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形罩-4

自从巴迪.威拉德把女招待的事儿告诉我以后，我一直想，我应该出去和什么人睡上一觉；跟巴迪睡觉可不能算数，因为在我之前他已经睡过一个人。必须是别的什么人。我只跟一个男孩讨论过上床的事，他是个耶鲁大学学生，一个满腹牢骚，长着鹰钩鼻子的南方人。有一个周末他到我们学院来，没想到他的女友头天就跟一个的士司机跑了。因为那个女孩住在我们寝室，而那天晚上宿舍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义不容辞，要让他快活起来。在附近一家咖啡馆，我们蜷缩在一个诡秘的高背厢座里——木板上刻着几百个人的名字——一边一杯又一杯饮黑咖啡，一边毫无遮拦地谈论性的问题。第七章（2）2009-10-25 16:41 这个叫埃里克的男生说，在凌晨一点宿舍宵禁以前，或者在灯光明亮的门廊里，或者在一目了然的灌木丛里，我们学院里的所有女生都跟男友发疯一般地搂脖子亲嘴，每个过路的人都能瞧个一清二楚，真是令人作呕。进化了一百年，埃里克愤愤地说，我们是什么？动物而已。然后埃里克跟我讲起他第一次跟女人上床的情形。他读的是一所南方的预备学校，专门培养素质全面的绅士。学校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学生在毕业之前必须有过和女人在一起的经验。和女人在一起，埃里克说，就像《圣经》里说的那样。（注：和女人在一起原文为know a woman，讳称与女人发生性关系。语出《圣经》钦定本。）于是，在一个星期六，埃里克和几个同学搭公共汽车到离学校最近的一座城里，光顾了一家臭名昭著的妓院。埃里克叫的妓女甚至连裙子都没脱。她是一个肥胖的中年女人，染着一头红发，嘴唇厚的令人生疑，肤色叫人想起老鼠。她不肯关灯，所以埃里克就在一只落满了苍蝇的25瓦电灯泡下跟她办了事，感觉和人家天花乱坠的吹嘘完全是两码事。就跟上厕所一样没劲。我说，如果你爱上个女人，没准儿就不会那么么劲了。可是埃里克说，一想到这个女人就像其他女人一样，也只是个动物而已，他就什么劲儿都提不起来了。所以如果他爱上个女人，就永远不和她上床。如果有必要他宁肯招妓，好让他所爱的女人远避这一切肮脏的勾当。当时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埃里克也许是个可以与之上床的理想人物，他已经有过这种经验，而且他跟一般的年轻人不同，当他谈论这些事时，他并不显得心地污秽，愚不可及。但是后来埃里克给我写了封信，说他觉得自己没准儿会爱上我，我聪慧过人，玩世不恭，可是面向又如此善良，酷似他的姐姐。于是我知道没指望了，我是那种他永远不会与之上床的女人。我写信告诉他，很不幸，我即将嫁给一个青梅竹马的情人。我越想这事，就越觉得在纽约被一位同声翻译勾引是个不错的主意。康斯坦丁怎么看都像一个成熟体贴的男人。大学男生喜欢向室友或篮球队里的朋友吹嘘他们如何跟女孩子在汽车后座寻欢作乐，即便康斯坦丁也会那样做，他的听众我一个也不认识。而且，跟一个威拉德太太介绍给我的男人睡觉，有一种令人愉快的讽刺意味，就好像她间接地对此负有责任似的。当康斯坦丁问问愿不愿意到他的住所去听听俄罗斯三角琴唱片，我暗暗一笑。我妈妈总是告诫我，在任何情况下，晚上跟男人出去以后都不得跟他去他的住所，那样做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我很喜欢三角琴演奏的乐曲。”我说。康斯坦丁的房间有一个阳台，从阳台上可以俯瞰河流，我们能听到下面黑暗中驳船的突突声。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和柔情，完全明白我将要干什么。我知道我也许会怀上孩子，这个顾虑在意识深处远远地悬浮着，晦暗而暧昧，我压根儿不去管它。根本没有100%不会怀上孩子的安全方法，这是《读者文摘》上的一篇文章说的，我妈妈把文章剪下寄到学院给我看。文章是一位已婚的有孩子的女律师写的，标题是《捍卫贞操》。文章罗列了种种理由，说明女孩子除了丈夫之外不可跟任何人上床，而且只能在婚后才能与丈夫同房。文章的主要观点是，男人的世界与女人的世界不同，男人的感情与女人的感情也不同，只有婚姻才能将2个世界和2种截然不同的情感融合到一块。我妈妈说，女孩子总是到为时太晚的时候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要听从那些已经成为专家的人——譬如已婚女人——的忠告。这位女律师说，最好的男人都愿意为妻子洁身自好，就算他们自己不纯洁，也希望自己是妻子性事上的导师。当然啦，他们会千方百计劝诱女孩子跟他们发生性关系，说过后就会娶她，可是一旦女孩子顺从了，他们就会对她敬意全消，就会说，既然她肯跟他们，她也能跟别的男人，到末了他们就会毁了她的一生。(这种女人真可怕，男女两个角色都由自己的小人之心所替代，所猜想。)女律师在文章的末尾说，与其抱憾终生不如洁身自好，何况并没有真正有效的避孕方法，一旦怀上孩子，那才是万劫不复呢。照我来看，这篇文章什么都谈到了，就是没有考虑女孩子的感受。洁身自好，然后嫁给一位清清白白的男子，这样也许挺好，可要是结婚以后他突然坦白说他其实并不清白，就像巴迪.威拉德那样，怎么办？女人只能有一种生活，必须清清白白，而男人却可以过双重生活，一种清白，一种不清白，这种想法我没法接受。最后我决定，既然要找一位年已21岁却依然清清白白的，还要有头脑的热血男儿难如登天，我还不如把自己的贞洁问题也抛到脑后，然后嫁给一个同样没有贞洁的人，这样，当他开始叫我痛苦时，我也可以叫他尝尝痛苦的滋味。在我19岁那年，贞洁是个大问题。对我来说，构成世界的2大阵营不是天主教与新教徒，也不是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或者黑人与白人，甚至不是男人与女人，而是跟人上过床的人与没有跟人上过床的人。人与人之间唯一构成差异的似乎就是这一点区别。我想，在我跨越分水岭的那天，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必定堪称奇观。我琢磨着，如果我真有一天到欧洲一游，就会有这种感觉。访毕归家，如果我对镜细细端详，准会看见眼珠子上映着一座小小的，雪白的阿尔卑斯山。我眼下想，要是我明天照镜子的话，准会看见眼睛里坐着一个洋娃娃大小的康斯坦丁冲我微笑。怎么说呢，差不多有一个钟头吧，我们懒懒地躺在康斯坦丁的阳台上的2张软椅里，老式留声机放送着音乐，三角琴的唱片摞放在我们中间。淡淡的乳白色的光映在我们身上，也许是街灯或者半轮月亮或者车灯或者星光的漫射，我也说不准，但是康斯坦丁除了牵着我的手以外，没有露出半点要勾引我的意思。我问他是否订婚或者有什么特别的女友，心想这也许是问题所在，但他说没有，他郑重其事地声明他没有任何这一类的关系。终于，一阵强大的睡意袭来，流过我的每一个血管，我刚喝的那些带松树皮味儿的酒起作用了。“我看我还是进屋躺一会儿吧。”我说。我信步走进卧室，躬下身子脱鞋，清爽的床铺像一艘安全的小船在我眼前悠悠晃荡。我伸展躯体，闭上眼睛。然后我听见康斯坦丁发出一声叹息，从阳台走进来。扑通一声，他将鞋子一只跟着一只甩到地板上，然后在我身边躺下。第七章（3）2009-10-25 21:06 我透过一绺垂下的头发偷偷看他。他仰面躺着，双手枕在脑后，盯着天花板。他那浆的雪白的衬衣袖子挽到臂肘处，在半明半暗之中隐隐约约地闪着诡秘的光，那经过日光浴保养的皮肤几乎成了黑色。我想他一定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我想。要是我有一张轮廓清晰的，五官匀称的面孔，或者对政治有精辟的见解，或者是个著名作家，也许康斯坦丁会觉得我挺有意思，愿意跟我上床了。然后我又担心，一旦他喜欢上我，他会不会变得庸俗不堪；一旦他爱上我了，我是不是会挑出他一个又一个毛病，就好像我挑巴迪.威拉德和在他以前的男孩子的毛病那样。同样的情形一遍又一遍地发生：远远地，我发现他是一个毫无瑕疵的男人，可是一旦他靠得近些，我立刻就发现他根本不合我的理想。这就是我永远不想结婚的理由之一。我最腻味的就是永恒的安全感，或者当个射箭的出发点。我想要变化，想要兴奋，像我自己往四面八方射出箭去，就像7月4日独立日的火箭射出的五彩缤纷的礼花。淅淅沥沥的雨声将我唤醒。四周一片漆黑。过了一会儿，我分辨出一扇窗户的大致轮廓，窗户很眼生。时不时有一束光从稀薄的空气中凸显，横贯墙面，像一根幽灵般的手指在墙面探索，随后又消失于虚无之中。然后我听见人的呼吸声。开始我以为我是一个人，食物中毒以后躺在漆黑的酒店房间里。我屏住呼吸，可仍然听见那种呼吸声。我身边的床上，一只绿色的眼睛在闪光。眼睛像个罗盘，给分成4等分。我慢慢伸出手去，抓住它，提起来。随之提起的是一只手臂，沉甸甸的，像死人的手臂一样，却带着熟睡者的体温。康斯坦丁的手表指着3点钟。他和衣而卧，衬衫，长裤，袜子，样样齐全，跟我入睡时看见的装束一样。当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我能看清他那苍白的眼皮，挺直的鼻子和线条优美的，逆来顺受的嘴，但是这一切显得那么不实在，仿佛是画在雾上的。我欠起身来，将他上下端详了一会儿。我以前还从来没在男人身边睡着过。我试着想象要是康斯坦丁是我丈夫的话，生活会是什么样子。那就意味着得7点起床，给他做鸡蛋，火腿，烤面包加咖啡，在他离家上班之后穿着睡衣，戴着卷发器洗洗脏盘子，整理整理床铺，一天的时光就这么磨蹭过去了。等他过完丰富多彩，激动人心的一天回到家里，自然期望好好美餐一顿。而我呢，晚上有更多的脏盘子要洗，直弄得筋疲力竭，瘫倒在床上。对于一个15年来门门功课拿优的女孩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凄凉的，荒废的人生。但我知道结婚就意味着那样，因为巴迪.威拉德的妈妈从早做到晚的正是烹饪，洗涤和打扫，她还是一位大学教授的夫人呢，她自己也曾在私立学校教过书。一次，我去巴迪家时，发现威拉德太太正用从威拉德先生旧西服上拆下来的羊毛片编织一条毯子。她在那条毯子上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我真喜欢那棕色，绿色，蓝色花呢编成的图案。但是威拉德太太编织好那条毯子以后，没有像我会做的那样将它挂在墙上，而是拿来换下了厨房的地毯，没几天它就污迹斑斑，黯然失色，跟你用不到1美元在廉价商店买到的地毡毫无差异。而且，我还知道，不管男人在娶到女人之前送她多少玫瑰，给她多少亲吻，带她到餐馆享用过多少美味佳肴，他私下里只盼望婚礼一结束她就像威拉德太太的厨房地毡一样平展在他脚下，服服帖帖。难道我妈妈没有告诉过我，她和我爸爸一离开雷诺去度蜜月——我爸爸结过婚，所以需要办离婚手续——我爸爸就对她说：“啊，这下可以松口气了，现在我们可以去掉伪装，露出我们的真面目了吧？”从那一刻起我妈妈再也没有舒心过。我还记得巴迪.威拉德用一种阴险的，先知先觉的口吻说，我生了孩子以后就会有不同的感受，就不会再想写诗了。所以我开始想，也许就是那样，结了婚，有了孩子，你就像被人洗了脑，那以后的日子里，你就像某个与世隔绝的专制国度里的一个奴隶，麻木不仁，任人使唤。我正像凝视深井底下一粒发出亮光的遥不可及的卵石一般定睛细看康斯坦丁，他的眼皮长了开来，目光穿透我望了出去，眼中充满爱意。我无言地看着，好似一道认知的快门对着一片朦胧的柔情咔嚓一声，对那张大的瞳孔变得像黑色漆皮一样光亮，浅薄。康斯坦丁坐了起来，打了个哈欠。“什么时候了？”“3点。”我用一种平淡的口气说：“我最好还是回去，明天一大早就得开始工作。”“我开车送你。”我们背对背坐在床的2侧，在床头那欢快的叫人憎恶的白色灯光下忙乱穿鞋的当儿，我感觉到康斯坦丁转过身来。“你头发总是像那样吗？”“像哪样？”他没有回答，只是伸出手来放到我的发根上，手指像梳子那样缓缓地从发根梳到发端。一股细微的电流流遍我的全身，我僵坐不动。从小我就喜欢别人给我梳头。那样我会全身慵懒，宁静安详。“啊，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康斯坦丁说，“你刚洗过头。”他弓下身去系网球鞋。1个小时以后，我已躺在酒店房间里聆听雨声了。听起来简直不像雨声，倒像自来水在哗哗地流。左腿胫骨中部隐隐作痛，我放弃了7点以前入睡的一切希望。7点钟我的无线电闹钟会以激昂的苏泽（美国作曲家兼乐队指挥，有“进行曲之王”之称，作有《星条旗永远飘扬》等进行曲100余首）进行曲将我唤醒。每一次阴雨，腿骨旧伤都会提醒我它的存在，唤起我的隐痛。我想：是巴迪.威拉德害我跌断腿骨的。我又想到：不，是我自己跌断的。我故意跌断一条腿，因为我是个卑劣的家伙，我要让自己得到报应。第八章（1）2009-10-27 15:37 威拉德先生开车送我到阿迪朗达克山。这是圣诞节的第一天，灰蒙蒙的天阴沉沉地压在头上，像要下雪的样子。我有一种饮食过度的感觉，郁闷而又失望。圣诞节刚过我总是这样，仿佛那些松枝啦，蜡烛啦，金银丝带包扎的礼品啦，桦木篝火啦，圣诞火鸡啦，圣诞颂歌啦，钢琴啦等等许诺的东西——不管许诺的是什么吧——从来就没照过面。圣诞节时我几乎但愿自己是个天主教徒。起初威拉德先生开车，后来我开。我记不得我们谈了些什么，随着积着厚厚的旧日落雪的乡野景色越来越凄凉，丛丛冷杉从灰色的山间一直延伸到公路边，深浓的绿色看上去几乎变成黑色了，我的心情越来越阴郁。我几乎想要告诉威拉德先生，让他自个儿去，我要搭便车回家。但是瞧一眼威拉德先生——那剃成小男孩似的一头银发，那清澈的蓝眼睛，那泛着红晕的脸颊，脸上带着信赖的神情。他满头满脸沾着霜花，像甜蜜的结婚蛋糕。他真是无辜的——我知道我不能那样做。我必须把这次探访进行到底。时至正午，天色稍微明朗了些，我们把车停在一条结冰的岔道上，共享威拉德太太为我们准备的午餐——金枪鱼三明治，荞麦饼，苹果，还有装在保温瓶里的咖啡。威拉德先生和蔼地打量着我。他清一清嗓子，把落在大腿上的最后几片面包屑弹掉。我看得出他要开口说些严肃的话；因为他十分羞赧，我曾经听见他再一次重要的经济学讲课前清过喉咙。“奈莉和我想有个女儿。”一刹那间我有个疯狂的想法，威拉德先生接着会宣布威拉德太太怀孕，要生一个女儿。然后他说：“但是我看没有哪个女儿会比你更好。”威拉德先生一定以为我哭起来了，因为我很高兴他把我当女儿看待。“哦，哦，”他拍拍我的肩膀，清了一两下喉咙，“我想我们理解彼此的心情。”他打开他那一侧的车门，迈着方步走到我这边来，他呵出的气在灰蒙蒙的空气中留下一道弯弯曲曲的痕迹。我挪到他留给我的位置上，他发动了汽车，我们继续前行。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期望巴迪的疗养院是什么样子。我想我是期望见到一种木结构的瑞士农舍，耸立在一座小小的山顶上，户外的阳台上躺着一些年轻男女，他们都非常漂亮，脸颊都泛着红晕，但是他们的眼睛里闪着病态的光彩，身上则盖着厚厚的被褥。“肺结核就好像藏在肺部的炸弹，”巴迪曾经在一封寄到学校的信中对我说：“你只能安安静静地躺着，但愿它别爆炸。”我没法想象巴迪安安静静地躺着。他的整个人生哲学就是行动，每分每秒都在行动。甚至当我们夏日到海滩去，他也从不像我那样躺在阳光下打瞌睡。他从不肯浪费时间，要不就来回跑步，要不就打球，要不就做几节快速俯卧撑。威拉德先生和我在接待室等待下午休息治疗的结束。整座疗养院的色彩设计似乎是以猪肝色为主，晦暗，阴沉的门窗，颜色好似烧焦一般的皮椅，曾经是雪白的墙面由于霉菌或湿气的侵蚀已经面目全非。底板上密密实实地铺着一块杂色斑驳的棕色亚麻油地毡。房间里有一张低矮的茶几，暗色的饰面镶板上有深深的或圆形或半圆形的污迹。茶几上放着几本软塌塌的《时代》和《生活》杂志。我拿起离我最近的一本，翻到中间的一页。艾森豪威尔的脸冲着我，满脸堆笑，没有毛发，没有表情，恰如药水瓶里一张胎儿的脸。第八章（2）2009-10-31 14:37 过了一会儿，我注意到一种诡秘的声音，好似什么东西漏了。起先我以为四壁吸收了太多的潮气，开始往外渗水，后来我才发现声音发自房间一隅的一座小小的喷泉。喷泉从一根粗陋的管子往上喷出几英寸高，在空中裂成几道水流，坠落在一座石头池内，破碎的水花没入发黄的池水中，池盆里铺设的是公厕常见的白色6角瓷砖。铃声响了。远处的门开开合合。不久，巴迪来了。“嘿，爸爸。”巴迪跟他父亲拥抱，然后立刻带着可怕的容光焕发的样子朝我走来，伸出一只手。我握了握那只手。他的手给我一种潮湿，肥厚的感觉。威拉德先生和我一起坐在一张长皮沙发上。我们对面有一把滑溜溜的扶手椅，巴迪就歪在椅子的扶手上。他一直在微笑，仿佛嘴角被一根无形的钢丝牵动着。我最没料到的是巴迪会胖起来。每当我想到在疗养院里的巴迪，像想到的都是深陷的脸颊，还有凹陷的眼窝里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但是，巴迪身上所有凹陷的部位都凸了出来。他穿着紧身的白色尼龙衬衣，衬衣下面挺着一个圆鼓鼓的肚子，他的脸颊像杏仁软糖一样饱满，红润。甚至他的朗朗笑声也给人一种圆滚滚的感觉。巴迪和我视线相遇。“是饮食的缘故，”他说：“他们整天塞东西给我们吃，还只让躺着休息。不过我现在得到允许到外面散步几小时，所以别担心，要不了几星期，我就会瘦下来的。”他一骨碌站了起来，像一位兴致勃勃的主人那样微笑着说：“想不想看看我的房间？”我跟着巴迪，威拉德先生尾随在后，3人穿过一对镶着磨砂玻璃的旋转门，穿过一条阴暗的，猪肝色的走廊，走廊散发出地板蜡和来苏水的气味，还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好像研细的栀子花的香味。巴迪推开一扇棕色的大门，里面是个狭窄的房间，我们鱼贯而入。一张笨重的床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床上铺着薄薄的白色间以蓝色细条图案的床罩。床边是床头柜，柜上放着一只有柄大水罐和一只水杯，体温计的银色末端从一瓶粉红色的消毒水里露出头来。另一只柜子挤在床腿和壁柜门之间，上面堆满了书籍，纸张和歪歪扭扭的黏土罐子，罐子已经烘干，上了漆，但还没有上釉。“哦，”威拉德先生吸了一口气，“瞧上去还算舒服。”巴迪呵呵笑了。“这些是什么？”我拿起一只做成睡莲叶片形状的泥制烟灰缸问道。烟灰缸暧昧的底色上仔细地描上了黄色的叶脉。巴迪并不抽烟。“那是个烟灰缸，”巴迪说，“是给你的。”我把烟灰缸放下。“我不抽烟。”“我知道。”巴迪说，“可我以为你也许会喜欢它。”“嗯，”威拉德先生抿抿2片薄薄的嘴唇说，“我想我该走了。我想我该让你们2个年轻人......”“好吧，爸爸。你回去吧。”“我也回去吗？”“不，不，”威拉德先生从钱包里抽出几张钞票，递给巴迪，“给埃斯特找个舒适的火车座位。也许她要呆一两天吧。”巴迪将父亲送到门口。我有一种被威拉德先生遗弃的感觉。我想他一定早就计划好的，但巴迪说不是，他父亲只是无法忍受见到的病痛，特别是他亲生儿子的病痛，因为他认为所有的病痛都是意志薄弱的表现。他一生中从没生过一天病。我坐在巴迪的床上。压根儿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坐。巴迪在一摞纸张中极其认真地翻找什么，然后他递给我一本薄薄的灰色杂志。“翻到第11页。”杂志是缅因州什么地方印制的，刊满了打油诗和一段段白描，各段落之间用星号隔开。在第11页，我发现一首题为《佛罗里达之黎明》的诗歌。我溜了一眼，只见一个意象又一个意象，什么西瓜灯啦，龟背绿色的棕榈树啦，有凹槽的仿佛希腊建筑缩影的贝壳啦。“不错。”我想，真恐怖呀。“谁写的？”巴迪露出一种古怪的傻笑问道。我的目光落在当页右下角的名字上：巴迪.斯.威拉德。“我不知道。”我赶紧又说，“我当然知道，巴迪，是你写的。”巴迪朝我挪近了些。我挪开了。对于肺结核我所知甚少，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疾病，它的发展神不知鬼不觉。我想巴迪还是坐在他自己那害人的肺结核菌的氛围里好了。“别担心，”巴迪笑了，“我不是阳性的。”“阳性？”“不会传染给你的。”巴迪停下，喘了一口气，就像人家攀登什么陡峭的地方时中途会做的那样。“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染上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新习惯，直瞪着我的眼睛，仿佛真想钻到我的脑袋里，好分析一下脑子里在想什么。“我曾经考虑过通过书信来问。”我眼前闪过一只淡蓝色的信封，背面印着耶鲁大学的印记。“后来我决定还是等你来，当面问你好。”他顿了一顿，“嗯，你不想知道什么问题吗？”“什么？”我用一种低低的，不置可否的语气问。巴迪坐到我身边来。他用胳膊搂住我的腰，将我的头发撩到耳后。我一动不动。然后我听见他轻声细语道：“你愿意成为巴迪.威拉德夫人吗？”我有一种可怕的冲动，想要纵声大笑。我想，在我遥遥仰慕巴迪的那5，6年中的任何一个时候，这样一个问题都会让我心跳停止。巴迪看出我的犹豫。“哦，我现在不成样子，我知道，”他快速地说，“我还在服用对氨基水杨酸，也许会失掉一两根肋骨，但是秋季我就可以回医学院了。最晚明年春天......”“我想有些话我应该告诉你，巴迪。”“我知道，”巴迪生硬地说，“你遇见什么人了。”“不，不是那么回事。”“那是什么呢？”“我永远都不会结婚的。”“你疯啦，”巴迪脸上露出喜色，“你会改变主意的。”“不会。我铁了心啦。”但是巴迪还是一副乐滋滋的样子。“记得吗，”我说，“开滑稽小品晚会那晚你跟我搭车一起回学院？”“记得呀。”“还记得你问我最想住在哪儿——乡下还是城里？”“你当时说......”“我说我既想住在城里，又想住在乡下。”巴迪点点头。“而你，”我以一种突发的气势继续说道，“哈哈大笑起来，说我那种思维方式绝对是神经质，那个问题就包括你那星期上的心理学课的什么问卷上？”巴迪的笑容僵在脸上。“是啊，你说对了，我就是神经质。我永远不可能在乡下或者城里安顿下来。”“你可以两边都住住，”巴迪建议道，希望能借此给我一些鼓励，“在城里住上一阵，然后再去乡下住一阵。”“那干吗说这种思维方式是神经质呢？”巴迪没有回答。“嗯？”我厉声逼问，心想，可不能对这些病人过分娇惯，这对于他们来说最糟糕不过，会把他们宠坏的。“没什么。”巴迪软弱无力，语气平淡地答道。“神经质，哈！”我轻蔑地大笑一声，“要是神经质意味着同时要求2样互相排斥的事物的话，那我就是神经质，没治了。在我有生之日，我就是要在一个又一个互相排斥的事物之间展翅飞翔。”巴迪把手放在我的手上。“那就让我跟你一起飞吧。”我站在匹斯加山滑雪坡道的顶端，往下眺望。我本不该爬到那么高的地方，我在那儿并无什么打算。我一生中从没有滑过雪。但我还在想，既然机会就在眼前，我就包揽一番景致吧。在我的左边，索道将一个又一个滑雪者运送到白雪皑皑的峰顶，峰顶被熙来攘往的人流踩得结结实实，在中午的阳光下融化了些，现在又板结成玻璃般坚实光滑了。凛冽的空气刺激着我的肺部和鼻窦，似幻似真。在我四周，到处是穿着红色，蓝色，白色夹克衫的滑雪者，他们飞速冲下令人头晕目眩的滑坡，仿佛一片片美国旗在雪中飘扬。滑雪坡道的尽头，仿制的小木屋将流行歌曲用扬声器传送到垂悬在山间的一片寂静之中。在君弗劳山峰从我俩的小木屋往下眺望.......像雪漠中一条无形的溪流，这轻快的旋律和生机勃勃的景象从我的身旁蜿蜒而下。只要我随意，潇洒地挥一挥臂，就会冲下坡道，向在观众中间的那个土黄色的小点点奔去，那个点就是巴迪.威拉德。第八章（3）2009-11-02 12:38 整个上午巴迪一直在教我滑雪。首先，巴迪从村里一位朋友那里借来了滑雪板和滑雪杖，从一位脚只比我大一号的医生妻子那里借来滑雪鞋，从一位护士学生那里借来一件红色的滑雪衫。他面对犟人所表现的执着真叫人目瞪口呆。这让我想起巴迪在医学院曾受过嘉奖，因为经他劝说之后，同意为了科学的利益——不管医学院需要不需要——让医学院解剖尸体的死者家属人数是最多的。我忘了奖金是多少，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巴迪穿着白大褂的样子，听诊器从白大褂的一只侧袋里露出一截来，俨然是他身体里的一部分，他微微笑着，弓身向人们致敬，劝说那些业已麻木无言的亲属在尸体解剖书上签字。其次，巴迪从他的主治医生那里借来一辆车，这位医生自己也患过肺结核，非常善解人意；散步铃声在那阳光照射不到的疗养院走廊里一响，我们便驱车出发了。巴迪自己也从未滑过雪，但是他说滑雪的基本要领很简单，因为他常常去看滑雪教练给学生讲授滑雪课，所以他教我还是绰绰有余的。在最初的半个小时中，我顺从地以倒八字形爬上一个小坡，一撑滑雪杖，便一下子滑了下去。巴迪似乎对我的进步很是满意。“很好，埃斯特，”当我第20次顺利滑下坡去，他说：“现在，你来试试上索道吧。”我在道上停了下来，满脸绯红，呼哧呼哧喘着气。“可是，巴迪，我还不会之字形滑雪呢。所有从山顶往下滑的人都会之字形滑雪。”“哦，你只到半山就好。从那儿往下滑，冲力不会太大。”巴迪陪着我走到索道边上，给我示范怎样用双手合在向前滑动的绳索上，然后告诉我手捏紧，上去。我从来没想到要说个不字。绳索像一条激烈扭动的蛇，我把手指扣在粗糙的，嘎嘎响着向前滑动的绳索上，上山去了。缆绳拖曳着我，一会儿摇晃，一会儿平衡，速度那么快，我压根儿不可能在半山上松手。我前面有一个滑雪者，我一放手就会被撞倒，什么滑雪板呀，滑雪杖呀会一股脑儿压到我身上来，我可不想惹麻烦，所以我一路安安静静地吊着，随着缆绳往上攀登。然而，站在峰顶，我犹豫了。我穿着红色的滑雪衫在那儿踌躇不前，巴迪一下子认出我来。他在空中挥舞手臂，恰似土黄色的风车。我瞧见他在给我打手势，告诉我在一群密集的滑雪者中间有一段空道，让我打那儿滑下去。然而，当我口干舌燥地，极为不安地摆好姿势时，那从我的脚边通向他的脚边的平滑的白色路径变得模糊起来。一个滑雪者从左边穿过那条路径，另一个从右边飞驰而过。巴迪的手臂仍然在虚弱地挥舞着，像是田野另一端伸出来的触角，那里充满细小的，蠕动着的微生物，像细菌，又像弯曲的明亮的感叹号。我的目光从那沸腾的露天竞技场移向更遥远的地方。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只巨大的眼睛向我注视着，被云霭遮蔽的太阳将四面八方寂静的白色滑道收之眼底，目光越过一座又一座的山峦，在我的脚下戛然而止。灵魂的深处有一个声音告诫我别干傻事——保全性命，收下滑雪板，借坡道旁边的矮松林掩护走下山去——就像一只败兴而归的蚊子一样逃之夭夭。我心中渐渐有一种冷冷的预感，这感觉像一棵树或一朵花那样渐渐长成：没准儿我会死的。我目测了一下到巴迪那儿的距离。现在他把手抱在胸前，看上去仿佛跟他身后的劈木围栏融合在一起了——棕色的一团，麻木不仁，微不足道。我慢慢地爬上山脊，将滑雪杖的铁齿往雪地里深深地戳进去，一使劲纵身飞了出去，我知道我已无法凭借任何技巧或为时已晚的意志的力量来使自己停下来了。我一直往下冲去。原先并未察觉到的一股凄厉的风猛地灌进了我的嘴里，吹得我的头发在脑后飘扬。我在下降，然而白灼灼的太阳却并未上升。它挂在波涛般的山巅上，一个没有知觉的枢纽，没有它，世界就不可能存在。我身体内有一个小小的回应的点向它飞去。我感到我的肺部充满了喷涌而来的景色——空气，山峰，树林，人们。我想，这就是所谓幸福吧。我一头栽了下去，越过以之字形滑雪的人们，学生，专家，穿过年复一年的双重人格，微笑，妥协，回到我自己的过去。人们和树木在我两边向后闪去，就像隧道漆黑的两壁，我则冲着隧道另一端静止，明亮的那一点，那水井底部的卵石，那蜷缩在母亲肚子里的白嫩嫩，甜蜜蜜的胎儿径直奔去。