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他改变了中国

他改变了中国作者简介及推荐作者简介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博士是著名国际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家，解剖学博士，是作家、编辑、学者、科学家、私人投资家和慈善家。库恩博士现任库恩基金会董事长，该基金会由他本人投资创立，运作文化、教育、科技和人文项目，包括追踪和传播科技和学术领域的新知识，举办古典音乐演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媒体教育以及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目前正在举办的项目有：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系列节目《走近真实：科学、意义和未来》，这一节目由库恩本人制作和主持，展现了科学家和学者对当今世界的前沿科学、新知识和基本问题的不同观点(g/closertotruth)；纪实片《音乐家阿拉姆?哈恰图良的生平和音乐》（获2003年好莱坞电影节最佳纪实片奖）；中美财经、媒体和科技学者跨文化大会。库恩博士现任花旗集团执行董事，主要从事并购和企业理财，专职负责公司重组、财务战略和资本运作。10多年来，库恩博士担任日内瓦公司总经理和合伙人，该公司在他的经营下成为美国私人拥有的最大的一流并购公司，后来经他洽谈出售给花旗集团。在他领导下，日内瓦公司完成了超过1200家私人公司的并购交易，并对10000家私人公司进行了估价，是美国当时业务量最大的公司。库恩博士担任库恩全球资本公司董事长，通过该公司管理自己的私人投资。自1989年以来，库恩博士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之邀来到中国，一直担任中国国家部委、机构、企业和大公司顾问。他为中国政府提供经济政策、并购、科技、媒体以及中国的国际形象等方面的咨询。库恩博士致力于帮助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组织会议讲授并购和科技的商业化以及媒体经营。库恩博士还担任北京前沿科学研究所副理事长。库恩博士编著有25部著作，其中有《投资银行文库》（7卷）、《投资银行学：高风险交易的艺术与科学》、《创造性和创新性管理前沿》、《交易人》、《你所需要的谈判技巧和秘密》、《走近真实：挑战当今观念》、《在巨人当中胜出：中型公司的创造性管理》和《中国制造：新革命之声》等。他的三部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交易人》、《走近真实》和《投资银行学》（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投资银行学著作）。库恩博士是克莱蒙特研究生院的理事，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自由和责任分会会员。他曾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脑解剖学博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担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商务与财经策略教授。作者简介及推荐作者简介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博士是著名国际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家，解剖学博士，是作家、编辑、学者、科学家、私人投资家和慈善家。库恩博士现任库恩基金会董事长，该基金会由他本人投资创立，运作文化、教育、科技和人文项目，包括追踪和传播科技和学术领域的新知识，举办古典音乐演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媒体教育以及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目前正在举办的项目有：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系列节目《走近真实：科学、意义和未来》，这一节目由库恩本人制作和主持，展现了科学家和学者对当今世界的前沿科学、新知识和基本问题的不同观点(g/closertotruth)；纪实片《音乐家阿拉姆?哈恰图良的生平和音乐》（获2003年好莱坞电影节最佳纪实片奖）；中美财经、媒体和科技学者跨文化大会。库恩博士现任花旗集团执行董事，主要从事并购和企业理财，专职负责公司重组、财务战略和资本运作。10多年来，库恩博士担任日内瓦公司总经理和合伙人，该公司在他的经营下成为美国私人拥有的最大的一流并购公司，后来经他洽谈出售给花旗集团。在他领导下，日内瓦公司完成了超过1200家私人公司的并购交易，并对10000家私人公司进行了估价，是美国当时业务量最大的公司。库恩博士担任库恩全球资本公司董事长，通过该公司管理自己的私人投资。自1989年以来，库恩博士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之邀来到中国，一直担任中国国家部委、机构、企业和大公司顾问。他为中国政府提供经济政策、并购、科技、媒体以及中国的国际形象等方面的咨询。库恩博士致力于帮助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组织会议讲授并购和科技的商业化以及媒体经营。库恩博士还担任北京前沿科学研究所副理事长。库恩博士编著有25部著作，其中有《投资银行文库》（7卷）、《投资银行学：高风险交易的艺术与科学》、《创造性和创新性管理前沿》、《交易人》、《你所需要的谈判技巧和秘密》、《走近真实：挑战当今观念》、《在巨人当中胜出：中型公司的创造性管理》和《中国制造：新革命之声》等。他的三部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交易人》、《走近真实》和《投资银行学》（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投资银行学著作）。库恩博士是克莱蒙特研究生院的理事，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自由和责任分会会员。他曾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脑解剖学博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担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商务与财经策略教授。作者简介及推荐名人推荐《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是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对江泽民精心研究之力作。书中生动刻画了在一个特殊的变革时期领导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形象。所有有兴趣更好地理解中国未来发展动力的人都会从书中受益匪浅。——美国前国务卿　亨利?基辛格本书从崭新而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的成就。通过第一手资料，详尽描述了江泽民令人回味的人生历程，对于那些渴望理解现代中国领导层的各个方面的人来说，本书将是珍贵的文献。——美国参议员　范士丹历史不会忘记中国是在江泽民时代经济上有了空前的发展。他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中国跃升为世界经济大国。在他当政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中美关系尽管起步很艰难，但在江泽民任国家主席期间得到空前加强。《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讲述了他的非凡经历。——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莫里斯?汉克?格林伯格《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描述的是中国最引人好奇的领导人之一。我与江泽民曾多次见面，我觉得他是世界上初露锋芒的中国的一位洞明世事、处事练达的领导人。库恩对江泽民的亲属、好友及有关工作人员所作的多次采访，展现了他对改变现代中国所起的作用，而且对这位重要历史人物的品格与思想作出新的阐释。——维亚康姆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雷石东本书对江泽民的政坛生活作了引人入胜的描述，揭开了中国领导层鲜为人知的决策内幕，令我手不释卷。他的描述给中国制度下的人事变迁、政治活动、社会体制增添了富有人情味的一面。书中讲述中国在世界迅速崛起的关键几十年的光辉历史。——亚洲协会名誉主席　尼古拉斯?普拉特毛主席统一中国，邓小平变革中国，江泽民使中国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主要大国。库恩引人入胜又令人信服地讲述了江泽民的成功故事。他对江泽民的细致入微的描述与我对这位独一无二的领导人和爱国者的个人印象十分吻合。这是关注本世纪的中国的人的必读书。——前任美国驻华大使（1989—1991）　李洁明这本趣味盎然的传记刻画了一位对中国的恢复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伟人。是对21世纪的中国崛起这一重大事件有兴趣的人必读的一本书。——中美关系委员会主席　约翰?霍尔顿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详细描写了江泽民的一生经历、他的好恶和政治上的成败。库恩的描写充满感情和同情心。他在书中讲述了江泽民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斗士和练达的政治家、理想主义者和普通家庭成员的故事。他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振兴了中国经济，恢复中国的大国地位。——波士顿大学教授　傅士卓引言江泽民的经历（1）江泽民的毕业照，摄于1947年中期，江泽民21周岁前几个月。有人说，江泽民不像毛泽东那样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开国之父，也不像邓小平那样是一位勇敢的社会改革家。人们觉得毛和邓改变了中国，而江却没有。他们说，除了保持社会稳定并享受经济发展的好运气，他对中国的影响力微不足道。上面这些只是假设，而下面这些却是事实。2001年9月11日，北京午夜时分，亦即纽约正午时刻，短短数小时之前美国刚刚遭受了骇人的袭击，江泽民主席紧急致电乔治?布什总统。他是最早这样做的世界领导人之一。江写道：“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你并通过你，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对死难者表示哀悼。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翌日夜，江主席与布什总统通了电话，再次强烈谴责“这起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并保证“我们愿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和协助”。同日，在纽约联合国，中国投票支持美国提出的安理会反恐决议。根据北京的指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发言说：“昨天发生的袭击令全世界感到震惊，它虽然发生在美国，却意味着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公然挑衅。”中国的外交支持明确而坚定，帮助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挫败恐怖主义的联盟。在袭击发生之后，中国几乎马上派遣了32名反恐专家前往美国，前所未有地让美国人分享情报，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惊人的转折。在随后数月中，当美国开始策划反击时，中国的反恐人员与美国同行定期举行会晤。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关闭了与阿富汗和长期盟友巴基斯坦的边境，以防“基地”和塔利班领袖经中国逃窜。考虑到中国关于不破坏国家主权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政策，上述积极行为尤为世人瞩目。10月，在上海,与布什总统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江主席说，中国和美国在“同国际社会一道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都拥有共同责任和利益”。11月，中国允许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在前往阿富汗参战的途中逗留香港，这是一个毫不含糊的支持信号。如果考虑到江泽民在1999年5月7日之后的言行，他的支持似乎令人吃惊。那天，美国空军的一架B-2隐形轰炸机从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出发，不停留地飞到南联盟上空，投下了5枚卫星制导炸弹，结果炸毁了中国使馆，并炸死3名中国记者。怒火在整个中国的大街小巷及各大媒体上迸发而出，中国人本来就相信，美国的政策就是遏制中国并阻挠其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现在这种想法更是给这场反美风暴火上浇油。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围住了美国在北京的大使馆，高呼口号，并向使馆投掷石块，而江泽民也严厉抨击了美国的“蓄意挑衅行为”。江泽民对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说，北约轰炸南联盟是美国“彻头彻尾的炮舰政策”的一个实例，应该“引起各国政治家的警惕”。他还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否则中国人民不会答应。”第二天，在接见俄罗斯特使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时，江说：“中国人民以游行、集会、声明、座谈等各种形式表达他们的强烈愤慨，表明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的热情、意志和力量。”他还以无畏的气概宣布：“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欺的，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如果考虑到短短5个月前江泽民的态度，他对“9?11”事件的反应似乎也是令人吃惊的。当时，一架正在中国沿海监听电子信号的美国海军EP-3“白羊座”侦察机与中国的一架歼-8喷气式战斗机相撞，造成中国战机坠入南中国海，机毁人亡。受损的美国海军飞机则未经授权迫降于中国海南岛。消息传开后，波澜壮阔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和学生的愤慨言论淹没了中国电台、电视台和报刊，遍布大街小巷，充斥了互联网。江主席再一次亲自表达了中国的愤怒。他说：“美国应该就此事件向中国人民道歉，并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尽管与在使馆被炸和撞机事件时江主席的愤怒态度相比，他有关“9?11”事件的“慰问与哀悼”似乎很像是一个大转弯，但事实并非如此。不了解江的真实信念，就很容易以为他在使馆被炸事件和撞机事件中对美国的严辞抨击是颇有算计和机会主义的，而且会以为他在利用这些不幸的偶然事件煽起国内的反美情绪。这一结论无疑是错误的，是基于对中国的误解而形成的简单化判断。要理解江泽民的想法，就需要懂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即需要注意江出生、成长、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在这一背景下所呈现的一系列主题都表明，江有关使馆被炸、军机相撞和“9?11”袭击的声明在哲学上来自同一个源泉，都与他对中国的长远整体看法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对美国的认识相一致。尽管江泽民反对他所说的美国“单边主义”，可是他欣赏美国文化、美国人民以及美国人民的理想。当许多美国人批评江泽民反美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却说他是“亲美派”。江泽民并不亲美，但他懂得美国。他首先是一名中国的爱国者，相信美中之间的良好关系对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是不可或缺的。引言江泽民的经历（1）江泽民的毕业照，摄于1947年中期，江泽民21周岁前几个月。有人说，江泽民不像毛泽东那样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开国之父，也不像邓小平那样是一位勇敢的社会改革家。人们觉得毛和邓改变了中国，而江却没有。他们说，除了保持社会稳定并享受经济发展的好运气，他对中国的影响力微不足道。上面这些只是假设，而下面这些却是事实。2001年9月11日，北京午夜时分，亦即纽约正午时刻，短短数小时之前美国刚刚遭受了骇人的袭击，江泽民主席紧急致电乔治?布什总统。他是最早这样做的世界领导人之一。江写道：“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你并通过你，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对死难者表示哀悼。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翌日夜，江主席与布什总统通了电话，再次强烈谴责“这起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并保证“我们愿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和协助”。同日，在纽约联合国，中国投票支持美国提出的安理会反恐决议。根据北京的指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发言说：“昨天发生的袭击令全世界感到震惊，它虽然发生在美国，却意味着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公然挑衅。”中国的外交支持明确而坚定，帮助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挫败恐怖主义的联盟。在袭击发生之后，中国几乎马上派遣了32名反恐专家前往美国，前所未有地让美国人分享情报，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惊人的转折。在随后数月中，当美国开始策划反击时，中国的反恐人员与美国同行定期举行会晤。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关闭了与阿富汗和长期盟友巴基斯坦的边境，以防“基地”和塔利班领袖经中国逃窜。考虑到中国关于不破坏国家主权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政策，上述积极行为尤为世人瞩目。10月，在上海,与布什总统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江主席说，中国和美国在“同国际社会一道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都拥有共同责任和利益”。11月，中国允许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在前往阿富汗参战的途中逗留香港，这是一个毫不含糊的支持信号。如果考虑到江泽民在1999年5月7日之后的言行，他的支持似乎令人吃惊。那天，美国空军的一架B-2隐形轰炸机从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出发，不停留地飞到南联盟上空，投下了5枚卫星制导炸弹，结果炸毁了中国使馆，并炸死3名中国记者。怒火在整个中国的大街小巷及各大媒体上迸发而出，中国人本来就相信，美国的政策就是遏制中国并阻挠其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现在这种想法更是给这场反美风暴火上浇油。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围住了美国在北京的大使馆，高呼口号，并向使馆投掷石块，而江泽民也严厉抨击了美国的“蓄意挑衅行为”。江泽民对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说，北约轰炸南联盟是美国“彻头彻尾的炮舰政策”的一个实例，应该“引起各国政治家的警惕”。他还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否则中国人民不会答应。”第二天，在接见俄罗斯特使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时，江说：“中国人民以游行、集会、声明、座谈等各种形式表达他们的强烈愤慨，表明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的热情、意志和力量。”他还以无畏的气概宣布：“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欺的，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如果考虑到短短5个月前江泽民的态度，他对“9?11”事件的反应似乎也是令人吃惊的。当时，一架正在中国沿海监听电子信号的美国海军EP-3“白羊座”侦察机与中国的一架歼-8喷气式战斗机相撞，造成中国战机坠入南中国海，机毁人亡。受损的美国海军飞机则未经授权迫降于中国海南岛。消息传开后，波澜壮阔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和学生的愤慨言论淹没了中国电台、电视台和报刊，遍布大街小巷，充斥了互联网。江主席再一次亲自表达了中国的愤怒。他说：“美国应该就此事件向中国人民道歉，并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尽管与在使馆被炸和撞机事件时江主席的愤怒态度相比，他有关“9?11”事件的“慰问与哀悼”似乎很像是一个大转弯，但事实并非如此。不了解江的真实信念，就很容易以为他在使馆被炸事件和撞机事件中对美国的严辞抨击是颇有算计和机会主义的，而且会以为他在利用这些不幸的偶然事件煽起国内的反美情绪。这一结论无疑是错误的，是基于对中国的误解而形成的简单化判断。要理解江泽民的想法，就需要懂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即需要注意江出生、成长、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在这一背景下所呈现的一系列主题都表明，江有关使馆被炸、军机相撞和“9?11”袭击的声明在哲学上来自同一个源泉，都与他对中国的长远整体看法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对美国的认识相一致。尽管江泽民反对他所说的美国“单边主义”，可是他欣赏美国文化、美国人民以及美国人民的理想。当许多美国人批评江泽民反美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却说他是“亲美派”。江泽民并不亲美，但他懂得美国。他首先是一名中国的爱国者，相信美中之间的良好关系对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是不可或缺的。引言江泽民的经历（2）江泽民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同学的毕业合影，摄于1947年中期。第三排右起第三位戴黑框眼镜者为江泽民。他的两位好友在后排（中），在右扇门左边者为王慧炯，左扇门正前为童宗海。1989年，中国深陷于自人民共和国40年前成立以来最大的各种危机之中。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大批抗议学生聚集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广场。政府作出了反应，先是发布戒严令，接着又动用了武力，随后发生的事招致了国际社会的责难。在一度混乱中，这个国家的最高职务——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一职被交给了一位前工程师。此人因其忠诚、老练、文化价值观以及知识分子的多种兴趣而闻名。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个前额头发开始变得稀疏、戴着大号眼镜的名叫江泽民的大个子，不过是个“过渡性人物”，在一个新的强人登台亮相之后，他就得让出自己的位子。10年过去了，江泽民仍然稳稳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仅如此，他还得到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国家主席的职务，这使得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尽管他花费了多年时间革新政策、争取共识和纵横捭阖，但他确实让整个世界感到吃惊，因为他把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在江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超出人们想像的变化，但是在1999年5月，这个国家却面临了一场严峻考验，起因是名副其实的“火”。这年春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对南联盟开始发动空袭，以迫使该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停止塞族人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的进攻。5月7日，一架美国的B-2轰炸机携带4万磅弹药前往南联盟执行一次轰炸任务。在它的数个打击目标中，有一个塞尔维亚人的军事补给站，该目标的详细坐标已被输入轰炸机先进的制导系统，并已与精度达一米的美军全球定位卫星相匹配。1999年3月24日至5月6日之间，在北约部队投到南联盟的9000枚炸弹和导弹中，只有7枚炸错了目标。5月7日这天，有5枚这样的炸弹落到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炸弹摧毁了使馆建筑，并炸死了3名中国记者，另有20余人受伤。北约宣称这些炸弹并不是偏离了目标,问题是目标本身就是错的。为了辩解他们怎么会把那幢庞大、显眼的使馆建筑误认作一个军事补给站，北约的发言人将之归咎于“错误的情报”，说是中情局官员向军队决策者提供了不正确的资料——或者像美国情报部门所说的那样，是“旧地图”的缘故。在使馆被炸之后的一小时内，江泽民召集国家的最高级领导人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组成党的最高领导班子并管理着国家的7名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会议，此外还有所有相关部门的首脑，包括中央军事委员会、外交部和国务院新闻办。他们需要作出迅速反应，但作出反应是一件需要周到地考虑各种平衡的微妙的事。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后任驻联合国大使的王光亚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事后回忆了当时的微妙敏感之处。他说：“我们认识到，这一事件肯定会在民众，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造成冲击波。学生们肯定会作出反应。”对中国人来说，这起炸馆事件是对他们国家的一个侮辱，而且大多数人认定它是蓄意的。愤怒的群众开始在北京聚集，他们把怒火对准了美国大使馆——位于北京东部一个绿树成荫的地区——困在使馆里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简直成了人质。当人群越聚越多，情绪也越来越对立时，有经验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认识到这场示威活动是自发的。此时，在中南海——这是毗邻天安门的一片用高墙围绕的区域，里面是中国式的建筑，朴实无华，有宁静的湖泊、幽雅的环境，中国的高级领导人就在这里居住和办公——人们注意到了当前局势的讽刺意味，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批评中国对本国人民的意愿漠不关心，而现在，听取公众呼声就将意味着采取更强硬的反美姿态。“告诉美国政府，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一位中年人在美国大使馆外对一名西方记者大声说道，“中国不是科索沃，更不是伊拉克。”在听取了来自现场的报告并提了一些问题之后，江泽民请在场的几乎所有与会者都发表意见。“在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并充分讨论以后，”王光亚回忆说，“最后就轮到江主席来平衡中国的长远利益和人民一时的情绪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大家都很清楚中国必须作出强烈反应。我们的主权受到了侵犯，国际法的准则遭到了践踏——我们知道中国的公众肯定会密切注视我们的一举一动。”“但是，”王光亚（他曾就读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补充说，“我们也知道学生们可能作出过激反应。因此，我们大家立即认识到，当时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怎样对待我们自己的公民，尤其是学生，怎样阻止不恰当的行为，怎样说服他们不要采取过激行动。”最后，与会领导人共同决定了采取的行动步骤。第一步是，中止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暂停与华盛顿之间的军事和军备控制磋商，并要求美国赔偿中国在此次袭击事件中所受的损失。第二步是，安排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发表一次电视讲话，讲话将具有双重目的，即既让听众感到中国政府是非常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一事件的，同时又敦促公众克制。“江相信，”王光亚说道，“尽管中国遭受了极大的委屈，但我们不能因为反应过度而危及我们的未来。”“就在外交部这里，”王光亚说，“我们收到了民众发来的大量异常强烈的批评意见，有些态度极为不好。信件堆积如山。我们的电话总机给来电打爆了，我们部的网站也因为收到太多的电子邮件而几乎瘫痪。想想美国人总说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这真是一种讽刺。”“一些人要我们对北约或美国宣战，或者用导弹袭击北约总部作为报复，”王接着说道，“早前，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发表过一些激烈的讲话，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在听到这些不加掩饰的讲话后主张中俄两国建立一个能够抗衡美国的军事联盟。”就在发生这样的激烈争论的背景下，江泽民强调保持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性。他敦促坚持当前的外交政策，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世界和平，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长期以来，中国民众一直高度警惕外国侵略，他们把北约部队在中国的象征性领土上炸死3名中国公民一事视作奇耻大辱。江泽民意识到，共产党必须带头表达这种民族情感，否则将冒对当前的爆炸性局面失去控制的危险。江主席和朱镕基总理相信，良好的中美关系对于改革中国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是十分必要的，这不是什么秘密，但并非他们所有的同事都完全同意这一观点。普通的中国人已变得越来越反美，这一态度的转变缩小了江泽民的回旋余地。引言江泽民的经历（3）1955或1956年，江泽民（中）与中国实习生和留学生在莫斯科。1995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87%的中国青年人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57%说他们最反感的国家就是美国。一名大学生在美国大使馆门前守到第三天时表示：“即使政府禁止抗议活动，我们还是要继续示威，直到美国人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一些人颇有点怀旧地谈到了毛泽东，赞扬他在朝鲜战争期间所采取的抗美行动。“现在，每个人都在讲毛主席真伟大。”一名陆军上校这样说道，“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粉碎美帝国主义。”面对公众日益高涨的愤怒情绪，江决定要加以引导，而不是与之唱反调。他采取行动疏导人们心中的怒火，努力使政府的政策与抗议群众的呼声相协调。他希望确保两件事，一是他的国家保持稳定，二是他的政府安然无恙。总参谋长傅全有上将表态忠于党，并发誓“要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它们不受践踏”。官方媒体赞扬学生们支持政府。由党支持的学生团体租来了公共汽车，直接把学生们拉到了使馆区。5月9日，将成为江泽民接班人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现在电视上。胡谴责炸馆事件是一起违反国际法的“罪恶行径”，他说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依法保护一切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议活动”。但同时他又补充说，政府将“防止出现过激行为”。这是大多数人第一次听到胡发表讲话，这位下一代主要领导人树立了一个坚强果断的形象。当学生们在发泄着对美国的怒火时，胡锦涛一边鼓励他们，一边努力让他们保持冷静。胡当时是最年轻的国家高级领导人。要想控制这场危机，疏导学生们的愤怒情绪至关重要，共青团（胡仍与之保持着纽带联系）向学生们提供标语并组织车辆把他们送到使馆区。大约在同一时候，克林顿总统打来一个热线电话以表达他个人的歉意，但江拒绝接听电话。“这一错误让我十分震惊并深感不安，我马上打电话向江泽民道歉。”克林顿回忆道。他将这一悲剧性的误炸事件称作“这场战争期间最严重的一次政治挫折”。但中国领导集体已经作出决定，任何来自美方的道歉都必须以国家的名义正式作出，而不应该在两国领导人之间私下进行。克林顿放弃了外交礼仪，“公开并反复地”道了歉。同一天，克林顿正式致信江，“代表美国人民”对炸馆事件表示“道歉和真诚的哀悼”。他强调说，这次袭击事件“绝对不是蓄意的，也不是故意的，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我不怪人们为此而不高兴，我本人也对此感到不高兴，”克林顿说，“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需要把握分寸。”在整个中国，愤怒的群众越来越多，并且变得更加喧闹。学生和工人继续向美国使馆投掷石块和垃圾，砸碎了仅剩的几块窗玻璃。在其他城市，人们也组织了针对当地美国使团的抗议游行。美国国务院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中国旅行，并建议那些已在中国的美国公民避开人群。在被堵于使馆3天以后，美国大使尚慕杰发回了一份现场报告。“我们现在在使馆内，我们被一条警察的隔离线围在中间，”他说，“使馆的建筑被扔进来的投掷物损坏了，窗户破了，昨天扔进来的土制燃烧瓶至少在使馆内引起两起火灾。”尚慕杰补充说。尽管克林顿总统作出了正式的道歉，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也前往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表达了美国政府深深的哀悼，但中国媒体当天对这两个举动都未作报道。就在炸馆事件发生数小时后，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召集报纸编辑开会讨论报道的口径问题。从那一刻起，每一份报纸——从时尚的《北京青年报》到党的喉舌《人民日报》——都用好几个版面报道炸馆事件，表达了一致的观点并经常使用同样的语言。以大字标题醒目地刊出《震惊—愤怒—抗议》、《这次轰炸是有预谋的》，中国报刊从尝试新闻多样性的道路上退了回来，又开始用同一个响亮的声音说话了。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发表了大同小异的专栏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几乎出自同一些军事专家之手，他们提出“证据”证明这起炸馆事件是蓄意的。一直关注腐败问题的电视节目现在也开始批评美国。对于西方来说，这看上去像是一场旨在改变舆论方向的宣传运动。事实却恰恰相反。尽管媒体始终不能质疑或反对党和政府的意见，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同意它当时还能操纵人们的思想或意见的说法。相反，是公众决定着媒体的报道。报纸的标题、愤怒的言辞以及专家的观点恰恰都是读者和听众想读到和想听到的，这就像受市场驱动的媒体在西方所做的那样。说炸馆事件是蓄意的，不过证实了大多数中国人所深信的一点，即美国希望遏制和控制中国，并将不遗余力地这样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美国人指责中国政府煽动反美仇美情绪。他们天真地将中国媒体的报道解读为是北京利用局势的一种方式。他们错误地认为，炸馆事件将给中国领导人提供一个现成的借口，去做许多西方人害怕他们做的事——走上民族主义的侵略扩张之路。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90%的受访中国人不相信北约有关这次炸馆事件纯属意外事故的解释——这一统计结果来源于与深谙时势的中国人的交谈。他们说，这一解释并不可信，因为像美国这样一个技术先进的国家不可能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鲍里斯?叶利钦给江泽民打来电话，表达了他对炸馆事件“最强烈的谴责”，并补充说：“俄对这一事件的立场与中方完全一致。”江把这次袭击称作“极其野蛮的行为”，并说中俄两国应加强在包括科索沃在内的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双方同意，对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涉是错误而危险的。在前往光明日报社悼念并赞扬死去的记者中的两位时，江称这次袭击“是对十二亿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践踏”。尽管克林顿总统已经向江主席道了歉，但人们仍然觉得有待北约和美国作出正式道歉。中国取消了与美国的正常军事接触，中断了有关武器扩散、军备控制、人权以及国际安全等方面的磋商，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在为驻南联盟使馆工作人员回国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江授予了3位死去的记者以“革命烈士”的称号，并赞扬了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义愤。他说，这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巨大凝聚力”，并强调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欺的！”3年来，江第一次用“霸权主义”来形容美国，这是中国专门用在敌人身上的贬称。他指责美国利用自己在经济和科技上的优势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他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必须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作出全面交代”，并警告说，“否则，中国人民决不答应”。与此同时，江要求中国人民把他们的义愤转移到发展国家的经济力量、国防力量和提高中国的民族凝聚力中去。他宣称，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并强调指出，中国必须“对国内外敌对势力伺机搞乱中国、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图谋，时刻保持警惕”。人们都未忽略，江提到了“国内敌对势力”。引言江泽民的经历（4）5月14日，在经过一周的紧张沉默之后，江主席接听了克林顿打来的一个电话。在30分钟的交谈中，克林顿再次对这一悲剧表达了他真诚的遗憾，并向受伤的中国使馆人员致以慰问，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克林顿后来描述了他在炸馆事件后与江的第一场谈话。“我再次道了歉，并告诉他，我确定他不会相信我会在知道的情况下袭击中国使馆。江回答说，他知道我不会这么做，但他相信五角大楼或中情局中有人并不赞同我扩大与中国的接触，他们可能存心在地图上做了手脚，以引起我们之间的裂痕。江很难相信，一个像我们这样技术如此先进的国家会犯这样的错误。”然后克林顿若有所思地说，“我也很难相信，但事实就是如此。”克林顿向江保证，将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并会尽快让中国人民知道事件真相。江表示，他“注意到”了美方的道歉，这个外交辞令意味着北京最终愿意接受克林顿的反复道歉。江声明，那些抗议活动都是人民自发的反应，并告诉克林顿，要想修复两国业已受损的关系完全取决于美方。第二天，中国的官方媒体醒目地报道了克林顿的道歉，这场危机的热度达到顶点后开始消退。所有的全国性报纸都在头版报道了克林顿道歉的事，同时在显著位置还报道了江呼吁中国人民化悲愤为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未来不会再受到类似欺侮的强大国家。在西方，人们把中国报纸对克林顿道歉一事姗姗来迟的广泛报道视为一种证据，认为这证明中国政府鼓励了全国各地兴起的抗议活动。但事实上愤怒的情绪首先来自中国民众，而不是他们的领导人。不管政府做什么或说什么，人们的愤怒都会爆发出来。从美国人的第一次道歉到中国媒体对此进行广泛报道，中间隔了4天时间，这就给了这个国家的公民一个机会去表达并纾解他们的愤怒。当媒体最后报道说美国道了歉，老百姓的气已经出得差不多了，这时候谈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们也能够接受了。西方学者认为，炸馆事件将使美中关系倒退很多年。他们错了，事情的发展恰恰相反：江泽民利用这场危机巩固了领导地位，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进程。事后，中国媒体持续不断地赞扬了他对这场危机的处理方式。6月中旬，美方以一种全面的、较为折中的方式就炸馆事件向中国人民作出了自己的交代。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全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联播》中用很长一段时间对此作了报道。政府开始着手淡化对抗，就像江从一开始就主张的那样。“大多数中国人民相信（炸馆事件）是有预谋的，”政府的一名外交政策顾问说，“我们需要时间释放这种情绪。”中国人民对这一悲剧的反应，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复杂态度。当时在美国使馆门前的抗议人群中，有一名大学生向记者气势汹汹地痛斥了美国的傲慢思维，即美国认为应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当这名学生继续高声谩骂时，采访他的记者问，他打算这样骂多久。这位年轻人就事论事地回答说，他在这儿呆不了多长时间。他解释说，他必须回家准备即将到来的GRE考试——美国研究生院的入学考试。就像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方一样，很多中国人渴望像美国人一样地生活，尽管他们同时也憎恨在他们看来美国所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强权。中国人的感情可以用下面这个笑话加以概括：“二战以来，为什么除了美国以外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发生过革命？因为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美国大使馆的国家。”美国人的缺乏敏感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天真也于事无补。尚慕杰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它发生在1997年的一次国会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一位高级官员对代表团介绍了中国的国内和国际事务之后，主动请代表团成员提问。“我想知道，”一位议员提问道，“你是否已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尚慕杰回忆，那位中国官员看上去惊呆了。1989年，中国有些人呼吁美国帮助他们反对自己的政府。10年以后，他们又毫不客气地批评自己的领导人不敢挺身跟美国对着干。当初，标杆是政治自由；而这一次，是民族的自豪感。当年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们比他们的领导人更向外看；现在情形正相反，与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批评者和老百姓相比，江泽民和他的政府更向外看。在短短的10年内，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而这10年恰恰是一个人当政的10年。要想充分理解中国在江泽民领导期间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惊人的改善，这个国家的实力和活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这些变化在几乎每一个城镇里都是显而易见的。按购买力计算，中国的经济已居世界第二位；而在此后30年内，中国有可能跃居世界第一。中国企业把电子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中国的企业家正在互联网上创建私营公司。尽管失业、腐败、收入不平衡、法律体系粗陋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确实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颇为棘手，但在广大人民中间仍然存在着一种新的活力和自信心。物质上的富足只是部分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再害怕讲出他们的心里话。数亿人用上了手机，甚至用它来收发政治笑话；超过10亿中国人看上了电视，可供他们选择的频道有数十个。服饰和娱乐的多样性，从电影到时装的艺术形式，个人行为的灵活性——选择工作、不受限制的旅行、性教育，所有这些都证实了这场变革的非凡惊人。中国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把自己的第一个宇航员送入太空，开始了有步骤的法律和政治改革，重振了它的武装力量，并且参与了每一个重大外交问题的解决。对国内事务充满信心，在国际上受到尊重，中国已成为世界大国中的一名领导者。江泽民的一生和领导生涯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上疾风骤雨的80年，可以说是这段历史的生动写照。他的一生就像是一首史诗，其中包含着战争、贫困、革命、政治动乱、社会动荡、经济改革、国家转型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重新崛起。在审视江的一生及其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动荡历史之间的冲突，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所遭受的异常深重的伤痛，所怀有的高远志向，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在某种意义上，那些最初对江泽民持怀疑态度的人说得也对。他是一个过渡人物，但并不是他们所指的那种。他坚持自己的理想毫不动摇，即便有些家长作风；他拥有进行政治活动的高超技巧，没人预料到他会有这一手；他充满毅力，甚至可以说是从不懈怠，出人意料地成了变革的代表，使饱受创伤的中国过渡到了一个稳定、自信而繁荣的社会，并正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迅速崛起。那些怀疑论者完全误解和低估了这个人，这个改变了中国的人。第1章 1926-1943年“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第1节出生之地1926年，农历虎年，此时的中国处于一片风雨飘摇之中。虽然距清王朝被推翻和民国建立已有15个年头了，但是各派军阀及一些政治派别仍在和国民党政府争夺主导权。与此同时，东面的日本正在磨刀霍霍，令人担忧。就在这一年，在上海西北方150英里以外的大运河边的古城扬州，一个男婴降生了，他是一对名叫江世俊和吴月卿的年轻夫妇的第三个孩子。这一天是8月17日。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社会，因此其传统是把一个人的姓放在前面，而不像西方那样放在后面。中国人给孩子起名时并没有一些通用的名字可供选择。所以，他们给孩子起的名字一般都有独特的意义。这些名字的所指可以无所不包，从祖先的传统到自豪的父母对未来的憧憬，而这些名字一般包括一个或两个字，每个字都有单独的意义。对于同胞手足，甚至是同辈的堂兄弟姐妹来说，用同一个字作为他们名字的开头并不少见，以强化对家族的认同。江家的孩子就是这样，这个新生儿像他的哥哥姐姐一样，名字也以“泽”字开头，这个字有“施予恩惠”或“帮助”的意思。这个“泽”与毛泽东的“泽”是同一个字，但毛的名字从字面上解释是“泽被东方”的意思（有人会说这个名字具有非凡的预见性，也有人则认为不然），而江泽民这个依据孔子经典所取的名字则意味着“泽被人民”。“成为一位领导人靠的不仅仅是他本人，”江泽慧，江的妹妹，后来回忆道，“它还涉及一个家庭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如果不理解有关江主席的三件事，你就无法理解江主席：他的家庭传统、他的文化根基以及他的革命背景。‘三哥’（我一直这么称呼江泽民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并不是偶然的。”虽说这话对于经历了某一特定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样适用，但也许没有任何人像在江身上那样，三者交织得如此紧密。江泽民的姓是“河流”的意思，这个家族起源于中国东部一片青山深处的一个贫苦村庄。但是究竟哪个村子才是江家的祖居地，一直存在争议。后来，江本人也对两个村庄之间纠缠不清的争论感到有点为难，便恳请双方“不要再胡乱猜测了”。如果有人要问，他会说他的老家在扬州，那个他出生的城市。作为一座约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扬州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文化和商业中心。连接长江和淮河并穿城而过的邗沟是中国最古老的运河，开凿于公元前486年。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作者这样写道，当他来到扬州时，他觉得仿佛步入了仙境。有人认为扬州美女甲天下，以至于中国古代的帝王们常要到这里来选妃。当然，中国另外一些城市也声称自己才是帝王最为钟情的佳丽之都，这是一种荣誉。即使撇开这些传奇不谈，扬州也是一座富有历史故事和内涵的城市。在明清两代，扬州深受富商巨贾和达官显贵的青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此买地置屋。瘦西湖岸边，从饭馆、茶楼到妓院、书店，各业繁荣，人们的各种欲望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一到晚上，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人们乘着画舫泛舟河上，悠扬的笛声在空中萦绕。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得好：“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清朝统治时期，一个名为“扬州学派”的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流派在这座城市兴起。地方官员出资赞助赛诗会，而每天下午，听众们都会聚在一起听说书人说书。与此同时，这也是“扬州八怪”生活的时代，这是一群富有创新精神的扬州艺术家，他们实际上大概有15人。借着从绘画到诗词歌赋在内的各种表现形式，他们在艺术和政治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联系，抨击皇权统治和社会罪恶。他们一反因循守旧的笔法，创造出一种清新自然的画风。他们的画风改变了中国的艺术轨迹，并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先锋。史可法是扬州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也是江泽民心目中的英雄和一直效仿的楷模之一。史可法生于1602年，他亲眼目睹了日益腐败的明王朝如何走向衰亡。他官至兵部尚书，1644年满族人攻占北京并建立清王朝以后，他仍拒绝承认他们的政权，并前往扬州准备守城。就在他抵达扬州的第二天，清军包围了这座城市。尽管力量对比悬殊，史将军仍然拒绝投降。他送信给清军将领说：“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一周后，扬州城被攻破。史可法被俘并遭到杀害，成为南明王朝第一个以身殉职的高级官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事迹被人们广为传颂，直至史可法之死被视为神圣的殉难，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在江泽民眼中，史可法代表了中国人最为崇高的理想：爱国、勤勉、忠贞、诚实、道德和奉献。1991年，在一次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江再一次自豪地说起他所出生的那座城市及其最著名的人物。江说：“我是江苏省扬州人。扬州梅花岭下有史可法的‘衣冠冢’。冢前有一副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江泽民后来有一次回忆说，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墓就在他的家乡扬州，日本人侵略中国时，他和同学们星期天经常去凭吊，每当看到墓碑上的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便激起一种抗日的激情，决心发愤读书，树立好的民族气节。很久以来，扬州的繁华早已逐渐让位于其他城市，但这一命运却使它得以保留自身古色古香的魅力。1934年写的一部描写江泽民的家乡的作品简洁明了地概括了人们对这个地方的褒贬：“这座城市缺少在一座大城市里可以找到的宽阔的马路、喧闹的汽车、耀眼的灯光、高耸入云的西式建筑。没有任何被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占据过的痕迹，也没有传教士。这里可以说是完全的中国本土，因此也自然得以避免了其他大城市必须承受的帝国主义的侮辱和压迫。”江泽民对自己的出生之地总是感到很自豪，并一直讲一口带有明显扬州腔的普通话。江最喜欢的一个作家朱自清（他父亲的同班同学）也来自扬州，他的作品也许最能道出扬州人和他们这座城市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朱最有名的一篇散文就叫《我是扬州人》。在这篇文章中，他动情地写到这座城市：“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第1章 1926-1943年“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第1节出生之地1926年，农历虎年，此时的中国处于一片风雨飘摇之中。虽然距清王朝被推翻和民国建立已有15个年头了，但是各派军阀及一些政治派别仍在和国民党政府争夺主导权。与此同时，东面的日本正在磨刀霍霍，令人担忧。就在这一年，在上海西北方150英里以外的大运河边的古城扬州，一个男婴降生了，他是一对名叫江世俊和吴月卿的年轻夫妇的第三个孩子。这一天是8月17日。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社会，因此其传统是把一个人的姓放在前面，而不像西方那样放在后面。中国人给孩子起名时并没有一些通用的名字可供选择。所以，他们给孩子起的名字一般都有独特的意义。这些名字的所指可以无所不包，从祖先的传统到自豪的父母对未来的憧憬，而这些名字一般包括一个或两个字，每个字都有单独的意义。对于同胞手足，甚至是同辈的堂兄弟姐妹来说，用同一个字作为他们名字的开头并不少见，以强化对家族的认同。江家的孩子就是这样，这个新生儿像他的哥哥姐姐一样，名字也以“泽”字开头，这个字有“施予恩惠”或“帮助”的意思。这个“泽”与毛泽东的“泽”是同一个字，但毛的名字从字面上解释是“泽被东方”的意思（有人会说这个名字具有非凡的预见性，也有人则认为不然），而江泽民这个依据孔子经典所取的名字则意味着“泽被人民”。“成为一位领导人靠的不仅仅是他本人，”江泽慧，江的妹妹，后来回忆道，“它还涉及一个家庭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如果不理解有关江主席的三件事，你就无法理解江主席：他的家庭传统、他的文化根基以及他的革命背景。‘三哥’（我一直这么称呼江泽民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并不是偶然的。”虽说这话对于经历了某一特定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样适用，但也许没有任何人像在江身上那样，三者交织得如此紧密。江泽民的姓是“河流”的意思，这个家族起源于中国东部一片青山深处的一个贫苦村庄。但是究竟哪个村子才是江家的祖居地，一直存在争议。后来，江本人也对两个村庄之间纠缠不清的争论感到有点为难，便恳请双方“不要再胡乱猜测了”。如果有人要问，他会说他的老家在扬州，那个他出生的城市。作为一座约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扬州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文化和商业中心。连接长江和淮河并穿城而过的邗沟是中国最古老的运河，开凿于公元前486年。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作者这样写道，当他来到扬州时，他觉得仿佛步入了仙境。有人认为扬州美女甲天下，以至于中国古代的帝王们常要到这里来选妃。当然，中国另外一些城市也声称自己才是帝王最为钟情的佳丽之都，这是一种荣誉。即使撇开这些传奇不谈，扬州也是一座富有历史故事和内涵的城市。在明清两代，扬州深受富商巨贾和达官显贵的青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此买地置屋。瘦西湖岸边，从饭馆、茶楼到妓院、书店，各业繁荣，人们的各种欲望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一到晚上，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人们乘着画舫泛舟河上，悠扬的笛声在空中萦绕。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得好：“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清朝统治时期，一个名为“扬州学派”的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流派在这座城市兴起。地方官员出资赞助赛诗会，而每天下午，听众们都会聚在一起听说书人说书。与此同时，这也是“扬州八怪”生活的时代，这是一群富有创新精神的扬州艺术家，他们实际上大概有15人。借着从绘画到诗词歌赋在内的各种表现形式，他们在艺术和政治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联系，抨击皇权统治和社会罪恶。他们一反因循守旧的笔法，创造出一种清新自然的画风。他们的画风改变了中国的艺术轨迹，并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先锋。史可法是扬州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也是江泽民心目中的英雄和一直效仿的楷模之一。史可法生于1602年，他亲眼目睹了日益腐败的明王朝如何走向衰亡。他官至兵部尚书，1644年满族人攻占北京并建立清王朝以后，他仍拒绝承认他们的政权，并前往扬州准备守城。就在他抵达扬州的第二天，清军包围了这座城市。尽管力量对比悬殊，史将军仍然拒绝投降。他送信给清军将领说：“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一周后，扬州城被攻破。史可法被俘并遭到杀害，成为南明王朝第一个以身殉职的高级官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事迹被人们广为传颂，直至史可法之死被视为神圣的殉难，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在江泽民眼中，史可法代表了中国人最为崇高的理想：爱国、勤勉、忠贞、诚实、道德和奉献。1991年，在一次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江再一次自豪地说起他所出生的那座城市及其最著名的人物。江说：“我是江苏省扬州人。扬州梅花岭下有史可法的‘衣冠冢’。冢前有一副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江泽民后来有一次回忆说，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墓就在他的家乡扬州，日本人侵略中国时，他和同学们星期天经常去凭吊，每当看到墓碑上的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便激起一种抗日的激情，决心发愤读书，树立好的民族气节。很久以来，扬州的繁华早已逐渐让位于其他城市，但这一命运却使它得以保留自身古色古香的魅力。1934年写的一部描写江泽民的家乡的作品简洁明了地概括了人们对这个地方的褒贬：“这座城市缺少在一座大城市里可以找到的宽阔的马路、喧闹的汽车、耀眼的灯光、高耸入云的西式建筑。没有任何被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占据过的痕迹，也没有传教士。这里可以说是完全的中国本土，因此也自然得以避免了其他大城市必须承受的帝国主义的侮辱和压迫。”江泽民对自己的出生之地总是感到很自豪，并一直讲一口带有明显扬州腔的普通话。江最喜欢的一个作家朱自清（他父亲的同班同学）也来自扬州，他的作品也许最能道出扬州人和他们这座城市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朱最有名的一篇散文就叫《我是扬州人》。在这篇文章中，他动情地写到这座城市：“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第1章 1926-1943年“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第2节钟情一生的爱好直到7岁以前，江泽民随家人一起住在扬州田家巷的一座大宅子里。田家巷位于非常富裕的东关区内，毗邻大运河。田家巷得名于明朝后期，当时此地一户姓田的人家有一名才貌双全的少女得到了皇帝的垂青，做了皇贵妃（据说她精于围棋）。江家的宅第是一座中间带有天井的传统中式大院，房子上面有着精美的石刻，房子里面摆满了书籍和艺术品。这样的一座宅子甚合江泽民的祖父江石溪的心意，他是一位学者和生意有成的商人。此外，他又是一名中医、诗人、音乐家、政治激进派和热诚的民族主义者。尽管在江泽民只有7岁的时候，江石溪就去世了，但他的价值观和信念对他的家人却有着深远的影响。江泽慧评述说：“我们家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一贯致力于学习求知，并酷爱文学艺术。我们家在读书做人方面的良好家风，一直是代代相传的。”江的祖父在住所里收藏了丰富但并不昂贵的古籍字画。他能演奏许多种乐器，包括琵琶，他还喜欢唱歌；他爱好中国象棋，也经常在挥毫泼墨中自得其乐。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做诗。“我们的爷爷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江泽慧说，她和她那位著名的兄长长得非常像，“我有一本爷爷的诗集，里面的诗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令人难过的是，原来的墨迹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中被毁掉了。”江的祖父的生活也不时过得很艰难。在清朝末年发生的一次饥荒中，他的两个儿子夭折了。虽然他行医深受尊敬，但并不足以养家糊口。1919年，他在49岁那年弃医从商，进入了一个他还十分陌生的天地。他当时的行为就像中国人时下所说的“下海”。他加入了大达（或叫做大运河）航运公司，不久便成为该公司驻扬州的代表。在这期间，他把家搬到了江泽民后来出生的那座舒适的宅子。“我的祖父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江主席在时隔80多年后解释说，“但是他受过教育，有文化，而且非常有才干。早年，船在长江上航行时，螺旋桨经常被水里疯长的水草缠住。他便发明了一台能够割断这些水草的机器，并把机器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卖给了一个著名商人。”然而，在早年的岁月里，江泽民只是一个子孙众多的大家庭中的一个普通男孩。单是江的父母亲，就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这个大家庭里，父母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出人头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望子成龙”，就像当年他们的父辈对他们的期望一样。江家的宅子里不乏书香、音乐、艺术和有关政治的讨论，江泽民正是在这里逐渐培养起一生对这些事物的兴趣的。江泽民7岁那年，祖父去世了，终年63岁。经济上的窘迫使江家搬到一个较为破落的地区，但是对他们来说，精神上的损失要远远大于物质上的损失。祖父一直是一个精力充沛、很有影响的人。尽管他后来从商，但他不曾放弃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他在艺术界和学术界有很多朋友——并始终以不断磨砺自己的书法技巧为荣。像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十分关心国事，并写了许多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文章。在20世纪之初，他曾批判过清王朝的软弱无能。后来，他目睹日军一步一步地蚕食中国领土，深感悲哀，并起而反对一个玩弄阴谋诡计登上帝位的军阀。他甚至把自己民族主义的文学作品改编成歌曲，从而通过这些充满讽刺意味的歌谣，把他那愤世嫉俗的思想传给更多的人。在祖父的葬礼上，江泽民的叔父江上青吟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名为《哭父》。（译注：据《江上青烈士诗抄》，该诗写于1933年中秋节前。江石溪先生病逝时，江上青在仪征十二圩中学任教，由于旧友反目而受陷，未能为父送葬。）他吟道：“常存济世心，向无凌人志。”这两句诗反映了这个家族的处世之道。就像他的兄弟姐妹一样，江泽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力争上游，但同时要谦虚谨慎。到他祖父去世的时候，他已经在远近闻名的琼花观小学上学了，这所小学离他家只有20分钟的步行路程。学校的课程设置兼顾了现代和传统两方面。其中，传统课程部分围绕四艺——文学、音乐、书法和中国象棋——开设，这些都成为江泽民为之钟情一生的爱好。也正是在这里，他养成了对音乐经久不衰的热情，学会了演奏各种各样的乐器，包括竹笛、钢琴和二胡。后者是一种起源于一千多年前的只有两根弦的中国乐器。几十年后，当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因脑力不济而无法演奏时，坐在听众席上的江主席突然起立走上舞台，他要过了二胡，在一把椅子上坐定，拉了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江氏谱系江绍岳（石溪）1870—1933妻范氏1873—1956长子江世俊（冠千）1894—1973媳吴月卿1897—1977二子江世杰，早夭三子江世豪，早夭四女江世英1906—约1948婿梁慕园五子江世雄（慕陶）1909—1966媳杨桂芬1911—1944六子江世侯（上青）1911—1939媳王者兰1911—1985七子江世伯（树峰）1914—1993媳胡齐德1916—1983江世俊一支子江泽君（蛰君）女江泽芬子江泽民，承祧江上青子江泽宽（吴德新）女江泽南（泽兰）江世雄一支女江泽群子江乔生，早夭子江庆生（均祥）江世侯一支子江泽民，过继女江泽玲女江泽慧江世伯一支子江泽中（执中）女江磐第1章 1926-1943年“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第3节启蒙教育中国的古典文学构成了江泽民所受启蒙教育的核心。每天——甚至在江还不到上学年龄之前——他父亲就要他背诵唐宋名家的经典诗句，这当中充满了睿智的隽言和实用的忠告。此外，江泽民还接受了大量的书法训练，与他所受的古典文学教育可谓相得益彰，这种书写中国繁体字的艺术，把语言概念和视觉概念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虽然中国台湾和香港至今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繁体字，但中国大陆在1949年以后已经改用一种简体字。不过，时至今日，江仍在使用繁体字，并经常用繁体字为一些他所支持的机构或活动题词。每到放学的时候，江都会唱起一首歌谣，几十年后，这首歌仍然留存在他的记忆里：“……课毕放学归。……老师讲的话，可曾有违背？父母盼儿归，我们一路莫徘徊。将来治国平天下，全靠吾辈。大家努力呀，同学们，明天再会。”学生时代的歌谣对江有着一生的意义。有一次，已是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因为想不起某几句歌词而打电话给远在美国的老同学寻求帮助。但是在外界残酷的现实面前，校园只能给学生们提供一时的庇护。日本人正打来，凶恶而残暴。1931年，就在江刚上小学后的几个星期，日本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疯狂蚕食。1932年，为了获得一个入侵中国内陆的基地，日本发动了“上海战役”。此役，日本的航空母舰第一次投入了实战。而在他的家乡扬州，一场文坛骚动把整个城市搅了个天翻地覆。1934年，江泽民8岁那年，一本名为《闲话扬州》的书在上海出版，作者是一个名叫易君左的政府官员。易把自己在扬州所看到的东西贬斥为无处不在的堕落和冷漠，并把扬州描绘成一潭死水，是滋生懒汉闲人的温床。他在书中写道：“扬州像是一个没落中的大家族。”易还提到了勾结日本人这个充满爆炸性的问题，并顺带引用了8世纪时一位诗人所说的一句话：“全国的妓女都是在扬州培训的。”（译注：查《闲话扬州》，有以下一句：“古人说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全国的妓女好像是由扬州包办。”故这句话其实是易君左所说。“烟花三月下扬州”为李白名句。）扬州人愤怒了，并成立了一个“究易团”。该团体由一位非凡的妇女领导，她是10个孩子的母亲，并创办了一个天足会和一所女子学校。后来，该团体迫使易君左作了公开道歉并支付了800元的赔偿金。这本招惹是非的书遭到了查禁，出版商也同意销毁所有的存书以及该书的纸版。但是让批评者三缄其口并不等于问题解决了。易君左的书不仅仅是对扬州的辛辣讽刺，也是对全中国的批评。即使当日本军队从北方长驱直入的时候，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仍在相互厮杀。共产党进行了为时一年、行程6000英里的战略性撤退，这被称作“长征”。在此期间，在1935年8月，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但敌对的双方仍充满仇恨，无法搁置歧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学生们呼喊着这样的口号。1936年12月，内战发展到了最紧要的关头。由于不满蒋介石一味“剿共”、消极抗日的政策，一些国民党士兵在张学良将军的率领下发动了一场小型军事政变。他们在蒋视察古城西安的时候挟持了他，并把他囚禁起来，直到他同意与共产党组成一个联合阵线，共同抵御外国侵略者。作为中学入学考试的一部分，10岁的江泽民写了一篇文章支持张的行动。江家是一个颇有政治觉悟的家庭，江泽民从孩提时代起，就已经明白他应该站在哪一边。他考进江都县立初级中学时，入学考试成绩位列前10%的学生中。1937年夏天，他转入扬州中学就读，该校当年在江苏全省1800名考生中只录取了50名。扬州中学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基础，在校6年，学生们将接受严格的训练。这所学校当时已经培养出了许多政治家、科学家和文人，其中包括朱自清这位宁可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文学巨匠。毛泽东赞扬过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爱国行动，他称朱“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上学时，江背诵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其中不少他到老还能倒背如流。他很欣赏生活于8世纪的唐朝诗人杜甫所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曾引用过这首诗的最后一节，这也是中国诗歌中最为人称道的诗作之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江一直很喜欢爱国主义诗文。在公开场合和会议中，他都曾提到明末学者顾炎武的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经常讲述宋朝丞相文天祥的故事，文拒绝向外敌投降并写下了下面两句脍炙人口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江还曾讲起宋朝名将岳飞，他那首动人心魄的民族主义诗歌——《满江红》，使他的英名永垂不朽：“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后来，作为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回首往事说：“当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这些作品就深深地扎根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江还渐渐爱上了俄罗斯文学和西方文学。他阅读了许多译著，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以及《悲惨世界》。后来，担任国家主席后，他在出访途中常去向他心目中的文学大师致敬。在俄罗斯，他参观了托尔斯泰的故居；在法国，他专程前往马赛，参观了大仲马当年创作《基度山伯爵》的地方。在扬州中学时，江还涉猎了美国文化。他研读了托马斯?杰弗逊和亚伯拉罕?林肯的演说词。时至今日，他依然能背诵出《葛底斯堡演说》，这在1986年他担任上海市长时曾令四座皆惊。“我受过三种教育，”江有一次曾总结说，“第一种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孔孟之道。从上小学起，我就开始背《三字经》。我所受的第二种教育是资产阶级教育，特别是西方科学。我所受的第三种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第1章 1926-1943年“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第4节大家庭“我们江家有一大家子人，”主席的妹妹江泽慧回忆说，“我们所有人——祖父母、他们的四个儿子儿媳、一个女儿女婿以及他们的孙子女——都住在一起。没有人分家单过。”像这样一家人住在一起，会使人想到中国人常说的“大家庭”。在这样的大家庭中，亲情纽带关系往往是既复杂又深厚的。江泽民虽然是这个家中的长子江世俊和他的妻子吴月卿所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却属于整个家族。“当然，这样会显得有点挤，但一家人住在一起也有很多好处，”江泽慧说，“爷爷把自己对文化的热爱传给了自己的子女，甚至也传给了三哥和我这一代，就好像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已经被植入了我们的基因。在爷爷的子女当中，像我父亲、我大伯和我七叔都在古典文学和诗歌方面造诣很深。我父亲是第六个儿子，而我的大伯是长子，也就是江泽民的父亲。”什么？如果说江泽慧的父亲和江泽民的父亲是兄弟，那么江泽慧就应该是主席的堂妹，而不是亲妹妹，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江泽民确实是我的三哥，这不是修辞手段，也不是中国式的习惯称呼，”她缓缓地说道，有意卖起了关子，“要想把这点解释清楚，那就得从我出生时讲起了。”“那是1938年，也是虎年，”她开始讲述道，“江泽民那年12岁，也就是说三哥比我整整大一轮，我们都属虎。我出生在奶奶家里，在长江的一个小岛上。那时，日本人已经打进来了，整个中国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祖母姓范，在男人们都离家之后，出身农家的她挑起了整个江家的重担。为了躲避日军空袭，她决定搬家。她把儿媳和孙子孙女集合起来，告别了在扬州舒适的家，匆忙返回了她乡下的老家。这是一个不起眼的村庄，虽然离城不太远，却不大可能受到袭击。江泽慧的父亲，同时也是江泽民叔父的江上青，并不经常回家。他是一个革命者，正因为如此，他后来才会对江泽民变得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早在1928年，江上青17岁那年，就秘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在上海文科大学专攻文学，同时以笔为枪，写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并创办刊物和时事通讯，来批评腐败的政府，传播革命火种。当时，国民党已经顽固地坚持要消灭共产主义，这个年轻人被一个叛徒出卖了。江上青因为他的信仰而被捕入狱，但即使身处险境他也没有出卖同志。在随后几年中，他被抓了放，放了抓。尽管有好几次他都差点儿走上刑场，但他却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不管是在狱中，还是在狱外，他都始终坚持为信仰而工作。1932年，在党组织的援救下，他被释放出狱。（这时，他已经是中共正式党员了。）他回家调养身体，并又几乎立即投身到革命中去。他创办了一种激进刊物，当地方当局查禁了这刊物之后，他又毫不畏惧地创办了另外一种。警察对他进行迫害，把他从一个教师职位赶到另一个教师职位，但他仍然保持与共产党的联系，有时甚至就在国民党官员的鼻子底下。尽管有进步思想，从事着地下活动，江泽民的叔父仍然和他的家人联系紧密。1935年，24岁的他甚至同意他的母亲为他安排婚事，他母亲给他挑选的妻子是自己的侄女——王者兰。而在那个时候，许多年轻的革命者已经抛弃了这种文化传统。在江上青看来，新和旧不仅可以和谐共存，甚至还能以旧促新。第1章 1926-1943年“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第5节上青殉国1937年，中日冲突升级成全面战争，从此，江上青的人生轨迹也永远改变了。他在一首词中写道：“心事到眉梢，扶枕风萧，而今只合梦中邀。一夜催诗都是泪，便做愁浇。隔雨听芭蕉，孤馆牢骚，破书囊里恨无刀。关外马蹄惊塞野，鼙鼓频敲。”像许多年轻的爱国志士一样，江上青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起初，他主要负责新闻和教育工作，这都是他擅长的领域。他组织了抗日宣传队和工作组，鼓励人民团结起来，抗击侵略者。而后在1938年，一位名叫盛子瑾的国民党官员认识到共产党对于抗战的重要性，便请求共产党派遣一些干部前去协助他。党派了7位同志前往安徽盛的驻地，指示他们在敌占区建立党的组织，并确保共产党人对当地抗日根据地的控制。这个秘密小组就是由江上青领导的。他的公开身份是盛手下的政务秘书和抗日保安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那可是当地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但在地下，他却是中共特别支部书记、中共皖东北特委委员。这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国民党政府可能随时都会发现他是共产党派进来的。而与此同时，在许多共产党人看来，他似乎已经投敌。他以公开身份协助盛的工作，并很快被盛任命为第五游击区政治部主任。但在地下，江上青一直在做当地民众的工作，使他们转而拥护共产主义。他还设法说服盛把两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编入国民党军队。江上青的工作进展顺利，这时他的国家却日益陷入深渊。1937年秋，日军加紧进攻中国沿海地区。12月，上海陷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日军沿长江推进，一直打到南京。江泽民在扬州的学校被日军强行征用，他们将体育馆改成了马厩。学校里的书本被付之一炬，教职员工和学生被强行遣散。不过，这座城市仍然可以说是幸运的。扬州陷落时相对流血较少。而仅在50英里之外，南京的市民却遭到了劫难。据估计，日军在这座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里屠杀了4万到6万人。（译注：南京大屠杀中被日寇集体枪杀和活埋的有19万人，零散被杀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有15万多具。）街道上，尸横遍野，烧杀抢掠成了家常便饭。这恐怖的一幕后来在西方被称为“南京大强暴”（在中国被称为“南京大屠杀”），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日军在这里的暴行是针对妇女犯下的。有多达2万名中国妇女——下至7岁幼童，上至70岁老妇——被日军奸污，其中许多遭到轮奸。这些罪行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这些妇女的丈夫、孩子犯下的。在施暴之后，日军士兵通常会杀掉受害妇女，有时还会割掉受害妇女的乳房，或用刺刀剖开她们的肚子，而此种行为竟然得到了日本军方的默许。下至普通士兵，上至高级军官，所有的日军都参与了这样的暴行。据说，有一群日军士兵轮奸并杀害了一名孕妇，随后剖开受害人的肚子取出其中的胎儿，并将胎儿挑在刺刀上。当他们把这一战利品展示给他们的指挥官看时，这名军官竟然哈哈大笑。“南京大屠杀”发生在德国入侵波兰并在欧洲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年前，以及日本空袭珍珠港并引起太平洋战争的四年前，这一令人发指的暴行在西方并没有引起关注。当其他中国城市逐一陷落时，日本人并没有丝毫收敛，而来自海外的反应依然冷漠。伴随着北平、上海、汉口（武汉）和广州的沦陷，日军仍旧四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等到流血杀戮暂告中止时，已有超过250万中国人死于非命。日本人的暴行可说是骇人听闻、罄竹难书。他们强迫妇女充当性奴隶，在平民身上试验生物武器。对中国人来说，教训一目了然。如果他们的祖国想要生存下去，他们就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抗战持续阶段，江上青出任了安徽抗日军校的副校长。他还创办了一份日报，并使之迅速成为宣传抗日活动的喉舌。该报不仅报道战地新闻，还刊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讲话，包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还为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做了大量的播种工作。1939年1月，新四军一个师的师长、后来做过中国国防部长的张爱萍统率的两支部队对盛子瑾管辖的国民党统治区形成夹击之势。江上青建议盛与共产党人组成抗日联合阵线。初次见面，张爱萍和江上青就一见如故。张一眼就认出了戴着墨镜的江，但他还没来得及叫“上青”，江已经招呼他“爱萍”了。在场的其他人还以为他们是老朋友。张爱萍只比江上青大一岁，而且他们有相似的兴趣和经历。他们的口音不同，但有着同样的抱负。他们讨论了争取盛子瑾的策略，是否要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还是两个都扮红脸。最后，由于实际上已处于包围之中，盛子瑾无法拒绝他们的“提议”。同年6月，江上青中了一伙国民党士兵的埋伏并被抓住。这伙士兵的头目朱世林，以前是土匪，他对盛子瑾怀恨在心，因为此前在盛发起的一场剿匪战斗中，朱的兄弟被打死了。当朱发现江上青是盛的政务秘书后，便命令手下处死他。然而，他的上司及时插手阻止了他，并下令释放了江；前者随后与江上青握手告别。当他的下属脱险而归之后，盛子瑾大大松了一口气，并摆开宴席以庆祝。在宴席上，江上青发表了讲话，他发誓将为抗日大业战斗到底，甚至不惜流尽身上的最后一滴血。7月29日，盛子瑾一行在开会的归途中再次遭到伏击，这次伏击他们的是一股地方民团。这时太阳刚下山，江上青在前面带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一阵弹雨从所骑的白马上击中倒地，壮烈牺牲，年仅28岁。在江上青的葬礼上，盛子瑾颂扬他是一个具有“非凡勇气”的“多才多艺的奇才”。张爱萍在悼词中说，“上青的殉国，不仅使我失去了一位知音，失去一位战友”，而且“使中国革命大厦失去了重要的栋梁”。一支抗日合唱队演唱了专为江上青谱写的挽歌《陨落一颗巨星》。这只是授予他的众多荣誉中的第一个。江上青起初葬在当地。20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他的墓被迁至烈士陵园。第1章 1926-1943年“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第6节出类拔萃然而，是他的大哥江世俊（也就是江泽民的父亲）给予了他最重要的荣誉。江上青身后留下了两个幼女，但却没有儿子。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讲究孝道，而延续家族血脉与祖先崇拜则是其核心。由于女儿将加入丈夫的家族，这些义务就必须由儿子来完成。江上青这一房的香火眼看着要就此断绝了。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没有儿子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以至于人们找到了一种变通之道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有几个儿子，而他的兄弟又死后无嗣，他便会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他的兄弟家。江世俊没有犹豫。他和他的妻子吴月卿，把他们的儿子江泽民过继给了江上青的遗孀王者兰。“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13岁。“要理解江泽民主席，”江泽慧说，“就必须懂得他的养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他的生与死象征了三哥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个动荡时代。”在实际生活中，过继一事对江泽民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尽管江家逃到了乡下，并过着贫困生活，但他们仍然住在一起并保持着大家庭的氛围。这些年来，江泽民一直把王者兰当作至亲的婶娘，并把两个堂妹——江泽玲和江泽慧看作亲妹妹。他的生母仍然一如既往地爱他，就好像他仍然属于她一样。在过继之后，他与他生母及养母之间的关系只是稍有改变。“在以后的日子里，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妈妈’，叫他的养母‘娘’，”江泽慧解释说，“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两个称谓都是‘母亲’的意思。不过，它们在亲密程度上还是有细微的不同。‘娘’要显得更亲一些，更像一个爱称。”（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区别很像英语里面“Mother”和“Mom”的区别。）不过在另一种意义上，江泽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随着正式过继仪式的举行，他在法律上成为一名共产党英雄和烈士的儿子。他养父的牺牲，后来成为共产党革命的不朽事迹之一，尽管在那时他还不可能知道这些。“江泽民真是我的三哥。”江泽慧重申道。从三个方面来讲，她都是对的。中国人喜欢按照出生顺序来称呼他们的孩子，而不管是男是女。作为他祖父的第三个孙儿，江泽民在那个大家庭中就是三哥。另外，他也是他亲生父母的第三个孩子。后来，当他被过继给江上青后，他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这个家庭的第三个孩子——如果只管顺序不管年龄的话。“即便在今天，我们仍然叫他三哥，”江泽慧说道，“他即便是国家的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但对他的家人来说，他永远都是三哥。”“在我11岁之前，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无尽的贫穷饥饿，”江泽慧回忆道，“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但我们是个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家庭，不管我们有多穷，家里始终重视学问和文化。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我们都非常重视。我们都因此才能够健康成长。”随着抗战进入白热化，大家庭中的生活变得日益艰难。江泽民的学业被迫中断，江家的男人们都去打仗了，家里的生活十分拮据。每个人都被迫外出找工作，甚至连妇女都必须出去打工。江泽民的养母来自一个相对富有的家庭，以前从未工作过，但是，像家里的其他人一样，她也竭尽全力地帮助养家。妇女们很快学会了适应她们的新角色。作为最年长者，江泽民的生母吴月卿当起了一家之主。虽然出身农家，她却受过良好教育，熟知古典文学、诗歌、现代小说和历史。另外，她在和外界打交道的时候还十分沉着干练，这在当时还被看作是“男人的事”。1939年秋冬之交，江泽民的养母王者兰对丈夫的死感到悲痛欲绝，尽管路途艰难，她觉得自己必须前往安徽东北部她丈夫牺牲的地方凭吊。她自己从没出过远门，而此时又没有一个男人在家可以陪她同去。看到妯娌痛不欲生的样子，吴月卿提出愿意陪她去。外面到处都是日本兵和四处游荡的土匪，而年轻貌美的王者兰肯定会招惹男人觊觎。这趟旅途将经过已失去法治的地区，路上要花好多天时间。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她们必须通过重重关卡，穿过国统区、日占区以及一些已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地区。尽管大伯母，也就是江泽民的生母，已经年过40，而且健康不佳，她还是一心想保护年仅28岁的妯娌。她作出了一个聪明的决定，那就是让王者兰女扮男装。“不管发生什么事，”吴月卿告诉她，“你都不能开口说话。你不能露出你是一个女人。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让我来处理。”王者兰听话地换上男人的衣服，并戴上一顶男人的帽子。随后，两个女人便动身向北进发。今天，从扬州到皖东北可能花不了多少时间，坐汽车也就四五个小时，但如果坐的是大伯母租来的人力车，这一路走来可就要辛苦百倍了——要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走150英里的乡间土路。这可真称得上是一个壮举，因为在战争所造成的真空地带，已经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在理论上，国民党是国家的统治者，但实际上，整个中国已被相互竞争的各派力量瓜分殆尽。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外，还有地方军阀、民团、打家劫舍的土匪、乌合的帮会，尤其是日本人。两个女人经常被各式各样视打仗为家常便饭的男人拦下来盘问。每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大伯母都能沉着应付过去。最后，两个女人有惊无险地完成了她们的旅程，安然无恙地回到家里。“我们始终非常敬重我们的大伯母，也就是江泽民的生母。”江泽慧说道。年轻的江泽民渐渐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在整个青年时代，他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他曾经为之骄傲的祖国已经沦为奴隶，正在蒙受耻辱。“我在扬州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期，”他后来回忆道，“当时，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灾难包围了我们。就像我们的《国歌》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正是在抗日时期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发下，我甚至在上中学时就参加了学生运动。”这是一个将伴随终身的感情印记。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开始感到祖国的唯一希望是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共产主义更多的是致力于自由、团结、平等和稳定，而不是经济制度。对江泽民而言，共产主义则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我们全家都是革命者，”江泽慧指出，“我的父亲、叔伯，甚至还有江泽民的大哥江泽君，他们全都出去参加了革命，既打日本侵略者，也打国民党。”当学校在1939年底复课时，战争已在江泽民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根据日本殖民当局的规定，日语成为学校的必修课。尽管江每天都上日语课，但他却总是勉强及格，对像他这样一个具有良好语感的孩子，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多年以后，他为自己成年后未能学好日语而感到遗憾，却从未后悔过少年时代的倔强。江主席说：“要不是那时我是被迫学习日语的，今天我的日语就会讲得好一些。”但那时，他却从英语学习中找到了安慰。江泽民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好学生，他的家庭也不遗余力地支持他的学业。由于经济拮据，他的养母四处托朋友和熟人帮忙介绍工作。最后，她在琼花观小学找到了工作，江泽民和他的妹妹都是从这里毕业的。她有时当老师，有时做管理人员，包括打扫教室在内的许多事她都做过。功夫不负有心人。江在中学里出类拔萃，几乎各科成绩都是优秀，尽管他最喜欢的还是理科。受到家庭传统的熏陶以及叔伯们的训导，江继续下象棋、练书法、作画和唱歌。他在乐器演奏方面很有天赋，演奏钢琴、吉他、笛子和二胡的技巧日益进步。1943年春，江泽民从扬州中学毕业，准备离家求学，此时距离他17岁生日还有两个月。在江苏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南京中央大学，有一个空缺正在等待着他。在那里，江将养成自己的两大爱好：科学知识与政治活动。此时，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尾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它的序幕。第2章 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第7节我们要做主人江泽民是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电子系当年录取的8名学生之一。他与该系的其他3名新生合住一个寝室，他是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一个。“我对江泽民的第一印象是，他还只是一个少年，他真的非常年轻，比一个孩子大不了多少。”他当年的室友童宗海回忆说。童当时19岁，是4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他绝对不是我们的‘小弟弟’。”“我们的初次交谈是关于我们的家乡和家庭，”童宗海说，“他让我觉得很自在。我感到我能够信任他。”大学生活使他们部分地远离了战争所造成的混乱。6年前，日军侵入并强占了这里的大片校区，将它改建成一个军营。“这里所受的屈辱实在是太多了。”童若有所思地回忆道。这所大学的校园原来属于一所美国教会学校，按当时的标准看，这个公园似的校园无疑是非常豪华的。江泽民的宿舍楼外观宏伟，是传统的中国宫殿式建筑，里面则装了西式的照明和通风设备。尽管宿舍房间显得很拥挤——里面有4张单人床和1张公用的桌子，但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江和童的床铺并排放着，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江泽民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大学生活。大学第一年和第二年开设的数学和理工科课程使学生们都感觉到了压力。江学习努力，常常靠自学就领会课堂上所教的内容，随后，便会帮助其他同学理解这些东西。日复一日，他们一起在课堂上听讲，又一起做作业，慢慢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的老师每周，有时甚至每天，都要布置大量习题。江痛恨在解题时半途而废，他会不停地尝试，直到解出棘手的难题。江同时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同学们觉得他很风趣，而他也善于交友。学生们的手头都很紧，如果需要某样东西，他们就得节省开支，存够了钱才能去买。江的衣服不多，但他总是衣着整洁。他在挑选密友时非常谨慎。尽管他年龄很小，许多人常来向他讨教。“江生活简朴，”他的朋友童宗海说，“他逐渐成为我们中间的领头人。”江泽民的一个室友是他的扬州同乡，家境富裕。有一次，同乡的父亲到学校来看他的儿子，两人邀请江到一家昂贵的饭店吃饭，但是当得知他们没有请另外的室友时，江礼貌地回绝了。父子俩坚持请他一道去，但他就是不肯答应。最后，同乡的父亲迫于无奈说，“如果你跟我们一起去，我就请上你的另外两位室友。”直到这时，江才同意一起去吃饭。“我很高兴，因为江泽民的固执，我才能一起去吃饭。”童补充说。60年后，他也戴着眼镜，跟中国国家主席有些相像。和普通学生一样，江和他的室友喜欢聊天和播放音乐，直至深夜。江还喜欢体育锻炼，尤其是引体向上。“你想知道江泽民在大学时代最开心的是哪一刻吗？”童宗海问道，同时咧嘴一笑，“那是他赢得一次引体向上比赛的时候。我们把寝室门框上的横梁当作单杠。搞这个比赛是江泽民的主意。”后来，引体向上比赛在他们中间频繁举行，而且每次——总是由江先提议——他都能赢。在最佳状态时，他能做24个。“他不会拉到‘一大半’就算数，”童补充说，“每拉一次，他都要尽力让自己的下巴越过横梁。”尽管学习生活令人愉快，但现实世界的侵扰还是无处不在。由于南京当时是日本占领军支持下的汪精卫傀儡政府的首都，所以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们经常感受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日本兵随处可见，总是以征服者的姿态招摇过市。政治问题距离学生们的思想并不遥远，学生们发现了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并日益渴望尝试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江泽民上大学第一年的12月中旬，鸦片泛滥成为学生们沮丧情绪的焦点。在国民党统治下，吸毒受到严厉查禁。任何人只要被抓到在抽大烟，都会被投入监狱，有些人甚至会被当场打死。然而，在日本人统治下，这一情况发生了逆转。占领军积极输入鸦片，在当地老百姓中间大肆兜售，以削弱他们的体质，瓦解他们的斗志，同时也为了赚钱。“日本人占领南京以后，”童回忆说，“大烟馆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到处都是。很显然，有日本人在背后支持。我们极为憎恨他们的这种恶毒政策。”对学生们来说，抽大烟是中华民族长期陷入昏睡状态的一种令人痛心的象征。一天在下课后，江泽民一阵风似地冲进寝室。他向大家报告说，学生领袖们正在计划采取行动。“昨天晚上，我们的一些同学出去封烟馆去了，”激动的江告诉他的室友说，“但那些没有良心的烟馆老板叫来了日本宪兵，把他们毒打了一顿。有几名学生还受了伤。”由于有日本占领军给他们撑腰，那些烟馆老板根本就不怕报复。“今晚，”江小声地说道，“我们要集体出动——人越多越好。我们都得去。”要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可不简单。因为1943年的南京仍处于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为了控制中国老百姓，他们奉行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可能仅仅因为对某个人看不顺眼，日本兵就可以随便编造罪名，抓人、关人、打人和杀人。“我们是奴隶。”童宗海说。游行示威反对日本人所支持的政策是需要勇气的，但还是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从大学生到中学生——走上街头参加了抗议活动。其中大多数学生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从出生起就一直生活在日本压迫者的阴影中。“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侵略者的残暴，”童说，“从我们一生下来，我们满耳听到的都是祖国的主权惨遭蹂躏的消息，和兄弟姐妹萦绕不去的号哭声。”早在抗日战争以前，中国的学生们就时常把抗议作为一种促成变革的手段，且往往奏效。从民国建立到1919年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主义群众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就勇于发表他们有关国家未来的见解。在示威活动中，学生们经常唱起一首名为《毕业歌》的歌曲。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同学们，大家起来……歌词的最后一句是，“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多年的屈辱和失望，在江泽民这代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长大后决心要为国奋斗。对许多学生来说，“清毒运动”成为他们借以发泄对日本人压抑多年的愤恨的机会。几乎整整60年之后，童宗海和江泽民，这两个当年的大学室友仍然记得《毕业歌》的所有歌词。许多年来，江在很多场合都唱过这首歌，包括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采访时。第2章 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第7节我们要做主人江泽民是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电子系当年录取的8名学生之一。他与该系的其他3名新生合住一个寝室，他是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一个。“我对江泽民的第一印象是，他还只是一个少年，他真的非常年轻，比一个孩子大不了多少。”他当年的室友童宗海回忆说。童当时19岁，是4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他绝对不是我们的‘小弟弟’。”“我们的初次交谈是关于我们的家乡和家庭，”童宗海说，“他让我觉得很自在。我感到我能够信任他。”大学生活使他们部分地远离了战争所造成的混乱。6年前，日军侵入并强占了这里的大片校区，将它改建成一个军营。“这里所受的屈辱实在是太多了。”童若有所思地回忆道。这所大学的校园原来属于一所美国教会学校，按当时的标准看，这个公园似的校园无疑是非常豪华的。江泽民的宿舍楼外观宏伟，是传统的中国宫殿式建筑，里面则装了西式的照明和通风设备。尽管宿舍房间显得很拥挤——里面有4张单人床和1张公用的桌子，但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江和童的床铺并排放着，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江泽民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大学生活。大学第一年和第二年开设的数学和理工科课程使学生们都感觉到了压力。江学习努力，常常靠自学就领会课堂上所教的内容，随后，便会帮助其他同学理解这些东西。日复一日，他们一起在课堂上听讲，又一起做作业，慢慢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的老师每周，有时甚至每天，都要布置大量习题。江痛恨在解题时半途而废，他会不停地尝试，直到解出棘手的难题。江同时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同学们觉得他很风趣，而他也善于交友。学生们的手头都很紧，如果需要某样东西，他们就得节省开支，存够了钱才能去买。江的衣服不多，但他总是衣着整洁。他在挑选密友时非常谨慎。尽管他年龄很小，许多人常来向他讨教。“江生活简朴，”他的朋友童宗海说，“他逐渐成为我们中间的领头人。”江泽民的一个室友是他的扬州同乡，家境富裕。有一次，同乡的父亲到学校来看他的儿子，两人邀请江到一家昂贵的饭店吃饭，但是当得知他们没有请另外的室友时，江礼貌地回绝了。父子俩坚持请他一道去，但他就是不肯答应。最后，同乡的父亲迫于无奈说，“如果你跟我们一起去，我就请上你的另外两位室友。”直到这时，江才同意一起去吃饭。“我很高兴，因为江泽民的固执，我才能一起去吃饭。”童补充说。60年后，他也戴着眼镜，跟中国国家主席有些相像。和普通学生一样，江和他的室友喜欢聊天和播放音乐，直至深夜。江还喜欢体育锻炼，尤其是引体向上。“你想知道江泽民在大学时代最开心的是哪一刻吗？”童宗海问道，同时咧嘴一笑，“那是他赢得一次引体向上比赛的时候。我们把寝室门框上的横梁当作单杠。搞这个比赛是江泽民的主意。”后来，引体向上比赛在他们中间频繁举行，而且每次——总是由江先提议——他都能赢。在最佳状态时，他能做24个。“他不会拉到‘一大半’就算数，”童补充说，“每拉一次，他都要尽力让自己的下巴越过横梁。”尽管学习生活令人愉快，但现实世界的侵扰还是无处不在。由于南京当时是日本占领军支持下的汪精卫傀儡政府的首都，所以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们经常感受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日本兵随处可见，总是以征服者的姿态招摇过市。政治问题距离学生们的思想并不遥远，学生们发现了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并日益渴望尝试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江泽民上大学第一年的12月中旬，鸦片泛滥成为学生们沮丧情绪的焦点。在国民党统治下，吸毒受到严厉查禁。任何人只要被抓到在抽大烟，都会被投入监狱，有些人甚至会被当场打死。然而，在日本人统治下，这一情况发生了逆转。占领军积极输入鸦片，在当地老百姓中间大肆兜售，以削弱他们的体质，瓦解他们的斗志，同时也为了赚钱。“日本人占领南京以后，”童回忆说，“大烟馆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到处都是。很显然，有日本人在背后支持。我们极为憎恨他们的这种恶毒政策。”对学生们来说，抽大烟是中华民族长期陷入昏睡状态的一种令人痛心的象征。一天在下课后，江泽民一阵风似地冲进寝室。他向大家报告说，学生领袖们正在计划采取行动。“昨天晚上，我们的一些同学出去封烟馆去了，”激动的江告诉他的室友说，“但那些没有良心的烟馆老板叫来了日本宪兵，把他们毒打了一顿。有几名学生还受了伤。”由于有日本占领军给他们撑腰，那些烟馆老板根本就不怕报复。“今晚，”江小声地说道，“我们要集体出动——人越多越好。我们都得去。”要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可不简单。因为1943年的南京仍处于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为了控制中国老百姓，他们奉行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可能仅仅因为对某个人看不顺眼，日本兵就可以随便编造罪名，抓人、关人、打人和杀人。“我们是奴隶。”童宗海说。游行示威反对日本人所支持的政策是需要勇气的，但还是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从大学生到中学生——走上街头参加了抗议活动。其中大多数学生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从出生起就一直生活在日本压迫者的阴影中。“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侵略者的残暴，”童说，“从我们一生下来，我们满耳听到的都是祖国的主权惨遭蹂躏的消息，和兄弟姐妹萦绕不去的号哭声。”早在抗日战争以前，中国的学生们就时常把抗议作为一种促成变革的手段，且往往奏效。从民国建立到1919年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主义群众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就勇于发表他们有关国家未来的见解。在示威活动中，学生们经常唱起一首名为《毕业歌》的歌曲。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同学们，大家起来……歌词的最后一句是，“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多年的屈辱和失望，在江泽民这代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长大后决心要为国奋斗。对许多学生来说，“清毒运动”成为他们借以发泄对日本人压抑多年的愤恨的机会。几乎整整60年之后，童宗海和江泽民，这两个当年的大学室友仍然记得《毕业歌》的所有歌词。许多年来，江在很多场合都唱过这首歌，包括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采访时。第2章 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第8节销烟虽然他的室友们也很想打败日本人，但他们并没有立刻就响应江的号召参加行动。许多烟馆老板都是黑帮成员，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有权有势的汉奸在背后给他们撑腰。学生害怕受到报复，更怕受到伤害。“我们当然感到担心，”童说，“那些老板都是帮会分子。我们只不过是一些青年学生。我们凭什么和他们斗呢？当然，我们支持捣毁那些邪恶场所的主意。不过，到真正要动手的时候，我们害怕了。如果我们真的砸了一些烟馆，会怎么样？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会被认出来，列入黑名单，一个一个地被清除掉。”但江坚持道：“人少了不行。”他恳求他的朋友说：“请和我们一起去吧。不管怎样，我们今晚都得去。”他慷慨激昂地谈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性，直到两个室友同意加入。第三个室友说他愿意留守。“万一你们要是出了什么事，”他对他们说，“起码我还可以给你们的家人送个信儿。”当晚，数百名学生在学校的运动场上集会，来自南京其他高校和中学的学生也同时向这里聚集。他们之所以选择晚上举行抗议活动，是因为这个时候烟馆的生意最为兴隆。很快，一支1000人的学生队伍开始沿着意为“和平”的太平路向市区进发。他们直奔烟馆最为集中的夫子庙地区。“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童回忆说，“我们一边无畏地举起右臂，勇敢地握紧拳头，一边唱着抗议歌曲并呼喊口号。我们希望能吸引路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尽管当时天已经黑了，还是有许多老百姓聚集在道路两侧观看。在行进途中，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不断有学生加入，就好像被磁石吸引了一样。我们的总人数最后增加到了约4000。”“我们感到充满了力量，”回忆往事的童宗海突然提高了声调，“那么多人和我们站在一起。”最初，只有17岁的江泽民和他的室友走在一起，但不久他开始在游行队伍中前后穿行，来回传递消息。“他的脸上都是汗。”童说。每到一处烟馆，学生们都会给里面的瘾君子上一课，告诫他们吸毒的害处并劝他们戒毒。学生们还指责烟馆老板赚的是昧心钱，并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会贻害子孙后代。学生们宣称，贩卖鸦片是在犯罪。于是，他们要求烟馆老板交出鸦片和各种烟具。一些老板乖乖地交了出来，但另一些老板则试图反抗。“如果烟馆老板交出毒品和烟具，我们就离开，”童回忆说，“但如果他们拒不交出，我们就开始砸烟具，把它们扔在地上摔得粉碎，并没收他们的毒品。我们雇了一些人力车来拉我们的‘战利品’。在回学校的路上，走到国府路原国会大楼附近的广场上时，我们卸下所有没收的东西，一把大火把它们烧了个精光。”整个晚上，汉奸和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一直尾随着学生队伍，但学生们继续前进，他们一路高呼口号，唱着歌，在凛冽的寒风中紧靠在一起。当没收来的鸦片和烟具被付诸一炬时，他们拍手大声喝彩，直喊到声嘶力竭。学生领袖之一的厉恩虞发表了讲话。“我们今天的行动是勇敢的、胜利的，”他对周围的学生们说，“我们给了那些贩毒者和吸毒者一个教训。鸦片是中国的耻辱，它只能使我们的祖国蒙羞！”厉随后提到了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最先引发了19世纪外国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并最终导致中国遭受日本的占领。这是一段长长的屈辱史，而它最为刺目的象征就是学生们刚刚成功地销毁的鸦片。“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个历史教训。”厉恩虞慷慨激昂地说道。此刻，江泽民出神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认识到，爱国主义的激情可以战胜一切。厉恩虞的愤怒言辞似乎是冲着英国人的，但他真正的目标却是日本人。“让我感到痛心的是，直到今天，在我们这座城市里仍有这么多的人在抽鸦片，”厉最后说，“我们应该昂首挺胸，做一个自豪的中国人。就像我们的先辈所说的那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然仍处于日本军队的包围中，2000多名学生毫无畏惧地唱起了《毕业歌》。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并且认识到，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他们就能够战胜一切貌似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对于江泽民来说，这一时刻使他得到了很有意义的几点启发。他从中领会到，群众的力量既可敬又可畏。他也从中领会到了冒险的必要性。最后，他还认识到象征性变革与真正的变革之间的区别。这些启发将使他终身受益。“他还意识到，”童宗海回忆说，“我们这场运动在本质上已经超出了反毒禁毒的意义。虽然还很年轻，但江泽民已经开始肩负起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并甘冒生命危险走上对敌斗争的前线。”几十年后，江主席把对年轻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他说，如果一个人不懂中国历史，就不懂今日的中国。他还将面临另一任务：他自己参加过学生运动，如何把他青年时代参加抗议时抱有的热情、理想主义和推动变革的爱国主义，跟他的政府对学生的某些行动的遏制调和起来。这些运动在全世界看来似乎是相似的，它们的动力是同样的热情、理想主义和推动变革的爱国主义。当时，江泽民和童宗海并不知道是共产党人发动了这场反毒品游行。对于那一代的南京学生来说，共产党为他们的愤怒情绪和日益提高的政治觉悟提供了一个宣泄的途径。那个晚上，江泽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了公开的政治活动。这也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了中国人如何奋起反抗并赢得胜利。他品尝了积极参与、和衷共济的乐趣。在一个通常以年龄论资历的传统社会里，一个17岁的年轻人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尽管江直到后来才知道共产党在这场抗议活动中所起的幕后作用，但从那时起，他的命运已经同共产党联系在了一起，同他牺牲的养父所未竟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第2章 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第9节学生领袖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终于宣告结束。中国学生个个兴高采烈。他们盼望着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是当国民党政府对久受忽视的高等教育开始予以关注时，结果却是灾难性的。9月26日，国民党发布一项政令，名为《沦陷区大学学生重考程序》。在日本统治下存在过的所有东西都被贴上“汉奸”和“非法”的标签，包括所有位于敌占区的教育机构。教育部宣布，抗战期间，在这些学校修得的所有学分一律作废。所有的大学生都必须重新参加考试，都必须上“政训”课，在课上，学生必须研读蒋介石的文章——《中国之命运》，并要在此基础上写出一篇2万字的心得。如果他们不去上课，就毕不了业。更有甚者，他们都必须参加一次“甄别考试”，当局将根据考试成绩决定他们够不够格继续学业。就算他们通过了这一考试，他们还得分别参加所学各科的考试，以证明自己是否有资格拿学分。“你能想像出我们内心的感受吗？”童宗海问道。时隔50多年，他的愤怒仍然丝毫未减。“真是荒唐！这么多年，我们在敌人的占领下忍受煎熬。到头来，我们却要受到自己政府的惩罚。我们感到苦闷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