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大成若缺-3

一次在大北窑，28路公交车上，因为人挤人打上一场架。一个人非说我挤他，我身后还有人，我哪控制得住？我觉得大家都是坐车的，他说这种话没意思，就反驳，结果吵上了。车到站了，那人下了车，还冲我叫嚣，问我敢不敢下来。大成若缺 第一部分 3.茬架（5）车门关了，车启动，都要开出站了，他还在骂。我忍无可忍，一下从车窗蹿出去了，售票员吓得大叫，司机来了个急刹车。我跑到他面前，问：“你叫我下来干吗？”他没想到我能下来，傻了。他平时多能打架，这时候也不能打了，因为被我震撼了。我几拳撂倒他，回头见车门开了，心想司机明白事理，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上车后，司机教训我：“小伙子有两下子，脾气可真够大的，得提高修养了。”那时代，交通没有秩序，马路上总有纠纷，好多人打架都是因为让道不让道问题。一次我走路，一个人停车，要停在我走的路前，不容我让他，还故意别我。我俩言语上冲突起来，他锁了车就要打我，我用了一个大成拳的穿心脚，一脚解决问题。他在地上疼得打滚，有个老头说：“你练的是大成吗？”我一惊，没想到此地有懂的。老头说：“别管你是练什么的，赶紧走，他的人来了，没你好。”见有公共汽车来了，我立刻上车，车刚开动，就见一伙人拿着棍子、铁锨冲出来了。我在公共汽车上坐了一站地，一到站就下车，往胡同里钻。公共汽车的速度毕竟慢，还站站停，容易被人追上、堵住。从此，我总结了一个经验：“在外打架，既然决定打，就不跟人论理，打了，就不停留。”因为在对方的地盘上论理，对方的人一个个都会聚上来。打了，立刻跑，是为了不给别人报复的时间。1981年，我有了小孩，抱孩子坐公交车去公主坟，坐到北京站时，有五六个人上车，他们是一块的。其中两人坐在我前头了。那时的年轻人，没有私家轿车，也买不起摩托车，上公交车都喜欢把车窗拉开，让风吹面，享受兜风的痛快。公交车的车窗大，两排座是一方玻璃窗，我这块的窗户开着，窗玻璃推到前面去了。前座的人坐着坐着，“啪”的一下，把自己面前窗玻璃推开了，用力特大，窗玻璃从前面飞速冲到后面来了，我的小孩手正扒在窗槽上了，正好斩上，痛得大哭，哭声惨透了。几个月大的孩子手上一道紫印，我想，小孩手指头多细啊，骨头可能都断了——想到这，浑身都毛了。我当爹的能干吗？就跟他们吵起来了，他们比我还凶，售票员比我还慌，劝我：“他们五六个人呢。”快到站了，我们双方都吵吵着下车打。一下车，我抡起拳头，不知怎么就那么勇，迅雷一般打倒两人，剩下的几个就不敢动了。被打倒的一个人从人行道摔到自行车道上了，可想我当时出拳的力度有多大，真是为孩子拼命了。谁想他飞出去，撞着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同志。这位女同志摔坏了，半天起不来。俗话讲“打架碰街坊”，我是觉得对不起她。看伤了无辜者，群众围着我们，不让走。看那女同志的伤情，没人围着，我也不好意思走。公安很快赶到，我那时候还是“一号人物”的打扮，大花衬衫、大长头发、大墨镜，公安一见这形象，先入为主地认为是我“流氓滋事”，先把我扣上了。售票员心好，说：“不是他！”车上还有几个乘客也给我证明，说了前因后果。我自己也解释：“斩上孩子的手了，我能不急吗？不是别的，是我儿子啊，才几个月大。要是你儿子，你怎么办？”还有一次跟司机发生了冲突，司机不知道犯了什么脾气了，还是技术实在不过关，连着好几个转弯、刹车，一车的乘客都给颠了，我离司机座位不远，就冲他嚷：“干吗呢！悠着点！”大成若缺 第一部分 3.茬架（6）没想到他跟我吵起来了，我是为一车人说话，自觉占着理，也不示弱，结果我俩越吵越凶。司机从此不停车入站、不开门了，直接把车开到总站去了。到了总站，司机吆喝了十几个人打我。那时正是我练武成疯的阶段，一点不怕，来了正好练手，我前冲后蹿，抡圆了打，立刻倒了五六个人，其他人一看，就不打了，调头跑开。打架的常态是，练武的人露两手，别人一看你会，心就慌了，往往跑了。你看着像是会的，也能让你猖狂。我以为把他们打散了，谁想到他们都去捡砖头了。这伙人不同，他们经验多，遇上会的，心一点不乱，知道要抄家伙。砖头来了，人也来得更多。我被堵到一辆公交车前面，知道没法打了，捂头蹲地上，后背立刻挨了十几下板砖。他们也知道不能打头，只往后背招呼，幸好那段时间我练八卦门的“铁背靠山”，天天后背撞树，后背出了功夫。常人受不了，非被打成内伤。总站站台等着坐车的人里，有一位海军军官，看到这场面，义愤填膺，大声喝止。打我的人打够了，住了手，海军军官却不干了，非要管这事，给交通队、公安局都打了电话。公安赶到时，海军军官还余怒未消，指着那帮人，告诉公安：“我亲眼见到的，他们那么多人打一个人！没有这么欺负人的！”公安了解情况后，对我说：“看你是会两下。”我说：“不会。会一点。”别人为你主持公道的时候，你的口气得软，不能再自傲了。我至今很感念这位海军军官，当人人都浑浑噩噩的时候，突然碰上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会觉得人类还有希望。八十年代的小偷，叫“佛爷”。因打架进了局子的，是勇者。偷东西进来的，没有地位。在班房里，勇者要和佛爷关在一起，勇者根本就不理佛爷，有时候还会打佛爷出气。但佛爷有个特点，不怕打。怎么打也打不坏，可能他们的基本功里有这个训练吧？进了局子，佛爷还盼着挨打，挨了打，说明打打就算了，没几天就能放出来，不挨打，则前景不妙，看来得判刑了。佛爷怕勇者，往往一片地方的几个佛爷，常年递小钱，供着一位勇者。有的是勇者硬要的，有的是主动的，那时代勇者多，佛爷没法全供着，碰上谁了，谁都要一笔，怎么受得了？维护住一个勇者，碰上了别的勇者，说自己是跟谁的，就免打放行了。现在的小偷看不出来，穿得比你还高档，男的女的都漂亮，气质也好，隐蔽性越来越强。改革开放三十年，各行各业都在演进升级。佛爷是原始版的小偷，挂相。看着又土又贱，斜眼瞅人，转速很高，真是贼眉鼠眼，脸色极差，不是惨白就是菜色，举手抬足跟别人不一样，怕冷似的缩着——这样的一个人，走到人群里，除了傻子，都知道他是小偷。佛爷多是家里几代穷，所以有穷贱之相。佛爷的手艺据说也是代代相传的，也有拜师、出师的一套规矩，各门有不同的绝活……我当勇者那会儿，都是给哥们帮忙，不是要称霸一片地方，空有勇者之名，从没收过佛爷，所以了解得不详细。佛爷因为挂相，一上公交车，群众都知道来了佛爷，各自警惕。那佛爷怎么还能偷上东西？因为都没有私家车，公交车上人贴人地拥挤，一挤起来，大家就忽视了，佛爷正好得手。小偷也有小偷之道，不与被偷者直接冲突，偷窃毕竟不是抢劫。但我遇上过一位猖狂的佛爷。大成若缺 第一部分 3.茬架（7）一次在长安街坐4路车，一个佛爷偷一位女同志的钱包，一车的人看见了，也没人说。女人自己发觉了，叫起来，大伙的眼光都很准，一块落在那个佛爷身上。但也没人管，因为佛爷掏出个环刀，戴手上了。环刀没有刀把，刀底下是个五指铁环，套在指头上一握，刀就顺着拳面挺起来了，抡起了拳头，也就用上了刀，十分便捷。佛爷拿环刀镇住大伙，还叫司机停车。司机说没到站，不好停，一停，非出交通事故不可。佛爷觉得司机说得在理，就等着车到站。我觉得这不是明抢吗？这佛爷做得也太猖狂了！我尤其看不得一车的人都被他胁迫着，大伙都没有尊严了。一路上，我就一点一点挤到后车门，等着。车到站，他前门一下车，我就从后门冲下去了。到底是佛爷，比常人警觉，我还没冲上，他就转身亮刀了。我冲势不停，闪过他的刀，蹲身一拳，他就倒下起不来了。车上的人下来了，围上佛爷就打，刚才他们也觉得太憋屈了。他们佩服我的胆量，说小伙子真勇，刀子要划到你脸上怎么办？我也怕划脸，那就破相了，但车一停，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冲下去了。事后我想，我怎么生那么大气啊？是我看不得一车的人都向歹人低头，把我的勇给逗出来了。这个猖狂的佛爷，也得到了猖狂的报复。在地上已经被打得不能动了，还被拎起来绑到电线杆上接着打，人给打惨了。公安赶到后，制止了群众，说：“都住手！治安有我们。”见义勇为的事，遇上了，就要做。一天我骑车过菜市口，一个人跑过去，一帮联防追，大喊：“抓住他！”我本能地就蹬快了，那人要蹿进一个胡同时，我追上了，跳下车就打，闪过他拳头，一掌落实在他身上。我的自行车摔了，他也跌上前面的墙，飞出来一把刀子落在地上。我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他不是向我抡拳头，是向我抡刀子。联防们追上来，把他按住了。一个联防对我说：“谢谢，帮忙了！”我说：“没事。”从地上拾起车，蹬上就走。对我而言，能帮上就帮上，帮上了就完了，绝没有要别人夸奖我、记我名字这回事。不管是打架还是维护治安，转脸我就走，谁也别记我相貌，以免日后相遇。因为我记不住小偷、歹人的脸，也别让他们记住我的脸。不怕报复，只怕报复时我没有防备。当街显威风，人人高看你，但人前显贵，多亏背后受罪。我是外面露了一手，回家更要加班加点地练。八卦掌步法实用，大成拳哪点好？在于发力，交火时能发力，一般人阻止不了，因为一般人都不会发力。群斗时，尤其要连发带打，光会打还不够，乱成一片了，碰上哪就要在哪灭敌，发力尤其重要。街头实战时，人很容易抱一块，还要懂得横摔之法。会了横摔，一般人都能摔出去，因为一般人防不住。一般人没有横摔的本能，下绊子、大背挎的纵摔是人的本能。他在意识上没有，他就防不住。突然一下，前后拉扯变横劲了，他就反应不过来了，脚下就无根了，必摔出去。我不是天生嗜好打架，打架还是为了追求武学。别人再说我练得多好，我不能自己骗自己，我老觉得自己欠缺，心里不踏实。欠缺的就是实战的经验，经验多，才能对祖宗传下的东西有真正的理解，才能发展。打套路、打沙袋，并不是武术的基础，武术的基础是起码二十场街斗的经验，限制性的擂台经验还要打折扣。为何看低擂台经验？因为规则限制、护具限制，跟实战的真实情况有距离，经验上打了折扣，到实战时，效果就打了折扣。甚至一些护具是违反科学的，保护不了你，反而更危险，比如头盔，说是防卫脑袋，其实容易产生内伤。因为头盔的硬度产生了震荡力，你觉得不痛，其实力往里面走了，伤了脑子。国际上的职业拳击手不戴头盔，就是这个道理。外行人设计了许多保护措施，实则是害人的。当然业余选手，也很难坚持下来，水平低，危害性不容易显出来，但一旦坚持下来，速度力量的水平上去了，必伤于护具。打成外伤倒好，外头流氓打架都用砍刀，死不了人，多是表面风光。用军刺就不行了，因为能扎到里面。外伤没事，别有内伤就得了，主要是胸窝、后脑、软肋处不受内伤便好。习武一定要对外伤、内伤的区别敏感，训练抗打能力时，两人相互往身上做拳，做着做着，感觉异样了，就要防患是内伤，赶紧到医院照片子，宁可浪费钱，不要浪费命。听到某某传人、某某大师的大名，我常有这种心态：“你才打过几次架啊？我不服。”练得棒，没打过架，对这种人我是绝对不服。善战者和善练者不同。八十年代初“严打”，是一号人物的，人人都要过筛子，主茬、勇者百分之九十几都被判了刑，连小学四五年级的凶手也拘了，几乎没有漏网之鱼，枪毙了不少。我早早撤出了茬架，回家满足自己的爱好去了。我不当一号人物，也没有害人、占地盘的劣迹，“严打”到来时，庆幸自己当初有预见。从七十年代到经济搞活，恶斗之风一直延续下来，屡经“严打”才止住。东北失业的人一多，东北斧头帮入了京，随后山西、河南、浙江纷纷有勇者入京，有经济纠纷就有武力斗争，他们相互斗，招来又一轮“严打”，枪毙了不少……一路走过来，知道这些事，现在社会稳定了，法律一健全，过去野蛮的一套就吃不开了。旧社会，练武人之间相互切磋，现在不能切磋，切磋一有伤亡，要受法律制裁。不能比武，虽然有点遗憾，但社会变文明了，还是好。大成若缺 第一部分 4.熬四关（1）师父张国盛说，练武人要熬三关，一关工作、二关对象（ 恋爱结婚 ）、三关孩子，熬过这三关，习武才能坚持下来。我这代人还多了一关，时代变了，困难时期，大家生活差，受困于钱，改革开放后，大家都挣钱去了，还是受困于钱。金钱最熬人，多数人把自己熬没了。我的生父叫田世起，会杂耍，会中医。教他杂耍的师父是谁，我没有记下名字，教他中医的师父姓李，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去李师爷家里拜见。师爷九十三岁，在他那儿看病，最大的忌讳，就是病人不能提西医，一说我这病西医怎么说，就拍桌子赶人。师爷有一套扎针灸的针具，最长的针一尺长。他把针具和一本清朝医书传给了父亲，书的纸已是咖啡色了，此书父亲临死前留给了我。杂耍包括魔术和杂技，我家的孩子都从小练功。一天早晨起来，姐姐练叼花，就是在板凳上安一朵铁做的花，她用嘴叼着倒立。她那时已经登台演出了，平时非常下工夫，她自己知道用功，也如此要求我。我还是个四岁小孩，练一会儿晨功，就说出去玩了，她嫌我没练够，一下急了，张嘴就要训斥我，结果铁花插到口腔里。她正倒立着，可想插下的力度有多大，顿时成了重伤。我扭头一看，板凳上、地上喷的都是血。我家的杂耍，来自于天桥。京城艺人多是从天桥出来的，京城的一些饮食也有天桥的背景。天桥在清朝就有社团了，在几百年前就形成了，是一段悠久的历史。天桥八大怪，就是这个历史里出来的人才。卖药是天桥八大怪之一。南城百姓娱乐之地是天桥，北城是什刹海。南北城可以互串，解放前只能南串北，不能北串南，南城的小混子可以入北城，北城的小混子入不了南城，入了要挨打。天桥的风流人物多，武行里有大刀王五。他是仗义之人，参与戊戌变法，是谭嗣同的死党，谭嗣同被斩首后，尸体是他偷出来的，后来去了山东。他在天桥是一个故事。我在程派八卦门的师爷高子英，据传早年也有在天桥的经历。天桥摔跤的宝三享有大名，那是摔跤成精，脚下有真活儿。宝三之前还有人，据我小时候听的，叫宝全。总之，天桥的历史厚，代代出人才，相声大师侯宝林都是天桥造就的。我小时候，父亲带我去过侯宝林家，让我叫侯大爷。天桥的艺人之间，关系密。艺人靠自己本事活着，耍一趟就有一趟钱，没有吃不上喝不上的，出手也大方。他们有时候去外地表演，当别人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艺人们回京，手里拎着土特产，还会从火车站雇小轿车回家。我小时候跟父亲去外地回来，就坐过小轿车，而有的跟我同龄的孩子，平时想吃白面馒头都不容易。天桥出人才，也出流氓，天桥有八大怪，也有四大霸。不单天桥，过去有个地方叫金鱼池，玩鱼的人聚在那儿，大流氓也聚在那儿。六○年前后，流氓地痞聚集在果子巷，俗话说“闯不进果子巷”。哪哪都有欺行霸市的，那也是一个天下，流氓地痞有他们的天下，艺人也有艺人的天下。后来政府整顿金鱼池、果子巷，立刻没这两地方了。天桥历史厚，得一步步改，几百年历史得一点点灭，如北京的平房，不是一下全拆，三十年一点点没的。第一步把大流氓枪决，第二步规范化，第三步干脆取缔。大成若缺 第一部分 4.熬四关（2）天桥成立了杂技团，团长叫杨晓廷，由他规整天桥的杂耍旧艺人，培养新艺人。杨晓廷随和、热情，尊重我父亲，我家困难的时候，还主动问过有没有难处。多少年过去，也能把我认出来，能叫出我父亲的名字，说：“我跟你父亲是老熟人了。”我小时候，北京城墙还留存了大段。记忆里，是1965年要给彻底拆了，市民被号召参加劳动，主劳力一天给八毛钱，帮忙的给五毛钱，妇女给五毛钱。我父亲也去拆了，挣这个钱。我是小孩，没力气干，但也到工地上看热闹，场面十分壮观。我四岁开始练功，没练几年，“文革”开始，杂技团都解散了，更不准私人卖艺。我家的魔术道具多是清朝的古物，当然被抄家，院子里的大鱼缸、大变活人的道具也被毁了。那时居委会的权力大，居委会不让练杂技，我就去上小学了。每天上学，小孩们都要到教室里的毛主席像前请罪，检讨自己平日的私心和历史的污点。我的历史污点，是练了几年杂技。但我检讨归检讨，由于养成了习惯，不练浑身难受，每天放学后，还偷偷练。居委会的人看到，会说：“那小孩怎么还练？”有好心的大人帮我解围，说：“没练，他是在玩呢。”剧场里没有了演出，艺人成了无业人员。父亲就私下卖艺，在北京的宣武、崇文、东城、西城几个区来回串，见街上没有联防，就敲锣来上一段小魔术。如果碰上联防，便要罚款，一天白干了，人还会被关两天。夜里父亲没回来，我们不会着急找，知道肯定是被关了，起码有地方睡觉，不会太担心。联防人很多，人人很尽职。上街卖艺，要一帮人围着，看热闹的多、给钱的少，还要敲锣打鼓，目标太大，招来了群众也招来了联防。一度无奈了，但父亲是能人，难不住他，带着我们做小刮挠、水泡花、桃碱块。小刮挠是用来给黄瓜、萝卜削皮，给土豆削丝的。水泡花是纸花，彩色纸剪的，放在水瓶里很漂亮。瓶子都是街上捡的，塑料瓶子、玻璃酒瓶、药水瓶子，挑造型好看点的。碱块是洗衣服用的，用模子把碱块塑成桃形，还染上红、绿、黄等颜色，所以叫桃碱块。做得这么漂亮，因为要讨家庭妇女的喜欢，她们喜欢，就会买了。卖时还要唱出一套说法，我小时候唱过。做小刮挠，得用竹子、铁皮。那时候，街上乱扔东西，用过的木头包装箱常见，我们就取下包装箱上的铁皮条，用剪刀、锉子刻出一个个小口，可以用来刮蔬菜。铁皮不花钱，竹子得买。买了竹子，在水里泡软了，再用镰刀刮出形。软了，是为了刮时不开裂。将铁片安在竹片上，一个小刮挠就做成了。我做小刮挠，手上的皮都磨烂了。叫卖，得拿蔬菜刮，向人展示我们的刮挠好使，每天都刮出一盆丝和皮，回家我们就吃这个，卖小刮挠的时候，家里就没吃过成块的菜，都是丝。卖刮挠，就是走江湖，江湖上都要唱。我家老爷子唱得棒着呢，一边削萝卜皮，一边滔滔不绝，听着让人喜兴。可惜，这些唱词，当年我没学，现在也回忆不起来了。走江湖，就会碰上捣乱的。有人拿着蔫萝卜、蔫茄子来，说：“别夸口，试试这个。”皮都是软的，怎么刮？面对故意刁难，我父亲就用江湖话应付，什么“来了您这宝地……”一类好话，说得捣乱者不好意思了，就没事了。而且父亲有特殊手法，蔫萝卜到了他手里，也能刮下皮。大成若缺 第一部分 4.熬四关（3）这些人好对付，毕竟都是江湖人，你服软，就有活路。但遇上联防，这一套就不灵了，服软不服软，都是扣车圈人。联防在老百姓嘴里称为“吊吊马”，说今天没遇上吊吊马，是走运，晚上人没回来，就是遇上了，别人问：“你爹怎么没回来？”孩子回答：“吊吊马关了呗。”父亲常被抓，小贩们管挨打叫“折扁”，问：“折扁了没有？”是问挨吊吊马打了没有。这个行话流传到老百姓中，流传至今，“扁一顿”就是挨了一顿打，“欠扁”就是欠打。除了折扁，还有文明批斗会。文明，就是不打人，让你低头，脖子上挂个大牌子，写着“投机倒把分子×××”，群众围着看，觉悟高的人怒斥你有资本主义思想，蔑称你为“倒爷”。带“爷”的都是蔑称，除了“倒爷”，还有“膀爷”。那时代热天没空调，北京男人就家里家外都光着上身，光上身叫光膀子。到了晚上，家里热得待不住，就光着膀子，拿个扇子，到大街上纳凉，树底下坐一片，南城尤多。“膀爷”让文明人耻笑不文明，说到底是因为穷。“倒爷”名为投机倒把，其实是为了生活。不能做艺人，也不能做倒爷，于是父亲做了“板爷”。板爷是拿平板三轮车拉私活。父亲的三轮板车是自己做的，车的配件一半是买的一半是捡的。父亲心灵手巧，做成了两用的，放下是平板，掀起来是个座位，可坐两人，到火车站拉人，一人五毛钱。我的个子小，父亲蹬三轮，我在后面推。父亲教我认路，将各个旅馆给我指清楚，以备我长大后，能独立拉活儿。我天生个子小，有个板爷的孩子，比我大不了几岁，天生个大，腿长能蹬车，给他父亲帮上了大忙，我很羡慕他。车不敢骑回家，怕被街道扣了。之所以发明成两用车，要装上一个平板，不是为了给家里拉煤、拉白菜方便，而是平板放下来多少有伪装效果，乍一看是家用的车，不像拉客的。但还是不敢骑回家，居委会的人很细心，万一对车感兴趣，多瞧两眼瞧出破绽，肯定没收了。所以我跟父亲拉了一天活，夜里还要走回家，车存在永定门的熟人处。拉客一天能挣五六块，好了能有十块。但千小心万小心，父亲还是被吊吊马抓了，在永定门遭到文明批斗会，被说成是“永不悔改的板爷”。父亲没辙了，当时生活困难，居委会有“人人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鼓励有农村关系的城里人回乡，父亲骑着三轮车，带我回了昌平老家。我在农村小学继续上学。我们兄弟姐妹就此离散，其他人跟着母亲留在城里，另寻活路。父亲患有肺痨，还乡不久，便过世了。父亲死后，三轮车成了我的传家宝，用来拾粪了。粪是庄稼的肥料，向生产队交粪，可以计算工分，顶替田间劳动。生产队收粪的价格为六分钱一方，一方是一米见方。下田干活，好劳力一天七八毛钱的积分，我一天是八分钱。我不愿意让生产队长管着我，宁可去拉粪。天蒙蒙亮就出来，从昌平老家向北京方向蹬，一路拾马粪、驴粪，出来得要早，农村人早起拾粪的多，不早就被别人拾走了。最长的一次从昌平蹬到了北京德胜门，来回骑了一天一夜。拉粪一年多，每天都是一车粪，等有了返城的可能，我又骑着三轮车回京了。朝阳区有个养牛场，叫中阿公社，在酒仙桥，一天收一千公斤的草，收的价格是一公斤草八厘钱。那时北京野地多，草很厚。大成若缺 第一部分 4.熬四关（4）三轮车又派上了用场，我蹬着去割草了，过上了割草为生的日子。我还捡橘子皮，蹬着车满胡同、大街上转悠，见有人扔的橘子皮，就放车上，回家晾干。等攒了一麻袋，卖给药店，价格是一麻袋六七块，但攒这一包不大容易。母亲已经改嫁，我找到母亲，随了继父的姓，从此跟兄弟姐妹又聚在了一起。我的生父会中医，继父是中医世家。解放前，民间会中医的人多，跟打算盘一样，可算是普遍性的一技之长。这些人在解放后，有的走入了医院，做了国家的医生，多数人还是在民间，叫做“游医”，我的生父、继父都是这样的游医。家里就是诊所。在这样的家里太烦了，来的病人没有断的，天天晚上都是满屋人。北京中医学院的学生也总来，泡在我们家里增长实践经验。我在继父家，过不上正常的家庭生活，没有独立空间，简直烦死了，但就此受了医学的熏陶。来家里的病人多，不帮忙也得帮忙，我由帮忙打下手，到独立给人号脉开药，实践了中医。年轻人贪玩，继父给医学院学生上课，我也跟着听，听着听着，没兴趣了，就溜出去练功了。我从小养成了练功的习惯，到早晨五点准起来。这么多年来，不管经历了什么，就是有一样，我没断过练功。长成青年了，我不愿总待在家里当帮手，出去找工作了。开始做了很长时间的临时工，三月半年就换个单位，在工业局、电镀厂一类单位待过。没工作了，就又蹬三轮车去割草卖钱。当时朝阳区劳动局的处长夏宝山很照顾我，劳动局不让青年人成为闲散人员，就算没的干，他也给我安排上闲置，在理论上不让青年没有工作。我有一次分配在友谊商店的机会，友谊商店卖出口转内销的紧俏商品，是个青年们羡慕的好单位，抢着去。去友谊商店的名额，开始说有我，最终没有我，分配我去一商局，做了服务业。我在单位先做临时工，经过考察期，转成正式工，总共干了十一年。赶到改革开放，号召人们下海经商，我就响应号召，辞职了。单位里大多数职工不敢下海，主要是观念转不过来。我在观念上没有障碍，因为我在艺人、游医的环境中长大，相信一句老话“好汉不挣有数的钱”。在单位，一辈子怎么样，一眼看到底了，下海了，或许有更大的发展。能诱惑我的，没有具体的，就是“未来”两个字。人们不愿意下海，主要是看上公费医疗，生了大病，药费不用愁。所以工资挣得再少，想到药费的保证，心态也平衡了。我也考虑到了这一层，开始我办停薪留职，就是不工作、不要工资，但人事关系还保留在单位，生病有公费医疗。单位不给办，我索性就辞职了，当时有股自信，觉得走到哪吃到哪，才是有本事的人。没有保证，就凭自己了。我先卖水果，后卖菜，生意顺时，一天能挣出原来一个月的工资。那会儿挣钱凭体力，有体力就有钱挣，干什么都能挣钱。我办了个体营业执照，办个副食商店，现在叫“超市”。但个体户叫人看不起，在老百姓里信任度差，我一度开商店，在胡同口建起来，胡同里的居民路过，一看就议论：“不行，别进去，个体。”这是大家眼光的问题，等日子久了，见我的货不欺人，也买得多了。我的人生经验是：“不管什么事，是事想开点。”大成若缺 第一部分 4.熬四关（5）“文革”期间闹串联，为了理念不同而争执，成帮打群架；改革后人人抓钱，为了钱而争执，还是打群架。那时候，谁都想“拔份”（ 称霸 ），我一度做服装，到西单练摊，看着所有摊位一个个的都有霸气，平时争货、争摊位，常有矛盾。当时北京流传的话是“卖服装的没好人”，我开始不懂，渐渐看出了门道，当年打群架的顽主，多是最早一批下海卖服装的，他们仗着旧日顽主的势力挣钱。商场里的风气，老板横的，看摊的售货员也横。两个摊位发生了矛盾，双方老板来了面谈，叫“盘道”。盘道主要是看认识不认识，有没有共同的熟人，否则就开打。我曾盘过一次道，起因是几厘米。每个服装摊前都有塑料模特，套上服装展示，隔壁摊位的售货员把他们的模特向前挪，非要比我的摊位模特突出，压我们一头，我的服务员看不过，就把我们的模特也向前挪。两个服务员斗上了气，争相前挪，最后把两个模特推到过道中间，客人们都没法走路了——这就肯定要打起来了。当天没事，第二天我来商场，见对方还没动静，就去商场后面的饭馆吃饭。吃了饭，我回去，走到商场门口，对方老板带着五六个出来，正好撞见我。他们已经在商场搜了一圈了，我的售货员吓坏了，事后向我形容：“一瞅，就阵势不对。”老板显得特别客气，一见我就说：“你吃饭去了？”人家客气，我也客气，说：“您也吃饭去？”老板说：“不，我找你。”他说聊聊，就带着我往后面胡同走。一进胡同，发现胡同里等着七八个人，他身后带的五六人把胡同口堵上了。他们都穿着皮篓儿（ 皮夹克 ），迎面的一个人把皮篓儿撩开，见里面斜十字地插着两把刀，还做了一个开枪的手势，表示腰里藏着个搂子（ 自制铁砂手枪 ）。我说：“多大的事啊？你用搂子，就不漂亮了。”身边的老板一下搂住我后脖梗子，说：“听说你挺霸气？”搂后脖梗子是有用意的，一手搂住你脖子，你跑不了，他另一只手随时可以掏匕首抹你的咽喉。他搂我，我也马上搂他，虽然我没匕首，但一搂，就表示我也懂这个。我知道搂子都是摆阵用的，不会真开火，因为开枪，事情就闹大了，公安必追究。今天不会挨枪子，但可能避免不了“破血”，就是被捅一刀。我做好了破血的准备，口气反而硬了，冲着老板手下吼，说他们的搂子没用，我空手也能给老板破血。老板见我这么硬气，不知我什么来路，说：“你新来的，不知道规矩。”我说：“你对我也不了解。”他说：“摆阵，是不知你底。”我说：“你也不用知我底，先搞清楚咱们来这是干吗来的，来这，是玩钱来了，不是玩命来了。”他说我说得在理，就让人散了，我也表态，说昨天的事过去了。我们先后回了商场，一层楼的人都知道我被堵了，觉得我肯定挨打，见我回来没伤，觉得我来头不小。更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的底了，在这种地方，越神秘，越安全。那时候欺行霸市的多，跟茬架时代一样，还是人人争做一号人物。但你有再多的人，也不要欺负浙江人，因浙江人心齐，男女老少没有不上手的，后继力量太大。一次我去上货，遇到一个北京痞子撮了百十口人，在浙江人商区摆阵。北京痞子本就张扬，摆的阵大，更是有不可一世的气势。大成若缺 第一部分 4.熬四关（6）他这一方开始胜了，没两分钟，只见坐在旁边的闲人都站起来了，随后整片的人都出来了，男女老少手上有什么就抡什么，局面顿时逆转。我当时骑自行车路过，车上有两个上货的大塑料袋。浙江人认为我是个路过的，跟这伙北京痞子不是一块的，就没冲我来。如果没这辆自行车，我肯定挨打了。在我车前头，就有一个人被铁棍打倒。离开这地方的时候，我随便一瞥，瞥到地上落了一只耳朵。还有一次，遇上有人开“小面”（ 小面包车 ）来打架，车里的人都拿着铁棍。等着对方出来时，开“小面”的人在驾驶座里犯了癫痫，努着眼睛抽搐，别人不会开，就把他抬出来，拦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不敢拉，他们就吓唬司机，要把他拉出来打，司机只好拉了。批发的、零售的全都会打架，倒美钞的人也争地盘。想在这条街上换美钞，就得把先来的打跑了。一见公安赶来，打架的人立刻四散，抓谁呢？没法立案。所以打架受了伤，都是私了，赔钱了事。一般情况下，摊主、店主真打架的少，和谈的多。来的超过十个人，就打不起来了，那是在摆阵，一盘道，一定有都认识的熟人，相互给面子，就和了。如果来的是三四个人，则凶险，肯定打起来，来之前怎么配合，谁堵门谁先出手，都算计好了。上百人是乌合之众，三四个人才能有配合。所以一见对方是三四个人，要赶紧跑，被堵在店里，就没活路了。我给服装上货，天天骑自行车从动物园到木樨园，来回好几趟。商场有规定，同一个大厅里各摊位的服装，不能同款。你上的货，到了商场，发现别的摊位已经有了，你就不能卖了。这时候肯定要打了，打赢的一方才能卖这款衣服，这叫“追货”。有的人每次上货都提心吊胆的，祈祷别有同款的，取一批衣服，就把自己的命赌上了。我知道这情况，既不想打架，这种架也永远打不完，得用谋略来化解武力。我扩大了经营范围，在好几个商场都租了摊位，从而避免了追货纠纷。在这里同款了，我就挪到别的地方卖，几个摊子相互调，所以我不怕上货。上货是危险的事。许多人从广州上货，北京人去广州拿货，常遇上北京没有的骗局。比如拎着货袋走在路上，发现路上有个没主的袋子，想要捡便宜。你一看，就会冲出来一帮人，说你偷东西，暴打一顿，把你的货抢走了。见地上有一沓钱，你用脚钩着自己的货袋，弯腰一捡，你脚上的袋子一定叫人抢走，随后就有十几个人围上了，掩护抢你包的人逃走。北京人去广州，吃亏吃多了，后来总是多人搭伙，相互提醒不要上当。我从一个小衣架开始，到有了柜台，最后承包了一层大厅，出租摊位，其中最不好的位置没人要，我在那自己摆个小摊，一米的地方也不让它浪费。承包楼层时，我有过一件壮举。我下面一层的大厅，开的是游戏厅，人员复杂，红男绿女的，总出事，商场就要收回这一层，不出租了。这层的摊主们不愿意搬走，敲锣打鼓地闹。商场管理人员都躲了，而这时候我出现了。那场面有一百多人，我一个人去了，跟他们讲理，不让他们闹。商场管理员都特感动，觉得我大胆，帮了他们的大忙，说：“大哥，您可真胆大。我们都躲，您能出现。”我说：“别感动，我不是为你们，我是为我自己。”大成若缺 第一部分 4.熬四关（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