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之路(全集)-6

继承师学与独立思考施今墨先生治病，博采古今南北各家之长，遇有疑难之症，必参合医理，穷源溯流，深思巧构，疗效突出。其临床特点很多，外感内伤均所擅长。举如急性传染病、呼吸、消化、循环、泌尿，特别对神经系统疾患，均有独到之处。施师尤擅长妇科，特别注意调理气血，强调「气以帅血，理血必先理气」之旨。对功能性子宫出血、子宫脱垂、闭经、滑胎、妊娠恶阻、盆腔急慢性疾患等，疗效极为显著。施师处方，喜开「对药」，如厚朴花与玳玳花连用，大生地与大熟地连用，砂仁壳与豆蔻壳连用，苍朮与白朮连用等。用药剂量非常谨慎，麻黄均用蜜炙且份量极微，一般O．9～1．5克，很少用至3克。常谆谆告诫同学慎用葛根，必要时以青蒿代之。我多年来秉承师法，每获良技，但有时也要跳出老师的框子。施师慎用葛根，而我经常习用，并无副作用发生。施师对某些药使用剂量甚微，而我根据病情需要，往往超量应用始能奏效。例如施师用葶苈子经常不超过1．5克，而我则用至9克。又如麻黄定喘，对急性呼吸道疾患，虽小量亦效，但对慢性者，墨守微量，往往无济于事。施师治疗头风证中的神经性头痛，喜用虫类平肝熄风药，一般地用地龙、殭蚕，稍重用全蝎，特重用蜈蚣。施师用蜈蚣，每剂从未超过一条，我则根据病情需要，每剂最多用至十六条，并未发生中毒反应。举例如下；宋××，男，三十一岁，某面粉厂工人。1956年2月15日初诊：头痛四周，阵发性，痛时剧烈难忍。一周前头痛突然昏例，手足厥冷，当时由厂医送往某医院晒系科住院检查。医院考虑脑肿瘤，决定开颅探查。患者不同意手术，于术前一日自动出院来诊。当时精神紧张，头痛时额汗如珠，常有幻视，夜梦纷纭，不能酣睡。舌质暗红，苔少，脉象弦数。证属肝风上扰，头风重证。宜镇肝熄风。处方：天麻、猛莶草、菊花、白蒺藜各g克，桑寄生15克，代赭石18克，山慈菇0克，锻磁石30克，川连、胆草各4．5克，蜈蚣3条，全蝎g克，水煎眼。上方加减服至2月28日，头痛好转，但头部有时有上撞感。睡眠时间略长，但梦多、幻视已轻，脉象弦数转缓。改定处方：紫石英24克，锻磁石30克，生龙齿、代赭石、茺蔚子各15克，生石决明30克，全蝎9克，殭蚕、胆草各4．5克，菊花、地、坨、勾藤、天麻、稀莶草各9克，蜈蚣4条。从2月28日起，依上方加减服至4月4日一个多月中，蜈蚣用量陆续增至16条，头痛全止。再服五、六剂后逐步减量。一般情况仍好，乃停药观察，后封某医院脑系科复查，已无阳性体征，恢复工作。当然，在临床方面，每人经历不同，故有不同的经验积累。但是新的经验积累，必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我喜用葛根，系我的启蒙老师天津市已故名医陈泽东亲传。陈老以善用温燥药而闻名，里证动辄姜、附、桂，表证常用苏(苏叶代替麻黄)、葛、柴。我虽然投入施门，但对陈派用药已先入为主，故对施师深恶葛根，反滋疑窦，而我以后在长期临床体验中，葛根用之得法，其妙无穷。因此，兼采各家之长，又要独立思考、推陈出新，才是治学治医的必由之路。儿科特点与提高方向在我学医时对儿科比较感兴趣。学校聘请施师胞兄光致先生主讲儿科。光老对儿科很有造诣，临床经验丰富，个人受益匪浅。自专业儿科后，发现存在许多阀题阻碍着中医儿科的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剂型问题。小儿服汤药很不方便，煎多了无法吞服，煎少了又容易炭化。其实这一实际问题，早就引起古代一世纪《小儿药证直诀》中所载一百二十四方属于丸、散、膏、服易用的剂型。这种适应小儿疾病服药传统有效方法，是应该继承的.过去虽有一些儿科古方和验方删改，多数盛称百病皆冶，疗效不专。解放后经过审订，淘汰了一些品种，现有仅能治疗小儿部分疾病，大部分疾病缺少专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一九六0年开始，总结个人经验，筛选出疗效比较满意的方剂，由本单位制成便于服用的成药，包括片、丸、糖颗粒、糖浆、水剂、散剂、软膏等二十余种，一般常见病几乎都有专药(参阅《中医杂志})1965，11、12两期)。其中大部分作了系统地临床观察，并反复修正了配方，经过长期临床应用，颇受患儿及家属的欢迎。当然，成药有它的局限性，至于病情复杂等特殊情况，仍需要服用汤药，不能削足适履。配制成药的目的，固然是解决剂型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提高临床疗效。以最常见的急性扁桃腺炎来说，由于对抗菌素敏感的减弱，有些病儿往往服用西药多日不能解热而转看中医。我观察到患本病的小儿，除局部病变及全身的高热外，多数伴有口唇特红、脐腹疼痛、大便秘结等特征，这是西医儿科教材所没有，中医儿科教材有也叙述不全的。从患儿多数舌红、苔薄黄、脉弦数来看，风热相搏，来势甚暴，其病机则里热偏重。据此治以清热解毒、化瘀通便，配制成「清降丸」一药。服后一般翌日或当日必大便，便后热退，局灶随之改善。仅此一药的推广使用，便节省了大量的抗菌素。中医儿科也存在诊查方法问题。儿科又称哑科，既不能自诉病情，家属反映情况也不见得完全可靠；小儿精神容易激动，脉象也不稳定}儿科特殊诊法的指纹观察，又难以掌握标准。因此，中医儿科诊查方法必须扩大，诊查指标要求尽量客观化，应适当结合西医诊查方法。几十年前中医儿科很少使用体温表，现在不是普遍应用了吗?为了便于了解呼吸道疾患病情轻重以及心功情况，没有理由拒绝采用听诊器。为了有利于鉴别诊断，根据需要，还应作必要的化验室检查及其它检查。如肾炎，当临床症状已经消失，而尿化验仍不正常，如果只凭临床现象，主观认为痊愈，岂不误事?从病人实际出发，我认为中医儿科工作者必须打破保守，虚心采用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才能有助于提高疗效。中医儿科当前存在的最严重问题，是没有接触急症及急性传染病的机会。像我单位门诊急症中医不能插手不说，由于未建立传染病科，平日既不收也不看急性传染病(只夏秋季开病房收治乙脑)。中医儿科本来长于治疗麻疹，现在也看不到了，经验成为书本上的空谈。长此以往，确实要像有人指责的那样：中医不会治急病。上举三点，前两者可以通过中医本身努力来改进，但最后一点，涉及某些问题，则无能为力。从长远看，这一点能否改进，是关系到中医儿科能不能长期存在的重大问题。扬长避短与发挥优势诊断明确，应急措施多，是西医之长；辨证施治，灵活性强，是中医特点。两者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就能提高临床疗效。以收治乙脑为例，从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八年间统计我单位共收治乙脑三百六十二例，通过中西医结合以中药治疗为主，平均病死率仅2．89，6(参阅《天津医药》1980．7，「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中医治疗体会」)。中医中药单独治疗急性传染病，疗效还是比较满意的。一九五九年津市白喉流行，我单位接受临时收治任务。因白喉类毒素供应不足，除开两个西医病房外，又开了一个中医病房，专以中药治疗。当时合并症很多(主要是心肌炎)，症势险恶。我在临床观察中，发现这年白喉病儿有如下特征：发热不高，日暮较甚，既不恶寒，也不恶热，身软无力，口干不喜饮水，咳嗽无痰，咽痛不重，舌质光红微干，脉弦细而数等，无一不切合阴虚证。前人认为阴虚肺燥是白喉发病的病理基础，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于是在治疗上便确定以「养阴救燥」为治则，并以吹喉药配合汤剂治疗。对于合并心肌炎，则按病情轻重，辨证论治处理。这个病房共收治白喉病儿一百零七例，仅一例死于合并心肌炎，临床呈现阴分已竭，阳气虚脱的严重败象。另外，有两例病儿合并皮肤白喉(疮面培葬证实)而以吹喉药外用，迅速取得脓消疮愈的意外敛果(参阅「天津医药杂志》1960．7，「中药治疗白喉107例初步总结」)。这里附带说明，在治疗白喉的西医病房中，不少患儿对白喉类毒素过敏，而改用中药治疗，无一例失败。中医儿科在临床上有很多经验可以补充现代西医儿科之不及。例如肠麻痹症，西医常需肛管排气，而效果有时不理想。中医辨证有属肺气不宣，大肠雍滞的实证，也有脾阳虚衰，运化失调的虚证。我对前者常用「小儿一捻金」或「牛黄夺病散」收效，后者则以温脾消胀之剂取胜。清热利湿治疗新生儿高胆脂血症，凉血散瘀加镇摄治疗过敏性紫癜}清热解毒，逐瘀化浊之治疗肺脓疡；淡渗去湿，驱风止痒治顽固性皮肤过敏性疾患等，疗效均比较突出。又如脑症昏迷病人的尿闭，不论程度轻重，只要指压利尿点(病儿仰卧取平，从脐眼至耻骨联合上缘，连一直线，在二分之一交点处)，立即排尿，而且通畅彻底。自从我在《天津医药杂志》1965年7期发表「指压利尿法治疗昏迷病儿伴发屎潴留八十例临球观察」一文后，我单位迅速推广，医护均能掌握，一直到现在，重复可靠，效果显著。医学生涯六十年重庆市中医研究所顾问陈源生【作者简介】陈源生(1897～)，四川铜梁县人。中医世家，致力于中医临床工作六十余年。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临床意义多有阐发,善于汲取各家学说的长处，对中草药的研究尤其心得。治病不拘成法，主张轻灵巧取，在内、妇、儿科临床上，有较深的造诣。着有《临床常用中草药选编》、《简便验方歌括》在畸岖的医学道路上，我虽已经历了六十多个寒暑，但仍不敢妄言医道精微。只能把一些点滴的经验教训披陈如下，以与同道共勉。由诵习方药入手，从流溯源我家世代以医为业。叔祖父陈济普，以内、妇、喉科见长，在铜梁一带行医数十年，名噪一方，家父及兄长皆从其学。我九岁发蒙读私塾，二、三年后，父亲就叫我在课余背诵《药性赋》。所赖年少，记忆力强，不多久，寒、热、温、平几百味药性背得滚瓜烂熟。紧接着又背诵了《药性四百昧歌括》。一切都很顺利，对医道兴趣倍增。．继而征得塾师之允，遂与儒书、医书合炉共冶。按照叔祖父安排，进一步就读《时方歌括》、《时方妙用》。因先背熟了药性，虽初读方书亦不感到陌生。叔祖父对我讲：「虽说『医不执方』，而『医必有方』。前人立方，皆遵法度，故学方易知法。法与方，犹藤与瓜之关系，欲临证者，当先从方与法入门。」之后，又读了《成方便读》、《成方切用》等方书。在熟悉了基本治法与方剂后，开始读《医学三字经》。背得了(《医学三字经》，叔祖父嘱我再读《医学心悟》。并说：「《心悟》一书，其精粹又在『医门八法』篇中，务必要熟读、精恩，最好背得。」确如其言，「八法」篇颇切实用，我临证以来，立法处方得程锺龄先生益处不小。除陈、程这两本书外，还陆续读了一些入门书籍，由此而具备了浅显的理论及一般的临证知识，为学习经典医著作了一些铺垫。攻读经典的方法：相互参证，学用结合，反复精思「不读《内》、《难》、《伤寒》，不可言医」。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我学《伤寒论》是先从原文开始的。惜乎条文古奥，错简晦涩之处，实在不懂。还是经叔祖父指点，以《伤寒来苏集》、《伤寒贯珠集》与仲景原文相互参证，读而思，思而再读，反复多遍之后，感到见效确要快些。据我的学习体会，学《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有两把入门的钥匙：就是陈修园着的《长沙方歌括》和《金匮方歌括》两本书。陈氏方歌铿锵顺口，或概括重点条文，或列治法原则；既有药味组合，又详份量加减，对于理解和熟记条文、方药，皆有帮助。至今，这些方歌我都牢记未忘，我觉得这是一条学习仲景著作的快捷方式。还是如上述方法，我从《内经知要》开始学习《内经》。同时又以张、马所注《内经》和张氏《类经》互勘互学。当时，长辈并没有要求我在短期内把《内经》学深、学精(事实上也不可能)，只是力求从概念上了解中医基本理论，为今后深入学习而奠定基础。十年私塾之后，我即随叔祖父临证写方，并没有因家学必传后代而稍有懈怠。白天诊病，夜晚就恭候叔祖父身边，从临证病案所记，常究疑难于叔祖，必得晓畅理法而后可；而他老人家则是有问必答，更使我心悦诚服，获益良多。如此，学用结合将近两年时间。悬壶知医难：疏忽与失误，难忘的病例一九二0年，我开始在锢粱、凉水、侣俸等乡镇行医。假先辈声誉，尚未因初出茅庐而坐冷板凳。随着求治者日众，困难更增多。由于学未精深，临证往往缺乏定见，以致认证不准、方药失当者有之，迟疑不决、贻误病机者有之，反正失败的教训很多。那段时期，有几个病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乙卯年除夕之际，母亲患头痛甚剧，痛位偏重巅顶，手足逆冷，胸口冷痛，时欲作呕，脉微几不应指，我认定是吴莱萸汤证，乃放胆原方书之。殊料药后病增而吐剧。惶然不解，求教于叔祖父。叔祖父日：「辨证无谋，方亦对路，而药后病剧者，吴萸之量过重耳。汝母素弱，得大剂辛烈之吴萸，故格拒不入，我寻常用吴萸恒嘱病家泡淡入煎，汝正疏忽于细微之处。现仍以原方，吴萸量减其半，泡淡，并加黄连五分以制之、导之，汝母之疾可一剂而安。」我遵嘱处理，果药到病疰。我有一婶娘，孀居有年，素患饮疾，时感外邪，其证恶寒无汗，头身疼痛，胸闷咳喘，脉浮，既不缓亦不紧。再三思之，辨证为外感风寒、内停水饮，开了一张小青龙汤原方。那知药采尽剂即大汗出，胸闷咳喘加重。正祖父闻讯来诊，急投大剂真武汤救之。我当时还不明白错在什么地方。叔祖父说：「误在诊断不详，虚宴实未分。汝婶素多带下，阴精暗耗，兼足中脉微，证属气阴两虚，凡见此证此脉断不可汗，仲景早有明示。小青龙汤虽有芍药、五味之缓，亦难任麻、桂、细辛之峻，加之药量过重，错上加错。程锺龄有云，『当汗不可汗，而又不可以不汗，汗之不得其遭阻误人者』，正此之谓也。汝虽读《医学心悟》，却未彻悟。初诊若能以扶正解表、理气豁痰之参苏饮治之，倒颇为合拍。」我回答说：「婶娘是老辈，不便询其经带，尺中脉微，并未细切，既然初治药量已嫌过重，为何真武又须大剂?」叔祖正言斥曰：「胸中易了，指下难明，切脉不真倒未可厚非。但是，『妇人尤必问经期，迟速闭崩难意断』。《十问歌》忘记了吗?老辈子就该舍去问诊吗?治病岂能分亲疏,汝婶初治以重剂辛温解表，是犯虚虚之戒；药后大汗出，已有亡阳之兆，必得重剂真武救逆而冀安，所谓『无粮之师，贵在速战』。用药的轻重，当权衡病之浅深、虚实及传变而慎所从违。『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经旨昭昭。看来，汝读书不求甚解，只知其然，未追思其所以然，今后须下点苦功夫才行。」他老人家语重心长，历今六十载，言犹在耳。放眼百家，广开学路，博采众长疾病总是千变万化的，同一种疾病可因时、因地、因人而证相径庭。徒执古人有限之方，以临夸人无限之病，实践证明是不可能的。所谓「经方」．．「时方」之争，实际上乃伤寒与温病两大学派之对垒，这是阻碍学术研究的一种偏见。我临证以来，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记得正是开业的第二年，家乡温病流行。我接治的第一个患者是一位青年农民，其证壮热恶寒，口渴心烦，周身疼痛，咽喉肿痛，溲黄便秘，苔腻脉数。先投银翘散，继以白虎、承气，病势不衰。次日午后，旋即喉肿欲闭，水难下咽，证情恶变，我技已穷，不知所措，急请叔祖父会诊。叔祖父诊后，嘱开升降散加味煎服，外用家传吹喉散，很快痊愈其病。那时，我还没有读过杨栗山《寒温条辨》，也不知道升降散方竟有如此神效。、一次，邻里一行商患泄泻腹痛有日，我以理中汤治之不中，乃执案求教于叔祖父。他告诉我；「再详审脉证，究明其属中焦虚寒，还是中气下陷,既然理中未效，或可升提为商。」果然，投补中益气汤加减而泻止痛安。当然，此侧失误在辨证不确，选方失当，非理中汤之无功。不过，也说明了补中益气汤治疗中气下陷所致之泄泻确有着效。此方并非「经方」，但是，根据「内经》「清气在下，则生飧泄」的病理变化，东垣制升阳举陷的补中益气汤不也是和仲景一样，源本(《内经》并发展《内经》而独具匠心吗?实践告诉我。只有广开学路才能迅速提高医疗水平。程锺龄有两句话我很赞赏；「知其浅而不知其深，犹未知也.知其偏而不知其全，犹未知也。」从其言，首先在思想上屏弃「经」、「时」两派的陈观，以临床疗效为标志，对各家理论求实择善采之。中年以后，乃悟各家学说皆源同流异而已。从而认识到：对各家学说合读则金，分读则偏』去粗取精，扬长避短则可，盲从偏见，顾此失彼刚非。临床上断不可因麻桂治伤寒着效，而毁荆防银翘轻描淡写如儿戏；决不因补中益气汤之「甘温除热」就日「古方不能治今病」，而取代小建中汤。凡如斯者，皆宜共存以取长补短。学问并非尽载名家论著。广采博搜，不嫌点滴琐碎，「处处留心皆学问」。举两个例子同乡有李姓草医，祖传疳积秘方，以其简便验廉，远近求治者不少。该医视为枕中之秘。为学习伊之长处，乃与其结交至好，并于医道共相切磋，久之情深，伊知我乃方脉医，非卖药谋生，渐去戒心，偶于醉后遭出真言，日：「一味鸡矢藤研末即是。」事虽小而启发大。鸡矢藤一药，我儿十年来屡用于肝胆脾胃诸病，证实其有健脾消食，行气止痛，利水消胀的良好效果。《金匮》治肺病、肠痈皆用冬瓜子，而冬瓜乃瓜果菜食之物，其子何能有此效?常见冬瓜子抛入猪粪坑中而不腐烂，次年凡施用猪粪之处可自然生长冬瓜。于秽浊中生长的冬瓜，其味甘淡，甚为爽口。我注意观察了这一现象，从而省悟此物极善浊中生清，其子抗生力强，更属清轻之品。根据冬瓜子升清降浊，轻可去实的特点，用治咳喘脓痰、肺痈、肠痈、妇女带下以及湿热病过程中出现的浊湿阻滞上焦和中焦的症状都有显著疗效。由于理论的渐次提高，经验点滴积累，临证就踏实得多，治有疑难复杂痪病，一计不成，亦有他计可施，处方用药也自然灵活了。于是，愈信秦越人「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之言，淘不我欺也。学贵沉潜，融汇贯通，执简驭繁一九三八年我来到重庆行医。时值抗日战争期间，各地名医先后避难到后方，一时间，重庆医界，高手云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如全国知名中医张筒斋在渝期间，我常从病人处研究其处方，发现张老极善轻灵，药虽一钱几分，每起沉疴。当时，我正盲目崇拜重荆，自谓「胆大」，对照张老经验，深有触动。我初到重庆，人地两疏，无名小卒较之诸名家，诊务清淡；正因为清淡，又造成了重新学习的环境。条件允许我每治一个病人都详细立案，反复推敲，病家服药后，必询疗效，甚至登门随访以察究竟。临证遇难，遍检医书以求答案,读书有悟，践之临床以期印正。如斯者约有三、心年光景，使我在学术上长进了很大一步。我在青年时代就背熟了几百首成方，满身皆是法宝，有时治一个较复杂的病，前后往往用上十余首方。表面上似炫广博，实际上胸无定见，杂乱无章。晚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要诊断一经明确，治则一经拟定，并不需要考虑许多成方，甚至依法选择几味药，同样愈病。如治肝病，历代治肝成方总有数十之众，内容固属丰富，但毕竟嫌其博杂难以择采。我曾用「四逆散」为疏肝、解郁、行气之主方，「四物汤」为补肝、养血、活血之主方，「当归四逆汤」为温肝散寒之主方，然后在主方的基础上各随兼证而加减，收到了执简驭繁、「异病同治」的效果。不过，「异病同治」或「同病异治」都只能在辨证论治法则内实现，脱离了这个法则，就不能由博返约，更淡不上执简驭繁了。有些青年中医总感觉老中医手中似乎有什么诀窍。我常常用两句话回答这一问题；「活泼圆通医家诀，不离不泥是津梁」。通过熟悉和掌握辨证论治的法则，从而步入「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的境界。诀窍，也许就在这里。有一同道之孙女，年仅两岁，患腹泻。先以渗湿分刺无效，继投温中健脾，泻仍不止，乃邀会诊：视患儿形瘦，面色无华，汗多烦躁，常夜啼惊醒，指纹青淡，日泻七，八次，食油泻甚。我根据《灵枢》「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污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的原则，权借《金匮》治妇人脏躁之甘麦大枣汤，假其至平至甘之性，调治「明阳形气俱不足」之疾，并于方中酌加蝉蜕、仙鹤草、楂炭，处方共享六味药，服二剂而泻止神安。大约是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当时我在中医直属门诊部妇科应诊。一妇女以白带多而就诊。自述心烦、心慌、胸闷呃逆，常坐卧不安，失眠多梦。并云脾胃素弱，近来便溏，带下特别多，医治月余无效。诊其脉细中稍有数象，舌质淡而苔微黄。追询病史，知月前曾患外感风热。综观脉证，我认为患者虽属虚体，而现证余热未清，补之无益；倘若徒清其热，又恐虚虚其体。思之再三，乃从《伤寒论》栀予豉汤立法。但义考虑到便溏非苦寒之栀子所宜，时值栀予花盛开的季节，不妨来个「偷梁换柱」之法，爰拟一方：栀子花7朵，香豉9克，腊梅花12克，佛手花6克，远志4克，甘草3克，另以冬瓜子60克单煎代水。诸药先浸泡半小时，微煎数沸，分次温服。患者接过处方，颇为不悦。认为慕名求诊，不料处方只见几味市售观赏之花，莫非敷衍塞责?我向她耐心作了解释，劝其姑且试服，以观疗效。三天后，患者高兴地来门诊部致歉，谓服药后顿觉心胸开朗，烦闷若失，眠食亦香，带下随之而愈。另有一妇人患崩证，血大下不止。察其脉证，寒热皆无明显之征，惟询得血下时阴中觉热，我根据平素审苗窍诊断疾病性质所积累的经验：血下阴中觉热，必属血热致崩。乃出方：地榆120克，米醋同煎，单刀直入，期冀速效。患者昼夜连服二剂而血止。事后，跟随我同床的西医同志问我：「老师治病，用方极其平常，且少执全方，选药亦属平淡，剂量轻重不定，为何收效同样显著?。我回答道：「遣方不以罕见邀功，用药不以量重取胜，关键在于辨证准确，立法吻合病机，方药切中病情，虽四两之力，可拔千斤之重，神奇往往寓于平淡之中。」我常常对学生讲：「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孙思邈这两句话，言简意深，临证者当镂刻铭记。中医宝库包罗万象，不可小视草药单方人们常以「浩如烟海」一词来形容中医药宝库内容丰富。广阔的海洋总是由火川涓流汇集而成。祖国医学体系也正是由各家学派，中药、草药，甚至散在民间的单方、验方、秘方等各个部份所组成。不能一谈到继承就只想到几部经典著作。就连清代崇古遵经的医家徐大椿都承认：单方、验方，「病各有宜，缺一不可」。他在《医学源流论·单方论》中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主张。我个人数十年来，每治疑难险证，常在辨证论治法则指导下，选择适宜之单方、验方以辅助主方，「且为急救之备」、衰其标邪，「或为专攻之法」、顿挫病势，收效显著。例如，治疗膨胀、积聚、癃闭等证，凡在虚不任攻，虚不任下，而又不能不攻，不能不下的情况下，我往往用新鲜马蹄草冲绒，合以白酒炒热包肚脐。可收攻而不伤正气，下而不损阴液之效。再如《济生》乌梅丸，书载治疗便血淋漓。我早年试用于西医诊断的肠息内(其症表现为便血)获效，因此，进一步深究该方殭蚕、乌梅、蜂蜜三药组合之义，始知该方合于《素问》「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阻酸收之，以苦发之」，「燥者润之……坚者软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的理论。继而推之以广，用浩多种息肉及干宫肌瘤等，皆历验不爽。诸如此类之单、验、秘方，不仅需要继承和发掘，更应该通过科学实验，复经临床验证，由此及彼，逐步摸索出一条使专病治有专方的路子，这对发展祖国医学是很有意义的。早在农村行医时就广泛采用草药治病，人颇称便。到了大城市，为避「俗嫌」，曾中断使用草药。解放后，由于当局重视中医药的发展，我叉重新研究草药。常思古代神农为研究药物的治疗作用，尚可「尝百草」而不畏其毒伤身，虽系传说，然这种身体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却是值得学习的。为了证实《本草纲目》上关于蓓草、鼠曲草(四川民间称清明莱)等草药的确切疗效，我曾不顾年老体弱，数临悬崖峭壁，采集标本，并先在自己或家人中试用。经过反复试验，证实了穰草对西医诊断之肺结核、肠结核、肾结核、淋巴结核等有显著的疗效。此外，我还广泛运用其治疗尿路感染、风湿、低热、肺炎、屎毒症等，都取得较理想的效果。我自己患咳喘，曾煎服鼠曲草月余，不仅收到止咳、化痰、平喘之效，而且未见任何副作用。再如腊梅花，人皆知为观赏之品，鲜见入药。我从古人「稀痘汤」中用此解先天胎毒受到启发，用其治疗咽喉、肝炎、肺炎、流感等由病毒感染所致之疾病以及尿毒症，收效显著。据个人观察，腊梅花擅长于舒肝解郁却无香燥耗阴之流弊。多年来，我一直主张中草药台用，力图按传统之中药理论，从「四气」五味」来归纳草药的主治范围，以便临床时能循理遵法地组方，充分发挥药效。惜乎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甲观今宜鉴古：古为今用，探索新知「古方不能治今病」，这种认识肯定不对。不过，对前人的著作必需去粗取精，扬长避短，从而使之「古为今用」。比如，杨栗山着《寒温条辨》，制升降散为代表的十四个方剂为「天地间另为一种偶荒旱潦疫疠烟瘴之毒」所致疾病而设，并谓升降散一方主治「表里三焦大热，其证不可名状者」。在消灭了瘟疫这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的今天，治疫专方之升降散还有作用吗?每于诊余之暇，我常潜心杨氏《条辨》，参诸明清温热论著，琢磨有年，始渐悟得升降散痊病愈疾的机理就在于「升降」二字，杨氏也正于升降出入手眼独到。所谓「升降」是指气化功能而言。经谓「百病生于气」，「气乱则病」，「气冶则安。。因此，在湿热、疫毒疾病的某些病变阶段，予以疏动气机，调节升降，无疑是很重要的一环。从该方组成药味殭蚕、蝉蜕、姜黄、大黄、蜂蜜、黄酒来分析，亦深得《内经》风淫，热淫、湿淫所胜，治以辛凉、成寒、苦辛，佐以甘缓、淡泄之旨。其功效则通里达表，升清降浊、清热解毒、驱风胜湿、镇惊止痉可知。使用在临床上，对外感热病，尤其流行性感冒、麻疹、风疹、咽喉疾病等，都有很可靠的疗效，决非银翘散诸方所能代替者。作为一个缺乏现代医学知识的老年中医，探索新知的惟一手段只能借助临床观察，并以临床疗效为标志。一九六二年，我所名老中医周湘船邀我会诊一尿毒症患者。病人已神智不清，躁扰不宁，大小便三日未解，历经中西医两法治疗，几次导尿，收效不显。其人年逾七旬，证涉险境，命在垂危。诊毕，我对周老说：「巧取或可冀生，猛攻必然毙命。」经协议处方；以滋肾通关丸为煎剂内服，外用莱菔子、生姜，火葱加白酒炒热，温熨腹部，内外合治，希冀于万一。上午药后，下午得矢气，尿通。不料，通而复闭，又增呕吐，再施前法加减失效。怎么办?夜间殚思极虑，穷究息策，偶然翻到王旭高治肿医案一则，案云：「肺主一身之气，水出高原，古人『开鬼门，洁净府』，虽曰从太阳着手，其实亦不离乎肺也。」这几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此证何不下病上取，导水高原?进而联想到《金匮》治百合病亦不离乎肺，其症状描述与此患者颇多吻合之处，又何不权借百合病诸方以治之；清肃肺气，百脉悉安，导水高原，治节出焉。翌日，陈所思于周老，遂与百合地黄汤，百合知母汤，百合滑石代赭石汤三方合宜而用，并加琥珀粉、腊梅花，煎水频服；外治法改用新鲜马蹄草冲净，炒热，加麝香少许包肚脐。经内外合治幸得吐止，二便通快，神智渐苏。如此，随证加减，月余而竟全功。通过此例治疗后，近十余年来，陆续又治了七、八例尿毒症患者，只要其证偏于肺肾阴虚而伏内热者，沿用此法，成可奏效。从以上这些病侧的治疗获效，使我深刻认识到：祖国医学不仅有丰富的遗产亟待继承，更重要的尚有许多未知数需要我们去解答，需要我们探索新知。沙里淘金费苦辛，愿得几番百年身「沙里淘金费苦辛，医中奥妙细追寻。天然璞玉精琢磨，愿得几番百年身。」这首打油诗是我学医、行医几十年之切身体会。「业患不肯嘴」，「行患不能成』。每念及此，辄觉心里空虚。忆往昔，岁月蹉跎，颠沛半生，术业未能精深，观如今，政策英明，百花齐放，却叉风烛残年，无所作为。但是，由于党的关怀，同志的帮助，病员的信任，鞭策着我不敢因衰老而懈怠学习，激励着我不断求知，还想在术业上精益求精。近于病榻中读到报刊有关气功研究的报道：通过医学科学研究气功原理，发现肺还具有调节血流，转化和释放激素，摄取和利用葡萄糖，以及防止呼吸道感染等非呼吸功能。祖国医学认为，人体的阴阳平衡是依校气血的调整来维持的。中医常用益气固表之玉屏风散防治体虚易感风邪者，我运用百合病诸方，从治肺着手，治疗尿毒症(也曾用治肾病练合征)收散，是否与此有关?由此联想到还有很多疾病是否也可根据「肺主一身之气」、「肺朝百脉」的传统理论，结合现代研究，通过治肺而取得意想不到的疗效呢7．目前，这些想法已经有了初步概念，只不过我太缺乏现代医学科学知识，加之其它条件的局限，致使这一设想还极不成熟。正因为如此，我特别寄希望于青年中医和西医学中医的同志能够艰苦学习，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己任，使中医事业代有传人。作为一个老年中医，虽不能跃马横枪，冲锋在前，而老马则应效识途之劳。我愿意和一切志诫中医事业的有识之士「红专道上争先进，宏开宝库同战场」。为使古老的中国医药学焕发青春，为早日实现我国统一的新医药学而奋斗。(袁熙傻整理)我的学习方法和临证体会上海中医学院针灸系副主任上海市针灸研究所副所长杨永璇【作者简介】杨永璇(19o1～1981)，上海市南汇县人，著名中医针灸学家。致力予针灸事业六十余年，兼通内科，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有较高的声望。历任中华全国针灸学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针灸学会主任委员，顾问，上海中医学院针灸系副主任，上海市针灸研究所副所长，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等职。着有《针灸治验录》等。我幼年时，上海市郊缺医少药，眼见亲邻苦于病痛，为求医常需驱车步行，往返数十里，费时旷业，引为憾事。因此，在我十七岁完成了私塾学业后，就立下了学医志愿。父西庚公对我有志学医甚为赞许，闻川沙唐家花园王诵愚先生医术高超，誉满乡里，德高望重，甚为敬仰，乃命我拜王先生为师。三载后满师，遂返回故里开业，并到上海行医。解放后进入国家医疗机构工作。注重熟读博览我在三年随师学习中，王诵愚先生辛勤教诲，督导谨严。首选《内经》、《难经》，有全读有选读，均经讲解，并指定或熟记，或背诵，而《本草》、「脉诀》、《汤头歌诀》，均在背诵之列。年少之时，记性较好，多读数遍，就能背诵，时至今日尚能脱口而出，临诊处方时时可用，这都应归功于少壮之年所下的功夫。所以说读书没有什么诀窍，只要在弄懂内容之后，反复朗读背诵，可以受用一生。中医的理论是相互贯通的，内、外、妇、儿、大、小、方、脉，相辅相成。吾师虽以针科为专长，但内外妇儿各科亦均精通。他常常告诫我，要解除病人疾苦，不但要会针灸、拔火罐，也要会处方，还要能用汤药熏洗、按摩推拿，医术越是全面就越能取效于瞬间。他说古代名医扁鹊、、华佗，都是多才善医的典范，他们能用汤药、针刺、熨灸、按摩以及五禽戏治疗疾病。因此，我在学医的经历中，除精读《针灸甲乙经》、《针灸太成》之外，还兼学《伤寒论》、《金匮要略》。吾师特别推崇张介宾的《类经》，既指定选篇背诵，又要求逐篇披览。先师的教诲，使我对张氏《类经》的阅读坚持数十年，深感要成为一名针灸家就必须通读《类经》十九卷至二十二卷。咀上四卷归纳和总结了古代医家针术的各种见解，熟读之后才能了解后世针灸专著的学术思想渊源。下面举十九卷之七「用针虚实补泻」为蜘，谈谈我学习中的点滴体会。《灵枢·九针十二原》日：「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宛陈则除之，邪胜则虚之。」这一段经文，揭示了针灸治疗的法则，沿用至今，依然指导着针灸l临床。《类经》把《素问·针解篇》和《灵枢小针解》的原文归并在一节中，前后参照，起了自身批注的作用，对理解著者的原意很有裨益。「虚则实之」，其意如何?「小针解」日：「所谓虚则实之者，气口虚而当补之也。」「针解篇」目；。刺虚则实之者，针下热也，气实乃热也。』几篇谈虚实的原文集中一处，可以互相弥补，易于理解。虚是指正气虚。寸口之脉呈虚象，采用针刺的补法，使针下热。现今我们所常用的热补手法或烧山火手法，都是从《内经》这一治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满则泄之」。「小针解」日：「满则泄之者，气口盛而当泻之也。舢针解篇」日：「满而泄之者，针下寒也，气虚乃寒也。」满者盛之意，指邪气满盛。气口即寸口之脉象盛实，为邪盛之脉，当用针法以祛邪。张介宾注：针下寒者，自热而寒也。寒则邪气去而实者虚矣，故为泻。当今常用的凉泻手法或透天凉手法，就是这一治则的演变。「宛陈则除之者，去血脉也。」「针解篇」日：「出恶血。」意思更为明了；有淤积恶血之病症，以针法祛除恶血，达到活血祛瘀的作用。本人曾用七星针浅刺加拔火罐方法，拔出凝聚之恶血，起到祛瘀生新的作用，治疗各种固定性的疼痛症和血瘀症都收到一定的效果。「邪胜则虚之」，是谓「诸经有盛者，皆泻其邪也」。「针解篇」所谓「出针勿按」亦即泻其邪。这节的原文对后世补泻手法的发展和应用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小针解」日；「徐而疾则实者，言徐内而疾出也。疾而徐则虚者，言疾内而徐出也。」这就是近代所采用的徐疾补泻方法的渊源。本节还有开合补泻的记载：「徐而疾则实者，徐出针而疾按之；疾而徐则虚者，疾出针而徐按之。」所以说熟读张氏类经对了解针灸理论的来龙去脉很有帮助。博览群书，为我所用，是我学医历程中的又一体会。拜师学医固然是医学入门的第一步，但从师学习在一生中，毕竟只是短暂的时间，满师之后，贵在自学。我在临诊中遇到疑难杂证，常从阅读医书中得到启示。如李东垣的内伤学说和脾胃论对我的治疗技术帮助很大。李氏认为内伤的形成，就是人体「气」不足的结果，其根本是由于脾胃受损。他在《脾胃论·脾胃虚则九窍不适论》中说「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针灸治疗，重在调气，用补益脾胃之气，常能扶正达邪。在我临诊中遇肝胃不和，胸脘痛满，针刺胃之募穴中脘，出针后拔以火罐，既能宽胸消痞，又能降气和胃，应用在虚阳上扰所引起的眩晕症也有显效。此外，对卒中的认识在我六十年的临床中也是逐渐深入fl句。在随师中，先师坚持《内经》和《金匮》的中风理论，重视风邪为病，此风邪当然是泛指外风和内风，治法上强调祛邪为主的原则。当时，他很赞赏孙思邈的综合疗法。孙思邈在《千金翼方·针灸》中说：「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何则?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不能如此，虽有愈痰，兹为偶差，非医差也。」因此，先师在临诊中常针灸和中药同时并用。卒中的早期治疗，他是以平肝熄风、豁痰开窍的腧穴为主，如百会、风池、廉泉、天突、外关、合谷、足三里、太溪、太冲。针刺手法以补健侧，泻患侧。认为患侧为风邪所侵，邪留经脉，气血因而失畅，用褥法取其祛邪之意也。补健侧，是借健侧之健，推动气血之运行，包含有左病治右，右病治左之意。卒中二周之后，针灸治疗只取患肢腧穴，如上肢取肩帮、曲池、合谷、外关，手臂挛屈者加刺尺泽、曲泽，下肢取环跳，风市、阳陵、足三里、丰隆、飞扬、昆仑、太冲，以催气通络法疏通经脉。在处方用药上也重用祛风通络，平肝熄风，豁痰宁神之品，例如明天麻、嫩钩藤、炒防风、蔓荆子、嫩桑枝、络石藤、竹沥半夏、九节茸蒲、广郁金、珍珠母、石决明、广地龙、柏子仁、炙远志等等。我在临床上对卒中早期的治疗，针灸和中药并用，能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是部分高年体虚的中风患者，往往出现邪去正衰的征象，偏枯的肢体恢复活动比较缓慢。内服汤药当从何法呢?乃博览医书，渐有所悟。叶天士云：「大凡经主气，络主血，久病血瘀。」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亦以补阳还五汤治疗卒中的手足偏废，加重生黄芪的剂量，以加强补气之功效，气行血亦行。在近十余年的卒中后遗症半身不遂的治疗中，仿效补阳还五汤的原则加减应用，收到了颇为满意的效果。使我感到：当今所遇奇症顽疾，均可仿效古方古法的宗旨加以发挥。所以，博览群书可以防止一家之偏见，不断修正和补充自己的论点。注重切脉望舌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局部的病变，可以影响到全身，内脏的病变，又可从五官四肢体表反映出来。正如《丹溪心法》所说：「欲知其内者，当以观乎外，诊于外者，斯以知其内。盖有诸内者，必形诸外。」我在临床上体会到四诊的重要，无论吃药或扎针的病员，都需切脉望舌，以便作出正确的辨证。在诊脉方面，除了必须熟悉和掌握三部九候诊法和二：十八脉的不同脉形所反映的不同病机症候外(这是作为一个中医工作者的基本功，分清浮、沉、迟，数、虚，实六脉以统率其它各脉，这些是必不可少的知识)，尤其重要的是要识别脉之「有神无神，有力无力」。识得神之有无，才能辨人之生死；识得力之有无，才可辨病之虚实。而后方能拟定治疗法则，或补、或泻，或先补后泻，或先泻后补，或补母泻子等等。但有时脏腑虚实传变，脉气相互影响，致脉形交叉出现，那就需要根据脉诊所得，辨明脏腑，经络、阴阳、虚实、五行生克、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经络穴位上运用调剂补泻的方法。例如缓为脾之本脉，如右关出现沉细脉，此为水反侮土，乃从所胜来的微邪，治疗上就要用泻木补金的方法，以水生木，水为木之母，木为水之子，泻木所以夺母气，使水不能反侮土；土生金，土为金之母，金为土之子，补金令子不食母气，使土有休养生息之机而无不足之患，是健脾制水之法也。在切脉诊疗中，五行生克之理，必须推敲，结合临床经验，才能精益求精，避免错误。不仅要注意切脉，同时还要注意舌诊。《临证验舌法》说：「舌者心之苗也，五脏六腑之大主也，其气通于此，其窍开于此者也。查诸脏腑图，脾、肺，肝、肾无不系根于心,核诸经络，考手足阴阳，无脉不通于舌。则知经络脏腑之病，不独伤寒发热有胎可验即凡内外杂证，也无不一呈其形，着其色于舌……据舌以分虚实，而虚实不爽焉姑舌以分阴阳，而阴阳不谬焉,据舌以分脏腑，配主方，而脏腑不差，主方不误焉。」舌诊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在临床上的确可以根据舌苔、舌质和舌形，来辨别病变的性质，病邪的浅深和病情的虚实。故有「辨舌质可辨五脏之虚实，视舌苔可察六淫之浅深」的说法。此外，我认为观察舌之形态，仔细辨别舌端震颤程度，可以了解患者的心理和病况。例如，临床上每每遇到类似神经衰弱的患者，他们饮食正常而面容眦自，主诉繁多而滔滔不绝，由于生活中偶受惊吓或意外刺激，会出现情绪低落而悒悒寡欢，思想疑虑而睡眠善寤，心悸胸痛而心神不宁，脉形濡细无力，有肝胃不和、中气不足的现象。对此种病员的诊断，必须重视和体察舌端有否震颤现象。根据震颤程度不同而有三种诊断可能：一是在舌苔正常而尖端见到震颤的，可咀知道该病人胆小如鼠；二是舌苔薄、质淡紫(或绛)而胖的舌尖端出现震颤者，可以拟诊为心脏病态；三是在薄黄(或白)苔的舌中间出现微颤的，才是神经衰弱。据此，可对确诊为神经衰弱的患者，用「心病要用心药医」的办法，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同时用赡养心神，调治脾胃的法则进行治疗，务使心无疑虑，或生欢欣，则病慧然若失，再以东垣《远欲》之言说之，患者可破涕为笑而收显著疗效。此乃我临证六十年来诊治神经衰弱的一得之见。当然，除了切脉、望舌外，还需配合望神色、听言语、看行动、察体位、闻气味、问=便，并详细询问病史，才能全面地了解病情。经过综合分析，从而作出正确的诊断，治疗上才能丝丝入扣，收到预期的效果。注重经络辨证经络学说和针灸有着密切的关系。针灸治病所用的腧穴，就是经脉之气注输出入的地方，所以在辨证论治、处方配穴、选择手法等各方面，均不能脱离经络学说的指导。例如针灸治病必先明辨病在何脏何经，然后按照脏腑经络和腧穴的相互关系，采取循经取穴、局部取穴或邻近取穴等方法相互结合而定处方。正如《灵枢·刺节真邪》所说：「用针者，必先察其经络之实虚，切而循之，按而弹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之而下之。」就我的经验而言，脱离了经络，开口动手便错。现在常把针灸经络并称，更是说明针灸离不开经络。经络是内连脏腑、外络肢节，运行气血的通路，腧穴是人体脉气输注于体表的部位。因此，内脏有病通过经络反应到体表穴位L匕来，常表现为压痛反应。我在临床上，常检查体表穴位的压痛情况，藉以分析内部脏器的病变。一般急性病压痛较显著，慢性病雎痛范围较小。五脏虽位于胸腹，但脉气发于足太阳膀胱经，故五脏俞均在背部，如咳呛病在肺俞、胆囊炎在胆俞，都有按痛，可作辅助诊断之用。针刺治疗要有一定的感应，称为得气。我认为针刺感应的放散程度是由经络路线及穴位性能来决定的。如手之三阴，从胸走手。内关、少海清热安神，针感向下；中府、列缺凋肺利气，都向下放散。手之三阳，从手走头。合谷能升能散，手法正确，针感可到肩髑，甚至到头颈，曲池走而不守，针感也可向上。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三里和胃止痛补气，针感向下可到第二趾；委中清热利湿止痛，感应从』：向足跟，阳陵泉镇痉熄风止痛，针感向下。足之三阴，从足走胸腹。行间、太溪向上放散；尤其是三阴交可放散到腹股沟。获得这些放散感应与经脉走向关系较大。阳经有阳经的传导路线，阴经有阴经的感应方向。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扎针时可以用改变针尖的迎随方向，来改变放散路线。如内关穴属手厥阴经，一般感应是向下放散至中指，但也可运用催气手法，使酸胀感应向上放散，越过肘关节上行，使「气至病所」，能立止心绞痛等胸痛。因此，在临床上除了要熟悉经络循行，还必须掌握操作手法，才能提高疗效。循经取穴是针灸临床上常用的取穴法，根据「经脉所过，主治所在」的理论，我认为有时循经远取治疗，比局部取穴效果为好。如咽干，取双太溪，用阴刺法，效果明显；胁痛取阳陵泉，胸闷欲呕泻内关、太冲，急性扁桃腺炎刺合谷、少商，均有较好的疗效。这都属于循经远取法。又如手阳明大肠经在面部循行路线由人中而交叉，故口眼歪斜取合谷，右针左，左针右。经络之中的十二经筋是随着十二经脉分布的，它循行于体表而不入内脏。在瞄床上，我对于经筋之病，常用「以痛为腧」的方法来治疗。如网球肘，是较顽周的常见病症，在检查病人肘部时，可发现一局限的压痛拒按处，就在该点上施以较强的恢刺或合谷刺手法，以泄其邪，然后配以艾灸温针，常能缓筋急而收到较好的疗效。由此可见，经络学说是非常重要的，早在《灵枳·经脉》中已有记载；「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各科需要经络学说的指导，针灸临床尤其离不开经络理论。注重针刺手法针灸治疗，除诊脉察舌、审证求因外，其疗效与手法关系很大。我对进针手法，主张轻缓，先用左手大拇指爪甲紧切穴位，令气血宣散，然后用右手拇、食二指持针，进针速度很慢，旋转角度要小要缓，缓缓刺入，既可减轻破皮时的痛感，又可不致损伤血管，这样可使初诊慑针病人，乐意接受针刺治疗。但对小儿的进针法就耍因人而异了。由于小儿体小肉薄，又不易取得合作，既不宜用强刺久留之法，亦不宜用慢刺捻旋之法。特选用半刺法，单刺不留，易被小儿接受，临床用之，效果亦佳。对成人当针刺到真皮层，进入分肉筋骨之间时，就得加强捻旋，适当提插，当针下有沉重感觉，病人亦感胀重酸楚，此为得气；如进针后病者只觉刺痛，医者针下好像刺在豆腐中一样，毫无沉紧之感，此为不得气，就要用候气的方法，使之得气，才能获得疗效。正如《灵枢·九针十二原》所说：「刺之要，气至而有效。」这是很有道理的。我行医六十年，曾编成十句口诀：「针灸疗法，重在得气。得气方法，提插捻旋。提插结合，捻旋相联。指头变化，大同小异。纯杂之后，精神合一。」当然得气感应，每个人或每个穴位，并不完全一样，多数穴位能出现酸胀感，有些穴位则出现胀重感或麻电感。临诊时根据辨证所得，选取穴位，进针后运用适当手法，定能获得良好效果。至于补渴手法，大都均由提插捻旋组成，再加上快慢疾徐和阴阳左右及数字上的九六等综合而成，运用适当，均有疗效。虚证用补法，实证用泻法，先寒后热用先补后泻法，先热后寒用先泻后补法。如遇剧烈疼痛之症，我常用龙虎交战手法，此为补泻兼施的综合手法，以捻旋为主，结合左转九数，右转六数，反复施行，可疏通经气，舒筋活络，以收止痛之效。注重调理脾胃祖国医学认为人在出生以后，主要有赖于脾胃功能的健全，以保证生长发育的需要。「胃主受纳」、「脾主运化」，二者相互配合，消化水谷，吸收精微，以滋养全身组织器官。所以常把脾胃相提并论，称为「生化之源」，「后天之本」。李东垣据此立论，认为「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舢胃虚则五脏、六腑、十二经、十五络、四肢皆不得营运之气，而百病生焉。洲至于经论天地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六腑，及形气俱虚，乃受外邪。不困虚邪，贼邪不能独伤人。请病从脾胃而生，明矣。」他阐明和发展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病机。从而提出了「人以胃气为本」、「脾胃一伤，五乱互作」和「病从脾胃所生及养生当实元气」的论点，刨立了「脾胃学说」。主张用升阳益气、培土固本的温补脾胃法为治。升阳益气足以御外而强中，培土固本，可使元气自充而诸恙悉平。所有虚实传变，都应以治脾胃为本。体现了「治病必求于本」的经旨，这是李东垣《脾胃论》的中心思想。我对李东垣的《脾胃论》较赞同。在临床上，属肠胃消化系统痪患，固应重在调理脾胃，若其它疾患，不论情志佛郁，饮食劳倦，抑或贼风寒邪，暑湿袭扰之症，在辨证施治时，也以脾胃学说为指导，在治法上，注重调理脾胃，结合对症治疗。例一、庄某，女，34岁。患眩晕症已数年，虽经多种治疗，眩晕呕恶仍反复发作，特来针灸。诊得脉形沉细，舌苔薄腻，辨证为劳倦所伤，湿痰中阻，为取百会、天柱、大杼、丝竹空，内关、足临泣等穴，用捻旋泻法，以清镇宁神，疏泄肝胆，并加中脘(针后拔火罐)、足三里，亦用捻旋泻法，是用调胃和中之法，以收化湿除痰之功。数诊而眩晕呕吐皆愈，至今已近二十年，未见复发。例二、姚某，女，64岁。患腰痛不能回顾，甚则悲泣不已，诊为「阳明腰痛」。为针双侧足三里，用捻旋泻法，腰痛顿缓，再取肾俞，气海俞，针后拔火罐，转侧回顾均便，满意而归。例三、曹某，女，23岁，教师。患肠鸣腹泻已年余，神疲力乏，肌肉瘦削，情绪低沉，思想苦闷。由亲友陪同来诊，诊为「脾虚泄泻」。处单方：炒自扁豆肉、扁豆衣各15克，玫瑰花4朵，日服一剂，煎汤代茶。并嘱其注意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保暖节劳，怡悦乐观。一周后复诊，肠鸣腹泻均有好转，精神亦见振作，乃处参苓自术散方，加玫瑰花，并倍加炒白扁豆肉、衣煎服。二周后再复诊时，病愈大半，原方续进，服药二月，形体均复，元气充足，即告痊愈。我认为人身之脾胃，犹汽车之发动机，如发动机受损，则其它配件虽完美无缺，也不能开动。反之，只要发动机正常，零件的维修是较为轻易的。所以在临床上必须重视调理脾胃，扶佐正气。惟元气充足，虽痼疾亦易康复，若脾胃失治，元气大伤，则机体之修复为难矣。正如李东垣所说：「治肝、心、缔、肾，有余不足，或补或泻，惟益脾胃之药为切。∽凋理脾胃方法很多。我在慢性病的用药时，常男加佛手柑、女加玫瑰花，在针灸取穴时，也常男用足兰里、女用三阴交，以健运脾胃，固后天之本，使疾病容易康复。注重七情致病喜怒忧思悲恐惊，此七情是人体对外界环境各种条件的刺激而产生的精神话动，正常情况下是在体内各脏腑的调节之下进行。但过甚或过久的情志活动影响脏腑调节，遂至损伤脏腑而致病。在《内经》中即有「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的论述，后世医家作为病因学的三因之一。虽说七情均可致病，但临床上以怒、思、忧致病为多见。怒则气机逆乱，肝气郁滞，可见胸闷、腹胀、两胁疼痛，脉弦。由于「暴怒伤阴」，阴伤则阳失所制，故常伴有肝火上炎之症，如面赤升火，甚则呕血。忧哀太甚，则肺气抑郁，甚则肺阴受伤，以至形瘁气乏。思虑过度，则脾气郁结，以致胸脘痞塞，脾为所伤，则运化无权，而不思饮食。三志伤人致病，均可使正常运行之气机受阻而郁滞，其怒忧二志常伤脏阴，为患尤烈。关于治疗，《素问·阴阳应像大论》云：「悲胜怒，怒胜思，喜胜忧……」我认为忧、怒、思三志可使气机郁滞，甚则耗气伤阴。惟喜乐能使气机和顺，情志舒畅，营卫通利，正如《索问·举痛论》所说：「喜则气和志达，营卫通利，故气缓矣。」因此可用喜乐之法而统治怒、忧、思三志。医生之责，在于要千方百计的治好疾病，当医生在为病者诊察之际，治疗即已寓其中。若能针对病因劝导病者，并采用各种方法，使之．心情舒畅，调节好病者的情志活动，常能获事半功倍之效。《灵枢·本神》日：「故智者之养生也，如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昔张子和以戏言狂谑，使病人大笑不忍，而使心下结块于一、二日内皆散。临床上用喜乐之法治疗怒、悲、思所致疾病，从未闻有过甚之例，故不会有「喜伤心」之虞。此外，柴胡疏肝散、逍遥散，是古医家为气郁而设，内关、足三里、中脘等穴，具理气宽中之效，我在临床上亦是经常采用的。在临床上，待病者的态度应和蔼可亲，诊察上．要详审细致，治疗上要认真负责。遇有七情所伤者，更应循循善诱。记得有一位病者，女性，年四十岁，因家庭不和而争吵，遂使两胁胀痛，胸闷，心悸，已有十余天。由丈夫陪同前来就诊，诊得脉形弦数，面红升火。除用疏肝解郁之剂外，并以婉言劝之、导之。翌日，夫妻双双前来面谢，言归于好，诸症皆消。对情志怫郁而致神经衰弱的患者，更应如此。因情志违和而致病，用调节情志之法治疗已为医者所重视，其具体方法，可因人、因事、因时而异，但其目的为使病者消除不悦之感，而达情志舒畅，身心健康。在临床上，重视七情致病，善用喜乐之法治之，也是中医传统方法之一。余生平无他好，惟以治病为已任，急病人之所急，惟病人之乐而乐焉。临诊六十余年，虽无建树，但蕾赜从事，亦无殒越。孙思邈日：「胆欲大而一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是为余行医之鉴，终身守之而不失，得益非浅。上述点滴体会，甚属肤浅，惟读书临诊，均行之有效，不揣浅陋，冒昧录之，难免贻笑大方，幸同道指正。(尊依蠢徐明光誊纛盔整理)祖述宪章发扬光大南京中医学院教授吴考檗【作者简介】吴考檗(1903～)，江苏海门人。一九二三年毕业予海门中兴医学校；一九三三至一九五二年问曾任海了保神医学校校长兼教师；现为南京中医学院教授。毕生从事中医教育事业和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工作，颇着声誉。著作有《伤寒论百家注》、《金匮要略五十家注》、《本经集义》、《难经集义》、《素灵辑释》、《麻黄汤六十五方释义》等。我学医时，有两种学法：一是从源到流，即由《素闻》、《难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而后《千金》、《外台》，金元四家，明清各家，以及叶、薛、吴、王温热诸书；一是从流到源。我是接受学校规定的从源到流的途径学习的。独立思考我初进学校，老师即说：本校是从源到流授课的。《韩诗外传》说：「源清流清」。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云：「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源不深而欲求流之远，不可得也。」从源到流，很好，这就医学来说，当然即从《素问》、《难经》开始了。但《素问黟、《难经》，也是采取群说的综合著作，如《素问·宣明五气篇》既有「肝藏魂、肺藏魄」之说，「调经论」又有「肺藏气，肝藏血」之语。《难经·六十九难》既有「虚者补其母之盲，「七十五难」又有「母能令子虚。之辞。且《素问)、、《难经》作者，又各有其师承的不同论点。如《素问·宣明五气篇》说「脾脉代」，而《难经·四准》则说「脾脉在中」}《素问·平人气象论》说「厌厌聂聂，如落榆荚日肺平」，而《难经·十五难》为「肝平」；《素问·平人气象论》说「如鸡举足日脾病」，而《难经·十五难》为「心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此，应视为异苔同岑、异曲同工来理解。「肝藏魂，肺藏魄」，是以神志言；「肺藏气，肝藏血」，是以气血言。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所以，《灵枢经·本神弹即说；「肝藏血，血台魂，肺藏气，气舍魄」的。「虚者补其母」，是以补虚言，「母能令予虚」，是以玛实言。「脾脉代」是言脉象，「脾脉在中」是言脉位，可以两通。至于「厌厌聂聂」，「如鸡举足」，这些俱是形容语，肺平也好，肝平也好，牌病也好，心病也好，不必在形容语上钻牛角尖。《素问》是部远年著作，累次传写，错字很多，几乎每篇有之，这确实需要解决。如《素问平人气象论》说：「少阳脉至，乍疏乍数，乍短乍长」。而就在本篇上文则说「乍疏乍数日死」。那么，乍疏乍数是平脉还是死脉呢?考《难经·七难》说：「少阳之至，乍小乍大，乍短乍长。」这就很明显，《素问·平人气象论》上文乍疏乍数是准确的；下文的乍疏乍数，是乍小乍大的错筒了。又《素问·五藏生成篇》说：「诸筋者，皆属于节。」而《太素》卷十七则说：「诸筋者，皆属于肝。」依《素问》下文诸血者皆属于心，诸气者，皆属于肺例之，这又很容易得出「节」是「肝」字之误。而注家随文强解，难以为训。这都应独立思考，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决问题。融会贯通(《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字数不多。我认为最好全部或大部背熟，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除熟能生巧外，还应过文字关，如必、不、反、当、虽、者等字，也要留神注意。「必」乃「必然」、「一定」的意思，如必恶寒(3条)(条序依《伤寒论讲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矗四年版，下同)，必喘(76条)，必吐下不止(77条)，必恍惚心乱(90条)。「不」乃「勿」的意思，如不呕不渴(61条)，不恶寒(70条)，不大便而呕(233条)，不属阳明也(383条)。「反」乃「不该」的意思，如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29条)，反一．三下之(106条)，反以冷水嗅之若灌之(145条)，反发热(30条)。「当」乃「该当」的意思，如当懈之熏之(48条)，当救其里(94条)，当以汤下之(108条)，当先解其外(109条)。「虽」乃「纵然」、「即使」的意思，如虽有阳明证(209条)，虽硬不可攻之(235条)，虽能食(253条)，虽脉浮数者(25g条)。「者」乃别事词，如脉阴阳俱紧者(3条)，汗出恶风者(38条)，病人旧微塘者(83条)，噫气不除者(166条)。一条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者字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证的鉴别的意思，如桂枝二麻黄一汤(25条)，是治汗出未彻，与上文汗犬出，一正一反对比鉴别。一是服桂枝汤汗出太过，一是服桂枝汤汗出不及。汗出太过，故日脉洪火；汗出未彻，故日日再发。脉洪大，是表明汗出太过所引起，日再发，是说明汗出未彻所形成。故一日与桂枝汤，一日宜桂枝二麻黄一汤。用两个者字，是表明服桂枝汤后所产生汗出太过和汗出未彻的两个症状。葛根黄芩黄连汤(34条)，是治下后利遂不止、邪已入里的方法，不是治下后利邈不止而表邪末解的方法。故一曰脉促，明其未离太阳；一日喘而汗出，证其邪已入里。是以一日表未解也，一日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表未解也，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两句，是对比章法。表未解也，是脉促者之断语；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是喘而汗出之方治。这与前桂枝二麻黄一汤同一章法。就是说：脉促者，言脓不言证，是言脉胲证；喘而汗出，言证不言脉，是言证赅脉；表未解也，言位不言方，是言位赅方；葛根黄芩黄连汤，言方不言位，是言方赅位的意思。故与桂枝二麻黄一汤同用两个者字，此是《伤寒论》惯用的方法，亦是古文家常用的章法，只要翻看《伤寒论》前后用及者字的原文一看就清楚的。此外还有药品的去加，是关及药品的适应不适应，也应密切注意。如胸满去芍药(22条)，渴去半夏(98条)，胁下痞硬去大枣(98条)，小便利去茯苓(316条)，项背强几几加葛根(14条)，喘加厚朴杏子(19条)，渴加瓜蒌根(g8条)，呕加半夏生姜(177条)等。这样将前后上下同类文字对照一下(如23条中就有必、不、反、者四字)，就比较容易理解。因很多条文具有互相联系、相互阐发的意义。如血自下，下者愈(109条)，是宜桃核承气汤下的倒装句。时时恶风(173条)背微恶寒者(174条)，不是表未解，故下文(175条)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不言脉者，前(26条)已说过，此就可似以证赅脉了。综合归纳《金匮要略》二十五篇，一篇一病的有之，一篇二病三病的亦有之。我认为一篇一病，是有独特性的，如奔豚气和其它病很不一样。一篇二病三病，是具有联系性的，如腹满寒疝宿食，都有腹满痛。又趺蹶能前不能却，手指臂肿动，转筋上下行，阴狐疝气时时上下，蜕虫发作有时，其病证表现，一是能前不能后，一是常肿动，一是上下行，一是时时上下，一是发作有时，都有其相对性，所以合为一篇。再是其文与《伤寒论》重复很多，诚如《伤寒论翼·阳明病解》所谓：。见此病、便与此方。」《医学源流论·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论》所谓「参耆之类，无所不补，通气者无气不通」，也是有其一定道理的。各篇病证，如「痰饮咳嗽病脉证治」列有痰饮、溢饮、悬饮、支饮、留饮、伏饮多种名称，前后说法略有出入，可以用综合归纳的方法来认识。如上及于目、下至于肠的，为痰饮之所及，咳引胁下痛的，为悬饮之象征，流行遍体四肢的，是溢饮之见汪}上及头目眩冒，证见胸膈支满不得卧的，则为支饮之现象，胸胁及背下至四肢历节痛的，为留饮之病况，平素喘咳，发则影响腰背身目的，为伏饮之症候。其主要区别，素盛今瘐，为痰饮之特点；痛限胁下，为悬饮所独有；身体痛重，属溢饮之范畴；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为支饮之大要}背冷如掌大，为留饮之确证』发则身鹅泣出，为伏饮之真相。这就比较容易辨认，推之其它病证，也可因此隅反之。病证分析我对于病证的理解，认为病是证的总称，证是病的表现，赦病包括证的大部表现在内，证则总是在病的范围内出现。但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同一太阳病，而有中风、伤寒、温病、热病、湿病的名称。如《伤寒论》说：「太阳中风，啬啬恶寒，浙淅恶风，翕翕发热。」(12条)「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名日伤寒。」(3条)「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6条)《金匮要略·痉湿喝病脉证治篇》说：「太阳中风者，喝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痛，发热，身色如熏黄也。」可见，所谓中风、伤寒、温病、热病、湿病，都有发热，这就要从其同异之间区另l了。如恶寒、中风、伤寒可见，热病也可见，湿家可能也见，惟温病则不恶寒。但中风的恶寒发热，伴有汗出，伤寒的恶寒发热，伴有无秆而喘}热病的恶寒发热，是汗出口渴；湿病的恶寒发热，是一身尽痛，或身色如熏黄。温病热病都渴，但热病是伴有身寒，温病是身不寒，还是可以区分一的。又寒热虚实诸病，有但寒不热、但热不寒的；有表寒里热、表热里寒的有上寒下热、上热下寒的}有先寒后热、』先热后寒的；有寒多热少、热多寒少』的；有寒轻热重、热轻寒重的；有热寒往来、作止无．常的；有真寒假热、真热假寒的。都要作出适当分析。虚实也是这样，有形似虚而实实，形似实而实虚，所谓「大实如赢状，至虚有盛候。」即以真寒假热倒之，脉洪大是热，假热也有脉洪大，口渴是热，假热也有口渴。要在洪大中辨其有力是真，无力是假；无力中有时有力是真，有力中有时无力是假。口渴辨其饮多喜冷是真，饮多恶冷是假；喜热不多是假，喜冷不多也是假。咳为肺病，一般病不及肺，是不会咳嗽的。故《素问·宣明五气篇》说「肺为咳」。如咳而无其它症状的，当然就是肺所为病；假如咳而胁痛，胁为肝位，即为肺病及肝，咳丽腰痛，腰为肾府，即为肺病及肾。反之，先胁痛而后咳的，为肝病传肺；先腰痛而后咳的，为肾病传肺。又肺病咳喘，肾病亦有喘咳。但先咳后喘，为肺病及肾，先喘后咳，为肾病及肺。吐血与唾血有剐。唾血是唾中伴血属肺肾。吐_姐势如潮涌，胸满脉实的为热积肺胃；血色紫而面青脉．弦的为郁怒伤肝；血鲜而浓，喘咳烦热的为阴虚热扰；血鲜而淡，或如血丝，心烦准寐的为劳神伤心；血浊倦怠的为劳倦伤脾；血紫伴块，胸胁刺痛的为积瘀伤络；血淡无光，脉弱无力的为气虚失摄。不寐病候，有所谓心肾不交的，一般伴有烦躁不安感。但烦不躁的，是心不下交于肾；但躁不烦的，是肾不上交于心。无烦躁感的，不属于心肾不交。黄疸病候，大都是目黄、肤黄、尿黄、爪甲黄，同时或先后出现。单独目黄或肤黄及尿黄，不一定是黄疸}爪甲黄，是黄胆的独特症状。胀满水肿，有先后轻重之别。胀比满为重，满比胀较轻，满是胀的初起，胀是满的加重；肿是胀的发展，胀满是肿的先河。鼓胀非但与腹胀有别，即与其它胀病，也不一样。故如但胀不满，或但满不胀，即是胀病满病，不是鼓胀；既胀且满，亦是胀满病，不是鼓胀；胀满且_腹筋起的，乃是鼓胀病。同病异治《素问·异法方宜论》说：「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地势使然也……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这是说，地有东西南北之殊，气有寒热温凉之异，人有老少强弱之分，生活环境不同，病邪感受当然刁：是一样，调治方法也宜有所区别，此即一般所谓因人、因时、因地三因说法，也就是所谓杂合以治，各得其宜的方法，是有其一定启示作用的。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师问我；《素问·异法方宜论》一病而治各不同，是问同病异治的方法，而所答都是异病异治的方法，该如何理解?我说；以前在课堂讲授时是这样说的，此是古人「以宾形主，借宾定主」常用的章法。本篇首尾两段是主文，中间五小段是宾位。所以，但从文字的表面痈疡治宜砭石，挛痹治宜微针讲，是象异病异治。如由从字、来字、杂合字寻求，岂不是可以说。痈疡在砭石外，可以毒药，挛痹在微针外，可以灸燕及导引按牖多种方法。不然的话，从讲什么，来讲什么呢?从与来，即是为下文杂合而讲的，否则无所谓杂、无所谓合了。所以有些内科病累治不效，。而易以针灸，则很快显效，』就是这个道理。《素问》中类似此等文章，不是就此一篇。如「平人气象论」论平脉的文字少于病脉死脉，「刺志论」论虚实文字多于针刺等，同是这样的笔法。《金匮要略》百合病发汗吐下后与未经发汗吐下各异其治，亦是过个意思。再如「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说：「妇人……假令腹中痛为胞阻，胶艾汤主之。「『妇人怀娠、腹中疗痛，当归芍药散主之。叫妇人杂病脉证治篇」说：「妇人腹中痛，小建中汤主之。●忆一九四一年，沈友三夫人妊娠腹中痛，调气和血，多方无效。枷投当归芍药散，痛不解,继以小建中汤，痛如故,后以胶艾汤，应手而愈。于此知妇人妊娠，腹中绞痛，或一般性的腹中痛，则宜当归芍药散或小建中汤，非胶艾汤可得而愈。如妇人妊娠腹中痛，为胞阻的，则宜胶艾汤主之，亦非当归芍药散或小建中汤所可得而愈的。古人成方，有其传统累验，是要学习再学习的。异稿同治异病同治之说，《伤寒论》有之，《金匮要略》亦有之。如《伤寒论》说：「病人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54条)叉说；「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386条)两条病证不同，而前则日；此卫气不和也}后则日：当消息和解其外。外即卫也，是同为卫气不和则一，故可同用桂枝汤和卫。此即所谓异途同归，二而一者也。再如《金硅要略》虚劳腰痛，痰饮短气，小便不利，消渴小便反多，以及转胞不得屎。不问小便剎与不利，或反多及不得尿，而其病因由于肾气不力、失约失化则一，亦同用肾气丸主之。《易系辞》说：「引而伸之，触类丽长之，则天下之能事毕矣。」忆曾治一女经闭，是为气血虚闭，采用十全太补汤，三剂而经潮。后治一女经水漏下，淋漓不断，是为气衄虚而失摄，证虽不同，虚则一也，亦以十全大补汤而愈。又治一女尿血，仿吐血衄血属热用泻心汤法，认为此女尿血亦属热伤，亦用泻心汤，很快得效。再治一臂痛，难以屈伸抬举，药后效果不显。我想《伤寒论》项背强几儿，《金匮要略》口噤不得语，都是用葛根汤，困为都是属于经输不利，葛根为治经输不利药。这个病人，臂难屈伸抬举，亦是经输不利，即于原方中重加葛根投之，果然效如影响。后来叉引伸到「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先其时发汗则愈」，在这两个「时」字、「愈」字上动脑筋，凡遇胃痛腹痛等属于有时间性的病证，亦告知其先时服药，同样效果很好。于此知《伤寒论》真是一部经验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好书。通常达变病有寒热虚实，药有补泻凉温。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劳者温之，逸者行之，内者内治，外者外治，此大法也。但人事万有不齐，所谓寒热虚实，又很少单纯出现，而有合并为病，错综复杂情况的。就是虚而宜补，也有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的不同，实而宜泻，复有攻表墩里、酸气破血、导痰涤饮、消坚逐水的各异。以药品言；人参、黄芪之补，一不等于阿胶、地黄之补；大黄、芒硝之泻，不等于甘遂、大戟之泻,附子、细辛之热，不等于干姜、肉桂之热；黄连、栀子之寒，不等于石膏、知母之寒。抑且人有老少强弱不同，生活条件悬殊，养尊处优之徒，不等于栉风洙雨之人，其间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不能干篇一律。故医必博采众方，灵活变通，而后可以左右逢源，各得其宜。还有一些病人，并非不治之症，不过比较略为复杂，往往跑遍各大医院，经过很多医者看过，寒热补泻，统通用过，就是病不能解。这类病人，为数不少，医者经常可以碰到。有一次，我碰到一个病人。处方刚完，病者即说：这些药品过去吃过。意思是说，不能治愈其病的。对这等病人，不做说服工作，就是方药对症，也是无有多大作用的。因之就说。医者处方是依据病的情况而定。这些药品，我也知道你是大部或全部吃过，同时也知道你是有这种看法的。但你只看到相同的一面，未有看到不同的一面，所以你的病证，迄今未有看好。现在我可这样说。某几种药你在某一方内吃过的；某几种药，又在同一方内，我可知你未有吃过。即使曾经吃过，药量一定不是一样的，如果一样，那就不是医师处方，而是医书的印抄方了。要之，此中同中之异，是同门异户，毫厘千里，这是方药的关键所在，也是方药有效无效的区别所在。此类例子很多，如《伤寒论》的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和桂枝附子汤、与桂枝麻黄各半汤和桂枝二麻黄一汤，就是因药同而份量不同，而治各异宜的。所以医者治病，当然要有责任心，而病人亦当具有信仰心。《素问·汤液醪醴论》说「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素问·移精变气论》说：「标本已得，邪气乃服。」就是这个道理。以上肤浅体会，揭开天窗说亮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各人看法不同，大家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更好地为四化建设出力。(吴莲芳吴承玉整理)精研潭思老而弥笃上海中医学院教授张伯臾【作者简介】张伯臾(1901～)，上海川沙县人。一九二三年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后又在丁甘仁先生门下学习一年，深受教益。一九二四年返乡行医，一九三七年又在沪悬壶。一九五六年应聘到上海第十一人民医院(后改为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从事中医内科和教学工作。中医临床前后凡六十年，长于内科杂病，辨证细致，分析精当，疗效卓著，深得病家信仰。撰有《张伯臾医案》，《中医中药治疗急性心肌梗塞的经验》等。我幼年在农村中度过。当时农村哀鸿遍野，疫病流行，农民染病之后，常无力求医，倒毙者不可胜数。这对我童年的心灵触动很大。记得当时孟河名医丁甘仁先生在上海创办了中医专门学校，名噪大江南北，它是许多有志于岐黄之术青年的响往之所，我也是其中一个。经过努力，终于在十八岁那年考入了该校，成为该校第三届学生中的一员。入学后，同窗学友多有聪慧敏捷者，而我自知性较钝缓，故加倍努力，以勤补拙，终于获得较为优异的成绩，于一九二三年毕业。旋又师事丁甘仁先生，得蒙深造，获益良多。一年后，返乡梓行医。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兵燹延及浦东，全家移居市区，设门诊所于当时的「中医疗养院」。解放后，应聘到上海第十一人民医院(后改为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及教学工作。十年内乱期间，虽身遭迫害，犹潜心医业。粉碎「四人帮」后，我虽已年届耄耋，但党和人民仍然绐了我「中医教授」及「上海市科学大会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这对我来说是且感且愧的。在有生之年中，除了加倍努力，做好工作，以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情之外，其余一切皆无所萦怀。下面就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点滴体会，简要陈述于下，或与年青一代有所裨益。治学尚实不拘门户中医治学之道，以《内经》、《伤寒杂病论》为基础，但同时叉必须撷采众长，这样才能增进学识，提高医术。然而，中医书籍中有不少门户之见，故阅读医书，不能盲从，不能不加思索地兼收并蓄，重要的在于认真地进行临床验证，方能学得真谛。例如，徐灵胎弹注的《临}正指南医案》，是我一生爱凄的书。叶、徐两家均是一代名医，但在学术见解上，常有相佐之处。如《临汪指南医案》的吐血门中，叶氏常用麦冬、五昧子、玉竹、沙参等品。徐灵胎持不同意见，认为：「吐血咳嗽乃肺家痰火盘踞之病，岂宜峻补」；「今吐血之嗽，火邪入肺，痰凝血涌，惟恐其不散不降，乃反欲其痰火收住肺中，不放一毫出路，是何法吐王!」对此两说，在我始学之时，确有莫衷一是之感。为释疑团，我在临床中留心十余年，始有所悟，遂作批语如下：「徐叶两家之言，似乎背道，实乃相辅而不悖。吐血咳嗽而痰火恋肺者，麦冬、五味之属，当在禁用之列，以免助纣。然临证中，所遇肺阴已伤，舌红绛，脉细数而咳嵌吐血者不少。以阴虚为重，沙参、麦冬、玉竹等药，均属对症佳品，岂能废用?徒持苦寒，反伤胃气，非其治也。故徐、叶之说，未可偏废，须相机而用，取效临床。仲景有麦门冬汤，麦冬半夏同伍，补阴而不窒腻，遣方之妙，诚可取法。」可见，大凡治学，不能轻率随和一家之言，总应潜心研讨，方能融为已见。贯通「寒」「温」论治热病一九二四年，我回乡行医。当时，乡问农民生活极为贫困，积劳成疾，故病多危重，尤多热病重症，如霍乱吐泻，高热痉厥逆等等，病情凶险复杂，倏忽多变。面对耩手之症，我在钻研叶天士《温热论》、吴鞠通《温病条辨》的基础上，又勤读雷少逸《时病论劳、吴叉可《温疫论》、戴天章《广温疫论》等医籍，掌握了一般温病与时行疫毒的治疗差异，啉会到但持桑菊、银翘辈轻清之剂，常无显效，而投以治疗秽浊戾气的方药，使疗效有了提高。然而，我又深感温病诸书，虽对保津开窍之法颇多发挥，但对厥逆之变的辨治，尚有不足之处。如当时霍乱流行，病死者甚多，其症见卒然暴吐泻，手足蹶冷，汗出，大渴引饮，得饮即吐。一般医家从温病之法，投甘寒或苦寒清热之剂，活人者鲜。而我据仲景所论，投白通加猪胆汁汤，获效者不少。从中得到启发，必须进一步深研《伤寒论》，以补温病之不足，并借鉴《伤寒指掌》一书，探索融会六经及卫气营血辨证，以为救治热病重证的方法。古人说，对待伤寒与温病，须纵横看，我觉得此语甚妙。纵横交织，本一体也。无可否认，就两者方药论，各有偏重专长，只有融会贯通，方能左右逢源于临床。例如：方××，男，25岁，某院会诊病例。病者原总有肾病综合征，住××医院内科病房，使用西药塞嘴派。在第十七次治疗后，白细胞突然下降至200／立方毫米，并伴高热，体温40．5。c，两次血培养均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西医诊断为败血症，继发性再生障碍性贫血，立即停用塞瞄派，并用多种抗菌素静脉滴注及肌肉注射五天，高热不退，证情凶险。一九八0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应邀往诊，证见高热六天不退，入夜口渴，便秘，两下肢红斑(出血点)，苔黄腻柑厚中裂而干，脉象虚细而数。我分析，病系正气大亏，客邪乘虚而入，邪热亢盛，炽于气分，灼伤阴津，且见入营之势。治应扶持正气，清化邪热，投人参白虎汤，参以凉血救治之。方用生晒参、铁皮石斛益气保津，石膏、知母、银花、连翘清热透泄，赤芍、丹皮、旱莲、泽兰取其凉血散血之意，以杜传变。全方「清」、「透」、「养」三法同用，服药二剂，高热得平，白细胞上升至4900／立方毫米。病房医师以此方为清热妙剂，敞又嘱患者续服原方三剂。至十月三十日再邀会诊，病者出现嗜睡懒言，面色萎黄，汗出较多，口渴聃痛，苔根腻，舌淡红中裂，脉细数，重按无力等症。我考虑此由邪伤气阴，又过服寒凉清热之剂，以致阳气伤损，有虚阳外越之兆，邪热虽化未彻，而有内传少明之虞。故治疗重在扶养正气，佐彻余邪。方中重用吉林白参、黄芪、当归补气血以托邪，牡蛎、白芍和营卫以歙汗，柴胡、银花、连翘以透余邪，佐入麦冬清热养阴。服四剂后，热病告愈，二周后复查，二次血培养未见细菌生长。本案治疗，我先宗温病，后法伤寒，不拘一格，努力做到立法用药，知微杜渐，防变于未然，这样才掌握了主动权。谙熟医理治贵达变我自农村副市区行医后，临诊时内、妇杂病渐渐增多，间遇达官大贾，治病遣方须小心谨慎。在诊病之余，我深入研读东垣、丹溪、景岳等名家医论及联名医类案》、《柳选四家医案》、《临证指南医案》，并常置《类证治裁》于案头，随时翻阅。且到沪以后，也常有机会与老同学程门雪、秦伯未等互相切磋。经过二十余年的学验结合，视野遂广，意境渐上。一九五六年我参加曙光医院工作，病种接触面更为广泛，并担任了高等中医教育的内科临床教学任务，从而迫使我把所掌握的中医理论系统化，条理化。然而，我总感到自己的经验比较局限，临床疾病又千变万化，不胜尽治，因思古人「天下无不可治之疾，有不可治之医」的告诫，认识到关键是在医者必须熟读经典，旁通诸家，又善守常达变，付诸临床。这正是医道的至要所在。例如樊××，女，46岁o1974年9月21月初诊：患者由车撞致脑外伤昏迷，经某医院治疗二十四天，仍神志昏迷。右手有无意识动作，左手及两下肢不能活动，脉弦数，舌苔干喊。头脑受伤，血瘀阻络，拟醒脑活血通络，投通窍活|汤原方加菖蒲、郁金、至宝丹。二诊；神志时清时昧，头痛烦躁狂叫，日夜不休，便秘腹痛，舌苔转淡黄腻，脉弦小数。骤受撞伤，瘀热凝阻，有如《伤寒论》蓄血如狂之症，与阳明热盛发狂不同，拟抵当汤加味，化瘀清神。方用水蛭、虻虫各9克，桃仁12克，当归18克，山栀15克，红花9克，生川军6克(后入)，鲜石首蒲16克，郁金、茯苓各9克。三诊：前投抵当重剂加味，服至第四剂时，左手及两下肢已能活动}故七剂后叉服十剂，烦躁狂叫大为减轻，神识渐清，但不能言语，昨日便软三次，腹痛已止，舌苔黄腻，脉弦小。脉络血瘀渐化，惟痰湿热尚阻中焦，再拟活血和中而化湿热。黄连温胆汤合通窍活血汤(去麝香)加菖蒲、蔻仁。此后，烦躁惊叫除，神志渐清，但时有幻觉，据证予活血清神、和中舒胃以及调补气阴，佐吼清化之剂治疗，症除病愈。先后共调治五十余天。《伤寒论》蓄血膀胱是指太阳府证，瘀热在里，可见「如狂」一证。而与本例发狂，虽病变部位不一，然病机雷同，皆瘀热犯于神明所致。且抵当汤方用水蛭、虻虫，峻猛破瘀逐血，又合桃仁、大黄破血荡热，导瘀下行，颇合本病治则，故我广其意而用于本饲治疗，收列了满意的疗效。又如，《伤寒论》中的桂枝汤，其适应症何尝仅止于太阳病中风证。按其组方，当有和营温经，振奋脾胃，缓急止痛诸作用。因此，我把它广泛地应用于慢性泄泻、慢性胰腺炎、胃痛、虚劳以及神衰等属虚寒证者，效果息好，这是桂枝汤的达变于临床。由上而知，学习《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原著，须重视其辨证之细致、用药之精当，从中寻绎其旨意，再据「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精神，于临床中灵活应用。当然，在对待其它医家著作上，也同样如此。不囿成说抒发己见我常对学生说：「精通医学以熟诲医理为首务。但是，欲求发展，又不可因循沿袭，为成说所囿，不敢越雷池一步。须结合临床，深入体察，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以得真知，抒发己见。」近三十年来，我也是这样要求自己，以求得学术上的进步的。如对肝脏阴阳的认识，古人谓肝脏体阴而用阳，肝阴肝血其体可虚，而肝气肝阳其用总属太过。在数十年临诊过程中，我常思索这一问题：五脏皆有阴阳，均可见有阴阳之虚，何惟独肝气肝阳之无虚?f此说片面可知。纵然，吴澄、唐容川等医家曾提及肝气虚、肝阳虚，但乏于阐述，未能付诸临床。其实，l瞄床中肝气虚、肝阳虚何尝少见，在肝炎、肝硬化病例中尤属多见，其症如胁肋隐痛，或胀痛绵绵，劳累则增剧，神疲乏力，腹胀纳果，面色灰滞萎黄，悒悒不乐，其或艮寒肢冷，舌多淡红胖，苔自或腻，脉虚细弦或沉细无力，并常与脾气弱、脾阳虚同见，治疗当以益气温阳、补肝建脾为原则，用参、苠、附于、白朮、茯苓、细辛、白芍、枣仁、乌梅、木瓜之类。对此类病人，如执持成说，反用疏肝泄肝，投以大量理气活血之品，必致戕伐太过，更虚其虚。兹举我用附子、白朮合桂枝汤温振肝脾阳气治疗早期肝硬化的案例如下：王××，女，49岁。1974年儿月5口初诊：患者罹早期肝硬化，近年来肝区胀痛，神倦纳果，面色灰黄，月经二月术转，畏寒肢冷，盗汗，脉沉细无力，苔白滑。肝气虚，脾阳弱，气血不足。拟温阳而补气血，猷观动静：熟附子、炒白芍各g克，鸡咀藤15克，白朮9克，炙甘草、青陈皮各4．5克，桂枝6克，当归12克。二诊：肝区胀痛得减，畏寒肢冷依然，经停已转，寐则多汗，面色萎黄，神疲纳增，脉细、苔白润。方药合度，仍守前法，以冀进步。前方去青陈皮，加红花6克、炙鳖甲18克。服上方后，症情又见好转，再守方参入枣仁、牡蛎、党参、川芎等药，连服二月，肝区胀痛得除，形寒肢冷转温，面有华色，艰寐盗汗亦瘥。蛋白电泳的r球蛋白从12．5％上升至15．5％，血沉降率从35～65毫米／小时下降至正常范围，并恢复工作。随访年余，证情稳定，未见反复。又如急性心肌梗塞，很多学者认为属中医「真心痛」的范畴。据临床体验，对照《金匮》及有关医着的记载，我认为本病不仅属于「真心痛』，还应属于「胸痹」范畴。大致可作如下划分：右胸疼痛剧烈，或者手足青至节，并在二十四小时内死亡的，为「真心痛」，痛虽剧烈，但不迅速死亡的为「胸痹」。《金匮》论「胸痹」日；「阳微阴弦」，乃指心胸阳虚，阴寒痰饮乘于阳位所致，故治疗也局限于补阳益气、通阳散结、豁痰化饮之剂。近十多年来，据我临床所见，《金匮》所论与实际不尽相台。就本病病机而言，本虚标实确是心肌梗塞的特点所在。但本虚非徒阳虚，尚可见气虚、阴虚、阴阳两虚，甚或阳微阴竭，心阳外越等；标实也非仅痰饮为患，尚有气滞、血瘀致害，。又有兼寒兼热之不同。同时，标本之间多相互影响，未可执一而言。因此，在治疗上也不能拘泥于《金匮》，应随证遣方，灵活掌握。我根据本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总结了三个治疗要点；一是处理好「补」和「通」的关系，掌握好「祛实通脉不伤正，扶正补虚不碍邪」的原则；二是防脱防厥，要细致观察患者在神、气息、汗、疼痛、四末及素体温度、舌苔、脉象等方面的变化，随时警惕厥脱的发生，用药也宜于厥脱之先，三是关于通便问题。本墒患者常见便秘一证，由大便不畅引起心跳骤停而死亡者并不少见，故及时而恰当地通便，为治疗心肌梗塞的重要方法。立法用药时应分清阳结阴结，采取「先通使去实，然后扶正补虚』或「补虚为主，辅以通便」等法，以助正气的恢复(详见《上海中医杂志》一九八一年第十期)。类似上述的例子，在临床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我觉得，面对临床实际，敢于提出新说，以发展祖国医学，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杂症施治遥溯《千金》在我年轻的时候，曾读《千金要方》，难解其意，视为「偏书」。解放初期我曾见方行维老先生治病用药甚为夹杂，每每认为是无师传授的结果。近二十余年来，我所遇疑难杂症，与日俱增，投以平时熟用之法，取效者不多，常百思不解。在这种情况下，遂再次攻读《千金要方》。随着阅历的加深，读起来就别有一番感受。我感到该书医学理论纵然不多，而方症记录朴实可信，其表里、寒热、补泻，升降、通涩等药常融冶在一方之中，可谓用心良苦，奥理蕴在其中。所谓疑难杂症者，大多症情错杂，非一法一方所能应对，当须详细辨证，切中病机所在，方能奏效，而不能被某些狭隘的理论所束缚，更不能受流派所承的学验所限制，必须扩展视野，进一步研究《千金》组方之杂，观察其临床之验，我想这是探索治疗疑难杂症的重要途径之一。例如：姚××，女，75岁。1975年11月15日初诊：素有痰饮，近加外感，咳嗽气急口渴，自觉内热，高年心气不足，四末欠温，水湿赫留于下，二足浮肿，脉小数促，苔薄白腻。正虚邪实，寒热夹杂。拟标本兼治，益心肾而清化痰热：、净麻黄4．5克，杏仁g克，生石膏24克，泽泻18克，炙甘草3克，党参、熟附片各9克，开金锁(另蒸冲服)、鱼腥革各30克，防己12克。二诊；咳嗽减轻，气急渐平，咯痰亦少，胸闷不痛，心悸且慌，四肢渐温，脉细数促不匀，舌质暗。太阴痰热日见清化，心肾亏损亦得好转，再拟养心活血佐以化湿肃肺：熟附片15克，党参12克，炙甘草6克，泽泻，当归各15克，麦冬9克，炒川连2．4克，丹参15克，红花6克，防己12克。本例素体肺气虚，痰饮内停，久而及于心肾，，复又感受外邪，引动宿疾，遂致咳喘脉促，饮溢经络。患者又有口渴、内热、四肢欠温等症，寒热错杂之象，必探其本而标本兼治之。未可一味治标，故以麻杏石甘汤合参附汤，寒热并用，扶正祛邪，仅服七剂,证情大减，继以温阳养心肃肺活血之剂而收功。此乃宗《千金方》寒热补泻相兼组方之意，结合具体病症加以运用，从而使本例重病得到缓解，如：时×，男，52岁。．1973年2月28日初诊；患者于解放战争时期有脑震荡史。从一九六0年起常有嗜睡或不眠之象，证情逐年加重。近四、五年来，嗜睡与不眠交替而作，眠则三、四十天日夜不醒，饮食须由家属呼而喂之，边食边睡，二便亦须有人照顾，有时则自遗；醒则十数天日夜不眠，烦躁喜动，头晕且胀。平时腰酸怕冷，手足逆冷，面色晦暗。得病之后，曾赴各地迭治不效，遂来沪诊治。刻下，神倦呆钝，边诊边睡，家属诉纳食尚可，口干，便艰解燥屎，苔白腻，舌边紫暗，脉沉细濡。多年顽疾，寒热虚实错综复杂，恐难骤效。书云「怪病属痰」。痰浊蒙蔽心窍，神志被困。姑先拟清心涤痰镇静宁神法，以观动静；炒川连18克，茯苓12克，橘红4．5克，制南星、郁金、石菖蒲各9克，磁石30克(先煎)，当归、勾藤各12克，白金丸4．5克(吞)，淮小麦30克，礞石滚痰丸9克(包煎)。二诊：神倦嗜睡之象略见好转，便艰亦顺，然手足依然逆冷，而色晦暗，脉舌如前。筹思推敲，审证求因。恐由肾阳不振，阴箍弥漫，痰热内阻，瘀凝气结所致。治当标奉兼顾，故投温振肾阳，清化捩热、理气化瘀之剂熟附子、桂枝各9克，炒茅术，茯苓各12克，制南星0克，制半夏12克，石莴蒲15克，陈皮6克，当归、桃仁各12克，川芎6克，全鹿丸9克(吞)，礞石滚痰丸12克(包煎)。三诊：投温肾通阳化痰祛瘀之剂后，颇见应手，服药两天即自行起床，无烦躁狂乱诸症，且感神情爽朗，四肢转温，苔白腻减而转澜，舌暗转淡红，边紫，脉沉弦小。肾阳不振有恢复之机，痰热血瘀虽化末净。前方既效，毋庸更张，壮肾阳以治本，化痰瘀以治标，故前方去茅术、桃仁、川芎，加红花9克。服药后症状消失，体力日见好转，前方略为出入，续服三十余剂，得以痊愈。患者罹病多年，迭经各地中西医诊治，诊断尚不明确，有日「阀随病变」，有日「突发性睡眠症」等等。治疗或用养心安神镇潜之品，或予镇静药、兴奋药交替使用，皆不效，症情日益加剧。我于是症，则抓住嗜睡一症加以辨证，投温补、清化、祛瘀之剂，标本兼顾，攻补寒热同用，使肾阳得温补而浙振，痰热得泄化而渐清，多年痼疾终告痊愈。足见，对待疑难杂症，正如严苍山先生所云，方药不避其「杂乱」，但须杂中有法，乱中有序，这也是我得力于《千金》之处。(严世芸张菊生整理)学无止境学无快捷方式山东中医学院教授，中医基础敏研室主任张珍玉【作者筒介】张珍玉(1920～)，山东平度人。幼承家学。青年时期悬壶于青岛。一九五六年调山东中医进修学校任教，一九五八年任教于山东中医学院。医理精深，长于内科杂病的治疗，对一些中医理论和临床问题常有独到的见解。编着和主编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病机十九条》、《谈脏腑辨证》、《内经摘要》、《中医基础学》等先诵后解由浅入深家父业医，悬壶青岛，诊务繁忙，活人无算。我幼承家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对中医略有了解，也逐渐爱好起来。父亲也希望我承袭家技，攻读歧黄，将来置身杏林。我十六岁时，父亲便让我一面上学，一面在业余时问和哥哥一起学习中医。首先学习浅显的内容，背诵《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濒潮脉学》、《(汤头歌诀》替。《索问·着至教论》提出知医应做到「诵」、「解」、「别」、「明」、「彰」，父亲也要求我们从背诵入手，先装进肚子里，再慢慢消化、吸收。起初父亲不给讲解，又没有通俗版本，全凭死记硬背，非常吃力。父亲家教甚严，过一阶段就考我们，提出其中的一句，我们必须熟练地往下背诵。我和哥哥互相督促，互相问答，睡觉前背，走路时背，上厕所也背。学识渐进，背诵也渐容易了。二，年间把《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濒湖脉学》、《汤头歌诀》都背过了。阻后开始攻读王冰次注「内经》、陈修园的《金匮要略浅注》、《伤寒论浅注》，也是先背诵。虽然都有注释，也不准看。说实在的，当时看了注释也不崔，又怕耽误时间。父亲经常教导我们学习没有快捷方式，必须扎扎实实地学，打好基础，多记多背，。熟能生巧，临证时才能得心应手，举一反三。我们背过《内经》的主要内容及《金匮》、《伤寒》的全部条文以后，父亲开始给我们讲解。星期天跟父亲看病时，他常结合病情，让我们背诵有关的经文。我们看到学过的理论知识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验证，有说不出的高兴，更加激发了学习的热情，坚定了信心。以后我们开始涉猎历代医家的名著，由于有了一定的基础，记忆和理解都快多了，背诵了不少的佳句与名篇。博采众长开阔眼界经过一段学习以后，钻研深进去了，遇到不少疑难问题。例如，《内经》为什么还有「阴阳剐论」、「脏腑别论」、「经脉别说」呢?别说」指什么而言的呢?父亲诊务繁忙，除了晚上以外，抽不出更多的时间给我们讲解，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我走出家门，拜访名医求教。我出访了当地的一些名医，提出问题，请他们解答，倾听他们的观点，吸取他们的长处。记得当时青岛云南路有位老中医叫谢文良，北京人，颇有盛名，就诊者盈门。我问他，经云「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应当怎样理解。他说：春夏温暖，阳气旺盛，阳生阴长，生机蓬勃，万物争荣，此时应当顺应自然之势，保护生发的阳气，秋冬寒凉，阳杀阴藏，阴气当令，万物收藏，此时应保护主令之阴气。治病要考虑节令气候，勿伐天和。这对我启发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