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的种种模式-3

那么我怎么会在几年内就策略地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被所有这些社会科学所注意，并在实质上影响了它们？嗅觉帮了大忙（如同托尔曼的白鼠在其迷宫中所起的作用）。当我确实感到某些东西鼓舞人心而且十分重要时，我就会找到一条接近它们的路，并且几乎没有计划或预见地参与进去。前面我提到过1939年我们离开芝加哥以前我和多萝西娅已建立的每周沙龙，它为我们提供了与早期控制论专家非常强的联系，这些专家的业绩鼓舞人心而且意义重大。与此相似，在伯克利，我与著名的统计学家杰西，内曼以及经济学家格里菲思，伊文思的学生取得联系。（我从未见过伊文思本人，多年后，我写信问过他一个问题，他用明信片回答道：“我已80多岁了，正在完成自己的研究，所以我怕是没时间回答你的问题。”他有良好的优先感。）、我既不是抬出显要人物以提高自己身价的人，也不是追逐名人的人。我一般很少与大人物保持联系，但通过我的同辈，即他们的学生，间接地吸收他们的影响。通常，是我太腼腆才不去接近大人物本人。我已详述过我与卡尔纳普在课堂之外的实际联系。我与拉什夫斯基的课外相遇是多年后在前文提到的马歇克家的聚会上。我确实记得我和另一些同学曾在伯特兰德，罗素访问芝加哥时陪他去他的公寓。后来我与冯，诺意曼接触过多次。但我年轻时与名人的来往并不多。这种谨慎一直保持着。我很难与那些重要而且可能有用的人熟悉，除非有某些不是出于我这方面的工作关系或社会关系把我们带到一起。甚至现在我有大量接近权势的路子，我也很少利用它们——至少比我在周围所看到的人相比要少。我不知道这算美德还是恶习。这当然不是…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方针，而是轻松自在地生活的需要。无疑有些东西也与虚荣有关，我喜欢被人请求而不是请求别人，不管是关于工作还是研究津贴、专业讲话或其他什么事情。对被拒绝的前景的强烈厌恶，也许使我与妇女们的关系很有些柏拉图式的味道。也许我的虚荣是一种相当有用的冒充高雅的虚荣。但回到引力的话题，我第一次从外层空间深处趋向太阳的活动是与考尔斯委员会的合作，该委员会是数学经济学以及计量经济学战后新发展的中心。而且考尔斯委员会与地处圣莫尼卡的兰德（研究与国家发展的简称）公司有密切的联系。兰德公司是最早的思想库，主要由空军资助，公司为控制论与计算机的早期发展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条件：俄罗斯有个民间传说：有个农民从偏僻的乡村来到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外面的红场遇到一位朋友，他问道：“喂，伊凡，伊万诺维奇，你在这里干吗？”回答道：“哦，我来看和被看。”关于战后定量社会科学的中心地位，考尔斯委员会和兰德公司也完全处于看和被看的地位。我参与这些地方的活动使得《管理行为》不仅被公共行政管理学科的学者而且也被其他人看到，使他们感到决策过程对解释人类理性是多么至关重要。于是《管理行为》没有在故土凋敝而受到经济学家和决策理论家的注意。它还受到杜会科学家以及行为科学（由福特基金的研究项目命名并扶持）这一新的科学共同体的注意。共同体能看封我的著作也许是由于芝加哥政治学系比较突出。对于芝加哥政治学行为主义的朋友和敌人来说，《管理行为》已成为它的典型样本。最早注意这本书的是芝加哥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1948年他在小册子《美国社会学的现状》提到了这本书。福特基金会的行为科学负责人伯纳德，贝雷尔森在福特基金的研究项目规划方面还征求过我（和许多其他人）的意见。1949年去匹兹堡时，我与考尔斯委员会以及兰德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于1952年成为兰德公司的顾问。有几个夏天我是在圣莫尼卡的办公室度过的。正如我将要讲到的，我还在提议成立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时作过贝雷尔森的顾问。与福特基金会的联系使我很快参与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事务，后来又参与国家研究理事会。就这样，对公共管理和组织方面的“边缘研究”竟成为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重大课题。大约30岁时，我就像年轻人所希望的那样引人注目了。从那时起，我的工作毫无疑问地会受到注意，如果它值得注意的话。在考尔斯委员会、兰德公司、福特基金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国家研究理事会的讨论会上漫步时，我既是演员又是观众。8.忠诚1948年4月3日，美国国会批准了经济合作法案，贯彻马歇尔计划，为复苏当时处于共产主义革命威胁下步履维艰的欧洲经济，大约4个月后，“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开始参与…个可行的方案，我很幸运，在这些事上占据了一个有利的位置：1941年起，唐?斯通就是美国预算局行政管理部主任，我在行政管理协调办公室工作时认识他，并和他一起工作过——阵。他有几次要为我提供一个在他部里的职位，但我都回绝了，我宁可选择学术生涯。然而我确实经常给那个局充当顾问。唐被保罗，霍夫曼选为组织方面的参谋。霍夫曼原是汽车制造商，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的行政官员。唐曾邀请我和其他几个人去华盛顿几个月帮助组织这一机构。1948年春我去华盛顿几次，待了较长时间，而且整个夏天也在那里，最初任顾问，后任“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管理工程分部的主任。由于在一篇文章中我已介绍过“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的成立，这篇文章在《管理行为》第三版时作为第16章重印，因此这里我只讲些有关它的人事方面的事。一开始那里没有机关，只有几张办公桌，几台电话和…本电话通讯录。该通讯录增长迅速，从4月13日时的15个名字增加到7月26日的741个名字。经典组织理论会要求我们去绘制一幅组织图表，标出其部、室和分部以及描述每个单位功能。我们没空做这些，而是集中精力起草一份油印文件：“‘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组织的基本原则”，它表述了“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的使命，在许多竞争成为主导的观点中选择并强调了其中的一个。形成“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的概念至少有六条重要途径，我们把那些看起来最好的掺合起来，而对其余则轻描淡写。我们的政策文件从未得到任何正式批准——那会花去几个月时间而且要作大量妥协——但它被广泛传阅，给每个新进入这个组织的人一个具体的形象：这个组织是什么样的。这个形象强调与通过巴黎办事处而统一的欧洲协商（不是双边的，与各个欧洲国家协商），并把支付平衡放在机关计划和预算的中心位置。对于在这个新成立的组织（所有新成立的组织都一样）中的权力斗争的竞争者来说，研究计划的这一想法既是…种武器也是一种动因。适合这一想法的单位可以用它来要求在研究计划中占一个大地盘，这些单位的行政管理者将看到它们作为贯彻“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研究计划的基本手段的功能会扩大。管理工程分部的箭筒里还有一支箭（意即：还有招数——编者）。在人事部要雇佣一名长久雇员时，我们得先提出一个正式职业要求条件。靠适当地确立我们的优先条件，我们使那些适合我们关于“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应如何雇人的想法的单位容易雇人，而其他单位则非常困难。我们谨慎而有魄力地利用这种权力。我不想夸大我自己的影响，夸大组织管理部通常对“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的形成及其研究计划的实施的影响。归根到底，与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主要是要完成的任务的性质以及任务的要求对组织的压力形成了这个机构。但也许我们帮助它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并在途中为它加速。不管我们对它有没有影响，它对我是一种极有教育意义的经历。1948年的美国，到处发现共产党和假定的共产党——从威廉，雷明顿开始，不久是阿尔杰，希斯。因为芝加哥大学有容忍校园激进党人的名声，任何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都要保证经过全面的审查之后才能得到安全许可证。“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安全办公室发现我是一个非常可疑的人物，非常不情愿地给了我许可证。为厂解释这是怎么发生的，我必须对我作为自由主义活跃分子的历史和受安全机构审查的历史详加说明。故事开始于我们正在谈的这个时期之前，而继续到很久以后，但如果把它放在一起来讲更易理解。萧条期风格的自由主义者没有文字记录表明我什么时候成为公民自由意志论者的。还在初中时，我就在《密尔沃基期刊》上发表过一封捍卫无神论的信。我对父亲阻止我再干这种事感到愤怒。不管怎样，我已署了自己的名字。有些人受公共通讯录的误导把赫尔伯特与阿瑟搞混了，那不是我的错。然而，我后来还是不再写这样的信了。在学校和教会里，我以某种未成年人的方式做一个不信奉国教的人，并学会忍受不信奉国教而带来的困窘。到上大学时，我多少是个社会主义者，而且知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常被认为不可区分的，共产主义（和假想的共产主义）很少被社会——特别是像芝加哥警察局所代表的那种社会——所容忍。我的一个室友因为参加了一。次受到搜捕的会而在监狱里过了--夜。我记不得那到底是一次党的会议，还仅仅是志同道合者的抗议集会。在大学时我与共产主义者交谈和争论，但从未有冲动想加入他们的组织。我那时（和现在）是…个新政民主人士，也许受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就职演讲的影响。1937年秋，比尔?库珀、我和其他人（包括多萝西娅）在大学组成进步派俱乐部时，我们受到校园的月刊《脉动》的注意，它恶劣地模仿《时代风格》报告我们的活动，我忍不住要引用这篇文章：从他们强有力的教师成员中，再好不过地可以发现其进步主义者的特性和目的证据。他们自己都非常活跃，当发现自己的学生在独立思考时，他们沉溺于喜悦之中。教员们乐于拨冗于促进实现其珍爱的理想，长期来一直在大学组织中寻找未受些许影响的同伴。因此可以理解威廉.J.库珀校长在宣布传统上难以得到的良师查尔斯，梅里亚姆、保罗，道格拉斯、杰罗姆，克尔温、马尔科姆，夏普、爱德华?利瓦伊为创立委员时，他很骄傲，并微笑着补充道有更多的人要进来。我们发现最接近于左倾分子的观点在鼓吹“这种立法机构将保护消费者，援助贫困阶层，促进经济稳定，为教育提供更适当的支持，使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削弱既得利益集团对国家经济生活的支配”。比他们所支持的更重要的是进步派所反对的。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破坏民主进程，利用159高压统治和暴力破坏活动，鼓动阶级斗争，煽动以革命动乱为目的的敌视。在他们还没有被共产主义者纠缠时，他们的讲台号召积极参与所有的“进步党”，他们章程中的条款将关心这些。同时他们专心致力于行动。进步派俱乐部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地方政府（比尔?库珀、多萝西娅和我都在那个部门工作），它当时在芝加哥是极为腐败的。多萝西娅和我还加入了新成立的组织：海德公园独立投票者，以支持一种改革，反对政府机构第5区市议员的候选人。我们挨家挨户在我们选区拉选票，一般受到亲切的甚至热情的接待。在选举中我们为我们的候选人总共拉来15票，因此不得不得出结论说，我们不是很有效的拉选票者。但我们还是很高兴地回顾这次经历，因为海德公园独立投票者后来成为伊利诺伊独立投票者组织，它最终并人美国民主行动，因此我们也是其诞生前的成员L＼与多数学生组织一样，进步派俱乐部从没发展得很大，它议程上的多数条款从没有超出它章程中那华而不实的声明。但俱乐部并不代表我那时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全部活动。我在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为克拉伦斯，里德利工作的同时，行政管理协调办公室的一些雇员决定成立一个工会。城市管理者协会是公共行政管理协调办公室的一个单位。我一般是同情工会的，但从没想到自己，一个知识分子和白领职工，要成为未来的工会成员。但当我得知公共行政管理协调办公室的主任路易斯，布朗洛对成立工会的想法非常惊恐并积极出面反对时，我立刻决定，如果工会成立我肯定马上参加。但工会一直没有真正成立，所以这只是…场茶壶里的风暴。我提起这件事是要举例说明我对公民160自由权方面的事的敏感。在芝加哥的这最后两年，多萝西娅和我很节约地在一个合伙餐厅（埃利斯合作社）就餐，这个餐厅是根据19世纪英格兰的罗奇代尔合作社所提出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所以显而易见是非政治性的。那里的饮食还不错，波拉切克太太的烹调也很好，但因为预算限制，菜单上尽是芜菁甘蓝。每学期只做一餐可口的薄饼卷奶酪和水果来摆阔。如果这个合作社是非政治性的，那么它的大多数成员则不是。特别是，那里有一大群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提出关于共和党应怎样指挥西班牙战争的非常离奇的理论（“外表合作而实际不合作”是托洛茨基的基本格言）。这些唱老调的托洛茨基分子不断设法劝说合作社成员接受关于西班牙和其他事件的政治决议。总的说来我们的得票比他们多，但也还不相上下。正如已写过的那样，与此同时，我的好友利奥，希尔兹、温斯顿?阿什利和他们的托洛茨基分子—亚里士多德—天主教协会已接收了Bete，ThetaPi兄弟会。为了加强我们与激进分子的人民阵线的联盟，多萝西娅和我出席过一两次讨论会，那显然是由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组织的。多萝西娅有一阵是美国学生联合会会员，我也参加过美国学生联合会的一些会议。虽然美国学生联合会决不是共产主义组织．但被共产主义者学生大量渗透，有时被他们控制，因而肯定被联邦调查局看作共产主义者阵线的组织。在忠诚调查中，人们会因为和共产主义分子谈过话而被获得不良评语，但与他们争论过或与他们争过对组织的控制权却不会因此加分。这一时期，芝加哥唯一的晨报是《芝加哥论坛报》，它不会区分新闻和舆论。当新的左翼报纸《中西部每日报道》问世时，我们立即订阅了，而且很快就知它实质上是共产党《工人日报》的161中西部版本。我们继续订阅，但凭我们的政治经验去解释并部分接受其中的新闻。我们很喜欢这份报，而不喜欢动辄发怒的《论坛报》，许多年后我才得知一个人要最好地利用时间的话就是根本不读报。多萝西娅和我那时是热情的政治动物，深切关心欧洲的各种事件（开始是西班牙战争，然后是希特勒侵略中欧）。按许多“同路者”定义，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同路者，但按我们的定义，则不是。我们是同路者，但我们既不接受斯大林主义也不接受托洛茨基主义，重要的是，我们关注来自右的危险超过关注来自左的危险，但我们很了解两者都有危险。我们相信法—俄—英军事同盟对于欧洲民主的安全是必要的，并从我们天生的和平主义转变到认为美国应该持强烈干预主义立场。在拿不准时，我们能通过看《芝加哥论坛报》并选择相反的立场来决定自己的方向。由于希特勒加紧吞并梅梅尔、但泽（波兰）、奥地利以及部分捷克斯洛伐克，欧洲形势渐渐恶化。1938年4月，芝加哥有一场暴风雪。多萝西娅和我各自冒着大雪到办公室，她去政治学系而我去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中午，我们说服一位置办食物的人送些食物到我们的大楼，这样我们可以不致受罪。我们这群人聚在行政管理协调办公室的餐后休息室，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就在那里。有人打开收音机时，激怒的希特勒正在用谴责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大嗓门攻击我们。“贝尼斯，说谎者！”我记得这句短语以及希特勒说这句话时他嗓音中的憎恨。这太让我难以忍受，我穿上大衣在积雪上艰难地走了半英里，到第57街尽头的湖畔。雪已停了，但猛烈的北风从半冰冻的湖中掀起阵阵水花，打在堆积在湖边的大冰块上。风与冰的战斗似乎回应着欧洲正在进行的意志力的战斗。我停下来看这162场斗争足足有一刻钟，然后，我顶着风转身踏着雪往回走，这才感到稍微平静了一些。虽然显而易见，法西斯是敌人，但那时要确定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并不容易。1939年夏，斯大林—希特勒条约使我们从斯大林主义的梦幻中清醒。30年代苏联的那些政治审讯已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但我们不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从1939年到1942年，直到我们待在伯克利，我还花许多时间在图书馆的书库里阅读有关那些政治审讯的文字记录，但不能理解它们。为什么受害者如此卑躬屈节地供认？他们实际上犯了什么罪？只有在阿瑟，考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1941年）一书出版后我才找到答案。一天下午我拿起这本书，一口气看到最后一页。那时已是第二天黎明：于是，我懂了。加利福尼亚的“颠覆活动”我们在伯克利的同僚——主要是公共行政管理局和政治学系的工作人员——比我们在芝加哥的大部分朋友更接近于中间道路。我最亲密的同事米尔顿?彻宁积极参加加利福尼亚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当局因而怀疑他与共产主义分子有联系（如果不是党员的话）。事实上他是自由民主人士，如果他曾经更左一点的话，但我也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证据。①“自由民主人士”是最①彻宁喜欢讲赛列托高地战役的故事：在战斗中，戴维?普雷斯科特，巴罗斯将军（此人曾是伯克利政治学系主任，后来是大学校长）和警察以及国民警卫队一起包围了海湾附近的这个高地，在黎明时发起冲锋。他们得到通知说罢工者聚集在这里要开始某种革命行动。在山顶，他们看到两个流浪汉点着火，在做简单的早饭。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发生过，但彻宁乐于反复讲述。这不会使他受到当局喜爱。适合于我们的标签：在伯克利的3年，我那小小的研究团体完成了三项较大的研究项目，这些我前面已写过。其中有一项是在“加利福尼亚救助管理机构”的大规模现场实验，这项研究是加州救助管理机构办公室授权的。彻宁早期曾做过这个办公室的研究主管。在洛杉矶两个已移交给我们的现场办公室中，我们仔细地设计了实验，它将要控制3个月的运作。与此同时，州里演出了…场政治闹剧。因此，我们不止一次地在星期一早上到我们的一个地区办公室时发现主管已被解雇了，于是，我们就到州总部（它也在洛杉矶），拍着桌子要求（并使）这个主管复职。政治形势如此混乱，以至无人知道我们有什么权限。那些临时主管想：如果我们没什么权威的话就不会如此独断专行，所以他们总是变卦，因而我们的实验完成起来也十分艰难。我们在州办公室的一位盟友（彻宁以前的助手），接着也被联邦调查局列入共产主义可疑分子。同时我不止一次为他和彻宁写过证明信，这当然是应该做的。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在我们做实验的两个地区中，有地区有一个活跃的共产主义小组，他们还使用一台油印机，这些成员是优秀的社会工作者和正派人。他们后来由于在加利福尼亚议会“扫红委员会”前作伪证或不服罪（我不记那一种了）而招惹灾祸，最后被投入监狱。我们与他们政治上唯一有牵连的是，当我们的研究快结束而且我们这个机构行将解散时，出席过他们召开的一次充满生气的聚会。他们都预料不久将被解雇。关于洛杉矶加州救助管理机构办公室中的激进分子的事就这些。回到伯克利后，我那个研究项目的统计学家要离开去做别的工作，我不得不雇了一个替手（实际上是我的上司萨姆，梅要找替手，但我从没想到让萨姆干，直到我做了决定，需要签字时我才找他。）数学家格里菲思，伊文思推荐了他的两名博士生做这件事：萨姆，梅的儿子肯尼思，梅（一位优秀的数学经济学家）和罗纳德，谢泼德（不仅仅是一个统计学家，他工作与杰西，内曼很接近）。和他们两人谈话以后，我选了谢泼德，主要是因为我感到雇用上司的儿子有些别扭。他们俩干这个工作可能都绰绰有余。谢泼德刚要列人工资名单时，肯尼思，梅突然被报纸用大标题公开宣布是共产党员。而特别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父亲最近已当上了加利福尼亚市民防卫机构的领导。萨姆基本上与儿子脱离了关系，虽然几年后他们和解了。战争爆发后，肯尼思志愿去意大利的滑雪部队服务，在那里他被任命为战地指挥官。但战后，激进分子的阴影依然一直笼罩着他的学术生涯。我总感到由于他不得不花许多精力用于政治上的自卫，他的科研成果大大减少了。我曾从他和谢泼德那里学到大量经济学知识，这种个人接触加深了我对他的政治逆境的焦虑。罗纳德?谢泼德成为我的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人员，和肯尼思一样，他也是我的终生朋友。他是一个我们称之为有独创性的人。他经常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看待各种事情，特别是在看待社会习俗的非理性时。战后住房困难时，他到校园附近表示愿接受任何工作，只要能有住房。普杜大学提供住房，他就去那里了。对谢泼德的政治态度我一直不大清楚（他是人们所说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这一标签并无预计的政治上的忠顺），但当我们离开伯克利时，他送给我三卷他自己用的马克思《资本论》，他说他不用了。我把它们显眼地放在我起居室的书架上，开始在芝加哥，后来在匹兹堡，并且决心：如果从政治角度考虑需要让我搬走它们的话，我马上就移居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我的安全卷宗我在芝加哥和伯克利与激进分子的接触就讲这么多。许多年后，出于好奇心，我利用《信息自由法案》得到了一些当局对我进行安全清查的材料——约有550页——我能了解那一时期我的私生活有多少被联邦调查局和空军情报局知道而有多少不被他们所知。任何经历过大萧条或战后生活的人都会认识到，在这本自传中至少有12条内容在标准的（和危险的）安全清查游戏规则下是会被否定的。在我的档案记载中，实际的智力成果是相当杂乱且不全面的。后来使我陷入麻烦（我将简述这些事）的这些事情是：订阅《中西部每日报道A；和米尔顿，彻宁以及与他的加州救助管理机构的合作者的友谊，我是他们二人的保证人。订报的事曾被我们在芝加哥的女房东注意，她显然检查过我们的垃圾箱，并在1948年即10年后的面谈中把此事向联邦调查局报告。我妻子卷入美国学生联合会的事被暗中怀疑（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学生辅导员已向联邦调查局报告过），但从没有被明确定案。联邦调查局当然完全不知道我们在那个组织曾全力阻止过共产主义的接管。这对于他们的“世界图像”来说太深奥微妙了。有些事从来没有录入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埃利斯合作社；我们出席过一两次共产主义基层组织会议；我有许多天主教—托洛茨基朋友；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实验的加州救助管理机构地区办公室的共产主义基层组织；肯尼思?梅以及我的三卷《资本166论》。联邦调查局特务们的平均击球得分并不高。因为在40年代和50年代的政治气氛下，这些事中的任何一条都可能毁了我们。我对调查者的无能并不遗憾。我遗憾并怨恨的是这种审查体制的存在，它可以把完全合法的活动与合作搞成颠覆和罪行。芝加哥大学的进步派俱乐部以及它积极排挤共产主义者的政策也确实没有进入档案。一旦人们了解了审查者的心理状态，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忠诚的肯定证据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是不重要的。30个肯定地宣称某人不是共产主义者的朋友、熟人及合作者的口头审查抵不过一次暗示他可能是的口头审查。忠诚的否定条项被记载在摘要页上，而肯定条项则不然。人们可以对隐含在这种推理过程中的贝叶斯概率模型进行有趣的理论讨论，然而，它的实际效果完全却是民主自由的腐蚀剂。战后时期的自由主义到1946年，我已晋升为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政治与社会科学系主任。这个系的成员并不比它的名称的字数多多少。我继续对公民自由权问题很敏感。我最近从我的文件夹中发现一份很长的备忘录，那是我于1946年寄给当时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阿瑟?麦克马洪，建议成立一个处理大学里学术自由问题的委员会，这使我很惊讶，因为我已完全忘了这件事。我在此转载备忘录的第一段，以表明我在那段时间对学术自由的关心以及我的观点。成立美国政治学协会学术自由委员会的提议有许多迹象表明有这样一种倾向，现行的反共热情正在趋167于攻击大学中的社会科学教科书和教师中的“左派”，这种攻击是经过充分训练的。和过去一样，这种攻击不限于对那些显然是支持共产主义的个人或书籍，而是扩大到任何能标榜为“自由主义”的人或事、美国政治学协会的成员作为专家，对于政治领域的学术自由的限度和对于“破坏分子”的适当定义应进行内行的判断。为此，协会迅速行动既是合适的又是非常必要的，即使反红运动已发展到危险的程度，我们仍要捍卫学术自由。我们提议协会创建一个委员会，它有权调查被断定是颠覆性的讲话或文章的案件，并公布每个案件的调查结果。麦克马洪非常认真地对待我的提议，并不止一次把它拿到协会委员会上讨论。他还与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主任商量，后者在长时间沉默之后作了官气十足而且含糊其词的回答，暗示这些事属于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责权范围，我们干预是不受欢迎的。最后，在一年多的通信和审议之后，若无其事的领导们达到了目的，什么事也没做。威廉，雷明顿和阿尔杰，希斯事件还在一两年以后，那是早期的战后搜寻红色分子的事件，它们显然没有什么重要的朕兆。我（不得不）接受这个决定，把它当作比一个年轻人所能作出的更明智、更有经验的决定接受了下来。在通信期间，我自己头上也有些乌云。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校长亨利，希尔德收到一封信，指控我系的一个成员以不赞成的方式对待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的一次讲话（也许是利益集团宣传的例证）。亨利，希尔德采取了勇敢而适当的保护措施，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1948年美国总统选举也给我带来一些担忧。我们系有两人是候选人亨利，华莱士（得到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人支持）的选区负责人，有两人是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的（支持哈里，杜鲁门），有一人是“正式的”民主党选举代理人，也支持杜鲁门，但没有支持杜威的。如果这些情况引起《芝加哥论坛》的注意的话，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和我就会有麻烦了。也许我在这种事面前战战兢兢是个懦夫，但紧张不安并不意味放弃你的原则，只要你审慎处事。我肯定没有阻止我同事完成他们的公民义务，如他们看到的那样，我也没有暗示对他们很关心。当然没有发生什么事——除了哈里，杜鲁门惊人的胜利之外。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我晚上为联邦的（有少数州和地方的）行政管理人员开设公共行政管理课。我的一个学生亨利，麦吉，是芝加哥邮局检查员，几年后成为芝加哥第一个黑人邮局局长，后来我们以及我们两家成为好朋友，他说服我要我加入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在联邦调查局那里，我的安全申请书副本中我的入会表这一项上端正地划了一个打勾记号。为什么一个白人会在1946年参加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在我经历的数次忠诚审查中，这个问题只是在1948年那次才被真正提出来。虽然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在芝加哥南部黑人聚居地带的中心附近，但40年代几乎所有的黑人雇员都是看门人。图书馆勇敢地雇了一位黑人办事员，遭到众人反对。在我们系得到一笔钱请专职秘书时，我的同事和我决定请一个黑人。拉金院长虽然是位小心翼翼的人，但也同意这一行动。我们还采取过另一些步骤，让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其他雇员准备接受一位黑人同事。下一步是找适当的候选人，事实表明这很困难。因为芝加哥几乎没有为黑人提供过秘书职位，芝加哥的高中也没有对他们进行秘书技能训练，而且黑人高中毕业生也觉得付学费上私人秘书学校是不合算的。找了很久，我们确定了找朱利亚，琼斯，她的拼写是凭直觉的，语法不标准，词汇也有限，但显然她是有良好社交技能的聪明的年轻妇女，愿意学她所需要的东西，也愿应付她周围都是白人而可能产生的问题。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那些年，朱利亚是一个很好的秘书，也是我后继者的秘书。后来她给我写信，感谢我在她学干活时的耐心。她的信很热情，但也使我不好意思，因为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那些年头的气氛真是不堪回想，那时要遵守基本的道德原则有多艰难。住房是对我们的社会敏感性的另一种考验。我经常住在租来的公寓。但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多，而且我们看来要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稳定地待下去，我们迫切要求去买房子。1947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种族主义的契约，限制房地产只卖给白种人是非法的。因此开放了芝加哥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那里本来是受契约约束的。于是，我们感到可以买一幢房子而不违背我们的原则了。我们于1948年买到的房子在芝加哥大学校园以北1英里，第50街上。使我们意外的是，1年后我们要去匹兹堡，所以不得不卖掉芝加哥的房子。那时黑人聚居地带已移到第49街，而且继续在移动。我们该让黑人家庭还是白人家庭来看房子？从我们的政治观和价值观来看，回答似乎很明显，但实际则不然。如果我已准备留在附近，那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参与解决可能发生的问题，而且因为如果黑人邻居有什么经济损失的话，我们可以分担。（一般认为房地产价会下降）。但因为我们要搬走，我们许多成为好朋友的白人邻居可能谴责我们变卦，或甚至认为我们是只对钱感兴趣的“房地产掮客”。当你感到一种争端在你心窝里时，它就成了真正的道德争端。我们感到了在对老邻居的忠诚与对人类平等原则的忠诚之间的冲突。在把房子投入市场之前，我们与几位我们认为也有自由主义观点的邻居讨论了这件事。他们采取了最好的途径，与我们一样认为如果在触动钱包时就犹豫不决，那么自由主义就没有什么意义。于是我们对这一街区的少量抱怨置之不理，同时通过黑人和白人的房地产公司来卖房子。最后，它卖给了拐角处主教统辖的小教堂，作为牧师住宅。与我们那桩小交易没什么关系，今天那块地方仍是稳定的不同种族合住的中产阶级地区。我们的朋友罗思柴尔德夫妇住在那里好多年，每年圣诞节写信告诉我们有关那里的新闻。我还想起另外一个例子，让人觉得我与共产主义分子有可疑的联系。科罗拉多大学的戴维，霍金斯1948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有一条定理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仔细分析以后，我很快发现一个反例，并把它寄给了霍金斯。在我们开始通讯时，我也发现了正确的（较弱的）定理。我们同意合写一篇论文作纠正并讨论新定理，这个讨论对其新定理本身的正确性有利。我们的论文发表在1949年的《计量经济学》上。几年后，霍金斯是以一个“前共产党人”的身份去华盛顿在国会委员会前（庄严地）作证的。我和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共产党人合写过一篇论文——这可能是有罪的合作的极好例子！在注意我参加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之外，联邦调查局没有记载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表现的自由主义言论。他们之所以没有记载，或是由于开明，或是由于效率低。忠诚受挑战1948年，国会通过马歇尔计划的立法并成立“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以保证得到对这一提案有…半支持票的右翼（反苏）分子的选票。政治交易的一部分是规定对“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雇员要进行特别严格的忠诚审查。我接受唐，斯通的邀请参加了“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即使我的职位是临时的，仍被要求通过“忠诚审查”。不久就出了些麻烦，安全办公室把我叫去解释我档案中的一些可疑之处——主要是订阅《中西部每日报道》，我是否读了那些报纸；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我回答说“是的，我确实读了。一个政治学家为了得知各种消息要读大量东西。”这没有使事件平静下来，特别因为我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辩解或详细的说明。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表明，在15年后又进行的清查过程中，当时的一位审问者受到联邦调查局调查人员的口头盘问。他解释说，“如果他仅仅否认订阅，我们会相信他，但他的辩解是令人怀疑的。”“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的保安人员并不想担保我的忠诚，出一份对我继续雇用所要求的法律证明。幸运的是，唐，斯通和“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的副主任泰伊，伍兹都毫不怀疑我。他们勇敢地为我辩护之后，我收到了忠诚证书（如常言道，适合于镶在镜框里）。但我相当肯定那是一种妥协。证书签署时，安全部已得知我只是一个临时顾问，不久还要回大学去。通过《信息自由法案》，我得到了我的安全档案，我发现其中的一块“金矿”是一张来自美国文职公务员委员会的索引文件的卡片上有我名字。它标着“可疑的忠诚”，日期是1948年。这张标签到1963年才取下来。我忍不住要写信给文职公务员委员会查问法律是怎样定义“可疑的忠诚”的。我被告知（毫无幽默的意思），它意味着该人的忠诚还没有明确地确定。所以从1948年到1963年这个“该隐”（凶手）的标记一直在我身上，我却172不得而知。我说我不得而知，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怀疑。从1948年起，我几次应联邦机构的要求去当顾问，后来却发现我答应之后就没有下文了。“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的忠诚证书很清楚地证明我的忠诚只是限于非常狭小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我并没有因此摆脱调查的记录。下一段故事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圣莫尼卡的兰德公司。兰德公司主要受空军资助，从事大量与空军战略和国家安全有关的机密研究。它也支持一些基础研究，还在每年夏天组织一种不受思想约束的掷双骰子游戏。后者吸引了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术界精英，他们去圣莫尼卡思考和游泳，一部分在思考特定的空军问题，一部分在思考决策论特别是博弈论。通过我和考尔斯委员会的关系，以及考尔斯委员会和兰德公司的关系，我是兰德公司关系比较疏远的顾问。兰德公司的一位部门主任梅里尔，弗勒德，是把管理科学技术应用于市政管理的先驱，他知道我的工作，并邀请我于1952年夏天去兰德公司当顾问，这，仍然需要对我进行忠诚审查。在我给梅里尔的回复时，我提到我曾在“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遇到的麻烦，并说只有兰德公司在首要的障碍前不退却，并能认真推动这件事，我才愿经受忠诚审查。他同意了。我填了大量的表格，审查（在最低的“秘密的”层次上）开始进行，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至少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从1952年春开始我常去兰德公司当顾问，与那年成立的系统研究实验室的联系特别频繁，1955年以后与计算机科学部联系特别频繁。1960-1961年我全都在兰德公司。1960年9月下达了一项新的空军法令，要求对圣莫尼卡的兰德大楼里的每个雇员都进行“绝密”清查。因此有一套新表格要填（这并不太坏——秘书可以从原先的表中复制大部分资料），由联邦调查局进行全面调查。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回话。接着，我被要求在南洛杉矶的空军基地的口头审查中汇报。这个基地看来几乎已被遗弃；我被带到几乎是基地中心的一个完全与世隔离的小楼，在这种吓人的环境下，两个空军情报官在审问我。除了谈到我父亲在战后曾显然给俄—美友好组织寄过一些钱以外，审问没有得出什么新东西。审问我的人对我在芝加哥大学时期特别感兴趣，25年过去了，在我提到（在他们剪辑过的审问记录中我想是用“承认”）我曾和共产主义者以及那些自认为托洛茨基分子的天主教徒有联系时，他们要我提供人名。那时我做了至今常让我感到羞愧的事，虽然它并无损害，我提到了我的老朋友利奥?希尔兹（在奥马哈海滩去世）和温斯顿，阿什利（安全地在多美尼加的大学里）。不管有没有损害，这违背了原则。我后来从我的安全档案中得知空军情报局真的设法去找过温斯顿的下落，但没找到。我回圣莫尼卡后，向多萝西娅建议一起去散步（我完全不信房子里没有窃听器），并且发了半个小时的牢骚。散步常常是使我平静下来的好方法。那年夏天我在“经济合作行政管理”机构受到审查后，也在华盛顿的街头走了很久。1961年9月我回到匹兹堡时，并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我在兰德公司的忠诚审查“行”与“否”的消息，因此我给陆军部队秘书尤金，朱克特写过一封信，我与他是一起在核科学与工程学会当理事时相识的。我向他表示，“如果你能在有限时间内适当地表示你对我的申请有效感兴趣，我将非常感谢。”我强调我不是请求特殊待遇，只是请求把那些文件从它们所在的办公桌上拿走。那封信寄走后的几天，我接到通知说审查已通过。但它来174得太快，我不认为与那封信有关，这不过是巧合而已。也许有条规定，即所有这样的忠诚审查都必须在一年内采取行动，从我提交申请要求批准我的审查到那时已过了一年零一个星期。兰德事件代表了我在忠诚审查问题上最后一次危险遭遇。当然，在我被命名为约翰逊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时，我又不得不接受总统行政办公室的审查，但或许因为1961年受过审查，或许因为白宫的规定不同，这次没有拖延。从那时起，与我在国家科学院的活动相关，我时时受到绝密审查，还是没有什么麻烦。但后来，当我收到自己的安全档案时，我注意到所有这些案情的摘要页上仍记载着1948年所收集的那些对我诽谤的资料。知识分子的忠诚在详述这个漫长的故事时我没有讨论一个重要问题：我事实上是否忠诚，是否可靠？或者说，政府是否应考虑我可能从事破坏活动或侵犯国家安全？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安全专家有很正当的理由去怀疑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从直觉上知道知识分子追求忠于抽象的“真理”、“道德”或“自由”而不是国家或它的旗帜。在一个知识分子宣誓忠于祖国时意味着什么？在什么条件下这些誓言是可信任的？在这些事上我们有一些经验证据。首先，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多数——不是全部——在我国被侦查出的破坏安全的事件是由贪心和讹诈而不是意识形态引起的。在例外的情况下，有忠于较高目标的人常常是被认为是恶棍，但事实上他们不是有害于美国利益的人。我要在我们所理解的程度内举出阿尔杰?希斯和不悔罪的奥利弗?诺思作为例子，无疑还有别人。但在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甚至空想家（把诺思当成个知识分子有些困难）并不善于搞破坏活动，当然也不是老练的地下工作者。知识分子通常想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而不是隐藏它们，他们想引导革命但不为它做密探。特别是在战后，官方对俄国的态度从友好转为敌对后，有高度纪律性的共产党员是当代最主要的反对者。如果这些人是我们安全成果的主要攻击对象，把他们与其他各种自由主义分子区分开来不会有这么困难，这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但也许区分并不是安全机构的目标。我们仍能记得尼克松总统的“敌人名单”。我说过，我曾经是并仍是一个新政民主人士。原因极其简单，而且与两个政党的特定政策是否明智没多大关系，每个社会的基本问题中，有两个问题很突出：必须发动人民去为社会作贡献，去生产；同时他们必须受到保护，如果他们不能适当地照顾自己的话。你可以把这看作激励和分配公正的平衡均势。对后者关心太多会削弱前者，反过来也如此，用一种头脑简单的两分法，根据人们对下列问题的回答，你能把他们（大致）分为两群：(A)所有的行为不正的人都要受侦查并从福利名单上清除出去；(B)任何一只从天堂掉下来的麻雀都会被看见或得到照料。两者哪样更重要？如果回答是(A)。则回答者是共和党人；如果回答是(B)，则为民主党人。两种回答都可以合理地加以辩护，我恰恰喜欢第二种回答。这本自传的引言向你许诺迷宫中没有人身牛头怪物，也许有点乐观，因为我们刚通过的忠诚和国家安全的迷宫中确实住了人身牛头怪物。幸运的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我避免了当它的牺牲品。同时，我肯定没有杀死它，也没有阻止它再去索取其他牺牲者。它在民主政体中仍是逍遥法外的危险的野兽。9.建立商学院：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比尔，库珀1947年到匹兹堡的卡内基理工学院经济系工作。一年后，在他的邀请下我访问了卡内基，为经济学家开设了一个研究班。我和所有人一样，认为匹兹堡是一个多烟的城市。那里中午都不得不开着路灯，以便透过含硫的烟雾看东西。我过去只是在夜间的卧铺火车上见过匹兹堡，那是在我从芝加哥到华盛顿去的途中，火车午夜停在那里。当火车慢慢地通过莫农格拉的陡峭河谷时，我被车厢频繁的换轨声吵醒。从铺位边的窗口向外看，山坡映着刺目的红光。这红光来自沿河谷排列的大钢厂的平炉、炼焦炉和高炉。一座酸性转炉断断续续地喷出巨大的火焰，随着烟与火焰，红红的火光照亮了黑暗，把现场变得如同白昼一样明亮。这真是地狱的预展。我对卡内基校园也有奇特的第一印象。在冬天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坐出租车通过积雪的斯肯利公园，眼前掠过亨利?霍恩博斯特尔雄伟的帕拉弟奥式建筑。然后，在比尔那多窗的办公室中，我好像坐在户外，周围是白雪覆盖的草地。我给经济学家讲在落后经济的农业中隐蔽的失业，这是我在研究原子能的经济功效时探索过的一个问题。经济学家觉察到有点不相干的味道，但他们很有礼貌。与我上次午夜所经历的感受相比，匹兹堡变成了一个令人相当愉快的城市。据说那时“匹兹堡复兴”是要根除城市中大部分的烟雾和污染源：用煤取暖（改为用天然气），蒸汽火车（改为柴油机车），酸性转炉（改为平炉）。那时策划的技术变化使所有这些污染源在经济上不划算，市政法令引用了强有力且有成效的净化空气的规定。（这里，发明——新技术——是需要之母吗？）1948年我首次访问匹兹堡后不久，卡内基理工学院收到一笔捐赠，包括500万美元的基金和100万美元的建设费去建立一个新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将为理工科毕业的本科生提供企业管理教育。捐款人是威廉．L．梅隆①，他曾创立海湾石油公司。他从在工业界的经验得出结论：现代高技术公司需要高级行政管理人员，他们既有管理技能，又懂科学技术。卡内基理工学院的教务长埃利奥特．D．史密斯曾向梅隆描述过新修订的本科生工业管理课程，作为一个可以达到这一目标的研究计划的大体原型。梅隆先生对此印象深刻，接着就捐赠了。在比尔的建议下，我应邀再次来卡内基与史密斯教务长和经济系主任利兰?巴赫一起讨论新学院的规划。不久后我接到①威廉．L．梅隆是在南北战争时期发迹的银行家托马斯?梅隆的孙子，也是安德鲁，梅隆的侄子，与理查德，金，梅隆是堂兄弟。在我到达匹兹堡时，理查德又是梅隆财阀的中心人物和股东，他和戴夫，劳伦斯市长一起促进了“匹兹堡复兴”。178邀请，要我当行政管理学教授和工业管理系主任。我并不很想离开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因为我相信，与唐，史密斯伯格和维克多，汤普森一起，我们能在那里建立一个很强的公共行政管理研究机构。我们还正在写公共行政管理的教科书（1950年出版）。我已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深深扎下了根。然而，我终于相信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财政来源使它能远比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更快地着手实施关于组织的经验研究的研究方案，而这种研究看来是《管理行为》的逻辑上的继续。几次访问匹兹堡使我看到那是一个适于居住的城市，并不比芝加哥脏，或许还要干净一些。作出决定后，我于1949年4月启程去匹兹堡。到匹兹堡后，我起了个大早，几乎走遍了松鼠山的北部。就在这次走访之前，我在匹兹堡地图上卡内基理工学院的校园周围1英里外画了一个圈，因为我决心步行上班而不来回坐车。我还查阅了人口普查资料，想找到这个地区居住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地方。我去看了这些地方，打算找一所我们买得起的房子。我走到最后，爬上校园后面的陡坡，到斯肯利公园的高尔夫球场，在一条叫诺森伯兰的大街向东走了半英里，那里的房子显而易见要比我们在芝加哥刚买的房子要好。在诺森伯兰街和因弗内斯街的拐甬处，我有点羡慕地看着草地和花园，很高兴我不久就可以带着孩子住到一个更鲜绿的地区。那是40年前的事了。现在我们仍住在诺森伯兰大街上的房子，那是我们1949年夏天买的，离卡内基校园只有1英里远。我每天步行上班，逐渐忘掉了在芝加哥市来回坐的电车。我估计我已在l英里长的诺森伯兰大街上走了近20000英里。这足以绕地球一周，如果不是紧靠赤道的话（但正如我一位朋友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也能在水上走的话）。179在同一路线上走了1万次以后，人们将会对周围的东西视而不见，但事实并不这样。在上班的路上，大清早我从家径直向西，走在住着富裕人家绿树成行的大街上。我注意到新建筑物、出售告示以及一些其他有变化的标记。从4月份到初秋，花、灌木和乔木连续不断地展示着它们的色彩。我听到麻雀的唱歌或鸽子的悲鸣；秋天偶尔会掠过金翼啄木鸟白色的尾部和金红色的翅膀。我想说，我在那些早晨的步行中沉思着，但我很少能做到，思想很容易受新的景色或声音的干扰，中断了的思想之链就再也接不上了。途中，在穿过福比斯街后稍向上爬一段就到了高尔夫球场的隆起部。在那里，向西南面眺望河谷对面，我看到在莫农格拉河陡峭的南崖大约3英里处的小山上有一群房子：在深绿色的小山衬托下，这些大部分是白色和粉彩色的房子，在朝阳的照耀下现出鲜明的轮廓，现出三维的立体感。我眼前和脚下是斯肯利公园的草地和树林。我走在路上，公园中树梢的轮廓线和地平线上连绵起伏的山脊错落有致、交相衬托，从而构成新的画面。有时我想起魏斯巴登下的莱茵、锡耶那、加登小山附近的阿克森—普鲁旺斯，从遥远的山脊上看去，它们全都互不相同，但在这些小山上处处都是住满了人、矗立着教堂或堡垒。这简直是芒福德中世纪的城市在新世界匹兹堡的重现。当然，有时在早晨，远处的河岸隐藏在晨雾或烟雾中（自从钢厂消失以后，烟雾少得多了）。冬天，山坡上衬在白雪中的建筑物是深色的，正好与夏天的景色相反。但我每次散步，这成千上万不同的景色都给我新的喜悦，接着走下陡坡就到了校园，、傍晚回家又是另一回事了，开始就要爬上百英尺的陡坡到高尔夫球场。那些口子我即使走得很慢，到山顶时也会气喘吁180吁。（为什么不能安排让早晨上山傍晚下山呢？唉！匹兹堡的东头没有这样设计。）有时往回看，我能欣赏到壮观的落日，但远山上的这些房子却背着阳光并不像早晨那样以鲜明的对照展示自己。这时南岸失去了它的三维立体性，成为公园风景中平淡的背景。到高尔夫球场的尽头，我转身背对这些景色，步履艰难地回家。启动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早期的生活是同时在三个场地上演的马戏——热闹非凡。利?巴赫被任为新学院院长，比尔?库珀和我主管院系的发展工作和制订课程。在人事管理方面，那位有工业和学术背景的教务长史密斯也非常活跃。我们面前几乎是一块白板，但它原来写了些什么还是值得提一下的。首先，我们继承了本科的工业管理课程（叫“工业管理学”），巴赫、库珀和史密斯对这些课程已作过修改，事实上它们为新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提供了极好的样板。其次，利，巴赫在1947年30岁时就到了卡内基，那时他被允诺在经济学方面开设一个小的博士点，并凭着这个允诺雇了几位经济学家。这第一项“遗产”给我们一个好的开端；而第二项，正如我要详细描述的，引起了混乱。几乎没有一个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创始人（除教务长史密斯）在管理和商务教育方面有广泛的背景知识。我们是这样的杜会科学家，用某种方法发现组织和商务的环境为基础研究的一些想法提供丰富的资源，因而并不认为“应用”和“基础”是对立的名词。不管是否准确，我们感到那时的美国商务教育是职业教育论的荒原。它需要转变为以科学为基础的职业教育，就181像医学和工程学在一两代人以前已经做的那样。最幸运的是我们在历史上那个特定时刻接受了这个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产生了某种叫“运筹分析”或“运筹学”的东西，即用来解决管理上的问题和决策的定量工具。战争一结束，许多人寻求把这些工具转到和平时期的工业应用，并发现了新工具（如线性规划）。大约同时，行为科学正兴旺发达并被用来解决组织和管理中的问题（芝加哥政治学系的活动、巴纳德的《高级行政管理的功能》以及我的《管理行为》是这些动向的例子），在F.J.罗特利斯伯格和W.J.迪克森(1939)战前就开始了领域广泛的研究，其结果发表在西部电气公司的霍桑著作中。而我们在加州救助行政管理机构的实地实验，1941年就已完成。战后，管理科学和对组织理论的行为探讨日趋成熟，它为我们提供了所需要的应用科学的内容。我们的学生大学时定量的训练，使我们有可能把这门学科安排到课程表上。制定了适于这些目标的硕士课程之后，我们又发展了两个主要的研究领域：组织行为和定量管理科学。我担任前者的领导，与一年后来的哈罗德‘格茨科夫合作。比尔?库珀是定量领域的主要创始人，但我也大量参加那个领域的工作并领导他的一个研究组。因此，那时我一下子成了组织理论家、管理科学家和商学院行政管理人员——我的马戏团的三个表演场地。我们有了好的开端，几年内忙于招聘教员、开设课程（每15个学生…个班）并从事正在进行的研究。我记忆中一直认为每件事做得极好。但我的公文柜提醒我，我们不是不经历痛苦就获得了最终的成功的。危机在1951年春夏降临，它有两个相关的焦点：比尔?库珀和经济学的教员：虽然库珀1914年出生于阿拉巴马的伯明翰，但我不能把他182看作南方人。他在芝加哥西部长大，善于计划和设计，从前几章人们也明显看到他的一些计划对我自己的一生有重要影响。你们会记得1937年，他曾说服过一个叫多萝西娅‘派伊的姑娘在一次双重约会中做我的伴侣。不久后，他和我在芝加哥大学组织了进步派俱乐部作为我们从事政治活动的机构。我还提到过我在芝加哥毕业的成绩单上唯一的一个分数是“B”，但我没有透露比尔，库珀是我这门课的教师。近10年之后，比尔建议我可以和他一起出席考尔斯委员会的研究班，几乎把我变成了一个专职的经济学家。又过了四年，他说服我离开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职位来参加刚开始于卡内基理工学院的商学院教育的新冒险。比尔，库珀很有说服力，一种真正的企业家的说服力。没有他的劝说，我一生的道路会完全不同——我不能说是更好还是更坏，但肯定不同。我肯定不会在迷宫中走过同样的岔路。我想是经济学家约瑟夫?舒姆彼得把企业家定义为冒险谋图别人钱财的人。取不太贬义的说法，企业家是把观念和资源结合在一起的经纪人。他做富于想象力的梦，并使人相信这些梦是可以实现的，说服别人对他下赌注。根据传统，企业家被认为属于商业界的。但观念和资源的经纪人并不限于商业；至少在国内学术界就不少。在美国一所具有代表性的重点研究大学中，每年的经费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靠教工们那种冒险性的努力提供的，他们在研究提案中编写那些没有被发现的真理的“梦”，有说服力地向基金会和政府机构诉说。对学术创业者来说，赌注甚至要比钱高一等，因为冒风险的资源是人类的事业。学术创业者发表论文为特殊的知识领域而争论，说它是秘密的金矿，因此吸引了一大群探矿者。他怂恿同183事们参加共同探索冒险，说服研究生把自己的一生投向一条特别迷人探究路线。科学创业是一种罗马赌博：赢者比富人更光荣，输者终生贫困。比尔。库珀曾在学术创业中高度成功，他的成功不仅使他自己得益，而且使那些在他身上投资的人也得益。比尔是大萧条时代的孩子，他在“金手套”拳击的台阶上开始了他的人生之路。埃里克，科勒在高尔夫球场上发现这个高尔夫球童，很赏识他的智力，并把他送回到受教育之路。1934年比尔没有读完高中就被芝加哥大学录取。我想不起我们在学校里是怎么认识的，但他到芝加哥后，我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几年后，正如我已描述过的那样，我们进行了共同的政治冒险。经芝加哥一位人士向利?巴赫推荐，比尔1947年来到卡内基理工学院。大学毕业后，他在田纳西河谷工程处当了几年助理管理员，同时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和预算局的经济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他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助理教授。他及时地到了匹兹堡，成为把工业管理研究生院600万美元吸引到卡内基的企业家之一。比尔?库珀不仅是位企业家，也是位革命家。他富于想象力并漠视惯例，这是他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努力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这种漠视也给比尔暂时带来一些个人问题．在哥伦比亚大学他写了一篇博士论文，他那不落俗套的会计学和经济学使他的论文评阅委员会的一些人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有好几年，他在卡内基的同事竭力劝他在论文中做些妥协和澄清，以便使评委会的人满意，因为我们不想因缺乏一张文凭而危及他的学术进步。但比尔的企业家运气（或才气）在这方面也坚持不让步。不久，他对经济学和管理科学的贡献被公认，以致他提升时决不会因学位而出现问题。到那时更多的人只是以为他有学位；而且184无论怎样，他有没有学位一点没有影响。1970年俄亥俄州立大学授于比尔荣誉学位时，我肯定他和所有在这种情况下的人一样高兴；但我也肯定在这些年中他不会感到他没有资格干他所干的工作。比尔的例子也许说明了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教员的灵活性，后来在决定工业管理方面的论文写些什么，以及向阿伦?纽厄尔和其他研究人工智能的人授予学位时，也体现了这种灵活性：比尔，库珀从来不认为职位不能像人一样灵活。新的管理科学技术，特别是线性规划，不久就崭露头角。比尔懂得它们的潜力并懂得去掌握它们，推动它们向前发展，把它们应用于重要的实际问题。他也看到它们对课程安排的重要意义。1950年我和比尔联合执教，为我们第一个硕士生班开了线性规划的研究班。他不久在数学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同伙，阿布?查尼斯，去推动利用这一工具的研究工作。经过40年的合作之后，查尼斯和库珀的队伍一直延续至今，他们还证明了线性规划形式体系的功效和灵活性及其实际应用范围。查尼斯和库珀的贡献人所皆知，不必细说。我只提一下他们第一次巨大的成功是如何检验了他们的创业者技能的。他们把线性规划用于炼油厂混合汽油的过程。精明的实业家和精明的教育家一样，总是遵循亚历山大教皇的戒律：“不要当第一个尝试新东西的人，也不要当最后一个放弃旧东西的人。”创业者的问题是说服人走第一步；其他人会很快跟着走。在石油精炼厂问题上，海湾石油公司的费城炼油厂同意准许阿伯和比尔出入并为他们提供资料。他们的模型受到检验，获得的（理论上的）结果表明新模型比传统的经验决策法要优越。但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让这个公司“首先去尝试新事物”。所以比尔和阿伯只能在学术论文上发表自己的理论成果。185但事实简直是一种恶作剧。这篇论文受到ESSO的注意，他们以为海湾石油公司肯定已经在用线性规划了，而自己将落后于它的竞争者。不久在ESSO研究实验室中进行了这项工作——一个真正的“应用”成为现实，而每个人都庆幸自己没有走第一步，冒大风险。比尔?库珀在创立管理科学学院上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卡内基理工学院接受赠款建立城市和公众事务学院时，比尔成为它的第一任院长。更让人吃惊的是他后来又在哈佛商学院任职好几年（我们曾一直认为那是我们的竞争者）。他显然认为（无疑是正确的）哈佛还没有完全领会管理科学的要旨，需要朝这个方向进行改革。再往后，比尔和他以前的同事阿伯?查尼斯以及乔治，科兹曼茨基在得克萨斯大学商学院再次合作。比尔的故事就讲到这里，现在我们回到1951年的事，同时还会注意到比尔的创业活动一直继续到现在仍很活跃。暴风雨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利、比尔和我是已被定为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领导成员——中，比尔是激进派，最少受商务教育以及组织机构的现实中那些清规戒律的约束（同时，他也是三人中最有组织经验的人）。受他的影响我们在来自校外的商界和学术界的压力下不能过分让步。他的许多创新思想中，有些我们看来也觉得相当无法无天。在我们有不同意见时，我们常以2：1结束，比尔是少数派。（利氏从不轻易动用他当院长的权威，也从不轻率地根据形式上的多数派的意见来决定事情。他和我们讨论，听取意见，一点也不独断专横，但到最后由他作决定。）比尔在他的研究小组也有几个研究人员，我和利觉得他们好像生活在与现实管理问题接触很少的极抽象的世界上。因为地方小，这个小组被安排在离我们大约500英尺的另一幢楼里——那是一段相当大的社交距离，任何…个熟悉组织以及熟悉空间接近对于社交的重要性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比尔和他的同伴越来越受到2:1投票否决的影响时，他和我的关系很快就变得非常紧张。比尔一位最好的助手在我们不能完全满足他提出的继续留任的条件时决定辞职，这使我们的关系更加恶化。因为我的三项任务中有一项是比尔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他还曾在我继续担任考尔斯委员会顾问一事中插了一手，他认为这是利益和忠诚的冲突。最后他故意拖延对经验性工作的支持，而这是我在预定的研究计划中想要开始的工作。我们为这种种原因而发生过争执。同时，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正在（或者会）受某种压力去改变他们的研究方向以适应商学院，因此他们感到不快。我们不认为这是“压力”，而认为是参加我们已找到资助的研究的机会：一项有关工厂管理人员在决策中运用会计学数据的研究，以及一项有关工厂在产品要求不确定的情况下安排生产时预测和反馈的作用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把企业如何实际作决策同经济理论以及教科书中所说的企业如何作决策两相比较。但经济学家对这并不习惯或者感到不自在。有关各企业决策的研究很少有专业研究第一手材料的先例。尽管如此，经济学家戈登?廷德尔参加了会计学研究，还有三位经济学家查尔斯?霍尔特、弗兰科，莫迪格利尼和杰克?马思参加了生产规划研究。这两项研究都得出颇有价值的结果。但经济学家们有另一种困难——这也许是他们感到爱威胁187的真正原因。我并未长期掩盖我对主流派新占典经济学的怀疑（自从我与考尔斯委员会合作后肯定未曾掩盖过）。我准备根据《管理行为》一书第5章的信条，向经济学家终年去宣传有限理性这一“异端邪说”。开始我并没有认识到，当你处于权威地位时，你与你这个组织里的人自由争论时，会使他们认为如果太激烈地反对你的意见会危及自己的事业。也许他们是对的，只是我希望在我这里并非如此，然而人是容易自欺欺人的。那些同意你的人很容易被看得比不同意你的人理智一些。权力确实会使人的判断出差错。但是我并不想通过故意让对手打胜而表现得不像管理者而更像同事，这确实不是我的生活方式。我在以前担任行政管理职务时，包括在伯克利和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我的同事对我没有什么闲话。也许那时我太年轻、太没有经验，所以对他们不构成什么威胁。而且我以前的合作伙伴几乎全是政治学家，我和他们是同行出身。工业管理研究生院以及它的多数经济学家则不同：我开始讨厌把管理角色与学术角色混在一起，这一点无疑对我后来决定逐渐从行政管理工作中退却有影响。我宁可看到人们接受我的思想是因它们自身的价值而不是因为行政管理的命令，但同时我不能对我所属的组织的发展方向持中立态度。在我不当领导时这种冲突就缓解了。那时我不得不去劝说别人。总之，我对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经济学家那荒谬的人类无所不知的假说提出诘难，他们日益把我看怍在学院中建设“真正的”经济学的主要障碍，这是危机的另一半。当这两个持不同意见的派系——比尔?库珀的研究小组和经济学家们试图联合时，危机变得非常严重。1881951年7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与比尔在谢迪沙德一个叫福克斯咖啡馆的酒吧里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虽然大家都克制着没有发脾气，但所有陈谷子烂芝麻的事都抖落出来了。比尔把我说成是对不同意我的教员有威胁的人，并提议我放弃我在工业管理系的正主任职位。他甚至提议设立一个关于行政管理的“自治”的研究计划，并要求拨10万美元的预算作为补偿。我长时间地听比尔描述我的缺点，然后讲我并不会辞职以及我是怎么想的，并反过来讨论比尔研究小组中的问题以及需要什么来解决它们。谈话没有得出结论就结束了，但谈话是在一种我认为是暂时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第二天早上，我把这次谈话的情况记了下来，在备忘录上仔细地写了密密麻麻的四页，以防以后对已发生的事有不同意见。在我与另外几位教员确认了士气真的很低后，我给了利氏一份备忘录。我现在重读这份备忘录时觉得它的调子有些奇特。我几乎总是把我的同事称为职员而不是教员。在提到淘汰利氏和我已有的教员时，语调相当无动于衷的。这扭曲了客观性，也许在那种环境下只能指望采取这样的守势。该文件是想掩盖而不是表达我的气愤和忧虑。表达的心境是一种诊断治疗而不是责备。在备忘录中，我告诉利氏我已证实同事们士气普遍不高。经济学家们对学院作为“工业管理学院的特殊性质”，在情感上很矛盾，并“拼命想恢复他们作为经济学家的职业角色”。他们感到他们在行政管理委员会中没有代表，而且利氏已不再像经济学家那样看问题。教员们对领导的意图和计划有许多错误信息，并在发牢骚时有时自称为“附庸”。工业管理系教员曾亟力主张和经济学家联合以反对现行的政策。在感到自己不能作决策时，他们抱怨冗长而又无结果的189职工会议，他们认为他们在这些会上不能对决策起到实际影响：详细谈了这些问题之后，我列出了一些可能的行动：建立仅仅由经济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来指导经济学研究生培养计划。可以任命一位主席负责这个培养计划，虽然有这样的危险：或者他被经济学家俘虏，或者因没有忠实地代表他们而遭反对，巴赫、库珀和我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应扩大，即增加一些经济学家（通过来自工业管理部门的教员来取得平衡）。利氏应该避免在午餐时和我惹人注目地处理事情。我也许应更积极地参加比尔研究小组活动，以避免在“方法论上讨论经济学家成为心理学家的必要性”；应更多地关心那些可能不会长期留下来的教员的士气；要给利氏另安排一个行政管理助手。我以一个坚决的声明结束该备忘录：“我对形势的看法是：……学院过去基本发展方向没有什么可以非难的……我没有看到有人提出真正可供选择的方向，而是一种通常和迅速的组织变化一起存在的高度集中的压力。”我乐观地表示我们能重振士气，“在学院的功能和活动重心”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并“消除经济学家们的顾虑，使他们不再担心会成为搞工业管理的人想要建立的帝国大厦的牺牲品”。这个备忘录是我处理行政管理工作危机的范例。在激情经过40年的冷却之后重读这份备忘录，我为它从《管理行为》一书中引用了这么多的理论，特别是对组织的认同和忠诚的理论，作为其诊断和忠告的基础而感到吃惊。显然，我认为，我所写的关于组织的文章是足以很好地应用到我自己遇到管理问题中去的。我后来写的许多关于商学院组织的文章(1967a)中的许多内容已表现在我对这次危机的分析中了。和大多数危机一样，这次危机的结束是由于逐渐的消耗，是由于应用一些新的应急190措施（有些是我在备忘录中建议的），是由于一些与我们不和的同事的离开，以及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新大楼的建成。这幢大楼使我们得以把我们的教员重新聚集在一条战壕，一位建筑师设计这幢大楼原打算花100万美元，但由于这种职业通常的轻率，实际上花了160万美元。既然我们并不想乱花这笔捐赠，我们推迟安装空调并取消电梯（大楼只有三层楼高），以削减费用。几年后因为需要更多的空间，我们在电梯间安排了一个副院长办公室。为了尽可能打破学科界限，我们或多或少随便地让教员分布在整个大楼，这样组织理论学家、经济学家或金融专家不至于互不来往。当然他们逐渐学会重新组合的方式，但我们至少可以推迟按学科将他们分组。危机产生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已渗透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组织中。其中一个问题是对抽象数学技术的强烈爱好，这种爱好有时强调数学甚于强调在管理上的应用。第二个问题是经济学家对于从他们的学科中取得的“纯科学”价值与实际应用的兴趣之间有些不相配，而“应用”是商学院的特性。第三，我们中的一些人所提出的经济学决策的行为理论，与大多数经济学家所信奉的新经典理论几乎不能相容。保持科学的与职业的、经济学的与行为学的平衡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只有在利，巴赫的全力以赴和强有力的领导下，我们的创业才得以坚持下去。我在讨论商学院的论文中写道，“组织一个职业学校……很像是把油和水掺合在一起……目的达到时任务还没有完成。听其自然的话，油水又重新分离。学科和职业也是如此”（Simon，1967a，p，16）。经过艰苦的工作，我们得以让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很好地乳化，至少到60年代还是这样。在上述引文出处的那篇论文中，我解释了为什么这些问题是职业教育（医学、工程学和商业）的通病：我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头两年得知的这个自然规律—直继续影响着学院的发展。我们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争论的大事是些原则、重大争端和政策，而不是个人的或组织的优势。我看到弗洛伊德先生在微笑，但是正如他可以从他自己的争论中得知的那样，他错了。只有深信而且几乎是盲目相信梦的人——象工业管理研究生院中多数人那样——才能如此艰苦斗争而没有内心的怀疑和冲突，才能在特定问题上频频处于意见不合时，不丢掉对共同目标和相互尊敬的深刻感受。我不想夸大冲突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作用，但假装说没有口角的婚姻故事常常是乏味的。比内部意见一致与不合更重要的是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在世界上的地位。进化论者讨论过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共同生活的群体对进步的有利和不利之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是这佯一个共同体，对从海上飘来的陌生想法不仅不限制而且乐于接受，但它需要受到保护而不至于发生脆弱的突变。这种需要常使它与全部已有的大陆物种相对抗。它的成功表明小岛是个创新的场所。小岛比喻只是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的部分外表。我们还有精神上生死与共的朋友。我们几个人——当然包括比尔，库珀和我——乐于当比赛中居于劣势的人，除非能享受到在比赛中居于劣势却又获胜的愉快。我们常用这样的话来描绘我们同传统教育的巨人、传统的商业实践和经典经济学所作的斗争。其他同事我已讲过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惊人的发展归功于利?巴赫的领导作风，他在1949年到1961年间任院长，他的说服力和人格力量保证了创业的顺利进行。还有许多要归功于教务长埃利奥特．D．史密斯。他在学院早期发展中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他在卡内基理工教育上所起的作用对我本人的发展格外重要。商学院{包括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有时被指责为不教管理和领导。我料想它们一般是不教的，主要因为它们不知道在这些标题下教些什么或怎样去教。也许，仅仅是也许，我们可以从传记开始，从杰出管理人员的风格和品行开始。这是综合的，但可能有些好处。利?巴赫就是一个例子。他的才能与比尔?库珀的创业才能大不相同，但前者极其成功地掌管了W．L．梅隆委托给他的风险资本。当我设法描述他的风格时，它总是显得太简单、太明显。它像网球能手的格言，“他总是用力直接击球，把它准确地打到目标处。”如果你能这样做，你也能成为优秀的网球手。但这种忠告值得教吗？这句话能教你做什么呢？我将尽力叙述利‘巴赫的方法，但并不肯定我所说的会造就杰出的管理人员或企业家。利，巴赫用例子说服我们确定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极高的目标，努力达到它可能的极限。原来的目标达到之后提出更高的目标。第二，利氏总有办法使（我们具有的）技术和（我们常缺乏的）常识一致起来。第三，利氏在事情出了差错时，总是更重视把工作做完做好，而不是去责怪谁。很大的抱负、常识和获得结果的责任心，这好像太简单了。我在日本旅游过很多次，多数是为了玩，但也出于对日本管理方法的好奇。我学过日语（很差），还广泛阅读，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至少有四位日本好朋友。我学过权力分散化的协商决策的灵捷制，但我也见过一些日本电子工业的奠基者像松下193先生。这些高级管理者谈论着“权力分散”以及“权利分享”，实际上却是铁腕人物，是作决定和行动的人。也许——很可能——他们听取意见，但我怀疑他们会在后面领导。我从这些国外旅行和自己的研究中得出这样的教训：强有力的指导原则和积极性并不与来自上面和下面——来自各处——的意见相对立。管理部门不必软弱到只去“参与”这一有关象棋的讨论从我论文最后的手稿中消失了。也许审稿人认为它不切题，也许是我看到阿伦，纽厄尔1954年在发表这一论题的论文之际开始把有关下象棋的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之后而把它删掉的。《人的种种模式》第15章，“理性选择和环境结构”(Simon1956)，是第14章的姐妹篇。它再次采用了满意化这一观点，提出一种关于理性的达尔文模型。把满意化和达尔文主义放在一起看来好像矛盾，因为进化论者常讲适者生存。但事实上“自然选择”只预言生存者将是足够适应的生物，也就是说，比那些在与其竞争中的失败者更适应一点。它要求的是满意化而不是最优化。这篇论文表明，生物生活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之中，必定会遇到各种不相适应的需求，比较简单的选择机制如何能使生物在通过其生活迷宫的搜索中得以生存。它为生物描绘出了一种完全是以满意化而不是最优化为依据的程序理性。第15章有一个奇特的副产品——我写过的唯一的一个小故事。既然没有人告诉我它有什么文学价值，那么它应当作为哲学读物而不是文学作品。它用迷宫的隐喻来探讨满意和人类基本价值之间的关系（第15章把模型自由地转化为隐喻）；下一章我将详述。《人的种种模式》第11章，“雇佣关系的形式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先声。近年来奥利弗?威廉森等人已在这方面做过不少工作。我在第11章中打算以新经典推理的模式来阐述组织理论的某些方面。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倒退逆转。在1977年美国经济学协会的伊利讲座上我为此这样解释：在我1951年的论文中，我阐明了雇佣契约的特性……我的论证需要有一个定理和15个数学方程，并假设雇佣双方都发挥其最大效用。实际上，实用的基本论据很简单……严密的经济学论据（包括论雇佣双方发挥最大限度能力的行为的想法）是不难转变为一种简单的定性论据，即雇佣契约可以是处理某些种类的不确定性的有用（“合理”）的方式。因此，我的雇佣契约理论大部分内容可以完全不用方程或最大化来表述。但它以定性形式出现时就引不起经济学家的注216意，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他们继续在往新古典推理的旧瓶里倒新酒<：）至少我们有些新酒。第13章“伺服机构理论在生产控制中的应用”，这项工作起始于我和查尔斯，霍尔特在一家油漆工厂所做的安排生产日程的运筹学探索工作，更准确地说，它引导我们用一种新的运筹学工具来处理种类广泛的不确定条件下的动态计划问题，那个油漆厂应用了这一研究。通过对成本作很近似假设，我们能通过少量计算来解决精确的最大化问题。这就是说，我们找到大致接近于现实世界的最优方针。后来弗兰科，莫迪格利尼和包括约翰?马思在内的几个研究生参加了动态规划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主要直接产物是霍尔特，莫迪格利尼、马思和西蒙撰写的那本书：《计划生产、库存和劳动力》（Holt，Modigliani，Muth，andSimon1960）；还有一个间接产物——理性的期望值——这属于下一阶段的事了。系统研究实验室除了1952年兰德公司让我去参加咨询以外，我与兰德公司从1952年到1955年还有另一方面的联系，这对以后的事有很大影响。1952年以前，我们在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忙于组织决策研究时有四个人——约翰?肯尼迪、威廉?比尔、罗伯特?查普曼和阿伦?纽厄尔（都在圣莫尼卡）——构想了一个宏大的——或者说宏伟的——在实验中研究防空组织行为的研究计划。该实验室取名为系统研究实验室，它将模拟整个防空预警站（大约有50名）：作人员）。美国空军为模拟提供预算和接受试验的飞行员，217在这一虚构的研究项目的计划阶段，这个小组的人来请教我，因为我在指导加州救助管理机构实验和其他组织研究方面有经验，我成了顾问；而且1952年初我第一次访问兰德公司时，见到过阿伦，纽厄尔。我以前不认识他，但熟悉他写的几篇数学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试图把组织理论形式化。我对其中的数学印象不太深，觉得好像文章中定义比定理多（对形式化理论这总是不好的迹象），但我对那些有意并有技能把数学应用于这类问题上的人有好感。我和阿伦谈话的最初5分钟，我们都发现我们的思想意识很类似。我们立刻开始热烈的讨论，虽然认识到我们两人用的词语不同，但我们都把人的心智看作一种符号操作（我的术语）或信息处理（他的术语）系统。系统研究实验室为想知道雷达操作员和航空中交通控制人员如何决策的人提供了极微细的数据资料。这一系列实验进行了3年，积累了大量这种资料。在这期间，接受试验的人员之间的所有通讯都被记录下来。但我和阿伦在试图对这一过程作形式描述时仍不断受挫。不知怎么的，我们缺乏必要的语言和技术把能思考的人称作信息处理机。结果我们对在系统研究实验室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不能作很好的分析，而只发表过一篇有关这些实验的相当平淡的论文。①阿伦和我在系统研究实验室实验数据上遇到的挫折产生了重大的后果，其中第一次失败将在本书第12章谈及。简单地说，它决定了我的余生。它使我处于我再也没有逃脱或再也不①然而，系统研究实验室并非完全无用。如果说它对基础科学很少作出实质性的贡献的话，它的技术借助于计算机后完全自动化了。它的培训程序后来独立成为系统发展公司，该公司多年来负责培训军事人员来操作远程预警线防空系统和各种新式的系统。218想逃脱的迷宫之中。社会科学政治学我的“向心性”通常使我参加校外政治学以及社会科学的专业活动。既然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时已开始卷入科学政治学，我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讲起，简单地回顾那时的情景。鉴于我受过政治学家教育，我把相当多的时间献给政治学大概是不足为奇的。我在这一领域的活动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关心社会科学，然后是关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这里我谈社会科学这一部分，第二部分将在第19章谈，因为它与我1967年被选人国家科学院后发生的事关系更密切。政治学我作为政治学家进O＼了科学政治学领域——这就是说，进人了与自然科学（有人会称它为“真正的”科学）完全隔离的领域。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任职期间，我活跃于美国政治学协会(APSA)，是煽动这一学科中的行为主义革命的顽童，我在第4章详述过这一革命起源。《管理行为》和以前发表的文章使我在煽动者中有些名望，但我们没有找到可靠的长者领导我们（V．O．基是我们的候选人，他多少致力于行为科学主义。但他是一个渐进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我对这一活动的全部记忆是在一次召开APSA会议期间，我与其他共谋者在华盛顿市中心（那时还是新建的）希尔顿饭店我房间里的会晤；还有后来在芝加哥召开的一次APSA会议上挫败重选APSA的在职秘书。我们的目的是要设法确保《美国政治学评论》赞同行为科学框架内的研究，并使这项研究在协会219的年会中占有适当地位。行为科学家逐渐引起协会注意，但那是因时间的推移和旧卫土的退休引起的，而不是通过革命活动实现这一变化的：福特基金会大约1951年伯纳德，贝雷尔森来与我商议有关福特基金会新行为科学部未来的研究项目，包括一项关于培训中心的很有试验性质的计划。阿诺德，撒克里（1984年）在福特研究项目的历史报告中指出我早先被定为可能的顾问，这可能是因为我熟悉该项目的组织者之一，密歇根大学的唐‘马奎斯。我第一次对伯纳德提出忠告是在芝加哥他召开的…次会议上。我提出基金会在行为科学方面的钱应该用来资助研究，而不该用于像培训中心这样徒劳无益的事。我认为研究项目最有用的作用是填补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它的章程中所遗漏（因而也不给资助）的社会科学这一空白。我在芝加哥会议上提出建议后，又于12月10日给贝雷尔森一封长信。我争辩道，“福特基金会的其余研究项目是如此倾向于应用，以至基金会应有戒备地管好项目的财源。”我又…次表示反对培训中心的想法，认为把这些钱分配给三四个学院要好得多，让一些年长的教员与有才能的高年级学生一起自由地研究和工作。应要求这些学院合作，这样才能保证在几个学院中分派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工作，而且基金会还要“在研究生和本科生中加设竞争性的奖学金方案”。由于我对我长期以来所关心的事——即学生在确定在自然科学中度过一生之前很少接触到社会科学——表示关心，我提议拨一些款给几个学院，d’让它们可以试验一下培养几个有杰出研究才能的人，使之早期就关注社会科学。我还评论基金会对220支持交叉学科研究的提议：把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家放在一起比一个人从事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困难问题要少。但是把交叉学科队伍合并却屡屡失败……除非让各学科的个别成员成为交叉学科的人。我不愿拿出一分钱去帮助一个典型的政治学家去和一个典型的经济学家合作，除非他们俩保证认真地而不是不求甚解地学习另一门学科至少一年。在三页多这样的批评和评论之后，我表示：希望尽管有这些不同意见，我在芝加哥时向你表露过，我对这一总体目标和你在研究计划中所强调的内容很热心……（我感到我们）都根本上确信要……做这项工作：培养行为科学进步所需要的人才；促进理论和实验研究的积累，并在相互作用中发展；围绕一些以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为代表的核心学科扩大研究。但福特基金会一半以上的人已承诺去创建一个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所以我不久也成为帮助贝雷尔森制定规划的委员会成员。哥伦比亚大学的保罗?拉扎斯费尔德（贝雷尔森的长期合作者）那思想丰富的头脑已有这样一个中心的想法，他设想那是年轻的博土后拜名家为师学习其好方法的地方。在我（和其他人）看来这是可怕的想法，我们逐渐改变计划，取消原来提议的年轻人和年长者双峰分布，代之以有各种年龄段和资历的学术骨干。中心将是研究和写作的地方而不是培养博士后的地方，它将招聘到它能找到的最好的社会科学家，这些221人能在这里过上一年，最好是在他们已完成一项重大研究并处于反思和写成论文阶段。我反对原计划的理由是我怀疑年纪大的人是否具有教社会科学的好方法，博士后“年轻人”是否应拜他们为师（我那时35岁）。也许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并不缺少那些知道怎样搞好经验和理论研究的社会科学家，而是缺少钱去支持他们的研究。如果成立一个中心，它的资源至少应尽可能贡献给研究。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这一计划的改变打破了保罗，拉扎斯费尔德的梦想，虽然直到他去世我们都是朋友，但他从没有完全原谅我参与了破坏活动。关于另一个争端，我不坚持。在考虑了中心的几个可能的地点之后，选中了斯坦福校园上方的小山——荷花园中的美景，我是不会选这里去提高生产力的。这样做产生了不曾预见的后果（或它没被预见？）：后来斯坦福大学能在50年代与60年代聚集起一支极大的社会科学教师队伍，他们来自这个中心的加利福尼亚“老兵油子”。我卷入福特基金会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对我个人事业的主要影响是整个社会科学界知道了我，我还获得大量有关现行研究状况的资料，尤其是全部研究者的名字和人数。另一个结果是，由于我强烈反对该中心，所以我一想到要在那里过一年就感到不自在，我从来没有去过（我不愿去那里的另一个原因是那里显然缺乏合适的计算机设备）。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50年代我被聘为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几个专业委员会的成员。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是20年代查尔斯，梅隆等人创建的促进社会科学间的交叉学科研究的组织。其中的商业企业研究委员会聚集了对商业企业有兴趣的经222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及其他对组织有兴趣的人。几年后成立了一个三人委员会（卡尔?豪夫兰、乔治?米勒和我）管理来自福特基金会的一小笔赠款，资助我们搞现在称之为认知科学的研究工作。1958年，我应邀参加理事会的常务理事会，一直干到1971年（包括当了5年主席）。其中大部分时间，彭德尔顿，赫林任理事会主席。我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首要任务是支持对社会科学家的数学培训，并打消学科间的界限。1952年，这个理事会成为旨在提高社会科学数学熟练程度的活动先锋。在这一问题上，我仅仅是支持已经进行的事，并促进把数学扩展到计算机模拟。理事会的社会科学家数学培训委员会后来脱离出去成为独立实体。它主要受国家科学基金资助。这个委员会在几年中特别是在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极有成效地传播数学技能（在经济学领域，数学化已飞快地继续地进行着）。促进跨学科活动本是成立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主要动因。但在理事会会议上，我经常心寒地听到这样的措辞：“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我……”等等。每当我听到这样的措辞就向它挑战，但这就像试图从密尔沃基本地人的词汇中清除掉“不是这样吗？”那么难。我在芝加哥大学自由游荡的经历，以及我在考尔斯委员会和兰德公司许多跨学科的接触，并没有让我做好准备面对我在这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所遇到的对某一学科的忠诚。我看到了这些学科在学术界起的作用如同国家在国际组织中起的作用。学者们通常是在本学科文化中度过他们一生的，很少能摆脱这种孤家寡人的存在方式所造成的眼界狭小（我后来从我自己在223经济学中的遭遇得知，这些学科和国家一-样热心地从事帝国主义冒险）。我尽可能促进理事会这些跨越界线的活动，并对那些似乎更适合学科的专业协会的活动表示异议。我的努力至多只是在…定程度上获得成功。1966年，我成为理事会主席的前一年，有10个委员会真正是跨学科的，但至少有6个委员会只是布置单学科活动。我在理事会活动的这些年里，这一比例变化不大。但还有…个更大的问题；福特基金会已深深地迷恋于地区问题研究，地区问题研究产生了俄国、东亚、拉丁美洲或非洲事务的专家。几乎所有资助的钱，特别是它的奖学金都挪用到这方面。理事会用于跨学科培养的传统奖学金几乎枯竭。1966年，理事会有9个委员会从事地区问题研究，这还没算上培养地区问题研究专家的研究员挑选委员会，这些地区问题研究是否就是我寻求的那种跨学科主义呢？我想不是的，也许我的判断太严酷，根据不是太充分。它们的目的多半在于培养地区专门化范围内的学科专门化：俄国经济问题专家、中国政府问题专家、印度尼西亚家庭问题专家。由于需要强调语言技能，加之经常受当前事件的吸引，他们似乎往往退化为高级记者。向福特基金会争论说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是无效的。还是有点儿迟疑（“我吃谁的东西，就唱谁的歌”）。至少，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努力来扭转地区问题研究，使它成为真正的社会科学。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建立一个重要论题的比较研究委员会，把合适的地区问题研究专家拉到一起。这将迫使他们在更高的理论水平把他们的工作形成概念。我们从没有看到基金会在这一点上做很多事。我也从不肯定理事会的工作人员对我有多少理解和支持。在我就这一话题224定期发表讲话时，人们点头称是，但过后却看不到有行动。我肯定他们在如何打动我们的投资人方面比我更现实。然而，今天我看这一活动领域时，我更多地看到文化间的比较分析多数得到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资助，所以我对地区问题研究计划的长期效果更加肯定了，我想我不会对这些新的发展声称有任何个人功劳。我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工作对社会科学发展方向没有什么明显影响，而且可能还不高产。但它对我起教育作用而且令人极为愉快。除了两个月一次在纽约的会议外，理事会每年秋天在波可努斯的名胜地斯基托帕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聚会，会上我有机会与许多一流的社会科学家成为朋友，并参加他们鼓舞人心的谈话。在福特基金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活动中我首次试图影响一些大事，然而一个人的努力是否有什么成果，这不清楚，但在那里甚至一个极小的成果也会是很重要的（小的正数乘以无限大能是一个大数）。11.没有牛头人身怪物的迷宫在1956年的论文“理性选择和环境结构”中，我围绕迷宫隐喻编织了一种形式模型描述一个生物（一个人？）如何能在令人满意的水平上满足多种需求并且不依赖于超人的理智和计算能力来生存。这种模型为有限理性的生物——与我们一样的生物——提供了一种实际可用的构想。我为论文中对理性的说明感到非常得意，一年后我觉得自己照着这个说明在写一个小故事“苹果”。我故事中的迷宫与克里特岛神话中的迷宫不同，没有哗众取宠的豪言壮语，没有提修斯在迷宫中心寻找可怕的牛头人身怪物，然后顺着阿里阿德涅给他的线逃离。它的核心人物不是提修斯而是一个普通人雨果。这个故事描述雨果的一生，非常像所有人的生活，是一种在迷宫中的搜索过程。写故事时剥去了运用隐喻的技术性论文的数学包装。我对迷宫原来有些想法，我与作家乔治，路易斯，博尔赫斯1972年在（阿根廷共和国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谈话促使了“苹果”一文的写作。与乔治。路易斯，博尔赫斯的谈话1970年12月，多萝西娅与我访阿根廷。我要在那里做几次关于管理的讲演。在安排日程的通信中，我作了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我要求拜会一位名人。10年来我一直很欣赏乔治，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小说（那时我不知道他的诗）并被故事中迷宫起的作用所打动。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给他写了信（用英文，因为我知道他英文很流利）：我的职业是社会科学家，我试图通过数学模型（或像近些年来那样，用计算机模拟程序模型）方法来理解人类行为。1956年我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把生活描述为通过迷宫的回廊的搜索，这个迷宫有大量要达到的目标，它们使迷宫有许许多多岔路。几年后我偶然读到Ficciones①，特别是《通天塔的图书馆》这个故事，发现你也把生活设想成通过迷宫的搜索。我问是否还曾发生过类似的转移，即从无生命的数学模型转移到有血有肉的文学作品。（那时或后来我都没有向博尔赫斯承认，1956年我也试图设法把我的数学模型的灵魂转移到一个小故事中去。你将在这章的后面看到这一尝试的结果。）我在国家图书馆博尔赫斯那有着高高的天花板的漂亮的巴洛克式办公室里见到了他。我们（用英语）谈了几个小时。这里①1960年到1961年我在兰德公司时，爱德，费根鲍姆让我注意这本书。227我转载与迷宫有关的部分。博：但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对这次谈话感兴趣。西：我想知道迷宫是如何进入你的想象，进入你的思想的，以致你把它编入小说中。博：我记得在一本法文书中看到过迷宫的雕刻——那时我还是孩子。那是一种没有门但有许多窗的圆形建筑。我常凝视这幅雕刻，并想如果我拿了高倍放大镜接近它的话，我将看到牛头人身怪物。西：你看到了吗？博：实际上我的视力从来就不好，不久我发现生活复杂性的某些东西好像是…种游戏。这时我并没有提到象棋。也许我可以用诗来表示：对于爱我已变得太老我的爱已使我年迈。但还不至于老眼昏花长夜茫茫笼罩着我们。那深藏在爱和激情之中的什么仍使我惊异。这里有一个文字游戏()在英语中，用迷滓(maze)表示“迷宫”，用惊异（amazement）表示“吃惊”，这里也有清楚的语义228含意。这是我感知生活的一种形式：不断的惊讶；连续不断的迷宫岔路。西：牛头人身怪物的迷宫和你的迷宫之间有什么联系，哪一种要求不断选择？类比是否超出了一般概念？博：在我写作时，我并不依据教义来思考。我想我的故事是以某种方式被赐予的，我的任务是编写它们。我既不寻求含蓄的言外之意，也不从抽象的思想出发；我不是玩弄符号的人。但是，如果对我的…个故事有些超凡的解释，那不是因为我发现了它，那是批评家和读者的事。我写故事，仅仅因为人物和思想使我感到有趣（它们也许会使别人发生兴趣）。批评家和学者们把所有这种种意图都归因于我；认为这个或那个故事应该是某种特定的政治或宗教——甚至形而上学思想意识的根据。也许在我这里意图是下意识的，并不在意识层次。我也不打算把它用于意识层次。我料想这可能是一种错觉，但我相信这种事对解释思想家的作品是适当的，而我不是思想家，除非把所有人都看作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