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连-5

在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之后，温特斯在旅馆设置了双岗“以防发生更严重的抢劫”－－在一次采访中他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但是他却责怪自己，“我没让2营的弟兄们进去是多么的愚蠢啊。”因为后来想继到达的团部和师部的人拿走了所有可以搬动的东西。　　温特斯挑选了一个纳粹官员的宅邸作为营部，这所房子建在贝希特斯加登的一个陡峭的山崖上。他叫他的后勤参谋考因中尉让房子里的人15分钟内离开。考因是2月中旬在阿格诺补充进来的军官，还没有被战争磨砺出来。几分钟后，他回来告诉温特斯，“房子里的人说不，他们不搬。”　　“跟我来，”温特斯说。他来到大门前敲门，开门的是个妇女，温特斯宣布道，“我们要搬进来，马上！”说着，带着考因就往里进，德国人转眼就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　　“对此，我内疚吗？”在采访中温特斯这样问自己。“我会因为强占了这所漂亮的房子就感到良心不安吗？不！在诺曼底我们住在散兵坑里，在荷兰我们住在泥地里，在巴斯托涅我们睡在冰雪里，仅仅几天前我们还看到集中营的惨状。这些痛苦都是德国佬造成的。我对他们的麻烦一点都不同情，我也不认为需要向他们做什么解释。”　　同样，士兵们强占党卫队的兵营也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安，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这里的兵营是一群阿尔卑斯山一带风格的公寓楼，才建不久，设计得相当现代，铺设了管道，内部也装修过。军官和士官都住上了豪华的、可以俯瞰整个贝希特斯加登的房间，这些房间都是属于原纳粹军官的。　　温特斯在镇周围设置了警卫，主要用来指挥交通，集合前来投降的德军并将他们送交后方的俘虏营。那天，二等兵赫夫龙正在一个交叉路口执行警卫任务，一个由31辆车组成的车队从山中开过来。打头的是西奥多。托斯多夫将军，他是德军第82军团的指挥官。西奥多。托斯多夫将军是个怪人，这个35岁的普鲁士人几乎创造了国防军中晋升速度的记录。他受过11次伤，他的手下称他为疯子托斯多夫，因为他从不顾惜任何人的性命，包括他自己的。他对E连的弟兄们很有兴趣，1月3日，他曾指挥第340国民掷弹兵师在布瓦雅克和福伊、诺维尔附近与E连苦战。　　托斯多夫希望在投降时能保住尊严，能获准住在一个相当有排场的俘虏营里。他的车队装满了私人包裹，酒、雪茄和香烟，还有众多随身女友。车队碰上的第一个美国兵就是赫夫龙。赫夫龙命令车队停下来，托斯多夫说他是来投降的；赫夫龙便就近叫来了一个少尉；托斯多夫很不满地打发这个少尉去找一个军衔合适的人来。赫夫龙抓住机会缴了上将的鲁格尔枪和公文包。在公文包里他找到了两个铁十字勋章和500张色情照片。他心里暗想，南费城的一个小伙接受一个纳粹将军的投降，感觉还真不赖呢。　　大家都在疯狂地抢劫。到处都是投降的德国官兵－－国防军、武装党卫队师、纳粹空军、军官、士官、小兵，最早接受投降的是506团的D、E和F连。从那些官兵手上“我们得到了手枪、刀具、手表、带毛衬里的外套、迷彩的跳伞夹克”。5月13日，韦伯斯特在给父母的信里写道：“大多数的德国人都很合作，但偶尔也有不愿交出手表的人，于是，就当面扣动扳机，给了他个大花脸。这显然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我现在有一把鲁格尔手枪、两把P－38和一枝斯开麦塞若冲锋枪，还有两件跳伞服、一件迷彩的冬季夹克衫、几面约三英尺长两英尺宽的纳粹旗和一块手表。”　　美国陆军航空部队早就把鹰巢翻了个底朝天，鹰巢的电梯已经不能用了。但对于上上下下科拉希山无数次的弟兄们来说，爬到顶端就像散步一样轻松，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奥尔顿。莫尔是最先到达顶端的人之一。他在碎石堆里发现了希特勒的两本相册，里面都是欧洲一些著名政客的照片，他们都曾是希特勒的贵宾。连里的一位军官命令莫尔把相册交给他，莫尔拒绝了。那军官就威胁说要对他军法从事。　　莫尔是马拉其那个排的，马拉其到营部把情况向温特斯汇报了一下，温特斯命令他的吉普车司机：“你带马拉其回兵营，把二等兵莫尔和他的所有宝贝都带到我这来。”莫尔来了，温特斯任命他为营部的驾驶员。如此这般，莫尔就可以正大光明地把相册带回他的老家怀俄明的卡斯珀了。　　住的问题解决了，但里面堆放的东西多得已经到了无法搬运的程度，弟兄们从未想过居然能抢这么多东西回家，这些美国小伙子们下一步需要的就是汽车了。车根本就不是问题：镇里和周边的停车场有德国军用卡车、轿车、大众公司产的车和其他类型的车，城里和山边住宅的车库里也停放着不少豪华汽车。黑尔中士得到了一辆梅塞德斯消防车，警铃、喇叭和蓝色闪光灯一应俱全。塔尔伯特中士得到了希特勒的一辆指挥车，车上装有防弹门窗。卡森中士得到的是希尔曼。戈林的车，他回忆道，“那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车。我们甭提有多高兴了，大家孩子般又蹦又跳。那时候，我们就是公路之王！斯皮尔斯发动了车，一溜烟就不见了，他穿过贝希特斯加登，绕着山路，一直驶过那风景如画的农场和乡村。”　　5月7日和8日，随着越来越多的高级将领拥入贝希特斯加登，一个小小的上尉霸着一辆梅塞德斯就显得不大可能了。斯皮尔斯收到了将汽车上缴给团部的命令。斯皮尔斯宣布这个让人沮丧的消息时，卡森和比尔。豪厄尔还正围着车转悠呢。　　卡森问豪厄尔这些窗子是否真的防弹，豪厄尔也想弄清楚。于是，他们向后退了10码，用M－1步枪对准左后方的窗子开了枪。窗户一下子全碎了。他俩把碎玻璃堆在一块儿，见团里一个上尉走过来提车，便溜走了。　　塔尔伯特把梅塞德斯上缴之前也在车身上做了些实验。他把实验结果汇报给温特斯：窗户确实能防弹，但如果用穿甲弹，它就防不住了。温特斯对他的研究表示感谢，还认为指不定什么时候这种情报就能派上用场呢。　　弟兄们还做了另外一种实验。他们把梅塞德斯车水箱里的水放干后看它还能否开动。作为实验品的第三辆豪华车也倒了霉运，弟兄们决定在上缴前看看如果它从30米高的地方掉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就把它推上了悬崖。　　最后，那些将官们得到的是没有窗户、只剩空水箱或干脆是一堆废铁的豪华车（在试图爬上鹰巢的路上，塔尔伯特那辆梅塞德斯车的发动机被烧毁了）。弟兄们最后领到的是卡车、摩托车、大众车、侦察车之类。他们觉得还不错，而且和车一样，汽油也是免费的，美国兵们总是加满油，直接开走。　　“那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感觉，”温特斯回忆道，“我们的权力超出你的想像。想要什么，尽管拿。”　　住的问题和车子问题都解决以后，弟兄们又瞄上了酒。每个地窑都储有一些葡萄酒，但发现最大储酒窑的人却是营里少数几个不喝酒的人之一－－温特斯少校。5月6日，温特斯独自一人出来巡视，碰巧找到了戈林的官邸和俱乐部。在一间房子里，他发现了一位德国将军的尸体，他穿着礼服，一颗子弹从耳朵里横穿头颇，手里握着把手枪。这是一位中将，后来被认出是卡斯特纳。　　温特斯游荡着，随脚踢开一扇扇门，“天哪！我从没见过这种场面。”在一个长15米宽10米的拱形地窑里，放着一排排的酒架，酒架从地板一直顶着天花板，上面摆着各式各样的世界著名的白酒。后来经估计，里面至少有一万瓶酒。温特斯在这个俱乐部的入口处和地窑口都设了双岗。接着他颁布了一项命令：不准再喝酒，营里的每个兄弟都必须戒酒7天。　　1990年回顾这个不当的命令时，温特斯说：“我可不是傻子。这样的命令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执行，但我的目的很明确－－把局势控制住。我可不愿整个营的弟兄都醉得一团糟！”　　发现酒窑的当天下午，温特斯叫来了尼克松，“尼克，”他说，“你清醒清醒，我要给你看一些你这辈子都没见过的东西。”　　第二天即5月7日早晨，尼克松头脑清醒地来找温特斯，问他道：“你昨天说要给我看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温特斯弄了辆吉普车，两人上车后直接开到俱乐部门口。温特斯打开地窑门时，“尼克松仿佛觉得自己已经死了，升入了天堂。”　　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温特斯的话：“想要什么尽管拿，然后让各连和营部都开辆卡车来装一车走，由你负责。”　　想拥有无尽美酒的梦想成真了，真是妙不可言。一来，他能从世界顶级名酒中随意挑选；二来有机会让弟兄们拣好的拿，拿个够；再就是庆贺的理由再充分不过了－－战争结束了，而他还活着。　　结果呢，看看尼克松在5月8日早晨的照片就知道了。　　对全连上下来说，庆祝活动可谓盛大而无节制。尽管温特斯有令在先，尽管要有人正常轮值，但庆祝活动照样进行。而且的确应该有个庆祝：5月7日，在兰斯的德军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投降了。停火令已传遍了欧洲，人们纷纷拿掉防空管制的遮灯窗帘，让和平之光普照大地。温斯顿。丘吉尔说，德国投降的消息是“人类历史上爆发出最大欢乐的信号”。E连的弟兄们也极尽所能让贝希特斯加登的欢庆人人尽兴。　　卡森回忆道，戈林的酒被分发出去后，“你从早到晚都能听到香槟的软木塞冲出瓶口的'砰''砰'声。”随着欢庆的声音越来越大，斯皮尔斯上尉开始担心弟兄们闹得过头了。默西埃中士－－在奥基夫的记忆中是“我们之中职业军人味最浓的”－－穿上了全套德军军官的军装，右眼戴着单片眼镜，他的滑稽行为正和那天的欢乐氛围想吻合。有个弟兄想了个怪招：用步枪把默西埃押送到连部办公室，交给斯皮尔斯上尉。　　有个弟兄抢在默西埃一行到达前就泄露给了斯皮尔斯。一干人用刺刀抵着默西埃来到斯皮尔斯的办公桌前时，斯皮尔斯头也没抬。有人“啪”地向斯皮尔斯敬了个礼，说：“长官，我们抓住了这个德国军官，怎么处置他？”　　“拉出去，毙了。”斯皮尔斯答道，仍然头也没抬。　　“长官，”默西埃叫了起来，“长官，求您了，长官，是我呀，默西埃中士。”　　“默西埃，把这套破军装脱下来！”斯皮尔斯命令道。　　过了一会儿，斯皮尔斯把连队集合起来。他说他发现有些新兵对胜利的贡献不大，庆贺得倒挺起劲。他希望弟兄们节制一些，不准再打枪，特别是不准用德军的武器开火，因为枪声一响，会使大家心惊肉跳。　　但企图阻止欢庆就好像企图阻止涨潮一样徒劳无功。就连斯皮尔斯自己也无法抑制兴奋的心情。回到连部后，他和卡森中士坐在办公室里频频开香槟，空瓶就从法式玻璃门往外扔，很快外面就堆成了一座小山。过了一会儿，斯皮尔斯和卡森来到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他们看着那堆空瓶。　　“你擅长用点四五手枪吗？”斯皮尔斯问卡森。卡森说他枪法不错。　　“看看你能不能把一只瓶子的瓶颈打飞。”斯皮尔斯说。卡森瞄准瓶子开枪，打碎了一个。斯皮尔斯开了一枪，也打碎了个瓶子。接着他们就砰砰地射击起来。　　默西埃特中士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他的脸胀得通红，准备惩治违反连里军纪的家伙。他先看见了卡森。“卡森，你的屁股是不是欠揍。”塔尔伯特咆哮着。他刚要重复斯皮尔斯上尉禁止打枪的命令时，斯皮尔斯从卡森身后走了出来，手上的点四五手枪还冒着烟。　　沉默了几秒钟后，斯皮尔斯开了腔：“我很抱歉，中士。是我叫他干的。我忘了自己宣布的命令。”　　与此同时，韦伯斯特、鲁兹和奥基夫发现了通往戈林酒窑的路。可惜他们迟了，E连的其他兄弟早就来过这儿了，温特斯已经把警卫撤了，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就在韦伯斯特、鲁兹和奥基夫坐着鲁兹的大众车来到酒窑门口时，他们看见一股连绵不绝的由德国卡车、大众车甚至是装甲车组成的车流，正逶迤于来俱乐部的路上。　　最后这一批E连来的弟兄带了个木箱，他们往里面塞满了酒。“我惊讶地发现，大部分香槟的酿造年份都不长，而且品质一般，”韦伯斯特这样评价，“这儿没有拿破仑白兰地，香槟也只不过是30年代后期生产的。希特勒真让我失望。”　　可韦伯斯特忘记了一点，尼克松在他之前已经来过了。尼克松可是个鉴定美酒的行家，他为自己和其他军官挑选了5卡车酒，而也自称是品酒行家的韦伯斯特却来晚了。“这一次，”对此忍俊不禁的温特斯评述道，“耶鲁男人（尼克松）的档次高出了哈佛小伙子。”　　在俱乐部外面，韦伯斯特、鲁兹和奥基夫遇到了一群法军，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大喊着，“战争结束啦！战争结束啦！”有的还用冲锋枪朝空中放枪，他们拍着美国兵的脊背讨要香烟，并把酒递给他们。　　三个美国兵散了香烟，和周围的人握了手，然后以最快的速度驾车回营。韦伯斯特写道：在营房里，“开始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庆祝会。”满眼是横飞的软木塞、喷射的香槟、摔碎的瓶子；满耳是喧闹的笑声、刺耳的尖叫和结结巴巴、口齿不清的说笑。再来一、一杯。这儿，该死的，让、让我来开瓶、瓶子－－该轮、轮到我了。真是太妙了，不是吗？给我、你满上。希特勒在哪里呀？我们要、要感谢希特勒，这个狗娘养的。贝希特斯加登，我爱你。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每一个身处欧洲的人，无论是胜利者还是战败者，都在欢庆战争的结束。欢庆队伍中最高兴的是身着军装的年轻人，他们没有被打死，他们活下来了，他们将继续生活下去，他们最有理由庆祝战争结束。　　5月8日早晨，奥基夫和哈里。拉格出去搜寻鸡蛋。他们来到一个位于林中空地上的农舍，袅袅的炊烟从烟囱里升起。他们一脚踢开门，端着步枪冲了进去，随时准备开火。里面两个意大利逃亡者吓得僵直地跳起来，呆住了。　　桌上有一瓶香槟，离得近的那个意大利人迅速抓起瓶颈把香槟伸到奥基夫面前，此时，奥基夫的步枪正指着这个意大利人的腹部，意大利人示意让他喝酒，并说了声“和平！”　　紧张消除了。他们为和平共饮之后，美国兵们继续去搜寻鸡蛋。他们来到了林中的一个小木屋。“小屋四周环境优美，”奥基夫写道，“一个穿着平民衣服将近30岁的男子正站在房前低矮的门廊下。我们踏上门廊前的台阶时，他微笑着走下台阶，用英语对我们说，'战争结束了。我一直在听无线电广播。'　　“他努力使身体保持竖直，但还是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的右腿受过严重的伤。看见我盯着他的腿，他解释道，'我一直在非洲军团里干，右腿受了重伤，被送回了家。我也曾是军人。　　“他请我们进屋去喝一杯葡萄酒。我们说'不用了'，他说，'等一下，我把酒拿出来。'接着就进去了，出来的时候端着三杯葡萄酒。我们举起杯向他致敬，他说，'为战争结束干杯。'我们也举杯一饮而尽。都是当兵的，某些基本的东西可算心意相通。”　　他们找到一些鸡蛋后回到了营房，用炒鸡蛋和希特勒的香槟庆祝战争的结束。第18章　军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奥地利1945年5月8日－－7月31日　　月8日傍晚,温特斯接到命令,要求把2营准备好当夜出发,到距贝希特斯加登以南30公里的奥地利的滨湖采尔去执行占领任务。22点,亮着大灯的车队出发了。卡车上,弟兄们喝酒、唱歌、赌博,继续开着他们的晚会,第二天早晨到达滨湖采尔时,他们个个胡子拉茬,工作服上满是污垢。　　到处都是德国兵。滨湖采尔是国防军可以撤退到的最南方,再往南就是阿尔卑斯山的山峰,再过去就是意大利,迄今为止,所有的道路仍旧被雪封着。后来才发现,在不足600名弟兄的2营管理的地区内武装德军竟多达25,000名。　　两军外观上的鲜明差别绝不亚于数量上的悬殊对比。征服军看上去懒散、军容不整,纪律松散,败军看上去倒是一支精锐之师,有令人过目难忘的军容和良好的纪律。温特斯想,当德军和奥地利的平民好奇地看着这第一支到达该地的美国兵时一定会很惊讶:他们怎么会输给这样一帮年轻人。　　温特斯把营指挥部设在滨湖采尔南面4公里的卡普伦村。这里的山谷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尤其受德国富人的喜爱。从农场空旷的房子到豪华的旅馆,住宿条件都好得惊人。所有的房间原先都被德国伤兵占据了。他们被迫搬出来,被用卡车或火车运到慕尼黑的俘虏营里。美国人搬了进去。　　弟兄们的任务是维持秩序,把所有的德军都集中起来,收缴他们的武器,然后把他们运到俘虏营里去。5月9日早晨车队一到这里,温特斯就开始了工作。他叫人把这一地区的德军最高指挥官带来见他。“我当时是27岁,”温特斯回忆道,“像所有的弟兄一样,我穿着一套脏兮兮的、破旧的工作衫裤,头上顶了个水桶作为头盔。当我面对着这位大约年长我20岁、穿着干净的野战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职业德军上校并朝他发号施令时,我不禁感到有些可笑。”　　不管怎样,温特斯还是下达了命令。他要求这个上校收集这一区域的所有武器并将他们堆集到飞机场、学校和教堂的院子里。他允许德国军官保留腰佩武器,允许宪兵保留枪械。温特斯还说第二天他将检查德军的营地、部队和厨房。　　第二天——也就是5月10日——早晨,温特斯和尼克松开着吉普车去检查被收缴武器的堆放点。他们对看到的场景感到震惊:三个武器堆放处都堆满了成山的武器。温特斯意识到他说“所有武器”时犯了一个错误。他指的是军用武器,但那个德军上校却太死抠字眼了。收缴的武器真可谓洋洋大观:除了足够一个师使用的军用武器外,还有猎枪、打靶用的步枪、猎刀和各种旧式的轻武器,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都绰绰有余了。　　温特斯检查营地和厨房的时候发现一切都组织得井井有条。列队接受检查的德军队伍如同接受检阅一样军容严整、衣着笔挺,情况良好。厨房秩序井然,炊事兵正在炉子上用大锅做土豆汤。　　后来,温特斯开始通过一位说英语的德国参谋来进行管理,该参谋每天早上到温特斯的指挥部里来汇报情况并接受命令。一切都很顺利,用温特斯的话来说,“我们不干涉他们,他们也尊重我们。”德国参谋告诉温特斯他在东线服役时和在巴斯托涅与101师作战的故事。他对温特斯说:“我们两国的军队应当联合起来消灭俄军。”　　“不,谢谢,”温特斯回答,“我只想退役回家。”　　这几乎是每个人的心声,包括德国人。然而,在释放任何一个德军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受到监视。德国人的营地里隐藏着纳粹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换上了士兵的衣服以免被认出。(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是阿道夫?艾希曼,他穿着德国空军下士的衣服躲藏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一个营地里,身份一直未被发现。他成功地逃到了阿根廷,和他的家人过着不错的日子,直到1960年,以色列特工发现了他的行踪,突击队实施了突然袭击,将他抓获,送往以色列接受审判,最后被处以绞刑。)　　利普顿中尉是2营营直机关枪排的排长。温特斯派他去监控一个有几百名犯人的营地。其中的一个犯人便是大众车、豹式和虎式坦克的设计者费迪南德?波尔彻。5月中旬,利普顿清理出了150名准备释放的犯人。一个德国高级军官,是一位上校,请求在他们被释放前对他们说几句话。利普顿同意了。　　“他的讲话很长也很精彩,”利普顿回忆说,“他告诉他们德国战败了,但他们都曾是优秀的军人,他为他们感到自豪。他说他们应该重返家园,重建自己的生活。他还说德国的重建需要他们每一个人的力量。他讲完之后,那些德国人报以响亮的欢呼。”然后他们就动身离去。　　那些有理由担心自己会被以战争罪起诉的德国高级将领正躲藏在山中。有难民告诉斯皮尔斯,这个地区有一个纳粹分子,曾是奴隶营的纳粹首领,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斯皮尔斯进行了调查,又问了一些问题,认为他们所说的是事实。进一步的调查表明此人就住在附近的一个小农场里。　　斯皮尔斯叫来了军士长林奇,把情况解释给他听,然后向他下达命令:“你带着穆尼、利布高特和西斯克去找他,然后干掉他。”　　林奇把人召集齐后向他们宣布了任务,弄了一辆兵器载运车就向山上开去。途中,穆尼盘算着这次行动,感到有些为难。他很明白斯皮尔斯没有这样的权力,他仅仅基于从难民那里搜集来的证据就下达处决的命令是不合适的。但斯皮尔斯是连里的指挥官,而他穆尼只不过是一个执行任务的士兵。最后他决定:“我不会遵循这种胡闹的命令。如果说必须要有人下手的话,那可不是我。”　　他们到了农场,没怎么费劲就逮住了那个纳粹狱官。利布高特盘问了他半小时,然后断定没错,他就是要找的那个人,他犯的罪和难民们指控的一致。几个美国兵用枪口顶着他,把他推上了兵器载运车,然后开动了车子。最后,林奇把车停在了一个峡谷旁。他们把犯人推下车,利布高特拔出手枪朝他开了两枪。　　犯人尖叫着转身朝山上跑。林奇命令穆尼朝他开枪。　　“还是你来吧,”穆尼回答,“战争已经结束了。”　　斯金尼?西斯克向前跨出一步,端起M—1步枪对准逃犯,一枪击毙了他。　　把战俘和难民进行分类,然后用船运出这个地区的工作完成后,下一项工作是对缴获的德军装备以及战争不再需要的美军装备全部进行分类和汇总。这些物资被集中起来登记造册之后,就由卡车车队运到在法国的军械库。　　军官被要求上缴诺曼底空降前领到的丝制法国地图,这是一种标明了逃脱路线的地图,不上缴的要被罚款75美元。这些地图对于参加过D日空降的老兵们几乎是一种圣物,因此这个决定遭到了普遍的抵制。当被告知不上交地图就要被罚款时,温特斯借用了麦考利夫将军的一句台词——“屁话”,代表全营对赫伯特?索贝尔上尉做出了回答,作为团供需官的他只好无奈地转身离开。　　由于没遭到反抗,再加上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确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到5月的第3个星期快结束的时候,几乎已经没有什么真正需要美国人做的工作了。所有的帮厨、勤务、洗衣服、清扫营房以及建筑方面的任务,都被那些急于赚钱或想要食物和香烟的当地居民承担了。于是,时间对于这些渴望回家的年轻人来说就显得太难捱了。　　温特斯让人修了一条跑道、一个网球场、一个棒球场和一个射击场。连、营、团乃至整个欧洲战区展开了各式各样的竞赛。温特斯还组织了日常密集队形的训练。　　有的弟兄很喜欢这些活动。对那些把运动当回事的人和那些希望将来能上大学或成为职业运动员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锻炼的绝好机会。他们被免除了各项勤务,住在独立的运动员宿舍,每天都有训练或比赛。对几个想当职业军人的人来说,这也是个培训职业技能的好机会。　　但对大多数既不想当运动员又不想当职业军人的弟兄来说,训练和竞赛是令人厌烦的。他们找到了另外4种发泄方式:游览阿尔卑斯山、打猎、喝酒和追女人。滨湖采尔是一个大约4公里长2公里宽的湖,景色非常优美,5月底6月初那些阳光灿烂、日照时间长的日子里,在湖里游泳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我的游泳衣太破旧了,”韦伯斯特5月20日在给母亲写的信中说,“请你尽快从阿伯克龙比和菲奇给我寄一件颜色鲜艳的游泳裤来好吗?32的腰围,最好是短裤,而不是游泳裤。”　　卡普伦后面的山上有一座滑雪旅馆。通往那里的缆车已经彻底坏了,但人们还是可以从山间小路爬上去。温特斯制定了一个计划,每3天派一个排到这所房屋内疗养、休整。屋内有奥地利的用人和厨师、滑雪教练和打猎向导。滑雪和捕猎石山羊都是非常刺激的运动。　　这里是欧洲贵族的主要狩猎场,因此这儿最少有上百头鹿。101师总是最后才拿到分配下来的食物。每个从瑟堡和阿弗尔港口来的人有机会最先领到食物,但他们都有平民女友要养,同时活跃的黑市交易也在诱惑着他们,所以带到阿尔卑斯山上来的食物并不够吃。空降兵们组织了打猎队去猎杀鹿,鹿肉成了餐桌上的主食。二等兵弗里曼弄到了一枝勃朗宁猎枪,用它打来的鹌鹑和其他鸟丰富了餐桌上的内容。　　“女人、妓女、少女、女朋友、姑娘、少妇、德国小姐、法国小姐:这就是小伙子们想要的。”韦伯斯特写道。他还描述了大家在这方面的成果:“厨师们包养了情妇;排里的情侣频频光顾库房;麦克里里在镇上有了一个已婚妇女作情人;里斯把他的那位安置在一处私宅里;卡森养了一个受过教育、漂亮而老于世故的波兰金发女子(后来她与卡森结了婚);排里当官的每晚都去光顾难民营里的女人;滨湖采尔是欧洲最漂亮女人的集中之地,伴着这些肌肤晒成古铜色的金发女子,小伙子们实现了他们的梦想——空谈女人整整3年之后,他们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反亲善政策彻底失败了。”　　小伙子们曾经想要伦敦、巴黎和鲁尔区的女人,这些女人也能满足他们,但据韦伯斯特的观察,“奥地利的女孩比欧洲任何其他地方的女孩都更整洁、更漂亮,身材更好,并且更好交往,因此小伙子们在这儿度过了特别愉快的时光。”　　可供享用的酒源源不断。5月28日,韦伯斯特给他的父母写信道:“离开贝希特斯加登后,我们每晚都会喝醉。两天前我们抢了一所德国国防军仓库,发现了足足两箱烈酒——总计48瓶。所以你们寄给我的橘子粉就派上用场了。”　　关于喝酒,斯皮尔斯上尉只制定了一条长期生效的命令——不准在兵营外面醉酒。士官们对这条命令是严格贯彻的,他们不想看到执行警卫任务的弟兄因为喝醉酒而发生什么事故,也不想看到喝醉的弟兄一个劲地在街头或山路上晃荡。然而在营房里,弟兄们只要不喝醉,就可以不受限制尽情地喝。但大多数人都会喝得酩酊大醉。　　韦伯斯特所在的班里总有一满罐现成的冰茶和烈酒。他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每天晚上,“喝到8点钟时,马修斯开始结结巴巴、口齿不清起来;马什吹嘘起他的班和他的弟兄们是如何地对他惟命是从;肖提安静地坐在一张床上,呲着牙咧着嘴;温又是大笑又是大喊着一些巴斯托涅的旧事;麦克里里在夸耀自己的勇敢——‘整个排再没有比我更勇敢的人了’——这话毫不谦虚但确实是事实;吉尔摩在拼命地烫衣服,他这种表达高涨情绪的独特方式最受大家欢迎;黑尔一边流口水一边又往嘴里灌进一杯酒;从不吵闹的克里斯坐在后面冷冷地沉默着;里德烂醉如泥地瘫在扶手椅里;我醉得还比较有风度,不声不响地睡熟了。”　　小伙子们会游一整下午泳或打一场垒球,来摆脱由宿醉引起的不适。温特斯是不喝酒的,他对饮酒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韦尔什和尼克松都酗酒。他从不责备那些在自己的空闲时间喝醉的人。每当他想尝试一下的时候,每天下午发生的那些过激行为就会提醒他不要去碰酒。温暖的阳光下,打垒球的弟兄们都只穿着一条运动短裤。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至少有一处伤疤。有些弟兄在前胸、后背、手臂或腿上有两处、三处甚至四处伤痕。“请别忘了,”温特斯总结说,“我在卡普伦看到的只是一些伤得并不严重的弟兄。”　　还有件事同样提醒人们:E连和其他单位为了到达卡普伦付出了怎样的代价。6月5日22时,弟兄们在一起庆祝诺曼底空降一周年。韦伯斯特感到虽相隔仅一年,他们的处境却是天差地别。一年以前的22时,“我的心跳得就像吉恩?克鲁帕敲出的鼓点一样,饿得前胸贴着后背……而现在的我呢,坐在阿尔卑斯山上一间舒适的屋子里,一手拿着一大杯加了冰的杜松子酒,一手握着笔。从德文郡机场出发的许多弟兄已经牺牲了,分别葬在圣母教堂的公墓、索恩和比利时,但我还在这儿,真是老天保佑,今晚我们应该用死去的弟兄们会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纪念他们——开一个无拘无束的热闹的晚会。”　　军官们也正在举行晚会。斯皮尔斯抢到了几箱上好的白兰地,在宿舍和一个带着小孩的漂亮的波兰难民享用美酒。辛克上校在团部——采尔旅馆举办了好几次令人难忘的晚会。有天晚上,他安排了506团的所有军官与泰勒将军及其参谋会面。那晚弟兄们玩得很痛快。斯特雷耶上校还和一位将军打了一架,用福利中尉的话来说,“他一喝多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福利中尉和其他几个人想出了个好主意。他们来到露天停车场把泰勒将军的梅塞德斯车(原来它属于希特勒)的汽油抽走了一大半。他们想像着半夜时分,泰勒在回贝希特斯加登的路上因为没有汽油而只能困在路上的场面一定很有趣。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大早,辛克上校就特意把所有军官召集起来训话。大家在旅馆外面排好了队。辛克痛斥了他们一顿,说他们的行为是不光彩的。他特别提到了昨天夜里的吵闹和恶作剧。他刚接到泰勒将军的电话,泰勒的车没油了,他在车上坐了4个小时,直到他的司机找到了一个5加仑的大汽油罐。福利没有站出来坦白,他说:“辛克并不在意大家伙儿有没有听他说的话,他只是很生气地把我们痛骂一顿,并不在乎我们是否在听,只是一字一顿地大喊着让我们见鬼去。”　　辛克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一个星期后,他宣布7月4日举行大型庆祝活动。但4号下起了雨,5号仍然下雨。不过没关系,6号是一个好天,庆祝活动开始了。“辛克第六”是弟兄们对这次事件的称呼。　　各种体育活动层出不穷。滑翔机乘着高山气流飞越湖面的场面随处可见。一天下午,伞兵运输机司令部借给弟兄们一架C—47,有12个人从这架飞机上空降到了湖里。食物和酒的供应十分充足。公园里,当地的音乐家穿着皮短裤演奏着“翁巴、翁巴”的调子。美国兵们要他们演奏美国流行歌曲,可惜他们演奏得并不熟练。大家都在翩翩起舞。每个女孩都带着难民的臂章(反亲善政策仅适用于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难民不受此政策的限制,然而当地山区的女孩子们也有许多标识难民的臂章),但就像福利中尉印象中的那样,“狂欢的人群里没有一个是难民”。　　山区的好天气,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无拘无束地与女人交往,放开肚子喝酒,轻松的勤务工作,受欢迎的狩猎运动,加上一个脾气暴躁却人见人爱的上校,在韦伯斯特看来,在滨湖采尔的日子正是“军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这个夏天对E连的弟兄们来说可谓有生以来最完美的夏天。可事实上,头几个星期一过,大多数的弟兄们就都厌倦了。军队的官僚作风使他们失望和厌烦,他们过量地饮酒,他们很想回家。　　要想回家就得积到相应的分数,于是积分几乎变成了弟兄们聊天的惟一话题,这个话题又让大家的心情变得更糟。按照陆军的积分系统,服满一个月现役、参加一次作战、获得一枚奖章、结婚都可以得到加分。那个让人感觉遥不可及的基本分数是85分。只有达到或超过这个积分的人才有资格退役,可以马上坐船回家。分数不够者注定只能留在师里,很有可能还要参加在中国或日本的“大空降”。　　军官和士兵破天荒地特别重视起奖章来。一枚铜质紫心奖章可以积5分。毋庸置疑,军队的等级制度和官僚主义体系不可避免地对积分产生了不公平的影响。福利中尉回忆道:“有传闻说团里的某个副官仅仅因为挑选了采尔旅馆作为辛克的团部,就捞了个铜质紫心奖章。”　　E连的弟兄们在另一方面也同样有受骗的感觉:在伞兵部队,除了紫心奖章外几乎不可能赢得其他勋章。“比如在101师吧,”韦伯斯特写道,“只有两个人被授予过荣誉勋章——502团的一个二等兵和一个中校——他们都在行动中牺牲了。温特斯少校参加过在诺曼底与德国炮兵连的激战,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荣誉勋章,但他只获得一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而且这在2营也仅他一人。在E连,获得银星奖章的只有斯皮尔斯上尉和另外两三人,约有12个弟兄获得过铜质紫心奖章。但是,获得紫心奖章的人很多,而且它算不上什么奖章,只不过是步兵的徽章而已。”　　E连的大多数弟兄在他们的欧洲战区饰带上只有4颗星形战斗奖章,不比那些从来没有离开基地的文书所获得的更多。“比如说麦克朗,”韦伯斯特抱怨道,“他沉默寡言、瘦高、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没人注意到他。但和他同在第3排的弟兄们却敢发誓,这个老家伙干掉的德国人比营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多。麦克朗能嗅到德国佬的踪迹,寻而歼之;他在黎明的进攻和夜晚的巡逻中追杀他们;他费尽周折地杀德国人,他冒的风险和自愿承担的危险任务比E连的任何其他弟兄都要多。麦克朗一天不落地参加了诺曼底、荷兰和巴斯托涅的战斗。他得到了什么功绩呢?仅仅是一个欧洲战区的饰带和4颗星形战斗奖章。”　　希夫提?鲍尔斯中士也和麦克朗的情况差不多。和101师的其他优秀战士一样,他没有奖章,连紫心奖章也没有,所以也没有足够的积分。大伙的怨气日趋高涨,泰勒将军不得不决定以连为单位举办一次抽签活动,抽中的人可以轮流回家。鲍尔斯不想参加抽签。“见他的鬼去吧,保罗,”他对罗杰斯中士说,“我这辈子啥也没赢过。”罗杰斯劝他去试试,没想到他真的被抽中了。　　他刚一抽中,就有一个士兵提出用1,000美元跟他换这次回家的机会。鲍尔斯回忆道,“我想了一会儿,1,000美金的确是一个大数目,但最终我还是回答他,‘不,我还是要回家。’”　　鲍尔斯收拾了他的战利品,主要是手枪,办好了必要的文字手续,领了回家的路费,和另外10名幸运的弟兄一起去了慕尼黑。没想到他们乘坐的那辆车在转弯时出了车祸,一辆美国大兵的卡车迎头撞了过来。鲍尔斯被甩出车厢,摔在车道上,摔断了好几根骨头,还摔出了严重的脑震荡。另外一个“幸运”的士兵在这次事故中死了。鲍尔斯住进了医院,在那儿他的路费和纪念品都被小偷偷走了。最后,他坐一艘医疗船回了家,比原先被他甩在后面的弟兄们还要晚几个月。　　厨师和文书也能得到和身处一线的步兵一样的积分,这已经让弟兄们十分恼火,而混乱的积分制度更加深了这种不满。弟兄们花费了大量时间计算分数,但关键在于使团里的副官相信。韦伯斯特确信自己积了87分,但积分记录却显示他的分数还不到80分。　　泰勒将军竭尽全力帮助他的这些老兵。他宣布任何一个曾参加过诺曼底、荷兰和比利时或由于受伤而错过其中一场战役的弟兄都将获得一枚铜质星形奖章。当然,这一举措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但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却招致了大家更大的不满,那是由于在泰勒宣布该决定之后,又拖了好几个星期,奖章和嘉奖令——以及随之而来的最重要的那5分——才变成了现实。　　所有这些琐碎无聊的军纪细节都让弟兄们对军队及其作风的不满与日俱增。征兵人员正在军官和弟兄们之间来回游说,劝他们加入常备军,几乎无人响应。韦伯斯特说出了大多数军人的心声:“我对陆军厌恶至极,这种深深的憎恶从来就没停止过。我只要活着就不会说它一句好话。”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觉得我在军队中90%的时光都被浪费了。”惟一一件让他有收获的事是“我确实学到了如何与人相处”。当辛克想给韦伯斯特一个正式任命时,韦伯斯特想了一会儿后说他情愿放弃。　　除了记分体系会带来不满与怒气外,陆军里随处可见的酗酒现象、过量的手枪和缴获的汽车过多也都成了引起麻烦的祸根:对在奥地利的101师来说,交通事故的危险性决不亚于当初在比利时面对的德国军队。在奥地利最初的3个星期里一共发生了70起车祸,比6月和7月内的6个星期发生的事故还要多。共造成20人死亡,近百人受伤。　　一天晚上,罗伯特?马什中士开着辆德国卡车带着二等兵约翰?詹诺威克从关卡走小路回营房。詹诺威克斜靠在一扇不结实的车门上。车撞上了一根木头,詹诺威克失去了平衡,摔下了车,头部着地。马什火速把他送到滨湖采尔的团救护所,但由于颅骨破裂,詹诺威克死在了路上。他的私人物品很少,只有一只手表、几枚空降徽章、钱包和伞兵绶带。斯皮尔斯上尉把它们收拾在一起,寄给了詹诺威克的父母。“他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旅程,”韦伯斯特写道,“他曾空降在荷兰,战斗在巴斯托涅。他讨厌陆军,但当今天,战争已经结束了,回家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的时候,他却死了。”　　马什并非酒后驾车。让弟兄们引以为豪的是,在这方面,E连始终保持了良好的记录:一向只委派那些头脑清醒、责任心强的士兵去执行守卫任务或在关卡执勤,而且弟兄们从不酒后驾车。其他连就没有这么小心谨慎了。二等兵奥基夫回忆起某天晚上,他和二等兵劳埃德?盖伊在萨尔费尔登和滨湖采尔之间的关卡里执勤时遇到的一件事。“一辆德军的敞篷小汽车沿着路飞驰而下,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盖伊和我跳出来挡在路上迫使车停了下来。车里有两个穿着德国军装的人,都喝醉了。他们喊着‘见鬼,你干嘛拦我们?都是自己人。’　　“他们是我们的空降兵,但不是我们连的。我们警告他们,‘该死的,你们不要脑袋了吗!’　　“他们最后答应减速行驶。我们告诉他们再开约10英里会遇到另一个岗哨,他们必须小心而且开得像爬那样慢。他们打包票叫我们放心。　　“我们下了岗之后才得知那两个该死的傻瓜试图高速穿过韦灵驻守的关卡,韦灵大喊,‘停下!停下!’喊了三声后,韦灵开了一枪打中了开车的那个家伙。”　　后来韦灵到医院去看望了这个被他打伤的人;这位受伤的老兄说他并不怨恨韦灵,如果换成他,他也会这样做。　　格兰特中士是托科阿时的老弟兄,他来自加利福尼亚,身强体壮,长着一头金发,总是笑咪咪的,大家都很尊重他——他在荷兰曾有过惊人的表现——也都很喜欢他。一天晚上他开车带着几个二等兵去关卡换岗。他们到了以后发现出了事。　　一个醉醺醺的美国兵站在那儿,手里握着把手枪,他的脚下横躺着两具德国人的尸体。这个美国兵的汽油用完了,就强迫这两个德国人停车,并向他们索要汽油。但他不懂德语,德国人也不懂英语,他就认为德国人在拒绝他,于是就开枪杀了他们。　　一个来自军事情报部门的英国少校刚好驾车从旁边经过。他和一个中士走下吉普车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那个美国兵用枪指着他们要他们掉头走路。　　恰在此时,格兰特开车经过。美国兵对着格兰特就是一枪,偏了。英国少校上前一步想夺下他的凶器,美国兵转身朝他射击,他应声倒地而亡。接着,他又一枪打死了英国中士。见格兰特向他跑过来,美国兵开枪打中他的头部后跑了。　　斯皮尔斯非常敬爱格兰特。他一听说格兰特受了伤,立即和福利中尉跳上吉普车赶往事发地,他们把格兰特抬上担架,车呼啸着朝团救护所开去。救护所里乱糟糟的,医生胡子拉茬,穿着一件满是污迹的衬衫,一副邋遢相。他扫了格兰特一眼说,“没救了。”　　“胡说。”斯皮尔斯说着,把格兰特抬上担架,又一次呼啸而去,这次去了萨尔费尔登。斯皮尔斯听说这儿住着一些德国专家,其中一位是来自柏林的脑科专家。这位专家立即给格兰特动了手术,救了他的命。　　枪击事件迅速传遍了整个兵营。E连的弟兄们集体出动搜捕肇事者。凶手是在滨湖采尔企图强奸一个奥地利女孩时被发现的,是才加入I连的一个新兵。尽管许多弟兄表示了对他无法抑制的厌恶,大家还是把他活着带到了连部。　　他觉得他还不如死了好。连里的一半弟兄都围在他身边拷问他,威吓他,对他拳打脚踢,恶毒地咒骂他。弟兄们还没来得及对他施加更严重的刑罚,斯皮尔斯上尉就冲了进来,他是直接打医院来的。　　“枪在哪?”斯皮尔斯对凶手咆哮道。　　“什么枪?”　　斯皮尔斯拔出自己的手枪,手握枪管,用枪把对准他的太阳穴狠敲了一下。凶手尖叫起来。“跟军官说话,要称呼‘长官。’”说着,斯皮尔斯又敲了一下。　　那美国兵瘫在椅子里,昏了过去。与格兰特同在2排的哈克?汉森是格兰特的亲密好友,他冲进总部,拔出手枪,“你这狗娘养的,你比我杀过的所有人都不如。”他一边骂一边把枪抵在那人的脸上。4个人从身后抱住汉森试图把他拉开,他们喊着:这样就让他死了太便宜了这个畜牲。汉森扣动了扳机,偏了。　　“你真该看看那个家伙的样子。”采访中,戈登?卡森对我说。　　弟兄们把那个家伙打得失去了知觉,把他抬到团禁闭所交给宪兵。他醒来后,宪兵们又把他打得血流不止。　　辛克来到连部,一跨进门就问卡森中士:“斯皮尔斯在哪里?”　　“在二楼,长官。”　　辛克上楼后从斯皮尔斯那里了解了情况。大约半个小时后,辛克走了,斯皮尔斯走下楼。　　“怎么样?”卡森问。　　“挺难办。”　　“那么,辛克怎么说?”　　“他说我应该把那个狗娘养的给毙了。”　　他没有这样做,这是很难得的。我从E连几个弟兄那儿得到的一种解释是,斯皮尔斯肯定是对那个抓来的人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肇事者有所怀疑。当我向斯皮尔斯求证时,他回答:“在对格兰特中士开枪一事上,你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我想当时我肯定有这方面的怀疑,因为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我还从未犹豫过。”　　但我却认为也许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有机会杀死那个懦夫的不只是斯皮尔斯。格兰特刚遇到他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机会。他一发现这个I连的酒鬼时就有机会当场毙了他,而且几乎所有我访问过的E连弟兄都觉得那个畜牲应该被干掉。但当肇事者被带到连部时,虽然E连的很多人都在场而且都带着手枪,但他们中真想杀掉这个美国兵的只有一人,而且还被其他弟兄拉住了。　　当年那个屋子里的人几乎都杀过人。面对凶手,他们的血在上涌,面对凶手,他们只剩深深的仇恨和冷酷的心。但在整个事件中,最值得注意的不是用手枪敲打,也不是殴打,而是弟兄们的自制。　　他们已厌倦了杀戮。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斯皮尔斯给福里斯特?古思中士写了一封长信。古思正在英国的医院里住院,他曾在给斯皮尔斯的信中流露出害怕被调到其他师的想法。斯皮尔斯喜欢古思,觉得他是一个好军人,他欣赏古思总是能将所有的武器都保持在最佳状态的能力。尤其让他佩服的是,古思只要用一把锉刀在M—1枪的自动解扣装置上摆弄几下就能让它变成全自动的。(古思改造过的枪温特斯拿了一把。他一直保留着,参加朝鲜战争时也带在身边。不幸的是,古思自己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是怎么弄的了。)　　在回信中,斯皮尔斯讲述了他这边的情况。这是一封冗长而且罗嗦的信,讲的是自打古思住院后E连发生的事,都是些古思最想知道的消息:“鲁兹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胳膊受了伤,但并不严重。塔尔伯特中士不想当二级军士长,所以我叫他负责2排。2排的林奇中士现在是二级军士长。阿利中士又喝醉了,我们只好降了他的衔。利普顿中尉正在苏格兰度假,过得非常开心。我熬到最后总算获准去英国度假,看看我的妻子和孩子。鲍尔斯中士坐卡车回家,路上车翻了,摔断了头骨,现在在住院。施特罗中士(3排的)现在正在返回美国家乡的路上。格兰特被一个喝醉了的美国兵开枪击中,他的头不是太好,现在住在附近的一家德国医院里,正在恢复中。马拉其中士刚住了很长时间的院回来。莱茵哈德中士刚从里维埃拉回来。麦格拉思不愿去休假——他正在省钱。”　　斯皮尔斯详详细细地告诉古思铜质紫心奖章的事,说古思因参加了诺曼底、荷兰和比利时的战役而有权得到一枚,并许诺这件事一变成现实就尽快通知他。最后,斯皮尔斯还加了一段附言:“克拉克现在是军械技工了,伯林盖姆因为不能让你设计的杀德国佬的自动枪正常工作而重新回到了他的排里。我们在奥地利这里每天都有电和热水供应。　　“顺便告诉你,现在不管你到了哪个部队,你都有权佩戴别着栎叶形小徽章的‘总统通令嘉奖单位’绶带——表明你是在101空降师赢得这个荣誉的。”　　E连处于解体的过程中。泰勒将军把所有积分高而还没回过家的弟兄都调到了驻于贝希特斯加登的501团。501团就快要被撤消了,它现在的作用是把所有的高积分弟兄从师部送回美国退役。E连的其他老成员不是在医院住院,就是已经退伍。在莫米昂或阿格诺入伍的新兵现在已经算是老兵了。　　泰勒将军回了趟美国,6月底回来后,他宣布,回美国休过冬假后,101师将移师太平洋。同时,陆军部坚持既然101师要重新参战,该师四分之三的成员是新兵,就必须建立完备的训练体制和严格的训练程序。　　因此密集队形训练和军体操又成了家常便饭。弟兄们不得不重新温习M—1、勃朗宁自动步枪和卡宾枪的编类名称和功能。公路行军、手势信号、班战术、兵营检查、野战炊具检查、军事礼仪和军纪、急救和卫生知识、着装检查、识图、携枪体验演习、连续7天的三角测量、打靶。“就这样,”韦伯斯特写道,“我忍受着这一切,厌烦与日俱增。”　　皮科克中尉回来后变得比以往更加琐碎无聊。“对于他强加给我们的超负荷训练,”韦伯斯特写道,“我们都感到忍无可忍,那些在荷兰或巴斯托涅就认识他的弟兄甚至连看都不愿看他一眼。这些训练弄得我极为恼火,快要发疯,要是我的积分还没有达到85分,我就宁可志愿到日本打仗,也不愿在皮科克手下多受一天基础训练。”　　到7月中旬,参加过诺曼底战役的老兵们都走了,除了长期受罪的韦伯斯特,因为他仍无法使人事参谋相信他的总积分数。辛克上校给那些高分弟兄们做了一次临别讲话:“身为团长,看着你们这些优秀的官兵离开,心情是很复杂的。我为你们每一个人感到高兴。是你们自己的努力和战斗使你们有资格回到你们的家乡和朋友身边。　　“看着你们离去我感到难过,因为你们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战友。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我熊过一两次。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对你们从未有过任何恶意。　　“我要求你们争取总统嘉奖令,你们做到了。这将永远是你们的光荣。　　“愿上帝保佑你们一路平安;愿那些在诺曼底、荷兰、巴斯托涅和德国与你们手牵着手的战友在天上注视着你们,保护着你们,引导着你们直到伟大的最后一跳!”　　7月底,101师奉调乘40—8到了法国。E连来到位于巴黎南部的小镇茹瓦尼的兵营。温特斯、斯皮尔斯、福利和其他一些人在英格兰度假。8月6日,广岛原子弹的爆炸消除了弟兄们到太平洋再打一场战役的担心。从那之后,空降师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动中,积分低的弟兄被调进第17空降师,其他的调到了第82师。101师的杂志《啸鹰》不满地评论道,“整个部队不像一个作战师,倒更像是一个补充兵集中配拨站。”　　8月11日,辛克上校被提升为副师长。8月22日,泰勒将军离开101师,后来成为西点军校的校长。不久以后,506团全团撤出,编入了在柏林的第82空降师。据说当辛克的手下弟兄行军至茹瓦尼兵站以便乘船到82师的时候,辛克哭了。韦伯斯特认为他的这种反应也是正常的,因为他是“我们团的灵魂和核心”。1946年,韦伯斯特写道:“我们那绣着科拉希山、一道闪电和六个降落伞的漂亮的深蓝色丝绸团旗,已经卷放在盒子里,正在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里落灰呢。”　　1945年11月30日,101师被撤消。E连解散了。　　E连于1942年7月诞生于托科阿。差不多3年后，它在奥地利的滨湖采尔结束了使命。在这3年中,E连的弟兄们经历过的复杂情况、忍受过的艰难困苦、做出的贡献，是大多数人一生无法企及的。　　陆军对他们来说是让人厌烦、没有人情味和琐碎的代名词，他们厌恶陆军。他们发现战争是丑陋的，极具破坏性的，充满了死亡，他们也厌恶战争。再没有比血腥和残杀、艰苦和肮脏、非人的肉体负荷更糟糕的事了，但是，抛弃战友却比这一切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在战争中，他们还感受到了世界上最亲密的兄弟情。他们感受到了什么是无私。他们发现他们可以爱同一战壕中的战友胜过爱自己。他们发现在战争中，热爱生命的人可以为了战友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们连曾有3个出色的担任连长：赫伯特。索贝尔，理查德。温特斯，罗纳德。斯皮尔斯。他们每个人都对E连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温特斯这位从E连建立的第一天到它解散的总共1，095天里都与连队息息相关的人，让全连弟兄最为难忘。接受过我采访的那些曾在E连服役的人都把E连叫做迪克。温特斯连。　　军士们的这种感觉尤为强烈－－那些在托科阿时是二等兵，后来在战斗中成为下士和中士的弟兄们－－他们在E连生活了整整3年。军官们有来的有走的，不过他们中有许多作为2营或506团的干部继续和E连保持着联系。但是，能够见证和说明E连每一天经历的却只有温特斯和这些军士们（除非住进医院）。是他们把E连弟兄团结在一起，特别是在巴斯托涅森林中遭遇的令人生畏的枪林弹雨中，在攻打福伊而斯皮尔斯尚未取代戴克的关键时刻。无论是根据文字材料还是实际情况，威廉。埃文斯、詹姆斯。代尔、卡伍德。利普顿和弗洛伊德。塔尔伯特等军士长都是公认的军士领袖。　　1945年9月30日，塔尔伯特中士住在印弟安纳的本杰明。哈里森堡的医院里。他给温特斯写了一封信。他虽然远不是韦伯斯特那样的作家，但他是用自己的心在写，而且他道出了每一个曾在E连服役的弟兄的心声。　　在信中，他说希望能有机会和温特斯一起交谈，因为他有许多事想要告诉温特斯。“我想说明的第一件事是……迪克，曾在你手下当兵或和你并肩作战的每一个弟兄都爱你，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你靠自己的领导赢得了这一切。你是我做梦都想遇到的最优秀的军人。　　“一个人从战争中获得的某些东西从别的地方是不可能获得的。我似乎总是在增强自己的自信心或别的一些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但你明白为什么。　　“好了，就暂时写到这里吧。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要是能和你一样的优秀就好了。战斗中，你的我的榜样，是我的动力。那个我们都认识的小少校用两个词来总结你的为人，说你是'他所认识的最勇敢、最无畏的军人'。我非常赞同他的判断。他也是一个出色的军人，不过我对他说你是最优秀的。我愿永远跟随你，即使是去地狱，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和你在一起时，我知道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温特斯对弟兄们怀有感情与弟兄们对他的同样深厚。1991年，他总结E连的历史和意义时说：“第101空降师由许许多多优秀、坚强的连队组成。但是，第506伞降步兵团E连更是出类拔萃，因为弟兄们之间是通过一条特殊的纽带而彼此紧紧相连的。　　“这种非常特别、纯粹和亲密的感情是在托科阿训练营地时，在索贝尔上尉施加的压力下萌发的。在那种压力下，弟兄们得以生存的惟一办法就是团结起来。后来，军士们搞兵变靠的也正是紧密的团结。　　“承受了训练的压力之后，E连在诺曼底为取得对犹他海滩的控制权而争取关键性的战斗任务又遇到了新的压力。在战时，圆满地完成了一项任务所得到的奖励是另一项艰巨的任务。E连在荷兰－－巴斯托涅－－德国的征途中圆满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巨的任务。　　“E连的弟兄们在训练与战斗中共同承担所有的压力，结果，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一条永久性的纽带。”第19章　战后生涯1945年－－1991年　　E连兄弟中，有48位为国捐躯，有100多人受过伤，其中许多人受过重伤，不少人受过两次伤，有几个受过三次伤，一位受伤多达四次。大多数人都受到过精神上的压力，而且通常是很严重的压力。所有的弟兄都把他们视为最好的青春年华交给了战争。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习惯于战场上的打打杀杀，迅猛的作战行动早已是家常便饭。他们在战前几乎都没有上过大学，大多数人掌握的本领只有一个－－步兵作战技术。　　战后，他们决心挽回失去的时间。利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这个被老兵普遍赞誉为美国立法机构有史以来制定出的最好的法案，他们迫不及待地进了大学。他们尽可能快地结婚生子，开始创造自己的生活。　　他们很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决心大，有抱负和工作勤奋，部分也归功于他们在陆军这三年里所学到的东西：他们学会了自信、自律和服从，他们能够忍受各种出乎预料的艰难困苦，他们具有能够和其他人协同工作的团队精神。他们曾自愿成为空降兵，因为他们想与最优秀的人并肩作战，并使自己也成为最优秀的人。他们成功了。在退役后的生涯中，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也丝毫没有降低，他们同样也成功了。　　他们具有岩石般的性格。他们出生于1910年到1928年之间，是大萧条中的孩子，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中的战士，战后快速建设的直接参与者。他们接受了大兵法的赐予，但并未就此止步。他们走出了自己的路。他们中，有几个成了富翁，有几个拥有了相当的权势；他们几乎都建起了自己的房子，从事着自己的工作，养活着他们的家庭，过着好日子。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充分利用了他们在战争中为之奋斗所保存下来的自由。　　让我们还是从受过重伤的人说起吧。沃尔特。戈登下士在巴斯托涅时背部中弹了，瘫痪了。在英格兰的医院里，他无助地躺在T形支撑夹里待了6个星期后，下肢开始有了些感觉。为他疗伤的斯达迪厄姆大夫经常站在床尾拿话激他：“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懒汉，戈登。”戈登也总是生气地跟他顶嘴。由于斯达迪厄姆医生不愿放弃他，一直千方百计地救治他，戈登说：“当时，我根本就没想过我会变成一个没有希望的残废。”　　支撑夹拿掉后，斯达迪厄姆扶戈登练习走路，其实只不过是挨着地面拖着脚走。到1945年春天，戈登被列为“能够行走的伤员”，乘坐医疗船回到了美国。他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劳森总医院缓慢地恢复。欧洲战场上的战事结束时，他还在这个医院里。无论是走、坐还是躺，他都要忍受着背上的伤痛。他什么体力活也不能做，很显然，他对陆军已经没用了。6月中旬，他的父亲问他什么时候能够退役，戈登做出的惟一回答只能是“我不知道”。　　6月16日，戈登做了一次体检。年轻的医生告诉他，他将被转到本宁堡，被列为适合有限勤务者。就戈登的理解，这位医生的理由是：“神经上的损伤恢复起来很慢，像我这种伤残程度的老兵如果退役，将会获得一大笔补偿金。再多留我几个月，我的情况无疑会好转起来。”　　戈登打电话给他的父亲告知他这一消息，却激起了他父亲的满腔愤慨。“他向我指出我已经受了两次伤，而现在呢，用他的话来说，是个残废。他觉得我已经做了所有我应该做的，现在是该让我回家的时候了。”然后他命令儿子把他这个口信告诉军医。　　尽管有点难为情，戈登还是照父亲说的做了。戈登详细解释了他是如何从父亲那儿得到这个想法的，并申明他与这个想法没有任何关系。　　“滚开！别胡扯了！”医生大声呵斥，意思是他忙得很。　　“我父亲叫我告诉你，如果我被送到了家以外的任何地方，他都会过来带我飞到华盛顿，而且，必要的话，他会到参议院扒光我的上衣给议员们看。”　　医生的脸拉了下来。戈登知道这招奏效了，也许他在想：“哦，上帝呀，我正需要一个密西西比的参议员。那可是张飞过太平洋的机票啊。还是放他走吧。”　　那位医生说道，“好吧。把你列为完全残废，可以马上退役了。”他叫人给戈登领了一套新军装，带他到牙医那儿补好了牙，并让人给他结了帐。　　戈登进了田纳西州莱巴嫩的坎伯兰大学学习法律。除了美国军人人权法案中规定发给的津贴外，他每月还能取200美元的全残补助金。他说：“我是个富有的学生。”同时，他也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在取得法学学位之前，他就通过了密西西比的律师资格考试。“于是，我成了一个仍在就学的拥有执照的辩护律师。”毕业后，他在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为几家从事石油产业的大公司工作。1951年，他在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度假时认识了贝蒂。露迪欧。一年以后他们结了婚，搬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斐特。后来，他们有了5个孩子，其中有4个是女孩。“我意识到我没有足够的薪水来满足贝蒂的需求，”戈登说，“于是，我开始自己干了。”　　他开始从事一种高风险的生意：买卖石油租约，投资期货交易。他成功了。如今，戈登一家在拉斐特有一所住宅，在帕斯克里斯琴、密西西比、新奥尔良和阿卡普尔科都有公寓。他身上的疼痛仍旧没能消除，走起路来有些困难，但戈登夫妇却大享了好儿孙的福气，他们夫妇依然相爱，他们喜欢拿自己开玩笑，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陆军里的那几年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在3天的采访结束后，我问他。　　“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3年，”戈登回答，“这3年对我产生的影响是惊人的。那时候的战友情谊是我所拥有的最有意义的东西。我活下来了，这真是太幸运了，更幸运的是我曾与这群杰出的兄弟共同战斗。”　　1991年12月，戈登在格尔夫波特的《太阳先驱报》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的是荷兰艾恩德霍芬的简。瑞特塞玛市长拒绝与诺曼。施瓦考将军会面，因为这个美军指挥官在海湾战争中“双手沾满了鲜血”。瑞特塞玛评论施瓦考时说，“是他策划了尽可能多地杀人的办法。”　　戈登给瑞特塞玛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上说：“1944年9月17日，我参加了解放你国的最大一次空降行动。作为506伞降步兵团E连的一员，我在一个名叫索恩的小镇附近着陆。第二天我们开始向南行进，解放了艾恩德霍芬。在执行任务期间，我们遭受了伤亡。战争中是不可能不流血的。我们在各种各样的防御工事里呆了两个多月。我们像动物那样住在战壕里，谷仓里，什么苦都吃过。天气又冷又湿。尽管有这么多不利条件，我们仍然顽强地坚守着历尽艰辛才拿下来的阵地。　　“当鲜血从侵占你们城市的德国人身上流出时，荷兰的平民们并不像你这样反感流血。我们遗忘得太快了。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如果你们的德国邻居周末感到沉闷或他们的高尔夫球场有点拥挤的话，荷兰就有被再次侵占的可能。　　“请别让你们的国土再被列支敦士登或梵蒂冈吞噬了。我不想再回去了。现在，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　　乔。托伊中士描述了他的战后经历：“我在巴斯托涅中弹后（因为这次负伤我得到了第4枚紫心奖章）经历了一系列的手术。一个主要的手术就是右腿膝盖以上的截肢。在这之后，我又做了两次手术，都是为了去除我上部胸腔中的榴霰弹片。为了取出弹片，手术从我的后背做进去的。　　“我是1945年12月15日结的婚，那时我仍在大西洋城的医院里。1946年2月8日，我从陆军退役。”　　医院为他开具了80％残疾的退伍证明。战前他在一家铸造厂当铸工，但现在，带着一条木头假腿的他已经无法胜任原来的工作。他在位于宾夕法尼亚的雷丁的一家纺织厂找到了工作，后来又在伯利恒钢铁厂做了20年磨工。　　他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常带男孩子们去打猎，钓鱼，但我从不拿枪－－我总是担心摔倒。你知道，如果有什么东西绊住了这条假腿，我就完了，但我会带他们去打鹿和钓鱼。每年我都和他们到加拿大野营。”　　从1946年起，他的假腿有了很大的改进。托伊觉得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医生对他很好，始终为他使用了最先进的设备。但他确实也有点儿不满，他想要两条腿，一条在假腿的联结处能够稍长一点儿。但医生却说一条已经足够了，“我的体重不能有任何变化，否则这该死的玩意儿就不合适了。”　　比尔。瓜奈若中士也是在巴斯托涅失去一条腿的，它从膝盖以上被锯掉了。1945年夏天退伍后，他同样被定为80％残疾。他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做过印刷工、销售员、退伍军人管理局职员和木匠，所有这些事都是带着一条假腿做的。他的履历中有一些混乱不清的地方，这使他经济上受到了损失，为此，他多次到退伍军人管理局去说理。1967年，他最终以全残的证明书得以退休。在后来的24年里，他扔掉了假腿，依靠T形拐杖移动。他能移动得很快，比大多数双退健全的年轻人走得还要快。他和他的妻子弗兰住在费城南部，他也正是在那儿长大的。他们生育了5个孩子，长子在越南当空降兵。瓜奈若非常积极地参与101师战友会的活动，而且在召集E连弟兄聚会方面很积极。　　“查克”。格兰特中士战后被一个喝醉的美国兵射中了头部，后来被一位德国医生救活了。他慢慢地有了一些恢复，但言谈方面仍有困难，左胳膊也部分瘫痪了。在获得医院开具的全残退伍证明书后，他定居于旧金山，在那儿经营一家小型雪茄店。在后来的岁月里，他经常出席E连的聚会，在101师战友会中表现得也很积极。迈克。兰尼提名他担任101师战友会506团的代表，他当选后颇感自豪地为大家服务。他于1984年去世。　　“麋鹿”弗雷德。海利格在荷兰被自己兄弟误伤了两次，被用飞机送进了格拉斯哥的一家医院，然后又乘伊丽莎白女王号去了纽约。在后来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又转过三次院，还接受了皮肤和神经的移植，于1947年2月退伍。利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规定的津贴，他进了马萨诸塞大学，1950年毕业并取得了园艺装饰学的学位。在以后的40年里，他为各种景观公司工作，并为高尔夫球场当顾问和供应商。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依然保留着用带倒镞的箭打猎以及观鸟和野营的爱好。　　利奥。博伊尔中士在比利时、英格兰和美国的医院里住了共9个月后于1945年6月22日退役，他被定为30％残疾。他找到了一份铁路司闸员的工作，但他的腿承受不起肌肉的过度劳累。后来他又在邮局工作，分拣信件，但他的腿又一次无法支撑下去。“那时，我十分难过和困惑，便去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医院检查。几天后，一个由三名内科医生组成的小组宣布我的残疾程度为50％，然后就让我出院了，对我将来的前途也没有给予任何指点。”　　博伊尔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规定的津贴上了俄勒冈大学，他主修政治学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他加入了中学教师的行列，最后致力于残疾人教育。“这是一个拥有特殊回报的职业。残疾人与老师之间总有一种温暖和友好的感觉。”1979年退休时，他因为从事残疾人士教育的领导和研究工作成绩突出而被授予了职业教育方面的荣誉。　　连里的另两个成员－－最后一任军士长和第一任连长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　　弗洛伊德。塔尔伯特中士身上也有伤和伤疤，这倒没对他造成什么大影响，但有关战争的记忆却打倒了他。他成了一个四处流浪的酗酒者。为了谋生，他干过许多职业：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当过渔夫、猎人，做过向导，有时还用捕兽机捕兽。他还曾犯过几次心脏病。　　塔尔伯特是E连为数不多的与大家失去联络的人之一。1980年，戈登争取到所在州的国会议员和乔治。鲁兹的儿子史蒂夫的帮助去寻找塔尔伯特。　迈克。兰尼中士也加入了搜寻工作。最终，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雷丁找到了他，并劝他参加1981年在圣迭哥举办的连队战友聚会。　　兰尼把塔尔伯特的地址通知了大家。温特斯和其他一些弟兄们给他写了信。塔尔伯特给温特斯回了信，在这封手写的3页长的信中，塔尔伯特追忆了他们过往的经历。“你还记得那次你带领我们进入卡朗唐的时候吗？看着你在路中央还想继续走的样子实在让人受不了！……你还记得我们在荷兰准备后撤的情景吗？皮科克中尉把他的卡宾枪扔在了路上。他不走了。上帝可以作证，当时我叫他把枪捡起来，我告诉他要是他不走的话我就毙了他，他最终还是照我说的做了。我喜欢他这个人，他是一个真诚的、照章办事的军官，但他不是个战士。在他叫我管理兄弟们的那段时间里，我俩相处得还挺不错。　　“迪克，类似这样的事说也说不完。我还从没同任何别人说过这些。我们的共同经历对我来说几乎是神圣的。”他在信末的署名是，“永远忠诚于你的战士。”　　塔尔伯特还在信中附了一张近照。照片上的他看起来像一个山里人。温特斯在回信中，告诉他如果他想来圣迭哥就把胡子刮了，头发理了。他照做了，但他仍穿着一身破旧的打猎装出现在大家面前。聚会的第一天早上，戈登和唐。穆尼还带他到一个商店里买了新衣服。这一年还没过完，他就去世了。　　戈登为他写了墓志铭。“几乎E连的所有弟兄都受过不同程度的伤。我们中的一些人瘸了，一些人的视力或听力受到了损害，但我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改变自己的生活来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塔尔伯特却每天都在与他心中的恶魔作战。他为自己的祖国付出了宝贵的代价，除了放弃生命，他已经不能付出得再多了。”　　迪克。温特斯给塔尔伯特最终的赞誉是：“如果只准我选择一个弟兄来和我一起执行战斗任务，我会选择塔尔伯特。”　　赫伯特。索贝尔上尉肉体上没有受什么伤，但精神上的创伤却很深。他也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了。他结了婚，有两个儿子，后来又离了婚，儿子们跟了母亲。他在芝加哥为一家电公司当会计。60年代初的一天，克拉伦斯。赫斯特少校到芝加哥出差。他请索贝尔吃了顿午餐。他发现索贝尔对E连和自己的生活都颇有抱怨。20年后，瓜奈若曾努力找过索贝尔，最后找到了索贝尔的姐姐，他的姐姐告诉瓜奈若，索贝尔的精神状态很差，他把怒气发泄到E连的弟兄们身上。但不管怎样，瓜奈若还是替索贝尔付了101师战友会的会费，希望索贝尔能参加这个组织的聚会，但他始终没有出现。不久以后，索贝尔上尉企图自杀，但他笨手笨脚地没有成功。最终他死于1988年9月。他的葬礼十分凄凉，前妻和儿子都没有来，也没有一个E连的弟兄出席。　　斯金尼。西斯克在摆脱有关战争的记忆之前也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1991年7月，他在给温特斯的信中写道：“我的战后生活就是拼命喝酒以摆脱那些记忆：我曾在荷兰拦截一卡车德国人，我曾追进阿尔卑斯山巴伐利亚段杀死那个死硬的纳粹分子。老莫。阿利断言说我干过的这些事总有一天会让我睡不着觉的，事实确实如此。战争结束后，以前的事总是浮现在我眼前，我只好开始喝酒了。哈！哈！　　“后来有一天，我妹妹4岁的女儿来到我的卧室（家里的其他人都无法忍受我这个要么呼呼大睡要么烂醉如泥的人），她告诉我，耶稣受我，她也爱我，如果我忏悔的话，上帝会宽恕我总是想把那些人再杀一次的念头。　　“这小女孩的话对我起了作用。我把她抱出房间，让她去找她妈妈。然后我就在我母亲的那张旧羽毛褥垫床上开始忏悔，上帝宽恕了我参加了战争和那些年我曾做过的其他所有坏事。1949年下半年，我被委任为牧师，请相信我，迪克，从那以后我只责骂过一个人－－而且是那人自己叫我干的。我现在有4个孩子，9个孙子和2个重孙。　　“这真是主的旨意，我希望能在下次聚会中见到你们大家。如若不然，我将会与你在最后一跳中会面。我知道你是绝不会在舱门口腿软的。”　　E连对国防事业的贡献并没有随着它的解散而结束。若干弟兄留在了陆军。原先连里的军官马西森中尉曾经以很快的速度被提升到团里任职，后来成为中将并担任101师的师长。鲍勃。布鲁尔当了上校，大部分时间都在远东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埃德。沙姆斯在预备役部队里任上校。　　克拉伦斯。莱尔留在了伞兵部队里发展。他在朝鲜战场上参加了2次空降，1954年被派到法国第29伞兵团担任顾问。第29团驻守在越南奠边府。莱尔是在驻军投降的前两星期离开奠边府的。他是少数几个完成4次战斗空降任务的人，当然他也是惟一一个参加过突出部战役和奠边府战役两次军事行动的人。　　罗伯特。伯尔。史密斯也留在了伞兵部队。在伞兵部队里，他得到了正式任命，最终成了一名中校。他在旧金山指挥特种部队一支后备队。1979年12月，他写信给温特斯说：“最后，我在后备队的任职让我走上了在政府机构工作的新的职业生涯，随之而来的是8年在老挝作为一支大型非正规军的平民顾问的生活。1974年我还经常跳伞，后来我对跳伞的兴趣消失了，我又转而开始玩滑翔机，从那以后，这就成了我释放激情的一种方式……目前，我被委任为三角洲部队司令官的特别助理，这是一支在布拉格堡的反恐部队。我专门负责（一定会令你吃惊！）：空降行动，轻武器和小分队行动。　　“我的办公室在巴克那尔街，只要穿过当年我们准备出发去英国的那条街就到了。那些老房子仍和你最后一次看到时一样，而且仍在正常使用着……　　“迪克，告诉你一些'现代军队'里发生的有趣的事，我现在任职的部队是被誉为美国陆军中最好的部队－－三角洲部队，我相信它的确是最好的。然而，如果从战友的角度看的放,无论何时，我都会选择战争年代咱们的E连！那3年我们所拥有的某些东西是无可比拟的。”　　1980年，原本他要被派去伊朗执行解救人质任务，但当中央情报局得知这一计划后，阻止他去执行该任务，原因是他了解太多的机密。“所以，我失掉了我这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冒险机会，这肯定是最后一次了，”他在给温特斯的信中这样写道，“在大约两年的每一天里，我都和三角洲部队一起生活、工作和训练；迪克，老实说，我讨厌被甩在后面。”　　这使史密斯的话题转到了领导问题。他在信中这样评价温特斯：“你享有（有的人会说你赢得了）120名战士的一致尊敬和钦佩，尤其是那些平民战士，他们甚至可以跟着你去死。我几乎是一成年就当了兵，在这段时间里，我遇到的优秀战士只有几个，而且只有一半或不到一半是我在二战期间认识的，但是E连中却有两个－－你和比尔。瓜奈若。我们其余这些人还过得去……大体上还算好士兵，少数几个比一般人要强一些，但是，'重压之下出好汉'，这一点，我和大多数弟兄都一样清楚，而且比有些人清楚得多。可你是真正的好汉。”　　1980年，在一次悬挂式滑翔机试飞过程中，史密斯摔了下来，受了重伤。在对他实施肺部手术的时候，医生发现他患了癌症。1944年6月6日曾把史密斯从洪水区中拉出来的里德去医院看望了他。他们在一起玩了一种有关名字的游戏－－一个人报出一个托科阿时的老兵的名字，另一个人用几句简短的语言对这个弟兄进行描述。不久，史密斯就去世了。　　“勇士”阿莫斯。泰勒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25年，他在秘密行动部的远东司里工作，有时候在华盛顿上班，但经常在海外。对自己所干的工作他不愿多说，只是说“在世界的那个地区有两个威胁极大的国家，一个是***中国，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苏联。这些都与我的工作中心有关。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1945年夏天，斯皮尔斯上尉回到英国后发现与他结婚的那个英国“寡妇”给他生了儿子，但她当初根本就不是寡妇。她的丈夫从一个战俘营里回来了。她选择了原先的丈夫，抛弃了斯皮尔斯。这对夫妇还拿走了斯皮尔斯从欧洲大陆用船运回来的所有战利品。斯皮尔斯决定留在陆军。他在朝鲜战争中空降了一次，并在那场战争中指挥一个步兵连。1956年，他在加利福尼亚的蒙特雷学习俄语，然后被派往东德的波茨坦，担任同苏联军队的联络官。1958年，他当上了柏林施潘道监狱的监狱长，鲁道夫。赫斯就被终身监禁在这个监狱里。1962年，他作为老挝皇家军队美国顾问团的一员去了老挝。　　现在，E连的老弟兄们打电话给他时，往往这样开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们曾在战争中共事。”斯皮尔斯往往会问，“哪一场战争？”他的儿子罗伯特出生在二战中的英格兰，现在是皇家步兵军团的步兵少校，是一位“绿夹克”（陆军特种部队）。他是斯皮尔斯的“骄傲和幸福”。　　戴维。韦伯斯特无法理解怎么竟有人愿意留在陆军。他想当个作家。他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在写作和发表文章期间，他通过打各种零工过活，这段时间里，他还写了一本记述自己战争经历的书。他的许多文章都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但他无法为他的书找到出版商。他当了记者，开始时在洛杉矶的《每日新闻》工作，后来为《华尔街日报》效力。1951年，他与一位艺术家巴巴拉。斯托塞尔结婚，巴巴拉的哥哥是后来成为美国驻波兰、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大使不沃尔特。斯托塞尔。　　韦伯斯特一直对鲨鱼很着迷。巴巴拉写道：“对他来说，鲨鱼成了大海中一切神秘和狂暴之物的象征。他开始为写一本关于鲨鱼的书收集资料。他的研究持续了好几年。他身临其境地观察鲨鱼，在水下或在鲨鱼之间游泳，他还抓住了不少。他有一艘11英尺长的小舢板，他叫它图斯塔拉，意即'说书人'，他就是从这条小船上用无竿钓丝抓鲨鱼的。”书完稿后，虽然前后努力多达29次，他却始终没有让一个出版商相信有人会读有关鲨鱼的书。　　1961年9月9日，韦伯斯特带着作鱼饵用的枪乌贼、一根粗钓丝和捕鲨鱼的钩子从圣莫尼卡扬帆起航了。他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天的搜索发现图斯塔拉被冲到了离岸5英里的地方。舵柄和一只桨不见了。他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　　巴巴拉出版了韦伯斯特的关于鲨鱼的书（《传说与食人鱼》，诺顿出版公司，1963年），这本书还有英国版，在澳大利亚还出版了平装版。1975年《大白鲨》上映时，戴尔公司发行了这本书的平装版，结果很畅销。　　E连弟兄中，有3位士官发了大财。约翰。马丁靠着美国军人人权法案中规定的退伍费进了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然后又重操旧业，回到了铁路部门。他当上了铁路督察员，有了辆小轿车，有秘书，津贴费也在增加。作为副业，他还投资盖房子赚钱。1961年，他放弃了所有这一切，不顾妻子和正在上中学的几个孩子的强烈反对，搬到了亚利桑那的菲尼克斯，开始投资房地产。当时，他的全部资本仅有8，000美元，大家都说他简直是异想天开。但是，第一年底，他交的税款就超过了他在铁路上赚到的所有的钱。很快他就开始建公寓大楼和私人疗养院。他把生意扩展到了得克萨斯和蒙大拿。1970年，他在蒙大拿西部的山区买了一座养牛的牧场。现在他已经是亿万富翁了。他仍然喜欢冒险，只不过已经不再跳伞。有人愿出高价购买他的产业，可他顶住了诱惑；如今，约翰。马丁是马丁建筑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妻子帕特里夏是副董事长和财务主管。他俩同时还兼任经理，是公司股份的惟一持有者。　　唐。穆尼利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规定的退伍费进了格林内尔学院，毕业后进入了广告界。穆尼在公司里平步青云，到1973年已是纽约一家大广告公司凯赤姆、麦克莱德和格罗夫公司的董事长。4年后，51岁的他退休了，在佛罗里达盖了一处家宅，在那里定居，生活相当豪华安逸。　　卡伍德。利普顿在马绍尔学院（现为大学）主修工程技术，与此同时，他的妻子乔。安妮给他生了3个儿子。利普顿为欧文斯－伊利诺斯公司工作。他在公司里的职位稳步上升，1971年，他搬到伦敦，担任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8家玻璃厂的生产主任。1974年，他到了瑞士的日内瓦，管理欧洲、中东和非洲的业务。1975年，乔。安妮死于心脏病。第二年，利普顿娶了玛丽。霍普。莫霍尼，她的前夫曾是利普顿的好朋友，玛丽也是乔。安妮的好友。应联合玻璃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要求，利普顿写了一本名为《领导者》的小册子，这一方面对他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利普顿于1983年退休。他写道：“现在我在北卡罗来纳的南派恩斯安享我的退休生活，这是我在麦凯尔营地训练时下决心一定要过上的日子。我的爱好是周游世界、打高尔夫、制造模型、做木工和读书。”　　刘易斯。尼克松一直都很富有。他从父亲手中接管了经营范围极广的家庭产业，这些产业不仅包括制造业，还包括农业。他一边进行经营管理，一边周游世界。如今他的主要爱好是读书。　　“莽汉”康普顿中尉从事的是公共服务业，因此他的名声比财富更加引人注目。从1947年到1951年间，他在洛杉矶警察局做侦探，以后的20年担任地区检察院的公诉人，最后当上了地区首席副检察官。1968年，他主持了对西尔汗的调查，并担任该案的公诉人。1970年，罗纳德。里根任命他到加利福尼亚上诉法院担任陪审法官。他和他的妻子唐娜有两个女儿，一个外孙女。他在弟兄们中一直享有声誉，因为他始终是E连最优秀的运动员，据说他是个打高尔夫球的高手。　　迈克。兰尼中士在北达科他大学获得了新闻学学位。他在记者、报纸编辑和公共关系顾问等事业上取得了成功。他和他的妻子朱莉亚有5个女儿和7个外孙。1980年，他开始出版他命名的《E连通讯稿》。以下是其中的一些节选：　　1982年3月号：“宾夕法尼亚小组在迪克。温特斯家中集会，为哈里。韦尔什举办了一次聚会，为了给他一个惊喜，事先并没有通知他。芬斯特梅克尔、施特罗、瓜奈若和古思等人都来了，大家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1980年号：“这年夏天在纳什维尔的聚会是E连有史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部分出席者名单：原军官中到场的有迪克。温特斯、哈里。韦尔什、'麋鹿'。海利格和“莽汉”康普顿；其他有'查克'。格兰特、保罗。罗杰斯、沃尔特。斯科特、戈登；蒂波、瓜奈若、雷德、赫夫龙、兰尼、约翰。马丁、乔治。鲁兹、珀康特、吉姆。阿利，当然还有'嘎嗓子'史密斯。”　　1983年号载：“唐。穆尼从广告界中退休了，住在佛罗里达。他和戈登、卡伍德。利普顿在新奥尔良聚会了一次。”　　除两位外，这些弟兄们都没有业务或工作上的来往。没有哪两个人住在同一个镇，几乎没有人住在同一个州（除了宾夕法尼亚），但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1981年1月，穆尼写信给温特斯感谢他的圣诞礼物，并向他提供了一些弟兄们的最新消息：“塔尔伯特最终被找到了，这真是个大好消息。我立即给他打了电话，在互相臭骂了几句后，我们交谈起来。我一直都很喜欢他。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他很照顾我。元旦那天早上我这边刚6点钟，他就打来电话祝我新年快乐。他喝醉了，但讲话还算有条理。就像我们猜想的那样，他承认他遇到了酗酒的问题，他正在戒酒，但特殊场合除外。新年的前夜想必就是这些'特殊'场合中的一个吧。　　“唐。马拉其在新年前夜那天的凌晨3点钟打电话给我，他也过得很好。”　　兰尼退休后打算写诗和回忆录，但还没来得及动笔，就在1988年9月去世了。　　除了海利格、马丁、瓜奈若和托伊，还有几个弟兄从事的也是建筑、工程或制造等行业。克拉伦斯。赫斯特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当了屋顶材料承包商，“泡泡眼”罗伯特。温成了大楼和桥梁的钢铁构架工。二等兵约翰。普莱莎在华盛顿州的高速公路部门工作。“大牛”丹佛。兰德尔曼是路易斯安那一家重型建筑承包公司的管理员。沃尔特。亨德里克斯从事了45年的抛光业务，和花岗石打交道。伯顿。帕特。克里斯坦森在太平洋电话与电报公司工作了38年，他的工作是安装新线路，最后他当了督学和教师。吉姆。阿利中士是木匠，后来在华盛顿州和加拿大边界上高耸的水坝工程上工作。最终，他在加利福尼亚拥有了自己的建筑公司。　　除了利奥。博伊尔，还有若干弟兄也加入了教师的队伍。利奥。哈施伊中士在俄勒冈波特兰的红十字会里讲授水安全，后来成为健康与安全教育方面的主任。罗伯特。雷德在加利福尼亚的帕叟罗伯斯中学教了30多年残疾人。哈里。韦尔什上尉回国后立即结了婚，他的新娘基蒂。格罗根穿着由韦尔什的后备伞服制成的礼服。韦尔什在诺曼底登陆的D日就穿着这套伞服；一直到战争结束，他始终把这套衣服带在身边。韦尔什进了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当了中学辅导员，后来成了学校的管理者。福里斯特。古思是教绘画、林业、电力和电子的教师，退休前，他还一直在管理学校生产的音响和舞台布景设备在弗吉尼亚的诺福克、特拉华的威尔明顿的销售。二等兵拉尔夫。斯塔福德讲述了他的的战后生活：“我毕业于1953年，开始是在沃斯堡教6年级。教了3年以后，又当了27年小学校长，我非常喜爱这一职业。我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我被选为得克萨斯州教师协会达拉斯－沃斯堡会分（拥有20，000个会员）的主席。　　“1950年我和消防局的几个伙计们一起去打鸟。我打中了一只，当我低下头去看它的时候，我感到很后悔。这只鸟儿没妨碍我，也不可能对我有什么危害。我回到卡车那儿，一直等到其他人回来。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打过猎。”　　埃德。蒂波中士进了密歇根大学，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然后又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后来他在丹佛郊区的中学教了近30年书。退休后，他写道，“我到哥斯达黎加去看望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在那儿我遇到了34岁的罗泽。我用老掉牙的办法追了她大约一年后，不顾周围人的强烈反对结婚了，几乎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反对我们的结合，除了迪克。温特斯。我也很难责备这些反对的人，特别是因为与一个61岁的老头子结婚，就几乎没有可能生育子女，而子女问题对拉美妇女来说又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女儿克里几乎是在我们结婚刚满10个月时就降生了。”后来，罗泽去瓜达拉哈拉的医学院读书，于1989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最近，蒂波因患癌症而接受了手术。“我的妻子、女儿和我刚刚才搬进了一所新房子。也许一个70岁的老头还买房子看起来有些奇怪，但我们蒂波家信奉的格言是，'永远也不迟。'”　　罗德。贝恩中士1950年从西华盛顿学院（现为大学）毕业，同年结婚，有4个孩子。他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当了25年的教师和管理人。夏天的时候，他会“像漂浮的海网那样，追逐着四处逃散的大马哈鱼”。　　埃德。蒂波用一个问句总结道：“如此之多的原E连的空降兵们都当了教师，这是一种偶然吗？也许对一些人来说，生活中一段时期的暴力与破坏，使他们想在另外一段时期里寻求某些创造性的工作来作为一种平衡。我们在重聚中还发现，在我们当中，从事建筑和其他类似行业的人数也超出正常的比例。”　　二等兵布拉德福。弗里曼退役后回到了农场。1990年，温特斯写信给他，说他经常到南方看望沃尔特。戈登，想哪一天顺便到弗里曼那里看看他的农场。弗里曼回信说：“如果你来密西西比看我们的话将是我们极大的荣幸。夏天我们可以坐在一块顶好的阴凉地中，冬天我们有很不错的取暖设备。我所要做的事就是在夏天栽培花木和给奶牛割草，在冬天喂养牛群，其余的时间都用来钓鱼和打猎。我们这里离汤比格比河很近，我经常看着驳船在河面上来来往往。给你寄去一张我们房子和奶牛的照片。前廊下有一块很舒适的地方可以供我们坐着聊天。期盼着你的来临。”　　温特斯去了。他们的会面很愉快。他请弗里曼为本书写一些有关他战后生活的文字。弗里曼在文字的结尾写道：“我写的东西看上去不怎么样，但我的确拥有一段真正的好时光，这段时光我是不会与任何人交换的。”　　理查德。温特斯少校也为他的战后生活写了个材料。他写道：“1945年11月29日我退役那天，刘易斯。尼克松邀请我到纽约与他的父母会面。他的父亲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我成了尼克松家族在新泽西的尼克松硝化厂的人事部经理。工作期间，我利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提供的条件在拉特格斯大学学习了商务和人力管理课程。1950年，我被提升为尼克松硝化厂的总经理。　　“1948年，我与埃塞尔。爱斯托佩伊结婚。我们有两个孩子。蒂姆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获得了英语文学硕士学位，吉尔在奥布瑞特学院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　　“朝鲜战争的时候我又被召回了军队。在新泽西迪克斯堡，我被任命为团里的计划和训练参谋。退伍后，我回到了宾夕法尼亚，开始经营农场并把动物健康产品和维生素预混合料销售给饲料公司。1951年，我在沿布卢芒廷脚下的地方买了一个农场－－在印第安敦山口以东7英里的地方，在那儿我找到了我在D日时就想着要获得的和平与宁静。”　　这是典型的温特斯式的轻描淡写。诚然，他在他的农场以及赫尔希的一栋小型城镇住房里过着朴实的生活，但他也是一个有殷实收入的人，他通过发明、生产并经销一种新的、革命性的牛饲料和其他动物的饲料产品取得了成功。　　他还极富绅士风度。1990年7月的一天，他对我讲完了1944年10月5日他在荷兰那个堤上几乎全歼一个德国步兵连的故事后，我们出来向他的池塘走去。一群大约30只黑额雁飞了起来；一只雁落在了后面，对着飞走的同伴哀鸣不已。温特斯解释说那只雁有只翅膀断了。　　我建议，趁狐狸还没来抓走它，用一枝步枪打死它，“冻起来留作感恩节的大餐。”　　他吃惊地看了我一眼。“我不能那么做！”他对这个想法感到震惊。　　他无法再使用任何暴力了，他从不提高嗓门说话，他瞧不起夸张、自吹或故作姿态。过去想要的东西，他已经完全得到了。他得到了1944年6月6日夜里躺下来小睡一会儿时希望将来能过上的和平、宁静的日子，得到了他在二战中指挥的E连弟兄们的永恒的爱和尊敬。　　在最后的一篇通讯稿中，迈克。兰尼写道：“在我回顾E连的风雨历程时，我的一个孙子问我，'爷爷，战争中你是英雄吗？'我很欣赏自己的回答：　　“'不是，但我是在英雄连里战斗。'”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