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勒名单-2

奥厄先生和这位年轻的会计都知道，这么一来，那个店员势必要给关进蒙特卢皮赫街的党卫军监狱。会计师认为这将给布赫海斯特剩余的犹太职员做个榜样，杀鸡骇猴。可这个主意却让奥厄很不安，他有自己的小九九，他祖母就是个犹太人，虽说还没人发现这个小秘密。　　奥厄派了个信差给公司原来的会计送了张条子，此人是个波兰犹太人，名叫伊扎克·斯特恩，当时正患流感在家休息。奥厄是个政府官员，没多少会计经验。他希望斯特恩能赶过来解决几匹亚麻布造成的这个小僵局。他才把信差打发去波德戈尔兹街找斯特恩，秘书就进来说有一位奥斯卡·辛德勒候见，号称有约在先。奥厄来到外面的房间，看到一位高大的青年，像条大狗一样怡然自得地抽着烟。两人在昨晚的一个派对上有过一面之缘。奥斯卡带了个叫英格丽德的苏台德德国姑娘，是某个犹太五金器材公司的受托人，或者叫主管，正如他奥厄是布赫海斯特的受托人一样。奥斯卡和英格丽德真是宴会上的金童玉女，一见就知道是热恋中的一对儿，既漂亮又时髦，在情报局里还有很多朋友。　　辛德勒先生正想在克拉科夫寻找发展的机会。纺织业如何？这是奥厄的建议。“可不止是军服生意。波兰本土的市场需求，再加上通胀就尽够我们赚得盆满钵满了。欢迎到我们的布赫海斯特来参观指导，”他竭力鼓动奥斯卡，谁料想第二天下午两点他就会为酒后的称兄道弟后悔不迭了。　　辛德勒看得出奥厄可能对他昨晚发出的邀请有些后悔了。如果现在不方便，主管先生，辛德勒道……　　奥厄先生则说没什么不方便，于是带辛德勒经过仓库又穿过一个院子，来到纺纱车间，大捆大捆金光闪闪的布料正在下线。辛德勒问这位主管，波兰人好不好相处。泽普回说，他们很好合作。如果说有什么的话，就是有点吓傻了。毕竟，这还不是一家真正的军需品工厂。　　辛德勒身上“上可通天”的架势未免太足了些，奥厄实在忍不住要刺探一下真假的诱惑。总军备委员会里有奥斯卡认识的人吗？例如那位朱利乌斯·辛德勒将军。也许辛德勒将军正是他的亲戚呢。　　这也没什么不同，辛德勒先生轻松的语气是在告诉听者：但放宽心。（事实上辛德勒将军跟他八杆子都打不着。）将军还算不上太糟，如果跟某些人比起来，奥斯卡道。　　奥厄表示同意。不过他本人可决没有机会跟辛德勒将军同餐共饮；这就是不同之所在。　　他们回到办公室，正碰上伊扎克·斯特恩，布赫海斯特的犹太会计，他等在奥厄的秘书给他端来的椅子上，一边擤鼻涕一边拼命咳嗽。他赶紧站起身来，双手抱拳放在胸口，瞪大眼睛望着那两位征服者走上前来，经过他身边，进入办公室。奥厄给辛德勒倒了杯酒，请他在壁炉边休息，道了声失陪，出去接见斯特恩。　　斯特恩实在太瘦了，而且身上有种学究式的干巴。他举手投足像个塔木德学者，又带有欧洲的知识分子气。奥厄跟他讲了犹太店员和德国军士的事件经过，还有那位年轻的德国会计的推测。他从保险箱里取出那两张钞票：一八五八年的巴伐利亚纸币和一九一四年占领区代用币。“我想你应该有一套会计制度来对付这种情况，”奥厄说。“这种事现如今在克拉科夫城里肯定比比皆是。”　　伊扎克接过钞票研究了一会儿。他确实已建立起一套办法，他告诉主管先生。他既没微笑一下，也没眨巴眼睛，径直走到房间尽头壁炉的明火处，把两张钞票都扔了进去。　　“我把此类事务记入收支账中的‘折损’项下，算作‘免费样品’，”他说。自九月以来，这种免费样品已经有很多了。　　奥厄喜欢斯特恩处理物证的这种干脆、实际的做法。他呵呵笑了起来，在这位会计瘦弱的身上看出了克拉科夫本身的复杂性，一个小城市里培养出来的格局狭小的谨慎精明。只有道地的本地人才通晓的诀窍。坐在里间办公室的辛德勒先生需要的正是这种本地的诀窍。　　奥厄将斯特恩带进办公室去见辛德勒先生，辛德勒正站在炉边盯着火焰出神，一只手握着个去了盖子的便携式小酒瓶。伊扎克的第一个闪念就是，这可不是个好对付的德国人。奥厄的纳粹徽章是个超小的卐字章，佩戴的方式很是马虎，就像你平时戴个自行车俱乐部的徽章。可大个儿辛德勒的徽章足有硬币大小，黑色珐琅的质地映着火光闪闪发亮。这个徽章，再加上这个富足的年青人，就更加成为斯特恩这个正患感冒的波兰犹太人整个一秋碰到的伤心事的缩影。　　奥厄给双方做了介绍。斯特恩遵照弗兰克执政官颁布的法令，老老实实地率先声明：“我得告诉您，先生，我是个犹太人。”　　“噢，”辛德勒先生粗声大气地冲他道。“我是个德国人。你看，就这么回事！”　　好极了，斯特恩几乎偷偷地在他黏糊糊的手绢后面吟诵道。既如此，干脆撤消那条法令算了。　　因为，伊扎克·斯特恩虽说迄今为止才在波兰的“新秩序”下生活了七周，限制他的法令已经非止一条，简直就是动辄受限。波兰的总执政官汉斯·弗兰克已经制定并颁布了六条限制性法令，把其余的法令留给他的地区执行官、党卫军少将奥托·韦希特尔博士去贯彻执行。斯特恩除了须自供出身血统之外，还得随身携带一张特别的登记卡，卡上有道黄色条纹。枢密令还禁止储备犹太教认为洁净的肉食，而且所有犹太人必须强制劳动，斯特恩当着辛德勒的面咳嗽的当下，这条命令颁布才只三个礼拜。而且斯特恩作为下等人的食物配给只比非犹太波兰人的一半略多一点点，而就连这些非犹太波兰人也都已经被打上下等人的印记了。　　最近的法令颁布于十一月八日，要求所有克拉科夫的犹太人全部登记造册，规定于二十四号前完成。　　斯特恩考虑问题向来沉着冷静，不限于一时一事，他很清楚无数的法令还会接踵而至，他的生活和一举一动都将进一步受到限制。克拉科夫的大部分犹太人也都有此预见。他们的生活将分崩离析——原本住在犹太人村落的被拉到城里来铲煤，犹太知识分子则被送到乡下去锄甜菜头。短时期内还会有零星的屠杀，图尔斯克就是个例子，那里的党卫军炮兵部队赶着大家一整天都在桥上干活，然后在傍晚把他们赶进那个村的犹太会堂，统统枪毙。这样的例子时不时总会冒出几个。不过形势总会稳定下来；这个种族终将通过求恳，通过买通当权者幸存下来——这是老法子了，从古罗马帝国以来一直有效，这次肯定还能奏效。归根结底民政当局还是需要犹太人，特别是在这个十一个人里就有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不过，斯特恩却没这么乐观。他并不认为新的立法过程很快就能创造出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犹太人只需付出点代价就成。因为他们已经处在最艰难的时世。所以，他虽然尚不知道那正要来临的烈火，不论是在实质还是程度上都将是史无前例的，可他对未来已经充满怨愤，忍不住想，辛德勒先生，您慷慨地做出这么点平等的架势来可真够意思啊。　　奥厄在介绍伊扎克·斯特恩时说，这个人可是布赫海斯特公司的得力干将。他在克拉科夫的商界可是能呼风唤雨的。　　斯特恩知道可轮不到他提什么异议。即便如此，他还是怀疑主管先生是不是在对尊贵的客人夸大其词。　　奥厄再次告退。　　只剩两人独处时，辛德勒含混地低声说，如果斯特恩能就其所知告诉他一些当地商界的内情，他将感激不尽。为了试一试奥斯卡，斯特恩建议辛德勒先生或许可以咨询一下信托代理公司的官员。　　“他们都是些蟊贼，”辛德勒先生亲切地道。“而且还都是些官僚。我喜欢相对宽松的环境。”他耸耸肩。“我天生是个资本家，不喜欢被人管头管脚。”　　于是斯特恩就跟这位自称的资本家交谈起来。而斯特恩几乎是无所不知；克拉科夫的每个工厂里似乎都有他的朋友或亲戚——不论是纺织厂、制衣厂、甜食店、家具厂，还是金属制品厂。辛德勒先生如获至宝，他从西装胸袋里取出一个信封。“你知道一个叫里考德的公司吗？”　　伊扎克·斯特恩很清楚。这公司破产了，他说。它原是生产搪瓷制品的。就因为破了产，厂里有些金属冲压机就给充了公，如今它基本上成了个空壳——由原老板的某个亲戚经营——生产能力跟原来相比只是零敲碎打。他的亲兄弟，斯特恩道，是一个瑞士公司的代表，这个瑞士公司就是里考德的主要债权人之一。斯特恩知道允许他显露出一点兄弟间的自傲，然后再予以轻视。“那地方的经营糟糕透顶，”斯特恩道。　　辛德勒把那个信封往斯特恩的膝头一放。“这是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伊扎克说，辛德勒先生自然还是该去请教别人或是自己的好。这是自然，奥斯卡道。不过我很珍视你的意见。　　斯特恩迅速浏览着那份负债表；然后，在他研究了有三分钟后，他突然感觉到办公室里奇怪的静默，于是抬头看了看，发现奥斯卡·辛德勒先生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　　像斯特恩这样的犹太人，身上自然有种祖传的本能，能一下子就嗅出某个正直可靠的非犹太人的气味，这个人可以用作对付众人的残暴行径的缓冲或部分避难所。这是一种感知哪所房子是安全的，哪个地带可以遮风挡雨的本能。从这时开始，辛德勒先生或许可以成为他的避难所，这种可能性将浸染他们此后所有的交谈。这就像是宴会上，半个缥缈的眼风，一丝无可名状的性爱相许就能使一对男女间的交谈大异其趣。对这种蛛丝马迹的感知，斯特恩比辛德勒更加敏感，不过他自然不会点破，唯恐破坏了两人间这种细若游丝的相知。　　“这桩生意太上算了，”斯特恩道。“你可以跟我兄弟谈谈。而且，当然，现如今还有争取到军方合同的可能……”　　“一点没错，”辛德勒先生喃喃道。　　几乎在攻陷克拉科夫的同时，甚至在华沙的围攻结束前，波兰的总执政府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军备物资监管局，其职责就是跟适合的制造商签订合同保障军队装备的供给。而里考德这样的企业就能生产野战餐具和炊具。斯特恩知道，军备物资监管局就是由国防军的一位朱利乌斯·辛德勒少将领导的。这位将军难道就是辛德勒先生的亲戚？斯特恩问。不，恐怕不是，辛德勒道，不过听口气像是希望斯特恩不要外传。　　退一万步讲，斯特恩说，即便里考德的残部一年也有五十多万兹罗提的毛利，新的金属冲压设备和熔炉相对来说也很容易置办。就看辛德勒先生能否拿到贷款。　　辛德勒说，搪瓷制品比纺织品更对他的路。他的背景是农业机械，他懂蒸汽压力这类的问题。　　斯特恩已经不再想问一句：一位优雅的德国企业家干吗想向他讨教该选哪样生意来经营了。在他本民族内部，类似的会晤一直屡见不鲜，而且非止于一般性的交流生意经。他相当详尽地继续深谈下去，解释商业法庭将如何为租借破产的不动产确立租金。租借并保有优先购买权——要比担任受托人划算。受托人不过是上面委派的主管，完全受制于经济部。　　斯特恩压低声音冒险进言：“您在雇工方面会受到严格限制，只能雇用允许您雇用的人。”　　辛德勒很高兴。“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关于这些终极意图？”　　“我在一份《柏林日报》上看到的。一个犹太人仍被允许阅读德国报纸。”　　辛德勒继续呵呵笑着，伸出一只手，放到斯特恩肩上。“是吗？”他问。　　事实上，斯特恩了解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奥厄收到过经济部国务秘书埃伯哈德·冯·雅格维茨的指示，略述了在商业领域进行雅利安化将采取的种种政策。奥厄将之交给斯特恩是让他整理一份摘要性的备忘。冯·雅格维茨更多地出于难过而非愤怒指示道，他们将承受来自帝国政府和党内各方的压力，如海德里希的RHSA，即帝国安全部，要雅利安化的非但是各公司的老板，管理层和劳动力也得跟着雅利安化。受托人越早地将犹太技术雇员清理掉就越好——当然了，与此同时还得注意将产量维持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　　最后，辛德勒先生将里考德的账目塞回胸袋，站起身，引伊扎克·斯特恩来到外面的大办公室。他们俩又耽搁了一会儿，在一大帮打字员和职员中间谈起了哲学话题，奥斯卡爱谈这个。奥斯卡就是在这里提出了基督教是以犹太教为基础的话题，出于某种原因，甚至也许就是他童年在兹维陶跟坎托尔兄弟的友谊，他一直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斯特恩话语轻柔，讲得详尽而又博学。他在杂志上曾发表过数篇比较宗教学的文章。一贯把自己想象为哲学家的奥斯卡这次可真碰上了一个行家。而被有些人目为老学究的斯特恩则发现奥斯卡对问题的理解相当浅陋，发现他天性亲切随和，但对概念的把握尚欠圆熟。斯特恩当然不会在意这一点。他们俩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貌似很不般配实则相当牢固的友谊。于是，斯特恩发现自己由过往历代帝国的历史中得出了跟奥斯卡的父亲相似的结论，即阿道夫·希特勒决不会以及为什么不会成功。　　这个观点，斯特恩还没来得及谨慎三思就从嘴里溜了出来。办公室里其他的犹太人都把头深深地弓下去，死盯着自己的报表。辛德勒则并未显出丝毫的不安。　　交谈临近末了的时候，奥斯卡真正说出了几句具有新意的话。他说，在这样的时候，教堂里想必很难再像以往那样，告诉大家他们在天上的父就连一只小麻雀的死都深深关切了。辛德勒先生继续道，在这样的时代，他才不会想去当什么神父，因为一条人命的价值还抵不上一包香烟。斯特恩表示赞同，不过出于学术探讨的精神指出，辛德勒先生引用的圣经观点可以《塔木德》的经文如此概括：救人一命，如普度众生。　　“当然，当然，”奥斯卡·辛德勒连连赞同。　　不论是否确实，伊扎克一直认为正是在那一刻，他将饱满的种子播进了适合的沃土。　　《辛德勒名单》第三章　　那年秋天，克拉科夫还有一位犹太青年跟辛德勒碰了面——而且差点杀了他。这人名叫利奥波德（波尔代克）·普费弗伯格，在最近那场悲惨的战役中是波兰军中的连长。在桑河战役中腿部负伤后，他就一直在普热梅希尔的波兰医院里，一瘸一拐地全院溜达，帮着照顾别的伤员。他虽不是医生，原来却是一所中学的体育老师，毕业于克拉科夫的贾吉洛尼亚大学，所以懂点解剖学。他性格开朗，充满自信；当时二十七岁，身体壮得铁打一般。　　普费弗伯格跟其他几百个被俘的波兰军官一起，要从普热梅希尔被押送德国。途中，火车进入他的故乡克拉科夫，所有战犯都给赶到头等车候车室，等待新的交通工具。火车站距普费弗伯格的家只有十个街区远。他这么一个务实的青年，却不能走到外面的帕维亚街，乘上一路电车回家，真真是可忍孰不可忍。门口那个一副乡巴佬德性的国防军卫兵看着实在让人冒火。　　普费弗伯格胸袋里揣着一份由普热梅希尔的德国医院当局签署的文件，指示他可以跟救护队一道在市里自由行动，帮忙照顾双方部队的伤员。这份文件非常正式，公章签名一应俱全。眼下他就把它拿出来，走到卫兵跟前，往他眼前一塞。　　“看得懂德文吗？”普费弗伯格大模大样地问。　　自然，行事的策略须得分毫不差。你非得非常年轻，非得巧舌如簧，非得在遭到断然失败后仍丝毫不减波兰民族特有的坚定自信——这种自信得益于这个民族数量庞大的贵族阶层，是他们的遗风，熏染了波兰军官，甚至包括其中少有的犹太成员。　　那个卫兵给惊呆了。“我当然懂德文，”他说。可他把那份文件接过去之后，拿文件的方式却像个文盲——就像拿着块面包片。普费弗伯格用德语跟他解释，文件上说他有权外出照顾伤员。那卫兵眼睛里面一圈圈全是那个官印。这份文件可真够劲儿。他头一歪，指向大门的方向。　　普费弗伯格是那天清晨一路电车上唯一的乘客。那时还不到六点钟。售票员接过他的车费时眼睛也没眨，城里面仍有很多未被国防军收编的波兰士兵。军官们则只需去登个记就成。　　电车摇摇晃晃地绕过巴尔巴坎宫，穿过老城墙的城门，沿弗罗里安斯卡大街行至圣母马利亚教堂，穿过中央广场，不出五分钟就能进入格罗兹卡大街。临近四十八号他父母的公寓时，他像个小男孩般还没待车门完全开启就从车上蹦了下来，借着这一蹦的冲力，外加电车的惯性，他这一下就直接轻轻撞在了公寓的门框上。　　成功逃脱后，他的逃亡生活倒也并不难过，在朋友的公寓里轮流住住，再时不时去一下格罗兹卡大街四十八号。犹太人的学校还短暂开了一段时间——六个星期后就会再次关闭了——他甚至重新回去当了段老师。他拿稳了盖世太保还要花一段时间才会回来抓他，所以他还申请了配给簿。他干起了倒卖珠宝的行当，既做代理也亲自上阵，黑市地点就是克拉科夫中央广场，在“布料大厅”的拱廊里，还有就是圣母马利亚教堂那两个不对称的尖顶下。黑市生意热火朝天，在波兰人中间是如此，对于波兰犹太人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他们的配给簿上预先就盖销的配给票实在太多了，供给他们的肉食只有雅利安市民的三分之二，而黄油只有一半，可可粉和大米的供应则全部取消。这么一来，这种在几个世纪的被占领期间和数十年的自治期间一直生生不息的黑市，就成了正派体面的中产阶级市民食品和收入的来源，成为维持生活和体面最便捷的方式，对于像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这种不乏街头智慧、生存能力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他觉得自己过不了多久就可以沿塔特拉山间扎科帕内的滑雪道，越过斯洛伐克的狭长地带进入匈牙利或罗马尼亚。他具有进行此次艰苦旅行的能力：他原是波兰国家滑雪队的队员。他在母亲的公寓瓷炉里面的上层隔栅里藏了把精致小巧的点22手枪——不但是为计划中的逃亡做准备，也是防备万一在公寓里遭到盖世太保搜捕围攻。　　就是用这个珍珠镶柄的小玩意儿，普费弗伯格差点儿把奥斯卡·辛德勒给杀了。那是十一月一个寒冷的白天，辛德勒穿着双排扣西装，翻领上别着纳粹党徽，决定去拜访波尔代克的母亲米娜·普费弗伯格太太，想给她笔生意做。帝国房屋管制部门已经给了他一套精美的现代化公寓，位于斯特拉斯泽维斯克果大街。这原是一户姓努斯鲍姆的犹太人家的财产。这种分配如今完全是强制执行，原来的房主连一点补偿金都甭想拿到。就在奥斯卡前来拜访的那一天，米娜·普费弗伯格太太还在担心她这套格罗兹卡街上的公寓会遭遇同样的不测呢。　　辛德勒有几位朋友后来说——虽然已经无法证实——奥斯卡曾去过努斯鲍姆家在波德戈尔兹街上的新宿处，给了他们近五万兹罗提的补偿金。据说，努斯鲍姆一家就是用这笔钱成功逃到了南斯拉夫。这五万兹罗提肯定会引发各种争议；可是，就在圣诞节前，奥斯卡还将进行数次类似会引起异议的补偿行动。他的有些朋友事实上还会说，这种慷慨大度是奥斯卡的一种毛病，一种疯狂之举，是他的一种毫无理智可言的盲目热情。他会给出租车司机两倍于车资的小费。不过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那就是他认为帝国房屋管制部门的做法很不公道，并明白无误地向斯特恩说过这样的话，而且说这番话的时候并不是帝国陷入困境之时，而恰恰就是在帝国那个最蒸蒸日上的甜蜜秋天。　　不管怎么说，对于这个衣冠楚楚的高大德国人跑到她家里来意欲何为，普费弗伯格太太心里可是一点谱儿都没有。他很有可能就是冲着她的宝贝儿子来的，他当时碰巧就在厨房里待着。他有可能是霸占她的公寓，她的装修生意，她的古董，还有她的法国挂毯来的。　　事实上，到十二月的光明节或译献殿节，犹太人的重大节日之一，时间为每年的十二月左右，为期八天，为纪念公元前165年犹太人战胜叙利亚人后在耶路撒冷大庙的重新奉献。期间，德国警察就会奉房管部门之命来对付普费弗伯格家了，敲开门后就命令他们一家下楼到格罗兹卡大街的人行道上站着，在冷风中抖作一团。就连普费弗伯格太太请求上去拿件大衣都不许；而当普费弗伯格先生匆匆走向一个五斗橱，想取一块祖传的金表时，等着他的是下巴上狠狠挨的一拳。“我可是目睹了不少可怕的事儿，”赫尔曼·戈林曾如是说；“那些小司机和地方长官可是在这类征用中捞足了油水，他们现在都该有五十万的身家了。”将普费弗伯格先生的金表顺手牵羊，这类轻而易举的强取豪夺可是让戈林先生的道德神经颇为苦恼呢。不过那年秋天的波兰，对征用住宅的财务丝毫不负有任何责任正是盖世太保的行事作风。　　不过，在辛德勒第一次来到普费弗伯格家那套二楼公寓时，这房子还算是这家人家的财产。辛德勒先生敲门时，普费弗伯格太太正跟她儿子在各种建材样品和一卷卷墙纸间谈话。利奥波德并不担心。他们家有两个出口——客户走的门和从厨房进出的门，两道门隔着一块平台遥遥相对。利奥波德退到厨房里，透过门缝观察访客的动静。他看到了此人吓人的块头，也看到了他剪裁时髦的西装式样。他又回到了起居室，对他母亲说，他有种感觉，来的这个人是个盖世太保。你把他从客户走的大门放进来时，我总能从厨房的门溜掉。　　米娜·普费弗伯格太太却忍不住地哆嗦。她把客户走的大门打开。她当然留心着走廊那头的动静。普费弗伯格事实上已经拿起手枪，把它插进腰带里，打算趁开门放辛德勒先生进来的声音遮掩从厨房的后门溜掉。不过，还没弄清楚这个德国军官意欲何为就开溜还是显得有点蠢。这个人自然有必须被干掉的可能性，如果不得不出此下策，他们全家就得商量如何一道逃往罗马尼亚了。　　如果情势所迫，普费弗伯格必须拔枪开火，那随之而来的死亡、逃逸和报复行动在那个月的历史中真是比比皆是，丝毫不会显得有什么特别。辛德勒先生也就只会得到短暂的哀悼，然后大而化之地采取点行动为他复仇。这么一来，奥斯卡的所有尚待发挥的潜能自然也就戛然而止了。他身在兹维陶的乡亲也不过会念叨一句，“他不就是那谁谁的老公吗？”　　是来访者的声音让普费弗伯格吃惊非小。那声音镇定、安闲，完全是一副做生意、甚至是请求帮忙的口吻，在过去的几周时间里，他们已然习惯了敕令和断然的征用口气。这个人说起话来却像是你的兄弟。这也许更糟。可你又怎能抵挡这样的诱惑？　　普费弗伯格已经从厨房溜了出来，藏身于餐厅的双扇门后头。他能看到那个德国人的一抹亮色。您就是普费弗伯格太太吧？那德国人问。是努斯鲍姆先生推荐我来找您的。我刚在斯特拉斯泽维斯克果街上接收了一套公寓，我想把它给重新装修一下。　　米娜·普费弗伯格把那人堵在门口。她简直是前言不搭后语，她儿子不禁对她同情不已，干脆走了出来，他来到门口，夹克扣起来遮住了那把枪。他请访客进屋，同时用波兰语悄声要他妈妈安心，不会出什么事的。　　奥斯卡·辛德勒自报家门。辛德勒做了些调整，因为他看得出来，普费弗伯格的出现就是为了保护他母亲。他就把儿子当翻译一样对他讲话，以此表现对他的尊重。　　“我妻子就要从捷克斯洛伐克过来了，”他道，“我想把室内照她的风格重装一下。”他说，其实那套公寓努斯鲍姆家一直保养得非常好，不过他们喜欢的是笨重的家具和灰暗的颜色。辛德勒太太的趣味更轻快些——有点法国化，又有点瑞典风。　　普费弗伯格太太的情绪已基本上稳定下来，于是开始找托词：她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快圣诞节了嘛，这时候最忙。利奥波德看得出来，他母亲本能地不愿发展一个德国客户；可现如今可能只有德国人才有这份闲心和闲钱找人给他们搞室内设计了。而且普费弗伯格太太正急需一大单生意——她丈夫已经失去了工作，如今为本教区房管机关的犹太人福利局打工，薪水少得可怜。　　不出两分钟，辛德勒和普费弗伯格已经像朋友一般闲谈起来。普费弗伯格腰间的手枪只能留待将来的紧急之用了。毫无疑问，普费弗伯格太太肯定会接手辛德勒公寓的装修，而且不会漫天要价。生意谈成之后，辛德勒又提出，不知利奥波德是否愿意赏光来他的公寓，商量点别的事宜。“也许您能就如何买到本地的商品为我指点一二，”辛德勒先生道。“比如，您这件非常雅致的蓝色衬衣……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才能找到这类东西。”他的坦率只是种策略，不过普费弗伯格欣赏这种策略。“您也知道，商店都空空如也，”奥斯卡喃喃道，似乎在暗示什么。　　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正是那种靠投机冒险得以幸存的年青人。“辛德勒先生，这种衬衣贵得要命，希望您能理解。每件要二十五兹罗提。”　　他把价格乘以五了。辛德勒先生突然有一种让他觉得好玩的心照不宣——还不至于毁了他们之间脆弱的友谊，或是让普费弗伯格重新意识到他腰间还别着把枪。　　“我也许能为您搞到几件，”普费弗伯格道，“把您需要的尺寸告诉我。不过恐怕我的渠道需要预先付款。”　　辛德勒先生拿出钱包，眼睛里还闪烁着那种心照不宣，交给普费弗伯格两百德国马克。这个数目可实在是太夸张了，就算以普费弗伯格要的高价计算，这笔钱也够给一打大亨配备衬衣了。不过普费弗伯格明白游戏规则，眼睛眨都没眨。“您得给我您需要的尺寸，”他说。　　一周后，普费弗伯格带着一打丝绸衬衣来到斯特拉斯泽维斯克果街辛德勒的公寓。公寓里有位很漂亮的德国女人，给普费弗伯格的介绍是，她是克拉科夫一家五金器材厂的受托人。后来，普费弗伯格有天晚上又看到奥斯卡身边陪着位金发的大眼睛波兰美女。即便真有这么位辛德勒夫人，她也一直没有出现，即便在普费弗伯格太太把公寓重新装修完毕之后。普费弗伯格本人则成了辛德勒购买奢侈品——丝绸、家具、珠宝——最经常的渠道之一，这种奢侈品的黑市在克拉科夫旧城正得以蓬勃发展。　　《辛德勒名单》第四章　　伊扎克·斯特恩再次见到奥斯卡·辛德勒是在十二月初的一个早晨。辛德勒向克拉科夫的波兰商业法庭提交的申请已被归档，不过奥斯卡竟然还有余暇拜访布赫海斯特公司的办公室，而且在跟奥厄商量之后，还特意站在外面的大办公室距斯特恩的桌子很近的位置，拍着手，用已经微醺的嗓音宣布道，“明天，就要开始了。约瑟法和伊扎卡街到时候就会全部领教了！”　　卡兹米尔兹确实有条约瑟法街和伊扎卡街。每个犹太聚居区几乎都有，而卡兹米尔兹是克拉科夫最古老的犹太区所在地，一度曾是由卡兹米尔兹大帝割让给犹太族群的一个岛屿，如今则是位于维斯瓦河一处弯道中的近郊区。　　辛德勒先生朝斯特恩俯下身去，斯特恩能闻到他呼吸中暖暖的白兰地酒气，他在考虑的问题是：这表示辛德勒先生知道约瑟法和伊扎卡街会遭遇不测呢，还是他不过在炫耀他知道这些个名字？无论如何，斯特恩都得承受一种恶心的失落感。辛德勒先生是在召唤一场大迫害，是在极不恰当地自吹自擂，仿佛把斯特恩摆在了他本人的位置上。　　那天是十二月三号。斯特恩认为奥斯卡所说的“明天”，并非确指十二月四号，而是像醉鬼或是先知通常的用法那样，指的是某事很快就将或者就该发生了。只有少数听到或听说了辛德勒先生这醉醺醺预警的人将其完全照字面意思接受了。有些人打点了个外出一夜需用的包裹，携家带口越过维斯瓦河躲到了波德戈尔兹。　　对奥斯卡而言，他自觉已经冒着一定风险将重要信息传递出去了。这消息至少有两个来源，都是他的新朋友。一位是党卫军警察局长的手下赫尔曼·特费尔警官。另一位则隶属SD头子楚尔达，叫迪特尔·雷德尔。这两个关系都是奥斯卡一直在设法寻觅的那些富有同情心的军官典型。　　可他从来都解释不清楚那年十二月他向斯特恩传递消息的确切动机。后来，在德军侵占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期间，他会说他看够了没收犹太人和捷克人的财产，以及从被认为属于德国的苏台德地区强制驱逐犹太人和捷克人的行径，他对所谓的新秩序已经不抱有任何热情了。他把消息透露给斯特恩这一行为本身，比那个未经证实的补偿努斯鲍姆家的传闻更能证明他的行事风格。　　他想必也跟克拉科夫的犹太人一样，曾经希望新政权在经过最初的狂怒之后，能够放松下来，给老百姓喘息的空间。如果党卫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动的搜捕和劫掠能够因事先透露消息得以缓解，也许到了开春，理性也就能得以恢复了。毕竟，奥斯卡和犹太人都告诉自己，德国人是个文明化的民族。　　然而，党卫军对卡兹米尔兹的劫掠却使奥斯卡产生了根本性的憎恶之情——并非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他赚钱、享受女性或跟朋友宴饮，而是因为他越来越看清了新政权的真实意图，而这种意图将同时引导他、迷惑他、危害他而又提升他。这次军事行动的部分目的就是为了抢劫珠宝和皮草。比较富庶的克拉科夫和卡兹米尔兹交界区的有些住户将被驱逐出户。不过，除了这些现实的考虑，首次出击还将有意给古老犹太社区里那些惊慌失措的居民一点精神上的震慑。雷德尔告诉辛德勒，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别动队的一个小特别分队也将特意从斯特拉多姆赶来，跟本地党卫军和野战警察同乘几辆卡车一起行动。　　六支别动队（Einsatzgruppen）已经跟入侵的军队一道进入波兰。他们的名号含义微妙，大体的意思是“特别行动部队”，不过“Einsatz”这个词儿也自有其微妙之处，可解作挑战、考验、行侠仗义。这些队伍是从海德里希的Sicherheitsdienst（党卫军安全处，SD）中征募的。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使命非常宽泛。他们的最高领袖六星期前告诉威廉·凯特尔将军，说“在波兰总执政府中，必定会有为争取民族自存的艰苦斗争，为此它将抗拒任何法令的限制”。别动队的战士们很清楚他们领袖这番花言巧语的真意，为民族自存的斗争意味着种族战争，正如别动队自身就意味着滚烫的枪管。　　参加那晚行动的别动队员可都是精英人物。那些挨家挨户搜寻钻戒和镶毛大衣的龌龊工作都交给克拉科夫的党卫军，他们则负责更加具有根本性和象征性的活动：对付犹太文化的具体象征——克拉科夫古老的犹太会堂。　　为了参加此次行动，别动队已经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进行训练，同样被指派参加这首次克拉科夫行动的当地党卫军特遣队和SD头子楚尔达手下的安全警察亦复如此。军方早先跟海德里希以及高层警察头目协调过，要求他们暂缓行动，等波兰由军管过渡到民管后再出马。如今权利交接已然完成，波兰全境范围内，别动队的骑士们和党卫军特遣队于是放开手脚，凭借其恰当的种族历史观和专业的超然态度大肆挺进各古老的犹太社区。　　在奥斯卡的公寓所在的那条街道尽头，耸立着警备森严的石砌瓦维尔城堡，汉斯·弗兰克的政府就设在堡内。如果想理解奥斯卡在波兰的前景，需要看清弗兰克跟党卫军和SD那些年轻特工，还有弗兰克跟克拉科夫犹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对于这些蜂拥而入卡兹米尔兹地区的特别部队，汉斯·弗兰克并无直接的领导权。海因里希·希姆莱麾下的警察部队不论在哪里行动，从来都我行我素，谁的招呼都不听。弗兰克除了对他们独来独往的权力心生不满外，对他们的实际行事风格也不认同。他跟所有纳粹党员一样，将憎恶犹太人视作品味优雅的明证，因此他觉得甜美可人的克拉科夫就因为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犹太人而变得俗不可耐。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当局试图将总执政府当成一个垃圾堆，倾倒从瓦尔特兰，从洛兹和波兹南各城市运来的犹太人，克拉科夫因为其铁路枢纽的地位又受害尤烈，弗兰克已经忿忿不平了。不过，他并不相信别动队也好，特遣队也罢，采用现在的这些办法真能帮他解决问题。弗兰克认为——在某些方面他倒是跟希姆莱（希尼）一样地异想天开——应该专为犹太人建一个单独的庞大的集中营，不过至少应该建在卢布林以及周边的乡村地带，如果能全部弄到马达加斯加，那就更加理想了。　　波兰人自己也一直对马达加斯加情有独钟。一九三七年，波兰政府还特意派调查团赴这个远离敏感的欧洲海岸的高地岛屿实地考察。马达加斯加属法国殖民地，其主管部门法国殖民部也乐意跟波兰政府做成这个交易，因为经过如此这番重新殖民后，挤满欧洲犹太人的马达加斯加岛势必成为一个巨大的输出市场。南非国防部长奥斯瓦尔德·皮罗还一度在这一岛屿问题上充当希特勒和法国之间的协调人。因此，马达加斯加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倒是颇有光荣的缘起。汉斯·弗兰克把宝押在这个岛上，而非别动队身上。因为他们零星的劫掠和屠杀对于东欧的低等人种而言根本无济于事。在华沙外围战役期间，别动队已经在西里西亚将犹太人吊死在犹太会堂里，用水刑折磨他们，在安息日的夜晚或斋日劫掠犹太人的家，剪断他们的祈祷发式，烧掉他们的祈祷披巾，让他们立壁角。这类事件数不胜数。不过弗兰克却提出，根据历史的经验，受到威胁的种族却总是斩不尽杀不绝的，你杀的速度总赶不上他们生殖的速度。　　可不论是争执不下的党员，是卡车车篷里受过精良培训的别动队员，是另一辆卡车里那些没这么精良的党卫军，是正在犹太会堂里进行晚祷的犹太人，还是正回公寓里打扮齐整去赴宴的辛德勒先生，都还一无所知，就连纳粹头目都未敢寄予希望的解决办法马上就会找到了，不过是种简单的技术手段：一种叫做齐克隆B的消毒用化学制剂，即将取代马达加斯加，成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制胜法宝。　　这其间还有一个插曲值得一提，涉及希特勒宠爱的女演员兼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她在罗兹城陷后不久，就带了她的流动摄制组开了过来，亲眼目睹了一排犹太人——活生生的犹太人，还在喃喃念诵祈祷文的各色人等——被自动武器扫射处死。她直接去找当时正待在南部陆军指挥部的元首，还大闹了一场。就这么回事——这就是后勤学，就是数目字的压力，就是公共关系的考量；就是这些使一味蛮干的别动队员们显得傻呵呵的。不过，一旦找到了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在固定的几个地点配备上足敷使用的清理装置，用以切实有效地清除东欧的这些劣等民族，而且还不会被时髦的电影界人士发现，如此一来，所谓的马达加斯加方案岂非成了多此一举的蠢行。　　奥斯卡在布赫海斯特公司的大办公室对斯特恩的预警丝毫没有落空，党卫军在雅科巴、伊扎卡和约瑟法三地逐门逐户地打起了经济战。他们闯进各家公寓，把橱柜里的东西翻个底朝天，把书桌、梳妆台上的锁砸个粉碎。他们直接从人家的手指上、脖颈上、表链上抢夺财物。一位不肯脱下毛皮大衣的姑娘被扭断了胳膊；切姆纳街上一个想留下冰鞋的男孩被一枪击毙。　　有些财物被抢的犹太人还没意识到党卫军这是在合法地奉命行事，第二天还跑到警察局去申诉。据史料记载，某处还真有这么一位良知尚存的高级警官为党卫军的暴行感到羞愧，甚至惩处了几个暴徒。这也势必要针对切姆纳街上的那个被击毙的男孩和一位鼻子被警棍打断了的妻子展开些调查。　　党卫军在对付公寓住宅的时候，别动队的哥们儿则对那座十四世纪的犹太会堂老博兹尼卡下了手。不出他们所料，会堂里聚集了一群传统的犹太会众，都留着大胡子和颊须，披着祈祷披巾。他们还从附近的住户中找了些不这么正统的犹太人，也把他们赶到会堂里，像是想看看这两队人马相互间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被赶到老博兹尼卡会堂的人群中就有那个叫马克斯·雷德里希特的著名匪徒，要不然他是决不肯也没人会请他进入一座古老的神庙的。他们在约柜犹太教堂内藏《摩西五经》经卷的壁龛。前面站好，这两群犹太人虽系属同宗，可分属两极，平常的日子里是不通往来的。一个别动队的军士打开约柜，将《摩西五经》的羊皮纸卷轴取了出来。会堂里站着的这两组截然不同的会众被强令列队经过经卷，朝经卷吐唾沫。而且决不容做做样子——手抄的经卷上要见到每个人的唾沫。　　对于这一事件，那些正统犹太人的反应比那些持不可知论的自由主义犹太人，那些自封的欧洲人来得理性、克制。别动队员们眼看着那些现代犹太人在经卷面前止步不前，甚至想引起他们的注意，仿佛想说，得了，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何苦来这套胡闹的把戏。党卫军在接受培训时曾被明确告知，那些自由主义犹太人的所谓欧洲特征不过是层薄薄的假面，老博兹尼卡会堂内那些剪了短发、穿着当代服装的犹太人面对圣物的旧态复盟，对亵渎圣物表现出来的不情愿，倒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最终，除了马克斯·雷德里希特外，所有的人都吐了唾沫。别动队员们应该觉得这种测试还是值得花时间去做一下的——为的就是找出一个拒绝唾弃犹太圣物的主儿，虽说他理智上觉得所谓经卷无非是老掉牙的宗族谬传，可他周身流淌的血液却告诉他这个卷轴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犹太人会听从他那荒谬血统的劝说重拾他的犹太身份吗？他会像康德一样想得清楚明白吗？测的就是这个。　　雷德里希特不肯亵渎经卷。他简短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是做过不少错事。可决不会这么做。”别动队先把他处决，然后把剩余的所有犹太人统统枪毙，最后还放了一把火，波兰境内这所历史最为悠久的会堂烧得只剩了一个骨架。　　《辛德勒名单》第五章　　维多利亚·克罗诺斯卡是奥斯卡办公室里的美人，他的波兰籍秘书，而且他立马就跟她开始了长期的恋情关系。奥斯卡的德国情妇英格丽德肯定知道有她这么个人儿，就像是埃米丽·辛德勒肯定知道英格丽德。因为奥斯卡从来就不是个偷偷摸摸的情人。他在性事上就跟个孩子一样毫不欺瞒。他这并不是存心炫耀，而是因为他从来没觉得有欺瞒的必要，没觉得有从后门楼梯溜进旅馆，有在下半夜去偷敲人家姑娘家大门的必要。既然奥斯卡都从不费心跟他的女人打马虎眼，她们也就装不起唯我独尊的架子；惯常情人间的争执也就难得挑起了。　　维多利亚·克罗诺斯卡一张妆容鲜明的俏丽小狐狸脸，金黄的头发高高地在头上盘起，看起来像是个没心没肺的乐天姑娘，在她们看来，历史的麻烦对于人生的真意而言，也不过是暂时的侵扰。这年秋天，身着简单的夹克、镶边宽松衬衫和紧身裙子的克罗诺斯卡显得像个轻佻的小姑娘，可事实上她冷静、干练而且非常机敏。她还是个民族主义者，而且以坚定热烈的波兰方式贯彻执行。最后，她将为了将她的苏台德情人从党卫军机构中释放出来而跟德军的权贵虚与委蛇。不过，眼下奥斯卡交办给她的工作可就轻省多了。　　他表示想在克拉科夫找个上好的酒吧或是夜总会，好结交几个朋友。不是扩展人脉，不是交好军备物资监管局的高官。是真正的朋友。找个中年军官不会出现的快活所在。　　克罗诺斯卡知道这么个地方吗？　　她在市集广场，也就是城里的中心广场以北的窄街小巷间发现了一个绝妙的爵士酒窖夜总会。这地方一直以来就在大学生和年轻的老师职员间大受欢迎，不过维多利亚本人此前倒是从没去过。和平时期追求她的那些中年男人才不会想去这种低级夜总会跟一帮学生瞎搀和。假如你愿意，也可以包一个帘幕隔开的小单间儿，在乐队浓浓的爵士节奏掩映下开你的私人派对。因为维多利亚找到了这家可意的音乐酒吧，奥斯卡给她起了“哥伦布”的雅号。纳粹党跟爵士乐划清界线不单因为其在艺术上是颓废派，同时还因为它表达的是一种非洲式节奏，一种低于高贵人类的动物性。维也纳华尔兹的“嘣恰恰”才是党卫军和纳粹党军官的最爱，他们对爵士乐酒吧避之唯恐不及。　　一九三九年圣诞节前后，奥斯卡在这家俱乐部为几个朋友搞了个派对。他天生长袖善舞，即便是跟他不喜欢的人也能一醉方休。而那天的客人又都是他喜欢的朋友。除此之外，他们当然还都是有用之人，虽职位不高，在占领军当局的各部门都有不小的影响力；而且或多或少，他们都算是双重的流亡者——不但远离了家园，而且不论是在故土还是异乡，他们在当局的治下都不同程度地很不自在。　　比如，有个在内政部供职的年轻德国测量员，他已经划好了奥斯卡在扎布洛西的搪瓷厂的边界。奥斯卡的德国搪瓷厂后面有块空地，跟一家纸箱厂和一家散热器厂毗邻。辛德勒已经很高兴地发现，据这位测量员的界划，那块荒地大部分属于他的德国搪瓷厂。大规模商业扩张的前景不断在他脑海中舞动。这位测量员之所以能受邀参加他的聚会，当然是因为他是个很上品的家伙，因为你跟他聊得起来，还因为你可以就近请教他将来的建筑规划。　　身为警察的赫尔曼·特费尔也在场，还有SD的特工雷德尔，以及在军备物资监管局供职的军官——同时也是位测量员的施泰因豪泽。奥斯卡是在寻求为了开厂必须的各种许可的过程中认识并喜欢上这些人的。他已经开始享受跟他们共饮之乐了。他一直认为，解开官僚制度死结的最佳途径，除了行贿，就是宴饮。　　客人中压轴的还有两位反间谍局的人物。首先是埃伯哈特·格鲍尔，就是一年前将奥斯卡招募进反间谍局的那位中尉。第二位是在卡纳里斯的布雷斯劳总部供职的马丁·普拉特中尉。正是通过他的朋友格鲍尔的招募，奥斯卡·辛德勒先生才初次发现克拉科夫真是个遍地是机会的宝地。　　格鲍尔和普拉特的到场还有个副产品。奥斯卡仍旧是反间谍局名册上的特工，他居留克拉科夫期间提供的有关其党卫军对手的情报，一直让卡纳里斯的布雷斯劳总部甚为满意。格鲍尔和普拉特会认为，奥斯卡之所以将特费尔这种多少对当局抱有不满的宪兵，以及SD的特工雷德尔这样的人带来参加聚会，也是出于收集情报的考虑，实属美酒良伴以外的额外收获。　　虽说我们无法确知那晚的聚会上大家都说了些什么，不过，通过事后奥斯卡对他们每个人的说法中还是能猜出个大概的。　　致祝酒词的自然是格鲍尔，他说，他带给他们的不是政府、军队或是君王：他带给他们的是他们的好朋友奥斯卡·辛德勒的搪瓷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搪瓷厂若能繁荣昌盛，就会有更多的派对，辛德勒风格的派对，你能想像到的最棒的派对。　　祝酒饮过之后，谈话自然也就转向了那个使各内政部门都感到困惑不已或者说念念不忘的话题：犹太人。　　特费尔和雷德尔那一整天都待在莫吉尔斯卡火车站，负责监督将波兰人和犹太人从东向列车上卸下来。这些人是从“合并领土”，即过去曾属德国的新占领的地区来的。特费尔并未就乘坐东向运畜车厢的乘客的舒适程度多置一词，不过也承认天气是够冷的。不过用运送家畜的车厢来运人对每个人来说都还是新鲜事儿，而且当时的车厢里还没挤得沙丁鱼罐头般毫无人性。让特费尔不解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出于什么样的政策考虑。　　特费尔道，不断有传闻说我们已经开战了。身陷这种情况中，各个合并领土都太他妈假正经了，决不肯容忍他们境内的几个波兰人和五十万犹太人。“整个东向铁路系统，”特费尔道，“整个成了把他们运给我们的运输专线了。”　　反间谍局的人就那么听着，脸上带着一丝微笑。对党卫军来说，他们的心腹之患也许是犹太人，可是对卡纳里斯而言，他的心腹之患就是党卫军。　　特费尔又说，自十一月十五日起，党卫军就接管了整个铁路系统。他说，他波摩尔斯卡办公室的桌子上已经堆满了党卫军发给军方的愤怒的公文，指责军方背信弃义，已经逾期两周了还在使用东向铁路。看在基督的分上，特费尔忿忿地质问，难道军方不该优先使用铁路系统，而且爱用多久就用多久吗？否则他们如何部署东西兵力？特费尔质问道，激动地灌下一口酒。难道依靠自行车不成？　　奥斯卡颇有兴致地看到那两位反间谍局的人对此未置一词。他们是怀疑，特费尔可能并非喝高了，而是故意安插的奸细。　　测量员和军备处的人问了特费尔几个问题，都是问到达莫吉尔斯卡车站的那些不同寻常的车厢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不了多久，这种运输方式都根本不值一提了：如此这般地运送人口将成为重新安置政策下司空见惯的方式。不过在奥斯卡圣诞派对的那天晚上，这还是新鲜事一桩。　　“他们把这个叫集中管理，”特费尔道，“他们在文件里就是这么叫的。集中管理。我看不如管它叫该死的痴心妄想。”　　爵士乐酒吧的老板端上了鲱鱼加调味汁。鱼肉和烈酒配得恰到好处，大家狼吞虎咽之际，格鲍尔提起了犹太委员会的话题，照弗兰克执政官的命令，每个犹太社区都要建立一个犹太委员会。在华沙和克拉科夫这样的大城市，犹太委员会由二十四位经选举产生的委员组成，负责贯彻执行本地区的政令。克拉科夫的犹太委员会设立还不足一个月；受人尊敬的民法权威马雷克·比贝尔施坦因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席。不过，格鲍尔又特意道，他听说委员会正在跟瓦维尔堡一道拟订一个犹太劳工名单的计划。犹太委员会将负责提供挖沟、清理厕所和扫雪的具体劳工。大家不觉得犹太委员会有点合作得过了头吗？　　非也，非也，军备物资监管局的工程师施坦因豪泽道。他们的想法是，如果他们负责提供劳工队，也就不会再有那种随意强拉壮丁的事儿发生了。犹太人在被强拉壮丁时经常遭到殴打，有时脑袋上还会吃枪子。　　马丁·普拉特也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这么合作无非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之举，他说。这是他们的生存策略——大家必须理解这一点。他们一直以来都是通过合作来疏通市政当局，然后才有空间再讨价还价。　　格鲍尔想继续推进这一论点，以诱导特费尔和雷德尔，所以就犹太人问题故意进行了一番热心的分析。“我告诉诸位我是怎么看合作问题的，”他说道。“弗兰克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在总执政府工作的每个犹太人都要佩戴星徽。这个法令才不过执行了几个星期。这种星徽是委托华沙的一个犹太制造商用耐洗的塑料生产的，每个卖三兹罗提。他们好像对这条法令意欲何为毫无概念。似乎这玩意儿不过是某自行车俱乐部的徽章。”　　大家于是建议，既然辛德勒干的就是搪瓷业，他的工厂没准儿可以压制一种豪华型搪瓷徽章，然后再由他女朋友英格丽德监管的五金商店负责零售。有人还提出观点，说这种星徽原是他们犹太民族的标志，是被罗马人摧毁的一个犹太国家的标志，如今只存在于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脑袋里。所以他们兴许还以佩戴星徽为荣呢。　　“问题是，”格鲍尔道，“他们没有任何可以自救的组织。不错，他们是有似乎可以经风挡雨的组织，但这次可不比寻常了。这次的暴风雨是由党卫军操控的。”格鲍尔的语气听起来仍像是并未过于强调这一点，仿佛他完全认同党卫军在这方面的专业素质。　　“算了吧，”普拉特道；“他们最坏的可能性也不过被遣送到马达加斯加，那里的天气可比克拉科夫强多了。”　　“我认为他们这辈子也甭想见到马达加斯加了。”格鲍尔说。　　奥斯卡这时要求换个话题。这不是他的聚会吗？　　事实上，在克拉科维亚酒店的酒吧里，奥斯卡曾亲见格鲍尔将逃往匈牙利所需的伪造证件交给一个犹太生意人。格鲍尔也许是在做交易，虽说他似乎具有很强的道德感，不会干出这种拿证件和公章换钱的勾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丝毫不仇恨犹太人，他在特费尔面前的言行不过是做戏。其实这帮人里面没有一个人真正仇恨犹太人。一九三九年的圣诞，奥斯卡只把他们当作喧嚣的公务之余的放松，后来他们才会派上更大的用场。　　《辛德勒名单》第六章　　十二月四号夜里的劫掠使斯特恩认定了奥斯卡·辛德勒就是那位珍稀的贵人，正直的异教徒。《塔木德经》里有个关于各民族大义人的传说，据说不论处在何种历史时期，这些大义人统共只有三十六位。斯特恩倒是并没有把这个神秘的数字当了真，不过他在心里是相信这个传说的真确性的，他也相信，把辛德勒认作一个活生生的避难所是个正派而又明智的策略。　　德国人需要资金——里考德厂的部分设备已经被没收，只剩少量的金属锻压机、搪瓷储藏箱、车床和熔炉。如果说斯特恩是奥斯卡坚实的精神支持，那么在现实层面上帮他直接获利的就是亚伯拉罕·班吉尔，此人是里考德的业务经理，已经被奥斯卡争取过来。　　他们俩——耽于酒色的高大的奥斯卡与精灵古怪的矮胖的班吉尔——一同前去拜访那些可能的投资人。据十一月二十三号的法令，所有犹太人的银行及贵重物品保管库均由德方行政部门以固定投资信托的形式接管，不允许犹太所有者享有任何动用和收益权。那些有点历史经验的富有的犹太商人则秘密地储藏硬通货。他们看得很清楚，在汉斯·弗兰克的治下，要不了几年时间货币就会有贬值的风险；那些易于携带的财富——钻石、黄金、可以买卖的货物——就会变得炙手可热。　　仅克拉科夫周边，班吉尔就颇认识几个人，愿意提供投资资金，用以换得有品质保障的产品。具体的交易条件比如：投资五万兹罗提，换得每月数千个锅碗瓢盆，自一九四　年七月开始交货，一直持续一年时间。在一个克拉科夫的犹太人看来，只要汉斯·弗兰克还在瓦维尔堡，实实在在的厨具就比兹罗提更加安全、活泛。　　对于这些约定的各方——奥斯卡，投资者，作为中间人的班吉尔——只不过有个君子协定，连份交易备忘录都没有。即便是正式完备的书面合同也是废纸一张，根本不可能照章执行。什么都没法照章执行。所有的一切全押在班吉尔对这位苏台德搪瓷制造商的精确判断上。　　这些会面就安排在投资者位于克拉科夫中心古老的内城区的公寓里。投资者的夫人喜欢的波兰风景画家的画作，他几位聪明又娇弱的女儿欣赏的法国小说，会在讨价还价的余光中闪烁着光芒。除非那位投资者已经被赶出了老宅，住到了波德戈尔兹相对贫穷的街区。那他就是个已经心有余悸的人了——他的公寓凭空被剥夺，他本人如今成了他自己生意的雇员——而且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几个月的事儿，这一年还没到头呢。　　乍一看，这简直像是些虚构的情节，用以衬托奥斯卡的伟大：他如何从未被人指责对这些非正式的合同背信弃义。事实上，转过年头，他就会跟一个犹太零售商就这个人有权从德国搪瓷厂在利波瓦大街上的货运码头上拿走多少产品争执不休了。而这位仁兄会因为这件事对奥斯卡不满一辈子。不过说到奥斯卡不履行君子协定——这话还当真从来没听说过。　　因为奥斯卡天性就是个爱花钱、肯担当的主儿，在别人眼里，他像是有无限的资源，能产生无穷的回报。总之，奥斯卡，还有其他德国的机会主义者在接下来的四年间真可谓赚得钵满盆满，想来只有那种真正利欲熏心之辈，才会把奥斯卡的父亲所谓的“道义上的债务”赖掉不还。　　新年来到，埃米莉·辛德勒首次来到克拉科夫看望她夫君。她觉得这个城市是她待过的最令人愉快的地方，比那个总罩着一层工业烟尘的布尔诺优雅多了，也舒适多了。　　她对丈夫的新居印象深刻。几个前窗俯瞰着普朗地：一圈优雅的公共绿地，沿久已拆除的古代城墙的路径将整个旧城环绕于其间。宏伟的瓦维尔堡就在大街的尽头高高耸立。而奥斯卡现代化的公寓就被所有这些古迹环抱在当中。她四处查看由普费弗伯格太太布置的织物和壁毯。他新近的发迹在这些室内装饰上触手可及。　　“你在波兰干得真是不错啊，”她说。　　奥斯卡知道她真正的所指是她的嫁妆问题。就是十二年前，当去过兹维陶的人冲进阿特莫尔斯坦村，竞相向岳父报告说他的女婿还像个单身汉一样自由散漫、四处留情时，他岳父拒付的那笔嫁妆。他女儿的婚姻完完全全应验了他的担心，他要是给了嫁妆那才是该死呢。　　虽说这终成泡影的四十万德国马克确实略微影响了奥斯卡的前途，这位阿特莫尔斯坦村的乡绅却不知道这笔该出而未出的嫁妆把自己的女儿伤得有多痛，使她变得加倍地疑神疑鬼，他也不知道十二年都过去了，当这件事在奥斯卡眼里已经不值一提时，它却仍然时时困扰着埃米莉的思绪。　　“亲爱的，”奥斯卡总是忿忿地嘟囔说，“我从来都不需要那笔该死的钱。”　　埃米莉与奥斯卡之间时断时续的夫妻关系也似乎正是她处境与心理的反映：她明知自己的丈夫不忠，也不可能忠实，不过对于已经杵到她鼻子底下的婚外情证据，她仍然宁肯视而不见。她在克拉科夫的行动一定非常小心在意，特别是去参加那些派对的时候，派对上奥斯卡的朋友们想必谁都知道事情真相，知道另外那些女人的名字，而她并不真想知道她们姓甚名谁。　　一天，一个年轻的波兰人肩膀上扛着一卷地毯找上门来。此人就是波尔代克·普费弗伯格，曾差点毙了她丈夫，不过她不可能知道这些内情。那卷地毯是黑市货，经匈牙利由伊斯坦布尔运来。原是英格丽德吩咐普费弗伯格去找的，而这位夫人为了回避埃米莉的到来已经搬出去了。　　“辛德勒太太在吗？”普费弗伯格问。他一直都把英格丽德称作辛德勒太太，因为他觉得这样称呼少些冒犯的意味。　　“我就是辛德勒太太，”埃米莉道，明知他这问题的真意。　　普费弗伯格也真够机灵的。他掩饰说，他实际上不需要见辛德勒太太，虽说老听辛德勒先生提起。他因为一些业务方面的事情需要见辛德勒先生。　　辛德勒先生现在不在，埃米莉说。她想给普费弗伯格倒杯酒喝，可他慌忙谢绝了。埃米莉也明白他这么做的缘由。那是因为这个年青人被奥斯卡的个人生活惊了一小下，自觉跟她这个牺牲者坐下来喝一杯实在有点不甚妥当。　　奥斯卡租下的工厂在河对岸扎布洛西的第四利波瓦大街上。面朝大街的办公室在设计上很现代，奥斯卡觉得出于方便的考虑，自己将来有可能搬到这儿来住，于是就在三楼布置了套公寓，虽说周围的环境太过工业化，远没有斯特拉斯泽维斯克果大街那么令人愉快。　　奥斯卡接管里考德，改名为德国搪瓷厂的当口，厂里只有四十五个雇员，维持着适量的厨具产量。刚转过年头，他就接到了第一批军方合同。这当然属于意料之中。辛德勒将军的军备物资监管局“主要军备委员会”中各位有影响力的国防军工程师，一直都是他着力交好的对象。他跟他们参加同样的派对，请他们在克拉科维亚酒店大开宴席。有照片为证：奥斯卡跟他们一起坐在昂贵的餐桌旁，每个人都冲着镜头彬彬有礼地微笑，每个人都有美食佳酿伺候，几个军官都优雅地军装笔挺。他们其中有的负责在他的投标书上加盖大印，有的负责给辛德勒将军写至关重要的推荐信，完全出于友谊，还因为他们相信奥斯卡有他自己的企业，能够按时按量地交货。另外的一批人则出于礼物的驱动，那种奥斯卡专用来孝敬军官们的礼物——科涅克白兰地和地毯，珠宝和家具以及大量的奢华食品。也正为此，大家竟然纷纷传言，辛德勒将军跟他这位生产搪瓷的同姓企业家很熟，而且很喜欢他。　　如今，有了这批有利可图的军备监管局合同撑腰，奥斯卡就能顺理成章地扩展他的企业了。而且有的是空间。德国搪瓷厂的门脸和办公室上头还有两个巨大的工业用楼层。你如果从门脸进入工厂内部，会发现左边的楼面堆放着些当下的产品。另一幢则完全空在那里。　　他购入新机器，有些购自本地，有些购自祖国。他的产品除了供应军方的需求，还有那个永不餍足的黑市托底。奥斯卡眼看着自己就要成个工业巨头了。到一九四　年仲夏，他就需要雇用两百五十个波兰人，而且还得开始安排夜班了。老汉斯·辛德勒先生在兹维陶的农机厂，最辉煌的时期不过有五十个雇员。将至今不肯宽恕的老爹远远甩在后头，这感觉妙极了。　　这一年，伊扎克·斯特恩请求辛德勒安排雇用某个年轻的犹太人——作为特案；罗兹区的某个孤儿；犹太委员会某个部门文书的女儿。不出几个月，奥斯卡统共已经雇用了一百五十个犹太工人，他的工厂也就有了避难所的小名声。　　这一年，犹太人纷纷想挤进某个跟战争利益息息相关的企业，其实一直到战争结束都是如此。四月，弗兰克总执政颁布了驱逐令，要把犹太人从他的首都克拉科夫赶出去。这个决定颇为怪异，因为帝国当局还仍然以每天一万人的速度往他这儿送呢。可是弗兰克告诉他的内阁，克拉科夫的状况是可耻的。他知道有些师长级的指挥官住的公寓楼里都还有犹太房客。更高级别的军官有的也得忍受这种同样可耻的有伤尊严之事。他许诺，在六个月内将克拉科夫的犹太人全部清理掉。只允许保留五千至六千犹太技术工人。其余的犹太人全部迁往总执政府所辖的其他城市，比如华沙或是拉多姆，卢布林或琴斯托霍瓦。在八月十五日前，犹太人可以自愿选择移居的城市。之后仍留在克拉科夫的，就只能携带少量行李，用卡车运往随便哪个适合安置的地方。汉斯·弗兰克说，从十一月一日起，克拉科夫的德国人就可能呼吸到“清新的德国空气”，步出户外再也不会看到满大街小巷都“爬满犹太人”了。　　弗兰克那年并未能将犹太人的人口降至这么低的水平；不过，在他的计划初次公布时，克拉科夫的犹太人，特别是年轻人都四处奔走，想获得一份技术资格认证。像伊扎克·斯特恩这样的人，还有犹太委员会中正式和非正式的官员，已经开列了一份“同情者”名录，列出他们可以求助的德国人名单。辛德勒就在名录里；同在名录的还有尤利乌斯·马德里瑞施，他是个最近设法从国防军成功脱身的维也纳人，已经接任一家制服企业的受托人。马德里瑞施眼见军备物资监管局的合同利润丰厚，正打算在波德戈尔兹郊外开一家自己的制服厂。到最后，他的财富会比辛德勒还要庞大，不过在一九四　年这个奇迹迭出的年份，他还是个领薪水过活的主管，以心地慈悲著称——仅此而已。　　到十一月一号，弗兰克已经将两万三千名自愿转移的犹太人迁出克拉科夫。其中有些去了华沙和罗兹的新建犹太聚居区。他们在餐桌旁无言以对，在火车站的悲伤离别可想而知，不过大家还是温顺地接受下来，想着，我们能挺过去，他们的要求也不过如此了。这些情况奥斯卡都知道，不过，他也像他们犹太人一样，希望这种暴行只是暂时的。　　这可能是奥斯卡一生中最勤勉的一年——他在一年之内将一个破产的企业重塑为一个受到政府部门重视的公司。在第一场雪降下之后，辛德勒注意到他的犹太雇员中每天都会有六十多人缺勤，不禁大为震怒。他们是在上班的路上被党卫军强拉去清雪了。辛德勒于是跑到波摩尔斯卡大街党卫军的总部，找他的朋友特费尔兴师问罪。他告诉特费尔，有一天他竟然有一百二十五个员工缺勤。　　特费尔跟他交了底。“你得明白，这儿的有些家伙才他妈不管什么产量呢。在他们看来，犹太人天生就该被弄了去铲雪的。我实在不大懂这个逻辑——对他们来说，犹太人去铲雪简直具有仪式般的重要意义。而且不光是你，每个雇主都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奥斯卡就问，那别的雇主是不是也都来申诉了。是的，特费尔说。不过，他说，党卫军预算与建设办公室的一位要人曾来波摩尔斯卡街的总部吃午饭，他说，认为帝国经济中也该有犹太技工一席之地的说法无异于叛国。“我想，后面还有的是铲雪这类的事件你得容忍呢，奥斯卡。”　　此时的奥斯卡不禁摆出备受压迫的爱国者姿态，或者也许是怒火中烧的投机商本色。“他们要想赢得战争，”奥斯卡说，“他们就必须除掉这样的党卫军败类。”　　“除掉他们？”特费尔问。“看在基督的分上，骑在我们头上就是这批混蛋呢。”　　这次谈话之后，奥斯卡开始大力提倡一种原则：一个工厂的雇主应该跟他自己的工人关系密切，工人也该跟工厂密切合作，他们决不该在上下班的途中遭到扣押和虐待。在奥斯卡眼中，这既是个工业生产的公理，也是个道德上的公理。最后，他会在他的德国搪瓷厂将这条公理坚决贯彻到底。　　《辛德勒名单》第七章　　大城市里的有些犹太人——来自华沙和罗兹的犹太人聚居区以及弗兰克承诺要肃清犹太人的克拉科夫——避居到乡间，在农民中间隐姓埋名地生活下去。日后将跟奥斯卡熟识的克拉科夫音乐家勒斯纳兄弟，就在泰尼克这个古老的乡村中安顿下来。泰尼克村位于维斯瓦河一个美丽的转弯处，俯瞰村子的石灰岩峭壁上耸立着一座历史悠久的本笃会修道院。在勒斯纳兄弟眼中，这里够隐蔽的了。当地有几个杂货商，几个正统的工匠，这两位夜总会音乐家跟他们实在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不过，农忙时节正缺乏娱乐的当地农民却很高兴有音乐家来到他们中间，勒斯纳兄弟的期望也不过如此。　　他们不是从克拉科夫来到泰尼克的，并非来自莫吉尔斯卡大街植物园外面那个庞大的集合点，年轻的党卫军就是在这里将犹太人塞进一辆辆卡车，无动于衷地大呼小叫，还哄骗他们说所有标识清楚的行李随后都会给他们送到。他们事实上是从华沙来到此地的，之前他们受雇于“蛇怪”酒吧。他们是在德国人封闭华沙犹太人区的前一天离开的——亨利和利奥波德，亨利的妻子曼茜和他五岁的儿子奥莱克。　　勒斯纳兄弟对泰尼克这样的南部波兰村庄挺满意的，离他们的家乡克拉科夫又不远，一旦情况有了好转，他们乘上辆公共汽车就能重返克拉科夫去找工作。奥地利姑娘曼茜·勒斯纳还带上她的缝纫机，于是勒斯纳兄弟就在泰尼克开了一桩小小的服装生意。晚上他们就在酒馆里演奏，成了当地轰动一时的大事。这些乡村是欢迎和支持偶然发生的奇观的，哪怕是犹太人创造的。而且小提琴又是所有乐器中在波兰最受追捧的。　　有天晚上，一位从波兹南来的讲德语的波兰游客听到了勒斯纳兄弟在酒馆外头的演奏。这位讲德语的波兰人是克拉科夫的一个市政官员，希特勒最先就是以他们这些波兰德国人的名义拿下这个国家的。这位讲德语的波兰人跟亨利说，克拉科夫的市长帕弗卢中校和他的副手，著名滑雪运动员泽普·洛尔将在收获季节来乡间视察，他很想安排一下，让他们也听到勒斯纳兄弟这样娴熟的音乐家的演奏。　　一个宁静的午后，当一捆捆稻谷在宛如礼拜天一样无人看管的田间打瞌睡时，一列前呼后拥的豪华轿车蜿蜒驶过泰尼克村，开到山上一处波兰贵族的别墅，别墅的主人此时并不在这里居住。穿戴齐整的勒斯纳兄弟早就候在别墅的露台上，等绅士淑女们在原本可能用作舞厅的大房间就坐后，他们俩获邀开始演奏。帕弗卢中校的宴会来宾竟然特为听他们的演奏而正襟危坐，亨利和利奥波德哥俩既兴奋又觉得惴惴不安。女宾身着白色晚装，戴着雪白的手套，军官们全副盛装，贵族们则露出一色儿燕子领衬衫的翻领。听众越是不嫌麻烦地特意去看一场演出，就越发容易失望。而身为犹太人，哪怕是在文化意义上不能让新政权满意，也是严重的罪行。　　不过听众非常热爱他们的演出。有一种典型的亲切友好型观众；热爱施特劳斯，喜欢奥芬巴赫和莱哈尔、安德列·梅萨热和莱奥·福尔轻快甜腻的轻歌剧。在自由点曲时段，他们就更加感情泛滥到幼稚可笑的地步。　　亨利和利奥波德演奏的时候，绅士淑女们手持高脚玻璃杯，喝着冰镇的香槟。　　正式音乐会结束后，兄弟俩被带到山下，那里聚着一群农民和警卫。若是真有什么残酷的种族歧视的话，最容易表现出来的就该是这里了。不过，兄弟俩一登上大车，一看到大家的目光，亨利就知道他们的安全决不成问题了。农民特有的骄傲，部分是种民族情感——当晚，勒斯纳兄弟所代表的就是波兰文化——都在护卫着他们。这简直就像是回到了旧日的好时光，亨利发现自己竟然冲着大车下面的奥莱克和曼茜微笑，在对着自己的亲人演奏，其余的一切都浑然不觉了。在这一刻，音乐仿佛真的使这个世界重获和平了。　　演奏结束后，他们站在大车旁接受大家的道贺时，一个中年党卫军军士——也许是个低级军官，亨利当时还不像后来对他们的军阶那么熟悉——走到他们跟前，对他们微笑着点头致意。“希望你们过个开心的收获假期，”他说，说罢鞠了一躬，转身离去。　　兄弟俩面面相觑。一待那个党卫军听不到他们说话了，他们马上开始咂摸他的真实用意。利奥波德确信：“他是在威胁我们。”这正表现出他们骨子里深深的恐惧，那个讲德语的波兰官员开口跟他们讲话时就已经成型的恐惧——在当时，一个犹太人应该避免抛头露面、引人注目。　　这就是一九四　年的乡村生活。事业的无成，乡间的枯燥，他们这一行当的凋敝，时不时袭上心头的恐惧，还有克拉科夫那个光明核心的吸引。勒斯纳兄弟深知，终有一天，他们将重返那个城市。　　埃米莉在当年秋天返回家乡，斯特恩下一次去辛德勒的公寓时，招待他喝咖啡的就是英格丽德了。奥斯卡对自己这方面的弱点从不加掩饰，看来也从没觉得有必要为英格丽德的在场做什么辩护。喝完咖啡后，奥斯卡又同样自然而然地走到酒柜前，拿了瓶刚开瓶的白兰地，放在他跟斯特恩座位之间的桌子上，就像斯特恩真打算跟他共饮似的。　　斯特恩那天晚上过来是告诉奥斯卡，有个我们姑且称作C此处之所以不用个虚构姓氏，是因为克拉科夫所有波兰犹太人的姓氏均有据可查，如果弃这种缩写形式而随便取个姓氏，则对某些已经灭绝的家族或是奥斯卡仍然在世的朋友可能造成冒犯。——原注的家庭正在散布他的谣言，父亲大卫和儿子莱昂甚至在卡兹米尔兹的大街上公开宣称奥斯卡是个德国流氓，一个强盗，就更别提私下里的腔调了。斯特恩在转述这些指控时所用的词汇自然没这么生动鲜辣。　　奥斯卡也知道斯特恩不是想看他对此做何反应，只是在传递消息。不过他也当然觉得必须有所回应。　　“我也可以散布他们的谣言，”奥斯卡说。“他们一直在抢我的钱哪。不信你可以问英格丽德。”　　英格丽德是C家的监管人。她是个善良温厚的受托人，而且不过二十出头，毫无商业经验。谣传英格丽德的职位就是辛德勒安插的，为的是自己的厨具销售万无一失。C家族对自己的公司差不多仍然可以为所欲为。如果说他们深恐公司会被占领国夺去托管，自然也是天经地义的。　　斯特恩对奥斯卡的建议一笑置之。他有什么资格盘问英格丽德？再说，就算找这个姑娘来印证，也没什么用。　　“他们对付起英格丽德来绰绰有余，”奥斯卡说。他们跑到利波瓦街去提货，当场就敢篡改发票，拿的货比付的钱要多出好多，还告诉辛德勒手下的伙计，说，“她说的，没问题，”还说，“这都是他跟英格丽德安排好了的。”　　事实上，C家的儿子莱昂一直满大街跟人家说辛德勒唆使党卫军把他痛打了一顿。不过他的说法也时时在变——一说，这次痛打发生在辛德勒的厂里，是在一个库房里打的，莱昂被揍得鼻青脸肿，牙齿也断了几颗。又说是在利马诺斯基果街挨的打，还有很多目击证人。还有个叫F的，是奥斯卡的雇员、C的朋友，据他说他亲耳听到奥斯卡在利波瓦街的办公室里跳脚大骂，威胁说要杀了老大卫·C。然后还有个说法，说奥斯卡驾车特意来到斯特拉多姆街，把C家商铺的收银机洗劫一空，钞票把衣服口袋都塞得鼓鼓囊囊，还告诉他们这就是欧洲的新秩序，然后在老大卫的办公室把他揍了个臭死。　　奥斯卡有可能对老大卫·C饱以老拳，让他遍体淤伤几天爬不起来床吗？他会叫上警察局的朋友把莱昂臭揍一顿吗？从某个角度来说，奥斯卡和C家都称得上是流氓，半斤八两，非法贩卖了不知多少厨具了，压根儿不把销售记录送交货币兑换处，也不使用叫做配给证的指定购物券。黑市上的交易可没那么文明，话语粗俗脾气暴躁是题中应有之义。奥斯卡承认，他确曾怒冲冲地闯进C家商号的产品陈列室，骂他们父子是强盗，然后自己打开钱柜的抽屉拿了些钱抵充他们父子俩擅自多拿的货品。奥斯卡还承认确实打了C家儿子莱昂一拳，不过除此以外的其他指控就纯属空穴来风了。　　而说到C家，斯特恩是自小就认识他们的——他们可是素有难缠的名声。虽算不上罪大恶极的罪犯，可是出了名的烈货，都知道他们是贼喊捉贼的刺儿头。　　斯特恩也知道莱昂·C身上确实有些淤伤。莱昂就挂着这些彩头满大街乱串，巴不得人家看到。那也确实是党卫军给揍的，至于他为什么挨揍，那可就难说了。斯特恩非但不相信奥斯卡会央托党卫军帮他这种忙，而且就算果有其事，也没什么大不了，不会影响他对奥斯卡的信任。只有在辛德勒先生当真变成了暴徒的情况下，他才会觉得奥斯卡岂有此理。在斯特恩看来，偶尔的过错根本做不得数。如果奥斯卡是个完美的圣人，那他的公寓也就不会是现在这番豪华景象，卧室里也就不会等着个英格丽德了。　　在此，还有件事实不得不提：日后，C先生和C太太、莱昂·C、H先生、M小姐，还有老C的秘书，都是蒙奥斯卡的搭救才保住性命的。他们自然也承认辛德勒的救命之恩，不过仍然一直坚称曾惨遭奥斯卡的痛打。　　那天晚上，伊扎克·斯特恩还带来马雷克·比贝尔施坦因被捕入狱的新闻。他要在蒙特卢皮赫街的监狱里坐上两年，这位马雷克·比贝尔施坦因就是犹太委员会的主席，或者说被捕前是主席。其他城市的犹太委员会早就被犹太老百姓骂死了，因为它的主要功能已经变成为德方拟定名单，建议哪些犹太人可以做强制劳工、哪些该转移到集中营了。德国统治者一直把犹太委员会当作执行其意愿的机器，唯有在克拉科夫，马雷克·比贝尔施坦因和他的班子仍努力充当克拉科夫军政当局——先是施密德，后是帕弗卢市长——和普通犹太市民之间的调停者。一九四　年三月十三日克拉科夫的一份德语报纸上，一位署名迪特里希·雷德克博士的撰稿人称，他往访犹太委员会办公室的时候，深为房间里的地毯、豪华座椅与卡兹米尔兹犹太人区的贫穷脏乱之间强烈的反差感到震惊。不过，犹太幸存者们却并不记得克拉科夫的第一届犹太委员会做过什么自绝于人民的恶行。不过，出于对大笔收益的贪欲，他们也犯下了罗兹和华沙的犹太委员会已经犯的错：允许犹太富人花钱以免受强制劳役，穷人为了换得糊口的面包则被强制劳动。不过即便是后来，到一九四一年，比贝尔施坦因和他的委员会仍受到克拉科夫犹太人的尊敬。　　克拉科夫第一届犹太委员会由二十四人组成，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奥斯卡在每天前往扎布洛西的途中，都会经过他们位于波德戈尔兹街角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挤满若干秘书处。照内阁的操作方式，委员会的每个成员负责政府工作的某个方面。申克尔先生负责税务，斯特恩贝格负责建筑事务——在这个大批居民不断迁出搬入的多事之秋，这项工作可说是重中之重，这个礼拜想跑到哪个小乡村隐避起来，下礼拜又因为受够了农民的狭隘重新回到城市。本职是药剂师的莱昂·萨尔彼得负责一个社会福利部门。此外还有负责食品、公墓、健康、旅行文件、经济事务、后勤服务、文化，甚至——在关闭犹太学校的情况下——负责教育的秘书处。　　比贝尔施坦因和他的委员会相信，犹太人若是被逐出克拉科夫，去的地方肯定更糟，所以他们决定退而求助于一种古老的策略：行贿。本来就手头拮据的犹太委员会财政部门为此目的特地拨出二十万兹罗提。比贝尔施坦因和住宅管理秘书哈伊姆·戈尔德弗勒斯已经找到了一位中间人，这次是个叫赖歇特的波兰德国人，跟党卫军和市政府都有良好的关系。赖歇特负责把钱塞进一系列官员的腰包，而起点就是党卫军中尉塞伯特，此人正是犹太委员会和市政府之间的联络官。作为收受贿赂的回报，这些官员将无视弗兰克的命令，允许另外一万名克拉科夫的犹太人留在城里。要么是赖歇特太贪心，私留的份额太大，给出的贿金太低，触怒了那些官员；要么就是这些绅士们觉得执政官弗兰克清除犹太人政策的太过执著，怕在这个敏感问题上收受贿赂过于冒险，从庭审过程中无法确知真正的原因。不过结果是比贝尔施坦因得在蒙特卢皮赫蹲两年牢，而戈尔德弗勒斯则在奥斯维辛服刑八个月。赖歇特本人则获刑八年。不过谁都明白他的日子肯定比两个犹太人好过得多。　　辛德勒听说为了这么个渺茫的希望竟然投入二十万兹罗提，不禁摇头叹息。“赖歇特是个骗子，”他喃喃道。不过十分钟前，他们还在讨论他和C家的人是不是骗子，也没讨论出个结果。不过赖歇特毫无疑问是个大骗子。“我早该告诉他们赖歇特是个骗子，”他不断叹息道。　　斯特恩评论道——站在哲学的高度上讲——不幸的是，你有时候只能跟骗子打交道，因为剩下来的就只有骗子了。　　这说法使辛德勒哈哈大笑——笑得嘴巴大开，牙齿尽露，甚至有些粗鲁。“真的非常感谢，我的朋友，”他对斯特恩道。　　《辛德勒名单》第八章　　那年的圣诞节还不算糟。不过人们心头总悬着一缕愁思和想望，辛德勒公寓对面公共绿地上的积雪就像个巨大的问号，像是一种姿态，在街口瓦维尔堡的屋檐上，在卡诺尼兹卡大街古老的拱顶下清晰可见、坚持不懈。再也没人相信很快就会有个最终的结果——不论是占领军，是波兰人，还是维斯瓦河两岸的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