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之路(全集)-9

当时学校设有生理，解剖、医史、卫生、病理、诊断、药物、方剂、伤寒、内科、妇科、幼科、外科、针灸、推拿以及医学通论、图文、书法等课程。前二年为预科，专攻基础理论，后三年为正科，学习晦床诸科。由于反动政府歧视、压制中医，蔑之为「不科学」，加上生理课中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和病理课中的「阴阳五行」等理论，常使初学者感到飘渺玄虚，难以领会，因此新生入校时每班有六、七十人，但是一，二学期后，自动退学者辄多达半数以上。我秉受严命，来自农村，深知读书不易，故不论能否理解，惟兢兢业业，概予「死背硬记」。除了抓紧晚自修外，并于每日拂晓在暗淡的路灯下苦读。每日中、晚餐后半小时内，又坚持习练《行书备要》。由于勤奋，在以基础理论为主的二年预科期终考试(四个学期)中，我均取得第一名。根据当时校章规定得以免缴学费，这对我这个家境清寒的穷学生来说，是个很大的鼓励。进入三年级后，就以l临床课程为主。上午授课，下午到「施医局」实习。三年级学生以抄方为主，四，五年级则为学生诊病，老师改方。这些老师由当地名噬轮流担任，亦称学校「实习老师」，由于医务繁忙，放大多不兼讲课，最多上几次「处方实习课」。学生将老师列出的病例按性别、年龄、起病经过、症状、脉象、舌苔抄录在「处方实习簿」上，然后答述理、法、方、药，交老师批阅。我由于基础课程掌握得较扎实，所以在临床课程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三年正科时间里，当时的教务主任徐究仁老师对我的教益和启发颇大。他也来自农村，深知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常勉励我在假期中大胆给病人治疗，在实践中提高本领。但应恪守一条，即无论所治之病熟悉与否，应做到事后翻书，这样不仅容易记牢，不会出事故，且提高也快。于是，我在三年级的寒假期间就开始给人治病，记得当时以《姐批时病论》为主要查阅书籍，疗效亦不错。徐老师的教诲使我终生难忘，而经常查阅各种书籍，成了我治学的一贯学风。醉心针灸在施医局的实习中，目睹针灸老师的治疗效果非常显著，不仅对扭伤、疼痛之症常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而且对很多慢性杂病的疗效亦使人惊奇。这引起了我的仰慕，同时又读到了「汤药攻其内，针石攻其外，则病无所逃也」的古训，从而激发了我学习针灸的热情。在进入五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时，我将学习重点移到了针灸上。当时全校仅一名针灸老师，曾广义，陕西人，祖上是太医院的御医。他临诊取穴不多，对针刺手法的运用十分讲究，尤对针感的放射传导能掌握主动，大有华佗那样：「若当针，亦不过一、二处。下针盲，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但是，这位老师的针刺手法不肯轻易传授，仅叫我在棉团上捻针习练指力。对此，我领会是打好基础，因而除在棉球上操练外，并利用走路、说话等时问，以火柴，牙笺等在指上捻运。夭长日久，指头捻动就灵活多了。正好那时承淡禽先生的《中国针灸治疗学》初版问世，内有经穴部位照片，我如获至宝，废寝忘食地先把全部经穴尺寸歌读熟，然后拿着书本将病人身上所取经穴与照片逐个对照，并把病人的症状、扎针经穴及其深度、针感放射途径、病情转变等全部记录下来。这样经过一段时间，我已大体掌握了他的取穴规律，但曾老师仍不让我在病人身上扎针。记得有一次，一个曲池穴留针病人诉针下感应消失了，而曾老师正在给另一位患者施针，我就仿他的运针手法去捻动了一下，病人即说：「有了，有了l」当时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经过这一次尝试，以后凡留针的病人，我就主动去捻运了。此外，我也经常在自己和同学们身上试针，扎得多了，捻起来也就灵活。虽然在施医局内曾老师还不肯完全放手，但在校内老师和同学中如有疼痛等病都主动找我扎针。同时，我也替校外同乡们扎，展转介绍，每天都有我锻炼的机会。到学期即将结束时，曾老师忽然对我很热情，并给我一包针，说：「这是我送给你的，留作纪念。你的技术已学得差不多了，我同意你挂『曾广义夫子授』的牌子行医，以后有什么事可找我。」这使我感到十分意外，增强了我学习针灸的信心，而且更感需要勤奋钻研。兼收并蓄一九三五年春我在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即行医于故乡诸暨。由于当时医界轻视针灸医生，嗤之为江湖郎中，加上农村经济破产，一般慢性病登门求医者寥若晨星，凡接触者多系时令感症。这种情况下，我只能以内科为主。我重点研读了《温热经纬》、《温病条辨》、《广温病论》、《叶天士医案》和《伤寒指掌》诸书，其中尤以吴坤安的《伤寒指掌》论述精辟，颇切实用。如内附「察舌辨症法」，即为卓识之撰，对辨证用药确具指导意义。至于《伤寒论》白文，虽在医校毕业时已能背诵，但由于对六经传变之说，历代注家众说纷纭，见解不一，使我无所适从而尚难运用于临床。后遇一「气喘汗出，身有微热」的患儿，使我想起了《伤寒论》中的「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杏石甘汤」的条文，剧l予一剂，次日病情向愈。这使我悟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真正含义，从而对伤寒方的应用也产生了一个飞跃，即不必拘泥于条文中的「一日、二日、七日」及「循经传、越经传」等虚设之词，只要从病证的实际出发，按原文的精神实质，即可灵活地予相应方剂治之。如症现「心中懊侬」(烦热壅于胸中窒塞不通)为主者，概宗栀子鼓汤加减。如呈「身大热，汗大出，口大渴，脉洪大」四大症状的，则用白虎汤治之，并牢记「无汗之禁」。凡遇「脉结代(脉律不齐，时有间歇)心动悸」的，就以「炙甘草汤主之」，等等。又如对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和甘草泻心汤的应用，由于三方的组成药物实质相同，惟侧重面各异而已，因此我在临床运用时，抓住以下三条：干噫食臭显著者，用生姜泻心汤，下利较剧，完谷不化者，用甘草泻心汤，其余则概以半夏泻心汤为治。如此由博返约，执筒驭繁，临诊就能屡收良效。当时，我虽以内科为主，但仍不忘针灸。这是受到了《伤寒论》「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以及「太阳病，初服桂枝沥，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等有关针灸的条文影响。《针灸大成》是我重点学习之书，对其中的各家歌赋，如」百症赋」，「标幽赋」、「金针赋」等尤注意熟读，使临证取穴有据。在自学钻研过程中，我深感「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但当时所处乡村，并无针灸同道，故每逢农村集市遇有扎针卖膏药的场合，我都要围着看个究竟，留心他们的针刺操作。记得有一次目睹针刺「睛明穴」，其深度竟达一寸以上，使我大为震惊。考古代文献记载仅针一、二分深度，在医校时，曾老师亦只针此深度。深达一寸以上者却从未见过。为此，我主动与他们结交。时间长了，在他们那里获得了许多朴实有用的知识，而这在文献上却是无法得到的。如对一些穴位，历代医籍虽记有「禁针」、「禁灸」，却互有出入，常使初学者无所适从。但在民间医者眼里看得很简单，如认为「背薄如纸」，故凡取用背部穴位须沿皮斜刺，不能直刺，又谓「避开筋脉，就是穴道」，筋脉系指肌腱血管等。虽然这些认识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当时对我的启发颇大，对睛明穴的针刺，至今我仍一直掌握这个深度。勇于探索一九四七年夏，我离开了故乡诸壁，迁杭州开业。开始的两年，由于在家乡行医时以内科著称，而杭城离诸暨并不遥远，同乡较多，故就诊者仍以内科为多。至一九四九年杭州解放，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和推广针灸疗法，使我消除了专攻针灸会被人视作江湖郎中的顾虑，同时登门求针者亦日益增多，于是我将全部精力倾注到我一直热衷的针灸学科上。当时我的诊所设在杭州最有名望的「广济医院」(现浙江医太附属二院)对面，可谓是「饭店门口摆粥摊」，凡经该医院治疗未能获效或不愿手术治疗的患者，常会抱着一线希望来我处试行针灸治疗。那是业务渐趋繁忙的时期，也是我在理论联系实践中努力探索，增进知识的时期。在针灸医疗实践的反复磨砺中，一些原建议手术摘除的甲状腺腺瘤患者，经针治后腺瘤缩小获愈，一些医院难奏速效的腰腿扭伤患者，经针灸治疗后常能奏「抬进来，走出去」之效。于是病人与日猛增，户限为穿，病种也日趋扩大。随着针灸业务的开展，省、市卫生厅、局及医院相继聘我为「省立杭州疗养院」、「中心门诊部」、「浙江医院」、「省立杭州医院」等单位的特约(针灸)医师，还经常邀我会诊。这样我接触的病种就更多了，针灸的治疗范围也扩大到了内科各个系统的疾病。在几。』年的摸索过程中，虽然走过不少弯路，有过失败，但从中也汲取了不少收获，现将自己的体会，择其要者述之，或对后学有所裨益。(一)熟读歌赋，继承前人经验按症取穴，这是针灸疗法的特点，也是古今针灸家的一贯传统。如「肚腹三里留」。凡肠胃道疾病，如腹痛、腹胀、肠鸣、泄泻等等，都可取用三里穴治疗。这里就涉及到熟读背诵针灸歌赋的基本功问题。各种歌赋，多是前人临床经验的总结，便于记忆，其文流畅，朗朗上口，结构清晰，言筒意肱。如「四总穴」即是筒单易诵的四旬歌诀，其中「面口合谷收」一语，就说明合谷穴常用治疗口腔、颜面部的疾病。即针刺合谷不但常用止牙痛，且对口腔和颜面部的炎性疾患，也有显著效果。故我在治疗面瘫早期伴神经炎症患者时，每加针合谷而收良效。曾有一例齿龈出血患者，长期服用维生素c、K等无效，经我针刺合谷十次后，霍然而愈。此外，曾遇一倒血吸虫繁衍地区的农民，肝肿大至脐旁，一日突然剧痛，延我针治。当时我还是首次见到这种肝脏剧痛病人，遂按《通玄指要赋》中「胁下肋痛者，刺阳陵而即止」和《标幽赋》中「胸满腹痛针内关」等记载，选取右侧阳陵泉与内关穴，进针得气后，痛即缓解，留针十分钟后，完全恢复正常。在前人针灸歌赋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体会，自撰了「治疗总穴歌」，作为临证的重点用穴，现录如下，供作参考：面口合谷收，曲池配穴优；如遇头痛时，风池效可奏。胸胁内关谋，可向外关透。肚腹三里求，上腹中脘搜，下腹加关元，天枢治脐周。腰背委中求，殷门亦可收，陀脊按部加，斜向脊柱透；下腰大肠俞，上腰肾俞揉。上肢取曲池，合谷肩髑施，下肢阳陵泉，环跳绝骨刺，月身节骱病，疼痛取阿是，避开大血管，胸背禁深刺。(=)重视操作，掌握针刺手法针刺手法，是针球治疗法中的重要环节。熟读各种针灸歌赋，虽可继承前人的临证选穴经验，但在针刺疗法中，常困操作手法的不同，而在同样疾病、同样穴位的情况下，其所得的临床效应也不同。因此不论古今针灸学者，皆非常重视针刺的操作手法。这种手法的目的，古代称为补泻，即「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现代称补泻手法为兴奋与抑制凡是体质机能减退的应予兴奋的方法，体质机能亢进的应予抑制的方法。因此，一般多认为古代所称的针刺补法，即是现代的轻刺激兴奋法}古代的泻法，就是现代的强刺激抑制法。但是二者实际上是否完全符合，却是值得商榷的，下文将淡及这一问题。1．学习经典，要融会贯通。关于针刺补泻手法的阐述，当推《内经》为最早。如「徐疾补泻」、「迎随补泻」、「呼吸补泻」、「开闺补泻」等，均源于此典。嗣后历代医家在这基础上加以发展，创立了「捻转补驾」、「提插补泻」以及「平补平泻」等补泻手法。由于古代文字深奥，经典所述又多为原则性的理论，若不加阐释，不结合l临床体验，则往往难以学深学透，且易犯理解片面、断简残编之弊。例如「徐疾补泻」法，是以《灵枢·九针十二原》的「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与《小针解》的「徐而疾则实者，言徐内而疾出也}疾而徐则虚者，言疾内而徐出也」为根据的。起初我亦理解为以进、出针的快慢分别补泻法，然而通过经文的互相印证和临床体验后，看法就深化了。考《九针十二原》中早有「剌之要，气至而有效」的记载，说明要产生针刺效应就必须先得气。这样就不能把徐疾补泻法的操作全程仅仅理解为进出针的快慢。因为将针快刺进穴、慢退出穴，或慢刺进穴、快退出穴，简单地一次即能达到「得气」和「补泻」的效应，显然是难以想象的。为此，对《小针解》这段文字中的「出」、「内」二字，尤其是「出」字的含义当细细玩味、反复推敲。我认为，「出」者应对「内」而言，「出」、「内」二宇联系起来，就是由浅及深、由内而外、互相往来的意思。因此，徐疾补泻的针刺操作全程应理解为：将针进入穴内后，由浅部徐缓地微捻纳入深部，再由深部疾速捻退至浅部，上下往来，以气调为度，这样可导致阳气内交，所以称之为补法，反之，由浅部疾速捻入探部．再由深部徐缓地微捻退至浅部，上下往来，以气词为度，这样可引导阴气出外，所以称之为泻法。嫩灵枢官能》中「明于调气，补泻所在，徐疾之意」及《小针解》的「刺之微在数迟者，徐疾之意也」，就是这个意思。由此推而广之，可认为「呼吸补泻」即是在徐疾补泻基础上，结合患者呼吸时机分补泻的一种方法，而不能机械地把它理解成仅以「呼气时进针，吸气时出针为补吸气时进针，呼气时出针为泻」。至于「开圈补泻」的「出针后于穴位．．卜．速加揉按，促使针孔闭塞，不令经气外泄为补}反之，出针时摇大针孔，不加揉按而令邪气外泄为泻」，是针刺全过程中的后阶段，当与其它补泻手法配合为用，而不能单独使用，故「开圉补泻」实际上不是一种独立的补泻手法，只是徐疾补泻的一／卜组成部分而已。诚如《灵枢·邪客》所谓：「先知虚实，而行徐疾。」《内经》所载针刺补泻法，基本上均以徐疾补泻法为基础，离开了徐疾，也就无从言补泻。2．博览群书，应互相印证。在学习经典的同时，还应广泛阅读历代名家的著述，互相对照，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以此列彼，互相印证。如对于「迎随补泻」，现今多遵张世贤氏《图注难经》中对《难经·七十二难》的解说，理解成以针尖对经脉的顺逆朝向分补泻，即以针尖迎着经脉来向而刺的是「迎」，为泻法，随着经脉去向而刺的是「随」，为补法。然而考《内经》原著关于「迎随」的阐述有《灵枢·终始》的「泻者迎之，补者随之，知迎知随，气可令和，和气之方，必通阴阳」』《九针十二原》的「往者为逆，来者为顺，明知逆顺，正行无问，迎而夺之，恶得无虚，追而济之，恶得无实}迎之随之，以意和之，针道毕矣」}又「补日随之，随之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如还，去如弦绝(明·马莳氏解作：即始徐而终疾也)」。若能仔细推敲这几段经文，并结合《小针解》「……迎而夺之者，泻也，追而济之者，补也』的论述，则不难看出：「迎」指泻法，「随」指补法，「迎随」实乃补泻手法的统称。故马莳氏亦谓徐疾补泻为「迎随」。此外，如陈瑞孙氏的《难经辨疑》认为：「迎者，迎其气之方来而未盛也，以泻之，随者，随其气之方往而未虚也，以补之」；滑寿氏在《难经本义》中谓：「迎随之法，补泻之道也。」高武氏亦同意陈、滑二氏「迎」是泻法，「随」是补法的见解，故他赞同张洁古氏的「呼吸出纳，亦名迎随也」之说。汪机氏在《针灸问对》中除同意陈氏之见外，还批判了以顺逆经分补泻的说法：「迎者迎其气之方来而未盛也，泻之以遏其冲，何尝以逆其经为迎；随者随其气之方往而将虚也，补之以助其行，何尝以顺其经为随。所言若是，其诞妄可知矣，岂可示法于人哉」。由此看来，张世贤氏的《图注难经》中对《难经·七十二难》的解释是值得商榷的。张氏认为「迎随补泻」是以针尖对经脉顺逆朝向分补泻的一种操作手法，这是不甚妥当的。正如《医学大辞典》对该书所评价的那样；「……其注亦循文敷衍，未造深微。」(三)研究手法，提高针刺疗效如上所述，在针刺的临床实践中，常困操作手法的不同，而致取效每有佳逊之差异。现今针灸界对针刺补泻手法中的「提插补泻」、「捻转补泻」、「平补平泻」以及「烧山火」、「透天凉」等复式手法均较常用。对于这些针刺操作手法，我是这样理解与运用的；1．提插补泻。按照机体的内外，深浅分阴阳，即以外部的皮肤为阳，内部的肌肉为阴。《针灸大成》云：「夫荣卫者，阴阳也。经言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脏，故泻者先深而后浅，从内引持而出之，补者先浅而后深，从外推内而入之，乃是因其阴阳内外而进退针耳。」从这段阐述可以看出，调整荣卫内外阴阳之气，即为提插补泻的主要目的。此外，在《问针灸补泻如何》中有：「得气推而内之，是谓补，动而伸之，是谓泻夫实者气入也，虚者气出也；从阳生于外故入，阴生于内故出。」这更进一步说明了：「提插补泻」中，补法的先浅后深，紧按慢提，其目的是为了把体表的阳气「从外推内而入之」；泻法的先深后浅，紧提慢按，则是为了把体内的阴气「从内引持而出之」。根据这个原理，我在临床取用躯干部脏器体表的穴位时，多用此种操作手法。这不仅符合上述观点，而且运针时不会同捻转补泻手法那样，易使患者产生针下牵引性难忍或疼痛的感应。即使将针误触及脏器时，也不致造成破坏性的实质损伤(如同进行肝穿刺操作不带有捻转动作)。至于补、泻法的具体应用，则应按照中医辨证。凡是属于虚证的，概用提插补法，如用治阳痿病，疗效堪称满意；属于实证的，则用提插泻法，如对便秘症的治疗，虽按中医辨证有虚实之分，但无论属虚、属实，总以通润大便为治则，这就含有泻的意义，故我概用提插泻法，效果亦颇理想。若结合现代的针下感应强度(刺激量)来分析，则在针刺得气基础上，凡将针重插轻提的(补法),其针下感应就强(但未超过患者的耐受程度)，反之，用轻插重提的(泻法)，针下感应则相对的较轻。这样就不符合现代的轻刺激是古代的补法、强刺激是泻法之说，且对泻便的作用也难以理解。从现代医学观点来分析，便秘的原因(不论属虚属实)，主要是由于大肠运动的减弱，因此只有运用轻刺激的提插泻法以促使肠蠕动增强，方能使大便通行。反之，若施以所谓强刺激即泻法，则会起到肠运动更加抑制的作用。2．捻转补泻。在历代文献中，方法各殊，繁简不一，众说纷纭，奠衷一是。目前针灸界对捻转补泻的操作「以捻转较重，角度较大者为泻法」，「捻转较轻，角度较小者为补法」。这是根据高武氏在《针灸聚英》中对以捻转方向分补泻提出「捻针左右，已非《素问》意矣，而人身左右不同，谬之甚也」的尖锐批判后，而以高氏建立的「其泻者有『凤凰展翅』，用右手大指食指揲针头，如飞腾之象，一捻一放……其补者有『饿马摇铃』，用右手大指食指撩针头，如饿马无力之状，缓缓前进则长，后退则短」的手法演化而来的。关于捻转补泻法的应用，古代文献中虽无明确规定，但从《针灸太成》「言荣卫者，是内外之气出入；言经脉者，是上下之气往来，各随所在顺逆而为刺也」的文字来理解，前者是言提插补泻法调和荣卫之气的内外出入，而后者是指捻转补泻法调和经脉之气的上下往来。也就是说，捻转补弼法的主要目的在于通凋经脉气阻。据此，我在临床上对于运动系统的疾病，在取用四肢部位的穴位时，多用捻转补泻手法为治。凡经辨证属邪盛有余而呈疼痛或痉挛的，概用泻法}反之，属正虚不足而现麻术或痿软的，概用补法。临床疗效表明，以上病症施行捻转补泻法较提插补泻者为佳。再就针刺感应强度来看，本法虽然符合「轻刺激为兴奋法，即古代的补法}强刺激称抑制法，即古代的泻法」之说。但从其适应范围来说，本法似以运动系疾病较为适宜，不同于兴奋、抑制法那样不分系统地适用，此系立法观点不同所致。由此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古代补泻法的内容，并不能仅以「刺激量」来理解、阐述或包括。这也是有待予今后进一步探讨研究的课题之一。3．平补平泻。现今应用的平补平泻法，是以强调手法运用中的一个「平」字命名的。它与《神应经》及(《针灸大成·问刺有大小净中所说的「阻同一穴位，既施有补法，又施有泻法」而名的平补平泻法的操作方法完全不同。它立法于《灵枢·五乱》中「徐入徐出，谓之导气，补泻无形，谓之同精，是非有余不足也，乱气之相逆也」的记载，仅以不快不慢，均匀地提插捻针，为其具体操作手法。虽然这种「徐入徐出」(不快不慢均匀提插捻针)的导气法，并不像其它补泻法那样有一定的操作形式(如针刺的浅深、捻动的快慢、幅度的大小、指力的轻重等)，但对诱导邪气外出，导引正气恢复，同样有泻邪补正的作用，都是以保护精气为最终目的，这种治法叫作「同精」。由于这种操作手法强调徐入徐出的提插捻针，为针对「乱气之相逆」，亦即一时性的气血紊乱而呈现的虚实不太显著或虚实兼有的病证而设，所以目前针灸界就将这种导气法称为「平补平泻」。从针刺感应强度来衡量这种以导气法为立法依据的「平补平泻」手法，其针下感应则最多只能达到中等度的刺激量，当属于兴奋法的范畴。若以兴奋法就是古代的补法，抑制法就是古代的泻法的观点来联系对照，那么，这种平补平泻的操作，只能起到平补的作用，而没有平泻的作用。4．烧山火与透天凉的补泻法。以针刺时针下有无热感或冷感作为手法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志，它由上述提插补羁法的基础上发展繁复起来。其针刺感应强度，在使用补法时，烧山火显比提插法强，施行泻法时则二者基本相同。这样又与轻刺激兴奋法补法，强刺激抑制法泻法之说，适得其反。关于临床应用，亦与其它补泻法一样，阻经络学说为依据，结合症候的寒热辨型，并在手法上掌握针下热补寒泻的原则。至于适应病症，《金针赋》中有「烧…火，治顽麻冷痹……除寒之有准」，「透天凉，治肌热骨蒸……退热之可凭」的记载。因冷痹是寒气之胜所致，故当片{烧山火手法以「温阳祛寒」，此又以《素问·痹论、)「寒气胜者为痛痹」、《灵枢·寿夭刚柔》「刺寒痹者内热」等为依据。透天凉所治的肌热骨蒸，则由虚火燔灼，骨髓内热所致，多见于一些虚损病人。故循「寒热正冶」的原则，用透天凉泻法以退虚热。现代的兴奋、抑制的针感不仅与烧l火、透天凉无法雷同，且不能达到针下的热感与冷感。结语回顾个人四十余年的治学经历，既有教训，也有经验。不经冰霜苦，难得透骨香。祖国医学渊源悠久，历代医籍浩如烟海，若要提高业务水平，非得下苦功不可。在求知的征途上，切不可浅尝辄止，亦不可略有所获，便沾沾自喜而停顿不前。我虽年迈，尚不敢自怠，愿与后学诸秀共勉。(楼星煌施明仙整理)学医在勤奋临证贵辨析中医研究院第二临床医学研究所副主任医师路志正[作者简介]路志正(1920～)，河北省藁城县人。从事中医工作四十余年。解放后在卫生部中医司技术指导科工作，为开展中医学术、推广针灸疗法和中西医学术交流等，做了不少努力。曾任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广安门医院内科学术研究室副主任。精通中医典籍，对脾入的研究。擅中医内干辛，兼通针灸等，在临床上有较高造诣。曾参加编写《中医临床资料汇编》(1955年)、《中国针灸学概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等。我从事中医工作虽已四十余年，自愧才疏学浅，滥竽医林，无何贡献。但回顾过去的学习，鸡声灯影，备具甘苦，寸积铢累，亦有心得。敞特录出，或可用征得失。幼承家学积于跬步家伯路益修为吾乡名医，父亦粗通医道。家境的熏陶，使我幼年即酷爱医学。弱龄之时，父亲即日授《千家诗》、《医学三字经》等。六岁入学，业余时间更嘱我诵读《药性赋》、《汤头歌诀》等入门书籍。后考入高小，因经济拮据而辍学，随从家伯学医，兼读四子之书。但古文枯涩难懂，有时不免畏难。偶或偷空玩耍，家伯即以《苟子·劝学篇》和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教我。伯父教我诵读中医典籍的方法是：先是低吟，即自念自听，吟读数十遍或百遍之数，有若流水行云，出口成诵，形成自然记忆。他反对高声朗读或强记在心，否则忘却亦快。低吟之后，要逐渐放慢速度，边读边体会文中涵义，所谓「涵昧吟诵」，务求弄懂原文。孔于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逐渐使我认识到背诵和理解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许多名篇大作及中医经典都是这时诵读的，至今不少原文仍能朗然成诵，深感得力于当年窗下功夫。而且，习惯成自然。晨问如不读书，则怅然如有所失。朗朗上口，乐在其中。今虽六秩，其趣不减。熟读经典医文并重一九三四年伯父创办医校，我正式学医。时值山西盐城名医孟正已先生游学河北，在无极一带医名甚噪。伯父与之交往极密，命我拜其为师。孟师经验丰富，于医理造诣尤深，治学严谨，教授有方。主张学习要从难入手，首先学好经典，然后旁通诸家，方能取到高屋建瓴之效。指定书目主要是《素问》、《灵枢经》、《图注难经脉诀》、《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备要》等。由于伯父深知中医古籍文义深奥，有些字多音多义，古体假借情况甚多，且无断句，学习经典首先要过好文字关。若无坚实的古文基础，则难以登堂入室。特聘清末秀才陈宣泽先生教授c《易经》和《古文观止》等。医文并重，不仅提高了文学素养，而且加深了对经文的理解和记忆。如学习《易经》了解了阴阳变化、消长盈虚的规律，从而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中医的阴阳学说。古人有「易于医通」之说，即是指此。《内经》乃中医理论之渊薮。王冰称其为「至道之宗，奉生之始」。但其言简意博，理奥趣深，学习时要结合诸家，多方考虑，择善而从。其难解之处，尤要结合临床，不可贸然否定或擅做改动。记得初读《素问·生气通天论》时，对「因于暑、汗，烦则喘渴，静则多言，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一段经文颇为费解。窃思既有「汗」出，何以叉云「汗出而散」，遍查各注，奠衷一是。丹溪翁更将暑改为「寒」，以明其可汗之理。后读东垣及温病各家论述，并验之临床，始感丹溪之改值得商榷。盖暑证汗出，既{壬邪热蒸迫津液外泄之象，又是邪热得以外解之途，；}表虚亡阳之汗可比。故初起需「汗出而散」，绝对不可以止汗。后世以新加香薷饮治暑温初起无汗，白虎汤加减治暑温壮热烦渴、汗出之证，无不取辛散退热之意，所谓「暑当与汗俱出，勿止」之谓也。可见，一个问题需反复思考，多方查证，并结合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再如切脉，《内经》有「三部九候」之论，日于种种原因，后世发展为「独取寸口」，但实践之中常感不够。如大面积烧伤及某些血管病患者，寸口无法切按或无脉，则不仅需「三部九候」进行诊脉，甚至凡体表末被灼伤部位，一切可触到之动脉，皆可切按。如脐间动气，十二经脉等常可弥补独取寸口之不足。对于危难重症欲知其预后吉凶，还须以下部三候(足厥阴、足少阴、足太阴)中诊视，即古人谓之枝叶虽萎，而树根犹荣也。在诵读原文的同时，要选择一些注本进行阅读，以加深对原文的理解。且许多注家有精辟的论述和极有见地的发挥。为此，家伯和孟师耍我在读书时，除先读序言、凡例以了解其写作动机、过程及大致内容外，还要重视注文的学习。如王冰在注《素问·至真要大论》「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时，提出了「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治疗原则，对临证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张景岳在「阴阳者，天地之遭也」下注有「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的精辟论述，若不细读，焉能得知l对于其它典籍的小注眉批，亦应细读，不可草草放过。如汪昂《增补本草备要》，其注文博采各家所长，弓l证广泛，立论公允，文字简练，要言不繁，不仅了解许多医家之用药特点和经验，学到不少有效方剂，且可节省大量时间，真是一举多得。如黄柏治口疮下小注云：「治口疮用凉药不效者，乃中气不足，虚火上炎，宜用反佐之法，参、术、甘草补土之虚，干姜散火之标，甚加附子，或噙官桂，以引火归元。」寥寥数语，而理法方药井然一贯，从中可以得到反治经验。一其次，一些有效的单方验方常以小故事体裁记述下来，既引人入胜，叉易于记忆。如枳壳条下，方士进瘦胎饮；．蛤粉条下，宋徽宗宠姬病痰嗽，面肿不寐，李防御洽之不效，向走方郎中求得黛蛤散。它如肺损用白芨末，产风血运用华佗愈风散(荆芥穗)，阳明头目昏痛甩都梁丸(白芷)，胃气痛甩良附丸等等，至今仍为医家所习用。上下不通之「关格」证及二便不通之证，病势急追，医者甚感束手。我在翻闵《本草纲目》时，观四十一卷「蜣螂」(又名铁甲将军、推车客)条下，云其「治大小便不通」(大便不通用上截，小便不通用下截，二便不通全用)；「蝼蛄」有「利大小便」之效，用治「十种水病」，「大腹水病」，「小便不通大使闭」之证(用时取下体)。临证用于二便不道之证，果然有效。一妇因针刺后感染，二便不通，腹胀难忍，不可触摸，需支架护其腹部，饮食难进，极度虚弱，因处以铁将军、蝼蛄、人参、附予等攻补兼施之剂。药后二便通利，所下结粪如羊矢状，大量尿液亦浸泡其身，遂得痊愈。可见无论正文、注史，皆是前人经验总结，都应仔细钻研，、验之临床，方能有所收获。「眉批」亦是评注者在熟读精思、深明个中三昧后，以最简练的语言在原文上方，提出的个人评价或见解，多是最关键、最吃紧处。使读者从疑似之间得到正确的理解，具有提纲挈领、画龙点睛之妙，亦值得认真阅读。勤于实践善于总结随师侍诊是临床实践的第一步。我初见病人时，茫然不知所措，但边抄方、边体会老师诊病时的一言一行。侍诊日久，则对老师辨证思路及治疗特点有所认识，并逐渐能够独立思考。许多病症不经过实践是难以认识和掌握的。如亡阴亡阳之重证，若不当机立断，危在顷刻。而只有书本知识，不经过临床体验不敢决断和处理。随伯父侍诊时，曾冶一赵姓患者，证见头身汗出如雨，四条毛巾擦拭不迭，心慌气促，四末厥逆，脉细如丝，伯父诊为大汗亡阳之证，遂投太剂参附，随煎随饮，三小时后汗收厥回而苏。使我对大汗亡阳留下深刻印象。类似病例在我侍诊时见到很多，对以后临证中抢救亡阳亡阴重证教益很大。一九三九年之后，我独立应诊。凡日间疑似难辨、立法处方无把握者，则于晚问研读有关书籍，即是古人「白天看病，晚上读书」的方法。尤其是阅读一些医案，如喻嘉言《寓意草》、联章楠治案》、《柳选四家医案》、《晦证指南医案》等，以提高辨证分析能力，从前人验案中得到启发。前贤谓读书不若读案，确有一定道理。在实践中应不断总结，循序渐进，逐步掌握一般疾病发展、转化、预后及诊治的基本规律。如「消渴」一证，有上、中、下三消之说，前人论之甚详。积多年临证观察，我常以脏腑经络辨证，认为本病发于中，起于胃，次及于肺，终归于肾。初因脾胃失和，而致胃热伤津}继则子病累母，胃热上蒸，灼伤肺阴，终则下传于肾，真阴受损，阴损及阳，气化不行，而渐由阴虚阳亢，导致阴阳俱衰。故初则宜白虎、增液清其胃脾燥热。其腑实者亦可以调胃承气釜底抽薪治其标，再用清胃养阴治其本；在肺则以生脉散、白虎剂清胃润肺；入肾则先用生脉散，地黄汤，大补阴丸滋其阴，阳衰者则宜肾气丸益火之源，助其气化。以此辨治，较为简明。但应注意，消渴虽以阴虚燥热为特点，治以养阴清燥为常法。但「火与元气不两立』，「壮火食气」，叉以正气不足为其本，故用药不可过于寒凉，尤应忌用苦寒，而始终要注意益气扶正，助其气化。如黄芪、太子参等，常宜相机选用。此外，不仅要总结成功的经验，更要善于总结失败的教训。一九四二年，乡中陈某患温病逾月，屡治不效，延请往视。至时家人正焚香拜佛，祈祷神灵。患者年方十七，观其僵卧于炕，两目直视不眩，面色晦滞，昏睡不醒。观其舌，质暗而紫，苔黄厚而干。切其脉如转索，左右弹指。扪鼻察息，呼吸虽慢而尚匀，吐气虽微而仍温，四肢逆冷。索观前医处方数十张，多宗白虎加减，而方中石膏用量颇重，初用二两，渐增至半斤，且皆锻用。面对此等危症，一时难于决断。沉思良久，悟出此系石膏用之不当。石膏锻用，失却解肌之效，而成寒凝之弊，遂致邪热内伏不得外达，犯了「汗不出者，不可与也」之戒。欲解其凝，必以温通。虽热伏于内，但元气已衰，遂以参附汤化裁，以人参、淡附片、紫油棒各1．5克，煎水频服，观其动静。翌晨，家人喜来相告，药后至夜半时，病者眼启能言，少思饮食，四肢转温而能圃伸。我因忙于诊务，以为既已见效，可守方不变，嘱其继进两剂。孰知三日后家属张惶来告，言服完两剂后，骤然烦躁不安，赤身裸体，言语不休，行动狂妄，如有种凭。我急往诊视，果如所述。见其面色红赤，舌质红绎，苔黄燥而有芒刺。询其大便数日未行，口渴思饮，手足溅然汗出，其脉沉实有力，纯系一派阳明府实之候。遂用增液承气化裁，以滋阴润燥，荡涤腑实。药后当晚下燥屎二十余枚，二日后热退身清。事后，我自责临证草率从事，致生变端。本例初用温通回阳之桂附，原为救急扶正之图，既已奏效，则当更议他法，然未详察，以为得效而觉原方药少量小力薄，可再继进。致使燥烈之性激发伏热，二火交炽，亢盛莫制，遂成阳明府实之证。误治之失，甚为内疚。深感医者责任重大，且医理精深，必须详究。倘稍有疏忽，则祸不旋踵。孙真人谓「胆欲大而心欲细，行欲方而智欲圆」，诚为至理名言，应为医者之座右铭。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中医理论，博大精深；中医著述，汗牛充栋。如徒执一家之言，则很难窥其全貌，得其精髓，临证用之，亦甚感不足。故在学习经典著作的基础上，我开始浏览各大名家著作，受益非浅。在《内经》「人以胃气为本」思想的指导下，我临证无论内伤、外感，均重视调养后天之本。治法则多取仲景、东垣、叶桂诸家之长。张仲景「保胃气、存沣液」的思想贯穿《伤寒论》之始终；而东垣所立升阳益胃、补中益气、升阳泻火等法补前贤之未备，为凋理脾胃之圭臬。然立法处方却详于脾而略于胃；至叶氏「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之论，又补东垣之不足。所列甘平、甘凉濡养胃阴之法，实开后世之先河。合诸家之长，调理脾胃，重在升降，顾其润燥，常以羌、防、升、柴、荷叶、荷梗、葛根合健脾益气之品以升脾阳，而用杏仁，把叶、竹茹、苏子、苏梗合清养胃阴之味以降胃气。藿香有芳香化湿，悦脾和胃，升清降浊之功，亦常选用，并酌加少量大黄，冀其府气一通，胃气自降。若脾阳不足，又兼胃阴亦虚，则既不可过于温燥，复劫胃液，亦不可过于凉润，重伤脾阳。如「萎缩性胃炎」一病，临床辨之，多属气阴两虚，或挟湿邪为患。往往因胃阴不足，滓不化气，渐及脾胃阳气受损，脾虚不运，又兼湿困，而致阴阳俱伤，形成虚实夹杂之证。其治虽宜益气养阴，但益气需补而不壅，养阴宜滋而不腻，化湿当利肺气，运脾醒脾，行而不燥。常以甘寒而不宜苦寒。养阴常用沙参、麦冬、石斛、玉竹；升阳健脾多用葛根、荷梗、太子参、山药、茯苓、白朮、翩豆等}理气多选用玉蝴蝶、绿萼梅、梭罗子，而不用广术香、沉香等辛温香燥之品，以防耗气伤阴。如胃酸缺乏者，则以甘寒与酸寒生津之麦冬、玉竹、甘草、自芍、乌梅等，共凑酸甘化阴之效。挟湿者，可酌加藿梗、半夏、杏仁以化湿醒脾，开胃利肺，但不可久用。若病久则虑其入络，常加入玫瑰花、代代花、丹参等活血通络之品，临证阻此治之，多有效验。胆结石症，近来多以大剂清利，甚或「总攻」治之，施于肝胆湿热者，收效恒多。而用于体质素亏，脾胃虚弱，排石无力者，则非攻下所宜。故仲景有「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教，岂能忽之。而纯事清下，不予辨析，致苦寒伤胃者有之，下伤肝脾者有之。因之，我对于此类病症，多以健脾和胃合清利湿热法同用，寓攻于补，攻补结合。如曾治一胆总管树皮状结石患者王某，经中西医会诊皆以为胆管阻塞，胆囊膨胀到鸡蛋大，毫无收缩能力，结石排出不易，必须手术。但患者年逾花甲，不愿手术，根据其体质虚弱等病情，而用香砂六君、补中益气等健脾益气，佐以清利肝胆湿热之品，治疗三月，竟将结石排出而收功。再如「石淋」一证，今人亦多主湿热之说。认为湿热蕴蒸，煎熬滓液而成，故主以清利湿热为治。殊不知水为阴，寒则凝，若与尿中杂质相合亦可导致石淋，则非温通不可。若徒以清利投之，犹如霜上加冰，难以奏功。故不惟「八P、「石苇」可消石淋，他如‥肾气」、「真武」、「黄芪建中」亦可选,,务以识证为先。前贤刘宗厚有言；「淋闭有寒热之殊」，罗知悌亦有「主寒」之论。若不正通各家，执一而论，焉能十全。提高疗效针药并行医以解除患者疾苦为事。医针虽小，然收效神速，具有简，便、廉、验之特点，故古人有「一针二灸三服药」之说。观《内经》之治，多以针为法，《灵枢》八十一篇，古有「针经」之称。故针灸乃中医学重要内容之一，不可低估。我早年即拜王步举先生为师，深研《灵枢》、《甲乙黟、《针灸大成》中重要篇章，熟读其中「百症赋」、「标幽赋」、「马丹阳十二穴歌」和《医宗金鉴·针灸心法》之「经脉循行歌」、「穴位分寸歌」。数十年间，常假此以起顽疴，得益甚多。然针灸之学，易学而难精。首先明其理论，所谓「业医不明脏腑经络，开口动手便错」。有人以为针灸乃一小技，有何理论可言，这是偏见。若其深研《内经》、《甲乙》，则知其高深，不是一蹴可得，非下苦功不可。故针灸之学，不能只以几个穴位着眼，而应从整体观，从脏腑经络学说入手学习，理解脏腑、经络、输穴之间的密切关系。「输穴」决不只是局限的一个点，而有其一定范围。针刺之感应是由点到面，由面到线，方能收到较好效果。除熟记十四经输穴外，应重点掌握好四肢肘膝以下之五输穴等特定穴，同时对经外奇穴亦不可忽视。我从多年实践中曾发现个别奇穴，如「遗精」穴，位于男腹部脐下正中三寸，旁开一寸处，左右各一。主治遗精、早泄、阳痿、明囊冷湿，已收载入郝金凯着《针灸经外奇穴图谱》一书之中。针刺时，不仅要重视刺手(右手)的作用，而更不可忽视左手(押手)的作用。《难经》谓「知为针者，信其左，不知为针者，信其右」，即是强诵了押手的重要性。得气感应，多先从穴下反射到押手上的一瞬间，刺手针下的沉、鬟、酸、麻、胀感随之丽至。对补泻手法，前人有许多宝贵经验，我常将「迎随」、「呼吸」、「提插」、「捻转」等手法融台一起，喜用「烧山火」、「透天凉」两法，分别治疗虚寒性和热性病症。对发热、咽喉肿痛等症，则配合少商等井穴放血一珠，收效更捷。丑口是类中风初起，面红升火，舌强语蹇，神志欠清之际，急使人拦腰抱定，并固定其头部，以园利针点刺手足井、宣穴出血，有减缓头部充血之利，而无加重中风之势。他如面瘫、头痛、脘痛、腹泄等症，内服药物固亦有效，但配方煎药费时，而针灸随时可用，立竿见影。若内科医生兼会针灸，则如虎添翼，不仅见效快，疗程短，且易巩固。一九三八年夏，一妇傍晚来诊，适师外出，余见其面色淡黄，目台口噤，龄齿寒战，四肢搐搦，脉弦而紧，询其夫，始知数日前避暑热，院外就寝，夜半暴雨骤至，突然惊醒，急忙回屋，不慎左额部碰于门框之上，致局部紫黑血肿，时而隐痛，未予重视，不意今日上午全身恶寒拘急不适，午后病势加重云云，详为辨析，显系破伤风之候，伤势不重，病尚轻浅。根据老师治法，先针风池、风府、百会、合谷、阳陵以驱风止痉，开关通窍；后以华佗愈风散合玉真散加碱投之，嘱以黄酒一两为引，取微汗为度。药后竞至霍然。对老师经验不仅大为叹服，且更体会到针药并投之神效。应该注意的是，用针同用药一样，须根据辨证论治原则，先辨证，次立法，处方后再为下针，而且要详记医案，不可孟浪从事，否则不仅疗效不高，且易发生事故。一九五二年我曾遇一起因记载医案不详而发生折针的医疗事故。为此，在《北京中医》发表过一篇「谈谈针灸处方，避免医疗事故」的短文。希望引起针灸同道的重视。师古不泥有所创新我初入医林，家伯及孟师即常以扁鹊撮《内经》之要为《八十一难》，仲景承「热论」而述「伤寒》，金元四大家宗歧黄之学而各树一帜教我。不仅要效法古人，更要善于思考，有所创见。六淫致病，各家皆有所论，但风、寒、火，热之邪向为人所重视，而对湿邪则论述较少，丹溪虽有「六气之中，湿热为重，十常八九」之说，但亦详于热而略于湿。叶天士明确指出：「吾吴湿邪害人最广。」因为江南水乡，沟渠纵横，天热下逼，地湿蒸腾，人处其中，易得湿病，诚乃真知灼见，因对治湿之法，大有发挥。但有人认为，北方干燥，刚劲多风，则湿邪不甚。余日不然。积多年临床体会，湿邪伤人有天、地、人之不同，有内外之别，邪正之争。夫天暑下逼，氤氲蒸腾，或受雾露雨淋，是天之湿也，久居卑湿之地，江河湖海之滨，或水中作业，是地之湿也若暴饮无度，恣食生冷，或素嗜浓茶，或饥饱失常，肥甘厚昧，皆人之湿也。天地之湿伤人，诚为外湿；而人伤饮食，则多为内湿。湿邪伤人，无论内外，最易困遏脾阳，令脾阳不振，失其运化，所谓「湿困脾土」是也。而脾虚不运，轻则停而生湿，甚则聚而成饮，凝而成痰，积而成水。外溢则为肤肿、疮痒、湿疹；上泛则见头重如裹，咳逆眩晕}停于中则脘痞纳呆，胸闷呕恶下注则为泄泻、白浊、带下等症。凡此之类，皆属湿证，所谓「诸湿肿满，皆属于脾」，随其所在而表现不同。除一般特点外，临证尤应注意其舌脉。舌体多胖大，质呈暗淡或暗紫，苔多粘腻滑润，脉多濡缓细涩。治湿之法，古人多有论述。除根据上、中、下部位之异，脏腑寒热之殊，采取不同治法外。临证时尤应注意通、化、渗三法。「通」乃温通或流通之意。因湿性重浊，最易阻遏气机，故宜杏、惹、橘、桔等调理宣通三焦气机之品，更重在调理脾胃之升降。「化」则应注意湿邪之转化。温化寒湿时忌用大辛大热，以免过燥伤阴而化热清化湿热则忌大苦大寒，以防湿邪凝滞或过伤脾阳而寒化。「渗」指以淡渗或苦渗之品引湿下行，所谓「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当然，治湿还应和健脾、温肺、益肾合用，方为治本之图。冠心病，医家多以通阳宣痹之栝蒌薤白剂取效，或从气血瘀阻以活血化瘀收功。我治一冠心病，房室传导阻滞患者，前医曾选用宣痹通阳，益气养血、活血化瘀之剂及扩冠等西药而效不显。观其胸闷脘痞、恶心欲吐、口粘、口干不喜饮、头晕目眩、舌胖嫩、脉濡缓等见证，显系湿浊中阻，郁遏心阳所致。遂以运脾祛湿，芳香化浊法，药用藿苏梗、清半夏、云茯苓、杏仁、菖蒲、郁金、路路通等而得愈。「便秘」一证，常用下法，或攻下，或润下，或温下，或用导法，或攻补兼施，务令其下。一妇二十二岁，患便秘五年，靠双酷酚汀排便，先是2片，后加到22片始得一便。经某院住院检查，诊为「功能性巨结肠症」，虽经中西药物治疗，未见显效，拟动手术。患者畏惧，前来就诊。证见腹胀溲少，纳差乏力，少饮水浆则全身肿胀难忍，苔薄白而干，脉濡而弱。辨其为湿邪壅盛，阻于大肠，影响三焦气机通畅。治宜温化湿浊，宣通气机为法。仿吴鞠通宣清导浊法意，用茯苓、杏仁、藿苏梗、晚蚕砂、川朴，皂角子、炒莱菔子等药仅十剂，竟收全功。「发作性睡病」，中医称「多寐」、「嗜卧」。究其因，有胆热好眠者，有气血虚弱者，有髓海不足者，但仍以湿邪困脾者为多。而湿困脾土又有湿重和脾虚之辨。湿重者，体多肥胖或久居卑湿之地，或素有荣癖，或暴饮无度而致水湿停渍，困遏脾阳，证以肢体酸困、沉倦无力、胸脘痞闷为主，苔多白腻，脉来濡缓。，治宜芳香化浊、燥湿健脾，方用藿朴夏苓汤加减；脾虚者证以肢体倦怠、脘腹胀满、食入则昏昏欲睡为主，苔白质淡，脉多沉弱。治宜健脾益气，以醒脾困，方用六君子汤加砂仁等治之。余甩此法，曾治愈多例病者。「脑震荡后遗症」，近人多以活血化寮入手，这仅是治法之一。殊不知脑为清灵之府，跌仆惊恐，最易引起气机逆乱，而变生痰湿。痰湿扰乱清空，则头痛、头晕，麻木、恶心呕吐，诸证丛生。我治疗此类病证，除一般常用之平肝熄风、镇静安神、活血化瘀法之外，尚多从痰湿考虑，以迥盘近也裁，亦每多效验。我举以上数例，说明湿邪为害，伤人甚广，不独南方多见，北方亦未可忽视。为医之道，不可拘泥，圈步自封，要在根据情况，灵活变通。需知法有常变，知常不知变，则难中病情，只有知常达变，方能恰中契机，才是圆机活法。许多疾病，古人未能述及，须在临证中不断探微索隐，有所发挥。如「多寐」一证，虽常见以上几种，但亦未可概论。尝在门诊治一「发作性睡病」，以其有鼻塞胸闷、痰多粘白、气短浮肿等见证，辨为肺气失宣，鼻窍不利所致，竟以疏风宣肺、请气化痰法得效。药用苍耳子、白芷、枯梗、前胡、法夏、陈皮、黄芩、牛蒡子、竹茹、黛蛤散、六一散、芦根等五十余剂而治愈。说明肺窍不年亦可弓起嗜眠，岂可尽归于脾湿、胆热哉f我们临证之际，切不可以固定证型套病者，对号入座。若此，无异作茧自缚。勿囿西医病名总以辨证为要建国以来，由于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多数中医同道参加了国家医疗、教学、科研工作，中西医接触频繁。但在中西学术尚未沟通之前，除应注意加强团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外，在临证会诊之际，仍应根据中医理论，四诊八纲，辨证论治，方能获效。切忌囿于西医病名，限制中医的辨证思路，使无所措手足}或按西医诊断投药，进退无据。须知祖国医学在其漫长的发展长河中，对疾病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自己独特的病名。早在《内经》中就有「风」、「痹」、「痿」，「疟」、「血枯」、「鼓胀」、「消」，「瘅」等病名。迨至《金匮要略》更以病名命篇，为临床识病辨证相结合之规范。后世递相发展，形成一套辨病辨证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徐灵胎曾有「凡病之总者谓之病，而一病必有数证」之论。根据前贤教诲，结合个人体会，我认为辨病是以明病之类，辨证乃可求病之因。以病名为纲，则症候为目，而病因为本，辨病辨证相结合，则纲举而目张矣。实质上，辨证论治四字，即已概括了识病、辨证、求因、施治、理、法、方、药诸方面的问题。而非中医学无有病名，但较之近代，其统一性尚欠完整耳。尝治一妇，乳中结核累然，乳头时渗清水，两乳发胀，胸胁胀满掣痛，经期尤甚，诊其脉象沉弦，舌苔薄白。西医诊为「乳腺副腺增生症」。一医以其炎症从火，予以清热解毒之剂。药后更觉胸闷不舒，脘痞纳杲，遂转求余治。盖乳头属足厥阴，乳房属足阳明。当其五七之年，阳明脉衰，兼之忧思恚怒，肝失条达，而致盱木侮土，气血痰湿胶结不化，致成「乳癖」之病。其因在于气滞，证属肝脾不和。遵「木郁达之」之旨，予舒肝健脾，解郁通络之治。用醋柴胡、青蒿、橘叶、丹皮、栀子、当归、白朮、薄荷、王不留行、路路通、生草，凡五诊，月余而平。有些病证，中西医病名不同，然其临证表现有的相似，虽可借鉴，但其认识亦有差异，不可混为一谈。「甲状腺肿大」，虽类似中医之「瘗瘤」，但情况又各不相同。而「甲亢」一证，则与「气瘿」近似，多为本虚标实之候。本虚者，气阴两虚』标实者，胃热肝郁或化火生风。初则宜清肝泄热，佐以养阴清胃，以龙胆泻肝汤、丹栀逍遥散化裁之，或酌投白虎、竹叶石膏汤加减。中期贝4气阴两虚较为明显，以益气养阴之太子参、山药、黄芪、沙参、麦冬、玉竹、白芍、元参、女贞子等为主，佐以夏枯草、黛蛤散、生牡蛎等清肝平肝之品，并酌加小麦、莲肉，以养心阴，敛汗平悸。后期阴虚火旺渐平，而以脾虚痰阻为明显，常以参苓白朮散加减。颈肿和眼突多由肝火挟痰凝滞而成，故应以滋阴潜阳，软坚化痰之鳖甲、夏枯草、生牡蛎、浙贝母、旋复花、黛蛤散等主之，因其并非全系水土缺碘所致，故不宜必用海藻、昆布，海带等味。至于其它甲状腺瘤，则当以活血化瘀、软坚化痰、滋阴潜阳等法治之，海藻、昆布等自在当选之列。曾以此法治愈「甲状腺冷结节」患者，疗效尚称满意。有些病症，经西医确诊，而中医典籍中虽无记载，但不见得古无此病，尚可从某些类似症状中得到启示。如「新生儿硬皮症」，与中医儿科「五硬」症相似。其病因病机，或为气血两虚，则血行不利，不能荣养肌肤四肢而致；或为土虚木旺，精血不能孺养筋脉肢节。一般来说，前者易治，后者较难。我常以王清任之补阳还五汤益气活血，以治前者，令气行血行，则肢节得养，后者则以健脾益气，祟土制木法，以四君、六君增删而治之。许多病症，现代医学一时亦诊断不清，或虽有诊断，亦原因不明，或诊断虽明而疗效欠佳。均应根据中医理论，认真钻研，勤求各家学说和经验，亦可从中得到启发。如能不断积累经验，则对丰富中医宝库，不无帮助。曾治一「周期性发热」病者韩某，一九七六年十月开始发热，每月一次，持续3～5天，体温38．5～39．5。c。至一九七九年九月曾先后十次住院，经检查为免疫机能缺陷，虽中西治疗，未能根除，遂求诊于余。见其休瘦面黄，面目无神，手足及鼻尖易出汗，发热日哺为甚，脉祝取无力。诊为元气虚、阴火盛、营卫不足之证。以补中益气汤加首乌、鳖甲、牛膝为治，半月而愈。随访至今，未再复发。互相勉励共同提高以上仅就学习和从业的肤浅体会作一简介，我深感医道精深，不可浅尝辄止，而医者责任重大，临证不可不慎。诊病时务要审证求因，以究其本；论治时注意燮理阴阳，以平为期。而治病之遭，贵在因势利导，以疏通气血调理阴阳为要；用药之旨，要在切合病机，制方务求稳妥，用药宜轻灵活泼。古人云；「药贵精，精则专；忌庞杂，杂则无功。」治病不在药多量大，确为经验之谈。当然，对于急症重症，则又非大剂、峻剂不能取效。若能悉心临证，灵活变通，则可精益求精。我虽年已花甲，深感读书不多，经验更少，愿与同道及后学者共勉，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咀求对中医事业作出微薄贡献。(王鹏宇姚乃礼路喜素整理)我学习中的几点体会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副教授蒋洁尘【作者简介】蒋洁尘(1918～)湖北汉阳县人。从事中医临床孝教学工作四十余年，着有《中医学基础》，并先后在京、汉、穗、鄂等医刊发表论文多篇。现正编写《景岳新方选》、《金匮选注》等论著。余自幼多病，早有习医之念。予一九三三年春购得陆士谔编着之《医学南针》一套，继而又购读该篇后附记之必读医书；《内》、《难》、《伤寒》、《金匮》等。惟因无师指点，暗中揣摩，未能窥得门径。厥后，得阋恽铁樵之《伤寒论辑义按》及陆渊雷之《伤寒论今释》、《陆氏论医集》，以其浅而易懂，读后对此道渐次有所理解，而更坚定学习中医之信念，乃于翌年考入湖北国医专科学校就读。三年后卒业行医。于执业开始时，一度专攻《伤寒》、《金匮》，醉心「经方」，对宋，元、明、清诸流派的产生，认为是历史的倒退，曾蔑视温病学派，诋诽叶桂、吴瑭喜务轻灵，果子药不能愈大病。后临证渐多，方意识到此乃偏执。所谓「经方」、「时方」，同样来自实践，用之得当，均有良效。在这一阶段，同时又有一偏见，即认为中医优异之处，体现于临床实践，从而只重视临证有效之方药，除惟视仲景为「不二法门」外，相应地不甚留心理论，误认为这样是崇尚质朴，避免了空谈。遣后，受到师友之熏陶，结合临证之体会，乃渐次认识到理、法、方、药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方药脱离了理法的指导，就不成其为方药。撇开了理法专讲方药，名日重视，实际上并不成其为重视。从表面上看，这是重实践轻理论，实际上却是否定了实践和理论相互间的辩证关系。认识到此，余在尔后行医时，得以较好地处理理论学习和临证实践的关系，进而对法的重要作用及其正确运用有所体会。谨提供于此，以作刍荛之献。「法」，是辨证论治之纽带中医治病之特点为辨证论治，具体而言，不外理、法、方、药四个方面。所谓辨证或「理」，即是认识疾病，诊断疾病，所谓论治或「法、方、药」，即是解决疾病，治疗疾病。认证清晰，论理精当，诊断确切，是治疗疾病的前提，确定正确的治疗方针，选择恰当的治疗手段，是使疾病得以治愈的保证。因而理、法、方、药实为一密切相关的整体。这四个部分，何者重要，何者次要，看法容有不同，所谓见仁见智。依余浅见，论理正确是治病的前提，殊为重要，但需在辨证基础上，拟定治疗法则，选用适当方，药，方能完成辨证论治之全过程。其中「法」的拟定，既反映诊断，叉指导治疗，起到承上启下之纽带作用，更为重要。辨证论理，正如对敢我双方形势之分析，为制定战略战术之依据，治疗法则乃是根据敌我形势所制定的作战方针，具有战略意义；选方用药则是在战略思想指导下所运用之具体战术。古人谓「用药如用兵」，概括实为允恰。故方，药如离开治疗法则的指导，则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是药物的堆砌而失去方义。临床上正是依靠「法」这条主线，将理、法、方，药串成一有机的整体，而「法」在其中既独立存在，又渗透于理、方、药之中。这同武术家讲究手、眼、身、法、步，异曲同工，即「法」既为一端，又体现于手、眼、身、步之中。故严格讲来，理、法、方、药四端不可平列，其主线和关键是「法」。中医自汉、唐以降，逐渐发展为各个流派，形成各流派的实质正是治疗法则，即以「法」分派。例如，金元四大家，不正是以「寒凉」、「攻下」、「补土」、「养阴」各派著称吗?降至后世，凡有成就、影响较大之中医名家，无不都是在治法上具有独到之处。如清·王清任擅长活血化瘀，居然以活血化瘀治疗五更泻、霍乱等等。又《医学广笔记》与《陆氏三世医验》均曾提及朱远斋其人。朱氏擅长攻下，有自制「润宇丸」一方，屡以攻下愈重证，深受丁长孺(《医学广笔记》之编者)及陆养愚之赞扬。总之，名家之出名，均表现在治法上有所专长，可漏代有其人，兹不一一列举。因此，学习中医如不在掌握法则上狠下功夫，决难取得高深造诣。一部《内经》，方、药虽少，理、法独详，特别是有关治法这部分，散见于各篇章之中，扼要精当处，殊不少见，对具体选用方、药起着重要指导作用。故学习时必须深究《内经》中有关治疗法则之记载，即使是片言只语，也当精思冥悟。《伤寒论》条文共三百九十八条，前人称「伤寒三百九十八法」，提到「法」的高度来看待它，这是对《伤寒论》的推崇。陈藏器的「十剂」、程锺龄的「八法」，都能在《伤寒论》的方药中得到具体说明。专门搜讨治疗方法的医籍，颇为少见。日本丹波元坚编着的《药治通义》编审精当，持论平正，收集得也很完备，值得参阅。在「法」之指导下学习方剂(一)学习方剂，须明方义前人日：「方者法也。」意即方剂须体现法则，如方剂无法则作指导，势必形成「有药无方」。前人又日；「方者仿也。」意即方剂是可以仿制的，如只知生搬硬套，呆用成方，必将导致「有方无药」。「有药无方」与「有方无药」，其失相等，都是抽掉了法则的内容。临证拟方、用药，均宜根据病情需要，周不必囿于前人成方，更不得流于药物堆砌，要点在于依「法」选药组方。由是，临床上可以「有法无方(成方)」，万不可「有药无法」。有鉴于此，学习方剂不可限于背诵歌诀，杲记药昧，亦不只是了解其适应症，重要的是要理解其方义。尤怡的《医学读书记》中「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台论」值得一提。论中谓：岵虚者，气多陷而不举，故补中益气汤用参、芪、术、草等甘温益气，而以升、柴辛平助以上升；阴虚者每每上而不下，故六味地黄丸多用熟地、萸肉、山药味厚体重者补阴益精，而以茯苓、泽泻、甘淡助之下降。气陷者多滞，陈皮之辛，所以利滞气，气浮者多热，丹皮之寒所以清浮热。然六味之有苓、泽，犹补中之有升、柴，补中之有陈皮，犹六昧之有丹皮也。其参、芪、归、术、甘草，犹地黄、菜萸、山药也。法虽不同而理可通也。」文中有分析，有比较，阐述堪称透辟简练，读之深受启迪，实属上乘方解。总之，学习方剂，必须细心精究，深明方义，方可举一反三，逐步提高。(二)方剂配伍，相辅相成方剂之配伍，在治疗法则上须注意相互制约，相互为用，即所谓相反相成。如气虚宜补，气滞宜行。但治疗气虚，决不可单纯汇集补药；治疗气滞，亦不得一味行气破气。在一定情况下，应是于补或消之中，适当加以「反佐」，即补中有消，消中有补。补中有消：即补气当佐以行气，如异功散用参、术等益气，配以陈皮即是。惟其如此，方能补而不滞。消中有补：如四磨用乌药、槟，沉，佐以党参即是。这样才可以破气，防止耗气。又方剂之配伍，尚须注意动静结合，升降相配，其理亦同。然而，临床应用时亦非绝对如此，因在治疗法则上尚有「并行」与「独行」问题。《素问·标本病传论》指出：「谨察间甚，以意调之，闾者并行，甚者独行……」张景岳谓；「问者言病之浅，甚者言病之重也；病浅者，可以兼治，故日并行；病甚者，难以杂投，故日独行。」要之，并行或独行，应根据病情之标本缓急而定。如对急重的里实证，不骞徘徊瞻顾，务必纯任攻逐独行，不得杂以他法。因之，不能认为有了四磨，五磨可以弃置，同理，亦不得因已有黄龙汤，就不再需要大承气汤。凡此，都应在法则的指导下决定如何取舍，而法则又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要引用得恰当，切合实际。(三)「有定法中无定法，无定法中有定法」治疗法则之运用，既具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而灵活性正寓于原则性之中。如针对某一疾病患者，当有一定之治法，但如同时延请十位中医分途诊视，可能提出十张不同处方，方药虽异，如能遍尝，可能均有一定疗效。此可谓无定法。实则中医治病并非漫无标准，不过是在一定治疗法则指导下，使方用药途径多，灵活性大而已，即所谓「有定法中无定法」，可以殊途同归，达到愈病目的。示其灵活性并未脱离原则性，是「无定法中有定法」也。因此，苟能认识及掌握法则之规律，即使纲领在手，可以执简驭繁，高屋建瓴，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某外国尉作家曾将中国戏剧之表演形式概括为「有规则的自由活动」。看来，中医亦适用此评语。所谓「规则」，乃「自由活动」之前提，愈是「规则」在手，愈能自由活动」，即所谓「熟能生巧」。其所以「有定法中无定法」，终能愈病，正因「无定法_中有定法」之故。(四)使方而不使千方方剂之具体运用，必须在理、法之指导下进行。「使方」即不失理、法地自由运用与驾驭方剂，否刚将为方剂所左右而「使于方」。「使于方」为初学者必经过程。「使方」依赖于「使于方」，「使于方」有待发展至「使方」。如何才能相对地完成这个从机械地「使于方」成熟到机动灵活的「使方」的这个过程呢?我有两点体会：一是「医贵多方」，剧需熟悉前人的各类成方。所谓熟悉，决非死记药昧，重点在于从理、法上加深理解，对每一个病证至少要牢记五个以上的方剂。临床实践，要注意必须「执方」，切忌「凑药」。一般来说，理法方药这四个方面，要求面面俱到。医案中有本《谢映庐医案》，该书的一个特点是「处方用药，善于选用成方」。它在每一则医索的后面，都附有一至两个其所本的成方，而且不偏执经方、时方，对初学者来说，此书允称为最好的医案范本，值得阅读。二是学习各家方解，要善于比较、分析，从而鉴别高低，择善而从。如玉屏风散的主治，《成方切用》谓：「治自汗不止，气虚表弱，易感风寒。」《兰台轨范》则称「治风邪久留而不散者，自汗不止亦宜。」两相比较，《成方切用》不免狭隘、局限，流于一般。而(《兰台轨范》所谓「治风邪久留不散」似乎抽像，实则是抓住了应用此方的关键，妙在意境广阔，只要是可以风邪久留不散来解释的各类疾病，均可应用，不限于阳虚自汗一症。我多年以来屡以此方加味治疗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慢性荨麻疹、神经性皮炎……均能取得一定的效果。说明徐洄溪注语「治风邪久留不散」，看来空泛而实则全面、准确，比诸他书精当扼要得多。总之，余临证四十余年，建树甚少，教训良多，今不揣简陋，勉作刍议，不当之处，敬希予以教正。采百家之长走自己的路浙江省中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裘笑梅【作者简介】裘笑梅(1910～)，浙江杭州人。从事中医临床教学治疗及科研工作五十余年，专擅妇科，对经、带、胎、产常见病较有造诣，着有《裘笑梅妇科临床经验选编》等。现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浙江分会常务理事、浙江省人大代表盘职。我出生在教员家庭，幼时体弱多病。十八岁时，在杭州弘道女中读高中，因常患鼻衄，而不得不辍学，在家休养。父亲略懂医学，远近邻居有小病小痛，常来家索药，亦见有不少贫苦患者，因无资求医买药得不到治疗而悲惨死去。由已及人，深感「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乃萌学医之念，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这也是父母之夙愿。遂拜杭城著名老中医清华为师。其时老师年已耄耋，仅承教五载，因患中风病逝。从此，我一边承袭清华老师独立在杭州贯桥同益堂药店内「崇德医药局」挂牌坐期，一边继续自学攻读医书。初为儿妇科，嗣后专事妇科。至今五十载歧黄生涯，年逾古稀，可真是「功业来及建，夕阳忽西流」。在祖国医学这个博大精深的海洋里，我只拾得了数片贝壳而已。熟读精思博学强记我从师之初，老师先给我四本书：《医学心悟》、《濒湖四言脉诀》、《药性总赋》、《汤头歌诀》。此后，三个月未见老师面。过了三个月，老师才来。我们见面坐定，他便边翻书边考问我。如：「何谓保生四要、医门八法?」我答：「保生宜饮食，慎风寒，惜精神，戒嗔怒；八法为治病之方，即汗、吐、和、下、消、补、清、温是也。」又问：「脉有要诀，治有成方，何在?」继答曰：「脉有浮沉迟数之分，要决于胃、神、根三字。人与天地相参，脉必应乎四时，而四时之中，均以胃气为本，如春弦、夏洪、秋毛、冬石。胃气生则有神。人之有脉，如树之有根也。古人治病，药有君臣．方有奇偶，剂有大小，此即汤头。」幸而在这三个月里，我没有稍事懈怠，老师对我的对答比较满意，说「看来你是有志于学医的。」接着，老师叉要我同他弈棋，弈完说：「治病用药不能没有魄力，从下棋看，你还有点魄力。」这才正式收我为徒。之后老师一再告诫我：「学医要矢志不移，志不强者智不达}读书要精勤不倦，熟读深思义自明。」从师五年中，我日里侍医抄方，夜晚读书做功课。那时，老师除规定读书篇目，须日日坚持诵读外，还按日出若干思考题要我作答，他每天批闯检查，至甚严格。那年代，要学医读书也真不容易，肩上还有一副生活的重担。我迫于家庭贫困，每天下午去小学兼任语文课，以补贴家用和购买书籍。晚上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几乎常常挨到午夜以至通宵达旦。那几年，虽是艰苦，却为我步入医林打下了基础。我不但读了许多医学典籍，学到了一些临床经验，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种习医求学问的能力。读医典，我认为应从(『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入手，然后循序渐进，博览各家著述。习妇科，基础与内科同，然妇人之病多于男子，固有其行经孕产哺育等特殊生理情况，且性情多郁，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产生了一些特殊的疾病，因此在病理和诊断治疗上与一般内科病有殊。此所谓「医之术难，医妇人尤难」。祖国医学中妇科学说，其源甚古，繁茂丰厚，我认为必须下苦功夫熟读的有以下主要典籍：《金匮》妇人病三篇，是专论妇科病的。其中「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讨论了妊娠出血、妊娠腹痛和妊娠水肿等症；「妇人产后病脉证并治」，提出了痉、郁冒、大便难三症和对产后腹痛、发热、呕逆、下痢等症订立了治法}「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研究了热入血室、脏躁、经闭、痛经、捕下、转胞、阴疮、阴吹等症。此三篇中所述的理论和方药，为后世治疗和研究妇科临床疾病的准绳。巢氏《诸病源候论》述妇人杂病二百四十三论，研究诸病之源，九候之要，为第一部病理专书。孙思邈《千金要方》妇人方治六卷，以脏腑寒热虚实概诸般杂症，而为立方遣药的总则。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对妇科病作了系统的总结，认为肝脾损伤是月经病的主要病机。薛立斋《薛氏医案》，重视先天后天，力倡脾胃兼补之说。《傅青主女科》，病立一案，案列一方，条分缕晰，言筒意赅，有独到的经验。《叶天士女科全书》，自调经种子以及保产育婴，靡不一一辨举，条分明晰，虽变症万端而游刃有余，实为女科之宝筏。这些医学著述，有志于学妇科的，要熟读，关键处得一字一字地推敲。古人说：「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这对学医者尤为重要。平时熟读，把案头之书累积潜藏于心头，临床应用便犹如囊中探物，伸手即得。旁搜囊括·虚心求教《学记》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学习祖国医学，钻研经典著作，要依靠老师的教育指点，还需要有虚怀若谷的精神，乐于拜一切有知识的人为师，特别要向有学问的当代医生求教。昔孙思邈，凡有「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傅青主「马医下畦，市井细民」，既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老师。古代医学太师们这种。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优良学风，认真记取，对于学业是大有裨益的。早年我在同益堂药店坐期间，常常挤时间去店堂观看撮药，学习体察各家名医用药之轻重，君臣佐使的配伍，尤其注意对危症病人的抢救方。有点滴体会，随即录入本内，本名日《勤记免忘录》。同时，向药工请教药材的生熟之分，炮制之别，对不常用的药，宜细辨其气味。一日，见一只带皮的香囊，老药工告我：此便是麝香，其芳香走窜力极强，嗅之会昏晕。我为确切了解其药性，有意用鼻嗅之，果然，立感昏昏然欲倒。由此获得了辨别麝香真伪的经验，并体会到药性过猛之药，用量须慎之又慎，万不可掉以轻心。我有幸曾与浙江著名老中医叶熙春一起临床。叶老精湛面独到的医术，使我得到许多宝贵的启迪。如治疗虚寒痛经，按常规投入温经汤。此方大多能奏效，但也有无效者。叶老不拘泥于成方，果断而大胆地投以桂枝汤复加肉桂。这是叶老的创见，疗效确较温经汤显著而巩固。我思其重用二桂，意在着力于助阳补益，以逐寒活血，为寒者热之之法。叶老选药组方，匠心独运，用药之专，用量之重，犹如异军突起，独树一帜，给我莫大的教益。诚如南齐名医褚澄所言：「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世无难治之病，有不善治之医}药无难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我体会，一个善治之医，应有胆识，善谋略，敢于独抒已见。如有一妇人怀孕七月，持续发商烧，我院内科给作了引产术，热度仍不退。后嘱我会诊。见病妇汗法如注，有阴阳离决之患，命已岌岌可危。此时，我认为患者虚实相挟，必先扶其正，然后祛其邪，正不扶，邪不去。拟急用独参汤救治，处方：别直参6克，服三剂。高烧病妇用参，似乎不适，始有人反对，有人疑惑。后决定先试服一帖。服后果然汗止，热度亦消退，继服二帖，再投以清热之剂，终于转危为安。、敢于疑古勇于创新继承与发展祖国医学，要师古而不泥古，不囿于一偏之见，不执着于一家之言，在博采百家之长，融会剖析的基础上，善于化裁，敢于自己闯出一条路来。南朱名医陈自明，对妇女患脏躁悲伤，投以大枣汤，「对症施药，一投而愈」。今人之更年期综合征和青春期紧张症，即属脏躁疾患范畴。我在临床中亦袭用甘麦大枣汤，发现有许多病例不能取得满意疗效。为了探求新的途径，我一方面继续研讨古医经典，从理论上寻棍求源。《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说明妇女在十四岁时冲任脉逐渐旺盛，月事以时下，此为初潮行经之际，气血尚不足，肝肾虚亏，阴阳不得平衡，故来月经前后容易出现烦躁不安症状。《素问·士古天真论》叉说：「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说明妇女在四十九岁左右，正是冲任脉功能逐渐衰退的一个过渡时期，机体平衡容易失调。弄清了病理病源，另一方面又综合分析临床病案，发现患者以阴虚肝旺型较为多见。明乎此，我认为应治以平肝安神潜阳滋阴之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创拟了「二齿安神汤」(青龙齿、紫贝齿、灵磁石、茯神)，旨在养心神，开心窍，镇惊而守其神。临床与甘麦太枣汤合用，疔效显著。如有一女青年，十九岁，因受刺激喝酒一两而致癫狂，神志不清，乱叫乱骂，甚至乱行烧火。曾在绍兴精神病院治疗，服用氯丙嗪，安定、泰尔登，病情略有好转，出院圃家后服胎盘二只，病又复发如前。继叉入湖州精神病院，电疗四次，仍服氯丙嗪等，药量倍增，住院四月，病情似有好转，出院后仅十天又发病。后经上海精神病院诊断为「月经性精神病」(因发病每在经前七至十天，直到月经干净后四、五天)，予限避孕药控制月经来潮。来我院门诊时，患者语言错乱，哭笑无常，头痛烦躁，神倦乏力，喉中有痰声，两眼定视，两颧潮红，脉弦细，苔薄，质红绛泛紫色。辨证为：阴虚阳亢，神不守舍。遂投以二齿安神汤加当归、川芎、赤芍、泽兰、益母草，服三荆。二诊时，语言较前清晰，神志较安静，能坐片刻，夜寐嚎咙，有痰难以咳出，头痛烦躁忽有忽无，口苦唇干，小溲少黄，少腹胀痛有经来之兆。前方除川芎改用天虫，嘱继服五剂。三诊，经转，色鲜红，量少略有血块，夜寐较安，言语清楚能对答，头痛腹痛均自消失，食欲略馨，嘱停服一切西药，以二齿安神汤加芩、连、淮小麦、炙甘草、红枣，再进十剂。后又续服前方四十五剂，经候如期，色量正常，上症全部消失，并能参加轻劳动。几十年来，我采众长，化古法，已先后总结整理出二齿安神汤等疗效显著之验方二十八首。如何正确地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创造出我国的新医学，是一个有待于不断实践与探讨的大课题。我仅从临床实践而论，深感西医确有许多长于中医之处，中医学习西医，有利于提高疗效。举例来说，先兆子瘸和子痫，属西医「晚期妊娠中毒症」的一种类型。中医没有「妊娠中毒症」病名，但从本病的牦床表现来看，类似于中医妇科所称的「子肿」、「子满」、「子晕」，「子痫」诸症。《诸病源候论》中指出：「胎间子气，子满如肿者此由脾胃虚弱，脏腑之间有停水而挟以妊娠故也。」《医宗金鉴》亦说：「孕妇忽然颠扑抽搐，不省人事，须臾自醒，少顷复如好人，谓之子痫。」这是妊娠最严重的疾病，重则删【母婴死亡。现代医学对妊娠中毒症的诊断，根据妊娠二十四周后，如高血压、水肿、蛋白尿三个症状有二者，均诊断为先兆子痫。古人对本病虽早有认识，但限于历史条件，绝大多数中医文献都把「子肿」、「子满」、「予晕」、「子痫」等当作不同的病证，其实上述各症，不过是整个疾病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子肿」、「子晕」往往是「子痫」的先兆症候，即使较轻的「子肿」有时亦可发展为危重的「子痫」。因此，必须重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鉴于上述认识，我制订了主方「牡蛎龙齿汤」(牡蛎、青龙齿、石决明、杜仲、制女贞、自芍、夏枯草、桑寄生、茯苓、泽泻)，无论防与治，疗效均较显著。我采用中西医结合在妇科临床中尚是初步开端。仁术济民夙愿得偿古人有言：「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医生的规范是要无限忠诚于病人的健康，视人之病犹己之病。几十年来；我尽力做到：凡有求治，风雨寒暑勿避，远近晨夜勿拘，贵贱贫富好恶亲疏勿问。再则，医之一道，其理甚奥，其责甚重，论治立方，性命攸荧。为医者不应草率逞能以沽名钓誉，亦不得瞻前颐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名。对于危急病人，即其病不可治，亦须竭心力以图万一可生。有女青年』十八岁，淳安人，值经来之时，外出遇雨淋，回家又遭父斥责，乍经闭病起，在当地治疗月余，耗去数百元，病却日重一日，不得已而来杭州投亲，设法救治。患者亲友正前不久经我治疗过，见病人危急非常，即于到杭当晚引来我家。病人用门板抬来，口吐白沫，神志不清，气息奄奄。我家人见之，恐其顷刻死去。病人父亲再三恳求，救女一命。如此重危的病人，又是晚间抬到家来，我可以要他们去医院捡查抢救。但贻误时间无异于断送其性命，作为一个医生，只有尽心竭力救治的责任，断无犹豫推诿的借口。我诊断患者系瘀阻迷闷，肝气郁结，投以桃红四物汤加失笑、花蕊石散，先服一剂，嘱当晚即煎服，明天复诊。是夜，我反复展转思考，未敢入睡。翌晨，病人家属来院，说服药后，早上已来月经，量不多。见有转机，我如释重负，增删原方，继服二剂，病人神志渐清，化险为夷。治学之道在于学「问」福建中医学院副院长兼附属医院院长、教授赵菜【作者简介】赵菜(1910～)，福州人。少年时，见家人病笃，中西药均罔效，后由名医精心诊治，始转危为安，因此对祖国医学极感兴趣，遂失志攻医。虽承师启蒙五年，实以自学为主。园能勤钻苦研，医术话精，但仍孜孜不体。悬壶以来，颇得群众信仰。解放后，福建中医学院成立，遂执掌教鞭。二十余年来，桃李多出其门下，深为医林重望。学宗补土，但不拘泥于温补，能别树一帜，对疑难直证，治愈颇多。着有《赵茶医疗经验选集》及主编《中医基础理论详解》等书，颇得读者好评。我年青时，由于家人患病极笃，奄奄一息，危在旦夕，用中西药皆罔效，后经名儒医周良钦精心诊治，始转危为安，遂立志学医。除承师启蒙外，孜孜不倦，五易寒暑，始奠初基。临诊以来，日益发现中医学术理论中，尚难理解的问题颇多，深感「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之憾。困思古今医家，虽各有师承，然多是自学而成，即所谓无师自通者，我何不效尤一试。但思自学总要有一套方法，才能有所收获。我体会到治学之道，途径很多，而「善学者必善问」这一条方法，是不能缺少的。我在学医之前，曾涉猎于古典文学，由于古汉语措辞用字，与现代文不一样，往往读了一篇文章，好像都懂，如深入提问，又觉难通，诗词更是如此。为了解决这一难关，乃采取筮问的方法，自行解决了不少的疑问。我认为这种方法，完全可以适用于学医。现举一例学习诗词发问自解的方法和经过，以资说明：李白的「静夜思」，原文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真是浅显易读，一看即懂。但是进一步追问，这首诗为什么说写得好?好在那里?为什么既然说出了床前明月之光，何以又疑是地上之霜呢?望月思乡，尽人皆知，有何深意?这样层层提问，又感到答不上来了。经过初次思索，稍有领悟。李诗题为「静夜思」，他用「床前明月光」五字，就把夜深人静的情境，衬托出来。用「疑是地上霜」五字，把深秋月色洁白如霜，描绘出来，后两句转入正题，说出望月有所思，思故乡也。但我细细琢磨，仍感到不深不透，实际上还未学通。反复深思，又有进一步的理解。如床前明月之光，为什么能说明更深夜静呢?因为月光透射到屋内的时间，不是上半夜，就是后半夜，此诗以静夜为题，当然后半夜才可称静。为什么既知明月之光，叉疑为地上之霜呢?因为秋凉才有霜，下霜又多在深夜，既在深夜，应当是已睡了一觉，醒来感到凉意，在嚎陇中，映入眼帘的洁白月色，疑为寒霜，如果一直醒着未睡，尚有何疑?这也点出深秋月夜月明之景，因秋而生感。秋天又是诗人最易触景生情之时，古人有秋声赋、悲秋之作，都是以秋来抒情的。但是望月思乡，是想什么?又没有指出。．要知明月两字，诗家多用为团圆之意，也意味著作者在梦中与家人乐叙天伦之趣。标出低头两字，说明眼前却是只身异地，有不能与家人团聚之叹。举头低头，两种情景，在脑中回荡，意念绵绵。寥寥二十字，把时间、地点、环境、思想都说清楚，没有千锤百炼的功夫，是不能写得如此含蓄、言浅意深的，故称佳作。这样解释，或可使人折服。但是我不是诗家，所有解释，不一定对，此处不过藉以说明读书须「好问阙疑」，是一项很重要的方法。话说回来，我们是谈医，解释这么多诗意，与医何干?我觉得医学虽非文学，而学「问」的方法，对学习任何学科，是可以通用的，尤其学习中医，更须如此层层发问。我当时研究古典医籍，探讨其机理，即本着这种方法，收到不少益处。现试讲几倒通过发问，自行理解的问题，介绍于下如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的基础。又是入门第一关，如果不明确它的精神实质，便成为绊脚石，影响整个中医理论的学习。这里单举一个问题来问：为什么说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的说理工具，称为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这个道理不解决，就会怀疑中医太陈旧、不科学，阴阳五行有唯心色彩。原来阴阳学说，把阴字列为第一位，阳字列为第二位，从阴字代表物质，阳字代表功能来看，先物质后功能，把物质列为第一性，这正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因为唯心论者是把功能(精神)列为第一性的。以这种思想方法作为说理工具，符合客观真理，故中医学说能一脉相承，历数千年而不衰，道理即在这里。五行学说原是说明地球绕日一周，成为春、夏、秋、冬四季，在这四季中，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均随着四季的变化而变化，四季本身也在变化，都是有物质为基础，且又互相联系的。古人为了说理方便，以木、火、土、金、水五字为代名词，以东方、春季等为木；南方，夏季等为火}西方、秋季等为金，北方、冬季等为水；地球为中土、为长夏。它的主要精神实质，是承认一切事物都有联系，不是孤立的，并且时时都在变化。这正是辩证法的观点。中医学中引用阴阳五行学说为说理工具，并推广其含义，由于指导思想颇符合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观点，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弄通了这一关，学习中医的绊脚石，便可以搬开了。其次，再谈谈学习《素问·阴阳应像大论黟一章内的如下一段话：「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遗段经文，有的注释，把天地当作实际的天地，把东南、西北当作我国版图的地势，以东南地势低洼、气候炎热为阳，西北高原、气候寒冷为阴。照这样解释，如何与人体的耳目、手足联系得上呢?原来古人写文章，有个习惯，不喜欢在一篇文章里，反复重用一个名词，总要另选一个适当的名词来代替，以新耳目，这种方法，在古人文章里是不乏先例的。所以「阴阳应像大论」里的天地、东南、西北，实际还是指阴阳，就是以天为阳，以地为阴。按古人定方位的习惯，都是以上为南，下为北，左为东，右为西。综合起来，以东南代替左，左又可代替阳；以西北代替右，右又可代替阴。这篇文章里主要是论述阴阳，为了避免阴阳两字，过于重复使用，故更换新名词代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医学是讲具体的东西，既然天地、东南、西北都指明阳，而与人体的耳目、手足有何关系?按中医理论，阴阳在这里应该是指气、血而言。气为阳，血为阴，清阳为天(在上)，浊阴为地(在下)，阳气上行头目，而盛于左，故耳目虽俱禀于清阳，但左明于右。阴血下行手足，而盛于右，故手足虽俱禀于浊崩，但右强于左。所以有「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的说法。这样联系起来，就不会感到「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之句，难以理解了。至于气血在人身有左右、上下、盛虚之别，是否与地球的转动方向，或地球的磁场有关?此中奥妙，尚难尽解，只可存此疑问，以待高明。这又是用为什么来探讨经典著作的一例。再如学习脉学，感到很抽像，如讲到浮脉是浮在皮肤上，又如水漂木。听了好像易懂，但追问它的实际标准如何?又难定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字里行间去寻求答案。古人为什么说如水漂木，如果只在字面上去理解，只能认为浮者，浮于上也，脉浮在皮肤上，如术浮于水一样，其实这是一知半解。须知中医言脉，在于脉气，即脉之动态。要真正理解浮脉，必须深思其意，再加实验。可试取一块小木板，放在盆中，盛水后术浮于上，此时以手指轻轻下压，手指亦紧随木块下沉，如将手指轻轻提起，木块亦紧随手指上浮，这种应指上浮之力，即是浮象。临床验浮脉，即重按之后，随即轻轻提起，手指不离皮肤，脉气亦随手指上浮，这就是浮脉。古书文字简练，必须深究。验舌亦是如此。如舌苔的厚薄，从字面来看，理解并不困难，但厚薄的界限，应如何确定?我想应该从舌的乳头方面去探讨，乳头被苔垢遮满，丬『算厚苔，否则仍属薄苔。如此鉴别，才有着落，决不可因古书未言，便囫图吞枣。再如方剂中的「大承气汤」，不名大黄芒硝厚朴枳实汤，而名承气，是何用意?须知方剂的组成，是针对病机的，大承气汤是用于胃家实、里热内结之证，名为承气，即点出腑气不降之病机。《内经》有「六府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之说，推而广之，凡能使胃气通降者，皆可谓之承气。前人有以硝、黄的作用为承气，或以朴、枳的作用为承气，论说不一，我认为还是以胃气宜降为是。这是符合病机的。从以上几个例子来看，都要发问探讨，然后得到理解，可见「善学者必善问」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我所体会的问题，因限于水平，难免有错误之处，因为要阐明发问的过程，不得不详细叙述，以便说明。我们还应当承认，样样发问，都能自己解答，这是不可能的。个人学识，终有限度，应当虚心请教师友，以冀他山之助。如果确实遇到人体奥妙，在今天科学知识尚无法解释的问题，只可存疑，以待他日解决，尽可能做到应该懂的要真懂，不懂的也心中有数，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作风，对学医是不利的。此外，发问的另一作用，还能引人向钻研的道路前进。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说明其中有很多的宝藏，尚待发掘，加以整理提高，因此我们学习中医，遇到关键问题，都要紧紧抓住不放，认真钻研，才能推陈出新。由此可见发问置疑的过程，是治学的一个重要方法。我对学「问」这方面是尝到一些甜头的。用敢不揣谫陋，略述梗慨，以供自学者参考。悬壶生涯六十年北京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所长赵炳南【作者简介】赵炳南(1899～)，回族，祖籍山东德州，生于河北宛平，现年八十三岁。西家境贫寒，只念过六年私塾，十四岁学徒，行医六十五载。他的专题论文很多，医学杂志多有刊载，着《赵炳南临床经验集》一书，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历任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所长，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医系教授等职。被选为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到理事长，北京中医学会理事长，会国第四、五届人大代表，北京市第七届人大常委。我是个普通的回族老中医，今年八十三岁，经历过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行医生涯一甲子。可以说，人间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备历；人生道路的酸、辣、苦、甜、咸五味俱尝。但是我新的生命却是从解放后开始的。我不能忘本，没有党、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没有我赵炳南的今天。老妈妈大全我学名德明，改称炳南是以后的枣了。听老人讲，祖父是饭馆掌灶的，很早故去。父亲很小便独立谋生。我家有兄弟姐妹五人，全凭父亲给人帮工做糕点，母亲零碎做点外活勉为生计。我自幼身体赢弱，经常生病。记得五岁那年，我出天花，高烧昏迷，好几天睁不开跟。疹予出全，可谓漫无行蚁，体无完肤。那时，家里根本无钱就医，只听别人说：「别瞧这么厉害，要是出得顺，七浆、八落，九回头。」在万般无奈之时，只好请一墙之隔的老邻居王二大妈诊视。提起王二大妈，本村无人不知，无人不硗。她老人家虽不识文墨，但粗晓医理，多知多会，大家尊称她「老妈妈大全」。我的病经王二大妈指点，慈母上街买些化毒丹之类的小药，服后很快好转，落下一身小疤，出街门，乡亲看见，都叫我「麻孩」。六岁那年，我闹一场红自痢疾，每天拉肚子，一病就是一年。家里穷得连手纸也买不起，只好把破旧衣服撕成片当手纸，使脏了，用小灰水洗完晾干，以后再用。还是老大妈出了个偏方，用无花果加蜜蒸熟，每天服数枚，才把我的病治好。七岁那年，我患了场疟疾，一闹也是接近一年，家乡泊岸边有块长条石，发烧时，我就躺到条石上冰身子，发冷了，就去晒太阳。不少人出偏方没治好。家母央求王二大妈说：「您别瞧着孩子受罪了，干脆死马当活马治吧。」王大妈说；「有个单方试试看，好了就好，不好就了。」她找了块绿豆太小的信石，布包砸碎，开白水送服。服药后，我觉得全身发热，如同登云驾雾，恍惚之中，彷佛有个天梯，爬呀爬呀，一不留神，撒手摔下来，吓得出身冷汗，病也就逐渐好了。三年的大病，使我失去了启蒙就读的大好时光，但也培养了我对中医中药的浓厚兴趣。记得以后念私塾，老师常讲；「人生一世，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我想：凭我家的条件，哪还希望当什么良相、良医呢?要是能像王二大妈那样，骑个毛驴，拎个包袱，能给人瞧病，也就知足了。放了学，别的孩子走东串西，我就喜欢到王二大妈那儿去玩。看她熬膏药、配方子，给她打下手，听她谈天说地讲故事。有时，老人家外出采药，遇到爬坡上坎的地方，我就爬上去帮助采集。在和王大妈接触中，耳濡目染，我也学到了一点极为简单的验方小药，如马舌子焙干压面能治「羊角风」，鱼骨盆外敷能止血等。记得八、九岁时，正遇少数民族办红白事，杀鸡宰鸭，热闹非凡。本家外甥金荣奔走相告，不留神，摔倒在石头角上，头上撞个大口子，流血不止。旁人用点细灰尘土用手堵住，我听王二大妈讲，鱼骨盆止血好，我找点药给他敷上，很快好了。回想起我多病的童年生活，毋庸置疑，王二大妈以她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渴望学医的强烈愿望。后来，我学徒期满，业已行医，治好了一位盲人患者，他出于感激，问了我的生辰八字。只见他掐了掐手指头，叹息地说：「好刚强的八字啊，就是五行缺火，改个名子还可以补救。」常言道：「南方丙丁火」。赵炳南的名子就这样叫开了。其实，我幼年多病，哪里是什么五行缺火，是旧中国给我们穷苦人带来的贫困和饥饿啊。皮球的风波要是讲学历，不怕您见笑，我既非书香门弟，也无家学真传，只间断地念过六年私塾。八岁那年，我才开始上学，因为不是官办的学堂，经费、校址和师资都没有保障，就读之处不是庙宇，就是清真寺，老师常因经费不足辞去不干，或另被富豪家聘教专馆。六年之中，我就辗转投师六处，饱尝了辍学之苦。我懂得单凭家庭接济，根本无力供我完学。所以每在放学之余，常帮人捎带买东西，挣上一、二个铜板，零星添置点笔墨纸砚。有一次，好容易攒足了十三个铜板，看见别人家的孩子有皮球，心里很羡慕，就一个人到城里洋货店买个小皮球拍着玩。第二天，家母看见皮球，问我是哪来的，没等我说清了原委，．家母急切地说：「咱们家哪能玩这个，你也不瞧瞧，鞋袜还都破着呢l」回到家，母亲把皮球刷洗干净，用净纸包好，带我进城。到了洋货店，家母向掌柜先生连连道歉，说我不懂事，错买了皮球，恳请退换。掌柜先生拿起皮球，看看完整无损，勉强同意换了双鞋面，由母亲给我做双新鞋。这段往事常常勾起我童年生活的辛酸回忆，每念及此，不禁潸然泪下。看看现在的学生，一个个生龙活虎，无忧无虑，他们生活上甜如蜜，学习上有人教，课外活动丰富多彩，简直是手捧金饭碗，生活在天堂l而我那时过得是什么日子啊。小沙弥子十四岁那年，我经人介绍到伯贤氏药房学徒。一次偶然机会，德善医室的老师丁庆三出诊到药房歇脚，顺便谈起正在他那儿学徒的陈某，想到其舅父伯贤氏开办的药房学徒。于是二人商议互换徒弟，我就换到德善医室，投师丁庆三，开始了新的学徒生活。提起德善医室，上岁数的「老北京」可能有些印象。我的老师丁庆三，起初开羊肉铺。遇有病家买肉，常常施舍肉铺自制的膏药。膏药很灵，患疮疡疖肿者，一贴就好。常言道：「此地无朱砂，红土为贵」。一传十，十传百，病人越来越多，以后干脆弃商从医，又收了几个徒弟，开设医室，给人治病。我学徒那会儿，中医外科的水平低，人数少，只占中医人数的百分之一、=。谈不上用麻药、止痛药，更没有抗菌素。有了病，吃点中药，贴点膏药，再就是上白降丹。痛厉害了，让病人到大烟馆抽上一、二口大烟。当时有：「外科不用读书，只要心狠就成」和「会打白降红升(丹)，吃遍南北二京」之说。在这种环境下学徒，哪有老师耐心地手把手教呢?记得有一次我看《濒湖脉学》上讲：「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如微风吹乌背上毛，厌厌聂聂。」对「厌厌聂聂」四个字，我百思不解其惑。请教师兄，也只是说「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学徒生活照例十分艰苦。每天早晨四点多起床，下门板、生火、收拾铺盖、倒便器、买东西、做饭、熬膏药、打丹、帮下手……不仅伺侍老师，还要照顾师兄。无冬历夏，一年到头，每天都要干二十个小时，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党。有一次，我摊膏药，一面用棍子搅，一面打瞌睡。突然，一只手插进了滚烫的膏药锅里，顿时，手上的皮被烫掉一层，疼得我钻心，又不敢让人知道，只好偷偷拿些冰片撇在上面。由于我年龄小，手脚麻俐又勤快，师兄都叫我「小沙弥子」，即小和尚。艰苦的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磨灭我强烈的求知欲望。每当夜深人静，大家熟睡之时，我就挑灯夜读，疲乏了，用冰片蘸水点一下眼角，醒醒神，又接着念。学习所用的文具纸张，家里根本无钱购买。医室对面纸店家有个小徒弟和我相熟，常取出店内残缺不能售出的纸、笔二人分用。在这种饥寒困苦的环境下，我自学完《医宗金鉴·外科心法》、《外科名隐集》、《外科准绳》、《疡医大全》、《濒湖脉学》、《本草纲目》等医籍，有的还能背诵，至今不忘。对于一些中医皮外科基本功，如熬膏药、摊膏药、搓药捻，上药面打丹等，也都掌握得很娴熟。这些，对我以后的行医生涯颇有受益。设馆行医一九=0年，北洋政府举办中医考试，我虽然考取了，但所发的是「医士」执照，只能在四郊行医，不准进城。过了几年，又经过一次考试，二百多人参加，只取十三名，我是其中之一，才准许在德善医室门口挂了个行医的牌子。旧社会，作为一个中医，不管你有多高技术，多大名气，也只能是个医士。就连蜚声遐迩的四大名医也绝无例外。直到现在，我还深存着这张用汉满两族文字书写，加盖官印的老执照，作为旧社会歧视中医的一个铁证。就在我学徒的第四个年头，老师不幸病故，我又和诸师侄支撑门面，并继续苦读了三年。经过几年的钻研，我总算偷学了一些医疗技术，也为德善医室效尽了徒弟之劳。一次，河南省伪省长的女儿患鼠疮(淋巴结核)，我出诊一周。师侄满以为这趟美差一定可捞到一大笔出诊费。谁知这个伪省长一毛不拔，回来两手空空。师侄怀疑我独吞了出诊费，不问青红皂白，第二天派人送了封信，硬是把我辞退，由他们独家经营。当时我没有一点积蓄，生活无着，只好到处奔波，求亲告赁，这家赊药，那家借房，东挪西借，总算在西交民巷办起了二间房子的小小医馆，有了落脚之处。三年后，医馆业务逐年兴盛，我再礼道谢了亲友，还清了债务，又租赁了一所有「天蓬、鱼缸、石榴树」的大四台院，如此又干了三年，有点积蓄，才正式开没了西交民巷医馆。穷汉子吃药富汉子还钱旧社会，皮外科患者多为勤劳辛苦的穷人，一旦得了「腰痈、搭背、砍头疮」，往往「腿息工，牙挂对」。非但失去了养家餬口的能力，还要花费一笔钱治病。我来自底层人民，深知穷苦人看病不易。对那些无力就医者，我秉承「穷汉子吃药，富汉子还钱」的师训，免费看病吃药，分文不取。一次，几个农民从西直门外抬来一位对心发(背部蜂窝组织炎)的患者。我见病人就诊不便，主动提出义务出诊，每次带上四、五磅药，隔五、六天去一趟。用药后，坏死组织很快脱落，新鲜疮面大小如盘，其深洞见筋骨。经我细心诊疗，亲自上药，二个月后，疮面长平痊愈。左邻右舍闻讯凑钱给我进了块木制的义匾，一路上百八十人敲锣打鼓，扭着秧歌，一直抬到医馆。在我行医生涯中，送来的木匾、玻璃匾、铜匾、银盾、银瓶不下百、八十件，惟独这块义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请我看病的，也有达官富商之类的阔人。从中也取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我除了把这些收入用来维持医馆业务外，还为社会公共事业略尽绵薄。当时的北平中医公会缺乏经费，我解囊相济；华北国医学院需要资金，我慷慨捐款；建立妇产医院，我竭力资助。到头来，只乐得两袖清风，俭朴度日。御医与换帖多年行医后，随着治好一些病人，我在中医外科界总算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听说，善书上写了我一笔，就连北京的洋车夫遇有皮外科病家乘坐，也主动介绍到我医馆诊疗。但那些有钱人根本看不起我们，他们管中医外科病叫「疙瘩」，管我就叫「瞧疙瘩的」。作为一个医生，我接触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看过各种人物的面孔。富人的傲慢与跋扈，穷人的哀苦与悲戚，就像一面无形的罗网，使我难于挣脱。有人要求我一夜之闻为之除却沉疴怪疾，有人希望拉我入伙，为之效力。于是，我固守着一条信念：「岂能尽随人愿，但求无愧我心」。这既是我做人的哲学，也是我对待旧社会挑战的回答。记得民国年间，清末皇帝溥仪退居天津旭街静园后，曾由他的老师陈宝琛、朱益藩二人介绍我前往看病。溥仪患的是右鼻「白刃疔」(鼻疖)，唇颊部红、肿、高大，疼痛难忍，忐忑不安。那时虽说溥仪退位隐居，却还是关起门来做皇帝，神气十足。在询问病情中，我了解到他有破相之忧，希望免除手术，采用中医药治疗。我就用中医提疔的办法，外用药捻加盖黑布化毒膏，内眼清热解毒托里透脓的中草药。三天后，检出瞅尽；一周后，基本痊愈，没留疤痕。康德年间，我又绐溥仪的荣皇后看过一次病。二次接触，溥仪对我有些印象，提出让我做他的御医。我说：「家有八十岁老母无人侍奉左右，我这个年龄，只能尽孝，不能尽忠。」拒绝了皇宫的招聘。民国年间，我曾给吴佩孚看过病，认识了他的儿子吴某。这个人喜欢玩狗，不惜重金。有一次，他的爱犬尾巴叫人剁了，蜷在墙角，疼得直打哆嚷。吴某知道我专瞧外科，便让我到他家给狗看病。当时我想，狗虽是个畜牲，但毕竟也是生灵，也就不大介意。我察看完伤势，撒点用上等冰片调制的药面，纱布包好，很快痛止，伤面愈合。吴很高兴，提出要和我换帖拜把兄弟。我说：「我信仰伊斯兰教，祖辈传下的规矩，不和外教结亲。」就这样，换帖之事，始终来成。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使我信守一句话：「万事不求人」。我曾气愤地说：旧社会我没有一个朋友。挂钟和拐棍北平沦陷前，我怕挂那么多匾招惹是非，悄悄托人拍照后，卸下收藏。谁知这样也难免飞来的横祸。北平沦陷后，人不自由，连挂钟也不自由1日本侵略者规定中国人要按日本时间把锺拨快一小时。我想，在中国的国土上，难道中国人都不能按照中国的时间生活了吗?我开设的诊室里的挂钟，就硬是不拨，结果被汉奸狗腿子发现，一进诊所，便把挂钟摔碎了。他们一走，我又重新买了一个挂钟，照样按照中国时间拨好，挂在墙上。后来又被摔掉了一次，我再次买了个新挂钟。当时，眼看国土沦陷，国难当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心情非常忧闷。我盼呀，盼呀，盼望抗战胜利。认为胜利后，口子可能好过些。谁知道，「强盗前面走，豺狼后脚跟」。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更是艰难。地痞流氓到诊所闹事，敲榨勒索，无所不为，再加上物价飞涨，生活毫无保障……在这种日子里，我心灰意冷，虽未满五十，却深感垂暮之年已到，于是，就拄起拐杖来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星红旗庄严地升起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中医方针、政策，中医药事业获得了新生，宝贵的祖国医药学遗产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北平一解放，人民政府就发给我中医师证书，我的工作也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重视。一九五一年，北京各界人民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纷纷订出拥军优属公约或计划。我主动提出愿意免费给患病的烈军属诊疗，受到政府登报表扬。在北京中医医院成立之前，我先后被聘请为北京市中医第二门诊部、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和平医院和北京医院的中医顾问，半日参加集体工作。在皮研所，我和西医同道商定共同搞湿疹、牛皮癣、神经性皮炎等三个病种的研究。西医同道提出：牛皮癣并无真菌，称其为癣，不太合适。我说；「中医有牛皮癣之名，指皮损坚如牛领之皮而言，并无【临床上大量脱屑之实，治法亦不相同。」我认为，牛皮癣与古代文献所记载「白疙」相吻合。「疙」字从其字形结构看，是病字头上加上一个匕首的匕字，如同匕首刺入皮肤，以示病程的缠绵日久。经中西医认真研讨，始知中医所谓牛皮癣实际上指西医的神经性皮炎，西医所指的牛皮癣也不是中医所称的六癣之列。后来，我们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命名银屑病较为贴切。这件事虽小，却使我回想起一件往事。那是在解放前，北京医院是德国人办的。有一次，一位病人的家属请我去医院诊病。但那时，这所医院规定不准中医进病房。因此，我只好与病人家属一起，作为探视病人的亲友进去，趁大夫，护士不在时，偷偷为病人诊脉，回来后再开方，病人也得偷偷敷药吃药。对比之下，不胜感慨。一九五五年，经卫生部傅连障同志介绍我给朱德委员长看病，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亲切地和我握手，嘱咐我，给首长看病要：安全有效，中西医结合，积极谨慎，与病人商量。周总理温暖的手，像一股暖流，使我感到激动周总理的亲切指示，给了我勇往直前的力量。我觉得自己心明眼亮，力量倍增，从此以后，拐杖也就自然而然地扔到一边去了。经验不带走一九五六年，北京第一所中医医院建立，我是第一批参加医院工作的老中医。在党的中医政策感召下，我离开了苦心经营多年的医馆，投身到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中。当时；我把自己开业时的部分药材、器械和备够五问房子的柁、木、檩、架全部捐献出来，略表自己挚诚之心。为此，政府还授予我二百元奖金。参加医院工作后，使我有机会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帮助，为更多的劳动人民解除病痛。我觉得自己心胸开阔了，视野宽广了，精力充沛了。新旧社会对比，真是天地之别，』是党和毛主席拯救了奄奄一息的中医药事业，给我们中医指出了光明大道。这时，尽管我的工作空前繁忙，但我越干劲头越足，越活越有奔头。我知道，自己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都很差，对人民的贡献微不足道，但是党和人民却给予我很高的荣誉和政治上的鼓励。我曾先后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担任过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兼皮外科主任、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所长、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医系教授等职务。尤使我难忘的是曾多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朱委员长、周总理。我常想，我只是个普通的回族老中医，来自底层人民，我所知道的一点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也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理应把自己学到的技术毫无保留地献给人民。于是，我把保留多年的所有数据和手稿拿出来，把点滴心得体会说出来。例如，应用银花、生地烧成炭，清解血分的毒热，是我多年来摸索出来的治疗经验，用于临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俗话讲「外科不治癣，治癣便丢脸。」这句话固然反应了皮肤病难达速愈，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对于皮肤病治疗办法不多。我想，皮肤疮疡虽形于外，而实发于内。没有内乱，不得外患。皮肤病损的变化与阴阳之平衡，卫气营血之调和，脏腑经络之通畅息息相关。因此，我和同志们一起，从疾病的整体观念出发，从治疗难度较大的皮外科疾患入手，开展了对红斑性狼疮、自赛氏病、慢性瘘管和溃疡的研究工作，初步取得进展。在总结经验过程中，我们从一个个病种入手。凡是跟我学过的医生，都把自己保存的有效病例，以及我讲解过的心得体会的笔记集中起来，然后我再逐个分析当时的主导思想，把同类的经验归纳起来，找出它们的共性和每个病倒的特殊性。对于每味药，每个处方和每一段叙述，我们都认真研究修改，并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总结成功的经验，也总结失败的教训，使后学者少走弯路。一九七五年，大家帮助我把过去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加以总结，出版了一率《赵炳南临床经验集》。全书约有三十万字，共收病种五十一个，病例一百三十七例，介绍了三种特殊疗法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经验方、常用方，较为系统地反映出我的实际经验，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近年来，我年老体弱，身体欠安，难以胜任门诊的繁忙业务。我就采用录音方式，讲一点，录一点，然后根据录音材料整理成文。这是一种快速、准确、省力的方法，有利于经验的整理和传授。此外，我还在同志们的协助下，将有较好疗效的十个常见病整理成计算器语言，编好程序，输入电子计算器，备日后的临床、教学、科研应用。我认为，整理、继承工作，老中医责无旁贷，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把自己在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全部拿出来，那怕是一点一滴，也能聚砂成塔。我常爱说两句话；「知识不停留，经验不带走。」知识不停留，就是说，虽然我已经八十三岁，行医一甲子，还要活到老、学到老、千到老，还要钻研，还要攀登，还要挖掘，』还要创新，决不能在现有的经验上停留。经验不带走，就是说，把我的点滴经验和体会要毫无保留地献给党和人民，传绘青年一代，绝不带进坟墓。几点希望我经常收到各方面的来信，其中许多是有志子从事中医工作的青年人，他们希望我能谈谈个人的看法和体会。借此机会，我想说几句不成熟的话。(一)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书不可不读，对于一些中医经典医籍，不但要读，有的还要能背，但希望同志们不要钻进书堆里出不来。要重视临床，多认症、多实践。我年青时，根本不知道累，上午看病百余人，下午出诊,晚上睡在医馆，整天和病人打交道，以后虽说年岁大了，也坚持门诊，坚持会诊，从不脱离临床。只有见得多，认症准才能辨析识病严谨，立法遣药切中，对疑难大症做到心中有数。(二)寻师认能，博采众方要善于学习，不仅向书本学，向老师学，还要向病人学，向民间学。我自己的经验中，有很多是向别人学来的。比如熏药疗法是在我早年行医时，看见一位老太太用草纸燃烟熏治顽癣(神经性皮炎)，引起了我的注意。查阅古书中也有类似这方面的记载。于是我加以改革，临床治疗很多皮外科疾患，取得很好疗效。叉如，一位头面部白驳风(白癜风)的患者，同时伴有头皮瘙痒、脱屑、头油多。我让他用透骨草煎水洗疗。数天后，白驳风如旧，但用来洗头却收到意想不到的去油止痒效果。我从病人主诉中受到启发，以后拟定了透骨草洗方专以治疗发蛀脱发病(脂溢性脱发)。(三)千年的字会说话要善于保存、总结临床资料，日积月累，相当可观。不要忽视只言片纸，有了新的思路，要及时记录在案。俗话讲「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文字比记忆更加可靠。至今，我还存有一些二十年代的资料，闲暇时翻阅一下当时治好病人的感谢证明书，对回忆病例颇为有益。(四)慢走强过站古语讲；「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做学问要持之以恒，不怕慢，就怕站。停止不前，满足于现成的经验，必将一事无成。我常给青年人讲龟兔竞走的故事，勉励他们不断长足，有所进步。(五)宁可会而不用，不可用而不会俗话讲，「艺不压身」。凡有用的知识，都要用心学，现在不用，以后可能有它的用场。希望年青人珍惜大好时光，多学一些有益的知识，多掌握一些操作技巧。为四化贡献晚年一九八0年底，我大病一场，生平第一次住进了医院。在院、所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医务人员精心医护下，我很快好转出院，目前小休一段，待体健复元，争取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知道，年岁大了，身体的各部件也不那么灵活了。就身体的健康而言，六十岁的人，』一年不如一年}七十岁的人，一月不如一月，八十岁的人，一天不如一天。对这种新陈代谢的必然，我内心感到十分平静。所感欣慰的是：我的记忆力还不错，腿脚还算灵便。我愿意在耄耋之年，抓紧有限时间，扎扎实实地做点经验整理工作，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出我的晚年。(张志札孙在原邓丙成陈凯整理)勤奋读书不断实践兼忆瞿文楼、韩一斋、汪逢春先生北京中医学院教授，温病教研室主任赵绍琴【作者简介】赵绍琴(1916～)，北京市人。出身于世医家庭，曾祖父、祖父均为清代御医。父亲赵文魁，字友琴，系清光绪二卡午御医，光绪三十年任太医院院使(院长)。本人早年就学予御医瞿文楼、韩一斋及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先生。毕生致力干中医临床和教学研究，长予湿温及内科杂病。主要著作有《温病纵横》、《赵绍琴临床四百法》、《临床脉诊》等。我出身子一个中医世家的家庭，先父赵文魁老先生原系清代光绪年间太医院院使(即院长)，尤精于内、难、温病、伤搴。平生忙于诊务，很少著述，耳濡目染，我从小就酷爱祖国医学，自幼即在先父指导下背诵了《濒湖脉学》、《雷公药性解》、《医宗金鉴·四诊心法》等，这算是我学医的启蒙教育。十三岁时，先父委托其门人瞿文楼先生(清光绪年问太医院吏且)给我讲授(《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经典著作。先生要求严格，所讲述的科目不少都由瞿老亲自手抄交我背诵(有的手抄本我现仍保存)。如《素问》，瞿老不仅要求领会其意，且要求背诵原文及王冰注。自幼家学及瞿老四年多的讲授，奠定了我中医理论的基础。一九三四年，先父去世，我遂继承父业，并每日轮流到韩一斋(先父之门人，清末太医院御医)及汪逢春(1920～1940年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先生处进行临床学习，聆听教诲。韩、汪先生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态度谦和，诲人不倦。讲解经典，博引众籍，多参以己见；论及病症，侃侃而谈，必深究其理。临证问病，认真细致，一丝不苟。望闻问切，理法方药，条理井然。其言谈音容，犹历历在目，然至今已忽忽五十年矣!现仅将能回忆起的跟诸老学习情况及诸老教诲择其精要者，并略附个人体会述之于后，备同志们参考。瞿文楼先生(1891～1957)，名书源，河北新城人，以一等一名毕业于清太医院医学馆。后为太医院恩粮(有薪金的实习医生)、八品吏目(相当于住院医师)，民国后在北京行医，为北京著名老中医。先生中医理论造诣很深，且擅长书文。临证问病，有独特见解。瞿老讲述经文，不仅深入浅出，并常验之于临床。临床看病，强调要细心、全面。先生尝说：「冶病求本，详诊细参，辨色看舌，务在精细。」一次一贵妇人，来瞿老处看病，等候既久，瞿老诊脉竟有四、五分钟之余，妇人见先生慢条斯理，又不问病家之苦痫，心中不悦，怒气外形于色。不料瞿老则指其右胁下问道：「这里痛有多长时间了?」妇人怒容顿失，笑着应声道：「老先生，我右胁痛已三年多了，沈阳、天津、上海等地全都看过，今天正是为这病来的。」先生详诊细察，料病如神。瞿老强调「治病求本」，他说：「鲧湮洪水，医之禁忌。」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反复讲述治病必求其本的道理。先生说：「今之医家，不审标本，不论八纲，用补药为病家之所喜，每每错补误温，病者无怨。每见火证必凉，并言热则寒之。不知火之初起，最忌攻泄。火郁当发，以导引为贵。疮疡外症，每用调和气血，后期再吼活瘀通络，不留后患。切不可早用凉法。以寒则涩而不流，温则消而祛之。」瞿老的这些学术见解和经验，对我以后的临床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