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的种种模式-2

在我完成大学必修课并开始进主修专业学科时，一年级时的一些准宗教问题让位于一些技术性更强的问题。我发现有几个教员，我可以向他们学习如何把数学应用于那些以经验为依据的问题。政治学系以外的三个人在我那一阶段的教育中起特别重要的作用：尼古拉?拉什夫斯基、亨利?舒尔茨和鲁道夫，卡尔纳普。数学生物物理学家尼古拉，拉什夫斯基有着在生物学系统73模型中建立简单假设的惊人才能。因为他说服了一个富裕的芝加哥人相信他的模型可能揭开癌症的秘密，他得到一大笔基金。他以此来支持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生，那时包括阿尔文，温伯格和A.S.豪斯霍尔德；前者后来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后者是一位数字分析学家。我从拉什夫斯基和他才华横溢的学生们那里学得许多东西。尽管有建立数学模型的技能，拉什夫斯基对数据的态度是相当不在乎的。他从未能对他所处理的生物学现象实行控制。结果生物学家们逐渐不理睬他了。他们有可能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但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人做到这一点。作为学科间有效沟通的基础的互相尊重非常缺乏。拉什夫斯基在下午给研究班上课。在天气暖和的日子里，我的瞌睡时常使我产生幻觉。拉什夫斯基是高个子，金黄色头发，蓝眼睛，我的另一个教师政治学家哈罗德?戈斯内尔也是这样。所不同的是戈斯内尔脸刮得很干净，而拉什夫斯基有非常漂亮的金黄色长胡子。在我迷迷糊糊时想象如果拉掉拉什夫斯基的胡子，面前将会是戈斯内尔。好在我从未做过这个试验。几年后，我在经济学家嘉斯卡?马歇克家中参加一个聚会，拉什夫斯基也参加了。他们开始对各自关于1917年情况交换意见。马歇克（大约18岁）已是高加索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主管经济的部长，他的总部在黑海的巴顿。拉什夫斯基那时是俄罗斯海军巡洋舰的官员。他接到命令轰炸巴顿。非常幸运的是下了一场暴风雨，巡洋舰根本没有到达目的地。这使他们的首次见面推迟了许多年，一直到他们两个人都被历史的潮流冲到芝加哥的湖畔。亨利?舒尔茨与拉什夫斯基不同，他不是天生的数学家。他数学学得非常吃力，但他以极大的决心和彻底性掌握了数学。74他的著作《需求的理论和测量》及他的研究班使我对经济学的数学应用以及现代统计理论有深入透彻的见解。我特别感激他三件事：对沃尔拉斯的普通均衡理论的理解（那时是新的），关于内曼—皮尔逊的统计检验理论的知识以及对后来被称为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和困难的正确评价。他总是对他正在干的事的哲学基础感兴趣，并为学生指点许多有趣而有价值的书。阿尔弗雷德，洛特卡的《物理生物学原理》是他（也是我）喜爱的一本书。一次在他的计量经济学课上，亨利?舒尔茨给我们一些数据，比如为最初六个月的婴儿的身高和体重去构造一个方程。我那柏拉图式的直觉立刻暗示我这公式为：W=aH（3）我推论如果婴儿基本上保持相同的形状（也许没错）和相同的密度，那么它们的重量增长将会是它们身高增长的立方。我那个适应这个方程的曲线，可以很好地说明至少九到十组变量，但亨利，舒尔茨只给我的论文打B，并坚持认为我应该用更通用的方程W=aH（k），然后检验k是否与3相差很大。虽然我没马上同意他的看法，但我一直记得这件事，也许它有助于使我相信在经验科学中最终的检验不是数学的简洁优美或者先验的貌似合理，而是理论与数据的相符。我肯定多少得到一些教训，最终克服了我内在的柏拉图主义，并抵御新经典经济学的美学诱惑，这种经济学对数学的简洁优美如此敏感，而对数据却无动于衷。1938年，亨利，舒尔茨完成了他的杰作《需求的理论和测量》。他买了一辆汽车，学会驾驶后开着新车带全家去加州，意外地掉进山里，全家无一幸存。我深感痛失良师益友。我很喜欢这个腼腆的致力于科学的人。他在芝加哥的位置被日后波兰的副总统奥斯卡?兰格接替。兰格掌管过1940年的统计学考试，作为博士生必修课的一部分我参加过这次考试，1942年我75回到芝加哥后认识了他。我以超乎寻常的勤奋参加了几门鲁道夫，卡尔纳普的逻辑学及科学哲学课程。这三个人在他们的课程中都传授给了我一些如何研究科学——至少是牵涉了数学应用的科学——的知识。卡尔纳普对我特别重要，因为我对社会科学中的逻辑有强烈的兴趣。我的论文课题（后来发表为《管理行为》）开始于对管理科学的逻辑基础的研究。我的文件夹中已有了几份关于这项工作的早期的提纲和计划书，我从1937年就开始计划了。要是有人让我坐下来，强迫我通过一门符号逻辑的正式课程那就好了。实际我却是遵循我通常的自学路线得到混杂的结果。但我一点也不忽视逻辑学，对卡尔纳普的《语言的逻辑句法》的仔细研究使我相信，他对他，的体系中的核心术语分析的定义并没有完成它要完成的事。我对这个题目起草了一篇短文，在1937年夏天寄给卡尔纳普（他那时在欧洲），并且还附了下边这封信：亲爱的卡尔纳普教授：您也许会记得我，我是您去年冬天开的“数学的逻辑基础”课的一名旁听生。我对将您的方法以及莫利斯教授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分析的可能性很感兴趣。现在我在政治学系写一篇论文“管理科学的逻辑结构”。分析与综合语句的区别在这篇论文中起重要作用。我希望我能运用您在《语言的逻辑句法》一书中提出的定义，因为它们的严格使用使人有可能比运用不太正规的惯用语得出的结论明确得多。然而在试图运用这些定义时，我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困难。因此，我起草了一份附于信中的备忘76录，希望通过仔细地提出问题并转交给您供您考虑，从而得到您的点拨指教。我将对您的批评感激不尽……他有礼貌地答复了我。他回来后我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他设法表明我错了。但在1舛2年他关于语义学的书中，他从他原来的那个立场转向了我所指出的方向。错误定义和它的推论是在《语言的逻辑句法》（Camap1937）①的第177-179页中讨论的；在《语义学导论》(1942)的第247-248页上，卡尔纳普收回了原来的意见。我想，他在写第二本书时已忘了我们的谈话，并肯定没有把谈话与他立场的改变联系起来。我已讲述了我读研究生几年中除了政治学外的最重要的研究。我在政治学上的研究工作内容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向我揭示了正在发生的科学革命——我一生将看到并从事的几个科学领域中的革命的预习，这需要另写一章。①内容出处可根据括号中的姓氏及刊物出版年份到书后所附的参考文献中进一步查找。全书同。——编注77除了数学、逻辑学和经济学以外，我在芝加哥大学听课涉及的主要领域是政治学，这是我的主修专业。传统政治学多半由宪法、行政法、政治哲学、政治体制（主要是对正规组织结构的描述）、政府管理、国际关系和历史构成。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有所不同。我在那里不仅了解到大学校园中精神生活的骚动，而且知道了许多在科学向前发展时各种重要学说间斗争的重大事件，不断遇到的新现象及创造的新范式。我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先是当本科生，然后是研究生。那里是行为主义的先锋。20世纪20到40年代，行为主义突然出现在政治学中而且改变了这一学科。梅里亚姆和芝加哥学派我这一节段的故事很大程度上与系主任查尔斯．E．梅里亚78姆有关。他是革命力量的总指挥官和总战略家。我只是他军队里的…个二等兵，只是在1947年我的博士论文《管理行为》修订出版后获得委任（吸引敌人的火力）。然而在参加这些事件十多年之后，确有许多东西使我对科学学科如何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也教给我一些颠覆的策略，我后来用这些策略攻击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正统观点，在此期间我还集中注意人类思维和问题解决现象并以此作为组织理论和经济学的基本核心。为了报告芝加哥学派及我在那里的情况，我借助巴里，D．卡尔的传记《查尔斯．E．梅里亚姆和政治学研究》来回忆一些或许要忘记的事件，虽然我不同意卡尔对某些事的解释。我与查尔斯?梅里亚姆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生与系主任的关系。我不常接近他，与他相处时我总是有些害怕，甚至敬畏。在我向他的秘书求爱并结婚后，我与他的关系才变得稍微复杂些。他的秘书同时也是这个系的研究生。梅里亚姆是一个非常有进取心的人。他热望得到大城市的市长职位，以及或许更高的政治职务。正如所有人看到的那样，他建立了组织并吸引了一批追随者，所以他个人的能量可以扩大并用于更大的目的。他建立的主要组织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他的追随者们就从这个系开始使这一学科在国内和国际发生突破性进展。梅里亚姆事业的目的是使理智对政治过程发生影响，从而保证和加速人类进步。行政管理和政治过程是他社会观的核心。政治体制为人类生活提供一种活动舞台，并确立了边界和条件以形成经济的和社会的体制。他写道：“要摆脱无生命的原始状态，摆脱人类本性，转而控制我们周围及在我们中间的黑暗和致命的力量，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人类正走在这条路上。未来属于那些把理智融于信仰、有勇气和决心摸索着前进79的人们，他们从碰机会到有选择，从盲目适应到创造性地进化。”(Merriam1936，p.326)。把理智应用于政治活动领域要求理解政治的体制和过程。梅里亚姆认为这种理解只有通过对政治学的科学研究才能达到。对政治学的科学研究意味着对人类行为的研究，特别是要通过心理学及其相关的姊妹科学来进行。梅里亚姆在世纪之交学习他的专业时，政治学在方法或内容上与那时的自然科学很少有相似之处，如果有什么相似的话，那是指自然科学家们也作一些描述性工作。那种工作即使在当时也有些过时了，他们会被称为自然主义者。而在政治学的主流中，描述工作被道德哲学所淹没。但芝加哥年轻的梅里亚姆刚从政治哲学的博士生中脱颖而出，就很快展示出一种强烈的经验主义特色，他以那时非常盛行的政府研究机关的精神调查州和地方政府。他1906年的《芝加哥市政收入调查报告》与他早期在期刊上发表的大多数文章一样，具有这种经验主义传统。所有这些探究都和政策密切联系时，他认为政策需要由对州和地方政府的经验探究作为前导，而他就是采用新闻报道式的方法。梅里亚姆1921年的论文《政治学研究的现状》预示了他研究的第二阶段。在他和哈罗德，拉斯韦尔，特别是和哈罗德。戈斯内尔的合作中可以看到他整个的第二阶段研究。关于这一转变（在他第三人称自传的片段“查尔斯．E．梅里亚姆的教育学”中），他说：唉，但那时他对政治学中的观察和分析方法深深不满。有系统的政治学又一次在寻求其得以进行的坚实根据时被耽误了…80同时，为了发现更合适的方法，梅里亚姆开始……在各方面进行特别重要的调查：与戈斯内尔博士和其他人一起作的关于非投票和定量方法的研究；于是有了与拉斯韦尔博士一起的关于宣传运动和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拉斯韦尔那部分工作导致在心理分析领域更细致的探究；还有戈斯内尔、约翰逊、皮尔、罗伯逊、科恩一系列专题论文中关于政治领导领域的研究；直到最近还有路易斯，奥路姆未完成的关于领导的研究。(Merriam1942,pp.9-11)说梅里亚姆和戈斯内尔1924年研究“非投票”时运用新奇的方法是一点也不言过其实的。它的出版至少比民意测验成为美国总统选举进程的一部分要早10年。那本书的附录包含了一场对投票方法论的值得称赞的讨论，它甚至解释了霍勒利斯穿孔卡片的用法，预言了我们当代对计算机的依赖。仅仅几年以后，戈斯内尔在《摆脱选举》(Cosnell1927)中追随这一关于投票的开拓性研究，采用一种甚至更加革命的现场实验技术。梅里亚姆本人的重要出版物并没有采用这种或那种方法论上的创新。他对方法论的进一步贡献都是通过他的政治学系及其学者间接作出的。最后谈谈梅里亚姆的系统性的著作，特别是《政治权力》和《系统的政治学》，它们分别出版于1934年和1945年。我将集中谈前者，它更好一些，但我的大部分评论适用于两者。作者本人在《政治权力》的前言中解释他的方法：“重复或反驳政治辩证大师的结论不是我的目的，我深深感谢这些思想家。我打算陈述我在这几年的阅读、反思、观察和实验中所发现的政治权力的本性。”(p3)81这本书完全和作者的特性一致——“阅读、反思、观察、实验”。它没有报告新的经验结果，也几乎没有报告什么特别的旧的经验结果，只有适量的参考文献，主要是书，而且很少指出专门章节。于是读者遇到…系列关于政治权力的本性和政治权力的行使的主张，这些陈述没有直接明显的根据，在我们指责《政治权力》是倒退回更早的时代之前必须把它放到它本来的时间背景中去。1934年处于外围的不是《政治权力》，而是几本先于它的芝加哥学派的革命性著作。把它与卡尔.J.弗雷德里克的《立宪政体和民主》(Friedrich1941)作比较更为合适，后者有较充足的参考文献，但只是…些本质上相同的注释风格的文献。从更广阔一点的立场来看，《政治权力》属于社会科学中经验工作的正派传统。甚至在最“科学的”社会科学即实验心理学中，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仍是重要的受尊重的书（至今仍是如此）。而这本书和《政治权力》…样，根据的是某种常识和共同经验。人类行为的许多现象是我们所有人都能作为日常经验的一部分而听到看到的，这一事实同时使社会科学受到损失和得到好处。我们不需要望远镜、显微镜、盖革计数器或无线电检波器来观察人类行为的公开方面（在偶尔的情况下电子窃听器可能有帮助，但在多数环境下把它们作为研究工具是被嗤之以鼻的）。结果，人类社会的许多知识——甚至可以被称为“科学”的知识——已经从观察和经验中得到。威廉，詹姆斯是这种自然主义者，他几乎不在实验室做实验而观察自己和他人。经济学也几乎自觉地去回避直接系统地观察个人，而重视经济学家那种在安乐椅上内省的随意的经验主义。伟大的古典政治学作家也是自然主义者——从亚里士多德起，经过马基雅维利到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和詹姆斯，布赖82斯。后者对美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作了典型的描述。这些著作是基于共同的观察和经验，所以是经验性的。与脱离经验主义相比，它们的方法论欠缺是微不足道的，这正是梅里亚姆在他20年代的“现代“时期感到的欠缺：不关心取样和数据的代表性，不关心没有直接表达在行动中的思想（例如选举意图），不关心并非所有人都有的行为（例如高级政府和官员的决策过程）。由于这些欠缺，很难用与自然科学所要求的一，样的客观性标准和重复性标准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在梅里亚姆旨为消除这些欠缺而有力地推动方法论创新时，他本人也过分着迷于“重大疑问”而不能耐心地等待新工具的出现。因此《政治权力》和《系统的政治学》都属于经典的，但却有观察、体验和反思的经验主义传统。①梅里亚姆通过他的系和他的同事、学生发生的影响，似乎不如他个人的所作所为高深莫测，他的神秘感由于他重垂着眼皮的眼睛以及他在谈话和写自传的诙谐而加强，系里的学生生活我不知道查尔斯?梅里亚姆何时成为学派首领的，我去那里时他已有这个头衔。他成为芝加哥政治学系主任要早得多，是在1923年。和我所知道的所有学术部门一样，这个系是系主任的，主要教员都是他指派的，他们遵从的大部分是他最初的设想，也许是和他们共同设想的研究路线。①我也完全知道我自己的《管理行为》也属于同样的经典传统，而它在目的和内容上几乎全然是经验主义的。关于行为本身的内容，书中的“事实”主要是从观察和体验推理而来的。83我在系里当学生时，教员主要有查尔斯?梅里亚姆、哈罗德，戈斯内尔、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弗雷德里克，舒曼。拉斯韦尔的心理分析法，以及戈斯内尔的定量和经验主义方法才是芝加哥学派最特殊的象征。但是对我，我想，以及对许多其他研究生来说，更加根本地表现其特色的是它对“政治学是一门科学”的命题的承诺。这一承诺导致各系的界线的消除，这使政治学系的学生可以利用整个大学以及大学中运用的所有方法。当然，这个系和社会学及调查方法的联系很紧密，和心理学系的L，L．瑟斯顿的因子分析的关系也是这样。我在那里学数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逻辑和应用数学，我这样做只是被认为稍微有点独特。虽然确有一次，马歇尔，迪莫克教授责备我：“你是个不可靠的知识分子吗？”梅里亚姆、戈斯内尔和拉斯韦尔却从没问过这个问题。显然不是所有政治学系的学生都能尝到这个大而多样化的自助餐厅中的每一道佳肴，有些人尝一道菜，有些人尝另一道菜。但系里的这种开放政策使政治学系的教员和研究生很自然地领导着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同化，这些社会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显示出行为科学发展的特征。对他们来说，与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谈话是很自然的事。这个系在梅里亚姆离开以后没有维持多久就发生了变化。它的大多数明星：舒曼、拉斯韦尔、戈斯内尔在梅里亚姆退休以前就离开了，他们离开的原因很复杂，当然有来自哈钦斯行政管理方面的困扰。这种困扰隐藏于其对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的昌盛之梦和对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的全然没有好感。这个系还因有一次被抨击为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而损坏了名誉，那次抨击由著名医药商人查尔斯?沃尔格林发起，他的侄女曾是舒84曼课堂中的一个学生。梅里亚姆以一份致伊利诺伊州立法委员会的雄辩式的声明有力地进行辩护，要求调查此事。大学行政机关适当地处理了此事，但这件事使梅里亚姆输给哈钦斯几分。舒曼不久后就设法离开了（沃尔格林后来以向大学捐赠一个”美国政府“课程的讲师编制名额作为道歉）。这个系迅速而彻底地改变了其特性——一位校友表达对往事的怀旧用“衰落”这个词也许不对——而耶鲁大学不久就成了政治学中行为主义的旗舰。不论在政府机构、在大学还是在公司，组织上的黄金时代很少能在创造它们的那一代人之后维持多久。虽然芝加哥学派在芝加哥校园只活跃了20年，但它的生命在整个学术界扩展传播，它仍然代表着今天政治学的一种主流，如果不是唯一的主流的话。教师中更多的是具备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天才的人，安排好他们的位置是件困难的事，他们往往既是对手又是朋友。他们常乐于让学生了解到自己对别人并非总是夸奖的观点（例如，腼腆的戈斯内尔通过对他的同事画一些贬抑的漫画，并将其在私下里展示来表达他对他们的攻击）。但学生中存在一种因属于光荣的事业和伟大的友谊而衍生出的自豪感。虽然每个学生有一位论文导师，但我记不起他们是如何严格划分的了。梅里亚姆、拉斯韦尔、戈斯内尔和舒曼在某种意义上为全体学生共同所有，对我们全体来说他们是这个领域的重要角色。这活动领域的核心——但也稍微高层一点的——是梅里亚姆，这比他实际生活的形像要高大。我发现他的课相当乏味，而其他学生则觉得很受鼓舞。但当他在办公室、或在绍兰德酒吧（有时他邀请我去那里）、或在研究生的聚餐会上发表意见时，他的谈话总是吸引人的。他总是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指挥官，而人们总会有一种面临重大事件的感觉。85理论与现代实验法技巧、统计分析和数学模型法。这些资料、理论、手段可以适用于大量问题，但没有应用它们的简单样板，也不能保证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因此只是“追随者”，而当然不是“信徒”。在评估芝加哥学派对政治学的影响时，人们必须避免错误的“在此之后，因而……”。今天，投票、民意和态度研究对政治学家有很大用处，在政治学中最早进行这类研究的是芝加哥学派，因此……？今天，忠诚是政治学研究中最普通的题目，最早的关于国家主义的透彻的心理学和经验主义研究是芝加哥学派作的，因此……？这种三段论推理几乎是不可抵制的。但它们可能是错的。人们可能同样容易地在哥伦比亚社会学系（保罗，拉扎斯费尔德）、哈佛社会学系（塞缪尔，斯托弗）、密歇根的调查研究中心或很早以前的先驱富兰克林?吉丁斯、斯图尔特?赖斯和马尔科姆?威利那里发现最早的起因。真正的起因也许是20世纪头30年在许多大学中，几个学科领域内社会科学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概念的稳固渐进的进步，这一进步产生了《最近社会趋势》（1933年）和V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1935年）。正如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看到的，这种进步为科学活动的大爆发作了准备，不久又得到福特基金的大笔赠款的滋养。政治学正是战前整个社会科学运动的一部分。芝加哥学派之所以在芝加哥建立，部分是因为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大量早期活动发生在这个校园中，部分是因为查尔斯?梅里亚姆对新思想的开放，使他能利用这种新思想并把它带进政治学，对政治学来说这些新思想不是固有的。新的行为政治学激起来自传统政治学家的激烈抵制。战斗的喧闹声时时变大，这场斗争和多数情况一样产生了不少迷惑。政治理论家感到受威胁并设法防卫，他们没有认识到在政治学87领域中不只有一个冒险事业的场所。反对行为主义言辞的激烈在利奥，斯特劳斯的信徒所写的一系列论文中达到顶峰。这组论文作为《政治学的科学研究论文集》由赫尔伯特，斯托林主编，于1962年出版。这本书有一章用以严厉批判我的《管理行为》，拉斯韦尔和其他主要的行为主义者也受到相似的批判。发现自己跻身于他们著名的集体中，我感到荣幸。斯托林的论文集真是一个恶劣的样本，它带着反感读别人的文章而且并不真诚地想理解它们，所以我从未感到有必要对这些论文作出回击。战斗早已结束了，我们是大赢家。通过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后来的数学社会科学理事会的暑期研讨会，数学和统计学被引进政治学中。随后经济学家完成了改变信仰的使命，他们带来了严格理性的公众选择理论和博奕论。《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的方法论研究文章变得很受尊敬。但在那份期刊中仍有余地留给谈论政治理论的论文，甚至是留给那些没有炫耀路径分析或数据分析的有关政治行为方面的论文。政治学家都可以从容地着手处理进展中的知识和改进中的技巧。芝加哥学派可能不是这些进展的决定性原因，但很大程度上它是这些进展的直接原因。因为探索者和先驱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学派的追随者。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他们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的名单。他们获得的地位表明了芝加哥学派对这一事业已发生的惊人影响。对我自己来说，没有什么学校比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更好了，它教我如何在思想历程上跋涉，并使我看到学科的社会组织与科学研究的相互作用如何决定科研的方向和步调。它帮助我理解新观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科学家既是传播者，又是发现者，有时甚至是宣传者。88通向学术生涯之路我的学术生涯是非常偶然地决定的。我生活迷宫的分叉点给了我容易的选择；我周围的人给我机会，当这些机会出现时我抓住了它们。两三次这样的选择（几乎不是下决心，我几乎没有寻求其他选择）使我走上了一条明确的道路。1935年因为我有一门本科课程的期末论文讨论城市行政管理，我就在论文中描述了我的出生地密尔沃基的市政府。我的教授，杰罗姆，克尔温那时正在研究市政府和学校董事会之间的关系。他喜欢我的论文并回想起密尔沃基的娱乐管理中包括市政府与学校地区之间的合作，于是他建议我写一篇关于这些事的论文。克尔温也认为那篇论文很好，但他奇怪为什么我只限于描述其组织而不对它进行评价。由于我一点也不知道如何去作这种评价，1936年我选修了克拉伦斯，里德利的课程“对城市行政管理的衡量”。我的经济学训练告诉我，这种评价问题可以表示为在有限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于是，我按这种思路写了一篇文章。为此，里德利邀请我在他所承担的一项大课题中当研究助理。顺着这条确定无疑的路线，我于1936年9月获得了学士学位后的职业是作研究生助教，每月工资62，50美元，这使我在经济上不再依赖父母。大约在学年中期，我收到一张83.33美元的支票。我担心可能是会计搞错了，而且会在几个月后要我把已花掉的钱交还，我带了这张支票到系秘书那里。她保证我已从“半工半薪”助教被提升为“三分之二工时”的助教，这钱确是我的。我的新工作实际上结束了我正式的研究生课程。我继续听89几门课，但我的心在研究工作上，其结果是后来作为专著出现的‘与里德利含着c勺《计量市政活动》（SimonandRidley1938），，1937年2月我有厂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因为我们最初把我们的工作成果连续登载在《公共管理》期刊上。这是我科学合作的最初经历。里德利在这项研究课题中的作用是参加计划这组文章，评论我为每篇独立文章所作的计划，帮我找…些有助于我了解情况的人和经验，并审阅每章的文稿。主动权在我手中，文章几乎全是我写的。这是一次很容易的合作。后来我先后有八十多次与人合作研究，每次合作都很不一样。每个月写出…篇关于不同城市部门的估量问题的文章使我很忙，尤其是因为除了我已写的两篇期末论文外，我开始写文章时实际上我对政府管理并没有第一手资料。这并不使里德利气馁。1937年春小麦刚抽芽时，他送我坐船去堪萨斯的威奇托，乘坐警察班的汽车，研究那里由O.W.威尔逊首长掌管的警察记录系统。虽然我看起来并不比我的实际年龄20岁更大，但克拉伦斯，里德利开始表现得对我非常信任。当他不能去威斯康星市政联合会年会作有关市政活动计量问题的报告时，他建议让他们邀请我，那个联合会是该州地方官员的主要专业组织。我太幼稚而且年轻气盛，所以既不吃惊也不害怕。我坐火车去绿湾作了演讲。我受到热诚的款待，报纸毫无虚伪吹捧地报道了我的发言，听众中也似乎没有人注意发言者是一个刚刚在三个月前才有选举权的毛头小子。一次类似的邀请使我参加在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召开的全国政府研究学会会议。那次会议的参加者主要都是学者，一群熟悉的人物。第三次这样的场合是里德利委托我出席一个在锡90拉丘兹大学召开并有亨利，贝尔和斯潘塞，帕雷特教授参加的会，他们从与我们稍有不同的角度着手处理这一市政计量课题。他们想与我们讨论两种途径的关系，让我参加政治学系的午餐会，并对我进行口试。我感到像祭坛上的年轻耶稣一样。我想我的表现很成功，成功地宣告自己无罪（据圣经所说，耶稣也如此）。几年后我想问克拉伦斯，里德利，他派我参加这些活动时心中是怎么想的，为何他认为我合适。不管怎样，他的专业经验和管理经验比我丰富，他有创新精神而且政治上精明，又从不想人非非。唉！我从没提过这个问题。也许，我怕我会不喜欢那种回答。多萝西娅1937年6月15日是我21岁的生日。自那天起，我四联图式的生活的第一部分结束，第二部分开始了。那位使我确信我被提升了的政治学系秘书同时还是名研究生的人，是名叫多萝西娅，派伊的可爱的红头发姑娘①。一位朋友（比尔，库珀，你会再次见到这个名字）在3月14日晚安排了一次双重约会，我的工资允许我吃一顿正餐并看一场戏。我们看了联邦作家的形象化作品《阿贝，林肯在伊利诺伊》。多萝西娅和我开始正式约会，然后我们越来越觉得与对方在一起很愉快，约会也越来越多。我觉得她是那种我可以与之共享我的智力兴趣并在政治行动中合作的人。我们对我们周围①“你怎么知道她的头发是红的？”敏感的读者可能要问。是的，我以前听说过没有绿头发的人，也没有红色的草地。所以……91那天早上我在芝加哥密特威机场赶上一架DC-3飞机，飞往纽约，中途经过底特律、布法罗，并让我第一次从中空看到美丽的尼亚加拉大瀑布。里德利安排我参加纽约和华盛顿的专业会议，介绍我们的研究项目。这次旅行充满着激动人心的、无关紧要的冒险。曼哈顿一位贫穷的演员骗取我的信任，我给他5美元以支付逾期旅馆帐单；我在百老汇整夜未睡地与失业的象棋大师下象棋，我每输一盘付25美分；在华盛顿我被带到宇宙俱乐部吃午饭，那时它在老地址拉法耶特广场。宾夕法尼亚大街旁边的老贝拉斯科剧场正在上演《烟草之路》，但我不得不放弃最后一幕去赶B&O火车回芝加哥。这对于一个刚到21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段令人兴奋的经历。93第二部青年科学家5.尝试研究：城市管理者学会我与多萝西娅结婚时，我的研究助理职务已变为全日制工作，每个月150美元，而且我肯定这将继续至少一个月以上。一个大学委员会为我们提供研究预算的资金，那时研究经费已快用完。克拉伦斯?里德利派我到委员会去争取延续我们的课题。我这一次仍没有问，为什么他判断我是合适的代表。会场就在肖兰德旅馆。那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地方，查尔斯，梅里亚姆、路易斯，布朗洛和其他重要人物工作后常聚会在那里的酒吧。梅里亚姆会前带我吃午餐，他非常亲切，解除了我的疑虑。但在会上，我受到非常激烈的质问。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进来时晚了，他在我听得见的地方抱怨：“我们要讨论什么？噢，里德利和西蒙的事情，不怎么样，是不是？”我的反应只是非常愤怒，这些著名的学者在看到第一流的工作时却认识不到它的价值。当然，在会上我没有流露出我的愤怒，而是等到后来与多萝西娅见面时才流露出来。她相当同情，虽然她也许对我的自信有点吃惊。97年轻人的傲慢（也许这只是自信？）也许是令人难忘的：但我以后仍然傲慢。甚至今天我对审查人和其他批评者的本能反应仍然相同：他们怎么会这么愚蠢？我有时需要几个小时或几天时间来缓和情绪才能作出理智的回答。我们的研究计划确实得到了（来自这个委员会或别处的）追加拨款。在我们的研究专著完成时，我开始把时间用于里克利的组织——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并在1938年成为其工作人员。我的职责，部分是编辑（作为月刊《公共管理》和年刊V市政年鉴》的助理编辑），部分是统计（我逐渐承担年鉴统计部的责任），部分是作者（为城市高级管理者培训手册写大量章节）。我在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的工作是极好的学习管理的课堂，我的任务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富有挑战性。遭遇计算机在统计学领域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知道了IBM穿孔卡片设备及其省力的功能，这令我想到应设法让年鉴的统计工作机械化。发现了芝加哥大学书店有键控穿孔器、分类和列表的机器之后，借助于在大学图书馆找到的一些书，我掌握了这些技术并与书店商定使用那些设备。于是，在准备作统计表时，我第一次享受着使用史前计算机的快乐。穿孔计算机特别重要，因为它告诉我，可以为机器编制程序（在那种情况下是重新接线），使它做我们想让它做的事，做简单的算术计算以及重新排列打印了信息的行列。当然，穿孔计算机能做的事还很有限，它没有现代的内存程序。你必须插上插头，把线连到机器里，使正确的输入与正确的输出相联系。但我头脑中已有了…种思想萌芽，从那时起，我对98遇到的任何关于计算的机器的进展的片断消息都很留心：我没有想到我会为它们找到用处，我只是对它们着迷。克拉伦斯，里德利关于克拉伦斯，里德利，我已说得很多，想表明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受的是土木工程教育，在回到锡拉丘斯大学读博土学位之前他在几个社区当土木工程师和城市管理者，后来他到芝加哥大学当兼职教授及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主任。他看到这一组织对改进地方行政管理来说处于中枢位置，在开发利用这一机会时他展示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在他负责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时，该学会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专业学会，出版一本期刊，开一次年会。这使那些通常各守其职的城市管理者（和所有首席高级管理者一样）得以走到…起互表同情。里德利创造了整整一套崭新的对会员有用的服务措施。《市政年鉴》提供信息使管理者得以拿自己的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较。一套城市行政管理教科书几乎包括了每一种城市服务。这套书成为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提供的函授课程的基础。里德利从未忘记城市管理者是他的重要客户，他过去也曾是其中一员；但他有更广泛的普遍改进市政府的目标。那时城市管理只有少数形式，几乎完全没有渗透到较大的城市。他的任务是建立一支有效的专业的市政管理者干部队伍，高級城市管理者只是他们重要的样板。不管他们城市的政府机构形式如何，消防主管要听有关消防部门的管理课程。里德利对组织政治学有杰出的见解。像每个专业学会主任一样，他希望他的成员对学会忠诚并积极参与活动，虽然还没有到把他的领导权转交给他们的地步。但他的技能及他与成员的99和谐关系，预防了在这方面发生的真正困难。他自己的小班子——我们大约6个人——的士气也很高，因为他总是让我们面临挑战，而且慷慨地让我们分享荣誉。他有脾气，但控制得很好，而且主要用于表达他对世人的弱点的厌恶。他对解决问题比责备造成问题的人更感兴趣。他既懂得利用机会主义，也懂得它的危险。在我搬到伯克利后，有一次他访问湾区，我们在一起吃早饭时，他向我讲起一些他正在计划的新活动，我问：“斯佩尔曼基金会批准它吗？”（斯佩尔曼基金是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除了会员费外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严肃地对我说：“我在听说斯佩尔曼基金之前就自己挣钱谋生，而且没有它，我仍能谋生。”我记住这一教诲，在后来的许多场合它仍对我很有教益。我不知道克拉伦斯?里德利在任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主任的那些年是否还担任（或者有多少）其他职位。我不相信他没有大量选择机会。他清楚地懂得，确实的成就是要花时间的，在…个组织中通常要花几年时间。为此而花时间他在所不惜，因为确实的成就才是他所想得到的。对里德利来说，他这边的草总是最绿的。密切注意他的工作使我懂得了管理良好的组织对达到重要社会目标是有力的工具，它并不束缚其成员。几年后我在《管理行为》一书中试图解释组织如何能扩展人的理性，这个观点与社会上流行的民间观点相当对立，我们社会的流行看法是把组织看作非人化的官僚体制。我把克拉伦斯?里德利描绘成有效管理者的好榜样，因为他确实如此。如果他有过什么严重的缺点，我也记不得了。我书房的墙上挂着7张照片，有一张就是他的。另几张是我父亲、查尔斯?梅里亚姆、切斯特?巴纳德（实业家以及《高级管理者的功100能》一书的作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亚伯拉罕?林肯和阿耳伯特，爱因斯坦。管理科学我22岁时在写一本名叫《市政管理技巧》的书的主要部分。这本书想告诉那些有经验的城市管理者如何经管一个城市。因为我除了去密尔沃基和威奇托作过短途旅行以及我在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任职以外没有行政管理经验，甚至几乎没有观察过组织机构。所以，我要写的显然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直接了解的东西。当然我的任务不是去发明新理论，而是把现有的知识组合起来。如果一个人能用清楚的英语写作，这任务还是切实可行的。那时的公共行政管理领域（以及一般的公众和私人管理方面）大约有一种现代称为“经典组织理论”的一般看法。人们可以在伦纳德，怀特的《公共行政管理研究入门》(White1926)-书中看到该理论的核心，《管理科学论文集》（White1937）一书中则写得更清楚。这本被作为总统的行政管理委员会①职员的典籍的论文集是由卢瑟?古利克和林德尔，厄威克收集的。经典理论很重视组织中的秩序，例如对劳动的清楚划分以①由路易斯?布朗洛（主席）、查尔斯?梅里亚姆和卢瑟，古利克组成的这个委员会，是罗斯福总统任命的，旨在改善联邦政府的组织。它的报告特别推荐了“六位对埋名隐姓有强烈爱好的人”，他们成了今天的“总统高级管理办公室”的原始组织的核心。这份报告使总统和国会间产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其激烈程度比得上那一时期对罗斯福总统扩大最高法院和任命新的自由党人计划的斗争。这些斗争对南方保守主义集团的明朗化有很大作用，它结束了众议院多年来自由党人的统治。101及基于这种划分的部门化，统…指挥，每个管理者的有限职责范围。人们可以发现一些稍微不同的意见，但经典理论主宰着文献，并提供主要知识，我写的《技巧》这本书是以此为基础的，事实上，文献中偶然偏离经典理论并不像新范式的萌芽那么意见不同。其中一种观点强调人际关系的动机，另…种注意决策。我认为两者都很有道理，尤其是后者，与我早先关于密尔沃基娱乐计划和对城市服务性事业评估的研究发生共鸣。在我从事这项工作时，我第一次见到切斯特，巴纳德刚发表的《高级管理的功能》（Bamard1938）。我觉得它超过当时所有其他行政管理方面的文献，并与我用决策来看待管理的偏好完全相容。从巴纳德那里得到启发，我很快意识到少量行政管理经验大有用处。组织机构中的生活，与其他地方的生活并无多大的区别，大多数关于行政管理的文章，包括巴纳德的，都基于日常观察，而不是基于秘传的实验或观察技巧。看来，把组织化应用于你所知道的普通人类行为就可以对它有所理解。缺乏特殊经验时，隐喻和类比可以填补空隙。例如忠诚和认同现象，它对组织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在任何一所我上过的学校都看得到，就是在足球比赛中也存在。我甚至想到小时候我在妈妈与祖母之间有些误会时偶尔充当的调停人，也并非完全不像在蓝领工人和管理者之间做中间人的领班。但是我并非完全接受行政管理理论对常识的这种依赖。如果这个领域要真的成为科学的领域，就非常需要系统的观察和实验。但在令人满意的理论框架建立之前，提倡什么样的经验研究还不清楚。这些反思播下了《管理行为》一书的种子。我决定写一篇关于行政管理中的决策的理论性博士论文，因而修改了我原先要写的关于行政管理逻辑的打算。这篇论文要提出许多经验主义102问题，它们将在我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探讨，这个决定确立了我以后20年关于组织的研究的核心战略，但由于忙于日常事务，我在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时并没开始这项工作。社交活动1937年夏，埃利斯?科斯和我找到一套单元房（每月35美元），在校园以西几个街区，靠近茅舍树林大街，我们从宿舍搬到了那里。当我与多萝西娅结婚后，她搬进来而科斯搬走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密尔沃基的家中举行婚礼后，在特克伦——那是印地安那美丽的州立公园——度过…周美妙的新婚时光。我们在那里遇到两对意气相投的新婚夫妇，还吃了大量的食品，那价钱便宜得可笑——这是说我们能付得起（＼然后多萝西娅和我开始布置新家。我已知道她具有一种怎样的与人友好交往的才能，而且她的微笑又如何能排解我有时的发怒。我们很快就有了广泛的朋友圈，其中许多是政治学系和其他社会学系的研究生，有些来自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所在的行政管理协调办公室，有些是我本科生时的朋友，有些人与我共同对科学哲学感兴趣（多数是我在尼古拉，拉什夫斯基课堂上遇到的），有些人是我们在自由主义政治活动中认识的。我的政治学系的朋友包括六对夫妇，很奇怪他们中绝大多数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仍维系着婚姻。我并没有记得很多关于这些年我们社交生活中的细节，所记得的也是一些琐碎的事。既然我们两人都有工作，我们一般就都在外面吃饭，并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合伙俱乐部用餐。我们常在大学公共食堂吃午饭，在那里我们曾遇到戴维?洛克菲勒，那时他是一个经济学研究生。在我们付钱时，戴维有时会给我103们每人买一块巧克力薄荷糖，保持他祖父约翰，洛克菲勒常常为他遇到的陌生人花些钱的传统。戴维是一个愉快、聪明而又谦逊的人。我们很快建立了一种沙龙以代替星期六晚上在伯顿一贾德森宿舍的讨论会。那些对科学哲学特别感兴趣的朋友或多或少每星期在我们家聚会。偶尔我们也邀请一位局外人参加，有一次卡尔纳普来了，但大多数参加者是年轻的研究生，包括哲学家赫尔伯特，博纳特。另一位哲学家叫卡尔，利诺，他的大衣袋里放着一个小小的北印度石偶像。还有一位名叫布鲁塞的生物学和医学学生，一位叫阿尔文?温伯格的物理学家，等等。逻辑实证主义是这个小组主要的或许是唯一的“宗教信仰”，我们轮流谈论自己特殊的兴趣或研究计划。不论有没有朋友在一起，多萝西娅和我都喜欢户外活动。由于地理位置关系和没有小汽车，周末的户外活动只限于去当地的芝加哥湖滨、芝加哥南面的印地安那沙滩、北边的沃基根沙滩。我已讲过我们还有一些更具雄心的徒步冒险，例如在暑假去多尔镇：偶尔我们租马在杰克逊公园里骑，冬天我们时常滑冰。回想起来，我们这一时期的生活忙碌但没有什么麻烦。那时多萝西娅和我学着互相了解和欣赏对方，在了解和欣赏的过程中我们愉快地生活，没有什么总的计划或对未来的认真考虑。1939年以前，我生活的迷宫中没有什么重大的分叉点。公费游览加利福尼亚里德利和我已经成了全国闻名的公益服务评估方面的权威。公益服务评估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题目，因为城市的财政困104窘在那时和现在一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行政管理处主任萨缪尔?梅，寻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以继续进行对地方政府的一些研究，这个处已在联邦工作救助机构的工作进步管理基金支助下开始了这些研究。萨姆?梅（萨缪尔的略称——译者）想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斯塔西?梅那里得到一小笔钱，让我在1938年晚春去伯克利筹划这项研究，并写一份申请给基金会。设想的这笔钱得到了，它支付我的三个月的花销和工资。就这样，我第一次坐长途火车出发去加利福尼亚。多萝西娅的母亲在圣利安多车站接我，我以前没见过她。在她家住了一星期后，我在伯克利校园的国际学生宿舍安顿下来。虽然我岳母曾警告多萝西娅不要和一个“只是小孩”的人结婚，但她自己和我很快就成为好朋友，并且一直是好朋友。在伯克利，我和米尔顿‘彻宁协作，他是那个处的主任助理，比我大几岁。整个夏天我们一起辛勤工作，写出一份三年研究的大纲。这项研究将花去总数为3万美元的大笔基金，以在三年中资助三位研究员，一位统计助理和一位秘书。联邦工作救助基金的工作人员约有50多人，那些以前为管理处做统计研究的人附属于这项研究计划，但仍由联邦基金付钱。这次旅行不尽是工作。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周末，我第一次看到约瑟米的内华达山脉；另一个周末，我和多萝西娅的母亲一起开车去斯坦福大学，看到一个死气沉沉的乡村校园，在炎夏的阳光下，它像中世纪意大利的一个修道院。在我们欣赏小礼堂外壁上的壁画时，从背后传来弦乐四重奏的巴洛克音乐。多萝西娅的到来结束了我几个月的孤单生活，她到我这里来几个星期并参加她妹妹的婚礼。然后我们一起去海滨，沿着新开通的高速公路到大苏尔，多萝西娅一两年前参观过这里，那105时这条高速公路正在修建。她带我去斯莱德湾，那附近被广泛宣扬的“病友谈心治疗小组”的艾沙琳机构是后来建立的。我们还沿着一条小路去太平洋沿岸的峭壁，在峭壁下面还有蒸汽喷泉。我们发现有一个平台，上面安有两个旧式的搪瓷澡盆和一只木桶。水可以转移方向流进木桶并冷却。在直接来自泉水的热水中加入些冷水，我们边洗澡，边从100英尺高的地方观看太平洋。我们是洗加利福尼亚热水澡的先驱者。伯克利研究项目完成后，我回到芝加哥为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工作。还有一小段时间为公共行政管理服务部工作。那是一个非赢利性的为大都市服务的咨询机构。它是从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分离出去的，受唐纳德?斯通的领导。1939年初，洛克菲勒基金会赠给伯克利分校这个三年的研究计划一笔钱，从秋天开始。我被邀请去当研究部门主管（因为我还没有博士学位，是研究助理身分）。我花了不到10分钟时间就决定接受这一邀请。我要走的迷宫又一次前景明朗。在快离开芝加哥的前一周末，我和多萝西娅去沃基根沙滩游览。在我们乘上北肖火车之前，我们买了一份星期日报，标题标明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不管我们满怀着怎么样的希望，反纳粹的人民阵线那时还是瓦解了。1066.管理研究：伯克利1939年夏末，多萝西娅和我动身去伯克利，打算给旅行添点度假的味道。从芝加哥到丹佛的伯灵顿铁路连接丹佛和格兰得河西部。火车从丹佛缓慢向南开往普韦布洛、科罗拉多，沿着罗亚尔峡谷贯穿弗兰特岭，然后又向北沉重缓慢地爬上阿肯色河谷。东边，弗兰特岭红彤彤地反射在阳光下；西边处于弗兰特岭阴影下的萨瓦奇山脉却还覆盖着皑皑白雪。机车有节奏地震动着，走了5小时，每小时向上爬高1000英尺，就像步行者在陡峭的山路上垂直攀登。普林斯顿山、耶鲁山和哈佛山（三座几乎完全相同的金字塔，但后者都比前者高几百英尺）列队经过接受检阅，河谷逐渐变窄了。傍晚时分，车轮的咔嗒声变了，这意味着我们已穿过了田纳西山口和落基山脉分水岭，现在正沿科罗拉多河的支流鹰河的河谷下来。再过一小时，火车将停在格伦伍德泉。人们可以下车去古老的旅游胜地过上一两天，享受一下高山和硫磺温泉。从格伦伍特泉D＆RCW火车把你带到盐湖城边。在那里，西太平洋公司用普尔门式客车载你接着完成余下的路程。如果你选择适当的火车，那么就可以睡着经过大部分内华达沙漠，并在第二天早晨经过菲瑟河峡谷进入加利福尼亚。这是一次美妙的旅行，沿途布满灿烂的山区景色。火车在阿肯色河谷长达半天地向上开，特别激动人心。跨越大陆的普尔门式客车给人们许多海上航行的气氛，却又没有风浪或晕船。或许在今天你可以乘AMTRAK(D做类似的旅行，不过我没有查过最近的时刻表。多萝西娅是回到她的故乡加利福尼亚，而我是第二次来这里。我们在8月30日傍晚到达格伦伍德泉，第二天在旅馆上方的山问小路上度过了一天。那天傍晚我们很早就回旅馆。我们的房间在一楼，面对着旅馆内的大院。凌晨2点我被院子里的无线电中的震耳的声音吵醒。我立即辨认出这很响的刺耳口音，感到毛骨悚然。阿道夫，希特勒正在宣布德国军队已进入波兰。战争对我们的专业生活很少有直接影响，有两年几乎没有一点影响，但除了“虚假战争”②的间歇外，那几年充满了可怕的消息。行政管理处我的思想没有转向欧洲发生的事时，我在伯克利当行政管理计量研究室主任的3年和以前的3年一样激动人心、一样灿烂光明。我学习管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组织机构。（不仅是我自己的5个职员，还有附属于我们研究计划的50个联邦工作救助基金工作人员，当我们研究加州救助管理机构时，那里有几百①AMRAK，即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现在美国的火车叫AMIRAK。——译注②自1939年9月灭亡波兰后，到1940年4月攻打丹麦和挪威的那段时间，纳粹在欧洲很少有军事行动，因此有一段“虚假战争”的插曲。108个人。）不知为什么我社交活动的“自我”能（在大多数情况下）克服我内向的“自我”。我学习如何去分配工作，甚至还学习如何去解雇不如人意的雇员。我能委派许多直接的管理任务。联邦工作救助基金组有一个监督人，他是一个快活的年轻人，摩门教的研究生，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比尔?迪万刚在波莫纳完成行政管理学业，他在洛杉矶救助管理机构是这个大的研究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我每过一两周到他的住所拜访一次。弗雷德，夏普监管大部分有关旧金山湾区土地利用研究繁杂的现场工作。罗纳德，谢泼德保证我们在所有工作中用适当的统计技术和理论。因此我的行政管理责职在很大程度上限于督促这些直接的助手和秘书，为研究项目作计划预算，并雇用替代的职员。我早就知道（至少在原则上）管理人员在组织机构中地位上升时，工作会更容易而不是更困难。萨姆，梅名义上是行政管理处的主任，他是我的上司并负责这个研究项目。他很少关注我们的项目，因为他忙于在伯克利的新滑冰场上学滑冰并且向一个年轻女子求爱，那女子不久成了她第二个妻子（他原是一个鳏夫）。我自己作关于雇人和解雇的决定，而本来这应当是他的事。我常忘掉他的存在，而且对计划和预算负有全部责任。有一两次他为我役有与他商议而生气，但他从不推翻我的决定。他更注意管理处的其他功能，特别是它为州立法机构提供的咨询服务。我热情地参加过一两次关于立法的研究，写过一份关于中央河谷的水问题的报告。那时和现在一样，这是加利福尼亚政治事务中一个主要问题。我还写过一个关于州立法机构重新分配议席的报告。有一次我帮助起草一份年度报告给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的立法机109构，他告诉我们要保证给医学、农业和工程学大量的篇幅。其他没什么要紧的事。我前年夏天在伯克利的同事米尔顿，彻宁是一个年已29岁的管理处的高级职员，他有博士学位，是我的兄长。他教我如何处理大研究项目管理方面的…些新问题，而且当我对外事务过多时他会为他人作掩护。他还积极参加我们关于州福利管理会的研究，并为其他事充当顾问。彻宁在管理处的多数其他项目中也是一个代理指导者。他那时在伯克利还没有候补副教授职位，而且得到的希望不大，但知道他才能的教员朋友们正在帮他。我们还没离开他已是社会福利学院的教员，而且后来还当了院长。他在这个职位干了很多年，一直干到退休。他也是伯克利理论政治学的主要力量。退休后他又当jO许多年教员俱乐部主任，于1989年去世。我1990年初去伯克利大学访问作希契科克讲演时，很高兴并很感动地发现，他的肖像挂在俱乐部壁炉上方，微笑地望着我。50年来他一直是这个学校的栋梁。彻宁个子小，长得相当平凡（多萝西娅不同意，但那是我的感觉），谢顶而且华头早生，终日快活的脸上长一个大鼻子。他有满肚子的笑话和故事，内容妙趣横生，但大部分用于自嘲。他极其机敏，对社会政纲比对科学更重视。他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而且我们将会看到他有时会无根据地被谴责为有共产主义倾向。他对错误极端谨慎，在分享荣誉时非常谦让，因此他的同僚深深爱戴而且常常忠诚于他。与他和他妻子在一起是一种快乐。他妻子格特鲁德从事社会福利工作，她是一个聪明、活泼、熟悉民间疾苦的女子。维克托?琼斯和他的妻子安妮，梅已在前年从芝加哥来到伯克利。在芝加哥政治学系时他们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在管理处110的几年中维克托、我和另外几个人非常友好地合用一个办公室，虽然有时我们在地板上划上白粉以防他人入侵领地。维克托是个事业型的南方人，非常喜欢吃豇豆（我觉得它们更像蚕豆而不是豇豆）。处里还有许多其他人，不能一一提及。那里既是我们的社交活动中心也是职业活动中心。这群充满活力的青年政治学家在一起工作，也在一起聚会。在庆祝我成功地通过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最后答辩的聚会上，他们送我一本伯特兰德?罗素的《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索》，书里有他们所有人的签名，这使我记住了那些岁月。最初两年我们住在弗吉尼亚街的…所小房子里。它在校园北面，地势比校园高，从那里可以眺望金门大桥美丽的景色。那起居室的地板显而易见地向西倾斜到一扇很大的落地玻璃门，高出走廊10英尺。这会使在聚会上酒喝多了的人有些危险，但我们的客人还从没因此而减少。多萝西娅怀孕以后，我们搬到山下住，失去了一些景观虽有点可惜，但很高兴我们不用每天晚上爬陡坡回家了。我们住所的房东，那个老古董格里利先生，没有很好地遵守他的许诺。我们前门的镶板和门框之间有一条1英寸的裂缝，冬天下雨时雨水可以随意进来流过门厅，甚至还爬进来过一条友好的小花蛇。当我们要求格里利先生换门吋，他回答说，“我想这样做，但这门安装得很好。”这种指鹿为马的作法真是令人不能容忍。我们只好沉默，对与他交往感到绝望。研究项目当研究项目进行时，我们对洛克菲勒基金提议中的细节，特别是对我们从当地政府研究中得到的那些极古怪的数据并不很看重，但我们问自己什么样的计量研究既可行又对实际领域有重大贡献？我们想表明定量的经验主义研究有助于理解和解决市政问题。三年中我们完成了三项重大研究，每项出一本专著(Simonetal.1941;Simon,ShephardandSharp1943;Simon1943)，还有许多论文。在这里我和同事分享权力的关系与以前和里德利工作时不同，现在我是上司，而我的同事是我的同辈人。我们工作时是平等的，很少显出形式上的权威。比尔?迪万、罗纳德，谢泼德和弗雷德，夏普各自都有相当明确的工作范围，所以我与他们一对一而不是合在一起工作。我们发现互相意气相投、关系很亲热。我们在加州救助管理机构的实地实验是第一项研究，对这项研究若是我有足够的经验知道了它承担着什么，我是不敢插手的。我认为它是到那时为止在一个组织机构中进行过的最大的实验，在规模上可以和霍桑关于工人的态度与生产力的研究相比。后者设计比较系统，是30年代在西部电气公司进行的。我们的研究目的是确定对最有效的经营运作来说社会福利工作者应有多大的工作量，比尔，迪万和我在别处(SimonandDivine1944)己讲了许多有关这项研究的事。在第8章我将叙述这项研究怎么会卷入加利福尼亚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去的。加州救助管理机构研究产生大量的数据资料。我们安排用ⅢM在洛杉矶的服务部的设备来处理它。在那里我们接触到装有线路插线板的新机器，它比我在芝加哥用过的老式制表机灵活而且能力大得多。这是我第二次使用过时的计算机，它更激发我的爱好和好奇心。第二项研究是分析火灾的危险和损失。这是里德利和我做112过的计量研究的自然“后继”。它包括对湾区土地利用图和建筑物建设及利用与火灾损失的相互关系的详细分析，这样可以在适当估量风险中财产的总量和种类后，比较各个城市的火灾损失的经验。那时只有很少的保险公司有足够的统计头脑来利用这项研究。而且据我们最佳估计，这项研究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被注意和没被利用。40年后，我收到…封来自火灾保险统计师的赞扬信，他使我确信我们的研究整整超前了一代。这虽然使我感到宽慰，但并不使我们的工作显得不太徒劳。第三项研究：《大都市整顿的财政问题》(Simon1943a)，是城市财产税范围的理论分析以及对旧金山都市地区市政税收和服务的实际样本的考查。这两项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关于都市地区地方政府的整顿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影响。从这项研究得出的一篇论文发表在《经济学季刊》(Simon1943b)上，这是我在这一领域的第…篇技术性出版物，后来被美国经济学协会重印。多年来这是关于财产税范围的标准参考文献。我从这一分析得到的重要教训是，我的结论对边界条件的某种假设的依赖至少不亚于对位于新经典理论核心地位的经济学理性的中心假设的依赖。我说的边界条件是指不得不作的一些假设，即假设人类行动者在作决策时对哪些税收变化的间接影响会加以考虑，对哪些他们会忽视；他们是否对增加税收将普遍地降低对资本的回报的前景作出反应，或是在计算中忽略不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明，答案随着谁将最终纳税而完全不同。“行动”的原因在于边界条件而不在于设法达到最优化、最理想的行动。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后来为我提供了…条重要线索去建立人类有限理性理论和经济理论之间的桥梁。113完成博士论文除了在实施研究项目中学习以外，在伯克利期间对我还有过多方面的受益。罗纳德，谢泼德和肯尼思，梅是数学家兼经济学家格里菲思，伊文思和数学统计学家杰西，内曼的博士生，通过和他们接触，我在经济学和统计学方面受到的教育，远远超越了我在芝加哥学到的东西。我在50年代的出版物中的致谢，记录了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经济学的比较统计学方法和统计检验理论。我在伯克利时还完成了我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的博士论文。经过安排，我在1940年脱产3个月以准备宪法、政治理论、政党和宣传、统计学的预试。我被允许在伯克利的政治学系的监督下进行考试，还被允许参加统计学考试来代替通常要求的国际关系考试。统计学考试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奥斯卡?兰格构想的。在这些试卷寄回芝加哥之前，我复印了一份以防可能丢失。我一直保留着这些试卷，现在偶尔再看它们，我仍是非常激动的——我能按标题和日期引用最高法院的几百个案例，并省略掉许多没有名气的政治哲学家的名字。另一方面，从关于政党和宣传考试的答卷看来我那时显得才华横溢，甚至很有独创，而与现在的我相比则逊色多了。偶尔我回答与提问相比显得文不对题，这是学生在考试中的共同缺点。在回答一个统计学问题时，我得意洋洋地提出两个对）<真分布的独立推导（在考试那天早上沐浴时，我莫明其妙地想到将会有x2的问题。我在去考场之前下了很大功夫去想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任何其他机会从我的监护神那里得到如此善良的114关心）。显然，我在考试中显示出的足够的博学使系里感到满意。伦纳德，怀特很友好地在圣诞节前写信告诉我他看了考试分数，虽然考试委员会当时还没开会作决定，但怀特坚信他们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1941年新年过后不久，通知我考试通过了。考试结束后，我开始在晚上和周末这些可利用的时间起草学位论文。文章渐渐从大纲扩展到每章有几段，直到最后完成草稿。论文指导小组（有怀特、普里切特、里德利和来自哲学系的佩里教授）对我很少批评，主要因为前两位不愿自称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得到的最严重的批评来自伦理学专家查尼，马奎斯，佩里。第二稿通过后，我被允许于1942年5月回到芝加哥参加论文答辩。答辩安排在午后。我还没看完在第58街上的一场网球赛，就遇到一场芝加哥春天的大雨，赶到考场时我被浇透了。答辩委员会（赫尔曼，芬纳出席，但拉斯韦尔、戈斯内尔、和舒曼没有出席）已经看了我的研究生成绩单，非常吃惊甚至惊惶失措地发现我成绩单中有学分的只有一门研究生课（我得了B）。我解释道，我依据的是芝加哥的政策，它规定只要求综合考试考得好；而且我其他研究生课的学分已记在本科生时的成绩单上了（那不在他们手边）。解释被接受了，但有多勉强我就不得而知了。答辩中另…仅有的困难来自我顽固的实证主义。主考人，特别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杰里?克尔温和英国工党成员赫尔曼，芬纳，觉得很难相信人们不会从不言而喻的前提证明希特勒是坏人。况且，如果不能证明这一点，那么人们还能相信什么是正确的呢？我怀疑他们是否接受了我的实证主义解释：选择依赖于对价值命题的信仰，而不依赖于对他们正确性的证明。但答辩115结束后他们只商议了15分钟就把我叫去向我表示祝贺。获得博士学位时我的正规教育达到什么程度了呢？除了高中和芝加哥大学给我的广泛的普通教育外，我在政治学方面受过优良的训练，在经济学方面有坚实的基础。我的数学有良好的开端，为我以后的自学打下了基础。我还学了一点科学。很明显我已为我今后在行政管理、经济学以至运作研究的教学与研究方面作了强有力的准备，这些研究占了我得到学位以来的近5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然而，如果不是在这种基础上进行自学的话，我几乎没有什么学历背景可以支持我在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认知心理学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占了我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当然，这些领域在我进入时还是新的、激烈变化的。既然我的同事和我一起积极地创造这些新学科，我们就有大量时间去学习，而且没有追赶我们的前辈的问题。在40年代进入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年轻研究者会有相似的经历。在新领域中进行交叉学科的探索是最容易的。《管理行为》的写作如上所述，我的博士论文后来成为《管理行为》一书，论文几乎包括这本书所有基本内容。我已经解释（或者自圆其说）过为什么我虽没有广泛的行政管理经验但仍有可能写这样一种文献，下面我想进一步详谈。论文考察了作为决策过程的行政管理，借助于迷宫隐喻引进了框架：“人类决策的简化模型是由白鼠在面临心理学实验的迷宫中通向食物的道路时的行为提供的”。在论文修改发表前，有几位读者看了我的手稿并加评论，他们强烈反对我把人与白鼠作类比。所以在修改发表的文章中这个框架和迷宫隐喻都取116消了。但在上述引文以及随后的几页里，我把作决策看作沿迷路的岔口作一步一步的选择的观点还是很明显。我记不起在此之前我是否已对迷宫着迷。我所依赖的心理学事实的主要作者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爱德华?托尔曼。迷宫在他的著作中的地位非常突出。和那时大多数其他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一样，他在实验中选择的测试对象通常是白鼠而不是人。论文包括的关于有限理性理论基础和许多上层建筑是我近50年的指导原则。这一思想的起源是密市娱乐管理研究，我在加利福尼亚税收范围研究中对有关理性的边界条件的发现补充了这一思想，它与我工作6年来或者在此之前所具有的管理经验及其他人类经验都不矛盾。前一章我解释了我22岁时如何在没有任何管理经验的情况下写了关于市政管理的教科书，是用来培训城市管理者的。我透彻地了解行政管理和一般管理的文献，仅仅挑选和组织这些信息，并增加其逻辑性把它们转化为专门术语和城市行政管理的情节。这只需要智力和文字技巧而不要求经验。但年仅25岁而且很少有管理经验的我又怎么能完成《管理行为》呢？很大程度上这是一本向当时已被普遍接受的行政管理理论提出挑战的书（正如后来看到的那样，这本书多少是成功而且正确的）。它为分析和描述组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框架（作决策）。部分原因是1938年切斯特．I．巴纳德的《高级管理者的功能》一书出版后不久，我刻苦细致地读了这本书，并在伯克利我的同事之间发动小组讨论周密地考察它。在《管理行为》一书中，我承认巴纳德是我看待权威、“冷漠区”或“接受”、诱因与贡献的平衡，以及其他一些基本话题的许多主要思想的源泉。虽117然巴纳德并没有构筑一种关于决策的系统化理论，但他的许多讨论是指高级管理者的决策过程而言的。所有这些在智力上所受的恩惠我都在书中的脚注中写明了。巴纳德对我关于组织化认同的概念的贡献不太明显。当然在他的书中表现出这种思想（例如组织的决定和个人决定的区别，可参见第187～189页，我在《管理行为》一书的第203-204页上引用了这两页所载的说明），但我有这个想法要早得多，那是1935年我在关于密尔沃基娱乐管理研究时产生的想法。（见《管理行为》，第211-212页）我书中的另一个主要思想是有限理性，它在巴纳德书中没有明确表达出来，最相似的是巴纳德关于机会主义和策略因素的概念。他这些观念是从约翰．R．康芒斯那里推得的。既然我已读过康芒斯的书，他的《制度化的经济学》可能是关于理性的这些不同概念体系的共同来源，这种理性背离了经济学家们主观期望的效用最大化。《管理行为》还包括了对“行政管理格言”的挑衅性讨论。它对传统的行政管理原则的攻击几乎纯粹是从这些原则本身的逻辑结构及其内部的不一致性推得的。认识到这些并不要求组织经验，只要求对推理的严格性有所体会。在这项工作中看来是最新奇、最有独创性的有限理性思想现在并非特指一种组织概念。与适用于组织决策一样，它完全适用于个人决策。我25岁时就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来理解经济学家所主观期望的效用最大化的框架在应用于人类实际行为时的极限。我缺乏关于组织的经验对我开发一种可供选择的决策途径并不构成特殊的限制。只要有关于组织机构方面的书本知识就能很容易地把有限理性思想应用于组织。这只需要问有限理性对于劳力的划分、118对权威、对组织认同、对协调等等的含义是什么。借助于推论而不是经验的观察，就可以而且确实可以指导这种分析。这种推论导致对许多组织现象的逼真的说明，这是写《管理行为》一书的惊人结果。在书中我解释了引导我写书的根本体会：因此理性并不决定行为。在理性领域，行为完全是灵活的、完全能适应于能力、目标和知识。作为代替，行为是由限制理性领域的非理性或反理性的成分来决定。理性领域是能适应于这些非理性成分的领域。要是有同样可能的选择，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知识，两个人可能理性地得出相同的决定。因此行政管理理论必须考虑理性的极限性以及组织对个人决策的理性局限如何发生影响的方式。理论必须确定……怎么能作出制度化的决定来符合在一个较大的组织结构中发展的价值观。理论必须评判（从组织整体观点来判断）组织结构对它的组成部分和个体成员的决策的影响。(p.241)大约1945年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教书时我修改了我的论文，发送给别人征求意见并再作修改。我找到…位愿为它冒险的编辑（麦克米伦的唐纳德，波特?格迪斯），并于1947年出版此书。在我整个精神活动的核心中有两个互相关联的观念：(I)人类只能获得非常有限的理性；(2)作为他们认知局限性的一个结果，他们易于认定去达到“子目标”。我不反对把我整个科研工作描绘成光辉的一页——当然是一个相当精致的光辉的一页——在《管理行为》中我对它作了第一次阐明（特别是第39-41页，第204～212页，第240～244则。119传阅我手稿的人中，有…位叫切斯特。巴纳德，，我因他的书在10年前问世而称赞过他。但我从未遇到他，甚至未与他交谈过。他寄给我15页颇有见地的评论作为答复。这鼓励我去问他能否为我的书写…篇序言，他写了。书问世时并没造成轰动，但一些公共行政管理和商业管理期刊对它作了广泛而相当有利的评论。切斯特，巴纳德的序言无疑有助于使该书受到欢迎。那时使我失望的是没有一位评论家把它看作一部革命性的文献，而我坚信这一-点。但回想起来，我受到的待遇是宽厚的。书出版后的一两年之内就销售了几千本，渐渐下降到一年出售400本，然而第五年后销量开始稳步上升。现仍在重印，因为每年销量从未少于几千册。美国参战在芝加哥和伯克利的那些年，生活处于不祥的背景之中，灾难性的暴力和动乱在欧洲积累力量并时时爆发。西班牙内战，侵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的协定，入侵波兰，法国沦陷，英国被炸——这一切在我记忆中引起强烈的愤怒和受挫感。1940年春，在洛杉矶的一个电影院里，我含着愤怒的泪水观看新闻影片报道俯冲轰炸机在毫无防卫的挪威乡村炸毁房屋、低空扫射农民的情景。我感到安慰的，是法国军队和堡垒看来战无不胜。在我重读了《不列颠大百科全书》中利德尔，哈特和J．F．C，富勒的预测，才知道闪电战并不会停止。那年可怕的夏天，我常常在伯克利的小山坡上学习，俯视海湾和金门大桥，我的学习屡次被欧洲、也许是整个自由世界遭毁的郁闷思想所打断。希特勒也直接影响我的生活，如果说只是120轻微的：我父亲的妹妹、侄女、侄女婿逃离德国，朱利叶斯叔叔不是在逃难中步行越过比利牛斯山时就是在集中营中去世。我们收听温斯顿，丘吉尔关于反抗的华丽辞藻，密切注意轰炸英国的新闻。在肯尼迪大使（也许是交叉着手指期待好运）讲述他相信大不列颠会生存下去，因此要支持罗斯福总统重新当选的竞选运动时，我们感到慰藉。我从不怀疑英国会击退侵略，但我信任的全部理由（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是似是而非的，是一种渴望的产物。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这一经历和以后经历得知，自己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者，也许是受到了我妻子更加坚定的乐观主义的支持。1941年7月初，俄国军队在纳粹进攻下败退。我在办公室的一张地图上用大头针标出他们移动的路线。我不能相信斯大林会愚蠢到让他的军队在波兰和白俄罗斯陷于困境。我比我周围的人要乐观得多，认为德国人已过分夸大了战俘的数量。我指出：与到西欧相比，到东欧的路程极远，德国人不久就会遇到后勤方面的困难。我们一群人在7月4日周末休息日时开车到俄罗斯河。顶着太阳，我在一小块草莓地里除草（即使我因色盲找不到草莓；我还是能除草）。附近房子中，无线电突然传来那些日子的空中预言者H.V.卡顿伯恩的警句，他宣布苏联军队的死刑。虽然我不相信他——事实上藐视他——但我很沮丧。我坚持相信后勤学和斯大林的理智。（结果证明我正确，但多半又出于错误的理由）。1941年夏季晚一些时候，我们和邻居丹，阿农和露西尔，阿农（即路易斯?阿农）一起背了背包去群山耸立的缪阿山路旅行。我们沿着圣乔昆河向它越来越高的源头走去，然后岔向进化河谷。群山成了我们的世界。那里没有伯克利，没有战争；我们周121围只有巍峨的山峰，匆忙地流人绿色河谷的小溪，日常的事务只有安顿营地、钓鱼、做饭以及把驴子戴西和鲁比赶到一起让它们驮运，我们沿着陡峭的小路爬到进化盆地，挤在达尔文山脉的1000英尺的悬崖下的森林线上。在缪阿山上待了不久，我们就开始顺原路返回。只有当我们来到山峡俯视进化河谷，而且又一次看到中央河谷上的小山时才走出了幻境。那时我们想起了伯克利和欧洲。离开两周后，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国家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顺山路向下走一小会后，我们遇到刚进山的一家人：丈夫、妻子和两个小女孩。那个岁数小一点的女孩骄傲地告诉我们，虽然她两年前就骑过马，但这次全程她都是走的。我们问有什么新闻，他们说美国仍处于和平，但是战争很快就要降临了。12月7日星期天早上，我躺在我们小小的起居室地板上读《纽约时报》（我…直没有戒掉读报的习惯）并在听收音机中的交响乐节目，多萝西娅在隔壁房间，音乐被广播声明打断了。我们和几百万其他美国人一起，收听到珍珠港在我们安静的星期日遭袭击的消息。我第一个反应是一种放松，感到减轻了长期焦急等待的紧张，现在希特勒就注定要灭亡了。第二个反应是，“卑鄙的日本人，他们不可能取胜”。因为我一直是一个热情的干涉主义者，我感到我应迅速地去服兵役为战斗服务。但因为我的教育和经历，我想寻找一个任务并非不合理。说来容易做来难，因为我是色盲。但伯克利政治学系约瑟夫，哈里斯教授是我的好朋友，他弟弟是第九军指挥部的将军级指挥官。在约瑟夫的鼓励下，我带了他给他弟弟写的介绍信，管它色盲不色盲，我试图在海岸炮兵部队（已大部分成为防空炮兵了）中服役。在1942年3月24日我给约瑟夫?哈里斯的信中写道：122我在任何战斗部队服役。上周海军以同样的理由拒绝我。我已给你弟弟写信，但还没来得及得到答复。我没有放弃希望，但我有了一些想法，如果我不能服兵役，应做些什么。我决定，首先，即使不考虑我的缺陷，我将不接受任何在陆军或海军做纯粹文书档案工作的委任。我想我作为一个平民能更有用。如果我确实过平民生活，我相信我作为教师要比在什么“战争机构”中作小公务员的成就更大。因此我要努力寻求教书职位。如果有人间到你那里，我希望你把我放在心上。经过一段通讯后，第九军指挥部乐意不考虑我的色盲问题。不久我被要求去金门桥北边的福特贝克呈报我的体检结果。我带了一束关于要求不考虑我色盲的信件，它们和军事机关后来的担保书加在一起已有一英寸厚。他们宣布我是强壮的；刚用高技术修补的…颗牙受到牙医检查师的称赞。我的色盲在测验时被及时地发现。还是穿着便衣，我被送到陆军上校那里。他慢慢地翻阅我的文件，一页一页地从头看到尾。最后，他抬起头来说，“噢，免予考虑在战斗部队中是受限制的，该死的民主党已又一次改变了规则，这样我们不能允许你有限地服兵役。”我的选择是在这个期间或做文书工作，为非战斗部门委员会进行培训，或是最终被招募为二等兵。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宁可选择等待召唤。我的（入伍）“祝贺”由于我的家庭义务而被推迟了。由于那时芝加哥与伯克利之间文件的暂时丢失，又由于一种单核白血球增多的围攻耽误了医学检查，“祝贺”最后在广岛轰炸之前一周到达，但在日本投降后就被取消了。关于家属的规则也改变了（那时我有两个孩子），如果我说我对错过了战124争感到遗憾，那我是在说谎，也许只是感到有一点内疚。在伯克利的3年是黑白分明的——战争冷酷的阴影笼罩在我阳光明媚的职业和社交生活之上。但我那一段记忆中占支配地位的是阳光：指导研究项目的兴奋；与彻宁；维克多、比尔、弗雷德、谢泼德以及处里和政治学系的其他人的同志友谊；从我的彻夜劳作中逐渐浮现的博土论文；在与谢泼德和肯尼思，梅的共事，以及通过他们与格里菲思，伊文思和杰西，内曼的合作中，我学习了经济学和统计学。当我现在访问加利福尼亚时，只需要爬上那陡坡上的小屋就很容易产生对那时的怀念。我们那弗吉尼亚街上的小屋仍然站在那里俯视金门桥，但是它也经历了向上的发展，即增加了第二层楼。1257.在伊利诺斯理工学院教书1942年春，当我越来越可能不直接成为士兵而且我的学位也到手时，我开始考虑在伯克利的研究项目结束后我如何谋生养家。我又一次没有真正作决定。维多克?琼斯，我最初是在芝加哥当研究生时认识他的，后来我们在伯克利共事。他在芝加哥的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工作一年后回到伯克利，并推荐我去填补他空出的职位。那时有两个障碍：在我好像仍要去服兵役时，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系主任约翰?拉金已把这份工作给了另一个人。还好，这人拒绝了。第二，系主任拉金有点怀疑我的资格，我虽发表了许多文章，但没有教学经验。我能不能而且愿不愿去教大量本科生呢？他放弃了怀疑，给了我这份工作，而且我也接受了。我对前景很满意，因为工科院校似乎比多数其他大学更可以为一个数学政治学家提供令人愉快的工作环境。我是正确的。我后来在理工院校度过我整个教学生涯（至少到卡内基理工学院决定改名并成为大学为止）。坐火车回芝加哥并不困难，凯西那时才三个月，放在篮中很126是舒适。我们的家具由货车运回。那时住房非常紧缺（战后甚至变得更严重），但我们搬进琼斯腾出的公寓，它位于芝加哥大学地区的肯伍德附近的第57大街，是一幢有三居室的二层楼普尔门式舒适的单元房。（米尔顿?弗里德曼一家在同幢楼的另一个单元住了好几年）。政府控制的战时房租每年约900美元，这对2800美元的工资来说还不过分。生活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教学负担是每周15到18小时，包括暑假，但后来减到更合理的程度（12小时）。如此多的教学课时几年没留下从事经验性研究的时间和精力。为了补充不太多的大学教师工资，我又一次在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兼职：编辑、写作以及参加培训活动。大量的时间投入也使我成为一个老练的理论政治家。我甚至在每天中午打桥牌或打台球去认识更多的教工们。结果我被选进战后计划委员会，在那里的活动大大增加了我对大学行政管理和财政的理解。我开始全神贯注于我的新工作。这一点，部分地反映在我1943年1月3日写给格雷斯，诺德勒的一封信上，他那时正在帮我们使“计量研究”在伯克利大学出版社出版。信上说：这里学校的情况正如我在加利福尼亚时想象的那样难以预料。舆论似乎认为．既然我们是工科学校，学生就不会很少。我还不知道我下学期是教政治学、数学还是化学。这学期特别是在美国政治制度和思想课上得到很大的乐趣。课程的第一部分回顾了美国政府，其余则研究政体构成。虽然它没有什么特别的科学性，但我因此有机会去127读一些开国元勋的著作。你可以推想，为工程师们教宪法并不是想象中最令人高兴的职业。但他们似乎多少学进去一点。我的其他课程——规划的行政管理方面，完成得不像我希望的那样满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建筑系教工认为它存在的理由有问题。他们教学生各种非常乌托邦式的城市规划。而我在告诉学生们我们国家这个时期这样的规划在法律上和行政管理上是不可能的，还是告诉他们如何作一种不大空想的规划之间却要作出选择。你可以看到，这会在他们的心目中引起迷惑和沮丧，而我还必须找一种适当的方式。至于教学方法，我既不比别人更有见识也不比别人更幸运。首先，一门课每周三小时，讲课时间太多，如果学生在课外做的是与此无关的作业。而且如果课堂很大，除了讲课就很难用这段时间干别的，如果学生不去阅读就不可能进行讨论。至今我基本上不在课堂上讲完讲义中的阅读材料。不喜欢阅读的学生似乎还很多，我的这种做法使他们完全跟不上，而且也别想跟上。如何慢慢地向人们灌输好奇心？没有这一点，“教育”过程就是设法要摆脱的学生和设法要抓住学生的教师之间的连续斗争。两者都不会从中得到什么特殊的好处。可是，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为了职业的原因，我要小心翼翼地、保守地、传统地继续干一年或两年——但不是无限期的。也许在资助高等教育方面的“新政”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真正有动力和兴趣的学生。无疑我是在一学期教学之后期末的消沉与玩世不恭的时刻写这封信的，因为事实上从一开始我就喜欢教学而且很成功，或128至少受学生的欢迎。我的学生对我的评价一般总是接近于最高等级的。只有…次例外，那我将在第18章中解释。我在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还有宪法以及计划管理，都是真实的，不过我还会解释的。1942年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最喜欢的学生们是协作班学工程学的()他们比典型的本科生大一两岁（几乎和我开始在那里教书时那么大），各个学期通常在学校和工厂交替学习。这些学生学习很认真，尤其是在他们认为所学的东西与他们将来的事业有关时。我最大的任务是教这些工程师“宪法”，这是一门必修课，通常每学期要教两三班。约翰，拉金曾觉得很难让这些工程师认真地上“美国政府”课，因而想到法律课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替代道路。法律课是用案例方法和有逻辑的书写简炼的规则来教学。这种替代惊人地有效，因为学生觉得这里面有扎扎实实的东西可以咀嚼并消化。然而在1942年由于战争，要求加重学生负担以便令其尽快毕业，而且既然我教的课程对他们的职业目标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他们开始抱怨功课负担太重。事实上他们的一些工程学教授已暗示他们也许能说服我减轻这门“不重要”的课程。我给工程系主任和工程学教授们送了一份备忘录表明，如果他们每个人都愿减少25qo的任务。我将仿效别人。我再没有听到人们谈论这件事了，而且从那时起我得到了学生和教师的尊敬。事实上，我与学生相处得非常好，以致他们邀请我在他们毕业班的宴会上讲话，这本是工程系主任和校长干的事。随意地翻阅百科全书，我被北极的旅鼠这个条目迷住了。我决定用这种使人着迷的生物作为一个精彩的话题——它允许我用夸张而生硬的技巧发表关于领导的训戒。那天晚上我尽了最大努力，129尽管也许校长的在场使我紧张得肾上腺素分泌增加。从那时起，我跻身于希尔德校长的明星行列，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学术生涯变得顺利起来。这些成熟而且要求严格的协作班学生以及战后出现的更加成熟而且要求严格的士兵学生，教给我许多有关教学的东西。我懂得了只有学生听课，讲课才有用。而且只有他们认为你讲的东西可以理解并觉得中肯，他们才会去听。如果你大声讲，他们会听得好一点。如你来回踱步，你可以从他们移动的头得知他们是否在听（就像网球赛的观众一样）。你可以看着班上最漂亮的女孩，看她是否注意听课来得到反馈。（不巧，那时工程学班级没有女生。）如果学生们是工程师，他们就能较好地理解最高法院案件的逻辑，如果你能在黑板上像画电路接线图一样来表述它们，用开关代表法庭“是或否”的选择（又是迷宫！）。关于“马伯格与麦迪逊案件”的线路图相当奇特怪异，使学生非常满意。在这个案件中，最高法院第一次宣布国会的一个法令违反宪法。教学并非娱乐，但只有在它使人快乐（更适当的词汇是有兴趣）时看来才是成功的。课程内容的范围是一种陷阱和错觉。你从学生准备开始的地方开始，你把他们带到尽可能远又不致使他们迷失的地方。至于它把你带到某一课程的終点还是一半或两倍远，那是无关紧要的。你按你的笔记讲，当然，不要读讲稿——事实上，如果你不写出来更好。任何东西，如果你只能通过渎来交流就会很快忘记，而且对任何讲演可能都不合适。你讲稿上准备的内容要超过你可能讲的内容，这样你就不会受新教师的恐怖感之苦：如果我在下课之前讲完了要讲的内容怎么办？（如果确实如此，虽然这几乎不会发生，你就下课。130学生会因此感谢你。）除非你有课程的大纲和对这一学科的透彻知识，否则，你投入正式备课的时间与学生的成绩之间没有关联。在开始上每堂课时，给学生机会（或最好是任务）让他们就有关阅读材料、前一节课的内容或任何事情提问题。你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并作回答（不管这些问题多么愚蠢），不要让问问题的学生感到自己太笨。教了一年宪法课之后，我发现我能写出20页的材料分发给学生，能解答他们提出问题的90%。虽然我还不能肯定这是否好，因为这样会减少提问。当然，不管怎样，学生不是通过听讲学习，而是通过刻苦地思考、解决问题、仔细分析证明来学习的。要求他们写得简明扼要是我们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教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学生对某一题目经过努力思考之后，讲课可能帮助他们分类组织自己的想法。启发和机遇一样，只发生于有准备的头脑。如果学生已经思考过某件事，你在课堂上组织讨论就很有益；要是没有准备，那只是一堂说空话的课。要让讲课保持高水平，证明的细节最好从各种书上收集。首先，你要感到没有义务去重复教科书的内容，因为那只是更加巩固了学生不看教科书的习惯。后来几年，我当系里的领导。偶而有些学生代表来见我，抱怨某个教员。无疑我相信抱怨真正的核心是教师表现出对学生的藐视，或对他们有惩罚性态度，或对教学玩世不恭。学生们可以容忍教师的任何其他形式的不称职，但不能容忍心怀敌意。从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教学中我学到了作一个有效的、受人欢迎的教师的种种原则，从那以后恐怕我的教学风格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宪法课不是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唯一有挑战性的教学任131务。这个学院有著名的建筑系，该系那时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有几个班。系主任是米斯‘冯德罗和路德维格，希尔伯谢默，他们都是包豪斯建筑学派的人，后者还是城市规划教授。系里的学生几乎都是米斯和希尔伯的个人信徒，我的任务是教这些高级建筑师一门“城市土地经济学”，接着还有一门“城市规划管理”。我这两门课的教科书都在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时写的（其中一本是关于规划管理的）。我在伯克利关于城市财产税的研究为我上课做了很好的准备。但经济学对大多数建筑系学生是一个不光彩的词。他们首先想的是维护他们的专业，认为它是高尚的艺术冲动的表现，并防止它受贪财谋利的投机者的毒害。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教的建筑学追随着国际风格，通常被标为“功能主义者”，但我很快得知功能主义与关心建筑物，要为它预定的功能服务不是一回事。对米斯来说，它意味着建筑物应该“在结构上朴实”，使观看者一目了然地知道它的每一构成部分要履行什么功能，每一根大梁由什么负载都要标清楚。如果门窗框是装饰性的，不负载重量，那么它应该放在地面以上几英尺，这样它就不会显得要支撑什么东西。除了在视觉上以外，米斯的建筑物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的事。例如他并不总记得。浴室的窗户应当用毛玻璃或化学实验室可能需要蒸馏水的管道。对希尔伯谢默来说，功能主义则有不同含义。他所有的城市规划都要从主要的风向开始考虑。一般说来，城市要设计得使工厂的烟不吹向居住区。我肯定此外还有其他考虑，但他所有规划的显著特征是风向图，这种图表显示风的频率和强度。在这种环境下，我感到与其说像教师不如说更像传教士——不是对宽容的无信仰的人在传道，而是在对付真正有其他信仰的信徒：我是在把伊斯兰教的要旨传授给虔诚的基督徒。这很富于挑战性并且激动人心。我从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的文明》开始，这本书崇拜中世纪的城市。据芒福德看来，中世纪城市不是通过规划（虽然个别建筑物常常是有计划的），而是按照一些他从没有阐述清楚过的自然规律，以“有机”的方式形成。它的美不是形式的人为的美，而是自然美。一些较聪明的学生可以看到，据芒福德的论点，不是所有的式样和设计都来自规划者的头脑。城市可以在许多自然和社会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形成，而且可以很美。学生们不能也不会否认以这种形式发展起来的中世纪城市是一种美的、令人愉悦的东西。学生们确定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规划（或格局）不一定意指规划者，他们就可以懂得市场和价格能够成为组织者和格局的形成者。当然我并不试图让他们相信（我自己也不信）建设有多种用途的美丽的城市的全部工作可以由自然的“市场力”来完成。在他们上了市场课以后，我向他们介绍了客观外在性的概念（例如，从牲口围栏飘到周围的臭气），这些实在的经济情况的特征往往避开市场机制。这为讨论地方规划机构的功能和管理提供了一种指导。我不知道米斯和希尔伯谢默是否闻悉我的讲道是多么异端，因为我从未直接与他们对抗过，我估计这些学生也没直接与他们对抗过（他们对这两位老师极敬畏）。但要是米斯读了我的“福音”一定会惊愕不已，因为我在闻悉他的观点时是非常震惊的——他认为建筑师是艺术家，而艺术家的任务是建造美丽的建筑物（或城市），在建筑过程中他或许与他的客户协作或许不顾客户。米斯根本不考虑客户有权利决定作业中资源的用量或最终133结构的功能。相反，客户要被说服——我不想说“愚弄”——把必要的资源贡献出来，以创造一件建筑师所规定的伟大的艺术作品。客户只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米斯过去常爱讲他如何建造他第一件现代建筑——图根达特大厦的故事。他年轻时曾在荷兰东部的马斯特里赫特附近设计过一些相当传统的、晚期维多利亚式的宅院。富豪图根达特看见过这些房屋并想要类似的一所。讲到这里米斯会抽着雪茄停下来，你就会问，在建筑师完成他那先锋派的玻璃与镀铬建筑方案时，图根达特有什么反应。米斯会说，“嗨，他一开始根本不喜欢（停顿）。但接着我们抽了一两支雪茄（停顿）。我们又喝了两杯上好的莱茵白葡萄酒（长时间停顿）。然后他开始非常喜欢了：”如果在我详述这个故事时我的声音潜藏着某种感觉，那是因为我后来与建筑师们的接触告诉我，这种态度不是米斯特有的，而是在这种职业中普遍存在的。建筑师还容易有这样的坏名声，他们设计的建筑物成本常常要超过应允预算的40%。他们还对像空调、能效、防水屋顶以及所有其他对客户和用户认为重要的事很不负责，认为那只是一些平凡的枝节。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富裕社会是能为画家提供所有他们能用的画布和颜料，让他们画想画的东西，但没有一个杜会富裕到可以为建筑师提供他们所需要的钢材、玻璃和水泥以拯救他们的艺术灵魂。民主社会的成员们也没责任让建筑行业来决定他们日常环境的舒适和愉快。建筑师完全有权设法培养公众的趣味，但不能命令或胁迫那些外行的客户，使这些客户为自己对艺术的无知而羞怯与窘迫。也许这足以成为建筑行业道德欠缺的训诫。虽然这是一部自传而不是什么传单之类的小册子，但如果作者或主人公没有揭示他最强烈的道德情感，甚至他的偏见，那么自传怎么能完整呢？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教这些建筑师，使我在建筑学和绘画方面受到强化训练。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上课时我通常提前一两个小时去，这样对美术陈列馆中精美的藏画能有透彻的了解。我把它看作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教授职务的主要额外津贴。我班里的几个学生在全市的城市规划比赛中得名次时，我也感到特别满足。比赛是一家报纸资助的，参赛的有专业人员和这些学生的教师们。我的学生因他们对芝加哥的组织与管理规划摆出的建议而获一等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教学任务远远不只是教宪法课和城市规划课。我们用很多时间教学生一个海军军官训练项目，它要求学生学地缘政治学（这是防止德国战略成功而精心制作的）和合同法，所以我也教这些课程。我从中学到的东西要比学生多，而且一般说来，我也喜欢学。我还教初级统计学、劳动经济学、工程经济学（我们今天称之为“运筹学”）和美国史，我想不起还有多少其他的各种科目。作为芝加哥大学的产物，我想我应能教几乎所有本科生的课。但我从没被请去教化学或机械工程学。这些年里，我一直在思索把定量方法用于社会科学这个目标。我通过研读教科书和做练习来继续自己的数学和科学教育，有时我去同事上课的课堂听课——伊莱，斯顿伯格的理论力学、卡尔，门杰的拓扑学。这两位都是优秀教师，门杰的课还要引人注目，因为他围绕维度的概念史来讲课，他曾在这段历史中起过重要作用。战后，我在芝加哥大学还听过一两门有关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的研究生课程。门杰、斯顿伯格和我为了给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学生提供一些额外的精神刺激（对我们的口味来说，周围的气氛太职业化了），发起了一个科学哲学讨论班，这个班持续了大约一年。该讨论班与伊莱的力学课的结合，激励我第一次写有关力学的文章，论牛顿力学的公理(Simon]947b)物理学和力学标准教科书中，介绍质量概念的拖泥带水的方式使我感到特别困扰，于是我开始要精炼它们。当我获得了我认为更严格的定义时我就把它写下来，这个定义与奥地利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的观念有某些联系。在伊莱的鼓励下我把它送交《哲学杂志》。尽管有这个名字，这份杂志却是一份很受尊重的物理学期刊，它发表过一些关于这一论题的文章。我的论文几乎没有修改就被接受了。虽然当时我完全没想到把论文和我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性，但那篇论文后来和我在考尔斯委员会（见下一节）做的工作有因果关系而且可看作是相同的。这些论题的结合，反过来又导致我在科学哲学方面某些最有意义的工作——特别是关于科学理论的公理化以及（不是直接可观的）理论概念在科学理论中的地位。但是这些思想是多年来逐渐出现的，40年后的今天我仍在锤炼它们。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一次午餐会上，我与卡尔，门杰有过一次难忘的谈话。他说，他开始工作时对逻辑和数学基础深感兴趣。库尔特，哥德尔著名的不可能性定理的发表（1931年）给他一个沉重的打击，以后他再也没有恢复。如果正如哥德尔所指出的那样不可能给数学以完全精确严格的基础，数学的确定性还有什么意义呢？门杰再没有做有关数学基础的工作。他甚至一想到这个话题就感到沮丧。在他讲述这些事时，他渐渐陷人郁闷的沉默，而且整个午餐会上他一直如此。136考尔斯委员会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那几年，我的一家都住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附近，而且在那里有许多朋友：战争快结束时，比尔。库珀已回到芝加哥大学教本科生，我在他的建议下开始参加考尔斯委员会每周关于经济学研究的讨论班。那时参加人员有雅各布，马歇克、蒂埃林，库普曼、奥斯卡?兰格、肯尼思，阿罗、拉利，克莱因、利奥，赫维茨、唐?佩廷金、杰勒德?德布留和其他许多人。弗兰科，莫迪格利尼那时在伊利诺伊大学，他常从厄巴纳赶来参加会议，安德?帕潘多罗那时在西北大学教书，他也从埃文斯顿赶来。乔治，施蒂格勒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有时也参加，他们是与大学而不是考尔斯委员会有合作关系。讨论班还常有一些国外的访问者，包括从挪威来的拉格纳?弗里希和特里格夫，哈维尔莫。你将会注意到这个名单中包括不少于9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访问者来考尔斯委员会讨论班的第一个印象是，所有人用不同的语言在同时说话，这个印象并非完全不对。在这群思想活跃的人中去维持秩序是无意义的。当弗兰科（或另一个人）拿起粉笔时，要从他手中夺走粉笔就很不容易。而口音对于理解来说是帮助而不是障碍，当几位发言者试图同时说话时，你只要盯住你想要听的事就行了。比如说，是用奥地利口音讲的，你有时就可以从波兰、意大利、挪威、乌克兰、希腊、荷兰或中美口音中把它挑出来。就像各种口音混杂在一起给人以深刻印象一样，讨论的智力水平也给人以深刻印象，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所有的人在最尖锐的意见分歧中仍不失为亲密的朋友。在考尔斯委员会我受到在经济学方面的第四次教育。第一次是在高中时读书以及准备论战；第二次在芝加哥大学接受亨利，西蒙斯与亨利，舒尔茨的训练；第三次教育来自伯克利的统计学家杰西，内曼以及内曼与格里菲思?伊文思的学生们——特别是肯尼思，梅和罗纳德，谢泼德。考尔斯讨论的一个题目是保罗?塞缪尔森论“比较动力学和静力学”的著名论文（1941年），这与我从梅和谢泼德那里学来内容有密切关系，这篇论文为预言在经济系统平衡中的转变提出了一条有希望、有步骤的新途径。另一个题目后来被称为“鉴别问题”，亨利，舒尔茨曾向我介绍过。它处理人们试图从同样的统计资料中估算供求关系时所引起的统计意义的模糊。我在考尔斯委员会参加活动期间，马歇克和库普曼领导人们依据鉴别问题作了一些决定性的工作。我对这一研究项目的唯一贡献，是说明在一个系统中变量的因果排序的正式概念是能构造的，而且当系统完全被鉴别时因果排序是被精确地唯一限定的。这都是在我到匹兹堡以后的事了。考尔斯委员会中与鉴别的工作密切相联的另一项大胆的研究我根本没有参与：即建构大型的国民经济的计量经济模型。由于可用计算机来估算其参数，这些模型的规模迅速扩大。拉利‘克莱因对这项研究作出很多努力。第四个题目是“运筹学”，或者，如现在更为人熟悉的叫线性规划。这是库普曼战时关于安排油轮工作的副产品。关于这个论题的第一次全国会议是1949年在芝加哥召开的。库普曼在发挥这个论题的经济含义方面起了主导作用，而乔治，丹齐克发明了关键的计算技术——单纯型法。我还只是涉及一些外围工作，用线性规划技术来研究技术变化的经济效益。在我参加考尔斯委员会研究班时，我了解了一些有关宏观经济的知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名著《雇佣、利益和金钱的一般理论》最使我困惑，那本书全书都是文字而没有方程。但现在约翰，希克斯等人，特别是弗兰科?莫迪格利尼，出版了凯恩斯体系的数学模型，对这些数学模型我能理解。我渐渐懂了一点货币理论（莫迪格利尼和唐，佩廷金的货币论的特产），从而知道我根本不懂它（上述名著），而且我猜想其他经济学家也不懂。我至今还有这个怀疑。我积极参加考尔斯委员会的研究而不只是出席讨论班是因为另一件事，为了澄清我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教美国史课时思考的一些问题。我运用从梅和谢泼德那里学来的分析技巧写了一篇关于城市迁移经济学的理论性文章，它发表在《计量经济学》期刊上(Simon1947c)。就在那时，马歇克和萨姆?舒尔在计划搞一项有关原子能的经济学方面的大型研究，以确定大家都在宣布的“自由能”是否真实，以及原子能对生产力会有什么后果。马歇克吸收我，让我在关于迁移的论文基础上，写关于宏观经济学含义的章节。如果查一下舒尔—马歇克的卷宗，你会看到我们只预言了原子能适度的经济作用，一个在当时既不太流行又没有给出许多凭证的结论。我们受到普通的“卡珊德拉”（不被人相信的凶事预言者）待遇。虽然我们努力寻找了新能源有较大“触发效应”的可能性，但经济学资料和推理告诉我们，这种效应就是没有。从40年后的认识来看，我们的预见仍是对的。我参加原子能研究几年后有个很有趣的副产品。50年代初，通用原子公司在加利福尼亚的拉乔拉成立时，那里一些高层物理学家成员决定请在工业经济学方面的一位顾问对他们进行培训。物理学家爱德，克罗伊茨推荐我去。他是我以前在卡内基理工学院的同事，那时已在通用原子公司工作。我同意到那里去一星期。经商定，我要在第一天开一次讨论会，然后在办公室里与大家见面，以便那里的人来咨询。在讨论会上，我主要说，三四十年后这里很可能会有工业，但与此同时创办者可能会损失许多钱。他们并不高兴听到这一消息（虽然结果表明这非常正确），我在办公室待了两天，始终没有人来。我从星期一等到星期二，星期三中午我回到港口，租了一条小帆船，这一星期其余时间里我在圣地亚戈海湾航行。我的劝告本可能使他们省下人百万美元，我甚至没有要求分一份省下的钱。在考尔斯委员会那几年结交的朋友我从我与考尔斯委员会进行合作研究中得到的最有价值的礼物是结交了一批终身的朋友。这些好朋友中有的已去世，有的仍健在，而我最经常想念的是贾夏，马歇克和蒂埃林?库普曼。如果按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算的话，我与他们的关系并不比与其他人的更密切。也许我对他们的感情有另外的理由：他们的年龄分别相当于我父亲和我哥哥的年龄。但我更愿意认为我对贾夏和蒂埃林的感情与他们出众的人品有关。他们是欧洲人。和我父亲…样，他们高度认真地干事业却没有忽略生活的其他方面。他们对所有的事都持好奇心。对他们来说国家的健全是重要的。他们是那么高雅，他们温和的幽默背后深藏着对人类环境的严肃关注。50年代初，我从匹兹堡出差去招聘新教员时，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四角”俱乐部曾与马歇克一起共进晚餐，谈到了选拔教员。因为他在考尔斯委员会聚集了一群灿烂的明星，我就问他在选拔人员时他追求什么人品。他说：“噢，我挑选眼睛好的人”，我盯着他，心想“他说眼睛好是什么意思？”我说他在开玩笑，但他坚持说他看他们的眼睛。然后我开始想到阿罗那清澈浅黑的美国眼睛，库普曼冷峻的蓝色的北欧眼睛和莫迪格利尼尖锐的漆黑的罗马眼睛。他们确实都有与众不同的眼睛。从那以后，我想我在选人时有了一条自己的标准，智慧会闪耀在眼中。很久以后，在贾夏去世前一两年，我到洛杉矶虎尾巷小山上他的家中拜访他。我们在一起走了很长时间，走得很慢，因为他已经很虚弱了。我们进行了通常的争论，他表示他永不怀疑人类会最佳地使用理性，而我则捍卫我那有限理性的观点。这是我们一直在争论的问题。但他对我的强硬态度没有丝毫不耐烦，而是认真推敲着我的论据。与他争论总是这样：认真思考，既不动摇也不顽固。事实上我们的观点非常接近，因为他被同行看作是几乎与我一样的叛逆者，但他…直坚信有限理性必须在一个更广阔的最佳利用的天地里寻找自己的位置。最可贵的是，他的智慧与我们30年前初次见面时一样敏捷灵活。这两次见面之间还有一次与他会面，那次我表现得很拙劣。当时，我去康涅荻格的纽黑文，应邀与马歇克共进晚餐（那时考尔斯委员会已搬到那里）。在鸡尾酒会上，我为了让谈话热烈一点，提出假设计算机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它们可以像儿童一样接受抚养并获得人类文化。计算机—儿童与人类—儿童的唯一差别是前者不如后者那样易感染身体和精神上的疾病。要进行一次公民投票以决定未来的一代应是计算机—儿童还是人类—儿童，你将如何投票？屋子里变得安静而冷淡，贾夏的妻子玛丽安这个最热情、最真诚的人显然很生气。我想我会在吃饭以前被赶出饭厅。向人类的基本价值挑战，特别是这种价值观与纳粹分子反动的人类价值观靠得很近的话，这样的笑话是不能逗乐的，因为纳粹分子就完全不尊重人类生命，用人体做医学实验。我并不想让我的问题作为对价值观的挑战，而只是作为表达价值观的机会，但我显然触动了人类深处一根重要的神经。我急忙后撤，才享受到了晚餐。道义上的关心也是我与库普曼之间的关系的重要部分。我和蒂埃林最后一次谈话是令人心碎的。他刚经历一场大中风，只恢复了部分记忆和语言功能。我们在他纽黑文家中坐了…下午，谈了许多事。他一直耐心而平静地摸索着思考和谈话。我能逼真地想象自己处于同样的情境：抨击我周围的世界，为我的无能而怨天尤人。但刚毅平静是蒂埃林的本质，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有与他的这一次谈话。在这最后…次谈话的前几年，我们曾决定携妻子一起到什么地方待几天，谈论世界和平的形势。这是蒂埃林的建议，这不是因为他不现实地、乐观地认为他或我们两人能改变世界，而是因为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作贡献，即使这种贡献只是极小的——或许只是美好的信仰的表达。于是我们一起去普可诺斯度过了几天，在山上散步，享受着彼此间的友谊，寻找结束冷战的设想的道路。也许我把马歇克和库普曼写得像是非常严肃的人，其实他们不是的。他们热情而且友好。回忆我与他们一起度过的时光以及我们共同的朋友则充满乐趣——只有认真对待世界的忠诚的知识分子才会有的乐趣，而且也是一种意气相投的同伴不自觉的乐趣。我与蒂埃林专业结合点的基础在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了我们之间最深刻的差别。在我们都借助于数学来使社会科学“硬化”时，我们俩对数学的含义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一次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匹兹堡开会讨论“期望”和“不确定性”（见本书第10章），他在我家吃饭时我发现了这一点，并感到非常惊讶。那是1953年。这次谈话太让我吃惊，所以我确切地记住了当时我们谈话时的情景，我站在面对起居室壁炉的地方，而蒂埃林背对着它。数学对我经常是思维的语言。我不知道精确的含义是什么（阐明其含义是我今天的重要研究目标之一），但我能设法解释它。在解决一个问题时，我肯定不经常用词语思考，而是用较抽象的表征，它也许部分是图画或图表，而部分是符号。数学——这种非词语的思维——是我发现的语言。它是我用以产生新观念的工具。这种数学是相对不精确、不严谨，但有启发性的。必须核查用它得到的“解”的正确性。这是物理学家的数学或工程师的数学，而不是数学家的数学。在蒂埃林?库普曼看来数学是证明的工具，它是保证结论正确并能被精确推出的通行证。精确是根本的（我听到杰勒德，德布留表达过更加激进形式的相同观点；肯尼思?阿罗大抵也有这个想法）。我一直不能使蒂埃林相信，观念必须在其正确性得到保证之前先得出，而发现的逻辑与证明的逻辑是相当不同的。我很遗憾他没能活到现在，来阅读和评论我最近关于科学发现逻辑的著作。看来我们对数学的态度之间的有一条巨大的鸿沟，也许我们可以在这条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当然，他的观点在今天的经济学中普遍存在，我想这对经济学和这种观点盛行的领域是一件憾事。开始研究决策与考尔斯委员会的协作并没有削弱我对决策问题的专注，我的部分活动转向了新方向，而且把我带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科学中引人注目的进展的最活跃部分。列出那时诞生的一系列新思想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激动——对我们中曾经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来说则是再次激动。它们是运筹学和管理科学、博奕论、信息论、反馈理论、伺服机构理论、控制理论（这些控制理论和其他的一些理论集合于控制论大旗之下）、统计决策论、有程序存贮的数字计算机。这些新思想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决策是其核心。它们很快就产生了一种科学文化——科学家形成实际意义上的共同体，一个相互结合的网络。这个共同体几乎独立于他们各自工作的专门领域，它也无视于他们有不同的背景和训练。这些科学家来自物理学、统计学、经济学、生物学、数学、工程学、哲学，甚至还有几个来自心理学和政治学（第12章在讨论人工智能和认知模拟时，我将对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作更详细的说明）。我同时参与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工程学文化和考尔斯委员会的计量经济学文化，这使我早早进入了这个新世界。我在约翰，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顿的著作《博弈论和经济学行为》（1944年）出版前就学了博弈论。1944年圣诞节假期的大部分时间，我日日夜夜地读这本书，还写了也许是这本书的第一篇评论。战后计算机解密后，我以前在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以及在加利福尼亚使用IBM插件的经验使我很容易看到它们无限的潜力。统计决策论已是我研究生训练的一部分，我在伯克利时期已发表一篇有关这个论题的论文。运筹学技术成为我管理计量研究的自然延续。通过与我住在一幢楼的神经科学家格哈特，冯，博宁，我认识了名扬四海的心理生理学家和系统论专家沃伦，麦克洛克；通过考尔斯委员会我认识了伟大的数学家约翰，冯，诺意曼。恢复工程学研究1942年多萝西娅和我回到芝加哥后，我们常去看望我父母。密尔沃基离芝加哥只有2小时远的路程。1942年我父母有了第一个孙女。1944年有了第二个，1946年有了孙儿。这几年我与父亲的关系比以前变得更密切，因为我们有许多共同的专业兴趣。他邀请我去他心爱的职业家俱乐部讲原子能研究时我非常高兴，那是一个各行各业专业人员参加的每周午餐会。我还在密尔沃基工程师学会上谈过一次。1948年11月我父亲去世前不久，我有个发现深深触动了我。我哥哥和我都没有想过要从事父亲的工程专业，其原因含糊不清。是不是他自己放弃继承莱茵兰的葡萄园，也让我们免去了子承父业？我不知道。我逐渐明白了我在职业迷宫中遵循的路线是让我回到父亲的职业，这不仅仅因为我已选择在工科院校教书。我父亲作为一个控制设备的设计者，对反馈装置的发展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而我现在正开始考虑把反馈理论作为工具用于建立有关经济系统和组织动力学行为的模型。在他最后的岁月写给我的一封信中，父亲寄给我一些我需要的有关伺服机构的参考书。不久我把伺服机构理论（现在通常叫控制理论）用在关于库存控制和生产规划的论文中，从而能对理论作出一些贡献。20年后．我非常高兴地在《人工科学》（Simon1981）一书中印上我父亲1919年得到专利的一张伺服机构图。他获专利时我才出生3年。80年代我被选为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名誉会员，并收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子工程学院的哈罗德，彭德奖时，我判定我从我的事业一开始时就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工程师。145再一次从事行政管理研究工作在4年没有行政管理事务之后的1946年，我接受了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政治与社会科学系主任职务，开始了大约长达25年系主任和院长的事务性工作。但说接受并不准确。我告诉约翰，拉金，我想担任这项工作，他最后克服了不愿任命这样一个不知名的年轻人的思想：唐?史密斯伯格和维多克?汤普森也参与系的领导，我们一起计划我们的教科书《公共行政管理》，这本书1950年问世，用于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公共管理专业人员硕土生课程。因为我们没有时间顺利地进行关于组织机构的经验研究这一项目，我只是在我1949年转到卡内基理工学院以后才恢复有关行政管理的经验和理论研究公正的与不公正的竞争如果要说明我工作的那些年穿过迷宫的道路，我必须从崇高原则这个层次下降到世俗事务这一层次。人们已看到，我那作为一个人的自由价值观不管对我是如何重要，但它对我的职业生涯只有肤浅的影响。1942年我到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时，我对自己长期的事业计划还是心中无数。战争开始慢慢结束，我不得不考虑是留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还是寻找新的机会。我并未积极地找，因为我喜欢我的工作和同事，也相信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在亨利，希尔德校长的领导下前景美好。1946年我当副教授的工资是4600美元，这笔收入足以使我们和3个孩子在芝加哥大学附近的公寓中过舒适的生活。当芝加哥大学要考虑我时，我很乐意与他们讨论种种可能性。但助理教授职位并不吸引我，因为这含有降级的意思。第二年我发表了《管理行为》，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提升我为正教授，年薪为6000美元。我们几乎感到很富有。那时伊利诺伊大学在扩大研究生院，它将为我提供一个公共行政学教授职位，工资还要高些。直到我参观了厄巴纳的校园，并得知政治学系完全不知道研究生院的这些新计划时，我的心才有些活动。我并不寻求那种学术界的政治斗争，这点很好，因为整个研究生院一年后在伊利诺伊州议会的狠狠攻击下垮了。然而在商议我的职位时，希尔德校长又同意给我增加很多工资。这是我一生最后一次找工作，即使它还是半主动的。如同我凋到卡内基理工学院以后的很多次情况那样，如果人们来找我，我就听着并仔细考虑，但我的回答常是否定的。在我作出决定并通知来人后，我就让校方知道我已作出了牺牲，但我从不为我的工资讨价还价。这并不等于我天真或宽容。我知道我的才能销路很好，而且我的学校会不得不把我的工资保持在“市场”水平，如果它不愿看我被吸引走。也许激烈讨价还价会使我工资慢慢地增加一些，但花在讨价还价上的时间是得不到很多回报的。因此在小钱上我不去讨价还价，这将使我在以后的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并且避免了紧张。关于我的事业走什么路，还有两个比钱更重要的考虑：我对竞争的态度，在选择走这条路而不是走那条路时的准则。也许这是评论我所构想的游戏规则的恰当地点。从档案记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一直是而且现在还是一个有竞争心的人，除了学术工作的内心满足之外，我始终对与其他人在事业上的盲目竞争很敏感。一个有高度竞争感的人生活很艰苦。除非竞争是激烈而且公正的，否则赢了他也不会满足。“激烈”是容易定义的，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能力的现实估计使竞争者之间优劣的差距很大，竞争就“激烈”——差距越大，赢者越满意。“公正”就较难定义，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差距很大的情况下赢了比赛，这一定有原因。差距不是真正那么大，它只是看起来很大。当一个人实际上不是处于不利地位者而看来像处于不利地位者时是否就不公正？让我们从一些明显的差别开始：一个职业的赌徒为了谋生他要赢，他不关心公正，而且设法用各种方式达到不公正。把牌放在袖子里是一种我们其余的人都会谴责的方式，隐藏其骗人技巧，此人的道德是很有问题的。“公正”至少意味着诚实的发牌（不藏牌）或不故意隐藏一个人的能力。这些准则如何应用于科学生活中呢？我劝我的研究生选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这样如果解决了就关系重大），但他们得有一种秘密武器在某种程度上助其成功。为何要秘密武器？因为如果问题重要，其他与我的学生一样聪明的研究者将都设法去解决；我的学生只有掌握一些其他人所没有的知识或研究方法时才会得到第…。例如，在着手处理理解人类思维（这是第13和14章的话题）时，我与我的研究伙伴——艾尔?纽厄尔和克利夫?肖就有一种秘密武器。我们使用了数字计算机并有一个想法——从与计算机的接触中得到——它可以用作通用的符号处理器。格式塔心理学家没有计算机可予使用也没有这个想法，否则他们会写出第一个探索程序。1956年春，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已赢了这次比赛时非常高兴，我们第一次去阐明使人们能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符号处理过程。但我们利用了我们的个人知识以及私下使用了计算机，这算不算不光明正大？我们在赢得这种不公正的竞争中有什么功绩？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中看到科学中“公正”是相当奇怪的、甚至是相当任意的概念。比别人更精明不算不正派（但要肯定你没有自欺欺人）。比别人更努力地工作不是不正派。碰巧知道别人不知道的有关知识也不是不正派，甚至正好有世界上最有效的装备也不算不正派。尽管如此，在我们为自己设计的比赛中，我们经常在心中有一些不言明的公正准则，如果被违反这种准则，我们的胜利就被玷污。小时候我常利用我的智力在学术比赛中获胜，但不知何故感到比那些达到同样分数但智力稍差而花更大努力的人优越。因此当我不是以高中班上致告别辞的毕业生代表、而是以第三名毕业（不久后，在芝加哥大学的新生周考试中我还是第三名）时，我对我的名次并不感到烦恼，因为我知道我远没有那些获胜的竞争者付出的多。他们是取得的成绩超过标准的人。在我后来的生涯中，我当然不反对当“工作迷”，也没有因为要为这些成功去工作而不太喜欢成功。在高中时，人们并不喜欢书呆子，学习更刻苦而获胜是不“光明正大”的。在科学界没有这种框框。取得优越的成绩是成功的正常道路。然而我也许从没有完全克服耍小聪明（“瞧，妈妈，我多高明”的自负综合症）。不费劲而取得的成功特别使人高兴——但这很少有。为了自圆其说，人们简单地把工作重新定义为乐趣（不可思议的是它们通常确实成为乐趣）。但怎么看待差距大的比赛中居于劣势的人取胜特别让人高兴呢？回顾一下记录，我看到我在确立有利条件时总是很小心，常常做得像一个诚实的职业赌徒——如果这种说法不矛盾的话——利用我能发现的优点，从不避开我手中找到的合法的秘149密武器。在放弃可能的政治生涯的想法中，我感到我考虑的是我服兵役，而且是犹太人，这种考虑对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也是一件好事。但一方面我相当有意识地做一个处于劣势地位的人。我从来不相信我必须在哈佛、斯坦福或麻省理工学院赢得学术比赛。我在芝加哥大学当学生时，我们学校还参加十强足球比赛，虽然它很少取胜。校队的一个队员杰伊，伯温格参加全美比赛，尽管整个赛季每次比赛都输了，但无疑他的成就特别光彩。这是他个人的成就，那并不归功于他所属的组织。虽然我不信我有意这样想问题，但那是我的理想：没有明显来自家庭或学校的社会支持而获胜。那时可以肯定我已光明正大地获胜，而不只是靠利用优越环境这种暗藏的或不那么隐秘的武器。在我被名气更大的学校吸引时，我并不很情愿离开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在1949年我最终离开时，我感到在放弃帮助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提高学术名次的这场挑战中我有点不忠义。公正是一个棘手的概念。显然，赢得基因抽彩不算不公正——或者是关于智力的，或者是关于勤勉的；有经验或处于为人提供秘密武器的地位也不算不公正。要从像家庭或组织的威望中继承功绩就是不公正，这样来作区分似乎非常随便。我并不打算为此辩护。我只是说出指导我的事业、制约我在竞争中成功感的比赛规则而已。结果它们为我提供了一种有趣的可以获胜的比赛。趋向太阳讲竞争就把人们置于一种达尔文式的心情之中。那么从达150尔文观点来看，事业是怎么回事？特别是按照其惯例是如何作选择的？什么是达尔文式的迷宫？现代达尔文遗传学的中心概念是适应。它只是通过生物繁殖的速度来衡量，如果两个生物争着要占据同一个生态龛，那么相对的适应性就决定谁生存。适应方面的小小的差异只要经几代就能导致在繁殖成功上的巨大差别。如果用在二中选一代替两个群体间的竞争，用与选择结果有关的任何手段来代替适应，那么一个人要是重复面临某种选择（例如，是否要第二份饭），在选择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时，或然性方面的微小差异就会产生结果（体重）的重大差别。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特殊例子。象棋游戏的输赢可能以同样的累积方式来决定。特别是当好棋手的技巧几乎不相上下时，比赛很少因一着坏棋而输掉。而常常是赢家通过连续利用观察到的对手走棋选择中的小弱点来保护积累起来的优势。我们可以用一种比0.5稍大的概率来表示那个较好棋手的优势，双方每走一步，这个棋手都会更强一点。我们中的多数人没有中过百万美元的彩票或遇到过致残的事故，生活非常像下象棋。我们在面临的可选择的道路中间作几百次选择，这些选择的结果使我们发现自己在追求特殊的、也许是高度专业的职业、与特定的配偶结婚、生活在一个特走的城镇。即使我们指出一个单独事件是某一结果的“成因”，仔细查看我们所走过的路也会揭示出使这一关键事件可能发生的某些前奏或初步事件。这种有偏向的任意性极好地描绘了我自己对职业的选择。偏向虽然很小，但给出选择的方向。我想我经常有对解决科学中重大问题作贡献的抱负，但我开始工作时对科学的地理学知151识或我在其中的位置很少了解。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期，我确实想把注意力集中于重大问题：我勤奋地读名著，看了怀特海和罗素的书，努力学习沃尔特，皮茨和沃伦?麦克洛克把布尔逻辑应用于神经网络的工作（PittsandMcCulloch1943），并在一知道克劳德，香农关于转换电路的工作时(Shannon1938)就去钻研。机械计算器和IBM的穿孔卡片机使我着迷，因而我渐渐了解并开始使用它们；我想理解狭义相对论，并学习微分几何作为着手研究广义相对论的准备；我在冯，诺伊曼和摩根斯顿《博弈论和经济学行为》（1944年）一书发表后几周就读了它；我还连夜地看完了罗斯，阿什比的《设计大脑》(Ashby1952)。我对科学领域内最前沿的活动有灵敏的嗅觉，而我的全部选择都稍偏向于取胜良机。芝加哥大学对发展我的科学爱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我实际的研究生涯开始于一个学术冷门：公共行政管理。不管这一领域过去和现在对公众事务是如何重要，但它很少吸引学者们真正去理解它到底要研究什么，或怎样为应用领域建立理论基础。从科学规范来看，在公共行政管理（以及一般的管理）方面出版的许多书确实是令人困扰的。出于种种原因，主流社会科学家几乎看不到这一领域。即使研究工作者对行政管理以外的领域作出了潜在的贡献，好像也不会受到这一领域以外的人的注意。我的情况甚至更糟：我工作的最初3年(1936-1939)主要担任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中非常实际的任务。我大学时的第一个情人玛丽曾在我们的恋爱结束后很久去芝加哥看过我，她对我竟然会投身于如此琐碎的事表示吃惊。我回答说这是一种工作，而且是非常有趣的工作，迟早我会得到博土学位，进入学术界。但我当时确实没有为这种转折制订过什么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