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之路(全集)

名老中医之路【汪逢春小传】汪逢春(1884～1949)，江苏苏州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毕生热心于中医教育事业，努力提携后学。一九三八年曾任国医职业公会会长，并筹办《北京医药月刊》；一九四二年在北京创办国药会馆讲习班，为培养中医人材做出了贡献。学术上擅长时令病及胃肠病，对于湿温病亦多有阐发。著作主要有《中医病理学》、《泊庐医案》等。汪逢春，生于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清·光绪十年甲申五月初五日)，故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农历己丑年七月二十日)。毕生热心公益事业，尤注重培养人才，提倡在职教育。一九三八年成立国医职业公会，汪逢春被选为公会会长，同时筹备《北京医药月刊》，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创刊，先生亲自主持笔政，并为该刊撰文，以资号召倡导。一九四二年曾创办国药会馆讲习班于北京天安门内侧朝房，为中医中药界培养人才，虽是短期培训性质，但纠集同道多数是有真才实学的前辈，如瞿文楼，杨叔澄、赵树屏等都是主讲教师，近代名医郭士魁、王鸿士等就是当时的学员。汪逢春精究医学，博览群籍，虚怀深求，治病注重整体观念，强调辨证施治，在京悬壶，门庭若市，妇孺皆知其名。《泊庐医案》一书序云：「汪逢春先生诊疾论病，循规前哲，而应乎气候方土体质，诚所谓法古而不泥于古者也。每有奇变百出之病，他医束手者，夫子则临之自若，手挥目送，条理井然，处方治之，辄获神效。」他一生忙于诊务，无暇著述，仅见有：《中医病理学》(1942年，北京医学讲习所铅印本)《泊庐医案》(1941年，谢子衡等学员手辑，华北国医学院铅印本)《今冬风湿症之我见，愿与诸同人商榷之》刊《北京医药月刊》第二期(1939．2)《猩红热与痧疹之分辨》刊《北京医药月刊》第四期(1939．4)《为本市小儿科专家谨陈刍言，希鉴纳之》刊《北京医药月刊》第五期(1939．5)《泊庐医案》是门人弟子辑录的，可代表汪逢春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他去世后门人冯仰曾医师曾在《中医杂志》一九五八年八月号中介绍医案数则。北京中医学院温病学教授赵绍琴医师曾在他所编着的《温病纵横》中洋为介绍其业师汪逢春治麻疹经验。「麻疹初起，风热内蕴，肺先受邪，咳嗽声重，鼻塞流涕，夜寐不安，小溲色黄，舌绛苔厚，脉象滑数。治以清风热而兼透疹。宜避风慎口，防其增重，疹不出者加防风三分。」「麻疹合并肺炎，风湿蕴热，互阻肺胃，势将咳逆致厥。治宜宣化肃降，清热化痰。」治猩虹热的经验：「温毒化热发斑，胃肠积滞尚重，深恐神昏致厥，饮食寒暖皆需小心，防其增重，禁用风药。」语虽不多，字字珠玑，理法方药护，无不悉备，堪为后世法。学术见解及临床经验汪逢春先生擅长治疗时令病及胃肠病。诚如其弟子们所言；「盖吾师于诸杂病，经验宏富，方案多有奇效。」他认为脾胃乃气血化生之源，五脏之精气皆赖脾胃运化、转输，皆需脾胃化生后天水谷精微的补充，若脾胃化源乏竭则灾害至矣。经云：「有胃则生，无胃则死」及「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就是强调脾胃的重要性。尤其是一些时令病或胃肠病，多因劳倦过度，饱饥无时，贪凉饮冷，恣食肥甘，过嗜辛辣，食饮不洁等引起。病势来之虽急，若治疗得当，邪去也速。如若迁延，累及五脏六腑，祸不旋踵。汪逢春先生于时令病、胃肠病审其虚实寒热，辨证细腻，立法严谨，组方灵活，用药轻灵。常用淡附片、淡吴萸、淡干姜、鲜煨姜、紫油肉桂以温中，党参、薏米，炙甘草、连皮苓、红枣、秫米、陈廪米，建莲肉等以补益脾气、脾阴，焦苍朮、川厚朴以燥湿健脾，木香、枳壳、新会皮、香橼皮，玫瑰花、鲜藿佩芳香化浊以疏肝理气和胃，砂仁，蔻仁以醒脾开胃，生熟谷麦芽、枣儿槟榔、范志曲、鸡内金等化滞和中，还常常喜用成药如加味保和丸、枳术丸、越鞠丸、香砂养胃丸等入汤剂同煎，以加强疗效。其单味药用量在一钱至三钱之间，药味不过十味左右，成药入煎剂不过三至六钱上下，方药并不奇特，皆医者习用之品，而且味少量轻，然疗效卓著，所谓「轻可去实」，用药精良者也。如《泊庐医案》王左泄泻案。患者六十七岁，大便泄泻，嗳噫泛恶，胸闷不舒，中脘嘈杂。辨证为老年中气已衰，脾胃两惫，拟以辛温和中，甘润疏化，所谓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也。处方为：淡吴萸4．5克，淡干姜2．1克，生热苡米9克，连皮苓12克，香橼皮4．5克，生熟谷麦芽各9克，范志曲9克，香砂六君子丸(包煎)12克，淡附片3克，玫瑰花2．1克，北秫米30克，潞党参、饴糖各15克，煎汤代水。二诊时，拟以温和摄纳，佐以补中之味;三诊时再以前法加减，病告痊愈。又如，顾左泄泻案：泄泻颇甚，腹胀且痛，舌苔白腻，两脉细濡，饮食失调，辨证为寒伤肠胃，势将转痢，亟以芳香分利法。嘱生冷宜忌。处方：鲜佩兰6克，制厚朴4．5克，花槟榔9克，木香、煨葛根各3克，焦苍朮9克，保和丸12克，枳壳片4．5克，鲜藿香4．5克，鲜煨姜2．1克，焦麦芽，赤苓皮各12克，生赤芍4．5克，建泻片9克，白蔻仁、落水沉香各O．6克。二味同研细末，匀两次药汤送下。二诊时，泻滞并下，次数已减，腹痛后重亦除舌苔白腻而厚，两脉细弦而濡，辨为：饮滞化而未净，拟再以升阳和中，推荡宿垢，饮食小心。前方稍事加减，服后立愈。即使其它杂病治疗，也常喜于方中酌加各种曲类，范志曲，霞天曲、沉香曲等，以振奋胃气，增加食欲，使化源足气血充，体质增强。先生又善治湿温病。湿温病治疗相当复杂，吴鞠通医案有化邪法，用豆豉、荆芥、青蒿、桔梗、杏仁、郁金、连翘、银花，治身热面赤，肢微冷，舌苔满布，口反不渴，在芳香清解之中重用宣透。薛生白《湿温病篇》亦指出：「湿热证恶寒发热，身重，关节疼痛，湿在肌肉，不为汗解，宜滑石、大豆卷，茯苓皮，苍朮皮、藿香，荷叶，通草，桔梗等味。」又说；「湿温证初起，发热汗出胸闷，口渴舌白，湿伏中焦，宜藿香、蔻仁、杏仁，枳壳、桔梗、郁金、苍朮、厚朴、草果、半夏，菖蒲，佩兰、六一散」。汪逢春先生治疗湿温病效法古人，而不胶柱鼓瑟。从其医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采用清热化湿兼顾，斟酌湿偏重，还是热偏重而用药；同时，结合宣透、舒郁、淡渗、缓泻等法来分解病势。尤善以辛香宣达、芳香清解之法取效，而最忌见热清热，因此时不仅热不能清，反使湿愈凝滞，造成缠绵之局势。选方大略为藿朴夏苓汤，甘露消毒丹之属进退。他善用大豆黄卷，香青蒿、藿香、佩兰、荷叶、薄荷、桔梗等轻清宣透、芳香化浊，厚朴、半夏、苍朮、蔻仁，菖蒲，甘辛苦温芳化，山栀子、黄芩、丹皮，连翘，银花、茵陈等清热，木通、滑石、竹叶，通草、灯心、泽泻、赤苓皮、猪苓、苡米等淡渗清利，酒军，槟榔缓泻。清、化、宣、利、泻并施，使湿清热解，诸恙得除。即使对于湿温重症，亦主张轻出轻入，高热病人也不宜苦寒之晶过重，而选用芳香宣化之品，如大豆黄卷、山栀子、藿香、佩兰、银花、连翘等。尤不主张用生石膏，如邪在卫分，恶寒未罢，而早用石膏，可有「冰伏凉遏」之弊。至于「三宝」，则认为可酌病情恰当选用，而且可以早用，认为「三宝」有芳香醒脑开窍之功，对于一些重症出现时昏时昧者，用之苏醒较快。湿温病治疗虽如剥茧抽蕉之难，汪逢春先生积多年之临床经验，却得心应手，其治疗湿温病之经验，可师可法。仅举二案例，以见一斑。例一，邢左湿温案，二十一岁，九月四日初诊。身热头痛如裂，项强一身拘挛，呕吐，大便七日未通，舌苔垢厚，两脉弦滑而数，重按无力。辨其：病甚重，势将痛甚致厥，姑以金匮法加减备候。处方：煨葛根3克，姜竹茹9克，九孔石决明(先煎)30克，连皮苓12克，鲜佩兰(后下)、鲜藿香(后下)、枯子芩各4．5克，紫贝齿30克，建泻片9克，龙胆草2．1克，丝瓜络9克，川军炭(后下)4．5克，香豆豉12克，白蒺藜9克，羚羊角尖O．3克，研末分两次冲服。九月七日四诊时，头痛减而大便亦通，通而甚畅，呕吐不止，身热依然，舌苔垢黄且厚，小溲艰涩，两脉弦滑且数，拟以辛香通腑为治。处方：香豆豉15克，制厚朴4．5克，佛手片9克，保和丸(布包)15克，赤苓皮12克，嫩前胡4．5克，全瓜蒌15克，新会皮4．5克，花槟榔、建泽泻各9克，鲜佩兰4．5克，姜竹茹、白蒺藜、焦苡米各9克，酒大黄、方通草各4．5克。羚羊角0．3克、太乙玉枢丹O．6克、食盐O．3克，三味共研细末小胶管装用，鲜煨姜1．5克、佛手9克，煎汤匀两次送下，药先服。七诊时，热亦退，头痛已止，据证辨为湿热蕴蓄中阻，再以芳香疏和，泄化余热等法。于十五诊时而病向愈。又以泻化余热，甘润和中法而收全功。处方：细枝川斛，火麻仁、甜杏仁、鸡内金各9克，粉丹皮4．5克，香砂枳术丸(布包)15克，赤茯苓12克，冬瓜仁30克，香青蒿4．5克，南花粉9克，全瓜蒌30克，生熟谷麦芽各12克，鲜苹果(连皮去核切片)1枚。例二，李景熙湿温案。四十一岁。身热六日头痛掣及左耳之后，两目懒睁，咳嗽甚微，恶心，舌苔白腻浮黄质绛，一身疼痛，寐则两手抽掣，大便自泄，两日之后，五日未通，小溲色赤，左脉细小而滑，右弦滑而数。素嗜茶酒，外感温邪，治以轻香宣化佐以苦泻之味。病情危重，一日初诊。处方：白蒺藜(去刺)9克，家苏子、制厚朴各4．5克，苦杏仁、建泻片各9克，省头草4．5克，莱菔子6克，姜竹茹、焦苡米、鲜佛手各9克，嫩前胡3克，像贝母、香豆豉各9克，赤苓皮12克，真郁金4．5克，鲜枇杷叶9克，西秦艽4.5克，保和丸(布包)15克，白蔻仁O．9克，酒军O．6克，后二味同研细末，以小胶管装，匀两次药送下。二诊时，据证拟轻香宣解，苦泻通腑法，上方加减，三诊，又加以分渗化湿法，加猪苓、木通、茵陈。六诊时，病已告愈。热性病高烧达39．5摄氏度以上，而白细胞在15，O0O～20，O0O，汪先生也不主张用抗生素，仍用清热解毒的金银花、连翘、蒲公英、芦根，白茅根等，颇能得心应手取效，使体温、白细胞均趋于正常。温热病后期养阴亦很重要，尤以口干等伤津者，常选用鲜石斛、鲜芦根、连翘、肥知母、牡丹皮、生地等。服用激素二月以上，汪先生认为可致阴分大伤，选用增液汤效好；增液汤为很好的养阴增液剂，即由玄参、麦冬、生地组成。重寒则热，重热则寒。热性病四肢厥逆，汪逢春不用四逆辈，而是用点扶正药即可回阳。这些药都比较清淡，如南北沙参、川浙贝母(尤其呼吸困难)等。如他治过一个外地患者，曾用过苏叶五钱，以致大汗淋漓，经用生脉散加浮小麦、麻黄根少量以后(主用太子参)即可回厥。主张正不胜邪时，甚至可以不用清解药。又心率过缓者(每分钟不到五十次)，也是采用这种治法。汪逢春常说，查查病人的旧病历，了解一下以往症状很要紧，对于住院病人，尤其便于中医插手。讲究季节与发病的关系。如北京地区每年六至八月上旬，「乙脑」流行不论轻中重死亡率少，而八月中旬以后死亡率高。一般两周可以退烧，两个月以内治愈可以不留后遗症，半年以内意识完全正常，即为痊愈。其中在二至四个月内宜清热养阴，可以帮助好转。又「乙脑」病，疗效成人比小儿差。智力及记忆力尚未恢复者，用黑芝麻炒香与四维葡萄糖合在一起常服，又黑芝麻、何首乌，黑桑椹久服，对恢复有一定的帮助。临证用药，别具匠心讲究炮制及处方用药注意药物间相须、相使、相杀、相畏等关系。入煎剂用时常注明某药与某药同炒，或某药与某药同打烂，其药物伍用颇有「药对」之意。有的取古方，经方配伍之原旨，有的依本人临证经验搭配，有的是意在去性取味，有的意在去味取性，颇具匠心。如香豆豉与焦山栀同炒，取栀子豉汤之意，清胸膈之热；厚朴和川连同炒，黄连之寒监制厚朴之温，意在宽中行气，苦以燥湿，小枳壳与苦桔梗同炒，一升一降，用于肺失宣肃咳喘之证；大豆卷与西秦艽同炒，有宣散解表，清泻虚热之功，绿茵陈与焦山栀同炒，取茵陈蒿汤之意，有清利湿热之力；桑枝与丝瓜络同炒，宣痹以通络，建泽泻与赤苓皮同炒，两者协同，建脾以利尿；松子仁与大麻仁同炒，两者协同，甘润和中，润肠通便；全瓜蒌与薤白头同打烂，仿瓜蒌薤白白酒汤之意，有宽胸通痹之功。汪逢春先生上述用药之经验，今天仍可师可法。善用药物粉剂装配胶囊使用，与汤剂同服。有的药物入煎后，破坏有效成分，影响药力发挥；有的药物价值昂贵，入煎需量大，有浪费之嫌，或患者也苦于负担过重；有些药物不宜入煎者，多装入胶囊，随汤吞服。这样少量吞服的方法，既能节约药材，又能充分发挥药效，简捷、方便、价廉，利民利病，又开辟了新的给药门路。据不完全统计，仅《泊庐医案》一书，使用胶囊装药随汤同服者，达七十五处之多。汪逢春先生常视病情出入，选定多种配方以随机应用。如治疗湿温病供选配方；羚羊角尖O．3克，太乙玉枢丹、白蔻仁各0．6克；白蔻仁、太乙玉枢丹、酒军各O．6克，白蔻仁O．6克，生熟大黄各1．2克；香犀角、白蔻仁各O．6克，香犀角、真郁金各O．6克，酒军、白蔻仁各O．6克。此多种配方，皆分研细末，装入胶囊，随汤药分两次送服。镇惊熄风，常以琥珀抱龙丸，太乙玉枢丹各O．6克，薤白头1．5克，研细末，装小胶囊中匀二次送下；妊娠恶阻，饮水即吐者，以明矾、食盐各O．3克，装入胶囊内服用，呕吐酸苦水者，以白蔻仁0．6克，枯矾、食盐各0．3克，装入小胶管内服用，食后上泛者，落水沉香O．3克、白蔻仁O．6克、食盐O．3克，共研细末，装入小胶管内同服。其中食盐以用大粗盐研细为好，精制盐、再生盐不用。因这两种盐服后舌根有涩感，不舒服，食盐不要炒用，如炒成胡盐，服之坠气。泄泻者，常用上上落水沉香末二分(即质量好的沉香)、白蔻仁二分，同研细末后，装入胶囊，随汤服下。又凡口中粘腻苦涩者，可用莲子心，沉香，食盐各一分，装小胶囊吞服效好。由此可见，其配方十分灵活，视病情而定，可谓变通有方，圆机活法。喜用曲类。如沉香曲、范志曲、霞天曲，治疗肠胃病应用曲类自不待言，对一些杂病的恢复期，善后调理时尤多于方中加入曲类药物，意在振奋胃气，开胃进食，增强体质。善用药物鲜品。常用鲜藿香、鲜佩兰、鲜枇杷叶、鲜菖蒲、鲜荷叶、鲜佛手、鲜西瓜翠衣、鲜芦根、鲜柠檬皮、鲜竹叶、鲜煨姜等。鲜品有干品不可比的优点，一些轻宣疏解药物，鲜品芳香之气较大，取其芳香化浊之力较强。鲜品其植物精汁尚较丰富，汪逢春先生认为暑温证及温病滋阴尤以鲜晶效佳。成药入煎剂。中成药取其适量入煎剂同煎煮，既可以起到协同或佐药的作用，又可以弥补单纯汤剂的某些不足。用汤剂以解决主要矛盾，丸药入煎可解决次要矛盾，有主有从，并行不悖。常用入煎中成药有：越鞠保和丸、香砂六君子丸、枳术丸等，不一而足。注重医德，从不宣传自己汪逢春先生注重医德，对于同道不贬低，不攻击。尝遇病人经前医治疗不效者，也积极想方设法扭转病势，一旦无望，也不发怨言，不找借口推卸责任。他尝说，如怨天尤人，自我吹嘘，等于自我报复，结果必将一败涂地。他从来不宣传自己，即使《泊庐医案》之刊行，也是「务求其实用，毋事虚饰」。将「普通门诊所录方案之有效者，略分为内、妇、儿三科，简单分类，以便仿阅。」「意在存真，非为立言着说。」他从不登广告。记得曾有一学生登汪先生去某地出诊的广告，他知道后非常恼火，对该生严加申斥，并告之以后绝不可如此。他说，我个人是不主张自我宣传的，至于技术高低，群众会给以正确评价的。汪先生严格要求学生，虽已考取执照，有的仍不许其挂牌开业，需要再现察一段时间，并嘱其小心从事，遇有疑难多向别人请教，千万不可粗心大意。定期指导学生，讨论病例，不分中西。在西河沿行医时，每逢月之初一、十五则停诊，讨论病例。凡遇疑难大症，有时也邀著名西医刘士豪、方石珊、汪国桢一起讨论研究，学生们恭听记录。汪先生很能接受新事物，平时妇科会诊常请林巧稚、田凤鸾，皮科请赵炳南，他常说不能抱残守缺，孤陋寡闻。定期举行同砚小集，地址在椿树三条荀慧生宅。每周一、三、五讲课，听讲者达二十余人。讲《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及《医案分析》等。他最佩服清·徐灵胎，认为其文笔犀利，脉案清爽，可师可法。指导学生到西鹤年堂看标本、实习制药过程；到窑台去看锯鹿茸，天坛复泰参茸庄去看制茸。他常说，自古医药不分，医生必明药物制法，这样才能心中有数。什么叫酒炒当归、吴萸制黄连，前胡为何用麻黄水炙等，明乎此，临证时才能得心应手。汪先生一生信佛，喜读书，二者常结合在一起，自来京住在江苏会馆起，题书斋曰「五斗斋」。每早五时起床，即读佛经、打坐(气功)、读医书。每天食饮定量，作息按时，虽忙而不紊。临终前正在打坐，一笑而亡，毫无痛苦。一生中收藏图书甚丰，且喜爱古玩字画，故后书籍归汉文阁，字画归故宫博物院收藏。生前曾与庞敦敏(细菌学家)、韩世昌(昆曲家)等有诗文酒会的组织，每逢生辰、忌日举行，一方面消遣，一方面讨论交流对时事的看法，这是一种民间的爱国行为。当时政府在公共场所均悬有「莫谈国事」字条，而一些爱国忧民有志之士，均利用各种机会聚会交换意见。如一九二九年对付汪蒋政府取消中医的斗争，也是利用这种形式发起的。他有子名孟涵，虽不以医名，但为文史界知名之士，生前供职中华书局为编审。他的弟子很多，现尚健在者有吴子桢(原同仁医院中医科主任)，刘少章(北京市第四医院中医院主任)、李鼎铭(北京市中医院妇科老大夫)、李君楚(原宣武医院中医科主任)、李建昌(原东四产院中医老大夫)、王植楷、王华昌(广渠门医院中医老大夫)、谢子衡(原平安医院中医科老大夫)、赵绍琴(北京中医学院教授)等。(谢海洲胡荫奇协助整理)徐小圃先生治学二三事江育仁[徐小圃先生小传]徐小圃(1887~1961)，名放，上海人。幼承庭训，家学渊源，弱冠时即出而问世，并名扬沪滨。后得山阴祝味菊先土善用温阳药的经验，运用伤寒方以治少小疾苦，用药果敢审慎，屡起沉疴。晚年医名更着，求诊者日盈门庭。积数十年的实践经验，对于中医儿科学术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徐小圃先生初受业其父杏圃公，弱冠时即悬壶问世，为当代著名的儿科专家，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和独具创见的学术思想，尤以擅用温药而名噪海上。先生能广用伤寒方以治少小疾患，由于认病辨证精确，处方善以化裁，配伍灵活，因此，经先生起沉疴、愈废疾者，实不遑计之。特别在晚年，求诊者日盈门庭，其中不少险逆病例，先生虽明知其险而难治，犹必殚精竭虑，为之立方而后安。使获救者不以为喜；即致不治，亦不辞怨谤，从不肯随俗俯仰，一切从求实出发。尝谓：「医乃仁人之术，既要有菩萨的心肠，又要有英雄的肝胆。」此语实为绳医之座右铭也。先生及门弟子，遍及海内。哲嗣仲才、伯远，均克绍箕裘，能传衣钵，亦上海之现代名医。余负笈上海中国医学院时，从先生游，临证未及一载，「八·一三」事变爆发而终止实习，未能深入堂室，迄今常引为遗憾。所得者，仅属徐帅之万一耳!故自惭所学者，有若小巫也。从主「清」到主「温」徐老在行医之初，也曾偏重于「小儿纯阳，无烦益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以及以「小儿热病最多」为指导思想，所以治疗用药方面，是按温病学的理法方药为准则的。后来，却一跃而转为外感广用麻、桂，里证重用姜、附的崇尚《伤寒论》的一方一药。这是为什么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先生的一位哲嗣，正在婴幼儿时期，有一年的夏季，患了「伤寒病」。徐老亲自为之诊治，但病情日进，恶候频见，几濒于危，盒家焦急，徐老亦感棘手。当时，家属及诸亲好友，均向徐老建议，曷不请其道友祝味萄先生会诊一决?徐老慨然叹曰：「我与祝君虽屈莫逆之交，但学术观点不同，他擅温阳，人称『祝附子』。今孩子患的是热病，若祝君来诊，莫非温药而已，此明知其『抱薪救火』，我孰忍目睹其自焚耶!」又逾日，患儿几将奄奄一息，亲友竭力敦促，与其束手待毙，何妨一试究竟。徐老至此，当不固辞，但亦无所抱望也。迨祝老诊毕处方，果然不出所料，第一味主药就是附子。徐老即闭门入寝，等待不幸消息报来。而祝老则为之亲自煎药，守候病榻，自己奉药喂灌，夜未闭目，以观察病情演变。至东方拂晓，患儿身热渐退，两目张开，吞药服汤可自动张口。再给米汤喂服，已表示有饥饿之感。及至患儿安然入睡，祝老才和衣倒榻休息，盒家无不欣喜自慰。徐师母即至徐老寝室，敲门报喜。当徐老听到门声时，即跃然而起，急问「何时不行的」?迨启门见其老伴脸带春风，喜形于色，并告以病已好转，始知并非自己之所逆料。乃同往病室，细审病情，与昨日之情况，竟判若两人矣。再回顾榻旁，祝老鼻息浓浓，安入梦乡。虽由衷感激，亦不敢扰其清梦。于是含笑回房，加高其枕，坦然无忧地睡其大觉。徐老在其孩子完全恢复健康后，百感丛生，谓其家属曰，「速将我『儿科专家』的招牌拿下来，我连自己的孩子都看不好，那里够得上这个『儿科专家』的资格！我要拜祝兄为师，苦学三年，学成后再开业行医不迟。」意颇坚决，竟亲自登门执弟子礼。祝老既惊又敬，扶之上座，曰：「我你是道中莫逆之交，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片面之见，兄之治学精神，如此令人敬佩，吾将何辞以对?若对我祝附子有兴趣的话，今后将与兄切磋，相互取长补短。今如此称颂，则将置我于何地耶！如蒙垂青，待令公郎成长后学医，吾必厥尽绵薄，誓不负老兄之厚望也。」所以其哲嗣仲才，伯远后来均受业于祝味菊先生门下。从此，小圃先生即由清凉派转为温阳派而名著当时。这就是先生在学术思想演变的一段历史。强调阳气对人体的重要性凡是学者的鲜明学术观点，都是从实践经验中得来的结晶。徐老擅长温阳，处处以卫护人体之阳气为重，这与他平时所诊疗的对象有密切的关系。记得我在随师临证时，绝大多数求诊患儿属于久病失治或辗转求治的重危病症，其中又以阳气受损、正不敌邪的脱闭症侯者多，所以在处方中相应地常常使用温阳扶正法则。然先生虽得祝味菊先生运用温阳药的经验，但师其法而不泥其法，创立了自己使用温阳方法的独特经验。关于小儿的机体特点，历来就有两种不同认识。《颅囟经》提出，「凡孩子三岁以下，呼为纯阳」；《小儿药证直诀·序言》也说：「小儿纯阳，无烦益火」，《临证指南医案·幼科要略》又强调了「襁褓小儿，体属纯阳，所患热病最多」之说。据此认识，在治疗小儿疾病时，宜用清凉力避温阳药物。但亦有不少儿科学者，对纯阳之体的学说抱有相反的观点。如《保赤存真》的作者余梦塘云：「真阴有虚，真阳岂有无虚……此又不可徒执纯阳之论也。」罗整齐在其《鲆溪医论选》中论及小儿机体特点时也说；「小儿年幼，阴气未充，故曰纯阳，原非阳气之有余也，特稚阳耳！稚阳之阳，其阳几何？」他们在治疗上主张以扶阳为主，称为温阳学派。这两种不同的学术见解，形成了儿科领域中「以清为主」和「以温为主」的两大学派，至今在儿科领域仍有着深刻的影响。小圃先生从小儿机体「肉脆、血少，气弱」的生理特点出发，认为「阴属稚阴，阳为稚阳」，而决非「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纯阳之体」，所以他在立论上特别强调阳气在人体中的重要性。他非常欣赏《素问·生气通天论》中的「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的论述，以及张介宾在《类经附翼·求正录·大宝论》中提出的「阳化气，阴成形」、「凡通体之温者，阳气也，一生之活者，阳气也」、「热为阳，寒为阴……热能生物」、「得阳则生，失阳则死」的观点。对这些观点，他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作了进一步的阐明。他认为：阳气在生理状态下是全身的动力，在病理状态下又是抗病的主力，而在儿科中尤为重要。在治疗方法上，他推崇陈复正「圣人则扶阳抑阴」之论，主张治小儿疾病必须处处顾及阳气，并且善于在明辨的基础上识别真寒假热。所以，他在临床上善用辛温解表、扶正达邪、温培脾肾之阳，以及潜阳育阴等治则；在用药配伍中，灵活全面，尤擅于各法之间和各药之间的联系，对于温与清的结合、剂量轻重尺度等，莫不丝丝入扣，恰到好处。例如他对桂枝的应用，解肌透表必加生姜，有汗发热均伍芍药，无汗表实伍麻黄，项强伍葛根，太少合病用柴胡，清心泻火合黄连，烦渴除热加石膏，肺热，肠热合黄芩，里实腹痛合大黄，与附同用以温阳，与参、芪同用以益气，与甘、枣同用以补心脾，与饴糖同用以建中，与苓、术同用以利水，与五味于同用以纳气，与龙骨、牡蛎同用以潜阳镇惊。且常喜与磁石共投，加强其潜阳宁心的协同作用。他还常使用羌活与桂枝合伍，对风寒入络，头身体痛之寒痹证，效果卓著。他对麻黄的应用尤多，凡有肺经见证者多用之。认为麻黄作用在于开肺气之闭郁，故喘咳之属实者，佐杏仁以化痰，虽无表证，均可用之，反之，表实无汗而无喘咳者，却并不采用麻黄，因麻黄之发汗解表，需赖桂枝之行血和营，若徒恃麻黄之发汗解表则无益也。以小青龙汤为例，外感风寒、内挟水气者固必用，虽无表证而见喘咳者亦常用，随证加减，尤为灵活。如无汗表实者，用生麻黄去芍药，表虚有汗者用水炙麻黄，但喘咳不发热者用蜜炙麻黄，并去桂枝、芍药；表解但咳不喘者并去麻黄、桂枝。治咳嗽时用五味子，取其五味俱备，非只酸收纳气而已。新咳、暴咳喜用干姜散寒，不宜见咳治咳;久咳不止，则重用五味子;若咳不畅快者，乃邪恋肺经，五味于则在禁用之列。痰多加白芥子;顽痰喘咳，历久不化者加竹节、白附。小圃先生在临证之暇，常谆谆教诲我们：药不论寒温，要在审辨证情，正确掌握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桂、麻、附于等虽性温力猛，易以化热助火，亡阴劫液，但使用确当，能收奇效。不然，即桑、菊、荆、防亦足偾事。关键在于用之得当与否，世无明知温热偏胜而妄施温药者。若确系风寒表证，因其壮热而不敢及时投以辛温发散，反以轻清宣透或苦寒抑热，则难免贻误病情。殊不知发热者乃正邪相争之反映，邪气盛，正气尚旺，则发热愈壮，如能及时应用麻、桂，使寒邪得以外拗，不使病邪由表及里，由阳及阴，祛其邪，亦即扶其正也。徐老的教导对我们过去畏麻、桂等辛温药如蛇蝎的疑窦，豁然如释。诊病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先生诊察小儿疾病时，有个最大的特点，即从进入诊室到诊病完毕，整整一天(除中间略事休息外)一直是站立不坐的。他边问病情，边望神志，详细切脉，切腹，听啼哭、咳嗽，气喘声。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在诊病时能注意到许多候诊患儿的特殊咳嗽和异常的啼哭声音，一经发现，即不按挂号次序的前后，随即提早叫入诊室，得到优先的照顾处理。有一次，我正在写方，开药未及一半时，先生突令暂停，并令工作人员速将外面候诊的咳嗽患儿带进来先看(徐氏诊所大厅内的候诊室非常宽敞，有一百数十人的座位，是一般病的候诊室，在诊察室的外边有一间小候诊室，可容十来个病号，都是病情较重，或者是挂的「拔号」。候诊室有服务人员照料叫号，诊察室内亦有专人负责。病儿按次叫入，诊治后从诊察室后门出去，秩序井然。)当时，我很觉突然。原来，先生听到室外特殊的犬吠样咳嗽后发觉了一个白喉患儿，他凭声识病，对类似病儿立即予以处理，不致延误病情或传染给其它病儿。这件事我至今仍切切怀记，并对我的医疗态度一直起着积极的影响。他常对我们说：「小儿科医生，一定要具备几个基本功，一是看得准，二是听得清，三是问得明，四是摸(切)得细，缺一不可。那种认为诊治小儿疾病，以望为主，脉无可诊的说法，是把四诊割裂了。单凭脉诊，固然不足以全面识病，但亦须同样重视。」他还风趣地说；「做小儿科医生，要有眼观四处，耳听八方的本领，但这还只做到了一半；还有更重要的，是要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一颗赤子之心」。徐老教导语重心长，实为后学者之楷范。先生对望诊，确有独特之处。对婴幼儿呼吸道疾病，凡属啼哭无涕泪而鼻翼扇动者，为肺气闭郁，应首先开宣肺气。同时注意口唇舌苔之润燥，并结合其它各项症候，以辨别其寒热之真假，然后决定治疗决策。例如肺闭证，咳不扬声，呼吸气促，面呈晃白，舌苔淡黄质润，脉细数少力，四肢欠温者，有汗用炙麻黄，无汗生麻黄与桂枝同用，并加紫菀、款冬、天浆壳佐利肺气，附子、龙骨、牡蛎、磁石温阳潜阳，防其阳气之暴脱。使用这一开闭救逆之法则，确实收到良好的效果。我经常运用此法治疗先后天不足的重症肺炎，特别在某些病例中出现心力衰竭或早期心衰的患儿，尤感满意。用药后如能听到咳声爽利，啼哭时有眼泪流出者，表示肺气已宣，病情可望由重转轻，转危为安。过去在徐老处实习时，冬春季节所见麻疹合并肺类者最多，求诊者皆为后期危重患儿。很多病儿除持续发热并常兼有气喘痰鸣、喘息抬肩外，舌苔黄腻或灰黑，舌质淡红有刺，口唇干燥皲裂，饮水则呛咳作恶的一系列毒热炽盛之化火症侯，清热解毒，保津护阴，固在所必须。但徐老只要诊得脉来细软，扪得舌苔尚有潮润，四肢末端欠温者，则以清温并用，祛邪扶正之法为治，用药如黄连、石膏、鲜生地、大黄、天竺黄、乌附块、龙骨、牡蛎，磁石等。徐老认为麻疹为阳毒，化火最速，清热解毒，养阴护津，固属温毒证的治疗常法；热乃火化，炼液成痰，阻于气道，导致肺闭，关键在于「火」之作祟，故虽肺闭，必佐大黄，通达腑气，导火下行。此时如用一般宣肺定喘等法，已非所宜。盖肺与大肠为表里，泻利大肠，乃「上病下取」之意，所谓「扬汤止沸」不及「釜底抽薪」。乌附块性温而不燥，龙、牡、磁石扶正潜阳，证虽属实热，而舌唇尚润，脉呈细软，肢末欠温，按小儿病理特点，易虚易实，最易出现厥脱。夫阴之所生，必赖阳气之旋运，故少佐温阳者，取其阳生则阴长之意。方虽复杂，但主次分明，配伍灵活，对麻疹肺炎毒重正气将溃的重症病例，颇能见功。我在以后临证中，对某些麻疹肺炎兼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者，常用此法加重生大黄之量，常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说明徐老之使用温阳药和清温并用之法，确是胸有成竹的。先生应用附子的指征是；精神萎靡，面色晃白，四肢末端不温，脉息细而软弱，或大便见溏泻，小便清等，只需抓住其一、二主证，即可放手应用。特别出现小便清长者，常重用附子，如小便少者，则改用肉桂。他指出：阳气者，人身之大宝也，无阳则阴无以生。在临证时，如阳虚证端倪初露，即须及时注意，若必待气阳虚衰，阴证毕具而后用之，往往贻噬脐莫及之悔矣！介绍几个常用治则的例案昔日先生诊病，医案均有留底，余亦积累颇多，惜在日军侵华时，散佚大半，所存者又经十年浩劫，残留无几，因此无法整理其全貌。幸仲才学兄曾在先生逝世后一年，撰有《徐小圃儿科经验简介》一文，以资参考。这里，结合我的回忆，略述梗概，以飨后学。(一)解表擅用辛温外感风邪者，邪客于肺，导致肺气闭塞。证见壮热无汗，咳不扬声，胸高气急，鼻翼扇动，喉间痰声漉漉，神识欠慧，啼哭无泪，舌苔白，脉紧而浮，治从辛温开泄。药用：生麻黄，川桂枝，大杏仁、白芥子，制南星，像贝母、竹半夏、橘红、远志、生姜汁(冲)，苏合香丸(研细)，用鲜石菖蒲煎汤化服。本证虽由外感风邪所引起，但已成「肺风痰喘」之重症。痰阻气道，肺气闭塞，痰随气逆，则喉间漉漉鸣响，肺开窍于鼻，肺闭则鼻翼扇动，咳不畅利；身虽壮热，但无汗泄，苔白、脉紧而浮，病机为风寒郁于肌表，痰湿内阻肺络。因病在初起，正气尚盛，所以使用麻，桂辛温发散以开肺气，使邪从外撤，南星，半夏，姜汁温化痰湿；苏合香丸、菖蒲温开泄浊。以上防治结合，祛其邪实，亦即保其正气。若因其壮热而用清凉，徒滋邪机充斥，变证迭起，坐失良机，乃医之过也。此证多见于冬春季节的婴幼儿，体质肥胖，病来急暴，以喘咳痰鸣、发热为主证，临床多见者为毛细支气管肺炎。如其有上述症侯者，均可参考斟酌使用。(二)重视扶正达邪麻疹初透患儿，鼻准未显，透而即隐，壮热有汗，咳呛不畅，涕泪俱无，鼻扇气急，面呈青灰，精神萎靡，作恶便溏，肢凉不温，小便不黄，辄见痉厥，苔白不黄，口干不多饮，脉虽数而软，药用水炙麻黄、白杏仁、黄厚附块、活磁石，青龙齿、蝎尾，二味黑锚丹、鲜石菖蒲。其病机为正气不支，邪陷肺闭，内风蠢动，属麻疹之变证。夫一般麻疹因毒热内闭者固多见，而因正气不足，气阳式微而致疹难透达者亦复不少。此证面色青灰，便溏、溺色清，脉软肢冷，虽有壮热，而见有汗，痧子见而即隐，且频见抽搐，与毒热内陷生风者显属不同。故先生以温阳扶正同宣透并用，止痉不用羚羊而参以潜阳；气喘、汗出不温，当非实邪之喘，所以用二味黑锚丹以温阳镇纳，不用葶苈泻肺以免犯虚虚之戒。且黑锡丹能温纳肾气，凡真阳欲脱之虚喘，先生最善用之。在透疹剂中加用附子以温阳，发中有补，确能达到扶正却邪之目的。此外，先生对麻疹之出透与否，不以全身四肢密布为凭，而以鼻准有无为标志。因此，他诊视麻疹患儿，必细察鼻准处有无布露，虽周身痧子密布，鼻准未见者，仍以透为主，若鼻准部已有三、五点粒，全身稀疏不多者，即表示痧子已透达向外，无需再用透发。余验之临床，确如其言。附此，以记先生诊视麻疹之卓见。(三)及时温培脾肾久泻婴儿，屡经治疗，仍泄泻不止，粪色淡黄，挟有粘液乳瓣，小便清长，吮乳作恶，神情萎软，刚匡凹陷，面色萎黄，四肢欠温，寐则露睛，舌净少苔，脉濡细，呼吸浅促。处方用黄厚附块、上安肉桂、茯苓、淮山药，煨肉果、煨益智、破故纸、青龙齿、活磁石。此为久泻伤脾，脾伤及肾，乃脾肾两伤之证，气阳不足之征毕露，故放手使用温培脾肾之阳，即助火生土之意。小儿泄泻，夏秋季尤多，湿热泻固属多见，而婴幼儿时期的脾虚泻亦常见及。先生常以钱氏七味白朮散为主方，中寒者加炮姜，阳虚者加附子，对脾伤及肾者常用四神。对泄泻病中具有舌干口渴者，必详辨其伤阴与伤阳之别。伤阴当见舌光色绛，甚则口舌生糜，伤阳舌苔虽净而不干或糙而质润，且多伴小便清长，口虽干而不多饮，饮则作恶(此非阴伤，而是脾不健运，液不上承之故)。肾阳不振，气失摄纳，所以小便虽多，而泻仍不止也。此类病儿临床极为多见，若不及时投以温培脾肾之阳，则必土败木乘，可致虚风暗动，导致慢脾风危候。婴幼儿泄泻之死亡于此者，比比皆是。我在治疗婴幼儿久泻不止，进食进水即泻的脾寒泻时，亦常喜用附子理中汤加生白芍，炙诃子温中安肠，鼓舞脾阳，使之清阳上升，阴霾自散。这与补中益气之升提法具有不同的含义。(四)潜阳兼顾育阴幼儿在夏秋之交，发热缠绵已将一月，热来起伏，身有微汗，口渴喜饮，尿多色清。近来烦躁不宁，彻夜不寐，咬啮手指，时伴惊搐，面色有时潮红，两足清冷，舌光无苔，脉细数而软。处方为黄厚附片、上川连、磁石、青龙齿、天花粉、蛤粉、覆盆子，莲子心、阿胶、鸡子黄(冲)。本证已显气阴两虚，属于各种温病范围的后期病症，乃温病之坏证。余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恢复期，伏暑、湿温病的后期，凡出现此类症候，均宗先生施以潜阳育阴之法治之。盖阴与阳，虽属不同的两个属性，然互有联系，互为制约，阴平则阳秘，偏胜则病，所谓「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君火之下，阴精承之」；「阳不独立，必得阴而后成，阴不自专，必得阳而后行」。此水火阴阳制约的生化规律。故潜其阳，必育其阴。潜阳育阴之法，虽非先生独创，但运用自如，足证先生治法灵活，无固执一法的偏见。从儿科领域中，很多疾病由于邪热消烁真阴，产生水火阴阳制化失常，从而导致肾水的亏损，鸱张了心火的亢盛。诸如出现阴虚阳越的临床症候，若片面育阴，亦难奏效。所谓：「孤阳不生，独阴不长」；「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张介宾尝云；「有形之火不可纵，无形之火不可残。」先生以黄连阿胶汤、定风珠立方，佐以温下潜阳之品，化裁出入，泻其有余，补其不足，其可谓临机应变，深得要旨。由于先生忙于诊务，没有专论著述留世，但先生及门弟子遍布海内，珍藏先生之临证医案及深得先生之奥旨者不乏其人，此非表彰先生毕生之业绩，而是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中的一分宝贵数据。如能互相献出，公之于世，则对儿科保健工作者提高学术水平，裨益不少，是所祷之。【王静斋小传】王静斋〔18831953〕，名功镇，山东历城人。世代业医，自学成才。青年时代在当地即有医名，后悬壶济南，一九二八年起在天津操业，井巡诊于京、唐、保等地，声誉日隆，成为一时名医。精通医理，擅长湿病，又精儿科，著有《养生医药浅说》等。解放后，被天津市卫生局聘为市中医考试委员会委员。我家世代业医，曾祖父王允中，祖父王晋封，均为当时名医，事迹载历城县志。先父王静斋幼失怙恃，惧祖业之将坠，乃勤求古训，努力钻研，年甫弱冠而医名已著。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一面设塾课徒，一面在当地行医，一时颇具威望。后移寓济南，设一小药铺，前面卖药，后面为诊室。此时被选为山东省议会议员，但仍以行医为正式职业。一九二五年到大连出诊，治愈濒危之小儿，病家为表示谢意，介绍到直隶(即河北省)两摄县篆。北伐后(一九二八年)退居天津，仍理旧业，誉隆遐迩，时到北京、保定、唐山，北戴河等地出诊。诊余之暇，著有《养生医药浅说》行世。解放前后，屡被天津市卫生局聘为中医考试委员。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极为友好，每逢孔先生来津出诊，即与终日相聚，探讨病理，互相会诊，在当时中医界传为佳话。医学渊源先父读儒书时，即取《内经》、《难经》而读之。数年，以为医学一道，非《内经》不足以明其理。熟读《内经》以后，继之以《本草经》、《伤寒》《金匮》，均能熟诵，至老不忘。认为熟读《内经》则增人智慧，于病理可左右逢源，熟读《本草》则方自我出，不受古方局限，熟读《伤寒》、《金匮》，则辨证施治有法可循。正如朱丹溪所说非《素问》无以立论，非《本草》无以立方。有方无论，无以识病，有论无方，何以模仿。又说：仲景之书详于外感，东垣之书详于内伤，医之为书至是始备，医之为道至是始明。(见《格致余论》)先父认为《内经》文词古奥，初学颇不易读，须广看各家注解，其义始通。王太仆为注《素问》之先河，其中有很多精辟之处，如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此注解诚高出千古。马元台、张隐庵之注解，亦有超乎前贤之处。如《素问·生气通天论》：因于气为肿，四维相代，阳气乃竭。王注，四维为筋骨血肉；马张二人注，四维为四肢，似较王注为优。正如虞天民说：《内经》其书深而要，其旨邃以弘，其考辩信而有征，是当为医家之宗。(《医学正传》)我初学医时，先父即教导说：学医要从四部经典著作入手，熟读以后，再博览群书；经过认真临床，方能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如《千金》、《外台》集唐以前医方之大成；金元四家，补前人所不及。历代各家著作及名医医案，须要多读多看。总之，开卷有益也。尤其清代叶天士之《温热论》，吴鞠通之《温病条辨》、王盂英之《温热经纬》更为必读之书。然先父临床运用，不执前人成见，师古而不泥古，不论经方时方，善于化裁。如在治温病之神昏谵语时，常配一种粉剂，处方为：羚羊角、犀角各1克，麝香、牛黄，珍珠粉、薄荷冰各0．3克，琥珀5克，冰片0．3克，朱砂5克。同研细，大人海服2克，小儿每服1克。此方即由局方至宝丹化裁而来，对温病之神昏谵语及剧烈头痛，疗效突出，较局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药力单纯，直达病所。尝谓以古方治新病，譬如拆旧屋盖新房，必须经匠人之手而后可。量体裁衣，自无不合，削足适履，定受其害。先父治学，既不厚古薄今，也不是今非古，既不主中排酉，也不泥古不化。常谓吴鞠通之《温病条辨》似主杂气，实偏于阴虚，故药多寒凉，陈修园之书，偏于阳虚，故药多温补。二人虽各有所偏，因其所处之时代不同，气运各异也。如中西医书，汗牛充栋，约其宗旨，要皆在济人利物。西医之言细菌，即中医所谓病邪，西医能杀菌灭毒，中医亦能杀菌灭毒。如桂枝汤、麻黄汤、白虎汤、承气汤，或表或化，或吐或下，使邪尽而病愈者，皆杀菌之法也。中西医所操之术不同，而治病教人的目的则同，当互相取长补短，只要有利于病者，医何分中西哉?在那还投有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时代，而能有此见解，实属可贵。又常说，民国以后，军阀割据，连年战争，杀人盈野，空气中含有一种厉气，故温疫病为多。吴又可著《温疫论》，亦是因当时直隶山东浙江大疫，以伤寒法治之不效，乃著此书。可见古今医家皆是以气运为转移，先父以善治温病名于世，亦因时代所致也。治外感如将治内伤如相先父常谓：医虽小道，人命所司，必须明阴阳，察运气，因时制宜，随机应变，庶不致贻误病机。凡病总不出三因，揆其因治其病，不难治愈；万勿以其人平素虚弱，不问病之所在，一味滋补，致令邪留于中，固蔽既久，永不能出，重则丧命，轻则缠绵终身。须知病去后脏腑虽虚，亦能借谷气以生，所谓药补不如食补；病留，脏腑虽实亦死。祛邪即所以扶正，邪去则正气自复。或曰服补药气不能脱，服热药阳不能绝。须知滋补之剂，固外邪而助内热，病留于中，致使邪气愈炽，于人何益哉！故补虚宜于平日不宜于病时。误服燥药则阴竭；偏于滋腻，湿痰阻滞，补气补血，皆宜慎之。治病宜分三期：病之初起，元气强壮，无论轻重，当以猛剂峻剂，急去其病，是为第一期，病之中路，元气渐衰，正邪宜兼筹并顾，当以宽猛相济之药，缓急得宜，方能收效，是为第二期；病至末路，元气已亏，惟宜养正为先，正气充足，邪气自除，此时用药万勿猛烈，须缓图而不可急功，是为第三期。我尝遵守这些治疗法则，每收指臂之效。先父对温病尤为特长，每年活人无算，津市人多称其为伤寒专家。盖西医所谓之伤寒，即温病之类。温病发病急变化快，病死率高，每遇此症，即以峻剂猛剂，不但药味多，而且剂量重，每剂药中生石膏有用90一120克者，甚或有用生石膏煎水作饮料者，故药下即效。并谓治温病如擒虎，稍一放松，回噬伤人，故必须用大剂量，使病邪无反袭之力，所谓治外感如将，如大将之用兵，兵贵神速，除恶务尽也。病愈后，仍须彻底清理，以免死灰复燃。但当时天津人最怕生石膏，以为石膏大寒，入胃后，虑如做豆腐者用石膏之点卤。患者既不敢服，医者也不敢用，如用之，也是用煅者。殊不知生石膏辛凉，体重气轻，体重可泻胃热，气轻可解肌表。丹溪谓其味辛甘。其甘也，能缓脾益气，止渴去火;其辛也，能解肌发汗上行至头。近人张锡纯对石膏论述极精，可资参考。故生石膏主要功能，大清阳明之热，解肌表而发汗，为治温病之特效药，不似芩连之苦寒凝滞也。因而先父与药肆中相识者洽商，嘱其煎好，名之曰清热露，使病人不知为石膏制剂，可以放心服之。津市有一名医某君，素不用石膏，见先父之用清热露颇有疗效，故亦常大量用之，盖其不知即石膏也。对于内伤虚证，则用药极轻，不但药味少，而且剂量轻，盖以胃气虚弱不能胜药力，药汁入胃不能消化，病必增剧，勿急于求功，须缓缓图之，使正气复而邪气退，所谓治内伤如相，如良相之治国，坐镇从容，神机默运，无功可言，无得可见，而民登寿域。可见治病不在用药之轻重，而在辨证之精确。辨证不明，用药必误。长于治疗中凤、肺痨和麻疹先父对中风、肺痨等大症，均有独到之处。如论中风说：唐宋以前，多主外风，金元四家，刘主火，李主气，朱主痰，因而后人有真中类中之分。实际《内经》中早有记载，不过不名中风，而名大厥薄厥之类。如《素问·调经论》说：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这正是本病的致病因素。盖人身气血，上下循环，周流不息。血随气上，上行极必然造成脑充血，故卒然倒仆不省人事；气上行极而下，则血亦随之下行，是为气复返则生；假如气血上行不止，势必造成脑血管破裂而出血，出血不止，是为不返则死。又《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这说明肝阳旺盛的人易于动怒，怒则气上，血亦随之，故血菀于上，而造成昏迷，临床常见到血压高的人，往往因大怒而突然发生脑溢血，可见大怒为本病诱因之一。又《素问·通评虚实论》说：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甘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可见嗜高梁厚味的肥胖人，多属半身不遂病的易发体质。因此，本病固不必有真中类中之分，不过有中脏腑，中经络之异，有虚实闭脱之别。虚者益气以通络，实者活血以通络，闭者先用芳香以开之，脱者以补脾肾强心以固之。常用药；益气用参芪白术，养血用归芍熟地，通络用桑寄生、威灵仙、稀莶草、牛膝，活血用山甲、蜇虫，地龙、鸡血藤(活血用虫类药者，以其亦有通络之力也)，口歪用僵蚕、全蝎，肝阳旺者用石决明、生龙牡、胆草、旋复花、赭石、羚羊角，脉滑数者是内热较盛，用生石膏，知柏、竹茹、栀子，痰盛者用黛蛤粉、半夏，广皮，天竺黄、竹沥水，开闭用苏合香丸、安宫牛黄丸、菖蒲等，固脱强心用圆肉、山茱萸、茯神、枸杞子、菟丝子，或加参芪，龙牡。先父每年治中风病不下数十人，很少留有后遗症，因其最后皆令病人加强锻炼，每逢此病治到一定程度，患者已能站立活动，即将太极拳教师李君介绍去帮助患者练习太极拳，故大多数能恢复正常。先父认为，肺痨有真假之别。先就真肺痨言之：其人先天禀赋不足。若其处境顺者，或能脱过；如日处逆境，心思败乱，虽将其培于参芪之中，亦难幸免于死。盖草根树皮，可以疗病，不能补其将绝之根源也。然此病初得，亦多有因风寒而起者。此时先以辛散解之，清凉化之，使邪不留经，亦可愈于无形；及至骨蒸发热，交阴时则剧，两颧红如拇指一点，此心阳将绝之兆；干咳无痰，或唾涎沫，或大便溏，脉来细疾而软，是肺绝脾败，病人膏盲，无能为力矣。古人多以滋补气血，填精益髓，以延寿命，亦恐于事无济。再以假肺痨论之：其人平素气充体实，或受风寒外感，邪既郁，脉必闭，不但不见浮数，反涩小而缓，身亦不热头亦不痛，但只咳嗽，此风热闭于内，治当火郁发之。如误认为虚用滋腻之剂，补邪于内，热邪内伏，上蒸于肺，肺被热蒸，久则肿胀，气道不通，咳嗽愈急，血被火炼，烧无定时，或先恶寒而后发烧，形同疟疾，此乃肺部肿腐之时，气盛者阳时发烧，气弱者阴时发烧，风火交煽，则精神萎靡，饮食不进，类似真肺痨矣。烧时满面发红，间有不红者，得汗则解，口渴，脉滑数，洪大，或涩或迟而脉体宽大，不但证为纯阳，而胃亦太热。欲救其急，非釜底抽薪不可，只要大便不见溏泄，即可用生石膏治阳明胃热而清通肺气，犀黄丸消肺中之肿腐，再加紫雪以开之，使浮游之火散，而他脏自安。常用方剂，以麻杏甘石汤、桑菊饮加减。然麻黄辛热，须少用(至多不超过半分，用以搜肺经所郁之风寒)，若多则受其害矣。重用生石膏以清其热，使热不上冲，则咳嗽自愈，此方乃治蕴藏风热之坏症，而非治阴火痨瘵也。然此时如用滋补，则风火不得宣泻，内耗真阴，阴愈虚则热愈盛，肺被熏蒸，势必肿烂而死。一九三零年，患者羊幼甫，女性，十七岁，初患风热，误服补剂，以致发烧不退，咳嗽，痰中带血，经x光照像为肺结核，求治于先父，其脉细数而疾，时烧时止，饮食减少，形体瘦削，肺痨已成，即用桑菊饮加生石膏，服七十余剂而愈。越三年，其姊又病，复受传染，肺痨又作，仍以前方加生鳖甲、生龙牡、知母、黄柏，犀黄丸、紫雪丹出入为方，服药二百余剂，方治痊愈，观察二十年未再反复。如患者急于求愈，医者不耐心治疗，末见其能愈也。先父对儿科有较深的研究，尤其对麻疹更有独到之处。曾著有《疹科心法》一卷，附于《养生医药浅说》之中。先父认为，古人著痘疹之书，皆精于痘而略于疹，因往昔种痘者少，而痘之伤人亦最烈，故痘有专科，疹则附之而已，其实无治疹之专书。按麻疹一症，只要护理得当，用药不误，则十全十，百全百，其死者，非护理不当，即调治失宜也。先父在《疹科心法》中首先指出疹有麻疹痧疹之分。麻疹之原虽系胎毒，未有不由天行厉气而发者。痧疹之原，虽系后天所伏热毒，亦由感天地之厉气而发，其原虽异，其毒则同。麻疹为先天之正毒，由血分而入气分，痧疹为后天之变毒，由气分而入血分。按痧疹古人谓之烂喉丹痧，即现代医学之猩红热，较之麻疹尤深一层。治疗之法，皆宜辛凉清解，则轻者化无，重者转轻。如误投辛温燥热之剂，则热愈炽，毒愈盛，将变成紫黑痧痘，轻者重，重者危矣。治法与温病同者，喜清凉而恶燥热。其与温病异者，温病见里证，便用承气汤攻下排毒，所谓温病下不厌早也，痧麻虽亦有里证，而治之必以双解法，大便燥者加酒炒大黄及元明粉微利之，但不可加枳实厚朴峻攻，恐伤中气，致在腠理之邪内陷发生变症。古人治疹，有主可汗者，有主不可汗者。先父认为麻疹服药后宜微微取汗，俾麻疹易于透出，所谓火郁发之也。痧疹药后不必强之出汗，顺其自然，有汗不可遽止，但二者均忌大发汗。用药切忌温补，酸收，固涩，燥热，峻攻，升提等。盖温补、酸收、固涩皆能固邪于中，毒热不得外达，燥热则毒热愈炽，易使神昏谵语，峻攻则邪陷，升提则咽喉肿痛，且能衄血。总之宜辛凉解毒，清热化痧为主，药宜轻清透邪，疹以透出为顺。麻疹初起与感冒相似，鼻流清涕，眼珠光亮色赤如涵水中，眼倦难睁，困顿不起，咳嗽食少，烦躁不安，甚则发颐，咽喉肿痛。小儿见此征象，勿认为感冒，验其中指凉，耳轮凉，睾丸凉，再验其口唇内及颊粘膜上有麻疹粘膜斑，即为麻疹先兆，应以桑菊饮辛凉解表，清热化毒。轻者发烧一二日即隐隐现于皮肤之下，红若丹硃。其出也，疏疏朗朗，颗粒匀停。毒盛者，发烧三四日后始见点，当此之时，居处宜暖，万勿透风。饮食宜清淡，且勿多食以助胃热，致使小儿烦躁不安。倘被风寒所袭，麻疹立回，疹毒内陷，上则结胸喘急，下则泄利，肺为邪气所遏，不能行治节之气，再加以口舌生疮，津液枯竭，咽痛声嘶，则病危矣。自出疹之日起，护理非常重要，勿受风，勿伤食，虽有咳嗽，不可过于止咳，因咳嗽则毛孔开而疹易出。过三日后，徐徐收回为顺症。至于疹后痢疾，口渴心烦，乃余毒不净，宜养阴解毒为主，切不可辄用补剂，留邪于中。如发烧七八日而疹不出者，为毒邪郁闭，可用芫荽一握，用黄酒煮烂，遍身搓之，使毛孔开则疹出矣。如一出即回者即为疹毒内陷，非为风寒所袭，即为泻利气弱，输送力薄。风寒所袭者，急以解肌透毒，如僵蚕，蝉蜕、薄荷、牛蒡子，生山甲，生鳖甲，蜇虫、地龙、西河柳、大青叶等，如神昏谵语加安宫牛黄丸，如泻利气弱者，少用补托之剂，如西洋参，茯神、当归，生地、蝉蜕、天麻、僵蚕，麦冬、甘草、西河柳等，使其复出。民间有一验方；用癞蛤蟆一个煎水徐徐服之，疹可立转红活，无论风寒气弱皆效，但切勿多饮。物虽至贱，功极宏伟。如气促喘急，是合并肺炎，亟宜宣肺透表，泻热解毒，麻杏石甘汤加葶苈于、苏于、双花、连翘、苇根等。如疹出七八天尚不回收，或按期收回仍发烧不退，皆是毒热不净，宜育阴清热解毒，如石斛、生地、元参、麦冬、双花、羚羊角、犀角，已回而不退低烧加生鳖甲、地骨皮。一九二五年先父在济南行医时，曾到大连出诊。患者为一小儿，年四五岁，患麻疹已频于危，先父到时见其发烧气喘，二便俱无，全家啼哭，已备后事。先父临行时，曾带鲜苇根一握，遂亲与煎药，徐徐饲之。少顷，见其小便如注，随谓其母曰，小儿已有生机，勿事啼哭也。继与清肺透邪而愈。盖疹毒内陷于肺，肺失消肃之令，且肺为水之上源而与大肠相表里，故二便俱无。苇根甘寒，功能清肺泻火且能透疹，一药而表里两清，药虽至微，功效颇著。患儿为一独生子，治愈后其家极为感激，先父在直隶两摄县篆，即小儿之父介绍也。痧疹初起，亦与麻疹相似，起病有高烧头痛，咽喉肿痛。发病较麻疹为急，故发烧一日即出现弥漫性朱红皮疹，先见头面，次及胸腹四肢，凡皮肤褶皱之处，更为明显，惟口唇周围无疹，呈苍白色。毒盛者瞀闷，泻利，唇焦，神昏谵语，呕吐厥逆，查其耳后筋红者轻，紫青者重，黑者危，治法亦用辛凉解肌，清热透毒，误用辛温危险之至。一九三二年左右，天津谦祥益号练习生姜某患瘟疫，遍身密布黑痧，色如乌枣，粒大如黄豆，初得时，某医误用苏梗，生姜，遂寒禁战栗，神昏谵语。延先父诊视时，六脉皆闭，先以局方至宝丹芳香以开之，似稍有转机，复以清瘟败毒饮重用生石膏，一剂而痧痘全出，但音哑神昏未减也。仍以前方加羚羊角，犀角，安宫牛黄丸之属，频频与饮，并以西瓜汁代茶饮之。如是者四日，其神智亦渐清晰，但音哑不能语，要纸笔自书吃西瓜、小便等事，其父与舅在旁看护，以先父治法太缓，另延专门痘疹之某医诊视，处方：荆防、生地、麦冬等，一剂而复失知觉，三剂而夭。一误于前，再误于后，致使功败垂成。夫厉气为害，热毒内炽，五脏如焚，咽喉与胃皆有痧痘，此病清凉救阴之不遑，何能再用辛温滋腻之品，终至祸不旋踵，其父追悔莫及，可叹也。四诊并重尤精脉诊先父尝说：凡诊病，四诊缺一不可，问诊更为重要。有的患者隐其所患以求诊脉，以验医者之能否，而医者亦不问病情，但凭诊脉即可知症结所在，皆是自欺欺人。苏东坡曾说：吾平生求医，必先尽告以所患，而后求诊，使医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后求之诊虚实冷热，先定于中，则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虽中医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岂以困医为事哉。沈括亦说：古人云：视疾必察其声音，颜色，举动，肤理，情性，嗜好，问其所为，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遍诊人迎气口十二动脉，疾发于五脏，则五色为之应，五声为之变，五味为之偏，十二脉为之动。求之如此其详，然犹惧失之，此辨疾之难也。(《苏沈良方》)苏沈是儒而兼通医者，面其对四诊的重视，诚万古不易之定论。我初学医时，先父即教导说：持脉须令患者平臂，勿使高低侧斜，以免脉道来去有碍。医与患者不可对面坐，以免气息传染。以三指之端积起处谓之指目(此处敏感度较强，故称指目)，长人指须疏，短人指须密，定呼吸，慎容止，静心平辨，会二十八脉于胸中，心领神会，庶不致心中了了，指下难明。最要者脉贵有神，即不徐不急，从容和缓之象也。李东垣以脉有力为有神，无力为无神，此说虽近情理，但亦不尽然，如微弱濡细等脉，虽知为力之不足，亦不能认为是绝脉，夫神者精聚之谓，不论脉之大小，只要指下聚而不散，清楚自如，而无颓靡不振懒散徘徊之象即为有神，非但有力之谓也。例如病极虚，脉极有力，或伤寒瘟病汗下后，脉不为汗衰，或大病之后，新产之后，脉反博大有力，此病脉不符，属危险之象，虽有力不得谓之有神。况脉有禀赋之异：有生成六阴者，即细小缓弱沉迟，勿认为虚寒，有生成六阳者，即洪滑实大浮长，勿认为实热。曾治一女同志，诊其脉正部反关均无脉，观其症则呕吐，似为暑热，乃问其家属其常脉如何，则云平素无脉，何部脉见，何部有病，可见脉有禀赋之不同，知其常然后知其变。又有一种经气结脉，两关脉滑实如豆，中有一线硬如刀刃，此为阴虚肝旺，金衰土败之象，春得秋死，秋得春死。一九三零年前后，岁在己巳，清状元王寿彭于季春患咳嗽，左关即见经结，右寸滑实。遂谓其家属曰：现症虽仅咳嗽，然脉实不佳，若不速治，恐至秋堪虚，竟弗听，至仲秋而殁。又治一徐君，时在初秋，左关亦见经结，当时患者只觉心烦，不觉有其他征象，遂直言相告，嘱其速速治疗，否则至立春恐难幸免，并嘱其弟劝之，弗听，果然至春而殁。按经气结之脉，皆由七情所伤，胸中非有大忿怒，大不如意事，不能使三经之气结于一处也。初见此脉，病人强自宽解，医者施以养阴柔肝，解结和脾之法，可不致郁郁以终。曾有一患者邀出诊，先父曰：今日暂不开方。病人问何故。先父曰：今日脉证不符，至晚间恐有吐泻之患，如药后适逢其会，将谓药不对证，归咎于大大矣。果然至晚间上吐下泻，幸预留一丸药，嘱其吐泻后服之。其诊脉之精如此。医家十要和病家十要一九三七年春，先父与天津李实忱先生谋设国医学院，志在培养中医人才。并先组施诊所，联络中医界名流，均到施诊所施诊服务，以为将来师资作准备。先父每周去施诊所三个半天，夏初开诊，仅两个月，医而愈者约七千人。适值七七事变，乱及天津，因而停诊，以致宿愿未偿。华北沦陷后，更是郁郁不舒，乃于诊余著有《养生医药浅说》，书中为医患之间着想，定有医家十要和病家十要，兹录于下：医家十要：①存心仁慈，以救人为天职；②精通医学，多参群书，③精通脉理，洞悉脏腑经络，④识病源病机，晓运气盛衰，⑤辨识药性药形，炮制适宜，⑥同道互相提携，莫相嫉妒仇视，⑦品行端方，自重自爱；⑧诊病一视同仁，勿重富轻贫；⑨勿重视资财，轻忽人命；⑩常备灵药，随时救人。病家十要：①择名医；②肯服药；③宜早治；④绝色欲；⑤戒忿怒；⑥息妄念；⑦节饮食；⑧慎起居；⑨莫信邪说；勿惜金钱。以上十要，不但笔之于书，而且身体力行，如某老大夫医学渊博，惟临床处方颇泥古不化，业务稀少，先父时与纠偏，并与之宣扬，因而该君诊务日有起色。又如针灸医生某君，一度诊务不佳，几至不能糊口，先父不时送与米面，并与介绍病人。又津市有一名医某君，每遇疑难即来向先父求教，先父即详为分析，帮助其制定治疗方案。记得在沦陷时期，时常有来求助者，无不慷慨解囊。一次，一老者因断绝回乡路费，特来求助。临行时说有一药方，专治水臌痞积，今奉赠以作答谢。其方：圆肉、甘遂，白硃砂(江西磁)、黑殊砂(旧砂锅)各60克研细，枣肉为丸，每服3克，小儿减半。服后，在上则吐，在下则泄。先父认为处方颇有道理，遂配成丸药，专门施送，服之者颇有疗效，于此可见先父之虚怀若谷。尝谓经验不单纯从书本上来，从个人临床实践中来，也有很多来自病人。只要言之有理，就采纳试用【孔伯华小传】孔伯华(1884～1955)，名繁棣，别号不龟手庐主人，山东曲阜人。少年随祖父学医。二十五岁始悬壶于京师，凡五十年，医名渐噪，一时号称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一九二九年与肖龙友合创北京国医学院，井与肖合任院长，历时十五载，培育中医人才七百余人。解放后，历任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生前与曹巽轩、陈世珍，陈企董编著《八种传染病证治析疑》十卷行世，另著有《脏腑发挥》、《时斋医话》、《中风说》、《诊断经验》等。志洁行芳的一生先生少年刻苦读书，并随祖父宦游于河北各地。祖父善歧黄之术，耳濡目染，遂渐有志于医学。十六岁时，随家移居易州，得与蔡秋堂、梁纯仁研讨《内经》等典籍。二十五岁时，应京师之邀，就职于外城官医院，与陈伯雅、杨浩如、张菊人、赵云卿诸名医共事，颇得各家教益。一九二九年，为反对政府图谋取消中医，孔师联合同道，在京师创立中医药学会，奔走呼吁，竭尽全力，终于迫使政府取消前议。同年，与肖龙友先生合力创办北京国医学院，并与肖共任院长，亲临讲坛，努力造就中医人才。在国医学院经济困难时，他与肖龙友在学院开设门诊，以其收入资助学院经费之不足。对习学的生徒，先生循循善诱。对疑难病症，先生善于深刻分析，说明得病原因，医治方法，同时发扬民主，鼓励学生提出不同意见，展开辩论。先生又常教导生徒古今时代不同，人之体质不同，所受病邪亦有所不同，临证施治切忌主观，必须灵活。仲景之立法垂训，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虽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后世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亦羽翼仲景也。要知唯在用之当与不当耳。先生对事业极端认真负责。早在一九一七年，就曾联合中医同道中的有志之士，在生活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共同参加了扑灭晋绥地区鼠疫、霍乱、痢疾、天花等传染病、流行病的工作。他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山东、河南、河北省的广大农村，对贫苦大众非常熟悉和同情。他常送医上门，甚至不惜慷慨解囊，资助病人。这种高尚医德，在旧社会来说，是甚为难得的。解放后，先生精神振奋，政治热情很高，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工作。他极力拥护党的中医政策，力主中西医互相学习，互相团结，互相结合。于一九五二年受到毛主席接见之后，曾写信给毛主席。信中有云：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存心一也，但其理法不同耳。今逢毛主席洞察其旨，发扬数千年之文化，何幸如之。愿努力发挥，以期理法臻于至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依，必先从教育人才始。先生的心愿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先生生前参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辛勤努力，获得高度评价，故又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先生尝以诊务过忙，无暇著述，不克将经验心得总结出来，公诸于世，贡献给人民，颇引以为憾。故在晚年常深夜执笔，其遗稿如《脏腑发挥》、《时斋医话》等，皆此时所留。一九五五年三月十日出诊之中，忽觉腹痛寒战，勉力把六位病家诊毕，思回寓所调治恢复，讵料从此病势日益加重。先生自知不起，遂对亲属谆谆嘱咐；儿孙弟子等，凡从我学业者，应尽其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亟我未尽之志。十一月二十三日先生不幸故去，享年七十一岁。先生逝世后，周总理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亲往寓所吊唁。对于先生辛勤的一生，党和政府给予了崇高的荣誉。强调辨证，以保护元气为主先生主张：中医在临床上不能见病不见人，即不能见树不见林，而应从人出发，照顾到病人的整体。先生特别强调元气在人体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内经》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及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两句话，就是指病邪之能使人体发病，都是由于人身元气不足的缘故，若人体本身自卫的元气很充足，病邪就不足为患。所谓乘虚而入，无虚则病邪何从而入乎?是故元气充足，内腠闭拒，虽大风苛毒，弗之能害。先生在辨证论治方面，力主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证；将证认清，治之则如同启锁，一推即开。认证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既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他强调阴阳为两纲，表、里、虚、实、寒、热为六要，不同意把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并列为八纲。他指出：辨证论治，全凭纲要。纲者两纲，曰阴曰阳，要者六要，曰表、里、虚，实、寒、热。徐灵胎言之綦详，亦即张景岳之所谓两纲六变者也。人之疾病，千变万化，但总不外乎阴阳，故医者临证，必须先审阴阳，因为病因证脉与药皆有阴阳。阴阳既明怡自无讹。其间且有错综现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二者相间，彼此多少，疑似之间，更须明辨。具体一个病进而求之，则疾病之部位亦存在表里，正邪之消长与虚实若何?若论疾病之征象自有寒热之分，但其间情况复杂，如由表入里，由里达表，寒热错综，虚实互见等，必须审慎辨识。总之，表、实、热三者，概于阳；里、寒、虚三者，可概于阴。故阴阳者，医道之总纲领也。至于六要者，病变之关键也。医者既须提纲挈领，又要把握关键，则病无遁情，了如指掌矣。辨证既明，论治用药更应详酌，故有时参、术、硝、黄，俱能起死，芩、连、姜、附，尽可回生。喻嘉言尝谓：医不难于用药，而准于认证。故必先议病，而后议药。朱丹溪亦主张：认证为先，施治为后。若但知以执某方治某病，不论因时、因地、因人,不审何脉、何因、何证，是冀病以就方，非处方以治病。辨之不明，焉能用之无误?施治之妙，实由于辨证之准确。寒、热、虚、实，不昧于证，而又不惑于证；汗、吐、下、和，不违于法，而又不泥于法。否则疑似甚多，临证莫决，见病治病，十难效一。先生非常推崇徐灵胎氏《病因人异论》中的论述。徐灵胎云：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机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先生深韪是论，在临床上切实遵守，并加以发扬光大之。先生确信：无论祛邪与扶正，都是为了达到恢复和充足元气的目的。至于祛邪扶正之孰先孰后，那就必须在辨证之时，参机应变了。先生说:邪之与正，二者并重，扶正可以祛邪，祛邪即可安正，是互为因果者也。而孰先孰后，则必须因人、因地、因时而施，绝不可先有主见。固然经有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之明训，示人正气之虚，是由于被邪劫夺，倘不被劫夺，正气无由致虚；其所以被劫夺者，系于邪气之盛。此时，若直捣巢穴，扫灭邪氛，使不再劫夺正气，其病自愈，亦即祛邪为重也。初病急病，诚可以一扫而痊，久病缓病，其人虚象毕露，则当顾其正气所谓养正邪自除，亦即扶正当先也。盖病有久暂不同、缓急之异，则祛邪与扶正之治，妙用在灵活：有宜急祛其邪而后调其正者，有宜先固其正徐退其邪者，有宜寓攻于补者，有宜攻补兼施者。似此轻重先后，当随证制宜，凡病皆应如此，则可不致拘执有偏耳。熟悟经旨，不泥于古先生主张，志于医者，首先应该熟读《内经》而后逐步细心参悟经旨。阅读诸家医论，一定要抱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掌握取长舍短，去芜存华的治学方法，力辟食古不化或断章取义。他反对妄用成方，说：兵刑杀人，显而易见，然用药误杀人，医者尚不自知，较之兵刑杀人者，更为险毒，尤有过而无不及者也，实可憾叹。不怪吴鞠通氏早有鉴于斯，并于《温病条辨》自序曰；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朱彬氏亦有其死于病者十之二三，死于医者十之八九之论。如临床时所见热病无汗，而庸医妄称是足太阳表证，投以麻黄汤，服之汗出不止而殒者不鲜；更见风温、湿温证，动辄柴胡、升、桂、细辛、姜、附之风药升提，使伏热邪气不惟不能荡散，反陷入心包，无不神昏厥逆而毙，虽急投局方至宝丹、清营汤、紫雪丹等渝涤中宫而幸存生命者，亦不过百人中之一二而已。近又尝闻有人终日研究仲景之在汉时用药圭铢，折合今日分量若干，而照拟之于临床。用之得当功效立见，屡见不鲜，此用心良苦，非执一方而治一病，是知《伤寒论》乃东汉末方书，未必能与今日完全契合。盖因天时、地理、人体皆有变异故也。先生常说，他数十年来遍历大江南北，罕见因寒而伤之真伤寒病，盖阴阳循环，皆天地气运使然也。《内经》曰：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按今之甲子，运行后天，湿土主事，四序反常，阳亢阴虚，湿热彰盛，故辛温滋腻之品，实用之在所必慎，至中元甲子，后四十年，阴阳始能渐次互转。下元甲于，虽主阳虚，而辛腻之味，仍须审慎酌裁。朱丹溪宗经旨而阐发，创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之说，此非偶然或偏于一隅而立，实有至理存焉，夫茫茫尘世，疾患难测，医者若因所学不精，则不能随机应变，治之必乏于术矣。或殒其生，或待其毙，生民者不惟不能生，而反成害民者也。年复一年，枉死者何止几千万计。民生涂炭，宁不诫哉!重视旰脾之关系先生在对待肝脾之间的某些病机方面的认识上，就我们浅薄的理解，其至旨乃本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的经旨。指出内因是一切疾病发生和变化的基础。他既然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因而他认为正气受伤，才导致发病，也就是指两虚相得的内虚，是发生一切疾病的主要根据。至于使正气受伤的原因方面，他首先强调脾为后天之本，以及脾、胃、肝三者的相互关系，尤其重视脾和肝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亦即土侮木(脾病可以传肝)与木乘土(肝病可以传脾)的关系。在他所著《脾胃病论》一文中说；脾象土而主肉(脾象土，主肌肉)藏意而恶湿(脾藏意与志，湿伤肉故恶湿)，寄在中央(中央黄色入通于脾，故曰寄在中央)，养于四旁(脾气散精以滋养南心、北肾、东肝、西肺，故曰养于四旁)，王于四季，正王于长夏。为统血之脏，而主四肢，思为其志，胃为其表，心是其母，足太阴是其经。饮食不节，劳而过倦，皆伤于脾。木气太过(肝气过盛)，克伤于脾，甘虽主之，过反伤脾。忧愁不解，亦足饬脾。脾伤则病遂乘之：脾经受湿郁热发黄；脾经受寒病苦注泄，脾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尤于土败木贼，湿气留滞，七情内伤，六淫外袭，饮食不节，房劳致虚，脾土之阴受伤，转运之官失序，遂成胃虽纳谷，脾不运化，阳自升而阴自降，乃成天地不交矣。于是清浊相混，隧道壅塞，气留血滞，郁而不行，万病丛生之源也……又论胃曰：《灵枢·五味》曰：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素问·玉机真藏论》曰；五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藏之本也。《素问·五藏别论》曰：胃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因而知胃气乃人生之根本。胃气壮，则五脏六腑皆壮，身体各部亦无不壮，反之则五脏六腑及身体皆弱。是以《素问·平人气象论》有云：平人之常气禀于胃(平人之常气，即所谓有生之正气，谷入于胃，五脏六腑皆以受气，故曰平其所以平，赖有此气之禀于胃耳)，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难经·十五难》曰：胃者水谷之海，主禀四时，皆以胃气为本，是谓四时变病，死生之要会也。足阳明是其经，与脾为表里一体。总此以现，胃乃重要脏器，宜如何慎宝之，自不待言。然人恒漠视，弗自珍重：外因则恣贪口腹，饮食不节，忽略卫生，内因则不自惩忿，激扰肝阳，动来乘土。遂致病态百出，此其大端也……先生在临床中特别注意湿和热两种邪气的轻重及其争峙的情况。他指出：数十年来临证中，湿家兼热致病者十有八九，此天地气运使然也。盖湿热之由来，乃木旺土衰，木气乘于土败而贼之所致者也。是以湿重则热增，湿蒸于中，热淫于内，湿愈重而愈生热，热愈重而湿愈生，湿热蒸腾，则邪为湿固矣，当今医者不可不察。并提出在脾、胃、肝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脾湿和肝热是导致人体发生一切疾病的两大主要因素。基于以上所说，可以想见他对脾和胃、湿和热是如何重视。因此先生在临床辨证时，特别强调脾、胃和肝三者的结合。设若在此三者之间的某一环节上发生了故障，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亦即其所谓脾胃有病必系肝，肝病必系于脾胃者也。郁热伏气也是外感温热病的主因在外感温热病方面，先生认为人体内的郁热伏气往往是感受温热病的先决条件。他说：夫外感温热病者，时或先赖于体内之郁热伏气，而后感于天地厉气淫邪而成，况乎六淫之风、寒、暑、湿、燥，五气皆可化火，然又皆附于风。风者四时皆有，善行而数变，百病之长也。然则《内经》有云：内腠闭拒，虽大风疴毒弗之能害。是以内因之郁热伏气乃外感温热发病之本也。叶香岩曰：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此时病邪在表，投以辛凉解表之轻剂即可迎刃而解，若郁热伏气盛，或初感解之未当，及误治误补使邪内陷者，亦可逆传心包，此时病已入里，投以辛凉祛邪之重剂即可效如桴鼓；若邪为湿困，热深厥亦深者，临证中反见阴象，此热极似寒之假寒者也，倘辨证不清，误用热药，必使立毙。然则只投凉化寒凝之品，不惟温热不得解，反使邪愈加闭固，轻者废，重则不治，此时当施以苦淡渗化湿邪之法，并以辛凉清热之物，佐芳香辛散之味，以攘开其湿邪外围，不使湿热相搏而直捣其巢穴，则固邪易解，热退厥除，病可瘥也。下面仅举三个病例以阐证其论。例一，吴姓，女。初以内蕴湿热，寒热相搏，兼客外邪，遂致头痛，咳嗽，鼻塞声重，咽痛，口渴，发烧而恶寒，痰涎壅盛，大便结，舌苔黄腻，脉弦数。此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者也，亟宜清热解表以肃肺络。鲜苇根30克，生石膏(先煎)24克，银花、连翘、杏仁各9克，薄荷叶(后煎)，苏子霜各4．5克，条黄芩6克，板蓝根9克，辛荑花6克，全瓜萎18克，元明粉3克，鲜荷叶1张，紫雪丹(冲服)1．8克。例二，刘姓，男。肝胃两阳并盛，内热兼感时邪，初起解之未当，遂致热邪内陷于心包。神昏，谵语，有时抽搐，壮热，口大渴思冷，二便失利，大便已七日未下，舌质红，苔糙垢，舌心根部有黑褐色苔，脉大而数，右寸关均盛，亟宜重剂辛凉芳化，佐以熄风。生石膏(先煎)、鲜九节菖蒲根(捣汁兑入)、鲜茅根，鲜苇根各30克，莲子心6克，天竺黄、白僵蚕各9克，生滑石12克，薄荷叶(后煎)4．5克，龙胆草、知母、地骨皮各9克，青竹茹、忍冬花、忍冬藤各12克，焦栀子9克，鲜荷叶1张，双钩藤(后煎)9克，全蝎2枚，嫩桑枝18克，酒川军(开水泡兑)、元明粉(冲服)各4．5克，局方至宝丹(冲服)1粒。例三，董姓，男，望其颜面苍白，神情恍惚支离，唇青紫而鼻扇，四末厥逆，背冷恶寒．头部眩晕而痛，目白睛挥赤，口渴思冷而不欲饮，此《内经》所谓热深厥亦深。邪为湿固之温热病候也。亟以辛凉除温、清宣化浊，佐进芳香辛散重剂以肃之。芥穗炭1．5克，鲜九节菖蒲根12克，广藿梗9克，生石膏(麻黄O．6克同先煎)30克，青竹茹15克．杭滁菊各9克，鲜茅苇根各30克，薄荷叶(后煎)4．5克，蔻仁、煨葛根各1．5克，鲜藕30克，忍冬花、滑石各12克，胆草、炒栀子各9克，鲜荷叶1张，杏仁泥(苏子4．5克同研)9克，安宫牛黄丸(冲服)1粒，苏合香丸(冲服)1粒，羚羊、犀角(另煎兑入)各O．6克。嘱用西瓜汁、荸荠汁代水饮。以上皆系早年从先师侍诊之际所目睹，三位危急患者很快痊愈，至今记忆犹新，故录于此。附：石膏药性辨(此文系先生生前一次讲课的记录本文作者附记。)石膏是清凉退热、解肌透麦之专药。一般皆谓其味辛凉，实则石膏之味是咸而兼涩；一般皆认为其性大寒，实则石膏之性是凉而微寒。凡内伤外感，病确属热，投无不宜。奈何今之医者，不究其药性，误信为大寒，而不敢用。尝因医家如此，而病家见方中用石膏，亦畏之如虎。如此谬误流传，习而不察之弊，乃余所大惑而不能解者也，直如屏玉液而弃金丹，致令病人不起，良可慨也。尝考其性，亲尝其味。《神农本草经》谓其性微寒，且宜于产乳，主治口干舌焦不能息，是真识石膏者；《金匮》《伤寒》用石膏凡十一方，乃从而广之，是真识石膏者。按张仲景之用石膏，是从烦躁、渴、喘、呕四处着眼以为法。如小青龙汤证，心下有水气，肺胀，咳而上气，脉浮，烦躁而喘，即加用石膏；大青龙汤之用石膏，亦是在于有烦躁；白虎加人参汤之用石膏，是在于大烦渴不解，舌上干躁而烦；竹皮大丸证之用石膏，是在于中虚烦乱．以上是据有烦躁而应用石膏之法，盖阴气偏少，阳气暴胜，其暴胜之阳或聚于胃，或犯于心，烦躁乃生，石膏能化暴胜之阳，能解在胃之聚，故烦躁得治。白虎加人参汤证曰大渴，曰大烦渴不解，曰渴欲饮水，白虎汤证虽未明言渴，而言里有热，渴亦在其中矣。以上是据有渴证而应用石膏之法．盖温热之邪化火伤津，津液不能上潮则口渴，石膏能泻火而滋燥，故渴得治。越婢加半夏汤之治其人喘、肺胀，使半夏与石膏为伍，以奏破饮镇坠之效，小青龙汤加石膏以治烦躁而喘；木防己汤用石膏在于其人喘满；麻杏石甘汤用石膏在于汗出而喘。以上是据有喘证而应用石膏者。盖此四证之喘，皆为热在于中，气则被迫于上，用石膏化其在中之热，气自得下而喘自治矣。竹叶石膏汤证之欲吐，竹皮大丸证之呕逆，是据呕吐面应用石膏之法。盖此二证之呕吐，是因热致虚，因虚气逆所致，用石膏热解气自平，呕逆亦遂自止也。遵仲景法，投无不效。石膏一药，遇热证即放胆用之，起死回生，功同金液，能收意外之效，绝无偾事之虞。若用之勘少，则难责其功，俗流煅用则实多流弊。近人张锡纯之石膏解所云良非虚语；日人吉益东洞之石膏挤误诚属针言。余宗先圣之大法，参后贤之精议，据临证之所验，谙石膏之疗能，其体重能泻冒火，其气轻能解肌表，生津液，除烦渴，退热疗狂，宣散井感温邪之实热使从毛孔透出，其性之凉并不寒于其他凉药，但其解热之效，远较其他凉药而过之。治伤寒之头痛如裂，壮热如火，尤为特效；能缓脾益气，邪热去，脾得缓而元气回；催通乳汁，阳燥润，乳遭滋而涌泉出，又能用于外科，冶疗疡之溃烂，比腐生肌，用于口腔而治口舌糜烂，胃热肺热之发斑发疹更属要药。其他卓效难以尽述，惟气血虚证在所当禁。先师蒲辅周的治学精神与医学成就高辉远【蒲辅周小传】蒲辅周(18881975)，四川梓潼人。三世精匡，祖父尤知名。十五岁始继承家学，三年后独立应诊于乡，后悬壶于成都，声誉日隆。解放后，于一九五五年调中医研究院工作。倾心中医事业凡七十余午，医理精深，经验宏富，长于内，妇、儿科，尤擅治温病，在中医学术的许多领域内皆有独到见解，为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和临床家。一生忙于诊务，未暇从事著作，晚年由其门生整理出版了《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等。先师蒲辅周，是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在其七十多年的医学生涯中，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己任，精研医理，勤奋实践，兢兢业业，矢志不移，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突出的医学成就，深为医药界所敬仰。现仅就个人从师学习的浅薄体会，简介其治学精神和主要经验如下：治学谨严吾辈师表先师治学的特点很多，概括起来有如下四点：首先，注重一个勤字。他在读书和思考方面是十分刻苦的。每当凌晨和夜静的时候，他书桌上的灯光总是准时拨亮，伏案阅读，孜孜不倦。并常说，一来这时头脑清爽，效力最高，二来没有白天的干扰，精力集中。就这样，他不论阴晴寒暑，每天早晚坚持学习四，五小时，几十年没有间断过。他对所读之书，还要认真思考，深入领会，吸其精华，弃其糟粕，丝毫也不马虎。他要求学生也是同样。谆谆教导说：经典著作要精读深思；各家学说要博览兼收；基础知识书籍要勤读牢记。真正做到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把书读通弄懂。他一生不耻下问。在梓潼时，幕龚老名，谦恭追随数年不懈，龚老甚为感动，于临逝世前，授以内眼病秘方九子地黄丸。他广泛收集民间有效疗法，随闻随采。他交往医界名流，总是虚怀若谷，善以人之长补已之短，从不存门户之见，他经常说，学问学问，不但要勤学，而且要好问。只学不问，无以启思，只问不学，无以明理。要有每事问的精神，才能在学识上有所进益。其次，坚持一个恒字。他认为，中医理论深奥，没有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毅力和活到老、学到老的恒心，是不易掌握和领会的。他每读一部中医文献，无论是巨著，还是中短篇，始终坚持一丝不苟，从头读起，一字一句，一章一节，竭泽而渔，不使遗漏。即使读两遍、三遍，也不改易这种方法。我追随先师十七年，亲眼看到他系统阅读《内经》、《千金》、《外台》、《证治准绳》、《张氏医通》、《本草纲目》各一遍，《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温热经纬》、《寒温条辨》、《伤寒指掌》和《金匮冀》、《医学心悟》等两遍，没有持之以恒的顽强意志是办不到的。他常说：学无止境，每读一遍，皆有新的启发。其三，要求一个严字，他认为，治学严谨与否，不仅是科学态度问题，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问题。他自己订立了三条：①好读书，必求甚解。见重点，则作好笔记，加深记忆；有疑义，则反复查证，务求明辨。不作采菊东篱之陶渊明。②谨授课，必有准备。讲原文，则主题明确，论之有据，作分析，则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要学传道解惑的韩昌黎。③慎临证，必不粗疏。问病情，则详察体认，明其所因，辨证治，则胆大心细，伏其所主。效法治医有素之孙思邈。记得在一次重型乙型脑炎会诊讨论中，在座同道分析：高热灼手，胸腹痞满，已三日不大便，脉沉数，苔黄腻，可下之。他力排众议，指出虽有痞满而不坚，脉非沉实而两尺滑，苔非老黄而见厚腻，不待下，大便将自行，正当认真剖析，意见渐趋一致时，护土来报，溏粪已下。同座莫不叹服。并称赞他认证之真确，完全由于治医的严谨，分辨细微处，一症一脉从不轻易放过。这种高度负责的作风，值得学习和发扬。对学生要求也极严。我曾施治一慢性肾炎患者，肾虚症候比较典型，用六味地黄汤加五味子，菟丝子、枸杞子等。老师见后，作了严肃的批评：你只会用补法，竟忘了补而勿滞。这使我至今铭记不忘。在先师的直接指导下，我编写一部《温病述义》。动手写作前老师即告诫说：任何科学论著都要有继承性，也要有创造性。写温病学说，首先要继承温病学家已有的学术经验和理论体系，同时要吸取现代成就和自己的实践体会。书名可叫述义或辑义。在编写过程中，我查阅文献，选择素材，综合资料，一边撰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而每一章节，先师都要亲自审阅，认真指点，损益取舍，细心切磋琢磨。比如论据是否正确，引书是否可靠，辨证是否合理，施治是否切病，文字用语是否通顺扼要，一一加以详尽的批改，鼓舞我不怕困难，不惜精力，通过六次修订，三易其稿，使我不但掌握了习作的基本技巧，提高了独立的治学能力，也提高了研究能力、思考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这部著作，反映了先师温病学术思想的特点，倾注了他不少心血。最后，落实一个用字。他认为，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如果只学不用，读书虽多，亦不过埋在故纸堆中，纵然发为议论，多是章句之学，作古人的注脚而已。所以，他极力倡导，学理论是为了用理论和发展理论，这也是他做学问的精到之处。理论精湛成一家言周总理曾多次说过：蒲老是高明的医生，又懂辩证法。短短两句话，评价何其高!先师之所以高明，主要表现在他既是富有实践经验的临床家，又是懂辩证唯物论的中医理论家。他称赞中国医药学是东方文化精粹的一部分，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医籍，是中医理论体系以辩证法为内核的结晶，必须认真继承和发展。他反对那些认为中医只有经验，没有理论，不珍视祖国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他还说，《内经》的基本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伤寒论》遵循《内经》的理论指导实践，总结和提高了中医的理论体系。可见他对这两部典籍有深入研究和正确认识，并对其中一些理论问题作了精湛的阐发。他珍视祖国医学经典，祟信其理论价值，又从不抱残守缺，故步自封。他对《内经》的解释，不落旧注家的窠臼。例如：对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和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看法，摆脱了冬日受了寒邪至春病温的伏气论点，而从冬不藏精比类悟出，冬失固藏和冬病伤寒之人，其气必虚，则春日邪之所凑，自然容易病温。焉有寒邪伏藏如此之久而不病，由冬历春始发的道理；即使用潜伏期解释也属牵强。对治病必求其本的认识。他作了深入发挥，提出处理辨证求本的几个关系：(一)辨证求本，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人是统一的有机体，认识疾病的本质，往往从整体较之从局部认识为准确。任何疾病的局部症状，都与整体密切相关，不能片面地只注意局部而忽视整体。他治疗一例尿闭和一例尿失禁，从局部症状看是不同的，但从整体看均为中气不足，可见症状是现象，中气虚才是本质，故都用补中益气汤加减而取得相同的效果。若只见尿闭则利，不禁则涩，而不求其本，则去经旨愈远。(二)辨证求本，正确掌握正气与邪气的关系《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说明人类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过程，是正邪斗争胜负消长的过程。先师提出无病早防，保持正气;有病去邪，切勿伤正的观点，指示业医者必须注意正气这一根本，掌握扶正以祛邪，去邪以养正的辩证关系。若只见病不见人，单纯以驱除病邪为务而不顾正气，殊失治病求本的原意。(三)辨证求本，正确区别内伤与外感不同重点的关系八纲是中医辨证论治的重要纲领。先师则强调外感疾病，重点辨表里寒热。因为一切急性热病，无论温热，还是伤寒，初起邪均在表在卫，所以解表为第一要义。表寒者散以辛温，表热者透以辛凉。治疗及时，迎刃而解。若已传里，或传阳明，或入气分，则清气撤热自属正治。慢性内伤疾病，重点辨虚实寒热。一般认为七情内伤杂证多虚。但亦虚中央实，实中夹虚，或大虚似实，大实似虚，均应仔细辨别。不可一概作虚证论。同时内伤为病亦有寒热，如阳虚则寒，阴虚则热，与外感为病之寒热判然不同，亦应认真分清，不可一概论治。先师对八纲的运用，从理论上突出区分外感内伤的不同重点，完全符合治病必求其本的宗旨，并深得《内经》真谛而加以提高。先师阐明经旨如是，阐明后世医家理论亦如是，每多创见。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看法。他说，丹溪创立此论，值得怀疑。阳为气、为火，气果有余吗?火果真有余吗?那么五藏六腑皆有阴阳，何者为阳有余，何者为阴不足，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有偏胜，则必为病。岂可能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人不为病的?按人体之阳，非火有余，乃其水不足也。这才是王太仆的本意，这个观点直到张介宾才纠正过来。著书立说，教万世人，殊不知立论一锴，反而害人。但是丹溪创立一些补阴方剂，如大补阴丸等，则是他的重要贡献。对八法的发挥。八法是中医的治疗大法，是战胜各种疾病必须掌握的不可移易的准则。但是，以他多年临床体会，逐步认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的具体运用，还需注意分寸，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任何一种方法，当用而用得其法，自然应手取效。若当用不用则为失治，不当用而用则为误治，这尚较易觉察；唯当用而用之不得其法，病情往往不见改善，医家病家均认为用法无误，但终不解其何故。观《伤寒论》桂枝汤条下载：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寥寥数语，已道出汗法效与不效的机理。因为微似有汗为用法得当故益佳；如水流离为用法不当故病不除。先师由此悟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矛盾对立统一的法则。他明确提出，善用八法者必须是汗而勿伤，下而勿损，温而勿燥，寒而勿凝，消而勿伐，补而勿滞，和而勿泛，吐而勿缓。这是医学方面的两点论和辩证法。比如说：汗法用于外感疾病，能收到很好的发汗解表作用，但汗之太过，则会发生大汗亡阳的危险；补法用于虚弱病人，有增强体质恢复健康的作用，但补之不当，则引起胸腹胀满甚至衄血便燥等不良反应。他对补的意义还有进一步的见解：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不用补药而达到补之目的。八法之蕴，至此大备。精通内科尤擅温病先师治内科病，首崇仲景学说，常谓《金匮》、《伤寒论》二书，理详法备，为方书之祖，临床医疗的准绳。下遵历代各家流派，博采刘河间之寒凉，张子和之攻下，李东垣之温阳，朱丹溪之滋阴，冶众长于一炉，以补仲景所未备，开后学之法门。他毫无偏见，集思广益，撷取精华，扬弃糟粕。大力倡导治疗以辨证论治为主，不必斤斤于经方派、时方派之争。他说内科是临床医学的基础。古时中医虽有十三科之分，而内科向称为大方脉，包括的范围很广，加之他所治内科的病例又多为疑难大症，欲获高效不易，但由于他理论精通，学识雄厚，经验丰富，故都能把握病机，得心应手。举例如下：(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冠心病在他看来，其证心脏功能不足为虚，营卫阻滞作疼为实，但毕竟虚多实少，故治法当以补为主，通为用。自制益气和血之双和散，临床证实安全有效，是通补兼施的良方。不宜胶执活血化瘀一法，以免蹈虚虚之戒。此种创见，如同犀烛。例一，张xx，男，年逾耳顺。体质素弱，头晕健忘，神怠思睡，胸膺闷胀，心区隐痛，气短懒言，自汗畏风，腿软作痛，不耐坐立，胃纳欠佳，口干欲饮，小便偏少，脉象两寸沉细，两关弦急左甚，两尺沉弱，舌质淡无苔。某医院确诊冠心病，师分析脉证，属心气不足，肾气亦衰，髓海渐虚，虚阳欲越，急用附子汤加减，强心益气，滋肾潜阳：西洋参、制川附于、云茯神、白芍药、制龟板、山萸肉，枸杞子、炒杜仲，怀牛膝。阅三诊后，头晕、胸闷、隐痛、思睡、自汗等症皆明显减轻或消失，食欲略增，二便正常，脉转弦缓，左关亦不急，舌质正，苔白。原方加女贞子、五味子继续调理，日见功效。例二，刘xx，男，花甲又二。因心肌梗塞合并心力衰竭住某医院，经抢救逐渐平稳，出院后一年中，三次发作心绞痛，常觉疲倦无力，四肢关节酸痛，心悸隐痛，足浮肿，脉象左沉细，右弦缓，舌质正，苔薄白，师诊为心气不足，兼见风湿。方用参麦散加远志，枣仁以益气养心，佐以天麻、桑枝，松节以祛风胜湿：北沙参、麦门冬、五味子、炙远志、炒枣仁、生龙骨、明天麻，嫩桑枝、干松节、化橘红、大红枣。上方服后，患者云疗效很好，遂按此法出入，坚持服用较长时间，而病情日趋进步。例三，于x，男，年过知非。某医院确诊冠心病。心电图检查：冠状动脉供血不足，陈旧性心肌梗塞。自觉症状，四年多来一直胸闷气短，心前区疼痛彻背，向左腋下及臂部放散，每日发作频繁，隔十余天即有类似休克样发病，兼见头昏头痛，睡眠不佳，时短易醒，易汗出，下肢浮肿，心绞痛重时则胃纳亦差，曾服中药五百余剂，多为瓜蒌薤白半夏汤或炙甘草汤加减，以及西医长期心脏用药，诸症不见改善。诊其脉左关微弦，余均沉细，舌正唇紫，微有苔薄黄，此由营卫不调，心气不足、痰湿阻滞，治宜调营卫、通心气、化痰湿，方以十味温胆汤加减：西洋参、云茯神、炒枣仁，炙远志，九节菖蒲、法半夏、化橘红、炒枳实、淡竹茹、柏子仁、紫丹参、川芎、大红枣。二诊：头昏痛减轻，饮食略改善，咯少量黄而灰痰。此痰湿欲化之征，仍睡眠不佳，并见耳鸣，左关微弦细数，余脉同前，原方去丹参加石决明、桑寄生。三诊：诸症悉减，心前区疼痛亦大减，每日发作次数已不频，未再发生类似休克样的表现。睡眠不实，脉象沉细，舌中心有薄黄苔。原方去大枣加宣木瓜，琥珀粉(冲)。四诊：一般情况很好心前区偶有闷痛，脉沉细，舌苔薄白，唇已不紫，属心气已通，营卫渐和，原方略予增损，除感冒外可常服。此后病情遂趋稳定。先师对冠心病的辨证论治，着眼于心脏功能不足。三例均属心气不足之证，但一见肾虚阳越，一兼风湿痹痛，一有痰湿阻滞，故又根据兼症不同决定治疗方法。或用经方附子汤，或用时方参麦散和十味温胆汤，加减进退各有法度，不能稍有迷惑。(二)胃、十二指肠溃疡(简称溃疡病)先师对消化性溃疡的治疗，不单纯侧重在局部病变，而特别着眼于整体病情，往往按仲景随证治之的原则，屡获奇效。例如：段xx，男，三十八岁。素有胃溃疡和胃出血史，大便检验潜血阳性。近因过度劳累，加之公出途遇大雨受凉，饮冷葡萄酒一杯后，突然吐血不止，精神萎靡，急送某医院救治，诊断胃溃疡大出血，经对症处理两日，大吐血仍不止，恐导致胃穿孔，决定立即施行手术，迟则将失去手术机会，患者家属有顾虑，夜半要求处方止血。师曰：吐血虽已两昼夜，若未穿孔，尚可以服中药止之。询其原因，由劳累，受寒、冷饮致血上溢，未可以凉药止之，宜用《金匮》侧柏叶汤，温通胃阳，消瘀止血；侧柏叶、炮干姜、艾叶浓煎汁，兑童便频频服之。复诊：次晨吐血渐止，脉象沉细涩，舌质淡，无苔。原方加西洋参益气止血，三七和血消瘀，仍如前法。三诊：止血奏效，神安欲寐，知饥思食，并转矢气，脉两寸微，关尺沉弱，舌质淡无苔，此乃气弱血虚之象，但在大失血之后，脉证相符为吉。治宜温运脾阳，并养荣血，佐以消瘀，改用理中汤。加归、芍补血，佐三七消瘀。服后微觉头晕耳鸣,脉细数，为虚热上冲所致，于前方加地骨皮、生藕节，浓煎取汁，兑童便继服。四诊；诸症悉平，脉亦和缓，渐能纳谷，但转矢气而大便不下，继宜益气补血，兼养阴润燥消瘀之品：白人参、柏子仁、肉苁蓉、火麻仁、全当归、生藕节、清阿胶(烊化)、新会皮、山楂肉，兑童便温服。服后宿粪下。化验：潜血阴性，嘱停药，以饮食调摄，逐渐恢复健康，溃疡亦愈合，二十余年未再发。吴xx，男，四十二岁。患十二指肠溃疡已十三年，秋、冬，春季节之交，易发胃脘疼痛，钡餐照片十二指肠球部有龛影，大便潜血阳性。近来脘腹疼痛，尤以空腹时加重，精神较差，小便黄，脉弦急，舌质红，苔亦黄，此属肝失疏泄，横逆犯胃，用四逆散合左金丸加味以疏肝和胃治之：北柴胡、白芍药、炒枳实、炙甘草、川黄连、吴茱萸、扣青皮,广木香、高良姜、大红枣。二诊：脘痛减轻，睡眠仍差，大便不爽，小便稍黄，舌质红，苔转黄腻，脉仍弦数，乃肝胃未和，湿热渐露，改用越鞠加味，调肝胃，利湿热：炒苍术、制香附、焦栀子、川芎、建神曲、川厚朴、炒枳壳、绵茵陈、广郁金、干石斛、白通草、广木香、鸡内金。三诊：脘腹痛消失，大便潜血阴性，食纳增加，脉缓不弦，舌质不红，苔薄黄微腻，议用散剂缓调以资巩固：赤石脂、乌贼骨、陈香橼、炙甘草、鸡内金。共为细末，每服1.5克，日两次，白开水送下。两例溃疡病的冶则，是从病情需要决定的。当胃溃疡大出血时，急应止血，但考虑因为过劳、受寒、饮冷引起，不同于一般血热妄行，故不采用凉血止血的方法，而用温通胃阳，佐以消瘀，继之以理中温养脾阳以统其血。盖脾胃为中州之司，而甘温具固血之用。避免了一次手术，这种无创伤性医疗，给临床有所启示，无怪乎许多急腹症也用中医疗法取得成功。另一例十二指肠溃疡，由于肝胃不调，兼有湿热，故又直接以调肝胃，利湿热之法为治，与前例一温一清，形成对照，各有妙用。尤其值得探索的是先师在柏叶汤中以童便代马通，童便咸寒之性，不仅能制姜、艾之温燥，而且能止血以化瘀。在吴xx调理善后时，用赤石脂、乌贼骨于养胃中巩固收涩止血之功，并促进局部溃疡之修复，做到温而毋燥，止而不瘀，既重视整体，又注意局部，他技术娴热，运用灵活，实臻炉火纯青的高深境地。《蒲辅周医案》中内科案例，尽皆准此。以《内经》、《金匮》为理论基础，渗透历代各家之长，善用经方，又不受经方药味的拘束，往往经方时方并用，又不失配伍的准绳。认为临床治病，总是有常有变。一般是治常易，治变难，其实善治常者，亦善治其变。他所诊疗的病人，变证较多，面对疑难症候，总是细心观察，周密思考，甚至查阅文献，务求至当，故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医律愈细，疗效愈高，形成有创造性的医疗特色。先师对于温病的经验是：①屏弃温病学派与伤寒学派的论争。他说，伤寒、温病首见于《内经》，谓热病皆伤寒之类，《难经》则曰伤寒有五，直接把温病系于伤寒之下。《伤寒论》总结汉以前治疗外感病的经验，创立六经辨证的学说，为汉以后所宗，伤寒、温病并未严格分开，至金元开始提出温病不同于伤寒，明清两代温病学说已正式形成，叶，吴倡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于是伤寒与温病分为两大派，各立门户，各行其是，甚至互相攻讦。先师则极力屏弃此种偏见，主张扬长避短，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温病学说补伤寒学说之未备，应当互为充实，并行不悖。②辨清伤寒与温病的同异。前人有始异终同之说，先师则谓始异中同终仍异。伤寒初起，寒邪侵犯太阳，其病在表，治法以辛温解表为主，温病初起时，温邪首先犯卫，其病亦在表，但治法以辛凉透邪为主。可见二者之始，病因异，病症异，治则亦异，绝对不可混同。若伤寒入里，证属阳明，寒邪化热，治宜白虎、承气；温病顺传，证属气分热邪益炽，治法自然一致。故二者之中，证治均相同，无须寻求其异。至于伤寒传人三阴，虚寒已见，则宜温宜补，温病热入营血，阴伤津灼，则宜清宜润。故二者之终，又见证治迥异，理应细加区别。③以表与透为第一要义，以存津液为治疗根本。因为伤寒、温病，皆外因为病，邪自外入，自应驱之外出。吴鞠通说得好，伤寒非汗不解……温病亦宜汗解。唯温病以透达得汗更适宜，不可直接发汗。说明表与透是伤寒、温病的两大法门，是临床的第一要义。前贤还指出：一部《伤寒论》，不外存津液三字为根本。津液的存亡，关系温病的安危。保存一分津液，即增加一分生机。由于先师理论汇集伤寒、温病学说之所长，辨证分清伤寒、温病之区别，论治注意表与透和存津液之要领，故在温病学术上能有所建树。临床实例，以辨证较多。例如：朱xx，男，二十九岁。某医院确诊：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病后曾服大剂辛凉苦寒及犀、羚、牛黄、至宝之品，而高烧持续不退，神识如蒙，时清时昏，目能动，口不能言，胸腹濡满，大便稀溏，口唇干，板齿燥，舌质淡，苔白，脉象寸尺弱，关沉弦，属湿温。分析脉证虚实互见，邪陷中焦之象，与邪入心包不同，用吴鞠通湿热上焦未清，里虚内陷的治法，主以人参泻心汤，去枳实加半夏，辛通苦降为法：白人参、炮干姜、川黄连、枯黄芩、法半夏、白芍药。服后，尿多利止，胸腹满减，周身得微汗而热退。但此时邪热虽却，元气大伤，而见筋惕内瞤，肢厥汗清，脉微欲绝，有阳脱之危，急以参麦散加附子、龙牡回阳固阴：台党参、麦门冬、五味子、熟川附子、生龙骨、生牡蛎。浓煎徐服，不拘时，渐见安睡，肢厥浙回，战栗渐止，神识略清，汗亦减少，舌齿转润，阳回阴生，脉搏徐复，后以养阴益胃法缓缓调养而愈。此例本暑湿为病，因寒凉过甚，由热中变为寒中，邪热被遏，格拒中焦，故取泻心法。辛通苦降，病机一转，邪热顿折而大虚之候尽露，急用回阳固阴之剂，中阳以复，阴敕以存。综观治疗法度，方宗仲景，法取鞠通，伤寒、温病学说共存，经方时方并用，非先师胆识过人，曷克臻此。高xx，男，七岁。住某医院已三日，诊为流行性乙型脑炎，患儿高烧躁扰，腹满下利，呕恶，予水则拒，爪甲青，面青，日夜不安睡，时而狂叫，亦不食，苔黄少津，唇干，脉象沉数弦急，昏用寒凉重剂及犀羚、牛黄、至宝等病势不减，乃热邪内陷阴中，从太阴寒化，厥阴蛔欲动之象。予以椒梅汤去黄芩、法夏:台党参，川黄连、白芍药、乌梅肉、川花椒、炮干姜，炒枳实。浓煎温服，一剂热退，睡安躁减。再剂利止，胀消烦除，并下蛔虫一条。续以温脾和胃调治以竟其功。此亦因服用寒凉太早、太过，已成寒中变证，而苔黄、唇干，脉弦数且急，仍与热中相似，其间仅爪甲青、面青、拒水之差。在疏方时去黄芩、半夏，原因曾服苦寒重坠之剂过多，故减其制，有枳实之苦降，黄连之苦泄，已适中病机。不执成方不变。且椒梅汤系仲景乌梅汤化裁而来，与前例寒中之见证不同，故选方亦异。梁xx，男，二十八岁。住某医院，诊断为流行性乙型脑炎。病已六日，曾连用清热、解毒、养阴之剂，而病势有增无减，体温高达40．3摄氏度，脉象沉数有力，腹满微硬，哕声连续，目赤不闭，无汗，神昏谵语，烦躁不宁，四肢妄动，有欲狂之势，手足微厥，昨日已见下利纯青黑水，此属热邪羁于阳明、热结旁流之证，但未至大实满，且苔秽腻，色不老黄，未可与大承气汤，乃以小承气汤微和之。服后，哕止便通，汗出厥回，神清热退，改用生津益胃，续清余邪之剂以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