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著名相声演员》作者： 郭德纲

序：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说相声2005年底2006年初，大批的媒体纷拥而至，把我和北京德云社抬到了一个风尖浪口的位置上。这一切既有好处，又有不利的地方。好的一面是让很多人知道了相声还在以这样的一个形式生存着，很多人知道了郭德纲、于谦、何云伟等原本默默无闻的相声演员，我们被抬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上。当然随之而来也引发了一些争议、矛盾以及种种的不快，但是抛开这一切不谈，我们为相声能有如今小范围内的苏醒，为我们所做出的这一切，感觉相当的欣慰。有很多人看到我们今天红了，火了，德云社演出一票难求了，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这十年走得如何艰辛。台湾导演赖声川有过经典的系列相声剧，《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又一夜，他们说相声》《千禧夜，我们说相声》，这些作品含泪带笑地表达了对传统的眷恋和对忘却传统的批判，将早已风干的斑斑泪渍收集起来，勾画成一张张苦涩的笑脸，一度唤起了台湾岛民对祖国根文化的回忆，这些相声剧用相声写相声的祭文，再三地问道：到底谁来说相声？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说相声。从95年开始，我们从零度做起，一起到2005年底，我们做到九百九十九度，媒体的朋友们开始举着火把来，这火把一下把我们点到了一千度。从此我们也陷入了是非与矛盾之中，直到今天。不过，我们还在说相声。第一章：非著名相声演员津门学艺人们都说这说相声，最好是家传，父一辈子一辈，如果出生于这样的相声世家，那可能学起来也会方便一些。这首先就是艺术上有那个氛围，父辈会给你讲。其次，你还有个背景，有个靠山，那样江湖上就没有人敢欺负你。这两点在我身上，一点都体会不到。我家里面没人干这行的，上数多少辈都数不出来，都是正经人出身——当然，说相声其实也是件很正经的事——没有做相声这行的。我父亲是警察，在他心目当中，其实并不希望我做这一行，因为很多演员都有犯罪史。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亲自提取审过很多相声名家。在他心中，相声这行是和犯罪联系在一起的，不愿我干这行。可是也很凑巧，他做警察，我倒因此有了很多和相声接触的机会。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我父亲办事也就带着我。他负责的管片有各种剧场，办事的时候就叫我“别动啊，呆这儿！”于是在那个时候，我就不知不觉地接触了很多艺人，说书的，唱戏的，三教九流。当时他们也不会对一小孩多加理睬，我就是在那地方看——直到现在我都认为这种熏陶对我的演艺生涯很重要。设想一下，要是从今天开始大街上每天放某一种鼓曲，放上三年，保证人人都会唱，这道理不服还真不行，样板戏的年代是个人都会唱，那就是给熏的。我也就是那么给熏出来的，当时天天在剧场里面混，听书啊，听大鼓啊，听各种曲艺，不知不觉中就很喜欢上了这一行。没事的时候我就喜欢模仿，唱上一曲，说上一段。记得当时有一种戏曲连环画，就是拍了照片再出成的那种小人书，尤其是那些舞台剧啊之类的，我就特别喜欢看这种东西，最感兴趣的是京剧《秦香莲》里“驸马爷近前看端详”一段，后来买过一本小人书，上边的图案是京戏《秦香莲》的剧照，下边是故事简介，也有唱词，我就经常照着那底下的唱词哼唱起来。我父亲虽说不喜欢这个行业，但他也不阻止我。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大部门时间也很严肃。直到今天为止，我跟我父亲说话都觉得有些拘谨。虽然现在经常有些警察不怎么令人满意的话，但是当年我父亲称得上是真正的一个好警察。我小的时候，他帮助人家办事，都是很中规中矩的，我们家里人从来不会拿人家送的东西。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回有人托我父亲办了个事，后来为表感谢就给我家送来了一箱苹果。当时我父亲不在家，我们家人都知道是别人送的东西，都不去动。等父亲回来，这苹果都烂了，我父亲又买了原样的一份好的，带了这份烂的，两份给人家送回去，告诉人家说：那烂的是你买的，我这新买的，还给你。他就是这么一个看来很不通人情的人。当时我所见过的俱乐部、文化站的演出，对我都影响很深。那会有唱戏、说书、大鼓、相声等各式演出，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我印象很深。我很小的时候就能看到一些当时专业的像刘文亨先生等著名的相声演员专场演出。还有河北梆子剧团啊、京剧啊、评剧啊都看，看了很多，所以这些东西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叫小五的朋友，顺着也认识了他的父亲，评书老前辈高祥凯高先生。认识之后呢，因为跟小五是好朋友，小伙伴，两人老在一起，也就经常到他家去。我很喜欢评书，他父亲也很喜欢我，于是我就跟老爷子开始学。这是我最早接触曲艺。当时是学评书，但是却是以相声开蒙的，也许这也就注定了我这一生要和相声发生关系。当时我学的第一段作品是五行诗，五行诗是传统一段一段的文哏作品，要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来作诗，其中涉及到很多的古人。我后来想为什么高先生给我用这个开蒙，肯定是为了让我一个全面的锻炼。一是炼嘴功，一个炼身功。因为这五行诗需要很多动作，刀枪剑儿啊，同时还要注意人物表情啊。这段说起来还是很痛苦的，因为它很单调，它并没有像孩子想的那样很幽默诙谐，这个练功是很刻苦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乐趣。一个固定的动作可能要重复上百遍，也未必过得去。比如说金锤，上下翻金锤，比划着，攥着两把锤子，两个锤头在前面。他给我找了两个啤酒的瓶子，这样举起来，还要求两个瓶子口要朝上，就是方向要对着。学文官武将撩袍端带，有时还要披着棉被扮董卓。当时总感觉很痛苦，但是今天想想，受益匪浅。所以如今我也这样教我的徒弟们，看到徒弟们大热天披着棉被上院里站着，痛苦地呲牙咧嘴，我就忍不住暗暗生笑，仿佛看到当年的我一样。最早跟高先生学习的时候，我还很小。总是每天早上，我父亲骑着车带我到他家去。路上要带一张《天津日报》，到家去帮着高先生收拾屋子，服侍他起来，沏上茶，听他这说，我在旁边学，很象是旧时徒弟到师傅家学艺的情形。再后来我又认识了常宝丰老师，也曾经去过常宝霆先生的家，陆续有很多老师都教过我。我逐渐长大，会骑车了，于是我就从家住的红桥区骑车骑到体院北，到常宝丰老师家去学相声。幼时学艺的时候，我每天早上要去喊嗓子，练声儿。我住在红桥区委的后面。红桥区是天津的一个区，家门口不远就是一座桥，受文革的影响，那时叫红卫桥，现在叫子牙河桥。顺着这个桥的桥边，我就一直向西走去，天不亮就去，站在河边喊嗓子、练声，把会说的都说一遍，会唱的都唱一遍。现在想想，有人说郭德刚嗓子为什么好，估计这跟当初练声是有关的。当时练的也都是基本功，说的东西，有《报菜名》啊、《八扇屏》啊这一类的，以诵说见长的东西，练你的唇齿喉舌。另外唱的就是自己会什么就唱什么，喜欢的京剧啊，评剧啊，鼓曲啊，都来一遍，当时自己也觉得这是一种乐趣。我唯一的乐趣可能就是相声以及和相声有关的戏剧啊、曲子啊、鼓曲之类。直到现在我也不会踢球，也不会游泳，各种球、牌，我都不会，曲艺就是伴着我成长的年少时的乐趣。现在回想起来吧，那段经历对我来说不可缺少。如果没有当初的那一段下苦功夫，不会有后来的我。我自己也是挺喜欢这一段经历，因为我这人活得挺单调，包括一起玩的小伙伴们也不是很多。有限的几个朋友也是喜欢相声啊戏剧什么的，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直到2004年，我拜师侯耀文先生。实际上这个学习和练习的过程一直没有间断，也一直没有停歇。提到曲艺，其实在中国来讲各地其实都有，它有别于戏剧，更多的是像那种单人的说唱，表现力极强。一个人两个人就是一台戏，远自东北近到闽南啊广东啊这些两广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曲艺。我所接触的无非就是华北地区的，确切地说就是京津一带的曲艺文化。小的时候我长在天津，后来发展在北京，这两地的曲艺是互通有无的，无非就是两块，一块是唱的，一块就是诵说的。诵说的这块是以相声为主，相声、评书、快板书、山东快书，这是说的。其他的是唱的鼓曲类，京韵大鼓、西河大鼓、梅花大鼓，单弦儿、乐亭大鼓，还有北京琴书，兴盛时期据说也达到上百种。但是今天连诵说带鼓曲加在一起也就有个十几种。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好多曲种随着艺人的消亡，逐渐逐渐的就消失了，相当可悲。现在我们有些艺术形式只掌握在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身上，他去世的话那么这门艺术就算完了，所以这都是很悲哀的。在我小的时候，天津这种演员有很多，著名的像骆派的京韵大师骆玉笙先生，刘派的筱岚云先生，白派的阎秋霞，这些个老师当时都健在，而且都是各个流派执牛耳者。当然现在就都不在了。那会儿这个天津的小茶园儿也很多，我夫人也是唱京韵大鼓的，也曾经和这些名家门问过艺。在天津当年也很有影响，北京地区相对来说，曲种要更少一些，从艺人员也要少一些。到现在曲艺团已经改企业了，改企之后据说也都不很景气，面对这种情形，我经常会很难过。从上个月起，我们德云社自己成立了鼓曲的演出部门，赔钱我也要干，从各地去请有关的人员，力争能够恢复一下。单凭我自己，我知道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当是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儿，为中国曲艺的传承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吧。其实这些曲种对我来说影响都很大。鼓曲和相声其实就是一回事，所以都统称为曲艺。作为相声演员来说，这些都是我们的营养来源，我们都得去学。西河呀京韵哪，这些我从小就喜欢。我们在表演过程中也会用到，用的不是很多，我们也就是点到为止。但是要求精益求精，完全象人家专业的鼓曲演员那样，那也不现实。人家专攻一门，我们要学得很多。我平时比较喜欢这一类。我小的时候就是录完音以后回来扒唱词，当时用那小日记本，一本一本掇起来，把它装订起来。有一天我无意中翻捡东西，这些小本被我找了出来，竟然还有很多，都是以前扒的唱词。现在看我那么小的时候写那些歪歪扭扭的字，内心很是感慨。但是我相信自己的今天得利于早年的这些功夫。在我小的时候，好多人觉得我很奇怪，为什么人家都唱歌，唯独我好曲艺这些。大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和我说不到一块儿去。别人都不懂，我跟别人聊我也听不懂。别人说唱歌的，我到现在连一句歌都不会唱。可是要谈起曲种什么的，我不敢说都好吧，最起码敲着鼓拿着板拿着键子，我也能假模假式地唱下一段来。我还真的要感谢当年的这份私爱，相声演员离不开这个，这是必须要会的。凡是在曲艺节目当中涉及到了的，都能够展现演员的另一方面的修养。我们讲究说学逗唱，这个学其实就包括学这些曲艺、鼓曲。现在我们很多演员基本就不爱下功夫，因为这个曲艺、鼓曲，要想学地道了能够上台唱，很难。并不是说像流行歌曲这么入耳这么好唱，听两遍就会的。曲艺这东西想唱，难！从非著名到非常著名好多人也都问过，哎，为什么你叫什么非著名相声演员啊？从什么时候我开始说这句话的呢？可能我也是从03年左右才开始说，之前这么多年也从来没有过，习惯就是“相声表演者郭德纲”。我和相声表演艺术家范振钰先生曾经合作过一段时间，有一次我们曾经到河北省的高碑店市去演出，一进高碑店，这个市挂着很多横幅，写着“热烈欢迎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郭德刚”，当时我都吓懵了，怎么可以啊，在我心中，提到艺术家艺术大师这是很神圣的事情，我哪戴得上这高帽子啊，感觉他们是胡来，直吓得我忐忑不安，就找主办方，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子做。不过现在也有些所谓的艺术家，我经常会在相声中冒出这么一句：“你不认识我啊？我大艺术家啊，我当艺术家都一个多礼拜了！”来调侃这种满大街艺术家的现象。后来我有一次在台上无意中就把这个名号给说出来了，一上台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中国相声界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当时大伙也笑了，我自己感觉也很好。咦，就是这个不错，大家都是著名演员，每一个演员，不管你认识不认识这，都以著名演员相称，那我就弄得跟大家不一样的，我是非著名相声演员，没想到这个称呼居然就一炮打响了。有一回和营销策划专家叶茂中聊天，他说我这个称呼很符合营销学的道理，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他说对了，这是一种暗合，实际我这种手段是营销的手段，大家都一样的时候我突然跳出来不一样，使别人印象对你加深，这是非常高超的营销手段。不过，我倒是很愿意做一个非著名相声演员，能够踏踏实实地说相声，没有人来打扰我。这对于我来说，会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现在，知道我的人也多了。我有时还想“非著名”这么说呢，有人倒过来批我了。还来什么非著名，你这就是跟我们装了，我们都知道你，你说还有人不认识你么，你说你还是非著名，你太不诚实了。我想了想人家说的也对。现在我出去演出，不管到天南海北的，到浙江的什么宁波象山，不管多小的地方，都会有人说哎哎哎郭德刚郭德刚。所以我要再说自己非著名，那也让人觉着忒虚伪了些。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开玩笑，我是著名的非著名相声演员——或者干脆再多一个，自称“非常著名相声演员”得了。直到今天为止，其实还有好多个人，好多单位，好多媒体，都在大声地喊，是我们捧红了郭德刚。不少人在争这个，感觉很不了起一样。也有人问过我，究竟谁捧红了郭德纲。诚然，媒体起的作用不可否认，但是就说单说就是哪一家把我捧红了呢，也并不准确。中国说相声的演员多了，哪一个捧就能捧出来？我们好多老演员都质疑说，我郭德刚就是炒红了的，那我们再找个人炒一次看看，我愿意出这笔费用。大家推吧，海选一个，我出钱，大家找媒体来炒——我想很难能再炒一个赵德纲钱德纲出来。所以，说我是炒作起来的，这个说法并不客观，它多少带些看不得别人好的情绪化在里面。其实媒体真的涌过来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城里已经是炙手可热，当时北京演相声的地方不止我们一家，为什么众多媒体盯上了北京德云社，盯上了郭德刚呢？这里面很值得研究一下。首先经过各种专场演出，德云社已经被北京的观众所认可。各路观众纷至沓来，远到国外的，他拉着行李到了北京，下了飞机要先去听一下郭德纲。由福建和长春的观众，开着车到剧场来听相声。也有过北京怀柔的老人，96岁生日要到剧场听一下郭德纲，一群盲人听郭德纲，一群孕妇听郭德纲。当时我们剧场还偷着加座儿，我们从300人定额的座位儿，能加到700多人。观众挤着坐那儿，只要进了剧场就不可能再出去，要直等到结束才走得出来。所以观众不敢喝水。也许是我们在当时形成了很好的一个新闻点吧，怎么会有这样一拨人，还以如此的姿态生活在这个角落里，坚持着咱老祖宗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呢，媒体们涌过来了，采访报道，深度分析，热点透视，把他们对现状种种的不满，连带着永远的怀旧情绪，在我和德云社身上引爆开来。我承认郭德纲和德云社暴得大名是借助了媒体，各路的宣传使我们拥有了今天的知名度，但你说单凭某一家么，并不准确，关键还是我们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只有两个人，如果是他们现在站出来说是他们捧红了郭德刚，我要承认。一个就是北京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大鹏，他功不可没。我们搞了一场失传相声专场演出，那天我们演出的节目是对传统相声进行挖掘整理，大鹏就在他节目里做了一次专题。那天观众们来得很多，而且很踊跃，演出效果也异常的好。打那起，他就知道我们这地方了，经常播我们的一些相声大会节目。他播我们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从来没有请他吃过一顿饭。我们两个唯一吃的一次饭还是他抢着花的钱。我也没给他花过钱，包括我在解放军歌剧院请他来主持节目，给他主持的酬劳他也不要。他告诉我说这样两人之间是淡淡如水，他心里也踏实，他做的是他的工作。我要感谢他为德云社做的这一切。他说我错了，是他要感谢我，是我给他的节目充实了很多东西。他还说之前所播的节目都是他们台里库存了几十年的节目，是我们这一批新的节目数百段的作品充实了他的节目。这个工作他不做也会有别人来做，只不过他抢在前面，占了一个便宜。他由此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很多相声界的同仁们极力地去陷害、迫害他，通过各种方法去打击报复，通过种种渠道对我们施加压力，指使一些流氓在大鹏的电台留言板上大肆叫骂，语言下流卑鄙，手段无耻，那简直就是流氓行径——大家可能都想不到这是我们相声界一些权威人物背地里干的事情，包括今天在一些活动主席台上就座的都有。为什么我平时很少参与一些曲艺界演办的活动呢，我还真是不愿和一些流氓打交道。大鹏为我们挨骂挨了好几年之久。我在自己的网站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支持大鹏抨击那些个邪恶势力。还有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一位导演，段嵘，这个导演不错，她自己懂相声，不象别的导演，说这不对那不对，什么都要听导演的，不听就不让上节目。但段导不是这样，什么都不图，就是因为喜欢相声爱相声，愿意为相声做点事情。她真给了我们演员一些机会，录了一些节目。观众朋友们也因此从另一个渠道知道了北京德云社，这样一步一步，使我们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如果这两个人站起来说，哎，我们捧过郭德刚，郭德刚走红跟我们有关，我承认。除了他们两人之外，剩下的所有人都不配。这两个人，他们俩有资格说，我捧红了郭德纲。他们是在不求名不求利的情况下，默默地做出了这些事。而且到现在这俩人都不愿意特别往前去抢这份功荣，这和别人站出来咬牙切齿地说我们捧红了郭德刚相比较起来，真是不一样。天津省亲媒体引发的对我以及传统相声的关注，基本上集中在我们德云社天津省亲相声专场以及春节专场这两次演出的前后，这两场演出对我们德云社而言，也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演出。我是天津人，天津是相声窝子，我是在天津学艺长大的，后来来到北京发展。我离开天津移居北京大概是1995年左右，离开天津的时候我就有过这样一个愿望，我很想有一天回到天津，让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看看当年离开天津的郭德纲又会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在大家眼前，总想着有一天能够演回去，当然也让家乡的前辈们能够指点我一下。1995年我走的时候，在心里暗暗发话，说是十年以后再杀回来，巧的是到2005年我们在天津举办相声专场晚会的时候，正好我心中的十年之约。看来我也算不曾食言，对得起我自己的这个理想。最早有回天津演出的想法，是和我的经纪人王海一起谈事，我无意中提到这个事情。他说好，他马上去联系剧场。他也费了很大的劲，包括垫钱、托朋友等等。事实并非象我们想像的这么简单，2005年的郭德纲虽然在北京观众们中比较有影响，但是出了北京城，到我的家乡天津来讲，人们并没有格外愿意多看我一眼。小范围内的观众们知道有我郭德纲这么一个演员，更多的人并不是很了解我。因为还不是名角，还没成腕，所以在选择剧场的时候也遇到了不少麻烦。当时我们寻遍了天津八一礼堂、天津大礼堂、中国大戏院、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等等。有的剧场太贵，一场四五万的租金对于当时的德云社而言，有些吃力。而且我们也保不定这次的票房。票房要是欠收的话，我们肯定就会感觉比较丢人。但是小一点的剧场我们又感觉从层次上、身份上不合适。挑来想去，最合适的还是中国大戏院，它位于天津的市中心，是当初马连良、麒麟童等京剧名家们开创的一个剧场。在当年，京剧界的三流角色都不能去那演出，地方戏也没有资格在那唱。多年来中国大戏院在天津的观众和艺人们的心目中是很神圣的。能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的演员，证明你很被认可，身份很高。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决定专攻中国大戏院。开始的时候办事也还顺畅，剧场方也很愿意接，不过在接下来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也遇到了种种坎坷。首先到天津的主管部门、文化部门局去报批去登记，在此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官僚主义作风，总有那么些爱搭不理的人，今天要这个证件明天要那个证件，堪称是一波三折吧。有阵子弄得我很恼火，甚至心存退念，都到了收手不干的地步了。可能也是我这么多年来和政府部门少打交道，不理解为什么到一个剧场演出还会受到如此多的刁难，几经周折，各方还是谈妥，终于要把这个事情办起来了。2005年11月5日，郭德纲德云社天津省亲相声专场，演出的当天，又发生了堪称是中国演艺界绝无仅有的事情。我是前一天的晚上和我太太以及我的经纪人王海一起到的天津，去剧场安排方方面面的事情，原定演出当天德云社其他演员到天津，同行的还有北京的许多观众自发组织了，要坐大包车一起过来。可是早上七点钟的时候，王海刚起床，手机上就收到一个短信，天降大雾！这雾大得惊人，北京周边的几条高速全被封锁了。我当时马上给同伴们打电话，原定中午一点钟在天桥乐茶园集合的，车也定了，我马上要求大家尽量往前赶，九点钟就集合，想尽一切办法尽早赶到天津来。当天剧场的票都卖完了，媒体也喊过了，电台电视台都知道，如果是因为当天演员没赶到演不起来，这个人可丢大了。这可是我十年来第一次回天津演出哪！我可不希望开门会黑成这样。于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投入到一天的紧张状态之中。天公不作美，这也许注定了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的顺利。一直到中午，我不断接到电话，说大伙儿现在人齐了，准备出发。京津塘高速是通往天津的公路，到这路口发现：前面车排得密密麻麻，高速都已经封锁了。没有办法，于是车马上调头奔通县方向。但是京深高速被封了，京承高速也封了，能出北京的高速全部封了。看来只能走老路了，可是老路上已经堵得水泄不通，插翅难飞。于是大家决定取道铁路，大伙改从北京站坐火车前往天津！这天的整个下午我就不断地在这种煎熬中度过，随时在那边商量怎么回事该怎么办。一直等到晚上六点，我进了剧场。外面天也黑了，剧场内灯也亮起来了，观众们陆陆续续地进场了，我和我夫人以及王海，还有三四位朋友来到了后台。我夫人整理好演出的服装，还有好几个朋友把演出用的桌子都搭好了。一切准备好后，就在那边等待。后台有一个黑板，这个黑板是中国大戏院独有的，每逢演出，就会有人负责用毛笔在上面写：热烈欢迎某某艺术家前来我剧院表演！当时剧场的工作人员在那边写着“热烈欢迎郭德纲……”那人边写边问：“这郭德纲是谁？”他同伴回道：“不知道……”当时我也没吭声，就站在他们身后，一直等到他们写完了，我说了句：“谢谢，我是郭德纲。”转身回来接着等待。六点二十分左右，北京来了几位相声演员，刘洪沂等人。我一看，好，心里踏实了些。可是离演出没多久了，德云社的演员们一个都没到。他们的车调回头要到北京站坐火车，中途却被卡在通县那，又耽搁了不少工夫。七点零五分，他们的火车能到天津。可是剧场演出是七点一刻。十分钟他们根本赶不到剧场！这种情况下，北京来的这几位算是给了我条后路，我心里稍微松口气，心想他们中的无论哪一位帮个忙，我就可以先开个场。观众们都陆续就座，整场黑压压一片。整个后台，就我一个德云社的演员。当时这个心情真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我找到了剧场经理，跟他说明了情况，能否推迟十五分钟，等他们都到齐了再开演。经理说不可以，说七点一刻演就七点一刻演，七点一刻的时候我演不演他可不管，但是他会把灯打亮，把幕拉开。这可真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如果是现在的我再回去，那他们有多少胆子也不敢这么讲。但当时我必须逆来顺受，我说那行。这时我回头一看，看到了一个叫高峰的演员。高峰现在是我们德云社的成员，但和现在常驻北京正式参加德云社不一样的是，当时他才开始参加德云社演出，还只是试用期，演完一场过半个月再演的那种。当时我只看到他在后台。此时距离七点一刻已经没多会儿了，我就告诉他，说：“你穿上衣服吧，你帮着我这头一场。”“啊，我不会啊。”“不要紧的，你跟着我就行。有一段《西征梦》，你听过么？”“好象是听过……”“那就跟我上台走吧！”幕已经拉开了，主持人是当天临时请的。主持人报完之后，我就这么拉着高峰出了场，开说当天演出的第一段：《西征梦》。当时我的心实在压不下来，根本进不了状态。我边说还边想，如果他们火车再晚点，那这段完了之后，我只能再说段单的，单的说完了我再唱段太平歌词，我再怎么也得撑到后台演员全赶到为止。《西征梦》说了一半的时候，我往右一看上场门，于谦已经换好了上场服装站在那儿朝我挥手了，我心里顿时就踏实了。可能从这一刻开始吧，我才算真的进入了状态。所以，如果有谁要是去找当天的录音和现场的视频看，就会发现，当时的我前十多分钟有些慌张。试想一下，偌大的后台只有我一个人，而且在观众都满了的情况下，这么多年没回天津了，那场演出要是砸了的话，那可能对我这十年来是个很大的打击。天无绝人之路，峰回路转般我们就陆续演了下去，节目一个接一个，场下观众也很是支持。很多天津的演员朋友都过来捧场，尤其是马志明先生，也就是“少马爷”，马三立先生的公子。他在艺术造诣上称得上全国第一，没有二话，因为为人较有个性，他和别的演员也很少来往。我们的演出他能亲自过来，这对我来说可真是个惊喜。他不仅来了，而且还上台夸奖了我一顿，说得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马先生的话中极尽表现了一个前辈对后辈的鼓励，直令我感动再三。那天晚上观众异常的踊跃，一直演到十一点左右，整场演出在皆大欢喜当中闭了幕。演出结束之后，我们全体演员拉到一个小酒店去吃饭，举杯共庆。大家也都累了，回北京的路上，天气又变了。刮起了大风，雾也吹散了，月朗风清，当时已是初冬天的凌晨，天气渐凉。我印象很深的是车外面还有树叶，风刮着树叶在车子外面飞，车内的我浮想连翩，感慨不已，油然而生的喟叹，伴着我们的车行，弥散在初冬的夜色中……后来我才知道了很多很感人的事情。譬如《三联生活周刊》杂志的袁越，还有很多北京的观众，因为天降大雾，高速公路被堵，他们竟然从北京骑自行车赶到天津去看这场演出。类似的这种情况很多，包括那天在剧场中给我们献花篮的观众到最后都数不过来了，其中有当地自发的观众，也有外地的，来自四面八方观众向我们表达了祝贺，实在是盛况空前。那些花篮堆得满满的，要是用大卡车拉回北京的话，至少要拉个六车七车的。这场演出在我演艺人生当中，有很多值得感慨和回味的地方。从这一天开始，媒体们就开始捧我了，从此往后，越来越热闹，可以说这场演出是我们北京德云社走向辉煌的第一步。媒体猛如虎回到北京之后，我就想，当时北京的观众到天桥乐茶园订票也很紧张，很难买到票，是不是可以在北京也搞两场演出，就算是我们答谢一下观众吧。当时好多剧场安排都很紧张，日程排得满满的，最后选在解放军歌剧院，那里面能坐一千多观众，而且剧场就在二环边上，地理位置也很好，交通方便。对于说相声而言，剧场太大了演员表演时不舒服，前阵子我们去哈尔滨演出，一万多人的场子，我们也说得热火朝天，但对演员来讲，那简直就是体力的严重的透支。那种累法，不上台的人一般体会不到。所以解放军歌剧院成了我们北京专场的首选之地，在这个剧院中我们先后演了三回，共五场。选择的节目都是多年来不上演的，包括全本的《文武双全》、《八大改行》等，这场在新浪网上还视频直播过，当时在线收看的观众达到20万。那段时间，北京以及全国的媒体就更加关注我们德云社了。我们后台已经传出很多新闻，譬如说有这几位盲人，在电台听过郭德纲相声，他们要到现场来感受一下，摸摸我郭德纲的手。有几位孕妇，从初期怀孕到即将临盆，都是在我们的相声剧场中度过的，好几位都拍着大肚子说：“我生下来这儿子，将来也让他说相声。”解放军歌剧院的演出，对演员们来讲也是一个锻炼。以往我们德云社有的演员只是在小剧场里演过，没有上过大剧场的台。为了演好这一场，我们之前就集训、排练，总的来说，这几场演出也是相当的成功。媒体的记者们更找到了几个切入点，因为现在没有人象这么说相声的，有一个晚上我说到了十二点钟，返场二十二次，观众们都很疯狂了。我也激动地对着台下说：“只要大家喜欢听，我会把我的最后一天留给相声……”后来因为这么多的返场也引来了一些小麻烦，反引起人家对我个人贪功的误解，其实当时只是情不自禁，观众们情绪也激动不已。这几场演出，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之后，大批的媒体就如潮水般涌入了。有来自全国范围内的，包括港澳台，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法国、英国的，多到记不清楚究竟有多少，无数家媒体来报道。有意思的是，什么《国土资源报》啊一些实在和相声不挨边的都来了，《宠物杂志》居然还要我上一个封面！那时正可谓天下尽说郭德纲，打开大小报纸都是，每天都有，我和德云社的火热俨然成了一个文化现象和媒体公众话题。在此期间，《凤凰卫视》找到我们要做一个专访，要我谈谈相声的现状以及德云社的发展，包括我们对相声理解是什么样子的。我这人说话比较直，当时一些话在圈内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不少人支持我，但也有更多的人骂我。春节前，大年二十九的时候，凤凰卫视又录了一个专场演出。他们在大年三十就赶后期制作，初一立马就开始播。估计也从来没有哪个电视台对相声有过如此长篇幅的播报，想来这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了。而且这个节目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影响到很多人。后来有一次我和周华健一起吃饭，周华健居然还能绘声绘色地模仿其中的很多包袱给他妈讲，《我这一辈子》如何如何，当然我也是通过这场节目和周华健交上了朋友。2006年，我们度过了一个沸沸扬扬的春节。春节之后，这种热浪有增无减，但是我们已经隐隐约约感觉有些不对劲了。首先是我自己觉得很疲惫，因为每来一位记者都是这么问，问你这十年的发展如何如何。刚开始说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有兴趣地介绍一下，但是说多了，我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干吗还非得再要我讲一遍呢，而且说多了之后大家都烦了，腻了。我也不愿意象苦命的祥林嫂似的一遍遍去讲，后来就索性有意识地开始回避媒体。再到后来我就干脆正面对大家说，让我休息一段时间，这也就是当时网上所谓的“闭关”——我先闭关吧，我没有时间老谈这些，很多弄了一半的作品没空接着创作、排练。每次在剧场一演完，好几十位记者都在后台等着了。当然这些个媒体的朋友也都不容易，也是为了宣传报道我们，可是我实在是不太喜欢说这些话了——后来干脆就谢绝了，不再接受媒体采访了。在这个不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有人告我，一些负面新闻也出来了，有的一直持续到今天，有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了。这也很正常，就跟我在云南拍戏时赵本山老师跟我谈的那样，你这要记住了，你红之后，人们的心态不好，凭什么你能红，而他不能？于是都说些个废话，这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你要让他们有一个接受的过程，这里面有一个自己恢复自己调整的阶段。回过头来想想，这也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些也不是很在意，心态依然很平和，任你媒体猛如虎。第二章：你好，北京三次进京一九九五年我又来到了北京，这是我三次进京。第一次进北京是在一九八八年，当时我是在全国总工会文工会说唱团，大概十六七岁的样子，根本什么都不懂，就跟着混。当时脑子里想我什么时候能当上相声大腕，这是那时的真实想法，很功利。后来因为学潮动乱，我从全总文工团出来，又回了天津。回想当时的我谈不上什么艺术水平，比不会好一点，如此而己，台上很一般。今年春节后，我有一次在一个酒店吃饭，酒店的一位名誉老总是当年全总文工团的团长，老团长退休之后到这里来兼一个职，无意中遇上了，先是碰到我太太，他说：我一定要问一问你先生郭德纲是不是当年在全总文工团的那个郭德纲。我夫人就乐了，可能是吧。老团长顿时满脸愧疚，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机会跟郭先生一起吃顿饭，我是我们团的罪人，我怎么能把这么一个人才放走。没过多久，我们就安排在一起坐着吃了顿饭。老团长再三敬酒，我就说你不用这样，当初的我的确一分钱不值，我离开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进京。一九九四年又到北京去过一次，这次进京恐怕只呆了十几天，因为漫无目的，只是想着到北京去，去干吗、去找谁都没想好，呆了几天后到处瞎撞，也没有什么头绪。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在民族宫大戏院看演出，之后从戏院出来，晚上十一点多顺着长安街由西往东地走，一直走到了前门大石院。当时我还穿着双很新的鞋，不适合步行，脚后跟都磨破了，一步都走不了，干脆把鞋跟都踩下去，踩蹋了接着走。终于走到一个小旅馆，在那住下来，一晚上十八块钱。那旅馆的屋很破，屋后面还有树，就跟贫嘴张大民家的树似的。里面住着的几个人都是小商贩，有很臭的一股脚臭味。我就在那住了一夜，心想，我到北京来干吗了，我不是为了过这种生活的，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就买了张票回天津了。第二次进北京，也以失败告终。第三次就到了一九九五年的时候，我前思后想，既然干的是这行，喜欢上这行，我就希望去北京这个城市。如果不去的话，我在天津，过普通人的生活，娶妻生子，找个单位上班，我也能做得到。但可能老了之后会后悔，也许有八十岁的那一天，对着孙子，指着电视里面人说：你看这人当时跟爷爷差不多，我要是能进北京我可比他都强。孙子可能会说我，你早干吗去了。为了不使自己以后后悔，我决定铤而走险，再去一次北京，这次再去，抱着破釜沉舟力争成功的心态，走之前我也想了，我能干什么？我能说相声，我会说书，我会说长篇单口相声，会唱戏，京剧评剧河北梆子我都会唱，而且我还不只是清唱，而是化好妆穿上服装正式唱大戏，我能唱几十出。我想了又想，最起码饿不死我吧。于是我又来到北京。在一九九五年左右到的北京，来了将近一年多比较困惑，没什么正事可干，什么苦都吃过，当时出门在外，也是报喜不报忧，永远不跟家里说不好之类的，怕父母惦记，只说好，各种苦处只有自己心里明白。一九九六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路过一个小茶馆，在北京南城，看到一些小孩在说相声，都是些十四五岁不超过十七八岁的小孩，其中有一位就是后来给我捧哏的王玥波。我也不自觉地加入到他们当中，一起说开了，当时无非也是和他们一起说着玩。没想到观众们居然都很喜欢我们说的传统相声，没有多长时间这个小茶馆居然就卖满了，而且满到屋里坐满了，那门窗都开着，边上都坐着人，观众在外面听着呢。这倒是给了我一个启发，相声原来没死啊，不至于象人们说的那样传统相声不能说了，没有人听了，与时代脱节了。谁说的这些话？这是观众们说的么？不是。这是有些个相声演员自个儿说的！人家观众没说这话啊。于是我觉得相声还是有希望的，可能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想到了要把相声重新放到剧场里面去表演。天桥有乐园当时的我，不象今天。今天无论是从财力上、物力上、人力上，我们都比较方便，在当时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找一地方说相声。茶馆后来又搬家，我们也跟着搬过去演了一段时间，后来那茶馆关门了，我们也失去了一块阵地。那时这一年多的经历，让我感觉相声是可以在剧场中活下去的，所以说让相声回归剧场是我们提出来的理念。但后来也有人跟我们争，但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是从九六年以后一直这么坚持下来的。可能有人2004年，甚至有人1902年说这么说过，但那是别人家的事，我们就是这么一直做着的。之后，我们就选择北京小剧场，这其实是一个挺困难的事情。直到今天我们中国剧场都有问题，为什么呢，经过那段时间的计划经济，很多剧场不参与到市场竞争当中去，只是在停顿状态，全国的剧场都如此，他们只是等着有人来包剧场，你演出挣钱如何如何他不管，你开会进这个剧场，你演出进这个剧场，一场分他多少钱，他成为了一个坐地收账的单位了，不象过去，演什么节目，剧场都帮着一起经营，请什么演员，剧场也都参与的，到时再一起分账。现在都没有了，都这样。所以我们到剧场去的时候，一场要两千块钱，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你一场票卖不了两千块钱。所以这很困难。这十年当中我们演了很多剧场，广德楼，北京中和戏院，北京华胜天桥，天桥乐茶园……大小剧场我们演了一批，就这么陆续演了过来。当时有这么一个困难，譬如我们在中和戏院演出，开始不行。我们这一行有个说法叫“靠地”，就是把这个地“靠”出来，在这地头上站稳脚跟。在这演了三个月，观众也越来越多，知道的有那么一批人了，固定的能有二百多人。可突然间剧场对我说，不能再演了，他这地方要做别的事情了。那我就只能换地方了。换地方过程当中，有很多损失。刚刚把观众积聚起来，我们这一走，辛苦培育起来了观众群就又散了。当时我也不可能做广告啊宣传什么的。不做广告宣传可能也是北京德云社十年来的一大特点，现在我们知道了要通过媒体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剧团离不开媒体的支持，可当时我们也想这么做也做不起来，我们压根就没有这个能力。坚持了十年之后，2006年春节大批的媒体涌入，那会也确实不是我们请的。当然我们现在也掌握这块了，愿意和媒体互动，推动相声，宣传传统文化。不过当时是心有余力不足，所以这十年当中我们为什么演的断断停停，困难就在于此。包括很多剧场，开始去联系的时候，他那地方也没人去，他也就是闲着，闲着也是闲着，你就演吧，五个观众，十个观众，二十个观众，三十个观众，人慢慢上来了，剧场就开始跟你分账了，三七，前台摞七，后台拿三；演着演着，他看你人多了，就又来了，哎，不能三七了，得四六分账了，那就四六吧。四六四六一会就推到五五了，再逐渐要倒四六，他要拿六，真有这么个剧场，他后来甚至要到了倒九一，他拿百分之九十，这根本没法干了。所以说，我这十年来也没遇到什么好人。种种困难，我们都经历了。一直等到天桥乐的时候。到天桥乐是个偶然，我们从某剧场出来，没地方可去，想找个下家。当时在北京南城，三环边有家小剧场，装修得也很好，谈得也很好，我们也就去打算演了，包括头一天我们演出的节目单都制作好了。但消息走露之后，也是被我们曲艺界内部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从中搞破坏，把这事给搅黄了，把另一支老弱残兵的队伍，他们的亲支近派弄到那边演出了。不过他们那也从来没什么人去看过，但他们就硬生生把我的事情给搅和了。那事之后，我也很郁闷。一天无意中，我走到了天桥乐茶园。那边当时有一个群众业余的鼓曲演出，我一看，感觉这个园子还是可以的，找到了剧场经理，交谈之下很融洽，就这么定下来了。于是在我们停演两周之后，北京相声大会在开桥乐重新开张。天桥乐的内部设施也很简陋，不过当时有一地方能接我们就不错了，这地方最早是做旅游的，后来做得不太好，于是就联合和我们一起做。回过头来看一看，他这里面略旧的内部装潢，还是挺符合我们这传统相声的感觉的。观众们于是也一点一点的积聚过来了。天桥这一带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市井文化气息，天桥文化就是现在政府部门提到的宣南文化，什么是宣南？就是宣武门往南，过去据说真有这么个桥，天桥再往那边去就是天坛了，皇上要去天坛祭天，天桥就是天子过的桥，过了这桥之后，有一块空地。当时某军阀把这地拿过来，平了填上土，租给小商贩，这天桥是穷人的天下，在这里吃喝玩乐都有。各种卖吃的，卖衣服的，卖玩具的，打把艺卖艺的，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在天桥这能混下去的艺人都是有真本事的，有真材实说的，很多大事也是从天桥这成长起来的。包括候宝林先生、刘宝瑞都在这干过，天桥文化就是我们的市井文化，说学逗唱骗练耍吃喝玩乐赌，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市井图。后来时代变迁，天桥地区建了房，市场也没有了，天桥人物四散分裂，有的被专业团体吸收，演员也是四散逃亡，天桥文化也就逐渐淡化了，现在提起它无非就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再现，而能在天桥乐茶园说相声，我们能感受到天桥文化的旧时气息，对于我们而言，有如乐园般。京津小剧场讲完剧场相声，不能不说说剧场文化。华北地区的小剧场，包括东北地区的，我或多或少都知道些。我认为小剧场生命力之强那是大剧场无法相比的。根据资料考证，当年的北京天津，也是小剧场非常火爆，有的是一天三开厢，三开厢就是一天唱三回戏，演出三回。我没赶上解放前，但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天津的小剧场，我都赶上了。那回是天津的小剧场刚刚抬头的时候，小剧场没有多大，里面的戏台可能就两个席梦思床这么大，底下坐着少则七八十人，多则一二百人就了不得了。就这么个小剧场，小班的演员在演出，什么叫小班？过去专业团很多，后来因为合并，下放一批，解散一批。很多演员就无所事事，有的发到工厂去了，有的就是没有工作了。他们后来自己自发主动地成立这个剧社，演相声啊，演评剧啊，演京剧啊，这叫小班演员。他不受国家限制，完全是自负盈亏，今天唱戏卖了多少钱大家分多少钱，明天下雨了就下班，就这种体制。我也和他们一起搞过演出，当时的情形值得用另一本书来介绍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在我离开天津的时候，天津的小剧场还没有相声。我在天津唱戏的时候，小剧场还都是小评剧团，小河北梆子剧团。二三十是人就是一个剧团，大家在那演出，那会儿还没有相声。到九八年前后，天津才有这种相声小剧场，那是相声名家于宝林先生发起的，让相声重回剧场。在北京，小剧场相声我们德云社就是开拓者，从最开始的大茶馆、小茶馆、广德楼、中和戏院，都是这种二百多人上下的剧场。从这个剧场来说，我总在想上万人的剧场是演什么用的，观众看也看不清楚，也许说舞蹈、舞剧，那些东西可能还行，但是要说相声，五百人到八百人的剧场，最舒服，这是从演员的角度来讲，观众能够看得见演员的表情。因为尤其是这种民间艺术诉说类的表演，相声、评书，更多的是靠演员眉目之间的表情啊，表演者要跟观众沟通。搁一万人的剧场中，演员什么表情观众也看不见，演什么都是打折扣的。所以在大剧场中，演员吃很大的亏。天津的小剧场，鼎盛时期据说有三四十家。北京的小剧场估计到现在也没超过十个。这十来个中，还算我们德云社在天桥乐茶园维持得不错。小剧场的生命力是极强的，首先是它所消耗的人力少，它不需要了打多少个灯，舞台装置也不甚讲究，豪华的硬件设施都不需要。它有好一点的沙发椅也可以，次一点的硬木凳子也能坐。人们来是为了欣赏艺术，是为了休闲解闷来的，他并不会在意内部装潢如何。从这个角度，我预测，小剧场越往后，可能越会被老百姓所接受。演出方便，不象大剧场那般麻烦，大剧场演出需要安排，到时候爱看的和不爱看的、懂的和不懂的都来了，效果也未必如意。小剧场会越来越好，这一点我坚信。《你好，北京》《你好，北京》是2003年北京电视台“立白杯全国相声小品邀请赛”获得了组委会特别奖，这个节目也是我和于谦的第一次搭档，或者说是正式搭档。因为这会是代表北京市曲艺团去参赛的，当时北京市曲艺团演出借我去帮忙，经过团领导的撮合，我和于谦正式为团里演出，正好赶上这么一个比赛。其实比赛之前这个节目就有，它倒并不是为了比赛去写的。当时北京曲艺团正好有一个专场，响应北京市政府的号召，要说一个歌颂新北京的戏。我当时正在合肥为安徽卫视做节目，白天录象，晚上没事，在酒店房间里面随手就开写，在一个小时之内写好了。自己先看看，写得很顺。我写东西有一个特点，一边说一边写，连说带比画，我觉得这样说得顺了，这个东西就能写下来了。没两天回到北京曲艺团，和于谦对了一对，大家都乐了，觉得不错，于是用这个节目去参赛。一二三等奖没有我们的，但是获得了组委会特别奖。后来我听说这个特别奖在这个比赛中，三年里面只评出了一个，就是我这个《你好，北京》。我一般不写歌颂型的节目，但是这也是一个尝试。我们并不是不能颂，可以颂，虽然它是歌颂，但是它并不肉麻。它是从另一个切入点来写的，而且剧场效果很好，首先这个我达到了，一般歌颂节目观众不是很爱听，可我们这个在东城区相声俱乐部曾经演过一场，那台下观众的场面就四个字：山崩地裂。我有那个录影带，观众叫好都形成怒吼了，可见它深得人心。这是我这么多年来说的惟一一个歌颂性的节目。后来就一直没有动它。一直到零五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北京市市委宣传部点名要这个节目，我们就重新收拾了一遍，在联欢会上演。其实有不少人象我一样从天津涌到北京，演戏的，打鼓的，耍猴的，甚至小偷，也都北漂到北京来。北京是文化中心，媒体众多，演出团体众多，是条好狗也要到北京来叫两声。所以我们在这种大潮下来到了北京。很多演员都是这样。有些演员留下来了，有些也到别的地方了，有好多演员来京以后由于别的机遇，经了商了，嫁了人了，有的彻底改了行了，有的过得很不如意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但初到北京的那一刻，也许每个人心中都喊过这么一声：你好，北京！第三章：我要上春晚上不上电视有人说郭德纲相声是非主流相声，与主流相声形成一个对垒，我不是很愿意承认这一点。为什么呢，其实相声也并不分主流和非主流，它就是一个相声。有人说那谁和谁之间可能有些矛盾有些对立，亲兄弟还有打架的呢，父子爷俩还有动菜刀的呢。何况相声界？更多的可能是因为对艺术观念理解的不同，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有的人不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为什么我能和师胜杰等先生坐在一起，谈得开来，师先生从小和朱相臣先生学，后拜侯宝林先生。和石富宽先生等这些人一样，他们都是从小学的相声，或是家传或是自己学的，他们都扎扎实实学过，这是很重要的。至于电视，首先我很感谢它，没有电视哪来这么些人知道我们？这些个腕，哪来那么多粉丝？到贵州、到福建、到云南，那些荒凉无比的地方，当地还是有人会说：哟，我见过你，你说相声的。他怎么知道？不是每一个观众都能到天桥乐茶院来看我郭德纲说相声的。我郭德纲的命运也不是每天在天桥乐茶园里面给三百来号观众说相声。爱相声就需要电视，来发扬光大相声。尽自己的力量，让他全面开花。我并不是非得守着这三百观众说相声，这一点很重要。我也从来没有说过电视不能上相声，这是错误的。电视为相声的广告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就象一个广告的前沿阵地，告诉观众我们的相声如何如何好，你要真想买，就请到我们相声的门市部，到剧场来。这一点必须弄清楚，电视就是快餐。下午四点钟饿了，到肯德基麦当劳去买个汉堡吃，因为离晚上六七点钟吃饭还有时间。这样，它的作用就达到了。你不能进了肯德基说要一个佛跳墙，给我炒十个菜，蒸点大闸蟹，它不会有的，你指着肯德基出佛跳墙，那是你的问题，那就是说你指着电视想在剧场里面看相声，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一个节目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哪一家电视台给你这么长时间说段相声？那是不可能的。但通过电视，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相声还活着，这个人是说相声的，这个作品很好玩，那样就可以了。那演员的根是在剧场里面，不在剧场里面好好说相声，还去埋怨人家电视，这是不对的。我们还有一批演员，就是我称之为奴才的人，他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说相声如何如何，他只是希望通过相声来给他带来荣华富贵，那么怎么办呢，他必须要上电视，在剧场里他没法把握，唯独电视是可以把握的，想让你火就火想让你不火就不火，哪怕你说的什么都不是，那后期再给你做上去，掌声、笑声，那感觉一样很精彩。我们很多演员就看到了这点，我不行没关系，电视能帮我实现。电视台为了自己的节目好看，他也得帮他做。那演员要做的无非就是如何说服这个导演，让他来帮着做这些东西，如何能用自己。这就是一种奴才的心态。我们有一批导演很外行，外行得令人发指。我们很多演员明知道他说的屁话，但是为了能录节目，还是什么都搭进去。尤其是相声界的人，都是很贱的。为什么唱歌的挣钱永远要比说相声的挣钱来得快？导演去找张三这个歌星，问你演出多少钱？哦，要十万。哎你这太贵了，那去找李四。张三就告诉你，你找他他更贵啊。他要五十万呢！他们都是互相抬。唯独在相声演员这里，是互相往下拉。导演去找人说相声，你去干吗？我去找张三说相声。多少钱？五百。那你找我吧，我只要三百。这是一种畸型的病态心理。我们通过电视让观众认识了我们，但我们不能昧着心去电视上做节目说相声，你得有一个原则。因为我和于谦，在北京台也好，在中央台也好，都录过节目。我们所录的这些节目，首先要强调我们是否过得去，观众会不会高兴，观众爱不爱看，喜不喜欢这些。录完之后感觉观众不喜欢，那就别播出了。我们很多演员把电视只是单纯地看成了广告，我在电视上录一个节目，十五分钟，就是十五分钟的大广告，观众知道了我。但这十五分钟换来的，可能是观众的骂。这可能也是我和很多人有分歧的地方。所以再次重声，我没有说过电视不能上相声。我只是说相声更适合在剧场，如此而已。电视也不是不能上，有分寸地上，有选择的上，包括你上什么节目，这些都是要进行斟酌的，要有分寸。说起一年一度的电视春节联欢晚会，那话就长了。我们都是看着春晚长大的。当年每当年三十，等着看春晚，那是件很兴奋的事情，哎呀，春节晚会了，当时真是能从头看到尾，一个节目不拉。一家老小包着饺子其乐融融。少看一两个节目，到初一初二再补回来。大年初一孩子们就可以学其中的一些经典的段子。所以我们要承认春晚的魅力无限，也有大批的演员通过春晚一炮走红，成为了大家。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这东西越做要求就越精，人们的口味也越来越刁，很难说每年都达到人们的要求，这是实话。我们别说每年有好多人骂春晚怎么怎么不好，但真要把节目放在那，让骂的人去做，他也搞不好。这是个众口难调的道理。我们不能单纯地去埋怨人家如何如何不好，这不公允。每年春晚的导演不一样，创作者不一样，影响整个晚会的口味。可能这个导演比较偏好语言类节目，那么可能今年小品相声好一点。那个导演对歌舞感兴趣，那明年可能歌舞类节目要多一些。对于我来说，如果十几年前的时候，我真是对春晚充满了憧憬。当时演员唯一的出路，可能就是春晚，你熬多少年不如人家春晚上一节目，一下走红了。包括我，包括于谦，我们这批演员哪个对春晚不是充满过由衷的期待。要是能上春晚，那可是身份的象征，了不起。这是实话，我们也不是一味地要把春晚打死。到今天来讲，我们在尊重春晚的前提下，也要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现实情况。郭德纲于谦我们逐渐摸索了自己的演出道路，我们可能觉得剧场相声更适合我们。第一时间上放得开，第二表演的框架也松一些，包括节目语言，部分包袱，受的限制要少一些。我们设身处地去想一下，站在春晚那舞台上，那面对的不是三百多号观众，面向的是全世界的观众。有很多话都有个合适不合适，这个是没有错的。我要是做这个编导，我也会这么谨慎。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说，但是那样可能对我们的表演就会伤一些经脉，所以到今天我们都很谨慎。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接到春晚的任何一个电话或是书面邀请，但是我们自己也达成一个共识，春晚是件好事情。活是个好活，但不是个好干的活。我们也都知道，通过春晚，演员又能上一个档次。但是也有很多演员是因为春晚被挨了一年的骂。我和于谦俩个走到今天是通过在剧场里面一步一步苦熬，如果说借春晚这一步我们走上去了，我们可能会锦上添花，但也有可能因为这一晚会我们十年的努力付之东流。那样我们反而得不偿失。而且没有人能够保证这个晚会我们准能够成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考虑了很多。它要经过六道八道的审查关，一遍一遍，而且语言类的节目，越是审到后来，就越没了趣味。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哈哈乐，看了几回了，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不怎么好笑了。这东西和魔术是一样的。它和京剧不一样，越听越有味道。人们知道了包袱在哪，他审六回审八回，那样就完了。这对演员来说，不是很公平。所以我们对春晚谨慎又谨慎。到今天我和于谦也是很紧张地坐在家里面，在思考这个事情，上春晚还是不上春晚倒在其次，关键的是我们不能伤了我们的观众，这是我们要说的话。《我要上春晚》《我要上春晚》是我前年写的一个节目。最早是一个几分钟的小段。后来越发展越多，越说越多，很多东西也是在台上创出来的。而且越来越完善，到现在为止，这个节目也成为我字系列里面节目之一，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节目。（《我要奋斗》、《我要反三俗》、《我这一辈子》）在前面我们讲了春晚有很多好的地方，但它的确有着不少不完善的地方，包括导演问题，演员问题。我们也确实了解到，有些情况对有些演员来讲，是伤到筋骨里的。很多演员，六月份开始就进行排练，到了大年二十九，甚至到直播现场，节目都开始了，可能突然间通知你，你的节目被取消了，被毙了。我虽然还没经历过这种情况，但我们设身处地为那些演员去想的时候，真的是死的心都有了。用了半年的心为了一个节目反复地排啊练啊，反复修改，最后时候被拿掉了。这伤人太重了。这对演员是致命的打击。有的是可以理解，但有的也难以理解。有的是人为的一些事情，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些知道的素材拿过来，用相声的手段，我们稍微地讽刺了一下，从剧场效果来看，观众很喜欢这个节目，说明我们这个切入点是正确的。这也成为我们德云社的保留曲目。相声《我要上春晚》郭德纲 王文林演出本天津中国大戏院专场演出版本.《我要上春晚》作者：郭德纲郭德纲 王文林演出本郭：我对自己一直很没有信心，当着家乡的人我自己说；王：说心里话。郭：从小学相声我挺不是材料的，一帮孩子边儿边儿大上台演出，人家说得都挺好，一出去“哗”鼓掌，唯独到我这儿，我一上去底下“哗”都出去了，我一出去，我那儿一探头他们就走。王：噢。郭：后来团长急了你别上了，你后边，后边呆着，搬桌子、检场子干这个。王：是。郭：哎你看我不上，也有人找到后台来。王：噢。郭：为什么不让郭德刚上，他再不上我那冰棍儿都化了。王：哈哈哈哈。郭：只有我上场大伙儿才出去买冰棍儿吃去。王：呵呵呵。郭：后来慢慢长大了，实指望能好一点儿，也不行，王：怎么？郭：跟鼓曲一块儿演，干不过唱大鼓的，王：你瞧。郭：人家都给唱大鼓的上花篮，到我们这儿，连花圈都没有。一咬牙，一跺脚，不干了。王：哦。郭：我干什么不吃饭，王：就是。郭：是不是。干点儿别的去吧，王：哎。郭：跟着那个拍广告的，搞电视剧一块儿，那个圈儿也挺乱。尤其搞电视剧影视圈儿多不容易，我很恨他们呀，这个女导演太少了。王：恩。郭：后来拍广告去，人家劝我，你，你演不了电视剧，一跟着好几个月，就混饭吃，不挣钱哪，全中国你数数，挣钱的就这几个人，不要以为干影视都挣钱，糊涂！王：对。郭：拍广告去，拍广告，王：广告。郭：三五天拿几万，跟玩儿似的。王：这么容易。郭：我说谁找我呀，我找你，看见了么，火车票都在这儿了，王：哦。郭：赶紧，你，北京电影制片厂化妆，化完妆拿着票长春，男一号，广告男一号。我说谢谢你，太谢谢你了。奔北影找化妆师，我说我这儿比较黑一点儿，您给我化白一点儿。恩恩，你这还白哪！王：啊？郭：拿那黑油彩，这通儿给我抹呀，王：抹那么黑？郭：给我穿一身儿黑棉袄、黑棉裤。王：嚯！郭：攥着火车票上火车，一上车没有不看我的，谁看我谁纳闷儿。王：新鲜。郭：有一车厢一犯人，砸着脚镣手铐这儿吊着，王：哎呦！郭：四个武警端着枪把着他，这人完了对生活也就算完了，低着头颓废了，我这儿过，他一看我，他找着信心了，你看了吗。到长春，我找着那剧组，我说导演我来了，我男一号，对，你是男一号，准备开始，就等你了。王：好。郭：我说那什么女一号呢？在那笼子里边了。一看哪，一猩猩！我说这咬人吗？不咬人，马戏团的。王：噢。郭：什么，什么广告？八宝粥！呆会儿它出来，你搂着它，开一罐儿，给它灌进去，然后说“真好喝”，就完了啊！四千块钱。王：嘿。郭：这比说相声挣得多这个。王：就是。郭：太好了，来吧，等不了了。实在等不了了，快，开、开始、开始，猩猩放出来，搂着，我拿着八宝粥，导演喊 “开始！”它比我手还快呢，王：啊？郭：这猩猩一把抢过来，特儿…...搂我肩膀,咕咚咕咚咕咚咕咚，给我灌下去了，他还冲镜头这样呢！我说导演重来吧，导演乐了，啊！谁灌谁都行！王：咳。郭：后来广告播了，播了观众打电话“哪个是猩猩，哪个是人？”王：哈哈哈哈！郭：攥着四千块钱回去，回北京。到北京我说这什么时候熬出来啊，什么时候是一站哪？王：啊。郭：来一朋友，“你，知道吗，想红吗，你会什么呀？”我就会说相声，我说他们都不带我玩。演出也不带我，录象也不带我。王：恩。郭：什么时候熬出来，上春节晚会！王：哎。郭：春节联欢晚会，一宿你就红了。王：没错。郭：我说我不认识人家。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那导演，你掏五千块钱，我给你引见过去。我就四千，我还用钱叫房钱，五百块钱买方便面。你这，算你该我的，拿四千。拿四千带我见导演。王：哦，也行啊。郭：我一看，假的！王：怎么假的？郭：骗子！连大胡子都没有，知道吗，没大胡子！王：导演非得大胡子？郭：我这朋友说“别瞎说啊，大胡子逮起来了，知道吗。”王：哈哈哈哈。郭：现在不兴大胡子了，知道吗，王：对。郭：是这样的，知道吗。哦哦，导演好！啊你什么事，一说这个。这这都安排满了，哪就轮着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