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5

经过李、蓝两位的批评讨论，胡适的认识也有一些改变。他承认不应轻视主义，而且把他原先提出的“少谈些主义”，改成了“少谈些抽象的主义”；在《四论》中，便又专题讨论“输入学理的方法”，并说：“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我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胡适觉得输入学理不是容易的事，“做的不好，不但无益，反有大害”。因此，他主张输入学说时，一要注意发生某种学说的时世情形；二要注意学说“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思想影响；三要注意每种学说所已经发生的效果。这三种方法，他归纳起来就叫“历史的态度”。可见他完全是一种学术思想研究的态度。对于马克思主义，胡适是不赞成的，但他文章里也是一种客观研究的态度。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是相当多的，比那些空谈马克思主义的人读的书多；且自称“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胡适从这种学术研究的态度出发，也肯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含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种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现在已不成问题”，因为现在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根据地”；但因为社会主义已经实现，有了根据地，“这种带着海智儿(按：即黑格尔)臭味的历史哲学”也就不必要了。胡适用这种“过时论”，事实上又否定了唯物史观，而只肯定他的历史意义了。后来，他在一次讲演“哲学的将来”时，也曾说：“最早谈井田均产的东西哲学家都列入哲学史，何以马克思、布鲁东、亨利乔治(HenryGeorge)那样更伟大的社会学说不能在哲学史上占更高的地位?”⑥也只是从历史的意义上肯定马克思的“更伟大的社会学说”。胡适所不赞成或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又如阶级战争说，指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并立的理由，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与工党发展史上固然极重要。但是这种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悲剧。胡适的立论显然是有漏洞和矛盾的。“历史上”，自然是包括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那时因“阶级仇视心”而演出过的无数“惨剧”，又该什么主义来负责呢?难道也该算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说”的账上吗?历史上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颠倒了因果，自然难于自圆其说了。经过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不久，《新青年》又搬迁至上海编辑。北京同人便渐渐少寄文稿，且为《新青年》编辑方针发生过一些争论。⑦以后《新青年》团体便在无形中散伙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加快了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的进程。胡适对此深为感叹，说：“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我们‘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于是，他只好“在这歧路上迟回瞻顾”了。⑧①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出版。接着，李大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蓝志先写了《问题与主义》，与胡适讨论。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进行答辩。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版，卷二。本则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见这些文章。②　《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第9章有一个小标题，“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见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195页。③　参看《我的歧路》，原载《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引文见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96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经作者删改，本篇被删去。④　同注③。（以下皆三版注）⑤　鲁迅：《扁》，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87页。⑥　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8册，1929年6月3日。⑦　参看《关于〈新青年〉的几封信》，见张静庐编《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7～16页。⑧　同注③，第101～102页。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努力》谈“好政府主义”（1）1922年春，胡适筹创《努力》周报。2月呈报立案；3月批准，警察厅的批文要求他们“慎重将事，勿宣传偏激之言论”。①5月7日，《努力》创刊。从此，胡适便与《新青年》团体正式分手了。《努力》周报是一个注重谈政治的刊物。创刊号上登着“发刊词”，是胡适做的一首《努力歌》，最后二节写道：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努力!努力!”这首歌，反映出《努力》周报对于军阀的“武力”统治仍保持着不满和反抗态度。但是胡适说，《努力》谈政治，仍然“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②最著名的是它提出的“好政府主义”。《努力》第2期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是一篇专谈“好政府主义”的宣言，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有陶行知、李大钊、丁文江等共16人签署。文末即署着这16位“提议人”及其职业，长长的一排名单，多是校长、教授、博士、主任之类人物，颇有一点气派。③而“好政府”也似乎成了这许多人的主义。其实，“好政府主义”，原是胡适酝酿多时的一种政治主张。早在1921年6月，一位安徽的政客来拜望，谈话间，胡适便提出“好政府主义”这个名词了。他说：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的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主义；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④至于“好政府主义”的含义是什么，胡适当时没有说明。这年夏天，他到苏州、南京、安庆等地讲演。8月5日，在安庆第一中学首次公开讲“好政府主义”。谈到好政府主义实行的条件时，他说：要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为这个目标(按，指好政府)作积极的奋斗。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⑤可见好政府也就是好人政府。胡适还提出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PoliticalInstrumentalism)，说这是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显然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观念。以后，胡适又在上海、北京等处作过多次关于“好政府主义”的讲演。⑥双十节前夕，上海的几家报馆约胡适做纪念文章，他因为时间紧，便做了一首诗，题为《双十节的鬼歌》，最后一节写道：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那时的胡适，脑子里简直充满了“好政府”的念头，所以作报告也讲“好政府”，作诗也讲“好政府”；而且从这诗里看，他那时讲的好政府，确有反对军阀“鸟政府”的积极意义。《努力》创刊伊始，胡适便打算大力来宣传他的好政府主义。5月11日半夜，他写完《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已经很疲劳了。但他想，这篇文章如果只在《努力》周刊上作一般政论发表，影响决不会大，最好能约一些“好人”加入，作一个公开的宣言发表。于是打电话，第一个同李大钊商谈，商定第二天到蔡元培家里会议；又打电话给陶行知，他也赞成。第二天上午，到蔡宅开会的有李大钊、汤尔和等十来人；后来王宠惠、罗文干也来了。讨论之后，略有修改，大家都赞成，都列名做提议人。于是，《我们的政治主张》便很快由通讯社电传出去，各报都登载出来了。⑦这篇宣言，提出“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共同目标。又提出三个基本要求：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并认为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他们的主张，显然也有反对军阀统治的积极意义，所以像李大钊这样的共产党人也签名赞成。然而“好政府”的实质，却是企图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所谓“好人”出来组织内阁，实行从欧美搬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他们的要求，充其量不过是在不触动军阀统治的前提下，作某些政治的改良，反映了他们对于军阀的幻想与妥协。胡适在《一年半的回顾》里，便直认不讳，说“我们当日对于北方政府，确曾抱一点希望”。⑧《努力》周报也再未提“推翻这鸟政府”一类的话了，而且还幻想由军阀政府来“裁兵”，“制宪”，实行“联省自由”，推行一点一滴的改良。这不是为盗贼上条陈吗?胡适后来也承认，他们的幻想简直是“与虎谋皮”。不打倒军阀，空谈“好政府”，反而会起到掩盖和粉饰军阀黑暗统治的作用。历史有时会以喜剧的形式，与人们开一个玩笑。1922年9月，由于军阀派系的矛盾，吴佩孚等支持王宠惠出来组织内阁，署理国务总理，罗文干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教育总长。他们三人都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因此，这届内阁被人称为“好人政府”。但内阁的实权全被直系军阀所操纵，“好人政府”只不过是军阀手里的一种工具与装饰罢了。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努力》谈“好政府主义”（2）“好人政府”仅仅维持了73天。王宠惠等整天忙碌，向外国乞讨借款，主要是给军阀作内战经费，因此引起人民的不满。又因军费分配不均，引起直系内部纠纷，王宠惠自然倾向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给他们提供较多的军费，因而引起以曹锟为首的“保(定)派”的极大不满。11月18日，倾向“保派”的国会议长吴景濂等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借款合同中有贪污问题，逼使黎元洪下令将罗逮捕，形成轰动一时的“罗案”。吴佩孚便出来干预，将罗释放。曹锟也不罢休，与直系其他军阀发表通电，要求惩办罗文干和王宠惠等人。吴佩孚陷于孤立，只得牺牲车马，与曹锟妥协。王宠惠等人失了后台，被迫于11月29日宣布下台。⑨“好人政府”的短命表演，使“好政府主义”声名狼藉，正派人士都不屑于提及了。①　参看胡适1922年2月4日、17日、3月31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上册，第255、269、300页。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记里，记有“钞‘E．S．’的简章。下午‘E．S．’会集。我们都赞成有一个小周报。”E．S．当是“努力社”英文名“EndearorSociety”的缩写，据此，则努力社在这时已经成立。②　《我的歧路》，原载《努力》周报第7期；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99页。③　《我们的政治主张》，列名为提议人的有：　提议人　职业　蔡元培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王宠惠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罗文干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汤尔和　医学博士　陶知行　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　梁漱溟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李大钊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陶孟和　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朱经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张慰慈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高一涵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徐宝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王　徵　美国新银行团秘书　丁文江　前地质调查所所长　胡　适　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本文原载《努力》周报第2期，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经胡适删改，本篇亦被删去。④　见胡适1921年6月18日日记，《胡适的日记》，上册，第99～100页。⑤　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173～175页。⑥　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186、241页。⑦　参看《胡适的日记》下册，第352～354页。⑧　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145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本篇亦被删去。⑨　参看郑则民撰《王宠惠》，《民国人物传》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第140～141页。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不想替帝国主义辩护”?（1）《努力》周报第22期，登载了胡适写的《国际的中国》一文。①他自己说：“我们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作辩护”，只是实在看不过中国共产党的“瞎说的国际形势论”，才来唱一出对台戏的。原来，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宣言，分析了自1840年国际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指出“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并且以最近的直奉战争为例，具体分析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的中国军阀战争，得出结论说：列强的压迫不去，军阀的势力不除，中国是万难实现统一的，而且内乱还会不止呢!……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②因此，宣言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战斗口号。其中的分析，个别地方自然也难免失误，有些具体论断也难免幼稚；但总的来说，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而且这些见解，简直已经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常识了。胡适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统一问题，以至一切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国家内部做起，寄希望于国人的反省和自觉，不赞成只是怨天尤人，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洋鬼子身上”。他也赞成“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认为应该包括在民主主义的革命之内，“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所以“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因此，他不顾一般常识，讥笑中共宣言的议论是“很幼稚的，很奇怪的”，“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的根据”，因而诋之为“瞎说的国际形势论”。胡适虽然也承认十年以前，“列强对中国自然是想走第一条路的(按：即征服统治中国)，所以有势力范围的划分，瓜分地图的拟议”。但十年以后呢?在胡适的眼里，帝国主义似乎变得很美妙了。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况且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与统一的。……老实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这些话，在胡适的文章里都是加了着重号，密密麻麻画了圈的，可见是十分紧要。但他大约自己也觉得太露骨了一点，为了避嫌，竟又特别声明：他“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作辩护”。中共的“二大”闭会不久，它的第一个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便在上海创刊了。③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本报宣言》，其中进一步揭露国际帝国主义侵华的种种罪恶事实，列举有七个方面：一、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二、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三、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四、外币流通于全国；五、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六、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串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七、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钳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的掠夺欲。这七项都是众目共睹的具体事实，胡适自然也不便否认；但他却说这些“都是和国内政治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怪不得帝国主义，只怪中国自己的政治不上轨道。他甚至逐项辩护，把帝国主义侵华的这许多罪行，都说成是好东西。他说：政治纷乱的时候，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或者政权在武人奸人的手里的时候，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至于关税制度，国内无数的商人小百姓困压在那万恶的厘金制度之下，眼看一只江西瓷碗运到北京时成本不能不十倍二十倍于远从欧洲日本来的瓷碗；他们埋怨的对象自然不是什么国际帝国主义而是那些卡员扦子手了。这简直是把侵略写成了友谊，把强盗打扮成了救星!最后，胡适竟还劝导别人，“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看了这些，人们怎么能相信，他不是在为帝国主义辩护呢?胡适叫别人不牵涉帝国主义问题，可是帝国主义却总要来“牵涉”中国人。1925年英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枪杀中国民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广州、南京、汉口、青岛各地，也发生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血腥的屠杀，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大风暴。连胡适的一些朋友，也义愤不止，朱经农说：沪事极可恨，英人日来随意枪杀人，惨无人道，在若辈眼中华人生命不值一钱也。可恨之至。④在全国沸腾的反帝怒潮推动下，胡适也觉得刺激太强烈，按捺不住对国家的责任心，因而与罗文干联名上书北洋政府，提出惩凶、赔偿、道歉、废除会审公廨及“修改80年来一切条约”等交涉条件，以消除“将来之隐患”，“根本免除将来之冲突”，表现了他反对外国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积极要求。⑤但是，胡适只寄希望于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的交涉和谈判，却不怎么支持群众的爱国反帝运动，特别不赞成学生罢课去参加斗争。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文章，其中说：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不想替帝国主义辩护”?（2）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呐喊救不了国家。即使呐喊也算是救国运动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记你的事业有比呐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业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个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⑥这年9月，胡适到武昌大学讲演，又公然要学生“闭门读书，不管闲事”；甚至还有为英帝国主义者屠杀国人的暴行辩护之嫌。当即遭到武昌大学师生的质问，被斥为“外国的帝国主义宣传者”，⑦虽然言词苛酷，却也是事出有因，怎好责怪别人呢?①　《国际的中国》，作于1922年9月27、28日，载《努力》周报第22期；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128a～128i。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由胡适自己作了删改，《国际的中国》全文被删去。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共三部分：一、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的中国；二、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与受压迫的劳苦群众；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目前的奋斗。③　《向导》周报，1922年9月13日创刊于上海，后迁武汉，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出201期。④　朱经农1925年6月12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334页。⑤　参看胡适罗文干联名于1925年6月21日致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35～336页。⑥　《爱国运动与求学》，原载《现代评论》第2卷第39期，1925年9月5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九，第1151页。⑦　参看李翊东1925年9月29日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45～347页。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二进宫（1）还是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钱玄同就说过，胡适“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胡适自己也不再辩护，却我行我素。办《努力》周报以后，他竟两次进宫看望已经“逊位”的宣统皇帝溥仪，即所谓“二进宫”，最遭舆论的反对。事情是从故宫里装电话引起的。原来，辛亥革命时，南方革命党与清廷代表袁世凯达成协议，清帝退位后，由袁氏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民国颁布“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共八款，如下：第一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第二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第三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第四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第五款　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第六款　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第七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第八款　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款俸饷，仍如其旧。①根据这个荒唐的“清室优待条件”，②宣统皇帝溥仪退位之后，仍称“皇帝”，仍用宣统年号，仍“暂居宫禁”，并无期限，由民国供给巨款，仍然在紫禁城里过着原封不动的帝王生活。溥仪当时年纪还小，小朝廷里的帝王生活十分呆板枯燥。小孩天性好奇，又智识渐长，梦想“恢复祖业”，故对外界的新事物非常感兴趣。经洋师傅庄士敦的介绍，他在紫禁城里接见过英国的海军司令，香港的英国总督；也知道了白话文运动，读过胡适的《尝试集》。但紫禁城里的王公大臣们却十分保守，每用“祖宗旧制”来限制小皇帝的越轨行为，企图维持小朝廷的安宁。皇宫原先没有电话。有一次，溥仪听庄士敦讲起电话的作用，动了好奇心，闹着要装。大臣们都来劝阻，说“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但溥仪偏不听。终于在养心殿里安装了一部电话机。溥仪高兴极了，翻着电话本，乱拨电话寻开心。1922年5月17日，溥仪给胡适挂了个电话，约他进宫去谈谈。为了进宫，胡适先去访问了庄士敦。他5月24日的日记里记载道：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nston)，问他宫中的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按，指皇太后)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③5月30日，溥仪派了一个太监去接胡适。那时宫禁仍相当森严。他们在神武门前下车，在护兵督察处的客室坐了一会，等与宫里通了电话，才得进宫。那天见宣统的情形，胡适的日记里也有记载，颇详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17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们)谈了20分钟，就出来了。④这件事，后来在宫内宫外都引起不大不小的一点风波。据溥仪回忆，宫里的王公大臣们听说皇上私自见了胡适这个“新人物”，便“像炸了油锅似地背地吵闹起来了。”⑤而京中各报也都当作新闻刊载，还登出“胡适请求免拜跪”，“胡适为帝者师”等传闻，闹得满城风雨。胡适不得不写一篇《宣统与胡适》来作答辩。文中交代了与日记所载相同的会见情形之后，便指责别人，说：清宫里这一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⑥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二进宫（2）胡适从人道主义出发，同情溥仪，觉得这是“很有人味儿”，一般来说似乎很合情理。他还为此写了一首小诗，题为《有感》：咬不开，槌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但溥仪却不是一般可怜的寂寞少年，他是一个梦想“恢复祖业”的皇帝。在中华民国的紫禁城里还实实在在有帝王，而且在张勋的拥戴下，曾经复辟了12天，这是铁的事实。那么，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怎么能刷洗干净呢?而一个提倡“德先生”的新人物，去拜望一个曾经闹过复辟的末代皇帝，还称其为“皇上”，难道倒是脑筋里的帝王思想刷洗干净了吗?此后，胡适仍固执己见，不听人们的劝告和批评。1924年10月，冯玉祥率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解散“猪仔国会”，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由黄郛代行国务总理，组成摄政内阁。11月5日，民国政府派鹿钟麟等去清宫，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没收清宫，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并把溥仪的小朝廷赶出紫禁城，限当天全部搬出。这样采取断然措施，结束辛亥革命时早该彻底结束的帝制，无疑是符合时代潮流，符合民情的革命事业。胡适本也反对帝制，但又同情被废的小皇帝。当天下午，他便致书民国政府，提出抗议，信中说：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⑦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⑧胡适的这封抗议信，当时曾摘登京中各报。溥仪及王公大臣们看了自然高兴。接着，胡适又亲自去溥仪暂居的北府慰问，又当着溥仪一班人，把国民军责备了一通；他又关心溥仪的前程，鼓励溥仪出洋留学。⑨真可算是末代皇帝的知遇和辩护士了。而稍具良知与民主精神的人，都对胡适的言行不满，纷纷函电批评反驳胡适；连周作人也不同意胡适的见解。李书华、李宗侗二人在报上看到胡适的言论后，甚至“觉得非常骇异”。他们认为，这种议论若出于“清室臣仆变为民国官吏”的一般人，或其他“与清室有关系”的一般人之口，当然不足为怪；胡适是一个标榜新文化，提倡新思想的新人物，竟然发表这种论调，就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了。因此，他们也写信批评胡适，很率直的驳斥他对民国政府的指责，指出：寻常所谓“欺人之弱，……以强暴行之”的意义，当然系指强者对于弱者应有之权利，而强行夺取之谓，……则对于溥仪先生的帝号，当然不能承认是他应有的权利。所以修改优待条件的举动，当然与强者对弱者强夺完全不同。至于“乘人之丧”的理由，尤其不能成立。清室取消帝号的问题，是民国国体的问题，焉能与一妃之丧拉在一齐?总之，吾辈如果赞成中华民国这块招牌，即须承认“清室帝号取消”为正当的、必须的一件事，无所谓“丧”、“弱”的问题。⑩二位李先生据理而论，胡适却听不进去。他们并不了解胡适的为人，他固守着“人道主义”一隅之见，便不顾舆论和实情，竟还责备别人对他的批评是谩骂、诬蔑，“字里行间充满着苛刻不容忍的空气”。胡适实在颇为固执的呀。后来，“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制造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胡适觉得形势严重，才认识到他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宫的错误，沉痛地表示忏悔。①　转引自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年3月1版，第45～46页。②　“清室优待条件”，除上述“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外，另有“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和“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③　《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版，下册，第359页。④　《胡适的日记》，下册，第364～365页。⑤　同注①，第141页。⑥　《宣统与胡适》载《努力》周报第12期，1922年7月20日出版。⑦　胡适这话极为荒唐。民国对于清室的优待条件，系改朝换代后，新政权对于旧政权人员，国家对于一部分国民的关系；与国际条约的性质，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当时，周鲠生先生曾以法学专家的身份，撰文驳斥胡适一类人的这种荒唐言论，见《现代评论》第1卷第1期。⑧　胡适1924年11月5日致王正廷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68页。⑨　参看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73、179～180页。台湾学者吴相湘撰《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一文(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民国百人传》第1册)，有1924年5月胡适又进紫禁城见溥仪的事，似无实据；胡适同年11月12日致周作人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有“我两年前见过溥仪君”的话，可证无二进紫禁城的事。而这次胡适进北府见溥仪，则系实事。溥仪视北府为“小紫禁城”，故仍存“二进宫”题目。⑩　周作人及李书华、李宗侗批评胡适，及胡适辩护的往来书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70～272、275～277页。胡适1924年11月28日致李书华、李宗侗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78页。参看罗尔纲的《关于胡适的点滴》，见《胡适研究丛录》，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12～13页。（三版注）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在孙、陈、段之间（1）五四运动后不久，胡适曾经介绍和赞扬过《孙文学说》，称赞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是一个“远大的计划”；中山先生也很关心和赞许胡适。仅仅过了三四年，胡适对中山先生的态度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2年6月16日，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用大炮轰击总统府，欲制孙中山于死命。中山先生仓皇脱险，午夜登楚豫舰，翌日转登永丰舰避难，后被迫逃往上海。这是孙中山一生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他曾心情沉重地这样诉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30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①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培植十余年的部属陈炯明，竟会这般“阴毒凶狠”，要置他于死地，叛党祸国，纵兵殃民。孙先生从不重责于人，而对陈炯明，他却难以抑制愤怒。真是“罪恶贯盈，难稽显戮”啊!然而，九天之后，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短评，竟赞扬陈炯明的叛变是“革命”，他说：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与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②在胡适笔下，孙中山是“倒行逆施”，失了民心；被大炮轰击，仓皇逃命的孙中山，倒成了要炮击广州城的凶犯!而陈炯明呢，却是“革命”，是要造一个“模范的新广东”的功臣!立足点不同，视角不同，对事情的评价可以达到这样截然相反的境地。人们到底相信胡适，还是相信当事人孙中山呢?历史自有公断!陈炯明的叛变行径，很快受到其他报刊的谴责。《民国日报》的著名副刊《觉悟》，接连发表了S．S的《不赞成努力周刊记者的谈话》，恶石的《荒谬绝伦的胡适》，力子的《叛逆与革命》，子通的《胡适的伦理》等文章，批评胡适的言论。③胡适却又拉来道德伦理做旗帜，指责国民党人士和孙中山，说：近来最可注意的是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陈炯明一派这一次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然而有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悖主”，说他“叛逆”，说他“犯上”。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蔡锷推倒袁世凯，是不是叛逆?吴佩孚推倒段祺瑞，是不是叛逆?吴佩孚赶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若依孙派的人的伦理见解，不但陈炯明不应该推翻孙文，吴佩孚也不应该推翻段祺瑞与徐世昌了，……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④这就不仅把陈炯明的叛变行径吹嘘成了“一种革命”，而且把他背叛孙中山，同蔡锷推倒袁世凯相提并论，把缔造中华民国的中山先生，同窃国大盗袁世凯摆在同等的位置上了。因此，国民党主办的《民国日报》便载文指斥胡适，说他是“丧心病狂”。可是胡适却还瞪着眼睛否认，说他“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哩!胡适的朋友，共产党人李大钊，看了《努力》上的文字，也很不满，曾写信规劝胡适，说：“《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⑤但胡适对此也置若罔闻。后来，《努力》周报上还刊登了涤襟的《述孙陈之争》，林生的《再述孙陈之争》，及胡适的几则短评。调子也稍有变化，有时各打五十大板，说是“一个实力派与另一个实力派决裂，故认作一种革命的行动”。似乎孙陈都成了“实力派”，似乎双方也都是“革命行动”。胡适又说，“此次广州之变，曲直不全归于一方，而是非应俟之公论”。实则还是偏袒陈炯明。后因8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声明，其中有“对陈炯明所率叛军，当扫灭之，毋使祸粤者祸国”的话，胡适便又指责孙中山：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孙氏是爱国爱广东的人，不应该为了旧怨而再图广东的糜烂。⑥直至一年之后，胡适仍在说：“因为孙氏要报仇，竟至糜烂了广东，至于今日”，把陈炯明叛乱战争所造成的广东“糜烂”，竟全归罪于孙中山。⑦孙中山对胡适的袒陈抑孙，自然极为不满。1924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国共合作。孙中山系统演讲《三民主义》，这年8月1日，广州的《民国日报》刊载其《民权主义》第一讲，编者却在同版刊出短文《少谈主义》，并引有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文字。孙中山看了十分气愤，在原报上亲批云：编者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批文还“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⑧可见孙中山对胡适两年前的旧事，犹耿耿于怀。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在孙、陈、段之间（2）陈炯明的叛变，使他在政治上道义上都彻底破产，他虽乞救于北洋直系军阀，又有胡适的《努力》支持，还是逃不脱失败的命运。1923年1月，孙中山通电讨陈，滇桂联军向粤境发动进攻，叛军便迅速土崩瓦解；陈炯明逃出广州。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对这样的大事，胡适的《努力》周报却又只字不提，讳莫如深了。1924年北京政变时，冯玉祥倾向革命，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是并主持解决时局问题。孙中山于11月离开广州，经上海赴北京，并发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但这时窃踞了北京政权的段祺瑞，却提出召集“善后会议”的主张，与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相对抗。1925年1月1日，段祺瑞发表召集“善后会议”的通电，许世英也于1月4日致电胡适，邀请他参加。胡适其实也知道，所谓“善后会议”明明是军阀官僚政客们的一个分赃会，遭到全国工农学生及各界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对，也引起孙中山先生的极大愤慨。孙先生扶病抵达北京后，病势加重，仍坚持斗争，决定国民党不参加“善后会议”，并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许多朋友都劝胡适慎重考虑，不要参与。汤尔和致信说：善后会议……现在到京代表，谁不是牛头马面?会议如果开成，必系一批护兵马弁，左携鸦片烟具，右挟姘头而上会场。以兄之翩翩，如何能与此辈并坐?乃欲于此中发抒政见，所谓万说不到者是也。浮说诋毁固不值一哂，但吾辈举止似应审量。⑨胡适自己对“善后会议”本来也“有许多怀疑之点”，但是他“踌躇了几天”之后，觉得自己素来主张与此稍接近，又不愿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也看不惯一般人的轻薄论调，故还是决定参加，复许世英一函，云：执政段先生的东电，先生的豪电，都接到了。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⑩胡适要试一试善后会议的消息，在报上披露后，马上引起学术文化界众多人士的不满和批评。董秋芳投书《京报》，指出：……我们认为丧心病狂的军阀政客们底分赃的行径，先生(按，指胡适)竟也兴高采烈地预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万不料如梭的时光，竟会使先生落伍到如此地步!蔽护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不出之于乡村遗老之口，而倡之于“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先生!已经“从百尺竿头掉下来”的胡先生呵，如果你再愿意牺牲“新文化运动的权威”的荣衔，去参加这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恐怕一试之后，便不容你再试了。可是，胡适不听别人劝告，2月1日，居然出席在北京开场的“善后会议”，为段祺瑞政府捧场。会上真是乌烟瘴气，据胡适的学生陈彬和记述：选了复辟党健将做会长；国家财政穷乏如此，会员尚领六百元酬金；等于零的议案，提出来凑热闹；还有一辈犬马遗老党运动恢复清室优待条件。陈氏甚至因此而劝胡适“消极的退出，不必再试了!”胡适迫于清议，不得不宣布退出“善后会议”。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也终于怀着对“善后会议”的极大愤慨，在北京逝世了。①　孙中山《致国民党员书》，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上册，第441～448页。②　见《努力》周报第8期“这一周”短评，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171～172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删。③　分别见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6月23日、7月3日、27日、8月3日。④　《努力》周报第12期“这一周”短评，1922年7月23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188～189页。台北远东版删。⑤　李大钊的信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442页。⑥　以上引文均见《努力》周报第16期和18期的“这一周”短评，《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208～210、217页。台北远东版删。⑦　《一年半的回顾》，载《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21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144页。台北远东版删。⑧　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藏(原件)，编号(052/107)；转引自蒋永敬《胡适与国民党》一文，见《胡适与现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初版。（三版注）⑨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12月初版，第五册，1925年1月17日。（三版注）⑩　同上书，1925年2月1日。（三版注）　董秋芳《致胡适之先生的一封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00～302页。　参看1925年2月20日陈彬和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13～314页。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女师大风潮前后（1）1924年至1925年间，北京爆发的女师大风潮，是由于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而引起的；后来发展到直接反对支持杨荫榆的北洋军阀政府，尤其是那位镇压学生运动的教育总长章士钊。①这就直接间接与胡适有些关系。章士钊是有名的复古派，与胡适可说是老冤家了。他曾经写过一篇《评新文化运动》的文章，点名批评胡适，特别痛恨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其中说：吾友胡适之所著文学条例。谓今人当为今人之言。不当为古人之言。……适之日寝馈于古人之言。故其所为今人之言。文言可也。白话亦可。今为适之之学者。乃反乎是。以为今人之言。有其独立自存之领域。又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以致酿成今日的底他它吗么吧咧之文变。②文中骂做白话的人“如饮狂泉”，“智出英伦小儿女之下”，是“以鄙倍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以就下走圹之狂，隳载道行远之业，……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以悻悻的怒骂代替说理，简直失了他自诩“学士大夫”的体面。那时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养病，曾对别人说，章士钊的文章“不值一驳”。后来，胡适在上海碰到章士钊，又当面对他说起“不值一驳”的话。章士钊心里自然很不服气。1925年2月的一天，胡适到撷英饭馆去吃饭，碰到已经当了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章士钊。饭后，他们便同去对门的一家照相馆，合照了一张相，并且约定在照片上题诗以作纪念。章士钊写的是一首白话诗：你姓胡，我姓章；你讲甚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胡适收了照片，看到题诗，暗自高兴，也便投章士钊所好，题了一首文言诗答他：“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③他们两位的照片，我们现在虽然没有眼福见到了，看了这题诗，却大致也不难想象出来：一位应是西装革履，满脸革新模样；一位则长袍马褂，复古之态可掬，竟又“长相亲”，“双双并坐”在一条板凳上，颇有些滑稽。但在女师大事件中，他们两位之间倒真的是颇为“相亲”了。女师大的那位校长杨荫榆女士，曾经留学美国，也住过哥伦比亚大学，大约也听过杜威博士的课，与胡适可算是哥大校友，杜门的师兄妹。但这杨女士脾气有些古怪。她担任校长，竟以婆婆自居，把女学生们看做是她家里的一群童养媳。这婆婆又依附军阀政府，心地相当悍毒，以“寡妇主义”治校，要把学生陶冶得个个心如古井，脸若冰霜，失其活泼之青春。因此，引起广大学生的不满。1924年11月，杨荫榆无理勒令国文系的三名学生退学，又辱骂向她交涉的学生自治会代表，激起全校公愤。学生自治会便议决不承认杨为校长，发布《驱杨宣言》，展开了她们所说的“驱羊运动”。第二年4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7月复刊《甲寅》周刊，一方面提倡尊孔读经，攻击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扬言“整顿学风”，支持杨荫榆镇压学生运动。而陈源等人表面上装得超然象外，十分公平似的，实则偏袒章杨，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以吞吞吐吐的言辞，转弯抹角的手法，指责学生把女师大变成了“臭毛厕”，且攻击支持学生的鲁迅等人“暗中鼓动，挑剔风潮”。这样就露出了并非公正，却又竭力隐瞒的尴尬相。到8月初，事态发展得愈来愈严重：杨荫榆竟搬来军警，包围学校，勒令学生离校；章士钊则在国务会议上提请停办女师大，并派武装警察强行接收。于是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北京、上海的学生组织纷纷函电支持女师大师生的斗争。北京大学评议会也于8月18日开会，通过决议案如下：本校学生会因章士钊摧残一般教育及女师大事请本校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事。议决：以本会名义宣布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接受章士钊签署之教育部文件。④决议公布之日，群情大快。而胡适却反对。他与陈源、燕树棠等5人联名写信，指责评议会“越权自专”，有“抹煞全体教职员同人之嫌”，故向评议会提出“严重抗议”。另有周作人、李书华等8人，也联名致书校长，支持评议会决议，敦促校长将决议案执行。⑤随后，胡适等17教授发表《为北大脱离教部关系事致本校同事公函》，特别强调的是“学术独立”与“政教分离”，“学校为教学的机关”，“研究学术的机关”，应该“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而“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接着，周作人等17教授签名的《为反对章士钊致本校同事公函》，认为反对“无耻政客”为教育总长，事属可行，章士钊摧残教育，又提倡复古，仇视新文学新思想，“当然更应反抗”。又有周作人等41教授发表《反对章士钊的宣言》。⑥可见当日的情势，真是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章士钊自然十分感激，在《甲寅》周刊上载文称赞胡适等人的举动，是“表扬学术独立之威重，诚甚盛举”；⑦而拥护章士钊的《大同晚报》，也称赞他们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⑧从此，聚居在北京东吉祥胡同的这些“现代评论派”的先生们，便得了“正人君子”的雅号。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女师大风潮前后（2）当日的斗争虽然十分尖锐，但教授们之间的争论，其实也各有根据和道理。胡适等人偏袒章士钊解散女师大的非法行径，当时却遭到北京教育界及广大学生的严厉批评。当时上海学生联合会也郑重致信，批评胡适说：比年以来，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导青年之责而为无聊卑污之举，拥护复辟余孽，尝试善后会议，诸如此类，彰彰皎著。近更倒行逆施，与摧残全国教育，蔑视学生人格之章贼士钊合作，清室复辟函中又隐然有先生之名。呜呼，首倡文学革命之适之先生乎!先生前曾为青年指导者，青年所期望于先生者良切。先生近来种种举动，荒谬卑污，长此以往，先生将永为吾全国青年所深恶痛绝。⑨他们的批评可说是义正辞严，但又希望胡适“痛改前非，恢复首创文学革命时之精神”，也可说是仁至义尽的了。这时的胡适，只是固守着“教育独立”的思想，对章士钊的倒行逆施也是有认识的，而且文学革命之精神余绪未泯。章士钊在《甲寅》周刊上攻击白话文学，他还是禁不住要予以回击。8月30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胡适的《老章又反叛了!》。文章披露章士钊向新文化投降的“白话歪词”，“原来只是诈降，他现在又反叛了”!同时指出章士钊反叛的原因，说：行严(按，章士钊字行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他却又虽落伍而不甘心落魄，总想在落伍之后谋一个首领做做。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反动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领了。……他已甘心落伍，只希望在一般落伍者之中出点头地，所以不能不向我们宣战。⑩胡适对于章士钊的批评，还是相当中肯而又很严厉的。后来章士钊作文辩解，提起胡适公布他“投赠之白话词”一事，还觉得不好意思，说胡适近于开玩笑呢!围绕女师大事件及后来的“三一八惨案”，《语丝》与《现代评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特别是鲁迅与陈源的笔战，尤为频繁激烈。胡适虽然偏袒章士钊，护着陈源；却并未公开参加这场笔战，也从未攻击鲁迅、周作人等反对章士钊的人们。而且，据他后来写给周作人的信看，他生平对于周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1926年5月下旬，胡适随“中英庚款访问团”赴天津访问。住在旅店，夜间无事，翻读鲁迅的《热风》，大都是《新青年》时期写的文章，读来颇多感慨。当他读到《随感录四十一》时，更深受感动；联想到近年来围绕女师大事件的笔战，他竟“一夜不能好好的睡”。第二天，胡适不禁心血来潮，便给鲁迅、周作人、陈源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因此，胡适一再劝说不要忘记《热风》里“学学大海”的那段文章，“让我们都学学大海”，消除误解和猜嫌，都向上走，都朝前走。胡适当日的用心，我想不能说是不诚恳的罢；他虽然好心，然而，却有些不分青红皂白，不辨是非曲直，一味的调和矛盾，显然是幻想。也许，这正足以代表胡适那时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态度。①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孤桐、孤松，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前，曾参加反清革命。1914年5月在东京主办《甲寅》周刊，他自述道：民国三年。愚违难东京。愤袁氏之专政。谋执文字以为殳。爰约同人。创立杂志。仓卒无所得名。即曰甲寅。昭其岁也。(孤桐《大愚记》，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1号，1925年7月18日出版。)两年后停刊。五四运动后，他成了一个复古主义者。1924年至1926年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曾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和民众的爱国斗争。他兼任教育总长后，复办《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解放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②　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原载1923年8月21日至22日上海《新闻报》；后收入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③　章胡二人互相赠答的这两首诗，是根据胡适的《老章又反叛了!》一文所录抄出。该文原载1925年8月30日《京报副刊?国语周刊》第12期；后收入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④　载1925年8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题为“评议会布告”。⑤　以上两函件，均载1925年8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⑥　以上三个文件，均见1925年8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三版注）⑦　见1925年8月29日出版的《甲寅》周刊第1卷第7号所载《说》一文。⑧　见1925年8月7日北京《大同晚报》。⑨　1925年8月26日上海学生联合会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341页。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女师大风潮前后（3）⑩《老章又反叛了!》，原载1925年8月30日《京报副刊?国语周刊》第12期，引文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203页。见章士钊所作《答适之》，原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8号，1925年9月出版；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1926年3月，在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李景林等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因见奉军战事失利，便公开出面援助，于12日以军舰两艘驶进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国民军亦开炮还击，于是日本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于3月16日以八国名义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等等，并限于48小时以内答复，否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所认为必要之手段”。北京各界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于3月18日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不料在国务院门前，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当场和事后因重伤而死者47人，伤者150余人，造成了帝国主义和军阀互相勾结屠杀我国人民的大惨案。胡适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42页。参看《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77～380页。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在莫斯科（1）1925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为了处理这笔退还的赔款，组织了一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胡适被聘任为中方三委员之一。①1926年3月，胡适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随即参加以英国人威灵顿子爵为团长的访问团，到汉口、南京、杭州、北京、天津等地访问，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5月，访问团一致主张设立“中英庚款董事会”，全权管理英国退还的部分赔款。7月，胡适离开北京，经哈尔滨，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到英国去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是胡适自1917年留学归国后，九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火车昼夜兼程，穿过了辽阔的原野和森林，终于驶进了莫斯科。第一次来到这赤色苏联的首都，胡适感到陌生而又新奇。他要在这儿住下来，休息几天，看看这个震撼过全世界，而且各国至今都在关注、议论的神秘世界。稍事休息后，第二天，胡适便去参观革命博物馆。他细细看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史料，很受感动。第三天，他遇着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便同他们一道去参观莫斯科的监狱，三人看了也都觉得很满意。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印象也不错。胡适觉得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他在莫斯科给友人写信道：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of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②最后两天，胡适又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更觉得他的看法不错。他想，对这样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政治大试验，“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这才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胡适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他打算将来回国之后，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苏俄进行较长期的考察。在莫斯科虽然只逗留了三天，但这赤色首都给胡适的印象却很深刻。到了伦敦和巴黎，他仍很激动，给徐志摩写了两封信，谈的仍是苏俄的观感，仍在称赞“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仍在称赞莫斯科的人们“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仍在称赞苏联政府重视教育和科学，等等。③胡适的这些信，寄回国内，在友朋中传观，在报纸上披露，引起了颇大的反响。当时国内北伐战争正迅猛发展，革命空气甚为浓烈，孙中山先生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深入人心。胡适这时称赞苏俄，而且说我们“不配批评苏俄”，自然得到不少人的称赞。而胡适的朋友们却大多惊诧不已。有的对他“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有的劝他不要匆忙表态，更“不必急于提方案”。徐志摩那时刚刚与陆小曼结婚不久，看到“胡大哥”称赞苏俄的信，很不以为然；又看他寄回的相片显得有点瘦了，便开玩笑式的说胡适“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④其实，胡适在出国前一个多月，便发表过赞扬社会主义的言论，他说：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⑤人们读到这些地方，往往误以为胡适真的赞成苏俄的社会主义了，并由此而觉得奇怪：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连他的朋友们也百思不得其解。但胡适自己其实是说得很明白的。他并不赞成苏俄的社会主义，他所赞成的是“自由的社会主义”。看他当时写给徐志摩的信是怎么说的罢：认真说来，我是主张“那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为简单说来，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Socialism)。⑥胡适接着批评共产党的朋友，说他们以为“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这是历史上不能成立的话；而且责问说，“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主义硬送给资本主义?”自由和民主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形成了强大的世界潮流。民主和自由绝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无产阶级应该是民主自由的天然拥护者。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才明确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教条式的专制的不好的共产党，才会把自由硬送给资本主义。但是，胡适所赞成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胡适说：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在莫斯科（2）美国近来颇有这个倾向。劳工与资本之争似乎很有比较满意的解决法；有几处地方尤其是Detroit(底特律)，很可以使英国人歆羡。⑦这就很明白了，胡适所赞成和歆羡的，正是美国牌的“自由主义”。这回到美国去，他还想打听打听哩。①　“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除胡适外，另两个是丁文江(字在君)、王景春(字兆熙)。②　《欧游道中寄书》，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三版，卷一，第74至75页。共有信五封，其中致张慰慈的三封，致徐志摩的二封。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均被删去。③　参看《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77～90页。④　参看钱端升、任叔永、徐新六、徐志摩等人致胡适的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06～407、411～412、416～420页。⑤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原为日本《改造》月刊“中国特号”而作，中文稿载《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引文见亚东3版卷一，第16～18页。⑥　同注②，卷一，第85页。⑦　同注②，卷一，第85～86页。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海外读敦煌卷子（1）1926年8月初，胡适抵达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他这次游欧，主旨便是来参加庚款会；但会没开几次，委员会的人便四散了。胡适没事可做，在伦敦游览居留十来天，便又渡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的首都巴黎。他一方面是想在巴黎玩一玩，还想顺便去“世界公园”瑞士逛一逛；另一方面，则是履行他游欧的另一项计划，去巴黎图书馆看我国的敦煌卷子。敦煌卷子，是什么贵重东西?又为何要跑到远隔重洋的巴黎去看?原来，这敦煌卷子，真可以说是我国的一批国宝。1899年，敦煌千佛洞的一个道士，偶然发现洞中夹壁后有一个密室，藏有许多古本经卷，除几本最古的印本之外，都是写本，共计约有两万来卷。最古的大约是一千五百年前写的，最晚的也有近千年的历史了。那道士没有什么知识，根本不懂得这些卷子的珍贵，把它当符卖给周围的乡民治病，烧毁了一些；幸亏那沙碛之间，地广人稀，所毁无多。后来，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到敦煌来，知道了这些古本抄卷，花很少一点银子贿赂那道士，便运走了六千多卷。不久，法国的一个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也来了，也只花一点银子，便挑选运走了二千多卷。我国的这一批珍贵文物便这样被窃运到英法两国，成了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和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珍藏。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只是他们拣选剩余的一部分了。胡适出国前，曾试作《中国禅宗史》初稿，写到神会和尚，发现神会在禅宗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后来研究禅宗史的人往往忽略了他，埋没了他。胡适决心替神会打抱不平。于是，在国内大力搜求史料，结果却很不理想，他所能看到的神会著作仅仅659个字!胡适便打定主意，趁这次欧洲之行，到巴黎伦敦来看敦煌卷子，希望在那些唐代抄写的经卷中能够掏摸出一点神会和尚的史料。8月26日，胡适走进了巴黎国家图书馆，开始翻阅敦煌卷子。那时，伯希和因捞得我国敦煌的大批珍贵文物，写了《敦煌千佛洞》等书，名声大噪，已经当了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并主编东方学杂志《通报》。胡适也去拜访了他，并得到他的帮助。“他给我介绍，得进‘写本书室’，看敦煌各卷子。”①果然，在巴黎读敦煌卷子，竟大有收获。胡适自记道：我到巴黎，不上几天，便发现了一卷无名的语录，依据内容，定为神会的语录的残卷。后来我从别种敦煌卷子里得着旁证(例如《历代法宝记》)，可以确定此为神会的语录。(卷子号目Pelliot3488)过了几天，又发现了一长卷语录，其中一处称“荷泽和尚”，三次自称“会”，六次自称“神会”，其为神会的语录无疑。此卷甚长，的确是唐人写本，最可宝贵。(号目P．3047)从此世间恢复了两卷《神会语录》的古本，这是我此行最得意的事!②不仅读书有得，而且在海外也有崇拜者。当年在巴黎专攻法国文学的袁昌英女士，写信给胡适，信中说：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晓得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运命的栋梁!我的静坐的时候颇不多，然而一得之则默祝这两人的福寿与成功。③读着这样的信，胡适自然也高兴。但是，得意之时，也遇着很不得意的事。有一天晚上，胡适与当时也在法国的傅斯年约定，去万花楼吃晚饭。胡适因事去迟了一点，在门口碰着万花楼的老板，他低声说，“楼上有人发传单骂你，我特为站在门口等你，你不要进去了吧?”胡适当即大笑，说：“不要紧，我要吃饭，也要看看传单。”他上了楼，傅斯年、梁宗岱等人都在等他，却没有外人，也不见传单。大家不说传单的事。吃完饭以后，他们走到对街一个路角的咖啡摊，坐下闲谈，胡适才问传单的事。原来他们都收起来了，怕胡适生气。胡适说：“我决不生气”，才给了他几张。一看，原来是中国国民党旅欧巴黎支部发的《警告旅欧华侨同胞，请注意孙传芳走狗胡适博士来欧的行动》，大约是因他的好友丁文江当了孙传芳手下的“淞沪总办”，又同为中英庚款委员，才作这样推断的。胡适当时忙着看敦煌卷子，每日写几千字的读书笔记，无暇顾及这种无聊事，只保存了一张传单在他的日记里，④便又埋头读书去了。这年9月，胡适又去伦敦，翻阅不列颠博物院珍藏的敦煌经卷，又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12月17日，是胡适满35岁的生日，这一天也是在博物院读书度过的。他这天校读了《忍和上道凡趣圣顿悟解脱宗修心要论》，抄了《大乘北宗论》一卷，读了七种卷子。博物院电灯不明，校书抄书很费力。这天晚上，胡适才想起自己的生日，大有感慨：自从去年9月底出京后，和我的“书城”分手太久了，真有点想念他。这一年多，东奔西走，竟不曾做一篇规规矩矩的作品。……英国庚款事总算有点成绩。此外只是出来跑一趟，换了一点新空气，得了一点新刺激，于我有点好处，然而忙的要死，倦的不得了，身体上始终没有休息。巴黎伦敦两地的读书，可算是今年的大成绩。今天过生日，终日在B．M．里校读敦煌卷子，总算是一种最满意的庆祝仪式了。⑤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海外读敦煌卷子（2）总计在巴黎和伦敦，仅所得神会的语录三种，《显宗记》一卷，约计达两万多字，为国内所得的30倍!此外，还看到《楞伽师资记》的两种写本，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禅宗史料。收获确是很丰厚的。在海外读中国的敦煌卷子，能有这么多收获，胡适真是喜出望外了。至于这些中国的东西为什么竟要到英国和法国去读，他似乎没有想，似乎也不愿意去想。转眼到了年底。胡适离开英国到美国去。在大西洋航行的海轮上，他匆匆挥笔，写了《海外读书杂记》，向读者报告他所得到的几项材料和收获。回国以后，又把从巴黎伦敦影印带回来的神会遗著整理写定，又作一篇很详细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合编成《神会和尚遗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⑦序言中说：神会是南宗的第七祖，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是新禅学的建立者，是《坛经》的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勋之大，影响之深。这样伟大的一个人物，却被埋没了一千年之久，后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幸而他的语录埋藏在敦煌石窟里，经过九百年的隐晦，还保存了两万字之多，到今日从海外归来，重见天日，使我们得重见这位南宗的圣保罗的人格言论，使我们得详知他当日力争禅门法统的伟大劳绩，使我们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禅宗伪史，而重新写定南宗初期的信史：这岂不是我们治中国佛教史的人最应该感觉快慰的吗?⑧①　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6册，1926年8月26日（三版补注）；胡适在《神会和尚遗集序》里也说：“我借这个机会要对许多朋友表示很深厚的感谢。我最感激的是：伦敦大英博物院的Dr．LionelGiles，巴黎的ProfessorPaulPelliot，没有他们的热心援助，我不会得着这些材料。”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二，第292～293页。②　《海外读书杂记》。此文原为留英学生会的杂志而作，后编入《胡适文存三集》。引文见该书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四，第539页。③　袁昌英1926年12月18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12页。（三版注）④　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5册，1926年9月18日后所附传单，及1940年12月30日的补记。（三版注）⑤　同上书，第6册，1926年12月17日。（三版注）⑥　《楞伽师资记》的这两种写本，胡适当时都托人影印，带回国内，想整理付印，却始终未印成。1931年，朝鲜的金九经借去，校写为定本印行，胡适为作《楞伽师资记序》。这篇序文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二。⑦　《神会和尚遗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12月出版，又名《荷泽大师神会遗集》。其中收遗集四卷，跋四则，附录《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所收“荷泽大师神会语”一卷；胡适所撰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印在卷首。⑧　《神会和尚遗集序》，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二，第292页。胡适对神会和尚的考证和评价，及其他有关禅宗史的著作，自然难免有错误和武断之处；人们对胡适论禅，也见仁见智，评价很不一样。大致看来，侧重于研究“禅”学的人，如日本的铃木大拙，便说“胡适根本不懂禅宗”；而侧重研究禅宗“史”的人，则多肯定胡适的考证。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叙述唐代禅宗的南北之争，便与胡适的见解颇有一致的地方。读者可参看。(《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3编第2册，第7章第2节，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1版第601至640页)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往西去!（1）游欧伊始，胡适便打算往西去，到美国去!还是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听说冯玉祥将军那时也住在莫斯科，很崇拜苏俄，常常绘画列宁的肖像。胡适便对冯的秘书说，希望冯将军从俄国往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国，至少也应该看看德国。①到了巴黎，他曾写信给国内朋友称赞苏俄，也流露他向往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在同傅斯年谈论政治的时候，他更明白地说：德国可学，美国可学，他们的基础皆靠知识与学问。此途虽迂缓，然实惟一之大路也。②胡适自己当然更想到美国去，看看那离别已经十年的“第二故乡”。③1926年除夕，胡适登上“AmericanBanker”号海轮，横渡大西洋，于1927年1月11日早7点抵达纽约。这是胡适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大都会。熟悉的街市、广场和学校，显得那么亲切，却又有些陌生了!离别十年后，纽约变了，给胡适印象最突出的，是摩托车!即汽车。纽约的街道上，以致乡间，汽车都像流水似的不断奔驰。他在1月16日纽约的《国民周报》(TheNation)上，看到了这样一个统计数字：全世界的摩托车27500000辆。美国的摩托车22330000辆。美国摩托车数占全世界81%。美国人口平均每5人有车1辆。去年(1926)美国造的摩托车凡450万辆，出口50万辆。④请读者注意，这是60年前的统计数字，难怪胡适当时要感到惊讶，要赞叹美国“真是一个摩托车的国家”!到美国后，胡适整日忙着会客，又忙着到各处演讲。有一次，胡适在费城(Philadelphia)演讲，一位朋友邀请他到乡间去住一天。他和那朋友同车前往，开到一个地方，见野外停放着一二百辆摩托车。胡适很奇怪，心想，乡里那来这么多汽车呢?便问道：“这里开汽车赛会吗?”那朋友笑起来，用手指着那边的工地，说：“那边不在造房子吗?这些都是木匠泥水匠坐来做工的汽车。”在美国，胡适所看到的，是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车去做工，大学教员自己开着汽车去上课，乡间的儿童上学都有公共汽车接送，农家生产的鸡蛋牛乳也每天自己用汽车送进城。有的人家，星期日全家坐自备的汽车到远地方去旅行游览。胡适说，这便是美国的文明，“摩托车的文明”!而我们中国呢?当时还处在“轿子文明和人力车文明”的阶段。对美国的摩托车文明，胡适怎么能不赞叹，不歆羡呢!这次在美国小住三月，胡适目睹耳闻了美国社会各方面的飞速进步。汽车公司通行的“分月付款”方法，使普通人家都可以购买汽车；实行所得税，成了国家税收的一大宗；雇员与工人都购买股票，成为企业、公司的股东。凡此种种，胡适都津津乐道，赞不绝口。他应邀参加过纽约的一次“两周讨论会”(FortnightlyForum)，讨论的题目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叫做什么时代?”到会的一位劳工代表，歌颂他的时代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他的演说使胡适由惊叹而首肯，终至于赞佩不已。美国的这种种事实，给胡适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得出了美国不会发生社会革命的结论，说：我可以武断地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⑤胡适所说的这种美国牌“渐进的”社会革命论，也就是他所赞成和歆羡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这是纯粹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与纯粹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挑战。他说：从前马克思派的经济学者说资本愈集中则财产所有权也愈集中，必做到资本全归极少数人之手的地步。但美国近年的变化却是资本集中而所有权分散在民众。一个公司可以有一万万元的资本，而股票可由雇员与工人购买，故一万万元的资本就不妨有一万人的股东。……工人收入既丰，多有积蓄，往往购买股票，逐渐成为小资本家。……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⑥胡适的意思很明白，他认为马克思派的经济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在美国不灵，不适用于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这确是一个非常现实而且十分尖锐的挑战。胡适并不懂得多少经济学说，但他根据实际，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出了一个题目，却是需要作出回答，科学的!美国如此进步，而中国何以这般落后呢?这是旅行海外的炎黄子孙都不会不想到的问题。1月25日晚，胡适与友人谈论历史问题，便谈起“何以中国这一二百年的进步远不如西洋之大?”胡适在日记里写下了他谈的答案：我提出几个答案：(1)中国在统一的帝国之下，没有竞争的必要，没有“政治的殖民政策”的必要，故每种进步到可以勉强应用的时期就停止了。欧洲的列强竞争甚烈，有意的增加国际贸易，有意的发展工业，有意的提倡殖民政策，皆是中国缺乏的因子。(2)鸦片之害。中国吃了印度的两种麻醉剂：先吃了一服精神上的鸦片——佛教；后吃了一种物质上的麻醉剂——鸦片。三百多年之中，鸦片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病夫国。(3)19世纪初年，嘉道的学风还在，到阮元林则徐还不曾表现大弱点。19世纪中叶的洪杨之乱毁了国中最富庶，最有文化的几省。这也是一个大原因。⑦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往西去!（2）胡适的答案自然不是唯物史观的，但却是他几十年间几乎一贯的观点，不也有他一定的道理吗?①　参看《漫游的感想》第四则“往西去!”《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一，第61页。②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5册，1926年9月18日。（三版注）③　胡适在留学日记中，曾写道：余于6月16日至绮色佳，去此八阅月矣。此次归来，恍如游子归其故乡，甚多感喟。戏谓此次归绮色佳为“小归”，明年归国可谓“大归”耳。小归者，归第二故乡也。大归者，归第一故乡也。(《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卷十三“二一　恍如游子归故乡”，1916年7月5日追记。)④　见《漫游的感想》第二则“摩托车的文明”所引，《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54页。⑤　《漫游的感想》第三则“一个劳工代表”，同上书卷一，第58页。⑥　同上书卷一，第58～59页。⑦　同注②第六册，1927年1月25日。（三版注）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经日本返国途中1927年春，国共合作举行的北伐战争胜利发展。3月下旬，上海、南京相继克复。北洋军阀政府行将覆灭。就在这时，吴稚晖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提出弹劾共产党议案；蒋介石背弃孙中山先生遗训，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清党”反共，在血泊中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胡适这时正由西雅图登船，离美返国。登船时，他便听到了上海、广州开始“清党”的消息。4月24日，船到横滨。胡适踏上日本国土，便给上海的好友高梦旦先生发了一个电报，询问国内的情形。高先生当即回电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学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尚望三思。①胡适的另一好友丁文江，在孙传芳手下当了几个月的淞沪商埠总办，也寄信给胡适，述说北伐战争起后的情况，他对前途“并不十分乐观”；不久便辞职，回北方去了。胡适的学生顾颉刚来信，则劝他归国后不要再作政治活动；“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顾信有一段分析，颇为中肯，他说：先生归国以后(按，指1917年胡适留美返国)，名望过高，遂使一班过时的新人物及怀抱旧见解的新官僚极意拉拢，为盛名之累。现在国民党中谈及先生，皆致惋惜，并以好政府主义之失败，丁在君先生(按，即丁文江)之为孙传芳僚属，时加讥评。民众不能宽容：先生首唱文学革命，提倡思想革命，他们未必记得；但先生为段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他们却常说在口头。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但先生此次游俄，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民众伐异党同，如果先生能加入国民党，他们又一定热烈的欢迎了。②这些理由，概括一句话，就是国民党也有可能给胡适加一个“反革命”的罪名!这其实也就是高梦旦等一些人之所以劝胡适暂时不宜归国的理由。胡适心里也自然明白，怎么敢贸然回国?于是便暂留日本，观察时局的变化，考虑如何应付变化了的时局。他在欧洲时，也很关注国内形势，与人谈起过南方的领袖人物，对蒋介石诸人也颇有好感，寄予希望。他说：广州的领袖人才，我略知其大概。只有介石与Borodin我没有见过。……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③这段时间，胡适在日本仔细读了那几个月的报纸，了解国内的情况，据他自己回忆，便明白了当日吴稚晖等一班文人出来主张“清党反共”，还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胡适的同情，那时就已经在蒋介石一边了。他曾追述在东京的一段故事，说他在帝国大旅馆里，遇着刚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先生(ManlyO.Hudson)。谈话间，赫贞说他在上海与宋子文交谈过，认为“最近中国的政变是一个大反动!”胡适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曾为蒋介石辩护，说：我这十个月在欧洲美洲，不知道国内的详细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变，似乎不像宋子文先生说的那样简单吧?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按，即吴稚晖)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④这番话，是在26年之后，胡适逃亡美国时写的。他当日拥蒋反共的态度，虽然未必像后来这般分明，但基本倾向却毫无疑问，是前后一致的。在日本徘徊观望了20余天，胡适对国内风云变幻的政局大致有了认识，心里有了一点底，觉得似乎不至于怎么样。他便订了船票，要回离开不满一年，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祖国来。①　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27页。②　同上书，上册，第426页。③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股份公司1990年12月版，第5册，1926年10月15日。（三版注）④　参看《追念吴稚晖先生》，原载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第10卷第1期，1954年1月出版。后收入《胡适选集》“人物”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引文见该书第167～168页。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在上海重整新月社（1）1927年5月17日，胡适从日本回到上海。他又收到顾颉刚的一封长信。顾在信中向老师和泪进言，说：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现在的北京内阁，先生的熟人甚多，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他们为张作霖办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们未必不拉拢，民众是不懂宽容的，或将因为他们而累及先生。……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①在“万勿到北京去”几个字的下面，都加有密圈，可见是重要极了!为什么呢?前面已经说过，胡适本人曾鼓吹“好政府主义”，当过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这些都可以当作“反革命”行为看；而他在北京的朋友，又多为军阀的僚属和政客。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胡适如果再回北京去，北洋政府垮台之日，那“反革命”的罪名还逃得掉吗?他在日本观望20余天，日夜思虑的也正是这一点，心里怎么不明白呢?北京，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能回的，他便决定留住上海。那时的北洋政府，已是风雨飘摇，财源早已枯竭。北京各大学连薪金也发不出来，教员生活非常狼狈；政治压迫更一天天加重，连续发生“三一八”惨案等多起屠杀请愿学生和民众的事件。因而大批文化人便纷纷南下逃荒避难，或则向往投效革命，或则寻求新的栖身之所。原来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的一班人马也纷纷南下，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饶孟侃、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及潘光旦、邵洵美等新老社员，都先后汇聚于上海。胡适回国后不久，新月社的人们便联络商议，由大家招股集资，筹办一个新月书店。他们推胡适为董事长，张禹九任经理。于是，6月30日的《申报》上登出了一则广告：新月书店开张启事本店设在上海华龙路法国公园附近麦赛而蒂罗路一五九号，定于七月一号正式开张，略备茶点，欢迎各界参观，尚希贲临赐教为盼。新月书店谨启新月书店的开办，以徐志摩关系多、人事熟，因而出力也最多。胡适只有一百块钱的股本，②却挂着董事长的名义，更不好意思不尽一点股东的义务。他便答应把《白话文学史》修改出来，给新月书店出版。这部书，原是1921年冬天，胡适在教育部举办的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的讲稿。第二年又到天津去讲，他住在旅馆里，把这“国语文学史”的稿子修改了一遍。后来，北京文化学社竟把这本讲义排印了出来，封面上印着疑古玄同题写的书名，书前有黎锦熙写的“代序”，俨然是一本正式出版物了。③胡适得知以后，觉得“拿这种见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备，匆匆赶成的草稿出来问世”，自己感到“十分难为情”，便决心修改这部书。④这次修改，几乎是重写；而且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实际上是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由于书店刚开创，稿子催得紧，胡适“随写随付排印”，仍是匆匆赶成，难免有许多疏漏；其中的一些见解，今天读起来也未免浅薄幼稚。但这部书，可以说是用近代科学方法来研究和整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第一部著作，筚路蓝缕，草创之功还是值得肯定的。可惜始终未能续完，又是“半部书”!新月书店开办不久，原在北京出版的《现代评论》，也移来上海编辑出版；他们又着手筹创一个《新月》杂志。这刊物的筹创，曾经发生一点波折。据梁实秋在《新月前后》一文中透露说：杂志的筹划，最初是胡先生、志摩、上沅负责在进行，有了成议之后，上沅到了闸北斯考特路潘光旦家，宣布杂志由胡先生任社长，志摩为主编。当时聚集在光旦家的闻一多、饶孟侃等表示异议，表面上是因为社长主编未经同人推选，手续不合，实际上是新月一批人每个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谁也不愿追随在别人之后。志摩是何等圆滑的人，立刻主张改为集体制，胡大哥根本不列名其间。大约就因潘家的这一点风波，素以涵养好著称的胡适也很有些生气，他给徐志摩写了一封信，竟表示“决计脱离新月书店”，并且向董事会提出五项条件：一、请准我辞去董事之职。二、请准我辞去书稿审查委员会委员之职。三、我前次招来的三股——江冬秀、张慰慈、胡思杜——请退还给我，由我还给原主。四、我自己的一股，也请诸公准予退还，……五、我的《白话文学史》已排好350页，尚未做完，故未付印，请诸公准我取回纸版，另行出版，由我算还排版与打纸版之费用。……⑤胡适要求辞去职务，抽走股本，撤回书稿，简直是一张最后通牒，不是要拆新月社的台吗?这最后通牒式的信当时没有公布。毕竟徐志摩在新月社同人中间，“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⑥或是“何等圆滑的人”。风波总算过去，《新月》终于1928年3月升起。创刊号上登着胡适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篇力作。在上海重整的新月社，开一家书店，出一个周刊，又新创一个《新月》月刊和《诗刊》(季刊)，出版了主要是新月派成员撰写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和翻译等许多著作，堪称新月社的鼎盛时期了。①　顾颉刚1927年4月28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28页。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在上海重整新月社（2）②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自序》中说，他“只有一百块钱的股本”；但他1928年1月28日致徐志摩的信中却说，他还招有江冬秀、张慰慈、胡思杜各一股，胡适自己还有一股。据此，不计张的一股，胡家的股本便不止百元，而是三百元了。③　北京文化学社版《国语文学史》，是1927年4月印行的。黎锦熙于2月16日作“代序”，其中交代该书的编著和修改情况，说：他(按，指胡适)的初稿，是民国十年给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所编的。……次年(1922)4月，我在天津的直隶国语讲习所讲演，胡先生也来到，他在旅馆里把这讲义的章节次序移动了一些。那年12月，教育部办第四届国语讲习所，他又把它改了几处——这就是现在的付印之本。(该书卷首)这本《国语文学史》分3编，第1编为汉魏六朝的平民文学，第2编为唐代文学的白话化，第3编为两宋的白话文学。附录《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④　参看《白话文学史?自序》，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6月版，卷首。后又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9月出版。⑤　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57～458页。⑥　此语出于胡适《追悼志摩》一文，载《新月》杂志第4卷第1期“志摩纪念号”。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中公校长偶作冰人（1）1928年3月，正当《新月》在黄浦江边升起的时候，上海吴淞海边的中国公学发生风潮，至4月底尚未解决，校长何鲁辞职。校董会推胡适继任，希望他能出面维持，平息风潮。胡适因母校的关系，慨然允诺，于4月30日就任中公校长。胡适接长中国公学以后，颇多兴革。当时的中国，既缺人才，又缺经费，很难办一个完善的大规模的大学。中公经费更是异常困窘，濒于破产的境地，却设有文、商、法、理工4院，17学系，而学生仅三百余人。胡适觉得非裁并改革不可。他在所作校史中说：我们觉得何鲁先生任内所定学科组织的规模太大了，不是公学的经济状况能负担的，故自十七年暑假起，裁撤工学院与法学院，其余学系也经裁并，改为文理学院及社会科学院，共两院，七学系。原有之商学院成为社会科学院中之商学系。余六系为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哲学系、数理学系、史学社会学系、政治经济学系。①这样改革，实事求是，经过一段努力，竟把学校“从破产中救了出来，使他有很大的发展”，以致兴旺发达起来了。②学生最多时达到1300余人；而全校只有会计1人，事务1人，舍监1人，职员共计仅14人。③比起今日一些机构臃肿的大学来，真可以算得上精兵简政了。作为大学校长，胡适非常重视学生智能的培养。他在中公设立了奖学金，奖励学生读书；并积极提倡写作及各种学术研究会、演讲会等活动。胡适认为，这些活动可以引起学生读书的兴趣，帮助思想学问。他曾说：我们相信，文字的记录可以帮助思想学问：可以使思想渐渐成条理，可以使知识循序渐进。……商家的账簿上往往写着“勤笔免思”；其实勤笔不是免我思想，正是助我思想。④在胡适的提倡与鼓励之下，学校创办了《吴淞月刊》，学生中也办起了《野马》等许多刊物，出现了一种自由、主动、活泼的读书风气。胡适也相当重视体育，曾亲自为全校运动会写了一首短歌：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然可喜，败亦欣然。健儿们大家上前。健儿们大家齐来。全体的光荣，要我们担戴。要光荣的胜，光荣的败。健儿们大家齐来。⑤他所看重的不仅是学生体格的锻炼，而且重视运动场上对学生品格的培养，希望青年们养成一种堂堂正正的运动员风度。对于校中成绩突出的青年学生，胡适非常热心培养扶持，甚至有些偏爱，却也相当严格。当时文理学院的学生罗尔纲，平时一点也不活跃，在校中无声无息。但他成绩优秀，得过学校首届奖学金，文化史的论文也作得不错，很得胡校长的赏识。1930年夏，罗尔纲要毕业了。毕业前夕，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介绍工作。胡适便约请罗尔纲做家庭教师，并收他做“徒弟”。罗氏在胡家先后五年，除指导祖望、思杜兄弟俩读书外，又帮助抄录整理胡铁花先生的遗集，⑥并在胡适的指导下研究史学。后来，罗尔纲写了一本《师门辱教记》的自传，记述这五年跟胡适做“徒弟”的生活，颇为亲切生动。其中写道：我一入师门，适之师就将“不苟且”三字教训我，我以前谨遵师教。到了妻儿来北平后，为了要卖稿补助生活，一大部分文章不得不粗制滥作了。……至今想起来还是一件痛心的事。我十分惭愧，又十分感激，当我每次发表这种文章的时候，就得到适之师给我严切的教训。据罗尔纲所记，胡适对他的几次批评确是很严厉的，但严厉之中却也能给人以启迪；而对罗氏的成绩，胡适也多有称许和鼓励。⑦罗尔纲后来研究史学颇有成就，尤为太平天国史的著名学者。他自己认为，跟胡适的指导与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吴晗，当年名春晗，也在中国公学念书，也是胡适的一个得意门生。在胡适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时，吴晗得到胡适的指导和帮助，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也得到胡校长的赏识。后来，胡适被迫离开中公，吴晗也离校北上，考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胡适又介绍他在学校谋得当“工读生”的机会，解决了经济困难；又亲书一副对联送给他，写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多谈问题，少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