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简介一个老官僚和一个老大帝国的40年正说晚清第一重臣、帝国第一流外交家、成效最著的改革先锋李鸿章关于李鸿章，流传下来的野史不少，近些年陆续出版的传记和评说也很多。随便在网络上发一个评说李鸿章的话题，很快就能引来一堆或捧李或骂李的口水贴。人们对于这个一直是百年里“第一卖国贼”形象的人物，聚讼纷纭，却难有定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近代史专家雷颐先生的这部新书《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以李氏一生的重要奏折和信函为突破口，从“为官”、“外交”和“洋务”三个方面考察了李鸿章一生的为人和事功，堪称学术界人的第一次“正说李鸿章”，或者能为解读李鸿章其人辟出一条新路，还一个更真实的历史人物。老官僚的官场智慧和晚清很多汉族大员一样，李鸿章的发迹，走的也是从书生到带兵官的路子，有些不同的是，李鸿章从曾国藩的幕僚身份退下来，开始当上江苏巡抚时，已是不折不扣的中年（40岁），完全属于大器晚成型。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做幕僚时，就以其识见和刀笔吏的功夫而深得曾氏的赏识，曾氏赞许其“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该书对李氏奏折中这种刀笔功夫，作了一些有趣的发挥，怎么反驳上级，如何敷衍皇上，揣摩圣意，打太极拳，今天的“秘书党”应该认真学学。李鸿章作为晚清第一重臣，其真正的本事当然并不在于雕虫小技的奏折文字上，大臣所以成为大臣，既有时运，更堪玩味的则是其人身怀的种种看家本领。1898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训朝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朝廷大批清查维新人士。在这样的严峻时刻，李鸿章却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并和康、梁暗通款曲。有人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因此问他：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在这里，慈禧太后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是支持自己当家还是支持光绪当家，其他事，诸如是不是支持维新主张变法，则在其次。作者对此有很精到的评点：这是“思想错误”与“组织错误”的区别。李鸿章作为洋务健将，改革口号喊了很多年，主张变法这一条是怎么也赖不掉的，但既然当权的是太后，那只要表明自己并没有紧跟皇上就行了。这就是李作为老官僚的官场智慧。这一幕“君臣”之间的对话，端的是惊涛暗涌、凶险非常。而李对康、梁的“保护”态度，和接下来抗旨不肯挖康、梁两家祖坟的事情，又充分显示了老官僚做事预留后路的生存智慧。对于做官，曾国藩曾有批评：“少荃拼命做官”。但李鸿章虽然“拼命做官”，精于自保，他却也并没有在戊戌政变中落井下石，大造冤假错案，以洗干净自己，反而有点挺身而出的味道，这就不能不令人心生敬意了。成效最著的改革家该书对李鸿章更为褒扬的是其作为改革先锋的一面。尽管后来的历史书对于洋务派多有贬低之词，但回到历史现实去考虑，洋务派在工业、商业、军事以及文化的近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已确属不易。而无论是办机器局、招商局，设电报、修铁路，还是派留学生和陆军海军的近代化，这些大事件，都与李鸿章密切相关，都和李鸿章的支持和努力分不开。作为改革家的李鸿章曾经发过这样一段议论：“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这正是一个改革家应有的精神和风骨：我们现在若不能顶住压力，把事情办好，那后来的人恐怕都不一定想得起来要这样做呢！对于办洋务，梁启超也曾有批评“不敢破格”，但从李氏一生来看，李鸿章虽然不能破格，但到底也始终力所能及地在推进革新。帝国第一流外交家外交是评论李鸿章最难说清楚的一个部分。李氏一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懂外交是他能够权倾一时的重要原因，但也是使他事业、声名受累，百年都难翻身的一个大坎。但无论怎么说，李虽有“国人皆欲杀”的时候，朝廷要谈判时又离不了他，庚子事变后，李鸿章以夷制夷，分化八国联盟，周旋于列强之间，仍是功不可没。当然，对于李鸿章，作者雷颐也并不是有心一味要作拔高。该书也还透露出了其他一些信息：“巡抚也曾心狠手辣”，李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背信弃义杀过降，可能还曾下黑手暗杀过常胜军的统领官美国人白齐文；在对慈禧亲信吴棠一案的处理中，也曾颠倒是非装糊涂。作者有一个很精彩的总结：既要做官，又要做事，但首先是自保，这才是李鸿章的立场。由这点出发，来论李的所作所为，才能真正达到“理解之同情”。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我们读李鸿章，其实也是在读清朝这个老大帝国的衰落与悲凉晚景。该书对时代背景有很深度的分析，这也是值得称道的一点。简介作者简介雷颐，１９５６年出生，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当农民数年，然后当兵，后又复员当工人。１９７８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１９８２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１９８５年毕业，获硕士学位。１９８５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近代史研究》副主编，现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著有《取静集》、《经典与人文》、《雷颐自选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被延误的现代化》、《萨特》、《图中日月》、《历史的裂缝》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简介自序：奏折里的历史世界奏折是高级官员给朝廷的“工作报告”、请示和建议，稍稍重要之事，臣属都要向朝廷“汇报请示”。然而，皇帝每日要披阅大量奏折，所以奏折不能太长，或者说要尽可能短。但所奏之事又多数都是国家、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其中不少又与上折者个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息息相关，如何以最少的文字陈明原委、说透道理，委实不易。可以说，奏折中的每一个字都十分珍贵，都不能“浪费”，端的是“一字千金”。如何写奏折、广而言之下级如何向上级“打报告”，确实大有学问。例如，同治元年正月初十，即1862年2月上旬，两江总督曾国藩上了一道《参翁同书片》，指责曾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对曾参与地方镇压捻军、但后来又割据一方抗清的苗沛霖处理不当、弃城而逃、谎报军情等数条罪状，要求朝廷严惩。此折一上，朝野震动。因为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曾入值上书房达二十余年，咸丰皇帝、恭亲王等道光帝的几位皇子都是他的学生，历任工部、吏部尚书；翁同书的两个弟弟翁同爵、翁同龢也是大名鼎鼎。翁家权位如此之高，竟有人斗胆敢“参他一本”，焉能不朝野震动？以翁家权位如此之高，要参奏翁同书，曾国藩也不能不格外慎重，所以要自己的几位幕僚各起草一份备选。在几份稿本中，他独独选中了此时还是他的私人幕僚的李鸿章之稿。事实证明曾国藩所选不错，如此重要之折，李鸿章只以区区不到六百字便将事情“搞定”，迫使本来有心回护翁同书的朝廷只得“比照统兵将帅守备不设，为贼与掩袭，以致失陷城寨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明先生认为，此折表明李鸿章写折的本领比其师曾国藩“还要辣”。据说曾国藩曾经赞赏李鸿章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因此，曾国藩在军情紧急之中要李回乡组建“淮军”援沪、使其得以开始经营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就在李为曾写了《参翁同书片》几个月后，曾又推举李为举足轻重的江苏巡抚。早想建功立业却屡受挫败因而大发“昨梦封侯今已非”之叹、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在无奈之中托人介绍才加入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终于志得意满，从“替别人”写折变成“为自己”写折，其一生事业，便由此“隆隆直上”。从一介书生到“晚清第一重臣”，其中有大动荡时代特有的风云际会，更有李鸿章本人的通权达变、审时度势。这种历史风云与老谋深算，当然也反映在他给朝廷的奏折中。从1862年任江苏巡抚到1901年去世，四十年来李鸿章一直位高权重，自然上了大量奏折。他的精于权谋与“写折子”的本事，在其奏折中反映得淋漓尽致。在不少有关国家大政及一些与他本人利益相关的事情上，他与朝廷的主张并不一致，但多数情况下，他却都能迂回曲折达到目的，并在奏折中列举种种理由说服朝廷，使其不能不或不得不接受自己的主张。更重要的是，由于参与大量国家、地方政务与机要，李鸿章的奏折内容自然涉及方方面面，透露出晚清政治、社会、经济的重要信息。仅从本书所评点的奏折中，即可看出：清政府在1861年其“基本国策”如何发生重大变化，使其“死里逃生”，又赢得几十年时间；他怎样以自己十分得意的“痞子手段”控制洋人的“常胜军”、使其为己所用镇压太平军却又不致尾大不掉、失去控制，利用与控制之间反映出清政府与列强间的复杂关系；他在对外交涉中的是是非非，既有据理力争，更有忍让妥协；他怎样冲破重重阻力，“遇到红灯绕道走”想方设法修铁路、架电线、造轮船、派留学生直至支持“商办”企业，艰难推进洋务运动；曾、李在与朝廷的博弈中为了地方、自己利益彼此的私下商议、协调与呼应，表明了地方势力在晚清的崛起；晚清政治的腐败，统治者的颟顸无知，奏函中更是反映得淋漓尽致……奏折当然全是冠冕堂皇的文字，对奏折的点评、研究，除了分析其写作行文的“技巧”外，更有意义的是要透过奏折的“文本”分析隐藏其后的具奏者的真实意图、见识、水平甚至其脾性才情，分析它的时代、社会背景与意义。所以，“奏折中的历史”往往比只有“结果”而缺乏“过程”的“史册中的历史”更加生动、丰富，给人的历史感受更加深刻。与奏折相比，信件通常更少修饰。如果说奏折更多“台面”上的东西，信函则更多“台下”的活动，写信人的思想、真实意图往往表现得更加直接，是了解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社会背景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因此，本书也对李鸿章给曾国藩、总理衙门、海军衙门的一些重要信函作了分析点评。目的依然是期望通过“奏”“函”两相对照，人们能对其人其事，对衰世忠臣在大变动时代依然竭力挣扎、力图维持一个一直在风雨飘摇中的腐朽政权的那种无奈心境与悲凉命运，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状况的了解更加深刻、详细、生动。李鸿章死后，梁启超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他的“才”、“识”、“遇”，其实也就是他“个人”与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与那个江河日下的王朝的关系，这些，也生动地反映在他的奏函之中。为官：大臣何以成为大臣为官：大臣何以成为大臣1862年初，由于曾国荃昧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大势、执意要夺得攻克“天京”的头功，因而拒不接受其兄要他率兵缓解被太平军围困的上海之命，李鸿章得以离开曾国藩回乡组建“淮军”援沪，稍后被任命为江苏巡抚。由此，他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宦海生涯，最终成为晚清“第一重臣”。用今天的话说，他是“空降”当官的。面对当时混乱腐朽的江苏官场，他用种种方法、种种机会大力整顿，任命廉洁、开明、能干的郭嵩焘、冯桂棻等一干人马在关键岗位取代原来官员。事实证明，他看人眼光确实老辣，所选得当，郭、冯不仅成为他的得力帮手，后来也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值得纪念的重要人物。为官既要做事，又要自保。有些官员敢于做事，但疏于自保，结果“成就”有限；更多的官员则是精于自保，而不敢或不愿做事。在新旧交替、社会深刻变化的时代，更需要官员敢于创新“做大事”；但这种矛盾交织、新旧冲突剧烈的时代，“做事者”往往更易受到种种强烈的抨击和指责，更难自保。而李鸿章则是既敢于任事、开创新事业，又精于自保，擅于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他才能在云谲波诡的时代成为朝廷不得不深倚的重臣。从新官上任大力整顿地方起到后来大办洋务、权倾一时，李鸿章经常受到各种指责、抨击，有时甚至“弹章蜂起”，但他大都能想方设法、有惊无险地度过一次次政治危机。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是在晚年甲午大败之后他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朝廷正好让他成为“替罪羊”而实际剥夺了他的一切职务；在随后的“维新变法”中，他因同情维新派而在年近八十高龄之际、在隆冬腊月被慈禧严命去黄河入海口“勘河”。他深明守时待变之道，不辱使命，兢兢业业完成勘河任务，同时又静观局变，抓住时机，终于东山再起，又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在紧接而来至为惨烈的“庚子巨变”之中，他又被委以与列强议和、挽救清王朝的重任。此时此刻，一个腐朽透顶的王朝的存亡几乎系其一身，责任与权势之大，均为空前。他颇以此得意自豪，然而对他而言，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为官：大臣何以成为大臣晚清时局中的曾李关系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江宁两江总督官署病故，时年61岁。李鸿章得此噩耗即致书曾国藩的两位公子曾纪泽、曾纪鸿，痛表哀悼。他说：“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在给他人的信中，李鸿章的悲哀之情也流露无余。他在挽联中痛悼：“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他的哀痛无疑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曾国藩对他确有“知遇之恩”。但曾、李关系却并非如此简单，而是极其复杂：由师生、主宾变为上下、同级，可谓多重。儒家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生之伦”，他们都以儒学正统自居，自然要践行“师生之伦”；但后来又是官场中的上下级乃至平行同级的官员，各有各的利益需要维护，不免也有矛盾。如何处理师生伦理与现实的官场逻辑，颇为微妙。当然，作为洋务派的领袖，他们在维护洋务派和“地方”利益方面，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与“中央”的博弈中更多地是互相支持，彼此引为奥援，总体而言配合不错。因此，将曾、李关系全面梳理一下，确是饶有趣味之事。曾李关系可追溯到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的交往。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是戊戌年(1838)进士，因此有“同年”之谊。李鸿章在未中进士之前，与其兄李瀚章都曾以“年家子”身份投靠曾国藩门下，拜曾为师，学习八股文、试帖诗和“义理经世之学”。1845年李鸿章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同考官。李鸿章虽然没有考中，但诗文却得到曾的赏识。李鸿章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自己“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因师事之，而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曾国藩稍后对李瀚章说，这时他就感到李鸿章“其才可大用”。后来李鸿章在翰林院学习任职期间仍常向曾请教。1853年，李鸿章之兄李瀚章进入曾国藩幕府，襄办湘军粮台，而李鸿章则回到安徽老家帮办团练，镇压太平军。几年下来，本想大有一番作为的李鸿章却被太平军打得一败涂地，落魄潦倒之际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858年底来到江西曾国藩大营，想入曾幕。对李鸿章的才识，曾早有所知，但认为他性情不稳，妄自尊大，所以故意不见他。一个多月后，李鸿章又托人说情，曾国藩说道：李鸿章也是翰林，志大才高，我这里局面窄狭、只是一条浅沟，容不下他这条大船呀，他何不回京供职？经反复说情，李鸿章终在1859年1月入曾国藩幕，成为曾的幕宾。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想要他，只是想打一打他的傲气，让他更加内敛沉稳。在曾国藩幕，李鸿章办理行文、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奏章。曾国藩最负盛名的参折《参翁同书片》，即出自李鸿章之手。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是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老师，历任工部、户部尚书翁心存长子，其弟即大名鼎鼎的翁同龢。这道参折指责翁同书举措不当、守城不力、弃城而逃，应予严惩。以翁家的权势，要将其扳倒谈何容易，所以曾国藩极其重视，要文案房多拟几份草稿备选。在好几份草稿中，他选中李鸿章稿。如此重要之折，却只区区不到六百字，可谓字字千钧，句句见血。此折历数翁同书忠奸不辨、误用歹人、措置失当、贪生怕死、连失两城的罪状，然后指出翁的几道奏折的自相矛盾之处，反驳他的种种自辩，令其无继续辩解的任何余地。此折最后写道：翁同书有如此行为“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敕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一句“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即将朝廷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本想“瞻顾迁就”从轻发落的“后路”封死，委实老辣。朝廷只得并不情愿地按规定将翁同书判“拟斩监候”。所以曾国藩称赞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而李鸿章也向人表示自己从前也辅佐过其他将帅，但“芒无指归”，入曾幕才“如识南针，获益匪浅”。曾国藩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营，然后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或谈一天工作安排或随意谈天说地。初到曾国藩幕时，比较懒散的李鸿章很不适应这种规律、刻板的生活，深以为苦。一天早晨，他以头痛为名想多睡一会儿，但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多睡，所以几次派人请李鸿章起来一起吃饭，最后告李必须所有幕僚全都到齐才开饭，李鸿章匆忙披衣“踉跄前往”。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严肃地教训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罢生气地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对他要求格外严格，尽力雕琢，陶冶其性情，培养其道德。许多年后，李鸿章对人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在曾幕，李鸿章不仅仅是起草文牍，而是参与重要军机。如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孤驻祁门的曾国藩派湘军精锐鲍超部北上救援。接到命令后，曾国藩左右为难，举棋不定。北上“勤王”责无旁贷，如不北上护主，将被责为天下罪人；但此时正是剿杀太平军的关键时刻，一旦抽掉精锐，于战局大有影响，而且这时正值徽州失守、祁门危急之时。曾国藩急得几个晚上不能入眠，于是令下属每人提一方案，结果几乎都主张北上“勤王”，但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不同意调兵北上。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调兵北上保卫京城已毫无意义；而且英法联军侵略最终将“金帛议和”了事，真正威胁清王朝的还是太平军。李鸿章比清廷更早看出这一点，眼光确非寻常。他进一步论述湘军镇压太平军是关系“天下安危”之事，对北上驶援应“按兵请旨”，静观局势变化。经过仔细权衡，曾认为李说确有道理，于是采用此议。他上疏朝廷表示愿意北上，但提出鲍超人生地不熟“断不能至”，所以请朝廷在胡林翼和自己之间“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其实是在拖延时间，因为往返奏报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接到“和议”已成，不必北援的命令。此事使曾对李更加器重。李鸿章对曾虽以师相待，但他毕竟是极有主见之人，经常因固执己见而时有冲突，曾有几次想离曾而去。1860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决定将大营迁往安徽祁门时，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势如同“釜底”，没有进退余地，从战略上看移营至此十分危险。在太平军攻击下，的确险情不断，李鸿章等人一再要求移师他处。而曾国藩坚持己见，甚至对李鸿章等人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不久，双方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更加尖锐，终导致李鸿章负气出走。早在1853年曾国藩筹建湘军时，正在湖南做教谕的李元度就入曾幕，参赞军务。在湘军最初屡打败仗的艰苦岁月中，曾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当年湘军在江西战场数度为太平军大败，曾国藩两次想跳水自杀，李元度将其劝阻，可谓曾的恩人。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李元度升任徽宁池太广道，驻防徽州。但由于他不听曾国藩的命令，打了败仗，徽州城为太平军所克，祁门更加危险。李元度乱中逃生，在浙赣边界游荡一段时间后又回到曾幕，但并不束身待罪，而是不久又径自离去。凡此种种，曾国藩决定具疏弹劾，以申军纪。李鸿章却率众人坚决反对，认为李元度在曾国藩最困难时期有恩于曾，这些年不少人借故离去，但李元度对曾的支持和忠诚始终不渝，因此指责曾国藩现在是忘恩负义。曾国藩则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坚持弹劾。最后，李鸿章坦率对曾国藩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回答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曾国藩生气地说：“听君之便。”于是李鸿章扬长而去，离开曾幕，前往江西准备独自闯荡一番。此事使曾大为恼火，认为李鸿章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在自己困难时借故离去，得出“此君难与共患难”之结论。此事也使李鸿章愤怒异常，他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为豪杰之士，能容纳不同意见、各种人物，“今乃知非也”。李鸿章在江西并不顺利，而经过胡林翼、沈葆桢等人的调和，曾国藩还是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离开祁门移师东流。李鸿章其实也想再回曾国藩幕，在曾国藩进攻安庆连获胜仗后，便写信致贺。以曾的历练，一眼便知此是回心转意的试探，便捐弃前嫌，写信邀其回营。李鸿章在江西混了七八个月后，这匹“好马”也吃“回头草”，再回曾幕。事实证明，对李鸿章而言再回曾幕绝对正确。回营不久，曾就派他回家乡组建淮军、驶援上海，稍后又任江苏巡抚，开始了他的“一生事业”。江苏巡抚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部下，但在事关自己重大利益时李则并不完全服从、相让。如1862年无为等地吃紧，曾国藩扣留了淮军新建的九个营增强防卫，但李鸿章却再三坚持要将这九营送到上海。最后曾国藩只得同意，并写信给李希望他能谅解。当然，在许多方面李也对曾有体谅。如1863年底李鸿章的淮军攻克苏州后，朝廷命令他率部前往南京增援正在攻打“天京”的曾国荃部。接到命令后，李鸿章却一直以种种理由迁延不前，以致受到朝廷的严责。倒是曾国藩理解李鸿章的用心，他为之辩护说：“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金陵，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因为湘军已将“天京”团团围住，曾国荃独占全功之心又切，不愿让他人分功。而曾国藩颇有为难之处，作为两江总督的他有责任命李鸿章速往，但如此一来又使胞弟大不满意。李鸿章深谅曾国藩的困难，所以甘冒被朝廷责备之险而一再拖延，不使曾为难。从很多地方也可看出，虽然在有关自己的切身利益时李更注重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曾、李关系大体不错，特别是在与朝廷争地方利益、与顽固派斗争时总能互相配合。甚至在李鸿章的晚年，曾国藩逝世已久，李仍十分敬佩地对人谈起曾国藩：“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曾国藩这一“言”即与洋人打交道的关节就在一“诚”字。原来，在李鸿章接替曾做直隶总督、将要参与外交时，他曾向曾国藩请教，没想到曾国藩先问他有什么主意，他只好回答说：“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沉默良久，然后缓缓问道：“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知道曾对此非常不以为然，急忙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只是以手捋须，很久才盯着李鸿章教训他说就是一个“诚”字。李鸿章接着坦率地对人说：“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有了把握，急忙应曰：‘是！是!门生准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不论曾国藩所说与外国打交道只用一“诚”字对不对，也不管李鸿章是否真的按曾氏所说行事，以李此时的地位之高与他人谈起曾来仍一口一个“我老师”、并毫不讳言曾对自己的批评，足见他对曾的敬重、足见他们关系的不一般。曾、李的密切关系，其实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晚清权力开始“下移”，地方开始“坐大”。为官：大臣何以成为大臣曾李联手：“地方”派的崛起1865年5月下旬，清廷命曾国藩到山东“剿捻”，李鸿章由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顶曾之缺。但曾国藩在安徽的剿捻颇不顺利，捻军部分主力西进河南，且有再往西行的动向，但曾部已无力西顾。清廷惟恐捻军西进与西北回民起义军汇合，于是急命李鸿章立即率以洋枪洋炮为淮军之冠的杨鼎勋部赶赴河洛剿防捻军，两江总督的职位由漕运总督吴棠署理，李宗羲、丁日昌递署漕督、苏抚。清廷此举，其实有更重要的意图，因为“江督天下大缺”，是清政府财政经费最重要的来源，让曾、李久居此位，清廷毕竟放心不下，也心有不甘。而独立于湘淮系的吴棠早年曾有恩于当时还未发达的叶赫那拉氏家族，所以在慈禧垂帘听政后甚得恩宠，官运亨通。由他署理江督，既为他谋一肥差，又从曾、李手中夺回两江地方实权。清廷此项决定，可谓一举数得。对清廷的用心，老于权谋的曾、李当然心知肚明，决定抵制。曾国藩当即上疏抗争，认为不必命令李鸿章前往河洛剿捻，而李宗羲、丁日昌或是“才略稍短”或是“资格太浅”，难胜其职。此时，李鸿章就任两江总督才刚满五个月，更不愿受领此命。在接到命令的第三天，就写信给曾国藩，商量对策。他认为如果慈禧亲信吴棠署理江督，其“用人行政或多变局”，恳请曾国藩“能否另再设法拟议之处，仰祈熟筹密陈”，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人事安排意见。他提出或以胞兄李瀚章为“苏抚兼通商”，以丁日昌为江苏布政使；或以李瀚章署理江督，仍以丁日昌“兼苏抚通商”。当然，他也知道人事敏感，自己妄议并不妥当，同时表示“此非鸿章所敢与闻”。但此事事关重大，他还是忍不住提醒曾国藩“欲办事不得不择人，欲择人不得不任谤”，“事至此恐又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也。”仅过了两天，他又给曾国藩写了此信，提出最好是维持现状，如果不能维持现状，希望能按李宗羲(字雨亭)建议，曾、李对调；虽然曾国藩曾表示过“决不回任”，但李鸿章知道如果自己不去剿捻，会有贪恋两江总督之位、躲避艰巨任务之嫌，所以劝曾“必不得已仍照雨亭所拟，请以鸿章代吾师剿贼。如尊意肯俯徇众望，回驻金陵，则后路大局，满盘俱活，不致掣动”。很明显，他们的“底线”是要保住湘、淮对两江的控制。几乎同时，他在给友朋的信中更坦率地写道：“鄙人于西北形势生疏，而所部各军尽调归爵相四镇之内，冒昧前去，非特迁地弗良，岂忍夺爵相已成之局。诸将闻弟视师，必皆舍彼就此，一军两帅，牵制殊多，况饷源全恃吴中，付托非人，转运接济终必匮乏，恐于前敌无甚裨助，而东南全局先自动摇。”他知道，“一军两帅”从来是用兵之大忌，将领将在“两帅”间无所适从，贻误军机；而更难办的是，因为“裁湘留淮”曾国藩剿捻的精整部队系以淮军为主，如果自己去后这些将领实际将唯自己的命令是听，而不大会服从曾的指挥，将给曾造成不小麻烦。此点，也可看出他对曾的体谅。另外，“两江”为饷源重地，他与曾当然极害怕失去对如此重要之处的实际控制。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李鸿章在11月25日覆奏，陈明不能率兵前去剿捻的种种理由。而且，由于曾国藩坚决表示不愿回任，因此无法“对调”。结果，清廷只能维持现状，居然下谕承认：“该大臣等均能详察缕陈、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实为有见”。由于他们的联合抵制，终使朝廷妥协，曾、李依旧保持了对“两江”的控制。这是“地方”与“中央”博弈的结果，也反映出晚清政治格局中以曾、李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崛起。从1865年5月底接到北上剿捻的命令，到1866年年底这一年半的时间中，曾国藩的剿捻以失败而告终。朝廷丝毫不理会曾氏屡遭败绩的种种苦衷，丝毫不念及他镇压太平天国的汗马功劳，而是多次严旨切责。在这一年半的时间中，曾氏受到廷寄责备七次，御史参劾五次，由于连吃败仗又屡遭朝廷严责，曾国藩终于感到衰病难持，告假休息。朝廷却顺水推舟，在他休假期满后仍要他在营调理一月，病愈后进京陛见一次，而钦差大臣关防暂由李鸿章署理。但令人寻味的是，要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钦差大臣前去剿捻的谕旨却未提及由何人接替李鸿章的两江总督之职。这有两个可能：一是李鸿章仍兼任两江总督，二是以后任命他人。实际上李鸿章知道前线军务繁重，自己不可能兼任江督。但让他人接任，于公于私他都难以接受：于公认为他人不会也无能力全力为他筹饷，于私不愿肥缺旁落。当然，他认为如能任命曾国藩重回江督之职，则于公于私最为理想。但曾国藩以老病告假，不能剿捻何堪两江总督重任？清廷对曾国藩本就防范有加，现在更不满意，又如何可能让他再担江督重任？李鸿章接到谕旨后，立即走马上任。在1866年12月3日他赴前线一个多月后写了《谢署钦差大臣沥陈大略折》。这个二千余言的颇有些例行公事的“工作汇报”，其主旨就是强调筹饷的重要。他指出曾国藩在早些时候的奏折附片中说“将帅带兵剿贼，非督抚手有理财之权者，兵饷必不应手”“系阅历真切之语”。而这一年多以来一直是“曾国藩在前督师，臣在后筹饷，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他强调自己到徐州剿捻刚一个多月，“后路粮饷转运相隔渐远，每恐呼应不灵，若再逐贼出境，远驻豫省，军务大局，未必遂能有济，而各军饷需本任公事，必多贻误。即蒙派员接署督篆，各有责任各有作为，何能与前敌痛痒相连，始终如一？若强争则徒失和衷，若隐忍则必分畛域。军需稍有掣肘，斯功效全无，溃败立见。”他深有体会地强调说：“臣从军十数年，稔知军情利钝之由，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而在粮饷军火之难接济。”接下来的一句，看似无意，其实却透露出之所以再三强调军需粮饷重要性的具体目的：“曾国藩老病侵寻，自萌退志。臣每谆切恳劝，谓若不耐军事之劳顿，即请回任筹饷，坐镇要区。彼总以精力衰惫相谢，然亦以剿捻全军专恃两江之饷，若经理不得其人，全局或有震撼，与臣再四密商，迄无嘉谟可以入告，是不得不仰赖朝廷之善为区处矣！”总之情况就是这样，请朝廷权衡决定，实仍表明希望朝廷让曾重回江督之意。他进一步对朝廷明言：“今谕旨并未令人接办江督与通商要件，而询及应否移扎豫境”，如果率兵打仗与两江筹饷二事都要我兼任，那我到远离两江的河南就无法兼顾两江，必将误事，而“后路根本重地，皆新复之区，又多通商口岸，设有蠢动，更难兼顾。臣反复推究事理，务求一是，纲领全在得人”。最后他明确说道：如果“皇上若仍令臣兵饷兼筹”，那我就只能前进到徐州为止。如果“皇上专责臣以讨贼”，我不必兼筹粮饷，当然可以进兵河南，但朝廷一定要解决粮饷。因为“在本境可兼管地方，驻别省即不能兼管地方。如不兼管地方，军需当责之何人，缺乏当如何处置，非一二空谈能有实济”。其潜台词仍是给朝廷施压，要其按己意任命曾国藩重回两江，但又句句在理，朝廷不能不认真考虑。看到李鸿章利弊陈明得如此清晰有理的奏折，“纲领全在得人”，清廷只能谕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奉旨后，李鸿章立即于1866年12月19日写了《谢授钦差大臣沥陈下情折》。此折与前折相距半月，由于朝廷答应了自己的要求，所以此折的主要目的利用例行的“谢恩”对自己在前折中对朝廷的施压有所挽回。他诚惶诚恐地表示接旨后“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以前想到前线又感到“后无付托，日夜辗转，悚惶万分”，现在“仰蒙皇上洞鉴，两江所出饷需，实关剿捻全军命脉，特命曾国藩回任筹办，俾臣后路无掣肘之虞。圣慈曲逮，俯察艰难，无微不至，臣等应如何感奋，复何敢稍有推诿，致误事机？谨当恪遵谕旨，俟曾国藩回任后料理交卸，驰赴前敌”。当然，曾国藩回任仍有客观困难。因他不久前以衰老病多，不堪公务繁重，不能见客、阅读公文，病情短期内不得好转等为理由陈请开缺，怎好立即就回江督任上呢？精明老练的李鸿章当然能想到此点，所以紧接着就替曾国藩圆场说：“臣熟知曾国藩积劳久病，时形衰惫。其前奏不能见客及畏阅公牍等语，皆系实情。屡接来函，深以地方公务烦重，精力不支，必欲坚辞回任。臣虽专函商恳，但既叠请开缺在先，亦自恐贻误于后，其素性耿介，量而后入，固久在圣明鉴照之中。”由于曾国藩仍随军在营，一时难以或很可能是仍感不便立即回金陵就任，李鸿章又于1867年2月23日给朝廷上了《请饬曾国藩回任片》，再次替曾国藩圆场。他写道：“曾国藩久劳于军，所称衰病情形，实无捏饰。”不过现在“惟感蒙圣主倚畀之隆，臣复仰体眷怀，以大义相劝勉，似可力疾任事”。并一再强调：“长江千里，番舶如织，游匪横行。自臣去金陵后，时恐小有蠢动，回顾不及。督臣必须常驻省会，坐镇四方。”他说曾国藩迟迟在营不回一方面是协助他剿捻，一方面是顾虑“回任迹涉畏难取巧，具见公忠尽抱，贞介素心。臣亦深为感敬。”但他仍强调“臣在江年久，审知后路筹饷察吏，督臣综揽大纲，不可远离”。所以在他即将远赴豫、鄂时，“仍乞圣明敕令曾国藩早日回省，久于其任。则东南已成之局不致败坏，即中原方、张之寇，终可殄除。通计天下大势，关系良非浅鲜。”这三则奏折，他一步一步地得出了曾国藩回任江督是事关“通计天下大势”的结论。通过这三个奏折，李有步骤地使不久前还称病陈请开缺的曾国藩名正言顺地回任两江总督。有曾在后方筹饷，李可完全放心。更重要的是，两江总督这一重要的职位仍保留在湘、淮手中，虽然曾、李也时有矛盾，但那毕竟只是“自家内部”的矛盾。为官：大臣何以成为大臣维新变法中的李鸿章1896年，李鸿章自欧美风风光光地出访回来，觐见光绪和慈禧太后，详细谈了所见欧美的繁华强盛，并以中国贫弱提出“须亟设法”。但他的意见并未得到重视，更未如他所愿重新得到重用，于1896年10月24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从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到被视为只是“陪人吃饭”的“伴食宰相”，落差何其大也。对此任命，李鸿章当然老大不乐意，拖了八天后才去上任。就在任命他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同一天，朝廷又因有人告发他几天前曾私入圆明园而下旨严责道：“李鸿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殊于体制不合，著交部议处。”几天后吏部准备将其革职，光绪下旨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不仅未受重用，反因无心细过受罚，他的处境着实不妙，不能不时时小心、处处提防。这时，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对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虽然从思想观点上他非常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作为多年身居高位、深谙宦情的重臣，他知道维新运动又不能不深涉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卷入其中的危险自不待言，因此小心翼翼，力避卷入朝廷政争之中；而且，他与支持维新运动的重臣翁同龢之间又积怨多年，甲午战后他声名狼藉且被朝廷冷落一旁，地位本就岌岌可危。这一切，都使他在这一严重的政治危机、冲突中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新派，但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其位。他曾对一外国人说过，现在权力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员要格外小心，不敢倡言新法，很难做成什么事。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不久，新疆巡抚陶模奏请以培育人才为立国之本。陶模与李鸿章私交甚笃，将此书告李鸿章，李在回信中一方面支持变法主张，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积弊太深，恐非易事：“今之论者皆知变法，但有治法须有治人。”“迩日公车章疏，何尝无深识危言，此在庙堂采择，见诸施行而已。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1895年8月，维新派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以推动维新，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主张表示赞同，自愿捐金二千入会，但因此时他已名誉扫地而被拒。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并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虽然他可以捐金支持强学会，却又难忘与翁同龢的恩怨，尤其难忘甲午战后“帝党”官员对自己的强烈抨击，一直伺机报复。所以又暗中指使，让人上疏抨弹“帝党”中坚文廷式，因为文廷式是“帝党”官员中上疏抨击李鸿章最严厉者。慈禧见此疏后，立即勒令光绪将文廷式革职返乡永不叙用。慈禧意在打击“帝党”，削弱光绪力量，因文廷式是“帝党”最敢言、最忠于光绪的官员。李鸿章一方面支持维新派，一方面又为“泄私愤”打击维新的重要“后台”帝党，从大处来说，足见政治斗争中政治见解与个人利益、恩怨的复杂纠葛，从小处而言，足见李鸿章其人的复杂性。在访问欧美回来后，他在给诸多友人的信中更是频频主张变法自强：“此行遍历诸大邦，亲觇富强之实效，中国地大物博，果能上下一心，破除积习，力图振作，亦何事不可为，日本变法以来不过二十稔耳。”中国面临列强环伺、亡国亡种的危险，而“根本之计，尤在变法自强”。在这些信中他甚至还提出要废科举、改书院为学校、官员要学习外语等主张。从1895年“公车上书”起，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维新声势越来越大，康有为的变法主张终于打动光绪皇帝。光绪非常想破格召见康有为，但为守旧力量所阻，只得让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1898年1月24日，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在总理衙门约见康有为。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荣禄明确表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李鸿章只在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在这次约谈中，李只问此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可见其谨小慎微。不公开表态不等于没有态度。对康、梁维新派，李鸿章实际暗中支持。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历史上的“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退下时途中遇到李鸿章，李的脸色大变，悄悄将荣禄参劾康有为、刚毅反对授官康有为之事告他，意在要康留神。还有一次，荣禄到颐和园谒见慈禧太后，正好李鸿章因太后赏他食品要向太后谢恩故同被召入。荣禄要在太后面前告状说康有为非法乱制，皇上如果听从必将有大害；同时他以李鸿章“多历事故”，应对太后直陈变法的害处。李鸿章则以叩头称“太后圣明”搪塞支应，并将此密告康有为。变法的各项措施如奖励工商等都是李鸿章多年主张的，其中将科举考试中的“八股”废掉改为策试，更得李鸿章赞赏。维新派本想废科举办学堂，但考虑到如果这样会遭到天下读书人的反对，所以妥协改为只是废八股，改为策试。李鸿章早就认为应该废科举，兴办学校，但他也深知其中艰难，所以维新派的仅仅是改八股为策试即使他兴奋不已。他曾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因为废八股“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当然，这种赞赏都是私下的。当李鸿章听说废八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放风要刺杀康有为时，特派人前往康处，要康“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还“遣人慰行”，加以保护。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则是因他与孙家鼐的力荐才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改官制是维新的重要内容，由于知道“立宪”根本不可能，所以维新派只是提出了裁并闲职冗员的行政改革。“改官制”激起的反对最为强烈，有关大臣拖延不办。李鸿章遵旨与其他大学士上了一折一片，这是他对“新政”的惟一折片，而且是与他人联名。此时新旧斗争已经白热化，李鸿章显然要回避巨大的政治风险。此折也颇为折衷，一方面承认裁并官职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又提出“事既更张，有同新创；其中头绪繁多，一切事宜，非仓猝所能遽定”，“不至冒昧从事”，提出对裁并各员应“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向隅”。此议获光绪首肯，下诏准行。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杀，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新法尽废。在这严峻时刻，李却能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如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被革职，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张的工作。由于他的许多思想与维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弹章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这些弹章，并问他说：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只能“默然”。李鸿章之所以敢如此回答慈禧，因为他了解慈禧最关心的其实并非“法”变不变，而是她的权力是否受到挑战；注重的首先不是臣下对“变法”的观点，而是其是否参与光绪、“帝党”、维新派的实际政治活动。所以他强调“废立之事，臣不与闻”，表明不参与宫廷政争，不参与朝廷的“家务事”，若勉强翻译成现代话语，就是他十分明白“思想错误”与“组织错误”的区别。就在政变发生几天之后，李鸿章奉慈禧之命宴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及随员大岗，席间李鸿章说如果康、梁逃往日本，应将其引渡回国，被日方以按国际法政治犯不能引渡为由拒绝。大岗随后说根据他的看法，“与其将康有为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地步”，同时说李鸿章“创行新法”时间不短而成效不大，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帮手；而近日康有为的所作所为，实是扩充李鸿章的未竟之功，所以不如让康“卒其业之为善”。对此，李鸿章回答说：“洵如君言，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惟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认为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只是现在能力、阅历还不够。从后来梁启超给李鸿章的信中也可看出此点，李曾托人带话给梁，要他在海外认真研究西学，历练才干。梁在信中说：“去国以来，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当然，他对康、梁的暗中同情和通气，未必没有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为未来预留后路的考虑。同情维新，但首先自保，这是李鸿章在戊戌风云中的立场。在这种尖锐的政治斗争和宫廷政争中，凸显出他圆熟老练的政治手腕和生存技巧。外交：一生秋风糊裱匠外交：一生秋风糊裱匠“弱国无外交”，在虎视鹰瞵、豆剖瓜分，随时有亡国之危的近代中国负责“外交”，实非易事。然而，外患越频，外交越重，越不能没有外交，不能没有办外交之人。从到上海雇佣“洋人洋枪”“协防”初次与洋人打交道开始，李鸿章逐步走上了参与全局性外交决策之路。提起“洋枪队”，人们自然想起“互相勾结”。然而，“勾结”中又充满了“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斗争。李鸿章是“借师助剿”的支持者和身体力行者，但他又担心洋人尾大不掉，后患无穷，所以一直坚持对“洋枪队”要“权自我操”，谨防“太阿倒持”。他的方针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不过，以近代中国国力军力之软弱落后，以白齐文、戈登等“洋将”之骄悍蛮横，要想“裁制控驭”他们殊非易事，李鸿章就头痛地将他们称之为“磨难星”。但使尽种种手段，用他自己颇为得意的说法是“痞子手段”，最终“过河拆桥”———达到了利用他们镇压太平天国然后又将其迅速遣散的目的。从当上直隶总督起，他就越来越多地参与全国外交决策，处理各种复杂外交问题。“以夷制夷”是他的基本外交思路，当他早早看到日本有侵略朝鲜之志时，感到中国自身难保已无力像传统那样“援朝”，甚至将“以夷制夷”当作不得已的良策，向当时极端排外、仍坚持严格闭关锁国政策的朝鲜统治者推荐。李鸿章一生中参与了许多中外谈判，签订了许多中外条约，其中相当部分是带有“丧权辱国”性质的条约。作为主要谈判人，自难逃其咎。不过，在大败之后签订“城下之盟”，战败国讨价还价的余地其实非常有限；而且诸如割地赔款事关重大，最后的决定权其实还是在朝廷手中。所谓“懂外交”是他权倾一时的重要原因，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事业、名声，却也被毁于此，至今仍负重谤。对此，他自己也非常明白。他承认，中日甲午战争“至一生事来，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他无奈地感叹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外交：一生秋风糊裱匠 1861：清廷、洋人和太平天国间的“三国演义”在镇压太平军的血腥战斗中，以当时十分先进的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由侵略中国的“洋人”组成的武装，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给清军以重创，甚至攻下都城北京，迫使大清皇帝仓皇出逃，皇家名苑圆明园竟被侵略者付之一炬，清政府被迫与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签订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与这些侵略者本应有不共戴天之深仇大恨，但曾几何时，侵略者枪炮的硝烟未散，不平等条约的墨迹未干，却突然“中外和好”、“借师助剿”，昔日之敌成为今日之友！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具体历史情境究竟如何？在外患与内乱间清政府是如何权衡利弊的，对内对外方针发生了哪些改变？在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中，敌友关系也如此变幻莫测？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各级官吏、地方势力的作用如何，有何自己的利益？中外之间怎样合作又有哪些冲突？再具体而言，李鸿章在这个过程中又起了什么作用，他是如何考虑的？亲办此事的经历和一些具体事件又给了他哪些影响？这些，都须从头说起，慢慢道来。在对外方面，对洋人有所了解的郭嵩焘、冯桂芬一直就“主和”。郭认为“夷”“无意于中国土地民人”，而冯更曾明确提出要借兵“俄法”助剿，收复东南。但应者寥寥。而据守东南的一些封疆大吏在太平军的严重打击面前，多次请奏，提议借“夷兵”助剿，认为不如此根本无法剿灭太平军。对此提议，咸丰皇帝勃然大怒，一再强调不许也不需要借“夷”兵助剿，“若藉资夷力，使该夷轻视中国”，“后患何可胜言”。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法侵略军，清王朝确实岌岌可危：北方外国侵略者已将京师攻克，咸丰帝出逃热河；南方“天京”久攻不克，太平天国声势仍然浩大，远无“肃清”、“剿灭”迹象。清政府显已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咸丰帝在临逃之际，命恭亲王奕訢留下负责与英法侵略军议和，这实际是“朝廷”第一次与侵华的洋人直接打交道，使中央政府对侵略者有了较多的了解。经过一番“谈判”，备受侵略者侮辱的奕訢终于与侵略者“议和”成功，签订了《北京条约》。与侵略者直接打交道，使奕訢认识到清政府面对的新的侵略者，与传统异族的“入侵”完全不同，并非要推翻清朝的统治、自己成为新的皇帝，而是“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以属国自居，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他看到北京城被攻破后，侵略军“分踞京城，把守安定门，所有城内仓库及各衙门，彼亦深知，倘有包藏祸心，势必据为己有。乃仅以增索五十万现银及续增各条为请，其为甘心愿和，不欲屡启衅端，似属可信”。在满足了侵略者的这些要求之后，他们竟陆续撤军南返，清廷着实感到意外，对侵略者最终要“问鼎中原”的恐惧、担心和疑虑渐渐打消。对外认识发生这种变化的，不仅仅是奕訢一人，某些官员和士大夫也开始作如是观。如署理户部尚书沈兆霖此时也认为侵略者的武器远用于中国，“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所以“夷人不足虑”。名士李慈铭也认为：“窃谓夷以数万里外浮海孤悬之军，长驱入都，据坚城以自便”，中国军队已溃不成军，京津间广大地区都被他们控制。如要侵占土地早就占了，但他们竟“往返请期，惟和是议”，其目的显然不是占地。与前相比，这种对外认识的“新变化”在中央和地方显然已颇有人在，尤其是位居中央手握大权的恭亲王奕訢，成为这种观点的总代表。清中央政府对侵略者认识的变化，直接导致其对外政策的巨大变化。正是在这种“新认识”的基础上，1861年初奕訢与其他几名重臣会衔上了《统计全局折》，正式系统地阐述了这种新认识。此折在回顾了清代“夷祸”之患及《北京条约》签订过程后说：“自换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以条约为据”，并不想要大清的土地和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从此认识出发，他们自然要把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与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危害两相比较，得出了如下结论：“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以这种分析为基础，自然得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逻辑，重新制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更为阴狠的是，他们以历史上的“三国”为模式，分析了当下的农民起义、列强侵略和清政府的彼此关系后，提出“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主张联合列强镇压农民起义。他们提出：“今该夷虽非吴蜀与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贻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新的对外基本方针是“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对这一将使清政府基本国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奏折，咸丰帝于1861年1月下旬颁发上谕，正式予以旨准施行，标志新国策的正式施行。从维护清政府统治来看，此折确实战略分析透彻，提出的具体建议可说是“刀刀见血”的狠招。大清王朝的垮台本已指日可待，这一重大战略、策略的转变顿使它死里逃生，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之久。当然，这种战略性的根本转变从提出到具体施行并不容易，必然要一个“磨合”过程。从上到下都会有种种不同反应、不同理解乃至不同的执行策略。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向何“夷”借剿、合作到什么程度、以何种方式合作、指挥权由谁掌握、允许“夷兵”剿“贼”到什么程度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中央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的方案，因此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官员便有较大的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幅度极宽的“自由裁量权”。对“借师助剿”最为积极的，当属与自己利益最为密切、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官绅。其实，在朝廷对外基本国策还没有发生转变时，与洋人打交道颇多的上海官绅就开始借用洋兵“协防”。1860年时任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就提出用“抚夷助剿”的办法，但未被朝廷采纳，不过在沪筹办防务的苏松太道吴煦仍雇美国人华尔组织了“洋枪队”，以中国勇丁杂西勇为各级头目而成。不久杨坊还把自己的女儿嫁与华尔为妻。1862年初，江苏巡抚薛焕把这支洋枪队定名为“常胜军”，派吴煦督带，杨坊会同华尔管带。华尔率“常胜军”在上海附近与太平军多次作战，由于武器先进，打了一些胜仗，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但1862年9月下旬，他在一次战斗中被太平军打死。华尔死后，清政府任命美国人白齐文为管带。如此重要之事，地方官竟能不经中央政府同意，足见外力对近代中国的侵染之深，更足见地方利益、地方势力在晚清之崛起。“借师助剿”政策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漕运总督袁甲三就公开反对，上奏提出现在的中外“和约”只是暂时的：“夫战不胜，则和不久；虽暂时言和，亦必终归于战。”如果借用外国军队，等到消灭了太平军后，“外夷”都会提出格外要求，结果“一旦奉命而来，久居内地，是不仅引虎入室”，“况此日招之使来，他日不能挥之即去”，所以此举是“有害而无利”。对朝廷此项重大转变，曾国藩也不甚赞成。1862年曾已任两江总督，手握重兵的他对朝廷的重大政策不便公然反对，于是在奏折中提出先靠自己的力量在重要地区消灭太平军，后再商量“会师助剿”之事。很明显，这只是一种委婉的反对，既然重要地区的“贼”已被灭，自然没有“借夷”的必要了。他又提出“借夷”最多应只限于上海一地，因上海已是通商口岸，洋人利益颇多，而且上海无险可守，清军兵力又不够。他一再强调，借“夷”兵只能“会防”不能“会剿”，所以对部分江浙官绅此时吁请要借洋兵代为收复江宁、苏州、杭州一带极为反感，将其讥之为科举考试“借枪手顶替”，说他们“为此不择之呼吁，皆臣治军无状之咎”，表示臣“既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兵会剿为大耻”。明以“自责”，暗中“反对”。李鸿章到上海后，曾国藩信中多次指示他与洋人打交道的原则和策略，可以看出曾氏深知与洋人打交道的重要与谨慎：“洋人缠嬲，极难处置，尊处只宜以两言决之，曰‘会防上海则可，会剿他处则不可’”，“阁下只认定会防不会剿五字，自非贼匪逼扑沪城，我与英法可毫无交涉也”。到上海后，尚无与洋人打交道经验的李鸿章立即就必须直接面对洋人。为此，他一次次致书曾国藩，既表明心迹，又向曾讨教。他认为上海的官绅“媚夷”，“失之过弱”；而一些反对者则“失之过刚”，表示他的原则是“调济于刚柔之间”。他称赞曾国藩“会防不会剿”的观点，认为如果中国的官兵与洋兵同剿，“洋兵每任意欺凌，迳自调派，湘淮各勇恐不能受此委曲”。他个人“只知有廷旨帅令，不能尽听洋人调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西兵助剿，江南官绅皆附合之。鸿章商之大帅，定议不拒绝以伤和好，不忮求以存界限。”他进一步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虑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我能自强，则彼族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这种看法，当不为无见。对洋兵，他想在刚柔之间、笼络与控制之间走钢丝、搞平衡，但并不容易。李鸿章刚到上海时，华尔拒不见他，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自嘲说，华尔“总是众中矫矫，虽至今不理会，并未至敝处一谒，与外国人何暇争此小过节耶”?这种自嘲排解，或许是旧时为官不能或缺的“素养”。但不久与华尔和“常胜军”有过几次接触后，在给曾的信中将其讥为“蠢然一物”，常胜军“弁目百数十人，均系外国流氓”。不过，“常胜军”的战斗力却着实让他吃惊，决意对其“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要完全由自己控制并不容易，经过一番接触，他感到“常胜军”人马精良却专恣跋扈、狂傲不驯，清朝官员根本不能过问，更无法钤制。而且，中国官员中只有吴煦、杨坊与他们关系密切，为其提供粮饷等是清军的数倍。因此，李鸿章感到“常胜军”固然对镇压太平军有用，但有可能对他本人的权势和清政府造成威胁，一直伺机对其加以制抑，并想藉此剥夺吴煦、杨坊的职务和兵权。华尔身亡，白齐文走马上任，终为李鸿章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白齐文性情较华尔更加肆横，与吴煦、杨坊等渐有矛盾，吴、杨则以拖欠军饷对付他。1863年1月，白齐文从松江带卫队回到上海，到杨坊开的银号索要欠饷，被杨拒绝。结果，白将杨痛殴一番后，抢去饷银四万余元。李鸿章知情后以“不遵调遣，劫饷殴官”之罪名将白齐文革职。白自然不服，到北京控诉，得到美国公使和英国公使的支持，会同促请清政府将其复职。但清政府认为，若将一省巡抚在职权范围内所作的正常决定强行撤销实无理由，于是将矛盾下推，发回上海再作处理，李鸿章坚持不许白复职。李鸿章在《白齐文滋事撤换片》中强调：“外国人性情乖戾，威令不行，本难驾驭”，但白齐文已自请加入中国国籍，已受朝廷的三品顶戴职衔，“违犯法令，应照中国之法治罪，以杜后患”。他说自己对“常胜军”是“曲意笼络，俾为我用”，但又担忧，“惟常胜军人数过众，犷犴难制”。他提出要由中国官员会同管带。当然，他决不会同意仍由吴煦等人插手此事。在此显示出李鸿章权谋老辣的是，在这则因白齐文殴打杨坊而要将其严处的折片中，李鸿章竟提出还要严处吴煦、杨坊。因为白齐文的种种不是都与吴、杨有关：“该道等创募此军及换人接带，始终主谋。又有督带之责，不能实力钤制，办理不善，咎亦难辞”，所以此二人暂行革职。李鸿章深谙软硬兼施之道，在提出处理白齐文、整顿“常胜军”的同时，又提出朝廷应奖励一些外国使领馆官员和军人，“以示我朝行赏论功，中外一体之至意”，意在平息外国对撤换白齐文的不满。但想整顿“常胜军”、收回兵权并不容易，因为撤掉白齐文后，兵权落入英国人手中。英国方面对“常胜军”一直由美国人指挥始终不甚满意，早就在“常胜军”中安排一些英国人。为收回兵权，李鸿章在撤掉白齐文十几天后，与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作了一番艰难谈判。经过多次交涉，李鸿章已“舌敝唇焦”之后，双方终于同意“常胜军”由中英各派员会同接管，并签订了《统带常胜军协议》。此协议有十几条之多，但归纳起来无非以下几个主要问题。首先，在兵权归属问题上，英国放弃了独揽大权的要求，协议规定管带均应归中国抚台节制调遣，中、英两国都派正规军官会同管带，但中国放弃了英国管带如有过失照中国法律规章办理的要求。士迪佛立主张凡“常胜军”出去战斗必须先与英、法两国商定，此点被李断然否定，后改为如到百里以外作战则须预先与英、法两国商量，临近作战可自主决定；其次是兵额问题，英国希望“常胜军”最少要五千人，而李鸿章一方面希望靠它消灭太平军，另一方面又怕它人数过多、既费银太多影响淮军费用又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留下隐患，所以力主大量裁减。最后双方妥协，同意以三千为度，若以后兵饷紧张可视情况继续裁减；第三，军费后勤方面规定其军饷在海关银号按月支取。在李鸿章的坚持下决定从简，并且规定购买军火须有江苏巡抚文书，管带官不准私购；第四，“常胜军”驻扎在松江城，但不得干预地方事务；第五，惩处兵勇须听中国会带官意见。根据协议，英国派军官戈登出任管带，中国派李恒嵩会同管带。当然，实际是戈登独揽大权。李鸿章在上朝廷的《整饬常胜军片》中表白说，通过这些条款可以“渐收兵柄”，“以后办理稍有头绪”。他承认是看到了“常胜军”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显示出的强大战斗力，又感到其“日益骄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才“筹思累月，久欲稍加裁抑，而事关中外交涉之端，未便轻于发难”，此次正好借白齐文事达到目的。他对洋兵的原则、态度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通观李鸿章处理此事的前前后后，不能不使人深感他的老谋深算、精于权术：步步为营，有进有退，撤掉了在上海经营已久的地方势力吴、杨，为安插“自己人”创造了条件；尽可能地裁抑了“常胜军”，使其当下能为己所用却又不会贻患今后；更重要的是，他使自己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真可谓一箭三雕！外交：一生秋风糊裱匠太平天国洋兄弟之死在与洋人打交道中，美国人白齐文是最令李鸿章头痛的一个，双方最后剑拔弩张、反目成仇，彼此欲将对方除之而后快，这一段恩怨最终以白齐文“覆舟溺毙”了结。不过白齐文真的是“覆舟溺毙”吗？此事的确不无可疑之处。如果不是“天道”而是李鸿章等人设计杀白，则反映出他们狠毒异常，故有必要详述此事原委。白齐文于1836年出生，生性喜欢冒险，少年时就有到东方创立一个帝国的梦想，青年时开始周游世界。来到中国时正赶上华尔在组建“洋枪队”(后改名为“常胜军”)，白齐文就做了他的副手。华尔在1862年9月被太平军打死后，清政府任命白齐文管带“常胜军”。白齐文性情暴烈，与李鸿章及一些地方官屡有激烈冲突，被李免职。白齐文被免职后心有不甘，几经努力想官复原职，但均被李鸿章严词拒绝。忿忿不平的白齐文转而于1863年7月初从上海赶到苏州，投奔太平天国，一方面想报复清政府对他的“不公”，一方面仍借机实现少年时代的梦想。到苏州后，太平天国慕王谭绍光接见了他，表示接受其投诚。太平天国将他的名字改译为“白聚文”，成为太平天国的“洋兄弟”。当月下旬他又回到上海，招集旧部陆续前往苏州转为太平天国服务。8月初，他约定曾在清军小炮船“高桥号”当船长的钟思和其他几个人在青浦抢夺“高桥号”小炮船，驶回苏州，为太平军服务。谭绍光对他颇为信任，挑选了两千多人交他训练，但因外国军官人数不够只训练了一千多人。不久，他到天京谒见忠王李秀成，想要支部队归他指挥，并可单独行动。李秀成对他款待非常热情，并让他住在天王府中，临别时又隆重设礼相送，但却未答应他要独立指挥权的要求，命令他仍只带领自己原有的一小队人马。由于白齐文在“常胜军”官兵中威望较高，其中一些人也想投奔他。对此，李鸿章和戈登都大为紧张，加紧了对“常胜军”官兵的控制。李鸿章在1863年8月向朝廷报告说：“现在苏州贼势亦蹙，吴江复后我军进步较快。惟白齐文回沪，闻已密投苏贼，招募外国流氓百余人陆续投往，并有代购洋枪炮情事，英国文武各官皆走相告。”他强调已经“札行”美国驻沪领事，要其尽量抓捕、解办白齐文，“并商令戈登、程学启等严为防备，通饬前路营卡一体查拿”。由于清方防备严密，白齐文几次为太平军大批购买军火的努力均未能成功。由于无权独立指挥大部队，只能指挥自己那支不到一百人的洋兵和“高桥号”小炮轮，白齐文的能力和作用都备受限制。眼见局势对太平天国越来越不利，他向李秀成提出放弃苏州、天京，集中力量全力北攻的建议。这确是太平天国当时挽回败局的正确战略，故为李秀成采纳，并在苏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提出，苏州失陷后李又赶回天京向天王洪秀全面奏，但此建议被洪秀全坚决拒绝。白齐文率领的“洋兄弟”不到百人，在与清军的战斗中伤亡日增，最后只剩下四十余人，且大半负伤患病，许多人要求离去。白齐文请示谭绍光后，同意他们离去，在1863年10月中旬给他们发了盘缠、路凭，并准备了一些船只，而对少数自愿留下的则“相待如初”。几天后，白齐文旧病复发，也提出回上海治病。对他的要求，谭绍光也痛快地答应，并担心他在路上会被李鸿章俘获杀害。对此，白齐文回答说戈登保证他平安回到上海。白齐文走时，谭绍光以隆重的军礼相送，并用自己的轿子和卫队将他送到前线两军相交处，同时还给戈登写了一封信，说明白齐文病重，希望戈登能将其平安送到上海治疗。这一切都使白齐文深受感动，到上海后他就在英文《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声明自己“直到此刻为止，仍然没有丝毫背叛太平天国的意念”。美国驻沪领事怕他在中国招惹是非，急忙将他送到日本横滨治疗，不许他再回中国。病好后他曾两次返回上海，又两次被美国领事强送回日本。1864年春，他又从日本潜回中国，因上海一直对他严密防范，这次他改从宁波登陆，终于成功。此时天京告急，白齐文在暗中招募队伍、租雇轮船，想去解天京之围。消息传出，清方大为紧张，加紧了对他的防备，他的意图终未实现，天京不久即被清军攻陷。1865年春，白齐文听说太平天国余部、侍王李世贤驻兵福建漳州，于是投奔前往。但在距漳州咫尺之遥的厦门附近，被已得消息的厦门海关俘获，送清军郭松林部关押。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翻译中国人细仔和英国人克令，他们一行被押送福州监狱。抓到白齐文，李鸿章与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大为高兴，认为去掉一心头之患，他们认为“闽中贼匪未平，又距海口甚近，设有疏虞，关系非浅”，因此决定将白从福州起解，押往苏州。1865年6月25日，据李鸿章奏报说，船行至浙江兰溪县汇头滩时突遇大风大浪，白齐文、细仔、克令及一些负责押送的中国官兵“舟覆溺毙”。此事端的是蹊跷。因为白齐文是美国人，按照近代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触犯刑律的外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清政府无权审理，因此清政府无权审理白齐文案，只能交美国领事审理。李鸿章当然知道这些，在此折中写道：“查白齐文叠助粤西发贼，谋害中国，按律久应诛殛。此次仍敢潜入漳州内地，投逆被获，本应立正典刑，即美国公使卫廉士，亦有白齐文既经投贼，已失体面，美国不应庇护之语，特以监禁听候严办。”他不无得意地说白齐文翻船溺毙，“虽中国未申治罪之权，而该犯穷凶极恶，致伏冥诛，足见天道之不爽”。如此凑巧，果真是“天道之不爽”么？对此，当时就有人表示怀疑，认为很可能是李、左等人怕美国公使坚执领事裁判权，将白齐文交美方审判后不会受到严惩而设此毒计，不是“天道”，而是“人事”。上海的外国人和报界舆论就认为白齐文是被害死，而近人陈锦松在《松沪从贼纪略》中谈及此事时写道，白齐文被“闽关获之，送郭军门松林行营，郭不敢杀，械送过桐江，舟覆而死，或曰，亦委员以计杀也”。而李鸿章在刚刚抓到白齐文时给朝廷的《拿获白齐文片》中咬牙切齿地写道：“查白齐文穷凶极恶，叠次甘心助贼，情罪重大”，“此次由郭松林营中拿获，若当时作为对敌杀死，可省葛藤。该提督等因系洋人及税务司公同盘获，无法消弭，既经解闽讯办，恐未便即予骈诛”。他遗憾没有机会将其作为战斗中的敌人打死，承认由于当时还有捉拿白齐文的其他洋人在场，郭才“无法消弭”。但他仍不甘心，向朝廷请示“应否由臣咨覆左宗棠即将白齐文正法，余犯解交该领事严办。抑俟敕下总理衙门与美公使反复申明情节，诘以如何严办或治以死罪，使其不能置辩之处，均候旨饬遵，臣未敢擅便。”对白齐文那恨之入骨、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之心跃然纸上。这些均表明李鸿章等确有“作案”的动机和条件，如果真是他与左宗棠等人设计杀害，则足证其性格中狠毒无情之处。或许是考虑到白齐文给自己添了太多的麻烦，同时更不愿因此破坏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美国政府并未深究白齐文死亡真相，而且自愿放弃了领事裁判权。此案就此了结。虽然很多因素表明很可能是李鸿章等设计杀白，但毕竟还没有找到最终的证据铁定无误地证明白确是他们所杀。此案，可能成为永远无法水落石出的历史之谜；在人类历史中，这种无解的历史之谜又何可胜数！外交：一生秋风糊裱匠近代史上的四次对日外交初次接触：中日外交之一1870年，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从制度上获得了参与全国性外交活动和决策的权力。而就在他履任之前，日本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上任之后的李鸿章立即卷入了对日交涉。这是他首次直接参与、经办全国性外交活动，因此值得重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李鸿章的外交、甚至政治生涯的最大失败是最终败于对日交涉，所以对李参与的中日外交的“开端”，尤需详细理清。在西方列强打开中国、日本大门前，中日两国都实行锁国政策。但中日两国大门在近代被西方列强打开后，尤其是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决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日本政府便开始试图努力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而日本此时积极打开对华关系，除了想“均沾”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外，另一个直接目的是为打开、进而征服朝鲜做准备。位于中日之间的朝鲜当时当然是独立国家，但按传统“宗藩”体制，又是中国的“藩属”或曰“属邦”。朝鲜国王即位时要接受清朝皇帝的册封，并要定期派官员前来中国向清朝皇帝朝贡；而清朝皇帝则有义务维护朝鲜国王的统治，帮助其平定内乱，抵御外来威胁侵略。按照日本的战略设想，征服朝鲜是实现其征服中国、统治亚洲进而争霸世界的第一步。因此，它首先想与朝鲜建立邦交，插进立足点。但日本的要求被朝鲜拒绝，于是日本转而实行“日清交涉先行”方针，想先打开与中国关系再利用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的巨大影响压服朝鲜。1870年9月末，日本政府代表、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经上海来到天津，会见了当时的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和刚任直隶、尚未兼任三口通商大臣的李鸿章，要求与中国订约、通商，并通过成林将日本外务卿的书信转给北京的总理衙门。李鸿章在10月3日，即会见柳原前光的第二天，就写信向总理衙门通报了会见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李鸿章的信中看，柳原前光“礼貌词气均极恭谨”，提出“英法美诸国强逼该国通商，伊国君民受其欺负，心怀不服，而力难独抗。虽于可允者应之，其不可允者拒之。惟思该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民心协力”。柳原前光这种日中联合共抗西方列强的狡猾说辞明显打动了李鸿章，再加李对日本开始迅速学习西方原本就大有好感，因此在信中赞扬日本道：“鸿章前闻日本与英法通商立约，简严特甚。海关不再用西人，传教不许开禁，即此二节，已杜许多后患。又购求泰西机器兵船，仿制精利枪炮，不惜工本，勿谓小国无人。”因此他对日中联合颇为赞赏：“与之深谈西事，似有大不获己之苦衷。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华文，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在同治三年曾颇有远见地提醒人们说：“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然而日本使臣的几句好话就使他认为中国应该“联日”抵抗欧美，作为外交的重要方针。当然，他认为与日本应另立条约，但不能按照与西方各国所订条约，即日本不应享受中国给西方列强的特殊利益。总理衙门起初准备同意准许日本通商，但不与日本“立约”，然而在李鸿章的影响下，决定允许日本于明年特派使臣来华商谈订约之事。日本达到了其最初目的。但是，对是否与日本通商、订约，清政府内部却有不同看法，安徽巡抚英翰就上折坚决反对。为慎重起见，朝廷将英翰的奏折寄发疆臣，征求意见。对此，已兼任北洋大臣因而“名正言顺”地负责对外交涉的李鸿章于1871年1月18日专门就此事致信总理衙门，再次申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明代虽有倭寇屡犯中国沿海，但自清初建政以来就很少侵扰中国，说明清政府“制驭得宜，畏怀已久”。咸丰朝以来内有“粤匪滋事”，外有“西人迫胁”，但日本没有乘机侵扰中国，也没有借此机会要求与中国“立约”，“可见其相安无事矣”。而且，日本与朝鲜、越南不同，不是中国藩属国，因此可与其立约，以求“推诚相待。纵不能倚作外援，亦可以稍事联结”。针对英翰对日本会“入寇”内侵的担忧，他反驳说：“至虑该国入寇与否，似不在立约与不立约。使其意在入寇，不准立约愈可藉口寻衅；使其意在乞援，准与立约正可因之弭患。”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立约后中国可派“大员”长驻日本，“平素究知国风与之相习，将来情谊日密，耦俱无猜。设一旦西国有事，不致为彼族勾结，且可联东方形势”。当然，他仍强调立约的内容应与西方各国不同，不能按日本要求“一体均沾”。三天后，即1871年1月21日，李鸿章便上了《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此折观点与给总理衙门信中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作了简化、概括处理。然有所不同的是，虽然他认为日本“安心向化”，但在此折后面注意到了日本今后可能对中国的威胁：“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自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他相信通商立约后中方可“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可冀消弭后患，永远相安。”他的看法，得到了曾国藩的赞同，当然也得到了清廷的赞同。清廷要李做好与日本谈判立约的准备，李督饬江苏臬司应宝时、天津海关道陈钦详细研究日本情况。由于准备对日谈判，李鸿章更加注意日本情况，对日本开始有所担心。在1871年4月9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表示“东洋与中土最近，既议通商，稍有不慎易滋后患”，并对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开始警觉。原来，一艘美国商船于1866年冒险进入朝鲜海域，被朝鲜烧毁，此时美国派一艘兵船到朝鲜“理论”。李鸿章得到的消息，说“并有日本兵船亦约同往，如高丽不与通商，其势必得打仗”。他认识到“日本欲吞朝鲜已久”，历史上曾数次入侵朝鲜都未成功，现在则有可能联合西方各国打开朝鲜大门。“日本与西国情好渐密，与朝鲜猜衅较深。彼既通商，朝鲜恐不能独抗，抗之则日本尤为朝鲜之近患。”在随后的对日谈判中，他对此点尤为注意。1871年7月，日本任命大藏卿伊达宗城为全权大臣、升任外务大丞的柳原前光为副使，前来天津同清政府谈判。中方旨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应宝时、陈钦随同帮办，与日方谈判。在谈判中，李鸿章采取了让应宝时先与伊达宗城副手柳原前光反复辩争，然后自己再出面与伊达会谈的策略。在与伊达的会谈中，他对伊达“翘然自负”、盛气凌人、蛮横无理的态度极为反感，亦声色俱厉地作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此时，他对日本的迅速发展虽心有所佩，但毕竟还未摆脱中国传统的轻日心态。对日本要与西方列强一样强加给中国一个不平等条约，如在中国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要求，中方断然拒绝，表示中日间不能以“西约”为例，中日应缔结平等条约，不能有来无往。由于日本此时羽翼未丰，不足以凭实力威胁中方让步，最后大体以中方的草约为基础达成协议。9月13日，李鸿章与伊达宗城正式签订中日《修好条约》和《通商条约》。这是中日间缔结的第一个、也是平等的条约和通商章程，主要内容是两国互派使节；彼此指定口岸任商民往来贸易，此国商民不得到彼国除开放口岸之外进行贸易活动；中日两国对等地各在对方享有领事裁判权，这同欧美各国在中国、日本单独享有领事裁判权的情况完全不同。总之，日本希望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在内地贸易权、与欧美各国一样在华享有特权的要求都未能实现。但是，日本的主要目的虽然未能实现，不过却达到了它的另一重要目的，即它取得了与中国平等的地位，就得到了对中国的“属邦”朝鲜打压、威逼的有利条件。对这一点，李鸿章还是有所警觉的。这些双方基本平等的条约有一条格外反映了清政府特别是李鸿章对朝鲜问题的担心。因李此时对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已有认识，所以想以条约形式加以遏制。《修好条约》第一条规定：“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所属邦土”，即指中国藩属国，实指朝鲜。而另一条则隐约透露李鸿章的另一意图，这一条规定：“两国既经通商友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此条虽是中方从1858年《天津条约》第一款引用过来，但李早有与日本“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的想法，故此时照搬此款亦非完全无意。李鸿章认为立下条约即可保证日本不侵朝鲜、更不可能进犯中国，因此在谈判尚未结束时在8月30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就乐观地写道：“总之束约铁案已定，纵欲倚西人为声援，断不能转白为黑。”但事实几乎立即无情地证明李鸿章过于乐观、过于相信日本、过于依赖条约的约束力。实际上，双方签约墨迹未干，日本就“转白为黑”、要求修改条约，开始了一系列侵华、侵朝活动。以后近八十年的历史表明，恰恰是日本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严重的威胁，几次将中华民族置于亡国之险境。因此，联合日本抗拒西方是外交方针、国际战略的根本性错误。如此巨大的错误判断，显然是对日本的实力之强和发展之快估计不足，对日本的野心之大认识不够，但从根本上说是对世界大势、中国将面临国际环境和格局缺乏深刻的洞察。平心而论，李鸿章对“外面的世界”的认识无疑超出同时代绝大多数官员，然他尚做出如此决断，表明清王朝确无能力对世界形势做出正确把握和判断。就李鸿章个人而言，他以“知洋务”著称也以此自诩，曾与华尔、戈登、白齐文等洋人打过不浅的交道，用尽种种手段，对这些洋人确实“驾控自如”、为己所用。因此，他曾不无得意地对人谈到自己与洋人打交道时颇为有效的“痞子手段”。然而事实说明，这种“痞子手段”可能有用有效于一人、一事、一时，但若对世界大势缺乏认识、判断错误，则无论“痞子手段”多么成功，都不能挽救全局的灾难性整体失败。外交：一生秋风糊裱匠台湾事端：中日外交之二1871年秋，中日两国缔结了彼此平等的《修好条约》和《通商章程》，李鸿章曾乐观地认为这一下“束约铁案已定”，日本“断不能转白为黑”。他万万没有想到，双方签约墨迹未干，日本就要求修改条约，紧接着开始了一系列侵华、侵朝活动。中日《修好条约》签订不久，日本政府就在1872年3月派柳原前光出使中国，要求修改条约。柳原于5月初到达天津，要向李鸿章递交日本外务卿照会。李鸿章对此大出意外，大为不满，开始拒不相见，继而决定面加驳斥。在上朝廷的《辩驳日使改约折》中，他说对柳原“面加指驳”，坚持两国条约刚刚签订，“断不能遽然悔改”，“交邻所重者，信耳。失信为万国公法所最忌”，日本“不应蹈此不韪”。由于李鸿章态度强硬、力拒所求，坚持两国必须办理使条约生效的最后换约手续，柳原只得无功而返。由于中方态度强硬，日本便于1873年2月派外务卿副岛种臣为特命全权大使来华换约。当然，日本并不甘心于此，副岛来华的另一使命是想一探中国虚实。因为1871年底发生了琉球船民遇飓风飘到台湾而被当地居民劫杀54人的事件，日本借此开始悄悄作“征台”准备。就在副岛来华换约期间，又发生了4名日本人遭风漂流到台湾，后转经上海被送回日本的事件。因此，副岛此行尤其“关注”台湾问题，想进一步探明如果日本侵台中国政府的底线。1873年4月30日，中日《修好条约》的换约仪式在天津举行，李鸿章与副岛分别代表两国交换该条约批准书。第二天副岛再专程拜访李鸿章，他狡猾地强调日本与中国一样，深受西方各国强加片面领事裁判权之苦，深得李的好感。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述副岛商论外交》一函中写道，副岛说日本现已派员到西方谈判修改条约，“欲令各国驻日本之洋人悉遵日本法令约束”，表示“中国、日本与西国换约之初，多因勉强成交，又不深悉欧洲习俗，致受诓骗。约已换定，无可如何。每见领事官作威作福，心实不甘”。李鸿章深为此言所动，表示积极支持，并望一旦日本与西方各国改约成功，“定属其随时照录新约”知会中国，以便中国也仿效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副岛这种“同病相怜”的交谈策略，使双方“畅谈半晌”，李鸿章对其完全丧失警惕。在中国看来，可谓一切顺利，中日“修好”更有保证。5月7日，副岛一行以祝贺同治皇帝大婚及亲政之名来到北京，实际要与总理衙门接触，纠缠台湾问题。在与总理衙门有关大臣的会见中，日方提出琉球船民被杀事件，要向台湾东部“土番”兴师问罪。对此要求，总理衙门大臣当即反驳：强调“琉球本系我朝之藩属”，“当时琉球人有自生蕃处逃出者，我朝命官曾予救恤，后转往福建，经我总督仁爱倍加，俱已送还其本国”。表示“本大臣只闻悉生蕃曾掠害琉球国民，并不知此事与贵国人有何相干？”日方则争辩说琉球人即日本人之后，便话锋一转，十分狡猾地问道：“今谓贵国官吏对琉民曾加救恤，请问对狂暴虐杀琉民之生蕃又曾做何处置？”总理衙门大臣根本未意识到此问背后的玄机，信口回答说：“该岛之民向有生熟两种，其已服我朝王化者为熟蕃，已设府县施治；其未服者为生蕃，姑置之化外，尚未甚加治理。”“生蕃之横暴未能制服，乃我政教未逮所致。”日方立即抓住此话，提出“贵大臣既谓生蕃之地为贵国政教不及之区”，证明杀害琉球民人“为化外孤立之蕃夷，则只能由我独立国加以处理”。对台野心，昭然若揭。总理衙门将上述情况通报给了李鸿章，开始引起李的警觉，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台湾生蕃一案，大觉离奇。日人力小谋大，尤为切近之患。中土不亟谋富强，NB167扰正无已时耳!”但是，李鸿章此时仍然小看日本实力。在给总理衙门的《论日本与台湾、朝鲜、秘鲁交涉》信中写道，恰在此时有“管带烟台兵船之闽人游击”吴世忠前来拜访，由于吴曾在福建沿海带船多年，曾因美国商人被台湾土著杀害一事与美国领事一同赴台查办，故对情况颇为了解。据他说吴有“蕃人矫捷强狠，山径深险异常。英美商船曾被侵害，屡发兵船往剿失利”，最后只能“仍讲和而止。日本力更不逮，断无能为”等语，李鸿章认为“所言似属有理”。在另一封给同僚的信中，他的轻日心态暴露无遗。他认为日本“所以矫强之由，不过该国近来拾人牙慧，能用后门枪炮，能开铁路煤矿，能学洋语洋书，能借国债，能制洋银数事耳。我中土非无聪明才力，士大夫皆耽于章句帖括，弗求富强实济，被彼一眼觑破，遂肆意轻侮，口无择言”。但如果日本动兵挑衅，中国“又何畏此小国。日本在唐宋以前，贡献不绝，至元世祖往征大败后，乃夜郎自大，今彼虽与西洋合好，尚无如朝鲜，何岂遽能强压我国耶”!可以看出，一方面他对日本变法自强佩羡不已，对中国仍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又恨又急，但另一方面仍有传统“上国心态”、仍将日本视为小国。尤其是认为日本“尚无如朝鲜”，足见其对日本实力之小觑、对“敌情”了解、掌握之浅陋。但日本国小野心确实不小，于1874年4月设立了“台湾事务局”，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局都督”，并在长崎设立侵台基地。5月初，三千余日军开始侵台，从台湾南部登陆入侵。对日本侵略行径，清政府闻讯大为震惊，急忙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同时要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器，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查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稍后又任命他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给他以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亲自与日本打交道多年的李鸿章更是又气又急，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愤怒地写道：“日本自九年(即同治九年，1870年)遣使来津求约，厥后岁辄一至，弟与周旋最久。其人外貌恂恂恭谨，性情狙诈深险，变幻百端，与西人迥异。”“唯彼既兴师登岸，其办法亦不外喻以情理，示以兵威二语。”由于日本声称台湾岛并非全归中国所有，东部所谓“蕃地”乃是“无主地”，因此李鸿章提出包括所谓“生蕃”住地在内的台湾全境均属中国领土，主张通过“喻以情理”和“示以兵威”这两手策略逼迫日本撤军。同时他主动调拨6500名淮军精兵乘轮船赶赴台湾以壮声势，并从天津、上海各机器局紧急派调军火枪炮增援。由于沈葆桢部署得当和台湾高山族居民的英勇反抗，再加此时日本军力、国力确实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本感到自己现在还无法用武力夺取全台，于是又开始倚重与中国的外交谈判。1874年7月中，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到天津，开始与李鸿章会谈。见到柳原，李鸿章怒不可遏，在给总理衙门的《述柳原辩难》及所附《与东使柳原前光、郑永宁问答节略》函中详述了会谈情景：“鸿章系原议和约之人，深知若辈伎俩，又恨其行径诡变，不得不嬉笑怒骂，厉声诘责。”斥责日本“一面发兵到我境内，一面叫人来通好。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除非有两日本国，一发兵，一和好”。说到气愤之处，李鸿章“取案上纸笔大书曰：此事如春秋所谓侵之袭之者是也，非和好换约之国所应为，及早挽回，尚可全交”。对李鸿章的斥责，柳原开始还“强辞夺理，至无理可说时一味躲闪支吾”，但一直强调中国政府不惩办杀人的“生蕃”，所以台湾“蕃地”不属中国管辖。对此，李鸿章反驳说：“查办凶首有难易迟早，你怎知道我不办？且生蕃所杀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何须日本多事？”并正颜厉色说道：“今日如此办法，中国文武百官不服，即妇孺亦不服。中国十八省人多，拼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吃得住否。大丈夫做事总要光明正大，虽兵行诡道，而两国用兵，题目总要先说明白，所谓师直为壮也。”然后又“喻以情理”地说日本几百年来从未与中国订立修好条约，但“并无一兵入中国边界，今甫立和约而兵临我境，你对不起我中国，且令我对不起我皇上百姓。若有约各国皆如是，天下岂不大乱了。”日本由于现在不可能以武力侵占台湾，于是定下从中国取得赔偿，然后将已攻占的地方归还中国的方针，并于8月初任命大久保为全权办理大臣出使中国。在与日方的交涉中，李鸿章多次给朝廷呈上有关奏折，给总理衙门的有关信函更多，于8月底给总理衙门写了此《论台事归宿》函。此函不长，却是李对处理台湾问题的总纲。他终于认识到“台湾从此多事”，对日本的幻想最终破灭。他提出由于中日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应请各国“会同论理”，“公评曲直以复台疆”，但被日方拒绝。他认为要保全台湾的最终办法是开口通商，将台湾开为商埠，使各国利益均沾，因为“与其听一国久踞，莫若令各国均沾”。日方要中国赔兵款换台湾的策略其实也合李鸿章就此了结的本意，只是李认为赔兵款太损中国政府的颜面，提出不以赔款而以“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兵士远道艰苦，乞恩犒赏”之名换取日本撤军。这样“出自我意，不由彼讨价还价，或稍得体，而非城下之盟可比。内不失圣朝包荒之度，外以示羁縻勿绝之心。”此诚“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之论矣。这倒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大特色。李的这一建议得到总理衙门和朝廷的赞同，于是中日双方于1874年10月底达成协议。其中第一款即说日本此次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因此“中国不指以为不是”。所以中国首先“向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支付抚恤银十万两，日本在台军队于12月20日全部撤走，届时中国将为日本原先在此修道建房等支付四十万两。这次日军侵台虽未成功，但中国承认其为“保民义举”且赔银了结也作出了屈辱性妥协，再次表明清政府的软弱无力。这次日军侵台的隆隆炮声，打破了自1860年以来所谓“中外和好”相对平静的局面，造成了中国东南沿海危机。几个月后，李鸿章在呈朝廷的《筹办铁甲兼请遣使片》中，认识到日本“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幸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无情的事实，终于使李鸿章“联合日本”对抗西方的梦想破灭。日本侵台其实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但遗憾的是中国并未意识到处境之危，依然故我，又浪费了几十年的宝贵时光。外交：一生秋风糊裱匠琉球之变：中日外交之三1879年春，已卸任的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来华游历，这时中日两国正因琉球交涉争得不可开交。在日本毫不讲理、咄咄逼人的压迫下，中方则尽一切可能挽回局面，由于格兰特访华后还要到日本游历，于是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与他见面时，先后都请与此毫无关系的格兰特到日本后从中调停，这也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对此要求，格兰特表示愿意一试。历史上的琉球国位于日本九州岛和中国台湾岛之间，由三十几个小岛组成，其王城为中部的“首里”，即今天日本的冲绳县。在中国的明朝，琉球国与中国结成宗藩关系。明朝覆亡后，清王朝在问鼎中原不久即派人前往琉球，册封尚质为中山王，同时规定琉球每两年进贡一次。此后，所有王位继承人都由清王朝赐给镀金的银印，册封前只能称“世子”，册封后才能称王。最后一个琉球国王尚泰，就是在1866年接受清朝册封的。琉球不仅向清王朝称臣纳贡，而且使用清朝的年号，并常派官生到中国的国子监读书。不过，由于琉球离日本萨摩藩很近，多次遭萨摩藩侵略，在17世纪初萨摩藩甚至曾将当时的琉球国王掳往鹿儿岛。此后历代国王慑于萨摩藩的威胁，也向日本进贡，逐渐形成了中、日两属的复杂局面。清康熙朝以后，日本还在琉球设官、征租税、保护商旅等，但他们当时毕竟害怕中国，所以每逢清使来临，这些日本官员便事先躲起来。1871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废藩置县，立即开始了野心勃勃的侵占琉球、将其变成日本领土的活动。1871年11月，发生了台湾原住民误杀琉球人事件，日本天皇于1872年10月中旬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日本藩王，列为华族，其目的是为侵略中国台湾寻找借口。日本由于此时羽翼未丰，所以1874年侵占台湾的目的并未达到，但却得到了清政府的几十万两白银作为从台湾撤兵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双方签订的《北京专条》承认“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因此承认日本此次侵台是“保民义举”，这就为日本吞并琉球提供了口实。日本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回国后，建议日本应采取断然措施尽快结束琉球的两属状态，要琉球断绝与中国的关系，将琉球并入日本版图。1875年5月，日本政府命令尚泰晋京，停止向清朝遣使进贡并不得再接受清朝册封。在日本的压力下，琉球国被迫同意使用明治年号、执行日本法律、改革藩制、派遣留日学生等要求。但尚泰本人不愿前往东京，而且命令前往东京的官员恳求日本不要强断琉球与中国的关系，结果却遭到日本大臣的痛斥。尚泰不甘心就此亡国，决定向清政府求援，于1876年底派使臣乘坐一只小船出海，假装遇风漂泊，于1877年4月到达福州，投递国王密咨，要求到北京陈情。但他们只强调了日本的“阻贡”，而改年号等事却未告诉中国。得到消息后，清政府认为琉球并非战略要地，不值得过于重视，但如果毫不过问，又恐怕其他国家认为自己不能保护藩属国，引起连锁反应。由于清政府对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应有的认识，所以在1877年6月底轻率发谕，要琉球使臣全部回国，不必来京。同时要驻日公使何如璋“相机妥筹办理”，弄清日本阻贡的原因。何如璋于12月到达日本，与日本政府严正交涉，但日方态度十分强硬，毫无妥协余地。何如璋此时对日本的野心已洞若观火，主张中国不能坐视，要积极干预琉球问题，阻止日本侵略，甚至不惜动武。他坚定地表示在与日本交涉中如果自己的某一句话被日本作为挑衅的理由，那就请朝廷罢斥自己。但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等地方官则不主张如此强硬，李鸿章的态度一开始则颇为暧昧，他在给何如璋的信中一方面谴责日本“无理已极”，认为琉球确实值得同情，日本阻贡之举不能不争，并指示何在与日本谈判时可援引《修好条约》第一、二两款相争，并请总理衙门将数百年琉球朝贡的成案抄备，作为力争根据；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琉球地势阻隔，中国干预的困难很大，因此主张“淡漠相遭”，实际表现出消极冷淡、不主张动武的态度。总理衙门认为何如璋积极干预甚至不惜动武的主张“过于张皇，非不动声色法”，认为还是“以据理诘问为正办”。总理衙门在其观点得到李鸿章赞同后立即上奏，得到首肯，清政府确立了以外交斗争为限、决不动武的方针。在与日本的一系列谈判中，何如璋态度坚定，毫不退缩，而日本仍坚持一定要吞并琉球，谈判事实上陷入僵局。1879年3月8日，日本政府决定废琉球藩，并派大批军警到琉球强制执行；4月宣布改琉球为冲绳县；6月将琉球国王和王室其他成员移送东京。由于有只能限于外交的指令，何如璋在无奈之中认为不妨请一些西方国家出面调停，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他认为美国最有可能帮助调停。这时，正好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于5月末到达中国而后再到日本，于是奕訢和李鸿章都请他从中调停。而格兰特更关心的是中国华工赴美问题，当时美国国内强烈要求禁止华工赴美，希望修改原先有关条约。清政府此时有求于他，不得不同意“略予通融”。格兰特的活动为后来中美修改有关条约，铺平道路。格兰特于7月4日到达东京，由随员杨约翰同日本官员接触，调停琉球问题。日方声称琉球原系日本属国，同时攻击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说何行文外务省时言辞有辱日本之意，如果中方愿将此文撤销，日本同意商议有关问题。7月14日，何如璋派此时任驻日参赞的黄遵宪将琉球事件始末文卷译送格兰特，格兰特阅后认为中国理由充足，要杨约翰与日方讨论。经过一番了解，杨约翰认为日本国内有一股强硬势力难以妥协、准备与中国作战，遂写信给李鸿章，要李对此有所准备，提醒中国应当改革自强。在日期间，格兰特曾同伊藤博文、西乡从道等日本高级官员会谈，但一谈及琉球问题，他们就沉默不语，勉强表示要回去商量。眼见调解无望，格兰特就在8月1日分别致信给总理衙门和李鸿章，竟说：“日本确无要与中国失和之意，在日人自谓球事系其办，并非无理。但若中国肯宽让日人，日本亦愿退让中国，足见其本心不愿与中国失和。”反复强调中日“两国应该彼此互让，不致失和，似不必再请他国出为调处”，表明不愿调停之意。在琉球问题上一筹莫展、原将一线希望寄托在格兰特调停之上的李鸿章得此信后焦急万分，在这封给格兰特的回信中首先对格兰特的调停表示感谢，然后重申几百年来琉球即是中国藩属的历史事实，痛斥日本事后捏造证据的无耻行径。信中客气地承认格兰特这位“贵前主”要中日互让不致失和“诚为公平正大之论”，但紧接着笔锋一转，强调“日本错谬在先，毫无退让中国之意。中国于前年台湾之役，业经忍让过分，举国臣民已形不服。今此事若再退让，于国家体制声名恐有妨碍”。他几近哀求地请格兰特继续调停：“未知贵前主与其太政大臣等如何妥商办法，使两国面子上均下得去。本大臣窃愿倾听下风，以待贵前主之指挥也。”大清王朝权倾一时、出将入相的中堂大人，不得不如此低三下四，既令人同情，亦令人可鄙。莫非此正应了“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老话？同时，他还请格兰特回国后，美国驻日大使仍继续调停此事，与中国驻日公使在东京“接续商办，务使两国归于和睦，感盼尤殷”。对他而言，美国调停可能是唯一的希望。同时他表示：“至敝国朝廷上下，皆欲认真整顿诸务，设法自强，以副贵前主暨杨副将殷勤属望之怀。”9月2日，格兰特一行离开日本，琉球“调停”毫无进展。但他在给总理衙门和李鸿章的信中却把责任推给何如璋，认为何如璋的第一次照会使日本人大为不满，是事情无法解决的关键，他认为撤销照会、撤换何如璋是继续谈判的先决条件。但杨约翰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却不同意此点，他写道：“我看何之为人，实在谦和之至。”他认为何如璋的照会确实过于直率、有失礼之处，但他对李鸿章说：“至于何公使照会一节，此系细故，球事了结与否，及如何了结，与照会无干，可以不必追究。”他认为“照会”其实只是日本侵略的一个借口，他进一步分析日本必将好战，原因在于日本的改革使有二百万人的武士阶层失去特权，生活穷困，惟愿日本与其他国家打仗自己才有出路。杨约翰能从日本国内阶层变动分析日本将走上战争之路，在当时确属洞见。杨约翰不久还在美国一家报纸上撰文，“乃全指日本为不是”，日本官员对此忿忿不平；欧美许多国家的报纸转载此文，都认为日本对华过于傲慢。何如璋的助手黄遵宪曾写道，日本原来指责何如璋初次照会失于无礼，但“自杨约翰新闻一出，反谓其行文无礼，乃缄口不复道此，盖中间人补救之力亦不鲜也”。不过，杨约翰的看法毕竟只是他的个人看法，不是格兰特、也不是美国官方的看法，对日本更是毫无影响。而日本的态度却越来越强硬，提出了越来越过分的要求，清政府开始倾向对日妥协、同意其要求。因为日本狡猾地选择了一个最佳时机——这时候，正是中俄“伊犁交涉”越来越紧张的时期。在19世纪70年代初，俄国就占领了中国的伊犁地区；从70年代中后期起，清政府开始了收复伊犁的努力。从1880年初开始，中俄矛盾更加尖锐，俄国开始集结军队，特别是增强太平洋舰队；中国也开始在绵长的中俄边境部署防御部队。在1880年的大半年内，普遍认为中俄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大增。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和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各级官员的主要关注点，不能不是以伊犁为焦点的中俄关系，而不可能是以琉球为焦点的中日关系。中国朝野普遍担心“倭为俄用”、害怕日俄结盟，甚至一向比较强硬的张之洞也主张同日本“连和”，“彼所议办商务，可允者早允之”，尽量使日本在中俄冲突中保持中立。此时栖居海外的名士王韬也写文章，认为中国不值得为琉球开战；倘真要打仗，也应等到中国强大到能冒此风险；虽然日本不讲诚信而且对中国的威胁不会消除，但尚不能与俄国的威胁相比；由于俄国已威胁到日本和英国的利益，所以中国甚至可能与它们结成三国反俄同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准备基本接受日本的要求。但1881年2月底，中俄谈判取得进展，签订《伊犁条约》，清政府争回一定主权，中俄关系有所缓解。3月初，清廷发谕，正式否决了总理衙门与日本达成的妥协方案，日本驻华公使气愤地离华回国，表示强烈不满。以后的几年中，中日两国又多次因此交涉，并无结果，但日本实际巩固了在琉球的统治地位。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就这样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不了了之地最终被日本吞并。清政府此时确实也无暇顾及琉球了，因为这时相继发生的法国侵略越南问题和导致日本干涉的朝鲜内乱问题，确实要比琉球问题重要得多。琉球终于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第一个祭品；而琉球是中国传统的“属国”，中国此时却根本无法保护它免于被强邻吞并的命运，这不能不说是近代“宗藩体系”崩塌的一个最刺目的标志性事件。外交：一生秋风糊裱匠朝鲜之变：中日外交之四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在“宗藩体系”中很早就是中国的藩属；又隔一道窄窄的海峡与日本相对，自然又成为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觊觎的对象。除奉中国为“上国”外，朝鲜一直实行“锁国”政策，日本人只能在釜山经商。日本首先想与朝鲜建立邦交，插进立足点，但被朝鲜拒绝，于是转而实行“日清交涉先行”方针。于1871年9月与中国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和《通商章程》。这个条约和章程的精神是平等互利的，但中日对等的关系使此时的日本基本达到目的，因为在它的谋划中，“日清平等后，朝鲜自然列于下位”，使它对中国的“属邦”朝鲜的打压、威逼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在谈判中，李鸿章对日本侵朝野心有所警觉，所以《修好条约》第一条规定：“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所属邦土”，即指中国藩属国，主要是指朝鲜。在随后几年与日本人交往中，李鸿章也曾多次提醒日本对朝鲜不要怀有非分之想。但一纸条约和善意规劝根本束缚不住日本的野心。1875年2月，日本派使臣前往朝鲜，由于国书中有“大日本”、“皇上”、“敕”等字样，而且日本使臣乘坐轮船、身着西洋大礼服，引起朝鲜方面反感，拒收国书，谈判陷入僵局。5月，日本军舰“云扬”号擅自测量朝鲜海岸，意在示威。9月20日，“云扬”号再次擅自驶入朝鲜江华岛附近测量海口，朝鲜守军开炮警告，日舰即开火将朝鲜炮台炸毁。12月，在日本的压力下，朝鲜政府通知日本代表国书可以接受，但要求把“皇上”、“敕”字样改掉。几乎同时，日本政府派森有礼为驻华公使，同清政府谈判朝鲜问题，同时遣使率舰队驶赴朝鲜处理江华岛事件。1876年初，森有礼同总理衙门反复交涉，强说清朝与朝鲜政府之间的宗藩关系只是一种“空名”，所以日朝之间的关系与《中日修好条约》无关。此时总理衙门倾向于认同这种观点，认为朝鲜“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但李鸿章却不赞成这种观点，所以1月24日在保定直隶总督府与森有礼激烈舌战七个小时之久。森有礼明确说：“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同时强辩朝鲜不是中国属国，李鸿章则针锋相对指出“持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强调朝鲜“奉正朔”怎能说不是中国属国？最后森有礼央求李鸿章转商总理衙门，设法劝说朝鲜接待日本使臣。事后，李鸿章向总理衙门详细报告了与森有礼激辩的情况，同时建议奏请礼部要朝鲜接待日本使臣以息事宁人。在李鸿章的坚持下，总理衙门在1月29日照会森有礼，重申清王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要求日本严格遵守《中日修好条约》中“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的规定。当然，森有礼对此置若罔闻，因为日本的目的是一定要打开朝鲜大门。但在日本的压力和清政府息事宁人态度影响下，朝鲜于2月底与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共12款，而第一款一开头就写道：“朝鲜国乃自主之邦，拥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若仅从“文本”、且以今日之国际关系准则来看，朝鲜是与日本平等的“自主之邦”何错之有？岂非“天经地义”？但在这种冠冕堂皇的“文本”之后，其实却包藏着日本的“祸心”。这一条的真实意义是为了割断中朝间的宗藩关系，为将来侵略、吞并朝鲜扫清障碍。这一条款再次提醒人们，对任何宣言、纲领、条款等等，都不要轻信字面上的意义，而要透过“文本”，看到文本之后的实际目的、作用和结果。《江华条约》还规定除釜山外，还要对日本人开放两个港口。通过这个条约，日本还取得了通商口岸的租地造屋、自由测量海岸、派驻领事、领事裁判权等特权。清政府却愚蠢(也可能是自欺欺人)地以为，只要朝鲜仍承认中国为宗主国、第三国承认此点与否无关紧要，因此既未向日本抗议，也未行使“宗主”之权向属国朝鲜诘问。《江华条约》是朝鲜被迫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它的大门终于被日本打开。此后，日本借口朝鲜是“自主之邦”，“顺理成章”地开始越过中国直接与朝鲜交涉，并竭力将中国排除在外。说实话，此时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才刚刚起步，之所以如此急迫地将“征韩论”付诸实施，其侵略朝鲜的野心比西方列强萌发得更早、更强烈，除了地理上与朝鲜相近以外，还有与俄国相争、要抢在俄国前面的缘故。俄国与朝鲜本不接壤，但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规定将乌苏里江以东的40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俄国，这样俄、朝之间才有土地接壤。俄国南下侵朝的野心日益明显，西方其他列强也企图前来瓜分。《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俄国都加紧了在朝鲜的活动，而日本吞并琉球更引起了中国的警觉。1879年6月初，在家养病的前福建巡抚丁日昌条陈海防事宜时，认为日本有吞并朝鲜之心，但西方列强侵略各国主要是为了通商等种种利益，而“无灭绝人国之例”，所以主张朝鲜终不能闭关自守，不如主动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如果遇到日本、俄国吞并朝鲜，中国应“全力卫之，并可邀齐与高丽有约之国鸣鼓而攻，庶几高丽不致蹈琉球覆辙”。经过总理衙门的讨论和建议，朝廷肯定了丁日昌的意见，但觉得“不便以此明示朝鲜”，因为如果正式通知朝鲜与各国立约通商毕竟有碍中国是“天朝上国”的面子，所以在8月21日命令李鸿章查照丁日昌条陈，作为个人意见给朝鲜使臣李裕元通信，“私劝”朝鲜主动与西方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上谕还以李鸿章曾与李裕元通信、且现在“大局所关，亦当权衡轻重”为由，解除李鸿章“必不肯轻与藩服使臣往来通问”的担心。劝朝鲜与各国立约通商、门户开放，李鸿章早就有此想法，所以在此折中称赞丁日昌条陈“为朝鲜计，实为中国计”。在以前给李裕元的复信中，他其实就透露过此意。李裕元是朝鲜国王李熙的叔父，“久任元辅，尚得主持大政”，影响很大。在1875年曾作为“属国”使臣来华，归国时曾致信李鸿章表示敬意，李鸿章向朝廷解释说自己当时“以古者邻国相交，其卿大夫不废赠答之礼”，故曾回信。有了朝廷的谕旨，李鸿章在给李裕元的长信中畅谈了他对朝鲜处境、东亚形势的看法和应该奉行的外交方针。他认为日本居心叵测，行为乖谬，恃强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应及早设法防范。朝鲜在作军事准备的同时，还应作外交努力，“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与欧美各国立约以牵制日本。简言之，他——实际是整个清王朝——只能向过去的“藩属”推介“以夷制夷”这种炮艇外交横行时弱者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在上朝廷此折中，李鸿章对在国际大势上几乎一无所知的朝鲜能否采用此策不无怀疑。同时认为朝鲜尚未开放，担心如果采用此策与外国立约时“利病素未深究”，中国不能不代为参酌；由于朝鲜不熟悉“洋情”，突然与洋人相处可能会发生种种冲突，“应由中国随时随事妥为调处”。后来的事实说明李鸿章的这种担心确有道理，但朝鲜最终被日本吞并，则说明“以夷制夷”并非“普适”的良方。洋务：被打出来的近代化洋务：被打出来的近代化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老大帝国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根本未意识到这次规模并不算大的战争的巨大意义，林则徐的主张，更被冷落、拒绝。也因此，林则徐才被后人尊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直到近二十年后，曾、左、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掌握了相当的权力，同时领略到洋枪洋炮的厉害，冲破重重阻力，开始了中国的第一次“近代化运动”——以引进大机器生产、制造先进枪炮轮船、铺铁路架电线、引进西方近代科技知识、派遣留学生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对一直处于外患频仍、内乱不断的清王朝来说，“洋务运动”的种种举措与其生死存亡休戚相关，本应大力支持。然而，由于朝野愚昧守旧力量过于强大，“洋务运动”的开创与进展一直十分艰难。从造枪造炮到铺铁路架电线……顽固派一概谴责为“溃夷夏之防”，是用“奇技淫巧”来“夷化”中华。顽固派认为“铁路”可用于西方而不能用于中国，因为铁路的性质是逐利，违背了中国“谋道不谋利”、以“礼义”不以“利益”治国的原则；电报也是西方可用而中国不能用，因为西方信耶稣不崇拜祖先，而中国崇拜祖先，电线或电线杆埋入地下将使已经入土的“祖宗”不得安宁，此即“不孝”，“不孝”便不能“忠”。总之，顽固派凡事都要问“姓什么”，从来不从“技术”层面来反对洋务派，而是将技术问题道德化、上纲上线从“道德”层面谴责洋务派，使洋务派难以招架。面对此种困局，李鸿章总是“遇到红灯绕道走”，迂回曲折达到自己目的。李鸿章在１９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要修铁路，但近二十年一直得不到朝廷的首肯，不过他最终通过运作新成立的“海军衙门”达到使朝廷同意修路的目的。他曾巧借反对派修造轮船的奏折，使“洋务”从纯军工而转向“民用”；中国的近代化，从“求强”发展为“求富”。当时，只有“官”才有可能创办近代化企业，然而一些年后，“洋务”官办企业的弊病日渐严重。但朝廷又严禁私人创办近代企业，李鸿章又想出了“官督商办”作为过渡。不过，这种企业一个天生的严重缺欠是产权不明。终于在清末引发了争夺这些企业的“官办”与“民营”的激斗，而清政府没有制定稳定的经济政策，经常大幅摇摆的经济政策终于动摇了清王朝的政权基础。洋务：被打出来的近代化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一、穷则变，变则通1864年，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长信，有三千余字。这封信是近代中国对西方作出“反应”的重要文献，是洋务思潮最初的表现，自然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文本之一。曾国藩、李鸿章最初看到西方的“长技”，就是船坚炮利，因此他们谋求“自强”的活动即从购买和制造船炮开始。1861年湘军攻陷太平军占领的安庆后，在恭亲王奕訢的支持下，曾国藩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试造枪炮炸弹。或许是曾氏与洋人交往有限，或许是他对洋人抱有戒心，安庆内军械所“全用汉人，未雇洋将”，而且没有机器设备，仍是手工生产。从严格意义上讲，它还不是近代军事工业。而李鸿章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三所洋炮局，其中两所由中国人主持，一所由英国人马格里主持。前两个炮局没有雇佣外国工匠而且也没有机器设备，完全采用手工劳动。马格里主持的炮局起初也无机器设备，但不久就购置了一些机器，这些机器虽然非常简单，但毕竟是中国政府首次引进机器，意义不可低估。这三所“洋炮局”，不仅为淮军镇压太平军提供了不少炸炮和炮弹，补从西方购买武器之不足，而且为今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打下了最初的基础。李鸿章在“讲求洋器”方面的成效深得奕訢赞赏，在奕訢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对李的“雇觅英、法洋弁教练兵勇”、“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夸赞不已，认为“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事也”。因此，他对“洋器”也饶有趣味，“臣等闻其制造此器业有成效，随即专函往询。”李鸿章的这封长信就是对恭亲王“专函往询”的回复。此信虽长，看似松散，却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知识引进的观念变化。在此信的前半部分，李鸿章对炸炮、炸弹和蒸汽机作了详细介绍，其绘声绘色、浅显直观，犹如一个对新奇之物初有所知的小学生在向其他“小朋友”耐心讲解。现在想来，这些曾是最严肃认真的官方文牍，那些王公大臣如何一本正经地认真阅读这些文字，确使人忍俊不禁。从中可以看出当年那些相对稍稍开明的王公大臣，开始“睁眼看世界”时懵懂初开的幼稚，亦可看出他们想了解“奇技”奥秘的迫切心情，而这与当时从上到下大多数人仍将“奇技”视为“淫巧”形成鲜明对照。而李鸿章之所以如此不惜笔墨描述“洋器”，当有更深的目的。李鸿章在介绍完“洋器”之后，便顺理成章地开始探触到“洋器”背后更深的知识和技术背景，虽然浅白，却是中国官员对“西学”的知识谱系认识进一步深化的标志。而且，他开始把中西之“学”的某些方面作一比较，也是中西文化比较的重要标志。因此他的这番论述确实格外重要，其实这也是他此信最重要的目的。他指出，“查西士制器，参以算学，殚精覃思，日有增变，故能月异而岁不同”。而中国以往对西洋枪炮的介绍不仅数量极少、极为简略且“皆不无浮光掠影，附会臆度之谈”，若以此作为了解“西器”的门径，结果只会“失之愈远也”。西方的武器之所以强大精确，“其中皆有至当一定之理，非可浅尝而得”。他强调“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制器之学在西方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其创制之员匠，则举国尊崇之，而不以曲艺相待”。而制器之学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从不能列为“正宗”，所以其“创制之员匠”地位低下，“曲艺”同流。这种比较，颇有“知识社会学”的意味，在当时实属难得。他不得不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但目的是为了强调“独火器万不能及”；而强调“火器万不能及”的目的是为了指出中西不同的另一原因，即中国传统“理”与“事”分离：“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能对“儒者”有某种非议，当时至为不易。相反，西学则不仅能“造”而且求“通”，“通”即“理”也。也就是说，其实西方更符合中国传统理想的“理事相通”，所以“制器”才能发达。“制器”，并非中国传统鄙视的“形下之器”，而是有深刻的“道理”蕴寓其中。其时日本“开国”向西方学习未久，但李鸿章已感到日本的崛起在即，故以日本为例鞭策国人：日本前些年也为英法等国侵略，但现在“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此时国人大都仍视日本为不足道的“蕞尔岛国”，而李鸿章却已看到日本今后将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读史至此，不能不使人倍感遗憾，近代中国的历史被李鸿章的后一种预言不幸而言中，近代中国“无以自强”，迅速强大的日本岂止是“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而是成为中国最疯狂的侵略者。不过，几年后当他初掌全国“外交权”时，却一度忘记此言，居然主张“联合日本”对抗西方！当然，这是后话。这说明，此时他提出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主要是为了激励国人。他痛心国人对世界大势蒙昧无知，拒不变改，语重心长地引用苏东坡的话说：变革“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有为，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也就是说，当形势从容足可以变革时，人们总不相信危机在即，因此拒不改革；直到危机来临时，人们才相信应当变革，只是这时往往已没有时间了。纵观晚清历史，清廷就是这样被形势步步紧逼，一误再误，最终丧失变革图存机会的。最后，李鸿章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的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因为世界工业发展史表明，从手工制造机器到用机器制造机器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李鸿章提出“觅制器之器”直接进入用机器制造机器的阶段，将大大缩短从手工制造机器到用机器制造机器的历史过程。“觅制器之器”自然要有“制器之人”，而中国传统考“八股”文章的科举制度根本培养不出“制器”之人，他提出只有在科举考试中把自然科学知识“专设一科”以培养“制器之人”，确属洞见，但当时却是惊世骇俗之论，恭亲王奕訢在呈皇上的奏折中对此也只字不提。然而四十余年后，科举终被完全废除，不知在白白浪费四十年时光后，人们是否想起李鸿章的这番建议。但对李鸿章此信提出的派京城火器营兵弁到江苏学习炸炮的建议，恭亲王却赞赏有加，并奏准实行。值得一提的是，恭亲王在奏折中特别强调“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缘旗人居有定所，较易防闲，仍禁民间学习，以免别滋流弊”。而慈禧当即下谕说：“该弁兵等到苏后，该抚务须加意稽察，妥为防闲，俾秘妙之传不至稍有漏泄，方为妥善。”清政府对民间深抱警惧的心态，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二、从求强到求富自领兵沪上粗通洋务后，李鸿章就一直尝试办厂造枪造炮。经过一番“小打小闹”后，1865年他终于筹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兵工厂、对近代中国工业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知道，要办稍大一些的工厂企业必须得到总理衙门的同意和支持，所以多次致函总理衙门，陈说办厂造船的必要。他曾这样说道：“各国洋人不但辏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或俟经费稍裕，酌择试办，祈王爷大人加意焉。”由于当时风气未开，李知道用大机器生产遇到的阻力过大，担心总理衙门有独木难支之虑，故致书威望较高的御史陈廷经，阐明中国学习西方技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抨击顽固派抱残守缺、昧于世界大势。他感叹自己略知国家富强的“底蕴”，故“每于总理衙门函中稍稍及之”，但“朝廷即欲变计，亦恐部议有阻之者，时论有惑之者，各省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从者，天下事终不可为矣。吾丈知爱素深，究心机要，附陈一一，伏希心鉴”。陈为信中的说理透彻和情真意切所动，于1865年1月奏陈变兵制、筹海防，在广东等海边城市设局制造外洋船炮以“靖内患，御外侮”。朝廷将此折发下，要曾国藩、李鸿章会同商酌。李提出的建厂造船的建议，得到总理衙门的赞同。对于开办方案，李鸿章也有具体的考虑。以往的经验使他认为，如果委托洋商从国外购买机器不仅价高而且难于把握控制，而派人到外国机器厂学习，他也认为“其功效迟速与利弊轻重”也难以判断。由于上海已有一些外国人开办的机器厂，他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以适当价格就地收购一家，因此嘱咐下属丁日昌着手经办此事。1865年夏，丁日昌得知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准备出售，而且该厂能够修理制造轮船枪炮，在征得李鸿章的同意后，丁以银六万两买下该厂及其所存储的全部原材料，合并原来建立的两个洋炮局后，终于奏准成立。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首先陈述了办厂理念和就地购厂的理由，然后就提到陈廷经的奏折，“虽语焉不详，未得要领，而大致与总理衙门暨臣所筹议不谋而合。曾国藩平时亦持此论，自应遵旨商酌办理。”这样一来，他现在筹办江南制造总局就顺势成为“遵旨商酌办理”、呼应陈奏的结果。显然，陈廷经早先在他力劝下给朝廷的那则奏疏犹如一枚早已布下的棋子，在关键时刻发挥如此重要、具体的作用，不能不让人深叹李鸿章的老谋深算。紧接着他就简述购买此厂的具体情况，并强调“此项外国铁厂机器，觅购甚难，机会尤不可失”，言外之意是希望朝廷尽快批准。他称将此厂由旗记铁厂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系“正名辨物，以绝洋人觊觎”。不过若深究一下，他起此名可能还有另一层意义。这明明是座兵工厂，它的英文名称即“KiangnanArsenal”(江南兵工厂)，但他却不像此前办的“洋炮局”、“军械所”那样，名正言顺地给工厂冠以军工之名，其原因就在于他认识到“洋务”迟早要突破“求强”的“军工”范围，进入“求富”的“民用”领域，这种认识极为超前。他明确写到军工只是目前的救急之用，因“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而更根本的目的还在于民用以“求富”：“臣查此项铁厂所有，系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生生不穷，事事可通。目前未能兼及，仍以铸造枪炮藉充军用为主。”“臣尤有所陈者，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在此，他预言了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即将来临。当时连恭亲王和曾、左、李等实权人物为直接挽救清政府而创办这类官营军工企业都如此阻力重重，连他们此刻尚且无权创办生产民品以求富的企业，根本无法想象民间可以用大机器生产日用品谋利。而李鸿章却认识到大机器是“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而且民间必然要用机器生产以“自求利益”且官方无法阻拦这一历史趋势，确实识见深远。他之所以能有此认识，因为他认为机器“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其中的道理应是中外共通的，只是以前“华洋隔绝，虽中土机巧之士，莫由凿空而谈。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复”。而“天下至奇至异之事，究必于本于平常之理，如或不然，则推之必不能远，行之亦不能久”。最后，他再次借陈廷经折提出自己的洋务思想：“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伦理纲常等均超过“外洋之俗”，只有机器技艺不如西方。而“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中国文化是“全体”应该为“本”，西方技艺是“偏端”应该为“末”，所以学习机器制造并不会伤害中国之本，不必担心“中学”之“本”会因此受到伤害。这就是洋务派对反对学习西方机器技艺的顽固派的回答和反驳。另外，此折中有一小段又提到天津设立机器制造局之事，他仍是在应付朝廷。曾经在1865年5月，京城受到捻军严重威胁，清廷要李帮助天津设厂但为李找理由拒绝。但随着捻军的发展，清廷在津建厂心情更加迫切，于是接连发出几道上谕一再索要李鸿章在上海、苏州等地办厂的部分机器设备和工程技术人员，甚至要李鸿章和丁日昌一同“赴天津开局”。对此要求，李鸿章还是拖延敷衍，实际决心机器与人员均不外放。在此折中，他仅承诺将“厂中机器仿造一份以备运津”，同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接着他又声明：“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仍是行拖延之计。不过随着职位的变化，后来他对“津局”的态度又大有变化。当然，这是后话。三、后发国家的困境“船坚炮利”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最早也最为直观的认识，所以中国“向西方学习”也是从仿造轮船枪炮开始的。中国近代正式有造船工业，是从李鸿章在1865年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于1868开始建造轮船“恬吉”(后改名“惠吉”)号开始的。到1870年，该厂又建造了“操江”、“测海”、“威靖”等轮。紧接李鸿章之后，洋务派的另一重臣左宗棠于1866年底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造船企业“福州船政局”。但左宗棠立即被调任陕甘总督，于是请沈葆桢出任福州船政大臣，在沈的经管下，闽厂发展迅速。1869年6月，该厂建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终于下水。到1871年底，该厂又陆续建造了“湄云”、“福星”、“伏波”、“安澜”、“镇海”等船。正当造船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顽固派官僚、内阁学士宋晋于1872年1月23日上奏，要求停止造船。他的理由是现在国家财政困难，而仅福州船政局由于连年造船，听说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两，“糜费太重”。因为制造这些轮船是用以“制夷”的，现在中外“早经议和”，造船反会引起外国“猜嫌”，而“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如果“用以巡捕洋盗，则外海本设有水师船只”，不必在传统水师木船外再造轮船，增加巨额费用。总之，在财政如此紧张之时还“殚竭脂膏以争此未必果胜之事，殊为无益”。他同时指出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与福州船政局相同，所以请旨敕令闽浙、两江总督停止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两处造船。对宋晋的建议，朝廷认为不无道理，但此事毕竟事关重大，且与位高权重的曾、左、李都有关系，因此将他的奏折交两江、闽浙等省督抚阅看，酌情议奏。这道“上谕”行文也颇为巧妙，一方面表示轮船如果“制造合宜，可以御侮，自不应惜小费而堕远谋”，一方面又表示“若如宋晋所奏，是徒费帑金，未操胜算，即应迅速变通”。对宋晋的意见，曾国藩表示坚决反对，但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的文煜则表示支持。这使清廷依然举棋不定，便于1872年4月初再发上谕，要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三人通盘筹划、悉心筹议。左宗棠、沈葆桢于5月初先后覆奏，坚决反对停止造船，而李鸿章则迟至6月下旬才覆奏，足见他对此事的重视。在这次上奏中，他首先高屋建瓴指出，中国面临的形势是“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方列强通过印度从南洋逐渐向东北侵略，闯入中国边界甚至腹地，这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西方列强之所以能横行中土、中国之所以受制于西方各国，就在于中国传统的弓矛、小枪、土炮不敌彼之后膛枪炮；中国传统的舟楫、艇船、炮划不敌彼轮机兵船。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攘夷”，就是维持现在局面也要学习、制造西方的船炮。谋求自强之道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日本是一小国，为自保而学习西方，结果近年来反而“逼视我中国”，“中国可不自为计乎？”他进而指出：“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这正是要求停止造船论的由来。因此“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他坦言我们并非不知道开始制造船舰花费甚巨，“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巨而效迟哉”，但现在必须开办此事，否则今后将后悔不及。如果现在停办，不但前功尽弃，而且将为外人耻笑，并进一步助长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是言之，其不应裁撤也明矣。”反对者指责福建船厂在筹划开办时曾上奏花费不大，现在花费远远超过当初计划，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颇有“钓鱼工程”之嫌。对此，李鸿章辩解说负责创办福建船厂的两个法国人并非造船专家，估算可能不准；并进一步详细说明创办之初购买机器、修建厂房、培养员工确实花费巨大，然而经过初创阶段后造船越多，每艘船的成本则将越低。这一解释，确有相当说服力。对于反对者即便中国建造兵船，与外国在水上打起仗来也未见得能赢的论点，李鸿章的反驳看起来相当低调，他不能不承认事实确实如此，但实际却非常有力。他承认中国在海上仍打不过西方列强，但他以结束不久的普法战争为例，说法国兵船无论质、量都胜过普鲁士，最终还是战败，所以“兵事胜败，固难言已”。接着不厌其详地介绍了英、法更为先进的军舰，其装备设施非中国新造轮船可以相比，他想要说明的是如果中国想打胜仗也要造这样先进的军舰，而这将需要更多经费。他巧妙地利用了论敌的矛盾：我们新造军舰打不过列强是因为没有它们的先进，如果你要求我们能打赢，就应拨更多的造舰经费、而不能裁撤刚刚起步的造舰事业。他接着便反驳说：“今欲我数年创始之船，遽敌彼百数年精益求精之船，不待智者而知其不逮。然就已成者而益求精，未必其终不逮也。”何况，中国现在建造轮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只是为了防守沿海、沿江，这些地方由于水浅礁多，“外洋大兵船、铁甲船势难深入”，所以从保卫海防而言，现在所造船舰规模、水平完全够用。退而言之，即便我们的兵船打不过外国，但我们建造这些船就使他们可能不敢轻举妄动；反之，如果因我们建了这些船也打不过外国而停建，就会“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岂强国固本之道哉”?由于反对造船者以财政、经费紧张为理由，因此李鸿章在陈述了中国面临的不得不造轮船的历史环境后，便具体分析财政问题。接着他以相当篇幅提出了解决经费问题的具体建议，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由财政紧张顺理成章地提出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是要“求富”，提出不仅要建造兵船，更应建造商船，设立经营民用商业运输企业，要建立用大机器生产的煤矿、钢铁企业，创办民用企业赢利赚钱。他指出，船坚炮利后面的支撑是铁与煤，而英国之所以最强大，就因它的铁、煤产量最多。如果我们一直像现在这样不能自己用机器生产铁、煤而不得不依赖进口，那么一旦中外冲突，“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这才是真正应该忧虑的。其实，李鸿章早就想用机器生产各种民用品，但他深知守旧的反对力量太强，因而不敢提、不能提。确实，能否用机器生产枪炮兵船明显关系到清王朝的生死存亡还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用机器生产煤、铁，组建近代航运业等与“军工”无关的事业确更难推行。此时，李鸿章认为时机已到，便借反对者提出财政问题而提出只有以机器“求富”才是解决财政的根本办法。最后，他总结说：“法待人而后行，事因时为变通。若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清廷将左、沈、李等三人奏折又交总理衙门议奏，总理衙门上折完全支持他们的意见，这场洋务派与顽固派对是否要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进行的又一场重要争论才告结束。而更重要的是，李鸿章此折借顽固派提出的“财政紧张”，反而提出更为顽固派反对的“求富”主张，使洋务运动从“求强”阶段深化为“求富”阶段。从“求强”到“求富”，不但是洋务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既深且广的影响。而李鸿章此折中“借力打力”的技巧，端的是老谋深算。四、在洋商与华商之间在半年前，李鸿章即指出创办民用轮船公司是“求富”的重要方法，但现在的情况是“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赀以倾夺”，所以“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要由“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为众商所深信”的人出面主持。当奏折被批准后，他就开始了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准备，于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二十三日向朝廷呈上《试办轮船招商局折》，同日给总理衙门致函，将此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创办轮船招商局，首先要打破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中国沿海和长江的航运局面。由于利益巨大，所以许多洋行经营航运业务，但最主要的是美商旗昌、英商太古和怡和这三家轮船公司，它们资金雄厚，中国的航运业务事实上被它们垄断。在它们的扩张下，中国旧式船运业遭到了致命打击，以前曾经盛极一时的沙船业濒临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创办轮船招商局可说是符合中国航运和民族经济发展趋势的明智之举。李鸿章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不过，由于中国素来的“抑商”传统，再加上朝野反对新式机器生产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政府禁止商人办新式企业，所以中国商人还根本不可能办新式工商企业。一些商人为了赚钱，只能依附在洋商名下，一些巨商甚至投入巨额资金。这样的后果是政府税收减少，而且华商依附在洋商名下还容易受到洋商的盘剥。因此，李鸿章提出了由官方出面创立轮船招商局的主张。他在给总理衙门的这封信中指明当前的形势是：“中国长江外海生意全被洋人轮船夹板占尽，近年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华人股分居其大半。闻本利不肯结算，暗受洋人盘折之亏，官司不能过问。”如果设立轮船招商局，则华商可以名正言顺入股，“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弭隐患，尤为计之得者”。创办近代民用企业，需要大量资金和懂得新式企业经营的人才。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干涸，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筹建企业，更无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瞄准了买办阶层。在为外商服务的过程中，一些买办积累了一定的近代工商经营管理的实际经验和能力，同时也积累了大量财富。把他们连人带资本从洋商中“挖过来”，确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考虑到当时的情形，他提出招商局应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即“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将来若有洋人嫉忌，设法出头阻挠”，官方可出面交涉，“以为华商保护”。在给同僚的信中他写道：“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从“军工”转向“民用”、从“求强”深化为“求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企业，因此意义非同寻常。在新式大机器生产和民间资本面临国内的重重阻力和外面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官督商办”这种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的模式，在当时对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对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这种模式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当然，这是后话。洋务：被打出来的近代化李鸿章与晚清第一批留学幼童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对新式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洋务派在国内大力兴办新式教育的同时，又开始创办出国留学事业。办新式教育都阻力重重，派学生出洋的困难更不难想象，所以派学生出洋留学的一些重要奏折、函件，均由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位重臣联名，足见其对此事的重视，亦可见此事的阻力之大，非曾、李联名而难成。曾、李或许早就有派学生出洋留学的念头，但将此事提上议程、付诸实施，则是接受了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译员容闳的建议。容闳是广东人，早年受美国传教士的资助到美国留学，毕业于耶鲁大学。对外国的深入了解，使他认为中国要富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派学生出洋留学。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他就不断为此努力，但四处碰壁，均以失败告终。但对此并不灰心，一直全力奋斗。1868年，他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字雨生)向朝廷上了一个派遣留学生的条陈，但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奉命前去处理，容闳担任曾的译员。容闳充分利用这次机会，通过参与办案的丁日昌向曾提出派人出洋留学的具体计划，并表示自己愿意带队前往。他的建议切实可行，终获曾国藩同意，即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旨准。1870年冬，朝廷正式旨准曾、李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建议。由于这类事属总理衙门管理，所以曾、李一直与总理衙门充分沟通，1871年6月26日他们又联名致函总理衙门，论述了派人出洋留学的必要性、正当性与可行性。他们认为留学可以“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这也符合“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对中国已办有新式学堂，故不必费资巨大派人留学的反对意见，他们反驳说“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兴之基也”，而“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久大之效也”。中国不可能尽购外国兵船机器，只能派人出去学习，同时还以百闻不如一见，“欲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于庄岳之间”等中国古训加强自己的论点。他们认为派人留学所费虽巨，但有二十年时间，所以每年负担并不算重，“远适异国，储才备用，更不可以经费偶乏，浅尝中辍”。他们特别提出，1868年中美两国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第七条早就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为赴美留学提供了条约依据。当然，这些学生在国外还要配备中国教习，“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同时，他们将具体制定的12条章程作为附件送上，征求意见。除经费问题外，这12条的主要内容大都是关于留学生的选派、管理和使用。规定每年选派30名十二三岁的幼童赴美，分4年共派120名；学生所学专业要由清政府决定，留学期限为15年，毕业后要回国听候政府派用，不得在外入籍他国，不得在外逗留或私自先回另谋职业；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规定在外留学仍要学习中国儒学传统经典，并定期由正、副监督传集学童宣讲《圣谕广训》等，若发现有品行不端或身体不适者将随时送回国内。而后曾、李又几次上奏，再三强调派遣留学生的意义，并提出具体措施。在人们想方设法出国留学或让子女出国留学的今天，人们可能很难想象当时派遣留学生之困难，所遇阻力之大。那时在国内上“洋务学堂”都被视为有辱祖宗门楣之事，要到“番邦”去拜“洋鬼子”为师，更是被认为“背宗叛祖”，所以愿意、敢于出国留学的人很少。为了完成留学任务，只得在穷人一向有出洋传统的东南沿海地方作为任务“摊派”。为了完成任务，一些地方官甚至挨家串户做劝说工作。本来“官派”就是出国所有费用全由政府负担，但愿意去者仍然不多，地方官不得不再许给这些穷苦人家更多好处。有些贫苦人家原本出于生计已经报名同意，但又听说西方的野蛮人会把他们儿子活活剥皮再把狗皮贴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于是立即反悔，取消报名。结果，只有30个名额的首批留学任务竟然没有完成。首倡留学并且具体负责此事的容闳焦虑不已，只得回到老家广东香山县说服动员，同时又在香港的新式学堂招收学生留学。首批留学生中的许多人都有家人、亲戚出洋闯荡的经历。后来大名鼎鼎的詹天佑，其父也是非常勉强地送他出国的。詹家虽不富裕，但非赤贫，所以詹天佑之父詹兴洪自然也要他走科举功名的“正途”，根本没想要他留学。詹家有位谭姓邻居长期在香港做事，对西方情况有所了解，他非常喜欢年幼聪颖的詹天佑，便力劝詹家送詹天佑留学。没想到詹兴洪一口拒绝，在谭的反复劝说下，并且谭还同意将女儿许配给詹天佑，詹兴洪才勉强同意詹天佑出国留学。由此，也可看出曾国藩、李鸿章首创留学事业的艰难。1872年2月，曾、李奏准上海广方言馆总办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监督)、容闳为副委员(副监督)。经过一番运作，第一批幼童终于在1872年8月踏上了出洋留学之途，掀开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洋务：被打出来的近代化晚清的政府与企业关系：“戴红帽”企业的困境由于清廷一直禁止私人创办近代新式企业，所以李鸿章在1872年为了突破官无资金、不会经商，而有资金、有经商才干的商人没有合法办近代企业之权的困境，“遇到红灯绕道走”想出的一个变通办法，就是“官督商办”，简单说就是由政府出面，商人出资办近代企业，“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官府督办，商人自筹股资，并且具体经营。用今天人们熟悉的语言来说，就是“戴红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