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作者：桑逢康-2

搬家是在夜里，天上亮着星星，松涛和海涛合奏着低沉的悲怆的哀音。安娜背负和儿，郭沫若手提行李，在家家户户都在欢度除夕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受迁徒之苦了。同受着生活上的压迫，啜饮着人生的苦味之杯，夫妻两人都不免有些伤感。途经十里松原，郭沫若昂首向天，忽然大笑起来：“哈哈哈！……”　　“你笑什么呀？”安娜停下来问道。　　郭沫若的眼眶红了，非常伤感地对安娜说：“说来真是巧合，五年前也是在除夕晚上，我离乡背井经朝鲜来日本。五年之后的今天，又是在除夕的夜里，我们不得不搬出那所大房子。我们总没有安生的日子。幸福总是远离着我们。想起这些来我的感伤索性大动了一下，做了好几首绝诗呢。”　　穿过十里松原，便到了海边了。一股浓重的鱼腥味迎面扑来，渔家处处吐放着朵朵有凉意的圆光。原来这是一座只有六七户人家的渔村，名叫网屋町。　　好在地方近，行李又不多，郭沫若和安娜手提背负地搬运了一两次，也就搬空了。新居一楼一底。虽然简陋得很，但住在海边，住在森林的怀抱里，清风明月不要钱，松声海声任耳听，倒也怡然自得。每当夕阳落海时，血霞涴天，海色猩红。人在松林中，自森森的树柱望出海面时，最是悲剧的奇景。　　一对青年男女立在海边昏茫的旷野里。女的一只手持着洋烛，另一只手罩着西北风，免得把烛吹熄了。她的修长的手指被灯光照透，好像一条条鲜红的美丽的珊瑚。男的借着灯光在图谱上寻索星名。女的问道：“那北斗星下鲜红的一颗大星是什么？”　　男的把头举起来，朝天上看了一会儿，又找寻图谱：“晤，那是牧夫呢。”　　“那同牧夫品起的一颗清白的星子呢？”　　“……那是少女呢。牧夫燃到了那个样子，少女总是淡淡的。”男的回答说，分明在暗示着什么。　　“你是想说？——”女人的声音带些领悟的笑意了。只见那男的把她手中的烛光吹灭，两人在天星之下拥抱着了，紧紧地接吻着……　　这一对拥抱接吻的男女，就是郭沫若和安娜。　　郭沫若虽然打消了向京大转学的念头，他的烦闷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有两三个月的时间竟至狂到了连学堂都不愿进了，一天到晚踞在临海的这所小房子的楼上，只是读文学和哲学一类的书。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左拉的《制作》，莫泊桑的《波南密》、《水上》，哈姆森的《饥饿》，波奕尔的《大饥》，还有好些易卜生的戏剧，霍普特曼的戏剧，高尔斯华绥的戏剧。它们给他展示了一个无比辉煌的文学殿堂，一副多姿多彩、千奇百怪的人生的画卷。他愈是和这些文学书籍接近，便愈是厌弃医学，回国的心事便抬起了头来……　　正在这时，上海泰东书局邀请成仿吾回国任文学科编辑主任。踌躇满志的成仿吾把临到头的毕业试验也抛弃了，决定3月底由神户乘船动身。郭沫若听到这个消息后，便急转直下地决定和成仿吾同船回国。“这样急迫么？”安娜问他道。“是的，我想马上回到国内去。”郭沫若向安娜解释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当国内许多青年感受着知识欲的驱迫，都争先恐后地跑向外国去的时候，处在国外的郭沫若却苦于知识的桎梏而欲求自由解脱，跑回国去投进“爱人”的怀里。　　安娜平常虽是阻挡他，不要他转学，不要他回国，但她看到郭沫若就像成为了狂人一样，呆在家里几个月不进学校，也就决心让丈夫把医学抛掉，回国去另外找寻出路。“这样也好，”她对郭沫若说：“你的天性如此，谁也不可强求的。”　　安娜的脸上滚动着几滴水珠，不知是雨滴还是眼泪。郭沫若和她吻别后，独自一个人到箱崎车站去搭夜车。在夜雨中从十里松原穿过时，他回头望了一下那座临海的小房子——那里犹自亮着灯光，安娜仍伫立在门首向他眺望　　她的心一直紧紧跟随着他，如像圣母玛利亚一样在为他送行。　　郭沫若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和夜雨一样淋淋漓漓地洒落着。他的心中这时涌起了万千的感慨，就好像古代的武士出去上阵一样……　　“不是说自己很勇敢，有视死如归的精神，是自己的漂泊的前途，吉凶莫卜。”　　这样思量着，他冒着夜雨大步朝前走去。不一会儿，他的身影便消失在黑黝黝的松原之中了，而声声海涛仿佛在身后催促着他快快赶路，又仿佛在呼唤着他早早归来……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四）福哉圣母（四）福哉圣母　　“五·四”运动以后，郭沫若为了推动新文学的发展，往返奔波于上海和日本之间。1921年7月，他和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组织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并为《创造季刊》、《创造周报》撰写和组织稿件。同年8月5日，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新诗集。　　在文学事业上取得卓著成就的同时，1923年3月，他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并获得了学士学位。这一年的年初，安娜又生了第三个儿子，取名佛儿。　　毕业前夕的一天，郭沫若曾收到长兄郭橙坞的来信，让他回四川谋职，并对郭沫若的婚姻问题提出了两种解决的方案：一是与张氏离婚，二是和两位妻室同居。前一种勉强可以称之为“咸与维新”；后一种则是沿用的旧习了（旧时妻妾同居者甚多）。但郭沫若考虑了半天，终觉不妥，于是便给大哥回了一封信，表明心意道：　　“离掉张氏，我思想没有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没有那么旧。不新不旧，只好这么过下去。”　　只好这么过下去。与安娜母子相依为命。　　现在他们已经是五口之家了。虽说郭沫若在取得学士学位后自己可以独立行医，但毕业之后却不能再继续享受官费待遇。唯一固定的经济来源一下子断绝之后，生活的重担陡然间又加重了许多。这时老家给他汇了三百块钱来，要他回四川。郭沫若因此于1923年4月1日携安娜和孩子乘船回上海。他当时的计划是：回国之后暂时到上海附近的乡下去，把《浮士德》的译稿整理出来，然后或回四川或到别的地方去，再从长计议。　　安娜是一个日本女人，又是一个中国诗人的妻子。第一次到中国去，安娜心情特别兴奋。她觉得自己离开生长的故土到一个新的陌生的国度去，而这个陌生的国度恰恰又是她应当熟悉的，亲近的。中国——已经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那里才是她真正的归宿之地。临行前，安娜满怀憧憬地对郭沫若说：“我感觉着幸福，因为你已经毕了业，以后的生活好像是只有朝好处走的一样。”　　次日便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们临时借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的楼上。郁达夫偕妻儿从安庆来上海期间也同他们住在一起。再加上成仿吾，创造社的三位主要成员同在上海写文章办刊物，创造社出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　　然而在文学不值一钱的中国，郭沫若的物质生涯如像一粒种子落在石田里，完全没有生根茁壮的希望。他和成仿吾为泰东图书局出了大力，不知流了好几斗汗水，但始终没有接过聘书，没有正式领过薪水。书局老板赵南公只是像朋友似的间或给他们一些零用钱，他们的地位好像是奴隶又好像不是奴隶。四川老家汇来的三百块钱是郭沫若唯一的财产，但这一点钱又岂能供长久的开销？郭沫若整日做文会友，抚养孩子的责任主要落在安娜的肩上。眼见着孩子们一天一天地长大，安娜愁着三个儿子的衣食教育，几乎连睡觉也不能安稳。实在无法了，她就旧话重提，劝郭沫若开业行医。　　“你如今医科毕了业了，为什么不开业行医呢？世间有很多怕死的病人，开业行医吃饭想来是不成问题的。”　　郭沫若对当时社会上的腐败情形深恶痛绝，他激愤地对安娜说：“医学有甚么！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医学有甚么？有甚么！教我这样欺天灭理地去弄钱，我宁肯饿死！做医生的能够杀得死寄生虫，能够杀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养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得掉吗？”　　安娜虽然觉得郭沫若说得有理，但她不能不为一家人的生活着想。因此换了一种平缓的口气，说：“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也不能不迁就些。”　　“要那样倒不如做强盗，做强盗的人还有点天良，他们只抢有钱的人。”　　郭沫若的态度仍执拗得很。安娜没法，只得在上海和孩子们节衣缩食，勉为度日。　　上海人满为患。他们住在民厚南里真是如像住在监狱里一样。这是一所弄堂里的房子，寓所中连一坯自然的土面也找不出来，更无一草一木了。郭沫若素来尊崇自然的灵性，认为美丽、开阔、自由的大自然对儿童们的身心发育有莫大的益处。他可怜孩子们被禁锢的心灵无处伸展，便决心带他们去吴淞看一次海。可是一问车价：单趟要五块！来回要九块!只得作罢了。又不忍让孩子们过于失望，只好带着他们去黄浦滩公园看月蚀。　　那时上海的几处公园门口都写着“华人与狗不许入内”，所以郭沫若特地穿上了一件西服，冒充东洋人。安娜问他道：“为什么，不穿洋服便不能去吗？”　　郭沫若一边打领带一边说：“不行，穿和服也可以，穿印度服也可以，只有中国衣服是不行的。上海的几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就可以进去了。”　　安娜听后很为中国人鸣不平。她愤愤地说：“上海市上的西洋人，怕都是些狼心狗肺吧！”　　月亮悬在浦东的夜空。因为是月蚀，在第一象限上残缺着一块。按照迷信的说法，所谓“月蚀”是指天狗把月亮吃了。因此在黄浦江的江心中有几只装饰着彩灯的游船游来游去，一边打着铜器一边放花炮。立在岸上观看的人很不少，残月和彩船成了谈笑的中心。安娜和两个大一点的儿子瞧着热闹，但不知道这种习俗是什么意思。　　“哦，还没有圆。”和儿望着残缺的月亮，问道：“那些人打锣打鼓放花炮做什么呢？”　　“就是想把那吃月的狗儿赶开的。”　　郭沫若给他们讲了中国民间的“天狗吃月亮”的传说。和儿和博儿听后一齐叱咤起来—　　“是那样吗？吓哟，吓哟……”　　“赶起狗儿跑吧！吓哟，吓哟……”　　黄浦江水在夜里好像变成了青色一般。安娜从未见过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大江大河，日本的河流都是短短的，窄窄的。望着夜色笼罩的江面，她问身边的丈夫：“是扬子江？”　　“不是，是黄浦江，只是扬子江的一条小小的支流。”郭沫若告诉她说。“扬子江的上游就在我们四川的嘉定叙府等处，河面也比这儿要宽两倍。”　　“唉！”安娜惊骇了。“那不是大船都可以走吗？”　　“是啦，是可以走。大水天，小火轮可以上航至嘉定。”　　郭沫若望着黄浦江水，十分深情地说。是的，从这儿乘船可以一直上溯到嘉定。他是多么怀恋故乡的山水啊！他是多么想念年迈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啊！然而他不能回去，因为……　　故乡的家中有原配的妻子张琼华，他怎能带着安娜和三个儿子回去呢？　　江水幽幽，勾起了郭沫若心中一段不能忘却的伤心的往事。他觉得自己还不如一条鱼：如果是一条鱼，也可以从这里向上游到大渡河的呀！……　　正当郭沫若心中隐隐作痛之际，安娜突然转过脸来对他说道：“我昨晚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到了东京，还梦见了宇多姑娘……”　　作为一个日本女子，她同样怀恋着自己的故土。　　月光照在黄浦江的水面上亮晶晶的。月是故乡明。　　在上海住了将近一年，安娜苦干生活的压迫，不得不带着三个孩子回日本去。她把自己的打算告诉郭沫若说：“我到日本去实习几个月的产科，再回上海来，或许还可以做些生计。”　　乍暖还寒的时候。上海汇山码头。　　飘扬着太阳旗的日本轮船“长崎丸”，横泊在昏水茫茫的黄浦江边。从巨大的烟囱里冒出了黑沉沉的青烟。东方的天上呈现出金黄色的曙光。码头上此时十分悄静。郭沫若把安娜和儿子们送上了船。和儿、博儿都是生长在海国的儿童，一见到轮船就快乐极了，争着爬到舱壁上去透过窗眼看水。嘴里还一边欢叫着——　　“我们又要回到海边上去啦！”　　“去拣金蚌壳儿！……”　　郭沫若心中辗转反复着，一时竟拿不定主意：上岸去呢？还是留在船上和妻儿们同行。安娜见他迟疑着不肯上岸，便猜中了他的心事，于是再次安慰他道：“我们去了，你少了多少累赘，你可以专心多做几篇创作出来，最好是做长篇。我们在那边的生活你不要顾虑。停了几个月我们还要转来。樱花开时，你能来日本看看樱花，转换转换心机也好。”　　安娜的脸上洋溢着圣洁的光辉。她的这一番话突如其来，好像天启一样。七年前他们最初恋爱的时候，安娜就是这样一种甜蜜的声音，音乐的声音，郭沫若在心中早就谱写了下来，如今重又响彻了郭沫若的心野。他在心中狂叫起来：　　“哦，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我的爱人哟，你是我的Beatrice（贝亚特，但丁的好友，在《神曲》中引导但丁进入天国）！你是我的Beatnice！你是我的！长篇？是的，最好是做长篇。但丁为他的爱人做了一部《神曲》，我是定要做一篇长篇的创作来纪念你，使你永远不死。啊，福哉圣母！福哉圣母！永远的女性哟！……　　安娜走后将近三个礼拜了，还不曾有什么消息。郭沫若焦急地盼呀盼，起初他写信去恳求，后来渐渐生怒，又后来渐渐怀疑，以为是生出什么意外了，于是又后悔自己当初没有亲自把妻儿送回日本去。在这种摇曳不定的思绪之下，今天早晨突然接到了安娜的一封长信，郭沫若真是喜出望外了。家书抵万金，更何况又是久盼方至！他一面读着，一面潸潸地感谢着。读了一遍又一遍，他的眼泪如贯珠一样滴落在信纸上，和纸上旧有的泪痕融合为一体。　　旧痕染处添新痕，夫泪妻泪合一流。　　此时响起叩门声。郭沫若赶紧拭干了眼泪，把两位客人请进屋里就座。原来他们是重庆红十字会医院派来的。其中较年长的一位把两封书信交给了郭沫若，说：“我们是奉了会长的命令来的，命令我们来迎接郭先生，这是会长的信，这是令兄先生的信……”另一位解开衣裳，从最里一层的衬衫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张一千两银子的汇票来，双手捧着笑嘻嘻地说道：“我是揣在怀包里的，路上的扒手很多呢！”　　郭沫若收下了书信。两年前，长兄郭橙坞就为他谋得了重庆红十字会医院医务主任的职务，月薪四百，但郭沫若一直未肯赴任。前不久橙坞兄又有一封快信寄来，嘱咐他道：　　“须知现在世局，谋事艰难，谋长远之事尤难，红会局面较大，比之官家较为可靠，幸勿付之等闲也。父母老矣，望弟之心甚切，迅速摒挡，早日首途来渝，一图良晤，至盼至嘱。”　　然而郭沫若对此事却有难言的苦衷。他本来就不大愿意做医生，他尤其不愿意回重庆。因为重庆和家乡乐山离得近了，如果他回到那里去，再要不回家就太不近情理了，即使他硬着心肠不回家，家里的人，父母也好，琼华也好，他们也会自己来找他的，而他又不能拒之门外，那样的话，旧式婚姻的祸水便不能不同时爆发，一场纠葛不得不决裂。父母是绝对不能和他一致的，张琼华也许会因此而自杀，安娜和孩子们也不能不无端受屈受苦。每当想到这些无法解脱的矛盾时，郭沫若总是心乱如麻，终夜不能成寐。　　这些苦衷他自然不便向外人明讲。所以他对两位客人表示了一番感谢之后，明确告诉他们他不能回去，也说了一些不能回去的原因，比如自己患有耳疾（重听）不宜做医生之类。“因此嘛，这张汇票在下是不能接受的，请二位一道带回四川去好了。”　　两位客人听后不禁面有难色。年长的一位说道：“我们受了会长的命令交给先生，交给了先生我们便算是尽了职分，否则我们将来会讨会长的怪。会长很希望先生回去呢。”　　郭沫若推辞说：“医院里面不说是有两个德国医生吗？”　　“是，是有两个。”另一位接茬说道：“中国医生还有三十几个呢。”　　郭沫若笑了一笑：“哦，有那么多的人，那更用不着我回去了。”　　年长的那位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诉起苦来：“但是，人还不够用呢！‘二军’一败，打伤几千丢在那儿，我们不能不医；‘一军’又一败，又打伤几千丢在那儿，我们也不能不医。所以人总是不够的。”　　“那也没有办法了。军人们这么爱打仗，就把四川全省的人都弄成太医，恐怕也不够用吧？”　　“吓，吓，吓吓吓……”　　两位客人被臊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了。但一千两银子的汇票他们却不肯拿回去，郭沫若无奈，只好权且收下。　　一千两银子的汇票。它代表着一千两白花花的银子。郭沫若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收到这么大的一笔巨款！　　对于穷愁交困的郭沫若来说，这张薄如纸重如金的汇票未尝没有相当的诱惑力。　　“我假如妥协一下，把这汇票换成钱，跑到日本去把妻儿接回来，再一路回重庆，那我们一家以后的物质的生活是可以再无忧虑的了……”　　桌子上放着安娜的长信。这是她回到日本将近三个礼拜后写来的。郭沫若重读安娜的来信，如像刚接读时一样兴奋，一样急切。他的心尖迅速地战颤着，胸腔紧张得好像要爆裂开来。每读一句，他的眼鼻便要涨痛一次。如此这般地读下去，他的眼泪忍不住又如串珠一样滴落在信纸上了……　　他还是不能去重庆。回到了那里，一幕家庭的悲剧便很可能发生，人命的牺牲是明于观火的。他决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牺牲别人的性命，而且还可能牺牲年已耄耄的老父老母的性命。　　“啊，父母哟！父母哟！请原谅你的儿子罢！你的儿子忍心不回来，固然是不孝，但是你的儿子终竟不忍回来，也正是出于他的还未丧尽的一点孝心。你儿子回来了，便会把人害死，便会把你两老人害死。这教你儿子怎么能够忍心呢？父母哟！父母哟！我同你们别来已有十一年了，我是永远不能和你们相见了！”　　这么痛哭着，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安娜的来信上。安娜在信中诉说的生活的苦状，使他悲愤万分：　　“啊啊，不错，我们真正是牛马！我们的生活值不得一些儿同情，我们的生活是值不得一些儿怜悯！我们是被幸福遗弃了的人，无涯的痛苦便是我们所赋予的世界！女人哟！女人哟！你为我而受苦的我的女人哟！我们是甚么都被人剥夺了，甚么都失掉了，我们还有甚么生存的必要呢！”　　一种怆恼的情绪盘踞在他的心头。脑筋沉重得不堪，心里炽灼得不堪。那一千两银子的汇票，又把他的眼睛刺得疼痛不堪。　　“啊！算了！这金钱的魔鬼！我是不甘受你的蹂躏，你且看我来蹂躏你吧！”这么说着，他突然把那一千两的汇票，和着信封一齐投在地板上，还狠狠地走去踏了几脚。　　他把金钱的魔鬼踩在地下了。心里有一种报复的快感，连着说了几声：“痛快！痛快！金钱哟，我是永不让你在我头上作威作福了！”　　他决心不回重庆去了。于是便立刻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大哥橙坞，一封给重庆红十字会会长。把一千两银子的汇票也封在后一封信中退回，把唾手可得的官聘坚决辞掉了。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五）革命加恋爱（五）革命加恋爱　　一支武装的和非武装人员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出了流沙，朝着横亘在西南方向的山头进军。流沙位于广东汕头附近，这一带属于粤东北山地的一部分，群山高耸，海拔约1000米左右。山上林木蓊郁，从村外一直到山脚则是一片广阔的田畴。已经是9月下旬了，有些晚稻还没有收割。　　郭沫若走在队伍的中间。他身上穿着一套蓝布军服，但神情和气质仍然是一位诗人。　　最近几年来，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24年，他通过翻译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从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他在上海目睹了“五卅”惨案，于悲愤泣血之余亦看出了希望的光辉。1926年3月18日他来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初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其后又投笔从戎，于7月间参加了北伐革命战争，先后任政治部宣传科长、行营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他撰写了讨蒋檄文并因而遭到通缉。“八·一”南昌起义后他随军南下，途中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样剧烈的变动中，他和安娜时聚时散。1924年4月他离开上海，东渡日本，欲写《洁光》而未果，11月又携妻儿回到上海。南下广州时安娜和四个孩子留在上海，过了两个多月始来穗同住。郭沫若随师北伐，妻儿们又留居广州。出发前他身着戎装同安娜一起照了相，安娜是短发西装，站在投笔从戎的丈夫身旁，其神情就像一位知书明理、温柔多情的闺妇把丈夫送上烽火连天的战场，于皎洁可爱中又隐含着深深的忧戚。“四·一二”政变后广州形势危急，安娜带着孩子经上海逃到武汉。后来，武汉汪精卫政府也叛变了革命，郭沫若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安娜又带着孩子返回上海。总之，在中国社会的大动荡中，他们相聚的时间少，分离的时候多。安娜虽然是日本人，并不参与中国的内部事务，但也随着丈夫的动荡的生活而漂泊不定。　　天气阴晦得很，队伍是在接到村外山头上有敌人的尖兵出现后，仓促集合整队出发的，虽然浩浩荡荡，却显得参差不齐。人人都意识到了严重的危险就近在咫尺之间——如果背面山头上果真有敌人的话。尽管如此，在田踌上行军，从山上吹下来的凉风拂在面上让人感觉着舒适，路旁的杂草闲花，又平添了几分野趣。在郭沫若旁边走着的一位女同志，低声地唱起了《国际歌》。　　她——就是安琳女士，剪着一个男子式的分头，穿的也是蓝布军服，蓝布马裤。如果不是那一张秀丽的面孔和高高隆起的胸部，这一身装束几乎让人不大相信她是女子。　　郭抹若听着安琳唱歌，便侧过脸去注视着她：一个是美丽的、勇敢的，新时代的女性；一个是克拉凡左式的骑士。他心里泛起了一股莫名的情愫，并暗暗地自语道：　　“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　　安琳是安徽省芜湖人。郭沫若在广东大学任文学院长时，安琳在预科读书。一个是师长，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著名的诗人，一个是风华正茂的女青年。在校园里，在各种集会上，他们两个人时常见面，但并没有直接的交往。头年10月，安琳由广州来到武汉，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其时，郭沫若已经升任政治部的副主任，军衔是中将。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成为了一种时髦的形势下，一般革命的将官当然为民众所羡慕，尤其为一般女众所羡慕了。在人们的心目中，革命诗人又兼革命将官的郭沫若，是一位骑士，而这样的“骑士”又几乎肯定是一个“浪漫鬼”。加之他的夫人不在身边，自然会有不少美丽时髦的女子乐于围在他的周围旋转。　　然而有一天，郭沫若把一位女士送给他的像片烧了，因为夜半醒来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安娜。　　当有人询问此事时，郭沫若把黑框的路克式的大圆眼镜擦了擦，十分风趣地回答说：“我这人究竟是脱不掉东方文化的束缚，我实在没有谈我们那位性学大博士的‘新文化’的资格。有许多人误以为我是浪漫鬼，其实我之不浪漫，犹如鬼之不浪漫也。因为鬼是没有的，那里会浪漫得起来。”　　当时武汉盛行着一种“要恋爱”的风气，“单身女子若不和人恋爱，几乎罪同反革命——至少也是封建思想的余孽。”安琳初来不久，对一些男同志的纠缠也和茅盾笔下的静女士一样感到“十分地不高兴”。郭沫若是十分关心下属的，尤其对投身革命的年轻女学生倍加爱护。他告诉安琳说：“只要能够革命，恋爱是不要紧的。能够借恋爱的力量来增进革命的热情，这是可以讴歌的现象。卡尔·马克思不是有绝好的爱人？意大利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加里波的不是有共生死的情侣吗？代表未来社会的中国女性是应该产生的时候了。这种人决不会因恋爱成功而堕落，也决不会因恋爱失败而沮丧。恋爱就和吃饭一样，吃了饭是要干革命工作的。不过我看见有些女同志，吃了饭便做起太太来，这可要令人悲观了。”　　此时郭沫若正单身独处。安琳便问起安娜夫人的近况：“你的家眷还在广州吗？”　　郭沫若叹了一口气，说：“好久没有得到消息了，说不定已经到了上海。”“该没有什么危险吧？”“危险或者不会有，因为我的老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啦。”　　“啊哈！日本帝国主义者！”安琳忍不住笑出声来了。的确，这是一次愉快的谈话，彼此都敞开了心扉。　　风雨伴君行。南昌起义后，在由南昌到汕头的长途行军中，郭沫若和安琳始终同路。他们原本是书生淑女，自然没有战士般的脚下功夫。跋山涉水，千里之遥，可想而知是多么劳顿困苦了。8月又正是盛暑季节，南方高温多雨，疾病流行。郭沫若在路上患了赤痢，安琳很是关心，每到一处城市她都不顾劳累，替郭沫若找医找药。　　一处屋檐下。瓦罐在炉子上冒着热气。斜风细雨，淋湿了的木柴不大好烧，安琳用一把破竹扇使劲往炉口扇风，以期火苗能燃旺一点。她那白嫩的脸庞上染上了几点烟熏的黑迹了。　　李一氓从外面走进来，问道：“安琳，你在做什么呢？”　　安琳转过脸来，回答说：“好不容易弄到了一点中草药，给郭主任熬一熬。”　　郭沫若疲弱不堪地躺在屋里一张竹板床上。李一氓走进来笑着对他说道：“安琳对你真不错呀！”　　“这一路上全靠她了……”郭沫若点点头说，大有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的样子。　　不一会儿，安琳笑微微地把熬好的药端进来，又服侍着郭沫若吃了。李一氓看到安琳如此热心和周到，知道这时候的郭沫若和安琳已经情深意笃，年龄的差异和职务的高低，丝毫也没有影响到他们感情的递进。　　“砰！——叭！——”　　前面突然响起了尖锐的零碎的枪声。队伍立刻成了乱了阵的蚂蚁群，在田畴间东奔西窜起来。挑脚夫抛下了担子乱跑，勤务乱跑，穿上短衫的革命老爷们也乱跑。安琳紧紧靠在郭袜若的身边，恐惧得什么似的。尖锐的枪声打断了郭沫若对往事的回忆。他下意识地伸出一只手来，拽着了安琳的胳膊。　　幸好枪声没有继续。队伍又重新在一段浅浅的高地上聚集起来，然后一小队一小队的以冲锋的姿势向山麓前进。但由于联络工作没有做好，一小队一小队的队伍间隔着出发之后，简直就像一枝枝的箭矢射向了空林中一样无影无踪。彼此不通消息。前面的情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天色却逐渐的昏黑下来了。耸立在前面的连山呈现出模糊的轮廓，阴森得像一条庞大的吃人的怪物，这无疑又加重了恐怖的气氛。　　队伍悄悄地摸索着前进……　　在令人窒息的沉寂中，背后不十分远的地方忽然又响起了尖锐的枪声。黑暗中也分辨不清楚是敌人追上来了，还是附近的土匪在打冷枪？参谋团的几名动作敏捷的年青卫士，立即掉头伏在地下，用手中的驳壳枪还击，郭沫若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赶紧掩伏在一个墓碑的下边。　　安琳呢？她不在他的身边，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郭沫若心里惦念着，不免东张西望起来。可是在一片昏黑中，什么也看不出。郭沫若忧心仲仲，此时他担心着安琳的安全，远胜过关心自己。　　枪声沉寂后，郭沫若从墓碑下爬起来，全体人员都已撤退了。向导也没有，只知道路向是从一个缺口处翻过山去。　　天色愈来愈黑了。郭沫若照着既定的路向急匆匆追赶上去。一个人摸黑走路，在这种时候，又在这种地方，他未免感到孤单和恐惧。道路又不熟，走起来高一脚浅一脚，一个趔趄接着一个趔趄。安琳的安危又紧紧地揪住了他的心。　　走不一会儿，前面有一个黑黝黝的人影朝他走来。郭沫若的眼镜在徐家埠被打掉了，又加上在黑夜中，自然无法看清来者的面目。“如果遇到了敌人或土匪可就糟了！”他想。心里方自吃惊，忽又骤喜起来，因为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女性的声音在亲切地唤他：“是郭主任吗？”　　“安琳，是我，是我。”　　原来安琳是折回头来专为寻找他的。随部队撤退过山以后，安琳发现少了郭沫若，二话没说，返身就往回走。她断定郭沫若仍在刚才交火的地方。在万分危急的时候，一个女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摸黑回来寻找他，这不禁使得郭沫若万分的感动了。他紧紧握着安琳的柔软的纤手，感谢地说道：“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　　“我也不会忘记你的。”安琳十分动情地说。“我不会忘记这一切。”　　两个人相携而行。再走不远，又遇着了两位掉队的朋友，傅君和易君。四个人由田间小径登上一条大堤道。在一个村落里，有一位魁梧的汉子自愿充当向导，他把郭沫若等领到了一座瓦窑厂的前面，当晚郭沫若和安琳傅易二君睡在窑厂内的干草堆上，次日一早醒来，士兵们和那位向导连影子都没有了。窑厂外面还有好几户人家，男的女的都簇拥着来看他们，尤其对安琳的装束倍感兴趣。郭沫若对当地人说的话一句也听不懂，幸好安琳在广州住过半年光景，广府话能说一些，于是她就权当了几个人的“喉舌”。　　他们已经和部队离散了，郭沫若和安琳等谈到今后的去向，大家决意走出海口，然后再去香港。这自然需要钱。郭沫若身上连一个铜板也没有。他很是犯愁地说：“找向导，换装，乘车乘船，凡事都要用钱。这可怎么办才好呢？”　　安琳笑了一笑，轻轻拍着自己的裤腰带说：“钱，我这里有呀！”　　原来安琳以她女性的特有的仔细，从汕头出发后，把四十块硬洋缝在了裤腰带上，以备急用。易君原是会计，随身带有两百元左右的伙食费。有这么多的钱，在那种情况下，可以说是一大批财产了。他们拿了些钱出来买了旧衣服穿上，装扮成了普通老百姓的模样。此外，凡是身上可疑为“革命”者的东西统统丢掉，就连图章上的姓氏也要磨去，以免被人认清了姓名和身份。郭沫若却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把自己用的那一技红色的头号派克笔丢弃，他摇了摇头对安琳说道：“这大约也就是知识分子劣根性的绝好的象征吧，要丢掉它还真不容易的啦！”　　“我替你保管着好了。”安琳笑着说，把笔收藏了起来。　　吃早餐的时候，那位充任向导的魁梧汉子像游魂一样去而复来，催促他们起身。他用强迫的口吻对郭沫若说：“你们几位呆在这儿很危险，地方上的当局一知道，便要来拿人。我的家离这儿不远，我把你们接去住一段，看看风色再说。”　　郭沫若疑心这家伙是当地的土匪，便推辞说：“我们要出海口，到甲子港或碣石港去。”　　“那也离不得我。我懂话，除我之外，没人懂。”那汉子执拗地说：“反正，你们有钱，迟几天不关事。”　　郭沫若和傅君等面面相觑了一下，不约而同地想：“钱？这家伙是在打鬼算盘吧！”安琳沉静得很，她接过去说：　　“我们是落难的，钱都丢光了。”　　郭沫若心里筹划着应付这位汉子的办法。他回头对庄主人说道：“请替我们找四根扁担，我们出钱买。我们要装成挑脚，一面也好用来柱路。”他想他们四个人用四根扁担对付一个土匪，还是足够应付的。　　“你们也走路吗？”汉子在一旁有点泄气地插了一句。“到甲子港要走好几天，这位女官（指着安琳）至少会吃不消。”　　土匪大都欺软怕硬，杀鸡得借用牛刀。所以郭沫若提高了声音，特别夸大地说：“你不要看见她是女的，她还打过仗呢！她从江西的南昌一直走到汕头，难道还怕走不到甲子？”　　安琳故意挺了挺胸，好像她是一位巾帼英雄，一位绿林女杰。又拍了拍裤腰处——那里硬硬的本是硬洋，可汉子以为女官腰里别着驳壳枪。　　不出郭沫若等所料，魁梧的汉子果然是一个土匪头子。幸好途中又遇着了当地农民协会的一位青年，他几句话便把那汉子打发走了，并主动带路，领郭沫若等到盐酸寮去。这一路上天气晴朗，空气里饱和着浓重的土香和木香，时而有些不知名的鸟儿在山林间清脆地叫着。还有一只活泼可爱的百灵鸟在欢唱，那是安琳又在低声唱着《国际歌》。　　盐酸寮是一个富庶而又宏大的乡镇。农会主席把郭沫若等安顿在后山的草仓里潜伏了六天。以后又装扮成盐贩子，冒着大雨用十个钟头的时间走了一百二十里，来到了海边的神泉。因为要等适宜开船的风向，他们在一座侧巷的楼上又住了整整十天。　　天天都坐在楼上等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没有什么书可读，因为言语隔阂，和主人更没有什么话可以谈。外边也没有什么风声，只知道场上有不少反动派。危楼临海立，相伴有红妆。久盼风不至，回首徒神伤。　　郭沫若和安琳在楼上相伴了十天，无论“红妆”代表女性还是象征革命，安琳都是名副其实的红妆。就她内心的愿望来说，她愿意永远和郭沫若相伴一生。郭沫若自然亦如是。　　此刻，他们有时间作倾心的长谈了。谈革命，也谈文学。而当他们回首往事时，又都不免有些黯然：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好像放了一大串花炮，噼噼叭叭闹过了一阵，结果只剩下满地残红，一片硝烟。　　“散了，也就算了吗？”安琳深深地叹息着。“到底留下了些什么呢？”　　郭沫若很有信心地说：“有这些火种的存在，中国革命的火，依然要燃起来，而且会从地心燃出，而不是在地面上燃鞭炮了。”“啊啊，但愿如此！”安琳望着窗外的海水说。她相信郭沫若的预言会实现的，中国革命的火焰一定能燃烧得更炽烈，更鲜红。然而她和郭沫若的关系，也许只能像燃放的花炮一样，今朝散了——以后也就算了……　　个人的命运和革命的命运有时并不相同。　　这么一想，安琳又不免有些伤感起来。　　郭沫若关心的是早一些去香港，而从神泉乘船到香港必须要刮东南风才行。他问安琳：“风向转了吗？”　　“哦哦，还没有。”安琳回答道：“刮的仍是西北风。”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去沧海。十天之后，东南风起，郭沫若和安琳乘一艘贷船去了香港。这一次两人是名副其实的“风雨同舟”。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六）贤妻为贵（六）贤妻为贵　　上海窦乐安路的一栋小弄堂房子。安娜带着四个孩子赁居在这里。周围住的大都是日本人。　　1927年11月上旬，郭沫若由香港秘密回到上海。他的生活年年都漂泊不定，这次从烽火连天的战场辗转回到了妻儿们的身边，真是有“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的欢喜。安娜“惊定还拭泪”自不必说，四个孩子也在楼上欢迎爹爹，喊呀笑呀跳呀，大有“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的样子。可是安娜却把他们喝住了：“嘘！——”　　郭沫若正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安娜怕附近有侦探，故而不让孩子们大声嚷嚷。四个孩子乖顺地静默了下来。郭沫若也立刻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他想：上海是不能久呆的，甚至中国也是不能久呆的。往哪儿走呢？　　最初的计划是全家人去苏联，而且定了行期。可是在12月8日的晚上，郭沫若突然头痛，两眼充血，脸色发红而带浮肿，高热达四十度。经诊断为斑疹伤寒。由于正在受通缉，他只好偷偷摸摸地住进了四川路一家由日本医师石井勇开的私人医院。石井勇和郭沫若是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先后同学，安娜噙着眼泪一再央求他道：“请多多关照，无论如何使他康复。”　　石并勇医师认真负责地说：“我会尽力的。”　　入院后的头两个星期当中，郭沫若完全失掉了知觉。他的大脑神经好像错乱了，腥风血雨，战场、死亡，从那赤道的流沙中吹来烈火，从西伯利亚的荒原里吹来冰魂，黑夜和他对话，头颅被人锯下，如像肃杀的秋风吹扫残败……这一切杂乱无章的影像充塞在他颠倒了的记忆里。　　安娜那时正患着慢性肾脏炎。但她毫不顾惜自己，用一个妻子的全部的爱来照料病中的丈夫。每天把家里的四个孩子安顿好，便匆匆赶到医院里来了。早上来时她要坐到中午，午后来时她定要坐到深夜。每次来都给郭沫若带来鲜花和果品。　　那红亮的苹果溢着清香。　　那鲜嫩的花朵犹自带着朝露。　　它们不是药品，但比药品还要珍贵，因为其中凝结着安娜的爱情。　　然而郭沫若的病情日益恶化。危笃时他甚至连安娜都认不得了，他大声骂詈她，加给她无数的冤枉的罪名。过一会儿又祈求死神迅速地前来结束他痛苦的生命：　　“安娜，安娜，快给我一把犀利的匕首！”　　“或者是一管灵巧的手枪！安娜。”　　安娜坐在偏僻处，望着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丈夫，暗自伤心垂泪。石井勇医师悄悄走近她的身边，低声说道；“可以准备后事了……”　　“不，不！”安娜心痛欲碎。“请救救他吧，医生1”　　石井勇医师沉吟了一会儿，又对安娜说道：“谋事在医，成事在人。得了斑疹伤寒的人，在三四十岁以上的过半数是要死亡的。如果郭君自身的抵抗力强，或许能死里逃生。”　　“万能的主啊！请保佑他——”安娜在胸前连连划着十字，她以一个基督徒的十倍的虔诚为郭沫若祷告。　　奇迹果然出现了：两天之后郭沫若的病情开始有了转机。他自小身体素质不错，抵抗力强，石井勇医生的医术又高明，再加上安娜的精心护理，他慢慢地好了起来。又住了两个星期便出院了，他重新复活在这混沌的但有希望的人寰。　　安娜和几个朋友把他送回到窦乐安路的寓中。一场大病之后，郭沫若的身体虚弱极了，踉踉跄跄自己还不能走路，上楼是用两脚两手爬上去的。孩子们在楼上簇拥着欢迎爹爹的归来。寓室里收拾得异常整洁。郭沫若上了楼便又倒睡在床上安息。安娜忙着去厨下为他熬粥。孩子们把所有的玩具都搬到了床前，欢欢喜喜地在电灯光下做着游戏，为的是要让爹爹看着高兴。小小的亭子间里充满了家庭的温暖的气氛。　　在医院里的几个星期当中，郭沫若几乎没有睡着过。晚上吃了安娜烧的粥以后甜甜地睡去，竟足足睡了八个钟头！一觉醒来，时针指着四点，天色已经蔚蓝。郭沫若如像脱胎换骨了一般，他的精神像那窗外的蔚蓝的宇宙一样新鲜，脑筋异常清醒，心、里异常安静，一点也不忧虑，一点也不熬煎。　　安娜睡在床前的草席上。郭沫若伸出一只手去试探——他想这些日子安娜实在太劳顿了，此刻一定还在熟睡中。谁知，安娜即刻睁开了眼睛。其实她老早就醒转来了，夜来只要一有动静她便立刻睁开眼睛来看看郭沫若。她心里老惦着他，即使在睡梦中也是如此。　　郭沫若告诉安娜说：“我睡得十分惬意。”　　安娜满足地笑了，丈夫的康复对她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安慰。她本来打算如果郭沫若真的被死神拖走了，她便要带着孩子们到苏联去，实现郭沫若未遂的遗愿。如今她帮助他战胜了死亡。在处境危险的家中他反转得着了这样的安眠，怎能不让安娜从内心深处感到高兴呢！　　这么想着，安娜抬起上半身来，和郭沫若亲吻了一下。然后，她把他的手放进被子里，叮嘱着：“你不要伤了风。天亮的时候，空气很冷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