黑暗中去。这次在日本，等待着我、等待着英格兰队的究竟又是什么呢？ 第十一章 我的反省“这是怎么了？我不能呼吸了。”现在我还想知道，是不是在迪拜度过的那个星期，使得我完全让教练失望了，认为不需要我为曼联队踢球了？我和英格兰国家队一起在国外晒着太阳，而不是回到卡灵顿，独自一个人卖力地进行单调繁重的训练。我知道那个老头儿不是很乐意我这么做。由于我担任英格兰国家队队长，又多了一份额外的责任，需要分散更多的精力，老头儿对这件事不是很高兴。他很可能也不满意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竟然随着我—一起到了迪拜。我的想法是婚姻和父亲的身份可以让我安心，有益于我做一名好球员，但他根本不在乎我的想法。那个老头儿一直认为家庭生活阻碍了我足球事业的发展，在我和维多利亚刚刚相识时，他就和我说过许多次了。他认为我的家庭生活实在是个障碍，不管对我还是对他而言都是如此。我很早就觉得和他争论这个不值。和这个老头有什么值得争论的呢？我无法使他相信，家庭生活的美满幸福，只会使我成为一名更成功的球员。而很明显，他的话也丝毫不能改变我对家庭的爱和珍惜，和维多利亚以及布鲁克林一起来到迪拜，对我而言很好。埃利克松认为，如果球员有家人在身边陪伴的话，会有益处的，毕竟我们在世界杯期间是要呆在日本。我记得在离开英格兰之前我们谈过这个问题，当时他正在制定我们的日程安排表。他坚信应当给球员一点时间让他们同伴侣以及孩子们在一起，许多国家队也是这么做的。我记得在1998年世界杯时，丹麦队住在和我们同一条路的另一个酒店里，他们的家人也是和他们住在一起。开始，埃利克松不敢肯定英格兰的球员对这件事会是什么态度，所以他问了做队长的我，先探明一下情况。在迪拜，我们早上在游泳池边将孩子们组织起来活动，晚上在一起烤肉野餐。家庭团聚一起，大家都享受了美好的时光，而同时球员们之间也更亲密了。有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在身边，我就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全身心地投入到事关紧要的世界杯中去，努力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我每天早上独自和英格兰队的一名叫阿兰·史密斯的理疗医生一起训练。趾骨的伤势好转较慢，我才刚刚开始能跑，我必须努力地尝试使自己尽快地恢复，我还不能参加全队每天的正常训练。在迪拜的生活很和谐：不仅有紧张的训练，还有沙滩和阳光，有家人陪伴。然而我对自己能否在首场对瑞典的比赛中出场还心存疑虑，有时候我一觉醒来，感觉自己已经完全好了；而有时候却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恢复时间了。我十分渴望能作为队长代表英格兰队踢世界杯，为了给我和全队最大的机会，我认为我应该从第一场开始就上场踢球。甚至在我离开英格兰之前，我就尽一切可能加紧恢复的脚步。在迪拜，我的伤脚已经能负重了。但就算已经能跑了，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完才能参加全队的训练课，更别说是踢比赛了。人们可能见过我使用蹦床的照片，那时我还不能上上下下地跳，那些练习是为了让我的腿能重新掌握好平衡。我除了肌肉没有了力量，肌腱和韧带的状态也不是很好。当—只球扔向我时，我必须单腿支撑，先平衡一下，然后才能换腿。训练的下—步是把球凌空踢回去，而不仅仅是停球。每天训练结束后，理疗师都要和队医—起，坐下来谈谈这一天治疗恢复的进展情况。对每名受伤的球员，医疗小组都要这么做。然后，到了晚上，克莱恩医生都要和埃利克松见个面，告诉主教练我一天都做了些什么。我很喜欢和那些除了希望世界杯早点开始，什么也不操心的球员在一起。看到其他人如此兴奋，我也让自己对自己要做的事抱一种积极的态度。也许是我当了队长，也许是从1998年世界杯到现在4 年的经历让我感觉老了，我因此更喜欢关注年轻一代的英格兰球员，他们对集训、新队服、器材、外界的关注和其他一切都很兴奋。但就足球而言，世界杯对他们，只是意味着期待更多的大型比赛。他们不惧怕任何事，他们很放松。这就和我们当年一样，迈克尔·欧文、盖瑞斯·索斯盖特、马丁·基翁和大卫·西曼，我们曾经参加过世界杯，知道世界杯是多么隆重的赛事，会有多少危急时刻等待着我们。在迪拜的一个星期给了球员们整个赛季以后的一段休息时间，不久我就道别了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同全队一起东征了。世界杯本身会有许多行程，不适合我们的家人。世界杯期间，我们的基地在日本，但我们先在韩国逗留了一下，准备世界杯前的一场热身赛。我们人住了酒店，你可以从球员们的脸上看到他们情绪的变化。我们已经到达了踢世界杯的地方。第一场比赛就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我们在西归浦只和韩国队踢成了1 比1 平。我们试验了一些新的战术，没有人能很快适应，但很明显，韩国人踢得不错，他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而我甚至还没有接近比赛的状态要求，真是令人自惭和着急，因为离第一场正式比赛只有11天了。埃利克松任命荷兰人理查德·史密斯为4 名随队去日本的按摩师之一，有人在理查德的门上贴了张卡片，上面写着“痛苦之家”。这话说得不错。理查德对你的伤处照顾得细致入微。我描述不出来究竟是怎么样的感觉，他的按摩解除了你全身由里到外的不适。多谢理查德，他让我最终能上场比赛。不久之后，他对迈克尔·欧文的腹股沟的伤处也进行了按摩，使欧文在第二天对巴西队的比赛时能上场并进了一球。我们的另一场热身赛是周日在日本踢的，对手是喀麦隆队。尽管我还不能上场踢球，但医疗组认为我需要一点与小伙子们一起投入比赛的刺激，于是我带队进行了热身运动。这是一场非常和气的比赛，球员们因为显然的理由都没有完全放开手脚，最终的比分为2 比2.那天下午，我发现自己处在了恢复期的最低谷。就在我受伤后不久，英格兰队在安菲尔德球场与巴拉圭队踢了场友谊赛，球队在柴郡的一个酒店集合，埃利克松也邀请了我。他想让我也成为集训队的一员，因为他坚信我会到日本踢世界杯的。我在那里吃了晚餐。能见到其他队友真是太好了，但是我大多数时候还是要借助拐杖活动。第二天早晨，全队出去训练了，而我独自一人待在酒店自己的房间里看电视。在那几个小时里，我沮丧极了，如果我连看他们训练都没法办到，那更别提成为他们的一员了。我还有什么机会？而现在，我就在场边，和他们的距离伸手可及。但我还是不能肯定，我的那些远离恢复训练的日子能有回报吗？或者，那些日子是我不敢想像却又不得不亲自面对的、令人绝望的？对瑞典的揭幕战只有一星期了，埃利克松没有催促我，他想给我足够长的时间。但他不能为此影响全队其他人的训练。如果你伤期很长，医生会按周给你目标，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疗程的进展，确认你是在逐步地恢复，从跑步到扭腰，到转身，到最后全力地踢球。这样就能使球员不会因为目标太高太远而失望。从心理学角度上讲，秘密就在于每天都全神贯注在你做的事上。而现在，我已经到了箭在弦上的时候。我在周末能参加一场激烈的比赛吗？埃利克松和我都知道，是该做决定的时候了，如果这几天我还不能参加全队的训练，那么很明显踢比赛是不可能的。我知道医疗组对我的脚很有信心，但却不能保证我全部的竞技状态没有问题，因为我毕竟很长时间没踢球了。我们决定由主教练来定夺。星期三到了，这是他允许我不参加合练的最后一天。我一直知道，如果有可能，英格兰队也希望的话，埃利克松会给我一个机会的。他知道，我不会这么远过来，又这么辛苦地练习，却在最后关头放弃的。即使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也肯定我能行。早饭以后，埃利克松问我：“你全好了吗？”他知道答案，从他的声音里我听不到一丝怀疑和紧张的语气，他想亲耳听到我表示自己十足的信心。一个念头从我脑海中闪过，如果我只是在英超联赛中伤了脚，即使在周末我们要对阵拉科鲁尼亚队，我和主教练也不会有这样的谈话。比赛就在眼前了。我吸了一小口气，试着和埃利克松一样简短又不紧张地回答：“我全好了。”“好的，让我们好好干。”第一次合练确实很困难。我跑步踢球都很勉强。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避免身体接触。我应该能看见的：我们一开始练习赛，马丁·基翁就向我挑战一还会是谁？实际上他没有碰到我受伤的脚，而只是一个腿后面的血块。我本能地反应了一下，跌倒在地上，想着最糟的事：生马丁的气，生阿尔多·杜舍尔的气，生所有人所有东西的气。一秒钟后我第一次意识到，几个月来还有比我的脚伤更疼的地方，疼痛从来没给我带来这么多喜悦。我应该一直等马丁来一下的，他总是会检验你，让你筋疲力尽，向你挑战，促使你提高，弄清楚你是不是紧张了。他和我都知道，在周日会有人做和他刚才做的相同的事；不同之处在于，如果是一位瑞典球员，他一定满怀希望我再也站不起来。我从地上爬起身，继续训练。如果我能避开马丁，我也能避开任何人。训练还没完，我的脚就真的很疼了，但我很高兴自己撑了下来。和其他球员一起训练，让我在这一周剩下的时间里都很振奋。这是一支伟大的球队，球员们一到日本就开始盼望踢世界杯了。在日本，队内的气氛很特别。训练营外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呢？我想我们都不知道外界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情况。当我们的飞机到达东京时，世界杯就已经展现在我们眼前了。从候机楼走出来时的情形真令人难以置信，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在等着见我们：母亲们、父亲们、孩子们和年轻人，他们选择了英格兰队作为他们支持的对象。他们穿着我们的队服，好像是一场流行音乐会一样，歌迷们挥舞着手，尖叫着往前涌，警察在努力地把他们挡回去。当我钻进大巴的时候，我看到了角落里的一位年长的女土：70多岁，但身体很好，头发花白，又染上了鲜红的条纹。家长们都把孩子举到头上。这些小孩子年纪太小，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但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模仿了我的发型：金黄色的莫希干式的发型，还有的球衣上印着7 号。场面真有点嘈杂，用礼貌一点的方式说，那可能是日本人的性格。他们见到我们很激动，他们很支持我们。我想他们的态度和世界杯期间为什么没有拥挤的问题有关。相反，人们表现出对足球的一种真正的激情和对英格兰队的钟爱：我们对比赛都有着同样的热情。也不仅仅是球员受到了欢迎，广大英格兰的球迷也同样受到欢迎，礼尚往来，英格兰的球队迷们也努力地回报。这种精神才是世界杯应该有的精神。对一名球员来说，世界杯当然意味着踢球。当带领英格兰队出现在体育场内时，与瑞典队踢2002年世界杯的首场比赛，便永远成为我职业生涯中最自豪的时刻。那种环境，那种场合，那种在世界杯上作为国家队队长走在队伍排头的特权，令我的心都快从胸口跳出来了。那是个小男孩的梦，是一种你想都不敢想的梦，而这个梦正在这里发生着。场内的气氛也很好，体育场一个角落里坐着上千名瑞典的球迷；其余则全都是红白色的海洋了，他们是我们本国的球迷和那些热情支持英格兰队的日本球迷。趾骨骨折？那又算得了什么？我永远不可能让自己错过这种比赛。很遗憾，比赛不像我们集训时那么激烈，我们踢出了一些好球，尤其是刚开场的时候。但不知怎么的，比赛并不向我们预料的方向发展。我们的机会并不多，哪来这么多铲球和断球？老实说我并没有指望什么。但25分钟后，我们进了第一个球。我从左侧开出一个角球，索尔·坎贝尔及时抢点，顶进了一个漂亮的头球。索尔跑向另一端角旗那里庆祝。我自己也高兴极了，好像是我进了球一样。我转过身朝瑞典球迷那里举起了手臂，而他们却对我一阵嘘声。他们还在笑着，也许他们认为我们本就应该进球的。进球固然会令人高兴，助攻队友得分同样令我兴奋，我很高兴索尔抓住了机会。我们在一起训练踢球有15年了，当学生时在托特纳姆一起训练，那时他没有多少进球。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在与阿根廷队那场比赛的加时赛里，在仅有10人的情况下，他踢进了一球但被判无效，否则我们就赢了那场比赛。现在，在2002年世界杯上，他为我们进球了。但问题是此后我们并没有保持好势头，我们领先但却过于谨慎和紧张，有些不思进取。在下半场的时候，我们全乱了，控制不好球，传球频频失误，而瑞典队一轮又一轮地向我们进攻。与我们在上半场的进球不同，你可以看到他们进球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作为一支球队，我们精力不够集中，给了他们扳平的机会。丹尼·米尔斯一个匆忙的解围失误被西力克拉斯·亚历桑德森得到球并踢入了网窝。人们会很轻易地把责任全都推给这名利兹后卫。但我认为这不是他的错，这个失球是由我们两到三个人之间的配合失误照成的。我想我应该安慰他一下。“加油，达尼。别泄气。”几分钟后，埃利克松把我换下。这是我在老特拉福德对拉科鲁尼亚之后的第一场比赛，老实说我感觉不好。脚疼是一方面，但更要命的是比赛的状态。在下半场开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的腿怎么了？埃利克松一定看到了我在喘粗气，他知道我们接下来还有比赛，因此他换上了基隆·代尔。即使这样，我仍对自己被换下感到不悦。这是我第一次对埃利克松先生的决定感到生气。坐在长凳上看着比赛，我越来越失望，最终比赛是一场平局。1 比1 的结果对重大赛事的首场比赛来说，算不上是场大灾难，但是我们不满意自己的表现，我们也没有在终场哨声响起之后前去感谢到场的英格兰球迷。为此，第二天的报纸批评四起，指责我们怠慢了我们的球迷，但我认为这不真实。我们一直受到坚定的支持，我想球员们匆匆下场去休息室，是因为我们感到辜负了球迷们的期望。以后我们确实意识到了，不管理由如何，不向球迷们鼓掌致谢是错误的。作为队长，也许我有责任带个头，即使我是坐在替补席上。第二天所有的球员都讨论了这件事，我们向球迷们许诺，以后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注意到在背后支持着我们的广大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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